他笑了起来。
“要是阿尔芒，你敢吗？”
“你干吗这么问我？”
“回答我。”
“那你呢？”
“问我？为什么不？既然他现在有一大堆钱。我就是要把别人的钱骗到自己手里，没什么道理可讲。你呢，回答我。”
根据他说话时态的变化，突然出现的现在时代替了表示疑问的未完成体过去时。我心领神会，我们刚才已经达成一致，就是准备偷阿尔芒的钱。而我知道，刚才我是机关算尽、冒充好汉才假装厚颜无耻向史蒂利达诺声称我可以下手偷阿尔芒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残酷无情，对付一个朋友的残酷无情的行动也就不在话下了。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有某种东西把我们拴在一起，我们串通一气的同谋并不是物质利益驱使的结果，而是派生于难解难分的友谊。我回答说：
“这很危险。”
“没那么严重吧。”
史蒂利达诺竟然置他同罗贝尔互致的友谊于不顾，对我提出这样一个背信弃义的建议，想到这点我就心潮澎湃。若不是他的微笑婉言谢绝，出于感激之情我真想紧紧地拥抱他。最后，我这样想，史蒂利达诺可能也向罗贝尔提出同样的要求，被罗贝尔拒绝了。就在这个时候，罗贝尔企图同阿尔芒建立亲密关系，就像我同史蒂利达诺沆瀣一气一样。但我确信，我已经在花式舞的交叉移位中，选好了自己的男舞伴。
史蒂利达诺对我说明了他需要我干的事情。有一艘叫“阿润泰”的巴西不定期货轮，船上的水手和机械师有大量的鸦片要交给阿尔芒，我必须在阿尔芒把货转到荷兰或法国之前趁机把货偷到手。
“对阿尔芒还有什么顾虑下不了手的呢？我们在西班牙，可称得上是患难之交呀。”
史蒂利达诺谈起西班牙，就好像谈论英雄的战场。我们曾一起在冰天雪地中连夜跋涉过。
“阿尔芒，对他你不要想得太多，他也可以敲诈别的家伙……”
我明白我不该进行反驳。既然我没有足够的力量独自发布强行实施的道德法规，我只好玩弄惯用的骗术，以伸张正义的面目采取行动，以便为我的罪孽开脱。
“……他这人肆无忌惮。大家对他议论太多了。凡认识他的人你都可以去问问。”
“要是他知道是我……”
“他肯定不会知道。你只要告诉我他把货藏在什么地方就行了。他一出去我就上他的窝点去。”
我试图救阿尔芒，因此又说道：
“我才不相信他会把那东西藏到自己的房间里。他肯定有一个秘密窝藏点。”
“那就要找到窝点。你那么机灵不会找不到。”
在他向我表示敬重之前（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我也许就不会背叛阿尔芒了。光这个念头就会叫我深恶痛绝。只要他不给我以信任，背叛就毫无意义，只不过遵循一下指导我生活的基本准则罢了。今天我已爱上了他。我承认他是全能高手。即使他不爱我，他也把我当他的人。他的道德权威对我来说是绝对的，也是宽厚的，以致在他的内部不可能发生精神叛逆。我只有在情感领域里活动才能感受到自己的独立性。背叛阿尔芒的念头照亮了我。我太怕他可也太爱他了，以致不能不想欺骗他，背叛他，偷他的东西。我预感到伴随冒犯行为而带来的不安的快感。如果他是上帝（他早就知道怜悯），而且讨好过我，那么对我来说，否定他就是很愉快的事情。更妙的是，史蒂利达诺并不爱我，我也不能背叛他，可他却在这件事上帮了我的忙。史蒂利达诺其人个性锋芒毕露，惟妙惟肖地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刺进心脏的匕首。魔鬼的力量，他对我们施加的威力，从他的讽刺挖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之所以有魅力，也许仅仅在于他的冷漠。阿尔芒用来否定现存法规的力量证明他自身有力量，也证明了这些法规管束我们的力量。史蒂利达诺却嘲笑这些法规。他的冷嘲热讽感化了我。一个大美男子的脸上敢于表露嘲讽的表情的确令我陶醉。
我们进入一间酒吧，史蒂利达诺向我布置我该干什么。
“你对罗贝尔说了吗？”
“你疯了。这事只有你我知道。”
“你以为这样能搞到钱吗？”
“当然啦！他是一个守财奴。他在法国做了一笔大生意。”
史蒂利达诺好像早就有了预谋。他一直在我眼皮底下过着一种隐秘的黑夜般的生活，现在我突然发现他从地下冒了出来，原形毕露了。在他的微笑背后，他在警戒，他在窥视。我们走出酒吧时，一个乞丐过来请我们开恩，向我们讨几个苏。史蒂利达诺相当蔑视地看了看他。
“兄弟，像我们这样干吧。你如果要钱，去抓就是了。”
“请告诉我钱在哪儿。”
“在我口袋里，如果你要，伸手去找呀。”
“您这么说，如果您是……”
史蒂利达诺不再搭理叫花子，否则对话就没完没了，而且他的心肠也有被软化的危险。他很善于快刀斩乱麻，显得格外严厉，表现出干脆利落、毫不含糊的方面。
“我们嘛，需要钱的时候，哪里有就到哪里去拿。”他对我说，“我们才不为笨蛋去冒风险。”
他很清楚，这是给我一次严厉教训的极好时机，或者他本身需要进一步在利己主义中安身立命，他才用如此轻狂的方式说话——带着妙不可言漫不经心的口吻——以至于这个训导在夜里，在雾里，具有一种哲学真理的架势，虽然有点张狂，但倒也迎合我天生的恻隐之心。事实上，我能够从这种反天性的哲理中辨认出一种能够保护我自己免受戕害的道德态度。
“你言之有理，”我说，“万一他被逮住了，去坐牢的又不是他。要是他有胆量，自己擦屁股就是了。”
我出言不逊，不仅有损我一生中最可宝贵的时期——尽管藏而不露——而且分明把我置身于分享宝石的财富之中，置身于宝石商的都市之中，置身于自私孤独、八面生辉的夜晚之中。我们向西尔维娅活动的地点走去，但我们晚了一步，她已经回家了①。（我注意到，只要谈及他的女人，他的冷嘲热讽之火立刻熄灭。他谈起她时既不亲切但也不嘲笑。）在比利时卖淫不像在法国那样受到管制，皮条客可以同情妇公开同居，而无任何风险。我同史蒂利达诺朝他的住所走去。他很鬼，不再跟我谈我们的计划，却煞有介事地谈起我们在西班牙的生活。
①我们很快离开那地方，因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信号：妓女们不在拉客的地点招摇时，警察马上就要来了。当地有一句谚语说：“没有妓女的地方就有警察。”——原注
“那时候，你肯定有一个相好。”
“那么现在呢？”
“现在？现在还有吗？”
我以为他是想证实一下我的爱，也希望我为了他而抛弃阿尔芒。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我们刚从一个光彩夺目、人声鼎沸的地方回来。
“今非昔比了。”
“没瞎扯吧？”
他微微一笑，一边走一边瞟了我一眼：
“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史蒂利达诺的微笑很可怕。我处心积虑——过去常有，近来犹甚——要强于自我，超越本性，说他的谎话，这使我说了一句话，虽然口气非常平静，但却具有挑衅性。我不得不解释并阐述一下这第一个主张，就像阐述定理的前提一样。只有经过解释才能产生我的新态度，而不是相反。
“一切正常。”
“是这样吗？你不像从前那样喜欢我了。”
“我不再爱你了。”
“啊！”
此时，我们正从铁路高架桥的拱门上经过。没有比那地方更黑暗的了。史蒂利达诺停下了脚步，向我转过身来。他朝前迈了一步。我没有后退。他的嘴唇几乎贴着我的嘴唇，喃喃说道：
“让。我就喜欢你不要脸。”
彼此沉默了几秒钟。我怕他会拔刀子杀我，我想只好听天由命了。但他笑了。
“给我点支烟。”他对我说。
我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火，吸了一大口后，插到他双唇正中。史蒂利达诺巧舌一转，就把烟嘴挪到右嘴角上，他仍然微笑着，又向前迈了一步，威胁我若不后退，就会被烟烧坏了脸皮。我搁在身前的那只手不自觉地向他身上摸去：他顿时兴奋起来。史蒂利达诺微笑着，直钩钩地看着我的眼睛。他轻易就把一大口烟储存在胸腔里。他张开嘴巴时竟没有一丝烟雾泄露出来。从他身上，从他的附属物上面，让人看到的除了残忍还是残忍。柔情蜜意被一扫而光。然而，不久前，我却看他处境十分狼狈。杂耍场出了个新招，盖了个大木棚子，美其名曰“镜宫”，实际上是由诸多玻璃板组成的迷宫，有些背面涂上了锡粉，有些则保持透明。付了钱就可以进去，问题是如何出来。到时候，自己不是失望地面对自己的形象，就是面对一透明玻璃板之隔的观众。街上看热闹的人纷纷来助兴，都来寻找那条看不见的出路。（我下面要说的场景顿时使我萌发创作芭蕾舞剧《阿达姆之镜》的念头。）那天，我来到木棚子附近，惟有这里热闹非凡。观众这么多，肯定有精彩的节目看。观众笑声不断。我发现罗杰也混在人群当中。只见他审视错综复杂的镜面系统，脸绷得紧紧的，颇具悲剧色彩。当时我还没有看见史蒂利达诺，但我知道他一个人已经在众口睽睽之下，在玻璃回廊之中迷失了方向。谁也听不见他说什么，但从他的手势，从他的嘴形，大家看得出他在大发雷霆。他看到观众正在看着他大笑，怒不可遏。迷宫的管理人员对此毫不在意。这种狼狈相司空见惯。史蒂利达诺孤立无援。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出了迷宫。奇怪的是，世界突然云遮雾障。笼罩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的阴影，原来是我面临绝望的孤独感投下的阴影。因为，史蒂利达诺此时已无奈地停止了喊叫，也不再去乱撞玻璃镜子，听任观众围观嘲笑起哄。他索性蹲在地上，表明他已经山穷水尽了。我顿时犹疑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是一走了之还是为他去战斗，把这座水晶监狱砸个稀巴烂。我看了看罗杰，但他没有看见我，他始终盯住史蒂利达诺。我向罗杰走去，只见他梳着中分头，柔软平直略向内卷的头发顺着两颊垂落而下，直贴到唇边。侧面一看，他的脑袋活像棕榈树的形状。他已经眼泪汪汪。
如果有人指责我利用枝节藤蔓大做文章，诸如游艺场的木棚子、监狱、鲜花、渎圣的脏物。车站、边界、鸦片、水手、港口码头小便池、葬礼、低级酒吧包间等等，编造出俗不可耐的的情节剧，并把诗意与廉价的别致混为一谈，我该怎么回答？我说过，我喜欢一美遮百丑的不法之徒，他们除了肉体美之外无美可谈。上述枝节洋溢着男子汉的暴烈和粗野气息。女人的脂粉气与此格格不入。只有男子汉的行为举止才能点燃阳刚气概。北方的游艺场是专门为高大的金发美男子举办的。只有他们在这些场所进进出出。姑娘们想高攀这些男子汉的膀子还很费劲呢！只有这些娘们才嘲笑史蒂利达诺的不幸。
罗杰终于拿定主意走了进去。我们还以为他会在镜子之间迷路。只见他时快时慢，进退自如，步子自信稳健，低头只看着地面，因为地板没有玻璃镜子那么多虚伪。他心里很有把握，很快就来到史蒂利达诺身边。我们看得见他启动双唇喃喃有词。史蒂利达诺这才站了起来，慢慢恢复了镇定，他们出来享尽了殊荣。他们没有看见我，悠闲自得，嬉笑打闹，继续他们的节日活动，可我却独自回到住所。是不是史蒂利达诺受辱的形象使我如此心慌意乱？我已经知道，他可以把整支香烟的烟雾咽进肚子里。其实，香烟燃烧完了，心中也就埋藏下星星之火。只要他一呼吸，他的脸便容光焕发。我的手刚摸到他身上，就感到他勃然兴起。
“她讨你喜欢吗？”
我没有回答。何必呢？他知道我充好汉没有成功。他从口袋里抽出左手，用胳膊搂住我的双肩，紧紧地把我抱在他怀里，但他仍然衔着那支烟，生怕我吻他。有人走了过来。我连忙低语道：
“我爱你。”
我们彼此分开了。待到我在他旅馆门前向他告别时，他已经胸有成竹，有关阿尔芒的情况，我会向他和盘托出。
我回到旅馆，独自进房上了床。即使我的情人们正在欺骗我或憎恨我，我也绝不会憎恨他们。一堵墙把我和阿尔芒隔开，他正同罗贝尔睡在一起，我很痛苦，恨不能取代其中的一个人，或索性同他们混在一起，或成为其中的一员。我羡慕妒忌他们，但我没有丝毫的怨恨。我上木板楼梯时蹑手蹑脚，因为脚步重了会引起连锁反应，吱吱嘎嘎的响动立刻会吵得附近的房间不得安宁。我想，那天晚上，阿尔芒解下皮带时，没有把皮带当鞭子抽得劈啪作响吧！他该看到自己强烈的男子汉苦闷，他肯定用若干无声的动作示意罗贝尔要顺从地满足他的鱼水之欢。对于我来说，阿尔芒进一步证明了他的高强，这种高强来源于不幸，来源于卑鄙下流。这条纸花边与叫花子的把戏有着同样脆弱的结构，天生就与你们的道德格格不入。它属于造假的骗术之类，与伤口、残肢、瞎眼一样都是为了掩人耳目。
本书并不想成为一部艺术作品，成为脱离作者、脱离世界的东西，像孤鹏独雁在空中继续寂寞的旅行。对我过去的经历，我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口气、用其他词汇来进行陈述。我把往事染上了英雄的色彩，因为我心中有这样做的资本，那就是激情。考虑到前后连贯，谐调一致，我有义务从本书的基调出发继续我的冒险。它将有助于使往事给我的提示更加明晰，我一而再、再而三弹指强调贫困和受惩罚的罪恶。我正是冲着它们而去的。但我并不像基督圣徒那样精心策划反复预谋务求达到目的，而是步履蹒跚，并不想极力掩饰我行动的疲劳和恐惧。
但大家能理解吗？这里并不是要实行一种不幸的哲学，其实恰恰相反，我向往的苦役犯监狱——我们如此命名世界之地和精神之所——给我带来的欢乐远远超过了你们的体面荣光和佳节喜庆。不过我还是要寻求后者。我渴望你们的承认，祈求你们给我戴上桂冠。
我的这部英雄化了的著作，成了我的《创世纪》，它包含着——必须包含着——我无法违抗的清规戒律：只要我当之无愧，那么我将获得无耻的光荣，本书便是享誉无耻光荣的大师。因为，我若不按照大师的诫令行事，还能参照谁的训示？单就从最平常的道德观念来看，此书势必将我的罪身连拖带拉送进监狱，这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说得更透彻一些，并不是根据你们惯用的从简从快的程序，而是它本身注定难逃厄运。我早已在书中有所安排，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厄运正把我作为证人，作为试验场，作为对它的道德和我的责任的反复考验而保存下来。难道不是吗？
苦役犯监狱里可喜可庆之事甚多，我真想一吐为快，我的身边有那么多受伤害的男子汉，这已经使我受宠若惊了。我刚才只是蜻蜓点水，不过其他途径（如军队、体育等）也能给我带来类似的幸福。《日记》的第二卷，我想题名为《风情杂记》，打算在书中记叙、描写和评论一座内心苦役营的可喜可贺的节庆盛事，那是我穿越我的所谓“西班牙”领地之后心灵的发现。
让·热内编年小传
1910～1915
让·热内（JeanGenet）生于1910年12月19日，巴黎阿萨斯街89号公共救济院塔尔尼埃医院。母亲卡米耶·加布里埃尔·热内，时年22岁，单身，自称是“女管家”。当时父亲健在，但“不留姓名”。
7个月后，即1911年7月18日，母亲将孩子抛弃在育婴堂，从此一去无消息，不曾回头看望亲生儿子。
同年7月30日，让·热内被一家姓雷尼埃的乡村小工匠收养，家住莫尔旺山区的阿里尼村（Alligny-en-Morvan），后来，作家在小说《鲜花圣母》中提到这里。养父母承诺将他养到13岁。他有幸得到一位奶妈的看护，奶妈使他从小受到基督教的教育，并加入了阿里尼教堂的唱诗班。
1916～1923
1916年9月，让·热内进入地区学校读书，品学兼优，名列前茅。但有一次教学活动对他幼小的心灵打击很大。60年后，作家在一次会见中谈及此事。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是法国人，就不是村里人。我知道这事的方式简直幼稚之极，愚蠢之极。事情是这样的：老师要求写一篇小作文，每个同学都要描写他自己的住屋……根据老师的评价，我的描写最精彩。他大声向全班朗读了我的文章，但所有的同学都耻笑我，说：‘可这不是他的屋子，他是一个捡来的弃儿。’我顿时感到心被挖空了，蒙受了奇耻大辱……哦！话虽不太厉害，但我恨法国。岂是一个‘恨’字了得，应该比恨还要深，说法国令我作呕也不过分。”（见《公开宣布的敌人》）。
从此，他就开始小偷小摸，他偷学校的尺子、铅笔，从养父母那里偷几个小钱买糖果点心让同学们分享。他在没有发表的一则“小偷日记”中写道：“10岁时，我就偷我所爱的人，我也知道他们都很穷。人家发现了，都管我叫小偷。我想，小偷这个字眼对我伤害很深。”
1922年4月养母欧仁·雷尼埃去世，让·热内改由其女儿贝尔特抚养。1923年7月小学毕业，成绩全区第一。这是他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领到文凭，后来他再也没有机会接受任何学校教育。
1924～1929
1924年10月，他被送到巴黎地区一家学徒培训中心学印刷。但才过半个月，他就从中心逃跑，并给小伙伴留下话说，他要去埃及或美洲。中心主任在报告中已经注意到他像女孩子一般“娇柔”，“冒险小说读得太多，精神状态可疑”。
不久有人在尼斯发现了他，他被重新送回公共救济院收容。此后两年，他像商品一样被频繁转手，在好几个作坊、农场干过活，受到非人的待遇，实在难以忍受，他一逃再进。他做梦都想逃离法国，警察不时在车站、列车、港口城市抓到他。他很快被遣送回巴黎。
1925年4月，他被安排到盲人作曲家热内·德比克塞依家里学习诗歌艺术，但到了10月就被开除了，原因是他在一次集市上“挪用”并“挥霍”了一笔钱。
16岁那年，即1926年3月，他第一次尝到被监禁的滋味，在小罗盖特监狱蹲了3个月的班房。6月被释放，7月又因无票乘车被拘留，送到莫城关押了45天。
9月2日，法院委托都兰的梅特勒农村儿童教养所对他监督劳改，直到他成年。他在里面待了两年半。在他看来，这是一座“儿童苦役犯监狱”，他在里面染上了同性恋怪癖。在这间儿童地狱里，他感到“反常的幸福”，长篇小说《玫瑰的奇迹》对儿童教养所的生活有大量描写。
1929～1935
年满18岁后，让·热内应征入伍。他志愿到法国东方部队服役，1930年1月28日到达贝鲁特，加入驻守在大马士革的布雷连，在那里当了一年兵。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和阿拉伯世界接触，为他晚年的阿拉伯情节埋下了伏笔。
1931年7月，他被调到法国另一支殖民军——摩洛哥土著兵团——服役，在摩洛哥驻守19个月。
1933年6月复员后，曾在巴黎拜访了大作家纪德，尔后即决定进行一次长途跋涉，声称要去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坦。他从巴黎出发，徒步南下，来到西班牙，但不久就走不动了。他写信给纪德说，他“一路流浪，从一个村镇走向另外一个村镇”。从后来发表的自传体小说《小偷日记》可以看出，他靠乞讨和卖淫为生。
1934年4月，他重返军队，签署了第三次服役合同，在图尔的阿尔及利亚土著兵团当兵。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名着，特别对俄国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感兴趣。1935年10月，他继续签约服役，被调到驻扎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的摩洛哥殖民步兵团当兵。
1936～1937
1936年6月18日，让·热内因不堪忍受长期待命而开小差逃离部队。为了躲避追捕，他不得不四处漂泊，穿越欧洲一路流浪，历时一年，行程855公里。《小偷日记》就是这段生活的回忆和写照。
热内揣着假证件，从尼斯出发，化名热杰蒂进入意大利边境，来到布林迪西，然后乘船准备去阿尔巴尼亚，但很快被驱逐出境。他又企图在希腊的科孚上岸，没有成功。于是他偷渡到南斯拉夫，但一到贝尔格莱德即被捕，监禁一个月，然后被押送到一个边境村庄，但后来警察又在意大利的巴勒莫发现了他，他正准备偷渡到非洲。他又蹲了一阵子班房，然后被推向奥地利。但刚落脚维也纳就被捕，于是又蹲监狱，被驱逐，1936年年底流落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在那里不久又被捕，于是他请求政治避难。在人权协会的保护下，他在当地住了近半年，给一个德国籍犹太医生的女儿上法语课，女学生叫安娜·布洛克，当时34岁，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异性恋，但他声称是一次未发生性关系的“白恋”。
1937年5月，他重新开始流浪，徒步翻越波兰边界。在波兰的卡托维兹被捕，监禁14天。尔后，他穿过希特勒德国，他很惊讶，德国“既是警察国家，又是犯罪国家”，在人人皆偷的国度里，他进行偷盗心安理得，有得心应手之感，《小偷日记》对此有独特议论。
接着，他在比利时短暂逗留后，重新回到巴黎，但不久又打算浪迹天涯。7月28日，他写信给安娜·布洛克：“……我只好南下，朝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刚果挺进，然后去美洲……”
1937～1941
1937年9月16日，他因在萨马里丹几家商店偷了12条手绢的现行罪被捕，被判处一个月监禁，缓期执行。3天后，警察发现他携带手枪和偷盗来的身份证，他又一次在巴黎被捕，判刑5个月。他写信给安娜·布洛克说：“您不要来看我在牢房深处的惨相。这种苦修的状态当然是孤独的。基督教诸位大圣徒们难道不正是追求这样的境界吗？”
经调查证实他是逃兵后，他可能被判重刑，但精神病检查结论对他有利（精神失常，反复无常，无道德观念）。当局允其提前退伍，仅判处他2个月监禁。但此后接连出事。1938年5月释放后，10月又因偷4瓶开胃饮料被捕监禁2个月。1939年1月释放，5月因使用假车票在火车上被捕，坐牢35天。释放仅3天，又因流浪罪被捕监禁15天。回巴黎后，10月在卢浮宫商店偷一件衬衫和一块零头绸布被捕，2个月监禁。12月17日释放，2个星期后在市政厅集市上偷一块边角毛料，10个月监禁。
1940年12月，他在圣米歇尔大街吉贝尔书店偷书（历史和哲学图书）被当场抓获，4个月监禁。
1941年12月，他因偷一块布料被一位裁缝追逐，却撞在一位书店老板手里，几天前他偷了书店新出版的几部普鲁斯特著作，两案并发，判处3个月零1天监禁。
1942
这一年，让·热内尽管也吃了不少苦头（坐了9个月牢房），但对他的一生来说则是重要的“魔术般”的年头，是他从小罪犯到大作家大转折的关键一年。
这年年初，他在桑特监狱开始创作《鲜花圣母》。
3月被释放后，他在巴黎塞纳河岸边摆旧书摊，出卖他偷来的书。4月，他因偷书被捕被判处8个月徒刑，被关进弗雷纳监狱。他在里面创作了长诗《死刑犯》，然后自费印刷。10月出狱后，他设法将自己的诗歌小册子流传开去。他同一位叫弗朗索瓦·桑丹的小知识分子有联系。一天，桑丹来到热内的房间，发现了热内创作的一大堆手稿，有小说、剧本和电影脚本。年底，长篇小说《鲜花圣母》已经脱稿。
1943～1944
1943年2月，让·热内时来运转，通过书摊两名热心顾客的介绍，他认识了当时有名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让·科克托。大作家看了《鲜花圣母》，起初对小说的粗俗内容很反感，但马上就发现小说的重要文学价值，即设法将书出版。3月1日，热内同科克托的秘书保罗·莫里安签署了他的第一个出书合同，此时，他正创作第二部小说《玫瑰的奇迹》。
5月，他因偷一部绝版书再次被捕。作为惯犯，他很可能被判处终身流放。科克托请了一位大律师为其辩护，审判那天，由于有“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出庭助威，热内只被判了3个月的监禁。
9月24日，热内释放后不到3星期，又偷书当场被抓获，蹲了4个月的牢房，此时，《鲜花圣母》秘密出版，正在装订之中。12月，他在桑特监狱接待一位名叫马克·巴尔贝扎的年轻出版商的探狱，不久，巴尔贝扎成了热内著作的主要出版商。1944年1月，形势急转直下，他不但没有被释放，反而被当作流浪汉转押到图雷尔劳改营，准备送往当时法奸保安队控制的集中营。就在这危急关头，科克托再次动用他的各种关系将热内保释。但终身流放的判决并没有被解除。
1944～1948
1944年4月，在马克·巴尔贝扎主办的杂志《孥》上发表了《鲜花圣母》的片段，这是热内首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5月，在弗洛尔咖啡厅，让·热内认识了大作家萨特。
8月19日，他最亲密的一个朋友，年轻的法共抵抗战士让·德卡宁在解放巴黎战役中牺牲，他开始写长篇小说《盛大的葬礼》献给烈士。
1945年3月《盛大的葬礼》脱稿，即投入《布雷斯特之争》。诗集《秘密的歌》在《孥》上发表，第二年，《玫瑰的奇迹》也在该社出版。
1946年，热内开始自传体小说《小偷日记》和诗歌《絮盖渔夫》的创作，改写了他的旧剧作《严加监视》，并投入剧本《女仆》的写作。1947年4月19日，《女仆》在阿特涅剧院上演。7月，两个剧本在杂志上发表，获七星诗社奖。诗集《苦役》发表。11月《盛大的葬礼》在伽利马出版社不署名出版。12月，《布雷斯特之争》（科克托插图）在保罗·莫里安处秘密出版。
1948年5月31日，芭蕾舞剧《阿达姆之镜》上演。《弩》杂志社出版了让·热内的《诗集》。他还开始写剧本《辉煌》，但生前不让搬上舞台。他写了一篇广播稿《罪童》，但受到禁止。
1948年秋，瑞士出版商阿贝尔·斯基拉秘密出版了小说《小偷日记》，伽利马出版社不甘示弱，几个月后也连忙出版。
根据刑法规定，让·热内必须继续服刑。以萨特和科克托为首的“全巴黎文学界”呼吁总统赦免对热内的刑罚，让·热内名声鹊起。
1949～1954
让·热内的文学成就开始得到文学评论的重视和承认。1949年2月，剧本《严加监视》在马蒂兰剧院上演，法国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开始关注“让·热内现象”。伽利马出版社则加紧出版《让·热内全集》。
1949年8月12日，法国总统发布特赦令，免除了对让·热内终身流放的刑罚。但作家却陷入了莫名其妙的精神危机，沉闷不语，几乎搁笔了五六年。他的创作源泉来自暗无天日的牢笼，一旦脱离了牢笼，竟然有茫然若失的感觉。他后来对一位记者说：“自由了，我却迷路了。”
1949年，《小偷日记》由伽利马出版社正式出版。
1952年，文学大师萨特为热内全集的出版鸣锣开道，写了《喜剧演员和殉道者圣热内》一卷长篇序言，顿时使让·热内闻名全世界。热内心理上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压力。他对科克托说：“你和萨特给我塑了像，其实我是另外一个人。这另外一个人有话要说。”
这时期，热内在其好友扎瓦的陪同下到处旅行，去了意大利、德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此时，他对电影情有独钟。1950年他编导了短片《爱情之歌》。他还写了两部电影剧本：《禁止的梦》和《苦役犯监狱》。
1955～1961
从1955年开始，作家恢复了创作活力。他从戏剧创作中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3部剧本先后推出，使他在现代派剧作家中名列前茅。
1955年春，他已经完成了《阳台》剧本的部分手稿，并开始创作剧本《黑奴》。12月，他又编了一出短剧《她》，但“忘”在出版商的抽屉里了，并开始《屏风》的写作。如果说热内这三部剧本的构思灵感来得很快，修改却异常艰难。《阳台》和《屏风》四易其稿，《黑奴》重写三次，而且每次再版都要根据演出效果和各方评论进行修改，艺术上精益求精。
1957年《阳台》在伦敦上演。
从1957年年底起，热内不再常住巴黎，又开始四出旅行，荷兰、瑞典、科西嘉、土耳其、希腊都留下他的足迹。
1958年，《黑奴》问世。在阿姆斯特丹，他在认真修改《屏风》的同时，酝酿一部7本系列剧《死亡》。10月，《黑奴》在吕代斯剧院成功上演。
1960年，《阳台》最终搬上了法国舞台。
1961～1967
1961年2月，《屏风》在《弩》上发表。此时他已50岁，正处于荣誉的顶峰。他的书被译介到全世界，他的剧本到处上演，风靡一时。他对旧作《苦役犯监狱》进行修改。
1966年4月16日，《屏风》在巴黎著名的奥德翁剧院上演，引起轰动和风波。
1967～1972
1967年12月22日，他开始一次远东的“再生”旅行，小住日本，途径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中国。
1968年5月，巴黎发生学生造反运动，他立刻从摩洛哥赶回法国，支持学生游行，但拒绝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同年8月，他应美国一家杂志社的邀请，到美国参加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
1969年11月，他再次到日本，参加日本铁路员工的游行活动。
他对法国外国移民的生活条件深表关切，与萨特、杜拉斯等作家站在一边，参加外国移民的游行活动。
1970年3月1日至5月2日，他在美国声援“黑豹运动”，在各大学做报告，向新闻媒体发表文章和声明，呼吁释放美国黑人运动领袖。
1970年10月20日，根据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建议，让·热内访问了设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原定逗留一星期，结果在那里住了半年。12月初，他秘密会见阿拉法特，获得通行证并允诺为巴勒斯坦人民作证。
1971年经过巴黎时，他联合一批作家写一本关于黑人斗士乔治·杰克逊的书，然后再写关于巴勒斯坦的书。
随后的两年内，他三次来到约旦。但1972年12月，他被当作“煽动者”驱逐出约旦。
1973～1981
由于美国拒绝给让·热内办理入境签证，约旦又禁止他入境，他只好留在法国编撰关于巴勒斯坦和美国黑人的著作，但进展很缓慢，10年后才成书。
1974年，雅克·德里达出版了一部题为《丧钟》的书，系统地评论了让·热内著作，此书得到被批评者的认可。这一年，热内在《人道报》等报刊上发表同情和支持外国移民斗争的文章，再次到摩洛哥、土耳其和希腊等国旅行。
1976～1978年，他又在电影创作上费了不少精力，但半途而废。
1977年，他为德国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旅”成员写的书作序，并在《世界报》头版发表，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后来他不得不沉默了两年。
1979年他患喉癌住院治疗，身体明显开始虚弱。
1982
从1982年3月起，热内移居摩洛哥。
同年9月，他陪同一位巴勒斯坦女青年重返中东，来到贝鲁特的第二天，正好遇到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首都，他们目睹了以军血洗巴勒斯坦营地的暴行。19日，让·热内是进入尸横遍地的夏蒂拉巴勒斯坦营地的第一位欧洲见证人。他感到大为震惊，立刻赶回巴黎，发表了重要的政治性文章：《在夏蒂拉的四小时》。
1983～1986
1983年7月，热内根据他多年写的手记和草稿，不分日夜撰写他的最后一部书《一个恋爱中的俘虏》，因为他知道病情开始恶化。
1983年12月，让·热内荣获法国文学大奖。
1984年7月他再次重返约旦，去看望他熟悉的人和地方。
1985年8月，他对最早的剧本《严加监视》进行修改。
1985年12月，《一个恋爱中的俘虏》脱稿。
1986年4月14日午夜，让·热内逝世，享年76岁，安葬在摩洛哥北部沿海西班牙城市拉腊歇的旧墓地上。
1986年5月，《一个恋爱中的俘虏》由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人们从书中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的看得见的一生只是精心伪装的一个个圈套。”
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