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就听我的，知道什么，快给我讲。”
“我可不知道该不该讲，我反正是那么个直性子，我就讲给您听吧！”
“唔，好。”
“前天晚上，彭司令员把我们方主任叫去了，关起房门讲了很久。方主任一回来就慌手慌脚。昨天上班的时候，他带着听诊器、处方笺，还跑到病历档案室把胡连生的病历本取出来，匆匆忙忙往外走。我一看就知道有鬼。正好，胡连生还有几针治风湿病的中药注射剂在我手里没有打完，就以给他打针为借口，在主任去了不久，我也撞去了，看了他全部诊断过程。那个姓胡的根本不承认他是精神病，大骂有人在背后搞他的鬼，有意要害他。真是头猪，人家要救他，他还不知道。”
“很好！很好！很好！”江部长激动、高兴而紧张地说，“小刘，你立了一大功。好！好哇！你是忠于毛主席的，又很能干，很聪明，好！好！”
“可是，我也只能做这么一点事了。”
“不，你以后可以做大事。你……有条件，有很好的条件。”
“全靠您带着我了。”
“带着你，带着你，一定要让你锻炼出来。”
江部长开始沉思了，伸出一个指头，在空中这样划一下，那样点一下，时而绕一个半圆，时而又往膝盖上一戳。刘絮云静坐在那里痴痴地看着，像不懂事的孩子怀着崇敬和迫切的心情，看着能干的爸爸在给她做一件新奇玩具一样。
“呃……”江部长找出了一个疑点，“你怎么知道彭其跟方鲁谈话的事啊？”
“邬中讲给我听的。”
“哦，对对，邬秘书，他的情报是最可靠的。”
“他开头还不愿意告诉我呢！露出半句话来就连忙收住，深怕我知道了到外面去乱说。哼！不告诉我能行？那就别想到我床上睡觉。”
“邬中这个人……他现在怎么样啊？”
“他呀！思想负担挺重的，回到家里经常愁眉苦脸不说一句活。我反复追问，才知道是彭司令员犯了大错误。他是他的秘书，怎么能不着急呢！首长出了事，秘书还跑得了？江部长，您能不能帮助帮助他呀？”
“我……那要看他自己。”
“他对您倒是挺尊敬的，经常跟我讲，我们兵团最有水平最有能力的干部只有江部长了。但他又不敢多跟您接近，有顾虑，怕您不信任他。我跟他说，你怕什么！又不是别的，都是为了党的事业。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跟他划清界限，谁忠于毛主席，我们就跟他亲近。后来，他同意我的了，很想找您谈谈，但是没有机会。”
“你告诉他，随时来都可以，我，很愿意跟他谈谈。”
“那我就告诉他了？”
“可以可以。应该这样，小刘，应该这样，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伟大的斗争当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你这一些事都办得很不错。”
刘絮云像虔诚的教徒在神甫那里接受了洗礼，又感激、又幸福、又庄重地站起身，准备把药箱背上离开这个地方了。江部长连忙走上前去抓住她的药箱背带往下一压说：
“坐下坐下，你别走，就在这里吃饭，这里很方便，我跟服务员讲一声就行了，他们会送到房间里来。”
刘絮云半推半就地坐下了。
“唔，好啊！”江部长点了一支烟，贪婪地饱吸着，在房里转来转去，十分得意地自语道，“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正义的事业是深得人心的。想不到你这个……”他瞟了刘絮云一眼，见她很是驯服地蜜笑着，便大胆说出他那句不应该说的话来，“想不到你这个美人儿能主动参加办大事！真想不到！想不到！”刘絮云听了这话并不显得反感，只是更甜美地笑笑。江醉章见她如此，便对面坐下，大胆地欣赏起来。那隐藏在小翻领底下的乳白色与荷花色相谐的精巧服饰，使人感到她浑身都是柔软的，浸透温香的。
“哦，差点忘了。”刘絮云很会掐准时机来冲破这种不良气氛，“部长，我还没有告诉您呢！方主任下午两点钟就会把胡连生送进医院去。”
“是吗？好，想想，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他又伸出指头来开始画弧线了……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刘絮云来到拘留所，要求看守战士给她开开门去给胡连生打针。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她对警卫战士说，“什么样的罪犯也要给他治病，就是明天要枪毙的人，今天有病还要治。”
警卫战士为她开了门。
“胡处长，您吃了饭没有？”她跨进门表示关心地问。
“没有。”胡连生像放炮一样放出这两个字来。
“是他们不给您饭吃，还是您自己不吃呢？”
“我自己不吃，我要绝食，彭其不来看我，我就死在这里。”
“那可不成啊！人家司令员工作那样忙，谁知要轮到哪一天才能来看您呢！等到他有空来了，您已经死了，有话也说不清了呀！”
“他忙什么，我还不晓得！娘卖X的！他当司令，我当反革命，都是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娘卖X的！想见他一面都见不到。”
“哎呀！您这些事情我就管不着了，我是个护士，只会打针换药缠绷带。您的风湿注射药还有五针，我只知道每天要给您打一针，来吧！饭可以不吃，病还是要治的呀！”刘絮云在药箱里翻来翻去，好像怎么也找不到一样东西似的，急得时而抬手看看表。
“算了！你不要给我打了。现在我的身上尽是火，一身都是火，还打什么风湿针！”
“这个，我不能听您的，我是护士，我有我的职责。”仍旧在药箱里翻来翻去。
东西还没有翻到，外面开来了一部轿车，方鲁打开车门走出来，在他后面还有两个高炮连的大个子战士。
“方主任来了！”看守战士立正行了个礼。
“通知你了吗？”方鲁走近战士说，“他现在要进医院去。”
“通知了，我知道了。”战士说，“你们门诊部有个护士在给他打针。”
方鲁愣了一下，急迫地跨进门去。
“方主任，他不愿意打针，您看这……”刘絮云做出焦急和不满的神态，她手里拿着针管。
“那就算了吧！”
“那怎么行呢？”
“他马上就要进医院去了，到那里再说。”
“医院是医院，我们给他的治疗还是要完成哪！”
“行了，行了，你回去吧！”方鲁朝门外一指，不容分说。刘絮云悻悻地背着药箱出去。
方鲁走近胡连生，耐心地劝说：“胡处长，昨天检查以后，我们经过了会诊，您确实有病，经请示兵团首长，决定请您住院治疗。您要有耐心，疾病这东西只能这样，既来之，则安之，不要性急，脾气也要控制控制。有病的时候，要心平气和，尽量和医护人员配合好，才能把病治好；心情过于烦躁对病情不利。您看呢？现在已经来车了，就请您上车，我陪您一起去。医院也联系好了，是我们自己的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都知道您是老红军，会尊敬您的，一定会尽最好的条件为您治病，让您在那里安静休养。家里也不要担心，兵团首长已经做了安排。您到医院以后，家属可以随时去看望，在这里多不方便呢！您看怎么样，跟我们一起上车吧！”
胡连生想了一下，问道：“你们请示了哪个首长？”
“我们只是按照组织原则向兵团党委打的报告，批复也是党委，到底是哪个首长……恐怕不是个人的意见吧？”
“这是阴谋，我不去！我要跟彭其见面。”
“怎么是阴谋呢，您想到哪儿去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好好的一个人，把你当疯子关起来，你喊天不应，呼地不灵，完了！这一世就完了！”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胡处长，您一定要想清楚，冷静地想一想看，到底是医院好些呢？还是关在这里好些呢？您想想看。”
“我关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关在这里？我要出去，我要工作。”
“不行的！您不要想得太简单了。现在怎么能出去呢？谁敢让您出去呢？”
“我讲了吧！你们就是阴谋，就是为了不让我出去才把我关进医院。不去！坚决不去！我要亲自见彭其，彭其不在就把陈镜泉喊来。”
“陈政委也住在医院里，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哪个医院？”
“就是您要去的那个医院。”
胡连生又想了想说：“不！你们骗我的，想把我骗到那里去。不去！坚决不去！”
无论方鲁怎样反复解释，胡连生认定他们是搞阴谋，磨了快一个小时，毫无进展。方鲁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因而带了两个高炮连战士同来。没有办法，只得采取强制手段了，便把战士叫进来，打个招呼说：“胡处长，您现在神志不太清醒，我们为了给您治好病，只得暂时不顾礼貌了。”话一说完，两名大个子战士迅速走过来，抬起胡连生就跑。
没有吃饭的胡连生无力挣扎，只能将仅有的力量拿来破口大骂：
“你们是强盗！你们是一些土匪！娘卖X的！只会搞阴谋。我没有病，我好得很，你们偏要害死我。强盗！我要揭发你们，我要到北京去告你们。红军还没有死绝！总会剩得几个有良心的人！娘卖X的！彭其这个小子，变了！陈镜泉，变了！变成了土匪！成了阴谋家！你们勾结在一起，要把红军杀绝！你们就杀吧！杀吧！莫这样害我呀！杀吧！……”
两个战士已把他抬进轿车，方鲁打开前车门坐进去。不料让胡连生抽出一只手来，照着方鲁的脸一巴掌打下去，骂道：“老子揍死你这个阴谋家！”方鲁挨了一下，伸手捧住脸，痛苦地望着这个可怜的精神病患者。当胡连生举起另一只手又打下去的时候，刘絮云突然从另一个车门挤进来，将那只手紧紧抱住了。方鲁说：“你下去！”
“不行，他还要打人。”刘絮云全力以赴。
另一个高炮连战士因要绕过车尾从那边车门进来，落在刘絮云后面了。等战士一上车，刘絮云抢先下了命令：
“开车！”
第十一章 小船啊小船
在这个轰轰烈烈的年头，无休无止的轰轰烈烈的白天和夜晚，陪伴湘湘的却是寂寞、忧伤和烦闷。自从那天把钢琴锁上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她虽然任性，却也有些怜悯她那不幸的爸爸，无意跟他作对。
她每天睡得很晏才起床，总是像睡眠不足的样子，无精打采，神情恍惚，轻易不露笑容。她很少出门，对街上发生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上头又有规定，军人的直系亲属不许参加地方的群众组织，湘湘正好落得个逍遥运动之外。同是青年人，为什么她对如火如荼的斗争是那样冷漠？她的同学对她很不理解，偶尔遇上，总要说：“你为什么那样沉得住气呀？”湘湘淡淡地一笑，算是做了回答。她不愿意看见，也不愿意听见哪个著名的大干部垮台挨斗的消息，她对那些狂热的造反群众总是怀着怨艾和猜忌。她仿佛觉得，她的温暖的家就像一条飘泊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随时都可能被浪头打翻；而那些造反者们便正是掀起巨浪的妖孽。
过春节这天她破例起得很早，换上一身新衣裳，坐在窗户跟前望着小院门出神，冷风掀动窗帘，拂打着她的脸。她相信，今天大概不会有什么斗争，因为这是个传统的、最隆重的节日，红卫兵也未曾把它宣布为“四旧”加以废除。她幻想着能像去年春节那天一样，赵大明兴致勃勃地来到小院门外，对着这个窗户招手，领她到文化广场去看舞狮子，到海滩上去吹海风。可是，白白地望了半天，来的却是陈小炮。她带来了文工团围困政治部大院的消息，并邀湘湘同去看热闹。湘湘没好气地把小炮撵出房门，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下午，淘气的陈小炮打来一个电话，幸灾乐祸地说：“湘湘，告诉你好消息，你的歌唱家真棒，成了了不起的造反英雄呢！”湘湘在电话里回敬道：“你瞎说些什么？”小炮说：“我才不是瞎说哩！叫你来看你又不来，来瞧瞧吧！喇叭哇喇哇喇地正在叫唤，向他致敬哩！那些妖里妖气的舞蹈演员把他东一拖西一拽，快要分成八块啦！”湘湘听不下去了，把话筒一扔，又把自己关进那个小房间里去。
大雨滂沱，把最后一点希望之火彻底浇灭了，湘湘不得不相信小炮说的是真话。别的人愿意不过春节，疯疯癫癫闹造反，湘湘管不着；而赵大明也成了这样，湘湘是不能容忍的。她走进母亲的卧室里，关上房门，拿起电话，很快便听到了那个亲切的、很有共鸣的男声。湘湘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记得吗？”赵大明当然不会不知道今天是春节。湘湘又说：“去年的今天你说过什么话？”赵大明愣了半天，才忽然记起去年春节那天，在离开海滩的时候约定，下一个春节再来。当时吹着很大的海风，把他们冻得索索发抖，可湘湘却说那里的空气特好，阳光也比别处暖和。“记得！”大明在电话里说，“可是今年跟去年不同了，大家都在过革命化春节……”啪的一声，湘湘把电话挂断了。她要让赵大明明白，已经生他的气了，无论他怎么说都没有用了；她用这样的方式迫使赵大明马上到她这里来。过去每逢这种情况，大明总是立即赶来，该解释的解释，该道歉的道歉，一直要到湘湘重新露出笑容来了，风波才算平息。湘湘自负地认为，赵大明决不会不来，于是回到自己的房里，等待他来敲门。一等不到，再等不到，雨停了，天黑了，城市已经酣然入睡了，湘湘的希望破灭了！这是一个多么不幸的春节！这是一个多么不祥的预兆！湘湘感到，那条生活的小船颠簸得更加厉害了，海浪正在升高，一切都可能失去。她闷闷不乐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又一天，赵大明连影子都不见。她怨恨着，诅咒着，拿出笔来胡乱地写着：“……不管你嘴里说得多么甜美，我可知道，生活中充满了虚伪……”写了撕掉，撕了又写，最后还是不敢装进信封寄出去，怕白纸黑字落到多事的人手里，惹来不意的横祸。无论如何她要和他谈一次，但无论如何又不愿意像求人似地主动去找他。那天她实在控制不住了，便到文工团去找她原来的钢琴老师，推说自己家里的琴被爸爸谈了，手痒得慌，不得已。她钻进一个琴房，把门关上，弹响了赵大明那首歌曲的旋律。这个方法果然很灵，不久就有人来敲门了。湘湘明知是赵大明，却要故意让他多敲几下，才去把门拉开。
“你来了！”赵大明用求和的眼光望着湘湘轻声说。
“我可不是来找你的，你走吧！”
“湘湘，我知道你误会了。”大明低着头说，“但是，我相信你是信任我的。”听不到湘湘的反应，又说，“短短的几天里，情况变得很复杂，我不能到你们家去。”
“我知道！”湘湘委屈地含着泪说，“谁也没有责怪你，谁也不想沾你什么光，谁也不会成为你的包袱。你走吧！走吧！”
“不！湘湘，你还是误会了，你听我说呀！”
湘湘使劲擂响了钢琴，快速，粗野，狂躁，不成旋律。如奔腾的野马，如正在倒塌的房屋。赵大明熟知她的脾气，只好耐着性子，等待她到了疲劳的时候再开口。谁知她弹着弹着，越想越伤心，越想越不能谅解他。忽然擂了一个混杂的噪音，扭转头来说：
“我知道，你要跟我们划清界限，怕我们影响了你的前途。走吧！不连累你，快走！你快走！”
“湘湘……湘湘……你听我说清楚呀！”
“我清楚得很，你走吧！走吧！”她一面说着，一面把赵大明往门口推，最后居然拉开房门，干脆把他推了出去。回头插上门闩，用背顶上，后悔了，伤心地哭了。
她开始怨恨自己，每一句话都讲错了，每一步行动都是不正确的。既然来了，想跟他谈谈，为什么又要把他赶走呢？你成了一个无法理解的人！
谁来理解她呀！人家都还在羡慕她得天独厚呢！一位赫赫司令员的独生女，家庭的宠儿，社会的宠儿，也许还是造物之神的宠儿。她有那样好的爸爸和妈妈，有那样舒适的环境和房子，不用说物质生活多么丰富、就连她的名字都是娇贵的象征。世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才苦恼，别人都是幸福的，谁又能体会到湘湘的不幸呢！她的不幸就在于她原来太幸运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永远的好事。爸爸的垮台之日虽然并没有到来，但不祥的预兆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她变得非常敏感，能从爸爸的一个眼神或半句话里看出他的心病已有多么严重。她预感到人跟人的关系会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孤独像乌云的阴影一样正在移近这个动荡的家庭。过去的朋友有的将永不再来，有的会假装不认识，有的则完全站到对立的一边去，反口咬来，叫你最是吃不消。爸爸已经不止一次地打过招呼了，要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在困难中顽强地生活下去。一想起来就觉得可怕，困难中将是什么样子呢？困难中最需要有人理解，有人同情，有人心心相照，带来希望和勇气。湘湘感到可以慰藉的是，在这个弥漫着敌对情绪的世界上，她已经有了最知心的人。他像一堆篝火燃烧在她的心里，使她感觉不到有严寒到来的威胁；他像一个力量之神跟随在她的左右，使她永远也不会弱小与孤单。她虔诚地信赖着他，从来没有想过哪一天他会背离湘湘而去。可面前的现实是多么严峻啊！他正在参加那种掀起恶浪的游戏，在其中当一个时髦的英雄。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革命对象的女儿，鸿沟不是已经赫然在目了吗？不！这应该不是现实，而是幻影，不能够让它变成现实。她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那神圣的爱是可以溶化一切的。可是她竟然是那样荒唐，人家来了，却把他赶走。这大概是魔鬼在起作用，驱使她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来！她吃惊地望着空荡荡的四壁，抚弄着自己那双纤长白嫩的手，心在往下坠，往下坠，她痛苦地扣住胸口，闭上眼睛，眼泪爬满了苍白的面颊。
后来她拖着沉重的两腿离开了琴房，离开了那个令人伤感的丁字楼，不声不响回家去。现在日子不长，才五点多钟，天已将黑了。湘湘来到司令部大院的后门外，那里有一片稀疏的竹林，竹林旁边那条曲折的小路是湘湘回家的捷径。海风时强时弱地吹来，把竹子摇得飒飒作响，好像有蟒蛇或猛兽正在那里蠢蠢欲动。她忽然发现竹丛后面有人，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扭头就往回跑。
“湘湘！”
背后在喊，是那个最熟悉、最亲切的嗓音，湘湘顿时觉得两腿无力，差点儿瘫倒在地上。
赵大明急跑几步来到她身边，迫不及待、生怕失去机会地滔滔说道：
“湘湘，你一定要听我把话说完，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首先你要消除误会，我没有变，我不会变，我永远是原来的那个人。你相信吗？你如果不相信我，我想跟你说的话都没有用。你点一点头，就表示你还相信我，行吗？那样，我才好说下去。你快点头啊！”
湘湘这一回可接受了教训，再不敢轻易把他赶走。但是她不愿意点头，不能轻易地点头。她生气地噘着嘴，故意不看人，像要躲开他似的，把身子一扭，走进旁边的小竹林里去。赵大明聪明地跟在后面。
这片小竹林是营区和郊区菜地的缓冲带，是一个无人看管的长条形天然公园。老百姓不大到这里来，因离营区太近，恐怕引起嫌疑，招来盘问，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这里自然而然成了不挂牌子的军人公园。有些勤快人从老远的地方搬来些砖头石块，到处都可以供人就座。目前是早春时节，气候还有些冷，一般人都不会到这里来吹风，所以十分寂静。
赵大明拿出一张废纸来铺到一块曾经是墓碑的大石条上，示意湘湘坐下，自己隔着一些距离坐在旁边，看了看左右无人，压低嗓子说道：
“湘湘，请你原谅我。我一直想找你好好儿谈谈，但我确实不能到你家里去，你自己又不愿意出门，我见不到你的面啊！”
“为什么不能到我们家去？会把你吃了？会叫你背上什么不好的名声？”
“不是！”赵大明急红了脸，连忙解释说，“一开始，范子愚就想通过我和你的关系，找你爸爸当我们的后台，你知道吗？”湘湘惊愕地摆过头来。
“如果我还是经常到你们家来，”大明接着说，“对你，对我，特别是对你爸爸，都是很不好，很不好的。”他见湘湘在认真听着，低头又说，“他们不知道你爸爸犯了错误，还以为……”
“以为什么？”
“以为你爸爸是，一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哩！”
“你说我爸爸是什么人？”湘湘顿时火起。
“你别动不动就发火呀！”
“你说嘛，我爸爸到底是什么人？你给他定个什么案？他是国民党？他是台湾派来的？”
“你激动什么呢！光激动又不解决问题。”
湘湘生气地把身子扭过去。
“我这么想，”大明接着又说，“你爸爸的情绪那样反常，精神负担那样重，估计问题肯定是不小的。我还听范子愚说，吴法宪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你懂吗？”
“我……懂了！”湘湘眼睛湿润地说，“我完全懂了！我的爸爸……是你们的敌人。”
“不，我不是说……”
“你不要再说了！”她大声嚷了起来，立刻又发现自己嗓门太大，控制着说，“所以你不能到我们家来，你要洗清自己。”
“不！不是！我是担心人家抓辫子，说我们是你爸爸操纵的御用组织，这对我们大家，对你爸爸，都是很不利的。我是头头，运动结束以前，最好是不到你们家去，免得给大家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你冷静地想想吧！不能光是感情用事。”他生怕湘湘不让他说完似的，急急忙忙一口气说下来。
“你永远也不要到我们家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你们的敌人。”
“不，湘湘，你不能老是带着一种情绪，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在大问题上可不能任性啊！你爸爸的问题，咱不能老是那样消极地对待，抱着一种准备挨整的思想，那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他自己主观上不是反党，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嘛！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什么问题都好解决。”
“你这些大道理不要对我说，去对我爸爸说吧！”
“如果他愿意听我说的话……”赵大明慷慨地说，“我，现在就去。”说着就站起来。
“得了吧！”湘湘说，“就凭你当了这几天兵，你懂得多少政治？”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司令员也不见得什么时候都比我们高明。”
“你当然高明哪！群众领袖，造反头头，英雄好汉，多了不起呀！司令员比得了你？”
赵大明听得恼火，脸色在变，一时找不出回敬的话来。
“赵大明，”湘湘不容辩解地说，“要么，你赶快别当那个头头；要么，你就永远不要见我了。”
“干吗呀？”
“我不能看着你把我爸爸揪去，像对待胡处长那样，不当人。”
“光会感情用事。”
“感情……感情？”湘湘气得发抖，站起来，痴痴地、狠狠地瞪着赵大明，颤抖着说，“你……你……你太没有感情！”一句话说完，眼睛已被泪水糊住了，“怪我自己太蠢，太痴，以感情待人。可是人家……一块木头，一个没有知觉的死人。我就是要感情用事，就是要，谁也没有权利剥夺我对我爸爸的感情。谁要伤害我的感情，我要恨他，我恨，恨他一辈子。我现在全明白了！一切美好的，都是短暂的。当我们的小船遇上顺风的时候，什么人都来了；当海里掀起惊涛骇浪的时候，什么人都走了。人家不是对我们的小船有感情，只是因为他有时需要，有时不需要。我全明白了！有些人是根本没有感情的。”说着，忽地坐下去，捧住脸激烈地抽泣。
赵大明被这一阵突来的风暴惊呆了，半天没有言语。他有点害怕，他感到苦恼，却以为自己是清醒的。他也被湘湘的话触动了心中的感情，一阵热，一阵凉，一阵发麻，一阵昏眩。但那要求在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改造自己的决心，并没有因感情冲动而改变，很快地，理智恢复了健全，他想以革命者健康的感情推心置腹地劝慰湘湘，说：
“湘湘，我理解，我也……难过。真是触及灵魂啊！可这还刚刚是个开始，甚至还没有开始呢！我这段时间也经厉了很大的痛苦，你知道吗？就感情而言，我愿意每日每时跟你在一起，但是不能啊！林副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也不应该逃脱。触及灵魂是有痛苦的，如果没有痛苦，思想改造不是太容易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文化大革命呢？湘湘，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了，我不能光是任着性子放纵自己那些没有经过改造的、原始状态的、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需要啊！所以，我要控制，要理智地看待你、我，还有你爸爸之间的关系。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爱！湘湘，最近一段时间我想过很多很多，我对这场革命已经有了一些认识。我理解，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了将来世世代代能过上美好的生活，我们是光荣的吃苦者，是心甘情愿的献身者。我们这一代，就是这样。主动改造自己，这是聪明的；被动地让人家来改造，那是愚蠢的。湘湘！我希望我们都能顺利地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我是多么心切呀！”
湘湘没有停止她的抽泣，赵大明的侃侃而谈不过是一首哀歌的伴奏而已。
“对于司令员，”大明说下去，“不管我们作为他的亲属也好，革命队伍中的长辈和晚辈的关系也好，如果我们是真心实意爱他、尊敬他，我们就要帮助他过好眼前这一关。革命老同志可不像我们青年这样容易接受改造，他们的背上有包袱，他们的改造会比我们更痛苦。我几乎每天每夜都在默默地想，最好是司令员能够主动地、高姿态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像吴法宪司令员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一样。那样该有多好呢！群众满意，自己也不背包袱，轻装上阵，继续革命，对革命，对自己，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湘湘，你劝劝你的爸爸吧！”
“你是故意装糊徐还是真有那样天真？哪有那么多好人好心肠！那么简单就完了？”
“不！只能这样，只能相信群众相信党，要不然，问题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告诉你们那些造反英雄，把我爸爸抓去，打他个半死，逼着他承认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开除军籍，送去劳改，拉去枪毙。”
“别说气话，湘湘！”赵大明慷慨激昂地说，“假如到了那一天，你爸爸真是不能够自己教育自己，需要群众运动来帮助他的时候，我只能站在斗争的前列，不能逃避，不能当老保，不能帮助他坚持错误。不过，这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好……好……好……”湘湘气得浑身颤抖，吃力地站起来，用一种陌生的和警惕的眼光注视着赵大明，一步步往后面退去，顺手挽住一根小箭竹，喀吧！折断了，一点一点撕成细蔑丝，狠狠地说，“革命家……伪君子……我恨！”她爆发似地大喊，“我恨你！你给我滚！我再也不要看见你！”接着是类似笑声的哭声。
不迟不早，邹燕从小路上吆喝着走来：
“喝！这是怎么啦？有了矛盾斗私批修嘛！别这样……”
湘湘猛一扭头，朝小路上狂奔而去。在她站过的地方，只剩半截撕裂了的小箭竹。
邹燕被这情景吓呆了，望望这边，望望那边，喃喃自语道：“我不该来？”她通知赵大明说，范子愚要她来找他，头头们开紧急会议。赵大明像没有听见似的，望着那半截小箭竹发痴。
“你们到底怎么啦？”
“完了！”大明沉重地说。
湘湘一路急跑回家，扎进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贴着枕头，呜呜地哭泣。
眼镜片湿了，枕头湿了……
妈妈已经三次来敲她的房门，她就是不开，独自哼着她的忧愁的歌：小船啊！孤独可怜的小船啊……！
她没有吃晚饭，连水都没有喝进去一口。天早就黑了，电灯也没有开。她觉得自己的体躯已不属于自己所有，像画框里的人儿——一些线条和颜色。她觉得这个地方不是自己的房间，而是一个凄风惨惨的山谷，是狼虎和魔怪出没的地方。她觉得目前整个世界最不幸的人就是她了，人们都对她那样歧视、冷淡，那样的不公平。
司令员那坚定有力的脚步声在楼道上响起来，接着还能听见他高声嚷嚷，震得走廊两壁嗡嗡作响：
“打开收音机！快打开收音机！听重要广播。老太婆！快来听啊！”
接着，收音机响了，唱了一段样板戏以后，便是嘟嘟嘟报时的信号，下面响起了庄严浑厚的《东方红》乐曲。
“快来呀！有好消息！”司令员还在喊。
湘湘被这异常的情况吸引了，心中那悲哀的歌暂时停止吟唱，顺手拨响了放在床头边的半导体收音机。
传出这样一些话来：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起来，刮起反革命妖风，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人民解放军福州三军部队……发动了新的反扑。……我们正告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你们把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指向真正支持革命左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是决没有好下场的！……”在湘湘看来，这算什么好消息呢！全是一样的大喊大叫。她不需要这个，不想从其中找到什么希望和慰藉，也不相信这会给她带来什么力量和信心。她想象中的最好的社论还从来没有听见过，大概是很难听到的。她需要音乐，一种缠绵的、如歌如诉的，哭泣的、回旋婉转的，悲壮的、汹涌澎湃的，暴戾的、放纵无羁的……她需要感情的寄托。
她终于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天亮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夜是穿着衣服睡的。
她忽然又觉得没有必要那样折磨自己。为了谁？为了爸爸？为了这个家？为了那已经失去了的人？一概都是枉然。爸爸有那样大的权力，他还保不住自己的安全，你去操心有什么用！这个家，正如陈小炮说的，迟早总得离开，要自己靠自己，维持了今天，维持不了一百年。至于那失去了的人，既然那么容易失去，就一定不是宝贵的。不过，他那体现着男性之美的歌声却总是赶不开。无论坐着，站着，躺着，歌声总是在耳际缭绕，那不曾揭盖的钢琴也经常自动地伴随着歌声响起来。
“他不体谅我，我也决不饶怒他。决不！”她咬紧牙关一再地发誓。
这一天，湘湘的爸爸显得很忙碌。走道上脚步声频繁，还有人在跑上跑下，电话铃也不断地响。以前只有在部队有战斗行动的时候才这样。湘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便走出她的小天地。一眼就望见那个大个子高炮连长在楼下走来走去，好像是在等待司令员召见，准备接受任务。办公室里好像有陈政委说话的声音，湘湘溜过去听了听。
陈政委在说：
“……你有没有把握呢？现在是运动期间，一举一动都是政治路线问题呀！”
“我有可靠的消息，”司令员说，“老帅们在京西宾馆跟他们面对面干起来了，到底有人敢说话。你放心，老帅们的意见，毛主席会重视的。你研究了那篇社论吗？运动正在转向。”
“你的意思是……？”
“我要抓人，抓反革命。冲击军事机关，盗窃机要文件，该不该抓？”
“你那样做……”
“嗨嗨！你不要担心。”接下去是一阵耳语，只有他们自己听见。
不久，陈政委走了，江部长接踵而来。司令员还在走廊里就开始布置任务：
“告诉你，我要在文工团抓人，你要做的有三件事：第一，组织一个五人调查组，从明天起进驻文工团，一是查清冲击政治部机关的来龙去脉，二是宣传《人民日报》社论，教育他们以后再不要冲击军事机关了；第二，你叫新闻干事把上次拍的那些照片放大复制一套，贴在俱乐部门口，造一造舆论；第三，你把照片上这些人的名字搞确实，打印一百零七份，晚上十点钟交给高炮连连长。抓紧时间，去吧！”
江醉章应了声“是”，却迟疑着不走。
“你还有什么事？”司令员问。
“我……”江醉章似有难处地欲说不说。
“不要吞吞吐吐，有困难快讲！”
“是这么回事，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北京来电话催了，叫我明天亲自送去。这些工作，家里还有两个副部长，我马上去向他们传达，保证样样落实。”
“你又写了什么文章？”
“与运动有关的，中央布置的任务。请您审查一下吧！”
“我不看，我不看，你去你的。”
“那我就照这么办了？”
“可以。”
“是！”
江部长走后，大个子连长才被叫上楼来。
再精明的指挥员也有疏忽的时候。彭司令员没有想到，就在他做出周密部署的同时，有人已把军情刺探了去。
湘湘听说要在文工团抓人，开始时吃了一惊，接着便是幸灾乐祸，暗暗地想，“早就该抓了，不然，总有一天会把火烧进这个小院里来。让他们足足地吃一回苦头吧！咎由自取，活该！”可是，想来想去，心里总有些不安。她明知那心中的不安是什么原因，却偏要欺骗自己，“决不是为了他，我才不为他着急呢！他无情无义待我，我干吗那样痴心？我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把他也抓去吧！我高兴。”
名单上到底有没有赵大明，这个问题引起了湘湘的严重关注。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她非得弄清楚不可。在爸爸向大个子高炮连长布置任务的时候，她从门外望见，爸爸的手上拿着一些照片，但看不清上面是哪些人。她情急智生，假装给陈小炮打电话，闯进爸爸的办公室，拿起话筒，眼睛却紧紧地盯着那些照片。司令员把照片一翻，湘湘一手上的话筒差一点脱手摔到地下。这不正是他吗？果然要抓他！
湘湘扔下电话，钻进自己房里，顶着门，用双手扣住胸口，心在剧烈地蹦跳。“果然要抓他！”她自言自语，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神经质地颤抖起来。
这意味着什么？戴上反革命帽子？判几年徒刑？多么可怕呀！常识告诉她，死是不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戴帽子。湘湘急得在小房间里转来转去，把对赵大明的怨恨全部忘得干干净净了。她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心慌意乱地出了房门。正好听见爸爸在对高炮连长说：“……枪要上刺刀，不要显得心慈手软，缩手缩脚，要有点红色恐怖气氛，懂吗？你告诉战士们，这些人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认真对待。”听了这些话，湘湘吓得腿都软了，她望着爸爸那倔犟固执的背影，心中愤恨地嘟囔着：“就你心狠，手段毒辣，人家干了点错事，你就想害他一辈子。”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离动手抓人的时候越来越近了。用什么办法来打救赵大明呢？湘湘急得发疯了。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她终于下了决心，迅速从衣柜里拿了件短外套往身上一披，将灯拉熄，关上门，轻步走到楼下，来到警卫班宿舍门口，招手把班长叫出来。
“班长，我请你帮我办一件事。”
“什么事？”
“十分钟以后，你给我打一个电话到文工团去，告诉赵大明，就说营门口有人找他，叫他马上出去接待。”
“这是……？”班长不明白地瞪着眼睛问。
“是我个人的事，请你帮帮忙，班长。”
“好吧！”
“他叫赵大明，你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湘湘交代完毕，快步出门，跑步来到营门外，在马路上溜达，等待，不时看看手表，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赵大明一路小跑赶来，见是湘湘在等他，说不出的惊喜。湘湘扭头就往外面走，赵大明紧紧跟上。
“你到底还是冷静下来了。”大明边走边说。
湘湘却根本不搭理，只顾急急忙忙走路，一直来到大街上才停步站住，见左右无人，神色紧张地说：
“你快走！离开南隅，最好到北京去，躲一段时间再回来。不要回团里去了，直接上火车站，身上有钱没有？”不等对方答复，她已从自己身上掏出几张十块钱的票子来，塞给赵大明，催着说，“走吧！快！不要叫人看见。”
赵大明摸不着头脑，反问道：
“出了什么事？”
“别问了，你快走吧！”
“不明白目的，我怎么能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