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的人多数进来了，也有少数大概确实是属于看热闹的，听刘絮云这么一说，热闹也不看了，赶紧溜开去。仍旧留在门外的，只有几个小孩子了。
“方主任，”刘絮云又说，“跟大家说个清楚吧，你是怎么给胡连生看病的？”
“没什么说的。”
“嗬！这么硬啊！连彭其都投降了，你还硬啊！你以为人家不知道？还想蒙混过关哪！哼！只怕群众不答应。文工团的同志专门找你问问，你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同志们，他这样行不行啊？”
“不行，要讲清楚。”
“同志们，”方主任对文工团的人说，“请你们不要管门诊部的事，我们这里的事很复杂。”他说着，瞪了刘絮云一眼。
“哟！”刘絮云呼地站起来，“管不得呀！哼！那么厉害呀！只许你们勾结起来反毛主席、就不许革命群众找你们问问清楚？偏要问，今天你不讲清楚，我们就不离开这个房间。别把群众当阿斗，告诉你，群众是不好欺负的。彭其又怎么样？胡连生又怎么样？资格比你老点儿吧！一样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可不讲什么客气的。说！”她露出咬牙切齿的凶相来，大吼了一声。
“是真是假你就说清楚嘛！”有一个文工团员以不太厉害的口气说。
“好，”方鲁不理刘絮云，专对文工团的人说，“同志们，你们不了解情况，我把情况告诉你们。那天你们斗胡连生的时候，我在台下看着，觉得他有点反常，可能是神经有毛病，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不便扰动会场。后来陈政委心脏病发作，我送他到医院去。回来以后，正想去向司令员请示一下，要求给胡处长看看病，恰好司令员打电话来要我去，他向我详细问了陈政委的病情。趁那个机会，我就提出要给胡处长看病的事，司令员同意了。第二天我到拘留所去给他初步看了一下，觉得是精神病，情况我写在他的病历本上了。这样就决定送医院。到了医院以后，我怕诊断不准确，又在那里给他做了一个脑电图，证明是他过去留在头部的一小块碎弹片发生移动，影响了正常的思维活动。情况就是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别听他胡说！”刘絮云像包打天下的英雄一样跳到文工团员们的前面，左手反叉着腰，右手抬起来怒指着方鲁，恨不能把他吃下去：“明明是彭其要你去给他看病的，你明明知道他不是精神病，你在拘留所跟胡连生的谈话我都听见了，你赖不脱！你给他做的脑电图是假的，你把真的毁掉，拿一个真精神病人的脑电图写上胡连生的名字。”她转向众人，“同志们，你们听听，他们就是这样搞阴谋诡计的，装得像个正人君子，满肚子坏水，直到现在还在欺骗群众，把我们大家当成猪了。”又转过去对着方鲁，“睁开你的狗眼，看清形势，现在不是彭其的天下了，门诊部也不是你姓方的天下了，你要想图个好下场就老实交代，不然，广大群众决不饶你！”
“你代表谁呀？”方鲁毫不示弱，“只听见你一个人叫叫喊喊，血口喷人，脑电图是假的，你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就是政治陷害。”
“嗬哟！直到现在还这么嚣张，还在仗着彭其的势啊！你放心，会拿出证据来的，你着什么急？现在，先得扭扭你的态度再说。同志们！”她再一次向文工团的群众进行煽动，“方鲁看不起咱们，把咱们当成阿斗，欺咱们软弱无能，咱们能够答应他吗？说呀！咱们怕他啦？”
文工团的人响应得并不热烈，有些人对刘絮云产生了反感，但面前是关系彭其反党阴谋集团的一件大事，刘絮云虽不好，而她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因此，不太整齐地口号声吼向了方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一定要砸烂彭其反党阴谋集团！”
“方鲁必须老实交代！”
“任何人不许对抗群众运动！”
刘絮云觉得这些口号都不够劲，自己领头叫了一声更响亮的：
“打倒反革命分子！”
可是文工团的群众没有人跟着喊。
“谁？”方鲁怒视着刘絮云问。
“你！”刘絮云凶恶地指着他。
“我是什么？”
“反革命分子。”
“你再说一次！”
“谁跟彭其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分子，你就是！”
“你再说一次！”方鲁像霹雳般吼来。
“我说了你，怎么啦？怎么啦？想吃人？张牙舞爪，嗬哟！我们这儿成了刘少奇的天下了！反革命分子这么嚣张！我叫你嚣张！”
得不到群众支持的刘絮云，只得孤注一掷了，她像狼一样扑向方鲁，举手向方鲁的脸上打去。方鲁把手抬起来一挡，动都不需要动一下，就使刘絮云感到她的手臂要断了。恼羞成怒的刘絮云，再没有别的高招了，将手臂往怀里一抱，蹲下去，哭了起来，边哭边骂：
“反革命分子，狗急跳墙，打人啊！他敢打人啊！毛主席，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要挨打呀！这里的反动路线嚣张得冒烟啦！彭其的死党统治了空四兵团，坏人当道，好人挨打，群众也死绝了，没有人敢说话了，害怕反革命分子报复，害怕他打人。你打吧！打死我我也要忠于毛主席，变成鬼我也要咬断你反革命分子的脖子……”
有一个女医生来到门外，想把她的一个十来岁的儿子从门口拖开，那孩子不愿意走，母亲训斥了几句，还不走，母亲来火了，发生了另一起打人事件，传来另一种哭声。
文工团的领头人向邹燕示意，要她把刘絮云扶起来引到别处去。邹燕领命，俯身劝慰了几句，要扶她起来。刘絮云这时也不知她的戏如何继续往下演，邹燕来扶，正好找到台阶好下，便顺水推舟地跟着邹燕走了。
文工团的造反者，几个月以来对各式各样的革命行动都已经熟悉了，体会过了，新鲜感在逐日消退，代之而来的是疲劳和厌烦。最近，新兴革命家范子愚上北京去了，他一走好像把造反精神全带走了，余下的人们都显得有气无力，使人感到，这个新兴的革命组织已过早地发展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今天的行动只来了少部分人，就连这愿意来的少部分人也信心不足；又加之刘絮云包打天下，搞了一场并不高明的使人扫兴的表演，使得大家更是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的人甚至感到害噪，惟愿早早脱离这场纠葛。好在领头人还能坚持挺下去，才不至于不欢而散。
“这样吧！”领头人说，“大家都冷静一点，我们今天的行动是想把问题搞清楚，问题没有查清以前，咱们也不下结论。为了搞清问题，方主任，请你把有关的东西让我们看看，比如你的笔记本、你的日记，还有别的各种有关的东西。”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方鲁平心静气地说，“请你自己去看好了，我不需要一样样拿给你们。这是钥匙，我房里的所有柜子、箱子、抽屉都可以打开，给！”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交给了领头人。
“请你到那边屋里呆一会儿。”
有两个造反者领着方鲁到另一间房里去了。
刘絮云被邹燕拉着回到了自己的家。她一进房间，把门关上，便凶狠异常地将满腹恼怒发泄在邹燕身上。
“你们的人都死绝了？”
“怎么啦？”
“睁眼看着反革命分子打人，你们连屁都不放一个。”
“是你去打他，他只挡了一下嘛！”
“什么？我打他？你的立场可鲜明啊！站在反革命分子一边，为他说话，你最好写张大字报贴出去。”
“这是真实情况嘛！大家都看着的。”
“还说！”
“……”邹燕无话。
“你一定是内奸，你老实说，是怎样跟方鲁勾结起来的？他对你许了什么愿？”
“你要这样说，那就随便你去，本来是共同战斗的战友，斗争还没有完，就怀疑起自己人来，我害怕了，不敢跟你一起搞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回去，硬要说咱是老保也没有法子。”邹燕说着，拉门要走。
“别走！”
刘絮云慌了手脚，急忙把邹燕拽住，一时又不知说句什么话好，只得连连叹气，“唉！真是，唉！真是……”这时她不得不把威风降低了，改变成温和的埋怨声调对邹燕说：
“斗争那么复杂，同志间言语不到的那么计较干啥呀！这还不是常有的事？可别叫敌人看笑话，咱们自己内部，有话好说。”
邹燕没有说什么。
“你们怎么只来了这几个人呢？”刘絮云又问。
“有些人不愿意来，说是门诊部的事，咱们别管！”
“你们要做做思想工作嘛！路线斗争不分你们单位还是我们单位，谁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你去跟他们说说吧，我们说不清楚。”
“怎么头头也不来呢？”
“那不是头头？领我们来的就是头头嘛！”
“赵大明呢？”
“赵大明检查大字报去了。”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检查大字报？”
“因为都是方鲁问题的大字报，今晚斗完方鲁就要贴出去的，他说要严格一点，过细检查一下，有毛病的不能贴出去。”
“唉！范子愚一不在，你们就蛇无头了，赵大明像个学究一样，只会咬文嚼字。唉！阶级斗争真困难！哦！”她发现此话不当，“你可别这么想，虽然你们文工团走了范子愚，但我们兵团领导机关还有坚强的文革领导小组，以江部长为首的，只要江部长领导着运动，我们就一定胜利。”
邹燕仍是有气无力，默默的懒于做声。
抄家的人们正在努力工作。他们把所有箱笼抽屉全部打开，将里面能够写字的东西全部拿出来翻看。连床底下，柜子背后，像框背面，所有可能藏住一个小本子或一张纸片的地方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他们需要的东西。记录本在书架上摆了一大排，一个个都要翻遍是要费时间的，人们一人分一本，专心致志地检查着。有些人并不认真找东西，却对书架上的某些医学书籍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其中有一本《法医学》是最受欢迎的，这本书在书店的公开书架上买不到，专供有关专业人员使用，文工团的演员们从来还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门学问，一看就产生兴趣了，好几个人围在一起，都想争着拿在自己手里看。那上面讲到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比如：食物中毒死去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各种不同的毒物又如何从尸体上区别出来；自杀上吊跟他杀勒死这两种死因怎样从颈部的伤痕区别开来；强奸与通奸怎样通过检查身体做出准确判断等等。
抄家正在进行，刘絮云来了，她叮嘱大家说：“抓紧时间，快点搜查，完了还有事呢！”又走到方鲁呆着的房间，指着方鲁说：“你不要得意，马上就给你把假脑电图的证据拿来。”说完她就走了。
在方鲁所有的笔记本上，到处都记录着他的医学业务，有的还是五十年代他在医学院进修时用过的笔记；有的记录着各种奇奇怪怪的病例；有的写着某次某次会诊的情况；还有的是抄录着一些中医中药学知识。在这些笔记本中，也有着不少能够引人发生兴趣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奇奇怪怪的病例，如果是一个刚出学校门的实习医生得到这么一本，他会高兴得跳起来。在他这里，翻不到一本毛主席著作学习心得，也没有日记之类的东西，更找不到手抄诗本和歌本。仅仅在那些医学业务记录本上又怎能查出他与彭其勾结的证据来呢？这次抄家显然要失败了，但人们并没有立即宣告结束搜查工作，因为《法医学》和病历故事还没有看完。
搜查工作的领头人把大家叫回原来的房间，方鲁也过这边来了。不久，房门打开，走进来不可一世的刘絮云，随后跟来的是胡连生处长。
“同志们，”刘絮云振振有词地说，“敌人都是不老实的，他们不会自己缴械投降，你不打，他就不倒。方鲁这个反党阴谋分子，在胡处长问题上，跟某些人勾结在一起，制造假病案，要尽了阴谋诡计，斢换脑电图，以假的冒称真的，直到现在还要负隅顽抗。同志们！我现在要揭穿他的阴谋。胡处长当时在医院做脑电图的时候，就已经防着他们搞阴谋诡计了，所以，做完以后，他把脑电图拿过来，用右手的大拇指在正中间按了一个指印。现在，给胡处长做精神病结论的那张脑电图已经请保卫部化验过了，上面根本找不到胡处长的指印，证明那张脑电图是假的。我把胡处长请来了，让他来作证吧！请他说一说，他是怎样在脑电图上按指印的。”
方鲁听了她这一段话，着实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胡处长是那样细心，也万万没有想到刘絮云能掌握这些情况，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又非常难办了。目前还存有一丝希望，好歹的关键全看胡连生，他要是果然当众申明按过指印，就很难把真相继续掩盖下去，倒霉的不仅是他方鲁和彭其，更悲惨的是胡连生自己；他要是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明确声明没有那回事，那就化险为夷了。胡连生不至于那样糊涂吧？不过这个人很难讲啊！他是从来不以为反对红海洋就是反革命的，自始至终恨着把他搞成精神病的人，他很可能在这个场合作证。要怎样暗示他一下呢？方鲁急得将衬衣都汗湿了。
胡处长被刘絮云从家里拖来一路上反复表示他愿意作证，还是那句老话，“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走进门见到这个场面，他愣住了，原来又是文工团那些人。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子，又受了坏人挑拨，变得十分淘气，有理也跟他们说不清。他又联想到，前两天赵大明到他家里去找刘絮云，说到“反党集团……补充材料……证据……”这样一些话，他心里犯疑了，暗自嘀咕着：“娘卖X的！只怕是要害彭其吧？反党集团不是彭其又是哪一个呢？要我来作证，就是要我拿出证据来打倒他吧？娘卖X的！又是一个阴谋。”正在想着，又听刘絮云提到方鲁“跟某些人勾结在一起”，某些人是谁？为什么不讲出名字来？你就公开讲嘛！“阴谋！”他又敲了一下警钟。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怎么办呢？讲还是不讲呢……？
“胡处长，”方鲁决心要暗示他一下，“您如果感到头脑不太清醒的话……”
“你干什么？干什么？”刘絮云及时切断他的话，“想暗示他？叫他不要说真话？同志们，我们可得注意着，不许他搞鬼。”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呀？啥？”胡处长发言了，“方鲁要跟我讲话，怎么讲不得？讲嘛！你讲得他就讲得嘛！有话就要讲出来，不讲，病就来了。你讲吧！”
刘絮云又着急又不能得罪胡连生，恨不得使方鲁立刻变成哑巴，但没有办法，他已经开口了。
“胡处长，”方鲁接着刚才的话说，“您如果感到头脑不太清醒的话，先回去睡觉吧！可不能随便说话呀！说错了会把问题弄得很复杂，您知道吗？”
“怎么不能讲话？我清醒得很，我就是要讲，不讲话，病就来了。”
“对！”刘絮云趁热打铁地鼓动说，“胡处长，别听他的，他专搞阴谋，咱们要揭穿他，您快说吧！”
“我先问你一句话。”胡处长对刘絮云说。
“问什么话？”刘絮云不耐烦。
“你刚才讲，他跟什么人勾结在一起？某些人是哪个？”
“这个您就别问了。”
“我要问，只准你问我，就不准我问你呀？”
“您先把脑电图的事说了吧！说完以后我再告诉您。”
“不，不告诉我我不讲。”胡处长找了个地方坐下，紧闭着嘴。
“他跟反党分子……”
邹燕等得不耐烦了，几乎把彭其的名字讲出来，被刘絮云在背后摆手制止住。可是，这个动作叫胡连生看见了，他又在心里敲了一次警钟：“阴谋！”
胡处长点破天机说：
“你们是讲，他跟彭其勾结在一起，是吗？我晓得了！我早就晓得，外头到处有标语。小刘，讲正经话吧！你要我来证明什么？我忘记了，你再讲给我听听。”
“不是说请您来谈谈脑电图的事吗？”
“什么脑电图？”
“就是方主任给您做的脑电图。”
“脑电图，怎么了？你要？”
“哎呀！刚才在路上还跟您讲好了的，请您当着大家的面，把您在脑电图上按指印的事儿说说。”
“我按指印做什么？”
“您怎么啦？”刘絮云急得沉不住气了，“都说好了的，怎么又装糊涂了？”
“我才不糊涂，清醒得很。”
“那您就讲嘛！”
“讲，讲，讲，你要我讲什么？”胡处长发火了。
“讲你按了指印。”刘絮云只差一点没有跳起来。
“你听谁讲我按了指印？”
“听你自己讲的。”
“哪一天？”
“前两天，在你家里，刚才你还讲了。”
“刚才我讲我按指印了？你们这么多人都听见了吗？”在场的文工团造反者被这个场面弄糊涂了，也不知是上了刘絮云的当呢还是上了胡连生的当，总之他们都感到自己已经上当。邹燕代表着大家的心情向刘絮云提出了疑问：“小刘，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这个老……”刘絮云准备骂一声“老鬼”，又意识到不能把路堵死了，立刻改口说，“这个老同志是有一点糊涂，刚才还对我说得清清楚楚的，现在又忘了。”
“我糊徐什么！我记得清清楚楚，刚才在路上，你还告诉我了，说我在什么脑电图上按了指印。”
“是我告诉你的？”
“不是你还是鬼？”
“好，好，好啊！”刘絮云知道彻底破产了，撕破脸皮吼道，“胡连生！你……你……你随便吧！”她气得说不成话了。好在文工团那位造反头头及时站出来为刘絮云解开了重围，他走到胡连生面前说：
“胡处长，您要是忠于毛主席，您就把真话说给大家听。”
“真话就是按指印是吗？像写卖身契一样，是吗？好嘛！我忠于毛主席，我不敢不忠，你们拿一张图来嘛！我给你按一个。”
“滚！”刘絮云再无办法了，只得撒泼，扑向胡连生，恨不能将他吞下去。
胡连生平心静气地站起来，说道：“你要滚，你就滚，我，是走来的，我还要走回去。”他说着向门外走去，“娘卖X的！到处是阴谋，走到哪里，哪里就有阴谋。让你们搞阴谋去，你们爱搞到天亮就天亮，我要睡觉了，睡着了，看鬼阴谋去。娘卖X的！阴谋跟着你跑，你走到哪里，它追到哪里，你死了，他跟着你屁股追到马克思那里去，娘卖X的！我要到北京去告你们，看着吧！我要告你们……”
文工团员们望着胡连生的背影，一个个哑然。只有方鲁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当众露出了微笑。
“你别笑得太早。大家别走了，等着吧！”
刘絮云咬牙切齿地瞪了方鲁一眼，又叮嘱大家一句，便一扭一扭地快步离开了这个房间。
还等着于什么呢？文工团的造反群众纷纷埋怨他们的头头，并且就当着方鲁的面，一点也不怕丢丑。那头头也被问得张口结舌，只会小声地说一句话：“回去再说！回去再说！”有的造反者仍惦记着那本精彩的《法医学》，不管三七二十一，又围到一起翻阅起来。方鲁见大家都不找他的麻烦了，便去整理书架，好像今晚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不久，刘絮云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走进来，那军人对方鲁说：
“方鲁同志，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你跟彭其有不正常的联系，从明天起，停职接受审查。”
“哪里的决定？”
“机关文革领导小组。”
“是江醉章吧？”
“我说的是机关文革领导小组。”
有人赶紧将《法医学》合拢，扔到书架上，悄悄绕过站在屋中间的人，跨过横躺在地上的凳子，不做声，走了。
第二十六章 流浪汉
北京城里到处有空军的驻地，每一个地方都不让范子愚进去。
就在邬中带着录音磁带、信件、材料等坐飞机上北京的那天，范子愚也买了一张飞机票。他在候机室门口老远望见邬中坐在里面，知道跟他坐同一架飞机，决心尽量避免同他见面。上飞机以后，邬中坐在较前面的位置上，范子愚的座位在最后一排，这样，范子愚便掌握了主动。但是，两个熟人同坐一架飞机，航程那样远，中途还要停下来加油、休息，要想互不见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也奇怪，邬中好像完全没有发现范子愚，两人同机，一直没有打照面，互相装着糊涂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机场着陆以后，印有“中国民航”字样的大轿车要把乘客送到市中心去，这回两人躲不开了，只得都装着吃惊地应酬了几句：
“你也来了？”
“你也来了？”
“你来干什么？”
“我当联络员，你呢？”
“我也当联络员。”
“你准备住哪儿去？”
“报到了再说吧！你呢？”
“我还没有定。”
旁人听了他们的对话，又见他们都是穿的便衣，以为是群众组织派驻北京的联络员，因为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大一些的群众组织都派有自己的联络员长期留驻北京，此类事情已司空见惯。下车以后，两人分手了。邬中深怕范子愚跟着他走，范子愚也正好不愿意跟邬中在一起，两人各自怀着鬼胎，很自然地各奔东西而去。
范子愚在王府井大街从这家商店转到那家商店，又在小饭馆里随便吃了点东西，才跳上公共汽车到空军司令部去。下车以后，他打开旅行包，把军装拿出来穿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空军司令部大门，来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办公室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他对电话里说：
“……叫什么名字？……范子愚？……哦！草头底下一个汜滥的汜，儿子的子，愚蠢的愚，知道了，我记一下。”
“什么什么？是我的电话？”范子愚伸过手去。
“你是谁？”值班员愕然发问。
“我就是范子愚。”
“你？……”值班员立刻把电话筒放掉。
“放掉干什么？是我的电话吗？”
“不是！”值班员走向他说，“范子愚同志，你是刚从南隅来的吧？”
“是啊。”
“请你过三个小时以后到这里来一下，领今晚十二点半的火车票，回南隅。”
“谁说的？”
“首长指示。”
“我要见首长。”
“不行，首长很忙，不能见你。”
“我有重要材料要交给首长。”
“材料请留在这里。”
“不能，我要亲手交给首长。”
“已经说了，首长很忙，不能见你。”
范子愚在接待室磨了整整两个小时，值班员干脆不理他了，无论他说什么，只装没有听见。最后他只得决定离开，想找个地方先住下再说。这时，值班员又不让他走了，说车票很快就会到。范子愚不理睬，悻悻地走了。
他来到一个空军招待所，门卫把他挡住：
“身分证。”
范子愚摸了半天，竟忘记带身分证了，连忙声明说：“我有介绍信。”
“请拿来看看。”
范子愚将一张用信笺写的介绍信递给哨兵，哨兵一看，是群众造反组织的公章，笑了，退回给他说：
“这个不行。”
“怎么不行？”
“上头规定的，不行。”
“这是什么规定？”
正当他与哨兵争论得将要发火时，传达室走出来一名战士，向他提出说：
“请把介绍信给我看看。”
“看吧！”范子愚顺手塞给他。
那战士很快地看了一眼，还给他说：
“范子愚同志，请你立刻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去领火车票。”
“我不去，我要在这里住。”
“这里不能住。”
“为什么不能住？”
“没有床位了。”
“我进去看看。”
“不行。”
费了很多口舌也吵架了，把造反精神全拿出来了，但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他只得又从这里离开。
在另一个招待所门口，哨兵也要看他的身分证，他仍是将介绍信交出来，可答的更加干脆：“快去领火车票，不然来不及了。”他又吵了一阵，又是同样的结果。
这一夜，他把所有的空军招待所都找遍了，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回答，更可恼的是，每当他悻悻地走开时，后面的人还要指着他的背议论半天。
后来，他想到了赵大明的家，能不能到他家里暂时住上一晚呢？过去听赵大明说过，他的家就在前门附近，但忘了是什么胡同多少号，也不记得赵大明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走的时候又没有注意把这些打听清楚。前门附近有多大的范围？盲目去打听一个姓赵的，那不等于是海底捞针吗？这个不行，还得去想别的办法。
“找旅馆去吧！”他想。于是，又凭着那张造反组织的介绍信去找旅馆。时间已是下半夜了，旅馆一般都住满了人；有的把门关死了，连个值班的也没有；有的倒是有床位，但认为他的介绍信不行；有的劝说他找空军招待所去；有的把他指到附近的陆军和海军招待所；有的干脆说：“你还是到车站呆一会儿，买张车票回去吧！现在北京人多，挤不进。”
最后他果然听信了那个服务员的话，来到火车站，在通宵服务的餐馆里吃了点东西，便走进候车室去，坐着打了个磕睡就天亮了。他当然是不会去买车票的，岂肯甘心就此回去！第二天，他又按照昨晚的路线，从文革接待室到每个招待所重新走一趟，遭遇比昨天更加悲惨。傍晚时，他凭着那封造反组织的介绍信，找到清华大学去，在那里大摆了一通造反的困难遭遇，大骂空军文革接待办公室的某些人，得到了造反学生的同情，留他在那里住了一晚。
第三天，他改变路线，先从招待所走起，最后才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去。这回更是糟糕，连空军司令部大院都进不了了，那里的哨兵得到了特别通知。
第四天，他万般无奈，只得冒险去找邬秘书，谁知所有空军招待所都不让他查登记簿。就在这一天，发生了更大的不幸，他身上带着的一百多元旅费全部被扒手借去了，仅剩三块多钱零星票子，不够两天吃饭用的。怎么办呢？范子愚急得躲在小胡同拐角处哭了一场，有的过路人望他一眼，有的连望都不望。这天晚上，他又在火车站度过。
第五天傍晚，他在火车站闲逛，无意中听两个正在接车的空军军官谈到陈镜泉政委已经来京的消息，并探听到所住的地方。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找陈政委，谁知传达室的战士已跟他打过多次交道了，一见他来就皱起了眉头，根本不打算对他诚恳相待，他刚刚提出要找陈政委的要求，对方便连说“没有，没有，走吧！走吧！”范子愚怒火千丈，在那里大发了一顿脾气，事已做绝，只得气冲冲地走了。可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大吵大闹的时候，邬中从陈政委房里出来，躲着看了他全部表演；他也没有想到，当他离开招待所时，徐凯跟在他后面追，没有追上。现在不要说身上带着的材料能不能送给首长的事了，也不要考虑造反组织的前途如何了，眼前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怎么办呢？到今天他才开始后悔，应该在当夜领了那张车票回南隅去，那一天就走了，后来的不幸都可以免除。他想着想着，想出了最后一个办法，便去寻找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驻地。因过去从来没有去过，他先找到一个地方文艺团体打听到地址，再往那里走——现在已经不能坐公共汽车了。
在空政文工团，他还是凭着那份造反组织的介绍信联系上了。他在那里把自己的造反组织的情况，怎样积极斗彭其以及此次来京的目的一一做了介绍。接待他的人考虑到在斗彭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观点，便表示愿意帮他的忙，当时就热情留他吃住，并且不收他的饭钱。但当他提出要借钱并且数量还不小时，人家坦率地把难处告诉了他，他到底没有带身分证和正式的军人通行证，仅凭一纸造反派介绍信是不好借钱的。后来又为他想出了另一个办法，由他们出面与上头联系，上头的回答仍是说可以给他一张火车票，借钱不行，要见首长更不行。范子愚只得向现实低头，在那里领到了当夜上车的火车票，由于碍着面子，不敢再找人麻烦了，虽已身无半文，也硬着头皮离开了空政文工团。
他步行在繁华闹市，无心看那些“爆炸新闻”和“最新消息”。每遇上饭馆时就绕开走，害怕闻见那饭香、菜香和酒香；每看见人们大包大包地在商店买东西他就产生嫉妒，希望也有一个扒手把他们的腰包掏光；每当一群一群的操外地口音的造反者擦身而过时，他就暗自给他们算命，看看离倒霉的日子还有多远；每当有一部漂亮的无轨电车从身边开过时，他就幻想将来总有一天是不需要买车票的，眼前非买车票不可，最好突然停电，大家都坐不成。范子愚从来不知道肚子和钱包一齐空空是什么滋味，这回扎扎实实地尝试了一下。他想起，那些在外流窜的农民，站在饭桌边痴愣愣地望着人家吃饭，希望剩下一个骨头，一口残汤或一口饭，人家一站起他就伸过手去，那样的羞辱是怎能忍受的？也许因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确立起羞耻观念吧？他又想起那些万恶的扒手，他们是怎样思考问题的？专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于心何忍？也许那一百多块钱早就不在扒手身上了，多半交进了饭馆售票员的钱箱子里。到此，他又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觉得可以到任何饭馆去找那些售票员姑娘，对她们说：“同志，你那钱箱里有我的钱，请随便给我一点东西吃吧！”他苦笑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已经想入非非了。这时，从旁边的小胡同里走出一个姑娘，范子愚不小心踩着了她的脚尖，那姑娘怒目瞪眼熊了他一句：“看着点儿！”范子愚没有回答，望着她昂头挺胸一扭一摆地走远去，类似刘絮云穿便衣的时候那种不可一世的卖弄风骚的派头，他在心里骂道：“什么了不起！还不一定是哪个小工厂里叠纸盒的呢！要是我范某人没有结婚，你求还求我不上。哼！我演起外国特务来派头比你足多了！又是一个刘絮云，他妈的！”接着，又碰上一个戴眼镜的，张着大嘴在街上哈哈大笑，范子愚迎面走去，他也不让道，一直到几乎撞上满怀了，范子愚只得自己闪开。心里又骂道：“他妈的！活像江醉章，瞧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也不知是哪个倒霉的跟他走在一起，今天笑，明天闹，后天气得你驴子叫。看着吧！准是那样。”忽然，他又老远地望见了一个人的身影很像邬中、瘦长个子，小脑袋，穿的是便衣。不看不像，越看越像，心中不禁生起一把无名火：“他妈的！害得我满街流浪，到处不让进，准是你搞的鬼，小脑袋的人都是阴险的家伙！老子不能放过你。”他放开脚步跟随那人追去，快要追上时，从后面开来一部公共汽车，正停在小脑袋的前方不远处，小脑袋跑了几步，最后一个挤上了车；而范子愚也在这时赶到，不问青红皂白，拽住那个人从车上拖下来。那人回头一看，互不相识，转身再要上车，车已经开走，便发火了，大声喝斥道：“你长了眼睛没有？”“对不起！对不起！看错人了。”范子愚只得忙赔不是，不等那人消火，忙红着脸走开了，老远还听到背后在骂骂咧咧。这一系列的遭遇，使范子愚得出了一个结论：北京人坏透了，没有一个好的。他悻悻地暗自嘀咕：“瞧着吧！等我回到南隅，吃饱了饭，穿上我的军用响底皮鞋，也到街上去抖抖威风，他妈的！不在你们这北京丢人了！”忽而又想起，也许穿上军装会好些，便拐进一家照相馆，装着等候照相或照完相出来的样子，从容不迫地拉开旅行包，取出一件新军装来穿上，站在镜子面前一照，效果不太好，一来军装皱得不像样子，二来面容憔悴，像犯了错误的人。也许总比穿便衣好些吧！“要是能吃点饭就精神抖擞了。”他这么想着，走出了照相馆。
来到火车站，他抬手看了看表，原来忘了上发条，表早就停了，幸而北京车站有很大的钟楼，那里随时都有标准时间可以对表。对好表以后，他算了一下时间，离开车的零点三十分还有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怎么度过呢？要是身上有钱，可以躲进小饭馆去，一角钱一杯的啤酒买上他三杯五杯，再来点腊肠、叉烧或火腿，独自找一个偏僻的座位，“他妈的！老子就在这里享福啦！”想起这些，口水就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通畅，简直每一秒钟都要咽一次。口水咽得越多，肚子便越是饥饿难忍，这时候要是能有五分钱买一根冰棍吃吃，那也是极大的享受，但那五分钱从哪儿来呢？他又把所有的衣袋裤袋摸了一遍，的的确确身无半文。平时并不经常吸烟的范子愚，现在陡然产生了烟瘾，极想得到一支哪怕是最低级的香烟，于是产生了一种侈望，想在车站混熟一个会抽烟的人，以便从他那里得到一两支香烟的赠予。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一两支香烟怎么能使你挺住五十多个小时不吃饭坐回南隅呢？他一面在车站广场上低头漫步，一面在做着一个奇怪的算术题。有回他随小分队下部队演出，汽车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抛锚了，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没有饭吃，饿了整整五个小时。他清楚地记得，头一个小时饿得咕咕叫，喉咙眼里快要伸出手来了；第二个小时感到四肢无力，既不想喝水，又不想抽烟，一心想啃一个硬馒头；第三个小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脑子嗡嗡地叫，闭上眼睛就能看见火花，但并不觉得肚子怎么饿；第四个小时几乎已不省人事，像害了大病似的，只希望能静静地躺着，全身每一个骨节都要有所倚靠就好；第五个小时又到了下一个吃饭的时间，糟了！浑身颤抖起来，一时想逮住从头顶飞过的麻雀，一时又希望从草丛里钻出一条蛇来，不管是什么，能够逮住的就要拿来吃，哪怕是吃生的也好，哪怕是喝一点血也好。那五个小时就是这样的难受，那么五十多个小时又怎样度过呢？一共有十一个这样的过程，抗住了一个过程，还有十个过程，不断地看到别人吃饭，不断地闻到糖香、果香、糕点香……范子愚担心着，他可能会在第三或第五个饥饿过程时不顾一切去抢别人的东西吃，于是，人家就要愤怒，差点挨打，后来一看，是解放军，便原谅了。然后就问起原因，大家都表示同情，解囊相助，于是，钱哪，面包啊，水果啊，巧克力糖啊，烧鸡啊，烤鸭啊，葡萄酒啊，让你吃都吃不完，真美！美极啦！……他露出了微笑，抬头看了看路灯，“这是北京车站，不是在车厢里，周围没有一张同情的面孔，没有钱，没有面包，没有水果、巧克力，什么也没有，只有水泥地，梦，完全是幻想出来的美梦……”他这么想着，快走了几步，盲目走进了售票厅。
售票厅里排着若干长队在买车票，也有不少军人夹杂在其中。范子愚在专售南方车票的几条队伍中挨个儿打量每一张面孔，特别是军人的面孔，又特别是空军的面孔，希望能找到一个熟人，借几块钱在车上好吃饭。几条队伍都查完了，没有一个是曾经见过面的。怎么办呢？他又想出一个主意来，决定站在窗侧附近等着，看看哪一个空军人员买票到南隅去，然后相机而行。等了约半个小时，终于有一名穿蓝色军裤的战士买了一张南隅车票，他立刻凑上去跟他打招呼：
“同志，你也到南隅？”
“是啊，你呢？”
“我也是，咱们同路。”
“是哪趟车？”
“零点三十分的。”
“咱们正好一道。”
“到候车室去吧！”
“不，我还要到招待所取东西，早着呢！”
那个战士很有礼貌地挥挥手走了，可是范子愚在心里骂了他一句：“他妈的！”转念一想，也罢，反正他还会来的，就到候车室去等着他吧！好容易找到一个对象，可不能叫他轻易溜走了。来到候车室，那里坐满了人，范子愚担心错过与战士接头的机会，在进口处挤出一个位子来坐着，又用旅行包为战士占据一个空位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外面，等着他的债主到来。有时他也抽出一两秒钟来向后面扫一眼，无意中发现在最靠里面的一角好像有一双眼睛在对他闪着光，他心里嘀咕：“不会又是一个扒手盯上我了吧？没有关系，现在我没有钱了。”不过他还是提高了警惕，用手护着旅行包，不敢挪动一下。
“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