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咱们就说定啦！”
“要说什么定！我该去的我就去，我该讲的我就讲，我不会搞阴谋。”
“到底还是胡处长，”刘絮云把最熟练的一招拿出来了，“真是个爽快人！人家都说，咱们兵团只有胡处长最光明正大，这话可是一点也不假……”
“不要给我灌米汤，想把我灌糊涂了？不听，不听！”胡处长重新拿起酒杯，“你要没有事了，走也要得，坐一下也要得，想吃酒也要得，就是不要灌米汤。”
他这一说，把刘絮云的嘴巴堵得死死的了，走也不好，坐也难堪，喝酒更不能，一时不知怎么办。嘴里无话，心里着慌，只得又拿出一条小手绢来，毫无目的地在手背上揩了又揩，揩了又揩……
门被推得轻声叫了一下，胡处长只顾喝酒，没有注意；刘絮云敏感到了，密切注意着来人是谁。
万万没有想到，进来的是从不登门的赵大明。
赵大明究竟来干什么？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反正他不可能是来找刘絮云，而是拜访胡处长的。可是，当他愣了一下又冷静下来开口说话时，才知道他正好是找刘絮云的。
“哎呀！”他说，“找得我好苦！我猜想你可能到这儿来了，果然不错。”
“找我干什么？”
“还不是为了咱们的事！”
胡处长抬头看了看赵大明，只知道他是唱歌的，唱得不错，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没有打招呼，也没有请他就坐。
“胡处长，您喝酒啊？”赵大明有礼貌地搭讪一句。
“唔。”胡处长不热情也不反感，只是显得有点架子。
“我跟你说呀，”赵大明对刘絮云说，“我们的人可是等得不耐烦了，这个来催，那个来催，一定要我找你问问什么时候行动，要是北京来电话催反党集团的补充材料，我们还没有搞出证据来……”
“出去说，出去说，这些事儿不要打扰胡处长了。”刘絮云焦急地瞪了赵大明一眼，立刻起身。
“你们讲嘛！什么阴谋诡计我也不听。”胡处长埋头选着肉皮说。
可是刘絮云已经拉着赵大明走到门口了，回过头来向胡处长道了声“再见”，便急急忙忙走下楼去。
胡连生抬头望着他们两个离开，忽然产生了怀疑，心里在想：“什么？北京……反党集团……补充材料……证据？……有鬼！有鬼！阴谋诡计，要防他们一手。”
第二十四章 感情·理智
五月的北京不冷不热，而徐秘书受不了。他在几小时之内从南方海边飞到北京来，气候整整相差一个季节。单纯是冷热的变化只要多穿点衣服就行了，最要命的是湿度变化之大使人无法适应。昨天上午在南方上飞机，他穿一件单军装还汗流满面，因空气潮湿，全身没有干过，而且总是感到脸上、脖子上到处是黏糊糊的，那滋昧不太好受。他指望到北京以后可以过得非常舒服，刚下飞机时也确实是满意的，可是不久，干燥使他受不了。其实，五月的北京并不是干燥季节，对本地人来说，这是比较舒服的日子；而南方人跑到这里来，恨不得马上回去。徐秘书不停地洗脸，陈政委离开招待所以后，他几乎一直在洗脸。总觉得脸上很快就会开裂，眼睑里面无时不夹着灰尘，很少咳嗽的人也有点咳嗽了。他看到那些从兰州来的军人活蹦欢跳，非常羡慕他们，问他们那里怎么样，回答是：比北京干燥。徐秘书暗自嘀咕：“可不要把我调到兰州去。”
二十六岁的徐秘书已经跟随陈政委到北京来过多次了，永远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无论春夏秋冬四季，任何时候来都是一样。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这里每天都有最新最快的爆炸新闻，大字报的编辑们往往是画一个硝烟四散、弹片横飞的图案，旁边写上“爆炸新闻”或“最新消息”的字样，以引起读者们重视。凡有这类大字报出现，照例是要围上一大堆人的，一般从外地来到北京的造反者，最注意的就是这类大字报。面徐凯却并不抓紧陈政委不在的时机上街去走走，对爆炸新闻虽也有兴趣，但他能够控制自己。他只是一个秘书，又是很年轻的秘书，首长身上的重大责任不需要他分担什么，他只要按照要求认真地办事，像邬秘书一样，任何时候也不激动，不发愁，不着急，不失眠，有条不紊地行使职责就行了。但这个小伙子有一个至今不能克服的毛病，就是常常要带点感情到工作中去。他从道理上知道，秘书工作不宜带感情，而实际上总是做不到。从南隅飞到北京，陈政委一路上沉默寡言，就连飞临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闹的武汉上空，也不探头看看底下的情况，始终那么默默地坐着，闭目养神。徐秘书知道，他的闭目并不是为了养神，而是为了当前的斗争。他的处境非常困难，身体又很不好，要承受来自上头的压力，又要抗住来自前后左右的夹力，还要抵御心脏病的威胁。徐秘书见他那样负担沉重的样子，感到当政委不如他当秘书好，但这两者是不能交换的。
刚刚安排好住处，政委就到首长那里去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回来，真叫人担心。首长又会谈些什么呢？是批评还是希望？是研究问题还是布置任务？是单纯要他参加斗彭，还是他自己也需要写检查？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很难办的，一个难字无论怎样也摆不脱。徐秘书有一种思想准备，就是尽可能为政委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减轻他一点负担。年轻的秘书怀着一颗诚挚的心，他敬重老年人，尤其是身经百战的老首长；他同情处境艰难的人，包括对被认为是反党分子的彭其。他逐渐意识到软心肠是干不了大事的，但又毫无办法，下一千次决心也硬不起来，目前他已向自己的缺点投降了，让它去吧！干不了大事就不干大事，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算了。
邬中来了，他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先把头伸进来望一眼，然后才抬脚进门。两个秘书见面，先一般地互问了几句，然后便谈起了正事。
“彭怎么样？”徐凯问。
“什么怎么样？”
“斗他的情况怎么样？”
“态度不好。”
“还是态度不好？”
“这个人完了！”邬秘书坐在床沿上，将皮包贴住肚皮，双手抱住，“不是一般的态度不好，简直是非常恶劣，首长十分不满，下决心要把他整过来，他再这么坚持顽抗下去，光凭这态度和现有的材料就完全可以定性了。”
“是怎么斗的？”
“分组斗，每组只有一个对象，其他人都集中攻他一个，各组斗出来的材料又互相交换作为炮弹，每天都有新炮弹，每天都有很厉害的斗争会。反党集团那几个人，一个个都瘦下去了，有的是硬顶，有的是软抗，几乎没有一个是态度好的。”
“彭在这里交代了一点新的东西吗？”
“没有，别说交代新的了，过去已经交代了的，现在又想推翻，别人交代了的，他也不承认，他就是属于硬顶的一个典型。”
“会还要开多久？”
“那还早呢！陈政委他们这一批人不是刚刚来吗？早得很，你要准备在这里久住。”
“久住倒没有什么，只怕久斗……”徐秘书表现出一种难以捉摸的心情。
“久斗怎么啦？”
“久斗……会受不了。”
“又不是斗你。”
“当然不是斗我，斗别人也受不了啊！”
“你怕厌烦是吗？”
“不是。”
“那是什么？”
徐秘书想说又没有说，不说又压抑得很，扪住鼻子打了一个喷嚏，借机离开了几秒钟。等他再回到邬秘书一起时，邬中问他：
“政委什么时候回来？”
“谁知道呢，已经去了很久。”
“我是在这里等他呢，还是过一阵再来？”
“你就等着吧，说不定快回了。”
他们两人的关系看来并不十分亲热，问一句，答一句，常常出现冷场。有时为了避冷，徐凯要邬中谈谈北京的见闻，邬中尽谈些小市民趣味的内容，诸如北京的菜市场跟南隅不同，都是用磅秤称菜哪，什么这里的啤酒是论升卖的哪，关于烤鸭要好几个人才能吃完一只哪，王府井百货商店的商品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哪，大栅栏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皮货哪，还有北京人说话口齿不清哪等等……听着听着，徐凯就腻了，他要邬中换一个话题谈谈文化大革命的事，邬中没有说的，于是又冷场了。
徐凯心里老早就怀着一个疑问，一直想问问邬中，一直也没有问，今天两人呆在一起完全无事，便想趁此机会问问他，多次几乎开口，又多次咽下去。最后一次，终于有四个字从嘴边滑出来：
“我想问你……”
“问我什么？”
“咹……”
“怎么吞吞吐吐，像个女人？”
这句话刺激了徐凯，表明邬中很瞧不起他，他一气之下，鼓足了勇气。
“我问你，司令员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你是他的秘书，跟随他好几年了，你难道一点儿也不同情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邬中警觉起来，“你是说我必然同情彭其，必然与他划不清界限是吗？”
“不是！你不要误会，我知道你把界限划得很清楚，所以我才想问你，怎么能够一下子就划清界限的？”
“小徐，你到底年轻几岁。这有什么奇怪呢？这样的事又不是我开的先例，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这个年代的特点就是这样嘛！你难道还是孔夫子那一套？有些人之间是共事多年的战友，彼此都曾经有过非常信赖的关系，一旦发生了大是大非的矛盾就决不留情面。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因为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大事。”
“当然，划清界限是正确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久了会产生感情，就像离开学校或离开一个连队的时候，同学和战友到车站送你，总有一些人流眼泪，除非是群众关系极坏的人。为什么在关系到一个人今后命运的大事上面，就没有那样的感情呢？真是奇怪，我有时钻进牛角尖去了，怎么想也想不通，你说这是什么道理？”
“我没有研究过，也觉得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很奇怪，你是怎么啦，小徐？是不是有点同情彭其呀？”
“你都不同情，我同情他干啥？”
“其实，感情是表明一个人蒙昧、愚蠢的东西。”邬中随口一溜便是警句，他停了停，想不再往下说，最后还是说了，“你看小孩子，他没有知识，他的感情最浓厚、最纯洁；一般的芸芸众生也是父子、夫妻、朋友、亲戚，千丝万缕扯不清。凡是大智大勇者都是没有感情只有理智的。你研究过历史吗？古代的帝王有多少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林副主席谈政变的那篇讲话中就举了很多例子。所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就不能讲感情。你我虽然级别不高，但我们的工作都是关系到大是大非的，可不能儿女情长，要增强一点斗争性啊！”
“有时候还有这么一种奇怪现象，”徐凯说，“道理是懂得，至少听见过看见过吧！但是一到实际问题中，经常要费很大的劲来战胜感情的纠缠，我怀疑我这个人会连离婚的勇气都没有。”
“你现在谈离婚太早了。”
“我是这么比喻。”
“小徐，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邬中像发现了秘密似地注视着徐凯说，“你大概是面临什么不幸吧？要么就是已经遇到了什么感情上的难题？再不，你是担心陈政委……？”
“要是陈政委突然倒了，我就复员。”
“你那么天真？真像个小孩子，没有一点理智，我担心你还会自杀呢！”
“自杀倒不至于。”
“到了那个时候，你想复员也不行，你了解情况，能马上让你复员吗？要复员可以，先得参加一段斗争，把他打倒了你再走，像我现在这样。”
“你做了复员的准备？”
“我？不知道。”
邬中再不说话了，他感到今天已经说得太多，又违犯了自己的禁忌。“言多必失”，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座右铭，当然是偷偷放在心里的座右铭，不敢真正贴到办公桌上。他也有他的矛盾，一方面要规定自己尽量少讲话；同时又有很多最新的心得很想能有机会同别人交流交流。有时，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受到某种诱惑和启发，就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些来，但这些流露出来的部分大都是非常肤浅的和经过了修饰的。在他心里，还有一个保险柜，钥匙已经化成铁水了，绝对不能打开，那里面藏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认为，保险柜不仅是他一个人有，就连那在他看来是天真幼稚的徐凯，心里难道就没有一个保险柜吗？今天他提出的感情问题，很可能就是从保险柜缝里露出来的一张纸角。他觉得，所不同的是，各人心中的保险柜用处不同。有的人把东西藏进保险柜，准备沉到海底去；有的人把保险柜里的图纸付诸实施；还有的人犹犹豫豫，缩手缩脚，想用又不大胆用，最后等于不用。他自己是属于付诸实施的一类，心中既然藏着宝，就要让它发挥作用。沉海的是蠢人，犹豫的是庸人，只有能付诸实施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徐凯坐在沙发里，将背部、头部和双手都贴紧在沙发的各个部位。这种坐的姿势同陈政委在伤脑筋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他并不是有意模仿陈政委，而是不知不觉就坐成了这个样子。当陈政委在的时候，这种姿势不会在他身上出现，只有当政委不在时，思想和精神处于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情况下才会这样。此时邬中不讲话，他也不讲话。他没有想到什么保险柜的问题，而是在继续追赶着奇妙的感情姑娘舍不得放手。感情是一个女妖，是具有无限诱惑力的妖化美女，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让你看清她的面目，只让你看见背影。那背影无论怎样形容其婀娜多姿也不过分，具有看不见的神力、魔力，吸引着你丧失自制的功能，孜孜不倦地追赶着她。你总想看清她的面孔，但你永远也追不上，永远也看不清。她就是这么奇怪，这么讨厌，这么害人，令人陷入痛苦和陶醉。有人认为只有男女相恋的感情才是这样，其实大不为然，还有许多种感情，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对于后代有感情，就不会有人植树了；如果不是对于真理有感情，就不会情愿抛头颅、洒热血了。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没有感情呢？他与感情是两块同极对置的磁铁吗？磁铁也只有在同极对置的时候才能相斥，把其中一块调过头来也同样会吸引到一起。邬中是反对感情的，究其实，他难道真是没有任何感情？也许他对同志没有感情，对人民没有感情，对他的父母兄弟可以没有感情，对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妻子也可以冷漠无情。但是，所有这些无情都有它的反面，不爱大家就是因为太爱自己；不爱人民就是爱着人民的敌人；不爱美好的事物就是正在迷恋着丑恶的事物。每个人都离不开感情的纠缠。与其改弦易辙去追求邬中的感情，还不如继续保留徐凯的感情。爱一爱他人吧！总比光爱自己好些。徐凯决定我行我素，不被邬中牵引。
对坐无言是难堪的，邬中决定暂时离开这里，约定过一会儿再来。
他走后不久，陈政委回来了，徐秘书密切注意着他走路的动作，如果他心里轻松愉快，那只空袖筒是会摆动的，如果空袖筒直垂着不动，就不要问政委心情如何了。政委走进门，空袖筒底下像吊了一个铅球一样，这铅球因为在心里装不下，分了一部分放进袖筒里。
“什么时候了？”政委第一句话是问的时间。
“九点半了。”徐秘书看看表说。
“我去了几个小时？”
“三个小时，是六点半去的。”
“邬中没有来吧？”
“来了，又走了，等一会儿还会来的。”
徐秘书接过政委手上的皮包，自己拿着，待政委坐下以后，他也在床沿坐下，正要开口问问情况，政委先说了。
“我上当了！”他眼睛发呆地望着前方说。
“……”徐秘书要问的话没有问出来。
“被人家耍了一顿。”
“谁呢？”
陈政委摆摆手，表示叫秘书不要插嘴，他要一直说下去。
“我把文工团范子愚他们交来的材料送去，人家看了，退回给我，说这是保守派搞的。保守派，要保彭其，才把这样的材料送来。我问他们掌握了一些什么材料，他们只是笑，笑得不诚恳，像拿我开心一样。”
“您把彭的失踪，党委委员坐等开会找不到批斗对象这些情况都汇报了吗？”
“汇报了。人家听了也是笑，我不晓得他们笑什么，我活了这么多年，第一回送给人戏弄。戏弄完了，我到现在还是莫名其妙，只看见人家笑，我一点也笑不起来，好像是……我洗脸没有洗干净。”
“他们肯定得到了重要材料。”
“谁晓得！”
“他们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谁晓得！”
“一定有人搞鬼。”
“谁晓得！”
徐秘书苦苦思索，陈政委默默无言，过了一阵，政委打断了秘书的思路。
“有开水吗？”他问。
“刚送来的。”
“替我泡一杯浓茶吧，我不想动。”
秘书马上去泡茶，但心里还在想着复杂的问题，竟把开水倒多了，漫出了杯子。他泡好茶，端给陈政委，又去找了一块抹布把桌面揩干。
“是文工团捉弄我们了？”徐凯提出猜测。
“他们要这样搞做什么呢？”
“是啊，”秘书同意说，“他们斗彭斗出了成绩应该大肆张扬，应该让兵团党委知道，因为最后决定他们命运的还是兵团党委，瞒着党委，弄些假材料来哄党委，这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他们有两种材料？有用的直接送北京，无用的拿来哄你陈政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野心太大？是报复你陈政委？”
“我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
“是啊！他们实在没有必要。”
陈政委喝了一口茶，又喝一口茶，看看杯子里的茶叶，放下杯子说：
“小徐，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多疑的人？”
“您不是多疑，是太相信人，太老实了。”
“可是最近我起了疑心。”
“疑心什么？”
“我们兵团好像有一个地下党。”
“地下党？”
“就是讲，除了公开的党委以外，还有一个不公开的领导核心。”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那是非组织活动。”徐秘书禁不住愤慨地说，“要查明，取缔，采取组织措施，坚决打击！”
“嗨嗨！”陈政委苦笑着摇摇头，“你太简单了！现在的事不能拿平常的老规矩来看，就比如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各级党委都瘫痪了，书记歇凉了，委员参加群众组织去了，但这个革命还是在党的领导下搞的，这不奇怪了？平常来看，这不合道理，现在来看，这是正常的，因为……”他没有说出来。
“这是地方上的事，我们是军队，军队的党委还没有垮。”
“军队跟地方，情况有点不同，道理都是一样，有一个大道理在管住这一切。”
“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我们军队里搞出另外一个地下党来，是谁领导的呢？”
“你晓得他没有人领导？没有人领导，他怎么能直接把东西捅到北京来？谁跟他接头？谁认他的账？没有人领导，他有那样大的胆子？敢叫我们开不成党委会？”
“这样的话，把党委解散算了！”徐秘书愤愤不平。
“不要充好汉，”陈政委规劝徐秘书说，“不要讲这样的话。我在那里被人家耍笑，你怕我心里不火？有火也要罩住，冒不得的。你以为你是马克思主义，你以为你党性很强，那是你自己以为，别人不承认。”
“我要不跟着您就好了，”徐秘书使着性子说，“那我也到地方上造反去，自己创立一种主义，当头头。”
“乱讲！”
徐秘书只得不说话了，又给陈政委添了一点水，自己一不爱喝茶，二不会抽烟，白白地坐着，时间很难磨，只得还是找句话来说。
“他们到底得到了一些什么重要材料呢？”
“不晓得。”
“又要瞒着您，又要叫您来参加斗彭，这到底是玩的什么把戏嘛？”
“不会总是瞒着我的，瞒了今天，明天就不瞒了，明天要我参加斗彭，什么都会晓得的。我还是斗彭那个组的组长呢！”
“要您当组长？”
“组长，木脑壳组长，主持一下会议，怎么斗法，他们有一整套计划，不要我管。”
“那也好，就当个木脑壳组长吧！”
“不行！讲了，要我在斗彭当中接受考察。”
“您带来的材料是保彭的，这个考察肯定不及格嘛！”
“是啊，怎么能及格呢？你帮我想想办法，我怎么考及格呢？嗓子大一些？多骂他几句娘？多喊几句‘你不老实！不老实’？这样能及格吗？”
“把我也难住了。唉！”
年轻的秘书能给陈政委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呢？他当然不行。陈政委只好不为难他了，他准备今夜基本上不睡觉，以便好好想一想。但思路很难集中到怎样接受考察的问题上去，一静下来就容易想起彭其，想起彭其和自己的关系以及目前的难堪处境。他自言自语道：“要我当组长斗彭其，那些干将算是我的部下，我要服从他们，又要指挥他们，还要受他们监视。他们要杀他，要借用我的刀，刀把上写有陈镜泉的名字，要亮给彭其看。……这是什么考察？大概对我的考察就是这个，看我同情他不？看我跟他暗送秋波不？看我一刀斩得干脆不？就是这样，这就是对我的考察，并不要我拿出什么像样的炮弹来，他们已经有了，大概足够了。我的任务就是这样，这个任务比送炮弹还难。我会经不起啊！经不起啊！太重感情啰！……”
“政委，”徐秘书接着他的自语说，“我为您出不了什么主意，心里只想分担一斤一两，用不上劲，但是我还是想用一点劲试试看。刚才您没有回来以前，我同邬秘书谈了半天的感情问题，他的理论对您可能有点用。我问他，彭司令员倒了，他为什么能一下子就把界限划得那么清楚，他回答说：‘这有什么奇怪呢？这样的事又不是我开的先例，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这个年代的特点就是这样嘛！你难道还是孔夫子那一套？有些人之间是共事多年的战友，彼此都曾经有过非常信赖的关系，一旦发生了大是大非的矛盾就决不留情面。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因为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大事。’他能够同司令员划清界限，毫不留情地站出来同他进行斗争，原因就是这样。您能不能也学学他这样子呢？”
“哼！学他，你想学他吗？”
“政委，”徐凯内疚地说，“我不该说，我是违背自己的心讲这个话的。看您急成那个样子，我也急得心里像猫抓一样，可我只能站在旁边干着急，不能为您分担一点，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就乱出馊主意，真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其实，我对邬秘书那样做，一直不能理解，要我学他我学不到。人总是有感情的，不爱别人就是因为太爱自己，要我像他那样只爱自己，对旁人都没有感情，我会僵了，硬了，活不成了。”
“你不要讲这些了，”政委说，“这些话讲得越多，对我当前越没有好处。邬中的话是对的，像我碰到这样的难题，只有照邬中那样才能过得去。他还算是聪明的，能够总结出道理来，我就总结不出；他也算是有本事的，不光能那样做，做过以后心里还不难过，这我也是做不到的。你不要以为他错了，他很有理智，他确实是这个年代的英雄，会要出很多这样的英雄，你看吧！”他们正在说着，邬中掩了进来。
“政委！”邬中立正行了一个礼。
“你坐吧！”政委指了指沙发。
邬中坐下，因不想谈更多的问题，便抢先提出话来请示，打算请示完了立刻就走。
“政委，您自己来了，小徐也来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呢？”
“你怎么一坐下就提回去的事？”政委略有不满。
“我看着……”邬中看看表，“时间不早了，您要休息，我不好久坐，所以……”他很快就找到了理由。
其实政委也并不想留他多说，便开门见山提出早就想找他了解的问题。
“你来的时候，是不是带来一些斗彭的材料？”他问。
“我？没有啊。”邬中并不惊慌。
“没有？”政委不太客气。
“是没有啊！”看来邬中是早就胸有成竹了，“只是……我出发的时候，江部长交给我一包东西要我带给首长，我也没有问是什么，估计是吃的吧？”
“文工团有人到北京来吗？”
“我不知道。”
“你还有什么问题，讲吧！”政委显然不想从他嘴里问到什么东西了。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邬中也巴不得这样，“就是刚才我请示的，我现在能不能回南隅去？”
“回去，回去！”政委朝门外把手一挥，干脆利索地答复了他。
“那我走了。”
邬秘书站起来，行了一个礼，再没有多讲话，退出了政委的房间。政委没有回礼，没有点头，也没有看他是怎样走出去的，自己站起来往里间走去。
徐秘书说了一声“您早点休息吧！”也走回自己下榻的房间去。
过了一阵，徐秘书气喘吁吁地推门进来，报告陈政委说：“我刚才好像听到文工团造反派那个头头范子愚跟门卫吵架的声音，马上跑下去看，人已经不在了，我往两头马路上追了一段没有追上。”
“他们也来了？”政委微怔一下，想了想说，“这个地方有一块肥肉啊！”
第二十五章 善与恶
这一天晚饭后，门诊部宿舍比往常热闹得多，不少人家都来了文工团的客人，真是凑巧，不约而同都到门诊部来串门儿。医生和文艺工作者都是知识分子，本来就比较容易接近，加上文工团那些人身体娇贵的不少，尤其是女同志，稍有一点不适，就要认真对待，马上问病求医，于是，很多人是互相混熟了的。医生护上们很欢迎文工团员到他们家里来玩，因为他们总是带着笑声来的，能一下子把你家的寂寞和忧愁驱逐到海那边去。特别是有几个话剧演员，他能当着你的面模仿你平日的语言、动作和不良习惯乃至生理缺陷，好像你变成他，他变成你了，惹得旁人捧腹大笑，羞得你自己无地自容。还有的善于讲故事，不需要有故事台本，也不需要有离奇的情节，就是日常发生的琐事，人人都司空见惯了的一些小事，被他们拿去一讲，就立刻生动起来，配以适当的表情和动作，就使你感到身临其境了。他们一来，就必然要打破这个宿舍的宁静，破坏所有的家庭——因人们都不再以家庭为组合单位了，而是围得一堆一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场面比看舞台上的演出要精彩些，因为在正式上台演出时，每一个节目都必须突出政治，而在这里是允许没有政治的。
目前，在刘絮云家里，有一个话剧演员正在讲述公鸡追求母鸡的整个程序，以及一只公鸡同时领着好几只母鸡的时候，是怎样区别对待的。看来他确实是认真观察了鸡的生活，讲得头头是道，表演得栩栩如生，他自己完全变成一只公鸡了。在另外几家房里，有的在回忆他们在舞台上忘了台词、没有拿道具、误场了、掉了鞋子等等逸事；有的在描述某次与农民联欢时，一个可爱的山歌手是怎样引人发笑的故事；有的在大谈其天南地北的见闻，加油添醋，还不使你感觉出有假来；也有的是在为了自己的某种慢性病，借此机会向医生打听最有效的疗法。
刘絮云自己家里有客人，她却不在那里陪着，这一家串到那一家，那一家又串回这一家，每一个精彩的故事她都没有听完，每一个来访的客人她都打过招呼了。她像一个舞台监督，又像是群众游艺场的总经理，她非常忙碌，不知在忙些什么。门诊部主任方鲁的家里没有来客人，因为他是主任，即使文工团员来到他家里了，也不会像在别处那样放肆，现在是，根本没有来。方主任也没有被笑声吸引过去看热闹，他目前心情不太好，独自坐在卧室里想问题。自从军营里各种舆论工具出现了“彭其反党阴谋集团”的提法以来，他有点提心吊胆。到底这个阴谋集团包括一些什么人呢？要与彭其有什么样的关系才算是他那个集团的成员呢？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是参加过他的反党阴谋活动才能算，一般的因工作关系接触多一些不应该认为有问题。但是有一点是使方主任不大放心的，就是胡连生的精神病问题。其实，他对胡连生的同情是在斗争会上就产生了，也闪过一下想把他诊断为精神病以避免负政治责任的念头，但他不敢。后来司令员交给他任务，他的胆子就大了，总算把胡连生从拘留所迁进了医院，从囚犯变成了病人。现在由于彭其的倒台，会不会把那件事抖落出来呢？如果抖落出来了，最倒霉的还不是他方鲁，而是那个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胡连生。方鲁可能会因为听信彭其的指使而背上一口黑锅，但他相信，除此以外别人也找不到他与彭其的特殊关系；至于经常给司令员看病，那是工作，谁也不好横加什么罪名。他如果采取主动，自己去揭发彭其指使他干的事情，完全可以把自己洗清白，但是方鲁的脾气也属于彭其那一类，弯的少，直的多，一般常理常情他很容易接受，就是路线观念很差，明知很差，还不准备加强一点。方鲁是山东人，由于走南闯北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口音已完全改变，普通话讲得比较好。最初他参加地方上的抗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才到部队来。他的医术是在战争中学的，建国以后又专门到医学院进修了几年。这人是个典型的业务领导，从来不大过问政治。虽然如此，但党性和组织观念都很强，是因为从战争中带来了习惯，永远忘不了。对于目前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他几乎样样都反感，而且不善于掩饰，总要从脸上嘴上暴露出来，当然还能掌握一定的分寸，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最近有一些鬼现象引起了他的警惕：门诊部低声耳语的情况多起来了，每当见他一到，一切就平静下来，使他不能不怀疑这些耳语是否与自己有关。那个心得笔记写得最多的刘絮云显得特别活跃，常常这家进那家出，很晚还在嘀咕。也有人向方主任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赶快给刘絮云评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吧！”方主任认为：“不行，光是抄书，凑字数，这不叫活学活用。”人家又说：“给她评上吧！评上了好一些，不评上不好，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要看行动，不看她怎样抄书。”“唉！”提建议者无可奈何，只得叹口气说，“方主任啊方主任，你会倒霉的！”方鲁对于这些好心的劝告至今没有接受，他今后也不准备接受。
热闹的宿舍里突然响起一声使人毛骨惊然的口号：“打倒彭其反党阴谋集团！”接着，所有正在讲故事和扯闲话的文工团员立即中断他们的表演，全部拥到走廊上来，相继喊起了同样的口号，门诊部的人也有参加呼喊的。
方鲁不知出了什么事，停止思考，起身准备出门看看，不料外面有人推门进来了，都是刚才在左右各家闲聊瞎扯的文工团员们。
“哦？”方鲁愣了一下，然后客气地说，“进来进来，坐吧！来这么多人，房子小了一点。”
“方主任，我们可轻易不到您这儿来呀！”有个领头的说。
“嗨嗨！嗨嗨！……以后多来嘛！以后多来嘛！”方鲁明知来者不善，也只得应付着跟他们说话。
“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领头的说。
“什么事啊？”
“想找您谈一个问题。”
“好啊，什么问题？……哎，大家坐嘛！凳子上，床上，都可以坐。”
客人们并不怎么讲客气，脸上也没有笑容，好像是来查户口的，其实很清楚，大家都不必客套。方主任也已看出客套是多余的了，他干脆不提什么喝茶之类的问题，严肃庄重地站在写字台前，将每一张面孔都看了一遍，有的知道姓名，有的只是面熟，有的还曾经为了病和药的事向方主任求过情，并得到了他的帮助。一看到这样的面孔，方主任不免多望他一眼，那被望的人只得讪讪地低下头去，发现鞋带系得不合适，连忙弯下腰去重新系过。
“方主任，”领头的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你知道吗？”
“这怎么不知道呢！”
“我们空四兵团出了一个反党阴谋集团，你知道吗？”
“知道，标语、大字报到处写着。”
“是谁为首啊？”
“彭司令员。”
“什么彭司令员！彭其，你还跟他划不清界限！”客人当中有一个插了这么一句。
“危险啊！方主任。”还是领头的说。
“我跟他有什么划不清的？”方鲁理直气壮地说，“他当司令我看病，他倒台了我少一个病人。”
“你们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那你说还怎么样？”
“不要装糊涂了！”又有一个插话者。
方鲁并不示弱地朝这个插话者瞪了一眼。
这时，假装无意撞进来的刘絮云大惊小怪地喊了起来：“你们这是怎么啦？空气那么紧张，脸上都那么严肃，找我们方主任干啥呀？发生了什么矛盾？咱也能听听吗？”她说着，挨邹燕坐下了。
“我们想问问方主任，他跟彭其的关系问题。”
“哦！是这个呀！那是得问问。方主任，你平常跟彭其的关系可不错呀！现在彭其倒了。你也该讲个清楚啦！”刘絮云说。
“我没有什么要讲清楚的，工作关系，明摆着，谁都知道。”
“不见得吧！”还是刘絮云，“你给胡连生看病的事大家知道吗？能不能公开说说啊？”
“我一天不知要看多少病，都要说吗？”方鲁一点也不倒威。有几个门诊部的人挤在门口，像是看热闹，又像是有目的来的。
“进来呀！”刘絮云向他们招手，“人家文工团的同志以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为咱们做出榜样，咱们要向他们学习呀！为了弄清方主任跟彭其的特殊关系，文工团的同志带头啦！咱们门诊部的人路线觉悟就这么低？进来吧！‘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事情出在我们门诊部，我们不能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