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党员都不是，部长您知道吗？”
“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基本条件很好，入党不难。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看一个人是不是党员，党员里面还有不少是喂饱了‘黑修养’的呢！最重要的是需要一颗绝对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心。有这个准备吗？”
赵大明茫然，轻轻地摆了摆头。
“那么，你是盲目参加造反的？”
赵大明又摇了摇头。
“我很喜欢你这一点。”江部长恳切地说，“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讲假活，不骗人。这是一个优点，要保持下去。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吗？都提出来。”
“我还是不明白，”赵大明说，“我觉得自己的活学活用没有搞好，得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不是革命的目的，它只是革命的一种方法和策略，怎么能把实事求是摆到不适当的地位呢！现在革命需要你当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你懂吗？”
赵大明困难地领会着江部长话里的意思，他被弄得非常窘迫。
“宣传栏上的这篇文章，使彭其那个女儿死了心，再也不会来缠你了，我帮你解除了一个负担，你高兴吗？”
赵大明无言，努力掩饰着内心的痛苦。
“你应该高兴。”江部长说，“任何一个有理智的青年，都不会听凭一种危险的男女接触发展下去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他紧紧盯住赵大明的眼睛，“年轻人，这个事情很重要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的感情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你们文工团没有结婚的姑娘多得很嘛！你看上了哪一个，就跟江部长说一声，我代表组织出面给你做介绍，一般来说，不会不同意的。你相信江部长吗？”
赵大明低垂着头，叫人几乎看不见他的脸。
“考虑考虑吧！有没有决心献身于无产阶级司令部？你坐在这里想，我出去买烟，就回来。”部长交代一声走了。赵大明感到，他的脚手已被绳子捆住，嘴巴已被棉花塞住，胸口已被石头压住。根本就不存在选择的余地，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什么考虑的呢！他又想起了湘湘，趁着身边无人，让眼泪畅快地流出来。不过马上就意识到不能放肆，因为是在江部长的房里。幸好收敛得早，江部长很快就回来了。“考虑得怎么样了？”
“不需要考虑。”赵大明说。
“那么你的意思……？”
“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安排。”
“唔……”江部长缓慢地点着头，暗自感叹道：“真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啊！他已经懂得了诀窍：克制自我，原是为了自我。消极地接受强迫克制，不如积极地主动克制。前者是蠢人，后者是英雄啊！他是英雄的料子！”不过，江部长也不见得全对，他毕竟不知道赵大明心里在想什么。部长默默地把赵大明观察了很有一阵，突然问道：
“假如彭其的女儿厚着脸皮再来缠你，你怎么办？”赵大明很快就回答说：“只要她知道宣传栏上的事，她一定恨死我了。要是她来找我，肯定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我当然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过，请部长放心，她早就不理我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呀！”他是那样冷静，有条有理，使人觉得他已成为一个脱离了原始人性的有严格教养的青年。
现在，江醉章觉得可以向他交代任务了，便带着赵大明走进里间的卧室，站着对他说：“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你寄予极大的希望，今后将有一系列的重要工作交给你做，你要在工作中接受考验。”他又把他带到写字台跟前，指着上面的录音机说，“这是斗争彭其的实况录音，你把它整理成文字材料。要抓住要害，简明扼要，字数控制在三千字以内。”又说，“必须在明天晚上以前完成任务，时间很紧，加一个晚班。”最后，他加重语气叮嘱说，“你注意，要绝对保密，除我以外，不要对任何人讲。你就在这里工作，把两层房门都门上，有人来叫门，你不要理他。”临走，又告诉他，吃饭也在这房里，由服务员送来。
江部长走了。赵大明伫立在窗前看着他走出了招待所的大门。这时候，寂默的房间像冰窟，像监狱，呆在这里的赵大明，恰似一个孤独的囚徒。他惶恐不安地左看右看，从里间走到外间，又走进卫生间去，连床底下也撩起床单来看了一遍，他好像觉得这是一个闹鬼的地方。
他呆坐在写字台前，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一个虚幻的目标，僵住了。他痛苦地想道：“我刚才说了些什么呀！是真话吗？是心甘情愿的吗？我多么可耻啊！”他意识到，自己已不是一个自主的人了，一种远远超出他个人能力的力量控制了他。他明知这是一个卑鄙的阴谋，是蛮横地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起码的自决权，他却不得不接受这种安排，简直无法表达内心的抗议。“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神圣的名词，为什么跟蹂躏心灵的如此重大的罪恶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名词的威吓下，为什么连自己纯真的品质也改变了？说假话，这可不是赵大明的个性特征啊！过去他是多么嫉恨那种喜欢投机取巧、油嘴滑舌的人！他当真能接受江部长的安排吗？不！他正在为湘湘受了无端的侮辱而万分惭愧，他恨死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霸王江醉章。在这个问题上，他可不管他是哪个司令部的人了。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弱者，发一通脾气，指着江醉章的鼻子痛骂一场，是不会带来好处的。因为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功之臣，反对他等于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在短暂的革命造反经历中，人人都已懂得的普通常识。
他想冲出房间，到湘湘那里去，把宣传栏的真相跟她讲清楚。但这是不行的，江醉章的神通那样广大，难道他不会在附近安一只眼睛？如果被他知道了，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大明知道，在这个可怖的房间里，是不能够轻举妄动的。他忽然想到了那部电话机，能不能给湘湘打一个电话？他来到电话机跟前，犹豫了很久，才战战兢兢地拿起话筒。刚刚凑到耳朵跟前，便只听守机员在问：“是江部长吗？您要哪里？”赵大明吓得赶紧放下。一个声音在看不见的角落冷笑一声说话了：“哼！小伙子，要革命就得这样，哪能如你自己想象的那样天真烂漫！”这当然是幻觉，但足以使赵大明老实起来了。
他不得不开始工作。
录音机转动起来，造反者的吼叫声和彭其从容不迫的说话声交替出现。赵大明把一本稿纸摆在面前，时而摘记一些有用的内容。
听着听着，他吃了一惊，立即按了一下录音机上的键钮，使它停住，再倒回去一些，重来。只听彭其的声音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我找其他人串联过……”说得清清楚楚，一点也不含糊。大明记得，那天在斗争会上，无论怎么说，彭其也不承认找其他人串联过。大概只要不是傻瓜便应该知道，“串联过”这三个字等于是承认有组织、有预谋，他怎么会乱说一通呢！但这是录音机，不容置疑。
大明用铅笔把这句话记在纸上，在下面划了一根很粗的横杠，继续往下听。不久，又有一段话令人惊愕。记得原来是这样说的：“……坐在一起开会，提的意见又差不多，看起来是像一个集团。实际上谁也没有通过气，你是你，我是我，各讲各的。一个人带了头，大家意见相同，就跟着讲了。”现在却变成了：“坐在一起开会，提意见，一个人带头，大家跟着讲，看起来是……一个集团。”这样一变，岂不是完全供认不讳了？赵大明把录音机停下，呆坐着沉思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是魔鬼的意志吗？多么可怕！
录音机静静地躺着，好像为了保守机密而缄默无言。但它本身的性能正在暗示人们知道：只需要再有一部录音机，将磁带转录一遍，去掉一部分多余的句子和字眼，并把顺序按照需要调整一下，就会产生神奇的结果。这个游戏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能想出这种主意来的，却不是简单的人物。
赵大明的头脑中轰的一声爆发了原子弹，疑问一个套一个，急速地产生了连锁反应，把整个的观念境界全部搅乱了。原来还有这样的事！原来这也是在革命！原来在那座披着金色阳光的庄严和神秘的大山之上还有这样黑暗的深沟！“哦……是这样！是这样！”他默想着，在房间里走动，“我以为生活是跟书上说的一样；我以为只有我的思想是不够纯真的，需要加紧改造；我以为我正在为着一个崇高的理想而投入了光荣的圣战；我以为越是高级的便越是光明磊落的；我以为我找到了生活的良友和思想的楷模；我以为我的克制和服从总应有一些价值；我以为我的敌人原是最丑恶者，我的首长是属于完美高大的一类；我以为人们都是忠诚老实的……”他到外间去，往沙发里一躺，把两手交叉抱在胸前，自嘲地笑起来，歇斯底里地摇晃着头。后来他停止了这种轻慢的举动，冷静下来，从合理的方面去想想。也许这是理直气壮的，因为“对敌人没有忠诚可言？”但他原来并不是敌人，是通过强加罪名才使他变成了敌人的性质。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使他变成一个“敌人”呢？因为只有在他成了“敌人”的时候才能把他打倒。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在这里被当作与现实毫不相干的理论了。他们到底是在遵循哪一个主义、哪一条路线、哪一种道德标准？他们难道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为所欲为？同是共产党员，有的人不许说话，有的人享有随心所欲的特权。这一无情的现实，那样鲜明地对比着，摆在赵大明的面前。
乱了！乱了！联系到宣传栏的事，更加乱了！一个向来信奉宣传工作者的诚意的人，一旦发现自己遭到了捉弄，便将把过去的虔诚变成今天的愤怒。过程虽然是很短的，而变化却是惊人的。赵大明望着洁白无瑕的墙壁，吟诗般地说道：“昨天，我和你都是一样；今天，对不起！我要失陪了！生活在我的心灵上涂抹了复杂的颜色和曲折的线条！我是一个人，我不能和你一样了！”
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恢复正常的理智，去进行那项“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他的光荣的工作。他冷静地思考着，像编剧本一样煞有介事地写着。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晚上，眨眼已经是第二天了。在整个的工作当中，他觉得自己置身在一出丑剧的舞台上。丑剧在反复地这样演着：一条癞皮狗，骑在一个美丽的姑娘头上，耀武扬威地在闹市中游行。狗向众人宣布，那姑娘是它的老婆，它怎样把她从野人驯养成家人，怎样用米汤和锅巴将她喂大，目前她怎样表示忠于丈夫，发誓绝无二心等等……赵大明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很不舒适，感到恶心，昏眩，脉搏跳得很快。他一边写着坑人的字眼，一边为受害者啜泣：当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浏阳共产的时候，他那一分力量多么宝贵！当长征走过草地，红军只剩两三万人的时候，他活着是多么值得庆幸！当大军南下统一中华的时候，他这个纵队司令是多么不可缺少！当时日推移到今天，权力就是一切的时候，他活着便成了某些人的心腹之患。他的这一生啊！苦难多于幸福的一生！材料提前写完了，赵大明望着自己写下的那一个个肮脏的字，直想痛哭一场才好。他恨不得把这个材料连同录音磁带一起，点一把火烧了。但他知道，那样做，不仅纯粹是徒劳。还会把自己这个见证人也毁灭掉。他知道，这件事情的背景一定是很深的，主宰人绝不仅仅是江醉章。他知道，那个强大的对手既然可以把彭其一口吞下去，那么，附带着吞进一个小小文工团员并不难。他懂得了：头脑要复杂一些，再复杂一些，千万不可幼稚，不可轻举妄动。他苦苦地寻思着战胜邪恶的办法，急得在两间屋里团团转。江醉章不知什么时候会来，他一来，一切都迟了。屋里的空气为什么那样龌龊？闷得人只想把胸膛扒开来。不管他的禁令了，无论如何也要打开房门换换空气，否则会憋死在这里。他把房门一拉，正好看到范子愚站在门口，冷不防吓了一跳。心里想：“是不是江醉章叫他来监视我的？”范子愚也显得有点吃惊，一边跨进房门一边问：
“你怎么在这里？江部长呢？”
“江部长不在。”赵大明堵在门边，明显地不想让他进来。范子愚已察觉出一些蹊跷来了，伸长脖子往里间瞧，并不顾赵大明的阻挡走了进去。赵大明只得退一步挡在通往里间的门口，慌忙说：“有什么事告诉我吧，等部长回来了，我马上转告。”谁知范子愚根本不理睬，他已看见了里间那张写字台上的稿纸、钢笔等物，脸色有些异样地硬把赵大明扒开，要往里走。赵大明只好摊牌了。
“老范，实说了吧！江部长把房间让给我在这儿工作。”
“什么工作搞得那么神秘？”范子愚说着，还是想进去。“你不能进去。”赵大明干脆把通往里间的门关上，严肃地说，“江部长规定，按保密条令办事，不需要你知道的，请不要看，也不要打听。这并不是不信任，是为了斗争需要。”
“我也在写材料，怎么就没有规定要保密？”
“你？你写什么？”
“记录、整理斗争彭其的录音磁带。”
赵大明一听，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搞两套？“你整理好了吗？”他问。
“嗐！”范子愚说，“好几个人忙了一夜，算不了什么整材料，只是把彭其的交代记录下来了。”
“带来了吗？”
“带来了，想给江部长看看，要他点头，才能把磁带洗掉。”
“为什么要把磁带洗掉？”
“江部长说，最好不要让人知道我们使用了录音机。”
“江部长，江部长，江部长究竟在玩什么把戏呢？”赵大明在心里默念着，怎么也猜不透。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计策来，忙对范子愚说：
“这样吧，你把那个材料留下，江部长一回来，我马上交给他。”
“也行。”范子愚打了个哈欠说，“我太累了！实在懒得去找他。”说着便把一卷材料纸交给赵大明。
赵大明接过来，一目十行地翻看了几页。一看就明白了，原来这才是真实的，原始的，没有经过篡改的。
范子愚站起来要走。赵大明忽又改变主意说：“算了，你还是亲自交给江部长吧！因为他交代过，他自己不在的时候，不要让别人走进这个房间，连房门也不要开，我怕他回来说我。”范子愚接过那卷材料纸，发着牢骚说：“搞得神乎其神，玩什么鬼？”他一边退着离开去，一边满腹狐疑地打量着赵大明。赵大明把门关上，站在那里发呆。
这是又一个新情况，简直是眼花缭乱，应接不暇。难道所有的人都在受着江醉章的捉弄？他又为什么要捉弄人家呢？“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大明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来，“他要捉弄我，我也不能太老实。”他看了看手表，时间还早，决定立即动手，把自己写的那份材料誊抄一遍，留下底稿，准备告状。可是，他马上又想起，向谁去告状呢？也许接受你状子的人就是被你告发的人。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将来某一天，是非曲直恢复了本来面貌，好人扬眉吐气，坏人受到审判的那一天。不过，看起来希望甚微。目前正在建筑着一座碉堡，下决心把基础打进深深的地下去，用钢筋水泥牢牢浇筑，做好了千年不朽的准备。碉堡还没有完工，就盼着它的坍倒之日，岂不是太渺茫了？渺茫也罢，留一手总比毫无准备的好。
等到他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以后，已到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了，他浑身无力地斜靠在沙发里打盹。门上的钥匙孔响了一下，门开了，江部长机警地走进来，把门关上。
“辛苦了吧？”他望着睡眼惺松的赵大明，关怀地问着走了过去，“写完了没有？”
“完了。”
“给我看看。”
“在里间写字台上。”
江部长走到里间去，把那份材料过了过目，似乎也还满意，出来时说：“有个事忘了给你打个招呼，范子愚他们也争着要整这个材料，我想他们肯定整不好，就没有把他们那个当回事，让他们自己搞去。你回文工团不要跟他们谈起你在这里的工作，知道吗？”
“知道。”
江部长把那份材料锁进一个抽屉里，忽然想起：
“你这是誊清了的吗？”
“誊清了。”
“草稿呢？”
“烧了。”
“烧在哪里？”
“卫生间。”
精明的江部长立即走进卫生间去看，果然在抽水马桶里面看见了一些纸灰，于是自言自语地说：“唔，是个有用的人。”
第二十一章 碎裂的响声
“爸爸，你来一下。”
陈小炮推开她爸爸办公室的门，见里面除了徐秘书以外，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军人，她有话不便当着众人说，便招手叫陈政委出来。
陈政委现在哪有心思去管孩子的事！他为彭其的下落至今没有查明而急得焦头烂额。各部队来的党委委员们都已前来报到，现住在招待所，预备会已经开完，北京指示已经传达，分组讨论已搞了一天，而唱反面主角的人至今没有下落。委员们一天来询问几次，热心的委员还主动帮助陈政委分析情况，出主意，想办法，但是彭其的线索一点也找不到。政委甚至动员了保卫部的人全体出动，其他地方都好办，就是文工团攻不进去。因文工团员对政治部的干事都非常面熟，尽管多半叫不出名字，但只要一露面，谁都知道是政治部的人，立刻就抱着警惕了。各部队的委员们甚至提出，请求从他们部队派人来帮助寻找，但陈政委总觉得这点小事应该并不复杂，用不着从部队抽人。
“你跟那个赵大明谈的结果怎么样呢？”陈政委问徐秘书。徐秘书说：“连赵大明也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都知道赵大明跟彭湘湘的关系。这两天连赵大明都失踪了。”
“这些人搞得很严密。”政委说，“现在的造反派跟前一段时间不同了，听说在地方上也是一样，普遍变得聪明一些了。”
“政委，”徐秘书又一次提醒说，“北京已经连续来了两次电话催彭其新交代的材料！”
“是啊，这怎么办呢？”
陈政委急得团团转，徐秘书和其他几个被派出去侦察的保卫干事也拿不出任何办法来。
“爸爸，你来一下。”陈小炮又在门口招手。
陈政委仍旧不理她，对徐秘书说：
“江醉章那里情况怎么样？”
“他答应去找文工团的人谈谈，我已经问他两次了，他都说工作做不通。”
“你打个电话叫他到我这里来。”
“好。”
徐秘书应一声，便给宣传部打了电话，宣传部的值班员回答说，江部长在他自己家里，他们负责去通知他。
“你们把侦察的情况讲一讲。”政委问在场的三个保卫干事。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回答说：“这两天一到吃晚饭的时候，就从地方单位开来一部卡车，文工团的人吃完晚饭就带着乐器、道具、化妆用品分两批坐车走了。我们记住汽车的号码到公安局交通大队去查，查到了汽车的单位，但是那个单位对我们说，他们那部汽车早就失踪了，是被造反派抢走的。第二天，我们用摩托车跟在汽车后面追去，发现那部汽车开进了工学院的大门，但事后经过了解，彭其根本不在那里，文工团的人也没有在工学院演出过。我们估计，汽车可能是从前门进去，又从后门出来悄悄开到别的地方去了。昨天晚上，我们又想去跟踪，结果，汽车没有来，文工团的人也没有出去，安安稳稳睡觉了，一夜没有动静。”
“你找文工团与范子愚他们对立的组织打听过吗？”陈政委问徐凯。
“打听过，”徐凯汇报说，“他们互相之间像仇人一样，根本摸不到风。”
这可怎么办呢？陈政委只得布置保卫干事们继续侦察，并要徐秘书进一步做好文工团对立派组织的工作，要他们协助找一找彭其的下落。
“爸爸，你来一下，我有大事儿告诉你。”陈小炮再次在门外鬼鬼祟祟地招手。
陈政委见女儿连续几次来叫他，引起了注意，估计着可能真有什么要紧事，便把保卫干事们打发走，随后出去跟女儿说话。
“你来，到我房间里去。”小炮招一下手，在前面引着爸爸朝自己房里走。
“什么事啊？”
“你马上就知道了，进来吧！”
政委走进女儿的房间，见李小芽坐在小炮的床沿上。那孩子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叫了声“陈伯伯”，便胆怯怯地望着地板，也不敢坐下。
“坐吧，孩子！”
陈政委叫她坐，她才又重新坐下去。
政委正要开口问问李康的情况，陈小炮抢先说话了。
“爸爸，”她关上门，神秘地说，“我们找到了彭伯伯。”
“真的？”
“是真的。”
“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们跟前，旁边那个山包后面，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你们怎么找到的？”
“我们派特务到文工团去了。”
“特务？什么特务？”
“喏，就是她，她就是特务。”小炮指着李小芽。
陈政委望着李小芽那天真可爱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他问李小芽：
“孩子，你小炮姐姐讲的是真话吗？”
“不是真话，”小芽申辩道，“我不是特务，我是到文工团学跳舞去的。”
“跳舞是打掩护的，你的真正任务是当特务，你不承认？”
“那是你给我安的。”小芽不服气。
“你怕背特务名声？我不怕，我就是特务头子，喏，在这里，”陈小炮拍了拍胸脯，“他们造反派要抓特务，就到这儿来，我躲都不躲，我可以公开告诉他们，我就是我们保皇派的特务头子。”
“什么保皇派！乱讲！”陈政委斥责他的女儿。
“保皇派怎么的？”小炮像只小公鸡一样摆出了与父亲辩论一场的架式，“你别以为保皇派不好，没有我们，你还找不到彭伯伯呢！”
“你那个情报靠得住吗？”陈政委问李小芽。
“他不信，你就把情况讲给他听，”自称特务头子的陈小炮命令她的部下说，“叫他了解了解我们保皇派的厉害，说吧！”李小芽原原本本地说：
“小炮姐姐要我到文工团去学跳舞，我认识邹燕，我就去找邹燕。邹燕给我介绍了一个老师，我就天天在那里学跳舞。他们都愿意跟我说话儿，带我到他们宿舍玩儿，还经常在他们食堂吃饭，他们不让我回家。前两天，一吃完晚饭就有汽车来接他们出去演出，我想跟着去看，他们不肯，说晚上回来太晚了，不能去，不管我怎么缠，怎么耍赖，总是不让我去。小炮姐姐要我找彭伯伯，我找不到，急死了。昨天，他们不出去演出了，都在团里，啥事儿也没有，我就一直在那里玩儿。玩到很晚了，邹燕说要送我回家，有人对她说：‘算了，反正你们范子愚不在家里睡，你就让她睡你这里吧！这么晚了，别回去了。’我问邹燕范子愚在哪里睡觉，她不告诉我，我问范子愚干什么去了，她也不告诉我。我就真的在她那里睡觉了。刚睡下不久，范子愚回来了，邹燕起来开门，把我惊醒了。我听他们在外间说话儿，范子愚说：‘快点，给我点吃的，今晚上跟彭其谈话，可能会搞得很晚。’邹燕说：‘家里啥也没有，你到食堂去要吧！’范子愚说：‘炊事员睡觉啦！’邹燕说：‘你把他叫醒来嘛！’后来范子愚要走了，又对邹燕说：‘明天上午我在那里睡觉，有事儿打电话去叫我。’邹燕说：‘号码是多少？我忘了。’范子愚说：‘36970’。说完就走了。我在床上偷偷的高兴，让我知道电话号码啦！我知道电话号码啦！要不是躺在床上，我会跳起来。后来邹燕就来睡觉了，我故意装作睡得很熟的样子，心里老是嘀咕着那个电话号码，36970，36970……第二天一起床我就说我要回家，什么回家呀！我要来找小炮姐姐呢！邹燕不肯，我偷偷地跑了。一直跑到你们家门口来了，我一想，电话一号码是多少？糟糕！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急得我差点儿哭起来。怎么办呢？我不敢进门来，我怕小炮姐姐骂我无用。后来我只得回自己家去，一路上还在想电话号码，还是想不起来。我在家看了看爸爸，吃了点东西，又往文工团跑，又在那里混了一上午。中午，他们又要我在文工团吃饭，吃了饭，我就到邹燕家去。邹燕打开水去了，我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忽然，看到墙上那张月历上好像写着一排数字，仔细一看，是36970，我一下子就记起来了，正是昨晚上范子愚告诉她的那个电话。我赶快跑到文工团去查电话表，一查，就是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我就马上跑来告诉了小炮姐姐。”
“你不会搞错吧？”陈政委问。
“不会错，36970，亚热带植物研究所，保证不错。”
“爸爸，你看怎么样？”小炮得意扬扬地说，“少不了我们保皇派吧？现在呀，公安局靠不住了，你们的保卫部也没有用了，得看我们的，我们什么地方都能钻进去。中央有规定，不许我们部队子弟参加地方造反，我们就在家里组织保皇派，保爹保妈。没那么老实，他们想来打倒就让他们打倒？不行！我们自己保扩自己。爸爸，如果有人想搞你的鬼，你就告诉我一声。”
“不要总是胡讲乱讲！”
“好吧！不讲了，咱们实实在在地干。”
“孩子，”陈政委最后对李小芽说，“你帮我们做了一件大事。不过，以后不要再去当‘特务’了。”说完便离开。
待陈政委走后，陈小炮不平地说：“你看我爸爸这个人，真是个糯米团团长，帮他做了事，他还规定你不准再做，胆小得要命，深怕被耗子咬了耳朵。别听他的，以后我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文工团跳舞你还得去，如果突然不去了，他们会怀疑的，再有什么事儿就不好办了。”
陈政委意外地获知了彭司令员的下落，虽然没有当着孩子们的面表现出非常高兴，而内心却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特别喜悦，他走出女儿房间以后，暗自微笑了。回到办公室时，见江醉章已坐在那里等着，政委见面就说：“你叫文工团赶快给我把人送回来。”
江部长站起来，赔着笑，表示十分为难地把两手一摊，叹了一口气说：
“跟他们打交道，真是困难得很，麻烦得很，只能来软的，不能来硬的，动不动他们来了造反派脾气，开口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尽量压住火，跟他们耐心商量，所有头头都谈了话。我讲，‘同志们的革命积极性是好的，我支持你们一切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行动。’我还讲，‘兵团党委是支持你们的，陈政委很关心你们，希望你们在大风大浪里受到锻炼，希望你们跟党委一条心，部队的党组织还没有瘫痪，文化大革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陈政委亲自领导兵团的运动，你们要听他的话……’”
“你怎么总是打着我的牌子？”
“不这样做他们能相信？我这个宣传部长他们能看在眼里？头一次找范子愚谈话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口，他先发制人，埋怨兵团党委不支持他们，具体地讲，就是陈政委不支持他们。他要我首先表态，是支持他们就有话好说，不支持就无话可谈。我怎么办呢？我只好说支持了。”
“你再去告诉他们，限他们从现在起，到明天早晨七点钟以前必须把人送回来，否则，一切后果，他们自负。”
“您还不晓得彭其关在哪里呢！讲话这么硬……”
“我晓得了。”
“真的？”
“不是真的还能是假的？”
“怎么找到的？”
“没有不透风的墙。”
“其实……”江醉章紧急思谋，担心陈政委已知道一切，便随机应变地说，“我也找到了。”
“怎么不来告诉我呢？”
“情况是这样的，很复杂。我前天晚上就找到了，还去参加了一场斗争会，斗完以后我就叫他们把人送回来，他们说没有斗完，第二天还要继续，斗完了再送。我想，那就等他们一下吧。到昨天，斗争会没有开，我又去催他们，他们说推迟一天，到今天晚上开。我一看既然他们答应送回来了，也就没有及时来汇报。”
“他们斗的情况怎么样？”陈政委关心地问。
“可能有点进展，不过，好像进展不大。”
“人没有吃亏吧？”
“没有，我知道斗争会是坚待了文斗的，没有动武，我做了工作。”
“他们打不打算整材料？”
“会整的，范子愚讲过。”
“整好了怎么办？交给谁呢？”
“范子愚要直接送到北京去，我跟他讲了，‘你不要往北京送，交给兵团党委就行了。’不知他们听不听。”
“再去做做工作。”
“好，我去想办法说服他们。”
徐秘书请陈政委接电话，告诉他又是北京来的。陈政委听北京二字，心情就立即紧张起来，胆怯地走了过去，拿起听话筒还没有开始说话，先摆出了一个准备挨批评的样子。
江醉章点燃一支香烟，估摸着陈政委是怎样知道彭其下落的，推测他是不是掌握了整个事件的内幕，下一步将怎样应付新的变化。从陈政委的谈话中，好像他对内幕还并不了解，就是真被他了解到了，江醉章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后台比你硬，你能拿我怎么样呢？你要是知趣的，就不要跟我过不去。”他盘算着，明天早晨把人送回来问题不大，赵大明的材料已经整好，让你们热热闹闹再开一段党委会吧！江某的请功表在明天就可以送到北京。留给陈的材料也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合适什么时候给他。至于原打算再就胡连生问题斗一下彭其，以补充一条使他垮台的罪状，看来搞不成了，那也不要紧，另外再想办法，反正胡连生是个草包，可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还有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了，一切都能称心如愿，一切突然变化都能应付自如。江醉章看着陈镜泉的背影，望望徐秘书那年轻的脸，更加感到自己是一个无敌的强者，是实际中的掌握兵团命运的人。他简直有点藐视陈镜泉，觉得他太软弱，太无能，已近乎腐朽了。那只空袖筒好像并不是在炮火中炸掉的，而是在政治风火中，被他江醉章轻轻一扭便摘掉了，他像纸人那样毫无反抗的能力。但有一点是江醉章从来没有想过的，究竟是什么关键的原因使陈镜泉那样软弱、使江醉章那样强悍有力？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强者会变成弱者，弱者反过来成为强者？他无须思考这些，在他看来，那样一天简直是不可能到来的。他深信自己的思想敏感，眼光远大；他瞧不起这些过了时的人物，为他们的被整被斗被逼得焦头烂额而怀着幸灾乐祸的心理。
“情况变了。”陈政委放下电话说，“批评我们迟迟不开党委会，说开不成就不开算了，明天把彭其送到北京去，他的问题拿到那里解决。叫我也做好准备，等候通知，赶到北京参加斗彭。”
“党委委员都叫他们回去？”徐秘书问。
“已经来了……”陈政委沉吟片刻，“还是开吧，开个半天也行，别的事做不了，就给彭其做点端正态度的工作吧！明天上午开，你通知一下。下午再派飞机把彭其送去。”
“那我到文工团做工作去。”江醉章站起来要走。“你跟他们讲硬的，”政委说，“不通也要通，马上把彭其送回来。”
“好，反正是不能影响明天上午的党委会。”江醉章说完走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十分，彭其又坐上了他那部黑色轿车开进了司令部大院，在范子愚等造反者和邬中的陪同下，登上司令部大楼的最高一层，朝党委办公室走去。来自各部队的兵团党委委员们已在相继走进会议室，这些人都是认识彭其的，有不少是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师级干部。他们走出会议室来到宽大的走廊上迎接这位目前还没有撤职的司令员，但这次迎接跟往常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往常，人们一个个庄严地立正站着，向他行礼，他挨个同他们握手相见，然后，他便走进会议室，坐在主席座位上，开会前照例要扯一扯天南地北近来发生的大事件，随便问问部队的情况，然后才正式宣布开会。今天则是一次尴尬的相见，凡乎没有人向他行礼，只有极少的凡个人小声跟他打了个招呼，称一声“司令员”。各自的心理活动也不相同，有的是想尽早看看他的脸色和身体情况，是不是在文工团吃苦受罪了；有的是想通过自己的眼神向他传递一点心里话，或表示关心，或提醒他不要紧张，或暗示他在交代问题时要实事求是，所有这些眼神，彭其所能理解的只有“友好”二字；有的怀着好奇心，想知道一个威武的司令在倒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也有的过去曾与他发生过强烈的冲突，受过他的冤枉训斥，挨过他的处分，这些人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情。彭其的情绪当然不会有过去那样好，兴致也不如以前高涨。也许是感到羞愧？也许是胆战心惊？也许是愤愤之情未已？也许是对所有的人怀着敌意？反正他不与任何一个人握手，也不微笑，甚至很少注意站在他左右的是什么人。但他不低头，不驼背，也不减慢走路的速度，不放轻脚步，姿态仍旧如前，板着面孔，好像大家都已深深地得罪了他。只有遇见那个别与他打招呼的人他才用很小的动作点一点头。走近会议室门口时，听见江醉章在里面哈哈大笑，与人高谈阔论某种重大的理论问题，彭其好像猛然遇上有人在里面揭开粪坑舀粪，不由得恶心地皱了一下眉头。
正在这时，独臂的陈政委跟着他后面追来，抢到他前面说道：“先到那间办公室里坐坐。”
他们走进了一间小办公室，面对面坐下，旁无第二者。陈政委仔细望着彭其的脸，明显地感觉到，仅仅五天时间，他瘦多了，也显出苍老的颜色来了。部队工作中的问题，作战指挥中的问题，任何一种困难的处境都没有使他产生过这么大的变化。多年来，这对战友也时常相别一个月，两个月，每次重新见面时都感觉不出年龄有变化，而这短短的五天，怎么会使人变化这么大呢？他还看到，他的额前有一个肿块，心中禁不住一酸，立刻联想起斗争胡连生的那个场面。这肿块像是一根尖利的刺，直戳在政委心中，又如一块吸铁石，把他的目光久久吸在那里。他希望老战友能把眼睛转过来，两人相视，交换一下心里的情报，但彭其始终不认真看他一眼，总是望着旁边的某个地方发痴。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要躲着战友的视线呢？一般来说，这是表示不友好或者是正在专心于自己的冥思。你是属于哪一种？是前者，那你误会了；是后者，应该交流交流。不过也许哪一种也不是。五天不见（当然，还要加上彭其下部队检查工作的三天），在这开会前的仓促相遇的短暂时间里，应该说些什么？本来陈政委是预先想好了一套的，现在看来，那些话都不合适，而且也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个印象，好像是要把开会的目的告诉他，但就连那目的也一时说不清楚了。尤其是头一句话不知讲什么好，讲句表示关心的话？不合适；讲一些官场辞令？也不合适。讲什么呢？怪不得有一种普遍规律叫作万事开头难哩！确实是这样。凝滞了很久，陈政委不知怎么突然未经选择地冒出一句话来。
“你额头上那个包是怎么搞的？”彭其还没有回答，走进来江醉章。
“政委，”江醉章当着彭其的面说，“文工团范子愚他们想请示一下，按照您的指示，人已经送来了，斗争会的材料过两天就可以交来，他们问是不是可以回去，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要他们……”
“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规矩了？”陈政委打断他的话，心里有点窝火。
“他们说，”江醉章很平静，“自从被抓去坐牢受了教育以后，再不敢犯以前的错误了，凡事服从兵团党委的领导。”
“叫他们快走！快走！我怕他们。”
这样，江醉章才无话可说，倒退了出去。
自江醉章进来以后，彭其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半侧脸死死盯住那张办公桌，桌面上有块玻璃板，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机场夜景的彩色印刷照片，是从《解放军画报》上剪下来的。彭其没有注意照片，却奇怪地盯着桌子的一个角。好像那是一把曾经在他身上剐过肉的刀子；那是一颗使人痛恨又不能碰它一碰的魔鬼的獠牙；那是一个造成全部痛苦的无名罪孽的根蒂。他紧咬着牙，紧闭着嘴，随时准备暴跳起来猛扑上去似地瞪着那个地方，全不以为面前还坐着一个人。陈政委看出了他的表情在突然地恶化。这使他更加为难，头一句话更不知如何说好了。产生恶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与江醉章那几句话不无关系，从他的话里听来，好像这绑架事件是在兵团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也就是陈镜泉指挥的。但是陈政委不知道彭其到底受了些什么折磨，因而也不能理解他目前这样的态度。这一对战友现在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进行一次长谈，才能把真相揭穿，而委员们正在等着开会，哪有时间来扯呢！况且，就从现在起，这一对战友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罪人，也可以说是阶级敌人或路线敌人；另一个则是执行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带领群众来与他进行斗争的指挥者。这两者之间怎么好像以前一样回顾旧日的战友之情呢？怎样达成互相谅解以消除种种误会和隔阂呢？从理论上来说，他们两人不存在什么需要消除隔阂的问题了，因为是敌对的两条路线上的两个敌对的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企图消除误解和隔阂的想法是错误的。就彭其来说，如果他想重新与陈镜泉搞好关系，那就是态度不老实的表现，就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腐蚀无产阶级的干部，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就陈镜泉来讲，如果他要与彭其消除隔阂，那就等于是在战场上拆除工事，把敌人请到自己的防线以内来喝接风酒，是属于投降叛变的性质。看起来，由于这两人目前各自所处的地位，客观上已使他们不能互相交心了。即使其中有一个敢于冒犯禁忌，试图交一交心，也不知对方的态度如何，万一只是一厢情愿，你就非常难堪了；如果交心谈话被一个第三者听见，两个人都要倒霉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今天的谈话不可能变成一次交心活动，只能是公事公办，打一阵官腔，没有任何感情的成分能在其中起作用。
尽管如此，陈政委还是坚持从额头上的包开始谈起。“你额头上那个包是怎么搞的？”
他正在等着彭其的回答，江醉章又进来了。
“政委，大家推我来请示，党委会还开不开呀？”
“怎么不开呢！”
“可是时间已经八点多了。”
“就开始，就开始，你不要来打扰我。”陈政委很少有这样不耐烦的时候。
江醉章碰了一鼻子灰，却不觉得难为情，坦然自在地退了出去。
彭其仍旧盯着办公桌那只角，一语不发。
陈镜泉无奈，只得谈起正事来，他不带感情地说：“北京来电话，要你今天到北京报到。本来要开几天党委全会，现在开不成了，只能用一上午时间让你向大家表个态，大家也对你提点希望，希望你这次上京要把态度搞端正一些。这个工作我们不能不做，是个责任问题。等一下你先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自己表示一下态度，会就这样开，你有什么意见吗？”
彭其像木头似的没有反应。
“中午你回家看看，准备几套换洗衣服，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下午两点上飞机，你看怎么样？”
还是不做声，连点头摇头都没有。
“你额头上那个包是怎么搞的？”政委为了打破僵局，又问起老话。
江醉章第三次从门外伸进头来报告：
“政委，有些同志要到服务社买东西去。”
“不要去了，开会！”
心烦意乱的陈政委呼地站起来。
海面上乌云翻滚，突来一阵强风吹进办公室，是哪个粗心人没有把窗钩挂好，哐的一声，碎了一块玻璃，叮铃铃落在地上。陈政委转过脸去，看见满地碎玻璃，惋惜地叹了一声。有几块碎片落在彭司令员的脚边，他挪动穿着黑色皮鞋的脚，踩在一块玻璃片上站起身，脚下嘁嘁嚓嚓发出碎裂的响声。
第二十二章 海鸥与海
茫茫大雾笼罩着南隅，使这座海滨城市变得神秘莫测。汽车亮着车灯在雾里缓慢穿行，像旧时的乡间元宵节夜晚，花灯人海，鼓乐喧嚣，十分热闹。每一座建筑物都升高了，望不到顶端；颜色也都变得深沉了，带来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最初，太阳不知藏在哪里，后来，渐渐地从混沌的天隅现出一大片柔和的乳白色光亮，雾气变成袅烟缕缕，徐徐上升，太阳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终于把炽热的光又送回大地来了。这时，人们忙着脱衣衫，戴草帽，汽车熄了车灯快快地跑。
大雾消散，阳光穿透玻璃窗，照到范子愚的床上，他似醒非醒，大动作地翻身，将一床提花毛巾毯夹在两腿之间。昨夜他是九点钟上床的，一躺下就着了，睡得同死了一样。他真辛苦啊！大概至少有七个夜晚不是通宵就是熬到三四点钟才能睡觉，多年来积累的剩余精力，在这一段时间里全部用完了。再坚持－天，一定会晕倒在地，爬不起来。这种苦干精神是自发产生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器重，从来没有担负过这样大的责任，从来没有接触过那样高级的党内机密。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让自己的才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尽管经常受到江部长的训斥；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江醉章和邬中的身上学到了许多新鲜知识，使他感到自己的头颅比以前饱满多了；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得到一种满足，很多人在他的指挥下团团转动，指东到东，指西到西，这是权力欲的满足。短短的几天，做的都是二十八年来从未做过的事，虽然很辛苦，但辛苦得十分幸福。彭其已经送走了，扫尾的工作也做完了，一场激战暂告段落，敌人又不是手里拿枪的军队，不怕他重新集结，反攻上来，只管大胆地睡觉，痛痛快快地睡一个饱觉。
邹燕把稀饭、馒头、酱菜放在写字台上，自己躲到老远的地方去了。那馒头最先是冒着热气的，后来不冒热气了，再后来便结了一层硬皮，而范子愚还是没有起床，也没有看见桌上的食物。
太阳光照着他的脸，他做了一个烤火的梦，像是在炉前炼铁，又像是用开水洗脸，他耐不住了，终于半醒过来，隐约知道是阳光的照射，打了一个大翻身，滚进床角落去，又睡着了。但这回睡得不深，外面小孩子的嬉闹，隔壁哼歌的声音，偶尔有汽车从门前开过去，种种声响都听见了。只是手脚不能动，像被贴紧在床上，挪动一丝一毫都不可能。身上的筋肉好像都放在香水里或醇酒里泡过一回，有一种极轻微的痒搔搔的感觉，舒服死了。鼻子嗅到的气味像檀香，像饭香，像茶香，也舒服死了。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清醒，脑子开始活动，想起一些甜蜜的问题：“胜利了，干了一件大事，造反上了正道。……这回很高明，人家再不能说我们造反派只会冲冲打打了，整个斗争组织得很严密，有戏剧的节奏，有突起，有铺垫，有高潮，有尾声。很高明，确实很高明。……那些机关干部算得了什么？部长、处长们算得了什么？你们有机会接触这样的大事吗？你们有能力把这样的大事办好吗？……陈政委也不过如此，老老实实的老头子，被我们捉弄了一番。……彭其，自称老奸巨猾的彭其，滑不出我们的手掌心，他很狼狈，原形毕露，也不过如此，摘掉领章帽徽就是普普通通的老头子。……不过，他有点可怜，唉！人到了那个时候为什么连舌头都硬了？大概只有年纪大的人才会那样。把他送走啦！我的任务完成啦！他倒定了，倒定了，现在这年头，倒一个人算得了什么？……他倒下去了，我们应该分点胜利果实，我能得到什么？江醉章可没有讲过，只说是培养接班人，接谁的班？当然不会接彭其的班……他不会是骗人的吧？他妈的！这个人很滑头，到时候会把你忘了。得要提醒他，靠自己努力，不能放松。……我在这里睡觉，他在那里干什么？他妈的！别把功绩独吞了。我提出要到北京去送材料，他怎么迟迟不答复？一定有鬼。还有那个轻易不放屁的邬中，是个厉害角色。……文化大革命完了，还要我演低级特工人员？他们唱主角，我永远是反面的、低级的，他妈的！不行！不能睡了，找江醉章去。”他忽然坐起，揉揉眼睛，像紧急集合时一样快速地穿衣服，用湿毛巾擦一下脸，懒得漱口，看见馒头稀饭，咕嘟咕嘟连喝数口，三口一个馒头，另外拿一个在手里，急急忙忙走出去，目标高干招待所。
他来到一○九号房门口，敲了一阵门，里面没有反应，又打了个电话到宣传部去，宣传部的值班员说：“今天是星期天”。范子愚早就忘记日子了，几个月来从未有过星期天，经值班员一提醒，才想起来今天大家都是不上班的。
他出了高干招待所，七弯八拐来到校官宿舍区（因这里在未取销军衔以前住的都是校级军官，故名校官宿舍区，现在早就没有军衔了，校官宿舍区的名称还保留着）。经打听，找到了江部长的家，但他家里人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回家。
转念一想，大概邬中和刘絮云知道他的下落，便到门诊部宿舍去找邬中，不料邬中两口子一大早就锁上房门走了。刘絮云是不是在门诊部值班呢？邻居证实说，这个星期天没有她的值班任务。
这时，范子愚已经敏感到有一出新的阴谋戏剧正在背着他排演之中。为什么在这个星期天，那三个重要人物同时失踪了呢？当然也许是偶然的，各有各的事去了，但范子愚情愿不这样想。自从参与了巧妙地绑架彭其以来，他看人看事的眼光变了，对于阴暗面和阴暗角落不再是瞎子了，而且特别注意着那些地方。
他心里想着事，走路没有抬头，差点踩上前面一个人的脚后跟。抬头一看，“糟了！真是冤家路窄，他怎么回来了？”胡连生走路一摇一摆，像刚从马背上下来一样。他当了一回反革命，又当了一回疯子，重新在军营里出现，自然要引起人们注意，认识他的与他打个招呼，不认识的目送着他过去。有的问他怎么回来了，他答复说：“搞他不清，都是些阴谋诡计，娘卖X的！彭其找不到，陈镜泉也找不到，都搞阴谋去了。”范子愚不敢跟他碰面，旁边又没有岔路走，只得有意放慢脚步，想跟他把距离拉开一些。不知胡连生为了什么突然转身往回走。范子愚吃了一惊，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了。他担心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会当面骂他一顿，或者干脆动手打人。怎么办呢？也转过身来往回走？显得太怕他；迎面走上去？又怕发生不愉快的冲突。正在犹豫不决时，胡连生开口了，喊了一声：“革命家！”便擦身走了过去，并没有采取报复行动。范子愚既没有答应，也没有表示反感，非常难堪地假笑了一下，便各走各的路。走出去相当距离以后，范子愚回头望了一眼，心里在想：“这个人倒是一个好人，就是不突出政治，嘴巴讨厌，但心地善良，不搞阴谋诡计。”
“江醉章他们搞什么去了？又在策划什么阴谋？”他低头想着，身影倒映在大水塘平静的水面上，无力地移动着……
这一天，连海面都是比较平静的，海上餐厅那座船形的建筑在海水里投下相对稳定的影子。一阵哈哈大笑声从船头一个窗洞里传出来。
“哈哈哈……！小刘你真会讲话，你这张嘴呀，比这糖醋鱼还甜。”江醉章夹起一块糖醋鱼送进嘴里。
邬中在他侧面站起来，提起酒瓶给江醉章斟酒。刘絮云不喝酒也不吃菜，手上拿着一块果绿色的小手绢，斯斯文文在嘴角揩了一下，甜美地笑笑。他们三人都是穿的便衣，江醉章穿得很朴素，一件白府绸长袖衬衣，卷起了袖子，下面就是平常穿的蓝色布军裤；邬中的天蓝色的确良衬衣看来是头一次上身，那凡尔丁的灰色长裤则有点旧了；惟有刘絮云的穿着特别讲究，颜色并不以鲜艳见长，却以特殊的黑色丝绸小褂使她在水上餐厅的全部女顾客中突出来。那件小褂非常合身，长一分短一分都会使她的身段失色。有了这件小褂，下身的穿着可以随便了，哪怕是配一条打了补钉的破军裤，刘絮云仍是刘絮云，不跟别人一样。
“这可不是我说得好听，事实比我说的还好。”刘絮云赞美道，“要是把您跟陈政委调换一个位子，那我们这儿的面貌就会大不相同了，全军都会要鼓着眼睛看我们。”
“你小声一点，”邬中提醒说，“这里是公共场所。”
“就是要在公共场所，才好谈大事。”江醉章把筷子倒过来指着天上，眼睛则盯着那一盘盐灼鸡。
“江部长，”刘絮云降低了声调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懂，把录音改掉了，他到那里不承认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