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珍，你们到镇上去吗？捎个信让他们来救我……”
我估计母亲根本没听清韩大叔喊叫了些什么。她的心中，大概只有懊恼和愤怒，也许还有后悔或者是希望。我不是她，只能猜测她的心思。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心中想什么。我感念着韩大叔请我吃狗肉的好处，很想去把他从水沟里拉上来，但我无法把胳膊从母亲的手里挣脱出来。
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从我们身边猛地超过去，好像怕我们一样。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欠着我们家两千元钱的沈刚。其实早就不止两千元了。他借了我们的钱已经两年多，月息二分，利滚利，驴打滚，滚到现在，已经是--我听母亲说已经是三千多元了。我曾经多次跟随着母亲去他家要钱，刚开始他还认账，还说马上就筹款还钱，但后来他就耍起了死狗。他瞪着眼睛对我母亲说：杨玉珍，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要钱没有，要命舍不得，我的生意做赔了，你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拿走吧，要不你就把我送到公安局里去，我正好找个地方吃饭。我们看看他的家，除了一口沾满了猪毛的锅，除了一辆破自行车，一点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她的老婆趴在炕上哼哼着，好像得了很重的病。前年春节前夕，他向我们借钱，说要从南方进一批价格非常便宜的广味香肠，春节期间可以获大利。母亲被花言巧语蒙蔽，把钱借给了他。我看到母亲从贴身的口袋里把那些油腻腻的钱摸出来，用手指蘸着唾沫，一张张数着，数了一遍又一遍。把钱交到沈刚手里前，母亲郑重地说：沈刚，你应该知道我们孤儿寡母挣这几个钱是多么样的不容易。沈刚说：大嫂，你如果不信任我，就不要借给我，追着赶着要把钱借给我的人有好多呢，我是看你们娘两个很可怜，才给你们这个发财的机会……后来，他真的弄来了一卡车香肠，一箱一箱地卸下来，堆放在院子里，摞得比院墙还高。村子里的人都说：沈刚，这下要发大财了！他叼着一根香肠，像叼着一根雪茄，得意洋洋地对看热闹的人说：那是，财运来了，挡都挡不住的。只有从这里路过的老兰，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兄弟，别太得意了，提早去联系一下冷库，否则，暖流一来，你就趴着哭吧。当时的天气还是十分的寒冷，狗走在路上，都夹着尾巴。沈刚费劲地咬了一口冻得像冰棍一样的香肠，满不在乎地说：老兰，你这个鸡巴村长，怎么不盼着村民发财呢？老子发了财，会给你进贡的。老兰说：沈刚，不要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先别忙着得意，有你小子哭着求我的时候。镇冷库的主任，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沈刚说：谢谢，多谢，老子的香肠，即便是烂成狗屎，也不会去求你。老兰笑眯眯地说：好，有志气！我们兰家，就是佩服有志气的人，当年我们发达时，每到春节，就在大门外摆上两个大瓮，一个瓮里放着白面，一个瓮里放着黄米，凡是家里贫寒过不上年的人，都可以来盛米挖面。惟独一个叫花子，就是罗通的爷爷，一个穷叫花子，站在我家大门口，提着我爷爷的名字骂：兰荣啊兰荣，老子宁愿饿死，也不会动你家一粒米！我爷爷召集我的叔叔大伯们在一起，说：你们都听到了吗？外边这个骂大街的人有种！别的人可以随便得罪，但这个人不能得罪，你们见了他，要低下你们的头，弯下你们的腰！沈刚打断老兰的话，说：行了，老兰，别卖弄你祖上那点光荣了。老兰说：对不起，无能的子孙，总是忘不了祖上的光荣--祝你发财。
第十二炮（下）
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老兰言中，春节期间竟一反常态地刮起了暖洋洋的东南风，柳树条子都发了绿。镇上的冷库爆满，根本就没有沈刚的位置。他将一箱箱的香肠搬到大街上，拿着一个电喇叭，哭咧咧地喊叫着：父老乡亲，兄弟爷们，帮帮忙吧，扛箱香肠回去吃吧，想给钱就给我几个，不想给就算我孝敬你们了。但谁也不去扛那些已经变成了愁肠和臭肠的香肠。只有野狗不嫌臭，咬开箱子，叼着一串串的肠子，满村乱跑，把村子的每个角落都变成了它们的聚餐场所，弄得我们这个本来就臭烘烘的屠宰村又添加了一股子奇怪的臭气。那个年，野狗过的，很是欢喜。从香肠发臭那天起，母亲就拉着我去讨债，但至今也没有要回来……
可能是父亲再次出走这件事比跟沈刚要钱还要重要，所以母亲仅仅是恨恨地瞪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看到沈刚的自行车后货架上，驮着一个长方形的白铁箱子。箱子油腻腻的，散发着令我馋涎欲滴的气味。我一下子就嗅出了箱子里的内容：红烧猪头肉，还有煮熟的下货。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火红的猪头肉和火红的猪蹄爪的艳丽色彩，还有煮熟的猪大肠和猪小肠的曲折形象，不由地咽了一口唾液。尽管在这个早晨我家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但不仅没有打消、甚至还强化了我对肉的渴望。天大地大，不如老兰的嘴巴大；爹亲娘亲，不如肉亲！肉啊肉，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世界上最让我魂绕梦牵的东西，本来我今天可以放开肚皮吃你一次，但父亲的二次出走，把这件美事粉碎了，起码是延缓了，但愿仅仅是延缓了。
猪头，就在母亲的右手里拎着；我有可能吃它，如果父亲能够回来。如果父亲铁了心不回来，母亲是一怒之下把它煮了给我吃呢还是一怒之下把它卖了让我空欢喜一场呢？大和尚，我的确是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刚才还在为了父亲的再次出走而想三想四，但一嗅到肉的气味就满脑子是肉了。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注定了不会有出息的，如果我生在革命年代，而又不幸地在敌人的阵营里当了官，只要革命的人们请我吃一盆肉，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率领部队投降。反过来，敌人那边只要给我两碗肉吃，我又可能带着队伍投降回去。这是我当时的卑俗想法，后来，我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我可以放开肚皮吃肉时，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比肉更宝贵的东西。
又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超过我们后，回头喊叫：
“嗨，老杨，跑什么呢？是去卖猪头吗？”
这个人我也认识。他也是一个做烧肉的。他的车子上也驮着一个散发着肉香的铁皮箱子。他是村长老兰的妻弟，乳名叫苏州，学名叫什么我忘记了。也许是因为他的乳名太响亮我故意地忘记了他的学名。苏州，苏州，起这样的名字，不知道他的爹娘是怎样想的。他是我们村子里很少几个不以屠杀动物为职业的人，有人说他信奉佛教，不杀生，但他把畜生的下货红烧了卖给别人吃。他的嘴唇和腮帮子整天油光光的，从头顶荤到脚后跟，看样子也不像一个佛教徒。我知道，他在制作肉食时也往里添加色素和甲醛，所以他制作出来的肉食也像沈刚制作出的肉食一样呈现着鲜艳的色彩散发着怪异的香气。据说这些东西对健康有害，但我宁愿吃这些有害的东西，我也不愿意吃无害的萝卜白菜。这人在我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好人。他是老兰的妻弟，姐夫小舅子，本应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但他竟然与老兰不睦。老兰是我们村子里的土皇上，人们都着脸巴结还巴结不上呢，所以大家认为他是个怪物。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善恶到头总有报”，见到大人对大人说，见到小孩对小孩说，没人的时候就自言自语。他一边往前骑着车，一边歪回头喊叫着：
“老杨，如果是卖猪头，就不要往集上跑了，送到我家去就行了，集上什么价我给你什么价。‘善恶到头总有报’啊！”
母亲不理他，拖拉着我继续奔跑。我们看到，因为顶风的关系，苏州蹬车前进时身体的动作幅度很大，每一脚踩下去，似乎都有千百斤重。风吹拂着路边杨树上的枯枝，发出索索的声响。可能是因为刮风的关系，天空晦暗，太阳升起来足有两树高了，还是红红的、薄薄的，几乎射不出光线。被风吹拂得发白的路面上，时时可见干燥成饼状的牛屎。我们村子的农业已经彻底完蛋，大片的土地荒芜，村子里没有人家养牛，那么这些牛屎，就是那些鬼鬼祟祟的西县牛贩子们赶牛进村时留下的遗迹。通过这些牛屎，我回忆起来当年跟随着父亲去给人家估牛时的光荣岁月，回忆起那些肉食的迷人的味道。我咽了一口唾沫，看看母亲汗水淋漓的脸。她脸上流下来的汗水--也许还混杂着泪水，把她刚刚换上的化纤高领毛线衣的领子都弄湿了。杨玉珍，你这个既让我痛恨又让我同情的女人啊！然后我又不可遏止地想到了野骡子姑姑的那张红彤彤的鸭蛋脸。那脸上有两道连成一片的黑眉毛，眉毛下有两只眼白很少的眼睛，眼睛下是尖俏的长鼻子，鼻子下是长长的嘴。她的脸上的神情总是让我联想到某种动物，是什么动物却弄不清楚，直到后来有人到我们村子里来推销狐狸良种，看到那些被狐狸贩子像关家兔一样关在铁笼子里的家伙脸上隐秘的神情，才猛然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每逢我跟随着父亲去野骡子姑姑那里时，她总是微笑着，把一块热乎乎的牛肉或是猪肉塞到我的手里，亲切地说：吃吧，放开肚皮吃，吃完了还有！我感到她的微笑后边似乎隐藏着一种小奸小坏，仿佛是要怂恿我做点坏事，然后她好看看热闹。但是我喜欢。别说她从来没让我干过什么坏事，就算是她让我去干坏事，我也会毫不犹豫。后来我亲眼见到了父亲跟她搂在一起，不瞒您说，大和尚，我的心中感到既幸福又感动，眼睛里噙着泪花。那时候，我还不能很好地理解男女之间的事情。我十分纳闷父亲的嘴巴为什么要与野骡子姑姑的嘴巴那样亲密地粘合在一起，并且发出了咂咂的声音，仿佛各自要从对方的嘴巴里吸出、并且也真的吸出了什么鲜美的液体。现在我当然知道了那叫做亲嘴，用文明的话说就是“接吻”。当时我不知道亲嘴的滋味，但是从父亲和野骡子姑姑的表情和动作上，我猜到了那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事情，但也很可能是痛苦的事情，因为我看到在他们没了命般地亲嘴时，野骡子姑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母亲的体力显然快要耗尽了，从苏州超越我们之后，她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她的脚步慢了下来，我的脚步自然也就跟随着慢了下来。她的脚步慢了下来，并不是她心中出现了什么障碍，不，她的心中没有任何障碍，她想赶到车站把父亲抓回来的心思一点也没有改变，我敢担保，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了解她，我一看她的脸、甚至一听到她呼吸就知道她在想什么。导致她的奔跑速度减缓的主要原因就是她的力气快要耗光了。她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做饭，装车上货，装车上货时还要借着天气寒冷滴水成冰掺水使假，然后就是与父亲的戏剧般的惊心动魄的久别重逢，然后她又去买来一个大猪头，甚至我还怀疑她去村子里刚刚开发出来的温泉澡堂里洗了一个硫磺澡，因为我在门口见到她时从她的身上嗅到了一股香喷喷的硫磺气味。当时她的面色红润，精神焕发，头发湿亮，这些都是她刚刚洗过温泉的证明。她真是满怀着幸福和希望归来，父亲的再次出走，对她来说无异是头上惊雷，又好似将一瓢冰水浇下来，使她从头顶凉到了脚后跟。这样的突然打击如果落到别的女人头上，她们如果不是当场瘫倒也要放声大哭，但是我母亲仅仅是目瞪口呆了片刻工夫，马上就清醒过来。她知道，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瘫倒在地装死，更不是坐在地上哭天抹泪儿，最重要的事情是用最快的速度赶到车站，在火车开动之前，把那个虽然流离失所但还有几分骨气的男人拦住。在父亲出走后的一段时间里，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了一句话：“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从此她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当成了她的口头禅。母亲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与苏州同志的“善恶到头总有报”像一副对联一样在村子里广为流传。母亲之所以对这句话念念不忘，说明她感悟很深，到了危急关头，哭是没有用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屠宰村也不相信眼泪，要扭转危机，只有干，只有行动。
我们气喘吁吁地站在了车站候车室的大门前。这是个末等的支线小站，只有几列客货混装的慢车在这里停靠。候车室的大门外有一块被风刮得光溜溜的空场，空场上竖立着一堵宣传墙，墙上有标语的残迹，还有暗藏的敌人用白粉笔写上的反动标语，其内容多半是辱骂当地的党政机关领导人的。宣传墙前蹲着一个卖炒花生的小贩，女的，围着一条紫红的围巾，戴着一个灰白的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鬼鬼祟祟的。在她的身边，站着一个男人，双臂抱在胸前，嘴里叼着烟卷，一脸无聊表情，面前守着一辆自行车，车架上放着一个铁盆，盆里散发出肉味，肉上蒙着纱布。他不是沈刚，也不是苏州，苏州和沈刚到哪里去了？他们那些色彩艳丽、气味芬芳的肉食要被什么人吃到肚子里去呢？我怎么知道！我一嗅就知道这个人盆子里的肉是牛肉和牛杂碎，而且也添加了大量的色素和甲醛，使肉的颜色看起来格外的新，使肉的气味闻起来格外的香。我的眼光往牛肉斜着，简直像鱼钩，要把一块牛肉或是一根牛肠子从盆子里钓出来，但我的身体却在母亲的拖拉下，极不情愿地来到了候车室的门前。
还是那种十几年前流行的弹簧大门，要用吃奶的力气才能拉开，拉开的过程中它会发出嘎嘎吱吱的巨响，而当你松手时，它会迅速地反弹回去然后再借着惯性反弹回来，如果此时你还没离开它的活动范围，你的屁股就会受到它的重重的一击，轻则拍你一个踉跄，重则拍你一个狗抢屎。我拉开大门，将母亲放进去。然后我也疾速地闪身进去，在门扇反弹之前，跳到了候车室的中央，使这扇奸邪的大门拍人屁股的阴谋彻底破产。
我一眼就看到了父亲和他与野骡子姑姑造出来的那个美丽女孩--我的妹妹。老天保佑，他们还没有跑掉。
不知道是谁，从门外扔进来一件被血浸透、散发着腥气的军装，落在我和大和尚之间。我惊讶地看着这不祥的东西，心中布满迷雾。我看到军装上有一个铜钱大的洞眼，在血腥的气息深处，还有微弱的仿佛久远往事的硝烟和脂粉的气味，丝丝缕缕地被我感知。我看到在军装的口袋里，似乎露出来一角雪白，也许是一条丝绸的围巾？好奇使我伸出手指，但是，一堆泥土和腐烂的苇箔，被几片腐朽的碎瓦追随着，从天而降，将这件血衣掩埋，在我和大和尚面前，顷刻之间便造出来一座小小的坟墓。我抬头仰望庙顶，在那一片黑黢黢中，开了一个明亮的天窗。我很怕这座差不多被人遗忘的小庙倒塌，有点坐不安席的意思，但大和尚纹丝不动，呼吸调理得若有若无。门外的雾已经消散，灿烂的阳光照耀大地，院子里的潮气在阳光下蒸发。那棵银杏树的叶片油汪汪的，焕发着勃勃生机。一个上穿着橘黄色麂皮夹克、下穿橄榄绿毛料军裤、足蹬赭红色高牛皮靴子、留着潇洒的分头、戴着一副镜片圆圆的小墨镜、嘴巴里叼着一根粗大雪茄的高个子男人，出现在院子里。
第十三炮（上）
男人腰板笔挺，肤色黑里透红，让我油然地想起，在电影里看到过的那些狂妄而果敢的美国军官的形象。但他不是美国军官，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而且他一张口说话我就听出来他是我们这地方的人。他讲着和我一样的方言土语，但是他的衣着打扮和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他来历神秘，出身不凡。一句话，这绝对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与他相比，我们村子里的大人物老兰，就是一个十足的土鳖了。(刚想到此处，就仿佛听到老兰说：我知道城里那些小市民瞧不起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是土鳖。呸，到底谁是土鳖？我的三叔，是国军的飞行员，与飞虎队长陈纳德是烟酒不分家的兄弟。当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地球上有个美国时，我三叔就跟美国大妞谈过恋爱，竟敢说我是土鳖！)他走近庙门，微微一笑，脸上出现了孩子般的顽皮神情。他这种神情让我感到与他似曾相识，很是亲切。然后他就拉开了裤子的拉链，对着庙门，哗啦啦地撒尿。溅起的尿水，零星地落在我赤裸的足上。他那根肉棍子，与大和尚身后的马通神好有一比。我感到他是在侮辱我们，但看看大和尚，竟然还是纹丝不动，甚至脸上还出现了几乎难以觉察的微笑。大和尚的面孔正对着那人的鸡鸡，而我是斜对着。正对着的不恼，斜对着的还恼什么呢？那人的膀胱功能强大，撒出来的尿足足能淹死一棵小树。许多的尿液，漾着啤酒般的泡沫，环绕着大和尚的破蒲团流淌。撒完了尿，他蔑视地抖抖，看我们不理睬他，就背转身去，伸展开胳膊，扩张胸膛，嘴巴里发出低沉的吼叫。我看到，他右边的耳朵，被阳光照透，像芍药的花瓣一样粉红。一群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交际场上那种女人，身穿着剪裁合体的旗袍，显示出窈窕的身段，烫着大鬈小鬈的头发，散发着珠光宝气，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透出一种今人难以模仿的风度。我嗅着从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陈腐而高贵的气味，心中洋溢着十分的感动。仿佛这些人，都与我有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这些女人如一群羽毛绚烂的鸟儿，莺歌燕语，唧唧喳喳，一拥而上，把穿麂皮夹克、耳朵透明的男人包围了。她们有的扯着他的衣袖，有的抓着他的腰带，有的暗中拧着他的大腿，有的往他的口袋里塞纸条，有的往他的嘴里喂糖果。有一个看起来很泼、年龄不好猜测、嘴唇上涂抹着银灰色唇膏、穿一件洁白的丝绸旗袍、当胸绣着一枝红梅花、乍一看好像刚被一梭子子弹打中、还没来得及死去、胸脯高得如鸽子、看上去十分性感的女人，上前去，一耸身，高高的鞋跟离开了布满淤泥的地面，手却揪住了男子的那扇大耳朵，用略带沙哑的甜蜜嗓音骂着：小兰子，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那个叫小兰的男人，夸张地叫唤着：哎哟我的干妈，我对谁都敢忘恩负义，也不敢对您忘恩负义啊！还敢犟嘴，女人的手上又加了点劲儿，男人歪着脖子告饶不迭：干妈，亲妈，你轻点，小兰再也不敢了，小兰请干妈去消夜赔罪好不好？女人放开手，恨恨地说：你的一行一动，我都了如指掌，你如果敢跟我调皮，我就让人劁了你个狗杂种。男人夸张地用手捂住裆间，大声叫嚷着：干妈饶命，小兰还靠着这个宝贝传宗接代呢。传你娘的大腿。那个女人骂着，说，看在众家姐妹的面子上，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想请我们去哪里消夜？去“天上人间”？麂皮男子问讯着。不去，不去，那里新来了一个守门的鬼子，身上散着臭气，我一闻到他的气味就想吐。一个大眼睛尖下颏的女子尖声说。她穿着一件紫色碎花布旗袍，头上束着一条紫色的缎带，化了若有若无的妆，看起来温文尔雅，犹如一朵矢车菊。那就听玉小姐的，一个丰腴的身体把黄色的绸旗袍几乎要涨开的女人用明显的讽刺口吻说，玉小姐跟着小兰吃遍了全城大小饭馆，哪里好吃，她自然是最清楚的。玉小姐撇了一下嘴巴，但脸上还是挂着微笑，说：皇家庄园的翅汤是最好的，沈夫人您说呢？她征求着先前那个拧过小兰耳朵的贵妇的意见。既然是玉小姐说了，那就去皇家庄园。贵妇人不冷不热地说。开路！麂皮男人扬起右臂，挥动了一下。一群女人簇拥着这个男人往前走去。我看到，他的两只手，分别按在两个女人圆滚滚的屁股上。他们转眼间没了踪影，但她们留下的香气还在院子里扩散，与麂皮男子的尿臊混合在一起，变成一股刺鼻的怪味。外边传来汽车发动、开走的声音。庙堂和院子里恢复了宁静，我看看大和尚，知道我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我的诉说。“事情既然开始了，就要有个结尾”。我说：
因为候车的人少，其实并不大的候车室显得宽大空旷。父亲和他的女儿蜷缩在候车室中央那张紧靠着火炉子的木格子条椅上，在他们周围，散乱地坐着十几个候车的人。父亲低垂着头，温暖的阳光从混浊的玻璃窗户透进来，使他的头发闪烁着银灰色的光泽。父亲低着头抽烟，一缕缕青白的烟雾从他的脸下升上来，围绕着他的头颅久久不散，好像那些烟雾不是从他的嘴巴鼻子里喷出，而是从他的头脑里漏出来的。烟的气味很难闻，仿佛是在燃烧破布和废旧的皮革。父亲已经落魄到沿街捡烟屁股的卑贱地步，与那些乞丐一般无二。不，连乞丐也不如。我知道，某些乞丐其实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他们抽名烟，喝洋酒，白天穿着破衣烂衫在大街上变着花样要钱，到了夜晚，就换上西装革履去歌厅唱歌，唱完了歌还要去泡妞。我们村子里的袁七就是这样的高级乞丐，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经多见广，阅历丰富，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十几种方言，甚至还能讲几句俄罗斯语，一开口就透出不凡，连村子里的绝对权威老兰也对他敬仰三分，不敢在他的面前拿大。他的家里有一个模样端庄的老婆，有一个正在念初中而且成绩优良的儿子，据他自己说他在十几个城市里都有家眷，他过上了走到哪里哪里有家的幸福生活。袁七吃的是海参鲍鱼，喝的是茅台五粮液，抽的是玉溪大中华！这样的乞丐，给个知县也不换！我的父亲如果能当上这样的乞丐，也算我们老罗家的光荣。可惜，他穷得半死不活，竟然落魄到了在大街上捡烟屁股的地步。
候车室里暖洋洋的，弥漫着一股梦幻般的气氛。那些候车的人，多半把头低垂在胸前，活像一只只打盹儿的鸡。他们的面前都摆着大包小包，还有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只有两个男人，不成鸡样，面前也没有行李，两个磨得边缘发白的人造革黑提包，放在腿边。他们两个身体仄歪着坐在条椅上，面孔对着面孔。两人之间的条椅上铺开一张报纸，报纸上放着一堆切成了条状的、火红色间杂着惨白色的猪耳朵，尽管夹杂着三分腥气，但七分还是肉香。我知道这是死猪的肉，也就是说是先因为生病死了，然后经过处理使它们光彩照人的肉。在我们这里，无论你是猪瘟、牛丹毒还是什么口蹄疫，都有办法把它们加工处理成看上去很美的食品。贪污不是犯罪但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是我们村长老兰发表的反动言论，凭着这句话就可以枪毙了这个杂种。他们在喝酒吃肉。白酒，当地的烧酒，名牌，柳公家酒，柳公是何许人也？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柳公家根本就不烧酒，是后人们拉大旗做虎皮，冒用了他家的名义。酒气熏人，不是正经气味，很可能是用甲醇勾兑的，啊，甲醇，甲醛，全中国人民都是化学家，甲醛和甲醇就是金钱。我咽了一口唾沫，看到他们把那个翠绿的酒瓶子递来递去，儿咂儿地啁，在喝酒的间隙里，不用筷子，用手指，捏着猪耳朵条儿，往嘴里塞。其中那个瘦脸的，还故意地把头仰起来，让手中的猪耳朵条儿往嘴里落，仿佛是故意馋我。他是在故意馋我，这个坏种，这个奸人，看样子像个烟贩子，或是个偷牛贼，反正不是个好人，神气什么？不就是喝酒吃肉嘛？如果我们家想吃，会比他们吃得好。我们屠宰专业村的人，具有辨别死猪肉还是活猪肉的能力，决不会像他们这样把死猪肉吃得津津有味。当然了，实在没有活猪肉，死猪肉也可以吃一点。老兰说过，中国人民的身体有着超强的化腐朽为营养的能力。我看看母亲手里的猪头，咽了一口唾沫。
父亲似乎感觉到有人站在他的面前，但他大概想不到是谁站在了他的面前。他抬起头，脸色紫了一下，黄牙龇出，尴尬表情上了脸。倚靠在他的身边打盹儿的他的女儿我的妹妹娇娇也醒了。这个睡眼惺忪的小女孩脸蛋子红扑扑的，很是可爱。她把身体往父亲身边靠靠，从父亲的腋下偷眼看着我们。
母亲吭了一声，装咳嗽。
父亲也吭了一声，也是装咳嗽。
娇娇咳嗽着，脸涨得更红了。
我知道妹妹感冒了。
父亲用他的粗糙的大爪子，拍打着娇娇的脊梁，想以此来制止她的咳嗽。
娇娇吐出一口黏液，然后哭起来。
母亲把猪头递到我的手里，弯下腰去抱娇娇。娇娇尖厉地哭着，将身体更紧地靠在父亲的腋下，好像母亲的手上有刺，仿佛母亲是一个倒卖儿童的人贩子。经常有倒卖儿童的人贩子和倒卖女人的人贩子到我们村子里来转悠，因为我们村很有钱。那些人贩子到我们村子里来时，并不是牵着小孩或是捆着妇女，他们很狡猾。他们总是伪装成卖木梳的或是卖刮头篦子的，在村子里串来串去。那个卖刮头篦子的人贩子，很好的口才，很好的表演能力，妙语连珠，妙趣横生，为了证明他的篦子质量好，他用篦子当着我们的面锯断了一只皮鞋。
第十三炮（下）
母亲直起腰，退后一步，双手放在胸前搓着，好像要寻求帮助似的往四周看看，然后将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大约有三秒钟，然后她的目光就涣散了。母亲脸上无助的表情让我心中酸楚，毕竟，她是我的亲娘。她停止了搓手，目光低垂，瞅着地面，也许是瞅着父亲脚上那双虽然沾满了泥巴，但依然很显气派的高牛皮靴子。这是父亲身上惟一还能显示出他当年的豪气的东西了。母亲低声地、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
“早晨，我把话说狠了……天冷，活累，心情不好……我来向你赔不是了……”
父亲忙乱地挪动着身体，仿佛生了虱子。他摇摆着一只手，结结巴巴地说：
“您千万别这样说，您骂得对，骂得好，惹您生气了，该赔不是的是我……”
母亲把猪头从我的手中接过去，递给我一个眼色，说：
“还傻不愣地站着干什么？帮你爹拿着东西，回家！”
母亲说完了话，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便转身朝大门走去。在老式的弹簧大门喀啦啦的响声里，猪头雪白地一闪便不见了。我听到母亲在拉门时还恶声恶气地骂了一句：
“这破门……”
我几乎是雀跃着蹦到了父亲面前，把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挎包抢过来。父亲伸手扯住了挎包的背带，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说：
“小通，回去跟你娘好好过日子吧，我不想拖累你们
了……”
“不，”我扯着挎包，执拗地说：“爹，我要你回去！”
“松开手，”父亲严厉地说，但他的神情马上又变得凄凉起来，“儿子，人要脸，树要皮，爹虽然落到了这步田地，但还是个男人，你娘说得对，好马不吃回头草……”
“可是俺娘已经向你赔了不是……”
“儿子，”爹神色黯然地说，“人怕伤心，树怕伤根……”爹用了一点力气，将挎包从我的手里拿去，然后对着大门挥挥手，说，“去吧，好好孝顺您娘去吧……”
我的眼睛里顿时涌满了泪水，抽噎着说：
“爹，您真的不要我们了吗？……”
爹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说：
“孩子，不是我不要你们，不是那么一回事，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应该明白的……”
“不，我不明白！”
“去吧，”父亲果断地说，“去吧，不要在这里烦我了！”他提着挎包，拉着娇娇站起来，四处张望着，好像要选择一个更加合适的安身之处，周围的人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父亲目若无人，挟起娇娇挪到了靠近窗户的一张残破的条椅上。在落座之前，他鼓着眼睛瞪着我，怒吼道：“你怎么还不走！？”
我胆怯地往后退了一步，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还从来没有用这样凶恶的态度对待过我。我回头望望大门，希望能从母亲那里得到指示，但大门冷漠地关闭着，只有风，携带着洁白的小雪花，从门缝里钻进来。
一个身穿蓝色制服、头上戴着一顶硬壳帽子的中年女人手提着一个红色的电喇叭，从候车室旁边的耳房里，一边吆喝着一边走出来：
“检票啦检票啦，384次去东北的排队检票啦！”
候车室里的人慌乱地站起来，将大包小包抡到肩膀上，一窝蜂地拥挤到检票口前。那两个男人加快速度将酒瓶子里的酒喝尽，把报纸上的猪耳朵吃光，然后抹抹油汪汪的嘴巴，打着嗝儿，摇摇摆摆地往检票口走去。父亲抱着娇娇，跟随在这两个醉醺醺的男子后边。
我死死地盯着父亲的背影，希望他能回头看我一眼。直到这时我的心中还是存在着幻想，我不相信父亲会这样决绝地走了。但父亲没有回头，他的肮脏的旧大衣背部油腻发亮，好像一堵冰凉的屠户家的墙壁。只有伏在父亲怀里的娇娇，从父亲的肩头上抬起她的小脸，偷偷地望着我。检票口通往站台的铁栅栏门还关闭着，那个穿蓝制服的女人站在旁边，胳膊抱在胸前，漠然地等待着。
远处传来了火车的轰鸣声，仿佛脚下的地面都在打战。紧接着是火车尖厉高亢的鸣笛声，透过铁栅栏，我看到，那列古老的蒸汽机车，喷吐着浓稠的黑烟，野蛮地进了站。
蓝制服女人拉开铁栅栏门，开始检票。人群往前拥挤着，好似一团没嚼烂的肉着急地挤进咽喉。只片刻工夫，父亲就到了检票员的身边。我知道一切都完了，父亲只要穿过了这道铁栅栏，就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就在父亲将手中那张皱皱巴巴的车票递到检票员手中那一刻，我站在距离父亲五米远近的地方，声嘶力竭地喊叫了一声：
“爹--！”
父亲的双肩耸动了一下，仿佛被子弹击中了后背。但他依然没有回头。我看到遒劲的小北风夹带着雪花从洞开的门口扑进来，纠缠着他，宛如纠缠着一棵枯黄的树。
检票员满脸狐疑地打量着父亲，然后又用古怪的眼神扫描了我。她眯缝着眼，翻来覆去地看着父亲递给她的那张车票，好像那是一张假票。
后来我反复回忆，也想不起母亲是怎样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父亲的背后。她左手依然提着那个白里透红的猪头，右手直伸出去，像个指点江山的大人物一样，指着父亲明晃晃的脊背。我也不知道母亲在什么时候把那件蓝灯心绒的外套的扣子解开，闪出了那件大红色的、像燃烧的火炭一样的化纤高领毛衣。母亲的这个像女英雄一样的造型，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想起来就百感交集。母亲指点着父亲的后背用尖厉的声音叫骂着：
“罗通，你这个狗杂种！你就这样走了，你他妈的还算个人吗？！”
如果说我的喊叫像手枪子弹一样击中了父亲的后背，那母亲的詈骂就像一梭子机枪子弹，把父亲的后背扫射得千疮百孔。我看到父亲的肩头瑟瑟地颤抖起来，那个一直在他的怀抱里、用黑黑的毛眼睛偷看着我的小妹妹娇娇，突然将脑袋缩了下去。
检票员扬起钳子，在父亲的车票上，夸张地打了一个洞，然后用同样夸张的动作，将车票递到父亲的手里。站台上，到站的乘客正在屎壳螂滚蛋般地下车，上车的旅客把在车门两边，焦急地等待着。检票员歪着嘴巴，脸上洋溢着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看我的母亲，看看我，看看我的父亲。只有她能看到我父亲的脸。
父亲往前艰难地挪动着，肩膀上那个拴着搪瓷缸子的帆布挎包滑下来，使他不得不歪头弯臂去拉挎包的带子。母亲抓紧时间，用她的嘴巴和手指，发射着致命的子弹：
“你走吧，走吧，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是有志气，就该堂堂正正地走，何必像狗一样，跟着那个臭娘们私奔？你要是有志气，这次何必还要回来？回来了何必还要向老娘赔礼道歉？说你两句你就受不了了？你不想想，这些年来，俺娘儿两个过的是什么日子？俺娘儿两个遭了多少不是人遭的罪你知道吗？罗通，你是个狼心狗肺的畜生，什么样子的女人落到你的手里，都是一样的下场……”
“不要说了！”父亲猛地将身体转了过来，脸如一块灰色的、背阴处的瓦片，杂乱的胡须，仿佛瓦片上结着的霜花。但他转身时振奋起来的身体马上就困顿地萎靡下去，软弱的、抖颤的声音从他的喉咙深处挤出来，“不要说了……”
站台上响起了哨声，检票员仿佛猛醒了似的喊叫着：
“开车了，马上要开车了！还走不走了？你这个人，干什么呀！”
父亲艰难地转过身，脚步踉跄地往前冲去，他肩上的挎包再次滑落，但他不再去管它，就让它像一个装满了腐草的牛肚子一样拖拉在脚边。检票员宽宏大量地督促着他：
“快跑！”
“慢走！”母亲大叫着，“办了离婚手续再走，我不能再为你守活寡了。”母亲用轻蔑的口气说，“车票钱算我的。”
母亲拉着我的手，昂扬地朝大门走去。我知道母亲哭了，因为我听到了她的喉咙里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在母亲松开拉着我的手去拉开那扇沉重的大门时，我回头看到，父亲的身体倚靠着铁的栏杆滑下去，在他的面前，检票员嘟噜着脸，气哼哼地拉上了栅栏门。从栅栏的缝隙里我还看到，开往东北的火车缓慢地移动起来。在铿铿锵锵的车轮声里，在低垂漫卷的煤烟里，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
我擦擦眼睛，手背上沾着两颗亮晶晶的泪珠。我被自己的叙述深深感动，但大和尚的嘴角，却浮现着几丝分明是嘲讽的笑纹。他妈的我无法使你感动，我暗暗地骂着，他妈的我一定要使你感动，我出家不出家已经无所谓，但我一定要用我的故事打动你的心，用我的故事的尖锐棱角戳破包着你心的那层坚硬的冰壳。院子里的阳光更加强烈了，从树的倒影，我知道了太阳的位置，它已经在东南方向，距离地平线，用我们家乡的人习惯的说法，已经两杆子高了。那道阻碍着我们视线的、原本就有十几个豁口、被大雨淋透、泡涨的院墙，昨天夜里坍塌了半截，剩下的半截摇摇晃晃，似乎一阵稍微狂一点的风，就会把它吹倒。那两只平日里很少离开大树的猫，在墙头上相跟着散步。从西往东走时母猫在前，公猫在后；从东往西走时，公猫在前，母猫在后。还有一匹身材健美，皮毛光滑如缎的枣红色小公马，在墙边磨磨蹭蹭。本来就想躺倒正找不到理由的院墙，趁机躺在地上。墙倒下，死了。死墙的大部分歪倒在水沟里，积水飞溅出去，在地面三尺上，展开了一道明亮的瀑布。那两只猫，只有母猫满身泥水地从沟里爬上来，公猫却不见了踪影。母猫悲伤地鸣叫着，在水沟旁边走来走去。那匹小马，却撒着欢跑了。尽管公猫凶多吉少，但倒塌总是让人兴奋，越是高大雄伟的东西倒塌了越是让人兴奋。现在，大道一览无余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了。我看到，在大道对面那片空旷的草地上，堆起来一个高高的土台子，台子周围插满了彩旗，台前悬挂着宽大的横幅标语。一辆杏黄色的发电车正在发电，机声隆隆。一辆蓝白相间的电视转播车停在草地边缘，十几个穿黄衫的小人儿，牵拉着黑色的电线，在草地上奔跑。十辆摩托车，排成三角形，从太阳升起的方向，用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威武地压了过来。“摩托队好威风啊！”，这句话是我在一部电影里听到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这句话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每逢高兴的时候，或是沮丧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喊叫出来：“摩托队好威风啊！”我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问我：哥哥呀，“摩托队好威风”是什么意思啊？我回答她，“摩托队好威风”就是“摩托队好威风”的意思。如果我的那个可爱的小妹妹今天在我的身边，我就会指着大道上的摩托车阵对她说：娇娇，“摩托队好威风”就是这个意思。但我的妹妹已经死去，她永远也不可能理解“摩托队好威风”的意思了，啊，我心伤悲，谁又能知！
第十四炮
摩托车保持着严整的队形，仿佛有看不见的钢管把它们焊接在一起。车手们都戴着洁白的头盔，穿着洁白的制服，腰间扎着宽大的皮带，皮带上挂着黑色的武器。在车队的后边，大约三十米的光景，有两台黑色的轿车，车顶上安装着巨大的警灯，红蓝交叉的灯光旋转不止，警笛发出尖锐的啸叫。警车的后边，是三辆更黑的轿车。大和尚，这是奥迪，是高级干部坐的。大和尚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一缕紫色的光线，射到那些轿车上，接着就收回来。奥迪的后边，还有两辆警车，它们竟然没有鸣笛。我目送着这个不可一世的车队，兴奋地很想大声喊叫，但大和尚泥土般的冷静压制了我的热情，我只好低声说：一定是个大人物，一个很大的人物。大和尚不理我。我自言自语地说：今天这样的日子，不逢年，不逢节，大人物来干什么呢？啊呀我想起来了。瞧我这记性啊，坏透了。我说，大和尚，今天是肉食节啊，是一个由我们屠宰村发明的节日。十年前我们--主要是我，把这个节日发明了出来，然后就被镇上霸占了去。镇上搞了一届，又被市里抢夺了去。大和尚，尽管我炮轰老兰之后，为了避祸远走他乡，但有关家乡的消息和有关我的传说，还是源源不断地传进我的耳朵。大和尚，你到我的家乡去，在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问：你知道罗小通吗？这个人马上就会告诉你许多关于我的传奇故事。我承认，经过众口流传，许多故事已经被大大夸张，甚至许多不属于我的故事，也算到了我的头上，但无论如何，我罗小通或者说那个十年前的罗小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却是不容置疑的。当然，还有一个名声与我同样大的人物，不是老兰，是老兰的三叔，这个一天之内和四十一个女人交合的奇人，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老兰那个杂种说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大和尚，我对家乡的一切了如指掌。肉食节要延续三天，在这三天里，各种肉食，琳琅满目；各种屠宰机器和肉类加工机械的生产厂家，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摆开了装饰华丽的展台；各种关于牲畜饲养、肉类加工、肉类营养的讨论会，在城市的各大饭店召开；同时，各种把人类食肉的想像力发展到极限的肉食大宴，也在全城的大小饭店排开。这三天真的是肉山肉林，你放开肚皮吃吧，能吃多少就吃多少。还有在七月广场上举行的吃肉大赛，吸引了五湖四海的食肉高手。冠军获得者，可以得到三百六十张代肉券，每张代肉券，都可以让你在本城的任何一家饭馆，放开肚皮吃一顿肉。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三百六十张代肉券，一次换取三千六百斤肉。在肉食节期间，吃肉比赛是一大景，但最热闹的还是谢肉大游行。就像任何节日的节目都是慢慢地丰富多彩起来一样，我们的肉食节也不例外。被这条大道连接起来的两个小城，是一个城市的两个部分，道路与城，形状如一只哑铃。肉食节的盛大游行队伍，将从这条大道上通过。东城的队伍往西城去，西城的队伍往东城来，在大道中部的某个地方会合，然后擦肩而过。毫无疑问，大和尚，我预感到，今天，这两支队伍，将在这座小庙前面、大道对面那片宽阔的空地上会合，院墙的坍塌，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视线一览无余做的准备。大和尚，我知道您法力通天，这一切都是您安排好了的……我正唠叨得兴起，就看到一辆银灰色卡迪拉克牌轿车，在两辆沃尔沃轿车的前后护卫下，从西城的方向疾驰而来。虽然没有摩托车队和警车开道，但别有一种大大咧咧的、满不在乎的隐秘威严。车到了小庙前，猛地拐下大道，停在庙前的空场上。都是紧急刹车，勇猛而稳重，尤其是那辆在车的前头焊着一对金光闪闪大牛角的卡迪拉克，就像一匹猎豹，在狂奔中猛地停止了脚步。这样的车和这样的急刹车都让我惊心动魄。我低声呼叫着：大和尚啊，您睁开眼睛看看吧，真正的大人物出现了。大和尚端坐着，比他身后的马通神还要安详。我真怕他老人家就这样坐化了，那谁来听我诉说？但我舍不得在大和尚身上浪费目光，外边的情景太精彩。先是从那两辆同样是银灰色的沃尔沃轿车里钻出来四个大汉，黑色风衣、黑色墨镜，黑色的短发如同刺猬毛一样支棱着，宛如四块人形的焦炭。过了片刻，从卡迪拉克前面车门下来一个人，同样是一身黑衣，如同焦炭。这人匆忙转到车的后边，拉开车门，一只手掌护住车门上框，让一个黑色的人，动作轻快但不失庄严地钻了出来。这个人个头比其余的人都高出一个头顶，那两扇巨大的招风耳朵，宛如用红色水晶雕琢而成。这人也是一身墨黑，但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洁白的绸巾，嘴巴里叼着一支像广味香肠一样粗的雪茄。这样的绸巾轻如鸿毛，一口气就能吹上天--我坚信--这样的雪茄一定是从古巴进口的，如果不是从古巴进口的那也是从菲律宾进口的。青蓝色的烟雾从那人的嘴巴和鼻孔里喷出来，在阳光下变幻着美丽的图案。过了片刻，从东城的方向，开来三辆美国制造的吉普，车顶上蒙着草绿色的伪装网，网上插着生满阔大叶片的树枝。从车上跳下四个身穿洁白西装的男子，簇拥着一个身穿洁白短裙的女郎。她的裙子短得徒有裙子之名，稍一活动，就露出来缀着蕾丝花边的短裤。两条修长得宛如玉柱的大腿，呈现着粉红的颜色。两只高跟高的白色小羊皮靴子，直装到膝盖下。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小小的红色绸巾，宛如一束活泼的火苗。她的脸精致小巧，戴着一副大墨镜，下巴有点尖，左边嘴角上有一颗豌豆粒大小的黑痣，一头蓬松的微黄的头发，披挂到肩头。这个女子，落落大方地走到高大男子面前三尺处--四个白衣男子在她身后五尺处护卫着--摘下墨镜，露出两只忧伤的眼睛，凄楚地一笑，说：兰老大，我是沈公道的女儿沈瑶瑶。我知道，如果我的父亲今天来了，必死无疑，我在他的酒里放了安眠药。我是替父受死来了。兰大哥，你可以杀了我，但我求你放我父亲一马。那个男子，定定地立着，因为墨镜遮掩，看不到他的眼睛，因此也就无从判断他的神情。但我猜到了他进退两难。那个白衣的女子沈瑶瑶，安然地站在他的面前，高高挺起的胸脯，时刻准备着承受灼热的子弹。兰老大将手中的雪茄，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投向那三辆美式吉普中的一辆，然后就走向他的卡迪拉克。他的司机，抢先一步，拉开了车门。卡迪拉克飞快地倒退，调好了方向，哞地一声就上了大道。那四条黑衣大汉，把黑色的风衣一揭就出了枪。一阵爆豆般的枪声，三辆吉普千疮百孔。那两辆沃尔沃冲上大道，追随着卡迪拉克，绝尘而去。呛鼻子扎肺的硝烟，强硬地扑进庙堂。我大声咳嗽着，心中满是惊悚。这简直就是一个经典的电影片断，竟然在我的眼前真实上演。这不是梦，漏油瘪胎的三辆吉普车可以作证，那四个呆若木鸡的白衣男人可以作证。那个风度非凡的白衣少女可以作证。我看到，两行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她戴上墨镜，把眼睛遮住了。让我更加兴奋的事情紧接着发生了：她对着庙堂的门口走过来。她走得真是好看。有的女人很漂亮，但走路不好看；有的女人走路很好看，但不漂亮。这个女人身段优美、容貌秀丽，走路的姿势十分好看，真是难得的尤物。所以连冷酷如沾霜生铁的兰老大也不忍心对她开枪。从走路的姿势上，根本看不出几分钟前她经历过惊心动魄的事情。我看清了，她的大腿上，其实是套着透明丝袜的，而套着透明丝袜的大腿比裸露的大腿更让我心猿意马。她的高小羊皮靴子的外侧，缀着两缕羊皮条儿扎成的穗头。我缺乏扬起头来看她上身的胆量，我只能看她屁股之下的部分。她一步跨进了门槛，淡淡的香气，使我的心里，产生了伤感的情绪。这样的高级情绪在我这种下三滥的心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但是今天产生了。我看到她的玲珑的膝盖，嘴唇馋得要命。我多么想伏上去亲亲她的膝盖，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大和尚，我罗小通曾经是个天不怕地也不怕的小流氓，皇帝老婆的奶子，只要能够得着，我也是敢摸的，但是今天我胆怯了。年轻女子的一只手，摸了摸大和尚的脑袋。我的天啊，古怪啊，荒唐啊，幸福啊，大和尚的头啊。但是她没有摸我的头。当我眼泪汪汪地、斗胆抬起头来，期望着她也能摸摸我时，我看到的只是她耀眼的背影。大和尚，你还能听我说话吗？
中午时分，当父亲抱着妹妹再次出现在我家院子里时，母亲表现得十分平静，好像父亲从来就没有离家出走，不过是抱着孩子去邻居家串门归来。父亲的表现也让我感到惊讶。他神情安详，动作自然，仿佛他不是那个经历了急风暴雨般的思想斗争后二进家门的落魄男人，而是个抱着孩子去赶闲集归来的忠厚丈夫。
母亲脱下外套，带上了一副当破烂收来的灰色帆布套袖，麻利地刷锅、添水、拿柴、点火。我惊喜地发现，母亲烧的不再是废旧胶皮，而是最好的松木劈柴。松木是我们建造房屋时的下脚料，母亲把松木制成劈柴，一直珍藏着它们，好像等待一个盛大的节日。房子里洋溢着燃烧松木的香气，火光使我的心中充满了温暖。母亲坐在灶前，脸上神采飞扬，仿佛刚刚卖了一车掺了假的破烂而没被土产公司的质检员发现。
“小通，去老周家称三斤灌肠。”母亲抻直一条腿，从裤兜里摸出三张十元的钱，递给我，用愉快的口吻吩咐着，“要现蒸出来的啊，顺便从小铺里买三斤挂面。”
等我提着红彤彤油汪汪的灌肠和挂面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脱下了那件像牛皮一样的大衣，娇娇也脱下了那件直拖到脚面的羽绒服。尽管父亲的棉袄也是油腻发亮、扣子不全，但脱去了大衣，还是显得精干了许多。娇娇妹妹，上穿着一件白底红碎花的小棉袄，下穿着一条红格子棉裤，细细的小胳膊从嫌短了的袖筒里露出来。她美丽而温顺，像一只卷毛的小羊羔羔，使我的心中充满了怜爱。在父亲和娇娇面前，摆上了一张红漆面的矮腿楸木饭桌，这张桌子我们过年时才舍得使用，平日里母亲用塑料布包裹着它，把它像宝贝一样高高地吊在梁头上。桌子上放着两碗热水，散发着袅袅的蒸汽。母亲抱出一个用塑料袋包扎着的罐头瓶子，解开袋子，揭开盖子，显出满瓶的洁白晶莹，我敏感地抽了一下鼻子，立即就知道这是白糖。尽管我是天下少有的馋嘴孩子，无论母亲把好吃的食物藏在多么隐秘的地方，也挡不住我的偷食，但这罐子白糖，竟然没被我发现。她是什么时候买来了、或者是捡来了这样一罐白糖我也不知道。可见母亲比我更狡猾，我开始怀疑，母亲背着我还私藏了很多精美的食物。
母亲没有为她瞒着我私藏白糖而惭愧，好像这样做是光明正大的行为，而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她用一把不锈钢的小勺子，坦然地往娇娇面前的水碗里挖糖，是那样的大方慷慨，简直是西山顶上出太阳，简直是鸡下鹅蛋猪生象。娇娇用她的亮晶晶的眼睛，带着几分怯意，看看母亲的脸，然后再去看看父亲的脸。父亲的眼睛也发出了亮光。他伸出一只大手，摘下娇娇的绒线帽子，显出了一个圆圆的、生着小羊毛一样满是圈圈的头。母亲挖出一勺糖，运到了父亲的水碗的上方，却突然停住了。我看到她的嘴巴竟像赌气的少女的嘴巴一样咕嘟起来，脸上也泛起了一片红晕。这个女人实在是莫名其妙啊！她把罐头瓶子猛地放在父亲面前，低声地嘟哝着：
“自己加吧，别又说我这个那个的！”
父亲困惑地望望母亲的脸，母亲却把脸歪到了一边，不与他的目光交接。父亲把不锈钢勺子从罐头瓶子里提出来，放在了娇娇的碗里，然后把瓶子盖儿郑重地扣上，说：
“我这样的人，吃什么糖？”
父亲用勺子搅搅娇娇碗里的水，说：
“娇娇，谢谢你大娘吧！”
娇娇怯生生地说了父亲教给她的话。母亲似乎不高兴地说：
“喝吧，谢什么！”
父亲舀起一勺糖水，放在嘴边吹吹，递到了娇娇嘴边，但他马上又把糖水倒回碗里，目光张皇地往四处看看，端起自己眼前的碗，咕咚咕咚喝下去，热水烫得他龇牙咧嘴，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他把娇娇碗里的糖水，倒进他刚刚腾出来的碗里约有一半，然后把两个碗放在一起，似乎是在比较碗里糖水的多少。我猜不出父亲的意图，但马上就明白了父亲的苦心。父亲把那只盛了糖水的碗推到桌子的一头距离我最近的地方，充满歉意地招呼我：
“小通，这碗是你的。”
我的心立即被感动了，满肚子的馋被一种高尚的精神压制下去，我说：
“爹，我大了，我不喝，让妹妹喝吧！”
母亲的喉咙里又发出了呼噜声，她背过身去，抓起那条乌黑的毛巾，擦擦眼睛，满面怒气地说：
“都喝，别的没有，水还管不够你们？！”
母亲用脚把一个小凳子准确地踢到桌子边，不看我，却是对我说：
“还愣着干什么？你爹让你喝你就喝！”
父亲帮我把小凳子扶正，我落了座。
母亲将捆灌肠的马莲草撕开，把灌肠分散在我们面前，还特意地把一根看起来最粗大的递到娇娇的手里，说：
“趁热，快吃，我给你们煮面条。”
第十五炮（上）
大道上鼓乐喧天，从东西两个方向响起。肉食节的游行队伍，已经逼近。大约有三十多只土黄色的野兔子，从道路两侧的庄稼地里，惊恐万端地窜出来，会聚在庙门前，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其中一只，左边的耳朵耷拉着，好像一片蔫菜叶子，胡须都白了，看样子像个苍老的领袖。它发出一声尖叫，很怪异。我很了解兔子。兔子一般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任何动物，在非常的时刻，都会发出一些特异的声音，向它的同类，传达神秘的信息。果然，那些兔子，仿佛接了命令，齐声叫唤着，蹦进了庙门。它们跨越门槛时的跳跃动作优美得难以描述。兔子们纷纷跑到五通神塑像后边去，在那里它们大声喘息着，唧唧喳喳地议论着什么。我突然想到塑像后边还有一窝狐狸，兔子进去，等于给它们送去了丰盛的午餐。但这种事儿，谁也没有办法制止啊。随它们去吧。我如果去告诉兔子，狐狸也会生气。音乐从对面台子上的两只大喇叭里猛烈地爆发，震耳欲聋。是喜气洋洋的乐曲，节奏轻快，旋律优美，让人忍不住地想跳起来舞蹈。大和尚，我在外流浪十年，曾经在一个名叫“伊甸园”的歌舞厅打工。我穿着洁白的工作服，脸上挂着虚假的笑容，守候在卫生间里，负责给那些因为酒肉满腹、或者是情欲发作而满面红光的客人扭开龙头，让他们洗手，等他们洗完了爪子，再把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热毛巾递到他们爪子里。他们有的接我的毛巾擦手，擦拭完毕将毛巾还给我时还会说一声谢谢。有的还摸出一个硬币，扔在我面前那个盘子里，发出一声脆响。有的人很慷慨，扔下一张十元的票子给我。有的人更慷慨，扔下一张面值百元的大票子给我。我想这样的人一定是发了大财而且情场得了意，心情格外好，所以才如此大方。有的根本就不理睬我，洗完了手，就用那个挂在墙上的电风干手器吹拂。呜呜的风声里，我看着他麻木的脸，知道这是个倒霉蛋，这个晚上，一拨人醉生梦死的消费很可能要他来埋单。他招待的多半是些手中有权的腐败分子，心里恨着他们，但还必须装出笑脸应酬他们。对这样的倒霉蛋我一点也不同情，因为他也不是好东西。到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来花钱的，基本上没有一个好东西，让老兰的三叔用机关枪把他们全部突突了才好呢。但那些吝啬到不往我的碟子里投小费的东西是更坏的东西，看着他们青红皂白的狗脸我就生气，让老兰的三叔用机关枪把他们突突了都难解我心头之恨。想当初，我罗小通也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可如今我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好汉不提当年勇，人在矮檐下，岂敢不低头。大和尚，“少年得志，家门不幸”，这句话正应在我的身上。我皮笑肉不笑地接待着那些前来排泄的混蛋们，心中回忆着我的辉煌历史和我的辛酸往事，并且，每送走一个混蛋我就不出声地怒骂一句：王八蛋，走路跌死你，喝水呛死你，吃肉噎死你，睡觉憋死你。在无人前来排泄的间隙里，我听到舞厅那边，传过来时而热情似火，时而浪漫如水的音乐。我的心中，时而涌动起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激情，时而幻想着自己也在那灯光幽暗的舞厅里，怀抱着一个裸露着肩膀，头发散发着香气的女郎，磨磨蹭蹭，悠悠晃晃。幻想到得意处，我的腿就会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合着音乐的节拍，但我的好梦总是被一个个着鸡巴冲进来的混蛋打断。大和尚，你知道我的心中有多么屈辱吗？有一天我在卫生间里放了一把火，但是我又及时地用灭火器扑灭了它。但就是这样，歌舞厅那个老板洪胖子还是把我押送到派出所里去，要治我一个纵火的大罪。我很聪明地对审问我的警察说，火是一个喝醉了的客人放的，是我救灭的。按说我是个救火的英雄，老板应该发给我一大笔奖金，而且刚开始他也是答应了要发给我奖金的，但是他后来反悔了。他是个残酷剥削员工的吸血鬼，吃人不吐骨头。他把我往局子里一送，许愿发给我的奖金省下了，拖欠了我三个月的工资也不用发给我了。我说警察叔叔你们都是包青天，明察秋毫，决不会上洪胖子的当，你们知道吗？他经常躲在卫生间里骂你们呢，他一边撒尿一边骂你们啊……就这样，警察把我放了。无罪释放。我哪里有罪？老兰才他妈的有罪呢。但老兰早就是市政协常委，经常在电视上出头露面，发表一些冠冕堂皇的讲话，每次讲话，都要提到他的三叔，说他的三叔是爱国的华侨，曾经用一根粗大的鸡巴为炎黄子孙争来光荣，还说他三叔要回来捐款修建五通神庙，借以提高我们这地方男人们的阳刚之气。老兰这小子，满嘴的胡言乱语，但他的发言总是赢得满堂喝彩。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刚才看见过的那个生着两扇大耳朵的人--我猜想老兰的三叔年轻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经常地出现在“伊甸园”歌舞厅里，就是他将一张绿色的钞票扔在我面前的盘子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张面值一百的美元！新的，边沿锋利，把我的指头划开了一道口子，流了很多血。他穿着白色的西装，扎着红色的领带，高大挺拔，活像一棵白杨树。他穿着一套墨绿色的西装，扎着金黄色的领带，高大挺拔，活像一棵黑松树。他穿着一套紫红色的西服，扎着一条洁白的领带，活像一棵红杉树。我无法看到他在舞场里的潇洒舞姿，但我能想象出来，当他搂住那个穿着洁白的、墨绿的、紫红的晚礼服，露着仿佛是用白玉雕成的肩膀和胳膊，佩戴着璀璨夺目的首饰，大眼睛水汪汪、嘴角上生一颗黑色的美人痣的全舞场最美丽的女人翩翩起舞时，多少人的目光都投射到他的身上。掌声，鲜花，美酒，女人，都是属于他的。我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他那样的人，出手大方，花钱如同流水，被众多的美女包围，走起路来，如同一匹斑斓多彩的豹子，隐秘而华丽，让人感到像幽灵一样神秘莫测。大和尚，你还在听我说吗？
傍晚时分，小雪变成了大雪，院子里已经积了厚厚一层。母亲抄起扫帚，刚扫了两下，父亲就把扫帚夺了过去。
父亲施展开身手，动作刚劲有力。这使我想起村里人对他的议论：罗通一手好活，可惜是“好驹不拉犁”。在沉重的暮色里，在满地白雪的映衬下，他的身躯显得格外厚重。很快，在他身后，出现了一条通往大门的小路。
母亲沿着父亲扫出来的小路走到门口，关上了沉重的大门。钢铁碰撞，声音响亮，震动了落雪的黄昏。黑暗随即降临，但地上的积雪和空中的飞雪还在黑暗中散射出模糊的白光。母亲和父亲在门前遮檐下跺着脚、晃动着身体，似乎还用毛巾相互抽打着身上的落雪。我坐在距离那个猪头只有半步远的墙角，嗅着生冷的肉味，瞪大眼睛，想让目光穿透黑暗，看看父母脸上的表情，但很遗憾我看不清他们的脸，我只能看到他们摇晃的身影。我听到坐在我面前的妹妹咻咻地喘着气，像一只躲藏在黑暗中的小兽。中午时我放开了肚皮，尽力吃了一饱，直到傍晚，还有一段段没嚼烂的灌肠和一根根面条从胃里返上来。我把它们咀嚼了再咽下去。听人说这是很恶心的行为，但我舍不得吐掉它们。父亲回了家，我的食物构成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究竟能够发生多大的变化，眼下还是一个谜。看父亲这副萎靡不振、俯首帖耳的模样，我预感到把吃肉与他的归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幻想多半要化为泡影。但因为他的归来毕竟让我大吃了一顿灌肠，灌肠里虽然大部分是淀粉，但毕竟还有零星的肉块隐藏其中，但毕竟那层薄薄的肠衣也算是荤腥。毕竟在吃了一肚皮灌肠之后，又吃下去两碗面条，何况，还有一个肥大的猪头就放在墙角的菜板上，只要伸出手就可以抚摸它。它什么时候才能够进入我的口腔和肠胃呢？母亲不会把它卖了吧？
中午吃饭时，我的饭量和我吃饭的速度着实让父亲吃了一惊。后来，我也听母亲说过，妹妹的饭量和吃饭的速度也让她大吃了一惊。而在当时，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看妹妹吃饭的姿态。但我能够想象出来，在我们兄妹俩像饿死鬼一样疯狂地进食时，当我们被未曾嚼烂的灌肠噎得抻脖子翻白眼时，父亲和母亲脸上一定是布满了悲伤的表情。我们的贪婪吃相不但没让他们反感，而是让他们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和自责。我想，很可能就在那一刻，父母亲做出了不离婚的决定。他们要好好过日子、给我和妹妹创造出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我在黑暗中打着饱嗝、回嚼着食物的时候，也同时听到了妹妹的饱嗝声。她的嗝打得成熟而老练，如果事先不知道是她坐在那里，杀死我我也想不到能打出这样响亮饱嗝的会是个四岁的小女孩。
毫无疑问，在这个雪花飞舞的夜晚，满肚子灌肠掺杂着面条，使我的肠胃负担沉重，减弱了我对吃肉的欲望，但那个在黑暗中放射着模糊白光的猪头，还是让我浮想联翩。我想象着它被劈成两半在铁锅里翻腾的景象，我的鼻子似乎嗅到了猪头肉独特的鲜美气味。我还进一步地想到，我们一家四口围着一个大盆，大盆里盛着煮得稀烂的猪头，携带着大量肉分子的热气汹涌地升腾着，气味芬芳，令我心醉神迷，仿佛在半梦半醒的美好状态中。我看到，母亲神色肃穆，极其庄严地捏起一根鲜红的筷子，猛地往猪头上一插，然后搅几搅，抖几抖，猪头上的骨头就与猪头上的肉完全彻底地脱离开来。母亲把骨头从盆里捡出来，大方慷慨地对我们说：吃吧，孩子们，放开肚皮吃，今日让你们吃个够！……
母亲一反常态地点燃了那盏带玻璃罩子的煤油灯，使我们的瓦房里充满从来没有过的光明。我看到我们的影子夸张地映射到白色的土墙上。墙上悬挂着一辫子大蒜，还有一串辣椒。经过了一天的磨合，妹妹渐渐地活泼了。她借着灯影，将两只小手交叉起来，墙上立即出现了一个狗头的形状。她兴奋地说：
“狗，爹爹，狗！”
父亲的目光飞快地从母亲的脸上掠过，然后用悲凉的腔调，顺着她说：
“对，是一条狗，是娇娇的那条小黑狗。”
娇娇马上将手指的交叉方式改变了，墙上出现了一个兔子的剪影，虽然说不上是惟妙惟肖，但也是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不是狗，”妹妹说，“兔子，是一只小兔子。”
“对，是兔子，娇娇真聪明。”父亲在夸完他的女儿后，仿佛是满怀着歉意似的对着母亲说，“小孩子，一点都不懂事。”
“她才多大？你还要她懂什么？”母亲宽容地说着，竟然也把两只手交错在一起，白色的土墙上，立即就显示出一个扬头翘尾的大公鸡。并且，从她的嘴巴里，还发出了一声鸡鸣。这稀有的现象让我大吃了一惊，多年来，我听惯了的是母亲的牢骚和詈骂，见惯了的是母亲的怒容和苦脸，想不到母亲竟然还能变幻手影，还能模仿公鸡的叫声。说实话我的心中是又一次地百感交集，从大清早父亲驮着他的女儿在大门口一露面那会儿起，我就一次又一次地百感交集起来。除了这个百感交集，我想不出别的词儿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欢乐的笑声从妹妹的喉咙里飞出，父亲的脸上也绽开了苦涩的笑容。
母亲用温存的目光盯着娇娇看了一会儿，长叹了一口气，说：
“孽都是大人造下的，孩子没有错。”
父亲垂下头，说：
“你说得对，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都这样了，还说这些干什么？”母亲站起来，麻利地将套袖戴上，提高了嗓门，说，“小通，你这个小混种，知道你恨我，碰上一个老抠的娘，五年了，连次肉都没让你吃够过，对不？今天娘就大方一次，煮猪头，犒劳三军，让你吃个够！”
母亲将菜板放在锅台上，把那个猪头提上去，然后抄起斧头，比量了一下，猛地一斧劈了下去。
“刚吃了灌肠……”父亲慌忙地站起来，阻拦道：“你们娘俩挣几个大钱也不容易，这猪头，还是卖了吧，人的肚子，就是一条破麻袋，填上糠菜是饱，填上肉鱼也是饱……”
“这是你说的话吗？”母亲用特别鲜明的嘲讽口吻说，但她马上就改变了腔调，严肃地说，“我也是个人，我也是红口白牙凡胎肉身，也知道肉好吃，以前我不吃，那是我傻，那是我不明世，人活着，想来想去，最重要的，其实也就是为了一张嘴。”
父亲咧咧嘴，搓搓手，看样子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他往后退了几步，马上又往前走了几步，伸出手去，对母亲说：
“我来吧。”
母亲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把斧头放在了菜板上，身体闪到了一边。
父亲挽起袖子，将破烂不堪的内衣袖口往里塞了塞，抓起斧头，举起来，似乎既没瞄准，也没用力，一下，然后又是一下，那个庞大的猪头就豁然成了两半。
第十五炮（下）
母亲上下打量着已经退到了一边的父亲，脸上的神情十分暧昧，连我这个自认为摸透了她的心思、精通了她的思维方式的儿子也猜不透她想的是什么。总而言之，从父亲两斧头将猪头劈成两半那一时刻开始，母亲的心情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她撅着嘴，把半桶水倒进锅里。因为用力过猛，水从锅里蹿出来，湿了半边锅台和锅台上的一盒火柴。然后她把水桶扔到一边，哐啷一声响，惊动了我们的心。父亲站在一边，表情尴尬，无所措手足，那样子真让人难受。接着我们就看到母亲提着猪耳朵，将一半猪头扔到了锅里。然后又提着另一只猪耳朵，把另一半猪头扔进锅里。我很想提醒母亲，要想使煮出的猪头味道鲜美，那么，在盖锅之前，还应该往锅里添加茴香、生姜、葱白、蒜瓣、桂皮、豆蔻等等诸多调料，而且还应该添加一勺朝鲜白醋--这是野骡子姑姑的秘密配方，当年我跟随着父亲经常悄悄地溜到她的饭店里去吃肉，有好几次亲眼目睹了野骡子姑姑煮猪头的全部过程。而且我还亲眼看到过父亲用斧头帮助野骡子姑姑把猪头劈开的情景，一斧，两斧，顶多三斧，猪头就会变成两半。野骡子姑姑用赞赏的目光看着父亲，我还记得她曾经说过：罗通啊罗通，无论什么事，你都是无师自通啊！
野骡子姑姑煮出来的猪头肉味道特别，不但在村子里享有盛誉，那些馋嘴的食客们还把她的名声传播到了十几里外的乡镇，连专为镇上官员办理饭食、肩负着重担的老韩，也隔三差五地来到这里，未曾进门先吼一声：老野！--野骡子姑姑赶紧地跑出来，一口一个韩大哥地叫着，十分的亲切。--煮上了没有？给留半个。--煮上了，煮上了，一会儿就好，您先喝着茶等会儿。野骡子姑姑手脚麻利地倒茶、点烟，满面都是笑容--市里来人啦，他们就吃服了你这一口，花市长还说要来会会你呢，老野，你的运气就要来了，听说了没有？花市长的老婆得了绝症，没有几天熬头了，等那位闭了眼，没准就把你娶过去填了房，等你发达了，成了市长太太，可不许不认识咱老韩了啊！--父亲沉重地咳嗽着，仿佛要借此唤起老韩的注意。老韩果然就看到了父亲，瞪着两只鼓凸的大黄眼骂道：罗通，妈拉个巴子的是你？妈拉个巴子的怎么会是你？--妈拉个巴子为什么不可以是我？父亲不卑不亢地回答了他。老韩在父亲的回骂声中，原先绷着的、似乎怒气冲冲的脸反倒松弛了，笑着，龇出一口白得像石灰一样的牙，阴阳怪气地说：当心啊，你个二流子，野骡子是块唐僧肉，多少人想着呢，你一个人独占了花魁，小心大家伙把你的鸡巴割了去！--野骡子姑姑恼怒地说：你们，都给我闭上臭嘴，别拿我当开心的果子、下饭的咸菜，惹恼了老娘，把你们一个个全都劈了！--好厉害的婆娘！老韩道，才刚还一口一个大哥叫得蜜甜，一调腚就翻了脸，你也不怕把老主顾得罪了？--野骡子姑姑用铁抓钩把半个煮好的猪头抓出来。猪头上挂着一层酱红的浆汁，发散着扑鼻的香气。我直着眼睛盯着猪头，口水不知不觉地流到了下巴上。野骡子姑姑把猪头放在熟肉案板上，抄起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在手里耍了一个花，啪的一声，剁下了一块拳头大的肉，用一根铁签子插起来，举着，喊我：小通，给，馋猫，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老野，那不是给我留的吗？老韩急了，嚷嚷起来，花市长点名要吃你的肉呢！--什么鸡巴花市长、草书记，他能管着你，但他能管着我吗？--你厉害，你厉害，我投降，我认错，行了吧？老韩说，赶快给弄几张荷叶包起来，不骗你，真是那个花市长来了呢！--你那个花市长与我的干儿子比起来算什么？屁味！对不对？儿子，野骡子姑姑亲切地问我。我哪里有空去回答这样无趣的问题。--好啦，屎味，屎味行不行？老韩说，那个姓花的市长是屎味，咱们不他，行了吧？姑奶奶，求您赶快把肉给俺弄上吧，老韩提起穿在腰带上的手表，瞅瞅，着了急，说，老野，咱们也算是多少年的老关系了，您可别把我的饭碗给打了，咱一家老小还靠着这个差事吃饭呢！--野骡子姑姑几下子就把那半扇猪头剔了骨，冒着烫手的痛苦，嘴巴里咝咝地，手指头灵活地跳跃着，将那半个猪头片开，但还保持着猪头的形状，用一摞绿荷叶包裹了，外边用马莲草捆扎起来，往外一推，说：快滚，去孝敬你那些爹去吧！--如果母亲想煮出野骡子姑姑那样的猪头肉，还必须加上一匙子捣成细末的明矾，这也是她的秘密配方，在我的面前，野骡子姑姑不保密--但母亲什么调料也没加就把锅盖扣上了，白水煮猪头，这怎么可能好吃！但毕竟是猪头，而我，毕竟是一个十分喜欢吃肉而又多年没捞到吃肉的少年。
灶火熊熊，十分兴旺。火光映红了母亲的脸。松木劈柴含油，好烧，耐烧，不需频繁添加。母亲完全可以离开锅灶去干一些别的事情，但是她不离开。她就那样沉静地坐在灶前，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着下巴，盯着灶膛里千变万化但又万变不离其宗的火焰，眼睛呢，闪闪发光。
锅里的水似乎有了一点动静，断断续续的吱吱声，仿佛在很遥远的地方。我坐在门槛上，听到坐在我身边的妹妹打了一个哈欠，然后就看到她张大的嘴巴，和嘴里那些白色的小牙。
母亲没有回头，冷冷地对父亲说：
“让她睡吧。”
父亲抱起妹妹，拉开门去了一趟院子。从院子里回来，妹妹的头已经伏在了父亲的肩膀上，并且发出了细微的鼾声。父亲站在母亲的后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母亲说：
“被子、枕头都在炕头上堆着，先让她盖那床蓝花的吧，等明天再另给你们做。”
“真是太麻烦了……”父亲说。
“你唆什么？”母亲说，“别说是她，即便你去大街上捡来一个私孩子，也不能把她放在草窝里睡吧？”父亲抱着妹妹进了里屋，母亲突然对我发起了火，“你不去撒尿睡觉还在这里熬什么？文火焖猪头，你能等到天亮吗？”
我的眼皮顿时发黏，思维进入迷糊状态。野骡子姑姑煮出来的风味独特的猪头肉，似乎就在空中飘着，一片追赶着一片，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往我的眼前降落。我站起来，问：
“我睡在哪里？”
“你能睡在哪里？”母亲说，“平时睡在哪里，现在就睡在哪里！”
我眯着眼走到院子里，雪花降落到我的脸上，使我清醒了不少。屋子里的火光把院子映照得很亮，雪花飘舞的形态看得清清楚楚，十分美丽，简直是梦--在这个美好的梦境中，我看到，我家的拖拉机满载着货物，歪斜在院子里，白雪已经遮盖了那些破烂，使拖拉机像一个古怪的大物。白雪还覆盖了我的迫击炮。它显露着部分钢铁的颜色，保持着炮的形状，炮筒子指向昏暗的天空。我坚信这是一尊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的迫击炮，只要有了炮弹，它随时都可以发射。
我进了屋，爬上炕，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脱成了一个光腚猴子，钻进了被窝。我的冰凉的脚触到了妹妹热乎乎的身体，感觉到她的身体抽搐了一下，赶紧把脚缩起来。我听到母亲说：
“好好睡觉，明天早晨起来吃肉。”
听母亲说话的腔调，她的心情似乎好了起来。灯光慢慢地暗了，只有灶膛里的火光，在外间屋里抖动着。房门也轻轻地拉上了，但狭窄的门缝，把灶膛里的光集中起来，投射到里屋的柜子上。一个模模糊糊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缭绕着：母亲和父亲睡在哪里？难道他们要彻夜不眠地煮猪头吗？这个问题使我难以入睡，不是我故意偷听，是我睡不着，我用被子蒙着头，但父亲和母亲说话的声音还是一字不漏地钻进了我的耳朵。
“下这么大的雪，明年会有个好收成。”父亲说。
“你的脑筋该换了，”母亲冷冷地说，“现在的庄户人不是从前了。从前的庄户人从土里刨食吃，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锅里有馍，碗里有肉；风不调雨不顺，庄稼歉收，锅里汤，碗里糠。现在，但凡不呆不傻的，没人再去地里受罪。汗珠子浇透十亩地，赶不上贩卖一小拖猪皮……其实你走的时候已经这样了，我还对你说这些干什么。”
“都不种地也不是个事……”父亲低沉地嘟哝着，“农民嘛，种地才是本分……”
“真是日头从西边出来了，”母亲嘲弄地说，“早些年你在家时，也没有下过几天地啊，这次回来，要改邪归正当农民了？”
“除了种地，我不知道还能干点什么……”父亲尴尬地说，“估牛，显然是不需要了，要不，我就跟着你们收破烂吧……”
“不能让你收破烂，”母亲说，“你不是干这种事的材料。干这种事要没脸没皮，半偷半抢。”
“我出去折腾了这一番，还有什么脸皮？你们能干的我也能干。”
“我不是那号糊涂女人，”母亲说，“你也回来了，房子也有了，我和小通也不收了。不过你要走我也不拦你，留住了人也留不住心，留不住心就不如不留……”
“我的心里话上午就当着孩子们的面对你说了，”父亲说，“我混惨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用狗皮蒙着头回来找你，你收留我，我感激不尽，到底是发小的夫妻，打断骨头连着筋……”
“真是出息了啊，”母亲说，“几年不见，磨练出来这样一张甜嘴……”
“玉珍，”父亲的声音更加低沉了，“我欠了你的，往后就给你当牛当马吧……”
“还不知道谁是牛马呢，”母亲说，“没准哪天又跟着个野驴野马跑了……”
“你不要往我最痛的地方戳嘛！”父亲说。
“你也知道痛？”母亲愤愤地说，“我在你的心里，连她的一根脚趾头都不如……”母亲抽泣起来，喉咙呼噜呼噜地响，“有多少次，我把绳子都搭到梁头上了，不是有个小通牵挂着，有十个杨玉珍也死光了……”
“知道，我知道……”父亲艰涩地说，“我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可能是父亲的手伸到了母亲身上，我听到母亲压低了嗓门说：
“你别动我……”
但父亲的手肯定没有拿开，要不母亲就不会说：
“你去摸她吗，摸我这样一个半老婆子干什么……”
浓烈的肉香从门缝里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