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坚决地反对父亲的主张。看样子她已经习惯了在高台上有个丈夫，她每天积极工作，再也不摔盘子摔碗，和老兰有说有笑，偶尔还对我说：
“小通，送饭时别忘了给你爹送包烟上去。”
其实即便是母亲反对，如果我们想弄条绳子，那也是手到擒来的事。我们不弄，是我们不愿意。每天三次爬上高台，看看不同凡响的父亲，和不同凡响的父亲简单交谈几句，是我和妹妹的巨大乐趣。
老兰老婆死前二十一天早晨，我和妹妹把早饭送上去，父亲看着我们，长叹一声，说：
“孩子们，爹这辈子，真是窝囊。”
我说：“爹，你不窝囊。你已经坚持了七天，不简单了。许多人说你是个圣徒，要在这高台上修炼成仙呢。”
父亲摇摇头，苦笑一声。尽管我们每天送上去的饭食很好，父亲的胃口也不错，以那些光可鉴人的餐具为证，但这七天里，他分明瘦了。他的胡子长长了，像刺猬毛一样扎煞着，眼睛里布满血丝，眼角上沾着眼屎，身上散发着一股臭气。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出眼眶。我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深深自责。我说：
“爹，我们马上就把你的刮胡刀和洗脸盆子送来。”
妹妹说：“爹，我们给你送一条被子上来，还有枕头。”
父亲背靠着木柱子坐着，眼睛望着墙外的原野，忧伤地说：
“小通，娇娇，你们下去放把火，把爹火葬了吧。”
我和妹妹齐声说：“爹，您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没有您，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爹，您一定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我和妹妹放下饭篮子，提起胶皮桶，刚想下台，父亲用他的大爪子搓搓脸，站起来，说：“不用了。”
父亲提起一个胶皮桶，放在手中前后悠动几下，使胶皮桶获得惯性，然后一松手。胶皮桶飞到围墙外边去了。
第三十八炮（中）
父亲的举动使我大吃一惊，我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便猛地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哭着说：
“爹，你可不要跳下去，你跳下去，会摔死的。”
妹妹也扑上去抱住了父亲另一条腿，哭着说：
“爹，我不要你死。”
父亲抚摸着我们的头，脸仰着，好久才低下。他眼泪汪汪地说：
“孩子们，你们想到哪里去了？爹怎么会跳下去呢？爹这样的人是没有志气的。”
父亲跟随着我们下了高台，走向办公室。路边的人用古怪的眼光看着我们。我骂道：
“看什么？你们谁有本事就爬上高台试试。我父亲在上边呆了七天，你们如果能呆八天，才有资格议论我的父亲，否则就闭上你们的臭嘴。”
那些挨了我骂的人都灰溜溜地跑了。我得意地看着父亲，说：
“爹，没事，你是最优秀的。”
父亲脸色灰白，没说什么。
父亲跟随着我们进入办公室。老兰和母亲神色平静，连一点异常的反应也没有，好像我们不是从高台上下来，而是从车间里、或是从厕所里回来。
老兰说：“老罗，好消息，‘家家富’超市拖欠我们那笔款子终于还了。今后，我们不再跟他们打交道了，这些背信弃义的家伙。”
父亲灰着脸，说：“老兰，我辞了，这个厂长，我辞了。”
老兰吃惊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辞？”
父亲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过了很久，说：“我败了。”
老兰说：“老兄，你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母亲用鄙视的口吻说：“老兰，你不要理他。这人，经常自己得罪自己。”
父亲似乎要发怒，但摇摇头，噤声了。
老兰将一张花花绿绿的报纸扔给我的父亲，声音低沉地说：“罗通，你看看吧，我那个三叔，撇下亿万家产，和那么多爱他的女人，在云门寺剃度出家了……”
我父亲麻木地翻看着那张报纸。
“我这个三叔，是个高人，奇人，”老兰感慨万端地说，“以前，我自认为很理解他，但现在我才知道，我是个大俗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老罗，其实，人生这样短暂，什么女人，钱财，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三叔算是悟透了……”
“你也快要悟透了。”母亲用嘲讽的口吻说。
“我爹在高台上待了七天，也悟透了。”妹妹尖利地说。
老兰和我母亲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妹妹。过了片刻，母亲说：“小通，带着妹妹到外边玩去，大人说话，你们不懂。”
“我懂。”妹妹说。
“出去！”父亲猛拍了一下桌子，恼怒地说。
父亲头发蓬乱，满面污垢，身上散发着一股子酸溜溜的气味。一个在高台上沉思了七天的男人，心情不好是正常的。我拉着妹妹逃了出去。
大和尚，您还在听我说话吗？
老兰老婆的灵堂，设在老兰家的正厅里。一张黑色的方桌上，摆着一个看上去十分沉重的紫色骨灰盒。骨灰盒后边的墙壁上，悬挂着死者的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头比老兰老婆的真头都要大。我注视着那张嘴角带着苦涩微笑的脸，心中一边想着我和妹妹在她家搭伙时她对我们的好处；一边纳闷：这样大的照片是如何照出来的呢？那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小报记者，举着一部长脖子相机屋里屋外地拍照。他有时弯着腰拍，有时跪在地上拍，非常卖力，胸前印着报社名字的白色圆领衫被汗溻透，贴在脊梁上。他与我们合作后，明显地胖了起来。他脸上的皮肤太紧，那些新增生的肉，在里边鼓胀着，两个腮帮子，看上去很像两个气鼓鼓的小皮球。趁着他换胶卷的空当，我走到他的面前，低声问他：“瘦马，那幅照片，为什么会那样大呢？”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用一种内行人对外行人的轻蔑态度对我说：“放大的呗，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你的照片放得比骆驼还要大。”
“可是我没有照片。”
他端起相机，对准我的脸，喀嚓一声，说：“有了。过几天我就把放大照片给您，罗主任。”
我妹妹从后边跑过来，嚷着：
“我也要！”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妹妹，喀嚓一声，说：
“好了。”
“我要和哥哥合影。”妹妹说。
记者把镜头对准我们俩，喀嚓一声，说：
“合了。”
我很兴奋，还想跟他说点什么，但他已经转过身，抢拍镜头去了。从老兰家敞开着的大门口，进来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色西装，里边穿一件领子乌黑的白衬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用粉红色的假珍珠串成的领带。下穿一条黑裤子，一高一低地挽着裤腿，露出脚上的紫红色袜子，橘红色的皮鞋上沾满褐色的污泥。他外号“四大”，嘴大眼大鼻子大牙大，其实他的耳朵也很大，叫他“五大”才对呢。“四大”腰带上别着一个“BP”机，那时候我们把“BP”机叫做“电蛐蛐”，那时候“大哥大”还很少，方圆百里之内只老兰有一部，像块砖头，由黄豹帮他拿着。偶尔通话，无绳无线，十分有派。那时候别说拥有“大哥大”，拥有“电蛐蛐”也很神气。“四大”是镇长的小舅子，也是我们乡镇里最有名的建筑包工头。我们镇的所有工程，大到修公路，小到建公厕，都由他来承包。在一般老百姓面前他耀武扬威，但是在老兰面前他不敢，在我母亲面前他也不敢。他腋下夹着一个皮包子站在我母亲面前，点头哈腰地说：
“杨主任……”
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是华昌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还兼任着肉联厂的主管会计。那天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裙装，胸前缀着一朵白色的纸花，脖子上挂着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不施脂粉，神色肃穆，目光犀利，像一个正楷大字，像一篇严肃的悼词，像一棵庄严的松树。
“你来这里干什么？”母亲说，“不是让你带人去建坟吗？”
“工人们正在那里土工作业。”
“你应该盯在那里。”
“我一直盯在那里的，”“四大”说，“兰总的事情，谁敢马虎？但是……”
“但是什么？”
“四大”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翻开，说：
“杨主任，土工作业马上就结束，下一步建墓室，需要石灰三吨，青砖五千块，水泥两吨，沙子五吨，木料两立方，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杨主任，您是不是先给批点钱？”
“你从我们公司赚去的钱还少吗？”母亲不高兴地说，“建座坟墓又能用几个钱？还好意思来张口。先垫上，以后再结算。”
“我哪里有钱垫？”“四大”可怜巴巴地说，“工程款前脚结算下来，我后脚就发给工人。我自己，是个过手的财神，一分钱也剩不下。先给批点吧，要不就误工了。”
“你这个家伙，真是不够意思。”母亲说着，走向东厢房。“四大”紧紧地跟随在后边。
父亲冷着脸，坐在一张桌子后边。桌子上摆着一本用宣纸装订起来的大账簿，账簿旁边摆着一个黄铜的墨盒，墨盒盖子上架着一支毛笔。不断地有人进来，奉上数额不等的奠金和一刀或者是两刀的黄表纸。父亲收下钱和纸，登记在册。父亲身后，有一张矮桌，肉类检疫站的小韩，蹲在那里，用一把雕刻有方孔铜钱图案的纸凿，敲打着那些黄表纸，在纸上留下铜钱的印痕。这样的黄表纸，就是可以烧化的纸钱。也有拿来制作成纸币样式的冥币，一沓一沓的，上边印着“冥府银行”字样和想象出的冥王的头像。冥币面额很大，以亿元为基本单位。小韩抽出一张面额十亿元的，感慨地说：
“印这么大额的钱，那边还不得通货膨胀？”
村子里那个送来两刀黄表纸和一百元奠金的名叫马奎的老头子摇摇头，说：
“这些东西，不好使，只有用纸凿敲打过的黄表纸烧化后，才能成为阴间的钱。”
第三十八炮（下）
“你怎么知道不好使？”小韩问，“你到那边去看过吗？”
“俺老婆给我托过梦，说这样的钱到了那边是假币。”马奎用脚踢踢那些冥币，说，“你们得跟兰总说说，把这些东西剔出来扔掉，否则，带着一兜子假币到了那边，还不得被警察当假币贩子给抓起来？”
“那边有警察吗？”小韩问。
“当然有，这边有什么，那边就有什么。”马奎坚定地说。
“这边有肉联厂，那边有吗？这边有个你，那边也有吗？”
“小伙子，你不要和我抬杠，如果不信，你就过去看看。”马奎说。
“我过去容易，”小韩说，“但是我过去了还能回来吗？你这个老家伙让我去死啊！”
母亲进屋后，对着马奎点点头，讽刺地对小韩说：“要到哪里去高就啊韩大检疫员？”不待小韩回答，母亲就抓起电话，对着话筒说，“财务室吗？小齐，我是杨玉珍，待会儿‘四大’到你那里去，你先给他五千元，对，记住让他打收条按手印。”
“杨主任，给一万吧，五千哪里够？”“四大”死皮赖脸地说。
“‘四大’，你不要得寸进尺！”母亲气呼呼地说。
“不是我得寸进尺，五千确实不够，”“四大”摸出本子，说，“您看，砖头要三千，石灰要两千，木材要五千……”
“就五千。”母亲说。
“四大”一屁股坐在门槛上，说：
“这样我就没法子干了……”
“碰上你这样的癞皮狗，阎王爷爷也怕，”母亲抓起电话，说，“给他八千吧。”
“杨主任，您可真是铁算盘，”“四大”说，“凑个整数吗，又不是您家的钱。”
“正因为不是我家的钱，所以我才不能给你一万。”母亲说。
“老兰找着您，真是找对人了。”“四大”说。
“滚！”母亲说，“看着你我就心烦。”
“四大”从门槛上站起来，给母亲鞠了一个躬，说：
“爹亲娘亲不如杨主任亲！”
“你是爹亲娘亲不如钱亲，”母亲说，“铺路盖楼你可以偷工减料，如果修坟建墓也偷工减料，那是要遭报应的，‘四大’！”
“您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杨大主任，”“四大”狡狯地说，“我一定少花钱，多办事，甚至不花钱也办事，给您修一座原子弹也炸不烂的坟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母亲恼怒地说，“你还没拿到钱呢，”母亲按着话筒问，“是你的兔子腿快还是我的电话快？”
“我该死，我这比茅坑还臭的嘴，”“四大”夸张地扇着自己的嘴巴，说，“杨主任，兰大嫂，不不不，罗大嫂，亲亲的嫂子，我是在拍您的马屁呢，水平太低，但用心良苦……”
“滚！”母亲抓起一沓冥币对着“四大”投过去。
冥币在空中散开，纷纷扬扬。
“四大”对着屋子里的人扮了一个鬼脸，转身就跑，慌不择路，与正进门来的黄彪媳妇撞了一个满怀。小媳妇红着脸骂道：
“‘四大’，抢孝帽子吗？不用抢，有你戴的。”
“四大”摸摸脑袋，说：
“对不起，兰大嫂，不不不，黄大嫂，你看我这嘴，说顺了，”他用巴掌捂了一下自己的嘴巴，往前一探头，嘴巴几乎触到黄彪媳妇的脸上，悄声问，“我把您的奶子撞痛了吧？”
“操你活娘‘四大’，”小媳妇下边用脚踢着“四大”，上边用手在面前扇动着，说，“你吃屎了吗？这么臭！”
“我这号的，”“四大”自轻自贱地说，“吃屎也抢不到一泡热的。”
小媳妇又是一脚飞出，“四大”匆忙躲闪着，身体贴着门框窜了出去。
众人都哑口无言，怔怔地看着小媳妇。她上身穿着一件立领偏襟蓝底素花扎染布小褂，下穿一条同样布料的肥腿扫地灯笼裤子，一双蓝面黑底绣花鞋在裤脚下时隐时现。她打扮得三分像一个洋学堂的女学生，七分像一个大地主家的奶妈。她油光光的头发在脑后松松地挽了一个髻，两道漆黑的眉毛，两只水汪汪的眼睛，一个灵巧的蒜头鼻子，一张双唇肥厚的小肉嘴，嫣然一笑，左边嘴角上显出一个肉窝窝。她的奶子很大，哆哆嗦嗦地，仿佛两只活兔子。这个女人，大和尚，我曾经对您说过，她在老兰家当佣人，侍候着老兰的老婆和他的女儿。我去肉联厂当了主任后就不在她家搭伙了，所以我也是好久没有见她了。我突然感到这个女人很浪，我感到她很浪的理由就是看到她我的小鸡鸡在下边长个儿，想不长都不行。其实我很厌恶浪的女人，我既厌恶她又想看她，于是我就感到很罪过，想不看她，但是我的眼珠子自己就转到了她的身上。她看到我在看她，抿嘴一笑，浪得可恨。她对母亲说：
“杨主任啊，兰总找你。”
母亲看一眼父亲，眼神有些怪。
父亲低着头，手持着毛笔，一笔一画地往簿子上写字。
母亲跟随着黄彪媳妇出门。黄彪媳妇的屁股乱扭。这个浪货，乱我心神，使我脸上长粉刺，应该枪毙。
小韩盯着小媳妇的屁股，感慨地说：
“真是好汉无好妻，癞蛤蟆娶花枝。”
蹲在地上，一支接着一支抽着招待烟的马奎说：
“黄彪不过是个幌子，这个娘儿们，还不知道是谁的妻呢！”
妹妹插嘴道：
“你们说谁呢？”
父亲把笔猛地拍到桌子上，铜盒里的墨汁溅出来。
“爹，你为什么生气？”妹妹问。
“都给我闭嘴！”父亲说。
马奎摇摇头，说：
“罗通兄弟，何必发这样大的火？”
“滚你妈的吧，”小韩说，“得着不花钱的烟了？想把你那一百元钱抽回去是不是？”
马奎又从烟盒里捏出两支烟，一支用手中的烟头点燃，另一支夹在耳朵缝里，站起来，一边朝门外走，一边说：
“说起来我跟兰总还是要紧的亲戚呢，他三舅家的儿媳妇，是我闺女女婿的三姑父的亲侄女。”
父亲对我说：“小通，你带着妹妹回家去，不要在这里添乱。”
“这里热闹，我不走。”妹妹说。
“小通，带她走！”父亲严厉地说。
我看到父亲脸上出现了自他归来后最严厉的表情，心中有些恐惧，就拉着妹妹的手，想带他回家。妹妹不愿走，身体使劲摇晃，嘴巴里还乱嘈嘈。父亲抬起巴掌，正要往妹妹的头上扇时，母亲神情肃穆，走了进来。父亲把抬起的巴掌缩了回去。母亲说：
“老罗，兰总和我们商量，想让小通扮成孝子，和甜瓜一起，为嫂子守灵、摔瓦。”
父亲满面荒凉，点上一支烟，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雾笼罩着他的脸，使他的神色变得更加荒凉。良久，他说：
“你答应了？”
“我想，这也没有什么，”母亲有些羞涩地说，“黄彪媳妇说，小通和娇娇在这里搭伙时，嫂子说过，要认小通做儿子的。老兰说，她这辈子就想有个儿子，这样，也就了她一个心愿。”母亲侧过脸问我，“小通，你大婶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
“我记不清了……”
“娇娇，大婶是不是说过，要认哥哥做儿子？”母亲问妹妹。
“大婶说过。”妹妹肯定地说。
父亲在妹妹头上拍了一巴掌，恼怒地说：
“无论什么事情，你都要插嘴，把你惯的不成样子了。”
娇娇大声哭起来。
妹妹一哭，我心疼痛。于是我坚决地说：
“是的，大婶这样说过，我当时就答应了。不但大婶说过，老兰大叔也说过，而且是当着市里秦部长的面说的。”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何必发这样大的火？”母亲忿忿地说，“给死去的人一个安慰嘛！”
“死去的人知道吗？”父亲冷冷地问。
“你说知道不知道？”母亲阴沉着脸说，“人死了，心不死。”
“你不要胡搅！”父亲嚷着。
“我怎么是胡搅？”母亲说。
“我不跟你吵，”父亲降低了嗓门，说，“儿子是你的，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一直蹲在地上不吭气的小韩站起来，说：
“罗厂长，你就别犟了，既然杨主任已经在兰总面前答应了，小通主任也同意，何不做个人情？再说了，这不是演戏吗？小通扮一万次孝子，还是你的儿子，谁也夺不去。这样的机会，多少人抢都抢不到呢。”
父亲低下头，不吭气了。
“他就是这个熊脾气，”母亲说，“什么事都要跟我拧着来。我这辈子算是逃不出来了。”
“你快要逃出去了。”父亲不阴不阳地说。
“什么屁话，”母亲骂了父亲一句，转头对我说，“小通，去找黄彪媳妇，让她帮你换换衣裳，待会儿记者来录像，你可别嬉皮笑脸的，兰大婶生前对你不薄，你为她尽点孝心也是应该的。”
“我也要去换衣裳……”妹妹哼唧着。
“娇娇！”父亲瞪着眼睛呵斥道。
妹妹撇撇嘴，想哭，但看到父亲那空前严厉的样子，憋住了，没敢哭出声，眼泪却流了出来。
第三十九炮（一）
傍晚时分，高高的戏台子已经搭起，那个重新刷上了油彩的肉神，被四个工匠抬到了戏台一侧。肉神的脸迎着七月的湿漉漉的夕阳，显得格外鲜活。为了防止肉神歪倒，工匠们用两根粗大的钉子，将它的脚钉在了木板上。他们敲击钉子时，我的心脏随着那一声声的巨响而收缩，我的脚也一阵阵地抽搐。后来，我醒来后才知道自己曾经昏厥过去--以我尿湿了的裤子为证，以我咬破了的舌头为证，以我被掐痛的人中为证。一个胸前戴着医学院校徽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直起腰来，对她身后一个胸前佩戴着同样的校徽、头发染成金黄色的男生说：大概是癫痫发作。那个男生弯下腰，问平躺着的我：有没有家族癫痫病史？我迷惑地摇摇头，脑子里一片空白。你用这样的话问他，他如何能懂？那个女子白了男生一眼，低下头问我，你家中，有发过羊痫风的没有？羊痫风？我努力思想着，感到浑身疲倦无力，胳膊软得抬不起来。羊痫风？想起来了，范朝霞的父亲，经常在大街上昏倒，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听人们说，他就是羊痫风。我的家族中没有羊痫风。我母亲被我父亲和我气成那样子也没发羊痫风。我摇摇头，用软如面条的手，支撑着地面，艰难地坐了起来。可能是继发性癫痫，多半是遭受了重大的精神刺激所致，女生对男生说。这样的人，精神生活很简单，会遭受什么刺激呢？男生疑惑地说。操你的妈，我暗暗地骂着，心中想，你怎么知道我精神生活简单呢？我的精神生活复杂得很呢！女生大声对我说：你要注意呢，不要登高，不要下水，更不要开车、骑摩托，骑马也不行。我听明白了她的话，但我的脸上神情肯定是茫然无知。于是那个男生说：走吧，甜瓜，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甜瓜？我心中一阵疼痛，往事历历涌上心头。难道这个腰肢细软、双腿修长、长发垂肩、眉清目秀、心地善良的女大学生，就是老兰的女儿、那个黄毛丫头甜瓜吗？那个眉眼间有一股妖气的小丫头，竟然出落成这样一个大姑娘，真是女大十八变啊。甜瓜！也许是我喊了一声，也许是那个随时都会破碎的马通神喊叫了一声。我当然是希望我喊叫而不是马通神喊叫，因为我早就听说过，漂亮女子，如果被马通神喊叫而不幸回答，那这个女子就难以逃脱被他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命运。女子答应了一声，然后便转动着脑袋寻找声源。她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她绝对想不到当年是那样不可一世的罗小通，竟然落魄到如此模样，成了一个躺倒在破庙里栖身的继发性癫痫病人兼叫花子--尽管我不是叫花子，但她和她的男友一定会把我当成一个叫花子。她站在大和尚面前，小腹碰到了大和尚的脸，大和尚一动不动，她也似乎毫无感觉，探身向前，伸出只手，抚摸着马通神的脖子，不回头地问身后的男友：你看过《聊斋?五通》吗？没有，她的男友在后边不好意思地说，为了考大学我们除了教科书什么都不看。我们那里分数线特高，竞争非常激烈。知道五通是什么神吗？女子回头问，脸上是狡狯的笑容。男生说：不知道。女子说：谅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神？男生问。女子用调笑的口吻说：怪不得蒲松龄说，“万生用武之后，吴下仅遗半通！”男生迷惑地问：你说了些什么呀？女子莞尔一笑，道：不说了，你看，她把沾满了泥水的手伸到男友面前，说：马通神出汗了。男生拉着女生的手，往庙门外拖着。女生好似恋恋不舍地回着头，眼睛似乎看着马通神，嘴巴里说出的却是叮嘱我的话：你最好去医院看看，虽然这种病要不了你的命，但还是吃点药为好。我鼻子一阵发酸，半是感动，半是为世事沧桑而感慨。院子里已经来了很多人，还有许多人，扶老携幼，扛着板凳，从大道两边，从庙后的庄稼地里往这汇拢。奇怪的是往常交通繁忙的大道上，现在竟然没有车辆。我只能用警察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来解释这种反常现象。我还纳闷，他们为什么不把戏台子搭在对面的空地上，而非要搭在这容人不多的小庙院子里呢？一切都是这样荒唐，没有道理可讲。我猛然看到，用绷带把一条胳膊吊在胸前的老兰，左眼上蒙着一块纱布，像一个从战场上逃下来的伤兵，在黄豹等人的护卫下，从小庙后边的玉米地里走出来。那个名叫娇娇的小女孩，手中举着一穗新鲜的玉米，在他们前面愉快地跑着。她的母亲范朝霞，不时地提醒着她：宝贝，慢点跑，小心滑倒！一个身穿汗衫、手拿纸折扇的中年男子，见到老兰一干人，小跑着迎上来，满面笑容地说：兰总，您亲自来了。老兰身边一个人说：兰总，这是市柳腔剧团的蒋团长。艺术家嘛！老兰大声说，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没法跟你握手，失敬失敬！蒋团长连声道：兰总您太客气了。有您的支持，我们这个剧团才有饭吃。老兰道：互相帮助嘛，告诉你的演员们，卖点劲儿，好好帮我感谢肉神和五通神，老兰无知，在神庙前胡乱放枪，冒犯了神灵，得到了报应。蒋团长说：兰总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把这两台戏唱好。几个背着工具袋子的电工，踩着梯子，在戏台上设置灯光。看他们那爬上爬下的灵活劲儿，让我联想起多年前屠宰村那两个电工兄弟，时过境迁，星移斗转，物是人非，我罗小通，已经沉入了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多半注定了今生今世不得翻身。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这个破庙里，支撑着也许是继发性癫痫发作之后的疲倦身体，将过去那些陈旧得像多年的老灰尘一样的往事，对着这个如同朽木的大和尚诉说。
一具紫红色的漆光闪烁的高大棺材，横在老兰家的厅堂里。那个豪华的骨灰盒连同骨灰，都被装了进去。我目睹着这个过程，感到真是多此一举。后来，当老兰跪在地上，手拍着棺材放声大哭时，我才悟到：只有手拍棺材，才能发出那样的扑扑通通的震撼人心的声音；只有这样一具雄伟的棺材，高大的老兰跪在前面才显得般配；也只有这样的一具紫红色的棺材，才能烘托出灵堂的庄严气氛。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丧失了去追寻这些小事根底的兴趣。
我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前头；甜瓜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后头。在我们两个之间，放着一个烧化纸钱的瓦盆。我和甜瓜，把那些打印上铜钱图案的黄表纸，用放在棺材盖子上的豆油灯盏点燃，放在瓦盆里燃烧。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农历七月的天气，温度本来就高，我穿着肥大的孝服，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只一会儿工夫，便捂出来一身汗水。我看看甜瓜，她也是一脸汗水。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我放一张，她就紧跟着放一张。她绷着小脸，神情严肃，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我恍惚听人说，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抱回来让老婆养着。我不时地偷眼看她，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也许，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
第三十九炮（二）
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给我擦擦脸，悄声嘱咐我：
“不要烧得太多，维持着不要灭了就行了。”
母亲给我擦完脸，把毛巾折叠了一下，走到甜瓜面前，也给她擦了脸。
甜瓜仰望着母亲，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按说她应该说句感谢的话，但她什么也没说。
妹妹看我们烧纸好玩，跷腿蹑脚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边，拿起一张黄表纸，扔在瓦盆里。她悄悄地对我说：
“哥哥，我们可以在盆子里烤肉吃吗？”
“不可以。”我说。
那两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摄像记者，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举着强光灯，从院子里进来，拍摄灵堂的情景。母亲弯着腰跑过来，拉着妹妹走，妹妹不想走，母亲双手插到她的腋下，把她半拖半拉地弄走了。
面对着摄像机镜头，我绷紧嘴巴，使自己严肃起来。我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甜瓜也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我看到那个扛机器的记者弯下腰，让照相机的镜头几乎触到了烟火上。然后他摇镜头。镜头对准我的脸，摇，对准了甜瓜的脸。摇，对准了我的手。摇，对准了甜瓜的手。摇，对准了大棺材。抬起来，对准了镜框中死者的脸。我看到，死者，兰大婶，在镜框里，那个巨大的苍白的脸上，那两只哀伤的眼睛，尽管她的嘴角有几分笑意，但还是难以遮盖住她满脸的哀伤。当我盯着她看时，我发现她也在盯着我看。她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东西，令我心中凛然。我可不敢与她对视了，慌忙把目光移开，看退到门口的记者，看低眉垂眼的甜瓜。我越看越觉得她的神情古怪，越看越觉得她不太像个人，越看越觉得她是什么妖精变得，而真正的甜瓜，早已经随着她的母亲(管她是不是亲生的呢)死去，我仿佛看到，从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条通向西南方向的黄土大道，大道上奔驰着一辆四马拉着的彩车，车上站着兰大婶和甜瓜，她们穿着白色的衣裳，衣袖肥大，被风吹鼓起来，好似蝴蝶的翅膀。
正午时分，黄彪媳妇把我和甜瓜叫到厨房，给我们端上来一盘大肉丸子，一盆火腿冬瓜汤，一笸箩馒头。娇娇妹妹和我们一起吃。天气闷热，再加上被纸烟熏了半个上午，我有点恶心，食欲不振。但妹妹和甜瓜食欲很好。她们吃一个肉丸子，喝一口冬瓜汤，再往嘴巴里塞一块馒头。两个女孩子，谁也不看谁，就像比赛一样，摽着劲儿吃。我们吃饭的当儿，老兰进来了。他头发没理，胡子没刮，衣衫不整，神色沮丧，眼睛里布满血丝。黄彪的小媳妇，迎上去，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关切地劝他：
“兰总啊，俺知道你心中难受，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你们是多年的夫妻。嫂子又是一个那样的贤惠人儿，别说您心中难受，就是我们，也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但已经这样了，她老人家撒手走了，您还得照顾这个家，公司里还有那么大的事业，没有您，咱们村就没有主心骨了。所以啊，兰总，俺的好大哥，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俺们这些村民，您也得吃饭……”
老兰眼泡红红地说：
“谢谢你一番好意，但是我吃不下，你好好照顾孩子们吃饭，我那边还有许多事。”
老兰摸摸我的头，摸摸娇娇的头，摸摸甜瓜的头，眼睛里夹着泪花，转身走了。黄彪媳妇眼睛追着他的背影，感动地说：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吃罢饭，我们又回到棺材前去守灵、化纸。
院子里，不断地有人进出。那几条德国种狼犬，从老兰老婆死后就变成了哑巴。它们趴在地上，将脑袋平放在伸出去的前腿上，眼泪汪汪地看着院子里的人，目光哀伤而友好。狗通人性，果然不假。一群人扛着纸人纸马进来，张张扬扬地寻找着安放的地方。领头的那个纸扎匠，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子，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一看就是个精明角色。他脑袋无毛，像个灯泡；下巴上有十几根胡须，像个老鼠。母亲招呼着他，让他的人把那些纸活放在西厢房前，排成一排。四匹纸马，与真马大小相当。白毛黑蹄子，眼睛用鸡蛋壳染色而成。是大马的身躯小马驹子的神情，调皮可爱。摄像机的镜头对准那些马，对准纸扎匠，摇到纸人上。两个纸人，童男童女。童男名叫来福，童女名叫阿宝。他们的名字，写在他们的胸脯上。听说这个像老鼠精一样的纸扎匠，一个大字不识，但每年春节都在集市上摆摊子卖对联。他的对联不是写的，是照着人家的对联画的。他其实是个天才的美术家，造型艺术家。他的故事很多，我不能对您多说。还有一棵摇钱树，枝干用纸扎成，树叶子都是钻了孔的硬币，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晃人眼睛。
母亲还没把这拨纸扎匠打发走，另一拨纸扎匠又进了门。这是一拨洋派的，领头的那位，据说是一个艺术学院的肄业生，女的，留着小平头，耳朵上挂着两个明晃晃的圈子，上穿一件短衫，其实是用一块破渔网和几块烂布头做成的。下穿牛仔裤，露着肚脐，裤脚破烂，像两个拖把，膝盖处有两个窟窿。这样一个女子竟然干上了这一行。她的人侧着抬进来一辆奥迪A6小轿车，一台巨大的电视机，还有音响什么的。这些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两个纸人，也是一男一女，男的西装革履，粉面朱唇；女的一袭白裙，酥胸半露。好像是婚礼上的新郎新娘，而不是葬礼上的刍灵。摄像记者对这拨洋派纸扎匠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了那拨老派纸扎匠，他们跑着跟拍，跪着拍特写。小报记者的兴趣是拍人物，他后来成了以人物肖像著名的摄影家。那些纸活，把院子塞满了。而此时，姚七带领着一个腰间别着一只唢呐的吹鼓手头领和一个身披袈裟、手数念珠的和尚，从那些纸活的缝隙里，走到母亲的面前。母亲挥一把汗，对着东厢房大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