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想到，这回的保案中，张謇不过是以县丞保用为七品的知县；自己是同知，所谓“五品黄堂”，凭什么要向支应所具印结？
当时大发了一顿牢骚，但不具印结，领不到银子，只好忍气吞声照办。可是张謇虽然听说他背后大骂“何物支应所”，觉得小人得志的那副脸嘴，令人齿冷；但还是很帮他的忙。
“慰亭，”他问，“你这银子是要在京里用？”“是的。”
“那么你要寄给谁呢？”
“我的一个总角之交。”袁世凯答说：“姓徐，大概已经是新科举人了。”
张謇懂他的意思，他这姓徐的朋友应北闱乡试，如今已经发榜，可能榜上有名，不过远在异国，未得京师消息，所以用了“大概”二字。
“好！”张謇说道：“我当然不能发你现银，用银票呢，又怕寄递中途失落了，也很麻烦。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喔，请张先生说。”
又是“张先生”！听惯了他口口声声叫“老师”，现在第二回听见这个称呼，实在有些刺耳。不过张謇还是很耐心地说：“本军的饷银，都是由天津‘北洋公所’发的；我现在给你一张领据，你寄给你的朋友，由他直接到北洋公所去领，岂不方便。”
“好，好！费心张先生了。”
“你贵友的大名是哪两个字？”张謇又说：“领据上指明由某人去领，比较保险。”
袁世凯觉得这话也不错，点点头说：“叫徐世昌。五世其昌的世昌。”
“哪里人？”
“这也要写在领据上？”
“不是这意思。我要写明他的身份，赴北闱当然不是监生，就是生员，生员就要写明哪一县的生员，所以我问他是哪里人。
“他是生员。”袁世凯说：“他原来浙江宁波人，乾隆年间迁居天津，他高祖是河南南阳知县，殁在任上，葬在河南汲县，他家以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所以他又算浙江人，也算直隶人，或者河南人。”
“这样说，他还是天津的生员，如果是汲县进的学，就得在河南乡试。”
张謇开了领据，指明由“原天津生员徐世昌“具领”。等这张邻据寄寄到徐世昌手里，他已经是新科举人了。徐世昌是与他的胞弟徐世光一起下科场的。三场考毕，在等候发榜的那一个月之中，功名心热，得失这念梗在胸中，有些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常常往来的一个好朋友，便劝他去求一支签。
他这个朋友叫柯绍半，字凤笙，山东胶州人。告诉徐世昌说：“琉璃厂的吕祖祠，那里的签，最灵验不过，有求必应；有应必中。你何妨去求一求看。”
徐世昌欣然乐从，到了琉璃厂吕祖祠，看香火比它西面的火神庙还盛，信心便又添了几分。当下虏诚祷祝，抽了一支签出来，上面写的一首诗是：“八九玄功已有基，频添火候莫差池，待看十二重楼透，便是丹成鹤到时。”“这好象工夫还不到。”徐世昌说：“今科恐怕无望。”“不然。”柯绍半说：“照我看，这是指春闱而言，第二句‘频添火候莫差池’，是说你秋闱得意以后，要加紧用功，多写写‘大卷子’，明年会试中式，殿试得鼎甲，那岂非‘十二重楼诱’出？”
徐世昌听这一解，大为高兴。再看诗后的“断曰”：“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益发满心欢悦了。
到得登榜那天，由半夜等到天亮，由天亮等到日中，捷报来了，不过徐世昌却格外难堪，原来他的胞弟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举人。
当下开发了喜封，在会馆中乱过一阵，等静下来不由得凄然下泪。
“大哥，我看你的闱墨比我强。”徐世光安慰他说：“一定是五经魁，报来还早呢！”
原来乡试发榜，弥封卷子拆一名，写一名，从前一天半夜，一直要写到第二天晚上。向例写榜从第六名开始，前五名称为，“五经魁”，留到最后揭晓，那时已是第二天晚上，到拆五经魁的卷子时，闱中仆役杂工，人手一支红蜡烛，光耀如白昼，称为“闹榜”。其时黄昏未到，所以徐世光说是“报来还早呢”。
“报！”外面又热闹了，徐世昌侧耳静听，报的是：“贵府徐大少爷郎世昌，高中壬午科顺天乡试第一百四十五名举人。”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泥金报条上所写的，还怕会眼花看错，报子“连三元”来讨赏，赏了二十两还不肯，说是：“大少爷、二少爷，双喜临门，起码得赏个一百两银子。”这总不是假的吧！
争多论少，终于以四十两银子打发了“连三元”。不过这是“头报”，接下来还有“二报”、“三报”，少不得还要破费几两银子。这一夜会馆中很热闹，徐氏兄弟棠棣联辉，他们所住的那个院子，更是贺客接踵不断，直到午夜过后，才得清静下来，虽然人已经非常困倦了，但徐世昌的精神亢奋，一点睡意都没有。
“二弟，好灵啊！”徐世昌突然跳起来，大声嚷着，倒把徐世光吓一大跳。
“大哥，什么东西好灵？”
“，二弟，你不能用‘东西’这种字眼，我是说吕祖的签好灵。你看。”徐世昌指着签词：“‘光前裕后’，不明明道破，你的名次在前吗？”
“呃！”徐世光也觉得有点道理，“真的，吕祖已经明示，我要沾大哥的光。”
“不过，二弟，你也别太得意。你将来的成就不及我。”
他以兄长的身份，用这样的口吻说话，徐世光自然只有保持沉默。
“怎么，徐世昌说：“你不相信？”
“不是我不相信。我将来的成就不及大哥，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刚刚是在谈吕祖的签，大哥一定在签上有所领悟，而没有说出一个究竟来，我就不便置喙了。”
“当然！当然是签上透露的玄机，你看：‘昌大其门庭’，不就是我徐世昌才能荣宗耀祖吗？”
“徐世光无话可答，只有连声应说是。
“只有大哥才能昌大咱们徐家的门庭。”
“二弟，”徐世昌神情肃穆地说：“明天到吕祖祠去磕个头，一则谢谢他老人家的指点；再则今后的行止，也要请他老人家指点。”
徐世光听兄长的话，第二天又一起到吕祖祠祝告求签。这回是各求一支，叩问行止，徐世光求得的签，意思不是如回家读书，明年春天会试再来；徐世昌的那一支是：“出门何所图，胜如家里坐，虽无上天梯，一步高一步。”“二弟，你回去，我不能回去。”徐世昌说：“签上说得很明白，出门胜似在家。我在京用功为妙。”
徐世光自是听他作主，一个人先回家乡；徐世昌却寻得一个馆地，是兵部尚书张之万家，他们是世交，张之万将他请了去陪他的儿子张瑞荫一起读书，附带办办笔墨，住在张家后院。
后院很宽敞，徐世昌布置了卧室、书房以外，还有余屋，打算着设一个神龛，供奉吕祖；主意将定未定之际，夜得一梦，梦见吕祖，告诉他说：“你果真有心供奉我的香火，事须秘密；我云游稍倦，需要小憩时，自会降临，把你这里作为一个避嚣的静室，不宜有人打搅。”
平时做梦，刚醒来时还记得，稍停一停，便忘得精光；只有这个梦，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徐世昌认为吕祖托梦，非同小可，不过一定得遵照神灵指示办事，所以一切亲自动手，找一间最隐密的房间，悄悄置了一座神龛；白天门户紧闭，晚上直到院门关紧闩住，方开密室，在神前烧香膜拜，同时置了一副“吕祖神签”，以便疑难不决时，得以请吕祖指点。
这天接到袁世凯的来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签，问一问这件事能不能办？签上指示，不但可办，而且要速办；迟则不及。当下便向张瑞荫打听，吏部有没有熟人？
“什么事？”
“是一个朋友袁慰亭，有点麻烦。”徐世昌细说了缘由。“这是吏部文选句该管。”张瑞荫说：“这种事找司官，不如找书办。”
“正是，袁慰亭信中关照，也是要找书办；我问有没有熟人，就是说吏部书办之中有没有够交情的？”
“我们这种人家，怎么会跟胥吏有交情？”张瑞荫说：“等我来问问门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脸一红说：“是，是，我说错了。就拜托你找老牛问一问吧？”
将老牛找了来一问，他说：“我们熟识一个姓何的，在吏部文选人司很吃得开。不过不知道在在京？”
“怎么？吏部的书办不在京里会在什么地方呢？”“老何原籍山西蒲州，前一阵子我听说他要请假回老家去上坟，不知道走了没有？”
“你赶快去一趟。”张瑞荫说：“看看何书办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说，有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诉了老牛，请老牛去谈。这是有回扣的事，老牛很巴结地，当时便去找何书办接头。到晚来回话，“好险！”老牛说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车了，明儿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谈了？”
“是的。”
“有办法没有？”
“他们怎么会没办法？”老牛笑道：“就怕‘盘子’谈不拢。”“他开的‘盘口’是多少？”张瑞荫问。
“何书办说，这件事一进一出，关系极大，如果袁老爷的中书还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谈，还要追究他何以资历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问：“是哪一部的事呢？”“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惊，“还要治罪啊！”“人家是这么说，咱们也不能全听他的。不过，袁老爷正好有这个短处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听他狮子大开口了。”“要多少？”
“两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难色，将袁世凯的信，递给了张瑞荫看。
看完信，张瑞荫问道：“老牛，他跟你说了没有，是怎么个办法？”
“大少爷，你倒想，他肯跟我说吗？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事不难办，不过就告诉了你，你也办不到。”
“好吧，跟他讲盘子吧，最多给他一个半数。”张瑞荫又说：“徐老爷的朋友，不是外人。”
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爷交代，我尽力去办就是。”老牛又说：“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连夜折冲，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先交一半，等办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领了出来，存在阜康福钱庄，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交给张瑞荫。
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将老牛唤了来说道：“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说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
“是。”
老牛便去约好何书办，在一家饭馆见面。部中胥吏的身份甚低，尽管衣着比纨绔子弟还讲究，但见了张瑞荫称“大少爷”，对徐世昌叫“徐老爷”，站着说话，执礼甚恭。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象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定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从军”而且“夺情”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餍，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结，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和谈。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威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业上最大的冲突是，李鸿章原主“海防”，而张佩纶有个专设“水师衙门”创办新式海军之议，大为李鸿章所欣赏。但左宗棠一到两江，巡阅过海口及长江以后，改变了他原来“陆防”的主张，特意将水师出身的彭玉麟请了来，商量造新式兵舰，而且已经开始在办了。左宗棠首创福建船政，对此道不能说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创办新式海军，左宗棠决不容北洋单独掌权。“海防”、“陆防”之争，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论，便无他虑；如今左宗棠亦主张海防，那就变成彼此竞争着办一件事，权不能独专、事不能由心，是李鸿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无论看眼前，算将来，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这得从剪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李鸿章手下的谋士，都有这样一种见解；且认为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胡雪岩。
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与盛宣怀等人，密密商定了一个打击胡雪岩的办法，在洋债还款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时胡雪岩经手、尚未清结的借款，还有两笔，一笔是光绪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华洋各计，总计六百五十万两；洋款不借借商款，其中别有衷曲，原来光绪三年，由胡雪岩经手，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借还均用实银，条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连本带利分十四期拔还。
每期六个月，仍由浙、粤、江海、江汉四关出票，按期偿还。此外有个附带条件，即商定此项条件后，如果借方作罢，三个月内关票不到，则胡雪岩罚银十五万两；汇丰如果三个月内不交银，罚款相间。
这笔借款由于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介入，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时西征军事颇为顺手，刘锦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进，并分兵与陕西提督张曜会功吐鲁番，一举克复，回乱首脑之一的白彦虎仓皇西遁；刘锦棠亦推进至吐鲁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逊，回众投降者两万余人。但回部首脑经和硕、焉耆，出铁门关在库尔勒地方，跟俄国军方搭上了线，而西征军却因粮饷困难，无法西进，左宗棠着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里谈成功了这笔洋债，至少望梅止渴，军心先是一振；同时在上海、湖北、陕西的三处粮台，借商款应急，亦比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办手续时，起了波折，原来英商汇丰银行贷款，照例要由总理衙门出面，致英国公使一个照会，叙明借款条件等等，由英国公使再转行总税务司及驻上海领事，转知汇丰银行照办。
这一来，如果贷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国向中国交涉；这通照会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所出的保证书，所以由汇丰银行拟好稿子，交给胡雪岩，再经左宗棠咨请总理衙门办理，而汇丰的稿子中，说明“息银不得过一分”，然则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为此，其中处于关键地位的总税务司赫德，表示这笔借款不能成立。
这当然要查。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答复回奏，说汇丰的息银，只有一分，诚然不错，但付款办法是以先令计算，折付银圆；这种银圆，一向在东南各省通用，称之为“烂番银”，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旧须借以两为单位的现银。
但先令的市价，根据伦敦挂牌，早晚不同；到时候如果汇价上涨，胡雪岩便要吃赔帐，所以接洽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先令”，这要承担相当风险，泰来洋行得息二厘五，并不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属一贯”，只是前次“未经声叙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实无别故”。很显然的，这是左宗棠硬顶下来的，朝廷不能不买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里却觉得很不是味道，从此对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个折扣，可是却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亦想力盖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办法，这年——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复信说：“今岁饷事，拮据殊常，非枢邸严催协饷，筹部款，大局已不可问。洋款枝节横生，非阁下苦心孤诣，竭力维持，无从说起。“现在年关满饷，仍待洋款头批速到，始够支销，除清还鄂欠外，尚须匀拨陕赈及甘属灾黎，所余洋款，除清还沪局借款外，核计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为计？尊意以为兵事可慰，饷事则殊可忧，不得不先一年预为之地，洵切实确凿之论，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阁下已代为计之，非设身处地，通盘熟筹，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来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过了，年底本应发饷；陕甘两省旱灾要赈济，再还了湖北、上海两处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间，便又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了。借款筹饷要早一年便须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须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洋人赚了我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定议，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并三百五十万，组识一个乾泰公司负责借出。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十万以上，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话”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还钱、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办到不出关票，此外年限定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当然借商款亦须奏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个月以后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故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
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所谓“京饷”，即是在京的各项开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给、八旗士兵的饷项，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宫内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开支的“交进银”在内，是最重要的一笔预算，由于左宗棠动辄借款之累，连京饷都“无从筹措”，这话说得很重了。
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入京，为了替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独断独行的情况下，借了汇丰银行招股所贷的四百万两。
这两笔款子的风险，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绪五年起分期拔还，几乎已还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约十来万银子，邵友濂亦知道，难不倒胡雪岩，要刁难他，只有在光绪七年所借的那一笔上。
这笔款子实收于光绪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万两，分两期给付；光绪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万两。
以前各次洋债，虽由胡雪岩经手，但如何偿还，不用他来操心，因为各省督抚加了印的“关票”，汇集于江海关后，税务司还要签押负连带责任，如果各省的“关票”不能兑现，税务司可以截留税款，代为抵付。可是这最后一次的四百万两，在借款时为了替刘锦棠解除后顾之忧，左宗棠近乎独断独行，只以为未来数年协饷尚多，不愁无法偿还，所以大包大揽地说：本银“如期由上海转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一惟恐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策动棘德阴挠，但求成功不惜迁就的承诺，无形之中便将全部风险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头上，因为各省如果不解，汇丰银行一定找胡雪岩，他们不必多费周折，请英国公使出面跟户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财力、信用与担当，每期五十万两银子的本银，亦一定挑得起来。
话虽如此，五十万两银子到底不是一个小数目。邵友濂与盛宣怀秘密商定，到时候，“挤他一挤”，虽未必能挤倒，至少可以打击打击他的信用。
其时——光绪九年春天，中法的关系复又恶化了。本来前一年十一月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在越南的纠纷的三点协议。但法国海军部及殖民部，分别向他们的外交部表示，不满宝海与李鸿章的协议，海军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国发生政潮，新内阁的外交部长沙美拉库支持军部的主张，推翻前议，而且将宝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专程来华谈判。
妙的是法国公使宝海，特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鸿章，他劝李鸿章坚持前议，不防指责法国政府违约；有了这种反对他们政府的法国公使，李鸿章觉得谈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旧照原定计划，奏请准予给假回籍葬亲。李还不肯回任，但为了开始建设旅顺军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来了，既然请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张树声暂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鸿章在合肥原籍时，法军在越南复又动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国在越南权益，招商局运米的船，在海防为法军扣押；设在海防及顺安的两处仓库，为法军占领，其中的存粮及其他物品，当然也被没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礼部乞援外，并特派“刑部尚书”范慎来华，效“申包胥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动，清议昂扬，都主张采取强硬的对策；甚至驻英兼驻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纪泽，亦打电报回来，建议派军援越，不可对法国让步。当时疆臣亦多主战，云贵总督岑毓英，备战已有多时，但署理两广总督的曾国荃，却不愿轻启战端，清议深为不满，因而主持总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径向法国抗议；一面奏准命李鸿章迅回直隶总督本任，接着降谕，派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身分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同时命左宗棠筹划江南防军待命南调援越。这时胡雪岩恰好在江宁，便跟左宗棠说：“好象应该还有张制军回两广本任的上谕；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两位直隶总署？”
“妙就妙在没有张振轩回本任的上谕。”左宗棠答说，“总署也知道李少荃决不会到广东，恐怕也不会回天津。”
“这，大人倒多指点指点，让我们也开开茅塞。”“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对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气的。当年江宁之围，师老无功，李少荃已经克复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宁，他按兵不动，为的是不愿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广东，曾老九怎么办？”
“是，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大人说李合肥也不会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张制军就得回广东，那一来不是又要把曾九帅挤走的吗？”
“正是如此。”
“照此说来，京里只说叫李某某回任，对于张曾两位没不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能只领虚衔，暂时不必回任。”“不错，举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末，李合肥怎么办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了一会‘问说：“你看呢？”
“我看，他仍旧会到上海。”
左宗棠点点头，“我想他也只能先驻上海。”他说：“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岩当即说道：“我本来想跟大人辞了行，回杭州，以后再到上海；照现在看，似乎应该直接到上海的好。”
原来各省关应解陕甘，以便还本的协款，都交由江海关代转；所以各省解缴的情况如何，非要胡雪岩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办这件事，看情形如何赶紧写信来。看哪里还没有解到，好及早去催。”
第三部(2) 萧瑟洋场 第五章
一见古应春的面，胡雪岩一吓跳，他人都瘦得落形了。“应春，你，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唉！”古应春长长地叹口气，“小爷叔，我的运气太坏！也怪我自己大意。”
“你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我要倾家荡产了。”古应春说：“都是听信了徐雨之的话。”
这徐雨之是广东籍的富商，胡雪岩跟他也很熟。此人单名一个润字，人很能干，运气也很好，在上海一家洋行学生意，深得洋人的器重，从廿二岁开始与人合伙开钱庄，开丝号，开茶栈，无不大发利市。同治二年廿六岁，已经积赀十来万，在江南粮台报捐员外郎，加捐花翎，俨然上海洋场上有名的绅士了。
因此，同治十年得了个差使。那时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藩决定挑选幼童出洋留学；事先研究，这批幼童以在广东挑选为宜，因为美国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广东风气开通，作父兄的固不以幼年子弟在万里重洋之外而不放心；而此辈幼童在美国常有乡音亲切的长辈去看他们，亦可以稍慰思乡之苦。
由于徐润是上海“广东帮”商人的领袖，所以曾国藩把这个差使交了给他。徐润策划得很周到，挑选了一百二十个资质很不错的幼童，分四批出洋，每批三十人；第一批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上船，由容闳带队，大部分是广东籍，广东籍中又以香山为最多，因为徐润就是香山人。
当然，也有其他省份的人，但为数极少，只得五个，两个江苏、一个山东、一个福建、还有一个是徽州人，不过是广东招来的，这个十二岁、生在辛酉政变那一年的幼童，叫做詹天佑，他的父亲叫詹作屏，在福建船政局当机器匠，家眷寄居广州。詹天佑应募时，有人劝詹作屏让他的儿子学法律，学成回国，可以做官；但詹屏坚持他的儿子要学技艺，而且要学最新的技艺。
第二批是在同治十二年五月放洋的，由徐润的亲家黄平甫领队。这回在挑选的官费生三十名以外，另有七名广东少年，由他们的家长自备资斧，请黄平甫带到美国——风气到底大开了，已经有自费留学的了。
第三批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间派遣。这回与以前不同的是，除了两个学技艺、一个学机器以外，其余的都念普通学校，年长的念“中馆”；年幼的念“小馆”，但所谓年长，亦不过十三岁，台广东香山的唐绍仪、江苏常州的朱宝奎；而最年幼的，至少也要十岁。
第四批放洋在光绪元年九月，增加了十个名额，一共是四十名，这回一律念普通学校，到中学毕业，再视他们性之所近，决定学什么。同时外省籍的幼童也多了，但仍不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幼童放洋是曾国藩所创议，但他不及见第一批幼童放洋，同治十一年二月殁于任上；以后便由李鸿章支持这件事，徐润亦由此获得李鸿章的赏识，由北洋札委为招商局的会办，与盛宣怀同事。
在这七八年中，徐润的事业蒸蒸日上，当然还远不及胡雪岩，但亦算是上海“夷场”上的殷商。
胡雪岩跟他除了作善举以外，别无生意上的往来，而古应春因为原籍广东，又以跟洋商打交道时，常会聚在一起，所以跟徐润走得很近，也有好些合伙的事业，其中之一是做房地产生意。
徐润的房地产很多，地皮有两千九百多亩，建成的洋房有五十一所，市房更多，不下两千间，照帐面上算，值到两百二十几万，但积压的资本太重，空地毫无收入，还要付税；市房则只是收租金，为数有限。于是，他有一个英国朋友，名叫顾林，此人在英国是个爵士，本人热心运动，交游很广，亦很懂生意经，他向徐润建议，彼此合作。
顾林亦是古应春的朋友，因此，徐润邀他跟顾林一起谈合作，“我们组织一个大公司，投入资金，在空地上都盖起房子来。”顾林说道：“造一批，卖一批；卖来的款子造第二批。空地用完了，把旧房子再来翻造，不断更新，外国的大都市，尤其是美国，都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这个周而复始盖房子的决窍，徐润也懂，“可是，’他问：“这要大批现金，你能不能投资？”
“当然，我没有这个意思，不会跟你谈合作。不过，我也是要回国去招股。我们把合作的办法商量好了，拿章程在伦敦市场上传了出去，相信不到三个月，就能把股本募足。”“股本算多少呢？”
“这要看你的意思。你拿你的房地产作价——当然是实价；看值多少，我就募多少股本。”
“徐润点点头问古应春：“你看呢？”
“他这个法子可行，也很公平。不过，我认为我们这方面股份要多占些。”
徐润想了一下，提出很明确的办法，这中英合资的公司股本定为四百万两，华方占五成半，英方占四成半；华方以房地产核实作价，英方四成半计一百八十万两，由英国汇来现金。
于是，请律师撰文签订了草约，徐润还送了一万两银子给顾林，让他回国去招股。但是徐润的房地产，照实价只值一百五十万两；还要再买价值七十万两的地皮，才能凑足二百二十万两，合足五成半之数。
“应春兄，好朋友利益均沾，这七十万两，你来入股如何？”
古应春筹划了一下，愿意出五十万两银子。这是去年年底的话；到这年二月里，地皮买足数了，可是顾林却出了事。原来顾林回到伦敦不久，在一次皇室邀请的狩猎会中，马失前蹄、人从马上倒栽出去，头先着地，脑子受了重伤，请了两位名医诊治，性命虽已保住，但得了个癫痫症，合作设大分司的事，就此无疾而终。
这一来徐润跟古应春大受打击，因为中法在越南的纠纷，法国政府不惜推翻已经达成和解的协议，准备动武，且已派水师提督孤拔，率舰东来，同时国会通过，拨款五百万法郎，作为战费，因此上海谣言纷纷，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法国军舰不断巡弋在吴淞口外，决定要攻制造局。胆小的人已经开始逃难；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房地产根本无人问津。
“我那五十万银子，其中卅五万是借来的；现在银根紧到极点，上海三十几家钱庄，家家心惊肉跳，只怕再来一个风潮，大家提存挤兑，一倒就是多少家。我借的款子，催得很急；实在是急！每天都有钱庄里的伙计上门坐讨，只好不断同人家说好话。”古应春又说：“还有一层，我怕阿七晓得了着急，还要时时刻刻留心瞒住她。小爷叔，你想，我过的是啥日子？”
胡雪岩听了他这番话，再看到他憔悴的形容，恻然心伤，“应春，你放心！”他拍一拍胸脯说：“我来替你了；都在我身上。”
古应春迟疑未答。胡雪岩倒奇怪了，照情理说，现有人替他一肩担承，他应该高兴才是，何以有此显得困惑的神情？“应春，”他问：“还有啥难处？我们这样的交情，你还有啥在我面前说不出口的话？”
“小爷叔，”古应春顿了一下问道：“莫非上海的市面，你真的一点都不晓得？”
“怎么？市面有好有坏，这也是常有的事。”
古应春楞住了，好一会方始开口：“看起来你老人家真的不晓得。我现在说实话吧，来催讨欠款，来催得最厉害的，就是老宓。”
此言一出，胡雪岩脸上火辣辣地发烧，真象上海人所说的“吃耳光”一样，一时心里七上八下，竟开不得口了。原来古应春口中的“老宓”，就是他阜康钱庄的档手宓本常。“自己人催欠款催得这么厉害！岂有此理！”胡雪岩非常生气；但转念一想，连自己人的欠款都催得这么厉害，可见得阜康的境况也很窘。
这一转念间，惊出一身汗，定一定神说道：“应春，你晓得的，这几年，阜康的事，我都交老宓，难得问一问；照现在看，阜康的银根好象比哪一家都紧，你倒同我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形？”
“小爷叔，你从江宁来，莫非没有听左大人跟你谈上海的市面？”
“怎么？上海的市面，莫非……”
“从来没有这么坏过。小爷叔，你晓得现在上海的现银有多少？”
“有多少？”
“这个。”古应春伸一指相示。
“一千万？”
“一百万。”
胡雪岩大吃一惊，“真的？”他问。
“你差别老宓就晓得了。”
胡雪岩仍旧有点不大相信，“市面这么坏，应该有人告诉左大人啊！”他说，“我在江宁，跟左大人谈起上海他说因为法国称兵，上海市面多少受点影响，不过不要紧。”“哼！”古应春冷笑一声：“现在做官的，哪个不是瞒上欺下，只会做喜鹊，不肯当乌鸦。”
“走！’胡雪岩说：“我们一起到集贤里去。”
阜康钱庄设在英租界集贤里，与胡雪岩的公馆只隔一条马路，他经常是安步当车走了去的。正要出门时，女管家陈嫂赶出来问道：“老爷，啥辰光回来？”
“现在还不晓得。”
“刚刚宓先生派徒弟来通知，他说晓得老爷已经来了，吃夜饭辰光他会来。”陈嫂又说：“今夜难得买到一条很新鲜的鲥鱼，老爷回来吃夜饭吧！”
一听宓本常要来，胡雪岩倒有些踌躇了；古应春便即说道：“即然如此，不如等老宓来，有些话也是在家里谈，比较方便。”
胡雪岩听这一说，便从纱背心口袋中掏出打簧表来看，已经四点半了，便点点头说：“那就叫人去说一声：请宓先生早一点来。”
于是重回客厅去密谈。胡雪岩此时最关心的是要还汇丰银行第一期的本银五十万两。陕甘总督衙门出的“印票”，不过是摆个样子，还款来源是各省交上海道衙门代收的协饷；数目如果不够，他可以代垫，但银根如此之紧，代垫恐有不能，须要及早筹划。
“应春，”他问，“汇丰的款子，月底要交，你晓不晓得，邵小村那里已经收到多少了？”
“前十来天我听说，已经收到半数了。这几天，总还有款子进来。差也不过差个百把万，不过，现在全上海的现银只有一百万，”古应春吸着气说：“这件事恐怕也是个麻烦。”胡雪岩的心一沉，“我的信用，伤不得一点点。应春，”他说：“只有半个月的工夫了。你有没有啥好主意？”“一时倒还没有。”古应春答说：“且等老宓来了再说。”
宓本常一直到天黑才来。据他说，一接到通知，本来马上就要赶来，只为有几个大客户提存，调度费时，所以耽误了工夫。
胡雪岩知道，所谓调度，无非先开出银票，问客户到何处提款；然后通兑付的联号。譬如客户要提五万银子的存款，说要到江宁去提；便用最快的方法通知江宁的阜康。如果江宁“头寸”不足，再查何处有多余的“头寸”——上海阜康是总号，各联号存款进出的情形，都有帐可查；查清楚了，透过同行的汇划，以有余补不足。
不过这是近来的情形，早些日子说要提现银，还要照付；胡雪岩便查问那些现银都到哪里去了？
“都分散到内地去了。”宓本常说：“不靠水路码头的联号，存款都增加了。不过照我计算，转到别处的只占十之六七；还有十之三四，是摆在家里了。这些现银，要到市面平空了，才会派到市面上。”
“喔，”胡雪岩沉吟了好一会儿说道：“这十之三四的现银，也要想个法子，早点让它回到市面上。你开个单了给我，看哪几处地方，存款增加了。”
“我说过了，只要不是水路上的大码头，存款都比以前多。”
“那是怕中法一开仗，法国兵轮会到水路大码头。”胡雪岩问：“京里怎么样？”
“加了很多，而且都是大数目。”宓本常说：“文中堂的三十万都提走了。不过，北京存了四十六万。”
文中堂便是前年升了协办大学士的刑部尚书文煜；提三十万存四十六万，表示他对阜康的信心十足，胡雪岩自然深感安慰。
“难怪大家都想做官。”胡雪晨说：“他调到京里，也不过三、四年的工夫，倒又积了十六万银子了。”
“不！”宓本常说：“其中十万两是他的本家的。”“不管他了，总是他的来头。”胡雪岩又问：“上海几十家钱庄，现银只有一百万，大家是怎么应付的呢？”“全靠同心协力，在汇划上耍把戏。”
“喔，”胡雪岩从受知于左宗棠开始，一面要办西征粮台；一面又创办了好些事业，而且做生意的兴趣，集中在丝上，对于钱庄的经营，差不多完全交给宓本常主持，钱庄的制度，有所改变，亦很隔膜，“汇划”上能够，“耍把戏”，却不甚明白。在过去，他可以不求甚解，现在出现了危机，他就非问问清楚不可了。
“说穿了，一句话：等于常在一起打牌的朋友一样，赌得再大，不过赌筹码，今天我输他赢，明天你赢他输，听起来很热闹，无非数数筹吗，记一笔帐，到时候结一结就轧平了。不过，这只好常常在一起的朋友这么办，夹一个外头人进来，赢了一票，要拿现款走；这个把戏就耍不下去了。所以……”
所以上海的钱庄，由阜康领头，联络了十来家“大同行”，成立了一个“汇划总会”，仿照日本在明治十二年所设立的“手形交换所”的办法，用交换票据来代替现银收解。
票据交换，不能私下办理，一定要送总会；凡是汇划钱庄，到期的银票，一律先送总会，分门别类理齐，派老司务送到各钱庄“照票”。如果不误，这家钱庄便将银票收了下来，另外打出一张收据，名为“公单”，规定以五百两为基数，不足五百两，或用现金找补，或者记帐另外再算。这些“公单”大概在下午三、四点钟，都已集中到总会，算盘一打，立刻可以算出哪家该收多少、该付多少；譬如，阜康应收各庄银票共计一百万，本号开出的银票只有八十四万，有十六万头寸多。
有多就有少，由总会开出“划条”交阜康向欠头寸的钱庄先收现银。时间规定是在第二天下午两点钟以前。
那么，缺头寸的钱庄怎么办呢？不要紧，第二天上午可以到公会向有头寸多的同行去拆进，利息以日计，称为“银拆”这种一两天的同业借款，不必打收据，由公会记一笔帐就可以了。
至于利息的计算，又分两种，不打收据的拆借，称为“活拆”，利息高低视银根松紧而定。另外一种同业长期的拆借，称为“呆拆”，要立票据，议定利息；在此期间，不受每天挂牌的“银拆”的影响。
“这种打‘公单’的法子，就好象赌钱发筹码，所不同的是，第一，赌场的筹码，只有头家可以管；公单只要是汇划钱庄，家家可开。第二，赌场的筹码，不能拿到外面去用，公单可以化成本号的银票，到处可用。说实了，无非无中生有，凭空生出几千万银子来；所以现银不过一百万，市面上的大生意照样在做。这就是要汇划的把戏。”
接下来便谈到丝茧的情形。丝茧业下乡收值，多仰赖钱庄放款，胡雪岩也就因为有钱庄在手里，所以成为丝业领袖，这两年因为抵制新式缫丝厂，收的茧子与丝更多。宓本常虽非胡雪岩经营丝业方面的档手，但可以从各联号存放款进出的总帐中，看出存货有多少。
“大先生，”宓本常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存丝总有六七千包，茧子更多，我看用不着这么多存货。”
“你是说吃本太重？”
“是啊。”宓本常说：“粗估一估差不多有三百万银子的本钱压在那里。不是因为这样子，古先生的十万银子，我也不好意思来讨。”
“呃！”胡雪岩立即接口：“这十万银子转到我名下。”他紧接着又转脸对古应春说：“另外的，再想办法。好在你有地皮在那里，不过现金一时周转不开而已。”
古应春满怀忧虑一扫而空；但自己虽不愁了，又为胡雪岩发愁，“小爷叔，”他说：“现在三家缫丝厂都缺货，你何妨放几千包茧子出去；新式机器，做丝快得很，一做出来，不愁外洋没有买主，那一来不就活络了？”
“古先生这话一点不错。”宓本常也说，“今年‘洋庄’不大动，是外国人都在等，等机器的丝，凭良心说，机器做的丝，比脚踏手摇土法子做的丝，不知道要高明多少。”“我也晓得。”胡雪岩用低沉的声音说：“不过，做人总要讲宗旨，更要讲信用，说一句算一句，我答应过的，不准新式缫丝厂来抢乡下养蚕做丝人家的饭碗，我就不能卖茧子给他们。现在我手里再紧一紧，这三家机器缫丝厂一倒，外国人没有想头了，自然会买我的丝，那时候价钱就由我开了。”
古应春与宓本常，都认为他打的如意算盘。不过，古应春是好朋友的身分，而宓本常是伙计，所以只有古应春还可以劝他。
“小爷叔，如果那三家新式缫丝厂倒闭了洋商当然只好仍旧买我们土法子做的丝；可是那三家厂不倒呢？”“不倒而没有货色，跟倒了有啥两样？”
“还有一层，小爷叔要想到，茧子虽然烘干了，到底也还是摆不长的。一发黄就卖不起价钱了。”
“这话是不错。不过，你说上海现银不到一百万，我就放茧子出去，也换不出现银。”
“有英镑、有花旗票就可以了。”宓本常接口来个快，“譬如说，现在要还汇丰五十万，如果大先生有卖茧子的外国钱在汇丰，就可以折算给他，收进五十万现银，周转不就活络了？”
胡雪岩沉吟了一会说：“为了维持我的信用，只好抛茧子，这话我说得响的。明天我去看邵小村，看看这五十万两银子，到底收得齐收不齐？如果银数不够，决定照你们的办法，卖茧子来拿它补足。不然，我另有主意。”
“小爷叔，你是啥主意？”
胡雪岩笑笑，“天机不可泄漏。”他说，“是蛮狠的一着。”
吃完了饭，宓本常告辞，古应春却留了下来，因为胡雪岩刚到上海，尚未露面，到第二天消息一传，应酬就会忙不过来，那时候就没有工夫细谈了。
当然胡雪岩也要跟他谈谈近况，第一个关切的是七姑奶奶，“怎么样？”他问：“七姐好点了？”
“好得多了。”古应春的神气不同了，显得很有生气的模样，“本来右半身完全瘫了，现在有点知觉了。”“那好！说不定还会复原呢！”
这一说，使得古应春很不安，只好老实说了，“小爷叔，我心里有个疙瘩，从瑞香一进门，没有几天就有消息。顾林在英国女皇的行宫外面，从马上摔下来，把脑子摔坏了。”他迟疑着说：“我怕她跟我八字上不大相配。”
“！”胡雪岩大不以为然，“你蛮洋派的人，怎么也相信这个。要不然，你拿你们两个人的八字，叫吴铁口去合一合看。”
提到吴铁口，不免令人失笑；当初罗四姐去合八字，原是七姑奶奶跟他串好一的出双簧。胡雪岩也知道其中的奥妙，竟真的相信吴铁口是真的铁口，岂非自欺欺人？“你笑点啥？”胡雪岩说：“你当我荒唐？实在说一句：假的说成真的，‘真的是真的，那就是不折不扣的铁口。”听他说得象绕口令似的，古应春不由得笑了，“好，好！我听小爷叔的话，叫吴铁口去合她的八字，不过，”他说：“她的八字我不晓得。”
“我来问她。”
“慢慢，总要等阿七有了表示以后。”
“当然。”胡雪岩说：“我明天看了七姐，包你当天就有好消息。”
“怎么？”古应春问：“小爷叔是打算当面她明说。”
“当面是当面，不是明说。你到明天就晓得了。”“复原是办不到，只望她能够起床就好了。”古应春又说：“谈到这一点，实在要谢谢瑞香。”
“对了！”胡雪岩谈到他第二件关心的事，“七姐对瑞香怎么样？”
“那没有话说，当她自己妹子一样。当然这也一半是看罗四姐的面子。”
“照这样说，应该是照她的锦囊妙计，一步一步走拢来；七姐对你有没有表示？”
“有。不过我没有答腔。”
“咦！”胡雪岩大为诧异：“为啥？”
“小爷叔，你看我现在弄得这样焦头烂额，哪里还有讨小的意恳。”
“这倒也是实话。”胡雪岩问：“阜康的十成旭不必再提了，你还差多少头寸？”
应春想了一下答说：“还差十二、三万。”
“差点是现款，能够变现就好。”胡雪岩说：“我再借五百包丝给你，你洋行里的朋友多，总可以卖得掉。”
古应春打的正是这个主意，踌躇好久，难于启齿，不想胡雪岩自己说了出来；心里的那份感激与痛快，难以形容了。“小爷叔，你真是杭州人说的，是我的‘救命王菩萨’。”他说：“我把道契都抵给你。”
“不必，不必，我们弟兄何在乎此？不过应春，你开价不能太低，不然，有个盘口在那里，以后我就抬不高了。”“是的。”古应春凝神想了一下说：“这样，小爷叔，你索性再借两百包给我：七面百丝抵押十四万银子，一定可以，那就什么都摆平了。”
“好！光押不卖，就不算把行情压低。准定如此。”胡雪岩紧接着说：“你现在有心思想瑞香了吧？”
这一点，古应春还是不能爽爽快快地答复；沉吟未答之际，胡雪岩少不得要追问了。
“这件事老太太都蛮关心的。罗四姐更不用说，应春，你要晓得，不光是你，她对瑞香也要有个交代。”
第二天一大早，胡雪岩就到了古家。七姑奶奶已知道胡雪岩要来，叫瑞香替她栉发梳妆；又关照预备菜留胡雪岩吃饭，大为兴奋。
胡雪岩一来，当然请到病榻前面，“七姐，”他很高兴地说，“看起来精神是好得多了。”
“是啊，都要谢谢四姐。”
“为啥？”
“不是四姐派了瑞香来帮我的忙，我不会好起来，小爷叔你看！”七姑奶奶将右手提高了数寸，“现在手能够动了，都是瑞香，一天给按摩多少遍。”
“喔！”胡雪岩看一看瑞香，想要说话，却又住口，仿佛有难言之隐似的。
七姑奶奶虽在病中，仍旧神智清明，察言辨色的本事一点也不差；殷殷地从胡老太太起，将胡雪岩全家大小都问到了。
直到瑞香离去，她才问道：“小爷叔，刚才提到瑞香，你好象有话没有说出来。”
“是的。我有句话，实在不想说，不过又非说不可。”“那么，小爷叔我们两家是一家，你说嘛！”
“话句话是罗四姐要我带来的。”胡雪岩说：“瑞香是好人家出身，他哥哥现在生意做得还不错，想把他妹子赎回去。”“赎回去？”七姑奶奶脸色都变了，“当初不是一百两银子卖到胡家的？”
“不是。罗四姐弄不清楚，我也记不起来，捡出老契来一看，才知道当初是典的一百两银子，规定八年回赎；今年正好是第八年。”
“那，四姐的意思呢？”
“四姐当然不肯，尤其听说在你这里还不错，更加不肯了。”
“四姐待我好。”七姑奶奶用殷切盼望的眼色看着胡雪岩说：“她晓得我离不开瑞香，应该替我想想办法。”“办法何尝不想。不过，她哥哥说出一句话来，四姐就说不下去了。”
“喔，一句什么话。”
“她哥哥说，要为她妹子的终身着想。意思是把瑞香赎回去，要替她好好寻个婆家。”
“真的？”
看七姑奶奶是不信的语气，胡雪岩也就正好说活终话，“哪晓得他是真是假？不过，”他又把话说回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算他是假话，也驳不倒他。三个人抬不过去一个理字。七姐，你说呢？”
“依我说，”七姑奶奶微微冷笑，“小爷叔，你手下那么多人，莫非就不能派一个能干的去打听打听他哥哥的情形，是真的为瑞香着想呢，还是说好听话，拿他妹子赎回去，另打主意？”
“打啥主意？”
“知人知面不知心。照瑞香这份人材，在她身上好打的主意多得很。”
胡雪岩不作声，这是故意作出盘马弯弓的姿态，好逼七姑奶奶往深处去谈。
七姑奶奶此时心事如麻，是为瑞香在着急；盘算了好一会，方又开口说道：“小爷叔，你同四姐决不可以让瑞香的哥哥把她赎回去。不然会造孽。”
“造孽？”胡雪岩故意装出吃惊的神气，“怎么会造孽？”“如果瑞香落了火坑，不就是造孽？”
“七姐，”胡雪岩急急问说：“你是说，她哥哥会把她卖到堂子里？”
“说不定。”
胡雪岩想了一下说：“不会的。第一，瑞香不肯；第二，她哥哥也不敢。如说我胡某某家的丫头，会落到堂子里；他不怕我办他一个‘逼良为娼’的罪？”
“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小爷叔，你既然想到你的面子，何不早点想办法？”
“对！”胡雪岩很快地接口，“七姐，你倒替我想个法子看。”“法子多得很。第一，同他哥哥去商量，再补他多少银子，重新立个卖断的契。”
“不，不！这点没有用。”胡雪岩说：“如果有用，罗四姐早就办了。我不说过，人家生意做得蛮好，赎瑞香不是打钱的主意。”
“好！就算他不是打钱的主意，诚心诚意是为瑞香的终身；不过，他替他妹子到底挑的是什么人家？男家好不好要看一看；瑞香愿不愿意也要问一问。如果是低三下四的人家，瑞香又不愿意，小爷叔，那就尽有理由不让他赎回去了。”
“这话——”胡雪岩不便驳她太武断，急转直下地说：“我看，只有一个办法，他为瑞香好，我们也是为瑞香好，替瑞香好好找份人家，只要瑞香自己愿意，他哥哥也就没话说了。”
七姑奶奶想了一下说：“小爷叔，我想请四姐来一趟，请她来劝一劝瑞香。”
“劝啥？”胡雪岩答说：“莫非我就不能劝她？”“我怕小爷叔说话欠婉转；瑞香是怕你，就肯答应，也是很勉强的。这种事，一勉强就没有意思了。”
“什么事要瑞香答应？而且要心里情愿？七姐，你何妨同我实说；你晓得的，我们家的丫头都不怕我的，倒是对四姐，她们还有忌惮。”
“即然如此，我就实说吧！小爷叔，我在瑞香来的第二天，心里就在转念头了，我一直想替应春弄个人，要他看得上眼，要我也投缘，象瑞香这样一个拿灯笼都寻不着的人，四姐替我送了来，我心里好高兴；本想等小爷叔你，或者四姐来了，当面求你们，哪知道其中还有这么一层曲折，真教好事多磨了。”
“七姐，你说实话，我也说实话。”胡雪岩很恳切地答道：“我们也想到，你要有个好帮手，凡事能够放心不管，病才好得起来。不过你们夫妻的感情，大家都晓得的，这件事只有你自己来发动，我们决不好多说。如今七姐你既然这样说了，我同四姐没有不赞成的。不过，这件事要三方面都愿意。”“哪三方面？”七姑奶奶抢着问说。
“你，应春，还有瑞香。”胡雪岩紧接着说：“瑞香我来劝她；我想，她一定也肯的？
“小爷叔，你怎么晓得她一定肯？”
“我们家常常来往的女太太，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少说也有二、三十位，一谈起人缘，瑞香总说：‘要算七姑奶奶’，从这句话上，就可以晓得了？”
胡雪岩编出来这套话，使得七姑奶奶面露微笑，双眼发亮，显然大为高兴。
“七姐，”胡雪岩问说：“现在我要提醒你了，你应该问一问应春愿意不愿意。”
“他不愿也要愿。”七姑奶奶极有把握地，“小爷叔你不必操心。”
“不见得。”胡雪岩摇摇头：“去年他去拜生日，老太太问过他，他说他决不想，好好一个家，何苦生出许是非？看来他作兴不肯讨小。”
七姑奶奶“哈”一声笑了出来，“世界上哪个男人不喜欢讨小？”她说：“小爷叔，你真当我阿木林？”“阿木林”是洋场上新兴起来的一句俗语，傻瓜之意。胡雪岩听她语涉讥嘲，只好报以窘笑。
“倒是瑞香家里，小爷叔怎么把它摆平来？”
“我想——”胡雪岩边想边说：“只有叫瑞香咬定了，不肯回去。她哥哥也就没法子了。”
“一点不错。小爷叔，请你去探探瑞香的口气，只要她肯了，我会教她一套话，去应付她哥哥。”
于是，胡雪岩正好找个僻静的地方，先去交代瑞香；原是一套无中生有的假话，只要瑞香承认有这么一个哥哥，谎就圆起来了。
至于为古应春作妾，是罗四姐早就跟她说通了的，就不必费辞了。
等吃完了饭，胡雪岩与古应春一起出门，七姑奶奶便将瑞香找了来，握着她的手悄悄问说：“你们老爷跟你说过了？”
瑞香想了一下才明白，顿时脸红了，将头扭了过去说：“说过了。”
“那末，你的意思怎么样呢？”
瑞香很为难，一则是害羞，再则是为自己留点身分，“愿意”二字怎么样也说不出口；迟疑了好一会才想起一句很含蓄也很巧妙的话：“就怕我哥哥作梗。”
“七姑奶奶大喜：“这么说，你是肯了。”她说：“瑞香，我老早就当你妹子一样了，将来决不会薄待你。”“我晓得。”瑞香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七姑奶奶是真的怕瑞香觉得作妾委屈，在胡雪岩跟她谈过此事以后，便叫小大姐把她的首饰箱取了来，拣了一只翡翠镯子、一只金刚钻戒藏在枕下，此时便将头一侧说道：“我枕头下面有个纸包，你把它拿出来。”
枕下果然有个棉纸包，一打开来，宝光耀眼，瑞香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然，她要将首饰交到七姑奶奶手里。“来！”七姑奶奶说：“你把手伸过来。”瑞香不肯，七姑奶奶便用另一只不甚方便的手，挣扎着要来拉她的手；看那力不从心的模样，瑞香于心不忍，终于将手伸过去了。帮七姑奶奶的忙。翠镯套上左腕；钻戒套入右手无名指，瑞香忍不住端详了一下，心头泛起一阵无可形容的兴奋。“妹妹！现在真是一家人了。”
“七姑奶奶，这个称呼不敢当。”“有啥不敢当，我本来就一直拿你当妹子看待。”七姑奶奶又说：“你对我的称呼也要改一改了。”
“我，”瑞香窘笑道：“我还不知道怎么改呢？”“一时不改也不要紧。”七姑奶奶接下来说：“我们谈正经。将来你哥哥、嫂嫂来，我们当然也拿他们夫妇当亲戚看待。眼前，你有没有想一想，怎么样应付他？”
“我还没有想过。”瑞香迟疑地说：“我想只有好好跟他商量。”
“商量不通呢？”
“那，我就不晓得怎么说了。”
“我教你。”七姑奶奶问道：“《红楼梦》你看过没有？”瑞香脸一红：“我也不认识多少字。”她说：“哪里能够看书？”
“听总听人说过？”
“是的。”瑞香答说：“有一回听人说我们胡家的老太太，好比贾太君；我问我们大小姐贾太君是什么人，才知道出在《红楼梦》上。”
“那末贾宝玉你总也知道？”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凤姐都听说过的。”“袭人呢？”
“不是怡红院里的丫头？”
“不错。袭人姓花，她的哥哥叫花自芳，也是要来赎他妹妹，袭人就说，当初是家里穷，把我卖到贾家，即然如此，何苦现在又要把我赎回去？我想，你也可以这样跟你哥哥说。如果他说，现在把你弄回去，是为你着想；你就问他当初又何以不为你着想！看他有什么话说？”
“嗯，嗯！”瑞香答应着，“我就这样子同他说。”“当然。我们还要送聘金。”
“这一层，”瑞香抢着说：“奶奶同我们老爷谈好了。”无意中改了口，名分就算从此而定了。
胡雪岩去看邵友濂扑了个空，原来这天李鸿章从合肥到了上海，以天后宫为行馆，邵友濂必须终日陪待在侧，听候驱遣。
非常意外的，胡雪岩并未打算去看李鸿章；而李鸿章却派人送了一封信到转运局去邀胡雪岩，请他第二天上午相晤；信中并且说明，是为了“洋药”进口加税一事，有些意见想请他转达左宗棠。
“洋药进口加税，左大人去年跟我提过。我还弄不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李合肥明天跟我谈起来，一问三不知，似乎不大好。”胡雪岩问古应春：“我记得你有个亲戚是土行大老板，他总清楚吧？”
他所说的是古应春的远房表叔，广东潮州人，姓曾，开一家烟土行，牌号就叫“曾记”，规模极大，曾老板是名副其实的“土财主”。古应春跟他不大有来往，但为了胡雪岩，特地到南市九亩地去向他请教。
“实不相瞒，你问我，我还要问人。我们帐房吴先生最清楚。”曾老板说：“胡大先生，我久已仰慕了，不过高攀不上；应春，你晓得的，我一个月吃三回鱼翅，今天碰得巧，能不能请胡大先生来吃饭，由吴先生当面讲给他听，岂不省事？”“不晓得他今天晚上有没有应酬？”古应春因为胡雪岩不大愿意跟这些人来往，不敢代为答应，只说：“我去试试看。”
于是曾老板备了个“全贴”交古应春带回。胡雪岩有求于人，加以古应春的交情，自无拒绝这理，欣然许诺，而且带了一份相当重的礼去，是一支极大的吉林老山人参。
曾老板自是奉如上宾，寒暄恭维了好一阵，将帐房吴先生请了来相见，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谈起来才知道是秀才，在这烟土行当帐房，似乎太委屈了。
“鸦片是罂粟熬炼出来的。罂粟，中国从古就有的，出在四川，苏东坡四川人，他做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汤里加蜜，是当调肺养胃的补药服的。”
“到底是秀才。”胡雪岩说道：“一开口就是诗。”“吴先生，”古应春说，“我们不必谈得这样远，光说进口的鸦片好了。”
鸦片进口，最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到万历年间，规定要收税，是当药材用的，鸦片治痢疾，万试万灵。
不过明末清初，吸食鸦片是犯禁的，而且当时海禁甚严鸦片亦很少进口，到了康熙二十三年，放宽海禁，鸦片仍准当作药材进口，收税不多，每十斤征税两钱银子。以后吸鸦片的人慢慢多了，雍正年间，曾下禁令。有句俗语：“私盐愈禁愈好卖”，鸦片亦是如此，愈禁得严，走私的愈多；从乾隆三十八年起，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出口贸易当作国家的收入，走私的情形就更严重了。
走私的结果是“白的换黑的”，鸦片进口，白银出口。
乾隆三十年前，进口的鸦片不过两三百箱，末年加到一千箱；道光初年是四千箱，十年工夫加到两万三千多箱，至于私运白银出口，道光三年以前，不过数百万两，到道光十八年增加到三千万两，这还是就广东而言，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亦有数千万两，国家命脉所关，终于引起了鸦片战争。
“至于正式开禁抽税，则在咸丰七年。”吴秀才说，“当时是闽浙总督王懿德，说军需紧要，暂时从权，朝迁为了洪杨造反，只好允许。第二年跟法国定约。每百斤收进口税三十两，鸦片既然当作药材进口，所以称做‘洋药’；在云南、四川出产的，就叫‘土药’，不论洋药、土药在内地运销，都要收厘捐，那跟进口税无关。”
但左宗棠却认“税”跟“厘”实际上是一回事，主张寓禁于征，每百斤共收一百五十两。胡雪岩拿这一点向吴秀才请教，是分开征收的好，还是合并为宜。
以合并为宜。”吴秀才说：“厘捐是从价征税，土药便宜洋药贵，如果拿洋药冒充土药，税收就减少了。”“不错、不错。这个道理很浅，也很透彻；不过不懂的人就想不到。”胡雪岩很高兴地说：“多谢、多谢，今天掉句文真叫‘获益良多’。”
胡雪岩有个习惯，每到上海，一定要到宝善街一家叫渭园的茶馆去吃一次茶；而且一定带足了十两二十两的银票一这是他本性仁厚、不忘老朋友的一点心意。他有许多朋友，境况好的在长三堂子吃花酒见面；在谓园见到的，大臻境况并不太好，问问的近况，量人所需，捍两张银票在手里，悄悄塞了过去；见不到的他会问，一样也托人带钱去接济，所以他有好几个老朋友，经常会到阜康或者转运局去打听：“胡大先生来了没有？”
这天到渭园来的老朋友很多，大多是已经打听好了来的一一周旋，不知不觉到了十点钟；古应春提醒他说：“小爷叔，你的辰光快到了，这个约会不能耽误。”
李鸿章的约会怎好误时？胡雪岩算好了的，约会是十一点钟，从渭园到天后宫，不过一刻钟的工夫，尽来得及。“还早，还早！”
“不，小爷叔，我们先到转运局坐一坐，”古应春说：“刚才我在这里遇见一个朋友，打听到一个蛮要紧的消息，要先跟你谈一谈。”
“好！我本来要到转运局去换衣服。”胡雪岩不再逗留，相偕先到转运局，在他的“签押房”中密谈。
“我在谓园遇见海关上的一个朋友，据他告诉我，各省的款子大致都到了，就少也极有限。不过，听说邵小村打算把这笔现银压一压，因这一阵‘银拆’大涨，他想套点利息。”胡雪岩点点头，沉吟了一会说：“套利息也有限，邵小村还不致于贪这点小利；说不一定另外有花样在内。”
不管他什么花样，这件事要早点跟他去接头。”“不！”胡雪岩说：“他如果要耍花样，迟早都一样，我就索性不跟他谈了。”
“那！”古应春诧异：“小爷叔你预备怎么办呢？”“我主意还没有定。”胡雪岩说：“到天后宫回来再商量。”
换了公服，到天后宫递上手本。李鸿章关照先换便衣相见；他本人服丧，穿一件淡蓝竹布长衫，上套黑布马褂，形容颇为憔悴。
胡雪岩自然有一番慰问：李鸿章还记得他送了一千两银子的奠议，特地道谢，又说礼太重，但又不便退回，只好捐了给善堂。寒暄了好一阵，方始谈入正题。
“鸦片害人，由来已久。不过洋药进口税是部库收入的大宗，要说寓禁于征，不如说老实话，还是着眼在增加税收上面，来得实惠。”
一开口便与左宗棠的宗旨相悖，胡雪岩无话可说，只能答应一声：“是。”
“增加税收，加税不是好办法；要拿偷漏的地方塞住，才是正本清源之计。”李鸿章又说：“同治十一年上海新行洋药税章程，普鲁士的领事反对，说加厘有碍在华洋商贸易。这话是说不通，加厘是我们自己的事，与缴纳进口税的洋商何干？当时总署驳了他；不过赫德说过，厘捐愈重，走漏愈甚，私货的来路不明，正当的洋商生意也少了。所谓加厘有碍在华洋商贸易，倒也是实话。”
“是。”胡雪岩答说：“听说私货都是香港来的。”“一点不错。”李鸿章说：“我这里有张单子，你可以看看。”说着，从炕桌上随手拿起一张纸，递了过来。胡雪岩急忙站起，双手将单子接了过来，回到座位上去看。
单子上写明：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四年，到香港的洋药，每年自八万四千箱至九万六千箱不等，但运销各口，有税的只有六万五千箱到七万一千箱。光绪五年到港十万七千箱，有税的只有八万六千箱，每年走私进口的，总在两万箱以上。“洋药进口税每箱收税三十两，厘捐额定二十两，地方私收的不算，合起来大概每箱八十两。私货有两万箱，税收就减少一百六十万。”李鸿章急转直下地说：“赫德现在答应税厘一起加，正税三十两以外，另加八十两；而且帮中国防止走私，这个交涉也算办得很圆满了。”
“大人办洋务，当今中国第一。”胡雪岩恭维着说：“赫德一向是服大人的。”
“洋人总还好办，他们很厉害，不过讲道理，最怕自己人闹意气，我今天请你来就是为此。”
显然的这所谓自己人闹意气，是指左宗棠而言；胡雪岩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一声，不表示任何意见。
“我想请你转达左爵帅，他主张税厘合征，每箱一百五十两。赫德答复我说：如果中国一定要照这个数目征，他也可以承认，不过他不能担保不走私。雪岩，就算每年十万箱，其中私货两万五千箱，你倒算算这笔帐看。”
胡雪岩心算极快。十万箱乘一百十两，应征一千一百万两银子；照一百五十两征税，七万五千箱应征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两，仍旧多出二十五万两银子。
“二十五万两银子是小事，防止走私，关系甚大；有赫德保证，我们的主权才算完整。不然以后走私愈来愈多，你跟他交涉，他说早已言明在先，歉难照办。你又其奈他何。所以请你劝劝左爵帅，不必再争。”李鸿章又说：“目前局势不好，强敌压境，我们但求交涉办得顺利，好把精力工夫，用到该用的地方。雪岩，你觉得我的话怎么样？”“大人为国家打算，真是至矣尽矣，左大人那里我一定切切实实去劝，他也一定体谅大人的苦心的。”
“这就仰仗大力了。”
“言重、言重！”胡雪岩掌握机会，转到自己身上的事：“不过，说到对外交涉上头，尤其是现在我们要拉拢英国对付法国，有件事要请大人作主。”
“喔！”李鸿章问：“什么事？”
“汇丰的借款，转眼就到期，听说各省应解的协饷，差不多都汇到了，即使相差也有限。我想求大人交付小村，把这笔款子早点拨出来，如果稍为差一点，亦请小村那里补足。现在上海市面上现银短缺，只有请海关拿库存现银放出来调剂调剂。小村能帮这个忙，左大人一定也领情的。”“我来问问小村。”李鸿章的话说得很漂亮，“都是公事，都是为国家，理当无分彼此。”
话漂亮，而且言行相符；当天下午，胡雪岩就接到邵友濂的信，说各省应解款项只收到四十七万，不送之数奉谕暂垫，请他派人去办理提款手续。
“还款是在月底。”宓本常很高兴地说，“这笔头寸有几天可以用，这几天的‘银拆’很高，小小赚一笔。”“不必贪小。”胡雪岩另有打算，“你明天去办个转帐的手续，请他们打汇丰的票子，原票转帐，掉回印票，做得漂亮点。”
宓本常是俗语说的“铜钱眼里翻跟斗”的人物，觉得胡雪岩白白牺牲了利息，未免太傻。不过东家交代，惟有遵命。第二天一早就把转收的手续办妥当，领回了盖有陕甘总督衙门关防的印票。胡雪岩便将印票注销，交代转运局的文案朱师爷，写信给左宗棠，报告还款经过以外，将李鸿章所托之事，切切实实叙明；最后特别提到，李鸿章很够意思，请左宗棠务必也买他一个面子。
这封信很要紧，胡雪岩亲自看着，到下午四点多钟写完，正要到古家去看七姑奶奶，哪知古应春却先来了。“小爷叔，”他手里持着一份请柬，“汇丰的‘康白度’曾友生，亲自送帖子来，托我转交，今天晚上请小爷叔吃饭，特别关照，请小爷叔务必赏光。”
“喔！”胡雪岩智珠在握，首先问说：“他还请了哪个？”“除了邀我作陪，没有别人。”
“地方呢？”
“在虹口泰利。”
“那不是只有外国人去的馆子？”
“不错。”古应春说：“我想他为的是说话方便，特为挑这家中国人不去的法国菜馆。”
“喔！”胡雪岩沉吟了一会，捻一捻八字胡子微笑道：“看样子不必我开口了。”
“小爷叔，”古应春说，“你本来想跟他开口谈啥？”“你想呢？”
第三部(2) 萧瑟洋场 第六章
汇丰银行的买办曾友生，为人很势利，喜欢借洋人的势力以自重。他对胡雪岩很巴结，主要的原因是，胡雪岩跟汇丰银行的“大班”，不论以前是否认识，都可以排闼直入去打交道，所以他不敢不尊敬；但胡雪岩却不大喜欢这个人，就因为他势利之故。
但这回他是奉了他们大班之命，来跟胡雪岩商量，刚收到五十万现银，需要“消化”，问胡雪岩可有意借用？“现在市面上头寸很紧，你们这笔款子可以借给别人，何必来问我这个做钱庄的？”
“市面上头寸确是很紧，不过局势不大好；客户要挑一挑。论到信用，你胡大先生是天字第一号的金字招牌。”曾友生陪着笑说：“胡大先生，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请你挑挑我。”“友生兄，你言重了。汇丰的买办，只有挑人家的，哪个够资格来挑你？”
“你胡大先生就够。”曾友生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除了你，汇丰的款子不敢放给别人，所以只有你能挑我。”“既然你这么说，做朋友能够帮忙的，只要我办得到，无不如命。不过，我不晓得怎么挑法？”
“无非在利息上头，让我稍稍戴顶帽子。”曾友生开门见山地说：“胡大先生，这五十万你都用了好不好？”“你们怕风险，我也怕风险。”胡雪岩故意问古应春：“正中堂有二十万银子，一定要摆在我们这里，能不能回掉他？”
古应春根本不知道他说的“王中堂”是谁？不过他懂胡雪岩的意思，是要表示阜康的头寸很宽裕，便也故意装困惑地问：“呀！小爷叔，昨天北京来的电报，你没看到？”“没有啊！电报上怎么说？”
“王中堂的二十万银子，一半在北京，一半在天津，都存进来了。”古应春又加一句：“莫非老宓没有告诉你？”“老宓今天忙得不得了，大概忘掉了。”胡雪岩脸看着曾友生说：“收丝的辰光差不多也过了，实在有点为难。”“胡大先生，以你的实力，手里多个几十万头寸，也不算回事；上海谣言多，内地市面不坏。加上五荒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阜康有款子，不怕放不出去，你们再多想一想看。吃进这笔头寸，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胡雪岩点点头停了一下问道：“利息多少？”
“一个整数。”曾友生说：“不过我报只报八五。胡大先生，这算蛮公道吧？”
“年息还是月息？”
“自然是月息。”
“月息一厘，年息就是一分二。这个数目，一点都不公道。”“现在的银根，胡大先生，你不能拿从前来比，而且分家借有扣头，不比这笔款子你是实收。”
胡雪岩当然不会轻信他的话，但平心而论，这笔借款实在不能说不划算，所以彼此磋磨，最后说定年息一分，半年一付；期限两年，到期得展延一年。至于对汇丰银行，曾友生要戴多少帽子，胡雪岩不问，只照曾友生所开的数目承认就是。
胡雪岩原来就已想到要借汇丰这笔款子，而汇丰亦有意贷放给胡雪岩。彼此心思相同，加以有胡雪岩不贪小利、提前归还这很漂亮的一着，汇丰的大班，愈发觉得胡雪岩确是第一等的客户，所以曾友生毫不困难地将这笔货款拉成功了，利息先扣半年，曾友生的好处，等款子划拨到阜康，胡雪岩自己打一张票子，由古应春转交曾友生，连宓本常都不知道这笔借款另有暗盘。
司行中的消息很灵通，第二天上午城隍庙豫园的“大同行”茶会上，宓本常那张桌子上，热闹非凡，都是想来拆借现银的。但宓本常的手很紧，因为胡雪岩交代，这笔款子除了弥补古应春的宕帐以外，余款他另有用途。
“做生意看机会。”他说：“市面不好，也是个机会；当然，这要看眼光，看准了赚大钱，看走眼了血本无归。现在银根紧，都在脱货求现，你们看这笔款子应该怎么用？”
古应春主张囤茶叶，宓本常提议买地皮，但胡雪岩都不赞成，唯一的原因是，茶叶也好，地皮也好，投资下去要看局势的演变，不能成上发生作用。
“大先生，”宓本常说：“局势不好，什么作用都不会发生，我看还是放拆息最好。”
“放拆息不必谈；我们开钱庄，本意就不是想赚同行的钱，至于要发生作用，局势固然有关系，主要的是看力量，力量够，稍为再加一点，就有作用发生。”胡雪岩随手取过三只茶杯，斟满其中的一杯说：“这两只杯子里的茶只有一半，那就好比茶叶同地皮，离满的程度还远得很；这满的一杯，只要倒茶下去，马上就会到外面，这就是你力量够了，马上能够发生作用。”
古应春颇有领会了，“这是四两拨千斤的道理。”他说：“小爷叔，你的满杯茶，不止一杯，你要哪一杯发生作用？”“你倒想呢？”
“丝？”
“不错。”
古应春大不以为然。因为胡雪岩囤积的丝很多，而这年的“洋庄”并不景气；洋人收丝，出价不高，胡雪岩不愿脱手，积压的现银已多，没有再投入资金之理。
“不！应春。”胡雪岩说：“出价不高，是洋人打错了算盘，以为我想脱货求现，打算买便宜货，而且，市面上也还有货，所以他们还不急。我呢！你们说我急不急？”
忽然看出这么一句话来，古应春与宓本常都不知如何回答了。
“你们倒说说看，怎么不开口。”
“我不晓得大先生怎么样”宓本常说：“不过我是很急。”“你急我也急。我何尝不急，不过愈急愈坏事；人家晓得你急，就等着要你的好看了。譬如汇丰的那笔款子，我要说王中堂有大批钱存进来，头寸宽裕得很，曾友生就愈要借给你，利息也讨俏了；只要你一露口风，很想借这笔钱，那时候你们看着，他又是一副脸嘴了。”
“这似乎不可以一概而论。”古应春总觉得他的盘算不对，但却不知从何驳起。
“你说不可一概而论，我说道理是一样的。现在我趁市价落的时候，把市面上的丝收光，洋人买不到丝，自然会回头来寻我。”
“万一倒是大家都僵在那里，一个价钱不好不卖；一个价钱太贵，不买。小爷叔，那时候，你要想想，吃亏的是你，不是他。”
“怎么吃亏的是我？”
“丝不要发黄吗？”
“不错，丝要发黄。不过也仅止于发黄而已，漂白费点事，总不致于一无用处，要掼到汪洋大海。”胡雪岩又说：“大家拼下去，我到底是地主，总有办法好想；来收货的洋人，一双空手回去，没有原料，他厂要关门。我不相信他拼得过我。万一他们真是齐了心杀我的价，我还有最后一记死中求活的仙着。”
大家都想听他说明那死中求活的一着是什么？但胡雪岩装作只是信口掩饰短处的一句“游词”，笑笑不再说下去了。
可是当他只与古应春两个人在一起时，态度便不同了，“应春，你讲的道理我不是没有想过。”他显得有些激动，“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做生意是第一等人。我们这里呢，士农工商，做生意的，叫啥‘四民之末’；现在更加好了，叫做‘无商不奸’。我如果不是懂做官的诀窍，不会有今天。你说，我是不是老实话？”
“不见得。”古应春答说：“小爷叔光讲做生意，一定也是第一流人物。”
“你说的第一流，不过是做生意当中的第一流，不是‘四民’当中的第一流。应春，你不要‘晕淘淘’，真的当你做生意的本事有多少大！我跟你说一句，再大也大不过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为啥？他是一个国家在同你做生意；好比借洋款，一切都谈好了；英国公使出面了，要总理衙门出公事，你欠英商的钱不还，就等于欠英国女皇的钱不还。真的不还，你试试看，软的，海关捏在人家手里；硬的，他的兵舰开到你口子外头，大炮瞄准你城里热闹的地方。应春，这同‘阎王帐’一样，你敢不还？不还要你的命！”
胡雪岩说话的语气一向平和，从未见他如此锋利过。因此，古应春不敢附和；但也不敢反驳，因为不管附和还是反驳，都只会使得他更为偏激。
胡雪岩却根本不理会他因何沉默，只觉得“话到口边留不住”，要说个痛快，“那天我听吴秀才谈英国政府卖鸦片，心里头感慨不少。表面上看起来，种鸦片的，都是东印度公司，其实是英国政府在操纵，只要对东印度公司稍为有点不利，英国政府就要出面来交涉了。东印度公司的盈余，要归英国政府，这也还罢了。然而，丝呢？完全是英国商人自己在做生意，盈亏同英国政府毫不相干；居然也要出面来干预，说你们收的茧捐太高了，英商收丝的成本加重，所以要减低。人家的政府，处处帮商人讲话；我们呢？应春，你说！”“这还用得着我说？”古应春苦笑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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