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佩蘅就是宝均金。胡雪岩心想，要他不说闲话，只有找海岳山房朱铁口；否则即使不敢说闲话，也尽有刁难的手段。“我得躺一会。”左宗棠说：“今天晚上，说不定宫里会出大事。”
“是。”胡雪岩乘机打听，“刚才徐筱云来传大人的话，说起东太后政躬违和，仿佛来势不轻呢？”
“岂止来势不轻，牙齿都撬不开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
“谁知道？”左宗棠将两手一拍，“牝鸡司晨，终非佳事。胡雪岩听不懂他说的什么，站起身来告辞，“明天再来伺候。”他请了个安。
第三部(1) 灯火楼台 第二章（1）
左宗棠只睡得两个时辰，刚交子时便让老仆左贵推醒了；告诉他说：“军机徐老爷有急信。”
说着，将左宗棠扶了起来；另有一仆擎着烛台，照着他看信；信封上浓墨淋漓地写着：“飞递左爵相亲钧启”；抽出信笺，上面只有八个字：“东朝上宾，请速入宫。”原来这天军机章京换班，徐用仪值夜，所以消息来得快。左宗棠遇到这种意外变故，最能沉得住气；下床看到红烛，便指着说道：“明天得换白？”
“老爷”，左贵服伺左宗棠多年，称呼一直未改；他怕自己听错了，侧耳问道：“换白蜡？”
“对了，这会别多问！传轿，我马上进宫。”
进宫时为丑正，乾清门未开，都在内务府朝房聚集，左宗棠一看，近支亲贵有亲王、醇亲王，惠亲王；御前大臣有伯彦讷谟诂、奕匡力；军机大臣有宝均金、李鸿藻、王文韶；此外便是六部尚书、“毓庆宫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
国家大事，权在军机；军机领班的恭王不在，便该左宗棠为首。他此刻才发觉自己的地特殊；初次当京官，朝中典故，茫然莫晓。且又遇着这样意想不到的情况，虽说他善能应变，亦有手足无措，尴尬万分之感。
正要开口动问，只见徐用仪疾趋而前，借挽扶的机会，贴身说道：“听宝中堂的。”
争胜好强的左宗棠，到此亦不能不退让一步；与三王略略招呼后，向宝均金拱拱手说：“我初遇大丧，军机职司何事，都请佩翁主持。”
“这是责无旁贷的事。”
一语未毕，有人来报，乾清门开了。于是王领头，入乾清门先到“内奏事处”——章奏出纳，皆经此处；照规矩帝后违和，脉案药方亦存内奏事处，王公大臣谁都可以看的。药方一共五张，最后一张注明“酉刻”，是左宗棠出宫以后请脉所开的，说是“六脉将脱，药不能下。”“宾天是什么时候？”王在问。
“戌时。”
戌时是晚上八点钟。左宗棠心里在想，接到徐用仪的信是十一点钟；计算他得知消息不会早于十点钟，相隔两个钟头；在这段辰光之中，不知道钟粹宫中是何境况？
“大人！”徐用仪牵着他的袖子说：“请到南书房。”
宫中定制，凡有大丧，都以乾清门内西边的南书房为“治丧办事处”。一到了那里，第一件事便是将官帽上的顶戴与红缨子都摘下来；然后各自按爵位官阶大小，找适当的座位坐下来。
“真是想不到的事！”醇王向宝均金问道：“得赶紧把六爷追回来。”
“六爷”是指恭王，“已经派人去了。”宝均金答说：“大概明天下午才能回来。”
“得找个人来问一问才好。”王说道：“譬如有没有遗言？”
“不会有的。”惠王接口：“中午的方子已经说‘神识不清’；以后牙关都撬不开口，怎么能开口说话？”
王默然，举座不语；但每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病？
“要问什么病，实在没有病。”徐用仪左右看了一下，下人都在廊上，客厅中除了胡雪岩的贴身跟班以外，别无闲人，方始低声说：“是中了毒。”
此言一出，胡雪岩跟古应春互看了眼。原来胡雪岩因为创设胡庆余堂药号，自然而然地对药性医道，都不太外行；看了从内奏事处抄出来的五张药方，又打听了慈安太后前一日御朝的情形，向古应春谈起，唯一可能的死因是中毒。此刻是证实了，只不知如何中的毒。
“毒是下在点心里头的。”徐用仪说：东太后有歇午觉的习惯；睡醒以后，经常要吃甜点心。初九那天，午觉醒来，西太后派梳头太监李莲英，进了一盘松仁百果蜜糕，刚蒸出来又香又甜，东太后一连吃了三块；不到半个钟头，病就发作了。”
胡雪岩骇然：“是西太后下的毒？”他问，“为什么呢？”“这话说来就长了——”
慈禧太后一直有桩耿耿于怀，说什么也无法自我譬解的事，就是为什么她该低于慈安太后一等；而这一等非同小可——皇后母仪天下，生日称为“千秋”，受群臣在宫门外朝贺。下皇后一等的皇贵妃，不独无此荣耀，甚至连姓氏亦不为群臣所知。
东西两宫——慈安、慈禧由“选秀女”进身，家世是一样的，慈安之父为广西右江道；慈禧之父是安徽池太广道。起初身分虽同，但当文宗元后既崩，立第二后时，选中了慈安，便使得那时封号为“懿贵妃”的慈禧，愤不能平，因为慈安无子而她有子，且是唯一的皇子；不是她的肚子争气，大清朝的帝系，将从咸丰而绝。由此可知，她是大有功于宗社的人；有功之人反遭贬损，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可是文宗却又是一种想法，正因为她生了皇子，断送了被立为皇后的希望。原来慈禧精明能干、争胜揽权的性格，文宗已看得很清楚；自知在世之日无多，一旦驾崩，幼主嗣位，皇后成为太后，倘或骄纵不法，无人可制。
纵然如此，仍有隐忧，因为母以子贵，将来仍旧会成为太后，两宫并尊，而慈安赋性忠厚，必受欺侮。这重心事，偶尔与他的宠臣肃顺吐露；肃顺便劝文宗行“钩弋夫人”的故事。
“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宠姬。当他六十三岁时，钩弋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弗陵，生得茁壮聪明，颇为钟爱。汉武帝晚年多病，年长诸子，看来多不成材，几经考虑，决定传位幼弗陵；但顾虑得幼主在位，母后年轻，每每会骄淫乱政，春秋战国，不乏其例；秦始皇初年的情形，更当引以为鉴。因而狠心将钩弋夫人处死，以绝后患。
文宗也觉得肃顺的建议不错，但却缺乏汉武帝的那一副铁石心肠。到得病入膏盲，势将不起时，特为用朱笔亲书密谕一道，交付慈安，大意是“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并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群臣，将朕此言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不但有朱谕，而且还口头叮嘱，倘或需要用这道密旨时，应该如何召集群臣，如何宣示；又如何可能有人为西宫求情，而决不可稍为之动，必须当机立断，斩草除根。慈安含泪倾听，将朱谕珍重密藏，而心里却从未想过有用得到它的一天。
事隔二十年，慈禧已经四十六岁，这年——光绪六年二月初，忽然得了重病，脉案对病因的叙述，含糊不清，而所开药方，则属于专治胎前产后诸症的“四物汤”，群臣皆为之困惑不解。据御医庄守和、李德立向人透露，说是“血崩”，但用血崩的药，却并不对症。
于是降旨征医。直隶总督荐山东泰武临道无锡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荐太原府阳曲县知县杭州守正，此两人都是世家子弟，饱读医书，精研方脉；六月间先后到京，一经“请脉”，都知病根所在；不约而同的表示慈禧太后患的是“骨蒸”，其实是“蓐劳”，产后失血过多，成了俗语所说的“干血痨”，用来补甘平之法，病势日有起色。到了这年年底，已无危险，只待调养了。
宅心仁厚的慈安太后，自然亦为之庆幸。有一天——就在几天以前，在她所住的钟粹宫，邀慈禧共餐，还喝了酒；到得席散，暗示宫女尽皆回避，促膝深谈，作了一番规劝。
据私下窥视的宫女所传出来的消息，说是慈安真的动了感情，首先追叙当年文宗逃难到热河的种种苦楚；文宗崩后，“孤儿寡妇”受肃顺欺侮，幸而“姊妹”同心协力，互为拭泪；诛徐权臣，转危为安。接着又谈同治十三年间所经历的大风大浪，种种苦乐，说到伤心之处，“姊妹”俩相对流涕。看来慈禧也动了感情了。
于是慈安慨然说道：“我们姊妹也都老了，重新同侍先帝的日子，不会太远。二十多年相处，从来没有起过什么了不得的争执，以后当然亦是平平静静过日子。有样东西是先帝留下来的，我一直以为永远也用不着；不过我怕我一死以后，有人捡到这样东西，会疑心我们姊妹表面和好，暗底下不是那回事，那就不但你我会觉得是一大恨事，先帝亦会自悔多事。这样东西，不如今天就结束了它吧！”
说完，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递到慈禧手里，打开来一看，慈禧脸色大变；原来就是文宗亲自以朱笔所写的那道密谕。
“既然无用，就烧掉了吧！”
慈安取回原件，就在烛火上点燃焚毁。慈禧作出感极而泣的神情，还须慈安多方安慰，方能收泪。
但从此慈禧只要一见了慈安，便如芒刺在背，处处小心，象惟恐不能得慈安欢心似的。这一天——就是三天前的三月初九，慈安太后终于在一盘松仁百果蜜糕上送了命“这样说，以后是西太后一个人作主的局面了？”胡雪岩问说“筱翁，你看事情是比以前难办呢，还是比以前容易？我看要比以前难办。”徐用仪答说：“东太后德胜于才，军机说什么就是什么；西太后才胜于德，稍微马虑一点，她就会抓住毛病，问得人无话可说。”
“这话说得不错。不过将来只要把一个人敷衍好了，事情也不致于太难。”
“呃，”徐用仪不免诧异，“胡大先生，你说要敷衍哪一个人？”
“李莲英。”胡雪岩说，“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当然会得宠。”
“嗯，嗯！”徐用仪说：“我倒还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古应春接口说道：“我看，这条路子如果要走，就要走得早。”
徐用仪不作声，意思当然是“你们要走太监的路子，另请高明”。胡雪岩体会得他的心境，便向古应春递个眼色——暗示他不必再谈李莲英。
不过，宝均金还是要谈的。古应春将胡雪岩准备送五万银子，而他认为其中应该留一万银子作开销，问徐用仪有何意见？
“送宝中堂不必那么多，多了他反而会疑心，以为这笔借款中，又有多少好处。钱要花在刀口上，一文抵十文用，才算本事。”
“那末，筱翁！”胡雪岩笑道：“你倒说说看，要怎么样才算花在刀口上？”
“我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之，如今既然左大人打算独断独行了。宝中堂那里，就不必送那么重的礼。不然就变成‘塞狗洞’了。”
“‘塞狗洞’的事，我做过很多。”胡雪岩说：“既然筱翁不赞成，我们就来想它个礼轻意思重的办法。”“这办法不大好想。”古应春问道：“是不是跟朱铁口去谈一谈。”
“没有用。这方面的行情他不懂。”
三个人沉默了好一会，胡雪岩突然说道：“筱翁，你倒谈一谈，宝中堂是怎么样一个人？”
“人是很念旧的——”
因为念旧重情，宝均金受了许多累。其中有件事，凡是浙江人无不知道；六、七年前轰动海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将因病暴毙的小白菜之夫葛品莲，当作武大郎；而诬指小白菜谋杀新夫，又将杨乃武比作西门庆，教唆小白菜下毒的“灭门县令”刘锡彤，就是宝均金的乡榜同年。
“宝中堂倒没有袒护刘锡彤；不过刘锡彤总以为宝中堂一向念旧，有此大军机的靠山，做错就做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是害己害人，连累宝中堂也听了好些闲话。”
“这刘锡彤呢？”胡雪岩说：“充军在哪里？”“老早死掉了。”徐用仪说：“你想七十岁的人还要充军，不要说关外冰天雪地吃不消；自己想想，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自己，哪里还有，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味道？”“是啊！做人总要有味道，活下去才有劲。”胡雪岩又问：“他是哪里人？”
“靠近沧州的盐山。”
“家里还有什么人？”
“不大清楚。”徐用仪说：“他有个儿子，本来也是牵涉在杨乃武那一案里的，后来看看事情闹大了，刘锡彤叫他回盐山，哪知坐的是福星轮。”
福星轮沉没，是在中国海域中发生的第一件重大海难事件；所以徐用仪不说，也知道刘锡彤之子已经遭难。“哪里有什么一路福星？”古应春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刘锡彤居心可恶，才会遭祸。不过报应也太惨了。”“打听，打听。”胡雪岩说：“齐锡彤总算在我们杭州做过父母官，子孙如果没饭吃，应该做个好事。”
徐用仪心想，胡雪岩哪里是为刘锡彤做过余杭县知县的香火之情；无非看在宝均金分上，做件小小的雪中送炭之事，希望见好于宝均金。不过他亦必须有这么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才不落痕迹，否则就会为人所讥。人情世故毕竟是他识得透。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又想起一个人，“宝中堂有个弟弟叫宝森，”他问：“胡大先生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此人怎么样？”
“此人去年让言路上参一本。参的其实不是他，是宝中堂，参宝中堂袒护亲族。不过，这一来倒楣的一定是宝森，如今境况很窘。”
“呃，筱翁，你倒谈谈他倒楣的来龙去脉。”
原来宝均金之弟宝森，本是直隶的候补知县，即没有读多少书，也谈不到才具，而且理路不大清楚。靠他老兄的面子，总常有差使派他；有时州县出缺，派他去署理，坐堂问案，笑话百出，上官看宝均金的分上，只有格外宽容。
后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直隶，他是讲究吏治的，看宝森实在没有用处，想照应他亦有力不从心之感。宝森几次找宝均金，要他八行书给曾国藩讨差使，宝均金怕碰钉子，不肯出信。到得真的缠不过了，宝均金说：“你到四川去吧！”为他加捐，由候补县变成候补道，又在吏部说了情，得以分发四川。
四川总督名叫吴棠，此人于慈禧太后未入宫以前，有援之于穷途末路的大恩。慈禧之父惠徵，官居安徽池太广道，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咸丰初年，洪杨起事，舟船东下，势如破竹，惠徵望风而逃，降旨革职查办，旋即一病而亡。欲语说：“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有抬”，官场最势利不过，何况惠徵是“犯官”的身分，加以外省的旗汉之别；远较京里来得分明，因此，慈禧以长女的身分，携带一妹两弟，奉母盘灵回旗时，一路遭受白眼，那种境况，真可说是凄凉万状。
一天船泊江苏淮安府桃源县，忽然有人送来一份奠仪，而且颇为丰腆，白银二百两之多。慈禧再看名帖上具衔是桃源县知县吴棠，不由得纳闷；惠徵从无这样一个朋友，如说是照例的应酬，隔省的官员，了无渊源，充其量送八两银子的奠仪，已是仁至义尽。一送二百两，阔得出奇；慈禧判断，一定是送错了，防着人家要来索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
她的判断不误，果然是送错了。吴棠一看听差送上来的回帐，大发雷霆；幸而他有个幕友，深明人情世故，便劝他说：“送错了礼没有去讨回之理；就讨，人家也未见得肯还。听说这惠道台的两位小姐，长得很齐整，而且知书识字；旗人家的闺秀，前途不可限量，东翁不如将错就错，索性送个整人情，吊上一吊。”
吴棠心想，这不失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打算，当下肃其衣冠，备了祭品，传轿打道运河码头，投了帖上船祭灵。祭毕慰问家属；慈禧的两个弟弟惠祥、照祥，都还年幼，只会陪礼，无从陪客；都是慈禧隔着白布灵幔，与吴棠对答，再三称谢。
这一下足以证明，吴棠的奠仪并未送错，可以放心大胆地支用了。慈禧感激涕零之余，将吴棠的名帖放在梳头盒子里；跟妹妹相誓：“倘或天可怜见，咱们姊妹也有得意的一天；可千万别忘了吴大老爷这位雪中送炭的大恩人。”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上”，姊妹做了妯娌，不过十年的工夫，姐姐“以天下养”，妹妹亦贵为醇王的福晋。
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慈禧第一件快心之事，便是报恩；这时已升知府的吴棠，官符如火，一路超擢，吴棠既庸且贪，而凡有参劾吴棠的折子，一概不准。不过五、六年的工夫，继骆秉章而为四川总督；他在成都，公事委诸属下，每天开筵演戏，顿顿鱼翅鸡鸭，自我豢养成一个臃肿不堪的大胖子，四川人替他起了个外号，叫做“一品肉”。宝均金为老弟的打算是，惟有到“一品肉”那里当差，不必顾虑才具之短。果然，吴棠看宝均金是大军机，一到就派了“厘金”的差使；终吴棠之任，宝森的税差没有断过，是四川官场的红员之一。
不久，吴棠殁于任上，继任川督的是杀安德海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德海在两宫太后口中，称之为“小安子”；他是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在“辛酉政变”中立过功劳，升任为长春宫的总管。仗着慈禧太后的势力，招权纳贿，骄恣不法；有年夏天，打着太后的旗号，擅自出京，连直隶总督国藩，都只能侧目而视，不敢动他。不道丁宝桢却不买帐，等他一入山东境内，便派人严密监视，及至证实了他并未奉有赴江南采办的懿旨，便不客气地下令逮捕，飞章入奏，奉旨“毋庸讯问，就地正法”；随即提出牢来，在济南处决。
安德海既为慈禧所宠信，丁宝桢杀了他，就很可能得罪了慈禧。那知事实适得其反，慈禧不但不恨，而且很感激丁宝桢，因为安德海被斩以后，丁宝桢下令暴尸三日，济南的百姓看清了安德海是没有“那话儿”的真太监。这一来，一直流传着的，安德海为慈禧面首的谣言，不攻自破。慈禧心感丁宝桢为她洗刷之德，所以吴棠出缺，将他自东抚擢为川督。当然，也有看重丁宝桢清廉刚直，用他去整饬为吴棠搞坏了的四川吏治的期望在内。
果然，丁宝桢一入川便大加整顿，贪庸疲软的劣员，参的参，调的调，官场气象一新。象宝森这样的人，当然也在淘汰之列，但想到他是宝均金的胞弟，不免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处置就不一样了。
象这样的情形，原有个客客气气送出门的办法，譬如督抚与两司——藩司、阜司不和，想把他们调走，而又怕伤了和气，发生纠纷，便在年终“密考”时，加上“堪任方面”的考语。既然才足以当方面之任，朝廷当然要将此人召进京去，当面察看。久而久之成了一个惯例，军机处一看督抚对两司下的是这样的考语，便知是请朝廷将两司调走，必如所请；因为封疆大吏的用人权是必须尊重的。
宝森只是一个候补道，不适用此例，但亦有亦通之方，即以人才特荐，奏请送部引见；意思是请朝廷考虑此人可放实缺。
那是光绪四年年底的事。其时言路上气势很盛，除了御史、给事中这些言官以外，翰林而兼“日讲起注官”，得以专折言事者，奏议尤为朝廷所重；其中言论最犀利者四人，号称“翰林四谏”。而“四谏”中又以张佩纶的一支笔最厉害，心想宝森一无才能，只以宝均金的关系，竟由地方大吏以人才特荐，令人不平，因而上章博击。
上谕中嘉许张佩纶“所陈绝瞻顾，尚属敢言”。至于丁宝桢特荐宝森，究竟有何过人之长的实绩，命丁宝桢“据实具奏，毋稍回护”。原奏又说宝森并无才能，“着李鸿章查明宝森在直隶时，官声政绩究如何，详细具奏。”
其时宝森已经到京，兴冲冲地真的以为丁宝桢够交情帮他的忙，满心打算着引见以后，靠他老兄的关系，分发到富庶的省分，弄个实缺的道员，好好过一过官瘾——正印官的气派，跟候补道毕竟是不同的。
哪知跟宝均金见了面，他一句话就是：“你告病吧！”“为什么？”
“喏，你自己看去。”
很吃力地看完了张佩纶参劾的奏折，宝森倒抽一口冷气，这时才明白，丁宝桢别有用心，复奏也必是一番敷衍的空话，未见得有用。
“现在言路上嚣张得很，你碰了钉子，我也帮不上你的忙。别求荣反辱吧，你先告病；过些日子，我再替你想办法。”日子过了两年了，宝森静极思动，常常跟宝均金争吵，弟兄已有反目的模样。宝均金经常望影而避，头痛不已。“弟兄感情到了这样子，只有一个办法，把他们隔开。”胡雪岩说，“见不着面，就吵不起来了；旁人劝解，话也比较听得进去。”
“胡大先生，你的话是不错，不过，请问怎么个隔法？”“那还不容易。把那位宝二爷请到哪里去住上几个月，意气慢慢化解了，弟兄到底是弟兄，终究会和好如初的。”“这倒也是个办法，可惜没有人请他。”
“我请！”胡雪岩脱口而答，“如果宝二爷愿意，我把他请到上海、杭州去逛个一年半载，一切开销都是我的。”徐用仪心想，这一来玉均金得以耳根清净，一定会领胡雪岩的情，当下表示赞成古应春亦认为这是个别开生面的应酬宝均金办法，大可行得。
至于胡雪岩与宝森素昧平生，看似无由一通款曲，其实容易得很，有跟胡雪岩交情深厚的文煜在，便是现成的一条路子。
这天文煜宴客。本来他宦囊甚丰，起居豪奢，住处又有花木园林之胜，每逢开宴，必是丝竹杂陈；此时因逢国丧，八音遏密，同时也不便大规模宴客，以防言官纠弹，只约了少数知好，清谈小酌而已。
主客是胡雪岩，其次便是宝森。主人引见以后，宝森颇道仰慕；胡雪岩更是刻意周旋，所以一见如故，谈得颇为投机。席间谈起上海“夷场”上的情形，胡雪岩与古应春大肆渲染，说得宝森向往不已。
看看是时候了，古应春便即问说：“森二爷有几年没有到上海了？”
“说起来寒碜。”宝森不好意思地：“我还没有去过呢！”“那可真是想不到。”古应春看着胡雪岩说：“吃花酒如果有森二爷这么有趣的人在，可就更热闹了。”
宝森是所谓“旗下大爷”，吃喝玩乐，无一不精；这两年在京，全靠寄情声色，才能排遣失意，自从慈安太后暴崩，歌声舞榭，弦索不闻，正感到寂寞无聊时，听得古应春的话，自然动心。
“如今是国丧，也能上堂子——”宝森突然缩住口，倒象说错了话似的。
原来上海人所说的“堂子”，北方称为“窑子”。旗人口中的“堂子”，是皇室祭祖的所在；拿来作为窑子的别称，未免亵渎，因而觉得碍口。
“如今国丧，也能吃花酒？”他换了个说法。
“怎么不能？”古应春答说：“一则是天高皇帝远；再则夷场是‘化外’，不管是上海道，还是松江府，都管不到；甚至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莫奈何。”
“真的？”宝森有些不信。
“我只谈一件事好了。”古应春问道：“听说森二爷票戏是大行家，有出‘张汶祥刺马’看过没有？”
“听说过，可没有看过。”
“那就是上海人独有的眼福、耳福，这出戏只有在上海能唱，别处是禁的。”
禁演的原因是，这出戏全非事实。两江总督马新贻已经惨死在张汶祥的白刃之下，而竟说他夺人之妻，有取死之道，死而被诬，冤及泉台，知道真相而稍有血性的人，无不义愤填膺。江南大吏曾谋设法禁演，但因势力不能及于夷场，徙呼负负。
这一实例，说明了在京八音遏密，何以在上海可以不守国丧的规矩。宝森真是想去好好逛一逛，但有些说不出口。看出他的心情的胡雪岩，便即说道：“其实不说那些花花草草的花样，森二爷也该到上海去见识见识。如今大家都讲洋务，不到上海不知道洋务该怎么讲法？宝中堂是身分、地位把他绊住了，没有机会到上海，森二爷不妨代替宝中堂去看一看。”
这为他拈出了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宝森大为兴奋，“我也不为他，为我自己。”他说：“长点见识总是好的。将来到了上海，还要请胡大哥带一带我。”
“言重了。”胡雪岩问道：“森二爷预备什么时候去？”“这还不能定。我得先跟本旗请假。”
在京的旗人，不能随便出京，这个规矩在雍、乾年间，极其严格，以后慢慢地也放宽了。不过宝森因为他老兄一再告诫，诸事谨慎，所以不敢造次。
这时一直未曾说话的文煜开口了：“老二，我准你的假。”原来文煜就是他正白旗的都统。
“啊，啊，对了。”宝森“拍”地一下，在自己额上打了一下，’看我这个脑筋！竟忘了本旗的长官，就在眼前。”
“文大人，”胡雪岩问道：“准他多少日子的假？”“那要问他自己。”
“我想，”宝森答说：“一个月也差不多了。”“不够，不够。一个月连走马看花都谈不到，起码要三个月。”
“三个月就三个月。”文煜向宝森说道：“这得找个理由，你就写个呈文，说赴沪就医好了。”
宝森还在踌躇，胡雪岩抢着说道：“好了！文大人准假三个月；森二爷，这三个月归我管，你一切不必费心。我大概还有五六天耽搁，请你料理料理，我们一起走。”邂逅初逢，即使一见如故，这样被邀到纸醉金迷之地，流连三月之久而不费分文，真也可说是难得的奇遇。因为如此，反而令人有难以接受之感；宝森只是搓着手，矜持地微笑着，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老二，”文煜知道他的心情，忍不住开口：“你久在四川，对雪岩不熟；雪岩豪爽出了名的，只要投缘，象这么请你到南边玩上几个月，算不了什么。我看你在京里也无聊得很，不如到上海去散散心。交朋友的日子很长，你也不必觉得不好意思。”
“我可真是有点儿不好意思。”宝森乘机说道：“恭敬不如从命，我先跟胡大哥道谢。”
“说这话就见外了。”胡雪岩转脸对古应春，“叫惟贤明天派人到森二爷公馆去招呼；行李不必多带，缺什么在上海预备也很方便。”
第二天午后，汪惟贤亲自去拜访宝森，执礼甚恭，自不待言；略事寒暄，谈入正题，首先问说：“森二老爷预备带几个人？”
宝森不好意思，略想一想答说：“我只带一个。”“一个怎么够？”汪惟贤屈着手指说：“打烟的一个，打杂的一门跟班的一个，至少得三个人。”
“我就带一个打烟的。”宝森略有些不好意思地，“有一口嗜好，没法子。”
“这是福寿膏。”汪惟贤将手边一个长形布袋拿了起来，脱去布套，是个打磨得光可鉴人的紫檀长方盒，顺手递过去说：“森二爷倒看看，这样东西怎么样？”
宝森接来一看，盒盖上刻着一行填彩的隶书：“吹箫引凤”，便知是一枝烟枪；抽开盒盖，果不其然。虽抽了三十年的鸦片，见过许多好烟具，这一支十三节湘妃竹的烟枪，所镶的绿玉烟嘴固然名贵，但妙处却在竹管是用橄榄核累贯到底核中打通，外凉内热，抽起来格外过瘾。
“好东西。”宝森爱不忍释，“总得二百两银子吧？”“森二老爷中意，就不必问价钱了。请留着用吧！”汪惟贤不容他谦辞，紧接着又说：“敝东交代，森二老爷不必带烟盘，太累赘，都由我们预备。”
说到这样的话，倘再客气，就变得虚伪了。宝森拱拱手说：“胡大先生如此厚爱，实在心感不尽。不过，人，我准定只带一个，带多了也是累赘。”
“是，是。我们那里有人，森二爷少带也不要紧。还有，现在是国丧，穿着朴素，森二老爷不必带绸衣服等穿孝期满，在上海现做好了。”
他说什么，宝森应什么。等汪惟贤一走，想一想不免得意，用新得的烟枪过足了瘾，看辰光未时已过，宝均金已经下朝了，乘兴省兄，打算去谈一谈这件得意之事。
宝均金家的门上，一看“二老爷”驾到，立即就紧张了，飞速报到上房宝均金刚想关照：说我头疼，已经睡了。只见宝森已大踏步闯了进来，料想挡也挡不住，只能叹口气，挥一挥手，命门上退了下去。
“你那件事，过一阵子再说。”宝均金一见了他老弟的面就先开口，“这会儿办东太后的丧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提。”
“哪一件？”宝森要他老兄托人情的事太多了，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件，所以如此发问。
“你不是兜揽了一件帮人争产的官司吗？”
“喔，那一件。”宝森答说：“如今我可没工夫管人家的事了。”
原来宝森受人之托，有件庶出之子，向嫡出长兄要求分家的官司，要求宝均金向顺天府尹说情，将庶出之子的状子驳回。他从杨乃武那一案，受刘锡彤之累，为清议抨击以后，凡是这类牵涉刑名的案件，不愿再管，无奈宝森一再纠缠，只能饰词敷衍；每一次要想不同的理由来拖延，深以为苦，因而此刻听得宝森的话，顿觉肩头一轻，浑身自在了。“我特为来跟大哥说，我要到上海去一趟，总得两三个月才能回来。”
“喔，”宝均金问道：“到上海去干什么？”
“有人请我去玩两三个月。管吃管住，外带管接管送，一共是四管；自己一个子儿都不用花。
“好家伙。管你到上海玩两三个月，不要分文，谁那么阔啊？”
“胡雪岩。”
“原来你交上‘财神’了！”宝均金立刻沉下脸来，“你可别胡乱许了人家什么，替我添麻烦。”
宝森愕然，“人家会有事托我？”他问：“会是什么事呢？”“谁知道？此人的花样，其大无比；这一趟是来替左季高筹划借洋债，说不定就会托你来跟我噜苏。”
“哼！”宝森微微冷笑，“有海岳山房在那里，哪轮得到我来跟你噜苏。”
宝均金装作不曾听见，呼噜噜地抽了几口水烟，开口问道：“你哪一天走？”
“就在这几天。”
宝均金点点头，喊一声：“来啊！”将听差宝福唤来吩咐：“到帐房里支二百银子，给二老爷送了去。”
“谢谢大哥！”宝森请个安，又说了些闲话，高高兴兴地走了。
等他的背影刚刚消失，宝福悄然而至，走到宝均金面前说道：“朱铁口来过了，替胡大人送了一份礼来。”“哪个胡大人？”
“有手本在这里。”
一看手本上的名字是“胡光墉”；不由得就关切了，“送的什么？”他问。
“一个成化窑的花瓶。”
“大的还是小的？”
“大的。”
大的便是两万银子。宝均金心想，胡雪岩既然送了两万银子，就大可必再在宝森身上作人情，而居然作了，并且这个人情还不轻，看起来是个很厚道的人。同时又想到宝森一走，耳根清净，便对胡雪岩越有好感了。
“朱铁口走了没有？”
“还没有。”
宝均金便将朱铁口传唤到上房问道：“那胡大人是怎么说的？”
“胡大人说想送中堂一份礼，问我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问他打算送多重的礼？他说两万银子。我就让他买花瓶。他还托我代送；花瓶送来了，银子也交到帐房里了。”“有什么话托你转达的没有？”
“没有。我倒也问过他；他说只不过佩服中堂为国贤劳，本想上门来求见请安，又怕中堂最近因为大丧太忙，不敢冒昧。”
宝均金的顾虑消释了。这两万银可以安心笑纳；倘或附带有有一句什么请托的话，反倒不便帮忙，两万银子如果舍不得退回，良心上就不免要自责。
遣走朱铁口以后，宝均金仍在考虑胡雪岩送的这笔重礼，不帮他的忙，良心上仍不免要自责；要帮他的忙呢，又觉得自己一向主张“西饷可缓、洋款不急”，忽然很热心地赞成左宗棠借这笔洋债，出尔反尔，启人疑窦。如何得以筹划出一个两全之道，成了他这天念兹在兹的一桩心事。
第二天一早上朝，在轿子里忽然想起宝森告诉他的，丁宝桢当年的故事。丁宝桢以清廉知名，但身为总督，开府西南，朝廷的体制不能不顾，家乡贵州的亲友，翻山越岭，千辛万苦来投靠，没有那么多闲差使可应酬，招待食宿，致送回乡盘缠的情谊不能不尽，这些都在他每个月一万两左右的“养廉银子”中支付，尽管量入为出，总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照一般督抚惯例，方便得很，写张纸条，向藩库提银若干，因窘即时可解至于亏空如何弥补，不必费心，有藩司，有榷税的候补道，甚至首府、首县为他想办法。但那一来，就谈不到整饬吏治了。
于是，堂堂“制台大人”也不免要向当铺求援了。可是，他又有什么东西能当到上千上万银子？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当身分、当面子的办法；取一只皮箱，随便找些旧衣服塞满上锁，再取两张封条，盖上“四川总督部堂”的大印，标明日期，在皮箱上十字交叉，满浆实贴。然后派戈什哈抬到当铺里去当。
朝奉吓一跳，从来没有听说总督也会当当的；便很客气地请问：“要当多少银子？”
“五千银子。”
朝奉又吓一跳，五千银子不是小数目要问一问“是什么贵重东西，能不能看一看？”
“不能看。大人亲手贴的封条，谁敢揭开来？”“那末——”
“你不必多管。”戈什哈抢着说道：“你只凭封条好了。将来赎当的时候，只看封条完整，就是原封不动。你明白了没有？”
朝奉自然明白了，如数照当。丁宝桢倒是好主顾，下个月藩库将养廉银子送到，立刻赎当。从此丁宝桢当当，成了规矩，只凭封条不问其他。
宝均金心想，左宗棠借洋债，如果照丁宝桢的办法，岂不省事？而且目前也正是一个机会。于是默默盘算了一阵，到得军机处，立刻派苏拉到“南屋”去请了徐用仪来，邀到僻处，悄悄相语。
“左帅借洋款的事，接头好了没有？”
“接头好了。这一回的条件，确是比以前来得好。这也是胡雪岩力盖前愆的缘故。”徐用仪又说：“本来早就想出奏了，为有东太后的大事，不能不暂缓一缓。”
“也不必再缓。请你转告左帅，要朝廷批准他借，必得交户部议奏，那就要算老帐了。”宝均金突然问道：“丁稚璜当当的故事，你听说过没有？”
徐用仪不知他忽有此问的用意，陪笑答道：“那是个有名的笑话，知道的人很多。”
“不是笑话。”宝均金正色说道：“如果我是朝奉，看几件破烂衣服，让他当五千银子，怎么对得起东家？外头也一定有闲话，不知道我得了人家多少好处。他只有硬吃一注，不让我掀他的底牌，我拿他没办法。左帅借债也是如此，生米煮成熟饭，朝廷看他的老面子，不跟他计较。你懂我的意思不？”
徐用仪怎能不懂？可是他也很圆滑，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中堂的美意，我相信左大人一定能够领会。”“好，不过，”宝均金沉着脸说：“丁稚璜当当，几乎月月如此；左帅借洋债可就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请你千万说清楚。”
“是。”
答应归答应，说不说又另是一回事。徐用仪退值以后，先去访胡雪岩，将宝均金的话，告诉了他，商量最后的那句话，要不要说？
“当然不必说。”胡雪岩答道：“事情明摆在那里，西征军事成功了，以后也再不会借洋款了。至于海防要借，那也不是左大人跟我的事。既然如此，何必又说这话，惹左大人不高兴？”
徐用仪听从他的主张，到了贤良寺，转达了宝均金的意见。左宗棠本来就想这么办，但未想到宝均金如此“大方”；欣慰之余，乘兴亲自执笔起草奏稿。
第一段当然是陈述边务之重要，以及各省协饷，不能及时而至，拖欠年复一年，越积越多的困难。接下来便叙此次筹借洋款的由来：说有德国商伙福克，在兰州织呢局闻之，自称该国有巨款可借，息耗亦轻，并可由陕甘总督出票，因于上年腊月初三日具奏，接到户部咨复，以借数虽经奏明为四百万，惟期限、利息，以及还款来源，应该补叙说明。
但其时左宗棠已奉旨晋景，不在其位，似乎不应再谋其政，所以此处须作一番解释：“臣卸篆北上时，与刘锦棠、杨昌浚晤谈，均以甫经接任，筹饷艰难，属臣代为借箸。臣虽去任在即，亦不欲贻累替人，遂飞饬办理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速向洋商议借银四百万以应急需。抵都后，连接杨昌浚、刘锦棠来函，言及饷源已涸，春夏之交，断难接续，恳即据情入告，情词迫切异常。”
第三部(1) 灯火楼台 第二章（2）
期限：六年还清。
利率：年息九厘七毫五丝。
付息办法：每六个月一付，六年共十二期。
还本办法：第一、第二两年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还本一百万两。利息照减。
保证办法：请户部催饬各省关，将应解新旧协饷，径交上海采动局，据付息还本。如协饷不至，上海采运局无款可拨，应准洋商凭陕甘总督所出印票，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些条件与过去比较，好处有三：一是不需海关及有关各省督抚出票，可免周折；二是年息由一分二厘减至不足一分，合月息只八厘有零；三是头两年不还本，俾各省得以清理旧欠，“其力尚纾，并无窘迫之患。”因为如此，“已饬胡光墉、福克、凯密伦即依照定议，应仰恳天恩敕下总理衙门，札饬道员胡光墉及照会英国使巨转行汇丰银行，一体遵照，以便陕甘出票提银。”
出奏那天是四月初一，当天就奉到批复：“该衙门知道。”也就是准予备案的意思，“该衙门”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与军机处互为表里，办事司官，亦称章京，待遇优厚，亦与军机章京相同，规制不同的是，军机章京分为头班、二班。轮班入值，而所办之事并无两样；总督章京则各有专司，此案归“英国股”及“德国股”所管，自有徐用仪代为接头；同时因为有汇丰银行的凯密伦同来，英国公使馆批准汇丰银行照借的手续，亦很顺利，不过三天工夫，一切都齐备了。但赋归却还有待。原因很多，第一是南归决定坐轮船，班期有定，而最近一班船的“大餐间”，已为人定下了胡雪岩认为招待宝森，什么都是要“最好的”，宁愿再等一班，那要在十天以后。
第二天是胡雪岩要定制一批膏药带回去。从经管西征粮台，在上海设转运局开始，胡雪岩无事不顺手，常是一夕之间，获利巨万财是怎么发的，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但精神却渐渐差了，饮食渐减，夜卧不安，人一天比一天瘦了下来，急得胡老太太以下，全家女眷都是到处烧香许愿，大做好事，祈求上苍保佑，然而没有什么用处。
有一次在应酬场中，遇见一个在湖北候补，而到上海来出差的捐班知县，名叫周理堂，善于看相；遍相座客，谈言微中，看到胡雪岩，说他往后十年大运，犹胜于今，将来会有“财神”之号。
“不瞒理翁说，我的精神很坏；事情要有精神来做的，没有精神只会交墓库运，哪里会有什么大运。”
“这是因为雪翁想不开的缘故，一想开了，包你精神百倍。”
听得这话，胡雪岩先就精神一振，“理翁，倒要请教，我是怎么想不开。”他问：“要怎么样才想得开？”“此中之理，非仓促之间能谈得透彻的。雪翁公馆在哪里，等我勾当了公事，稍微闲一闲，登门拜访，从容呈教。”胡雪岩心想，官场上专有那种读了一本“麻衣相法”，信口开河，目的是为了奉承上司，讨得欢心，企求谋得一缺半差的候补州县班子。而看周理堂的谈吐，不象是那一流人物当即答说“不敢请理翁劳步。”接着又说：“恕我冒昧，理翁这趟是啥公事？”
“今年皇上大婚，我奉抚宪之命，到上海来采办贡品；东西都看好了，无奈湖北应该汇来的款子数目弄错了，连日为此事奔走，总还要四、五天首尾才会清楚。”
“喔！理翁是说公款不够。”
“是的。”
“差多少？”
“一万三千多两。”
“喔，喔，”胡雪岩问说：“总快到了吧？”
“是的。”
“那好。”
第二天上午，胡雪岩到周理堂所住的祥和客栈去拜访；只听得有人在他屋子里大办交涉，声音很熟，想不起来是什么人？及至偶然一照面，认出来了，是方九霞银楼的档手老萧。“胡大先生。”老萧丢开周理堂奔了出来，笑嘻嘻地打了个千问：“你老怎么也来了。”
“你这话问得奇怪！”胡雪岩因为看刚才那番光景，老萧对周理堂不甚礼貌，所以有意板着脸说：“就许你来，不许我来？”
“不是这话，不是这话！”老萧急忙辩解：“我是有生意来跟周大老爷接头。”
“接头生意？莫非你不晓得和气生财？哗喇哗喇啥事体。”
训斥完了，转身与周理堂叙礼，客气而亲热；将个老萧干搁在一旁，置之不理。
倒是周理堂有点过意不去，“雪翁，你请稍坐。”他说：“我跟这萧掌柜先打个交道。”
“请便。”
有胡雪岩在座，那老萧不似刚才那样嚣张了，但话仍说得很硬。原来周理堂在方九霞定了一柄玉镶金如意，工料总计九千银子，只付了两千定金。如意制就，来催交货，周理堂无以为应。就在这时候，广西巡抚亦派人来采办贡品，因为时间迫促，颇为焦急；老萧打听到这件事，上门兜揽生意。说湖北巡抚订的玉镶金如意，愿照原价转让。如意上所錾的“天保九如”字样，以及上款都可不动，下款只改动省名、姓名便能合用，毫不费事。
广西的差官办事很干脆，也很精明，估价九千银子不贵，愿意照价收买，但必须能够证明，湖北的差官确是放弃了才能成交。
为此，老萧便来逼周理堂，限期取件，否则没收定金，作为补偿损失。周理堂手头不硬，口头上就不能有软，正在磨得心烦意乱之时，胡雪岩来了。
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胡雪岩便开口了，“老萧，”他问：“你打算怎么样？”
胡雪岩一出头，老萧便知如意算盘落空了，“胡大先生晓得的，这两天金价又涨了。”他说：“打周大老爷的这柄如意，说实话已经亏本了；而且吃本很重，再拖下去，利息上又是损失，我对我们东家不好交代。”
“那末怎么样呢？”
“我想，再等三天。”
“不必。”胡雪岩转脸对周理堂说：“理翁，这是笔小数，你为啥早不跟我讲，宁愿来受他们的气！”说着，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
抽出来一看，是一万四千两的一张银票，心里又甜又酸，几乎掉泪。
胡雪岩怕他说出什么过于谦卑的话，当着老萧面连自己也失面子，所以很快地说道：“老萧，你快回去，把金如意送来；周大老爷验收不错，自然分文不少你的。”“是，是！”老萧诺诺连声，“马上送来，马上送来。”“慢慢！”胡雪岩将老萧唤住；转脸说道：“理翁，我想送了来也不好，一则要担风险，再则也怕招摇。不如我陪理翁到方九霞验货，果然不错，就把余款付清了它，叫方九霞出张寄存金如意的条子，动身的时候直接送上船，岂不省事。”
“说得是。不过不敢劳雪翁相陪，我派人去办这件事就是。”
当下将他随带的一名司事找了来，拿胡雪岩的银票交了给他，——交代清楚。等司事跟老萧一走，方始开口道谢。“小事，小事！”胡雪岩问道：“理翁还有什么未了？”“多谢，多谢。没有了。”周理堂紧接着问：“这笔款子，如何归还？”
“悉听尊便。”胡雪岩紧接着说：“倘或理翁没有急事要办，我想请理翁指点，指点迷津，我是怎么想不开？我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事老挂在心里。”
“以雪翁的智慧，自己觉得，就不致于想不开了。正因为那个念头隐而不显，所以居恒郁郁。”周理堂又说：“看相这件事，本无足奇；不过在脸上看到心里，也要有些阅历。雪翁心中有贼，此贼不除，精神就好不起来。”
“喔！”胡雪岩也听说过“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句成语，当即问说：“我心中之贼是指啥？”
“钱，一个钱字。”周理堂问：“雪翁是不是常常想到它？”“我是开钱庄的。”胡雪岩笑道：“我们这一行，称之为‘铜钱眼里翻斤斗’，不想到钱，想什么？”
“是不是？我说雪翁心中有贼！雪翁是大英雄，何以亦为孔方兄所困，跳不出来？”
听得这话，胡雪岩不免惭愧，想了好一会说：“理翁的话，我听出点味道来了。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跳得出来。要我不想到钱这一个字，只怕不容易；从小学生意就是学的这个，根深柢固，跟本性一样了，怎么能不去想它。”
“想也可以。只要不是想赚钱，而是想花钱，就跳出来了。”“这话，还要理翁明示。”
“道理很简单。”周理堂说：“譬如雪翁想造一座花园，这是花钱；可是所想的是如何起造楼台、如何罗致花木、如何引泉入园、如何请人品题。这些东西想起来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个‘钱’字忘掉了。当然，这也不是人人办得到的，力量不够，要为钱犯愁，反而是自寻烦恼；雪翁根本不必愁钱，当然也就不会有烦恼。”
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一个人的话；此人姓雷，江西人，他家从康熙年间开始，世世代代在内务府当差，凡有宫殿营造之事，都先找他家设计，然后按照尺寸比例，用硬纸版烫出样子来。出了名的“样子雷”，耳姓名反而不为人所知了。有一年胡雪岩进京，在应酬场中认识了“样子雷”，听他谈先世的掌故，说他家全盛时代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后，主要的职司是扩建一座圆明园，建成了请皇帝来看，某处不妥，立即拆掉改建，改得不满意，复又拆去，这样建了拆，拆了建，不知多少遍，总之终乾隆六十年，圆明园无一日不在大兴土木之中。
乾隆年间，国库充盈，皇帝只要觉得什么事能够怡情悦性，尽可以放手去做，不必愁钱，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克享天年的道理。听了周理堂的话，印证乾隆皇帝的作为，胡雪岩的行事大改常度，虽仍然不忘如何赚钱，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钱？大起园林，纵情声色；以前眠食不安，郁郁寡欢的毛病倒是消失了，却另添了一样病：肾亏。
好得是开设着一家海内第一的大药铺；连带也认识了无数名医、秘方珍药，固本培元，差能弥补。补药中最为胡雪岩所重视的是一种膏药，名称很难听，叫做“狗皮膏”，但效用神妙；有了它，胡雪岩多娶几房姬妾也不要紧了。
这狗皮膏，只有在北京一家祖传的药铺才有。胡雪岩曾不惜重金，想聘请这家药铺的主人南下，到胡庆余堂去专制狗皮膏，却未能如愿；想买他的秘方，便更是妄想了。因此，胡雪岩每逢春天，就得派专人到北京来采办狗皮膏；这年自己进京，就不必再派人了。一到就关照汪惟贤订购三百帖狗皮膏，只以一样重要药材缺货，尚未制就，而胡雪岩可坚持要随身携药南归，这一来就不能不等了。
及至等到了药，却因徐用仪带来的一个消息，胡雪岩决定再在京里住一阵，要看一个人的神通到底大到如何程度？
“你带着洋人陪森二爷先走。我倒要看看他一这关过得了，过不了？”胡雪岩说：“他的这套把戏，只有我顶清楚，说不定左大人会问我，也说不定另外还会有机会。”另外会有什么机会呢？古应春明白，如果“他”倒了，不独胡雪岩去一个商场上的劲敌，而且也可能接办招商局。胡雪岩口中的“他”，是个常州人，名叫盛宣怀，字杏荪。他的父亲单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由州县做起，做到汉口道告老还乡，在苏州当绅士，因为盛宣怀需要利用老父的这种身分，在江苏官场上为他打交道。
盛宣怀是一名秀才，年轻时跟有名的“孟河费家”学过医；医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怀只要有机会，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觉不宜入这一行，所以进京捐了个主事，准备入仕。时当同治末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兴洋务；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脑筋特别快，而且记性好，口才更好，钻头觅缝，得以见了李鸿章一面；相谈之下，大蒙赏识，便加捐了“花样”，以候补道的身分，为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当差，不久被派为招商局的会办，以直隶的候补道，久驻上海，亦官亦商，花样百出。
招商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鸿章的建议，为了抵制外商轮船，“拟准官造商船，由华商雇领，并准其兼运漕粮，俾有专门生意，而不为洋商所排挤。”奉旨准予试办，即由北洋拨借经费，另招商股，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定名轮船招商局，向英国买了一条轮船，开始营业；由于经营不善，不过半年工夫，老本亏得光光。胡雪岩是股东之一，也送了几万银子在里头。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关道陈钦建议李鸿章，派候补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陈、林都是广东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广东同乡，一个是怡和银行的买办唐廷枢；另外一个是富商徐润，由他们募集商股四十余万两银子接办。但本有官本，且又领官款为运费，所以仍然是官督商办，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怀得以由李鸿章派去当会办。
改组后的招商局，业务日有起色；徐润又别组保险公司，承保本局船险，假公济私，大发利市。洋商轮船公司，遇到劲敌，业务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来票面百两升值已近一倍，结果跌到五十几两，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势。
于是徐润起意，收买旗昌，但在盛宣怀的策划之下，变成了一个骗局。骗谁呢？骗曾当过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而实际上是骗公家的钱。
盛宣怀的设计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买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当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时，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连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说动藩司梅启煦。
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
沈葆桢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廷搁，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桢听得满心欢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桢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桢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惟有乘机归并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
沈葆桢盘算之下，还有顾虚，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号之多，势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怡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
沈葆桢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桢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箸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须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须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须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桢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桢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桢想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桢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七之期”对沈葆桢“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期会遭损失，迫使沈葆桢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班“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
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鸿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枝笔，做京官决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抚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桢病殁，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人，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桢说：“若逾十七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须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
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桢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须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桢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入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复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准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刘坤一先引沈葆桢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一万两之说，则沈葆桢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桢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桢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桢能“轻掷百万库款”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末“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桢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桢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桢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拨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帑高资，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入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须大笔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西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办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通，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人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逼，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纳。
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恰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断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崴，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条是海参崴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戢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大戢山岛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戢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崴、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
这条名为北钱。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钱，由大戢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字编组的中文吗，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
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擅利薮，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钱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
盛宣怀是早已看出电报这项万里一瞬，恍同晤对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内地架设陆线，颇为不易，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了人家的风水，一定会发生冲突，即令勉强架设好了，亦会遭人拔杆剪线，所以对此事的进行，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到了光绪五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因为伊犁交涉，中俄关系大为紧张，除西北以外，东北及朝鲜的情势亦颇为不稳。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看人家有电报之利，掌握军情，占尽先机，未战已先输一着，因而接纳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陆线，试办军报，效果良好。这一来，盛宣怀自然要进一步建议，创设由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陆路则有火轮车，飞行绝迹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围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望尘莫及。”
最明显的实例是，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到上海只须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轮船传递，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陆路驿递，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反迟十倍。”电报的灵捷，真令人梦想不到。
至于军务上的用途，李鸿章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军报为例，说是“号如各营，顷刻响应”。这两句话对醇亲王来说，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鸿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纳了盛宣怀的策划，决定建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当然是委任盛宣怀负责筹备。
其时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将发作，盛宣怀看得很清楚，筹办内陆电报一事办成功，可以将功折罪；但必须从速进行，而且要诸端并举，头绪搞得非常复杂，非由他一手经理，换‘个人就无从措手不可，因为那一来即令有了处分，亦不能马上执行。只要一拖下来，等大功告成，李鸿章奏请奖叙，自然可以抵消原有的处分。
因此，盛宣怀首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奉到总办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请丹麦教习，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同时向外洋采买机器，三天一个禀帖；五天一个条陈，把场面搞得非常热闹，至于最要紧的勘察线路，却不妨慢慢进行，他知道这件事很麻烦，不愿一上来便遭遇一片反对的声浪，且等机器买到了，人也训练好了，诸事就绪，就差架线，那时用一道上谕，责成沿路各省督抚实力奉行，自然畅能无阻。
胡雪岩料事，一向总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为盛宣怀这一关就算能过得去，“电报总局总办”这个差使，一定不保。哪知这一回的预料，完全落空。
依然是徐用仪那里来的消息，刘坤一的奏折，让慈禧太后塞在抽斗里了。凡是外省的奏折，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内奏事处，用黄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长春宫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软而厚的折子上，用指甲掐出记号，内奏事处的太监看掐痕用朱笔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该部知道”、“交议”，以及请安折子上批一个“安”字之类。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议”亦就是交军机，名为处议奏；在第二天一清早发交值班的军机章京，名为“早事”，奏折留中，“早事”不下，军机处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无从催问，当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问；盛宣怀在军机都打点到了，所以绝无人谈论刘坤一有这么一个复奏。
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说是李莲英的功劳；但据徐用仪说，却得力于醇王的庇护；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还是盛宣怀那三寸不烂之舌厉害。
由于李莲英的保荐，醇王特地在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接见盛宣怀，原来从光绪皇帝接位以后，醇王是“皇帝本生父”的身分，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亲贵及朝中重臣，都认为他不宜过问政务，投闲置散，只管着神机营，六七年下来，不免静极思动；如今慈安太后驾崩，慈禧太后大权独揽，而恭王当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样，看样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会远。一旦接了军机处，必定同时也接总理衙门，当今政事，最要紧的是洋务，听说盛宣怀在这方面是个难得的人才；又听说电报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何得力？却还茫然不解，因而听得李鸿章谈起盛宣怀的能干，以及筹办电报总局如何尽心尽力，当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来谈一谈。”
盛宣怀以前虽没有见过醇王，但醇王信任的一个门客“张师爷”，却早为盛宣怀所结纳，逢年过节，必有礼物；不一定贵重，但样数很多，而且常常有新奇之物，显得情意殷勤，张师爷对盛宣怀颇有好感，所以在他未见醇王以前，特别关照两点：第一、醇王跟恭王不同，恭王认为中国要跟西洋学，醇王不以为中国人不如洋人。第二、醇王虽然好武，但自己觉得书也读得很好，诗文都不差，所以说话时要当心，千万不能让他觉得人家以为他但明武略，并无文采。
盛宣怀心领神会，想起素有往来的工部尚书翁同齸，身为帝师，与醇王走得很近，常常吟诗唱和，便去抄了些醇王的诗稿来，念熟了好几首，以备“不时之需”。
在府中抚松草堂大礼谒见了醇王，自然是站着回话；略略报了履历，静听醇王发问。
“那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王爷的话，电报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听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话，不免另眼相看，便即问说：“你也读过兵书？”
“在王爷面前，怎么敢说读过兵书？不过英法内犯，文宗显皇帝西狩，忧国忧民，竟致于驾崩。那时如果不是王爷神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设想了。”盛宣怀略停一下又说：“那时有血气的人，谁不想湔雪国耻；宣怀也就是在那时候，自不量力，看过一两部兵书。”
所谓“力擒三凶”，是指“辛酉政变”时，醇王受密命在热河回銮途中，夜擒肃顺；到京以后，又主持逮捕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那是醇王早年很得意的事，听盛宣怀提到，不由得就面露笑容了。
“宣怀在想，当年英法内犯时，如果也象去年那样，由大沽口到天津架设了电线，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喔，”醇王很注意地问：“你倒说说其中的道理。”“有了电报，就是敌暗我明了。兵贵神速；制胜的要诀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洋人刚刚上岸，两眼漆黑，全靠他的器械精良，往前硬闯。可是他的耳目不灵，就可以智取；譬如他们有多少人？枪炮有多少？打算往哪一路进攻？我们打听好了，发电报过来，就可以在险要之处，部署埋伏，杀他个片甲不回。”
“啊，啊！”醇王不断握拳，仿佛不胜扼腕似的。“僧忠亲王的神武，天上闻名，八里桥那一仗，非战之罪；当时如果有电报，洋人决不能侥幸。”
“我想想。”醇王闭上眼，过了好一会才睁开来，“照你的说法，洋人的兵轮来了，如果炮台挡不住，一上了岸，行踪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简直是寸步难行了？”
“是！王爷真是明见万里。有了电报，不但洋人内犯，寸步难行，就是海口的炮台也挡得住。譬如说，登州到大沽口，沿线如果有电报，就可以把洋人兵轮的方向、大小，还有天气好坏，逐段报了过来，以逸待劳，有备无患，哪里会有挡不住的道理？”
“嗯，嗯。这道理也通。”醇王问道：“电报还有什么用处？”“用处要自己想，中国人的脑筋比洋人好，所以想得到的用处比洋人多，不过利用电报也可以做坏事，所以请王爷千万记住，将来管电报的人，一定要是王爷信得过的亲信。”
“喔，”醇王问道：“怎么能用电报做坏事？。“要防到捏造消息。”盛宣怀说，“打仗的时候，谎报军情，是件不得了的事？”
“说得不错，这一层倒真要当心。”醇王又问：“用电报还能做什么坏事？”
“有。”盛宣怀想了一下，“我说个笑话给王爷听。”
在他人看是笑话，身历其境的人却是欲哭无泪——数年前有个姓候补道，被派到外国去当参赞，无意间得罪了同僚；一个姓吕的庶务，在使馆经手采买，营私舞弊，为胡参赞在不经意中所揭发，于是公使以此人“水土不服”为理由，奏请调遣回国，仍回原省候补。京中照准的公事一到，吕庶务方知其事，私下打听，才知道是吃了胡参赞的亏，自然恨之入骨。
这姓吕的城府极深，表面声色不动，对胡参赞的态度，一如平时，仿佛根本就不知道他之回国，是由于胡参赞多嘴的缘故，临行之时，问胡参赞是否要带家信？万里重洋，难得有便人回国，使馆同事都托他带家信、带物品；胡参赞如果独成例外，显得彼此倒象有什么芥蒂似的，所以也写了家信，另外还买了两个表，托他顺便带回国去转寄。
姓吕的是捐班知县，原在江苏候补；胡参赞家住吴江，密迩苏州，因此，信上虽写了吴江的地址，并且关照只顺托民信局转递即可，而姓吕的情意殷勤，特为跑了一趟吴江，拜见胡参赞的封翁，大谈异国风光。胡封翁心系远人，得到这些亲切珍贵的信息，自然很高兴，也很感激，写给胡参赞的家信中，对这位“吕公”盛赞不已。姓吕的得暇便去看胡封翁，走动得很勤。胡参赞也常跟姓吕的通信，竟结成了至好。
此人之谋报复，是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的，但采取什么手段，却顺看情况，视机会而定。不过他也深知情况愈了解，机会就愈容易找的道理；认为只要常去胡家，熟悉了全家上下，就一定会有机会。果然，机会来了。
这机会其实也就是利用他所了解的情况，胡封翁在家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全家亦无不重视“老太爷”的一言一动，有一次胡封翁“发痧”，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已闹得天翻地覆。姓吕的看在眼里，不由得在肚子里做功夫。几经考虑，定下了一计，只是要等，等胡封翁生病。
两年前的夏天，天时不正，疫疠流行，胡家病倒了好几个人，胡封翁并未感染时疫，只是年纪大了，看家有病人，且不只一个，内心不免抑郁，因而眠食不安精神大不如前。姓吕的便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胡参赞，细述胡封翁的颓唐老境，却又劝慰胡参赞，“为国宣劳，自有天助”；全家孝顺，对老人照顾得极周到，何况还有朋友在，缓急之济，必当全力相助；胡参赞大可放心。
估量这封信已寄到了胡参赞手里，同时判断胡参赞亦已接到家信，所述胡封翁的情形，跟他的话绝无矛盾时，他发了一个电报，只有八个字：“老伯病故，速定行止。”胡参赞自然深信不疑，所谓“速定行止”，意思是催他回来奔丧。胡参赞便向公使陈明；公使电奏：参赞丁忧，请予开缺；并声明派何人代理参赞的职务。哪知电奏到达上海之日，姓吕的又发了一个电报，更正前电。
可是已经奏了丁忧开缺，却无法更正。胡参赞吃了一个哑巴亏，只有请公使备文呈报总理衙门，转咨吏部备案，否则将来到了胡封翁寿终正寝时，胡参赞连发丧守制都不能，那才真的成了空前绝后的笑话。
醇王由于这个笑话的启发，想到了许多事该敬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电报亦是如此，非得托付给很妥当的人不可；否则机密容易外泄。”他说：“疆臣窥探朝廷意旨，尚且不可，何况廷寄未到，已先有所知，得以事先弥缝，那一来朝廷的号令不行，国将不国，太可怕了。”
听得这话，盛宣怀以言多必失自警；同时觉得有消除醇王的恐惧，只让他想到电报的好处的必要。
于是他略想一想答说：“王爷想得深、想得透，不是我们知识浅薄的人所能及。不过由王爷的开示，宣怀倒想起西洋的一个法子，不知道有用没有用？”
“什么法子？”
“就是密码。”盛宣怀答说：“现在汉字的电报，每个字四码，有现成的书，照码泽字，那是明码，如果事先约定，码子怎么拿它变化一下，譬如加多少码，或者减多少码，只有彼此知道，机密就不容易外泄了。”
原来还有这个法子，醇王问道：“这个加码、减码的法子，是不是跟‘套格’差不多了？”
“比‘套格’方便得多了。”
所谓“套格”是挖出若干空格的一张厚纸。使用的方法是，通信双方预先约定，用多大的纸、每页几行、每行几字；其次是看用那种套格，挖空的位置在何处？然后就要花心思了，犹如科场考试的“关节”那样，把要说的一两句话，嵌在一大篇不相干的废话之中。收信的人，将套格在原信上一覆，空格中露出来的字，连缀成文，就是对方要说的话。“套格”确有保密的功效，但用起来很不方便，第一，必得肚里有墨水，嵌字贵乎嵌得很自然，不用套格绝不知其中的奥妙；第二，是不能畅所欲言，数百言的一封长函中，也许只说得五六句话。
“比较起来，加码、减吗就方便得太多了。”盛宣怀又说“还有一层，套格一定要预先做知好，送交对方；加码减码，只要先有一句话的约定，可以做成好多密码本，当然头两个字要用明码，不然对方就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密码本了。”
“这话我不大懂。”盛宣怀字杏荪，醇王很客气地称他“杏翁，请你说清楚一点儿。”
“是，譬如说吧，王爷交代我‘天地玄黄’四个密码本——实际上是交代一句话，‘天’字减一百二；‘地’字减三百三；到得王爷给我密码时，头两个明码是‘地密’，我就知道，下面所有的数码都要减三百三十，原码一千五百八十九。其实是一千二百五十九；找到这个码字的字，才是王爷要用的字。”“那么，旁人只要知道了加减多少，密码不就不密了吗？”“是，是！王爷一语破的。”盛宣怀答说：“所以最保密的办法，就是自己编一本密码本；不按部首，随意乱编。这个密码本一样也可以加减数码，密上加密，就更保险了。
接着盛宣怀又讲了许多使用电报的方法与诀窍，譬如象“洪状元”——洪钧发明的韵目代日，配合十二地支，用两个字来表明月日，如“寅东”就是正月初一，正月建寅，东为“一东”；当然也可以再加上时辰，“寅东寅”为正月初一寅时，第二个寅字与第一个寅字的用法不同，一望而知，不会弄错。“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醇王完全为电报着迷了，“杏翁，”他说：“你能不能把电报怎么发、怎么收，演练给我看看？”
王爷怎么说‘能不能’”王爷吩咐，宣怀自然遵办，不过先得预备预备。”
“要预备多少日子？”
看他迫不及待的模样，盛宣怀计算了一下，允以五日为期。辞出王府，立即遣派专人到天津，调了两名电报学堂的教习，带同得力学生及工匠，运用收发报机、发电机之类，在醇王府中，临时架线，布置妥当，恰好是第五天自设的限期。
醇王府的范围很广，花园题名“适园“，正厅名为“颐寿堂”，是恭王所题；内悬同治皇帝御笔“宣德七德”的匾额。这是极严肃的所在，堂前立有“神杵”，不便再设电杆；所以在颐寿堂后拉线，一端通往堂东的风月双清楼，一端通往抚松草堂。醇王自己在风月双清楼写了一通很长的电码交发；盛宣怀亲自在抚松草堂照料，收到电码，交由两名学生分译。
这两个学生程度很不坏，电码更是熟得不须翻书，便能识字，一个念、一个写；盛宣怀站在他们身后细看，只见写的是：“京华盛冠盖，车马纷长衢，十日黄尘中，女足女足意不舒，何期朝事繁，忽见林壑疏，朱邸开名园，别在城西隅，东风二三月，杂花千万株，俯檐弄嘉禽，出沼窥文鱼，追陪竟日夕暂欲忘簪裾，此少荃相国春日游适园诗也。即录送风月双清楼。九思堂主人。”
“少荃相国”指李鸿章，“九思堂主人”是醇王的别署，都容易明白，然而“女足女足意不舒”这句诗竟不成话说了。盛宣怀便指着字面问：“这是不是错了？”
“不错。”
“可是意思不通。”
笔录的那学生想了一下，将“女足女足”四字涂去，另写了“S*S*”二字，盛宣怀恍然大悟，六千八百九十九字的“电报新书”中，并无“S*”字；所以醇王用测字法，写成“女足”。
这是不得已，但也是情理中的一个小小变通办法。醇王对于自己初次使用电报，遇到难题，而能应变，且为人所接受，证明他的变通办法是行得通的这一点，非常得意。同时电报在他的感觉中，不仅是可靠的，也是可亲的了。
这使他记起许多往事，有些得自传闻，有些则是亲身的经历。清宫中对秘密通讯的方法，一向重视，尤其是在得失荣辱，甚至生死存亡，决于俄顷的紧要关头，能够运用独特的秘密通信方法，或者知患未然，或者求得外援，那出入是太大了。
在他的记忆中，早年听说过康熙末年夺嫡的许多故事，有的使用“矾书”；有的用罗马字代替满州话的“字头”来拼音，“九阿哥”胤的门客中，有一个是“东正教”的教士，因而发明了用俄文拼音来表达满州话，传递反抗雍正的信息，虽为雍正截获了，却不知说些什么？因而胤所部署的“造反”的策略，始终是个谜。
醇王亲身所经历的是“辛酉政变”。那时肃顺等人将两宫太后与诸王隔离开来，尤其是对恭王，监视更严；以致于不得已用太监安德海使一条苦肉计，伪装他犯了严重的过失，痛责一顿板子，打发回京，实际上是携带两宫太后的密旨，面交恭王。如果当时有电报，能用密码通信，调遣神机营到热河“勤王”，可以堂而皇之地逮捕“三凶”，根本就不必他半夜里带人到旅舍，将肃顺从他的姨太太身边拉起来那种有欠光明磊落的手段。
就这样，由于醇王直接向慈禧太后进言，说盛宣怀目前总办电报局的差使，极其要紧，且亦无人替代，不宜对他有所处分。而况就算他有过失，能将电报办好了。亦足以将功折罪。同时李莲英亦一再说盛宣怀如何有良心，一定会感恩图报；如何能干，可资以为耳目，终于使得慈禧太后决定将刘坤一的奏折“留中不发”，只是由总理衙门给了北洋一道咨文，饬令盛宣怀不得干预招商局局务。
获知了这些内幕，胡雪岩在内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澜。数年以来，他虽看出盛宣怀机诈百出，不是个好惹的人，但总觉得此人还不成气候，无需过虑，而此刻他觉得遇到了一个劲敌了。
第三部(1) 灯火楼台 第三章
八月初，在西湖上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在上海已略感厌倦于酒绿灯红，脂香粉腻的宝森，为胡雪岩接到了杭州。
他是由古应春陪着来的。船到望仙桥埠头上早有一乘绿呢、一乘蓝呢的大桥在等候，另外一匹顶马、两匹跟马，四名兵丁，都穿着布政司的号衣，四散排开，挡住了行人，留出一片空地，容宝森登岸。
船家将船泊稳，搭好跳板，船家与岸上胡家的听差合作，伸出一条粗竹杆，掐稳两端，高及腰际，宝森以竹杆作扶手，自跳板登上埠头，立即便有一个穿得极体面的中年人，含笑迎上前来——宝森在上海也见此人，名叫陶敦甫，字厚斋，捐了个候补知县，作胡雪岩的清客，专职是接待宾客。“森二爷到底到了，胡大先生盼望了好几天了。森二爷路上还舒服？”
“舒服得很。”宝森舒了口气游目四顾，看过往辐辏的行人，不由得赞叹：“都说杭州是洞天福地，真是名不虚传。”“森二爷只看到今天的热闹，哪知道十六、七年前满目凄凉，惨不忍睹的情形。”
“长毛”两番破杭州，被灾独重，善后复兴之功，推胡雪岩为首。做清客捧宾客以外，亦须不忌捧东主，但以不着痕迹为贵。听得这话，宝森连连点头，“雪岩之有今日，实在是积德之报。”他跟胡雪岩的交情已很厚了。所以径以雪岩相称。
陶敦甫觑空跟古应春招呼过了，请宝森坐上胡雪岩自用的绿呢大轿；古应春坐蓝呢轿，由顶马引导前行，陶敦甫乘一顶小轿自间道先赶往“元宝街”等候。
“元宝街”满铺青石板，足容四马并行；街中突起，两头低下，形似元宝心，因而得名。不过，胡雪岩当初铺这条街时，却并未想到这个能配合他的“财神”之号的俗气的街名，只是为了便于排水；当然，四周的阴沟经过细心修建，畅通无阻，每遇夏日暴雨，他处积雨水三尺，元宝街却只要雨停，便即水消。
由望仙桥到元宝街，只是一盏茶的工夫，坐在绿呢轿中的宝森，由左右玻璃窗中望出去，只见五、六丈高的一大圈围墙墙脚基石，竟有一人多高。大轿抬入可容两乘轿子进出的大门，穿过门楼，抬入二门歇轿，胡雪岩已站在大厅滴水檐前等候了。
“森二爷，”胡雪岩拱拱手说：“一路好吧？”“很好，很好。”宝森扶着他的手臂，偏着脸细看了一下说：“雪岩，一个多月不见，你又发福了。”
“托福，托福。请里面坐。”
宝森点点头，已把脸仰了起来，倒不是他摆架子不理人而是因为胡家的厅堂过于宏敞，必须仰着脸才能看清楚。未看大厅，先回顾天井；天井有七开间大，而且极深，为的是可以搭台唱戏。大厅当然也是七开间，估计可摆三十桌席；由于高敞之故，堂奥虽深，却很明亮；正中树一方蓝地金底、四周龙纹的大立匾，窠巢大书“积善衍庆”四个黑字，正中上端一颗大方印，一望即知是御玺，上下款却因相距得远，看不清楚，不知是慈禧皇太后，还是先帝的御笔。
转眼看去，东西两面板壁上，各悬一方五尺高、丈余宽的紫檀挂屏，西面是一幅青绿山水，东面是贝子奕谟写的《滕王阁序》，旁有两扇屏门，料想其中当是家祠；旗人向来重礼节，当即表示，理录瞻拜。
胡雪岩自然连称“不敢当。”
只是宝森意思诚敬，当下唤人开了屏门，点燃香烛；宝森向神龛中“胡氏列祖神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胡雪岩一旁陪礼，最后又向宝森磕头道谢。
“还要见见老太太。”
“改天吧！”胡雪岩说：“家母今天到天竺烧香去了。”“森二爷刚到，先歇一歇。”陶敦甫插嘴说道：“我来引路。岜
于是出了大厅，由西面走廊绕出去，往北一折，一带粉墙上开着个月洞门，上榜“芝径”二字，迎门一座玲珑剔透的假山；陶敦甫由东面绕了过去，豁然开朗，宝森放眼一望，但见树木掩映，楼阁差，窗子上的五色玻璃，为偏西的日光照耀得光怪陆离，真有目迷五色之感。
“请过桥来！”
宝森跟陶敦甫经过一道三曲的石桥，踏上一座极大的白石露台，中间便是三开间大，正方的楠木“四面厅”，上悬一方黄杨木蓝字的匾额，榜书“迎紫”二字。
进门可是一番光景，用紫檀隔板，隔出两开大小的一个长方形房间，里面是西式布置，四周红色丝绒的安乐椅，配着白色髹金漆的茶几，中间一张与茶几同一质料式样的大餐台，上面已摆好好八只纯银的高脚果盘。
等主客坐定，随即有两个面目姣好的丫头来奉茶敬烟；至此才是开始寒暄的时候。
“森二爷这一晌的酒兴怎么样？”
“很好哇！”宝森笑道：“从天津上船那天起，酒兴就没有坏过。”
“要这样才好。”胡雪岩问古应春，“森二爷怎么没有把花想容带来？”
“多谢，多谢！”宝森抢着回答，“我到府上来作客，没有把她带来的道理。”
原来花想容是“长三”上的“红倌人”，为宝森所眷；胡雪岩邀他来一赏西湖秋色，原曾在信上写明，不妨挟美以俱，而宝森却认为于礼不合，没有带花想容来。
接下来便纵谈上海声色与新奇之事，宝森兴味盎然地说他开了多少眼界，看了外国的马戏、东洋女子“天胜娘”的戏法。一面谈，一面不断有丫头送点心来；宝森喜欢甜食，最中意又香又糯用冰糖煮的桂花栗子。
“雪岩，”宝森是衷心向往，“我看当皇上都没有你舒服，简直是神仙嘛！”他指着窗外，耸起于假山上的那座“百狮楼”，忽然想起一句唐诗，便念了出来：“‘楼阁玲珑五云起’。”
“森二爷谈诗，我就接不上话了。”胡雪岩转脸说道：“厚斋，你看哪一天，把我们杭州城里那几位大诗翁请了来，陪森二爷谈谈。”
“不，不！”宝森急忙摇手，“我哪里会做诗？千万不必，免得我受窘。”
看他是真心话，胡雪岩一笑置之，不再多说。陶敦甫怕场面冷落，便即问说：“森二爷，上海消息灵通，不知道刘制台的参案怎么样了？”
听得这话，宝森突然站了起来，“嘿！”他蓦地一拍双掌，声音极大，加以动作近乎粗鲁，倒让大家都吓一跳，再看到他险上有掩抑不住的笑容，便越发奇怪了。
“森二爷，”胡雪岩说：“请坐下来，慢慢谈起。”“谈起刘岘庄的参案，可真是大快人心！”他摩腹说道：“我肚里的积滞都消了——”
刘岘庄便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自从出了盛宣怀的案子，李鸿章便是此人在两江，对他是一大妨碍；而盛宣怀更是耿耿在心，企图中伤。但刘坤一的官声不错，封疆大吏又不比京官，号称“都老爷”的监察御史，见闻不足，无法参他；就上折参劾，慈禧太后亦未必见听。几经筹划，认为只有一个人够资格参他，而且一定见效。
此人就是“彭郎夺得小姑回”的彭玉麟，湘军木师的领袖。洪杨既平、彭玉麟淡于名利，外不愿当督抚，内不愿当尚书；于是有人建议，长江水师龙蛇混杂，盐枭勾结，为害地方不浅，彭玉麟清刚正直，疾恶如仇，在长江威望素著，不如仿照旗营“专操大臣”的制度，派他专门巡阅长江水师，得以专折奏事，并颁给“王命旗牌”，遇有不法官吏，得以便宜行事。彭玉麟接受了这个差使，一年一次巡阅长江水师，其余的日子，便住在西湖上，与他的孙儿女亲家俞曲园唱酬盘桓，消闲如鹤。
不过到得彭玉麟出巡时，威名所播，确能使贪官墨吏，相顾敛迹；他所管的事，亦不限于整顿水师纪律，长江沿岸各地他看不顺眼的事都要管，职权仿佛明朝“代天巡守”的巡按御史；曾经在武昌请王命旗牌立斩不法的水师总兵谭祖纶；至于地方官经他参劾，革职查办的，亦颇不乏人。总之，只要彭玉麟参谁，谁就非倒楣不可。
盛宣怀想到了这个人，李鸿章亦认可加利用，于是摭拾浮言，激动了彭玉麟的脾气，真个以密折严劾刘坤一，大致是：第一、鸦片瘾大，又好逸乐，精神不济，无力整顿公事；第二、姨太太很多，稀见宾客，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第三点最厉害，亦是彭玉麟亲眼所见，最感不满而又是他应该管的事：“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迷目，甚或坍毁。”
密折到京，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决定振彭玉麟进一步密查；同时内召来京觐见，打算不让他回任了。据说荣王曾经跟李鸿章商量过这件事，其时陕甘总督改派曾国荃，而曾国荃嫌地方太苦，又怕无法指挥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一直不愿就任，使得朝廷深感为难，不如乘此机会，改派刘坤一当陕甘总督。
至于两江总督则以清望素著的四川总督丁宝桢调补，遗缺由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接任。
这是李鸿章的一把如意算盘，原来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划疆而治；总督往往亦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总督、巡抚有是流动性的。这种制度之形成，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认为各有专责，易于考查，也就是易于驾驭。因此，尽管常有“不分畛域”的上谕，实际上限制甚严，不准有越权的行为。及至洪杨乱起，这个相沿两百年而不替的传统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调兵遣将，权皆操之于皇帝；军饷亦由国库拨发，统帅功成还朝，缴还兵权，受赏而回本职，并无私有的军队。但自曾国藩创立湘军，而军饷又须带兵将帅，就地自筹以后，整个情况大变；变成官不符职守非其地、财难己用、兵为私有。曾国荃进围金陵时，他的官衔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长官，带兵打仗，岂非“官不符职”？而打仗又非为浙江划守土之责，这就是“守非其地”。
“财难己用”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视越，肥瘠漠不相关，但在左宗棠西征时，却非希望浙江丰收不可，因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协饷十四万银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须另筹财源。至于“兵为私有”，则以湘、淮两军原为子弟兵，父子兄弟叔侄，递相率领，成为规例；淮军的这个传统，更是牢不可破。
因为打破了疆域与职守的限制，李鸿章才能运用手腕，伸张其势力于两江——南洋。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一直强调，无论筹办防务或者与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须联络一致，不分彼此。话是如此，却只有北洋侵南洋之权，南洋的势力达不到北洋，因为北洋近在畿辅，得地利之便，可直接与各国驻华公使联络交涉，这样，有关南洋的通商事务，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办了。同时“总理务国事务衙门”，为了在交涉上留有缓冲的余地，往往先委托北洋从事初步谈判，保留着最后的裁决权，这一来使得李鸿章更易于扩张势力。
如此这般，李鸿章就不能关心两江总督的人选了。最好是能听他指挥，其次也要能合作。象刘坤一这样，李鸿章就觉得有许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宝桢接任江督。丁宝桢是他会试的同年，李鸿章一直很拉拢他；丁宝桢每次奉召述职时，京中上自王邸军机，下至同乡京官都要打点，无不是由李鸿章预备了整箱的现银，这样的交情，他相信丁宝桢调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无间。至于李瀚章，除了贪黩之外，别无他能；而四川经丁宝桢整顿以后，是个可以卧治的省分，李鸿章是想为他老兄找个奉母养老的好地方。
这把算盘打得极精，哪知真如俗语所说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彭玉麟的复奏到京，大出李鸿章的意外，竟是痛劾李鸿章的至亲赵继元。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叫赵文楷，嘉庆元年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也是个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散馆”时考列三等，分到部里当司官。做官要凭本事、讲资格，赵继元倒有自知之明，自顾当司官既不能“掌印”；而两榜出身虽可派为考官，却又须先经考试，这一关又是过不去的；不如当外官为妙。
于是他加捐了一道员，走门路分发两江。江督正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爱屋及乌，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立即“挂牌”派人他军需总局总办的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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