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你老公，谁好？”
“你又来了！”家玉故作生气地要推开他，可他的手像铁箍一样紧紧地箍着她，她无法动弹。
建新嘿嘿地笑个不停。因为有了第一次，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理由表现得更加粗野，更加肆无忌惮。他将她抱起来，扔到床上，将她的双腿扛在肩头。
“你老公刚才来电话说什么？”
“唉。房子的事。说有麻烦。鬼知道是什么麻烦事。我在安全期。你用不着戴那个。”
“你会不会把我们的事告诉他？”
“会的。”家玉笑道。
“他会不会来找我玩命？”
“会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和你老公，到底谁好？”
他不断地击打她。每击打一次，就重复一遍同样的问题，把她的回答弄得支离破碎。
“哎呀，你这个人！你……哎哟…真是烦……烦死了……好好好，你好，行了吧？”
很快他们便不再说话。可家玉的脑子里怎么都赶不走端午的影子。隐隐间有点憎恶。他的电话来得很不是时候。它妨碍了她全身心的投入。她甚至觉得端午正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不由得心里一阵发酸，也有点怜悯他，沉浸在一种既疯狂又悲哀的快意中。
现在，黑暗中的毒蛇，正在展现出它那斑驳美丽的花纹。有那么一刻，她弄不清笼罩着她的是喜悦还是悲哀，弄不清自己真的是升到了云端，还是正在跌入深渊。不过，两者都让她沉醉。
建新的脸变得很狰狞。他加快了速度，开始用含混不清的语调叫她婶子。他不在乎他那点变态的隐秘。家玉暗暗有点吃惊，但也无意多问。
她闭上眼睛，专心地等待汹涌而至的快感。
严格地说起来，家玉与陶建新真正相识的时间，只有一天，或不到一天。到目前为止，家玉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年龄（26岁）、籍贯（石家庄）和毕业的学校（西南政法大学）。这就足够了。
从开班的第一天，家玉就注意到了他。这是一个长得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有着一张精致而大胆的男孩的脸。她觉得只要远远地瞥上他一眼，心里就会掠过一阵畅快的涟漪。男人可以长得这么好看，简直没道理！
这天早上，律师行业协会组织他们去慕田峪长城游玩。天刚亮，大巴就在雾中出发了。尽管车上有的是空座位，他还是选择坐在了她的身边。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因为家玉的前排坐着一个头发谢了顶的老头，也是石家庄人。一上车，他们就没完没了地聊起了股票。家玉购买的“东方集团”和“宏源证券”被套得很深，因此对他们的交谈也颇为留意，并不时插上一两句嘴。她的看法也许有些幼稚，那两个人对她的话完全置若罔闻。
汽车向左边急拐弯，他失去平衡的身体就向右倾斜，一只手很不恰当地按在了她的大腿上。她“噢”地叫了一声。对方立刻向她说“对不起”，家玉也赶紧说了句“没关系”，并朝他微微一笑。
奇怪的是，在后来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中，他们仍然没有任何交谈。家玉只能假装睡觉。通往慕田峪的山路，急拐弯一个接着一个。可建新那只关节毕现的手，紧紧地攥着前排的靠背扶手，身体的右倾再未造成任何肌体的接触。
中午，他们在慕田峪山脚下的一个农家乐吃饭。他们“偶然地”坐在了一起。在通往树林间公共厕所的碎石小径上，他们也曾一度迎面相遇，彼此间也不过是矜持地点一下头而已。他们真正开始交谈，是在一处险峻的山头上。那里的一段单堵墙长城早已倾颓。砖石遍地，荒草丛生。中午炽烈的阳光下，家玉多少有一点昏昏欲睡的眩晕感。建新的同伴，那个来自石家庄谢了顶的老家伙，正站在几百米之外的长城箭垛上向他挥手。他的身后是一大片白云。叫喊声远远地传过来，浮浮的，淡淡的，空阔而虚旷。建新看见同伴在叫喊，可他站在那儿没动。
“这里的桃花，怎么这时候才开？”他望着家玉道。
他身边有一株野桃花，开得正艳。
“是啊。”她举着照相机，朝他走过去，“山里的空气很凉，花开得自然要晚一些。”
她随后就提到了白居易那首广为人知的《题大林寺桃花》。看着对方迷惑不解的样子，家玉就有些卖弄地把这首诗的前两句念了念，没想到建新却扭过头来问她：
“你去过庐山吗？”
“庐山？没去过，怎么啦？”
“大林寺不就在庐山吗？”
他妈的！原来他不仅知道这首诗，而且还知道大林寺在庐山。家玉有点羞愧，红了脸。他妈的！
当他们重新跨过长城倒坍的垛墙，追赶山顶的队伍时，他不失时机地拉了她一把。他握住她手的时间略微有点长，但也没有长到令人会联想到非礼的程度。在朝山顶攀登的陡峭的台阶上，家玉再次把手伸向他。她真的有点害怕。在抵达山顶之前，两个人的手再也没有松开过。
他有些暧昧地叫她姐姐。可她一点都不觉得不自然。
他问她住几号楼，家玉就直接告诉了对方自己的房间号码。建新把嘴凑在她耳边，露骨地对她说：“我怎么觉得有点晕？”他嘴里呼出的气息弄得她耳根发痒。他又说，他有点倒不上气来，但不完全是因为体力不支所致。她则放荡地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对他暧昧的试探给予明确的鼓励：
“我也是。”
小陶从她房间里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庞家玉坐在电脑前，将端午发来的那封Email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她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她的脑子里还残留着小陶跟她说过的那些话。仿佛又偷着活了一次。斩断了与现实的所有联系，又活了一次。她甚至都记不起来，自己在唐宁湾还有一处房子。她的双腿有点酸痛，乳房尤其如此。
她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身体的贪婪与狂野，意识到这种对女人而言多少有点难以启齿的感觉。羞耻不仅不会妨碍快感的生成，相反，它成了快乐和放纵的催化剂。
小陶说，她和他的婶子几乎长得一模一样。香水的味道一模一样。既成熟又天真的放荡一模一样。甚至就连高潮来临的速度和节律都一模一样……
她打开了自己QQ的界面，在一大堆好友中寻找端午的图标。那是一个粽子，是家玉帮他选的。那个图标暂时还是黑白的，处于断线状态。尽管她知道丈夫平常睡得很晚，她也不能保证他此刻仍然在电脑前。她试探性地用键盘敲出“在吗”两个字，就开始浏览当天的新闻。没过多久，伴随着一阵悦耳的蟋蟀般的鸣叫，端午的图标陡然变成了彩色，并且开始了持续的闪烁。
家玉赶紧关掉了新浪的界面，通过QQ与丈夫开始了在线长谈，大致内容如下：
秀蓉：在吗？
端午：在。
秀蓉：干吗呢你？
端午：跟你聊天啊。
秀蓉：妈的。
端午：我在看球。
秀蓉：那个孙俪，是不是把你们两个窝囊废都给迷住了？谁让你们去跟她套近乎了？活该。应该首先去找中介公司。
端午：她不叫孙俪。吉士说她长得像孙俪。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秀蓉：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们还是应该去找中介公司。
端午：去过了。
秀蓉：怎么样？
端午：磨刀巷集中了大批的警察，巷子被封了。
秀蓉：为啥？
端午：有人自焚。
秀蓉：KAO
端午：怎么办？
秀蓉：我想想。若若怎么样？
端午：挺好，睡得挺香的。
秀蓉：你给徐景阳打个电话问问。他很擅长处理这一类的纠纷。他的电话是1391075439。
端午：好，我去把电视关了，你等等。
秀蓉：别把房子的事放心上，实在不行，等我回来再说。这种事对我们做律师的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若若倒是要费点儿心。他马上就要小升初了，七月中旬有个分班考。你赶紧找人给他补补奥数。
秀蓉：古文和作文，你就给他讲讲就行了。新概念第二册他背到哪儿了？每天背一课，其实并不难。千万别让他再去踢足球了。
秀蓉：每天都要检查他的书包，看看里面有没有香烟壳子，有没有呸呸卡。如有，就没收。你在吗？
端午：在。
秀蓉：PSP要藏好，最好你把它带到单位去，锁在办公桌抽屉里。藏在家里不行，他总有办法找到。对孩子的爱要放在心里，不能放在脸上。总之，你对他要再严厉一些。每小时，每分钟，都要督促他。要是打个盹儿，伸个懒腰，别人就把他超过去了。差一分，就是半操场的人啊。
秀蓉：鹦鹉是个问题，我真后悔当初把它从藏区带回来。你还在吗？
端午：在。
秀蓉：别忘了给金鱼喂食。另外，鱼缸里的水也该换一换了。鱼肚子上如果出现白斑，往往就是生病的信号。你可以去买点微菌治疗剂，一般的花卉市场都有卖的。是进口的，英文是White Spots Fungi Specific Medicines
端午：晚上十一点钟你还在上课吗？
端午：你在吗？
端午：在吗？
端午：怎么不说话？
秀蓉：我去了趟厕所。
端午：这么长时间？
秀蓉：好像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端午：你那儿有没有氟哌酸或黄连素？
秀蓉：没事。别担心。我有点困了，你呢？
端午：我还好，要不你早点睡觉吧。
秀蓉：那好，我遁了。
端午：拜拜
秀蓉：拜
3
早上七点零二分，由北京开往杭州的夕发朝至和谐号列车，正点停靠鹤浦车站。今天是星期六。她没有让端午来接她。外面下着小雨，雷声在很远的山谷里炸响，随后就是一连串沉闷的回声。空气中有一股可疑的怪味道，类似于苹果软化后发出的酸甜味。她的雨伞还在皮箱里。家玉实在不愿意在拥挤的人流中打开旅行箱，就只好冒着雨出了车站的检票口。
五十米之外的出租车站，刚下车的乘客排起了长队。因为下雨的缘故，家玉还是就近上了一辆黑车。这让她多少有点自责：自己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的社会道德，还不足以让她多走五十米。尽管她很想在第一时间见到儿子，可她还是决定顺路先去一下律师事务所。一周之前，她合伙人之一的徐景阳跟她通过电话。有两份亟待处理的急件就搁在她的办公桌上，她得尽快把材料取走。景阳的左肺叶有点问题，情况不乐观，要入院开刀。手头的事务只能由家玉代劳了。
家玉在律师事务所楼下的seven-eleven买了一包方便面、一根玉米、一只茶鸡蛋，外加两包速溶咖啡。她接到了三个手机短信。她红着脸，回复了其中的一个。她的办公室在这幢大楼的六层，可电梯在六楼不停，她必须先上到七楼，然后再从楼梯间走下来。
尽管她离开了近四个月，办公桌上还是纤尘不染，十分整洁。桌子上的那盆茉莉花并未像她担心的那样枝枯叶败，相反，黑亮的枝叶中缀满了白色的繁密花苞，已经有隐隐的香气逸出。在一大摞厚厚的打印材料上面，用订书机压着一张便笺，那是徐景阳给她留下的。他嘱咐家玉，法律援助中心交办的两个案件，必须尽快处理。市里有关部门已经催问过多次了。在等候电脑启动的这段时间中，电水壶的水已经开了。她用泡方便面后多余的水，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随后，她用餐巾纸小心翼翼地吸干头发上的雨水，一边啃着玉米，一边阅读桌上的材料。
第一个案件没有多少意思。大抵是农村鳏居老人的赡养纠纷。那个老头已年近八旬，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无人愿意照料他。这一类的事情在鹤浦一带司空见惯，对律师的能力和智商构不成任何挑战。总体上说，既繁琐又乏味。本案的特殊性，倒不在于老人家儿女众多而又得不到赡养，甚至也不在于所有的子女都宣称自己“一贫如洗，病魔缠身。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们甚至威胁要把老人关进精神病院，或者，用板砖直接拍死他——关键是这个老人脾气火爆，尤其喜欢上访。他已经去过一次北京。为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混迹于东交民巷告状者的队伍，就连那些来自全国各地“苦大仇深”的同伴也看不起他。那些人骂他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瞎起哄。几个好心人则劝他说，这种事情，在当地一纸诉状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到北京来闹事。最后，鹤浦驻京办的人找到了他。他们请他到和平门的全聚德烤鸭店吃了饭，又陪他游览了长城，还给他买了一张返程卧铺票。他穿着那件“不到长城非好汉”的T恤，神抖抖地回来了。
相比之下，第二个案件则要复杂和离奇得多。庞家玉为了尽可能详尽地弄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在阅读案卷材料的同时，也通过Google，在互联网的网页上搜索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件事发生于一年前。
一天下午，父亲像往常一样去学校接儿子。妻子与他离婚后，一直没有下落。他与九岁的儿子相依为命。他看见儿子背着书包，与小伙伴们说说笑笑地从学校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同时也看到了正在向他逼近的巨大危险。
一个秃头的中年男子突然从一片树荫里闪了出来，同时从怀里拔出了刀。他意识到自己一定会死。甚至准备接受它。唯一的问题在于，死亡的地点和时机有点不合适。因为儿子，他的命根子，正有说有笑地走出学校的大门。既然这个人当着那么多家长的面公然亮出刀来，说明他并不在乎这件事的后果。本来，歹徒要从十分拥挤的人群中走到他面前并不容易，可家长们不约而同地决定予以配合。他们纷纷闪避，让开了一条不大不小的通道。两个人都在向他走近。一个是化身为秃头的死神，一个是他生命中仅有的慰藉——儿子。
在那个节骨眼儿上，冷静的父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这也成了事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儿子带着询问、困惑、惊恐的目光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朝儿子飞快地眨了眨眼睛，并笑了一下。他的儿子果然聪明绝顶。在歹徒疯狂地将刀捅向父亲的时候，他准确地领会了父亲的期望和意图，并强作镇定。他假装不认识父亲，从他身边一走而过，从而逃过一劫。
庞家玉转过身来，看了看门口正望着她的垃圾清扫工。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假如此刻若若就在她身边，她一定要将他搂得紧紧的。不管他如何挣扎，也不松开手。
而这个杀人事件，不过是整个案件的起因。
那个幸存者，那个侥幸逃过一劫的孩子，也没有能够活多久。两个月前，他因为白血病，死在了鹤浦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临死前，他的手里紧紧地抱着他父亲留下的一件旧衬衫。在场所有的大夫和护士都失声痛哭。而他的奶奶则发了疯般在地上乱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奶奶将孙子的死因归咎于医疗事故，而将院方告上法庭，是荒谬而不近人情的，甚至多少有点恩将仇报。院方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鉴于孩子的父亲一年前惨遭杀戮，凶手至今没有抓到，大夫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救孩子的生命。不仅免除了所有的医药费用，而且还在医院的职工中发起了募捐。虽然捐到的钱并不多，可这在医院的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老奶奶根本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相继离去这一事实，抱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全部都死光了，我的孙子也不能死”这样的顽固的信条。她缺乏必要的医疗常识，认为只要移植了骨髓，孩子就能康复。另外，她也需要——
钱。
案卷中有一份徐景阳与当事人笔谈记录的打印稿。在这份打印稿上端的空白处，景阳留下了这个老太太详细的家庭住址，她的钱姓邻居家的电话号码，一副草图，简明扼要地标出了村庄的位置和行车路线。图旁还有一行小字：
尽量不要在村里的“华强小吃店”吃饭，那里的面条中有一股怪味，有点像肥皂。
景阳是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周到，细致，温文尔雅，而且充满理性。在这份长达十多页的谈话记录中，那个痛失儿孙的老太太大概是不愿意提到“死” 这个字，也未用“故去”、“走了”一类的替代性词汇，每当她提及孙子离去这一事实，她一概使用“牺牲”这个词。比如说，我的孙子，我那宝贝疙瘩，已经牺牲了三个月零十七天了。而一丝不苟，凡事力求客观严谨的徐景阳，对她的话照录不误。
家玉不由得想起她与端午的一次争论。
那时，他刚刚写完一首长诗，题目就叫作《牺牲》。那段时间，端午简直被“牺牲”这个词迷住了。按照端午的看法，每个时代都有难以统计的牺牲者。正是“牺牲”这个词的出现，使得我们司空见惯的死亡的实际含义，发生了某些变化和升华。它所强调的恰恰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所指向的目标和意义。端午举例说，在远古时代的宗教和巫术活动中，被送上祭坛的牺牲者，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是肃穆而神秘的仪式的一部分，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牺牲者在不同的时代之所以会被挑中，据说是因为他们的纯洁无瑕，比较适合神灵的胃口。他们被当作礼物送出去，换来的是风调雨顺，阴阳谐和，四时吉祥。牺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文明的一部分。即便是在革命时代，为了达成某个或具体或虚幻的目标，一茬一茬的牺牲者长眠于地下，化迹于无形，但他们的名字因被写入胜利者的历史而留了下来。即便是那些无名的牺牲者，也得到了恰当的处理。他们往往被吸纳于一个概念性的符号（比如烈士和纪念碑）中，而得到缅怀和纪念，从而象征性地融入到历史之中。
而在今天，牺牲者将注定要湮没无闻。
形形色色的个人，因为形形色色的原因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幸的是，他们都死在历史之外，属于某个偶发性事件的一个后果。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作出牺牲。他们是自动地成为了牺牲品。究其原因，无非是行为不当，或运气不好。
没有纪念。
没有追悼。
没有缅怀。
没有身份。
没有目的和意义。
用端午的话来说，就像水面上的气泡，风轻轻地一吹，它“啵”的一声就破了。有时甚至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他们的牺牲强化了幸存者的运气。他们的倒霉和痛苦成了偷生者的谈资。而牺牲者只有耻辱。
在端午看来，正因为今天的牺牲者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这句话有点不太好理解。
实际上，家玉完全不同意丈夫的看法。她认为端午成天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思考着这些阴暗的问题，对健康没有什么益处。而且，丈夫对社会的观感过于负面和消极。好像中国随时都会崩溃。
“崩溃了吗？”她严厉地质问端午。
“没有。”她自己作出了回答。
丈夫之所以这样悲观，其实完全是因为他拒绝跟随这个时代一同前进；为自己的掉队和落伍辩护；为了打击她那点可怜的自信。他哪里知道，为了维护这点自信，为了让自己活得多少有点尊严，自己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丈夫把那首刚刚完成的《牺牲》给家玉看。可家玉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在了一边。无聊。她说。端午老羞成怒地叫道：
“你至少应该读一读，再发表意见……”
“哎哎哎，叫什么叫？别总说这些没用的事好不好？你难道就没有发现，马桶的下水有些不畅？打个电话叫人来修一修，我要去做头发。”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当她在阅读这份案卷，想到那个手里攥着父亲的衬衫而死去的孩子时，她的胸部一直在隐隐作痛。她流下了眼泪，不光是为那孩子。她觉得端午当初的那些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当然，她也本能地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有点不寒而栗。
近来，她总是被忧郁缠住。她被无端的忧虑折磨得坐卧不宁，端午反而夸她有进步。听上去更像是挖苦。
为了尽快让自己从这种恶劣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她给远在石家庄的小陶打了个电话。从他们在车站告别到现在，他已经给她发了十几条短信了。而她每次看到小陶的短信，都会像少女那样晕头转向。两颊发热，心脏怦怦直跳。他完全配得上“毒药”这个称号。
庞家玉拎着沉重的皮箱，回到了家中。若若手里托着那只虎皮鹦鹉，来给她开门。儿子望着她笑，既吃惊又害羞。他的眼中有一种晶莹剔透的、钻石般的亮光。他长得一点都不像端午。
奇怪，要在过去，每逢家玉出差回来，儿子要么一下子扑到她身上，将头埋在她的两腿之间，要么立刻去翻她的旅行包，看看母亲又给自己带回了什么礼物。现在不会了，他已经懂得了害羞。当家玉试图将他揽入怀中时，他竟然微微侧了一下身，将背对着她。可家玉知道他仍然在无声地笑。
“爸爸呢？”她摸着儿子的头，朝端午的书房里看了一眼。
“去邮局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他怎么老是忘了关音响？你去把它关上吧，吵死人了！”
儿子刚想走，家玉又把他叫住了，他看见儿子的额头上有一块紫药水的斑痕。
“你额头上的伤怎么弄的？”
“踢球时不小心蹭的。”
“瞎编吧。是不是佐助给啄的？”
儿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手里的那只鹦鹉，抖了抖身上铜锈般绿色的羽毛，警觉而充满敌意地望着家玉。
这只虎皮鹦鹉，是她有一次去西藏的途中，在经过一个名叫“莲禺”的藏族小村落时，从一个喇嘛的手里要回来的。不过，她很快就后悔了。自从这只鹦鹉来到了家中，每当家玉逼迫儿子回答“你最爱谁”这样无聊的问题时，在儿子的答案中，她只能屈居第二位。若若还给这只鹦鹉取了一个日本名字。佐助。事实上，鹦鹉这类动物，并不像她当初想象的那样温顺。它常常在半夜里发出怪叫，听上去也不怎么悦耳。若若的衣服没有一件是完好的，不是被它啄出了一个个圆洞，就是毛衣的袖口散了线。家中到处是它的粪便。
若若十周岁生日那天，端午从花鸟市场买回来一个铁架子。铁架上端有一个铝制的横条（若若把它称之为空中走廊），约有三公分宽，五十公分长。横条的两端各焊有一个铁皮小碗，一只碗装松仁、瓜子或小米，另一只则用来盛放清水。一条细细的金属链缚住了它的爪子，另一端则固定在铁架上。这样，鹦鹉就可以在架子上安然散步了。
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满地都是拖鞋，东一只，西一只。餐桌上堆满了儿子玩具车的拼装零件，吃了一半的发黑的香蕉，用过的方便面的调味包。电视机和电脑都开着。金鱼缸上的水草灯已经不亮了，缸壁上爬了一层褐色的水锈，里边的草早已枯烂。而那条她最喜欢的“黄色潜水艇”也不见了踪影。她蹲在鱼缸前看了半天，只找到了两条瘦弱的“红绿灯”。它们的游动，迟缓而虚弱，但一息尚存。
家玉暂时还没有心思整理屋子，她得先洗个澡。右边的乳头被蹭掉了一块皮，让水一冲，沙沙地疼。尽管乳晕上的伤口并不怎么明显，给她带来的感觉却相当恶劣。与小陶离别的那两三天，他们把除吃饭和短暂睡眠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性交，直到两个人都对这种古老的游戏感到腻味。最后，一种对未来不祥的忧惧，紧紧地攫住了她的心。她对自己的疯狂感到不可理喻。
在等候头发晾干的那段间歇，庞家玉歪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苏童的《碧奴》，可一个字都看不下去。她拨通了徐景阳的电话，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从头至尾跟他讲了一遍，然后问他：
“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合伙人耐心地听完她的话，以他一贯的理性、审慎和细致，慢条斯理地“嗯”了半天，一本正经地道：
“别挂电话。你让我想个五分钟。”
可过了不到两分钟，徐景阳就给出了他的答案：
“这样子，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直接去唐宁湾，找租房人协商，尽可能避免法律诉讼。”
“为什么？”
“法院从立案到调查取证，再到开庭，时间会拖得很长。即便法院开了庭，无非也是调解协商。当然喽，协商不成，法院也是会判的。可执行起来，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你是律师，应该明白其中的曲折。你是个急性子的人，在这么一件小事上耗个一年半载，从成本上说毫无必要。”
“听我老公说，占我房子的那个女人，似乎很难打交道，她还威胁说，如果我们再去干扰她正常的生活，她会立刻报警。”
“这是一个葫芦案。她这样说，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从理论上讲，她也是无辜的。她手里握有与颐居公司的正式租赁合同。对不对？你也可以去一下工商局，那里应该留有颐居公司的注册号、地址和电话。颐居是一所连锁公司，是不可能消失的。当然，你也可以要求工商局直接出面处理。”
“我明白了，多谢。挂了啊……”
“等一等。”徐景阳在电话的那头又叫住了她，“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能着急啊！你务必从思想上告诫自己，把它看成是一个Game。Game，你懂吗？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凡事都得有一个Game心态，跟它不能较真的。别老想着自己冤，比你冤的人多了去了。大不了你也只是损失几个房租罢了。俗话说，事缓则圆，总会解决的。”
“我知道了。要是没别的事，我就……”
“等等，你这个人，性子是蛮急的。”徐景阳笑道，“你怎么也不问问，我现在在那儿？”
“你在哪儿？”
“肿瘤医院。”徐景阳兴奋地对她喊道，尽管听上去声音有点虚弱，“两周前，我把老婆骗回了娘家，还写了遗书，独自一人杀进了肿瘤医院。现在，我又从千军万马之中杀了出来。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回事？”
“前天上午做了手术。肺叶的切片报告已经出来了。祝贺我吧！是良性的。良性的。我现在的感觉无异于重生。我们病房一共有七个新进来的病人，包括走廊里的两个，只有我一个人是良性的，简直是奇迹！”稍后，徐景阳压低了声音，又道，“同病房的病友们前天还跟我有说有笑，可现在他们全都不理我了。仿佛我得跟他们一样，才会让他们满意。我能够理解他们对我的敌视态度，毕竟，我成了他们当中唯一的幸运者。”
说到这里，平时一贯沉稳持重的徐景阳，忽然像个孩子似的，大声地啜泣起来，让家玉颇感意外。
“我明天就来看你。”家玉的眼睛里也噙着泪光。可她心里十分清楚，她并不像徐景阳一样高兴，“出院后，你打算怎么庆祝？”
“当然得去一趟花家舍。”
“为什么是花家舍？”
“只能是花家舍。嘿嘿。必须的。”
她很不喜欢“必须的”这个流行语，进而讨厌所有的东北人。
放下电话，家玉很快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朦胧中，她听见端午开门的声音，听见他和儿子小声地说话，感觉到他来到床边，静静地看了自己好一会儿，将她怀里紧紧抱着的那本《碧奴》抽走，随后，又在她身上盖了一条毛巾被。
4
“你就叫我春霞好了。”
高个子女人腰上扎着花布围裙，手里拿着一把修剪花枝的剪刀，满面笑容地对家玉说。她的身旁站着一个长得圆头圆脑的中年人，不住地向家玉点头哈腰。他的中文说得不太流利，因此家玉猜他是日本人，又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与端午在电子邮件中的描述不同，春霞对她很客气，甚至有点客气得过分。端午和吉士说她长得像孙俪。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尤其是牙齿。春霞一再抱歉说，家里实在太乱了，实在不好意思请家玉进去。
“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可以去外面喝杯咖啡。大市街新开了一家星巴克，就是路远了点，你喝不喝得惯咖啡？要不，我们去‘棕榈岛’喝茶？”
春霞提到“家里”一词，让家玉深受刺激。看来，这个非法入侵者已经把这儿当成她自己的家了。
“哪个地方更近？”家玉不冷不热地问道。
“那就去棕榈岛好了。就在我们小区会所的楼上。你等一下呢，我去换身衣裳就来。”
隔着玄关的多宝阁，家玉悲哀地发现，这个花费了她好几个月，精心布置的家，已经变得有点令她陌生了。电视柜上方的墙上，原先挂着一幅唐卡。这幅唐卡，是鹤浦的一位副市长送她的。据说是请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一位喇嘛画的。可现在已不知了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巨大的裴勇俊电影招贴画。这幅画似乎在暗示她，刚才那个长得圆头圆脑的中年男子，也许是韩国人。考虑到鹤浦是韩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家玉觉得自己的猜测是合理的。
沙发虽然还在原来的位置，可上面蒙了一块镂空网眼的饰布，多了几块红色的有太极图案的靠垫。没错。高丽棒子。让家玉受不了的，是茶几上的一只龙泉青果盘，那是浙江一位高级陶瓷工艺师的获奖作品，如今被春霞吐满了果核。
在会所二楼的茶室里，春霞把她带到一个静僻的角落，相对而坐，开始了女人间不动声色而又工于心计的交谈。
早上八九点钟。茶室里还没有什么顾客。西窗边坐着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的身影被高大的塑料棕榈树挡住了。他们在玩猜骰子的游戏。茶座的椅子不知为何被设计成秋千的形状，又有点像吊床，点缀着些绿色的藤蔓，也是塑料的。椅子虽说不会像秋千一样地晃动，但无疑加深了家玉的不安之感。
春霞先给自己要了一杯碧螺春，然后问家玉想喝点什么。家玉要了一瓶啤酒。瓶口卡着柠檬片的“科罗拉”。随后她们就论起了年龄。春霞比家玉大一岁，于是她立刻改口，称家玉为妹妹。春霞像是不经意地问起她的家庭和孩子，家玉一一如实作了回答。当对方问及她的职业，家玉开始怀疑，对方这是在称她的分量，便适当地作了些隐瞒，只说自己在公司里做事。这个女人一切都大。大手，大脚，大脸盘。眉毛中还趴着一枚大黑痣。由于个子高，胸前鼓鼓囊囊，却不显得庸赘。她穿着一件短袖黑色丝质衬衫，脖子上有一串绿松石的项链，裸露的臂膀白皙圆润。
家玉总觉得她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味。不是化妆品或香水的味道，而是某种与她职业相关的特定的气息。似有若无，却又不容忽略。家玉委婉地提到这一点，希望她接下来的话能有助于自己判断她的身份，可令家玉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春霞的回答让她吓了一跳。
“你是问我身上的味道？”春霞俯下身子，装模作样地在自己的胳膊上四处嗅了嗅，然后笑道：“是死亡。如果你不害怕的话，准确地说，应当是尸体。真的，我不骗你。”
“这么说，你是在殡仪馆工作喽？”
“当然不是。我仅仅是死神的使者而已。”春霞再次笑了起来，“你害怕尸体，对不对？你用不着那么紧张。用不着。总有一天，你和我都会变成那样的。”
尽管听出她话中有话，可家玉还是忙不迭地换了一个话题。
春霞东一句西一句地与家玉拉着家常，绝口不提房子的事。谈话偶尔冷场，春霞也毫无不安之色。她得体地替家玉将柠檬汁挤入酒瓶，又给她要了一盘开心果。她甚至还提到了《一千零一夜》，她说，小时候，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也搞不清楚书中时常提到的“阿月浑子”到底是什么。“嗨，什么呀！原来就是开心果。”
她把果碟推到家玉的面前，“这是椒盐的，味道还可以，你尝尝？”
家玉坐在那儿没动。她心里十分清楚，对方东拉西扯，不过是在强调她此刻的某种优越感。她不愿意首先提起房子的事，她并不着急，实际上，也是在暗示家玉先开口，仿佛在说：开始吧，还等什么呀？
既然如此，急性子的家玉，有时不免会把复杂的事情想得过于天真的家玉，决定单刀直入，提出她的问题。这正是她此行的目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她生硬而又突兀地问道。
“为什么呀？”春霞对陡然变得紧张的气氛早有所料，她笑着反问家玉。随后又补了一句，“我在这里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出去呢？”
“可那是我的房子。”家玉一口气喝掉了瓶子里不多的啤酒，用餐巾纸在嘴唇上按了按。
“妹妹，你的性子看来蛮急的，是不是？我们有话慢慢说好不好？”春霞问她要不要再来一瓶啤酒，家玉冷冷地回绝了。
“你刚才说，那是你的房子。不错，你也可以这么说。”春霞道，“不过，严格地讲起来，那房子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国家的。如果你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常识，就会明白，房子，连同它下面的那块地，都是国家的。你的使用权只有七十年，对不对？考虑到这房子是五年前销售的，你实际的使用年限只有六十五年，对不对？那么，六十五年之后，这房子又是谁的呢？所以说，你和我一样，不过是承租者，我从颐居公司的手里合法地租下了这所房子，也有受法律保护的正式合同。我们之间没有交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合同？”
春霞有点哀矜地望着自己的对手，“合同我忘了带出来。就算我带来了，我也不会给你看。凭什么啊？我也没有让你出示你的房产证呀！”
春霞提到了房产证，让家玉心头一阵发紧。她知道，端午将房产证落在了颐居公司，而颐居公司已经消失了。她暂时无法提供任何文件，来证明自己对房子的所有权。她曾去房管中心问过，要补办房产证，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现在，她已经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她和春霞之间的房子纠纷，似乎不像她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端午曾经反复提醒她的，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件小事，你若不追究便罢，如真的追究起来，都是一笔糊涂账。所谓的法律，实际上作用非常有限。
“妹妹，你先别生气。你今天来找我，大家坐下来喝杯茶，也是难得的缘分。实际上，我和你之间，没有任何纠纷。你将房子租给了颐居公司，而颐居公司又将你的房子转租给了我，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想收回这所房子，你应当首先去找颐居公司解除合同，公司自然会来与我们协商终止合约的事，他们必须赔偿我的损失。你现在跳过中介公司，直接找到我，从法律上讲，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当然了，现在的法律有些地方还并不健全。”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假如颐居公司永远消失了的话，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霸占原本就属于我的房产？”家玉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
“怎么，颐居公司消失了吗？这话是怎么说的？”
“这家公司似乎一夜之间就不见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找了它好几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不过，你也用不着装着不知道这回事。”
庞家玉对春霞的装疯卖傻，感到十分恼怒和厌恶。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精致的烟盒，取出一支烟，正想点上，就听见春霞道：
“你抽烟？这不好。女人抽烟，尤其不好。戒掉吧，越早戒越好。我这么说是有科学上的依据的。香烟中所含的致癌物起码有四十多种，能不抽尽量不要抽，我是为你好。”
她看见家玉完全没有理会她的劝告，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将窗户打开了一条缝，“你刚才说，颐居公司消失了，那么大一家企业，在鹤浦就有好几家连锁店，怎么说没就没啦？你们有没有向公安局报案？”
“我今天专门来找你见面，不是想和你吵架的。谁都不想走到那一步。”
“你说的那一步，指的是哪一步？打官司吗？老妹子，你不用这么遮遮掩掩，有话不妨直说。再说一遍，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该打官司就打官司。没问题。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习惯，死要面子，屈死不诉讼，那不好。我是说，如果你向法院提出诉讼，我当然乐意奉陪。”
“那么，你的意思，我们只能在法庭上见喽？”
“是你的意思，并不是我的意思。”春霞似笑非笑地望着她，似乎在见面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等着这句话。
“不过，话说回来，你那房子真的很不错。”过了一会儿，春霞又道，“虽说装修有点俗气。你别生气啊。我原来总失眠，可自打搬进去之后，一觉睡到大天亮。我最喜欢你们家的那个花园。蔷薇是年前种下的吧？今年春天就开满了花。红的，黄的，还有白的，有一股子淡淡的清香。我们把花枝剪下来，把家里的花瓶都插满了。我们家那口子，还在院子里开了一畦地，种上了薄荷。再有一两个月，他就能用薄荷叶来包烤肉了。你等我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
春霞刚才多次提到了法律，这让家玉感到一种深深的伤害。在春霞的眼中，自己也许完全是个法盲。她犹豫着，等春霞从洗手间回来，要不要向她公开自己的律师身份。但她已经没有机会了。春霞没再回来。
十五分钟之后，茶室的服务员朝她走了过来。她微笑着提醒家玉，那个高个子的女的，已经结完账离开了。
对于刚刚结识的两个人来说，不辞而别，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蓄意的蔑视和鄙薄。
5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吃饭，电话铃准时地响了起来。妈的，又是她。家玉的心里突然涌出了一阵难以克制的厌烦。她冷冷地瞥了丈夫一眼，道：“你去接？”
端午明显地迟疑了一下，对正在啃鸡翅的儿子说：“若若，你去接。你跟奶奶说，我们周末就去梅城看她。”
每天晚上七点，婆婆都会准时打来电话。在健忘症的作用下，她每次说的话都是一样的。她虚情假意的问候是一样的。隐藏在语言中的无休无止的怨毒是一样的。让你忍不住要一头在墙上撞死的冲动是一样的。每晚七点，都有一个家玉有待跨越的小小沟坎。她很少去接婆婆的电话。要是冷不防接到一个，一整晚都会浸泡在那种毫无缘由的沮丧之中，仿佛她生活中的所有不顺、烦恼和愤懑，都由婆婆一手造成。
如果略作归纳，婆婆来电的内容和顺序大致如下：
1.天气预报。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明天又有一股冷空气南下。千万别把小东西给冻着。或者，明天的最高温度将达到超记录的41摄氏度。傍晚时分有暴雨。如今天上下的都是酸雨。电视上说淋多了会得皮肤癌。你有车，还是抽空去接他，别让小东西给淋坏了。空调也不能开得太大，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2．一般性问候。你怎么样？工作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小东西的学习怎么样？
3．抱怨。我嘛，还有一口气吊着呢。就是拉不出屎。你们不用管我。水流千里归大海，临了总是一个死。你们不用管我。工作忙，就别来看我了，就当家里养了一条老狗。
4.哭泣（偶尔）。
可是这一次，出现了小小的意外。儿子很快从卧室中走了出来，“妈妈，不是奶奶。找你的。”
电话是一个自称“阿莲“的人打来的。
庞家玉飞快地在脑海中搜索着关于这个阿莲的所有信息，怎么也想不起她是谁。家玉甚至有些怀疑，它是不是一个骚扰电话？比如自称是她的老熟人，假称自己遇到了意外，让她在危难之中向自己伸出援救之手，或者是向她推荐房子、纪念邮票、汽车保险、理财计划的推销员，要不然就是通知她银行卡透支，让她赶紧向某个账号打上一笔巨款的骗子。一想到自己事实上就生活在形形色色的骗子之中，家玉不由得恼羞成怒：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会不会打错了？”
“Fuck，去你妈的。你妈真的记不得我是谁了吗？还是故意在装糊涂？Fuck you！我是宋蕙莲，你想起来了吗？”
对方在电话里狂笑起来。为了帮助她回忆，她提到了端午，提到了“老流氓”徐吉士，提到了十七年前那个夏末的午后。循着变为灰烬的记忆之线，庞家玉的眼前朦朦胧胧地出现了一缕闪烁不定的幽光。在这条晦暗的光带的尽头，她记忆中依次呈现出的画面，包括女生宿舍门前的篮球场和梧桐树、矗立在云端的招隐寺宝塔、树林中闪闪烁烁的花格子西装短裤、开满睡莲的池塘……
原来是宋蕙莲。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名字。它属于一个早已死去的时代，属于家玉强迫自己忘掉的记忆的一部分——现在，它随着这个突然打来的越洋电话，正在一点点地复活，带着特有的伤感和隔膜。
其实，庞家玉与宋蕙莲并不怎么熟悉。她们总共也没见过几次面。大学毕业时，她听说蕙莲嫁给了一个美国老头。据说，那老头之所以到鹤浦来，是为正在写作中的一本关于赛珍珠的传记收集资料。可据消息灵通的徐吉士说，那个老头回到美国不久，就得病死了。宋蕙莲刚到美国，就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寡妇。因此，有一段时间，吉士提起她总是酸溜溜的：“还不如当初嫁给我。是嫌我鸡巴不够大？”
“你现在还在波士顿吗？”
“No，我现在住在Waterloo。”
“这么说，你去了英国？”
“妈的，是加拿大的Waterloo，靠近Toronto。”宋蕙莲爽朗地大笑起来，“你还好吗？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儿子吗？他可可爱了。very，怎么说呢？cute。哎，对了，你后来选择嫁给了谁？是诗人呢？还是刑警？”
家玉耐着性子与她说话，怒火却在胸中一点点地积聚，燃烧。她不断暗示对方，自己的饭刚好吃到一半，可蕙莲死缠住她不放。从年收入一直聊到香水。还有游泳池、栗子树和野鹿。她们在Waterloo的家位于郊外的森林边上，北面向湖。空气当然是清新的。湖水当然是清澈见底的。湖面当然是能倒映出天空的云朵的。湖面的四周全都是栗子树。有一种天老地荒的神秘。到了冬天，栗子自己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在森林的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足足有十公分厚。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栗子烂掉。她现在成天都在为花园里的玫瑰而发愁。
“为什么呢？是玫瑰长得不好吗？”家玉傻傻地问道。
“哪儿呀，玫瑰开得又大又鲜艳。让我烦恼的是森林里的野猪。这些捣蛋鬼，别提有多机灵了。它们贪吃新鲜的玫瑰花，踩坏花园的篱笆，把玫瑰园弄得一塌糊涂。”
她每天游两次泳。当然是在自己家的游泳池里。每个夏天都要外出度假。开罗。的黎波里。圣托佩或摩纳哥。她现在仍然在写诗。当然是用英文。两年前，她创作了一首献给驻伊拉克美军将士的长诗，在美国曾获得过总统奖，受到了小布什的亲切接见。她新任丈夫的职业和身份，家玉无从得知，但很有可能与会计事务有关。因为宋蕙莲提到，两周之后，她将陪伴先生回国发展，并常驻北京。
家玉总算逮住了一个可以反击她的机会：“你在国外晃荡了这么些年，怎么会忽然看上咱们这个穷地方？要吃回头草？你是说，你们会在国内常呆吗？”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清廉而且民主的国家。在那儿，没有多少假账可做。想赚点黑钱，我们只能回国。”蕙莲笑道。
宋蕙莲打算一旦在北京安顿下来，就立刻抽空回鹤浦看望父母和弟弟。时间可能会在十一月末。
放下电话，已经差不多九点半了。餐桌还没有收，杯盘狼藉。不知从哪儿钻进一只苍蝇，围着桌上的一堆鸡骨，嗡嗡地飞着。家玉朝儿子的房间瞥了一眼，发现他正在偷偷地玩PSP。儿子也注意到了她，迅速地将机器关掉，将它塞入桌子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卷子中。
家玉懒得搭理他。
她在厨房洗碗的时候，把自己二十年来的生活从头到尾想了一遍。由于宋蕙莲的那个电话，她没法不去想它。红酒酒杯的缺口划破了左手食指的指肚。她打开冰箱，发现创口贴已经用完了。她把手指放在自来水龙头底下冲，血丝不断地漾出来。疼痛和抑郁使她很快就流下了眼泪。
如果说二十年前，与一个诗人结婚还能多少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洛尔加。多余的荷尔德林。多余的忧世伤生。多余的房事。多余的肌体分泌物。
在过去，她总是习惯于把所有的烦恼一股脑地推给未来。可问题是，现在，她已经能够清晰地看见这个未来。看见了正在不远处等候她的生命的末端。它已经不可更改了。
我不过是死神的使者而已。这是两天前春霞在茶室里说过的一句话。虽说是开玩笑，但不祥的暗示，几天来一直纠缠着她。春霞不知羞耻地霸占了自己的房子，竟然反过来向她——这个两次获得鹤浦市十佳律师称号的法律工作者普及法律常识。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诡异和陌生。
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甚至，就连手里的一把锅铲，都在刻意与自己作对。
她在一年内已经更换了四把锅铲。铲子的胶木柄总要掉下来。她时常剪下一小块抹布条，包住锅铲的铁榫，用榔头把它敲进去。一周前，她索性从杂货铺买来了一把不锈钢柄的锅铲——也就是说，柄和铲子是焊接在一起的，应该比较牢固。可现在，它的不锈钢柄，又掉了下来。
人人都说现在是盛世。可这个盛世，能让导弹把卫星打下来，却居然没有办法造出一把手柄不会脱落的铲子。家玉把手中的铲子狠狠地砸向水斗，惊动了正在书房看书的丈夫。他跑了出来。这个当代隐士用他招牌式的询问目光看着自己。
“你怎么了？”他问道。
“真以为我他妈的是铁打的吗？我受不了了！”家玉答非所问地向他吼了一句。
端午的影子在厨房门口一晃，随后又回书房去了，继续去读他的那本《新五代史》。
家玉从厨房出来，看见儿子仍然在偷偷地玩他的PSP游戏机，终于失去了控制。她像疯子一样冲进了儿子的房间，将他正要藏入抽屉的游戏机一把夺了过来，力量之大，甚至把儿子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她一把打开纱窗，直接将游戏机扔向了窗外。她看见那只鹦鹉扑棱着翅膀，凄厉地叫了两声。
怎么看，它都是一只不祥的鸟。
儿子惊恐地望着她。嘴巴张着。眼神既委屈又愤怒。随后，他的嘴角开始了难看的歪斜，鼻子抽动，眼泪开始滚落。而他的两只手，仍然本能地护着PSP的机套。
“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呀？啊？你到底要不要脸，啊？谭良若，我在跟你说话呢！你他妈在蒙谁呀？你成天假模假式地装神弄鬼，你他妈的是在学习吗？啊？你知不知道，七月十五号要分班考？啊？你已经要上初中了，马上就是中学生了呀!《新概念》背了吗？黄冈中学的奥数卷子你他妈做了吗？林老师给你专门布置的习题你做了吗？杜甫的《秋兴八首》你都背了几首？我专门从如皋中学替你弄来的五张模拟试卷你做了吗？卷子呢？卷子他妈的也不见啦（家玉抓过一本《新华字典》砸向他，儿子头一歪，没有砸中）？你他妈给我找出来！我问你卷子呢？卷子弄哪儿去了（她开始拧他的耳朵，可若若仍然在无声地抽泣。他不愿发出她期盼中的惨叫）？你看看你写的这笔狗字！你知道你爹妈为了让你上这个补习班，花了多少钱？看着我！你要再这样，明天别给我去上学了！送你去山西挖煤！你他妈的只配干这个！”
端午在书房坐不住了。他走到若若房门口，朝里面探了探脑袋，对家玉道：“我出去，散个步。”
他的嗓音有点喑哑。他换上凉鞋，拉开门，出去了。家玉和他有约在先，每当她“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不能插嘴。于是，他就出去散步了。眼不见为净。
“你他妈的是一个烂人啊！”端午一走，家玉立即准备提升战火的级别。
“你就是一个烂人！地地道道的烂人！你他妈的是一个蜡烛，不点不亮！点了也他妈的不亮！你们班主任鲍老师说得一点都没错，你就是班上最烂的那个苹果！你就是坏了一锅汤的那只老鼠！垃圾！对，就是垃圾！要么是游戏机，要么是呸呸卡，不是踢足球，就是玩鹦鹉，你等着，明天我要把你的佐助按在水盆里闷死，烧锅开水，去了毛，开膛破肚，拿它炸了吃！你信不信？你他妈玩鹦鹉，能玩到清华北大去吗？你他妈的也就是上鹤浦师范的命！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垃圾！”
“我不是垃圾！”儿子忽然站起身来，挺起了他的小胸脯，狂怒地叫喊道。他的眼睛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这一小小的举动让家玉暗自吃了一惊。毕竟，从小到大，他敢于公开地反驳她的话，这还是第一次。
“你就是垃圾！”
“不是！”
“是！”
“不是！”
……
和她一样，儿子也在逐级提高他的嗓门，且不准备让步。他眼睛里的亮光有点让人胆寒，像凶猛的小动物。他的性格，果然一点都不像端午。
“好了，去把脸洗一洗。赶快回来做作业。”家玉的口气终于平缓下来。她本来想去拨拉一下他的小脑袋，可若若机敏地躲开了。
若若在卫生间洗了脸，擤了擤鼻涕，然后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光着那双小脚，噔噔地回到自己的屋中，“嘭”的一声把门撞上了。儿子开始明确地挑战她的权威。这不过是个开始。尽管他的反抗是那么的微弱，可家玉心里反而感到有点宽慰。毕竟，若若不像她一直担心的那么怯懦。
家玉躺在床上看了会儿电视。是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很无聊。为了能够清楚地监察到隔壁儿子的动静，她把音量调到最小，几乎什么都听不见。不过，这样一来，电视节目的画面反而变得更容易理解。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欲望。每个人都在抢着说话。每个人都想淘汰所有的人，以便进入下一轮。
她顺手抄起床头的一叠案卷，在灯光下翻看。只看了开头的几页，就看不下去了。又是弃婴案。仅仅是因为兔唇，父母就决定让她报废。他们从车窗中将她抛出，抛向积雪覆盖的河沟。当然，她很快就冻死了，注定了不能进入下一轮。在面对警察的问讯时，父母嘴里嚼着口香糖，一口咬定，那是为她好。
隔壁儿子的房间一片静谧。她的后悔的眼泪很快流了下来。她轻轻地从床上起来，轻轻地走到儿子的房门前，将耳朵凑在房门上听了听，然后转了一下门上的把手，把门推开。
儿子已经趴在书桌上睡着了。他那胖乎乎的脑袋，直接压在曹文轩的那本《青铜葵花》上。口水流了一大堆。家玉轻轻地将他手里抓着的一杆圆珠笔抽走，蹲下身子，让孩子的两只手搭在自己肩上，让他的脑袋靠在自己脖子上，然后轻轻地把他抱了起来。他的身体软绵绵的。即便是在睡梦中，他仍然能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来，冷不防打了个激灵。家玉把他抱到自己的大床上，替他脱去衣服，盖好被子，然后在他的小脸上亲了一口。
“宝宝，好好睡吧。对不起，妈妈不该发那么大的火。妈妈是个猪！不该那么骂你。你是好孩子。你是妈妈的心肝啊。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啊。你是妈妈的香咕隆咚宝啊。妈妈是爱你的，妈妈最爱宝宝了……”
端午回来了。他没顾上换鞋，就直接来到卧室。他把头伸进来，看了看熟睡的儿子，松了一口气，道：
“怎么样？战火平息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瞧瞧你骂他的那些话，哪像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哪像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去！”家玉把眼一瞪，“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你今天去儿子床上睡，我要搂着别人的丈夫一块儿睡。”
“就好像你没搂过似的。”端午笑道。
“哎，跟你说，我心情刚好一点，你可别惹我！”
“那你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还要去工商局呢。”
端午说完，刚想走，家玉又把他叫住了。
“你再到楼下去转转。”
“干吗？”
“你到楼下的石榴树底下，草丛里，各处找找。看看能不能把孩子的PSP找回来。”
6
在去工商局的路上，家玉在青云门附近的一个加油站加完油，把车开到旁边的“月福汽车服务中心”去洗车。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覆盖着柳树脂液和点点鸟粪。隔着车窗，她看见端午在马路边的树荫下抽烟。
一对化装成乞丐的母女缠住了他，向他兜售千篇一律的悲情故事。然后要钱。端午决定上当。他开始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家玉对他既鄙视又怜惜。
她把空调开到最高一档，可车内依然闷热。雾霾蒸腾的天空有如一个桑拿浴房，尽管看不见太阳，感觉不到阳光的炽烈，可天气依然闷热。在排队洗车的这一段时间中，她收到了小陶发来的一个手机短信。曾经沧海难为水。小陶说，怀柔的三个多月，使他那年轻漂亮的妻子一夜之间变得索然无味。他问家玉，能不能同意他来鹤浦一趟，只呆一两个晚上。他的身体里积蓄了太多的能量。他已经在网上选好了旅馆。此刻，小陶正在开车前往办公大楼的途中。只要家玉同意，他可以立即改道，前往火车站，“杀奔鹤浦而来”。
家玉毫不客气地回信拒绝了。
“你不是还有个婶婶吗？如果你不成心逼着我更换手机号码，就请你别再给我发短信了。从现在开始，我不认识你。请自重。”
可小陶立即又发来了一个。她拿他毫无办法，最后只得把手机关了。
电脑洗车房的自动喷头正在模拟一场期待中的暴风雨。从不同方向倾泻而下的水柱，暂时地将家玉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开。在刷刷的水声中，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贪婪地享受着片刻的宁静。就好像那些正在向她喷射的乳白色的肥皂沫所洗掉的，不仅仅是汽车上的浮土、树叶、积垢和鸟粪，而是她的五脏六腑，是她全部的生活经验和记忆。仿佛这辆红色的本田车一旦出了洗车房，它就可以带着她进入另一个澄明而纯洁的世界。
在工商局二楼的办公室里，一个花白头发的办事员接待了他们。这人五十来岁，给人一种踏实稳重的印象。态度说不上热情，可也不至于让人感到冷漠。家玉向他陈述事情的经过，他不时地从墙边的一排木架上取出厚厚的册簿，皱着眉头翻阅着。当家玉怀疑他是不是在听，而稍作停顿的时候，办事员就抬起头来看她一眼，同时提醒她：
“你接着说。”
只有一次，他将手中的铅笔放在嘴上，示意她“等一下”。他要接一个电话。因为不得不用比较难听的扬中方言，他稍稍压低了声音，甚至微微红了脸。即便在接电话的时候，他仍然没忘记翻阅手中的文件，需要用到两只手的时候，他就将电话听筒夹在脖子和肩窝之间。
家玉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他的扬中语音，但还是能从对方的声音里大致判断出对话的内容。大概是关于他的母亲在刚刚结束后的腰椎手术后无法排尿一类的事情。而办事员的建议有点离谱，竟然是“打开自来水龙头，让哗哗的水声将她的小便从体内诱导出来”。当然，他还提到了纸尿裤。办事员不能确定超市里是否有成人纸尿裤出售。等他打完了这个电话，他已经将一页文件从活页夹里取了出来，递到了家玉面前。
“这是一家连锁公司，主营房产中介。注册时间是2004年8月。不过，他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来验过执照了。也就是说，虽然还在营业，但目前处于非法状态。”
那人说完了这句话，又将那页文件放回活页夹，麻利地合上册簿，插入木架。然后，端坐在桌前，猛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毫无表情地示意他们走人。
“您的意思是？”家玉问道。
“它不归我们管，你们应当直接去派出所。”办事员道，“这样的事，你们可能觉得新鲜，可对我们来讲，耳朵里已经磨出茧子了。和你同样遭遇的业主，在鹤浦至少还有十几家。也就是说，颐居公司的行为已演变成为一种有预谋的诈骗。工商局作为管理部门，并没有执法的权限。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而已。而颐居公司既然这么多年没验过执照，说明他们并不在乎，也就是说，早已经黑掉了。你们应当去找派出所。”
“可派出所会立案吗？”端午也凑了过来，问道。
办事员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他。仿佛他的问题实在幼稚可笑，不值得认真对待。
“这事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办？”家玉不免老调重弹。
“我？那倒也简单！”办事员像美国电影里的老板那样耸了耸肩。
“你怎么办？”
“首先呢，我会去和占我房子的住家商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给他们适当的经济补偿，把菩萨请出去，把房子收回来。吃个哑巴亏，事情就算完了。”
“可万一协商不通，比如说，对方提出的补偿额让你无法接受，那该怎么办？”
“软的不行，还可以来硬的。”办事员道，“你到大街上，随便从哪里找个电焊工来，塞给他50块钱。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带他悄悄地溜过去，他把你们家的防盗门，从外面焊死，让占你房子的人，也他妈出不来！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这能行吗？”家玉笑道。
对方的神情十分严肃，似乎不像在开玩笑：“怎么不行？这叫化被动为主动。如今不是在建设和谐社会吗，哪个部门的人都怕出事。你得弄出点动静来才成。屋里的人被反锁在里面出不来，他们会怎么做？报警对不对？一报警，派出所的人立马就到。警察一到，肯定得招呼你们到场，对不对？你看，这不就主动多了吗？有理说理，该协商协商，该调解调解，嘁里咔嚓，事情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不行，这事我们可做不了。”端午道，“万一出了什么岔子……”
“你看你看，你们又怕事。这个社会上怎么会一下子跑出来那么多的坏人？都是让你们这些胆小怕事的人给惯的。遇到这种事，得把心横下来才行。你的目的可能是要在房子上开个窗户，人家肯定不让对不对？你得摆出一副掀屋顶的架势。对方一让步，就会主动求你开窗户。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说完了这番话，办事员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哎，伙计啊，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可以买到成人用的纸尿裤？”
这天是周末。傍晚时分，家玉和端午带着儿子去梅城看婆婆。那时，婆婆已经知道了唐宁湾房子被人占了的事。她让端午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之后，立刻就变了脸，颤巍巍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对端午说：“你去厨房里帮我把拐杖拿来。”
“干吗？”端午不解地看着她。
“走，你马上带我去一趟！我倒要去会会那个小瘟屄。日你个娘，这世上，简直就没得王法了！”老太太咔咔地咳了半天，咳出一口浓痰来。
端午怕她心脏病复发，赶紧好言相劝。正在烧饭的小魏也从厨房里跑了出来，给她捶背。看着婆婆第一次与自己站在了一起同仇敌忾，家玉的鼻子微微有点发酸。别看她年老气衰，可金盆虽破，分量还在。虽说她腿脚不便，头上稀疏的白发被电扇的热风吹得纷乱，而那股见过世面的威风凛凛的样子，还是让家玉心头一阵激动。
“要是真让这两个厉害的角色见了面，结果会怎样？”家玉在端午的胳膊上捏了一把，小声道。
“你可别瞎起哄。”端午白了她一眼，“好不容易把她劝住了。”
家玉只是笑。
晚上，一家人围桌吃饭。婆婆仍然不停地骂骂咧咧。她差不多骂了一个小时。等她骂累了，就把家玉叫到了自己的卧室里，握住她的手，对她说：
“你们去找什么工商局，什么派出所，什么狗屁法院，以我老婆子的见识，绝对没得什么屌用。这事得这么办：你到大街上随便从哪儿找个电焊工来，给他30元钱，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摸到那房子的门口……”
“把防盗门从外面焊死？”家玉笑着对婆婆道。
张金芳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儿媳妇，目光中第一次有了赞许之色，“这一回，我们娘儿俩总算想到一块儿去了。就这么办！不过呢，我们家端午人老实，斯斯文文的，何况又在政府机关里面做事，万一出个什么纰漏，怕是会影响到他的前程，反正不能让他出面。”
“听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让我一个人去办？”家玉压住心四处乱窜的火苗，问道。
“你可以把小魏也带去。到时候万一打起来，两个人也可以有个照应。”
小魏在一旁傻笑。
而端午则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向她递眼色。
7
1989年五六月间，学校突然停了课。秀蓉和父亲赌气，没有回到乡下的老家。父亲和那姓卞的寡妇去了一趟南京，她居然就有了身孕。据说是人工受精。他们补办了手续，已算是合法夫妻。
辅导员见秀蓉成天在校园里东游西荡，就介绍她到图书馆勤工俭学。帮着做一点分类、编目或上架的琐事，也可以挣一点生活费。寝室里就她一个人。与她做伴的，除了窗外草丛中的一只白猫，就是在帐外来回扑腾的灰蛾子。
一天傍晚，她从图书馆返回宿舍的途中，遇见了一个胖乎乎，身背黄书包的年轻人。这人问她大学生俱乐部怎么走。秀蓉就从自行车上下来，胡乱比划着，给他指路。她一连说了好几遍，可那人的脸上仍然是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秀蓉看他有点着急的样子，就说：“不如，我带你去？”
胖子犹豫了一下，便说道：“我这么胖，你大概驮不动我。还是我来带你吧。”
他不由分说地从秀蓉手里抓过自行车的车把，跨了上去。秀蓉很自然地坐在了后架上。接下去是一段很陡的下坡路，那人就让秀蓉搂着他的腰。秀蓉马上照办。他腹部挤满了赘肉，而且让汗浸得湿乎乎的，给人以某种不洁之感。
大学生俱乐部，位于团委学生会所在的那幢小楼的地下室里，原本属于七十年代开挖的地下防空工事的一部分。好像是出了什么非比寻常的大事。他们赶到那里的时候，那幢桔黄色的小楼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堆人。学校排球队的两名主攻手客串起了临时纠察。他们把守在地下室的入口处，被一拨一拨的人浪挤得东倒西歪。
可奇怪的是，随着那胖子的到来，喧闹的人群陡然安静下来，并自动地让开了一条道。可见此人身份特殊。胖子向秀蓉道了谢，并问她要不要一同进去看看。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的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秀蓉的好奇心和虚荣心一起发酵。
地下室的水泥楼梯很陡。看到秀蓉面露为难之色，胖子很自然地把手插到她的腋下去扶她。他的动作有些鲁莽，那双大手要完全不碰到秀蓉的乳房是不可能的。她只穿着一件T恤衫。不过，那时的秀蓉，大脑还没有复杂到有能力去怀疑那只手的动机。更何况，这个胖子一看就是个“诚实厚道“的人。尽管她告诫自己要“大方”一些，羞涩中，心脏还是忍不住一阵狂跳——自己的乳房发育得不够饱满，也让她有点自惭形秽。
在赶往俱乐部的路上，秀蓉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徐吉士。在鹤浦文联上班。是一个“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据吉士自己介绍，他与别人合写的诗集《改革者之歌》刚刚出版，鹤浦师范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在书评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毫不吝啬地使用了“伟大”这样的字眼。当然，秀蓉也知道，在《诗经》中， “吉士”并不是一个好名字。
地下室里同样挤满了人。所有的人眼圈都是红红的。有一种神秘的庄严和肃穆。这种静谧和庄重之感很快就感染了秀蓉。在微弱的烛光里，她可以看见墙上那张被照亮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忧郁而瘦弱的青年，长得有点像自己在农村的表弟。
“你们在开追悼会吗？”秀蓉向吉士问道。
徐吉士正忙着与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握手寒暄，但他也没忘了回过头来朝她微微一笑，“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随后，他就在人流中消失了。秀蓉从与会者口中打听出事情的整个原委，不由得吃了一惊。
原来，这个面容抑郁的年轻人，不知何故，在今年的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了。她再次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觉得这个人无论是从气质还是从眼神来看，都非同一般，绝不是自己那乡下表弟能够比拟的，的确配得上在演讲者口中不断滚动的“圣徒”二字。尽管她对这个其貌不扬的诗人完全没有了解，尽管他写的诗自己一首也没读过，但当她联想到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中才会出现的“山海关”这个地名，联想到他被火车压成几段的遗体，特别是他的胃部残留的那几瓣尚未来得及消化的橘子，秀蓉与所有在场的人一样，立刻留下了伤痛的泪水，进而泣不成声。
诗人们纷纷登台，朗诵死者或他们自己的诗作。秀蓉的心中竟然也朦朦胧胧地有了写诗的愿望。当然，更多的是惭愧和自责。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如此重大，自己竟然充耳不闻，一无所知，却对于一个寡妇的怀孕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太狭隘了，太冷漠了。晚会结束后，她主动留下来，帮助学生会的干部们收拾桌椅，打扫会场。
她没再见到她所仰慕的徐吉士老师，但她还是有一种新生的喜悦。甚至，当她从地下室爬上来，发现自己的自行车因忘了上锁而被人偷走之后，一点也不感到难过。她回到寝室，在野猫有气无力的叫唤声中，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直到天亮，一分钟也没睡着过。她感到自己的体内有一头蛰伏很久的怪兽，正在复活。
三个月后，当秀蓉在女生宿舍门前再次“巧遇”徐吉士时，她已经读完了海子几乎所有的诗作。她疯狂地喜欢上了海子的诗，尤其是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她已经能够倒背如流。她时常梦见山海关外的那段铁路，梦见诗人在荒凉的轨道上踽踽独行。在梦中，她看见山海关城楼上空，白云叆叇。白云下是诗人那孤单、渺小的身影。
重要的是，他还吃着橘子。
那天中午，徐吉士正在宿舍楼前梧桐树的浓荫下，与一个着装时髦的漂亮女生说话。有几个男生在酷烈的阳光下打篮球。徐老师一眼就认出了她，并问她有没有兴趣去招隐寺，见见从上海来的一位“绝对重量级”的诗人。秀蓉问他，这位诗人与海子相比怎么样？徐吉士略微思索了片刻，就认真地回答道：
“他们几乎写得一样好。”
那位女生警惕地打量着自己，面露不豫之色。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女生名叫宋蕙莲，是学校诗社的社长。
第二天下午，李秀蓉顶着炎炎烈日，依约来到了学校对面的3路公交站。徐吉士和宋蕙莲已经等了她好一会儿了。她看见徐老师胳膊下夹着一瓶白酒，手里拎着一只红色的方便袋。大概是刚刚宰杀的鸡鸭之类，有血水从塑料袋里滴落下来。她还是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她所仰慕的徐老师。可惜的是，徐老师的长相经不起阳光的考验，怎么看都有点猥琐。年纪轻轻，已经有点谢顶了。短袖衬衫的领口有一圈黑黑的污垢。另外，被烟熏黄的牙齿，似乎也很不整齐。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座废庙。招隐寺。公共汽车沿着鹤浦外围的环城公路绕了一大圈之后，他们来到了荒僻的南郊，在一个名叫沈家桥的地方下了车。
徐老师领着她们穿过一个采石场，招隐寺那破败的山门就近在眼前了。
据说，那个从上海来的诗人，此刻就在山门边那片幽寂的竹林中参禅悟道。
那是一个僻静的小院。地上的碎砖是新铺的，两棵罗汉松一左一右。有一口水井。墙边高大的竹子探入院中，投下一大片浓荫。院外是一处宽阔的荷塘，睡莲是紫颜色的。有两个戴着太阳帽的女孩子正坐在树下写生。
诗人刚刚睡完中觉，脸颊上还残留着竹席的篾痕。他睡眼惺忪地站在廊柱之下，似乎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感到高兴，甚至为来人惊扰了他的午后高卧而略感不快。宋蕙莲一见面就甜甜地称呼他为“谭老师”，那人颇为矜持地皱了皱眉头，哑哑地道：
“不敢当。”
徐吉士把她们俩介绍给诗人的时候，很不恰当地使用了“都是你的崇拜者”这样不负责任的说法。虽说带着玩笑的性质，可给人的感觉有点信口开河。
宋蕙莲和端午一见面，就缠着对方给自己留地址。诗人再次皱起了眉头。他很不情愿地从蕙莲手中接过记事本和圆珠笔，垫在白墙上，正要写，秀蓉迟疑了一下，赶紧也道：“那就给我也留一个吧。”
端午转过身来，第一次仔细地正眼打量她。随后，他怪怪地笑了一下，“你心里其实并不想要，对不对？”
“嗯？什么？”秀蓉红着脸，看着这个从上海来的诗人。
“你看见别人问我要地址，觉得自己如果不也要一个，有点不太礼貌，是不是？”
秀蓉的脸更红了。她的心里的确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人莫非有“读心术”？他依据一句简单的客套，就准确地看出了自己的小心思，秀蓉不禁暗暗有点心悸。好在诗人还算宽宏大量，他从宋蕙莲的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给她留了通讯地址。秀蓉很不自在地僵在那里，捏着那页纸，在手里左叠右叠，最后折成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方块，趁人不备，悄悄地塞入了牛仔裤的裤兜。
在这段不太长的间隙中，徐吉士已经麻利地从院中打来了一桶井水，将那只活杀芦花鸡泡在了脸盆里。
诗人占据了这排平房靠东边的一间。屋内堆满了灌园的工具。只是在北窗下搁着一张行军床。床边有一张小方凳，上边摆着几个青皮的橘子。又是橘子！旁边还有一本书，一盘已燃成灰烬的蚊香。由于找不到可以坐一坐的地方，诗人就让她们俩坐床上。她们刚一落座，钢丝床就吱吱地叫了起来。
于是，徐吉士就建议说，不妨到外面去逛逛。
这是一座早已废弃的园林。除了寺庙的宝塔大致完好之外，到处都是断墙残壁，瓦砾遍地。附近村庄里的农民甚至在这里开出了一片一片的菜地。整整一个下午，宋蕙莲都显得格外兴奋，一刻不停地追着“端午老师”问这问那。她甚至问他要烟抽。徐吉士一听她要抽烟，就将自己刚抽了没几口的烟递给她，蕙莲也不嫌脏。徐吉士不怀好意地夸她的腿白，蕙莲竟然笑着趴在了他的肩膀上，很不得体地说：
“怎么样，你眼馋了吧？”
听到这么大胆的对白，秀蓉的心猛地抖了两抖，开始悲哀地意识到，她在图书馆楼前碰到的这个胖子，似乎有点配不上自己的膜拜。另外，她也有点后悔自己没穿短裤。她的腿，其实也很白。
她一个人渐渐地落了单，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端午有意无意地与蕙莲保持着距离，让秀蓉心怀感激。当蕙莲要跨过一个独木桥，把手伸给她的端午老师时，他也装作没看见。他们沿着一条湍急的河流往前走了很久，折入一条林中小径。
高大的树木和毛竹遮住了阳光，端午站在小路边等她，手里拿着一朵刚采的大蘑菇。秀蓉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从他手里接过那只棕色的蘑菇，轻轻地转动，用指甲弹去了上面正爬着的一只昆虫。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谭老师仍然毫无必要地皱着眉头，弄得秀蓉更加紧张。她听见蕙莲夸张的笑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树林里岑寂而阴凉。她已经看不到蕙莲和她的花格子西装短裤了。
他问她有没有发表过诗。秀蓉就赶紧说，她写过一首《菩萨蛮》，发表在学校的校报上。端午呵呵地干笑了两声。声音中不无讥讽。他又问她如何评价里尔克，秀蓉怕对方再次看轻了自己，就壮起胆子道：
“我觉得他写得很一般啦。”
没想到端午吃惊地瞪着她，眉毛拧成了一个结，并立即反问道：“那你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当然，她只能提到海子。她只能这么说。端午奇怪地瞥了她一眼，一路上不再跟她说话。当他们在宝塔下与宋蕙莲他们会合的时候，秀蓉终于鼓起勇气，询问谭老师对海子的看法。端午想了想，冷冷道：“也就那么回事吧。”
随后又赶紧补了一句：“不过，他人很好。”
“这么说，你认识他喽？”就像过电似的，秀蓉不经意间又抖了一下，觉得自己的声音也带着电流。
“嗳，也不算太熟。去年他到上海来，找不到地方住，就在我的床上对付了一夜。他很瘦，可还是打了一夜的呼噜。”
宝塔的东、西、南、北各有一扇拱门，但都被水泥砖块封死了。四周簇拥着一人多高的茅草和杂树。宋蕙莲和吉士两个人扯着嗓子喊叫了一通。因声音没有阻挡，并未传来他们期待中的回声。太阳像个大火球，在树林间怏怏下山。
在他们原路返回的途中，徐吉士和宋蕙莲再次不见了踪影。
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夜晚，秀蓉已经有了一些预感。山风微微有些凉意，让她觉察到自己的脸颊有点发烧。天一点点地黑下去，她的心也一点点地浮起来。他们来到池塘边的院门外，那两个写生的女孩早已离开了。徐吉士和宋蕙莲并没有像谭老师保证的那样，坐在院子的门槛上等他们。
秀蓉既担心，又有一丝庆幸。
她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她将那只芦花鸡收拾干净，塞进钢精锅，放在电炉上炖的时候，端午仍然在向她保证，等鸡炖熟了，那两个家伙就会突然出现的。
秀蓉当然不再指望。她觉得这两个人还是不要出现的好。端午蹲在她脚边，递给她一只橘子。她剥去橘皮，分了一半给他。秀蓉不敢看他的脸。端午吃着橘子，忽然问她：“你的例假是什么时候来的？”
秀蓉不明白，他所说的“例假”指的是什么，就随口答道：“你说的阿是暑假？早结束了啊。学校已经上课了。”
端午不得不把这个问题用她可以理解的方式又问了一遍，并解释说，他之所以问她的例假，是因为他不喜欢用避孕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