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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慈禧全传

_42 高阳(现代)
  经过昨天那一番质问,曹汝霖气平了许多,唐绍仪盛气凌人,固然风度欠佳,自己在那样的场合,直揭长官的短处,亦未免少不更事。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说:"是我太轻率,出言欠检点。"
  "当年我也是如此。"袁世凯说:"年轻倒是要有锐气才好。"
  "是!请大人多指点。"
  "不敢当!倒是这次议约,我要请教的地方很多。"袁世凯略停一下说:"可惜,大部分都已定议了!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闻高见,将来好有遵循。"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是一得之愚,不定对不对。"
  "对不对,要说了再研究。有意见,总是好的!请不必客气,有不妥之处,尽管指出来。"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说:"安奉铁路不是战利品,日本要重建,应该是可以要求他们合办的。"
  "是!是!这是我疏忽。"
  听袁世凯引咎自责,曹汝霖颇为惶惑,照此说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轻许,变成专门来指责他了!那岂不大违本心?
  袁世凯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说道:"润田兄,若说闻过则喜,我还没有那样的修养。不过,我请教足下,并不是想听几句恭维的话。我幕府中笔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动手的东西请他们改,总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欢喜。这一点知道的人也不少。润田兄,请你了解我的诚意,尽管直言。"
  有此一番说明,曹汝霖才能畅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满路方面,可以争取利权的地方也还多。譬如抚顺煤矿,附设炼钢厂,规模甚大,不管于军需、度支,都有很大的关系,何不要求合办?"他停了一下说:"光是限制矿区,不准超出铁路沿线多少里以外,并不是好办法。再说,事实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矿穴,只朝有矿的地方去开,在地面上或许并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凯很想了一会才问:"还有呢?"
  "还有,俄国割南满一段给日本,照道理说亦须经中国同意。"
  "喔,"袁世凯很注意,但也有些将疑,"这是什么道理?"
  "中东铁路是中俄合办的。俄国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中国有五百万两的股本,说起来中国对中东铁路亦有一半的权利,如今要割让给日本,当然要中国同意。否则,不就慷他人之慨了吗?"
  听得这一说,袁世凯好半晌作声不得,"润田兄,"他说:"你的道理不错。不过关于中东路的权利,我们早就在无形之中放弃了。"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脱口答说,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了,"当时为了中东路,杨、许两星使,与俄国财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杨星使因为受气而晕倒,以致命丧异国,可以想见磋商之激烈。如今俄国是战败国,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旧事重提,切切实实提出收回利权,重新合办的要求。至于华俄道胜银行,当时是否一并议及,我不甚清楚。好在事隔未久,外务部必有档案,大人何不调出来看一看。"
  "润田兄,你的见解十分高超。不过,唉!"袁世凯叹口气说:"虽然事隔未久,已几经沧桑。对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勋业中的一大败笔,当时的内幕,想来你亦必有所闻,我们后辈,不便批评,何况李文忠贤良寺议和,积劳殒身,说起来跟阵亡是一样的,更何忍批评。如果翻中东旧案,势必伤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国势,亦还不是能翻旧帐的时候。润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请你细察。"
  "是的!"曹汝霖以谅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凯的看法。
  "至于这次对日交涉,说起来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润田兄一见如故,不妨谈谈。第一是撤兵。朝廷对收回东三省,属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们的弱点,隐隐然以撤兵作为要挟。这,想必你亦看得出来。"
  "是!"曹汝霖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其次,北洋很想多办点事。"袁世凯也有些激动了,"中国从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闹政变,后来又闹拳匪,不但元气大丧,而且浪掷韶光,我们落后人家太多了,一天当两天用,犹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总是尽量多做。可是有人以为我揽权,尤其是……唉,不提也罢!"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发言,总要向瞿鸿玑问一句:"是这样吗?"或者:"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原来枢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绸缪。
      ※        ※        ※
  "中日新约"终于定议了,计正约三条,附约十二条。前后不满一个月,照会议日期来说,算是顺利的。
  最后一次会议,奕劻自然要出席,签字及毕,摄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公所设宴为小村饯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凯旁边,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间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要言不烦的措词,大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后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谈谈。
  袁世凯当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专用的会客室让出来,供他们单独谈话,真正是单独,并无第三者在座。
  "这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所以会议上竭力让步。"小村说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谓"让步"是比较而言,较之马关条约,这一次的"中日新约"在日本算是很客气的,但仍得了便宜,总是事实。曹汝霖不愿与他争辩这一点,只问:"请问贵大臣,此来所抱的绝大希望是什么?"
  "我原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的见识、眼光,在会议之后,想跟他进一步讨论两国如何联盟,那知道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席上,只在文字枝节上讲究,斤斤计较,徒费光阴而已。"
  "两国联盟?"曹汝霖问道:"自然是对付俄国?"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忧色,"俄国的野心甚大,我在朴次茅斯议和时,已经看出来了。俄国将来定会卷土重来,如果贵我两国,不早为之备,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不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后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后,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
  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的作为?那知事实并非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麟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麟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后,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于谈到实际,辞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
  "袁世凯为什么好端端地,忽然要辞差?"
  奕劻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玑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由于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玑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情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玑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么话?"
  皇帝能有什么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作主。"
  于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所奏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玑将最后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已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讲究的,如今正如瞿鸿玑说袁世凯的,"精力照顾不到,难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内。
  邸抄刚发,袁世凯在天津就接到了电报,慰留在意中,最后那句话却大出意外,不免错愕。
  及至打听到这句话出于瞿鸿玑所改,袁世凯想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成语,知道自己跟此人势不两立了!
      ※        ※        ※
  考察宪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适异国,目迷五色,看不出什么地方是实施宪政的功效,又从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补绍英的缺的李盛铎,他做过驻日公使,此番旧地重游,一切都还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宪政是怎么回事。心想,此事头绪纷繁,如果不先提纲挈领,拣要紧之处下手,只怕漫游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个人来参赞一番,先定个考察的章程出来才好。
  "参赞"现成,五大臣带的随员很多,首席参赞名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氏,与南通状元张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变时因为有新党的嫌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倒颇欣赏他的才气,几次奏保,已当到了候补道。这次随五大员出洋,原有一套应付公事的办法,所以等李盛铎一提到,随即拍胸答说:"我有办法!诸公尽管去观光,逛厌了换地方,反正返抵国门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铎喊着他的别号说:"你先别大包大揽,倒说我听听看,是何办法?"
  "当今中国精通宪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卓如……。"
  卓如是梁启超的别号,李盛铎一听这个名字,急忙乱摇双手:"不行,不行!这个人万万惹不得!"
  "木公!"李盛铎字木斋,所以熊希龄这样叫他,"我当然不会找梁卓如。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湖南同乡杨晢子,木公听说过这个人吧了"
  李盛铎知道杨晢子就是杨度,他是王湘绮的得意门生,曾应经济特科,初试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诒,为瞿鸿玑误认作梁启超的兄弟,又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诒不敢再应复试,而杨度亦有"康梁余党"的嫌疑,同样地自己绝了这条进取之路,买舟东渡,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很出风头的人物。
  "怎么,杨晢子精通宪政?"
  "是的!湘绮自负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门生,自然也要研究这套帝王之学。晢子是君主立宪派,如果请他做几篇考察报告,一定处处顾到君主的地位与尊严,奏报到朝廷,一定不会出毛病。"
  "那好!准定请他做枪手,请你赶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谈一谈。"
  "找他容易,不过有两件事,我先要请示木公。第一,考察报告,似乎要定几个题目,如果开流水帐似的,只叙旅途所见所闻,似乎难有结论。再者,有了题目,将来在报章上发表也比较方便。"熊希龄说:"宪政初步,在启迪民智,这些文章将来是一定要布诸国人的,同时这也是诸公万里之行的一个交代。"
  "说得是!"李盛铎连连点头,"一客不烦二主,题目索性也请晢子去定,只要扣住'考察'这回事就行了。"
  "好!"熊希龄又说:"第二,总要送一份润笔,而且应该从丰。"
  "这好办!我跟泽公来说。你看送多少?"
  "总得一个整数。"
  "一千?"李盛铎说:"似乎少了点。"
  "是的,一千太少了,总得一万银子。"
  李盛铎想了一会说:"这总好商量,你就快去办吧!"
  于是熊希龄兴冲冲去找杨度。他住在东京饭田町,由他担任会长的"东京留学生会"的招牌,就挂在他家大门上。既是会址,自不免有会员往来,不便密谈,所以熊希龄将他约在一家"料亭"中相晤。
  "近况如何?"熊希龄问说。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很好啊!"
  "只怕一样不好。"熊希龄笑道:"钱不够花。"
  杨度笑笑,然后又说:"听说你要来,我跟房东太太说,'不要紧了,有人送钱来给我过年了!'"
  "不错,可以让你过肥年。不过,你要作文章。"
  杨度不答,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熊希龄接来一看,上面写着三行字"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看完,两人相视而笑,真有莫逆于心的惬意。熊希龄将那张纸折起来收入口袋,"这三个题目很好!"他说:"润笔总有万金之谱,回头我先送两千过来。晢子,过个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负,正好借五大臣这个躯壳,大大展布一番。这是绝好的机会,请你珍视。"
  杨度点点头答说:"话我要说在前面。论见解,卓如未必赶得上我,不过以腹笥之宽,行文之畅,我不能不让他出一头地。所以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两篇给他做。"
  "那都随你!不过,卓如的笔锋太犀利,不要带出什么有忌讳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不要紧!我跟他说明白,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说明白,若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你送来的稿子。"
  "尽改不妨。"杨度问说:"何时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还早得很。"杨度很高兴地说:"阁下此来,无异放赈,今年有好些留学生可以舒舒服服过年了。"
  一件大事说定,熊希龄十分高兴,在料亭中当着浓妆艳抹的艺妓,大捧杨度。这倒也不尽是作假,熊希龄有样好处,待人厚道而且诚恳。所以在赵尔巽之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延入幕府,便颇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诚恳两字。有一次延经学家皮鹿门讲学,熊希龄亲自擂铃,召集听众入讲堂,便有人戏撰一联:"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又有人妒嫉他是陈宝箴面前的红员,用"熊"、"陈"同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对联,将他连陈宝箴一起骂在里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却不知熊希龄的"能干",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于熊希龄的"四足不停"。原来革命党人将有不利于五大臣的举动,劳动日本警察,昼夜守护。
  载泽等人,吓得步门不出,一切需要对外接洽的事务,全靠熊希龄奔走。直到阴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横滨上船赴美,才得松一口气。
  到得美国,分道扬镳,端方、戴鸿慈考察德国,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由英转法。一路逍遥,到得五月下旬,先后回到上海,但枪手的文章尚未寄到。于是熊希龄又出一个主意,以"考察东南民气、征集各省意见"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专人赶到东京饭田町杨度寓所坐催。当时商定,端、戴留守,载泽等人先回京复命。
  不多几日,派到日本的专差回来了,携来一大包文件,奏折、论说、条陈,一应俱全。其中有个论立宪应从改革官制着手的说帖,端方大为欣赏,趁戴鸿慈正好不在,将这个说帖悄悄抽下,攫为己有了。
  及至坐轮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门的上宾,盛筵既罢,戴鸿慈回行馆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凯的签押房里,将那个说帖取了出来,说一声:"四哥,你看这个主张如何?"
  袁世凯只一看头几行,便很起劲了,"深获我心!"他拍着大腿说:"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门只剩一个空架子,吃闲饭的官儿,虚耗俸禄,还影响了他人的士气,非彻底改革不可。还有那些都老爷,遇事生风,不辨是非,真正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都察院这个衙门,也该取消。"
  "四哥,你没有细看说帖,看了你才知道,其中妙用无穷。"
  听这一说,袁世凯聚精会神地细看说帖,看到一半,便即明白,原来这个改革官制的办法,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钦派而提交国会通过,阁员由总理大臣遴选奏请敕命,与日本的内阁,一式无二。如果照此办法实行,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庆王奕劻。大权在握,要排去瞿鸿玑方便得很。即使仍为阁员,上奏是总理大臣一人之事,不必象军机大臣那样全班进见,瞿鸿玑亦就无法从中操纵,"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这,"袁世凯迟疑地说:"只怕上头不肯放手。"
  "自然要有个说法,才能让上头照办。"
  "喔,陶斋,你倒说来我听听。"
  "我是一条苦肉计,此刻不必细说。四哥,我只问你一句话,如果责任内阁制实行,你愿意不愿意入阁?"
  "这……。"袁世凯沉吟着。
  "曾湘乡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大老也没有几年了。"
  "大老"是指奕劻。端方的意思,奕劻告老,必牢保荐袁世凯接任总理大臣。意会到此,袁世凯自不免怦怦心动。
  "陶斋,你还是先说说,是怎么一条苦肉计?"
  "四哥,如果你打算一辈子在北洋,这条苦肉计使不得,不能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端方说道:"反正要入阁的,就无所谓了,我想复命时这么回奏:立宪规模,宜仿日本。至于改革官制,可以裁抑督抚,集权中枢,庶几无外重内轻之嫌,方为长治久安之计。"
  "这话也没有什么说不得。督抚有权无权,全看自己的做法。"
  "那就是了,我准定照此回奏。"
一百七十六
  到了京里,端方先跟载泽见面,将杨度的文件都交了出去,然后提出改革官制之议,作为他自己的考察心得。
  载泽大为赞成。对于中央官制,他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借此"削藩",是绝妙之计。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经过时,他跟端方是站在一边的。不过,端方着重在仿照日本的宪政规制,意思是必得设置责任内阁,而载泽则极力陈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说是"照此不变,唐朝的藩镇、日本的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太后对立宪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载泽、端方的话,深为讶异,也改变了过去的想法。立宪是数年以后的事,而以立宪先改官制为名,削夺洪杨以来积渐而成的督抚权力,尤其是借此消除了袁世凯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隐忧,先就赢了一注,又何乐而不为?
  只是毕竟兹事体大,她觉得如果不细想一想,遽作裁决,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风气,纷纷建言,有关立宪的奏折,包括袁世凯所奏:"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建议在内,一律发交军机处存档,不作任何处置。五大臣环海万里,考察政治归来,如果落得这么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载泽,一方面是面子下不来,一方面正谋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作个直上青云的梯阶,所以更为焦急。
  "泽公,"端方想到了一个说法,但必须是跟慈禧太后极亲密的人,才便于进言,而载泽的福晋,是皇后的胞妹,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恰是最宜于进言的人。所以这样含蓄的建议:"皇太后七旬万寿,没有能好好热闹一番,去年日俄还不曾停战,东三省在人家手里,兴致差了,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今年可不同了,东三省总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两件大得民心的事,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寿,可有得热闹了。"
  果然,载泽遣他的妻子入宫,说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军机,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筹商预备立宪事宜。除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凯亦在与议的名单之内。
      ※        ※        ※
  一接到北京的电报,袁世凯专车进京,随带两名幕僚,一个是张一麟,一个是在日本学法律的金邦平。
  专车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宫门请安,次谒醇王载沣,然后回到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岑三撵到云南。"端方很兴奋地说:"大老特地叫我来跟四哥商量,这个上下家的位子应该怎么搬才合适?"
  原来云南极西,有个内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叫做片马,为由缅甸入藏的要地,英国虎视眈眈,想夺片马的野心,日显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见,自然要调一员名将去镇守,奕劻想借这个名义,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
  这就牵涉到原任的丁振铎。倘能对调,自无话说,只是丁振铎的资望不够,而奕劻亦不愿将两广总督这个好缺,便宜了丁振铎,所以又要牵涉到第三者。
  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从上年十二月奉旨调为闽浙总督,旋即出洋考察,从未履任。丁振铎以云贵调闽浙,缺分相当,是适当的安排,端方由闽浙调两广,亦无不可,但他意犹未足。因而便又牵涉到第四者,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原来端方志在两江,希望袁世凯能同意,将周馥由江督转为粤督。他的理由是,李鸿章入京议和前,原为两广总督,北洋旧人在广东的很多,周馥都能笼罩得住。
  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        ※        ※
  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        ※        ※
  "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部就可以了。"
  "不错!"载泽点点头。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操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核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番说词,明目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顶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口说道:"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轮流值日。"
  "轮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套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点。倘或一案出来,头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轮流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口:"我内务部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伦,自然是泽公!"
  "泽公有御前的差使!"载振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中不赞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象是提醒。
  这句话提醒了载泽本人。就在这天方有上谕:"御前大臣礼亲王世铎,于出入扈从,并不跟随,殊属非是!着开去御前大臣差使。镇国公载泽加恩着在御前大臣学习行走。"这是大用的征兆,载泽自然要巴结。再按实情来说,世铎既因"出入扈从,并不跟随"而开缺,载泽便当格外警惕,扈从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必等载泽自己开口,便知他决无法来负专责。于是那桐在载泽辞谢以后说道:"我看,在座的,都有本身的公事分不开身,只有慰庭是例外。"
  "对!"世续对立宪不表兴趣,而对袁世凯却有好感,所以附和着说:"慰庭本是奉旨召来京议官制的,正该专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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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纂员共十七个,皆是一时之选,而大部分是调自外务部与商部的东西洋留学生,风头最健的四个,号称"四大金刚",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个曹汝霖。
  这四个人都是留日学生,学的是法科,论到宪政,当然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为坚持不移的宗旨。立法还谈不到,唯有暂设资政院,备皇帝顾问,作为国会的代替。行政、司法两者坚持依照宪政常规,厘订官制,不稍迁就。
  先是司法独立,便有人大表反对,认为侵削了行政权,而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倒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总司核定的孙家鼐和瞿鸿玑,早就与以载沣、载泽为首的亲贵,取得了协议,另有釜底抽薪之计,此时不必反对。
  内阁之下为各部院,"四大金刚"递了一个说帖,认为"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驭之权。名实不副,难专责成。"主张裁撤归并。
  说帖由提调转到袁世凯那里,因为切中积弊,言之成理。
  当然批示"照办"。
  那知消息一传,流言四起。那桐赶到朗润园,神色张皇地向袁世凯说道:"慰庭,你住在园里不知道,外面对你很不谅解呢!"
  "喔,"袁世凯是不在乎他人谅解不谅解的,很沉着地问:
  "是为什么?"
  "你不记得戊戌那年,为了裁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等衙门,闹出轩然大波?那些衙门的官儿,如今都认为你有意要敲掉他们的饭碗,群情愤慨,怕要出事。"
  "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这么实事求是来编纂官制,我们来干什么?"
  一句话将那桐堵得好半晌开不得口。
  "哼!"袁世凯微微冷笑,"反正恶人是做定了,索性做个彻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这,慰庭,"那桐神色越显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说吏、礼两部名实不副,很有些正途出身的老辈在骂你,怎么还可以得罪言路。"
  "我是按照宪政常规行事。三权分立,监察是议院之权,何须单独设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这几句话传了出去,对袁世凯不满的舆情,如火上浇油,越发炽烈。而住在朗润园中,对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膜,只是敢作敢为而已,在发知单召集下次的会议,注明议题是研究都察院当裁与否。
  会议那天,载泽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与会的人则在听了袁世凯的意见之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陆润庠掏出一封信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刚接到寿州相国的一封信,念来请大家听听。"
  "寿州相国"是指孙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议裁?"
  一听这两句话,袁世凯如兜头挨了一闷棍,神色大变,不但开不得口,头都抬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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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州相国"是咸丰九年的状元,距离作为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结局的光绪甲辰正科,已有二十科之久。
  在士林中,真正是十三科之前的"老前辈",自李鸿藻、翁同龢下世以后,隐然冠冕群伦,为清议的领袖。
  经他这一骂袁世凯为"神奸巨憝",等于登高一呼。言路上本就因为袁世凯胆敢擅议裁都察院,将他恨之切骨,此刻有"寿州相国"的号召,自然下手痛击了。
  大概自和珅、穆彰阿败事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白简"指向一个人,几乎是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议裁台谏,志在削朝廷的耳目,居心叵测,殆不可问。措词激烈的,甚至指他"谋为不轨"。
  袁世凯到底觉得言路可畏了,但还力持镇静,在朗润园中,不动声色。
  张一麟少年新进,不免害怕,便悄悄地向袁世凯提出忠告,应该速谋补救之计。
  因为外面的流言甚盛,说京城里怕会激出变故,酿成暴乱。胆子小的人鉴于辛酉之祸,甚至带了川资在身,为的是一看情况不好,连家都可不回,径自出城避乱。
  到了晚上,唐绍仪微服相访,劝袁世凯赶快出京。
  可是,他是奉旨进京的,不奉旨又何能出京?
  正在相顾束手之际,军机处派了人来通知: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
  "袁世凯,你闹得太离谱了!"慈禧太后从御案上抓起一束白折子,扬一扬说:"你看见没有,参你人这么多!"
  "臣死罪!不过,言路上……。"
  "不要再辩了!"慈禧太后厉声说道:"赶快回任!参你的人太多,我亦没法保全你了!"
  "是!臣遵懿旨!"袁世凯"冬、冬"地碰了几个响头。
  这个钉子碰得不轻!袁世凯形容惨淡地回到了朗润园,都有些怕见人了。馆中有那得到风声的,免不了私下议论,一传两,两传四,都知道袁宫保栽了大跟头。孙、杨两提调,原以为袁世凯必会立即找他们去商议,谁知竟无动静,孙宝琦还能忍得住,杨士琦却认为不能听其自然。
  "慕韩,"他说:"总得找项城去问一问吧?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很明白的一回事,亲贵、权要、言路,都欲得之而后快,偏偏项城又不肯收敛。如今正在风头上,碰都碰不得。"
  "不碰也得有个不碰的办法,走!"杨士琦拉着他说,"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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