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下令称帝。1916年元旦，袁世凯宣布登基，改元为“洪宪”元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革命党人领导发动了护国运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迫使袁世凯于3月22日申令撤销帝制，翌日下令废止洪宪年号。为了亲自策划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孙中山于4月间自日本秘密返回上海。宋庆龄随后于5月19日抵达上海，孙中山亲赴码头接回了夫人。宋庆龄回国后，旋即投入革命，协助孙中山起草了《第二次讨袁宣言》。这篇宣言，从辛亥革命建立共和讲起，历数袁世凯的窃国行径，细述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及其意义。文中指出：“文持三民主义二十有余年，先后与国人号呼奔走，期以达厥志。辛亥武昌首义，举国应之，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目。”反袁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自当维护约法始。是非逆顺，区以别矣”。所以，“除以武力去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宣言最后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国民者复于国内。唯父老昆弟察之。”宣言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随后，宋庆龄随同孙中山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进行护法斗争。
在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10年中，宋庆龄很少发表个人公开的宣言或声明，只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她对时局的看法或认识。1917年4月，宋庆龄在给友人梅屋庄吉的回信中，对当时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表示了如下看法：“至于我国的政治形势，你是知道的，有很多自私的和有野心的人企图竭力将中国投入欧战，这一步骤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得失可言。”在此，她将“自私的和有野心的人”同企图“竭力将中国投入欧战”联系在一起，可见她对中国是否参战问题的透彻认识。对于国内有“许多人为了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却情愿牺牲国家的生命”，她感到非常的遗憾。
在与孙中山共同奋斗的历程中，宋庆龄对于革命的贡献、对于孙中山的帮助是巨大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后，始终伴随其侧，一起工作，宋庆龄“辉煌的头脑，充实了她丈夫的头脑，完成了他更伟大的人格”。孙中山侍卫武官郑卓这样评价宋庆龄：“宋庆龄是伟大的女性，是孙中山最好的学生、助手和伴侣。”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应《澳门日报》的专访，郑卓回忆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许多往事：
孙夫人才貌出众，确是女中人杰。她的英文、法文好，又懂拉丁语。国语讲得好，又识广州话，是先生的好助手。有时，有些文件、信件其他秘书一时译不出来，孙夫人很快就搞完。那时候，美洲、伦敦等地的同盟会，时有一些机要的文件、密码转给孙中山。先生对夫人很信任，时时交她处理。为将工作早日搞好，有时孙夫人忙得顾不上吃饭。
那时候，宋庆龄当孙中山的机要秘书，还参加接待外宾，工作也不少。总统府、元帅府、大本营一些未能及时处理好的工作，只要先生交给她，她便夜以继日地努力完成，时时废寝忘食。孙夫人很崇敬孙中山，敬仰先生的主义和理想，总是希望能设法分担先生的一些工作。她与先生结婚，曾遭到家人和党内一些人反对，但她相信自己的抉择是对的。她在东京与先生结婚时，先生正是流亡海外，但她甘心情愿与先生一起捱世界。而事实上，婚后十年，她随夫到处奔波，也确实挨尽不少咸苦，但孙夫人总是相随在先生身边，形影不离。
在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10年中，宋庆龄所做过的事情有成百上千件，其中为许多传记所详细记载，能够充分展现宋庆龄之性格、志向与才识的有这么几件事：
（1）率领红十字会员出征北伐
1920年10月，由孙中山支持的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粤军打败桂军，攻克广州，桂系军阀被逐回广西。宋庆龄于11月随同孙中山乘船离沪赴穗，重组护法军政府。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经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当选非常总统。总统府设在观音山(今越秀山)南麓。位于山麓的总统府经一座天桥与位于越秀山半山坡上的一座两层楼的小楼房即越秀楼相连接。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督师北伐，“削平变乱”，统一全国，实现民主共和。为此，首先要消灭盘踞在广西的桂系军阀残余势力，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为协助讨伐作战，宋庆龄约请何香凝一起组织了“出征军人慰劳会”，宋庆龄亲任总会长，何香凝担任总干事，会址设在总统府内。在宋庆龄等的号召与组织下，广东省、广州市各界妇女团体纷纷前来报名参加。宋庆龄一面向参加的妇女姐妹阐明讨伐战争的重要意义，一面同何香凝一起组织大家分头进行筹募捐款、赶制军衣、宣传鼓动等项工作。宋庆龄、何香凝还亲自到广州的一些医院慰劳伤兵。这个由宋庆龄亲自发起和组织的中国妇女界为了慰劳义师第一次办起来的“慰劳会组织”，对鼓舞士气，支援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亦为发动妇女参加社会工作树立了榜样。平定广西后，孙中山决定由桂林出师北伐。他首先抵达梧州，宋庆龄陪同前往。梧州是两广交界，水陆枢纽的名城。宋庆龄在梧州期间，十分繁忙，开会、演说，亲自组织慰劳队慰问出征将士。她在此地活动了约1个月。11月15日，孙中山率3万大军由梧州出发前往桂林。宋庆龄为切实协助孙中山北伐，决定先不跟随孙中山去桂林，她于同日由梧州折返广州，以筹募款项，并组织更多的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的会员，为北伐军做好救死扶伤、筹募军饷等后勤准备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准备后，基本布置就绪，宋庆龄乃于12月6日从广州启程赴桂林。孙中山亲自前往阳朔迎接，而后偕同夫人在阳朔乘船顺江而上，于12月21日抵达桂林。
婚姻 附：“宋氏三姐妹”中宋霭龄…
在桂林期间，宋庆龄一面陪同孙中山视察各地，一面积极开展妇女工作。她常邀集妇女界领袖磋商配合北伐事宜，不遗余力地协助孙中山料理军务。当孙中山把大本营移至韶关后，宋庆龄又率领许多红十字会会员赴韶关配合北伐。她常常不辞辛劳地带领红十字会会员深入各军进行劳军和救护伤兵的活动。随着北伐战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部队由韶关出发开赴前线，从前线运回的伤兵也多集中在韶关医治或再转运广州等地，宋庆龄带来的红十字会会员已不敷应用，亟须更多的人员参加救护工作，宋庆龄于是由韶关致广东省红十字会赶紧再派会员到韶关往赴前线，“该会先电第一路救护总队总监林伯翘，刻日由湘境率队转往南雄，并即派第二路总监陈侠卿、第三路总监李容龄，今日先往韶关候命，并筹备后方病院，该院长已由法人狄克博医士夫妇担任，看护队总监已由谢英夫人担任”。宋庆龄还致电何香凝，希望组织和发动更多的妇女参加北伐救护工作。
在中国早期的妇女运动中，宋庆龄的行动无疑为广大妇女同胞参加社会工作，参加反军阀的武装斗争树立了榜样，也为宋氏姐妹日后在妇女工作方面的贡献开了先河。
（2）广州脱险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军事政变。16日凌晨2时许，当远处叛军的集合号声已清晰可闻，情势万分险恶之时，孙中山唤醒了正在睡梦中的宋庆龄，要其“速着衣裙，随其同行”。宋庆龄认为若与孙中山同行，势必引人注目，而且有可能拖累他，影响孙中山的尽快脱险。她坚持自己留下，劝孙中山赶快先行撤离，她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而不可以没有你！”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走。事态紧急，不容犹豫。孙中山不得已穿上长袍，头戴通帽，腰间悬着药箱，化装成一名医生，只身带着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匆匆离去，临行前与宋庆龄约定，若平安抵达永丰舰，就鸣炮三响，以作信号。孙中山令50余名卫士的卫队全数留守越秀楼，护卫夫人。宋庆龄实际担起了保卫总统府、越秀楼和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孙中山脱险的重任。
宋庆龄让卫士打开所有电灯，造成孙中山坚守越秀楼的假象，以迷惑敌人，同时她赶紧烧毁机密文件。宋庆龄在《广州脱险》本文1922年在报刊发表时，曾用过《粤变纪实》、《广州脱险》等题目。1923年8月，宋庆龄亲笔题名为《广州蒙难记》。原文为英文。最初译载1922年6月28日、29日上海《民国日报》。该报发表此文时前有国闻通讯社按语：“孙总统夫人于日前抵沪之后，本社代表前往访问，夫人因一撰文，述粤变实情，嘱为发表。”中写道：
中山先生走了半小时以后，大约早晨两时半，忽有枪声四起，向本宅射击，我们所住的是前龙济光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上，由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我们的小卫队暂不反击，因为四周漆黑，看不出敌兵。我只看见黑夜中卫队蹲伏的影子。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复枪与敌人对射。敌人却瞄准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炮弹击毁我们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是其余的人，仍英勇作战，毫不畏缩。有一位侍仆爬到高处，挺身而战，一连击毙不知多少敌人。
到了上午8时，卫队已死伤过半，子弹也几乎打光，卫队长向孙夫人报告，说明留守越秀楼已无意义，请求她即时撤离，其余卫兵也劝她撤离。宋庆龄表示同意。她在《广州脱险》中写道：
同我走的有两位卫兵和姚副官(中山先生的侍卫)。我们四人，手里带着一点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我们四人只听见流弹在空中飞鸣，有一二回正由我鬓边经过。我们受两旁夹板的掩护，匍匐而进，到了夹板已被击毁之处，没有掩护，只好挺身飞奔过去，跟着就是一阵哔剥的枪声。在经过这一段之后，姚副官忽然高叫一声倒地，血流如注。一看，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两腿，而伤中一条大血管。两位卫兵把他抬起来，经过似乎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过道，而入总统府的后院。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那条过道的一段整个轰毁，交通遂断绝。这总统府四周也是炮火，而更不便的，就是因为邻近都是居民，所以内里的兵士不能向外回击。
婚姻 附：“宋氏三姐妹”中宋霭龄…
在此险境下，宋庆龄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正如她本人所说，“自从八时至下午四时，我们无异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地四射。有一次在我离一房间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这时我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到下午四时，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谈判，卫士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保护孙夫人安全脱险，但那位军官说他不能作此保证，因为袭击的不是他的军队。正在说话间，叛军已冲开总统府前面的两层铁大门拥进来，据宋庆龄后来回忆说：
我只见四围这些敌兵拿着手枪刺刀指向我们。登时就把我们手里的一些包裹抢去，用刺刀刺开，大家便拼命的乱抢东西。我们乘这机会逃开，正奔入两队对冲的人丛里，一队是逃出的士兵，又一队是由大门继续闯来抢掠的乱兵。幸而，我头戴着姚副官的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
出大门后，又是一阵炮火，左边正来了一阵乱兵，要去抢财政部及海关监督处。前后左右，都是乱兵在进击。他们一面进，我们一面穿东走西曲折的在巷里逃。
怀有身孕的宋庆龄，经过一天的紧张奔波，实在是走不动了，两个卫兵于是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她走。正走着，又发现从小巷里走出几个敌军，向他们这边射击。“同行的人耳语叫大家伏在地上装死，那些乱兵居然跑过去，到别处抢掠了。我们爬起又跑，卫兵叫我不要看路旁的死尸，怕我要昏倒。过了半个小时，进击的枪声渐小。”他们跑到了一个小村落的民房前，他们推门进去，屋中的老妇人怕受牵累，要赶他们走，此时宋庆龄已经体力不支，晕倒在地，她被卫兵用冷水浇醒后，一名卫兵出门外去观察动静，却不幸被流弹击中。枪声沉寂后，宋庆龄化装成一村妪，沿路拾起一个菜篮及几根菜，和剩下的一名扮作小贩的卫兵，几经曲折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而这儿在早间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虽然不太安全，但此时的宋庆龄是再也无力前进了，就在这里过了一夜。当天夜里，宋庆龄欣然听到海军战舰上震撼夜空的三声炮响，她知道孙中山已安全脱险，并在军舰上主持平叛。那夜宋庆龄“通宵闻见炮声”。第二天，宋庆龄仍旧化装成村妪，逃到沙面，在一个铁工同志的帮助下，乘小船到了岭南大学校长、与孙中山友谊甚笃的钟荣光的家。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宋庆龄小产了，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身体初步康复后，宋庆龄在钟荣光的周密安排下，抵黄埔，登上永丰舰，“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随后，宋庆龄身负孙中山和革命事业赋予的重大使命，抱着重返广州的决心，乘船经香港于6月25日回到了上海。
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整个事件过程中，宋庆龄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与深明大义，使她深受大家的崇敬，同时也更锻炼了她的革命意志。这次事件，使他们在物质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但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正如宋庆龄在给阿莉的信中所说：“所有我的皮衣、服装和首饰都被士兵抢去，事实上我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丢了。但是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受到伤害，还能再度在我们自己的家里生活和呼吸。虽然我们的东西都丢了，但我们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公众舆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支持我们的事业。”
（3）参加“洛士文号”飞机试飞
孙中山早有“航空救国”的思想，他曾指示旅美同盟会会员学习飞行技术和制造飞机的技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筹募大宗款项，购得6架飞机，任命冯如任飞行队长，创建中国最早的一支空军。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后，与孙中山一样热心于中国的航空事业。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国民政府后，于1923年3月任命杨仙逸为航空局长，黄光锐为第一飞机队队长，林伟成为第二飞机队队长。随后，孙中山又委任曾受命赴美购买飞机并学习飞机制造技术的杨仙逸兼任飞机制造厂厂长。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鼓舞下，经艰苦创业，终于在1923年制成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架飞机。为感谢宋庆龄对中国航空事业的关心，这架飞机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罗莎蒙黛”(Rosamonde)命名，这个英文名字翻成广东话叫“洛士文”，人们便称这架飞机为“洛士文号”。
1923年7月上旬的一天，飞机首次试飞，地点在广州郊区大沙头机场。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机场内外，喜气洋洋，有数百名文武官员和群众前来观看试飞。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心情更是格外激动，他们在宋子文、陈友仁、副官马湘的陪同下，早早来到了大沙头机场。
婚姻 附：“宋氏三姐妹”中宋霭龄…
首先杨仙逸请孙夫人行命名礼和开驶礼。接着，试飞员黄光锐从队列里走出，来到中国自己装配的第一架飞机旁。他是杨仙逸从美国选拔带回国的华侨优秀飞行员。“洛士文号”有两个座位，除飞行员外，还可坐一个人。试飞开始，当孙中山问谁愿意登机试飞时，宋庆龄出人意料地从人群中出来，带着她与生俱来的那种恬静的微笑，迈着矫健、轻盈的步子走向飞机，她的勇敢行动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人群中一片哗然，就在人们感到惊讶并纷纷劝说孙中山之时，宋庆龄已坦然自若地登上了没有舱盖的飞机，记者赶紧抢拍下了孙夫人坐在中国装配的第一架飞机上的珍贵镜头。飞行员帮孙夫人系好了安全带，然后以娴熟的技术驾着飞机冲上蓝天。飞机平稳地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两周，然后拔高、俯冲、后翻、侧飞，作各种特技表演，最后平稳徐徐地降落地面，试飞成功。当宋庆龄走出机舱时，人群沸腾了，为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的试飞成功而欢呼，更为宋庆龄的大无畏精神而感动。杨仙逸含着热泪对宋庆龄说：“谢谢您，夫人！谢谢！”宋庆龄摇头说：“不，应该感谢你。我谢谢你，国民谢谢你。”
温文尔雅的宋庆龄不怕危险，毅然参加试飞，她的这一行动再次显示了她外柔内刚的性格和那坚定、勇敢的精神，也再次赢得了大家的钦佩，更得到了丈夫孙中山的敬爱。“她是他挚爱的伴侣，一直爱到他逝世的一刹那。”为了纪念这难忘的一天，孙中山和宋庆龄站在“洛士文号”前合影留念。这两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曾分别登在《广州民国日报》上。
的确，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好帮手，非常难得的无与伦比的好秘书。婚后的宋庆龄以她的实际行动和人格魅力得到了国民党人的一致赞扬。据几位曾经与宋庆龄相处过一段短暂时期的前辈日后回忆，“孙夫人从不干预孙中山先生之政治工作。在孙中山先生病重时，有关立遗嘱的大事，也是由跟随孙中山先生之得力而又是亲信同志决定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孙夫人更是勇敢而坚定地处理后事。处处以同志们的意见为依归，事事以顾全大体，为国为民为最高原则。这不是中国传统的妇女典范'三从四德'这般简单，而是伟大的人格，海洋似的气量之表现，也是一个不讲名位、不求名位的革命家'凡事尽其在我'的行动表现”。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宋庆龄不仅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是获得最多选票者之一，有效票总数为249张，宋庆龄获选票245张，这充分说明宋庆龄深受与会者普遍的尊敬和拥护。常言道“子承父业”，孙科是孙中山的独子，也是国民党中的活动分子，“但一般人并不认为孙科继承乃父的革命衣钵。继承孙氏革命遗志的是宋庆龄”。当孙中山逝世的时候，年仅32岁的“宋庆龄女士本来是可以代之而起的”，“自一九二六年起，大家都认为只有宋庆龄有资格代表中国革命之父的名义讲话”，“假如宋庆龄要求抬高自己的地位，她当然有世界妇人所未见的地位可以获得。然而，这绝不是她所要求的出路”，她选择的是一条捍卫丈夫事业、捍卫真理的道路。这条路，坎坷不平，艰难困苦，但她始终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宋庆龄去世后，香港《华侨日报》刊载的一篇悼念文章这样评价宋庆龄，说：“作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一开始便可以掌握更大之权力，及爬上更高之政治地位。中外古今，许多'知名妇人'，都是妻凭夫贵，争权力，居高位，为所欲为的。但终其一生，孙夫人总没有这样做，也不同意别人这样做，这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
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10年，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10年也许并不短暂，但在宋庆龄90年的生活历程中，这美好的10年显得那么的短暂而又珍贵。与孙中山的结合，使她受益匪浅，并影响了她的一生，同时对宋氏家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根宝在访问了宋庆龄之后，这样写道：“无疑地，她是宋家最重要的人物，因为如果她不和革命之父结婚，宋家其他的人不会和政治发生这样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宋氏家族首先因宋庆龄而声名鹊起，也因宋庆龄而开始在中国政坛崛起。宋子文的步入政坛，更与其二姐有着直接的关系。三涉足政坛
涉足政坛 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1）
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长江流域算是由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掌管了，加上冯玉祥、阎锡山也倒向南京政府，西北和华北的河南、山西，也算是由南京政府统一掌管了。这时，剩下来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地盘没有归到青天白日旗帜下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残余未被消灭。
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不仅恢复了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且以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决定集中所谓革命力量，限期完成北伐大业。
宋美龄跟随蒋介石到了南京，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与翻译。这时，蒋介石忙于筹划“第二次北伐”。为了避免说他是军事独裁，他特地提议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等四个地方分头设立四个中央政治会议下属的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四人分任政治分会主席。同时，他又施展了他的老一手以笼络其他统兵将领，拉冯玉祥换帖拜把子。宋美龄参与了“第二次北伐”的筹划活动。宋美龄一方面做了许多应酬的事。“那时的南京，生活条件既然如此差，自然没什么社交娱乐可言，不过总司令的生活毕竟例外。蒋与他的同僚间倒是经常有饭局举行，每一次，这位蒋司令都坚持他那新娘子与他一起出席，如果遇到司令自己做东时，宋美龄更是非扮演女主人的角色不可。”(香港)李桓编译：《宋美龄传》，海峡文化出版社出版，第91页。尤其是宴会中，宋美龄往往是座中的唯一女性。她曾说过：“我想这些官员起先颇为意识到我是个女性，但是后来我全心地投入帮夫的事业，他们也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女性，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宋美龄在家中要帮助蒋介石接待许多客人，这种接待不单纯是妻子接待到家里来的宾客，乃是政治活动的家庭化，这是旧中国官场活动的一个延伸，也是宋美龄初入官僚行列的一个起步营生。这种接待，显示了宋美龄的交际才能，弥补了蒋介石的一个缺陷，取得了日常政治活动中所起不到的作用。宋美龄另一方面在南京办了一所在北伐战争中(包括两次东征陈炯明的战争)阵亡的烈士遗族学校，照顾那些“已经为国捐躯或准备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子女”。宋美龄说：“这些儿童如果接受适当的教育的话，将是最有价值的财产，因为，他们的血液中天生就含有革命的因子。”在教育这些儿童的过程中，宋美龄比较强调“如何将书本所学的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她说过：“在这些烈士遗族学校里，我要教他们如何用手和身体去思考、去推理为什么一件事必须那样子做。”
三涉足政坛当时南京虽然已成为国民党的首都，但城市的各方面的条件是比较差的。宋美龄在同蒋介石结合前，到过中国许多地方，熟悉的还只是天津、北平、上海、广州等城市。在这些地方生活，对宋美龄是“轻松而舒适”。现在一到南京，这是一座残破老旧、黄沙蔽天的城市，居住与交通的条件极不理想，许多国民党官员的妻子宁可在上海生活，与当官的丈夫定期见面，也不愿随着到南京去，可是宋美龄，却似乎毫无怨言地在南京呆了下去，而且宋美龄十分繁忙，过去那种比较清闲的生活没有了。“美龄婚前的一个女友说，那时她总有这样一种感觉：上海的生活以及她那个阶层的姑娘所能有的社会工作，都满足不了美龄的需要。美龄兴趣广泛。俱乐部和儿童福利会是她课余常去的地方，但是这些仍然无法使她得到满足，她那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有时使她显得情绪偏激、举止奇异。比如，打麻将的时候(打麻将是上海许多妇女借以消磨大段时间的一种娱乐活动)，美龄常常在玩了几小时之后，突然站起来告辞……美龄的离去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她突然意识到她正在干的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结婚后，这种厌烦与空虚的感觉消失了。”《宋氏家族》，第168页。宋美龄在“第二次北伐”筹划过程中的活动比较明显地起着两大作用：一是融合了蒋介石与同僚间的关系；二是给蒋介石军队的将士以安抚。不能不看到，政治上的需要超越了生活上的需要，宋美龄这一娇小姐卷入了政治生涯，一步一步成为蒋介石集团的要员。
涉足政坛 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2）
1928年3月31日，蒋介石率部举行“第二次北伐”。当时有四个集团军参与，第一集团军由蒋介石兼总司令。第二集团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第三集团军由阎锡山任总司令，第四集团军由李宗仁任总司令。4月1日，蒋介石进驻徐州。中旬，四个集团军发起总攻，蒋介石分头给他们发了许多作战电令。仅据《自反录》上所载，《渡江北伐令第一集团军诸将领电》(1928年2月至12月)有73件，《渡江北伐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电》(1928年4月至11月)有31件，《渡江北伐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电》(1928年4月至11月)有14件，《渡江北伐与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电》(1928年5月至1929年3月)有8件。这些指令，主要是紧密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具体部署部队北进，同时调节各个集团军之间的协同作战，也有牵涉反共和地方治安、善后安排等。6月3日，孙传芳知大势已去，宣布下野，所部向国民革命军投诚。4日，张作霖不敢恋栈，带领一批文武官员出关。8日，国民革命军进占北京。至此，“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告一段落。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通电服从南京政府，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算是形式上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统一大业。在北进的过程中，宋美龄跟随蒋介石转战各地。“车站、农宅、临时屋都曾是他们的落脚处，不过，有件特别的事，那就是不论到了多么恶劣、简陋的地方，委员长夫人对她所素持的干净标准丝毫也不肯打一点折扣。每到一个地方，她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抹地擦窗，务必直到看起来纤尘不染后才肯罢手。当然，漂亮的窗帘与芬芳的鲜花是绝对不可免的。”《宋美龄传》，第92页。
“第二次北伐”完成之后，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的矛盾产生，从编遣军队开始，接着爆发了一系列新的军阀的混战。先是蒋桂战争，继之是蒋冯战争，后是1930年4月发生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最后是蒋介石取胜。宋美龄在写给一位美国同学的信中说：“你无疑已从报上得知，中国军阀尚未被打倒。他们为了保持各自利益范围满足私欲，公然反抗中央政府，而置唯有统一才能救国于不顾。我丈夫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已尽最大努力阻止反叛将军阎锡山和冯玉祥作乱。可是这些将军封建意识浓厚，只顾私利而不知其他，因而中央政府只得颁布戡平叛乱的命令，我丈夫作为总司令统辖全军。……一想到我国面临的种种灾难我就感到痛心疾首。连年旱涝饥荒，共匪乘机作乱；而现在，为了满足无聊军阀的贪婪欲望，又要进行一场血腥战争。”宋美龄的这封信，显然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的一番表白。这一场接一场的争权夺利的军阀混战，置人民死活于不顾，在中原大战中，双方(蒋为一方，冯阎为一方)竟调动了100万军队，在陇海路正面展开厮杀。因为蒋介石打着“中央政府”、“统一”等的美丽旗号，加上政治手腕，最后战败了冯玉祥、阎锡山。
中原大战结束后，1930年10月23日，宋美龄随蒋介石悄悄地到了上海。当时，蒋介石要迅速回师江南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与农村革命根据地，他给国民党中央的战报中说：“洪水猛兽之共产党，复乘我国家多事之际，肆行勾结，日事蔓延，寝成燎原之势，以为全国大患。”《自反录》，第2集卷3。于是，蒋介石把处理冯玉祥、阎锡山的善后事宜交给了率兵入关支持他的张学良。在上海，蒋介石在宋家接受了由江长川牧师主持的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接受洗礼以后，总司令就可能定期去教堂做礼拜。每当他作出一项重大决定的时候，他就跪着祈祷一段时间，以便得到安慰和启迪。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以后，他就做祷告，这已成他日常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就像他每天写日记一样，从未忘记过。”《宋氏家族》，第180页。尽管蒋介石是在宋美龄的催促之下履行了结婚时的诺言，“动机不明”，但宋家对蒋介石的这一姿态是深为满意的。美国的《基督教世纪》杂志评论蒋介石接受洗礼这件事说：“蒋是政府首脑。从其颁布的教育及其他法令来看，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政府对基督教会在中国的传教规划是持反对态度的。……基督教领袖们……正在严肃辩论此种规划有无实行可能。……人们对蒋介石加入基督教社团将持有克制的热情态度。确切地说，中国以外的教会希望在作出这项洗礼是一个重大胜利的结论之前，应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静观事态的发展。……大多数有见识的基督教徒都认为，康斯坦丁改变宗教信仰曾使西方教会蒙受一次最大的不幸；同样弗拉基米尔宗教信仰的改变也未被看做一次胜利，而对东欧真正的基督教来说毋宁是一次失败。……当前中国局势还有其他因素应予考虑。例如，它明显而且急迫地需要外援，特别是外国贷款。……南京政府领导人明白如有一个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当该政府首脑，西方对他们是会兴趣倍增的。……在鼓励主席采取这一步骤时，他们心目中肯定已在盘算有哪些直接和实际利益。……奉劝各地的基督徒，不要把这件事看成是上帝的王国在中国取得巨大进展的具体标志。”转引自《宋家王朝》，第408-409页。《基督教世纪》杂志的评论，把蒋介石似乎是忙里偷闲，在新军阀混战与反共战争之间到上海“接受洗礼”一事的真正企图点破了。从现象看，蒋介石是履行了宋美龄同他结合的诺言，实质是为进一步争取英美的支持。因为新军阀混战刚刚结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表面是服从蒋介石了，而内心是不服的；历年混战，生灵涂炭，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作为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财力上相当薄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在以燎原之势，威胁蒋介石的政权，所以蒋介石迫切需要英美的进一步支持，以稳固他的政权。上海是英美在华势力的集中地，蒋介石在上海搞“接受洗礼”，就做了一个样子给西方国家看，他在信仰上也加入了西方的行列。不过，蒋介石在信仰上，的确是随了宋美龄。在费希写的《蒋委员长夫妇的战时生活》中说：“蒋委员长于每晨六时，即已起床，作二十至三十分钟之早操后，乃开始洗面漱口。七时许，偕夫人宋美龄女士作静默祈祷，其时期约半小时。此为彼等每日所必须实行之日常工作，纵极繁忙，亦必为之。在此静默时内，两人共读中文圣经及上海广学会出版之晨间礼拜经文，两人并在跪祷时，互相讨论研究所读经文之意义暨祷词。”正如评论上说的，“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当该政府首脑，西方对他们是会兴趣倍增的”。这样，蒋介石就争取了西方国家支持他即将发动的“围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争。
涉足政坛 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3）
蒋介石在上海接受基督洗礼的当天(10月23日)，就赶往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会剿”会议，商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从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蒋介石先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一次比一次加码，一次又一次被中国工农红军击破。
反革命军事“围剿”愈演愈烈，蒋介石经过了再三的充分的准备，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总体思想指使下，于1933年10月，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这一年年底，宋美龄到了江西“围剿”前线。1934年1月，由于天气阴冷，道路崎岖，条件简陋，宋美龄还患了感冒，卧床休养。她趁养病的机会，向秘书口授她在“围剿”前线的经历，把它写在一封信里，寄给她在美国读书时的一位老师。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宋美龄是怎样在蒋介石的身旁，投入了这场反革命军事“围剿”，为其丈夫的反共事业服务的。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担任士兵慰问团的领导，尽心指导江西妇女慰问伤兵。我们要随军向腹地挺进，生活是艰苦的，但我很高兴，我的健康良好，能够坚持，这样我就能同他在一起，就能协助他。假如我静坐家中，等到中国真正实现和平，那么我们将长期无法团聚，所以我宁愿同他在一起，我军进展迅速，我们每到一处停留一般不超过两周。我们虽不得不放弃一些物质享受，但那不算什么，因为我俩互不分离，各有工作。
……我想到上月围剿中发生在江西抚州的一件事，我们的战地司令部就设在那儿。一天，夜半更深，忽然听到城墙那边劈劈啪啪传来一阵枪声，出什么事了？我丈夫叫我赶紧穿好衣服接着命令便衣队前去查看。这时枪声更急更猛了，寒气袭人，我直发抖。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匆匆穿好衣服，挑出一些绝不可落入敌手的文件放在身边，准备万一我们不得不撤离时就扔到火炉里销毁。然后我拿出左轮枪，坐待将要发生的事，我听到我丈夫在命令所有在场卫兵组成警戒圈。这样，一旦我们真被共产党包围，也可以杀出一条路来。我们不知道此刻外面发生什么事……
一小时后卫兵送来报告，原来是城门哨兵在黑暗中把几辆载有我们自己人的卡车误认为是敌人的，在争吵中，车上一名士兵开了枪，这就激怒了守城哨兵，他们一起向假想敌人还击。挑起事端的人第二天一早就被军事法庭处决，我深为惋惜，但我想维持军纪还是必要的。
1935年2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闽边巡礼》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我陪同丈夫到福建去。圣诞节那天，我们走了一千多里路(约三百三十三英里)，一半乘飞机，一半沿着闽变发生以后临时兴筑的车用公路坐汽车而行。我们从杭州动身，坐了两小时的飞机与八小时的汽车，就到闽边的浦城。我们经过浙赣闽三省边境，那里是我们东部最崎岖的地区，路又粗劣不平，所以我给颠簸震荡得头都抬不起来，异常疲乏。
虽则疲乏，一路的风景却使我赞叹惊奇。那里的山景的确雄浑奇伟，为我所从未见过。我见过贵国那峥蝾巍峨的落矶山，福建却是山复一山，接连不断的崇峰峻岭，上面都长着繁茂的树木，万万千千的杉树，在这圣诞时节青翠欲滴，并且在苍翠山色中，还偶而（尔）衬着一两棵朱红的蜡树，鲜艳夺目。在这崎岖的地域，以一月的工夫筑成公路，不得不令人诧异，就地势之险，与完工之速而论，技师们谁都认为是一件惊人的建设。四面山坡都以人工开凿。不消说，筑路时有数千人参与工作，每天分成三班轮替。路虽高低不平，但到底完成一条路了。
有时公路穿过山谷，既窄且陡，两旁高山崔巍欲堕，颇有直迫行人头上之势。我因而想到希腊东部德摩辟里的关隘，不知是否与此仿佛。有时我们沿高原边上的悬崖奔驰，开车一不小心，就会堕下深渊，有几段公路在筑造中，峭拔陡削（峭），几如悬壁。一直到经过以后，我方才觉察那次旅行多么危险，多么费力。事后我丈夫深悔不该教我冒这许多危险。所幸人们在身处危境的时候，每每不如追想时那样觉得可怕的。
要证明这句话，我又想起最近在江西行营某一个深夜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突然听见辟拍辟拍（噼啪噼啪）有几百响枪声，从城墙那面传来。发生了什么事？委员长立刻起身，唤我赶快穿上衣服，他派特务员去侦察。枪声却越来越多，越来越近。一面冷得寒战，一面在微弱的烛光下披上衣服，我检（捡）出了不可落入敌人手中的文件。我把那些文件放在手边，到我们非走不可的时候，好付之一炬。然后我掏出手枪坐下，等着事态的开展。我听见丈夫命令全部卫队环列一个圈子，准备万一真的给包围起来时，冲杀出去。
涉足政坛 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4）
我们还不明白外面真相，但知对方最近确已被困重围，或欲出一奇计以脱险。一小时后探听的人回来，报告有对方一部分，因知城上只有几百名哨兵把守，所以乘黑夜突来袭击，在那危急万分的时候，我倒泰然自在。心中只记挂两事：一是我们军队调动以及布防的那些文件；二则万一不测，惟有举枪自毙，出之一死。我宁死不愿遭到落在匪徒手中的那些妇女的命运。后来幸而对方被击退了，我们重新安息。
一月以后我们到了闽省边境的浦城。这是孤零零的一个小城市，我刚才所说的那条公路没有造成以前，那个小城和外界绝少来往。在高峰峻岭间虽然有羊肠小径，行人都望之生畏。那边的人仿佛处在另一时代，女人的服装和我高祖母差不多，精巧的发髻，也依然百年前的式样。
除夕那天，我和丈夫在周围的山中散步，我们发现了一株花蕊怒放的白梅，那真是吉兆！……
一星期后，丈夫动身向南边的建瓯去。他坐军用飞机，一小时便到了，可是此去的航空途中，寒冷而危险，所以打电报来，叫我乘船前去。……我带着美籍看护妇、女秘书、女仆和男仆卫兵等，同行共有六七十人，分乘五个民船、五个竹筏。……
我丈夫坐飞机一小时便可到达的那段路程，我们坐小船费了四天四夜的工夫。到最后一段，我们经过的地带，仍有土匪出没。所以委员长加派卫队来接我们。幸而路上没有遇到意外。可是夜里我怎样也睡不着，因为白天所看见的那些村庄，都是十室九空，疮痍遍地，太使我触目惊心了。……
步行时我走过许多村庄，都是杳无人影，很难得看到一些有生命的东西，大半都像死寂了的世界，一眼望去，人和动物，什么都看不见，沉默像一张厚幕似的罩在断井颓垣之上。整个村镇里只听见我手杖的答答声，和我们在街石上的一阵步履啄啄声。空屋的大门敞开着，残破的家具散乱在里面，给“匪徒”匆匆纵火而没有烧起来的墙壁上留着焦黑的烟痕。“匪徒”的凶恶，于此可见一斑。
凡是民兵们没法带走的东西都给毁了。毁灭和死亡，弥漫了整个村庄。……举目所见，一片空虚，一片荒凉。为什么呢？“匪徒”的成绩啊！……
在福建不上两月，我们就打胜了，一部分由于近代航空的力量。我草此文时，江西方面，胜利也就在目前了。但是我们把叛军镇服，匪徒的深山坚垒也给扫荡以后，问题尚不能就算解决。……
这封信和这篇文章，淋漓尽致地把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妻子、作为蒋介石的帮凶的立场、观点与感情和盘托出了。她的确不怕艰险、辛劳，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反革命军事“围剿”尽了作为妻子的责任；她极力地赞颂了这场空前残酷与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军事战争；她也无法掩饰地流露了她同蒋介石的“不寒而栗”与“恐惧”；她挑出一些美好的词句来吹捧与拔高蒋介石，什么“真正的领袖”，什么“战士的勇气和诗人的情感”；她无中生有地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会给她“难以言状的野蛮蹂躏和侮辱”；当革命根据地遭到他们洗劫后，她不得不承认“毁灭和死亡，弥漫了整个村庄”，但把这一切罪过转嫁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头上。
正当蒋介石的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比较“顺利”展开的时候，宋美龄又随蒋介石上庐山“度假”。度假是一个名目，实际是做英美的工作。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后，民族矛盾日渐上升，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英美在华的利益受到愈来愈严重的威胁而对蒋介石的不满步步加剧，正如埃米莉·哈恩这位1935年到了上海的美国女记者所说：“对于蒋介石及其政权来说，这是一个多事与混乱的年头。共产党又开始在汉口附近活动，蒋介石不顾年轻和有血气的中国人主张抗日的强烈呼吁，一心对付共产党，蒋介石声称中国还不能抗日，特别是在国力被内战削弱耗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他一直反共，直至共产党退到了西北。”《宋氏家族》，第194页。为了拉拢英美，争取英美对反共战争的支持，宋美龄又大派用场了。宋美龄上庐山后，召见了一些正在庐山休假的英美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冠冕堂皇地认为：蒋介石的政权丝毫未将其获得的巨利用之于民，蒋介石虽“控制”了中国一块相当大的地盘，但老百姓只把那些关于统一和进步的空谈当作耳边风。这些传教士又冠冕堂皇地指出：如果南京想取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蒋介石必须首先有一明确的社会福利纲领，以便在中国的外国人能有良好的印象。宋美龄很快领悟了这些传教士所说的意思，也就是如何保障英美在华的利益。于是，她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蒋介石立即同意了她的主张。这样，宋美龄就邀请这批传教士共同拟定了一个所谓中国“新政”的实施细则。后来就同“新生活运动”结合在一起加以推行。这个所谓的“新政”实施的细则到底又有什么内容呢？在不久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1934年12月14日)的宣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攘外必先安内，雪耻端在自强，救亡图存之工作，当以充实国力、修明政治为先务，一切设施，胥以此为准则，举如增筑公路铁道，以便交通；兴复水利农业，以裕生产；改革行政制度，以增效率；废除苛捐杂税，以苏民困。赖政府人民一致之努力，较之一载以前，尚有可睹之成绩。其尤使吾人足以告慰国民者，赤匪盘踞赣闽，数载于兹，凭借险要，设置伪府，啸聚亡命，恣行破坏，非仅当地人民有水深火热之痛，实为国家民族腹心大患。最近以全体剿匪将士之忠勇奋发，为国忘身，卒将积年沦匪之地方次第收复，号称天险之匪巢根本摧毁。”又说：“惟是来日大难，赣闽匪区虽告收复，而疮痍满目，劳来绥集之善后工作，实更为艰巨。匪巢虽然摧毁，而残余股匪突围西窜，图扰川黔，尤有待于剿匪将士之再接再厉，根本殄灭，以永绝祸萌。”很显然，这个“新政”实施细则的核心就是以“反共”为“先务”的“安内”。
涉足政坛 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5）
1934年9月底，蒋介石认为江西“围剿”的大势业已完成。于是宋美龄就随蒋介石下庐山去华北、西北视察。到了10月中旬，蒋介石突然接到南昌行营转来的情报，知道工农红军已经西移，便匆匆赶回南昌部署“追剿”。当时蒋介石十分得意地说：“不问红军是南下或是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当知道工农红军要向西南转移时，蒋介石对幕僚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陈布雷在1935年3月的日记上说：“赣匪自去年为国军倾荡巢穴后西窜川黔，蒋公先派贺国光任率参谋团入川，至是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将武昌三省剿匪总部事委张汉卿副总司令与钱参谋长大钧，而躬入川，督率川黔剿事，杨秘书长畅卿皆行，命余暂留汉口，待命入川。”《陈布雷回忆录》，《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书店1949年版，第43页。1934年底，宋美龄随蒋介石先去福建，决策如何追击工农红军以及对被占领的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实行“绥靖”。1935年3月，宋美龄又随蒋介石赴西南部署追击工农红军。遵义之战失败后，宋美龄随蒋介石由重庆赴贵阳，搞什么“督剿共匪，实施禁烟”。工农红军虚攻贵阳，实渡乌江，蒋介石在贵阳吓坏了，要滇军孙渡纵队赶到贵阳，据说他自己腹泻，遗屎床上，宋美龄也正伤风发烧。宋美龄在随蒋介石赴西南的几个月里，先后于4月、5月、7月分别由贵阳、成都和峨眉山致书“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讲了她的“西南漫游”。
在4月由贵阳发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我离开了你们虽然很久而且很远，但时时总是在想念着你们。当我深入内地目睹一般人民困苦状况的时候，就联想着现在的你们真幸运，能够很安乐的生活着而且受着良好的教育，能够寻得增进德业的门径，将来又能够有帮助同胞服务国家的机会，你们真是十分幸运……
现在我要将我们的这个堂堂大国——中华民国最近的时事告诉你们一点。你们知道：贵阳是贵州省的省城……我们这里四周都是“匪徒”，他们正用恐怖手段来残害百姓。所以委员长要到此地来把他们剿灭。现在他们离开我们只有二十英里，但是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是要被国军消灭干净的。那时候我们便可以真正做一番事业来救百姓，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了……
现在我想将我们的旅行经过对你们说一说：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坐轮船、坐汽车、坐飞机的，从九江到四川的重庆要坐船……我们到重庆的那一天，适值天雨，自离开南昌以后，这算是第一次……四川是我们中国最富省份之一，但被历来贪婪无厌的军阀剥削，自饱私囊，反把四川搅得民穷财尽……四川、贵州及其余西区省份的民众，都被鸦片烟弄穷了，不良的官吏使他们种烟吸烟以便大饱私囊。烟祸若不扫除，中华民族就要灭亡！所以我同委员长无论到何处，都要大声疾呼扫除烟祸！设法训练民众，禁止吸烟，免得我们的民众沦为奴隶……
在5月由成都发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我上次在贵阳写信给你们；后来，你们校长由贵阳追剿到云南，现在仍旧飞回四川来到成都了……
我们住贵阳约六星期，就与这座山城离别了。我们到清镇飞机场坐飞机，飞过许多高山，往云南的省城，即现在的昆明。……到了昆明的上空，望见省公署在城内一座小山上，云南大学在近旁另一座小山上，这是一座淡红色的房子。我们在云南的时候，就住在这所大学里。最后我们降落在巫家坝飞机场，那里搭着一座彩棚，龙主席及龙夫人率领云南的男女学生和各界同胞来欢迎我们。我们坐汽车进城，街道两旁，排列着一群一群穿白制服的学生，其中也有穿蓝色的，进了城门，即见人山人海，塞满了街道，家家户户的门首，飘扬着国旗，街坊上高悬着灯彩。这种热烈的表示，使我们异常感动……
5月22日那一天，委员长动身飞往贵阳，然后从贵阳到重庆。我是24日直接坐飞机到重庆的……我们在重庆住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就往成都……
在7月由峨眉山发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成都在历史上虽很出名，但比起我国其他的古城来，可供游览的地方并不多。它的城墙很高很广，周围约九英里。我时常上去散步，差不多把它走遍了。城墙是唯一可以供我们散步的地方……城的每面都有激流环绕……站在成都城墙上，可以望见处处有辛勤的人们在工作……
四川二十年来虽不断地遭到内战的惨祸，可是在成都仍到处可以看到富庶的景象，从前升平时候它的繁荣状况，当更盛于今……
后来天气太热，我们就到峨眉山来，峨眉山在成都西南，是著名的佛地。……我们住的屋子都有林木隐掩，远远近近还有若干同样的房屋散布着。我们的下面，展开一片平原，加定城也远远在望……《蒋夫人思想言论集》卷6，《蒋夫人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1966年编印。
在这三封信中，宋美龄大讲了西南地区景色的美丽、物产的丰富、城市的破旧、风俗的落后以及峨眉山这座佛教名山的峰峦、寺院，提及她同蒋介石为“追剿”工农红军而来回奔波，也痛骂了一顿西南地方军阀“贪婪无厌”、“自饱私囊”，吹捧了蒋介石同她“正努力提倡一种新运动，要来开发富源，倡办工厂，制造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改良农业增加生产，使我们的民食从此充裕，这个运动就叫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中，宋美龄是尽一切可能跟随蒋介石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出力，正如美国的罗比·尤恩森在《宋氏三姐妹》一书中所说：宋美龄“在她丈夫与红军作战期间同他一起飞行，为的是同生死、共患难”。很显然，宋美龄辅佐其夫反共反人民可谓是不遗余力。
涉足政坛 推动“新生活运动”（1）
推动“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在总结他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先后发动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遭到失败的教训时，认为：“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励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蒋介石：《剿匪技能之研究》，1933年4月25日。所以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中，蒋介石就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在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为贯彻“七分政治”，他搞了一个“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作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宣布“新生活运动”就从这一天开始。
按当时蒋介石打出来的表面旗号，这场运动的目的：“当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更以薰和之风，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生气，负此重大使命者，惟新生活之运动。”这场运动的内容：“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又说：“礼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谓之定律。理之在社会中者，谓之规律。理之在国家者，谓之纪律。人之行为，能以此三律为准绳，谓之守规矩。凡守规矩之行为的表现，谓之规规矩矩的态度。义者，宜也。宜即人之正当行为。依乎礼——即合于自然定律，社会规律，与国家纪律者，谓之正当行为。行而不正当，或知其正当而不行，皆不得谓之义。廉者，明也。能辨别是非之谓也。合乎礼义为是，反乎礼义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谓清清白白的辨别。耻者，知也。即知有羞恶之心也。己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羞。人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恶。惟羞恶之念，恒有过与不及之弊，故觉悟要切实。有切实之羞，必力图上进，有切实之恶，必力行湔雪，此之谓切切实实的觉悟。”
揭开这层伪装的面纱，蒋介石是怎么解释这个“新生活运动”，宋美龄又是怎样一唱一和，便一清二楚了。
蒋介石说：“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宋美龄说：“委员长心底之唯一信心，则永远为求人民之幸福，以完成真正足以代表民意之三民主义，为其努力之标的，不惜竭全力以赴之。当其推进剿共军事之时，仍注意招抚投诚，开其自新之路。共党或被感动而来归，或被俘而劝服，即分送各处反省院，衣之、食之、教育之，使了解行政上种种革新，实皆为大众求生活之改善。此即新生活运动之所以能奠定广大之基础。而赣省农村运动之所以有今日显著之成效者也。……故努力整饬吏治，使其在共党区域中之人民，在各方面皆能改善其生活之状态，……赣省为共党盘踞中心之省份，经共党统治之后，凋敝荒凉，数百万人民庐舍为墟，室家荡尽。委员长驱逐共党出境之后，即开始恢复地方之繁荣，重奠人民生活之基础；先于各处成立组织，指导民众自力更生之方法；复经赣省教会之合作，成立'江西省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继复发起新生活运动，使人民得精神生活之信条，教以家庭卫生、自力工作与合作服务，以及其他新国民应有之常识。”
蒋介石讲了一段话，宋美龄讲得更长，但其内容无非就是要人民老老实实地在蒋介石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下，“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蒋总统秘录》一书中有这样一句概括性的文字：“'新生活运动'，是在精神方面一个重大的战争。”就是说，“新生活运动”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反共，是“七分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足政坛 推动“新生活运动”（2）
按当时蒋介石的规定，这场运动是由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持。这个促进会成立于1934年2月19日，由蒋介石自己兼任会长。而且具体规定：“各省市县如有发起同样运动者，乃可设会，但县会应受其省市会之指导，以免分歧。”“省市县会应由省市县中最高行政长官主持之。以省党部民政厅(或社会局)、教育厅(或教育局)、公安局及军事机关各派高级人员一名，社会各公法团亦各派负责人员若干人共同组织之，以资划一。”“乡村农人由区保甲长，工人由厂长或工会负责人，商人由各业公会负责人，学生由校长教职员，军队由政训处长与主管长官或军队党部负责人员，公务员由各该机关主管者，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负责提倡。仍须由当地促进会派人指导之。”
这场“新生活运动”是怎么开张的呢？
运动从江西开始推行，在蒋介石的眼里，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是人民的思想中毒“最深”、社会秩序“最乱”的地方。蒋介石在1934年说：“我去年初来的时候所看到，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要讲信义。这种学生，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又说：“转移风气，改造社会，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实在还很容易，只要我们各界领袖，能够以身作则，实实在在来做。”所以，蒋介石把这个运动以江西省为重点地区，“目的在对受共产党蹂躏最深的江西人心加以改革，再以之为示范，推广及于全国”。在南昌，有二百组以上的学生团体展开大众宣传工作。南昌一地设有13个讲演站，由这些新生活运动的指导员逐日不断地从事大众“启蒙”的工作。晚间则举行所谓“提灯游行”。游行队伍打着“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的大幅横额，由军警保护徐徐前进。在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不要吐痰”、“清洁可以防病”、“消灭蝇鼠”、“戒酒戒色戒赌”等标语。3月11日，南昌举行了一个10万人的民众大会，宣示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决议把新生活运动普及为全国性的规模。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救国先救自己》的讲话。其中心思想就是：“有了强健的身体，就有强健的精神；有了强健的精神，就可学会一切强国的本领；有了各种强国的本领，自然可以保卫国家，发扬民族，使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够永远适存于世界——请大家以我做榜样，以最大的决心和毅力来实行新生活运动，完成中国的革命。”接着，全国各地有所谓响应活动，相继设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分会、支会。17日南京也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大会，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出席了大会。紧跟着，北平、广州等地也纷纷举行集会。“很快地，这个运动便扩展到国内二十省、一千一百县；国外，则在日本、朝鲜、爪哇、马来等地的华侨社会也设有支部。”
在运动刚起来的时候，蒋介石不厌其烦地作了五次讲话：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上作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3月5日，作了题为《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的讲话；11日，在南昌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上作了题为《救国先救自己》的讲话；19日，在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再作了题为《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讲话；26日，作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真意》的讲话。在这些连篇累牍的讲话中，除了反复宣扬新生活运动“为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外，还着重点出了这个运动的内容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怎么来实践这四个字呢？蒋介石又提出了“三化”的原则，即所谓“军事化”：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一洗从前散乱、浪漫、因循、苟安的习性；所谓“生产化”：养成节约、刻苦、勤劳、自立的精神，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的习性；所谓“艺术化”：期于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粗暴、鄙污、狭隘、昏愚、浮伪之习性。蒋介石又不厌其烦地提出了为达这些目标，首先从眼前的、浅近的问题着手，这就是要从实际生活出发，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几件很平常、很粗浅的事情，后来又加上“迅速、确实”，成为所谓每天生活行动准绳的六个目标。蒋介石的这些说教，全是骗人的空话、鬼话。他种下的祸根，他酿成的苦难，能用“礼义廉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的叫喊来解决吗？实为梦呓。蒋介石开的这一帖药方，连治他的“心腹之患”都不行，更谈不上救国。
涉足政坛 推动“新生活运动”（3）
宋美龄则卖力地来推行“蒋记”的“新生活运动”：
第一件，她极力主张妇女是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她还著文提出：要实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妇女对于这个运动正可作切实的辅助”，“我们如要衡量一国的进步程度，必得注意那一个国家妇女的情况和妇女在社会生活、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倘若大多数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生活很合理，那个国家才是进步的国家”。宋美龄是抓住了一个净化中国社会的点子，但在旧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等一根又一根锁链的束缚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原动力”，连宋美龄都承认，“不幸的中国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如果说宋美龄要发动妇女，也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中的妇女。
第二件，她要帮助蒋介石处理有关“新生活运动”的信件、报告和建议书。宋美龄在处理这些文件时，拉了端纳来帮忙。在《宋氏家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一天，蒋夫人抱了一大摞信件、报告，需要采纳或退回的建议书以及许多其他文件来到端纳身前。'瞧瞧这摞儿东西！'她绝望地说，'我永远也处理不完。端，您能帮个忙吗？'端纳是有这个能力的。他对事情的主次能立即作出决定，判断力亦很强。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会速写，他自己说，正是这个本事改变了他的整个一生。一连数日，他在蒋介石的司令部里紧张地工作着。”
第三件，她向国外宣传这个运动。她应美国《论坛》杂志的约请，于1935年6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新生活》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中国近年来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深深地受到了世界经济衰落的影响。各国凭了他们自己的智虑，都想从经济停滞中，找寻一条复兴的出路来。意大利有法西斯主义，德国有纳粹主义，苏联有两次五年计划，美国有新的经济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想解决经济问题，导国民进于物质的繁荣。中国也是如此，必须应付这个严重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得把人民从愚陋、贫困、迷信，以及匪乱后种种的天灾人祸中救援出来，即使暂时把国外侵略一个问题搁开，亟待解决的事情还是很多。新生活运动，就是为了根除这种病态而创导的。”进而又说：“中国情状和别国大殊，人民受了满清政府三百年的压迫，革命后又继之以无可避免的混乱，所以，中国的心理背景和社会情态，苟不加以简略的说明，一般的外人，决难了解新生活运动创导的理由、它的程序、它的目下进展的状况，以及将来的成就。”她认为“中国的心理背景和社会情态”是这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西洋各国都是有组织的，而且享受这种有组织的便宜，已久历年数了。在一种确定的制度之下，人民都习于辅助政府，推进着福国利民的事业。中国，尤其在满清经济之下，从来没有这种机会存在……人民习于沉默……改革家所冒的危险极大……民国元年，革命成功，铲除了官僚政治的一切传统，人民都觉得茫无头绪，要他们起来建立新国家，既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经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共和政体的作用，才慢慢发挥开来，在沿海的通都大邑，或内地的重要城市，若干比较重大、比较广泛的改革也渐次进行了。但多数地方，仍旧无所更改，或者可以说难于更改……”于是，宋美龄把话又回到“新生活运动”上来，她说：“新生活运动的概念，是蒋委员长在'剿匪'期中所悉心考虑而成的。他以为用武力收复'剿匪'，尚不能视为完成使命，必须在那些饱经蹂躏的残破之区，继之以社会和经济的复兴工作才行。欲谋物质的繁荣，尤须先行发扬民族道德，建立一种互助合作的精神，而纠正人民萎靡苟且的习尚，更是当务之急。”她又吹嘘蒋介石说：“委员长深究中国过去的历史，觉得先人遗传的良好品性，足以补救目前种种的颓风恶习，相信我国固有礼义廉耻四种美德，是复兴民族的良药——因为从前中国实行这美德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个伟大的国家呢。得到了这个结论之后，就以礼义廉耻四维为基础，创导新生活运动，重复发扬那湮没已久的强国因素。精神往往重于物质，所以仅仅经济繁荣，尚不足完成中国大国的地位，同时一定要提高人民道德的水准。”接着，宋美龄在文章中又讲了几层意思：
第一，她解释了礼义廉耻这四种美德“何以能裨益中国，它们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宋美龄在文中说：“一礼，最浅显地解释，礼就是仪节。然仪节定要自衷心流露——而不是虚伪的形式。二义，义可以略释为对人对己的尽责和服务。三廉，廉就是能辨别权利界限，不侵犯别人。换言之，就是一种公私及人己权利的辨别。四耻，耻就是觉悟与自尊。”又说：“有人批评新生活运动，以为全国人民衣食尚且不给，而高谈精神复兴，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可以根据事实来驳辩这种批评的不当，全国上下，自高官以迄苦工，倘使人人的日常生活，能遵循此四种原则，决没有衣食不足的道理。我们于礼字如有正确观念，那末待人接物都出以忠诚不会虚伪了。假使实行义字，看见了同胞的饥饿疾苦，一定会觉悟到援救的责任，而不会聚财利己，浪费自私了。又如廉，凡是官吏都能辨别人民权利，虽知道人民无力无智足以自卫，也不致睃民肥己了。如能实行耻字，那就没有卑鄙谄幸的人。”很显然，宋美龄的这番解释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靠所谓“四种原则”，就能达到“没有衣食不足”，这纯属空想与欺骗，而且在人民大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境地，奢谈“四种原则”纯属空中楼阁。
第二，她把“新生活运动”的反共目的点明了。宋美龄在文中攻击说：“匪乱实是破坏法律、秩序、公正、忠信，以及一切人类美德与国家道义的无上利器。它降低了人民的人格，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乐趣。”进而就一语道破了新生活运动的企图：“委员长鉴于这种可悲的现象，决计发起新生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是觉醒民众，鼓舞民众向上的最好办法。”接着，又美化又具体地说：“我们在江西，每收复匪区，第一步先遣派名为别动队的青年军官团，到那饱经蹂躏的地域，帮助复兴工作，这些青年军官曾在总司令部受过严格的训练，训练要目是教导他们应有的责任与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并且使他们知道，与民众发生接触的时候，必须和蔼有礼。这批青年军官到了前方，就立刻进行调查工作，找出人民受匪徒蹂躏后的最深疾苦，然后把调查的结果，详具报告，呈报总司令部。同时组织合作社，发放低利而长期的贷款，使人民得到工具、种子、修葺房屋的材料，以及其他生活上必需的东西。……数年来只有死亡和岑寂笼罩着的区域，今天竟再能看到欢乐的生机。”
涉足政坛 推动“新生活运动”（4）
第三，她把“新生活运动”中的参加者：全国经济委员会、江西省教育委员会、五省特别教育委员会、江西省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等组织的活动加以介绍。说什么“由于上述的种种，农工们渐渐得到了满意的生活，新公民的基础也造成了，创导的人也更兴奋、更努力，人民很显著地响应新生活运动”。
文章的最后，宋美龄吹嘘“新生活运动”的功绩：“新生活运动的恩惠，已经达到低层的民众，同时对于已觉醒的开明分子，也有相当的功绩。江西一经实施以后，全国就闻风响应，委员长最近巡视十二行省，所到的城市，多数是清洁整饬，大改旧观，同时人民有道德观念，官吏有责任心。……委员长和我，到了各大都市，总要召集教会团体，开会谈话。他们莫不立刻表示，愿意在他们区域之内，与新运工作者共同合作。……我刚刚接到江西外国教会团体的来函，述及他们对于新生活运动的感想，让我引这封信里面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剿匪'和新运工作，两者都是扫除愚昧、卑污、散漫，和一切人类败德的开创工作。新生活运动和耶稣基督的计划差不多，也是救援贫苦者、被压迫者、疾病者以及无享受生活机会的儿童而设置的。中国将由此而统一富强，得到世界的尊重；而这个新中国，一定像她光荣的昔日那样，以四大美德为立国的基础，同时还吸收了构成现代国家的必要成分。”
宋美龄还曾与蒋介石一道接见了外国记者埃德娜·李·布克，一起讨论了“新生活运动”。宋美龄还将“礼、义、廉、耻”译成英文，将“礼”译作Propriety，将“义”译作Righteousness，将“廉”译作Integrity，将“耻”译作ASenseofShame，供外国人(尤其是西欧人)理解。宋美龄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向西方世界推销蒋记的“新生活运动”；另是解释这一运动，以消除误解。总的是要争取外国人来支持这场所谓的“新生活运动”。
第四，她向国内宣传这个运动。在“新生活运动”开展二周年之际，宋美龄专门著文题为《新生活运动》。文章一开头，她就说：“当我们想写一篇关于新生活运动文字的时候，往往感到可谈的方面很多。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文字，发表得已经不少，然而这运动根本的意义以及提倡的动机，似乎还有许多人不曾了解，所以我们仍宜致力于解释的工作。”接着，文章讲了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批评了那些对“新生活运动”误解的人。她说：“一些轻薄的批评家，把警察的热心纠察，作为嘲笑资料，有的觉得新生活运动强迫他们负起启导群众的责任来，简直是干涉了他们的自由。有的根本没有把握住提倡四种旧道德的理由，武断地斥新生活运动为复古。许多人对中国的历史，非常隔膜，全不认识，当然不会了解新生活运动的用意了。”
第二，叙述了为什么要推行“新生活运动”。她说：“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原因非常简单。中国人民，多少年来历受官僚阶级的统治，官僚们唯一目的，是想抑制人民行使公民权利的欲望，消灭人民参与政治的本能和意愿。他们的目的是达到了，所以到民国成立的时候，除了极少数外，人民大都没有群众生活的责任观念，在民主政体中他们究竟处什么地位，也完全茫然。更可悲的是，甚至家庭生活中简单的卫生需要，他们也完全不知道，不必说构成家庭所必需的其他一切条件了。文盲到处皆是，种种方面都受到它的流毒，尤其是形成了人民精神的衰颓与堕落。”讲到这里，宋美龄又马上为蒋介石脸上贴金，说：“大约三年之前，蒋委员长注意到了这种情态，认为影响所及，足以阻遏国家一切的进步，他以为无论大小城市、乡里村镇，凡是举办公共事业的人们，倘无自我牺牲，公而忘私的观念，国家总有一天要灭亡的。于是回想到中国从前的光荣时代，探究那时国家所以臻于强盛的因素。正是这种回想，促成了他决计提倡固有的高尚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基础。”吹完了蒋介石又吹她自己：“过去数年来，我在国内巡游了许多地方，亲眼看见，人们的生活状况，不但困苦艰难，不但简单原始，并且充满着绝大的危险；社会麻木如死，人民苟安成习，毫无希望可言。中国人心的麻痹，经过了十数世代，已经根深蒂固，倘欲重振精神，不仅有赖于爱国人士的齐心合作，共图改良，还需要一种新的刺激，来推动我们的工作，于是就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第三，推崇与解释了礼、义、廉、耻。首先，她认为：“新生活运动提倡的四种旧道德，并不像一般谬误的传闻，以为竭力在恢复一切旧式生活。这四项原则实是我国最可宝贵的美德，也就是中国的精神基础。”接着，她分头介绍了这“四项原则”：“礼，使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习于诚壹恭敬；义，发展服务的精神；廉，教人以公私之分；耻，则是增进自尊心。如果人人习礼，一定会知道尊重秩序的重要，愈能尊重秩序，社会国家的团结也就愈增其强固；如果人人能明义，有了服务精神，大家就一定鄙弃争权夺利的恶习；如果人人能尚廉，尊重公私取予的分际，就一定会斥绝贪污，知道纯洁的人物方能组织纯洁的政府，纯洁政府方易于解决国计民生；如果人人能知耻，就是大家都有堂堂正正的自觉，而自觉心是从自尊心推演而出的，全国上下，都有觉悟之心，就不怕不能成为强固的国家了。”
第四，把妇女同“新生活运动”挂钩。她认为妇女对于“新生活运动”正可作为切实的辅助。她提出：“我国的妇女同胞，应当觉悟到，她们的思想和行动，大半还不曾合乎规矩，应当立刻革除愚昧怠惰的恶习。……在这国难严重的时期，妇女尤应为国家加倍出力；她们若能循着正确的路线，勇往迈进，那末，我们所渴望的国家进步，就会迅速实现，而一切阻碍我们的反动力量，也不能继续存在了。”
涉足政坛 推动“新生活运动”（5）
第五，鼓吹了“新生活运动”的功绩。她完全从表面的或不实的报告中，认为“新生活运动”在中国已经奏效。她说：“新生活运动现已风行全国，很僻远的内地城市或村镇，都整理得非常清洁；学生们竭力鼓吹卫生与清洁的益处，结果很好，凡是深明中国内地情形的游历者，假使把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作一比较，谁都能说出新生活运动推行以后，各方面有了多大的变化。他一定会承认新生活运动的确是进步的，的确在精神物质两方面有利国家，有利人民的。”她还借用基督教内地会的“周年报告”，吹嘘“凡蒋委员长德威所及的地方都有新运分会，或由官吏创导，或由民众自己的要求而组织，都获得了良好效果”。
后来(1940年6月)，宋美龄在《我将再起》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新生活运动”。文章一开头就说：“在日本侵略中国和我们抗战以前，'新生活运动'由于成为改造中国国民生活的一种潜力，已经形成一非常重要的地位。到抗日战争发动以后，新生活运动自动而又自然地变成整个国防体系中的一部分。由于这个组织的性质，所以新生活运动实际上颇能有助于全国人民的觉醒和动员，以应付当前新的考验。”接着，文章讲了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回顾了“新生活运动”在1934年发动后所起的作用。宋美龄在文章中说：“新生活运动在江西省所发挥的宏效，完全证明改进一般人民的福利才是国家改造的动力，因此全国人民也就认识了新生活运动的真正意义。不但江西省的人民很欢迎新生活运动所计划并能确实完成的进步和繁荣，而且其他各省的人民体认到这种宏效以后也立即风起云涌，于是全国都开始采行新生活运动的纲领和措施。”
第二，“新生活运动”在抗战中发挥作用。宋美龄在文章中说：“1937年日本开始侵华的时候，新生活运动就已经在各地有了很坚固的基础，所以到我们抗战一发生的时候就立即响应了号召。当蒋委员长向全国人民重申新生活运动的四大信条都可应用于保卫国土的时候，各地组织也都参加了这种爱国的工作。”宋美龄还引用了蒋介石对“四维”的新解释：“礼就是遇危险而不怯懦，义就是敢为主义而成仁取义，廉就是明辨是非，耻就是要我们雪去今天全国所遭受的耻辱。”她又说：“从抗战发生以后，很多机构当然都参加了抗战建国的工作。但新生活运动还得协助他们，结果也能够经由各种途径给他们有利的帮助。……这种新的精神能够带到其他各种活动中，也许就是新生活运动对于抗战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第三，具体讲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抗战中所推行的工作：一是“战地服务团”；二是“奖励荣誉官兵委员会”；三是“伤兵之友”；四是筹建航空同运输的宿舍。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本身主办的活动有：创办“新生活运动”宣传车；发起一种对国家的献金运动(仅半个月就筹到260多万美元)；为成千上万无衣无食的灾民办理稀饭和茶水的义务供应；兴办一个紧急医药治疗组等。
文章最后说：“为了促进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激发全国人民向所茫然的爱国心，新生活运动是值得称誉的。”
蒋介石也好，宋美龄也好，他们推行这个连他们内心都怀疑其成效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在当时的反响如何呢？在国内，“运动的前一两年，群众对这一运动并不太理解。此外，在批评界比内地更有胆魄的通商港如上海，报界还曾嘲笑这一运动”，“中国人对于在美德的名义下遭受辱骂和训诫早就司空见惯，提高语言道德在中国只是一个习性问题，如果光提倡诚实、清洁和直率等等，不会得到什么反响”。②《宋氏家族》，第197、199页。在国外，“西方人认为这套道德说教由于过分抽象和缺乏实际而效用不大”，他们甚至认为：“共产党毕竟说话尖锐，直接触及税收、土地分配和废黜封建领主等问题，而蒋介石的纲领虽然目标宏大，却失之内容空泛，说教味儿浓，未能将实际问题考虑进去。”②他们还讽刺地说：“总司令和蒋夫人认定，中国人所需要的是服用大剂量的蓖麻油使人人清心寡欲。他们用大汤勺舀油分发给人们，称之为'新生活运动'。”1938年1月3日美国《时代》杂志评述，转引自《宋氏三姐妹》，第85页。
无论是从什么角度、在什么地方、向什么对象推行“新生活运动”，也暂且不论其目的是出于反共，就这个运动的本身来说，是完全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国家极度贫困，人民处在饥饿与死亡的挣扎线上，连起码的生存都有危险，还谈什么“新生活”呢？有的书作了这样深刻的评述：“这种运动虽然有其价值，但它的某些方面却受到人们的嘲笑和蔑视。中国人民正在受到战争、饥荒、洪水、旱灾、疾病、蝗虫和其他各种各样灾难的威胁，他们没有心思听取什么礼、义、廉、耻的教训。说什么如果不用袖子揩鼻子，不在街上撒尿，或者不贪污受贿，生活就会改善云云，他们对这些是难以理解的。”《宋氏三姐妹》，第84-85页。“蒋记”的“新生活运动”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笑柄。众所周知的，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号召人们在马路上行走时都要靠左边走，于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就发牢骚说：“都靠左边走，右边都空着干什么？”这固然是一个笑话，韩复榘也不至于无知到如此程度，但对蒋记“新生活运动”则不失为一个辛辣的讽刺。
涉足政坛 西北之行（1）
西北之行
由于多种因素所致，宋美龄随蒋介石视察了中国的大西北。一是蒋介石认定江西的“围剿”业已完成，胜利在望，有些飘飘然，决定下庐山去华北、西北转一转，争取更多的人同情他发动反共战争，以缓和对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二是继续推行并扩大他的“新生活运动”；三是他听取了私人顾问端纳的建议，“尽可能到全国各地旅行，以便了解人们在想些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宋美龄随蒋介石的这次视察是“偶然引起来的”。起先，旅行是未曾准备和计划过的，而是偶然引起来的。蒋委员长夫妇，由张学良(他刚从欧洲回来，那时正在蒋委员长的指示下，在华中从事剿共)伴送着，到洛阳去参加一所新的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乘着一时高兴，他们决定朝西再走一程，就到了陕西的西安。就在那个时候，是他们计划中的，除了西安以外，也没有别的地方了。可是到了那里，他却决定继续到甘肃去，于是这一行人等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直到最后，他们视察过了华北、西北等十个左右的省份，经历了五千余里的路程才止。
1934年10月4日，宋美龄随蒋介石下庐山赴洛阳，途经汉口。在汉口，蒋介石召集了几次会议，“主要议题讨论'剿匪'。换句话说，他在准备大规模反共活动。他在汉口的几天，与他的将军们讨论制定了新的计划”。这个所谓“新的计划”就是尽快结束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在这一天，蒋介石致电贺国光转陈诚，指示占领石城的行动方案。9日，又电示陈诚如何早日结束战局。
10月10日，宋美龄随蒋介石离开汉口赴洛阳。蒋介石参加了中央军事学院洛阳分院的开学典礼，并发表了演说；同时，宋美龄与蒋介石又视察了洛阳市的政务。
10月11日下午，宋美龄随蒋介石结束了在洛阳的活动，登上火车准备返回汉口。这时，端纳建议只要稍微改动一下日程，即把车厢挂在列车的另一头，就可以到西安一游了。这一建议，马上得到了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同意。于是，一些人随蒋介石乘专机前往，其他人则坐火车。“此时西安忙得不亦乐乎，谁也摸不透是什么风又把蒋介石吹到了西安。”西安的欢迎场面是空前的。西安城像节日似的打扮，“这个古老的都会以许多的旗帜装饰着，大群的人们聚集在每一个优越的地点，乐队奏着乐而大炮也鸣了二十一响的礼炮”②③蒋鼎黼、姜君衡校译：《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第387页，手头上此书为民国时期出版的残缺本，出版社、著者不详……蒋介石检阅了军队，多次接待了地方长官，听取了有关行政与建设等情况的汇报(例如建造公路、经济问题、教育问题和禁烟工作等)。宋美龄几乎是同样的忙碌。“关于国府的政策和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作着启迪各个团体的工作。附带地，在蒋委员长与外人间的一向不甚密切的友谊上，展开了新的一页的后一个运动之推进，大体是蒋夫人努力的结果。”②宋美龄与蒋介石决定将处理新生活运动的代表与外国教会团体间的合作的可能性传播开去。于是，宋美龄与蒋介石就邀请外国教会的每一个成员赴宴。在宴会上，“当蒋委员长对教会人士说：在大众间的工作上，政府欢迎他们的合作的时候，他们都感到了惊奇。他们回答他的请求说：他们理应协助新生活运动”③。这些外国教会，响应了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号召，立即组成了一个中外委员会。蒋介石还特地召见陕西省主席，要他帮助这个委员会，要他与教会合作。在一次当众的演说里，蒋介石“适宜地指出说：中国目前的患难是由于从前是陕西伟大的理想与主义被忘却了的一事所引起的。并且宣称一个恢复那些主义的努力，是包含在新生活运动里的”《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第388页……蒋介石还亲自视察了西安城里的情形，声言要实施经济开发，对历史上的碑石与死去多时的皇帝的陵墓，感到很大的兴趣。
涉足政坛 西北之行（2）
宋美龄与蒋介石在西安活动的情形在当时的《华北日报》上有一个报道：“舆论认为蒋介石西安之行与共产党对四川的威胁不无关系，因为国共的任何行动都会变该省为一主要的战线。但蒋委员长暨夫人却大肆鼓吹新生活运动。今日于市区最大的明楼苑(音译)集会，以支持此业。昨日下午，该市所有外国传教士被邀参加茶话会，实为开明之举。蒋将军、蒋夫人先后做即席演说，前者用中文，后者用准确、美妙的英文，赞扬传教士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并呼吁他们对新生活运动应尽力协助之。如同在江西所取得的优异成效一样。诚然，在座的对历次倡导举止、洁净和提高群众风尚的运动都示以赞赏态度。茶话会期间，还选出一个代表该市各传教机构的委员会来敦促这一运动。在座的无不赞叹蒋委员长暨夫人的尊严和风度，深为中国的首脑层中能有这般才智、活力和献身精神的人物而释慰不已。”这个报道，将宋美龄与蒋介石西安之行的背景与企图点明了，是“与共产党对四川的威胁不无关系”，当时正是工农红军撤出江西，直指川、滇、黔。这个报道，将“新生活运动”美化了一番，尤其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美化了一番，什么“无不赞叹蒋委员长暨夫人的尊严和风度”。
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评论了宋美龄与蒋介石的这次西安之行：“传教士们远不止只是赞叹，他们实在感到有些惊讶。他们最乐观时，也从未指望过中国的领导人会像蒋氏夫妇在茶话会上那样找他们来了解情况。蒋夫人用英文解释说，蒋委员长和她本人都渴望进行真正的改革。他们认识到，传教士是与中国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了解他们疾苦的，因而他们能够说出怎样才能改造和提高社会风尚。传教士还有一种特殊的独立地位，他们可以讲实话，不必像官员那样由于害怕和野心而有所顾虑。蒋夫人央求他们诚恳陈言，并代表政府保证合作。”又说：“这类事从未发生过，无怪乎传教士们起初感到不相信，甚至怀疑。多少年来，他们当中较关注社会问题的曾以笔头、祈求和耍花样等方式，来寻找与哪怕是最低级官员谈话的机会，但几乎无人成功。可现在委员长本人和夫人却主动让他们指出他们各自地区的弊端，以及纠正这些弊端的对策。”这个评论完全是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竭力地吹捧与美化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之一传教士，说什么“传教士是与中国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了解他们疾苦的，因而他们能够说出怎样才能改造和提高社会风尚”。不过，这些传教士的确能比较无顾忌地指出蒋介石政权的弊端，能替蒋介石如何巩固其统治出谋划策，就是在邀请外国传教士参加的宴会上，一个传教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陈述了他的看法。之后又有六七个人发言，当天下午很晚才结束。宋美龄还单独召开一个西安国民党高级官员夫人的会议，敦促她们热衷于公共事业。这些夫人们答允开设一个治疗鸦片瘾的诊所。宋美龄还与这些夫人们一道参观了省立孤儿院和“为穷家少女开设的生意学校”。
接着，宋美龄又跟随蒋介石再西行到了甘肃的兰州。“在那里，蒋委员长聆听政府官员纲举着他们的改进计划和其他的提议。这个城市受到了昔年旧军阀手下士兵的蹂躏而这样造成的荒凉，仍是到处昭然在目。”②《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第388页。宋美龄与蒋介石又走访羊毛厂和棉纺厂，这些厂在新军阀混乱中，特别是冯玉祥的部队进驻后曾一度停办，还视察了建于1907年的横跨黄河的钢桥。在宋美龄与蒋介石离开兰州前，蒋介石“接见了辽远的、极西的青海省的军事领袖马良将军和马步青将军。他们是连日连夜赶来会见他的。他劝诫甘肃的军政当局，以及这两个主持青海的将军，不要为他们自己而工作，要为整个国家而工作。在这里，教会团体重复召集拢来，而它的推进新生活运动之原则上的合作，也取得了保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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