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辩论开始，检察员曲文达首先发言，他说，被告陈伯达在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０年期间，积极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篡国的罪恶活动。他的犯罪活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所犯罪行的一个组成部分，陈伯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同样是严重的。
他指出，陈伯达亲自授意、修改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污蔑建国以来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存在着“大量牛鬼蛇神”，污蔑他们的工作，是“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煽动要在全国“横扫一切”，提出要把大批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专家、学者、权威打个落花流水”。在他的煽动下，全国批斗成风，到处出现“打砸抢抄抓”的浪潮，致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的大批专家、学者，教育、文艺、科技人员有的被抄家批斗，有的被送进“牛棚”，遭到残酷的*和*。
被告人陈伯达还直接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公诉人指出他伙同江青、康生决定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人身*，并抄了刘少奇的家，为打倒刘少奇搜集所谓罪证。他伙同谢富治、吴法宪，在追“非常委员会”传单案的所谓后台时，提出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并指名道姓地诬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这个传单案的后台，并说要“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阴谋把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为现行反革命。陈伯达还利用他主管“陆定一专案”之机，对陆定一横加了“叛徒、内奸”等莫须有的罪名，并从生活上、精神上、肉体上对陆定一进行残酷*。
公诉人还指出陈伯达无中生有制造“冀东惨案”所犯的罪行，充分说明，被告陈伯达积极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篡国、祸国殃民，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犯罪活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其罪行是严重的。建议特别法庭对被告陈伯达根据其罪行及认罪态度，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陈伯达用他那令人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为自己做了一个小时的辩护。
在陈伯达辩护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为他做了三点辩护。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委托，作为被告陈伯达的辩护人（另一位辩护律师为傅志仁）。我们接受委托之后，认真查阅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陈伯达……
我们对本案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陈伯达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告陈伯达在诬陷、*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他负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离审查……而事实上，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被揭露后，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年之久……他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二）关于被告陈伯达在“冀东事件”中应负的罪责问题……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成千上万人被诬陷、*，数千人死伤的后果，也并非仅仅由于被告陈伯达的话所能造成的，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陈伯达对此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全部责任。
（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
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至此，主持法庭辩论的审判长曾汉周宣告：“现在宣布辩论终结。陈伯达，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第二篇 短兵相接 第六章 大奸似忠的陈伯达(5)
陈伯达陈述完毕，审判长对他说道：“被告人陈伯达，法庭要进行评议，你等候宣判。听懂了吗？”
陈伯达答道：“听懂了。”
法庭辩论至此结束。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七章 叛徒江青其人(1)
江青，女，又名李云鹤、李鹤、李云古、蓝苹等。江青对李云鹤这个名字很欣赏，她曾说：“蓝色的云彩，鹤是轻盈的鸟，飞在天空是很美的，鹤立鸡群吗！”据知她在演《娜拉》时改名蓝苹，寓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江青１９１４年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一个地主家庭。江青出生时，其父李德文６０岁，是他的小老婆所生。１９２６年江青到天津，在他姐夫、奉系军阀部队军官王克铭家中，仍过着剥削阶级生活。１９２９年春，在济南加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深得该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太侔的赏识。１９３１年春，江青由赵太侔资助进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后来与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赵太侔的内侄俞启威（黄敬）结识并同居，１９３３年２月由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７月，因叛徒出卖，俞启威被秘密逮捕，江青出逃上海，失掉了组织关系。１９３３年秋，江青由上海左翼“剧联”介绍进入“晨更工学团”，分配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晨更工学团”原是１９３１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后组织的各种工学团之一。“工学团”，“工就是做工，工以养学；学就是学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保生”。当时即１９３２年，工学团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陈更村成立，故名“晨更”。“晨更工学团”负责人为徐明清，当时为左翼教联常委，她把晨更工学团的教员２０多人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不久吸收江青加入共青团。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下旬，共青团中央交通员、青岛地下党员乐若在上海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与江青见面时，发现有人跟踪，乐若因熟悉地理环境，及时逃出，江青被捕。敌人原来是抓乐若的，是碰上了江青。
江青被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参加了审讯。
特务股的这些人看江青长得漂亮，优待她住小号（监房），夜里常被叫去陪几个头头喝酒，清唱戏段，说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的……”江青不久便填了登记表、保证书、自首书，说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义，于１２月出狱，成了可耻的叛徒。
江青出狱后不久，正赶上徐明清的母亲从山东乡下打电报来说，有病想念女儿，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她借此机会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和调养身体。
１９３５年，江青又回到上海，以艺名蓝苹进入话剧界、电影界。正赶上由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组织筹备排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经熟人介绍，江青得演《娜拉》。名剧还未上演，江青就引起了国民党文化特务分子，也就是张春桥（狄克）的上级——《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的重视，他们又都是山东人同乡，二人很快就结识了，并且交往频繁。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７日《娜拉》在金城大戏院首次演出，“蓝苹”的大名出现在报端。崔万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经常发表文章，刊登剧照，大肆吹捧江青是什么“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等等。
江青曾积极参加１９３６年９月国民党反动当局为蒋介石５０岁生日祝寿的“购机祝寿活动”的“祝寿游艺大会”活动，从事拥蒋，为国民党效劳……
１９３７年７月江青到达西安找到徐明清。
徐明清先于江青到达延安，这是因为徐明清于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０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女工夜校里被捕。她在被捕时急中生智把情况设法转告给她的领导人——她１９３３年入党的介绍人王洞若。经过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的多方营救，徐明清于１９３６年６月被保释出狱。因为她在上海为敌人所熟悉而不便于工作，为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于１９３６年７月调来西安，先任东北军*妇女支部书记，后来担任*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江青在上海得到徐明清的地址，来到西安。
徐明清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先向叶剑英夫人危拱之汇报了江青的情况，又领着江青见到了邓颖超同志。
江青来西安没带任何组织手续，只有本相册拿给大家看，可以证明她是个左翼演员的身份。而这个相册还是曾经照顾过她的女友秦桂贞看她在收拾行装时有许多照片无处放，花掉了一个月的工钱买来送她的临别赠品。江青临走时，也只有这位女人为她炒了一碗木须饭送行。
江青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博古（秦邦宪）面谈考核准许她去延安。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七章 叛徒江青其人(2)
江青到达延安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审查她的党籍问题。据各方面有关材料分析，是通过黄敬证明了江青的党籍，即江青在１９３３年１９岁时，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她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进入*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
江青入学不久，康生就于１１月２９日由莫斯科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江青是学员。“他乡遇故知”，江青找到了康生这座“靠山”。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中旬，江青要同毛泽东结婚时，党组织审查江青的历史，尽管康生做了手脚，*中央政治局还是对江青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分，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不干涉政治。”
１９４２年２月，延安开始整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又是审查干部、清除内奸。江青受到审查。康生又一次保护了江青……
直到十几年以后，江青出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的职务。这个不安分的女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正是：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江青这一“露峥嵘”非同小可，恰似灾星降临：造孽天下，祸国殃民，兴风作浪，十年不宁。
江青还是个以自我为中心忌妒成性的女人，她可以把贺子珍、毛泽东的女儿、女婿赶出家门；她可以把毛岸英烈士的遗孀和后来毛泽东为她物色的继夫投进监狱；她还能把恩人、好心照顾过她的秦桂贞骗到京城，关入监牢押了七年多……
然而，她对反革命的哥哥却百般呵护、包庇：
江青哥哥李干卿，充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１９３９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指使下，李干卿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是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江青和李干卿从北京到济南往来多次探望。１９５９年李干卿去北京，住了４０天，江青接他到中南海谈话。江青在同年去济南告诉她哥哥李干卿，济南铁路局审查他的历史问题，“你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１９６０年江青又告诉李干卿，“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可以完全不理。”１９７３年李干卿又去北京住了１６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送他茶叶和照相机等礼品。１９６９年江青通过叶群、王效禹，把李干卿提为干部，工资由６４．５元提到８３元，住房由两间增加到六间，享受特殊照顾。
江青长期隐瞒地主家庭出身。江青在“小传”中说，我是生在一个已经走向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这完全是欺骗。
据*山东省委调查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关于江青家庭情况的调查报告》证实：江青出身于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李德文在城关经营旅店和木匠铺，有房屋１４间，敞棚６间，雇长工一人，还有两个盲人专为他家推磨，忙时雇有季节工若干人。其后又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１２０亩，全部出租，每年收租一万多斤粮食，全家不劳动，以剥削为生，江青从小就过着寄生生活。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八章 江青、康生勾结 作恶多端(1)
一、欺世盗名的康生，是个政治骗子
康生，１８９８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县一个地主家庭。小名张旺，幼时读过五年私塾。据《人民的审判》书中记载，１９１４年张旺因在乡里打架斗殴，被其父禁闭在家中，由把兄弟陈舜庭带出到青岛礼贤中学读书，改名张宗可，１９１７年夏，中学毕业，这年秋天，因为家里遭到土匪抢劫，全家迁居诸城，康生又改名为张裕先，入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这时的康生才成为李云鹤（江青）的同乡。不过康生当年在诸城高等小学当小学校长时，江青才只有四岁，还是个孩子，他们谈不上什么相识。
１９２４年夏，康生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又改名为张耘。当时上海大学总务长是全国闻名的工人领袖邓中夏，而社会系的主任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员瞿秋白。张耘于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化名张容，后改名康生。
康生在１９３０年，*江苏省委改组后，调到当时在上海的*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１９３１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组织部长。３０年代参加*中央的特种领导工作。曾出任*驻莫斯科国际代表团副团长，１９３３年，在斯大林领导苏共进行镇反肃托运动时，康生学习斯大林的做法，在旅居苏联的*党员中，抓所谓托派分子和外国特务，处决了一批，逮捕了一批，流放了一批，大肆制造冤案，包括李立三、陈郁、杨秀峰、何一鸣等同志都被康生陷害过。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现有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潜入延安，为了肃清敌人，纯洁组织，１９４３年，*中央做出审查干部的决定，由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负责肃反工作。康生在审干中任意夸大敌情，掀起所谓“抢救运动”，运用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恶劣手段，大搞逼供信。康生在陕北公学搞试点，一手制造了“红旗党”大冤案，使一大批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党员被打成“充当特务、内奸”的“红旗党”党员，将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组织诬蔑为“红旗党”，使大批干部受诬陷*，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５日，党中央做出的《*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审查干部的九条具体方针，特别强调严禁逼供信，基本上制止了“抢救运动”扩大化的“左”的严重错误。但是，一贯以“左派”著称的康生在甄别“抢救运动”受害者为他们*时，竟阳奉阴违，玩弄花招，在结论中“留辫子”、“留尾巴”，为日后继续整人埋下伏笔。直到粉碎“四人帮”，“红旗党”的问题，才得到彻底*，“抢救运动”的流毒才被彻底肃清。
康生，从历史上看就不是个好人，素以性格阴险、整人残酷著称，他这人和他的名字一样善于随机应变，一遇到适宜的政治气候，便以大“左”派面目出现，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兴风作浪，大肆栽赃陷害忠良。在“*”中他同*、江青沆瀣一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他是诬陷、**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元凶祸首。事实证明，康生是个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政治骗子。
康生与江青同乡，但相识还是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以后。康生在江青到达延安三个月时，从莫斯科飞到延安。康生到*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任党校校长，江青正好在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因为是同乡，江青又很会巴结，康生就成了她的“靠山”。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中旬，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最反对这件事的是张闻天，最支持的人就是康生。江青和毛泽东结合，面临第二次审查她的历史问题，是康生保了她；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审查干部时，康生正好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他扣压下揭发和怀疑江青历史问题的材料，又一次保江青过关；１９４７年“三查、三整运动”中，康生再一次保护江青过关。这就是著名的“肃反专家”康生之所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在毛泽东身边，对他的好处。
就是这个政治投机分子康生，“*”伊始，嗅到他的机遇到了，于是派他老婆曹轶欧窜到北京大学，鼓动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从此全国高校陷入混乱。就是这个康生，把在延安时是谁告发江青的，告发她一些什么问题，全部告诉了江青。而那些向党中央反映过江青历史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不遭受江青*的；就是这个康生，在他临死的时候，特意向王海容、唐闻生告知“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希望你们俩把我的话，原原本本转达上去”。康生就这样最后出卖了江青。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八章 江青、康生勾结 作恶多端(2)
就是这个康生，他并没有看得起江青。在当上中央*小组顾问，要他老婆曹轶欧当*办公室副主任时，曾对他老婆说：“那个女人有什么本事？整天穷咋呼！不要多理她！”曾几何时，康生看到江青得势，立即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变。人们发现每当中央*开会的时候，康生都要看江青的眼色行事：凡是江青点头的，他都坚决支持；凡是江青反对的，他连夜就查档案，第二天就证明这个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要不就有什么重大问题。
这就是康生其人。
二、江青、康生是诬陷、*刘少奇的罪魁祸首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刘少奇在家中突然接到从首都医院打来的电话，自称是医院大夫的人告诉刘少奇，说他的小女儿苹苹放学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脚部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要家长签字。刘少奇和王光美心急如焚，原来周总理是有话的，不准他们离开中南海半步，可是，这时他们却顾不得了，驱车赶到医院，刚下车就被事先等在那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派”劫持了。在周总理派人极力干预下，王光美挺身而出，这才放回了刘少奇。这是康生和江青暗示蒯大富安排的诡计。
１９６７年７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对他进行人身*并抄家。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擅自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由江青亲自领导，她说：“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组我要直接抓。”
江青要康生向毛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专案、*专案、陶铸专案。毛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康生告诉江青，江青不顾毛主席反对，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放在彭真案里头一起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就这样擅自成立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江青、康生他们正是这么干的。他们一定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逼供、作伪证造假案。他们先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本来此案与刘少奇无关，可是江青、康生多次找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逼供，要他出伪证，多次均被安子文拒绝。他们为了逼供取伪证，于１９６７年５月至１０月间，逮捕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以及丁觉群、孟用潜、王世英等１１人。
康生制造了一个绝顶荒谬的逻辑，“妻子是特务，丈夫一定也是特务。”于是，江青、康生一定要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他们先是折磨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因为１９４６年国共谈判期间，崔在北京市做地下党的工作，介绍王光美到军调处当我方的翻译，江青一伙威胁崔出假证，证明王光美是特务；他们还向与王光美在军调处有工作关系的刘仁、武光、任彬等人逼供。任彬被活活整死，北京市副市长刘仁被扣上“特务”的罪名，被视为王光美特务案的“证人”，在监狱里戴了五年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都不能穿，只能披在身上，最后被折磨惨死在狱中。
江青一伙用刑讯逼供编造出来的“口供”，将王光美罗织成“特务”的罪名，由康生亲自修改《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将“基本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按照康生的荒谬逻辑，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而且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又一说是特派员）”。
康生惯于信口雌黄，是制造冤假案的刽子手：在延安时期，他把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托派思想”、“托洛茨基分子”，说“托派和日特、国特是三位一体的奸细”。１９４３年４月，康下令将王实味逮捕。１９４７年３月在行军途中王实味被杀害。今天，康生又用同样手法来*刘少奇。
在江青、康生指挥下，因“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在全国被捕受审的有６７人，受牵连的不计其数。
就是在这种凭空捏造假证的基础上，江青、康生指挥“刘、王专案组”炮制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当时的江青可是得意忘形，欣喜若狂了，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江青在诬陷刘少奇的一大本“罪证”上批字：“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第二天，康生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我觉得他这样干，这样久的做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江青、康生等人必欲将刘少奇置于死地而后快。江青与谢富治的下列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八章 江青、康生勾结 作恶多端(3)
江青在制造刘少奇、*、陶铸的冤案时说：“现在弄不好也是要杀头的。一旦刘少奇、*、陶铸、彭真这些家伙上了台，不割我们的脑袋才有鬼呢。你们想过没有？这些家伙心甘情愿被我们打倒吗？不，他们做梦都想着复辟！”谢富治恶狠狠地回答说，“是啊，这很危险。自古道，杀人杀死，救人救活，刘邓陶这些人既然打倒了，就不能再让他们爬起来，一定要把他们的专案搞成。”
康生、江青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１９６７年，他们故意颠倒是非，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大冤案。
那是１９３６年，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当时的抗日斗争形势，迫切需要干部，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并报告*中央。当时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同意，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６１人，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在被选为*“七大”、“八大”代表时，都作过审查。此事康生完全清楚，他却借诬陷刘少奇之机，把历史已有结论的旧案翻了个个，给他们戴上“叛变自首”的帽子，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诬陷刘少奇和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
“*”开始不久，康生就伙同江青、*等人阴谋篡夺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康生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声称：“一个党校、一个组织部，一个联络部，基本上原来的领导人都是坏家伙，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我们历史上，监察委员会没有起什么好作用”等等。康生提出“党校不能要”，“总的方针，斗批走、斗批散也好”，“撤销中监委、中组部，只留少数人，其余下放”。就这样，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大批干部“下放劳改”，许多干部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残酷*。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三名副总理和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四位元帅，在怀仁堂的会议上当面对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他们煽动造反派打倒老干部、全面夺权、冲击部队的违法活动进行了批评、怒斥。恶人先告状，他们向毛主席诬告“三老”、“四帅”攻击“中央*小组”，反对“*”。并诬蔑“三老”、“四帅”的正义行动是“二月逆流”。一时间在北京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阴谋打倒“三老”、“四帅”。后来毛主席得知真相，为“三老”、“四帅”*。康生又生一计，以战备疏散为名，将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同志遣送外地，为*改组军委创造了条件。
江青指挥康生、谢富治两个打手制造了多少冤案、假案，１９６６年７月前后，捏造了“二月兵变”事件，陷害彭真、贺龙。他们由此及彼地联想，把贺龙打成“国民党”、“军阀”、“土匪”；把陆定一打成“叛徒”、“内奸”、“军统特务”；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案”；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冤案。
三、江青、康生勾结*八届*中央委员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江青、康生等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从组织入手，对*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的名单逐一进行了审查，把其中许多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亲启的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名单中*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８８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七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要考查的”２９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３名中的７０％左右。他们是：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胡乔木、王任重、萧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芳、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位三、徐海东、萧华、*、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立、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璧、区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健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颉伯、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八章 江青、康生勾结 作恶多端(4)
康生在*粉身碎骨后，感到政治气候对他不利，便以养病为由，在家闭门不出，窥伺风云，等待时机。１９７４年江青篡改“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重新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２５日，江青一伙擅自召开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表煽动性演说，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发动突然袭击。康生立即起来配合，２７日打电话给中央党校的亲信，组织写作班子，以“唐晓文”笔名，写《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文章，臆造出一个与孔子生不同时的柳下跖，竟能当面骂孔子，借柳下跖之口，对周恩来总理和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影射攻击。这篇文章是康生送给江青的反革命武器。
据后来证实，康生在“*”中，罗织罪名，直接点名和由他批准诬陷、*的干部就达８３９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３３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１２０人，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高级干部２００多人。
《人民的审判》一书作者于福存、王永昌，在书中引用《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相传评说严嵩的话“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祐，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以此来比康生。他们说，“康生与之相比，实无不及而过之”。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九章 江青、林彪勾结，祸国殃民(1)
一、*其人：战争年代打过一些胜仗
*，幼名林育蓉，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６日（农历十一月二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林家大户地主家庭。林育容和他的堂兄林育南、林育英（张浩）并称为“林氏三兄弟”，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曾有过一段光辉的时日。“林氏三兄弟”经历不同，性格各异。林育南性情刚烈豪放，１９３１年为反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而被开除党籍，后来牺牲在国民党的刑场上；林育英为人谦和，在党内素有“钢人”之称，在白区地下斗争中，三次被捕，受尽酷刑，都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挺了过来。他历任*满洲省委书记、*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政委，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１９４３年病逝于延安，终年４５岁。
*的青少年成长得益于比他大近十岁的二位堂兄。林育蓉的父亲林明清略通文墨，林育蓉是他的二儿子，父亲从小就把他送到私塾读书，这孩子沉默寡言，工于心计，天资聪颖，读书背文都很用心，可他下了学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刁野成了“孩子王”，为了戏耍和尚，他和几名孩子把兴隆寺里的泥菩萨砸碎扔在水塘里，惹下大祸，叫父亲把他屁股都打开了花；只几天后，又抓蛇去吓唬他家织布厂的女工；没过几天跟孩子们打架，把一个孩子打得头破血流，被父亲关起来不许出屋。有人评述*的性格阴鸷、怪僻、冷酷无情。这可能是他从小形成的吧。
１９２０年，林育蓉１３岁，堂哥主张他到白羊山八斗湾浚新学校读书。这所小学是恽代英和林育南、林育英创办的，他在这里学到了新知识、新思想，开阔了眼界，懂得了兴国安邦的道理，并按照老师的建议，开始锻炼身体，长大报效国家。
１９２１年秋天，林育蓉小学还没有毕业，堂兄竟帮助他和另外两名同学补习功课，考入了武昌共进中学。他在学习期间，经常接触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等人，听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受到革命的影响，看到《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还读了《唯物主义浅释》、《资本论入门》、《社会进步史》、《共产党初步》等，不久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１９２５年，林育蓉中学毕业，１８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堂兄的支持下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被分入步兵科第二团第三连，改名*。据后来有关人士介绍，*在黄埔学习成绩平平，政治上也不活跃，但他却很喜欢研究军事。
１９２６年５月，因为时局变化，还没有毕业的*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二营七连任见习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
１９２７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１９２８年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因作战有功，受到毛泽东、朱德的重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１９３７年指挥“平型关战役”，震惊中外。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日，*从阎锡山的晋军防区路过，因为他身穿日本军官大衣，骑着洋马，晋军哨兵以为是日军，开枪误伤了*，打中了胸部，伤及脊神经，留下了很多后遗症。这年冬，经党中央批准，*同妻子张梅去苏联养伤。在苏联呆了三年，因为和张梅性格不和而离婚。
*回国后和叶群结了婚。叶群是国民党少将叶琦三房小老婆的女儿，当过国民党电台广播员，并在国民党ＣＣ派学生组织办的“演讲比赛”中获得了头名。据说叶群是当时延安的“八美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追击、解放海南岛等著名的战役。*战功卓著，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排位第三，时年４８岁，是最年轻的元帅。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９年为国防部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
二、*其人：个人野心膨胀，成为叛徒
《*全传》作者林雨星在书中写道：“*怀着政治野心，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中外历史人物和开国皇帝的传记，以及他们取得政权的经验教训，‘善用兵者隐其形’、‘有而示之以无’，把反革命野心隐藏起来，大耍两面派手法，就是*长期钻研政变经验的‘成果’，以‘紧跟’、高举为名，行阴谋篡权之实，就是*付诸实施的反革命策略。”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九章 江青、林彪勾结，祸国殃民(2)
这是*真实面目的写照。
*于１９５９年９月庐山会议后上台，当上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取代彭德怀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搞“造神”运动，鼓吹现代迷信，称颂“天才”，搞四个“伟大”，“大树特树”为了“树他自己”。在“*”中，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其实，他的办公室里没有毛主席著作，身上也不带《毛主席语录》，是叫工作人员带着，到会上要来做给别人看的。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与此同时，*结党营私，培植帮派势力，排斥异己，为阴谋篡党夺权做准备。*一上台，就任命邱会作为总后勤部部长；１９６５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逝第二天，就任命吴法宪为空军司令员。１９６６年６月任命李作鹏为海军第一政委。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日，北京发生震动全国全军的武斗事件。*为了保护他的帮派势力，诬陷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为“黑后台”，把他打倒。
１９６８年*制造“杨余傅”事件，于３月２４日先将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职务撤销，后又把他打倒，同时逮捕了空军政委余立金；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打倒“杨余傅”，*立即任命亲信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副总参谋长。改组、重新成立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为成员的军委办事组。*就这样彻底剥夺了老帅们对军委的领导权，由*反革命集团篡夺了军队的领导权。
*这一系列罪恶活动的第一步，是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至１５日，*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开始的。在会议上，*进行了经过周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将由他提名，而不上他的贼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整垮。就因为罗瑞卿反对他把毛泽东著作庸俗化、简单化、搞“突出政治”、摆花架子那一套，妨碍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极尽栽赃陷害之能事，吴法宪、李作鹏等一齐上阵，诬陷罗瑞卿是“篡党、篡军、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什么“伪君子”、“要在军队造一个罗家天下”等等。然后又一步步夺取了军权。
*、叶群，必欲将陆定一和他的妻子严慰冰置于死地而后快，把他们视为林家“死对头”，心腹之患，就是因为严慰冰知道叶群的底细。严慰冰手中有两张“王牌”，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一次会议上当众挑明了：一是叶群和*结婚前不是处女，她和好几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二是叶群没有入过党，是个假党员、冒牌货。*无奈写了书面证明，证明第一个问题。可是假党员，没入过党却无法证明……陆定一、严慰冰均被投入监狱。
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抢班夺权，直到１９７１年孤注一掷，折戟沉沙，魂断温都尔汗。
“*”不久，陈毅元帅曾经对挨批斗的几位老部下、老战友说过下列一段话：
“德国出了*、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施坦。伯恩施坦对*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一去世，伯恩施坦就当叛徒，反对*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又有人把毛泽东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陈毅这番话，入骨三分，早把*看透了。
三、江青和*勾结，阴谋篡党篡国，从《纪要》开始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的序幕，但是，演出并不顺利。在党和国家正面临内乱的急风暴雨的严峻形势下，党内的“左”倾错误做法受到抵制，这就使江青有人单势孤之感。她曾多次扬言：“我们没有权，说话没有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
其实，江青要插手部队文艺工作，搞名堂，并非今日始，她先找过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拒绝。在*捏造罪名打倒罗瑞卿之后，才转而去找*。
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１日，江青从上海去苏州找*。这天江青特意穿了一套军装，戴了顶军帽，见到*寒暄后对*说：“主席让我过问一下部队的文艺工作，所以我就来找林副主席了。我想先召集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开个座谈会，共同研究一下有关问题，给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一个回击。”
“很好！”真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坐在沙发上，两手一合拉着长声说，“你这次去，就说是我委托你召开的。１月１８日我刚主持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你的这次座谈会，将比那个会还要重要。我早就指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以毛主席指示为标准。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移。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九章 江青、林彪勾结，祸国殃民(3)
江青说，“有林副主席的这种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微笑着说：“枪杆子要保证你们的笔杆子打仗嘛！”
这时，叶群提醒*说，江青明天还要在上海举行座谈会，需要休息。*叫叶群拿出纸笔作记录。*站起身，背起手，踱着步说：“各位同志：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叶群记录完毕，冲着江青笑了笑说：“我们今后还需要您多关照和帮助了。”
江青和叶群亲热地拥抱，激动地说：“我们今后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当然要互相帮助了。你们也要多支持我呀！”
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部队人员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带队）、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曼村。临行前，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交代：“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可多听少说，不要和她争，要尊重她。你们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你们不要随意表态。”座谈会从２月２日开到２０日。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看电影、看戏、个别谈话，是听江青一个人讲。江青主要是“自我吹嘘、抬高自己”、“吹捧*”、“诬陷在文艺工作方面，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攻击诬陷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指责和否定大量的电影和文学作品”。
“座谈会纪要”经多次修改，以《*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题，以中发（６６）２１１号文件于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０日，发至县团级。《纪要》的主题是“专政论”，说什么“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３０年代文艺相结合。”
江青、*相互勾结炮制的《纪要》起到了煽风点火、推动“*”的恶劣作用。
１９６７年第九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说《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纪要》的贯彻执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
*、“四人帮”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理论根据，打着所谓批判“文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香花打成毒草，诬陷、*、揪斗所谓的“黑线人物”。全国文艺界受害的人数无法计算，仅文化部及直属单位就有２６００多人被诬陷；祸及教育界，建国１７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也被全盘否定了，仅*所属单位和十七省、市受诬陷、*的教师就有１４．２万多人。
四、江青、*配合默契，栽赃陷害刘少奇
江青利用*的权力，*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勾结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虽然也有矛盾，但是大方向是一致的。
１９６８年３月，*居然用他的权力，做出了一个常人少见的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一下子提升到五级，并把她吹上了天。*说，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杰出的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感情”。*说这话时，也许觉得太离谱，心虚吧？所以又赶紧补充说：“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投之以李，报之以桃，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７日，江青在一次讨论党章的会上，极力鼓噪要把*作为接班人写在党章上。她甚至用耍无赖的口吻说：“这一条不写上，我们通不过。”１９６９年在党的“九大”前夕的一次会上，江青又耸人听闻地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指党章），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江青在插手部队文艺工作之后，还想得到实权，她通过陈伯达、叶群传递信息，林副主席正式任命“江青同志为中央军委*小组顾问”。
江青、*相互勾结，配合默契，他们一起栽赃诬陷刘少奇。１９６６年８月，*指使叶群，找到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把*、叶群诬告刘少奇的材料交给他，告诉他写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还把空军司令吴法宪和保卫处长雷洁找到家里。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九章 江青、林彪勾结，祸国殃民(4)
*找出几份文件，全是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和记录，上边画着红杠杠，全是*记录的，指着对吴法宪说：“你看，刘少奇在１９５４年给江渭清信中的这段话：‘这里联系到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向谁学习。是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不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这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刘少奇早在１９４１年答宋亮的信中就说过：‘中国党有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是中国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这话的根本含义是否认毛主席的著作是伟大的，这些东西还想塞进他的选集里，这种选集一出来就离赫鲁晓夫的那个秘密报告不远了。”
*说完这段面授机宜的话，叶群告诉吴法宪叫他先吃饭，吃完饭，给毛主席写信，揭发控告刘少奇，这是林副主席给他吴法宪立功的好机会，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着棋。”
经过一个下午的“创造”，写出了一封由吴法宪署名给毛主席的告密信：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通过学习*同志“五一八讲话”，我才深深认识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认识到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的险恶和阴毒。我不得不向主席提出忠告：刘少奇同志和*同志确确实实是两个搞修正主义的危险人物。
他们在中央的各项会议上互相吹捧，就是不提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相反，他们对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的*同志竭力排挤、打击和进行明里暗里的污辱。
他说，“不做工作的人就是最大的错误，*同志身体不行，彭德怀同志还可以当国防部长”，公然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这不比《海瑞罢官》更为恶毒和直接吗？他还在各种讲话中贬低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吴法宪这番鹦鹉学舌，任何一位七大中央委员谁不知道，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把这一条写进党章里正是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提出，并为全党接受的。
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江青在她直接操纵的专案组编造伪证、整理报送的刘少奇三本所谓“罪证”材料时，定下了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看了江青写的东西，正中下怀，马上批写“完全同意”四个字，并写上“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在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罪恶活动中，江青、*一唱一和的反革命双簧的演出，可谓惟妙惟肖。
１９６６年９月８日，*捏造“二月兵变”，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是“土匪”。江青马上诬陷贺龙是“坏人”，是“刽子手”，扬言要把“贺龙端出来”。贺龙被*致死。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下旬，江青叫嚷：“军内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紧跟着，*就指使人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口号。江青看后大叫“赶快送林副主席审批”，*看后，批示“完全同意”。
江青把“三老”、“四帅”所谓大闹怀仁堂，污蔑为“二月逆流”后，*立即在毛家湾将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叫来，并调黄永胜从广州军区赶来，面授机宜，叫他们回去搜集诬陷“三老”、“四帅”的材料，限三天送给江青。
*恶狠狠地说，“我们要刮一场十级、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把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的人统统揪出来，该打倒的打倒，该罢官的罢官，该关押的关押，该枪毙的枪毙，对他们决不能留情！”
*还下令，把罗瑞卿用罗筐抬出来批斗，把他夫人郝治平也揪来批斗。
江青最害怕她３０年代在上海被捕叛变自首的罪恶历史和她演员生涯的风月丑闻暴露。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４日，江青来到毛家湾对叶群说，“‘*’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统统打倒。你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帮你去整他们；我把我的仇人告诉你，你帮我想办法打倒他们。”两个恶魔秘密交易，当即交换了“仇人”名单。不久叶群指使吴法宪、江腾蛟，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导演、总导演、烈士孙炳文的遗孤，周恩来、邓颖超培育长大成名的孙维世逮捕入狱，残酷*致死。其原因就是因为刚正不阿的孙维世不受江青的拉拢，不上她的贼船；就是因叶群得知*曾对孙维世有过单相思，因而妒火中烧。这样孙维世就成了江青、叶群两家的仇人，她们利用窃据的权力，把一位艺术名人*致死，孙维世当年只有４７岁！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九章 江青、林彪勾结，祸国殃民(5)
江青、叶群指使吴法宪、江腾蛟等人在一天深夜同时查抄了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上海五位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家，以销毁江青的丑恶历史罪证材料；他们还将知情的著名电影演员上官文珠和舒绣文*致死。把在上海曾经照顾、帮助过江青的秦桂贞老人骗到北京，关押了七年多。
他们把当年了解江青底细的上海地下党同志全部打成反革命、特务，进行*。把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长*关押起来。潘汉年夫妇冤死在狱中。
五、*、叶群魂断荒郊之前和江青的最后勾结
如果说，江青在党的“九大”前，羽毛还不够丰满，时时事事需要借重*，那么“九大”后江青的情况就不同了，江、林两个反革命集团成员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的腰杆显然更硬朗了，他们在勾结中，固有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并一步步激化起来。参加宪法修改起草小组的康生、张春桥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因为对于*一伙设国家主席的用意，江青心里十分清楚，所以两个集团成员曾经发生过多次争吵。
毛泽东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提出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阴谋抢班夺权，“和平过渡”，在内心深处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口头上却仍然坚持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之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斗争白热化。
*在开幕式上，抢先发言，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陈伯达为*炮制“天才语录”。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大肆鼓噪，制造混乱。他们的阴谋被毛主席识破，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敲山震虎，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揭穿了“天才论”的骗局，挫败了*集团有计划、有组织的抢班夺权阴谋。这时的*集团非常惊恐。江青集团既有些扬眉吐气，又有点兔死狐悲，他们还看不清楚*的失势和毛泽东的下一步棋，江青还在勾结拉拢，而*则另有打算。此时叶群频频出动，找江青探消息，摸底细，做工作；江青则电话不断，又是通风报信，又是问候、安慰、感谢。反过来，叶群又是答谢，又是登门拜访，两家忙得不亦乐乎。叶群于９月２日去江青住地摸底回来后，当天下午２时打电话对江青说，“我从江青同志那里回来以后，给*同志谈了，*同志很高兴。*同志问候江青同志。”
９月５日晚，*率叶群亲自登门拜访江青，表示道歉和解……９月６日凌晨１时３０分，江青打电话给*说：“一组（指毛泽东）特别高兴，问副统帅好，说培养不易，是亲密战友……夫子（陈伯达）同张、姚有矛盾，文人相轻，利用我们（指林、江）……吴法宪没事，不调工作……”
九届二中全会闭会的当天晚上，叶群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员大将到江青住地负荆请罪，叶群说，“一来是向江青同志告别，二来是听取江青同志的批评。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两个女人装模作样，又是大讲“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并肩战斗的战友”，又是说“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
叶群又说：“林副主席讲，江青同志是在关键时候帮助我们，总是给我们说好话。所以，要我约他们四位一起来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谢。”
江青当然明白叶群的意思，她说：“我们都要向林副主席学习。我们都是林副主席的小学生，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说到这里，江青对四员大将说：“这次你们听信了夫子的话，所以犯了错误。今后，我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决不把你们当外人，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啦！”
江青乘人之危，进行拉拢。而*、黄永胜在背后，不止一次骂江青“这个上海的婊子”。*对儿子老虎（林立果小名）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有不为自己考虑的，所以，重要的是要学会利用人的这种天性！”
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掺沙子，“批陈整风”，打乱了*集团的阵脚，可是，江青、*之间的联系仍然不断。不是问候起居，就是互相致意保重身体；*还要叶群约上黄永胜、吴法宪去看望江青……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７日，在叶群带领黄、吴看望江青后，打电话给江青说，“我把去看江青同志的情况向*同志报告了，他听了很高兴，*同志问候江青同志。”５月１８日下午叶群给江青送花，问候，说她采了两束花，一束送*，一束送江青，可谓用心良苦。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九章 江青、林彪勾结，祸国殃民(6)
６月９日，江青带着一本《毛泽东选集》，亲自到*家里，亲自导演，特别着意为*拍照“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彩色林秃子头相。照片洗印后，江青下令刊登在１９７１年七、八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江青为林秃头相起的题目为“孜孜不倦”！最大的讽刺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的办公室里空空如也，并没有一本毛泽东著作。
据说，“九一三”*、叶群魂断荒野后，毛远新曾向江青问起给*照相的事，江青说，“那是主席派我去做团结工作的。”毛远新又问主席，毛主席说：“别听她那一套，没有那回事。”
“四人帮”被粉碎后，从江青的住地查获了一份电话记录，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１年９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江青和*、叶群之间来往的电话就有４７０余次之多，平均每两天多一点，他们之间就要进行一次电话联系。
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在*和叶群死到临头，叶群从北戴河的海滨别墅给江青打电话说：“*同志向您致以热情的问候，他说很关心您的身体。”叶群还告诉江青，特派专人送去几个最好吃的西瓜。江青立即回电话：“请林副主席放心！”正是在这一天，*下达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暴动手令！
９月１２日，就是在*魂断温都尔汗荒野的前几个小时的下午，江青带上*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她感激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历史判明，江青和她的军师张春桥不仅极为诡谲，而且绝顶聪明：两个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利用、争夺，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江青力争把接班人*写入党章，那是她明明知道，她争不过他；她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她更知道他活不过她……*兵败庐山，江青是窃喜的，排除了争夺势力。那为什么江青又是通风报信，又是安慰讨好？因为那时江青仍然认为*还有利用价值。君不见，*一家魂断荒野之后，江青一伙的篡党夺权活动是何等的加倍猖狂！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十章 江青在庭审中的丑恶嘴脸(1)
一、江青罪恶累累，铁证如山，一再狡辩抵赖，审判长宣布：记录在案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江青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犯罪案，从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开始进行法庭审问调查。１１月２６日、１２月３日、５日、９日、１２日、２３日，共进行六次。江青的态度极其恶劣，完全可以用无耻、无赖和泼妇来形容：在人证、物证、书证、言证面前，她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她犯的罪行，说成是别人干的；把罪行说成功绩；把不是当理说；甚至把非法说成是合法的。她在审问下的回答，经常是用“不知道！”“不记得”、“这不是事实”等这几个字来搪塞。法庭组成人员和旁听代表近千人，无不义愤填膺，切齿痛恨。
１１月２６日，法庭对江青罪行进行第一次庭审调查，法庭活动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黄玉昆、伍修权，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出席庭审。
江青由两名女法警押上法庭。她今天身穿灰色上衣、黑裤、黑棉布鞋。她一走进来就东张西望，故意拿姿作态，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使人感到既丑恶又轻蔑。
审判长就江青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晚召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谋，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一案，向她提出一系列问题。问江青，你们是怎样策划的，谁都讲了什么话，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后是怎样向你们汇报的？王洪文去长沙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你为什么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达向毛主席诬告周恩来、*？
江青面对审判长的审问，只回答“不知道”、“不清楚”、“不记得”。
江青在法庭上受审，是什么心情，只有天知道。不过，想起江青当年与谢富治说过的一段话，还是可以寻找到江青心路的轨迹。江青在制造刘少奇、*、陶铸的冤案时说：“现在弄不好也是要杀头的。一旦刘少奇、*、陶铸、彭真这些家伙上了台，不割我们的脑袋才有鬼呢……”这叫邪恶者做贼心虚吧，也许她早就想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自然规律，早有预感吧。然而，江青此时此刻不会不想到，一个当年在上海滩争风吃醋的电影演员，凭着自己的狐媚和手腕，一跃而成为“第一夫人”，又在政治风浪中几经沉浮，当上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差一步就要黄袍加身了，猛然一个巨浪袭来，竟被砸到最底层，被押到法庭上受审，能甘心吗？她要挣扎，她要反扑，她要疯狂地抗拒，这是必然的。
江青用鼻子一哼说：“我从来天不怕！地不怕！怕你法庭？怕你杀头！将来有朝一日，有机会我来个东山再起！”她像一条疯狗似地要扑过来：“你们是什么人？来审判老娘！”
江青在充硬汉，其实她心虚得很，她来到法庭就知道她没有将来。江青明白她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无论怎样叫嚷，都无济于事，就又撇撇嘴，对法庭人员尖叫：“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我怕你们呀！连刘少奇、*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
江青又喊错了。这是法庭审问、调查，不是小孩子打架唬人，法庭之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理服人，泼妇骂街是没有用的。
审判长宣布，江青否定犯罪事实，拒绝回答问题，记录在案。
法庭投影出示王洪文的亲笔交代材料，播放了姚文元的有关策划证词和姚文元１０月１８日的日记，以及其他证据。
当事人王洪文出庭作证。王洪文老老实实地一一回答了审判长的提问，详细讲述了他去长沙的经过。说明了他去长沙回来后又如何向江青汇报，讲了毛主席的批评。当时，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场，江青又找来王海容、唐闻生，又谈了很长时间，要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时，再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
江青对王洪文到庭作证讲了实话，很恼恨，一脸的阴险、凶相。
审判长问她，是不是事实？江青回答：“不是事实！”
审判长宣布：“被告人否认事实，记录在案。”
王海容、唐闻生出庭作证。１９７４年当时，王海容任外交部副部长，唐闻生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她二人当时都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王海容说，１０月１８日晚上，江青把我和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十七号楼。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在场。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颠倒是非地把“批林批孔”后国内财政收支和外贸中的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又居心险恶地说，*同志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他在“*”以前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还把１７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个人要我们把他们讲的这些意见报告毛主席。但谈话中，他们又流露出王洪文已去长沙见过毛主席了。在我们追问下，王洪文不得不承认，他已偷偷地见过毛主席，毛主席叫他和*同志搞好团结，说*同志会打仗。我们听后，觉得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要在四届人大前闹事，要打击*同志，进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等，以便篡党夺权。他们已在毛主席那里碰了壁，现在想利用我们再次向毛主席告状。于是，我们表示，既然你们已直接向毛主席讲了，毛主席也有指示，我们就不必再去讲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听了我们的表态后，不再说话，但江青还一再坚持要我们再去向毛主席报告，我们坚决拒绝了她。
第三篇 唇枪舌剑 第十章 江青在庭审中的丑恶嘴脸(2)
王海容说，我们觉得江青以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的这种行为极不正常，第二天立即到医院向周总理报告了江青他们四个人找我们谈话的情况。周总理告诉我们，他已听说了１７日晚政治局会议的事情，经他了解，并不像他们四个人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同志，他们已多次搞过*同志，*同志已忍了他们很久。
王海容接着谈到她和唐闻生在２０日陪外宾到长沙后，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把跟周总理谈的情况以及周总理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毛主席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建议*同志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王海容说，毛主席对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十分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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