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克·吐温
译者：叶冬心
我最近在这里“定居”后，首次注意到我的是一位自称为assessor①、在美国Intemal Reveue Department②工作的先生。我说，我虽然以前没听过他所干的这一行，但仍然十分高兴会见他——他是不是可以请坐呢？他就了座，我不知道该和他谈什么是好。然而我意识到，既然自己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身价，那么在接待来宾时就必须显得和蔼可亲，就必须善于交谈。于是，由于一时没有其他的话可以扯，我就问他可是在我们附近开店的。
他回说是的。我不愿显得一无所知，但是我指望他会提到他出售什么货色。
①估税员。
②国内税收局。
我试探着问：“买卖怎么样呀？”他说：“马马虎虎。”
接着我说，我们会上他那儿去的；如果也同样地喜欢他那家店，我们会成为他的主顾的。
他说，他相信我们会十分喜欢那个地方，以后会专门去那儿——还说，只要谁跟他打过一次交道，他从来没见过那个人会抛弃了他，另去找一个干他那一行的。
这话听来颇近自诩，然而，除了显出我们每人都具有的那种自然流露的鄙俗而外，这人看上去还是很诚实的。
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我们俩似乎逐渐变得融洽，谈得投契，此后一切都那样很惬人意地、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
我们谈呀，谈呀（至少在我这一方面是如此）；我们笑呀，笑呀（至少在他那一方面是如此）。然而我始终保持着冷静——我那天生的警惕性，就像上程帅所说的那样被提到“最高度”。不管他怎样含浑其词地答话，我总下定决心要彻底打听清楚他所干的行业——我下定决心要引着他把自己的行业说出来，但同时又不要让他怀疑我的用意何在。我准备施展极其巧妙的诡计，务必要引他人毅。我要把自己所做的事全部告诉他，那样他就自然而然会被我推心置腹的谈话所诱惑，自然而然会对我亲热，甚至会情不自禁，在不曾猜疑到我的意图之前就把他自己的事全部告诉了我。我心里想，我的儿呀，你再没想到，你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老狐狸打交道啊。我说：
“瞧，您再也猜不到，这一个冬天和上一个春天我单凭演讲就挣了多少。”
“猜不到……我真的猜不到。让我再想一想……让我再想一想。也许，大约是二千元吧？不会的；先生，那不会，我相信您不可能挣那么多。也许，大约是一千七百元吧？”
“哈哈！我就知道您猜不到嘛，上一个春天和这一个冬天，我演讲的收入是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元。您以为这个数目还可以吗？”
“啊呀，这是个惊人的数目呀……绝对惊人的数目。我得把它记下了。您是说，甚至这还不是您全部的收入吗？”
“全部的收入！咳，我说您哪，此外还有四个月以来我从《每日呐喊》获得的收入……大约是……大约是……嗯，大约是八千元左右吧，我说，您觉得这个数目怎么样？”
“嗳呀！怎么样？老实说，真希望我也能过上这样阔气的生活。八千元！我要给它记下了。啊呀，我的先生！……除此以外，您意思是不是说，还有更多的收入？”
“哈！哈！哈！哎呀，您这真所谓是‘只沾了个边儿’。此外还有我的书呢，《老实人在国外》……每本售价三元五角起到五元，根据不同的装订而定。您再听我说下去呀。您不用害怕呀。单是过去的四个半月里，不包括以前的销数在内，单是那四个半月里，那部书就卖了九万五千本。九万五千本哪！您倒想想。平均每本就算它四元吧。总数几乎达到四十万元，我的朋友。我应当拿到它的半数。”
“受苦受难的摩西①！让我把这一笔也给记下了。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八千……二十万。总数吗，我瞧……哎呀，真真想不到，总数大约是二十一万三四千元哪！那真的可能吗？”
①《圣经》中领导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井为之立法的希伯来先知。这里用作惊叹语。
“可能！如果是算错，那只会是少算了。二十一万四千元现钞，那就是我今年的收入，如果我知道怎样计算的话。”
这时候那位先生站起身来告辞。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想到我也许不坦白白地向一个陌生人公开了自己的收入，而且，由于听到他的惊叹时感到得意，还大大地提高了那些数字。可是，那位先生不立即就走，他在最后关头递给我一只大信封，说那里面有他的广告。说我可以在那里面找到一切有关他的业务的细节；说他很欢迎我去光顾——说他有了我这样收入优渥的人做主顾，实在感到骄傲；说他以前常常以为市里也有好几位大财主，可是，等到他们去跟他做交易时，他发现他们所有的那点儿钱只勉强够自己糊口；还说，他确实耐着沉闷等候了这么多年，才能面对面看见我这样一位大阔佬，而且能和我交谈，并用手接触了我，终于情不自禁，想要拥抱我——说真的，如果我肯让他拥抱的话，他认为那对他将是一件极大的光荣。
这一席话说得我心里乐滋滋的，所以我也就不再推拒，尽让这位心地纯洁的陌生人张开双臂抱住我，还在我后颈窝里洒了几滴起镇静作用的眼泪。然后，他去了。
他刚走，我就展开了他的广告。我仔细地研究了它四分钟。紧接着我就唤厨子来，说：
“扶好了我，我这就要晕过去了！让玛丽去翻那烤饼吧。”
停了一会儿，我清醒过来，就派人到路拐角的小酒店里去，雇来了一位行家，为期一个星期，要他整夜守护着我，同时咒骂那个陌生人；白天里，偶尔我咒骂得乏了，就由他接替。
哼，瞧他这个坏蛋！他的那份“广告”，只不过是一份该死的报税表格——上面是一连串没头没脑的问题，问的都是有关我的私事，很小的宇体足足占了四大张纸——那些问题，这里我不妨指出，实在提得非常巧妙，哪怕是那些世故最老练的人也没法理解它们究竟用意何在——再说，那些问题都经过了精心的构思，其目的是要使一个人报税时非但没法弄虚作假，反而会将自己的实际收入多报上三倍。我试图寻觅一个可钻的空子，然而看来竟然没有一个可以让我钻的。第一个问题绰绰有余及包罗了我的全部经济情况，有如一把伞笼罩了一个小小蚁侄：
过去一年里，你在任何地方所从事的任何交易、业务或职业中共赚了多少钱？
这问题下面附了另十三道同样刁钻的小题，其中措词最委婉的一题是要我呈报：过去我可曾由于黑夜偷盗，或者拦路抢人，或者纵火打劫，或者从事其他不可告人的勾当，借此营私渔利，购置产业，但尚未逐条列于收入申报书中第一问题的对方。
这分明是那个陌生人故意要让我上当受骗。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事；于是我跑出去，聘请了另一位行家。原来由于陌生人挑动了我的虚荣心，所以我才会把自己的收入申报为二十一万四千元。按照法律规定，这笔收人中只有一千元可以免缴所得税的——这是惟一能够使我感到安慰的，但这一点钱有如大海中的涓滴而已。按规定百分抽五的办法，我必须上缴给政府的所得税竟高达一万零六百五十元！
〔这里我不妨交代一句，到后来我并没有缴纳这笔税款。〕
我认识一个非常阔气的朋友，他的住宅好像是一座皇宫，他坐在饭桌上好像是一位皇帝在进膳，他的用费十分浩繁，然而，他却是一个没有分文收入的人，因为我常常在他的报税表格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在窘急无奈的情况下，我就去向他求教。他接过了我那些琳琅满目的、为数惊人的收入凭证，他戴上眼镜，他提起了笔，接着，一霎眼工夫！——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穷光蛋！这件事他做得十分干净利落。他只是巧妙地伪造了一份“应予扣除数”的清单。他将我缴给“州政府、中央政府和市政府的税”登记为若干；将我“由于沉船、失火等受到的损失”登记为若干；此处是我在“变卖房地产时所受的损失”，我在“出售牲口”时所受的损失，“支付住宅及其周围土地的租费”，“支付修理费、装修费和到期的利息”，“以前在美国陆军、海军与税务机关任职时从薪津中扣除的税款”，以及其他等等。他对所有以上的情况，就每一个列举的项目，都登记了为数惊人的“应予扣除数”。他登记完毕，再把那张清单交给我，这时候我一展眼看到，就在这一年里，我作为纯利的收入已一变而为一千二百五十元四角。
“这一来，”他说，“按照法律规定，一千元是属于免税的。你只需要去宣一次誓，证明这份清单属实，然后给其余的二百五十元付了税就完啦。”
〔他说这席话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威利从他坎肩口袋里摸出一张二元美钞，拿着钱一溜烟跑了；这里我敢打赌，如果我那位陌生客人明天来访问这个小家伙，他准会谎报他应纳的所得税。〕
“您是不是，”我说，“您本人是不是也这样填报‘应予扣除数’呀，先生？”
“这个，我应当说是的！要不亏了‘应予扣除数’项下那十一条救命的附加条款，那我每年就是当乞丐，讨了钱去供奉这个该死的、可恨的，这个敲诈勒索、独断独行的政府啦。”
在本市几位最有实力的人士当中，在那几位品德高尚、操行清白、商业信誉卓著的人土当中，就数这位先生的地位最高，于是我敬受奉行他所指示的范例。我去到税务局办事处，在上次来访的客人的谴责的眼光下站起身来，一再地撒谎，一再地蒙混，一再地要无赖，直到后来我的灵魂深深地陷入了伪证罪之中，我的自尊心从此消失得一干二净。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这正是美国无数最富有的、最自豪的，而且最体面的、最受人尊重、最被人奉承的人每年都在玩弄的把戏。所以，对这些我满不在乎。我毫不羞愧。今后我只要少开口乱说，别轻易玩火，否则我免不了会养成某些可怕的习惯。 稀奇的经验
作者：马克·吐温
译者：张友松
这就是少校给我说的那个故事，我现在尽量照我所能回忆的叙述出来：
1862年冬天，我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特伦布尔要塞当司令官。我们在那儿的生活也许不如在“前线”那么活跃；不过那儿有那儿的情况，其实还是够活跃的——我们的脑筋并不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来使它经常紧张而闲得发呆。光说一样事情吧，那时候北方的整个空气充满了神秘的谣言——谣传叛军的间谍到处神出鬼没，准备炸毁北方的要塞，烧毁我们的旅馆，运送带来传染病的衣服到我们的城市里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你都记得吧。这一切都足以使我们保持警惕，打破驻防生活一向的沉闷。除此而外，我们那儿还是个新兵招募站——这就等于说我们简直不能浪费丝毫时间去打瞌睡、或是梦想、或是游手好闲。咳，我们尽管监视得很严，每天招来的新兵还是有50％从我们手里漏掉，当天晚上就开小差了。入伍的津贴非常之大，以致一个新兵可以拿出两三百块钱贿赂看守的兵，让他逃跑，结果他所得的津贴还可以剩下不少，对于一个穷人还要算是一笔财产。是呀，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生活并不沉闷。
那么，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营房里正在写点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十四五岁的、脸色苍白、穿得很破烂的孩子走进来。他规规矩矩鞠了一躬，说道：
“我想这儿是招新兵的吧？”
“是的。”
“您可以把我收下吧，长官？”
“哎呀，不行，你太年轻啦，孩子，而且个子也太小。”
他脸上现出一种失望的神气，很快就变得更厉害，成为一种丧气的表情。他慢慢地转过身去，好像是要走似的。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又转过脸来向着我，用一种使我深深感动的声调说道：
“我没有家，而且是举目无亲。我希望您能收下我才好哩！”
可是这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极力温和地给他说明这个意思。然后我叫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来暖和暖和，并且还补上了两句：
“我马上就给你一点东西吃吃。你饿了吧？”
他没有回答，也无须回答；他那双柔和的大眼睛里的感激神情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达意。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我继续写字。偶尔我偷偷地望他一眼。我看出他的衣服和鞋子虽然又脏又破，可是样式和材料都很好。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他的声音轻柔而悦耳；他的眼睛深沉而忧郁；他的态度和谈吐都很文雅；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显然是遭遇了不幸。于是我对他颇感兴趣。
可是我渐渐又专心于我的工作去了，完全忘记了那个孩子。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大工夫；后来我才偶然抬头望了一下。那孩子的背向着我，可是他的脸也稍微斜过来一点，所以我可以看得见他的一边脸蛋——一道无声的泪泉正在顺着脸上流下来。
“哎呀，真糟糕！”我心里想道：“我忘记了这个可怜虫饿着肚子哪。”于是我为了刚才的忍心向他表示歉意，就对他说，“跟我来吧，小朋友，你和我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就只我一人。”
他又那么含着感激的神情向我望了一眼，脸上露出一道快乐的光辉。到了餐桌面前，他把手扶着椅背站着，一直等我坐定了，他才坐下来。我拿起刀叉——唉，我只好拿着不动，因为这孩子低下了头，默默地祈祷谢饭。无数关于老家和童年的圣洁的回忆涌上我的心头，我不禁叹息地想起我已经与宗教漂离了很远，它对受了创伤的心灵的医疗作用，以及它的安慰、解脱和鼓舞的作用，都与我无缘了。
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我看出了年轻的威克鲁——他的全名是罗伯特·威克鲁——知道怎样使用餐巾；还有——唉，总而言之，我看出他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详细情形就不消说了。他还有一种纯朴的坦白态度，这也使我很中意。我们谈的主要是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毫无困难地向他问清楚了他的来历。当他谈到他生长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我显然对他更表同情，因为我在那地方住过一些时候。我对密西西比河近海一带都很熟悉，而且喜欢那带地方，离开那儿也不算太久，所以我对它的兴趣还没有开始淡下来。连他嘴里说出来的一些名字都叫我听了很痛快——正因为觉得非常痛快，所以我就故意把话题引到某些方面，使他多说出一些这类名字来。巴敦鲁日、普拉魁明、端纳桑维尔、六十哩点、邦尼开尔、大码头、卡罗敦、轮船码头、汽划子码头、新奥尔良、周毕都拉街、斜堤、好孩子街、圣查理土旅馆、第阜利圆场、贝壳路、庞查特伦湖；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再听到“李将军号”、“那且兹号”、“日蚀号”、“魁德门将军号”、“邓肯·堪纳号”，以及从前一向熟悉的其他汽船的名字。那几乎就好像是回到了那个地方那么痛快，这些名字使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很生动地重新活现在我心头。简单地说，小威克鲁的来历是这样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和他的有病的姑母和他的父亲住在巴敦鲁日附近一个富庶的大农场上，这个农场属于他们这一家已经50年了。父亲是个联邦统一派。他受尽各式各样的迫害，可是始终坚持他的主张。后来终于有一天晚上，一批蒙面的歹徒烧毁了他的大房子，这一家人就不得不逃命。他们被人到处追踪，尝尽了一切贫穷、饥饿和苦难的滋味。害病的姑母终于得到了解脱：困苦和风吹雨打的流浪生活把她折磨死了；她像一个流浪汉似地死在露天的田野里，雨飘在她身上，雷在头上轰隆轰隆地响。不久以后，他的父亲又被一个武装的队伍俘虏了；儿子一面在旁边告哀求饶，牺牲者一面在他面前被人勒死了。（说到这里，这小伙子眼睛里闪出悲惨的光，他以自言自语的神气说道：“我要是当不成兵，也不要紧——我总会想得出办法——我总会想得出办法。”）那些人宣布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之后，马上就对他说，他要是不在24小时内离开那个地方，他就要遭殃。当天晚上他就悄悄地跑到河边，在一个大农场的码头上隐藏起来。后来，“邓肯·堪纳号”在那儿停下来了，他就泅水过去，藏到它后面所拖的一只小艇上。天还没有亮，船就开到了大码头，他偷偷地上了岸。那地方离新奥尔良有3哩远，他徒步走了这段路，走到好孩子街他的一个叔父家里，这下子他的苦难暂时结束了。可是这个叔父也是一个联邦统一派，过了不久，他就打定主意，还是离开南方为好。于是他就和威克鲁搭上一只帆船悄悄地离开了那个地方，不久就到了纽约。他们在亚斯多旅舍住下来。年轻的威克鲁暂时过了一段痛快的生活，常到百老汇去逛来逛去，看了不少北方的稀奇景物；可是后来又发生了变化——而且并不是好转。他的叔父起初还很高兴，现在却开始显得发愁和丧气；此外他还变得脾气很怪，动辄生气；老是谈到钱只有花出去，而没有办法再赚进来——“剩下的钱连一个人都养不活，两个人就更不消说啦。”后来有一天早上，他失踪了——没有来吃早饭。这孩子到账房一问，据说叔叔头一天晚上就付清了账走了——旅馆里的职员猜想他是到波士顿去了，可是没有把握。
这孩子独自一人，无依无靠。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最好是跟上去找一找他的叔父。他跑到轮船码头，才知道他口袋里剩下的那一点点钱不够他到波士顿去的路费；可是到新伦敦去是够的；所以他就买了船票到那儿去，决定靠老天保佑，让他能有办法渡过其余一段路程。现在他已经在新伦敦的街上晃来晃去地游荡了三天三夜，靠人家的慈悲到处讨点东西吃，随便找个地方打打瞌睡。可是后来他终于灰了心；勇气和希望都完了。要是能让他当兵，谁也不比他更加感激了；如果他当兵不合格，叫他当个鼓手行不行呢？呵，他情愿拼命拼命地干，使人满意，并且还感激不尽！
小威克鲁的来历就是这样，除了细节而外，都是和他对我说的一样，我说：
“孩子，你现在到了朋友当中啦——你再也不用发愁啦。”这下子他的眼睛可发出闪光来了！我把约翰·瑞本上士叫进来——他是哈特阜人；现在还住在哈特阜；你也许认识他——我对他说：“瑞本，叫这个孩子和军乐队的弟兄们住在一起吧。我打算收下他来当个鼓手，我托你照顾他，千万注意别叫他受到委屈吧。”
那么，要塞司令官和小鼓手之间的交涉到这时候当然是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小家伙仍旧在我心头萦绕着。我随时注意，老希望看见他快活起来，变得兴高采烈；可是枉然，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和谁都不发生关系；老是心不在焉，老是在想；他的脸色老是忧郁的。有一天早上瑞本请求我和他单独谈话。他说：
“我希望您不会见怪，司令官，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军乐队的弟兄们简直着急得要命，好像非有人出来说话不可似的。”
“咦，怎么回事？”
“是威克鲁那孩子，司令官。军乐队的弟兄们把他腻味透啦，您想不到到了什么地步。”
“好吧，你说下去，说下去。他在干什么？”
“老在祷告哩，司令官。”
“祷告！”
“是呀，司令官，这孩子老在祷告，弄得车乐队的弟兄们一点也得不到安宁。清早第一桩事，他也是于这个；中午也是于这个；夜里——唉，整夜整夜地他就像是让魔鬼缠住了似的，把人家闹得鬼神不安！睡觉吗？天哪，他们简直睡不着；照一句俗话说，他那苦心祈祷的风车转开了，他一起了头，就没有个完。他先从乐队长下手，给他祷告，跟着就找到号手头儿，又给他祷告；再往后就是低音鼓手，他甚至引着他也祷告起来啦；一个一个地，整个乐队都要轮到，个个都给大大地祷告一番，而且他那种认真的样子会使你觉得他自己以为在人间活不了多久，想着他升了天的时候如果没有带一个乐队同去，就不会快活，所以他要给他自己挑选乐队，好让他们在天上叫他信得过，奏起国歌来奏得能配上那儿的场面。唉，司令官，往他那儿丢靴子也没有用；屋子里是黑的；并且他又不光明正大地干，老是跪在大鼓后面；所以大家一齐把靴子像一阵暴雨样地丢过去也没有关系，他满不在乎——照样颤悠悠地祷告，就好像那是人家给他喝彩似的。他们大声嚷起来，‘啊，住嘴巴！’‘让我们歇一歇吧！’‘枪毙这小子！’‘啊，滚出去！’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可是那有什么用？简直就打搅不了他。他干脆就不睬。”停了一会又说：“是个乖乖的小傻子；清早起来就把那满地的靴子搬回去，一双一双地挑出来，把每人的一双放到原处。这些靴子丢过去打他已经丢得次数太多了，所以全队的靴子他通通认识——他闭上眼睛也能把它们一双双挑出来。”
又停了一会，我忍住没有打岔。
“可是最叫人受不了的是他祷告完了的时候——他要是居然有个完的话——他就调一调嗓子唱起歌来。唉，您知道他说话的声音多么好听；您知道他那种声音简直可以引得一只铁铸的狗从门口台阶上跑下来舐他的手。可是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司令官，那比他唱歌的声调儿可还差得远！比起这个孩子的歌声来，吹笛子的声音都显得刺耳。啊，他就在那黑暗中像轻柔的流水似地唱，低低的声音是那么柔和悦耳，简直叫你觉得自己好像在天上似的。”
“那又怎么会‘叫人受不了’呢？”
“呵，问题就在这儿，司令官，您听他唱吧。”
就像我这样——贫穷、倒霉、眼睛又看不见——您听了他唱这个，只要听一次，看您是不是浑身都发酥，眼睛里迸出泪水来！不管他唱什么，都是一直钻进你心窝里——深深地打中你的要害——每回都叫你神魂颠倒。您只要听听他唱
有罪的、伤心的人儿，恐怖充满了你的心，
不要等到明天，你今天就要归顺天主；
不要辜负那种慈爱，
因为那种慈爱来自天主——
这些歌词。真叫人听了就觉得自己是天下心眼最坏、最不知好歹的人。他唱起他那些关于家乡、关于母亲、关于童年、关于从前的回忆、关于烟消云散了的事情和关于死去了的老朋友的歌来，就把你一生怀念难忘的一去不复返的往事都引到你面前来了——那才真是唱得漂亮，唱得神妙，叫人爱听哩，司令官——可是，天哪，那才真叫人伤心透了哩！军乐队——唉，他们大家都哭起来——这些家伙个个都哭出声来，而且并不掩饰；您知道吧，正是起先丢靴子过去打那孩子的那些人一下子又从床铺上跳下来，在黑暗中跑过去拥抱他！是呀，他们就是这样——还拼命和他亲吻，弄得他浑身都是唾沫，并且还用亲爱的名字叫他，求他饶恕他们。赶上这种时候，要是有一团人想去伤害这个小把戏一根头发，他们也会和这一团人拼命，哪怕是整整的一个军团！”
又停了一会。
“就是这些话吗？”我说。
“是的，司令官。”
“哎呀，原来如此，那有什么可埋怨的！他们想要怎么办呀！”
“怎么办！唉，天哪，他们想要请您叫他不要再唱了，司令官。”
“这是怎么说的！你刚才还说他的歌唱得很神妙哪。”
“问题就在这儿。唱得太神妙啦。一般凡人简直受不了。他唱的歌太叫人感动；简直把人的心都挖出来了；它把他的感情捣得粉碎，使他心里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有罪过，除了到地狱去受永世之苦而外，什么地方也不配去，叫人老是忏悔个没有完，什么都显得不对劲，觉得人生一点安慰也没有。还有那个哭劲，您瞧——每天早上他们都不好意思彼此对面看一看。”
“咳，这倒是个新鲜事，告状也告得古怪。那么他们当真要叫他不再唱了吗？”
“是呀，司令官，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愿意过分要求；要是能把他的祷告也禁止了，或是叫他不要祷告个没有完，那他们当然是谢天谢地；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唱的问题。只要能把他那唱歌的嘴堵住，他们觉得祷告还可以勉强受得了，虽然老让他那么用祷告来折磨，也实在是难受。”
我告诉上士，这桩事情我会加以考虑。那天晚上我悄悄跑到军乐队的营房去听。上土所报告的情况并没有过甚其词。我听见祷告的声音在黑暗中祈求；我听见那些心烦的人咒骂的声音；我听见许多靴子一阵扔过去在空中发出的飕飕的声音，和打到大鼓周围的乒乒乓乓的声音。这种情形使我有所感触，但是同时也觉得有趣。过了一会，经过一阵意味深长的静默之后，就听见了歌声。天哪，那股凄凉的情调，那种迷人的力量！天下再没有什么声音像这么悦耳、这么优美、这么温柔、这么圣洁、这么动人。我在那儿呆的工夫不大；我开始体验到与一个要塞司令官不大相称的一种感情。
第二天我就发出了命令，把祷告和唱歌部禁止了。随后的三四天之中，新兵骗了入伍津贴开小差的事件层出不穷，既热闹，又恼人，以致我根本没有想到我那小鼓手。可是有一天早上瑞本上士来了，他说：
“那个新来的小伙子的举动非常奇怪哩，司令官。”
“怎么个奇怪法？”
“咳，司令官，他一天到晚老在写字。”
“写字？他写些什么——是信吗？”
“我不知道，司令官；可是他一下了班，就老是在炮台各处钻来钻去，东张西望，老是一个人——我敢赌咒说，炮台上随便哪个角落里没有哪一处他没有到过——而且他老是过不了一会儿又拿出铅笔和纸，乱划一些什么下来。”
这使我起了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我想要挖苦这种疑神疑鬼的想法，可是当时只要形迹稍有可疑的事情，都不能怪人家多疑，所以也就不便挖苦。当时在我们北方，处处都发生一些事故，警惕我们随时都要提防，随时都要怀疑才行。于是我联想到这个孩子来自南方这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最靠南的地方，路易斯安那——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个念头是叫人放心不下的。可是我这时候给瑞本下命令处理这桩事情，心里却感觉到一阵隐痛，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作父亲的在那儿捣鬼，要叫他自己的孩子受到羞辱和损害似的。我吩咐瑞本不要声张，静待时机，能给我想办法找到那孩子写的东西的时候就给我找一些来，不要让他知道。我还特别指示他千万不要有什么举动，叫那孩子发现他被人注意了。同时我还命令他照常容许那孩子有原先那些行动自由，可是他进城去的时候，要派人老远盯住他。
以后两天之中，瑞本向我报告了好几次。毫无结果。这孩子还是在写，可是每逢瑞本走近他身边，他就满不在乎地把他写的东西塞到口袋里。他到城里一个没有人的旧马棚那儿去过两次，呆了一两分钟就出来了。我们对这类事情可不能大意——看样子是有点儿蹊跷。我心里不得不承认我渐渐有些感到不安了。我跑到我私人的住处，把副司令找来——他是个很有智慧和判断力的军官，是杰姆士·华特生·韦布将军的儿子。他很惊讶，也很着急。我们把这桩事情谈了很久，最后的结论是应该进行秘密搜查。我决定亲自执行这个办法。因此我叫人第二天早上两点钟就把我叫醒，只过了一会儿，我就到了军乐队的宿舍里，扑在地下，在那些打鼾的弟兄们当中用肚皮贴着地板爬过去。后来我终于到了我那酣睡的流浪儿床前，谁也没有惊醒，我把他的衣服和背袋拿到手，又偷偷地爬回来。我回到自己屋里的时候，韦布还在那儿等着，急于要知道结果如何。我们马上就动手搜查。衣服使我们大失所望。我们在回袋里找到一点空白纸和一支铅笔；此外除了一把大折刀和孩子们藏起来当宝贝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和无用的废物而外，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又怀着希望去搜查背袋。那里面又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反而碰了个钉子！——一本小《圣经》扉页上写着这么几个字：“先生，请看在他母亲的面上，对我这孩子照应点吧。”
我望了望韦布——他垂下了眼睛；他又望了望我——我也垂下了眼睛。两人都不做声。我恭恭敬敬地把这本书放回原处。韦布马上站起来，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我提起精神来，再去完成这桩不是滋味的工作，我把偷来的东西送回原处，还是和原来那样扑在地下爬过去。这似乎是对于我所干的那桩事情特别相宜的姿势。
完事大吉之后，我老实说，真是高兴到极点。
第二天中午瑞本又照常来报告。我截住他的话说道：
“这桩可笑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们简直是把一个可怜的小把戏当成个妖怪来对付，其实他就像一本赞美歌一样，对我们是毫无妨碍的。”
上士显得很惊讶，他说：
“唉，您也知道，这是您的命令呀，司令官，并且我还弄到了他写的一点东西哩。”
“那里面说些什么？你怎么弄到的？”
“我从门上的钥匙洞里偷看，看见他在写字。所以我估计着他大概写完了的时候，就小声地咳嗽了一下，我马上看见他把写的东西揉成一团，丢到火里，东张西望地看有没有人来。然后他就安然无事，显出非常愉快和满不在乎的样子。这下子我就走进来。高高兴兴地和他混了一阵，再打发他出去干点事情。他丝毫也不惊慌，马上就走了。炉里是煤火，才生起来的；他那个纸团丢到一大块煤后面去了，掉在看不见的地方；可是我还是把它弄出来了；这儿就是；连烤都没有烤糊哩，您瞧。”
我把这张纸条望了一眼，看了一两句。然后我就叫上士出去，并且吩咐他去给我把韦布找来。那纸上写的全文是这样的：
特伦布尔要塞，八号
上校，——关于我上次开的单子里末尾那三尊大炮的口径，我弄错了，那是放18磅炮弹的；其余的武器都和我所写的相符。炮台的情况还是像前次报告的那样，不过原先准备派到前线去作战的那两连轻步兵暂时还要驻在这里——现在还无法调查要呆＃久，但很快就可以弄明白。我们深信就一切情况看来，最好暂时不要采取行动，且等——
写到这里就中断了——这就是瑞本咳嗽了一声、使那孩子没有再往下写的地方。这种冷血的卑鄙行为揭露出来之后，给我心头一阵沉痛的打击，以致使我对这孩子的感情以及我对他的好意和对他那孤伶的遭遇所起的慈悲心都马上烟消云散了。
可是这且不去管它。现在出了问题了——而且还是需要马上充分注意的严重问题。韦布和我把这桩事情翻来覆去地考虑，彻底地研究了一番。韦布说：
“他没有写完就被打断了，真是可惜！他们有某种行动要推迟一下，等到——什么时候呢？那个行动又是指的什么呢？可能他是会要提到的，这个假装信神的小坏蛋！”
“是呀，”我说。“我们错过了一次机会，还有信里面的‘我们’又是指谁呢？是炮台里面的同党，还是外面的呢？”
那个“我们”很有文章，叫人担心。可是老在这上面猜想是值不得的，所以我们就继续考虑更具体的办法。第一步，我们决定加双岗，尽最大的力量切实提防。其次，我们想到把威克鲁叫来，让他吐出一切秘密；可是这一着似乎不大聪明，要等其他的办法都没有效果的时候才行。我们必须把他写的东西再弄到一些，所以我们就开始想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后来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威克鲁从来没有到邮局去过，——也许那个空马棚就是他的邮局吧。我们把我的亲信书记找米——他是个名叫斯特恩的德国人，好像是个天生的侦探似的——我把这桩事情源源本本告诉他，叫他去设法破案。还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是威克鲁又在写。再过了一会，又听说他告假进城去了。他动身之前，他们故意耽误了他一阵，同时斯特恩赶紧跑去藏在那个马棚里。一会儿他就看见威克鲁逍遥自在地走进去，四面张望了一会，然后把一样东西藏在角落里一堆垃圾底下，又从从容容地出去了。斯特恩赶紧把那件隐藏的东西——一封信——拿到手，给我们带回来。上面既没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也没有发信人的签名。信里面先把我们看到过的那些话写上，接着就说：
我们认为最好是暂时不采取行动，且等那两连人开走了再说。我是说我们内部这4个人有这个意见；还没有和其他的人通消息——怕的是引人注意。我说4个人，是因为我们少掉了两个；他们入伍不久，刚混进炮台来就被派到前线去了。现在非另派两个人来接替他们不可。走了的那两个是三十哩点那两兄弟。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可是决不能靠这种通信的方式，我要试用另一种办法。
“这个小混蛋！”韦布说：“谁想得到他是个间谍呢？可是这且不去管他；我们先把已经得到的这些情节照目前的情形凑合起来研究研究，看看这桩事情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吧。第一，我们当中已经有了一个间谍是我们知道的；第二，我们当中还有三个是我们不知道的；第三，这些间谍都是经过到联邦部队来人伍这个简单而省事的手续混进我们这儿来的——显然是有两个上了当，被我们运到前线去了；第四，‘外面’还有间谍的帮手——数目多少还不清楚；第五，威克鲁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个敢用‘现在这种方式’报告消息——要‘试用另一种办法’。照目前的情形看来，大致就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把威克鲁抓起来，叫他招供呢？再不然是不是要去抓住到马棚里取信的人，叫他供出来呢？否则我们就暂时还不做声，再多调查一些事实好不好呢？”
我们决定了采取最后那种办法。我们估计这时候还没有实行紧急措施的必要，因为那些阴谋分子显然是打算等着那两个轻步兵连开走的时候再下手。我们给了施特恩充分的权力，使他好办事，并且叫他尽量设法把威克鲁的‘另外一种’通讯方法调查出来。我们打算玩一套大胆的把戏；因此我们主张继续使间谍们毫不怀疑，能敷衍多久就敷衍多久。所以我们命令斯特恩马上再到那个马棚那儿去，要是没有什么人妨碍的话，就把威克鲁的信仍旧藏到原地方，放在那儿等叛徒们去取。
那天一直到天黑，并没有其他动静。夜里天气很冷，天色漆黑，正下着雨雪，风也刮得很凶；可是那一夜我还是从温暖的床上起来了好几次，亲自出去巡逻，为的是要查明确实没有出什么事故，而且每个岗哨都在认真提防。我到处都发现他们振作精神警戒着；显然是有一些神秘的威胁的谣言悄悄地在四处传播，一加双岗就更使那些谣言显得确有其事了。有一次天快亮的时候，我碰见韦布顶着寒风一直往前走，随后才知道原来他也巡逻了好几次，总要知道一切安然无事才放心。
第二天的事情稍微使情况发展得快一些。威克鲁又写了一封信；斯特恩比他先到那个马棚里，看见他藏那封信；威克鲁刚一走开，他就去把那封信拿到手，然后溜出来，远远地盯住那个小间谍，他背后还跟着一个便衣侦探，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让他随时可以得到法律的帮助，以备紧急的需要。威克鲁跑到火车站去，在那儿等着纽约的车来，然后客人由车上涌下来的时候，他就仔细看着那一群人的脸。一会儿就有一个年老的绅土，戴着绿色的护目镜，拄着手杖，一瘸一瘸地走过来，在威克鲁附近站住，急切地开始张望。威克鲁马上就飞跑过去，塞了一个信封在他手里，然后溜开，在人丛中不见了。斯特恩立刻就去把那封信一下子抢过来；随即他在那个侦探身边匆忙走过的时候，就对他说：“跟住那个老先生——别让他跑得不见了。”然后斯特恩随着人群连忙跑出来，一直跑回要塞。
我们关上门坐下来，吩咐外面的守卫不让别人来打搅。
我们先把马棚里拿来的那封信打开来看。内容如下：
神圣同盟，——照常在那尊大炮里拿到大老板的命令，那是昨晚上丢在那儿的；这次的命令取消了以前从次一级的机关所得的指标。已在炮内照例留下了暗号，表示命令已经到了收件人手里——
韦布插嘴说：“这孩子现在不是经常受着监视吗？”
我说是的；自从拿到他前次那封信之后，他一直就在严密的监视之下。
“那么他怎么能够放什么东西到炮筒里去，或是从那里面取出东西来，居然没有被人发觉呢？”
“唉，”我说，“我看这种情形有点不大对劲。”
“我也觉得不对呀，”韦布说。“这简直就表示连哨兵里面都有同谋犯。要不是他们暗中纵容他，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
我把瑞本叫来，吩咐他到炮台去仔细查一查，看能找出什么线索来。然后我们又往下念那封信：
新的命令是果断的，它要○○○○明天早上3点钟×××××。将有200人分成若干股由各地乘火车或采取其他途径来此，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今天由我分发信号。成功定有把握，但是我们一定是走漏了一些消息，因为这里已加派双岗，而且正副司令昨夜曾巡逻多次。寅寅今天由南方来此，将接受秘密命令——用另一方法。你们6个人必须准早晨两点钟到166号。乙己会在那里等你们，给你们详细指示。口令和上次相同，但要倒过来——头一个字改到末尾，末一个字改到前面。记住辛辛辛辛。不要忘了。千万要大胆；还不等太阳再出来，你们就要成为英雄了；你们的名声将流芳千古；你们将在历史上添上不朽的一页。亚门。
“好家伙，”韦布说，“我看这情形，我们可实在不大好对付呀！”
我说没有问题，形势是渐渐显得非常严重了。我说：
“他们正在准备采取一个猛烈的冒险行动，这是很明显的。今天晚上是他们预定的时间——这也是明显的。这个冒险行动的性质——我是说它的方式——隐藏在那一大堆‘○’或‘×’下面，可是据我估计，他们的目的是要偷袭和夺取要塞。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又快又狠的断然行动。我想我们继续用秘密手段对付威克鲁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我们必须知道，而且越快越好，‘166号’究竟在哪儿，好在早上两点钟把那一伙儿一网打尽；不消说，要想得到这个秘密，最快的办法就是逼着这个小鬼说出来。可是首先我必须把事实报告军政部，请求全权处理，然后我们才可以采取重要行动。”
急电译成了密码，准备拍发；我看过之后，表示认可，就发出去了。
我们随即结束了对刚才所谈的那封信的讨论，然后把从那位瘸腿先生那儿抢过来的那封信打开。那里面除了装着两张完全空白的信纸而外，什么也没有！这对我们当时急切盼待的心情真是泼了一瓢冷水。我们一时大失所望，心里就像那信纸一样空虚，简直不知怎么好。可是这只过了一会儿工夫；因为我们当然马上就想到了“暗墨水”。我们把信纸拿到火边上去烤，等着看那上面的字迹经过火烤的结果显出来；可是除了几条模糊的笔划而外，什么也没有，而我们对那几条笔划又看不出一点道理。于是我们把军医找来，叫他拿去用他所知道的各种方法试验，总要试出个结果来；等到字迹显出来之后，立刻就来把信的内容报告给我。这个阻碍可真是叫人烦得要命，我们当然因为这阵耽误而生气；因为我们一心盼望着从那封信里得到关于这个阴谋的一些最重要的秘密。
这时候瑞本上士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大约一英尺来长的麻绳，上面打着3个结，他把它拿起来给我看。
“我在江边的一座大炮里取出来的，”他说。“我把所有的炮上的炮栓都取下来，仔细看过；结果每一个炮都查遍了，只找到这么一截麻绳。”
原来这截绳子就是威克鲁的“暗号”，表示“大老板”的命令并没有送错地方。我命令立即把过去24小时内在那座炮附近值过班的哨兵通通单独禁闭起来，非经我的同意，不许他们互相交谈。
这时候军政部长来了个电报。电文如下：
暂行取消人身保障法。全城宣布戒严。必要时逮捕嫌疑犯。采取果断迅速行动。随时将消息报告本部。
这下子我们可以下手了。我派人去把那位瘸腿老先生悄悄地逮捕起来，悄悄地解到要塞；我把他看管起来，不许别人和他谈话，也不许他给人家说话。起初他还老爱吵闹一阵，可是不久就不做声了。
随后又来了个消息，说是有人看见威克鲁拿一点什么东西交给我们的两个新兵；他刚一转身，这两个人马上就被抓去禁闭起来了。每人身上搜出了一个小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这些字：
大鹰三飞
记住辛辛辛辛
一六六
遵照军政部长的指示，我给部里打了个密电，报告情况的进展，还把上面这个纸片描绘了一下。现在我们似乎是处于很有把握的地位，尽可以对威克鲁拉下假面具了；所以我就派人把他叫来。同时我也派人去取回那封暗墨水写的信，军医还附带交来了一张条子，说明他试过的几种方法都没有结果，不过另外还有些方法，等我叫他试验的时候，还可以试一试。
威克鲁很快就进来了。他显得有些疲乏和焦急的神气，可是他很镇定和从容，即令他感觉到了有什么不妥，也没有在脸色和态度上露出来。我让他在那儿站了一两分钟，然后快快活活地说：
“小孩儿，你为什么老上那个旧马棚里去呢？”
他用天真的态度毫不慌张地回答：
“呵，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司令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不过我喜欢清静，到那儿去玩玩。”
“你到那儿去玩，是吗？”
“是呀，司令官，”他还是像起先那么天真自然地回答。
“你在那儿光只干这个吗？”
“是呀，司令官，”他抬起头来望着，那双温柔的大眼睛里含着孩子气的惊讶神情说道。
“真的吗？”
“是呀，司令官，真的。”
停了一会，我说：
“威克鲁，你为什么老爱写字呢？”
“我？我并没有常写什么，司令官。”
“你没有常写？”
“没有，司令官。啊，您要是说的乱划呢，我倒是乱划了一些，划着玩的。”
“你划了拿去干什么呢？”
“没有于什么，司令官——划完就丢了。”
“没有送给什么人吗？”
“没有，司令官。”
我突然把他写给“上校”的那封信伸到他面前。他稍微吃惊了一下，可是马上又镇定下来了。他脸上微微地红了一阵。
“那么，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送出去呢？”
“我决——决没有安什么坏心思，司令官。”
“决没有安什么坏心思！你把要塞的军备和情况泄露出去，还说没有安坏心思吗？”
他低下头去不做声。
“喂，老实说吧，别再撒谎啦。这封信是要给谁的呢？”
这时候他显出一些痛苦的样子；可是很快就平静下来，用非常恳切的声调回答说：
“我把事实告诉您吧，司令官——全部事实。这封信根本就没有打算写给什么人。我不过写着玩的。现在我知道这是做错了，而且是件傻事——可是我只犯过一次，司令官，我以人格担保。”
“呵，这倒是叫我很高兴。写这种信是很危险的。我希望你真是只写过这一封吧？”
“是呀，司令官，千真万确。”
他的大胆真是惊人。他说这句诳话的时候，那种诚恳的神气谁也赛不过。我停了一会儿，把我的怒气平息下去，然后说：
“威克鲁，你仔细想一想吧，我想调查两三件小事情，你看是不是可以帮个忙。”
“我一定尽力帮忙，司令官。”
“那么我先问你——‘大老板’是谁呢？”
这一下使他很惊慌地向我们脸上望了一眼；可也不过如是而已。他马上又安静下来，沉着地回答说：
“我不知道，司令官。”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当真不知道吗？”
他极力想把他的眼睛望着我的，可是那实在太紧张了；他的下巴慢慢地向着胸部低下去，他哑口无言了；他站在那儿神经紧张地摸弄着一只钮扣，他的卑鄙行为虽然可恶，那样子可也叫人怜悯。随后我又提出一个问题，打破了沉默：
“‘神圣同盟’是些什么人呢？”
他浑身显然发抖，他把双手盲目地微微动了一下，这在我看来，好像是一个绝望的小家伙求人怜悯的表示。可是他没有做声。他继续把头向地下垂着，站在那儿。我们瞪着眼睛望着他、等着他说话的时候，看见大颗的眼泪顺着他的脸蛋儿滚下来。可是他始终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
“你非回答我不行，小孩儿，你一定要说老实话。‘神圣同盟’是哪些人？”
他仍旧只是一声不响地哭。我随即就说：
“回答我这个问题！”我的语气有些严厉。
他极力要控制自己的声音；然后求饶地抬头望着，掺杂着哭声勉强说道：
“啊，请您可怜我吧，司令官！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
“什么！”
“真的，司令官，我是说的实话，我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神圣同盟’。我以人格担保，司令官，这是实话。”
“真是怪事！我看你这第二封信；呵，你看见这几个字吗？‘神圣同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他抬起头来瞪着眼睛望着我的脸，显出一副受了委屈的神气，好像他遭了很大的冤枉似的，然后激动地说：
“这是有人狠心地给我开玩笑，司令官；我老是极力要好好做人，从来没有伤害过谁，他们怎么能这样陷害我呢？有人假造了我的笔迹；这都不是我写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封信！”
“啊，你这个可恶透了的小骗子！你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把那封暗墨水写的信从口袋里掏出来，伸到他眼前。
他的脸发白了！——简直像个死人的脸那么白。他站也站不稳，微微摇晃起来，伸手扶着墙才把身子撑住。过了一会，他低声问道：
“您已经……看过这封信了吗？”他的声音简直低得听不见。
一定是还没有等我嘴里来得及捏造出“看过了”这么个回答，我们脸上就把真情流露出来了，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孩子的眼睛里又恢复了勇气，我等着他说话，可是他一声不响。所以后来我就说：
“喂，你对这封信里泄露的秘密又怎么解释呢？”
他非常镇定地回答说：
“没有什么解释，我只想说明一声，那是完全没有害处的；对谁也没有什么妨碍。”
这下子我可有点窘住了，因为我无法反驳他的话。我不知究竟怎么办才好。可是我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才给我解了围，我说：
“你对‘大老板’和‘神圣同盟’当真是什么也不知道吗？你说是人家假造的这封信，当真不是你写的吗？”
“是的，司令官——是真的。”
我慢慢抽出那根带结的麻绳来，把它举起，一声不响。他若无其事地瞪着眼睛望着它，然后诧异地望着我。我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不过我还是把我的脾气压下去，用我平常的声调说：
“威克鲁，你看见这个吗？”
“看见的，司令官。”
“这是什么？”
“好像是一根绳子。”
“怎么，好-像-是？这根本就是一根绳子呀。你还认得吗？”
“不认得，司令官。”他回答的语气从容到极点。
他那种冷静的态度真是十足地令人惊叹！于是我停了几秒钟，为的是让我的沉默可以加深我所要说的话给人的印象；然后我站起来，把一只手按在他肩膀上，严肃地说：
“这是对你没有好处的，可怜的孩子，绝对没有好处。你给‘大老板’的这个暗号，这根带结的绳子，是在江边一座大炮里找到的——”
“大炮‘里面’找到的！啊，不对、不对、不对！别说是在大炮里吧，其实是在炮栓的一条缝里！——一定是在缝里！”他随即就跪下来，两手交叉着十指，仰起面孔，他那脸色灰白、吓得要命的样子，叫人看了怪可怜。
“不，是在大炮里。”
“啊，那一定是出了毛病！老天爷，我完蛋啦！”他一下子跳起来，左右乱闯，闪开人家伸出去抓他的手，极力想从这地方逃掉。可是逃跑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又扑通一声跪在地下，拼命地哭，还抱住我的腿；他这样揪住我，苦苦哀求地说：“呵，您可怜我吧！啊，您行行好吧！千万别把我的事情说出去呀；他们连一分钟也不会饶我的命哪！请您保护我，救救我吧。我把一切都供出来！”
我们花了一些工夫才使他平静下来，减少他的恐惧，把他的心情变得稍微清醒一些。然后我开始盘问他，他把眼睛望着地下，很恭敬地回答，随时伸手揩去他那流个不停的眼泪。
“那么你是心甘情愿的一个叛徒喽？”
“是呀，司令官。”
“还是个间谍？”
“是呀，司令官。”
“一直在按照外面来的命令活动吗？”
“是呀，司令官。”
“是自愿的吗？”
“是的，司令官。”
“干得很高兴吧，也许是？”
“是呀，司令官；抵赖也没有好处。南方是我的家乡；我的心是南方的，整个的心都在它那一方面。”
“那么你所说的那些遭难的经过和你家里的人被杀害的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要混进要塞，特别捏造出来哄人的吧？”
“他们——是他们叫我那么说的，司令官。”
“那么你就打算出卖可怜你和收容你的人，要把他们毁了吗？你知不知道你多么卑鄙呀，你这个走入迷途的可怜虫？”
他只用哭泣来回答。
“好吧，这个且不去管它。还是谈正经事。‘上校’是谁？他在什么地方？”
他开始大哭起来，想要哀求不叫他回答。他说他要是说出来，就会被打死。我威胁着说，他要是不说出实情，我就要把他关到黑牢里监禁起来。同时我答应他，只要他把秘密通通说出来，我就保护他，不叫他受到任何伤害。他紧紧地闭住嘴，一句话也不肯回答，他做出顽强的样子，使我简直拿他无可奈何。后来我就带着他走；可是他只往黑牢里望了一眼就改变了主意。他突然一阵子又哭起来，并且苦苦哀求，声明他愿意说出一切实情。
于是我又把他带回来，他就说出了“上校”的名字，并且很仔细地把他描写了一番。他说到城里最大的旅馆里可以找到他，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我又威胁了他一阵，他才把“大老板”的名字说出来，并且说明他的相貌等等。他说在纽约证券街15号可以找到“大老板”，化名是盖罗德。我把盖罗德的姓名和形象打电报告诉纽约警察局长，要他逮捕这个人，把他看管起来，等我派人去提解。
“那么，”我说，“好像是‘外面’还有几个同党，大概在新伦敦。你把他们的姓名和情况说一说吧。”
他说出了3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并且说明了他们的情况——都住在大旅舍里。我悄悄地派人出去，把他们和那位“上校”抓来，关在要塞里。
“现在我还要知道你在要塞里面的3个同党。”
我想他又要说诳话来骗我；可是我把那两个被捕的哨兵身上搜到的神秘的纸片拿出来，这对他发生了很好的效果。他说我们已经抓到了两个，他非说出另外那一个不可。这把他吓得要命，他大声叫道：
“啊，请您别逼我吧；他当场就会要我的命！”
我说那是可笑的想法；我会派人在他身边保护他，并且弟兄们集合的时候是不让他们带武器的。我命令叫所有的新兵都集合起来，然后这可怜的小坏蛋浑身发抖地出来了，他顺着那一队人走过去，极力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后来他对其中一个人只说了一个字，于是他还没有走出5步，这个人就被捕了。
威克鲁又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叫人把那3个人带进来。我叫其中的一个站到前面来，说道：
“喂，威克鲁，你可要注意，只许完全说实话，丝毫也不能有差错。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一些什么事情？”
他已经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所以就不顾一切后果，把眼睛瞪住那个人脸上，毫不迟疑地说了一大套——他说的是下面这些话：
“他的真名字叫做乔治·布利斯多。他是新奥尔良人；两年前在沿海的邮船‘神殿号’上当二副。他是个很凶的角色，曾经犯杀人罪坐过两次牢——一次是为了拿一根绞盘棍子打死一个叫作海德的水手，一次是为了打死一个甲板苦力，因为他不肯抛铅锤，其实那是不该甲板苦力做的事。他是个间谍，是上校派到这儿来进行间谍活动的。五八年‘圣尼古拉号’在孟菲斯附近爆炸时，他在船上当三副；死伤的乘客装在一只空木船上往岸上运的时候，他就抢他们身上的东西，结果差点儿让人家抓来用私刑弄死了。”
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他把这个人的来历说得很详细。他说完之后，我向那个人说：
“你对他这些话有什么说的？”
“司令官，您可别怪我在您面前说话不恭敬，他这简直是顶胡说八道的谎话，从来没有听见过谁撒这种谎！”
我叫人把他带回去再关起来，又把其余两个先后叫到前面来。结果都是一样。那孩子说出了每个人的详细来历，对措辞和事实丝毫也没有迟疑；可是我盘问这两个家伙的结果，每个人都只是愤恨地说那完全是谎话。他们什么口供也没有。我把他们再送回去关起来，又把其余的犯人一个个叫出来对质。威克鲁把他们的一切都说出来了——他们是南方哪些城市的人，和他们参加这个阴谋的源源本本。
但是他们都否认他所说的事实，而且没有一个有什么口供。男人们大发脾气，女人们哭哭啼啼。据他们自己说，他们都是从西部来的清清白白的人，并且对联邦比世界上一切东西还要爱。我把这批人再关起来，心里很腻烦，随后我就再来盘问威克鲁。
“166号在哪儿？‘乙乙’是谁？”
可是他下了决心以这里为界限。无论说好话哄他或是说硬话吓唬他，都不起作用。时间过得飞快——非采取严厉手段不可了。所以我就拴住他的大拇指，把他踮起脚尖吊起来。他越来越痛，就尖声惨叫，那声音简直叫我有些受不了。可是我坚持不放松，过了一会他就喊叫起来：
“啊，放我下来吧，我说！”
“不行——你先说了我才放你下来。”
现在每一片刻的时间对他都是痛苦，所以他就说出来了：
“大鹰旅舍，166号！”他说的是江边的一个下等客栈，普通一般卖力气的人和码头工人、还有那些更不体面的人常去的地方。
于是我就把他放了下来，然后又叫他给我说这次阴谋的目的。
“今晚要夺取要塞，”他顽强地说，一面低声哭着。
“我是不是把这次阴谋的头儿们都抓着了？”
“没有，除了你抓到的而外，还有要到166号去开会的人。”
“你那‘记住辛辛辛辛’是什么意思？”
没有回答。
“到166号去的口令是什么？”
没有回答。
“那一堆一堆的字和记号是什么意思——‘×××××’和‘○○○○’？快说！要不然又叫你尝尝那个滋味。”
“我决不回答！我宁肯死。现在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把你说的话好好儿想想吧，威克鲁。拿定主意了吗？”
他坚决地回答，声音毫不发颤：
“拿定主意啦。我非常爱我那遭难的南方，痛恨这北方的太阳所照耀的一切，所以我宁肯死，也不会泄露那些消息。”
我又拴住他的大拇指把他吊起来。这可怜的小家伙痛得要命的时候，他那尖叫的声音真叫人听着心都要碎了，可是我们再也没有逼出他什么口供来。不管你问他什么话，他老是叫着同一个回答：“我可以死，而且我决定死；可是我决不说。”
咳，我们只好就那么算了。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宁肯死也不会招供。所以我们就把他放下来，再把他关起，严加看管。
然后我们忙了几个钟头，给军政部打电报，一方面准备突击166号。
那个漆黑和寒冷的夜晚是够令人提心吊胆的。要塞的情报已经泄露了一些，整个要塞都在提防意外。哨兵加成了三岗，谁也不能进出，一走动就会被哨兵把步枪对准他的头，叫他站住。不过韦布和我却不像原先那么担心了，因为有许多主犯既已落网，阴谋就必然受到相当大的挫折了。
我决定及时赶到166号去，抓住‘乙乙’，把他的嘴堵上，等着其余的人来到，好逮捕他们。大约在早上一点一刻，我就悄悄离开要塞，后面还带着六个精壮的正规兵，还有威克鲁那孩子，他的手反绑在背后。我告诉他说，我们要到166号去，要是发现他这次又说了谎话，叫我们上当，那他就非领我们到正确的地方去不可，否则就要叫他吃苦头。
我们偷偷地走近那个客栈，进行侦察。小小的酒吧间里点着一支蜡烛，其余的房间都是黑暗的。我试开前门，并没有锁，我们就轻轻地走进去，仍旧把门关上。然后我们把鞋脱掉，我带头领着大家到酒吧间里。德国店主坐在那儿，在椅子上睡着了。我轻轻地把他推醒，叫他脱掉靴子，在我们前面走；同时警告他不许做声。他一声不响地顺从了，可是显然吓得要命。我命令他带路到166号去。我们爬上了两三层楼梯，脚步像一串猫儿那么轻；然后我们走到一道很长的过道尽头的时候，就到了一个房间门口，从那个门上装着玻璃的小窗户里，我们可以看得出里面有一支暗淡的蜡烛的亮光。店主在暗中摸索着找到了我，悄悄地说那就是166号。我试了试那扇门——里面锁上了。我靠近耳朵给一个个子最大的士兵下了一个命令；我们就把宽大的肩膀顶住门，猛推一把，就把门上的铰链冲开了。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床上有一个人影——看见它连忙向蜡烛把头伸过去；蜡烛一灭，我们就在一团漆黑当中了。我猛扑过去，一下子跳到了床上，用膝头使劲按住了床上那个人。被我抓住的人拼命地挣扎，可是我使左手卡住了他的嗓子，这给我的膝头很大的帮助，总算把他制服了。然后我马上把手枪掏出来，拉开扳机，把那冰冷的枪筒抵住他的腮帮于，表示警告。
“现在谁给划根洋火吧！”我说。“我把他抓牢啦。”
有人照办了。火柴的光亮起来。我望着我抓住的人，哎呀，老天爷，原来是个年轻的女人！
我把她放了，连忙下床来，心里觉得怪害臊。大家都瞪着眼睛望着身边的人发呆。这桩意外的事大突如其来，叫人莫明其妙，因此大家都非常慌张，不知怎么才好。那个年轻的女人开始哭起来，把被窝蒙住了脸。店主恭敬地说：
“是我的女儿，她大概是干了什么不规矩的事吧，nichtwar？”
“你的女儿？她是你的女儿吗？”
“啊，是呀，她是我的女儿，她今晚上才从辛辛那地回家来的，有点儿小病。”
“他妈的，那孩子又撒谎啦。这不是他说的那个166号；这不是‘乙乙’。威克鲁，你给我们找到那个真正的166号吧，要不然——喂！那孩子在哪儿？”
跑掉了，丝毫不假！不但跑了，我们连一点线索也找不到。这可是个伤脑筋的情况。我骂自己太傻，没有把他拴在一个士兵的身上；可是现在为这个而懊恼是没有用处的。到了这个地步，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是当前的问题。不过说到源头，那个姑娘说不定就是‘乙乙’。我并不相信这个，可是把疑惑当成定论是不妥当的。所以我就叫我那几个士兵留在166号对面的一个空房间里，吩咐他们一见有人走近那个姑娘的房间，就一律把他们抓起来，同时还叫他们把店主扣押在他们一起，严加看管，且待以后的命令。然后我就赶回要塞去看看那儿是否还平安无事。
不错，平安无事。而且还始终都没有问题。我通夜守着，没有睡觉，以防意外。可是毫无动静。后来看见天又亮了，我居然能够给部里打电报，报告星条国旗仍旧在特伦布尔要塞上空飘扬，心里真是说不出地高兴。
我心头解除了无限的压力。不过我当然还是没有放松警惕，也没有停止努力；因为当时的局势太严重了，疏忽是不行的。我把那些犯人一个个叫来，整个钟头地拷问他们，总想叫他们招供，可是毫无结果。他们光只咬牙切齿，直扯头发，什么也没有吐露出来。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得到了那个失踪的孩子的消息。有人在早上6点钟，大约在8哩以外看见他在路上，拖着沉重的脚步往西走。我马上派一个骑兵中尉和一个士兵去追他。他们在20哩以外看见他了。他已经翻过了一道篱笆，疲乏地拖着脚步穿过一片烂泥的田野，向着一个村庄的边上一座旧式的大房子走过去。他们骑着马穿过一片小树林，迂回过去，由相对的方向包抄那所房子；然后下了马，赶快溜到厨房里。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又溜进靠近的一间屋子里，那儿也没有人；由那间屋里通着前面起坐室的门是开着的。他们正想要由这扇门里走过去，忽然听见一个很低的声音；那是有人在祷告。于是他们就恭恭敬敬地站住了，中尉把头伸进去，看见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在那间起坐室的一个角落里跪着，正在祷告的是那老头。刚刚祷告完毕的时候，威克鲁那孩子打开前门走进来了。那两个老人一同向他扑过去，紧紧地搂着他，叫他透不过气来。他们大声嚷道——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宝贝！多谢上帝。跑掉的又回来啦！死了的又复活啦！”
喂，先生，你猜是怎么回事！那个小鬼原来就是在那个农庄上生长的，本来是一辈子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5哩路远，后来才在两个星期以前闲荡到我那地方去，编了那一个伤心的故事把我哄住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个老头是他的父亲——是个有学问的退休了的老牧师那个老太婆是他的母亲。
现在让我来对这个孩子和他的举动略加说明吧。原来他是爱看廉价小说和那些专登情节离奇的故事的刊物看得入迷了的——所以莫明其妙的神秘事件和天花乱坠的侠义行为正合他的胃口。后来他又看到报纸上报道叛军的间谍到我们这边来潜伏活动的情况，以及他们那可怕的企图和两三次轰动一时的成功，结果他的脑子里就把这个问题想入非非了，他曾经有几个月和一个长于说话和富于幻想的北方青年经常混在一起，那个青年在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上游二三百哩的各地之间航行的几只邮船上当过两年事务员——因此他谈起那一带地方的地名和其他情形都显得很熟悉。我在战前曾经在那一带地方住过两三个月；我对那儿所知道的很有限，所以容易被那孩子哄住，要是一个土生的路易斯安那人，那也许不等他说到15分钟，就可以发现他露出马脚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说他情愿死也不肯解释他那几个阴谋的暗号吗？干脆就是因为他无法解释！——那些记号根本没有意义；他是由想像中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先事后都没有考虑过；所以突然问起他来，他就想不出什么说法来解释。譬如他对那封“暗墨水写的信”里隐藏着什么秘密也说不出来，充分的理由就是那里面根本没有隐藏任何秘密；那封信不过是空白的纸张罢了。他根本没有搁什么东西到大炮里面，而且从来没有打算过这么做——因为他那些信都是写给一些想像中的人物的，他每次藏一封信到那个马棚里，老是把前一天放在那儿的一封拿走；所以他对那根带结的小绳子并不知道，因为我拿给他看的时候，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的；可是我一让他说明来历，他马上就照他那异想天开的派头，承认那是他放的，而且因此收到了一些很妙的戏剧性的效果。他捏造了一个“盖罗德”先生；还有什么证券街15号，当时已经根本不存在了——3个月以前就拆掉了。他还捏造了那位“上校”；我所逮捕的并且和他对质过的那些无辜受累的人，让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来历，也都是他捏造的；“乙乙”也是他捏造的；166号也可以说是他捏造的，因为在我们到大鹰旅社去之前，他还不知道那儿有这么个房问。凡是需要捏造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东西的时候，他都随时捏造得出来。我要他说出“外面的”间谍，他马上就把他在旅馆里见过的一些陌生人形容一番，其实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过是他偶尔听到过的。呵，在那惊心动魄的几天里，他一直在一个有声有色的、神秘的、浪漫的境界里过日子，我觉得这个境界对他说来是真实的，而且他想必是一直从他的心坎里欣赏着它的滋味。
可是他给我们找了不少的麻烦，而且使我们受了说不完的耻辱。你看，为了他的缘故，我们抓了一二十个人，把他们在要塞里关起来，还在他们门口安了哨兵。被捕的人有许多都是军人之类，我对他们是无须道歉的；可是其余的人都是全国各地的第一流公民，无论你说多少赔罪的话，也不足以使他们满意。他们简直就大发脾气，给我们闹个没有完！那两个妇女呢——一个是俄亥俄一位议员的太太，另一个是西部一位主教的妹妹——咳，她们尽量对我说的那许多侮辱和挖苦的话，和她们所流的那些冒火的眼泪，成了一份纪念品，大概可以使我很久都记得她们，——而且我是会记得的。那位戴护目镜的瘸腿老先生是费城的一个大学校长，他是来参加他的侄子的丧礼的。他原先当然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威克鲁。咳，他不但错过了丧礼，被我们当作叛军间谍关起来，而且威克鲁还站在我的营房里无情地把他说成加尔维斯敦名声最臭的一个流氓窠来的伪造犯、黑人贩子、偷马贼、放火这种侮辱，这位倒霉的老先生似乎是根本不能原谅的。还有军政部呀！可是，真晦气，这一段我就不去谈它了吧
附注——我把这篇故事的稿子拿给少校看，他说：“你对军队里的事情不大熟悉，这使你弄出了一些小小的错误。不过连这些地方也还是写得有声有色——随它去吧；军队里的人看了会笑，别人可看不出毛病来。你把这个故事的主要事实都说对了，叙述得和实际发生的情况大致相符。”——马克·吐温。
竞选州长
■［美］马克．吐温 唐萌荪译
几个月之前，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代表独立党与斯坦华脱·勒·伍福特先生和约翰·特·霍夫曼先生竞选。我总觉得自己有超过这两位先生的显著的优点，那就是我的名声好。从报上容易看出：如果说这两位先生也曾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那是以往的事。近几年来，他们显然已将各种无耻罪行视为家常便饭。当时，我虽然对自己的长处暗自庆幸，但是一想到我自己的名字得和这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到处传播，总有一股不安的混浊潜流在我愉快心情的深处“翻搅”。我心里越来越不安，最后我给祖母写了封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很快给我回了信，而且信写得很严峻，她说：“你生平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一件也没有做过。你看看报纸吧——一看就会明白伍福特和霍夫曼先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再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他们那样的水平，跟他们一起竞选。”
这也正是我的想法！那晚我一夜没合眼。但我毕竟不能打退堂鼓。我已经完全卷进去了，只好战斗下去。
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无精打采地翻阅报纸时，看到这样一段消息，说实在话，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惊慌失措过：
“伪证罪——那就是１８６３年，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３４名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块香蕉种植地，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她那群孤儿靠着活命的唯一资源。现在马克·吐温先生既然在众人面前出来竞选州长，那么他或许可以屈尊解释一下如下事情的经过。吐温先生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要求投票选举他的伟大人民，都有责任澄清此事的真相。他愿意这样做吗？”
我当时惊愕不已！竟有这样一种残酷无情的指控。我从来就没有到过交趾支那！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香蕉种植地，正如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简直要发疯了，却又毫无办法。那一天我什么事情也没做，就让日子白白溜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这家报纸再没说别的什么，只有这么一句话：
“意味深长——大家都会注意到：吐温先生对交趾支那伪证案一事一直发人深省地保持缄默。”
〔备忘——在这场竞选运动中，这家报纸以后但凡提到我时，必称“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
接着是《新闻报》，登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查清——是否请新州长候选人向急于等着要投他票的同胞们解释一下以下一件小事？那就是吐温先生在蒙大那州野营时，与他住在同一帐篷的伙伴经常丢失小东西，后来这些东西一件不少地都从吐温先生身上或“箱子”（即他卷藏杂物的报纸）里发现了。大家为他着想，不得不对他进行友好的告诫，在他身上涂满柏油，粘上羽毛，叫他坐木杠①，把他撵出去，并劝告他让出铺位，从此别再回来。他愿意解释这件事吗？”
难道还有比这种控告用心更加险恶的吗？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到过蒙大那州呀。
〔此后，这家报纸照例叫我做“蒙大那的小偷吐温”。〕
于是，我开始变得一拿起报纸就有些提心吊胆起来，正如同你想睡觉时拿起一床毯子，可总是不放心，生怕那里面有条蛇似的。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段消息：
“谎言已被揭穿！——根据五方位区的密凯尔·奥弗拉纳根先生、华脱街的吉特·彭斯先生和约翰·艾伦先生三位的宣誓证书，现已证实：马克·吐温先生曾恶毒声称我们尊贵的领袖约翰·特·霍夫曼的祖父曾因拦路抢劫而被处绞刑一说，纯属粗暴无理之谎言，毫无事实根据。他毁谤亡人，以谰言玷污其美名，用这种下流手段来达到政治上的成功，使有道德之人甚为沮丧。当我们想到这一卑劣谎言必然会使死者无辜的亲友蒙受极大悲痛时，几乎要被迫煽动起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立即对诽谤者施以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不这样！还是让他去因受良心谴责而感到痛苦吧。（不过，如果公众义愤填膺，盲目胡来，对诽谤者进行人身伤害，很明显，陪审员不可能对此事件的凶手们定罪，法庭也不可能对他们加以惩罚。）”
最后这句巧妙的话很起作用，当天晚上当“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从前进来时，吓得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从后门溜走。他们义愤填膺，来时捣毁家具和门窗，走时把能拿动的财物统统带走。然而，我可以手按《圣经》起誓：我从没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而且直到那天为止，我从没听人说起过他，我自己也没提到过他。
〔顺便说一句，刊登上述新闻的那家报纸此后总是称我为“拐尸犯吐温”。〕
引起我注意的下一篇报上的文章是下面这段：
“好个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独立党民众大会上作一次损伤对方的演说，却未履行其义务。他的医生打电报来称他被几匹狂奔的拉车的马撞倒，腿部两处负伤——卧床不起，痛苦难言等等，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废话。独立党的党员们只好竭力听信这一拙劣的托词，假装不知道他们提名为候选人的这个放荡不羁的家伙未曾出席大会的真正原因。
有人见到，昨晚有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进吐温先生下榻的旅馆。独立党人责无旁贷须证明那个醉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这一下我们终于把他们抓住了。此事不容避而不答。人民以雷鸣般的呼声询问：‘那人是谁？’”
我的名字真的与这个丢脸的嫌疑联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绝对地不可思议。我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喝过啤酒、葡萄酒或任何一种酒了。
〔这家报纸在下一期上大胆地称我为“酒疯子吐温先生”，而且我知道，它会一直这样称呼下去，但我当时看了竟毫无痛苦，足见这种局势对我有多大的影响。〕
那时我所收到的邮件中，匿名信占了重要的部分。那些信一般是这样写的：
“被你从你寓所门口一脚踢开的那个要饭的老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好管闲事者
也有这样写的：
“你干的一些事，除我之外没人知道，你最好拿出几块钱来孝敬鄙人，不然，报上有你好看的。”
惹不起
大致就是这类内容。如果还想听，我可以继续引用下去，直到使读者恶心。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宣判”我犯了大规模的贿赂罪，而民主党最主要的报纸则把一桩大肆渲染敲诈案件硬“栽”在我头上。
〔这样，我又得到了两个头衔：“肮脏的贿赂犯吐温”和“令人恶心的讹诈犯吐温”。〕
这时候舆论哗然，纷纷要我“答复”所有对我提出的那些可怕的指控。这就使得我们党的报刊主编和领袖们都说，我如果再沉默不语，我的政治生命就要给毁了。好像要使他们的控诉更为迫切似的，就在第二天，一家报纸登了这样一段话：
“明察此人！独立党这位候选人至今默不吭声。因为他不敢说话。对他的每条控告都有证据，并且那种足以说明问题的沉默一再承认了他的罪状，现在他永远翻不了案了。独立党的党员们，看看你们这位候选人吧！看看这位声名狼藉的伪证犯！这位蒙大那的小偷！这位拐尸犯！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个具体化的酒疯子！你们这位肮脏的贿赂犯！你们这位令人恶心的讹诈犯！你们盯住他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这个家伙犯下了这么可怕的罪行，得了这么一连串倒霉的称号，而且一条也不敢予以否认，看你们是否还愿意把自己公正的选票投给他！”
我无法摆脱这种困境，只得深怀耻辱，准备着手“答复”那一大堆毫无根据的指控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但是我始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就在第二天，有一家报纸登出一个新的恐怖案件，再次对我进行恶意中伤，说因一家疯人院妨碍我家的人看风景，我就将这座疯人院烧掉，把院里的病人统统烧死了，这使我万分惊慌。接着又是一个控告，说我为了吞占我叔父的财产而将他毒死，并且要求立即挖开坟墓验尸。这使我几乎陷入了精神错乱的境地。在这些控告之上，还有人竟控告我在负责育婴堂事务时雇用老掉了牙的、昏庸的亲戚给育婴堂做饭。我拿不定主意了——真的拿不定主意了。最后，党派斗争的积怨对我的无耻迫害达到了自然而然的高潮：有人教唆９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包括各种不同肤色、穿着各种各样的破烂衣服的小孩，冲到一次民众大会的讲台上来，紧紧抱住我的双腿，叫我做爸爸！
我放弃了竞选。我降下旗帜投降。我不够竞选纽约州州长运动所要求的条件，所以，我呈递上退出候选人的声明，并怀着痛苦的心情签上我的名字：
“你忠实的朋友，过去是正派人，现在却成了伪证犯、小偷、拐尸犯、酒疯子、贿赂犯和讹诈犯的马克·吐温。”●
（１８７０年）
①坐木杠；这是当时美国的一种私刑。把认为犯有罪行的人绑住，身上涂上柏油，粘上羽毛，让他跨坐在一根木棍上，抬着他游街示众。——译注
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作者：马克·吐温
1
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当时哈德莱堡是四里八乡最诚实、最正直的一个镇子。它把这种从没有污点的名望一直保持了三辈儿，并且以此为荣，把这种名望看得重于它拥有的其他一切。这种自豪感是如此强烈，保持这种荣誉的愿望是如此迫切，以至于镇子里的婴儿在摇篮里就开始接受诚实信念的熏陶，而且，这一类的教诲还要作为主要内容，在以后对他们进行教育时贯穿始终。另外，在整个发育期里，青年人要与一切诱惑彻底隔绝，这样，他们的诚实就能够利用一点一滴的机会变得坚定而牢固，成为他们的主心骨。邻近的那些镇子都嫉妒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耀，他们表面上对哈德莱堡人以诚实为荣冷嘲热讽，说那是虚荣心作怪；然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哈德莱堡的的确确是一个腐蚀不了的镇子；再追问下去，他们还会承认：一个想离家出外找一个好工作的青年人，如果他是从哈德莱堡出去的，那么，他除了自己老家的牌子以外，就用不着带什么推荐信了。
然而，日久天长，哈德莱堡因为得罪一位过路的外地人终于倒了霉——这件事他们也许出于无心，肯定也没有在意，因为哈德莱堡功德圆满，所以，无论是外乡人的闲言碎语，还是高谈阔论，哈德莱堡人都无须在意。可话又说了回来，早知此人是个爱记仇、不好惹的家伙，当初对他破破例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整整一年的功夫，那人无论走到哪儿，肚子里总憋着在哈德莱堡受的委屈，只要一有空闲，就挖空心思地琢磨怎么能报复一下，让自己心里舒坦。他想了好多好多的主意，这些主意全都不错，可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要害之处在于：这些主意只能一个一个地伤害好多人，而他想要的却是能把全镇一网打尽的办法，不能有一条未受伤害的漏网之鱼。最后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主意，这主意刚冒出来，他的脑海中就被幸灾乐祸的光芒照得通明透亮。他马上开始拟定一项实施方案，还自言自语地说：“就这么办——我要把那个镇子拉下水！”
六个月之后，他坐着一辆轻便马车再次来到哈德莱堡，约摸晚上十点钟左右，马车停在了银行老出纳员的大门外。他从马车上搬下一只口袋，扛着它跌跌撞撞地穿过院子，敲了敲门。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了声“请进”，他就进去了。他把那只口袋放在客厅里火炉的后面，客客气气地向正在灯下坐着看《教友导报》的老太太说：
“您只管坐着好了，太太，我不打扰您。好了——现在这东西藏得严严实实；谁想知道它在哪儿可不容易了。太太，我能见见您先生吗？”
“不成，他上布里克斯顿了，也许过半夜才能回来。”
“很好，太太，这不要紧。我只不过是想让您先生照管一下这只口袋，如果他找到了物主，就转交给他。我是外地人，您先生不认识我；今天夜里我是特意路经这个镇子，了却我搁了好久的一桩心事。现在事情已经办妥，我可以走了，我很高兴，还稍稍有点儿得意，以后你们再也不会见到我了。口袋上别着一张字条，上面把所有的事都说清楚了。晚安，太太。”
这位老太太害怕这个神山鬼没的大个子外地人，见他走了心里才踏实。不过她的好奇心被引逗了起来，就直奔口袋而去，取下了那张字条。上面开头的话是：
请予公布；或者用私访的办法找到物主——只要能找到物主，无论哪一种办法皆可。这个口袋里装的是金币，重一百六十磅零四盎司——
“老天，门没锁呀！”
理查兹太太哆哆嗦嗦地扑过去把门锁上，然后把窗帘放下来，战战兢兢地站在那儿，提心吊胆，思量还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和那一口袋钱更保险一点儿。她竖起耳朵听听有没有贼，过了一会儿，她抵挡不住好奇心，又回到灯下，看完了那张纸上的话：
我是个外国人，马上就要回本国去，在那里常住。我在贵国旗下逗留了很长时间，多蒙贵国关照，不胜感谢；对于贵国的一位公民——一位哈德莱堡的公民——我更想格外致以谢意，因为一两年前他有大恩于我。事实上，那是两桩恩德。容我细说端详。我曾经是个赌徒。我的意思是，我过去是个赌徒。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那天夜里我来到这个镇子的时候，腹内空空，身无分文。我向人求告——是在黑影里，我不好意思在亮处乞讨。我求对人了。他给了我二十块钱——也可以说，他给了我一条命，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还给了我财运；因为我靠那笔钱在赌场里发了大财。还有最后一条：当时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记在心上，直到如今。这句话最后让我口服心服；因为口服心服，我才良心发现，再也不赌了。现在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可是我要找到他，让他得到这笔钱，至于他是把钱给人，扔掉，还是自己留着，全都由他。这只不过是我知恩图报的方式罢了。假士。我可以在此地逗留，我本来会自己去找他；不过没有关系。一定能找到他的。这是个诚实的镇子，腐蚀不了的镇子，我知道我可以信任它，不用担心。凭那位先生当年对我说的那句话，就可以确定哪一位是我的恩人；我相信他一定还记得那句话。
现在我有这样一个办法：假如您愿意进行私访，悉听尊便。把这张纸上写的话告诉每一个可能是那位先生的人，假如他回答说，“我就是那个人；我当初说过怎样的一句话，”就请核实一下——也就是说：打开口袋，您能在口袋里找到一个装着那句话的密封信袋。如果那位候选人所说的话与此相符，那就把这笔钱交给他，不用再问下去了，因为他无疑就是那位先生。
如果您愿意公开寻访，就请把这番话发表在本地报纸上——再加上如下说明，即：从当日起三十天内，请申领人于（星期五）晚八时光临镇公所，将他当初所说的话密封交给（如果他肯费心料理的话）伯杰斯牧师；请伯杰斯先生届时到场，把钱袋上的封条去掉，打开钱袋，看与袋内的话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请将这笔钱连同我的衷心谢意一起，交给我的这位已经确认身份的恩人。
理查兹太太坐下来，先是激动得颤颤巍巍，很快又陷入了沉思——她的思路如下：“这可真是件蹊跷事儿！……那个好心人蜻蜓点水施舍了几个小钱，瞧这份回报！……这件好事要是我丈夫干的就好了！——因为我们太穷了，这么老了，还这么穷！……”这时她叹了一口气——“可这并不是我的爱德华干的；不是，给外地人二十块钱的不是他。这可真不巧，真的；现在我明白了……”这时她打了个冷战——“不过，这是赌徒的钱哪！是不清不白得来的：这种钱咱们可不能拿，连沾都不能沾。我可要离它远远的；这钱一看就赃兮兮的。”她换了把远一点的椅子坐下来——“我盼着爱德华回来，把这钱拿到银行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小偷就会来；一个人在这儿守着它真难熬啊。”
十一点钟的时候，理查兹先生回来了，他妻子迎头就说：“你可回来了！”他却说：“我太累了——累得要死；过穷日子可真不容易，到了这个岁数还要出这种苦差。就为那点儿薪水，熬来熬去熬不出头，……给人家当奴才；可人家趿拉着拖鞋在家里坐着，有的是钱，真舒坦哪。”
“为了你，我有多难过呀，爱德华，这你都知道；不过，你得想开点儿：咱们的日子总算还过得去；咱们的名声也不错……”
“是呀，玛丽，这比什么都要紧哪。我刚才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我就是一阵儿想不开，算不了什么。亲亲我——好了，什么事也没了，我也不再发牢骚了。你弄什么东西来了？口袋里有什么？”
于是，他妻子把那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了他。一阵天旋地转之后，他说：
“一百六十磅重？唉，玛丽，那得有四——万——块钱哪——想想——一大笔财产啊！咱们镇子上有这么多财产的人过不了十个。给我看看那张纸。”
他把那张字条扫了一遍，说：
“这可是出了奇了！嘿，简直就像小说一样；和书上那些没影的事一样，平常谁见过这样的事呀。”这时他激动起来，神采奕奕，兴高采烈。他打着哈哈弹弹老太婆的脸蛋儿，说：“嗨，咱们发财了，玛丽，发财了。咱们只要把这些钱埋起来；把这张纸一烧就行了。要是那个赌徒再来打听，咱们只要爱理不理地瞪着他，说：‘你说什么胡话呀？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你，也没听说过你那条什么金子口袋。’那时候，他就傻了眼，还有——”
“还有，你就顺嘴说笑话吧，那一袋子钱可还堆在这儿哪，眼看就要到贼出门的时候了。”
“你说得对。好吧，那咱们怎么办呢——私访？不行，不能这么办：那可就把这篇小说糟蹋啦。还是挑明了好。想想看，这件事得闹出多大的动静来！还不让别的镇子全都嫉妒死。在这种事情上，除了哈德莱堡，一个外乡人还能信得过谁呀，这一点他们心里都有数。这不是给咱们镇子金榜题名吗。我现在就得到报馆的印刷厂去，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慢着——慢着——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守着它呀，爱德华！”
可是他已经走了。不过只走了一小会儿。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就遇见了报馆的主笔兼老板。理查兹把那篇文字交给他说：“我有一篇好东西给你，考克斯——登出来吧。”
“可能太晚了，理查兹先生，不过我看一看吧。”
回到家里，他和妻子坐下来又把这件迷人的蹊跷事谈论了一遍；两个人一丝睡意都没有。第一个问题是，那位给过外乡人二十块钱的公民会是谁呢？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夫妻俩不约而同地说了出来：
“巴克利·古德森。”
“不错，”理查兹说，“这样的事他干得出来，这也正是他的作派，像他这样的人镇子里再也挑不出第二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