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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历险：与大师对话》
序 言
每个人在年轻时都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一直期待能够遇到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也从来不相信钱钟书的话：他对一位试图前来拜访的读者说，只要享用鸡蛋好了，何必看到生蛋的母鸡。每当看到一本好书、听到一段精彩的评论时，我总是期待能看到这些观念的制造者到底是谁。活生生的母鸡要比鸡蛋可爱多了。 这是过去的两年中，我和我的两位卓越的同事覃里雯、黄继新共同完成的一部分采访。这些被采访者们是思想家、政治家、商业人物和意见领袖。很多谈话令人兴奋，也有很多让人倍感失望，但基本而言，被采访对象都可算是我们今日世界的第一流的头脑，能进入这个行列的人应该不超过5万名—相比于65亿人口，他们的确应该赢得尊敬。这些文章的写作水平也有不同，其中段落优美的大多是覃里雯的手笔，而正是由于黄继新的努力，这项计划才得以不中断地进行，我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常常不切实际的热情鼓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三个是最佳组合。 我们没能勾勒出世界变化的轮廓。提供的更多是智力上的自由冲撞。一些论点是彼此矛盾的，但相信会为你提供意外的启发。我们对确定性的结论与秩序缺乏兴趣，相信世界的发展是开放的、没有定论的。 我们要感谢《经济观察报》，它提供了绝大部分经济上的资助，屈指算来，我们为这家机构工作的时间加在一起已超过10年。我们的一些同事帮助编辑了稿件，他们容忍了种种疏漏，并从不吝赞扬，他们的名字不再一一列举。 由于其他两位作者比我有更紧要的事务，所以由我完成这篇序言。把我们的照片放在书上，也是我的建议，它明显是出于虚荣心。 许知远
比尔·埃默特
比尔·艾默特（Bill Emmott，1956－），《经济学人》总编辑。 艾默特初于牛津马戈达连学院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后续于该校那费尔德学院研究1944年－1947年时期法国政府的共产党风潮。 未至学业结束，艾默特便加入了《经济学人》的布鲁塞尔分站，负责撰写欧共体和荷比卢联盟的报道。1982年，成为该报驻伦敦的经济学记者，次年转驻东京，负责报道日本和韩国事务。1986年年中，返回伦敦，成为该报金融编辑。1989年1月，成为该报负责工商、金融和科技等领域报道工作的商业事务编辑。1993年3月，就任现职。 艾默特是日本问题专家，出版了三本关于日本的著作，其中的《太阳照样落下—日本经济力量的极限》和《日本的全球出击》皆告畅销，而《致命的官僚原罪》只发行了日文版。 1999年9月，艾默特为《经济学人》撰写了《自由历程》一文，后在此基础上作书，名为《20:21远见—二十世纪留给二十一世纪的教训》，于2003年1月出版。
《经济学人》的立场（1）
这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比尔·艾默特悠闲地坐在伦敦圣詹姆斯大街25号那座被一些人称作“丑陋不堪”的“经济学人大厦”的总编辑室内。他刚刚度过一周中最后的紧张时刻。他必须在这一天的清晨6点醒来，8点之前赶到办公室，他将与他的主要编辑人员重新阅读并修改标题，完善补充性数据，为图片增加说明……在周五清晨时，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将出现在英国主要的报刊亭里。几个小时后，欧洲、美洲、亚洲的读者也将阅读到《经济学人》那著名的腔调：在上一周，我们的世界陷入了混乱，我们建议采用如下步骤来解决这种混乱…… 比尔·艾默特分毫不差地符合了我对于《经济学人》总编辑的预期。很多人和我一样是在2001年初，即他与意大利总理竞选人贝鲁斯科尼的相互谩骂中注意到他的。为了报复《经济学人》将自己评价为“不适合管理意大利”的人，贝鲁斯科尼发动了他控制下的所有右翼报章电视，将艾默特形容成“有着列宁一样面孔”的人，是丑陋的极权主义者。而艾默特则在《卫报》上回应到，他期待着意大利的新总理前往英国来打官司。回忆起两年前的这桩沸沸扬扬的“国际事件”，艾默特仍恰到好处地反击道，未来欧洲政治的主要危险来自于贝鲁斯科尼这样的右翼领袖，他们同时掌握了公众舆论与政治权力。 不，你千万不要误解艾默特先生是个刻薄的家伙，恰恰相反，他看起来就像个大学教授一样谦和并有点笨拙。他的穿着也绝非扑面而来的精英式的考究。他随意将手插在口袋里，翘着腿与我们谈话。他也没有那种傲慢的牛津口音（他在那里至少读了6年书），尽管他领导的杂志曾被攻击为“充满着不容质疑的先知气息”，“有着讨厌的牛津腔调”。而直到这个极度推崇个人主义的年代，《经济学人》还顽固地坚持着集体匿名制（除了调查），而总编辑具有不可质疑的最终决定权。因为他们相信“说些什么比谁说的”更重要。同时，从外观的任何细节来看，它都是一种叫做“杂志”的出版物。但它顽固地坚持，就和160年前一样，《经济学人》仍是一份报纸。直到2001年7月，它还在一直声称使用全彩色的印刷“将分散读者对于文字与思想的注意力”。 比尔·艾默特是这份创刊于1843年的报纸的第15任主编。他说：“其实，我们一点也不傲慢。”比尔·艾默特说在过去20年中，《经济学人》最大的变化是更多元化、国际化。他喜欢举例说，他们雇用了更多的非白人、女性，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牛津、剑桥的毕业生。他也喜欢强调，在《经济学人》内没有等级制度，它是一个极度平面化的组织，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但在世界范围的精英读者中，《经济学人》享受着几近无可匹敌的荣誉（当然也常常遭受病诟）。它或许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出版物，因为它似乎从来没有学会记者式的报道方式，它不记录“他们如何说”，而是直接明了地表明“我们这样认为，因为……”。它的编辑是新闻界的异类。执行编辑安东尼·格列布刚刚出版了《西方哲学史》，这是罗素以来第一部类似作品。而当比尔·艾默特在1993年获得总编辑这一职位时，他的前任Rupert Pennant-Rea则离职就任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就像艾默特9年前所说的，“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现象，一名记者获取了这一委任”。 艾默特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高级编辑们是否必须是“文艺复兴式人物”的设问，他说自己比较懂政治学与经济学。成为总编辑后，他又开始了解金融学以及不断进展的生物技术和环境问题。就像艾默特在过去的9年中不断强调的，《经济学人》绝非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只是单纯的商业与经济报道媒体。事实上，它致力于将商业、经济、政治、国际事务、文化、技术等所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因为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它们彼此都充满关系与联结。而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也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难以理解。艾默特珍视《经济学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编辑沃尔特·白芝浩的遗产：“所有的主题，都可以用清晰简洁的英语表述出来。”白芝浩或许是《经济学人》的编辑们永远试图接近但无法超越的楷模。作为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的女婿，他在1861年成为了这份为倡导自由贸易而创立的小报纸的总编辑。他身份的多元性深刻地影响了这份报纸的形态。这个35岁的老青年是银行家、编辑、随笔作家、记者和失败的政治家。他写作的题材涉及经济学、教育、历史、法律、文学、政治、宗教与社会心理学。他毫无疑问地跻身于19世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马修·阿诺德这样最伟大的英国知识分子的行列。他称这种庞杂而多元化的写作是在“与自己的头脑游戏”。 “我们不是一份意见报纸”，艾默特否认了我的判断。他说《经济学人》追求“分析性与辩论性”。他尊重美国新闻业对于信息与一手资料的重视，但他不希望他的记者们不断用“谁谁说”来打断他们自己对于事物的探讨与看法。因为只有这种意见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与事实基础之上的。他们像支持自由贸易一样支持自由思考。艾默特像19世纪的威尔逊、白芝浩一样，仍是启蒙运动的信仰者。他相信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寻找到更好的方案以解决眼前的困扰。“尽管进步并非不可避免，但它的确有可能不断前行”，所以艾默特反对极端环境主义者的悲观论调，更反对这种封闭性的思维方式。尽管未来并不确定，《经济学人》却试图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分析来探索可能的方向—“我们不是报道什么，而是告诉人们怎么去做”。这是比尔·艾默特从少年时代就梦寐以求的工作，他渴望分析、研究、探索，他只想在学者与记者这两种职业间作出选择。在1998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充满自嘲地回忆起1980年进入《经济学人》的经历。22岁的年轻人申请了所有可能的记者职位，但几乎全部被驳回。“《经济学人》是对我态度最好的一家，（在经过一轮的写作测验与面试后）他们会说：‘真的很抱歉，我们现在没有空缺的职位。先去做些别的事吧。’”44岁的艾默特如今回忆说。但在牛津大学作过18个月的博士后研究，并准备前往巴黎完成论文时，他突然接到《经济学人》的电话，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价格低廉的实习记者前往布鲁塞尔工作”。
《经济学人》的立场（2）
3年后，比尔·艾默特成为驻东京记者，他不忘提及他的前任看到他时有多么失望：总部竟派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实习生”来接替这个“重要职位”。“前往东京，是因为我想发现日本的与众不同之处。”这段经历几近完美地体现了一个年轻人发现世界的过程。他从未去过东方，没有日本朋友，不懂日文，甚至从未读过关于日本的著作。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来讲，日本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它的经济表现使整个世界黯然失色。“但我却发现日本并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艾默特在1989年12月出版的《太阳照常落下》（The Sun Also Set）是第一本冷静、清醒地指出日本经济潜藏的种种问题的著作。一个月后，日本的泡沫经济破产了。这一时机，一下子将比尔·艾默特推向了准预言家、日本权威的地位。艾默特说对于一家集体署名的媒体，这种外来的声誉有助于其自身的身份确认。很显然，“它也对于我在1993年获得这一职位有重要的作用”。同样关键的是，这一经验使艾默特更加坚信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普遍原则的适应性远比特殊性要广泛得多。这也使他在伊拉克的战争问题上，坚定不移地站到了美国一方。他相信萨达姆不过是一名独裁者，推翻他不会引发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相反，它可能促成一场阿拉伯地区的真正现代化。他也不相信文化传统与价值观是不可改变的，因为“1945年后的日本用5年时间将自己建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这是一个编辑规模比它的影响小得多的杂志。《经济学人》在全球的分社根本无法与《纽约时报》或《时代》相比，它全部的编辑人员不过100人。它多少有些不屑于追求地区化的编辑方针。《经济学人》几乎向全球出售统一的编辑产品。它喜欢称自己是“全球性的声音”，而非地区性的。它87万册的发行量中，只有六分之一是出售给英国本土的。就像艾默特所说，“英国不再是帝国这一现实，解放了《经济学人》”，它更可能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正在发生的转变。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份报纸的特性吧，除去绝对杰出的写作风格，集体主义的声音，大学教授一样的编辑人员，它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称《经济学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确，就像160年前一样，《经济学人》仍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它是个保守派吗？似乎又不是。比尔·艾默特领导下的《经济学人》支持同性恋运动、文化的多元性，反对王室家族。就像这份报纸自己所说：“它支持了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它支持了美国的越南战争，但它同样对哈罗德·威尔逊与比尔·克林顿的自由派主张持肯定态度。” 但这种矛盾并未掩饰《经济学人》的真正立场，即它对于特权阶层的反对，对于历史的确定性的藐视。它不相信有什么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它坚信历史发展的开放性，它相信人们通过争辩与探索可以更好地理解眼前的问题。它也不沉迷于意识形态，它认为很多灾难是可以通过技术性手段来解决的。它坚信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普遍性原则……而面对眼前的复杂问题时，它还希望我们都有一种不可遗忘的幽默感。这些信仰绝非说明《经济学人》是一贯正确的，恰恰相反，它常常犯错误，只是它从来不避讳承认这种错误。尽管它常常以一种先知性的口吻在说话，但它最反对就是排它性、封闭性的思维方式。
访谈（1）
20多年前你加入《经济学人》，1993年你成为总编辑，你认为在过去20年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23年前我加入《经济学人》时，它的规模仍很小，发行量只有今天的四分之一，在当时关注的主要是英国事务，读者的大多数也来自于本土。 过去20年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以上情况完全改变了。我们大部分篇幅关注的是非英国问题，只有不到20%的读者是英国人。尽管我们很早就被视作具有国际性眼光，但直到现在我们才成为一家全球性的报纸。 第二个变化与其相关，《经济学人》变得更加职业化。当报道全球事务时，我们有更多的全职记者与作家，他们具有更加杰出的能力。因为媒体的竞争更加激烈了，人们很容易通过CNN、BBC来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设立了更多的办事处，拥有了更多的驻外记者，以提高报道质量。 第三个显著变化是，比起直接的新闻报道，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分析性文章上。尽管我们仍称自己是报纸（Newspaper），但事实上，我们变成了一份Analysis Paper或是Argument。我们很少关注那种即时性新闻。 《经济学人》的变迁反映了英国与整个世界的社会变迁。在我1980年加入时，只有一名员工是非英美籍的。而现在，我们拥有了日本、印度、德国等不同国籍的用英语写作的记者。员工的教育背景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仅仅是那些在英国大学受教育的牛津与剑桥毕业生。我们的员工拥有更广泛与复杂的教育和出身背景，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性员工。 我们对一些事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我任总编辑期间，一些编辑政策也做了改变。我决定《经济学人》应该反对王室，我们应为废除王室而呼吁。而如今编辑部内大部分员工也支持这一倾向，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 在1843年《经济学人》创办时，英国是世界的中心，一个帝国，而如今它只是个二流国家，这种改变如何影响了《经济学人》？ 英国的衰落解放了《经济学人》，让我们更加全球化。我们是非美国视角的，当然我们吸收了一些美国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但我们如今更为独立了。英国只是我们感兴趣的一个国家，我们是一家英国的报纸，有着英国式的态度，但我们不仅仅为英国的利益服务，我们关注所有的国家与地区。对，我们受制于这个现实，我们是英国人，受的是英式教育，但我们相当全球化。 《经济学人》的历史上有一些伟大的编辑，比如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第三任主编白芝浩，他们的主要传统是什么？ 我们被他们影响，但我们并非他们的俘虏。最大的影响来自传统，这是基本的信念—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民主。这些观念来自于白芝浩与他的岳父—也就是《经济学人》的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 这些基础的信念被继承了下来，同时我们仍喜欢白芝浩关于清晰写作的信念—并没有复杂到无法用普通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话题。我们相信可以用清晰的英语写出专业化的文章，比如金融市场是如何运转的。人们可以用简洁而准确的方式交流，这是《经济学人》始终坚持的传统。我们可以关注生物技术、政券市场或是中国政治，或是格林斯潘。我们相信读者能理解这些，因为使用了相似的表达方式，这是白芝浩的重要传统。 在19世纪时，英国的媒体主要在与政府作斗争，以争取更多的自由与民主，政治是它们最大的议题。但如今，政治似乎越来越失去其中心位置，年轻一代不再想知道威斯敏斯特在争论什么，你对此感到忧虑吗？ 但新一代对于世界很感兴趣。他们想知道它如何运转，向何处去，他们也想知道怎么赚钱。但政治是惟一值得关心的主题。 你是对的。在19世纪英国并没有真正的民主，最大的议题是如何建立与争取民主。而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了民主制度，甚至已经不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力。但我们有了更广泛的兴趣，我们想知道世界的最新进展，而非总是沉湎于老问题。 《经济学人》的一个最大担心是，它的读者群不断老化，但这并没有发生。我们的读者平均年龄是41岁。这是个很好的数据，它表明我们同时拥有20多岁的年轻读者与70多岁的老年读者。 19世纪中后叶那个时代，人们仍然相信启蒙运动的信念、理性与社会进步，这种信念是《经济学人》建立的基础。但如今，人们似乎越来越相信人类非理性与混乱的一面，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自信了，这种改变会影响今天的《经济学人》吗？ 进步并非必然，但它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我对启蒙运动的精神持乐观态度。 我们相信进步性，相信技术造成的麻烦要小于它带来的帮助。经济学与它的分析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问题。就像我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态度，它并非如环保分子说的那样悲观与不可改变。恐怖主义是反抗启蒙运动遗产的一种方式。而环保主义者是另一种形态，他们相信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摧毁环境与我们的星球。但我们不相信这一点，这同样是白芝浩与威尔逊的传统，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找到解决方案，以达成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对于恐怖主义，我们也抱有类似的信念。我们不是福山（Fukuyamamen）的信徒，以为历史已经终结。我们也不认为每个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民主化。但我们相信，民主是可以传播的。
访谈（2）
1999年你写作了《自由之旅》这篇长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们生活在由柏林墙倒塌而带来的对自由的极度自信的状态之中。“9·11”是对这种信念的一个巨大颠覆，对你个人的信念有改变吗？ 不，没有。它令人震惊，但它并未改变我的基本信念。我把它视作对进步与自由观念的一种挑战。是的，更先进的交流工具，科学方式与技术手段加强了恐怖主义的破坏力，但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自由的信念。 所以，“9·11”并非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我不认为它是。它是前进路程中的一个抵消力，但不是转折点。 那你如何评估美国政府在过去14个月中的反恐行动？ 布什政府取得了很多进步。 他是对的，他说反恐战争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努力。我们不能指望很快就获得胜利。他在阿富汗问题上取得了很多成功。阿富汗如今正处于一种更好的状态。 他也使恐怖分子的日子更难过一些。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处决，而另一些则陷入了更孤立的状态。但他并未能使恐怖行动变得不再可能，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任务中更关键的部分是如何帮助阿拉伯世界逐步实现现代化，缺乏现代化是恐怖主义横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认为美国需要帮助并鼓励阿拉伯国家更民主化、全球化，鼓励个人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也认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该政权已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障碍。一年，或者两年内，我们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仍不够显著。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与现代化的真正进程还未开始。 在最近的一期《卫报》专栏上，你催促西方世界更加果断地推翻萨达姆政权，但一些观察家相信，这会引发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并引发新的中东动荡？ 不，不会如此。美国很可能会成功，它会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新开端，也可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改革的契机。它同样会有助于巴以和谈。 我的预测是，通过安理会授权的伊拉克战争将会成功，萨达姆会被推翻，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之旅亦将由此展开。因为战争是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发生的，并且它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 它不太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仇美情绪。你可以看看1945年的日本，它同样有仇美情绪，但没有人们最初想像的那样大，美国改变了日本政府与国家的结构。 但现代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是科学与技术的现代化，但同时它还是人的思维状况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比如宽容、民主与人权。你能确信阿拉伯世界真的能够改变他们长期以来的价值观吗？ 可能的。你看土耳其，自从凯末尔推行世俗化以来，它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而最近20年中，阿拉伯世界在人权上的表现并不理想。但我不相信这是由于其信仰和价值观造成的，它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造成的。我相信阿拉伯人民希望他们的政府是有效与负责的，尊重人权。我不相信他们的价值体系反对人权这样的观念。我认为这并非价值观的问题，而是政府治理的问题。萨达姆只是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并恰好是个穆斯林而已。 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已不可避免吗？它是19世纪的英国的翻版吗？ 不，我不认为美国希望自己成为新的帝国。我知道一些人在美国谈论帝国这一问题，但大多数美国人不能接受这一理念。美国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政府不可能过分超越民意来作决定。 美国政策总是在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间摇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哪个浪潮会占上风？ 是的，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主义遗产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他们希望传播民主与自由的理想。但美国仍会在技术上与一些极权主义国家进行联盟，以确保局面的稳定。我不相信它会像帝国一样去直接控制别国的政府。 对于硬币的另一面，孤立主义已不是可行的选择。我们的世界已如此全球化，“9·11”同样证明置身事外已不太可能。对于美国人来说，帝国主义是个糟糕的选择，他们很难接受。 年轻时，你希望做什么？ 我希望成为一名记者。我对于时事与新闻非常感兴趣。我在高中的最后两年开始学习经济学。我对于事物如何发生、人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感到很好奇。 那么为什么不成为一名学者或是金融分析师？ 是的，我最初的选择是学者或记者，但最终选择后者。我不喜欢做一个银行家或是从事其他职业。 《经济学人》是一份与众不同的媒体，而它的编辑似乎也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记者。他们从不满足于单纯的报道，但又非学院派与机构分析师。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我的基本工作是向人们解释事件是如何发生的。《经济学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一直试图告诉人们该如何去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不断地说“我相信”、“我认为”是不够的，我们要通过分析与争论来证明我们的观点。很多报纸是意见报纸（Opinion Paper），但我们更多是依靠建立在证据与事实之上的分析。只有很少的出版物以事实为基础，建立其相应的逻辑推理。
访谈（3）
《经济学人》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关注经济学，它还关注政治、环境、科技、生物技术等诸多问题。我们与经济学家最大的关联之处在于，我们用经济学家的方式来思考，在准确的数据之上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 那么作为这样一份兴趣广泛的杂志的总编辑，你必须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吗？ 在成为总编辑前，我懂商业，理解经济学。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必须对中国政治、技术、波斯尼亚、非洲等很多问题都有所理解。这是个伟大的工作，因为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 谈一谈你在日本的经历，它如何塑造了你的世界观？ 我是在1984年去日本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试图理解，日本如何与众不同。但我却吃惊地发现，日本并没什么不同之处。日本给我的冲击是其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破产。它塑造了我看世界的角度—寻找共通点、常识性，而非刻意强调不同。 不管是经济学原理，还是个人心理，总是遵循一些普适原则。这不仅是类似于民主的概念，也关乎人们对自己重要性的感觉。所有国家与种族都分享这一基础信念。我前往寻找不同，却只找到类似之处。 请谈一谈你对布莱尔的个人印象。《观察家》杂志称其为一位后现代总统，因为他善于辞令，却缺乏实质行为；他虚伪，迎合中产阶级的庸俗趣味。 它的一些观点是对的，但并不全面。托尼·布莱尔映衬了今日英国社会的变化，他遵循了撒切尔的部分传统，但他不够勇敢，不敢进行改革。英国人本身就不够勇敢，他们不愿作出痛苦的改变，他们容易接受现状，不愿作出艰难的选择。 我们的政治是否正在琐碎化？是否不再可能出现类似丘吉尔那样的伟大政治人物？伟大的政治人物是否还必须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与观念冒险者？ 领袖的形象常常是被媒体夸张的，时机对于他的影响很可能比他个人的素质还要大。或许你并不接受我的观点，布什总统将成为一名伟大的领袖。他不是伟大的知识分子，但他赶上了“9·11”这个时刻。他可能因此而成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 2002年11月，英国伦敦
汤姆·格罗瑟
汤姆·格罗瑟（Tom Glocer，1959－），路透集团首席执行官。 格罗瑟领导的路透集团是全球领先的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他也是路透控股的电子证券中介商Instinet公司的董事。格罗瑟同时还是欧美许多行业和公众组织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其他身份包括：纽约市投资基金会的董事及其执行委员会委员、新加坡货币管理局顾问、英美工商协会顾问。 格罗瑟于1981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学士；1984年毕业于耶鲁法学院，获法学博士。 加入路透集团之前，格罗瑟是纽约Davis Polk&Wardwell律师事务所专事合并和收购的律师。他曾创办教育类游戏软件开发公司。1993年，格罗瑟出任路透美洲公司的副总裁和副法务官。1995年升任路透美洲控股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总法务官。1997年，成为路透拉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负责路透集团在中南美洲的业务。2000年2月，被任命为路透信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同年6月，加入路透集团董事会。2001年7月，就任现职。
痛苦变革中的路透社（1）
在绝大多数时刻，媒体热衷于轻信与不负责任地下判断。随手翻阅身边的报章，你会发现，对安然公司大肆吹捧与无尽贬损的是同一个人，口气同样坚定、充满感染力。在繁荣年代里，媒体与公众相互帮助以掩盖缺陷。而当困境到来时，一切似乎又都丑陋不堪，人人值得怀疑。 “只有在浪潮退去之后，你才知道谁在裸体游泳。”汤姆·格罗瑟喜欢沃伦·巴菲特的这句名言。在过去一年中，它成了重思商业世界的朴素的金科玉律。但是，格罗瑟能证明自己穿着游泳衣吗？ 不错，在这个商业信誉严重衰微的时代，格罗瑟领导的路透社依然是全球最值得信任的公司之一。正如他所说：“它有150年的传统积淀下来的道德规范、良好的公司治理和独立的董事会。” 但是当我们在2002年12月初进入舰队街的路透社总部时，这家世界最大的商业信息提供商的股票价格已跌落至18年来的最低点—从2002年年初的7.56英镑跌至现在的1.91英镑。它的市值在2002年2月高达200亿英镑，今天只有30亿英镑左右。超过2000名员工在过去一年半中丢掉了饭碗。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相信，直到2005年，路透社的盈收水平才可能得到彻底恢复。而汤姆·格罗瑟在2002年10月也承认，未来的一年至18个月中，前景依旧“很糟糕”。 态度谦和、有着热情笑容的格罗瑟先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为此负责呢？如果你在18个月前走进他宽敞、简洁而富于现代感的办公室时，他还是新闻界眼中最令人惊奇的商业领袖之一。他是路透社150年历史以来第一位非记者出身的首席执行官。他是第一位领导这家欧洲最声誉卓著的公司之一的美国人。同样重要的是，他竟然只有41岁。除去新陈代谢过快的高科技公司，这个年纪最多只能徘徊在最高层的边缘。 媒体还喋喋不休于他的个人背景与嗜好。在1993年加入路透社前，他是一名擅长兼并与重组的律师，一位技术爱好者，喜欢在业余时间编写软件……总之，他是一位“革命性”的人物，他将改写路透社的历史。他更代表了未来商业领袖的方向：常常被描绘成躲避细节的战略家的CEO将必须了解技术问题。他还从某一侧面说明了美国式的管理模式的优越性。在华尔街丑闻爆发前，欧洲公司一直倾心于美国公司的高效管理。 “我的工作，以及我的目标和我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努力，让路透社在其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候，将它的旺盛生命力继续保持100年。”汤姆·格罗瑟不认为自己是一名激进分子，却坦言如今可能是路透社151年以来最困难的时刻之一。公司的转型恰好与全球经济的衰退重叠在一起，格罗瑟的勃勃雄心也因此面对重重阻力。自2001年7月成为CEO以来，他一直试图将路透社的主要服务都移植于互联网上。他解释说这个转变主要由三方面组成：首先，他要重组路透社的整体产品结构；其次，他要建立公司内部系统，以提高运转效率；第三，他要致力于将路透社由一家以产品为中心的公司转化为客户导向的服务型公司。 在某种意义上，汤姆·格罗瑟试图重新定义路透社在当代商业世界的位置。长久以来，外界甚至路透社的内部员工都意识到自己身份的模糊性。在朱利亚斯·路透于1851年创办路透社之后的100多年中，它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新闻机构之一。尽管今天91%的收入来源于金融服务，但它遍布全球的超过2000名的新闻从业者却是该公司的主要价值来源。 “当我在达沃斯时，我常常要参加两种不同的论坛，我要与一些媒体机构的领导人共同探讨新闻业务，也要与其他通常意义的公司领导会面。”格罗瑟喜欢这样的交叉，尽管他并不认为这对领导者的品质提出了特别与众不同的要求。当然，这也要求领导者在做出举动前更加小心翼翼。在过去的18个月中，每当裁员与控制预算在编辑部门发生时，外界就对此表现出高度的关注。他是否在破坏“编辑独立原则”？而格罗瑟对我们解释道：“在削减成本的过程中，新闻部门裁减掉的员工人数是最少的，这个部门的裁员率是2%，而全公司的裁员率是15%。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而且我也没有看到改变方针的必要。” 在2001年10月的一次公司内部战略会议上，格罗瑟对于正在痛苦转型的公司作出了这样的描述：“路透社通过驾驭事实与技术的力量为客户增加价值，设计更新更好的方式……”，“人们总是习惯于在事情发生后才作出批评”。汤姆·格罗瑟不认为他的变革证明了前任遗留下了诸多低效管理遗产。他更相信，这是路透社必须面临的战略转移。 在第14个月那次清晰、果断的演讲中，他将路透集团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成功扩张归结于Wintel联盟这样的技术平台的出现，它造就了信息消费的平台。而今天的路透社必须将互联网视作一个平台。不管他多么雄心勃勃和与众不同，他不得不承认他赶上了一个糟糕的时刻。在他上任两个月后，“9·11事件”发生了。“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危机。”格罗瑟对我们回忆说：“以前我们也遇到过压力很大的困难时刻，但只有这一次称得上危机。”除去几百万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更有6名员工因此而丧生。紧接着安然公司引发了一系列丑闻的发生，这或许是30年来最令人窘迫的情形。在繁荣时代，金融服务公司、咨询机构热衷于消费金融信息，而如今的大量裁员使路透社不断面临着订单的减少。
痛苦变革中的路透社（2）
在那间充满玻璃装饰的办公室中，格罗瑟用他的蓝牙键盘向我们演示了路透社的结构流程。尽管他抱歉地说这或许增加了我们理解的难度，但谁都看得出他在使用这些技术手段时的兴奋情绪。他没有如愿成为一名建筑师。建筑因结合了科学、工程学和艺术而如此迷人，但他遗憾地说：“我的画工太差了。”他说他深受科学史作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影响。库恩在这本划时代著作中主观地相信，创造现代科学的巨人们都是首先从自己的观念出发而创造出具体的科学理论，而非反过来。41岁的格罗瑟似乎正在运用这一理论完成路透社的范式转化，他不断提醒我们要用更长远的目光来看待正在面临的痛苦。他喜欢Marks&Spencer公司的CEO鲁克·范德维尔德这个例证—最初人们都怀疑他的战略转变，但最终他还是成功了。 汤姆·格罗瑟诚实与友好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他甚至一直在试图帮助我缓解最初的紧张情绪。路透社的公关总监彼得·托马斯说，格罗瑟喜欢和记者打交道，也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他们或许会骂路透社，却很少会针对格罗瑟先生。” 我承认，我就是带着最初的偏见而来的—他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他是个技术迷恋者，他很激进。即使在离开时，我仍对他过于大胆的改革计划抱有怀疑，尤其当外部环境如此糟糕时。但他的确帮助我改变了这些过于肤浅的印象，他的个性魅力与梦想比他领导的公司更让人感兴趣，尤其是当他谈及路透社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以及他本人对于曼德拉这样的和平缔造者的尊敬时。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会编软件，身为一个美国人，这些并不妨碍他认清自己的责任。路透社要用全球性的视野来观察世界，除了它提供的金融信息服务有助于提高商业世界的透明度以外，它的新闻业务则将世界的注意力吸引至阿富汗与非洲这样的落后地区。信息的自由流通将把我们引向一个更光明的前景。 汤姆·格罗瑟的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将迎来最关键的考验。它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不管如何，它都为我们的商业史提供了一个难忘的例证。它将呈现一个商业领袖在危机中是如何继续自己的改革的；在面对外界干扰时，他的脚步是应该加速还是应该放缓；如何平衡战略性思考与迫在眉睫的危机间的关系；一个传统悠久的公司如何完成自身转变……格罗瑟先生说自己与18个月前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尽管他领导的公司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使我更迫切地想知道，格罗瑟先生是否的确穿着游泳衣？
访谈（1）
让我们先回到一年半以前，当时你刚被任命为路透社的CEO，但接下来的18个月你面临了各种危机，它来自于公司内部，也来自于急速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你如何看待这些挑战？ 答：我们的确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部分原因在于市场环境对我们非常不利。对每个人来说，这有些令人沮丧。但总的来说，变革就是这样。如果你发现自己能够达到目标，并能够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变革，那么挑战就是积极的。 你一直在试图控制预算，减少支出，你必须要裁员，这是最令你头痛的问题吗？ 不。实际上，让我头痛的并不是支出负担。对我来说，最令人痛苦的是（公司的发展速度）永远这么慢、慢、慢。和我们（的发展速度）减慢相比，我更能忍受薪资带来的压力，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结果。举例而言，根据股市上的表现，路透社2001年的利润率是10%，2002年我们把目标定在了12%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在盈利环境不利的情况下着重考虑如何把成本降下来。 在你上任时，美国管理模式仍很受欢迎，这或许也是你执掌路透社的原因之一。但现在人人都在批评美国式管理，这种倾向对你的公司与你个人有何影响？ 很多人批评美国模式是有道理的，比如世通（WorldCom）、安然（Enron）、泰科（Tyco）、ImClone……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地拉长。它们的问题与管理层的贪婪是分不开的。而路透社是一家非常特别的公司，它有150年的传统所积淀下来的道德规范、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独立的董事会。现在美国的监管机构要求美国公司做到的很多方面，我们（路透社）早已实行很多年了。 你是个典型的美国人，而今天你领导着一家典型的欧洲公司，这种文化差异会对公司带来怎样的影响？还有，你缺乏新闻记者的经验，领导这家以新闻著称的公司是否适合？ 我也许不太适合说自己是典型的美国人还是不典型的美国人（笑），你们可能比我更清楚典型的美国人是什么样子。 我认为，管理这样一家公司，你必须对文化敏感。举例而言，你可能会由于全行业的结构调整而不得不考虑削减成本。在完美的世界里，我们都愿意让员工人数翻番。但在现实的市场社会里，我们必须在人员总数减少的情况下保证生产效率。在美国，你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速度要快于其他洲—比如说欧洲的一些国家。不管你是德国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你都必须具备文化敏感性（cultural sensitivity），而不能将一两种管理模式出口到全世界了事，这是没有用的。你需要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什么时候可以向前强硬地推进一点点，因为毕竟前方有等待你去实现的目标。 至于你提到管理路透社是否需要有新闻从业背景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们有2300人的新闻队伍，但我们的员工一共有16000人。我们大多数的员工并不从事新闻工作，他们有的是技术人员，有的是行政人员，有的是市场人员。你可以去问一问路透社的编辑记者，我非常非常尊敬他们的工作。在削减成本的过程中，我们的新闻部门裁掉的员工人数是最少的，裁员率只有2%，而全公司的裁员率是15%。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而且我至今还没有看到改变方针的必要。 你曾在拉丁美洲工作过，这些工作经验对你有何种影响？ 拉丁美洲比较有意思，前些年我在那里的工作经验的确对我帮助很大。拉丁美洲国家一直在试图摆脱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它们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也相当巨大。我在墨西哥经历了货币危机，接下来墨西哥又发生了一次危机，阿根廷也跟了上来。经济大衰败之后，（拉美）进行重建，随后又再次发生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在那么小的一个区域内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开始觉得世界的确处在经济周期之中。我认为，如果金融市场上年轻人太多—当然了，我也是一个年轻人—你就会看不到熊市。人们都以为市场会一直往上、往上、往上，永远也不会跌下来。（在拉美的）那次经历给我带来的帮助就在于，我知道它肯定会有下跌的时候，后来就的确出现了经济衰退。而现在，经济已经跌到了低谷，人们又开始说，“噢，世界太糟糕了”，经济再也不会复苏了。我还是觉得经济是会复苏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哪儿出错了，经济还将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吗？ 不是。 可是在不少观察家的眼中，你对路透社进行的改革就像一场激进的革命。 你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不过是基于速度的差别。我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成功地做完所有的事情，而且最好能在一天之内完成。这个目标显然高得无法实现，因此我要求很快。但是我知道做不到，因为如果经济发展过快，就容易崩溃；但如果走得太慢，又永远达不到目的地。 所以，激进不激进，要看相对于什么而言。相对于坐壁上观、碌碌无为而言，我当然很激进了。我前进的速度有时候比较慢，有时候又比较快。我希望将我一年的前进速度平均下来，能保持在合适的程度上。 一些人认为今天路透社的问题，有部分原因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管理不善。你如何评价你的前任？
访谈（2）
你可以说任何你认为存在的事实，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就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预想家。我的前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CEO，他解决了很多问题。他当时的很多竞争对手今天都已经辞世，那些都是曾经响当当的名字。今天，遗忘—遗忘很多人、很多事—成了一种时髦。我需要看到现在我们处于什么位置，我们需要做什么。我回头看了看，以期能进一步了解历史，以免每天重复犯下相同的错误，但是我对此并不太担心。我自然也不会认为我的前任是一个很差的管理者。相反，他做得非常好。 在好时代，人人都是杰出的商业领导者。但是在坏时代，我们却只能看到他们的缺陷。而你担任CEO期间正好面临了好时代与坏时代的分水岭，你对此有何看法？ 是的。我认为，好时代会让优秀的经理人—甚至包括不优秀的经理人—显得特别优秀。沃伦·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当潮水退下去的时候，你马上就能看到谁没穿游泳衣就去游泳。”在如今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好的管理者尤其需要刻苦工作，集中精力去做最重要的事情。但是结果不是马上就看得到的，一贯如此。 举个很好的例子，英国有一个百货公司叫做Marks&Spencer，三年前他们新聘任了一个CEO—鲁克·范德维尔德。一开始，他需要让公司完成一个大转型，人人都说Marks&Spencer不行了，快完了，新CEO糟糕透顶，舆论界骂声一片。后来，他对自己说，他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做的事情也（和从前）一样—关注正确的事情。结果公司获得了很大成功，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改变什么，每个阶段他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 因此，变革就是这样，在规划未来两年、三年、四年之内的战略时，你必须要有信心。 但是，你或许有长期的战略考虑，但是不断的裁员会增加员工的不安全感与不信任感，你采取什么有效方式来解决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呢？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神奇的解决方法。员工都需要安全感，这的确会影响到员工的士气，你不能否定这一点，不然员工就会在背后骂你是个骗子和白痴。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诚实，做大量的沟通。因此，如果你知道自己必须辞掉300名员工时，你就得出去跟大家说：“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这是我正在做的，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会怎么样。” 员工不会喜欢听这些话。如果我要辞掉你，我可以给你找出三个理由，你听了这些不可能还会说：“噢，太棒了。”如果我说你现在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儿，你肯定会说：“噢，这太不好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我想员工是会明白的。 我现在有16000名员工，我需要考虑的是五年或十年后路透社会是什么样子；员工的待遇会变得有多好；不管我现在裁掉了多少人，我将工作移交给下一任的时候—这是早晚的事情—路透社会是什么样子。 路透社面临着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即它的价值观与声誉来源于新闻部门，新闻部门拥有众多的员工，却在集团内创造了相对小的利润。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CEO理查德·帕森会说，他们或许创造了一家自己也无法驾驭的公司，因为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在业务上的冲突过大。你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吗？ 首先，数字容易误导人。要想判断新闻业务从财政上对整个公司的贡献，一种方法就是看媒体部门带来的销售收入。按照这种算法，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方面的数字我不太清楚，而我们的媒体部门每年贡献的收入大概有1.7亿英镑，全公司的总收入则是30亿英镑。 但是要看到我们全部的金融服务部门的收入（指着办公室里悬挂在一面墙上的巨大的平板显示器）—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们向客户提供的金融服务，里面结合了我们的新闻内容……（摆弄着手中的无线键盘）这是股价走势，这是关于路透社的信息，这边是俄语财经新闻。 如果没有新闻业务，我们不可能在金融领域中获得这么多的客户。因此，我们很难简单地评价新闻业务在整个集团中的贡献比例。比如说，这是皮尔森集团，这是皮尔森的股价（摆弄着手中的无线键盘），可以看到皮尔森的股价正在下滑。我想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就可以直接找到关于它的新闻。我可以在这里搜索到从今天到2001年的所有关于皮尔森的新闻。新闻业务正是我们的金融服务如此具有价值的一大原因。不好意思，我可能讲得让你有些不太明白。 那么金融服务部门呢，它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大约有91%的收入来自于金融服务，在金融服务公司中我们的这个比例是最高的。我们的驱动力就是要做到给客户带来健康的循环效应。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认为影响我们的主要因素是结构、竞争力等。 竞争力表现在，路透社怎样做才能保证我们赢得竞争，改进服务，提高客户质量，增加产品种类，将精力重点集中在客户服务上。影响我们业绩的中间因素则是结构性变革，但是这些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实现它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让我们来谈一谈金融信息服务到底在我们的世界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它仅仅是一件出售的商品吗？ 我认为金融信息绝对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想想金融信息的传播速度有多么迅速吧。2002年在纽约我们就有150个活动，所请到的发言人有科菲·安南和前美国财长拉里·萨默斯，他们曾和我们的驻印度记者谈论印度的经济政策。在以前，假如我常驻印度，我不会去关心我在华盛顿的读者。但是路透社要实现这一点，不到一秒钟，我们驻印记者所说的话就会出现在每一块荧屏上，传递给全球各地的金融部门。假如今天萨达姆发表了讲话，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才知道他说了什么，全世界当时就收看到了他的发言。我们影响了政府和银行的决策，这些机构每天要处理数百亿、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所以我认为这种全球性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访谈（3）
领导这家特殊公司，是否需要一些特别的领导力？ 这是个好问题。我不认为这是一家多么特殊的公司，我也不认为这家公司在领导力上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它真正需要的也许是通才，你得喜欢你的事业，你得将自己的利益与公司、员工和客户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领导力）不仅仅涉及收入水平、利润状况，以及预算和统计数据。从基本上来讲，我们正在做的是，将内容—不管是新闻还是数据—和技术应用到两大主要市场中：金融和媒体。我们的事业遍布全球，态度比较中立；我们公司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我们的总部设在英国，而我是个美国人，我的妻子是欧洲人；我在世界各地办公；我们只有15%的收入来自于英国市场；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每个我们所服务的国家的一家本地企业。 我们不是麦当劳、耐克那样的跨国企业。麦当劳是一家美国企业，它只是将美国食品出口到其他国家。路透社不是一家民族企业。对你的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它必须具备全球视野。运行着路透社的不会全都是美国人或者日本人。你必须关心客户的所作所为，必须关心编辑记者们的所作所为，并为技术而激动。这些事情永远都能让我兴奋。 那么在过去18个月中，你犯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毫无疑问，这是个好问题。在用人方面我犯了一些错误，这是个人的问题。你会感觉到，不合适的人被放在了不合适的位置上，比如说我们在客户方面的某些人员。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就需要进行调整。但你知道，人有时候难免会心软，不能足够快、足够迅速地进行调整。即使如此，员工仍然会骂你太过分。 在“9·11”发生时，你在做什么？对于你和公司而言，这是一次重大的挑战吗？ 是的，我们有6个人（在“9·11事件”中）丧生。首先，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进入了危机状态。对我而言，这同样是一次危机。以前我们也遇到过需要完成很多工作的困难时刻，但只有这一次称得上是危机。所以，我们马上明确最重要的三个方面：一、我们的员工；二、我们的客户；三、这起事件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 我们有很多员工在世贸中心里面工作，因为我们的纽约分部设在那里，我们在纽约的网络中心也设在那里。那天早上，事件发生时我们还有很多员工正在世贸中心里为客户服务。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对我们的每一个员工负责。我们大概有500名员工在那里，丧失了6名员工的确是一幕惨剧，但是我们已经把损失减到了最低。 第二是我们的客户。受到影响的不光是在世贸中心里办公的客户，由于电力供应和通讯的中断，我们分布在全球的许多团队紧急加班，恢复通讯和备份系统，以使我们的客户可以坐在家里进行交易。 第三，我们立即计算了该事件从财务上对我们的影响。虽然我们损失了数百万美元，但是这些和丧失的生命相比就无足轻重了。 很多时候，公司的成败更多地取决于整体经济环境的好坏。在今天全球经济已进入不景气的状态下，路透社是否具有新的增长空间？ 我认为类似于1999年至2000年那样的经济状况不会很快到来。那时候，经济泡沫达到了巅峰，互联网热高烧不退，电信股票一路上扬，后来的种种丑闻也是在当时蓬勃而生。但我们的看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服务业将回到比原先更具长期发展势头的轨道上，增长率保持在3%～5%，而不是那种疯狂增长。但是在某些极具吸引力的市场上，它也有可能实现更快速的增长。比如在中国，现在这里的金融服务市场相对还很小。但是，对我们来说，中国拥有极大的潜力，我们在这里开展了不少很好的项目，尤其是在技术解决方案方面，如我们帮助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中国，我们实现的增长速度远超过了德国这样的国家，那里的情况比较令人沮丧。 路透社对你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吗？比如，你可以去领导IBM，它同样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但对于个人，相对于其他杰出的公司，路透社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吗？ 不，不会一样，它（IBM）对我而言没什么特别的意义。这并不是说IBM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我想管理IBM也许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也许会发现一些不同之处。但是路透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你会爱上这里，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你曾经编写过软件，加入路透社之前你是一名律师，这种职业经验对今天的工作有何种帮助？ 因为编写软件的缘故，我知道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当时我负责的那家公司在技术密集程度上与路透社相当。要管理一群技术专家，自己不一定需要是专家，但是这会很危险。因为你的软件工程师会动不动就告诉你：“老板，（开发）这个软件我们花了1000万美元。”我知道这其中的成本到底有多少，因为我自己编过程序。科技很重要，它让你有勇气怀抱越来越大的梦想。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公司是把即时通讯软件转化成金融产品。 我当律师时，业务涉及的主要领域是公司财务。这段经历让我了解了客户的公司是如何运作的。我做过IPO，曾帮风险投资者创立投资基金，还做过资产评估。不管是做技术还是当律师，我做了大量向客户提供服务的工作。不过最后对我产生影响的经历是，我发现合并和收购根本不能解决企业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要不就是企业支付了过高的并购费用，要不就是增加了决策的执行难度。并购不是万能药，它只是若干工具中的一种，除此以外还有建立协约、结构调整等手段。只依靠并购的方法来实现企业发展的想法是疯狂的。
访谈（4）
哪些商人令你特别尊敬，为什么？ 我不知道。有很多很多商人都比我出色得多，有成就得多。但我崇敬曼德拉、图徒大主教这样的人，他们为世界创造了和平。不能否认，商人肩负着非常重要的工作和责任，但他们不是神，他们不能决定人的生与死，以及国家政治自由。从根本上说，他们从商是以赚钱为目的，他们要兼顾股东、员工和所在社区的利益。你刚才讲到的美国制度的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商人被奉成了神，可他们不是。所以，我很尊敬商人，但是，还没有哪一个商人让我觉得很伟大。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
罗伯特·汤姆森
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1961－），英国《泰晤士报》第一位非英国籍总编辑。 汤姆森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圣齐尔达基督兄弟学院，初以送稿生的身份加入墨尔本的《先驱报》，后成为《悉尼晨报》和《时代报》的驻北京记者。在2002年被传媒大亨默多克指派为伦敦《泰晤士报》总编辑之前，汤姆森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主编，帮助该报打开了北美市场。
变革中的《泰晤士报》（1）
“波拿巴中等身材，相当瘦削，面色黄褐，面貌无甚特别，但他有一双无比锐利的黑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地面。”205年后，1797年8月4日的《泰晤士报》对那位姓拿破仑的法国军人的描述，仍栩栩如生。当代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说，创办于1785年的《泰晤士报》与三卷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已是18世纪末英国人日常生活中两个主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人们常说《泰晤士报》是时代的记录者，我喜欢这个看法。”罗伯特·汤姆森，该报现任总编辑相信，尽管媒体世界已然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泰晤士报》的使命仍是成为客观世界的记录者。而这位形容削瘦，身材高大，走起路来明显驼背的41岁的澳大利亚人，在2002年初成为这份英语世界历史最悠久，或许也是声誉最卓著的报纸217年以来的第一位非英国籍的总编辑。这是个令人震惊的任命，汤姆森说自己与他的老板鲁伯特·默多克仅仅是在这项任命的前几个月才开始接触的。尽管他们同是澳大利亚人，都有一个中国妻子（一些人甚至怀疑，邓文迪在这个决定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也尽管《泰晤士报》已失去了它在19世纪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但它的总编辑仍是英国社会最受尊敬的职位之一，它像大洋彼岸《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一样，是全球新闻界无可置疑的领袖之一。 “人们对他怀有成见的部分原因是他是一个外来者。”除了是第一位外籍总编辑这一点，罗伯特·汤姆森与鲁伯特·默多克之间的关系同样引起人们的猜测。同时拥有《太阳报》与《泰晤士报》的默多克长期被视作是一名“掠夺者”，“一位拥有了媒体权力却缺乏相应责任感的无耻商人”……20年前，他与《泰晤士报》传奇总编辑哈罗德·伊万斯的争执被后者描述成是一场“藐视编辑独立”的背信弃义之举。今天的汤姆森不无俏皮地说，当时他不在场，而哈罗德·伊万斯在《Good Times，Bad Times》中对默多克本人的记录与大多数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恰恰相反，默多克先生真正的关注是如何将《泰晤士报》变成一份伟大的报纸，而非只盯着预算。“对，我为此感到骄傲。”汤姆森重温10个月前，他确切得到这个职位时的感觉，它有效地将他从另一种沮丧中解救出来—作为《金融时报》美国版的主编，他是《金融时报》总编辑职位的有力竞选者之一，但这个位置最终被给予了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尽管从不喜欢成为明星，但美国的5年经历却使罗伯特·汤姆森成为了真正的媒体明星。他经常出现在CNN、CNBC的财经谈话节目中，他是美国商业记者协会的主席，是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特别顾问，还是艺术协会的领导人。作为《金融时报》美国版的创办者，他使《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发行量迅速增长，他本人也因其与众不同的气质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我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迅速建立《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声誉和形象”，汤姆森解释说，他的公共活动主要是源于职位的需要。但他在《金融时报》的成功能够确保汤姆森先生领导的、自我承认常常“羞涩”与“紧张”的《泰晤士报》走出困境吗？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这份报纸因伟大的传统而保持着卓著的声誉，但后来却越来越失去其影响力。它68万的发行量比起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每日电讯报》100万的发行量要相形见绌。《每日电讯报》与《卫报》都在纷纷猜测外来者汤姆森到底意味着什么？前者会讥讽汤姆森不无怪异的言行、他明显的驼背以及他的中国妻子与他的“中国味”。后者会关注他那类似旧式花花公子式的衣着，他不习惯穿新闻界习惯的蓝色与灰色，而喜欢棕色的阿曼尼……他们会共同引用《泰晤士报》内部员工的看法，“是的，汤姆森先生有点神秘”，他没有像人们最初想像的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就像他自己说过的，他有点不可预料。 但几乎每个与他共事的人，都会说他是个好人。他的确是个好人，在他那光线有点昏暗、布置有点破旧的办公室内，他态度的友善程度令人吃惊。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北京的工作经历至少使他记住了“你好”怎么说。在他咳嗽时，他说“金嗓子喉宝”的效果很棒。他还说他认为《黄土地》比《红高梁》拍得更好。他安静，他耐心，他的回答常常过于简单。他笨拙，他的西装也我没有想像的那样光鲜。他不是电影中那些典型而伟大的新闻人的形象—精力过分旺盛、大声训斥、行动有力、雄心勃勃……但他的确保持了某种正逐渐消失的新闻从业者的气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那种没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旧新闻人。17岁时他成为澳大利亚一家报纸的Copy Boy，他熟悉报纸的每一个细节；他依靠经验、直觉，而非牛津或是哈佛大学的教育来理解这个世界。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一直在期待他能够以更华丽的、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定义自己与他领导的报纸，但他却总是从更具体的细节开始阐述。他讲述在过去的10个月中，他怎样开始改观了《泰晤士报》，使它的发行量增长至70万份。他一再强调，新闻业的基本尝试，就是如何更客观地呈现事实。他说“人们买报纸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想法和偏见能得以佐证”。但他希望《泰晤士报》打破这种习惯性的偏见，使我们接受真相，而非成见。他不愿流露出我渴望见到的那种“历史使命感”与“全球性的勃勃雄心”。对我提到的该报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总编辑托马斯·巴尼斯与约翰·德兰尼缔造的伟大传统，他似乎也并未感到某种压力，前两位使《泰晤士报》变成了19世纪英国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它推动法案的通过，利用舆论终止战争。而德兰尼先生则更使他本人成为权力的中心，他与政治人物交往甚密，他将这种内部消息变成了影响剧烈的公共舆论。传说一位《泰晤士报》的员工曾自豪地目睹了德兰尼在街上骑着马，而他的两边各有一位公爵步行尾随。
变革中的《泰晤士报》（2）
“我很了解《泰晤士报》伟大的前任，但不是人物本身，更多的是这份报纸的声誉。”罗伯特·汤姆森说自己从未试图成为德兰尼式的人物。他说他与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等政治家的关系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试图施展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就像他一直试图表达的，他无意成为一位英雄的总编辑，而更想隐藏在报纸背后。在被各种立场左右的英国媒体业，汤姆森却试图大声地强调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尽管他的老板默多克以通过报纸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而著称。亚洲与美国的工作经历，使他不喜欢过分强调文化差异，他相信一个英语良好的中国人完全可以编辑一份澳大利亚报纸。同样的，也没有过分的理由对他这样的闯入者抱有太多的成见。 但在更多人的眼中，这位不事张扬、经历丰富、不无神秘与怪异的澳大利亚人的确掌管了一家过分特殊的报纸—它是全世界第一份脱离了政党影响的独立性报纸，是第一家使用蒸汽机技术印刷的报纸，也是全世界第一家运用了舆论力量推动重大政治变革的报纸。从拿破仑时代到布莱尔岁月，几乎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比它更好、更长期地充当了记录者的角色—在《泰晤士报》大楼走廊中陈列的创始人油画时刻在提醒我们这一点……但汤姆森强调，比传统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发今天人们的创造热情。而这份工作给予他的最大诱惑，则是一次崭新的人生经历，是他在中国与美国旅程的延续。同样，我必须承认《泰晤士报》的激动人心之处—除了其对于英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更在于它的记录延伸了过去的217年，就像我们今天阅读到的它对于拿破仑的报道那样，它使历史变成了活生生的记忆与永不厌倦的历险。
访谈（1）
当默多克向你提供《泰晤士报》的这个职位时，你是怎么想的？仅仅是自豪吗？ 啊，当然很自豪，我感觉很受抬举。我并不自负，但我认为成为《泰晤士报》的总编是件很自然的事。我非常幸运，但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泰晤士报》是一家如此优秀和拥有深刻洞见力的报纸。 当时，你打算如何重新设计（redesign），甚至重新定义（redefine）这份报纸？ 我知道《泰晤士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报纸之一，但是不同的市场之间是有区别的。首先是要在这个不客观的世界上做到客观；第二是要给不同的声音提供平台，这样读者才有机会了解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对报纸的重新设计还包括，要有雄心。虽然这样做有时候会犯错，但是不会变得乏味。对于一份报纸来说，一旦变得乏味就近乎死亡。有时候，我们的员工会错误地认为好文章就可以允许冗长，我不这么看。 作为《泰晤士报》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外籍总编，你怎么看待《泰晤士报》的伟大传统？有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约翰·德兰尼（John Delane），甚至20年前的哈罗德·伊万斯（Harold Evans）在前，你有没有感受到过焦虑？ 我很了解《泰晤士报》伟大的前任，但不是人物本身，更多的是这份报纸的声誉。我总是很在乎这份报纸的声誉，担了很多心。你不能被声誉吓倒，但同时，为了这份声誉你又不能冒一点风险。所以，给我压力的更多的是这份报纸本身，而不是那些人物。 哈罗德·伊文斯和默多克之间曾经不愉快的经历有没有让你担心过？ 呃，当时我不在场。但我看过他的书，对于这件事知道一点。呃，接受这个职位之前，我和比较了解默多克并且我很看重其意见的人谈过，他们说我应该接受。我的前任明白，我也很明白，默多克是一名杰出的实业家。但《泰晤士报》并非是一份能赚很多钱的报纸，而是一份拥有大量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一份志在做出优秀新闻的报纸。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投入的行业。事实上，鲁伯特·默多克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额外的资源。这些钱该怎么用他没有插过手，因为他很信任我的判断。看起来，我获得的建议是正确的。默多克爱报纸，他对此充满了感情，他想知道编辑都在做什么，因为他希望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扩展了（新闻工作者的）手法，扩展了（新闻）传统。每次我和他谈话，他都会真实地表现出对我们在工作中所采用的编辑手法的好奇。他没有对我说过应该做这个或应该做那个，他只是表现出了他对新闻的热爱。 在这个国家，人们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人们总说“噢，他一定要干涉你了”，“噢，他一定要对你指手画脚了”。但真正的事实是，他以前没有、现在也从没有这么做过。但是，因为人们对他有太多的误解—对他怀有成见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所以不管你对人们说什么，都没人会相信你。 人们常说默多克是个利润至上的人，他总是想裁减更多的人员以增加利润。你感受到过这方面的压力吗？ 恰恰相反，他真正在想的是怎样做一份伟大的报纸。每回跟他谈话要资源时，他只会问我需要什么可使这份报纸更成功，而不是应该裁这个，应该减那个。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体会。 你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新闻工作者之一，《金融时报》的美国版也给你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泰晤士报》以其政治报道而闻名于世。你个人的经历会怎样影响《泰晤士报》的文化？ 呃，不管我从事商业新闻与否，《金融时报》本身提供的就是高质量的新闻。我个人的经验是，这两份报纸都是在致力于成功报道一些很难做好的主题。的确，商业报道的特殊性就在于，如果你懂得债券市场，你就会知道市场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在纽约时要做到的是，你写的报道要尽量让不懂资本市场的人看了也能明白，这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购买你的报纸，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在做商业新闻时积累的经验到了这里也很有用。部分原因在于，在英国，报纸是有政治倾向的。《卫报》比较偏左，《每日电讯》比较偏右，但我不允许把个人的偏见传递给读者。总的来说，《泰晤士报》也有一点偏右。我在做商业新闻时学到的是，好的商业新闻是客观的，它需要向读者客观地解释某个领域或者某家公司。 在政治报道中做到客观是否有可能？《泰晤士报》在19世纪达到了它的巅峰，其总编辑德兰尼先生以其支持改革的自由派观点而赢得了声誉。今天它应该怎么做？ 社论显然和报纸的其他部分远远不同，社论是需要观点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新闻，就算空间再有限，你也得做到客观。至少，你得真正去争取，尽量保持正确，尽管有时候也会犯错。但在新闻版块里是客观还是主观，两者是不一样的。 《金融时报》是一张彻底国际化了的报纸，你会将《泰晤士报》变得更国际化吗？或是会更本地化？一个外国人成为这家报纸的总编辑，这是否已经是国际化的迹象？ 是的，但是你看，你们也想成为中国的《金融时报》，但是你很难做到将一个国家的一家报纸照搬到另一个国家的另一家报纸上。假如《金融时报》上的题目你们也想在《经济观察报》上报道，那么有的题目你们会选上，有的就不会。如果想办《金融时报》的中国版，你们就得对报纸进行大幅度的改动。比如说这篇关于德国股市的文章，你们就需要重新改写，以适应本地的读者。对于一家报纸来说，国际化意味着你对市场要有国际化的视角，我想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走出国门，进入另外一个市场，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在这点上我们不像《金融时报》。
访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