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请问宋汎在吗？"
这一次，蓝天野老师没有说话。我等了一会儿，又对着"电话"说：
"那您帮我找一下他好吗？"
又等了一会儿，我想象"电话"那一端"爸爸"应该已经过来了。
"爸，我妈病了，住院了……"刚说到这儿，我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被刚才那些小障碍给吓的，可能是紧张，也可能是委屈……总之我那么意外地当众大哭，那么自然地进入了"规定情境"。
"哇……我妈病了，住院了，你快来吧！破伤风！"考试那几天，我妈刚巧因为破伤风住进了医院，所以连素材都是现成的，让我由着性子发挥，渐入佳境。
我实在不能忘记那最后一刻，要和"爸爸"挂电话的时候，是喜剧天分还是童心未泯，我居然鬼使神差地抽泣道："爸，你快……快来吧，来的时候给我带……带两瓶酸奶！"
话音刚落，我听见所有的老师都哈哈大笑起来，大概他们觉得这孩子太有意思了，这会儿还惦记着吃呢。
听到他们笑，我突然有了种预感：成了！我会哭，会哭就没问题了！
出了考场已是天色擦黑，我心情奇好，一路唱着歌走回了家。
6月30日，人艺发榜，"宋丹丹"3个字不出所料地榜上有名。晚上，我爸下班回来，买了一大堆好吃的，光酸奶就不止两瓶。
"我一猜丹丹就考上了！"这是他进家门说的第一句话，"今天早上，我一进办公室，打开报纸就看见红彤彤'喜盈门'仨大字，占一整版。太吉利了！我当时就一动心思--今天家里准有喜事！"
您瞧，人逢喜事看什么都顺眼，电影《喜盈门》做个广告也成了专为您家张灯结彩了。
从那天起，我郑重其事地开始减肥。我要和李婉芬老师的预言作斗争。半年以后我再回家，已经成了个标准的瘦子。院儿里的小孩儿见了我无比惊讶："丹丹，真是你吗？你这脸，打老远一看就剩个大鼻子了！"那时候我们还在剧院洗澡，我总是希望碰上李婉芬老师，希望她重新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打量我一番。
第31节：一个文学青年的梦(1)
我也慢慢地开始显露出喜剧天分，特别是演"老太太"的天分。同学的小品里要是缺奶奶我就去帮人家演，班里有人来观摩教学时，排演的小品也多是我自己编的。
在人艺，我非常幸运地与老一代演员同台演出过，包括《茶馆》、《红白喜事》。他们在做人的方面给了我莫大的影响。于是之老师写过一本书，他在书里说郑板桥的竹子之所以"好"，并不因为它"像"，画竹子很容易，寥寥几笔，但郑板桥的竹子透着作者的胸怀和品位，画如其人。
看于是之老师表演，我渐渐悟到，戏演得好，倚仗的是"术"和"道"。"术"是技术，唱歌、跳舞、节奏感、幽默感；"道"则是认知，你对世界的认知，对人和事物的认知。于是之老师在《茶馆》里扮演王利发，教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在诠释一个小市民，这个人物有文学性，有表演者赋予的很多定义。如果找一个真正的茶馆老板来演他自己，结果一定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我们结婚8周年的庆典上，在我自己虚设的"奥斯卡"仪式中，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张旗。她的一个偶然的举动改变了我的人生，使20岁的险些去卖了酱油的我峰回路转走进艺术的殿堂，传承了老一辈艺术家的好恶和趣味，慢慢成为了今天的我。
张旗帮我垫的那两块钱我至今欠着。利滚利情生情，我是怎么也还不上了。
【连载25】一个文学青年的梦
从人艺毕业以后，有一天，同剧院的梁月军找到我，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正在挑演员，演一个和工读学校有关的电视剧。她让我去剧组试镜。
到了剧组所在的招待所，有人领我见了导演。我在导演面前对着镜头说了几句台词，导演头一点："行，就是你吧，你演宋晓丽。"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叫做《寻找回来的世界》，也不知道我所"试"的角色是一个女混混儿。
我高兴极了。在那个年代，得到一个电视剧的角色，无异于"飞黄腾达"的开端。因为人们能看到的电视剧太少了，但凡有一个人演，就准有一百个人看。
我回到剧院大声宣布："我准备去拍电视剧了，马上就签合同！下面的戏不要安排我的角色了。"
接下来同事们一见到我就问："哎，你怎么还没去啊？什么时候拍？"
我骄傲地告诉他们："下礼拜！"
过了好几个"下礼拜"以后，剧组那边杳无音信，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照着他们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天啊，整个摄制组已经搬离了那家招待所！
我马上去找梁月军，她七弯八绕帮我找到摄制组的新地址。我风风火火就去了，进了房间一屁股坐定，面前是剧组里的三五个人。
我胆子很大。我开始悲愤地控诉："你们这算怎么回事？你们改变主意了不要紧，但必须告诉我。这是对我的起码的尊重。我已经告诉剧院领导我要拍电视剧，所有人见到我都问我什么时候开始，我老告诉他们下礼拜。但是你们却连招呼也不打就搬家了！你们不能对一个年轻演员这么不负责任！"一边说，我一边哭起来。
这时候，我认识的那个小场记突然"滋溜儿"一下站起来跑掉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脚步轻快地跑了进来，"宋丹丹，你别哭了！导演说还是你演宋晓丽，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180度的事态转变倒让我愣住了。后来才知道，起初他们的确想要反悔，但还没找到更合适的演员。他们嫌我作为一个女混混儿不够漂亮。然后，小场记跑到导演房间里去通风报信儿，她说宋丹丹找来了，她在隔壁哭。导演正在闹胃病，他的胃经常出问题。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他捂着肚子慢悠悠地说："那--咱们就用她吧。"
命运向左还是向右，有时就取决于你所迈出的微小的一步。那天我签下合同，并且拿到了剧本。
剧本里的工读生宋晓丽成天撒泼打滚，动辄大哭大闹，作风不端正，生活不检点，而有关她的成长背景却是一片空白，仿佛她生就一个野丫头，命中注定女流氓。对此我感到不解。
第32节：一个文学青年的梦(2)
我正在热爱文学，我以文学的视角审度这个故事，它因缺乏情理而不让人信服。于是我擅自做主，加了两场戏。不谦虚地讲，今天的我都未必能有这么灵光的念头。
其中一场戏，是宿舍里的女孩子夜里不睡觉，打着手电相互算命。一个同学说宋晓丽的命特别好，宋晓丽一撇嘴：
"得了吧，净骗人，我还命好呢，我都不知道我爸是谁，我刚懂事我妈就进大狱了，谁有吃的我跟谁走……"
然后有一个同学问她："晓丽，你想你妈吗？"
"我才不想呢，我一个人更好。"说话的时候宋晓丽笑着，眼泪就在她的眼中打转。
这场戏不长，但它使人们突然间忘却了宋晓丽的累累劣迹，只记得她的可怜。正如我的希望，我希望我演的是一个"坏"却富于悲剧色彩的角色。这是文学教予我的审美。
另外一场戏，是一个大晴天，老师带着学生们上山郊游。在山顶，老师从书包里拿出好多好吃的东西分给大家。
"咦？今天是什么日子？" 孩子们意外极了。
"你们猜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猜了一通，没有结果。然后老师告诉他们：
"今天是宋晓丽的生日。"
宋晓丽的生日，宋晓丽自己却没想起来，她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同学们围着她又叫又跳，他们捧起野花洒在她的身上。他们说："晓丽，你跟我们说点什么吧。"
于是宋晓丽给大家唱了一首歌。歌词当然是我写的。
我的心是一条小河，
一条无声的小河。
妈妈你看见吗，
我常常从你身旁流过。
我的心是一只小鸟，
一只无巢的小鸟，
妈妈你听见吗，
我天天在你耳边唱歌。
唱过这首歌，宋晓丽的全部缺点都被理解了，被原谅了。她其实是那么孤独和无助的女孩子，她那么想念她的母亲。
我写完这两场戏，交给导演，导演看后决定拍。
这引起了女主角的不满，她在剧中饰演老师，她认为我这样下力气地诠释宋晓丽是一个配角在"抢戏"。
导演又在闹胃病了。每当剧组里的人惹他闹心他的胃就先有反应。他只好捂着肚子无可奈何地对女主角说："那你也写吧。你写好了，咱们也加上。"我觉得导演在息事宁人的方面算得上天才。
电视剧演完以后，导演、副导演还有黄凯老师都兴奋地断言："宋丹丹肯定能得奖！"我打心眼儿里不相信，我想他们只是在打趣儿我。然而事实被他们言中。《寻找回来的世界》使我成为"飞天奖最佳女配角"，并在此后的表演生涯中一路顺风顺水。回想起这些事儿，其实我最想说我之所以能演戏，首先得益于我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
【连载26】黄宏，改变我命运的人
我和黄宏认识是在1989年的春节晚会。那年他第一次上"春晚"，好像和方青卓等人一起演了个关于喝酒的小品。而我是因为晚会节目时间不够长，节前十几天临时加了一个小品《懒汉相亲》。不知是谁推荐的让我来演，我还从来没演过。我不了解小品那么容易"火"，更不知道日后它能让我挣那么多名和钱。
一天晚上彩排完了回家，我的前公公问我这些天在忙什么，这样早出晚归。我告诉他我要上春节晚会，演一个小品。他问我演什么角色，我又告诉他演个老姑娘去男方家里相亲，眼神儿不大好，一会儿把暖瓶踢碎了，一会儿又坐在气球上。
"干吗？拿肉麻当有趣？"他直眉楞眼地瞧着我。
"对。"我说，"拿肉麻当有趣。"应了这句话后我幡然醒悟。天哪！太露怯了！不定多少人会这样评价我。我是一个搞"高雅艺术"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手里端着茶水、兜里揣着牙签走进排练厅的"艺术家"，怎么能去演这么矫情的角色呢？万一剧院里的老师们在电视里看见我怎么办？我还有脸回去吗？
我当即决定退出春晚。第二天我找到负责语言类节目的导演告诉她我不想上了。她诧异地盯着我像盯一个外星人。
"宋丹丹，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上春晚？你知不知道我们毙了多少小品？你知不知道上一次春晚得凭多大造化？"
第33节：黄宏，改变我命运的人
我不得不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总之，我是在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状态下走上了"春晚"舞台。我万没想到当我操着不知是山东哪个地方的口音、捏着小嗓儿说："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的时候，全国已有上亿观众认识了我。我也不知道台底下坐着一个叫黄宏的男孩儿，他已打定了主意要跟我合作。
当时我们都还不满29岁，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超生游击队》是黄宏自己创作的，他邀我一起上1990年的新年晚会。那时候我正怀着近7个月的身孕。
"不行，"我在电话里说，"我演不了，我大着肚子。"
"要的就是这个。"他说，"你还省得往里垫枕头了。"
每天，一到排练厅，我先把大肚子搁桌上喘喘气儿，气儿喘匀了，还得靠床上歇歇脚。边歇脚边跟黄宏聊天，聊着聊着我肚子就饿了，得下楼去吃口饭。吃完饭上来又挺困，于是再睡会儿。也有的时候吃过午饭，我靠在床上打游戏机，他就歪在我旁边闭目养神--条件差，就一张单人床，只好将就些。问题是歪就歪吧，没过几分钟他就鼾声如雷了，这有点儿不像话。我使劲摇晃他，"起来起来起来！麻烦您注意点儿行吗？您也太不把我当女的了吧！"我们俩都笑起来。
总之等我完成一系列的身体调整，排练的时间也剩不下多少了，逼得黄宏逢人便诉苦："跟个孕妇合作，那真是太--困难了！"
打死我也没想到《超生游击队》能那么轰动。中央台的新年晚会从没出现过那么"火"的节目。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一夜成名"。
第二天我和我的前公公一起去菜市场，所有的人都兴奋地和我搭话，我腆着大肚子简直疲于应付，我公公在我身后朝他们不断微笑颔首："谢谢，谢谢。"
我一扭头："嘿，有您什么事儿啊？"
"丹丹，他们都是你的观众。"估计老人家无法不震撼于影视传媒的能量，过去的"不屑于"如今需要重新审视。
有一天我接到黄宏的电话，他轻声地、慢悠悠地说："丹丹，你什么时候还我那4万块钱哪？"
"我什么时候欠你4万块钱？"我一听急了。
"你在家生孩子，起码耽误我挣4万块……"
挂上电话我把这话学给英达和他父亲听。
"4万？"老人家吃惊地说，"我要有4万块，这辈子我什么都不干啦！"
我看着他："别说您，我也不用再干啦！"
三个月后我生下了儿子，儿子满月后的第四天，我开始走穴。
那两年我和黄宏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有时候我们一天演两场，最多演过三场。为了赶场儿，我们乘火车转汽车，成天在公路上飞奔。
黄宏说："开始我跟个孕妇合作，现在我和个产妇合作，真不容易。"
是，我是个大胖子产妇，黄宏处处得照顾我。记得一次我们去一个县城演早场，连夜我们得从另一个县城赶过去。那天夜里不顺，拉我们的吉普车坏了两个轱辘。第一个坏了换上备胎，第二个再坏了就"瘫"在了路上。
眼瞅着天就亮了，上午9点开演，听说县委书记也来看演出。我和黄宏站在大马路上截车。黑灯瞎火的，截谁都不停。好不容易有辆大卡车停了，才发现是个拉煤的。驾驶室里已经有了两个人，最多再挤下我一个。黄宏让我坐进驾驶室，他穿上我在《超生游击队》里穿的服装，戴上我演戏时戴的大头巾坐在了煤堆上。
大煤车"呼呼"地在公路上飞驶，我不停地回头看坐在煤堆上缩成一团的黄宏，心里充满"不落忍"。
不能想象当我们到了目的地，黄宏从大煤车上下来的时候多么可笑。他脸上所有有"窝儿"的地方都是黑的。连续几个钟头的颠簸使我们疲惫不堪，但我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黄宏则完全笑不出来。
主办单位的人把我们从车上扶下来，说县委书记正等着和我们合影留念。
"不行！" 黄宏急了，"先洗澡，然后睡俩小时，演完照！"
我们"脚底踩着棉花"进了屋，往床上一扎，昏睡过去。
第34节：像单身汉一样"飘零"
那两年我跟黄宏一起呆的时间比跟英达多。我老管黄宏叫"英达"。
【连载27】像单身汉一样"飘零"
此后的三年"春晚"我和黄宏连续合作。1991年是《手拉手》，1992年是《小保姆与小木匠》，1993年是《秧歌情》。
记得大年三十儿我演完《秧歌情》回到家，快夜里12点了。儿子高烧39.9℃。我抱起他就奔医院，孩子病得那么重，我为了"春晚"好多天也没照顾他，我内疚极了。
他昏昏沉沉倚在我肩上，滚烫的小脸儿贴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声音对坐在那儿正在写着什么的女大夫说："大夫，我儿子快40℃了，麻烦您给看看。"
她抬起头，突然发现是我，随即笑起来："宋丹丹，你演的老太太真好！"
"我儿子快40℃了。"我重复了一遍。
"你的豁牙是怎么弄的？真像！"她依然笑着，"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给你看，不告诉我不给看！"她依然呵呵笑着。
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我想骂人。我觉得委屈，我太恨她了，但我又不敢流露，因为我指望着她救我的儿子。我把眼泪擦了一下，然后告诉她我牙上染了黑颜色。
从那以后我连续4年没上"春晚"。我很厌恶人家见我就笑，厌恶被人称为"女笑星"。我不愿意离自己心中的"大艺术家"目标越走越远。这样下去我永远也别想让人觉得我"有分量"和"有思想"了。
黄宏说他那4年像个离了婚的单身汉那么"飘零"。他不停地更换着搭档，当然，那些小品也不错。
直到1997年底，我与现在的先生新婚不久，他说："妮儿，往年都是我在电视里看你上春晚，你是明星大腕儿，现在你是我老婆了，你也让我尝尝这滋味儿。等年三十儿，我们全家围着电视看我媳妇儿给全国人民演节目，等你回来吃饺子。"
我心里一暖，很快给黄宏打了个电话："黄宏，今年我跟你上！"
我们一起编排了一个小品《回家》，黄宏在戏里也管我叫"妮儿"。那是我献给先生的新年礼物。
第二年，我们还想合作，天天在一起研究弄什么内容。他每出一个题目，我就反驳，我不大赞同他编小品过于追求"立意"。我认为小品只要能把人逗笑了就算成功，当然，最难的就是把人逗笑。最后，他想出一个点子，演一个修自行车的，帮别人给车打气儿，"气不足就得打点气儿，气太足就得放点气儿"。我觉得还是同样的问题--寓意太深，他却对这创意充满了信心。于是我对他说：
"黄宏，这样吧，如果你坚持用这个点子，你就和别人演，看能不能通过。如果通过了呢，你们就上，如果通不过，你再回来找我，咱们俩接着琢磨。"
当然，这个小品很顺利地通过了，他和句号演的，叫《打气》。我终于放弃了上"春晚"的念头。
大概离春节还有十几天的时候，本山打给我一个电话，希望跟我合作。他把"楔子"大概给我讲了讲，我拍手叫绝。老头儿老太参加《实话实说》是个好点子，不拘泥于故事，特定的规定情境，有什么包袱就问什么问题，而且可以充分展现人物性格。
很快，《昨天，今天，明天》诞生了。一经亮相，戏惊四座，谁看了都说好。但我笑不起来，因为我发现黄宏不理我了。
如果说那4年我们俩像"离婚"，那我跟本山的合作在他看来，大概像眼瞅着自己的老婆嫁给了自己的朋友，并且人人都夸人家俩过得好。
虽然我并不觉得做错了什么，但心里还是有些内疚。毕竟快10年了，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情感，我们俩情同手足，常常形影不离。
但是很快，我的内疚随着他一次次对我的"视而不见"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很快，我的歉意就被怨恨代替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常常想，"我又没卖给你。"
"是你先和别人演的，凭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合作？"
我越想越气，也开始用"冷酷"回敬他。
到了年三十儿晚上，所有演员都在演播室二楼的咖啡厅等着上场。工作人员通知我节目快到了，我就顺着楼梯往下走，正好迎面撞上黄宏沿楼梯上来。
第35节："不学有术"赵本山
在这之前，有很多次我们俩"狭路相逢"，就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所以这次我也没打算搭理他，面无表情地只盯着脚底下的台阶。黄宏却突然站住了。
"嘿，你过来一下。"他朝我勾勾手指。
"什么事？"我冷淡极了。
"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他指自己的耳朵，意思是悄悄话。
我没好气儿地走过去，不耐烦地说："干吗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大声说啊？"
"再近点儿，特重要！"他说。
我把耳朵凑过去，"说吧！赶紧的！"
哪知他冷不防"啵儿"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去！讨厌吧你！我发现你这人特没劲，我特恨你！你小心眼儿！"我推了他一把，哈哈笑起来。再看黄宏，那大嘴咧的，那眼睛眯的，满脸都是开花褶子！
后来这些年我们还真的没再有机会合作过。但无论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什么忙，我都一定不会推辞。我们有什么痛苦或彷徨，都可以向对方尽情地倾诉。他为我总结出16个字的"高度评价"：极其聪明，极其懒惰，极其善良，极其多变。他知道我如何遭遇生活的低谷又是如何走了出来。这份情谊已经随着某一段历史一起被定格，永远不会抹去。
【连载28】"不学有术"赵本山
本山说，他跟我初次相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一起打过扑克。我毫无印象，说他胡诌。他急了。
"那咋是胡诌呢！你那时候那白的，那漂亮的，我瞅谁跟谁说。有一回，你玩着玩着就晕过去了，就搁我跟前儿。"
我一听，这段还挺靠谱。大夫说我那病叫做青春期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随时可能发作。看来我们真是一起打过扑克。我刚演完《寻找回来的世界》，算得上小有名气，而他还是无名氏。那么他记得我我不记得他也还说得过去。
我印象中的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90年前后。为了一件什么事他来我家找我，说话口气挺大："嗬，你家还有辆汽车，卖给我呗！"据说那时他在东北已经火了。
然后的几年有关他都是空白页，匆匆翻过，时间便到了1999年年初，他打电话给我要和我一起上春节晚会。这是我第一次和本山合作。他，老何，导演张惠中、小崔还有我每天在一块儿侃剧本，攒包袱，老何做执笔人。
本山是喜剧天才，一个巨大的包袱库。但他在"包袱"方面对我十分礼让，因为他知道凡事要好玩儿，我才愿意干，觉着没劲了我扭脸就走。他总是指示老何："别都给我包袱，给她啊。要不她还真走！"
为了逗我高兴他经常对我满口"奉承"："那丹丹那家伙聪明的，拿50车猴儿都不换！"闻言我先生给我封了个爵位 --五十车侯（听起来有点儿像日本的）。
狗年的大年三十儿是2007年2月17日，我等他来北京筹备"春晚"节目等得望眼欲穿。因为演小品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创意方面我得指望他。当然我们的合作也十分互补，他负责提供资料，我负责鉴赏这些资料的"行"与"不行"。
大概离春节不到10天的时候，他来了。见到我的头一句话就是："丹丹，见亮了！"他是说剧本有眉目了。
我喜不自胜，让他给我念念。念完我说："哎呀妈呀，见啥亮啊？还不如上一稿呢。这是见暗啦，没戏啦。"
剧本里我俩还叫白云、黑土。我们家的公鸡下了蛋。牛哥是一个策划，认准了这事儿能炒大，就来游说我们，让我们配合他的炒作说假话。
最初我们设计了一个老两口接受记者采访的情节：安排几个记者在台下问我们公鸡下蛋的事，我们在台上吹得天花乱坠。但这样设计情节就存在一个问题：观众一会儿看我们，一会儿看台下，太乱。但假如不安排"记者提问"这个特定情境，就没有老两口说大话说假话的时机，整个节目就不好玩了。
这个矛盾令我们很是头疼。本山请来几个真正的策划和他们聊，有一天聊到夜里1点多，仍然没有碰出火花。我只好提前告退："本山我不行了，我走了，头太疼了。"
"行，你走吧。"
"那你可得给搞'亮'了。"
"放心吧，咔咔地。"
他老说"咔咔地"，大概就是"没问题"的意思。约好第二天下午2点我再来找他，他通常是从凌晨睡到那个时候起床。
第二天下午1点左右我就到了。我想我来早了，他肯定还没起，但我意外地发现他的房间门开着。
我站在门口冲里面喊了一声："脏吧唧！"
"脏吧唧"是我赐他的雅号。他儿子和女儿小时候总说他："爸你别上炕，脏吧唧的。"并且在相处中我发现他的确爱把周围弄得乱七八糟，吃饭像抢，东洒西漏，搞得碗边一片狼藉。估计是小时候饿怕了，生怕这一口不赶紧吃接着就没了。每回坐他旁边吃饭我都胃疼。
喊了一声"脏吧唧"后没人应声。我伸脖子一瞅，床上没人，被子也乱着没叠。我很奇怪地走了进去。屋里有一块黑板，平日我们侃大山的时候若有突发灵感就记在上面。这时我看见黑板上赫然三个大字外加三个标点：
"见亮了！！！"
我一阵狂喜，奔到走廊上："脏吧唧！哪儿呢？在哪儿呢？"
"这儿呢！"本山在另一个房间大声应着，"见亮了！"
就在我走以后，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解决了之前小品结构上的重大问题。只要让牛哥演的"策划"扛着摄像机去老两口家"采访"，老两口"开机"就对着镜头说假话，因为录像带是要放给别人看的，"关机"就恢复正常，在自己家里说实话，这样就不用安排"记者"坐在人堆儿里提问了，而且该有的"包袱"一个也不会少。
为了这个点子，本山和作者他们兴奋得连喝三瓶白酒，直喝到早晨六点。我不得不承认他真是个天才。
这回跟本山一起排练，我突然体会到黄宏当年跟我合作《超生游击队》时的苦恼。不知是年岁不饶人还是身体不盯劲，他动辄"跟个孕妇似的"，让我感到跟他合作"太困难了"。
"丹丹，我半拉脑袋疼。"他低着头捂着脑袋。
"那你是不是得睡会儿？"
"必须睡会儿。"
一觉醒来后，"丹丹，太饿了，都4点半了。"
"4点半你就'太饿了'？你中午吃了好几碗呢！"我惊愕地看着他。
"不行了，这一上了年纪，就仗着嘴壮了。"
不过别看他在台下事儿多，要吃，要睡，台词说得上句不接下句，情绪也总拿捏不好，让我操够了心着够了急，一上台他什么都好了，台词一个字儿不带错，演得"岗岗地"。
"
和本山在一起永远那么放松，口无遮拦。拿他开玩笑，轻了重了他都不会介意，也不会让"包袱"掉在地上。我永远敢在他面前说最诚实的话，诸如"那个小品你演得真臭！""你这样不对！""你太过分了！"……他从来都"惯"着我，像个大哥哥。
有的人读过很多书，却不明事理，本山却是一个不必读书的帅才，常常无师自通。我们在一起演小品，他在角色中倾注着他对生活的认识，带着感情。他的企业做得很大，很成功。因为本山，我相信天底下一定有一种人是"不学有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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