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是什么原因。售票处那个男人虽说愁眉苦脸，但还算友好。他告诉我们说，有人
上了呈文，要求不准幼儿入内。这个孩子的父亲不同意。如果我留在售票处等候，
他本人并不反对，不过他有公务在身，又是个鳏夫，没有工夫照管我。但要让我进
展览厅，进“绿姑娘的闺房”，那可是不行的，因为没人对我负责。
赫伯特已经想让步了，我就推他，逼他。于是，他一方面说，售票员讲得有道
理，另一方面说我是一个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吉祥的人，是他的保护天使，还说，
儿童的天真无邪能对他起保护作用。总而言之，赫伯特已经同售票员差不多交上朋
友了，并获得他的允许带我进博物馆，不过，如售票员所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就这样，我拉着我那位大朋友的手，登上装饰华丽的、不断刷新油漆的回形楼
梯，到了尼俄柏所在的三层楼。上午静悄悄地过去了，下午更加静悄悄。她半闭着
眼睛，坐在有黄色饰钉的皮面椅子上。我蹲在她的脚边。鼓也无声地待着。我们瞧
着纵帆船、三桅炮舰、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五桅炮舰、西班牙大帆船、单桅小帆
船、海岸帆船以及快速帆船，这些船全都悬挂在天花板橡木镶板下等待着刮起顺风
来。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同它们一道守候着清风的到来，对这绿色闺房里寂
静无风感到害怕。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害怕那里无风，只是为了不去瞧尼俄
柏，不为她而感到害怕。要是我们能听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就好了。那就证明蛀虫
正慢慢地、但却坚定不移地往这块绿木头里面钻进去并把它蛀空。那样，尼俄柏就
要朽坏了。但是，我们听不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博物馆的保管员给这个木头身体
上了防虫药，使她永远不会朽坏。因此，我们唯一的解脱的办法，便是瞧着那些船
只的模型，守候着刮起扬帆的风来。我们要这种花招来摆脱对尼俄柏的恐惧。我们
硬是不瞧她，使劲地忘掉她的存在。如果不是午后的太阳光正好照射在她的左眼上，
使琥珀发出光亮的话，我们还真能把她忘了呢。
不过，琥珀发光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非常熟悉航海博物馆三层楼每到下
午阳光是怎样移动的。当阳光照射到缘饰或纵帆船上时，我们便知道这时是几点钟
或者将敲几点。周围的教堂，右城的、旧城的、普菲费尔城的，都在尽自己的一份
力量，用钟声来配合灰尘飞扬的阳光的移动过程，用历史性的钟声来同历史性的收
藏品做伴。如果我们觉得太阳是历史性的，阳光是我们博物馆里的一项陈列品，并
且我们开始怀疑阳光和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在搞什么阴谋的话，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可是，那天下午，由于我们既无兴致也无胆量去做游戏或者胡闹挑衅，这个本
来很迟钝的木头人的目光却以双倍的亮度照射着我们。我们心情压抑地熬过了还得
坚持的半个小时。五点正，博物馆闭馆。
翌日，赫伯特独自去上班。我陪他到博物馆门口，但不想在售票处等候，便到
这所贵族宅第对面找了一个地方。我带着鼓坐在一个花岗岩圆球上，那背后长着一
根成年人当做栏杆用的尾巴。不用说，台阶的另一侧也有同样的圆球，拦着同样的
铸铁尾巴。我很少敲鼓，可是敲起来就响得可怕，多半是对过路的女人表示抗议，
因为她们都乐意在我身边停留下来，问我的姓名，用出汗的手抚摩我那时已经很美、
虽然短但微微鬈曲的头发。上午过去了。在圣灵巷的尽头，在肥胖、臃肿的钟楼下，
圣马利亚教堂像一只绿尖顶、红黑色的砖砌的母鸡在那里孵蛋。鸽子在钟楼的墙缝
里互相挤着，不断地有鸽子被挤出来，落到我的近旁，咕咕地呼叨不休。它们也不
知道孵化的时间还要持续多久，孵化出来的又会是什么，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最
后会不会变成为孵化而孵化。
中午，赫伯特来到小巷里。他从饭盒里——特鲁钦斯基大娘给他装得满到盖不
上盖——给我拿出一块猪油面包，夹着手指粗的一片血肠。我不想吃，他机械地朝
我点头，鼓励我。我终于吃了起来，赫伯特却什么也不吃，只是抽香烟。他回博物
馆之前，钻进布罗特本肯巷一家酒店里，喝了两到三杯杜松子酒。他举杯饮酒时，
我瞧着他的喉结。我不喜欢他这样把酒往喉咙里灌。他又上了博物馆的回形楼梯，
我则坐到那个花岗岩圆球上去。过了好久以后，奥斯卡的朋友赫伯特上下活动的喉
结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下午的阳光悄悄爬过博物馆淡彩色的正面建筑。它从一个上楣跳到另一个上楣，
骑在宁芙[注]和实心号角上，吞噬了伸手抓鲜花的胖天使，使画上成熟的葡萄串完
全熟透，闯入乡村狂欢节的人群，玩捉迷藏，跳上饰有玫瑰花的秋千，把穿扎脚灯
笼裤、正在做买卖的市民封为贵族，抓住一只被猎犬追逐着的鹿，最后到了三层楼
的那扇窗户。这扇窗户始终允许阳光透进去，并照亮一只琥珀眼睛，尽管时间很短。
我慢慢地从花岗岩球上滑下来。我的鼓在顽石上狠狠地撞了一下。鼓框上的漆
碰裂了，从白色的底漆和红色的火焰上掉下好些碎片，红红白白地落在石台阶上。
也许我讲了点什么情况，咕哝着哀求了几声，比划了几下。没过多久，一辆救
护车开到了博物馆的大门口。过路行人围住了入口处。奥斯卡设法跟着急救人员一
起溜进了博物馆。我比他们先找到楼梯，照道理讲，经过前几次事故，博物馆里的
门路，他们是应该很熟悉的。
一见到赫伯特时，我使劲忍住不笑出声来。他面对面地挂在尼俄柏身上，他准
是想同那木雕交配。他的头掩住了她的。他的胳膊抱住了她那高举的交叉十指的胳
膊。他没有穿衬衫，后来找到了，整整齐齐地叠好了放在门旁的皮椅子上。他的背
脊布满了一道道的伤疤。我念着这些手迹，数着这些字母。一道也没有少。但看不
清有新留下的印记。
跟在我后面冲进展览厅里来的救护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赫伯特同尼俄
柏分开。这个情感冲动的男子拉断了保险锁链，拿起一把船上用的双刃斧，一面刃
砍进尼俄柏的木头身子里。当他向这个女人扑去时，斧子的另一面刃也嵌进了他的
肉里。就这样，他们的上半身完全连在一起了。下半身，在他的裤子解开处，在没
有了理性却始终僵硬地挺出的地方，他却未能替他的铁锚找到可以固定的陆地。
他们用印有“市立急救站”字样的布单盖到赫伯特的身上。这时，奥斯卡一如
往常他失去什么的时候那样又敲起他的鼓来。当博物馆里的男人们把奥斯卡领出
“绿姑娘的闺房”，下了楼梯，并用一辆警察局的汽车送他回家时，这一路上，他
一直用拳头擂他的鼓。
现在，在这所疗养院里，当他要回忆这番木头和肉体间的爱的尝试时，他也不
得不用拳头擂鼓，再一次去探索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伤疤的迷宫。这些隆起的
疤痕五颜六色，坚硬而敏感，预示着并预感到比这些伤疤更坚硬、更敏感的一切。
奥斯卡像一个盲人似的读着赫伯特背上的字体。
当他们把赫伯特从他那无情的雕像上抱下来时，布鲁诺，我的护理员，这才扛
着梨子形脑袋失望地来到我床边。他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拳头从鼓上移开，把鼓挂到
金属床脚横头左边的床柱上，拉平了我身上盖的毯子。
“马策拉特先生，”他劝告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响地敲下去，别处的人就会
听见这儿有人敲鼓敲得大响了。您是不是歇一会儿，要么敲得轻一点怎么样？”
好的，布鲁诺，我想试着对我的鼓口授下面这宁静的一章，尽管这一章的主题
是需要由饿慌了的、咆哮着的人组成的乐队来演奏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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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有望有爱
从前有个音乐家，名叫迈恩，他小号吹得美妙无比。他住在一所五层楼公寓的
屋顶室里，喂养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抱着杜松子酒瓶啜饮。
他天天如此，直到灾祸临头，使他清醒过来。
奥斯卡今天已不太相信预兆。然而当时预兆却相当多，这暗示一场灾祸将临。
这场灾祸穿上越来越大的皮靴，还想迈开越来越大的步伐，把不幸带到四面八方。
这时，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死了，一个木制女人给他的前胸添了一道创伤。
这个女人却没有死。她被封存起来了，据称是为了修复而存放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
可是，人们无法将灾祸关进地下室。灾祸同污水一起从下水道流出去，同煤气一道
从煤气管道里散出去，到了每个住家。把汤锅放在蓝色火苗上煮的人，谁都没有料
到，煮开他的汤的竟是灾祸。
在朗富尔公墓安葬赫伯特时，我第二次见到舒格尔·莱奥，我们初次结交是在
布伦陶公墓。舒格尔·莱奥流着口水，伸出戴着闪闪发光的白手套的颤抖的手，向
我们大家表示慰问。他的话疯疯癫癫，分不清是欢乐还是悲哀。那天在场的有特鲁
钦斯基大娘和她的儿女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有胖太太卡特和每逢节日替特鲁
钦斯基大娘宰弗里茨喂养的家兔的老海兰德；有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他摆出
慷慨大方的样子（当时还能如此），承担了丧葬费的一半；还有扬·布朗斯基，他
简直就不认识赫伯特，他之所以前来，只是为了在这个中立的坟场上见马策拉特一
面，或许也为了见我一面。音乐家迈恩也来了。他半是老百姓的服装，半是冲锋队
的制服。当舒格尔·莱奥的手套颤悠悠地向他伸去时，又出现了一个暗示未来灾祸
的预兆。
莱奥突然大惊失色，把白手套甩上了天。它随风飞去，带引莱奥越过坟墓飞跑
开去。大家听见了他在叫喊；他那支离破碎的喊声悬挂在坟地的树木上；那是叫喊，
不是吊慰。
谁都把迈恩当做音乐家看待。可是舒格尔·莱奥却把他认了出来，把他同送葬
的人们区分开。于是，他孤零零地站着，窘迫地吹起他随身必带的小号，在赫伯特
的坟上，吹出美妙的音乐。他之所以吹奏得那样美妙，是因为他喝了杜松子酒——
他戒酒已有很长时间了——因为与他同年的赫伯特之死打动了他的心。与此相反，
我和我的鼓，却因赫伯特之死而沉默。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他住在我们这所五层楼公
寓的屋顶室，喂养着四只猫，其中一只名叫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拿着社松子酒瓶往
肚里灌，直到他在三十六岁至三十七岁之交加入了冲锋队的骑兵队为止。他在骑兵
队的乐队里充当小号手，与别人相比，他的吹奏正确无误，但再也谈不上美妙了，
因为他穿上了皮马裤，戒掉了杜松子酒，只能头脑清醒地、响亮地吹奏。
当冲锋队员迈恩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他们两个在二十年代
先参加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后成为社会主义红鹰团团员——死后，在他的朋友
的棺木行将入土之时，迈恩一手拿起小号，一手拿出一瓶杜松子酒，因为他要美妙
地吹奏，而不想清醒地吹奏——在冲锋队的骑兵队里的时候，他一直保护着他那音
乐家的耳朵——因此，在公墓他喝了酒。虽说他原先打算穿着褐色制服在坟地上吹
奏，不戴帽子，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他吹奏时，却并没有脱去制服外面老百
姓穿的大衣。
从前有一个冲锋队员，当他在自己青年时代朋友的墓前美妙地、像杜松子酒一
样明亮地吹奏小号的时候，他并没有脱去冲锋队骑兵队制服外面的大衣。当每逢举
行葬礼都会见到的舒格尔·莱奥向送葬的人们表示吊慰时，人人都听到了舒格尔·
莱奥的吊慰。只有这个冲锋队员不得握舒格尔·莱奥的白手套，因为莱奥认出了这
个冲锋队员。他大叫一声，抽回了手套，表示哀悼的话也缩了回去。这个冲锋队员
没听到哀悼的话，带着他冰凉的小号回家。在我们那所公寓屋顶下他的房间里，他
见到了那四只猫。
从前有个冲锋队员，他名叫迈恩。在他每天喝杜松子酒、小号吹得非凡美妙的
那段时间里，他在家里喂养了四只猫，其中的一只名叫俾斯麦。冲锋队员迈恩那一
天参加了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葬礼回家。他心里悲伤，但已经
又清醒了，因为有人拒绝向他表示哀悼。他孤单单地同他的四只猫待在屋里。四只
猫蹭他的马靴，于是，迈恩给它们用一张报纸包着的一大堆青鱼头，把猫从他的靴
子旁引开去。那一天，他屋里的猫味儿特别重。这四只全是雄猫，其中一只黑色白
爪的名叫俾斯麦。但是迈恩屋里没有杜松子酒。因此，猫或者说公猫的气味越来越
重。要是他不住在最高一层的屋顶室的话，他也许会到我家店里来买点什么。但是，
他既害怕楼梯，又害怕邻居家的人，因为他经常在他们面前发誓，他那音乐家的嘴
唇再也不沾一滴杜松子酒，他已经开始过严格而清醒的新生活，从今以后他的座右
铭便是：井井有条，不再当一个放纵堕落的青年，同醉生梦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
前有一个男人，他名叫迈恩。有一天，他孤单单一个人同他的四只猫，其中一只名
叫俾斯麦，待在屋顶下他的房间里。他受不了猫的气味，尤其因为他那天上午经历
了一些使他难过的事情，也因为他家里没有杜松子酒。他心里越是难过，越是想酒
喝，猫的气味就越浓。于是，以前以乐师为业、现在是冲锋队骑兵队的乐队队员的
迈恩，从冰凉的连续燃烧炉旁抄起了一柄火钳，狠揍那些猫，直到他认为包括俾斯
麦在内的四只猫统统呜呼哀哉，尽管房间里猫的气味丝毫未减。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名叫劳布沙德，也住在我们那所公寓二层楼一个二居室的
套间里，房间的窗户朝着院子。钟表匠劳布沙德没有结婚，他是纳粹党人民福利和
动物保护协会会员。劳布沙德是个善心人，他帮助劳累的人恢复疲劳，帮助有病的
动物恢复健康，帮助坏了的钟表重新走动。一天下午，这位钟表匠坐在窗口沉思，
回想上午他所参加的一位邻居的葬礼。这时，他见到住在同一公寓屋顶室的音乐家
迈恩，扛着一只装了一半东西的土豆口袋，来到院子里。口袋底上好像是潮的，湿
漉漉的东西在往外滴。迈思接着把口袋扔进两个垃圾箱中的一个。垃圾箱四分之三
已经满了，迈恩费了好大的劲才关上了垃圾箱的盖。
从前有四只雄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这些猫是一个名叫迈恩的音乐家养的。
由于这些雄猫并没有被闭割过，所以气味特别强烈。一天，这位音乐家用火钳打死
了这四只猫，因为他出于特殊的原因，无法忍受这种气味。他把死猫装进一只土豆
口袋，扛着它下了四道楼梯，匆匆忙忙把口袋扔进院子里拍地毯的木架旁的垃圾箱
里，由于口袋布已经湿透，所以在三层楼上就开始往外滴了。垃圾箱已经相当满，
这位音乐家费了好大的劲才用口袋把垃圾压紧，关上了垃圾箱盖。他刚离开院子往
街上走去（因为他无意再回寓所，那里虽然没有猫，但猫的气味还在），被压紧的
垃圾又胀开来，顶起了口袋，口袋顶起了垃圾箱盖。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打死了四只猫，把它们埋在垃圾箱里，随后离开了寓所，
去找他的朋友。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坐在窗口沉思，看着音乐家迈恩把一只半满的口袋塞进垃
圾箱里，随后离开院子，迈恩刚走开没多久，垃圾箱盖自己掀了起来，并且还在一
点一点地掀起来。
从前有四只雄猫，由于在特殊的一天它们的气味特别强烈，因此被人打死，装
进一只口袋，塞进垃圾箱里。但是这些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还没有完全死掉，
而是很坚韧，正如猫都很坚韧一样。它们在口袋里活动，使垃圾箱盖也动了起来，
并使一直还坐在窗口沉思的钟表匠产生了疑问：猜猜看，音乐家迈恩塞进垃圾箱的
那个口袋里装着什么？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再也不能坐着观望垃圾箱里活动的东西。于是，他离开公
寓二层楼他的套间，走到公寓的院里，打开了垃圾箱盖和口袋，抱起了四只被揍得
皮开肉绽、但还活着的雄猫，回家救护。但是当天夜里，它们就死在钟表匠的手下。
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动物保护协会——他是该会会员——去告状，也向地方党
组织领导报告了这件有损党的声誉的虐杀动物的行为。
从前有一个冲锋队员，他杀死了四只雄猫，由于它们没有完全死去，便把他给
出卖了，一个钟表匠把他告发了。法院开庭审理，这位冲锋队员被判罚款。冲锋队
也讨论了这一事件，鉴于他的行为不配当冲锋队员，便把他开除了。尽管这个冲锋
队员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与九日间的夜里（后来被称作“砸碎玻璃窗之夜”[注]）
表现得特别勇敢，他同另外几个队员放火烧了朗富尔米哈埃利斯路的犹太会堂，并
在第二天洗劫事先确定好的许多商店时也相当卖劲，尽管他出了这么大的力，但还
是被开除出了冲锋队的骑兵队。他由于不人道地虐杀动物而被冲锋队除名。一年以
后，他才得以加入民军，后来，民军又为武装党卫军所接管。
从前有个殖民地商品店老板，他在十一月的某一天关上了店铺的门，因为城里
出了事。他拉着儿子奥斯卡的手，乘五路有轨电车到长巷门，因为在索波特和朗富
尔的犹太会堂着了火。犹太会堂将近烧毁，消防队只是注意不让火势蔓延到别的房
屋上去。穿制服的和穿便服的，把书籍、教堂里的礼拜用具以及奇奇怪怪的东西都
堆积在废墟前。这座堆积起来的小山被人点着了，于是，这个老板便利用这个机会，
借这堆公众的烈火来温暖他的手和他的感情。可是他的儿子见自己的父亲这样忙碌，
这样激动，便悄悄溜走，往军火库巷跑去，因为他担心的是他那些红白漆的铁皮鼓。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除去别的商品而外，他还卖红
白漆的铁皮鼓。上文谈到的那个奥斯卡，是买这些铁皮鼓的主要顾客，因为他是个
职业铁皮鼓手，没有铁皮鼓，他就活不成，他也不想活。正由于这个原因，他赶紧
离开起火的犹太会堂，朝军火库巷奔去，因为他的铁皮鼓的守护人住在那里；但是，
当我见到他时，他是怎样的一个处境呢？看来，他不能再继续出售铁皮鼓了，甚而
至于永远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出售铁皮鼓了。
我，奥斯卡，本以为离开了那些消防队员，却不料他们赶在我前面光顾了马库
斯，用毛刷蘸了颜料，用聚特林字体在他的橱窗上横写了几个大字：犹太猪秽。随
后，也许是对自己写的字感到不满意，他们便用靴子的后跟踢碎了橱窗玻璃，这样
一来，他们给马库斯加上的那个头衔别人只好去猜测了。他们瞧不上店铺的门，因
此不从门里进去，而是由砸碎了玻璃的橱窗进入店铺，这时，正在那儿以他们的那
种方式玩儿童玩具。
我来到时，他们正在玩玩具。我也同样由橱窗进入店铺。有几个已经脱下了裤
子，把褐色香肠——里面还可以看到消化了一半的豌豆——压在帆船、拉提琴的猴
子和我的鼓上。他们个个都像音乐家迈恩，都穿着迈恩的冲锋队制服，不过迈恩并
没有在场；正如这些在场的人一样，他们既然在这里，别处就没有他们了。有一个
拔出了匕首。他把布娃娃开了膛，他每宰一个，都露出失望的表情，因为从丰满的
躯体和四肢里冒出来的只是锯木屑。
我只担心我的鼓。他们不喜欢我的鼓。我的鼓顶不住他们这种怒气，只好跪下
来，一声不吭。但是，马库斯却避开了他们的怒火。他们想进他的办公室找他谈话
时，并不敲门，而是破门而入，尽管门并没有锁。
玩具商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同往常一样，他日常穿的深灰色上衣套着套袖。
肩上的头皮屑说明他的头发有病。一个冲锋队员手里拿着木偶卡斯佩勒[注]，用木
制的卡斯佩勒祖母去作马库斯，但是他已不能说话，不会感觉到受侮辱了。在他面
前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玻璃杯，就在他们叫喊着砸他店铺的橱窗玻璃的那一刻，他
感到口渴至极，便把杯中物一饮而尽。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当他们夺去了他的玩具商的性命，砸烂了
玩具商的店铺的时候，他预感到，艰难的岁月临到了像他这样的侏儒铁皮鼓手头上。
因此，他在离开店铺时，从被砸烂的东西里，挑选出一面完好的和两面损坏不大的
鼓，挂在身上，离开了军火库巷，到煤市去找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可能也正在找他。
外面，是十一月某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在市剧院旁边，在有轨电车站旁边，站着
虔诚信教的妇女和冻坏了的难看的姑娘，在那里散发宗教小册子，把钱放进小罐子，
在两根竿子中间是一道横幅，上面写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引文。“有信—
—有望——有爱”[注]，这是奥斯卡会念的；在这三个词周围，另有一些词，就像
一个小丑在耍瓶子：轻信，希望人兴奋剂[注]，爱的珍珠，好望钢铁厂，爱之妇女
牛奶，信徒大会。你相信，明天会下雨吗？全体轻信的人民相信圣诞老人。我相信，
这是核桃味和杏仁味。但这是煤气味。我相信，我们马上要过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
星期日了。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第二个直到第四个星期日都被拧开了，就像拧开
煤气开关一样。这样，就可以让人们信以为真地闻到核桃味和杏仁味了。这样，所
有轧碎核桃用的木头小人都可以宽慰地相信：
他来了！他来了！谁来了呢？是童子耶稣吗？是救世主吗？还是天国的煤气抄
表员来了，臂下夹着个煤气表，始终的嗒的嗒地响着？他于是说：我是这个世界的
救星，没有我，你们就不能煮饭。他还挺好说话，提出一份优待的收费价目表，拧
开刚擦干净的煤气开关，让圣灵喷出来，好让人用它来煮鸽子。他接着分发核桃和
杏仁，让大家当即砸起来，里面喷出来的同样是圣灵和煤气。这样一来，所有轻信
的人就很容易地在浓密的淡蓝色气体中间，把商店前面的煤气抄表员们统统看成是
圣诞老人和各种尺寸、各种价格的童子耶稣。就这样，他们全都相信了独家赐福的
煤气公司，这家公司用指针上升和跌落的煤气表象征命运，并且以正常的价格举办
一次基督降临节。许多人相信，到了圣诞夜基督会降临，但过了这个紧张的节日以
后，只有那些人活了下来，他们没有分到杏仁和核桃，因为存货不够，尽管人人都
相信，存货是足够的。
但是，在事实证明对圣诞老人的信仰原来就是对煤气抄表员的信仰[注]以后，
大家不再顾及《哥林多前书》上那句话“有信——有望——有爱”的顺序，却先尝
试起爱来了：我爱你，他们说，啊，我爱你。你也爱你吗？你爱我吗？说呀，你真
的爱我吗？我也爱我。出自纯真的爱，他们互称小洋萝卜，爱小洋萝卜，互咬，一
根小洋萝卜出于爱咬掉另一个的小洋萝卜。他们相互讲述小洋萝卜之间奇妙的、天
国的但也是尘世的爱的实例，并且在张嘴咬之前振作地、饥饿地、明确地耳语道：
小洋萝卜，说呀，你爱我吗？我也爱我。
但是，在他们出于爱相互咬掉对方的小洋萝卜并且在对煤气抄表员的信仰被宣
布为国教之后，在《哥林多前书》上，除了信仰和被提前取走的爱以外，只剩下第
三种滞销货了，那就是希望。当他们还在咬小洋萝卜、核桃和杏仁的时候，他们已
经在希望，赶紧结束吧，这样他们可以重新开始或者继续前进。在终场音乐奏完之
后或者在终场音乐还在演奏的时候，他们就在希望，这收场戏马上就结束了。他们
始终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他们仅仅希望，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就会结束了，
不过，但愿今天还不会结束，因为假如突然结束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呢？后来，结
束了，他们很快把结局变成了希望葱宠的开端，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结局始终是
开端，希望存在于每一个即使是最终的结局之中。书上也这样写着：只要人怀有希
望，他将一再重新开始充满希望地结束。
我呢？我不知道。譬如说，我不知道今天藏身在圣诞老人胡子后面的是谁；我
不知道，圣诞老人的口袋里装是什么；我不知道，该怎样关上和调节煤气开关，因
为基督降临节又从煤气管道里喷出来了，或者说，一直还在喷；我不知道，是不是
在试验；不知道，为谁试验；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他们如我所愿地充满着爱在
擦干净煤气开关，好让它像鸡一样啼叫；我不知道，在哪天早晨，在哪天晚上；不
知道，是在白天的哪个时间，因为爱不懂得时间，希望没有尽头，信仰不知道界限，
唯独知与无知受时间和界限的制约，多半遇上胡子、口袋和杏仁时就提前结束。所
以，我又不得不说：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譬如说，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填满肚肠，
有必要被填满的是谁的肚肠，也不知道用什么去填，尽管任何一种填料，或精细或
粗糙，都标明价格，一目了然，可我仍然不知道，价格里面包含着什么意义，也不
知道，从哪些词典里可以查出填料的名称，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填满词典以及肚肠，
不知道用什么肉，不知道是什么语言：字有意义，屠夫沉默。我切下一片，你翻开
词典，我读我觉得有味的，你不知道你觉得有味的是什么：是香肠片还是词典里的
引文——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谁必须静下来，谁必须沉默。这样，肚肠才能被填满，
书本才能出声，塞进去，压紧，写得密密麻麻。我不知道，我预感到：用语言填满
词典和用碎肉填满肚肠的是同一个屠夫。不存在保罗其人，这个人名叫扫罗，一个
叫扫罗的人，他以扫罗的名义向哥林多人讲了一些关于价廉物美的香肠的消息，他
称这些香肠为有信有望有爱，称赞它们容易消化。直到今天，他还化作一再变换着
的扫罗的形象，向世人推销这种香肠。
但是，他们夺走了我的玩具商，想连同玩具商一起让玩具也在世界上灭迹。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马库斯。他出售红白漆的铁皮鼓。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他养了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他需要玩具商。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他用火钳打死了他养的四只猫。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名叫劳布沙德，是动物保护协会会员。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他们夺走了他的玩具商。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马库斯。他自杀了，把所有的玩具也带着离开了人世。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如果他没有死，那么他今天就活着，又在吹小
号，吹得十分美妙。
废铁
探望日：玛丽亚给我捎来一面新的鼓。她从床栏杆上伸过手来，把铁皮鼓连同
发票一齐递给我。我一挥手拒绝了，接着去按床头的电铃，直到我的护理员布鲁诺
走进病房来干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差事。每逢玛丽亚给我捎来用蓝色纸包装的新鼓时，
便由布鲁诺接过去，解开绳子，打开包装纸，几乎是庄重地取出鼓来，随后再小心
翼翼地把包装纸折叠好。接着，布鲁诺拿着鼓，迈开大步，向水池子走去，放出热
水，洗掉鼓箍上的价格标签，同时小心地不刮掉那上面的白漆和红漆。
玛丽亚探望我的时间很短，也不花太多的精力。她临走时拿起那面旧鼓，也就
是我在描述特鲁钦斯基的脊背、那个木制的船头雕饰以及对《哥林多前书》进行或
许有点太过于武断的阐释时敲破的那面鼓，把它带回我家地窖里去，同所有被用坏
了的铁皮鼓——它们一部分是我的职业，一部分为我的私人目的服务过——放在一
起。玛丽亚走之前对我说：“地窖里可是没有多少地方了。我真不知道冬天的土豆
该放在哪儿。”
我微微一笑，对于从玛丽亚口中说出的这种家庭主妇的责备只当耳边风，而是
请她按已有的顺序用黑墨水给这面退休的鼓编上一个号码，再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
下的这面鼓的使用日期以及它的简历转抄到一个日记本上去；多年以来，这个日记
本一直挂在地窖门背后，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的鼓的情况，它了若指掌。
玛丽亚顺从地点了点头，让我吻了她一下，便告辞而去。她始终不理解我的条
理感，还感到有点不安。奥斯卡完全理解玛丽亚的这种疑虑，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
么这样书生气十足地去收藏敲坏了的铁皮鼓。更令人费解的是，他这一辈子也不想
再看到别尔克公寓土豆窖里存放的那一堆废铁。经验告诉他，父辈的收藏物儿女是
瞧不上眼的。所以，他的儿子库尔特有朝一日继承遗产时，如果对这堆不幸的鼓不
屑一顾的话，那就算不错了。
我为什么每隔三个星期就要这样吩咐玛丽亚一次呢？如果她每次都照办不误，
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存放东西的地窖就会满的，冬天的土豆就没处可放了。
在地窖里已经存放了几打鼓以后，我曾产生过一个固执的念头：总有一天，哪
一个博物馆会对我这些伤残而退休的鼓感兴趣。但是，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的
次数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的收藏热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我越是深入探究，便越
是觉得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在于一种简单的变态心理：我担心有朝一日铁皮鼓会脱销，
会日见稀少，会被禁止，会被销毁。有朝一日，奥斯卡不得不清哪位白铁匠把若干
面损坏得不太厉害的鼓修补好，请他助我一臂之力。这样，我便可以用几面经过修
补的旧鼓，凑合度过可怕的没有鼓的时代。
疗养院的医生们对我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分析的结果，同我自己的分析相似，只
是他们的用语不一样。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甚至想确切知道我这种变态心理产生的
日期。我可以相当确切地告诉她，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因为就在那一天我
失去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我的铁皮鼓仓库管理员。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要想及
时弄到一面新鼓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星期四不再去军火库巷，马策拉特又总是拖拖
拉拉，不会及时给我买新鼓，至于扬·布朗斯基，他越来越少上我家的门了。而现
在，玩具店又被捣毁了，我真是面临绝境。我一见到马库斯坐在空空如也的写字台
旁，当即就明白了：马库斯不会再送我铁皮鼓了，马库斯不再卖玩具了，马库斯永
远断绝了同那家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迄今为止，这家公司一直为我生产和供应油
漆得很漂亮的、红白相间的铁皮鼓。
然而，当时我并不以为玩具商一死，先前那种比较快活的游戏时代也就告终了。
从已成废墟的玩具店里，我挑出了一面完好的、两面铁皮边缘撞了两道四痕的鼓，
把它们带到家中，自以为已经有备无患，可以应付艰难的时世了。
对这些鼓，我倍加小心，若非必要，很少去敲。我自行规定，整个下午不再敲
鼓，还无可奈何地取消了在早餐时敲鼓，而迄今为止，这样做能使我熬过这一天的
时间。奥斯卡苦修苦行，他逐日消瘦，被带到霍拉茨医生和他那位愈来愈显得皮包
骨头的女助手护士英格那儿去就诊。他们给我甜的、酸的、苦的、无味的药，说是
我的腺有毛病，据霍拉茨医生讲，腺功能不稳，忽而亢进，忽而衰减，使我感到不
适。奥斯卡不想去听霍拉茨胡扯，便节制苦行，于是他的体重复又增加。到了一九
三九年夏天，他又恢复到十三岁时的奥斯卡那个老样子，他的面颊又圆胖了，那是
彻底敲坏从马库斯那儿弄来的最后几面鼓才换得的。铁皮裂了，满是窟窿，红白油
漆脱落了，长锈了，垂头丧气地挂在我的肚皮前面。
请马策拉特帮个忙，那简直是白费劲，虽说他天性助人为乐，甚至很和善，可
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这个男人一心只想他那个党的事情。他想散散心时，
便同另外一些党支部领导人开会，要不然就在午夜，喝饱了老酒以后，独自坐在我
家起居室里，同墙上黑框里的希特勒和贝多芬像聊天。他大声而又亲切地聊着，让
那位天才给他解释命运，让那位元首给他解释天意。当他清醒的时候，就把为冬赈
募捐看做是上天给他安排的命运。
我不喜欢回忆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其中有一天，我做了一次尝试，想弄到
一面新的鼓，可是枉费心机。那天上午，马策拉特在大马路上艺术片电影院门前，
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门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热柯尼斯贝格肉丸子。
马策拉特虽然死了老婆，但仍然非常喜欢烹调，而且确实手艺高超。这顿饭美味可
口，我今天还记得起来。饭后，这个困倦的募捐者躺到沙发榻上去打盹。他的呼吸
声刚表明他睡着了的时候，我马上把钢琴旁边那只募捐箱提了起来，溜进店铺，钻
到柜台底下。那个募捐箱的形状像是一个罐头箱，我全神贯注地瞧着这个一切铁皮
罐头中最可笑的家伙。我并不想偷里面的铜板来发财。我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念头，
想把这个募捐箱当做铁皮鼓来试试。但是，不管我怎么敲，怎么要弄鼓棒，它始终
只有一个回答：为冬赈捐点吧！不要让一个人挨饿！不要让一个人受冻！为冬赈捐
点吧！
半个小时以后，我便放弃了这次尝试。我从钱柜里拿出五芬尼，把它们捐献给
冬赈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钢琴旁边，好让马策拉特敲着它去度
过星期天剩余的时间。
这次不成功的尝试，从此治愈了我的荒唐念头。我不再认真地尝试把罐头盒、
翻过个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当做鼓来使用。然而我有时仍不免要这样试试，那也
是为了努力忘却这些不光彩的插曲，为了在这页稿纸上不给它们地位，或者给予尽
可能小的地位。罐头不是铁皮鼓，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来洗澡或者洗长袜子
的。铁皮鼓是没有代用品的，今天没有，当时也没有。一面白底红火焰的铁皮鼓自
己替自己说话，因而不需要代言人。
奥斯卡孤立无援，被人背叛，被人出卖。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如果没有鼓的话，
他该如何保持自己三岁时的面孔经久不变呢？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做各种骗人的假
象，譬如说，有时夜里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样咿咿呀呀地做晚祷，害怕圣诞老
人（他其实名叫格雷夫），不厌其烦地提出一些三岁小孩的典型的古怪问题：为什
么汽车有轮子？所有这些硬做出来的假象，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不着时，反倒
觉得奇怪，而我呢，不得不在没有鼓的条件下来做这一切。我快要放弃不干了。在
绝望之中，我去寻找那个男人，他虽说不是我的父亲，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
奥斯卡来到环行路波兰居民区等候扬·布朗斯基。
我可怜的妈妈死后，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间已提升为邮局秘书的表舅之间的关
系也告吹了，尽管他们有时几乎很友好，尽管他们有着最美好的共同的回忆。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