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是她救了他的命，他白吃了她好多碗白米饭，白睡了她好多个晚上，她带他去找的老张，从此他平步青云。或许是感念着这些，或许他需要更多时间来思考——他在卡车将要驶过时终于打出了响指，卡车仓促惶恐地停了下来，坐在车前的从车上下来后，小跑着过来听他指示。他没有理会，绕到了车的后方。她仍然垂着脑袋坐着，急刹车也无法影响她，不过是身体跟着剧烈摇摆，她始终没有抬头，同样与死人无异。他在想应该怎么做。
上头正在为他物色合适的爱人，可能来自苏北，也可能来自浙江。在他们院子北面的一个房间里，关满了那些曾经养尊处优的妇女，他常常去教育她们，他爱上了强奸。那么他在等待什么呢？既然过去了，就要向前看。他摆了摆手，打发卡车赶紧开走。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变成了一个贱种的呢？虽然这也看似一个开头，且显然不是全部，但童子鸡的篇章不得不在这里结束了。
在他的后台老板里，表哥的职位最高，死法也最惨烈，他则和老张差不多。或许十字架的魔力永不消失，造物钟爱对称。当他在求死不得的恐惧中慢慢等待死亡降临的时候才终于发现，他从一只不知道能有什么用处的软软肥肥暖暖的乳房开始走到今时今日，无论他还是表哥，本身都不过是表哥手里那只即将失去脑袋的鸡。残害同类的鸡，他这样总结。
之后，他终于知道那天为什么会笑了。三十多年前那个遥远寒冷的冬日早晨，他作为帮派分子的第一次任务，伤害的第一个人。因为他也是一个贱种，跟遗传有关，长得再英俊也一样。
这一认识足足耗费了三十年，记忆中的浙江已经不复存在。
皮囊的诗篇
前年到去年之间，为工作方便，我在惠比寿広尾一丁目一幢虽然名字叫做绿色大楼但其实不过是四层的低矮建筑里租住了一间狭小的公寓，每个月住十天左右，那可以称得上是愉快的时光。
大多数时间我都睡到中午，在街口随意挑一间小店吃午餐，距离最近的是一家据说是福冈风味的拉面店，面条粗细怡人、口感偏硬，配以非常可口的咸菜和辣椒。隔壁有一家名叫“究极的鸟”的鸡店，烤鸡的香味每天都传出去很远，但我没有进去吃过。
吃完拉面我便沿着広尾路散步，一直走下去，到了広尾桥向左拐，大概四十分钟就可以走到六本木。如果时间尚早，我会先去有栖川的公园看一会儿水里的乌龟与蛇或者去公园对面的教堂里消磨一阵，之后就去让我晕头转向每次都走错的六本木大厦楼下的某一个出入口跟她会合。我提议下次可以约在相隔不过一个路口的便利店，除了更清晰省事，跟约在这里实在没有区别。
寻觅是必不可少的。她在思考片刻后果断地摇着头，狡黠而得意地说道。之后我们便一起散步，我喜欢她轻挽我的胳膊，偶尔将身体靠倒在我身上，稍一低头便能看见她久经世事却依旧清淡甜美的笑容。
寻觅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她是对的，寻觅。等她走到脚疼以后，我们会就近去某处喝茶或在街边站立，等待黑暗自远处慢慢侵蚀过来。灯光亮起，她的脸更加生动，她扭过脸会发现我也正看着她，我们相视一笑。吸引。
东京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人自杀？有一次我们站在街边一个摆满自动售货机的小停车场里抽烟时她突然问我。光线越来越昏暗，我望着街口等着过街的人群，像一张鸦雀无声的黑白照片。等待的寂静，我说。
空气变得沉默，我们在寂静中抽完烟，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更容易打发，同时距离等待的那一刻也更加近了。
我们在路灯下把刚刚走过的道路重新走上一遍，再往前一点，西麻布二丁目那条略带上坡可以一直通到南青山的小路上有几家隐蔽又雅致的餐厅。我们会找一家烧肉店或是寿司馆子消磨到深夜，喝下数不清的日本酒与啤酒。无论卖哪种食物的店家好像都偏爱在店里轻声播放爵士乐，有时我能听出曲目或是演奏者，也总能判断出原唱或是日本歌手的翻唱——比原唱更像原唱。
有一次在一家叫菊的餐厅，我听到了Mari Nakamoto演唱的Tuxedo Junction，想起多年前的时光，却并不感到怀念。对我来说，家很遥远，此时此地气氛美好，我们无话不谈却也无甚可谈，沉默与嘻笑只在转瞬之间。间或她会认真地询问我工作的情况，不久我发现她真正关心的只是进度，其实我自己也不甚清楚，一本糊涂账。当时的我还无法预知工作的结果会很糟糕，让我在一年之后受尽困扰——这世上名不副实的人太多，要警惕那些名声响亮的人。
我问她你问我进度做什么？她不改严肃地说，我想算算你还会来东京几次。挑逗。当我正在为一旦听到诸如此类的对白时是应该望向她或是将头转向一边踌躇不定时，她已经轻握我的手催促我起身，之后无非是结账出门，坐上那辆仿佛永远等在路边的出租车。
我记起她曾说过喜欢在出租车上亲热，试了试发现果真如此。十分钟后我们回到惠比寿的暂居处继续，她潮湿得就像刚从水里捞上来的鱼。我们在酒味烟味和她身上氧化到刚刚好的香水味里彼此探索，身心延展，殷切地帮彼此寻觅高潮。结合。
下一次我想在更清醒的时候做，她在喘息稍稍和缓之后说。你感到迟钝吗？我问她。有一点儿，明天早上吧。她作势要睡了，我便平躺下来，一只手揽过她，将手停在她的头部，轻抚头发让她入睡，一切仿佛停顿下来。
每次的高潮都不一样。过了好一会儿，我以为她已经睡熟的时候她突然喃喃自语。她扭动身体，更加用力地贴近我，我用另一只手抱紧她。我每次都一样。她便抬起脑袋看我，露出疲倦窘迫又像是为我感到遗憾的温柔的笑。那不是很乏味吗？我们还要探讨下去，她却在我胳膊里睡着了。
我暂时没有困意，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尽量不干扰她的睡眠。等到她呼吸渐渐沉稳，节奏也趋向统一之后，我轻轻挪动身体，让她自我臂间滑落下去。我穿上睡衣准备去吸烟，从桌上拿烟的时候，看到她的包里插着一个黄色的信封，上面用字母写着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她常常拿一些有关异乡的文章给我消遣，这次也不例外。我打开信封，里面却是一些手写的文字，密密麻麻，因为间距以及分段的方式而显得异常拥挤，看起来十分吃力。
标题在第一页的右上角，如果用中文直译过来可以写作“亡灵的歌”，用非常小的红色的笔写上的，正文则为蓝黑色。我坐下来一口气读完，感觉标题还能有别的翻译方式，现在太像是对某一个音乐标题的模仿。亡灵的说法又像是在刻意解释手稿的由来，但其实无关紧要。
我回到床上反复思考，临到要睡着前的最后一刻，终于想了出来，“皮囊的诗篇”。除此，全文不做任何改动，引述如下。原文为日文，少量的注释是我在尽可能地查证与想象之后努力添加的。
路况还不错，夜里车辆不多，导航上的小红灯一直闪烁不停。限速80公里的高速公路是哪个蠢货想出来的？还有身后这些远光狗，晚上吃的屎里面混进了萤火虫的尸体吗？加速，去他妈的80公里，远离傻逼。耳边又响起那支俗气的舞曲，是的，电子乐，鼓点嘹亮，电光石火。他的脚深深踩下去，远光狗依次死在身后的道路尽头。
他曾在涉谷公园外的舞厅里打过一阵子鼓，直到吹萨克斯那人毫无预警地将自己肥硕的身体砸向他。你在愤怒什么，鼓点不对吗？你他妈甲状腺亢进吗？还是长期的贫穷让你精神脆弱？那人听不懂这些复杂的日文，但轻松地打掉他一颗牙齿。领班为取悦那人而赶走了他，牙医再接着弄走他二十五万日元。
这还不算最坏的，纠缠数年梦魇般跟随着他的耻辱感并不是源于这些。为什么没有还手呢？他吹得很糟糕，比他的鼓更糟糕——他根本应该去原宿的奇异夜店里隔着木板上的圆洞跪着给看不见的恩主吹管，就像自动柜员机一样——这才是那副香肠嘴该干的，不是吗？
一切都被高估了，这个高估过头的世界，那些所谓的成就。还有那个臭领班——这里是怎么了？畏惧一些人也就算了，现在怎么连什么人都怕？在外人面前的自卑感何时才能消散？
千错万错，41年的冬天干得漂亮，可惜没能更漂亮。那些储油罐【原文如此。可能是指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日军有机会炸毁美军的部分海空油料补给设备，毁坏它们会严重滞后甚至摧毁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应对能力，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日军没有这样做。】，储油罐，太平洋上的储油罐，想起来就让人疼痛。再等等，沉住气，等进入隧道时再让你突然进来，到时候让你讨厌的破鼓还有萨克斯一起消失。
隧道就在前面，像一个密度更大的黑点，越来越近。这只压抑的圆号，它进来了，迅速找到感觉，跟着隧道里的奇特光影喊破喉咙，不错，要来了，高潮的感觉。他要安排一次平稳的变调，另一个貌似高雅的主题潜伏进来，羞答答地藏在背景后面，一直在撩拨，一直在撩拨，伟大的前戏。直到他终于挣脱这又黑又长的隧道，它才奔涌而出，女武神【瓦格纳的歌剧。】，我操，高潮之中的真正高潮。爱死你放荡的形骸，胯骨像整面墙壁般宽阔。
他进入平原，真是大好河山啊，心里一阵呻吟。可惜早就败坏，他甚至比一般本地人还要清楚这败坏的起点。他的傻逼爷爷当年很可能就是在刚刚被甩在身后的某个山区里杀人放火，这里，他父亲从小就知道的。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到头来什么也没落下？
之后，在所难免地，非常不幸地，他想起了小泽征尔【指挥家。生于中国沈阳。】。女武神在这时候戛然而止。小泽征尔能量有限，否则你不知道他会搞出什么来。在他遇上的世界正好变得清淡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了文明人。
音乐怎么停了？音乐没有道理停，他并不爱搞瓦格纳，他喜欢搞马勒，把马勒搞到多出一个乐章来【可能是指小泽征尔续写了马勒第五交响曲的第五乐章，但这并不是通常的版本，只由小泽征尔本人指挥演出过一次。】。你看看他头顶的是什么【可能是指小泽征尔的发型。】？昨晚倒吊在粪池里玩闹吗？太太一定很辛苦吧。我操，音乐怎么没了？
童年，真是恶心的字眼。童真是在什么时候失掉的？所谓爱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公共洗手间里冰冷的大理石地面，知道它们也渐渐有了温度，因为体液甚至也会变得湿润。
银座的那些白天光怪陆离的大厦里隐藏着上好的酒馆，需要搭乘装饰得品位深沉的狭窄电梯上去。他喜欢角落的位子，喜欢不加水的本地威士忌，喜欢丰腴白皙的女人，喜欢实为鼓励的不拒绝。他会去牵她的手，而她会放任他，之后回应甚或抓紧他——喜悦的刹那。
他们会一起望向窗外，微笑、沉默、心绪不宁地望着那些可见的楼群与天空，此刻正因为黑暗显得更加寂寞。他们心照不宣地彼此吞咽，心情和缓片刻，但随后生出另一种急躁。他没有耐心，不喜欢留电话、讲拜拜、喝咖啡吃饭喝咖啡吃饭这样的套路，今日事今日毕，他宁愿去喜欢洗手间里冰冷的大理石地面。
这里的洗手间没有男女之分，进去之后，是一排宽敞整洁而独立的隔间，即便在门口碰见别的客人或是打扫卫生的老人家也不会尴尬，了不起的设计。隔间的插销是有着粗大手柄的高级货，简洁可靠，“啪嗒”一声，你甚至能想象出咬合的过程，像升格的画面——优质的金工。
难以描绘的热烈，但其实并不像在家里那样舒适。他亲吻她，唇膏使她的嘴唇有一种让他着迷的干燥的黏度。她双唇柔软，舌尖湿润，口腔里有威士忌与红酒以及荷尔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他们用整个颌骨奋力撕咬，牙齿撞到一起。她蹲下来亲他，他在矛盾的心情里将她扶起，扳过她的身体背朝自己。她弯下腰双手抵在墙上，他低头靠近，听见她压抑的叫喊。
为了准备渐入佳境，她大概挪动了一点位置，事先并没有提示他。他没有跟上，加之不舒适与紧张感，半途而废——过于急切贪图享受惹的祸。
改天吧，我们明天约吧，她说。他一边摇头一边继续无谓的努力。下次吧，你不想再见我了吗？他更加着急，一定感到无助，脱下外套铺到了地上。你的外套很好看，我早就注意到了。你躺下去吧，这样会容易些。虽然她也感到可能于事无补但还是听话地躺到了地板上。他跪着再次努力，丧失控制感的不得要领、根本找不到要领在哪里的无力地努力，让人绝望，直到绝望的边缘。他终于成功，郑重地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他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被那人打掉牙齿，还是被哥哥赶出家门，甚至最终躺倒在寸草不生的草原上。
她咧嘴笑了，抬起双手双腿抱住，喘息，抓他的背，直到他留在她身体里。她并不介意，只是说，我还没有好，这里真让人紧张。他继续趴在她身上。是啊，抱歉，他说。下次吧，她说。会不会压疼你？不会，有你的外套。他将脸贴住她的脸，眼前的一小片墙壁上贴着一种少见的蓝灰色瓷砖。雅致的颜色，他想。
外面的各种声响此刻才重新涌入，仿佛刚刚并不存在而现在凭空出现了似的。我们是不是该出去了？他问她。我没事，你呢？她懒散地回答。我更没事，他学着她懒散的调子。那就去他妈的，再躺一会儿，我们睡一会儿吧。好啊，去他妈的。他将身体放松，重心完全放下。会不会太重？我下来。她摇头，抱住他的脖颈阻止他。女人是不怕压的，说完她再次咧嘴一笑，满意于自己善于总结并乐于对他分享心得。
竟然真的睡着了，他不记得上一次在清醒的时候睡着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他们同时醒来，不知道睡了多久，短暂的对视，空气有些沉默，他驾驭不了的沉默。他决定起身，她撑起脑袋注视着他。他弯腰将她抱起，扶着，直到她站稳。
她整理衣服，为他拾起外套，帮他穿好。空气仍然沉默着，她轻拍他的后背，试图抚平衣服上的一些褶皱。不错的契机，他转身抱她，再次亲吻。她抬起手臂抱他，再次亲吻。你没有满足我，是真的，她望着他。窘迫中他不知该如何回应——你先出去吗？我再等等。她点头，伸手抓住门把手，停了下来，回头对他淘气一笑，消失在门后。
他低头站着，略微感到空虚，不久发现自己两个膝盖都破了，但不算严重。等到他也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回到了朋友们那一桌，再次淹没在人群里，若无其事地喝酒聊天，仿佛一切并不曾真正发生过。当他经过她身边时，感到她并没有抬头看自己。
他重回刚才的位子坐下，这才感到疲惫，一种偶尔会出现在做爱之后的仿佛整个身体浸泡在疲惫里的停滞感。他坐着休息，过一会儿后，她拿了一杯水放在他桌上。气压不太对，我快要喘不上气了。她在桌前站立，并没有想要坐下来。喝点水吧，她说，而且，你抽太多烟了。没有等他说什么她就走了，这样也好，他没话要说。
她的背影正在离去，他喜欢她走路的样子，想念她刚才的笑容。这是第多少次了？他转头望向窗外，望着黑暗中无边无际的寂寞，不知道过了多久，等他再转回头找她时，她已经走了。他的心有短暂的空落的感觉。这算是爱情吗？或者只是另一次无与伦比的喜悦的刹那？他没有结论。
他今晚头一次注意到音乐——他向乐队看过去，低音贝斯的低把位，像男人在哭喊，让人有些吃不消。
他把车停在这家同样破败的餐厅门口，没有引擎声的世界原来如此安静。他挪动双腿，终于把它们放到了混杂着泥土碎石砖块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垃圾的土地上。他看到不远处还有一只被碾破的塑料注射器，医疗垃圾。他从车里钻出来，伸展自己，阳光刺眼，城乡接合部统一的景致。饥肠辘辘，他向餐厅走去。
谁才是羔羊呢？他想着。这是第多少次了？她显然是刚刚修剪过的宽阔腹部的触感又在心头闪过。
父亲，从小就念叨着异乡的父亲。他父亲自从在巴黎的陈旧教堂里听梅西安上过几堂课之后就再也没有正常过。所有的浪漫派都是傻瓜，是的是的，舒伯特可以算半个例外。可惜浪漫派之后也不咋地，父亲明显失落颓然。
斯特拉文斯基只是个还尚可的爱投机的富家子，当然他长相优雅，写过不错的改编，那些短小的艺术歌曲确实迷人，好吧，他可以算是好的。肖斯塔科维奇写过不错的钢琴曲，但生活方式难道不会影响到创作吗？你听听他那些大作品，那些交响乐——他的歌剧让人尴尬。
梅西安，不值一提——我何止是见过，典型的故弄玄虚的法国半吊子，法国尽出这种半吊子。哦，达利是西班牙的，难怪，西班牙早就已经不堪，无法入流，它并不在名单里，谢谢。
文学，那些怎么读也读不完的书你们是怎么忍的？真的读完过吗？找不到更有趣的事情做吗？只有附庸风雅这一件事真正被继承。德奥那一堆？越是庄严越是平庸。武满澈——我们还是说点儿别的，你肚子饿吗？
与之相平衡，父亲的爱同样偏激疯狂。他把韦伯恩的肖像和雕塑塞满整个屋子，可见他的爱与恨并非像自己认为的那样系统缜密。他为了塞万提斯而学习西班牙语，跑到西班牙住了数年，把很多有关塞万提斯的介绍文章翻译成日文，但大多因观点偏激或译文糟糕而被出版社拒绝。同时韦伯恩也没能带来好运气，当父亲总是强迫身高只有一米四几的老实巴交的完全无关风月的他的奶妈为他用手弄这一事实被揭发时，母亲随手就抄起桌上的韦伯恩铜像砸在了他的脑门上。
对于父亲不洁的性或是很可能并未实质性地实施的偷情，奶妈的身高长相学识，对父亲来说比较更是一种堕落，对母亲也比较更是一种侮辱，所以在砸他脑门的时候相信她用尽了全力。
父亲来到了塞万提斯最钟爱的窘境里，以前他只是精神有损伤，现在连器官本身也损坏了。他的余生都在医院里度过，再也没有出来过。那里尽是身材娇小的女护士，相信他终能顺利找到安慰。以父亲目空一切的价值观而言，他大概也不会认为为一个一米四几的奶妈的手而浪费掉一生是什么可笑的事，不存在浪费，也没有比生命本身更可笑的事——父亲常常这样纠正来看望他的好友。
他爱父亲，虽然常带嘲讽，虽然一共只去医院看过父亲五次。即便如此，父亲并非毫无用处，至少训诫他，首先必须拥有灵魂，做一个有灵魂的人，在此基础上还要趣味狭窄，保持愤怒，孤独一生。而且，父亲补充道，不要相信那些宣称自己很幸福的人，这种说法本身就很恶心，带着一股子阴沟的味道。
是的，不要相信杜尚，被哗众取宠的雕虫小技蛊惑。用自以为深邃的方式表达浅薄的思想是很差的品位，不要装神弄鬼。
喜欢杜尚的是小健，爸爸。
你不是小健吗？
小健在美国办巡展，他下个月会来看你。
那你是谁，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话，护士，护士救命。
父亲只喜欢小健，趣味广阔并不愤怒拥有老婆孩子著名策展人无数情人以及南青山独立房屋的喜欢杜尚的小健。你看，包括父亲在内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其实喜欢什么。
他开始怀疑父亲是否真的喜欢韦伯恩，或者不过是另一场误会？起初他并不讨厌这个成功的哥哥，一切不过是手段，小健只是私下里喜欢高级酒店柔软的大床胜过公共洗手间冰冷的大理石地面，或许他的那些多方向的创作、那些和气的笑容、那些老婆孩子情人、那些高级住房只是他趣味狭窄保持愤怒孤独一生的掩饰——不弄得庸俗一点怎么能成功呢？
他愿意这样去自认为了解他，体谅他的一切，包括他在母亲死后不久就把自己从世田谷父亲留下的房子里赶出来的事实。这同样可以理解，成功的里里外外本身就包含了冷酷。
后来他才发现自己错了，哥哥只是另一个平庸而狡猾的成功者。他是有一次在哥哥的画室看到他穿着招牌式的灰蓝色长袍低头翻看账本，大概因为紧张而把嘴里叼着的那只一望而知是出自 Hiro Tokutomi 之手的烟斗吸得烟雾腾腾时突然感到这一点的。
他独自在画室踱了一圈步，那些刻意又狭窄的隐喻作品让他感到幼稚可笑，但这是他的成名作，使他从世田谷走向南青山的起点。他忘了为什么回这里来，忘了找他是要做什么，是想约他一起去看望父亲吗？他记不起来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并不想惊动他，很自然地直接就走了出去。而小健当然早就看见他了，同样不想惊动他。
正是四月，世田谷是独特的地方，他决定沿着街道走下去，这里有着他最熟悉的东京，应该把画室搬到南青山家放在世田谷，他一边走一边这样想着。这之后他便只在报纸或电视上看到过哥哥，在这个世界上他孤身一人了。
电视，他看很少的电视，只在那些因为宿醉而头痛欲裂无法思考也无法平静的早晨。富士台，一个身体异常矮小的男艺人正在夸夸其谈。他一定花了很长时间化妆，脸像隔夜的茄子。他在贩卖他自信满满的成功学以及并不真正存在的审美，主持人和嘉宾们以及不知道哪里找来的听众们看似专注地听他说话，频频点着头，像风中的一堆破烂。他很想找机会揍他一次，但难度很大，虽然他出处不详，但自成名之后就雇了好几个保镖时刻围着他和同样吓人的男友。
男友来了，另一个男艺人，一定也花了很长时间化妆，他的脸。在那一堆破烂的共同煽动之下，他们故作扭捏地开始分享自己的情感心得。妈呀，摇控器呢？现在换到小健夸夸其谈了，好久不见，他却几乎没有变化，保养得真好啊。小健的优势在于他长得看似善良，一团和气，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他的五官越来越像老太太。
他在扯当代性和民族精神的延展与再造的蛋。词藻华丽生僻，价值陈腐空洞，逻辑云山雾罩，却令人崇拜。最后他寄语青年艺术家，不要被世俗的成功迷惑，不必一心求快，要潜心于艺术本身，爱艺术。
父亲怎么会喜欢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小健呢？他再次拿起遥控器。他无法忍受他那件外套，他买衣服都不看尺码的吗？
尼克松的纪录片——如果虚假总是胜利，还越来越强大，说明整个世界在堕落——纪录片在谈他的童年，他的故乡，惠特尔，他知道这个地方。他在杂志上看到过介绍小健在美国生活的文章，他在惠特尔那些光秃难看的大泥巴山上盖了画室。
他决心再转一次台后起床。
新闻里正在播报发生在港区的械斗事件，异乡人在争夺西麻布一带酒廊的地盘。这里是他熟悉的地方，在被小健赶出家门以后、找到工作以前，在他经济每况愈下的时期，他常常去那里喝酒。那里以可以选择价格相对低廉服务又忠厚的女孩陪酒而富于竞争力，酒廊多为外地人开设，楼上低矮狭小的房间通常被设为商社，管理酒廊的同时在异乡与日本之间做贸易。
当他无家可归，日渐潦倒时，便在最熟悉的一家这样的商社找了工作。白天上班，晚上下楼就有酒喝，可以给员工特别折扣同时直接从工资里扣除，非常适合他。他们从异乡进口任何日本需要的产品，海里的银鱼或是山上的松茸，又或是草原的红土。
异乡人什么都愿意开发与售卖，当第一次看到那些被挖掘出一个个巨大圆形坑道的体无完肤的草原时，他感到伤心难过。一切都丑陋败坏，他们难道没有子孙吗？但他为商社服务，随着酒廊老板被自己同胞欺骗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也就越来越多地被派驻到异乡的工厂去，监督并偶尔开车去首都公关。
无论如何，这好过打仗，喜欢什么就花钱去买——他有时这样安慰自己。他在工厂有一个不算好看的外族女孩。她结过两次婚，但丈夫都不知去向，她十分孤独——这被普遍认为是不祥的。工厂的负责人警告过他数次，已经不见了两个，你想做第三个吗？他不以为然，可能因为她善良，身体黝黑结实，胯部丰满。
但他并非毫无预感，当夜里开车穿过漆黑一片的草原时，他会感到心慌。有一次他撞在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水泥墩上，草原上为什么会有水泥墩？他把车撞得面目全非，人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康复之后，他变得坦然，预感消失。我已经成为第三个，但是活着回来了，他这样安慰内疚不已的她。
然而没有人能了解造物设计的庞杂与缜密。
经历这样的事故，现在他要回东京休假去了。不期而遇，或者总是要相遇。她的腹部有一道略长的横切的刀疤，从长度及技术角度来看，像是年代久远的工艺。由此他在心里推测她的年纪，同时亲吻她的嘴唇，她的嘴唇异常柔软甜美，触感和味觉都足以使他迷恋深陷。他竟然认识她，她是小健以及跟小健同档或是比小健更大牌的那些艺术家的策展人，日本美术圈里最具资源与权力的女人。
她一定是喝了太多酒，横卧在酒店公用洗手间的门外本来是要等谁吗？他扶她起来，她软软地靠在他身上，因重力或是他暗自的推波助澜，他们轻松地以相拥的姿态进了洗手间。他向外望去，一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年轻服务生正见怪不怪地向这里张望，他关上了门。
是那种家庭式的洗手间，空间宽敞，配备洗手池和马桶。他靠在洗手池上，她则双手扶着他的肩膀，隔着很近的距离用一双醉眼反复审视他。我好像喝多了，小朋友，她说。这时他才认出她来，在他仍然住在世田谷的家里时，她是常客。她总是在午餐后到，跟小健坐在茶室或是庭院里说话到深夜。她喝咖啡、茶或是各种酒，但不吃任何东西。她笑声爽朗，穿墙而过，使他的心常常不得安宁。
有几次他从二楼的房间往庭院里望过去，她穿着鲜艳的短裙或是严肃的套装，两条腿叠放在一起，缓慢地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他喜欢她往外吐烟时嘴唇上细微的小动作，那些被唇膏凸显的细碎的小折皱。一早认出她来的话，大概会选择悄悄从她身上跨过去吧，他想。
我认识你，他镇定地说。没有人不认识我，她语速迟缓却熟练果断，大概是早已听惯了的开场白。我是，他本想说我是小健的弟弟，她却已经将身体靠向他，大概并不关心他是谁。她用鼻尖划过他的脸，像是在分辨他的味道。
你是想红想到发狂的夜不能寐的艺术系的陈年毕业生，她挑衅地把她的结论告诉他。他来不及理会，手碰到她的胯部，感到她穿着质地很薄的T裤。他喜欢T裤，承受不住那些在他看来永远只是无端穿着T裤的女人。她们重视臀部的轮廓与形象，自恋却其实富于服务精神——多半源于内在的审美需求。
她用腹部感受着他，开心地笑了，仿佛自己的魅力得到了尊重与回应。她将身体更紧地贴了过去，他感受着她身体的压力。她唇膏很红，嘴唇最内侧因为汤汁或是酒水冲刷而在颜色上有着微妙的过渡。紧贴着洁白小巧的牙齿，他能看见她粉色的舌尖在口腔里不安又压抑地小幅度跃动——某种吸吮的渴望。
他无法再等待，探头过去咬住了她的嘴。亲吻持续，利用口腔纠缠的短暂间隙，她仍然努力说出了一个完整的句子，“周末让我们一起吧”。动人而克制的邀请，他喜欢她语言的方式。
但他无法等到周末——他扯下她的衣服，将她抱起。他能看到对面镜子里她的形象，精致的发型和漂亮的裙装，白与黑的极致。他把她放到盖着盖子的马桶上，她很快就变得激动并做出了回应，但仍适时并不无恳切地说，不要在这里，我不喜欢在这里，我喜欢在床上。
他停下动作，低声询问她是否现在去开房间？在得到她的点头确认后，他停了下来。她整理自己，不知是对他还是对自己，无奈而软弱地笑了笑。你要小心一点，这里我熟人太多了。他开门出去坐上电梯到楼下的前台开房间，房价很贵，但他满不在乎。
他回到洗手间轻轻敲门，片刻停顿后，门开了，她仍然在里面。他松了一口气，把其中一张房卡交到她手里。她轻声说谢谢，“我会先去房间等你”。他从洗手间出来，走回自己刚才的桌边坐下，将剩的半杯酒一饮而尽，继续再坐了十分钟后起身结账。他走在长长的迷宫般的走廊里，将卡片插进门里，推门进去。
他始终在想，或许她并不在里面，清醒过来的她此刻多半坐在商务车的后排，正在回家的路上。她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她是一个人住吗？既然她刚才说周末我们一起吧，大概说明她是一个人住——她如何度过那千篇一律的漫漫长夜？
然而她在屋里，在床上，蜷缩在雪白的床单和薄薄的棉被之间，像婴儿一样。他拥抱她，抚摸她——她是对的，床上远远胜过其他地方，幽暗里一切都更加美好动人。她双眼微闭，嘴唇微张，微笑着沉醉于寻觅他的全部。他看见她腹部的刀疤，此前并不知道她有孩子。
我是小健的弟弟，他在陶醉的间隙终于脱口而出。她稍作反应之后停下来，爬到他身边郑重躺下，望着他。你过去常常去我们家，记得吗？她的惊讶一闪而过——他喜欢她陷入回忆的样子。
我能想起来，我见过你，你是小健的弟弟，现在我也还是常去你们家，最近好像没怎么看见你了。
我搬出去好几年了。
原来你不是想红想到发狂的夜不能寐的艺术系的陈年毕业生。
不是啊。
你好，她笑着伸出手跟他握了握。他抓紧她的手，这么说我们算是熟人了。是啊，她从他怀里抬起头。怪不得，你身上有熟悉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不然……这无关紧要，他说。是啊，这无关紧要，她说完再次将头靠到他的胸前。
小健画得真的好吗？他问道。他感到她笑了。你不喜欢吗？太庸俗了，肤浅的符号化地堆砌。不庸俗不好卖钱啊，她抬起头用另一只手抚摸他的胸口。那你承认他画得不好了？我不会承认的，我也不能承认，她狡黠地说。
至少你没有认为他画得好，你觉得谁画得好？
没有人画得好，可能某个谁也不认识的人画得好，但画得好的永远不会出名。
我讨厌小健。
没有人不讨厌哥哥。
是你都这么极端还是只是你喜欢极端地说话？
我只是为了生计故意说极端的话，而你是为了显得极端故意说极端的话。
他微笑地注视着她继续。你是真喜欢这样严肃地说话还是认为这样会取悦我所以才说这些严肃的话？是的，是我想要取悦你，他笃定地说。那么取悦我吧，用尽你的办法，我是熟透的女人。
她展开身体，他用尽全力。她继续喘息，侧过身来抱住他。等到稍稍平静之后，她轻轻松开他，再一次隔得很近地审视他的脸。
我刚才一定是太醉了，小朋友，不然不会跟你做的，现在我有一点清醒了。他不知道如何回应，细想着她说的每个字。她宽容地笑了笑，抱他，吻他的嘴唇。
他松开她，她起身去洗手间。不用讨厌小健，她一边走一边说。他决定跟着她去洗手间。因为无知，所以势利，大家都是瞎的，画得好不好不是这个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有没有人肯为你叫好才是，你只要撞过一次大运，碰巧成功过一次，瞎子们就会永远爱你。像小健这样，甚至没一个人敢说他画得不好，就像皇帝的新衣。
她坐在马桶上小便的同时一口气说完——此刻他不关心这些。他站到她面前，她伸出双手绕过腰将他抱住，亲他的肚子，将头靠在他身上。他低头抚弄她的头发和脖子——就这样持续了一会儿，仿佛一切都停止了。
她仿佛还在等待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尿出来。你想冲一下吗？他看着旁边的沐浴间温柔地问她。我不喜欢在外面洗澡，我想回去了。他没有动，没有松开或是将她抱得更紧。十秒钟之后她温柔但坚定地推开了他，迅速穿上衣服。
小健总是故意穿大两号的西装，你注意到了吗？不觉得奇怪吗？他看着她穿衣服，她像是在思考。我不确定他是故意的还是喜欢，或者只是不关心，你能指望你那个嫂子什么呢？你看看她的脸——但效果很好，宽大的衣服显得谦和平常，大家不喜欢看到你穿得过于合身讲究，合身显得严谨、自信、咄咄逼人，人们讨厌你显示优越，尤其在智力和审美上，不能让他们感到受辱。
他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他取悦大众，我取悦你，他说。她看着他笑了，你取悦你自己。他看着她的笑，又是这样的笑容，洞穿世事却宽容柔美，使她的脸老成妩媚，亲切温暖，仿佛有一种魔力。她低头继续穿衣服。你喜欢T裤？是啊，喜欢——这条送给你吧，她扬起手里的内裤递向他。
你穿上吧，我没有地方放。她站起来扭动身体熟练地穿上——他喜欢她的屁股。之后她走出几步，有条不紊地戴好台子上摆放整齐的耳环、项链、胸针、手镯、手表，拿了包径直向门口走去。她再度光鲜，甚至都不用补妆。一切都仿佛没有发生过，奇迹般的女人——同时他知道自己此刻颓废枯萎。他颓废枯萎一丝不挂地跟在她身后，较她而言是丢盔弃甲的惨淡样子，但仍有希望。
他以为她拉开房门之前会停顿、转身、面朝他，然而并没有，她迅速拉开门一闪身就到了屋外。嘿，他扶住门叫她，不顾尊严地试图挽留她的一次回头。但她已经消失了——他松开手，任由沉重的弹簧门自已关上。他回到房间，把晚上被她横卧的身体阻挡在公共洗手间之前就已经抽到半截的雪茄重新点燃，试图坐下来安静地抽几口，但味道变得很差。他开始穿衣服。
他在出门的时候遇上了麻烦——在走廊里迷了路。重复走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正确的出口，已经还原不了刚才的路径了。他推开过道尽头一道很难被推开的门走了进去，错得更远，那里是酒店的工作区。他在慌乱中继续穿行，十分确定她正坐在商务车的后排，在回家的路上。她在想些什么呢？
工作区的走廊变得更加狭窄，地面没再铺设地毯，隔着皮鞋他也能感到来自钢制地板的凉意。他扭头看过去，那些穿着统一的白色制服埋头工作的人，同样的千篇一律的漫漫长夜。他在纷乱的思绪里前行，终于坐上一部货梯下了楼，微凉的空气扑面而来，吹散了刚刚在楼道里的慌乱烦躁。
他知道自己爱她，虽然仍然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但愿意在心里承认自己爱她。很可能他一直爱她，从她穿着那条他在刚才做爱时跟她提到过的、他依然记得的、她也同样依然记得的、妖冶而特别的裙子第一次去家里找小健的时候他就爱她。但这无关紧要，他身处整个建筑背身的小角落来回踱步，四下张望，寻觅最快捷的出口。
皮囊。你喜爱自己的皮囊吗？
谁才是羔羊呢？他再次环顾四周，缓慢穿过城乡接合部遍地垃圾的院落，饥肠辘辘地向这家同样破败的餐厅走去。他找到一个远离窗户、稍稍没有那么明亮的角落位子坐了下来，抬头望去，阳光刺眼，空气里飞舞悬浮着大量不明物体。他不愿深究它们都是什么，翻开菜谱，没发现什么新鲜的。他照旧要了一份羊肉汤和当地的一种面饼以及茶，将菜单还给了满脸堆着笑容的餐厅老板。
他为什么笑个不停？他并非全无预感——刚刚感到饥饿，放慢速度到右侧车道，四野空旷，他就远远看见了高高架起的餐厅牌子。当他终于离开公路，拐弯驶进由简陋的水泥墩隔出的大门——又是水泥墩，在白天他终于看得清楚，水泥墩粗糙而直径巨大，怎么看也不像是该出现在这里的。他想起帮派电影里常常出现的场景，怀疑水泥墩另有他用——这家餐厅或许大有名堂。
不仅如此，拐过弯之后，他瞥见了那辆奥迪车，流线车身被北方的尘土覆盖。他讨厌东京街头的德国车，德国人把车越做越圆，不知是一种什么趣味。他喜欢更硬朗的外表，更分明的棱角，但他在东京没有车。
小健有五辆破车，还用说？他在人前低调地乘坐旧款奔驰，背地里则轮番开他的五辆破车载着不下五十只破鞋走街过巷，在夜幕降临时停在伊豆高原上某个隐蔽的停车场，苟且，苟且，四处苟且。
他透过车窗望过去，奥迪车上的五个男人正站在餐厅门口抽烟，一辆轿车怎么能坐下这么多人？不嫌挤就可以。
他们看着他的车拐进来，吸烟的动作停顿了片刻，呆滞的目光纷纷停在他脸上。他们动作整齐划一，伸长脖子眯着眼睛极力分辨，像一群向远方张望的笨鹅。他们偶尔耳语，像是在商议。
现在调头还来得及，他想。如果他真的在此时调头，一切都将被避免吗？
几小时以前，他在休息站加完油出来，看到一个卖挂毯的老妇人，可怜巴巴的小摊子前横着那辆奥迪车。车子里的五个人正围着她理论，因为奥迪车的阻挡，他自然而然地放慢速度，直至停了下来。他们语速太快，他听不太懂，只听到五个男人在推搡她时不断说着一千块、一千块，而老妇人则不断摇头表示她真的没有。
他们推搡着她正好靠近了他车的位置——他看到了她的脸，长期贫穷与恶劣环境重压之下的脸。为什么在这里生存如此艰难？他怀疑她其实只不过三十几岁。
他想到了在工厂里挖掘红土的那些工人，在包工头驱使下过着糟糕的生活。但当地人告诉他这里其实还不错，不算是最凄惨的。非人，他想。
他们为什么要围着她要一千块钱，是一种赔偿吗？或是办理某种许可的费用？
老妇人的脸离他很近，他同情她，同时也是讨厌那五个人的肥脸，他从口袋里数好一千块钱，打开车门递给了老妇人。在他们的愕然里将车绕过奥迪开了出去。
一千块对他不是很多，在东京可以喝两到三晚的酒，他感到这一千块花得有价值。在继续的路程里他感到轻松快活，可现在他们为什么赶到前面了呢？他没看见他们在路上超车——看来有更近的道路，他的导航除了话多到迂腐之外似乎并不真正智能。他双手紧握方向盘，院落很宽广，只要向左打轮，就可以远离这一切。
对方人太多，他需要在日落之前赶回工厂，还有工作要做，那个外族女孩也在等他。踌躇已近尾声，他终于有了决定，这并没有什么困难——他缓缓而坚决地向左打方向，接下来还会优雅地调头，绝尘而去。
永远满脸堆着笑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跑了过来，刹那间站到他窗前。他只能一脚踩下去，暂且将车停下来。
欢迎欢迎，上午刚宰的羊。他用手指了指餐厅和围墙之间——背阴的走道里，几只刚刚处理完的羔羊挂在那里。他不喜欢在就餐前看到未经处理的食物，移开了目光。那五只鹅仍站在原地，一边叼着烟一边歪着脑袋打量他。老板顺着他的眼光望过去，马上转回头，十分善解人意又亲切地看着他。
啊啊，他们是常客，常常过来的。他们只是体格大，样子凶。他跟他说话的声音不算小，那五只鹅听见了吗？他呆在原地，不知如何处理。老板接着说，他们很友善的，你用不着害怕。最后这一句的声音明显变得响亮，他能感到五只鹅脸上那种暧昧不明的轻视的笑意。
他感到痛苦，涉谷公园外舞厅里那人的脸在眼前闪过。你不用害怕，口无遮拦的餐厅老板截断了他调头的路。他掰正方向，将车停在了奥迪后面。
没有引擎声的世界原来如此安静，他挪动双腿，终于把它们放到了混杂着泥土碎石砖块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垃圾的土地上，他看到不远处还有一只被碾破的塑料注射器，医疗垃圾。他从车里钻出来，伸展自己，阳光刺眼。谁才是羔羊呢？他再次环顾四周，缓慢穿过城乡接合部遍地垃圾的院落，饥肠辘辘地向这家同样破败的餐厅走去。
他不紧不慢地走着，极力显得并不在意那五只呆鹅。他侧身从他们身边经过，没有目光接触。在经过他们身边迈进餐厅时，他听到了他们往地上吐口水的声音。老板先他一步走进餐厅，向他招着手。他向他走去，找到一个远离窗户，稍稍没那么明亮的角落位子坐了下来。老板殷勤地送了菜单过来——他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
你不用害怕，他回想着老板刚才是如何用这样一个短句将他留下的。这是一个圈套吗？他想。
你喜爱自己的皮囊吗？羊肉汤意外的好，滚烫、少许的盐、带骨的羊肉，除此什么也没有——这使它区别于别的平庸的羊肉汤。大块的久炖的萝卜盛在别的碗里，被煮到没魂的萝卜的皮囊。他把最后一块撕碎的面饼送进了嘴里，午餐结束，他轻松起来。五只鹅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阳光耀眼，他们喝酒抽烟，大声说话，对他已经没了兴趣。他们是用他给的钱来结账吗？
在这里停车是对的，除了吃饭看来并不会发生什么。他起身去找老板结账，老板还是那么和善地笑着，请他记得下次再来，他低声道谢，之后转身从宽敞的门里出去了。
他走向他的车，那块羊骨头飞了过来，落在他的身边。他听到身后有嘻笑与吵闹声，低头看了看地面，看起来是靠近两端的肋排，纤细，弧度也没那么长，被吸吮得很干净——看来他们并没有对他失去兴趣。
他没有回头，再有几步就可以上车了——还有事情要做，上车去吧。第二块骨头飞了过来，落在他头上之后掉到了地上。这一次砸到了他，他只能回头。五只鹅对他视而不见，继续他们的谈笑。他们本来只是想这样捉弄他而已吗？
他站着看了他们一会儿，但并没有挑衅。这样也好，没有四目相对也没有旁观者的挑衅可以让他轻易过去。他准备再次走向自己的汽车，这时老板慌张地跑出来，停在他身边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们只是喝多了，你不要生气。
他用简洁的词语见证他的耻辱，把他钉在原地——他想着他的话，现在确定这一切都是圈套：不智能的导航、这家餐厅、挂得高高的招牌、门口奇怪的水泥墩、堆满笑容的老板，甚至卖挂毯的老妇人也是，等待他的外族女孩更是。现在他知道她之前的两任丈夫去了哪里，而他会成为第三个。他们共同协作，将他导向这里，死亡之路的门口。
五只鹅站了起来，走出餐厅，看着他。老板也看着他。他沉默无语，涉谷公园外舞厅里的那人，那一次就没有还手，他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他环顾四周，最后从不远处的地上捡起一段一米来长的木棍，与其说是武器，不如说是决心把即将到来的死亡固定。
体格、习惯、脚上那双松软的球鞋都对他不利。但顾不上这些了，那就去他妈的。是谁这么跟他说过？他将木棍紧紧抓在手里，横在身体前，向他们走去。
寡不敌众昭示着失败——不久，他躺在了地上,感到释然。他不再纠缠“一切是否圈套”这样的小问题，他在思考造物如此安排的内在逻辑，那需要更广阔的背景与时间。他相信他的爷爷当年就是这样伤害附近村民的——他们围成一圈，用专业器械对付手无寸铁的村民。
鹅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没有教育没有榜样，只是失去教化的皮囊，大概实在怪不得他们。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圈套的起点究竟在哪里？
造物钟爱对称，他想。倒在地上时，他再次看见不远处的水泥墩。一，二，他知道自己马上会变成第三个。他没有牵挂，甚至终于可以将涉谷公园外舞厅里的那人从记忆里抹去了。
这是第多少次了？她们显然是刚刚修剪过的宽阔腹部的触感又在心头闪过。她们四肢均匀，身姿柔软，张开后的光滑躯体，像展开巨大翅膀的蝴蝶——他钟爱的一切。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呢？狗屁。再等一等，在呼吸最后停止前，再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最后一件事。他感到熟悉的炙热，是水泥的温度吗？——他感到自己渐渐被固化。
最后一件事——他终于回到多年前那个烈日炎炎的夏日午后，他已经在读初中，有天突发奇想决定偷用父亲的发蜡，不太熟练地把头发梳成想象中的样子。他清楚地记得在镜子里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自己脸庞时的震惊，挫败感如此深刻清晰，仿佛就在昨天。此前他从未对自己的脸有过意识，现在看清楚了，丑陋的脸，像是来自一个他讨厌的陌生人。
第一次审美的尝试与觉醒，第一次灵魂的成形并附着。他从前是瞎的，此刻才看得见。他感到震惊、挫败、悲愤、自卑，一生未走出阴霾。
好在这一切都要结束了，现在，他终于要去寻找新的皮囊。他知道没什么能够禁锢灵魂，这些水泥算不了什么。他想象着有一天当新的皮囊被找到之后，灵魂附着而上，刹那的微观与宏大、戏谑与庄重，另一种寻觅、吸引、挑逗与结合的喜悦。
寻觅是必不可少的，他心满意足地想着，之后便紧闭双眼——等待的寂静。
罗曼蒂克消亡史
一
仅从穿衣做派而论，他已经像极了一个沪上的中产者，终年考究的长衫，身后跟一个浦东乡下找来的听差。每天早上吃过王妈亲自安排的早饭后出门，整个上午都泡在茶馆里，中午自然是在那么几家饭店里挑一家。他早已习惯了中国菜，下午则泡澡堂子，身边往还的也尽是沪上各种公子哥或是年纪更长的家底实在的白相人。
渡部身处其中，经年累月，再看不出日本人的样子了。
他十几年前在日本跟留学生杜小姐结婚后就一起来了上海，杜小姐模样尚可，年轻高挑，性格温顺，经济富有，一切都无需他操心，更妙的事他似乎是下了船才知道，此杜小姐正是杜先生的胞妹。他们下船便径直住进了杜宅，到民国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杜小姐先后为他生下两个儿子，一直到死也没有再搬出去过。
澡堂子出来，按说就该去酒楼或是某个达官显贵的家里应酬，他却从来没有去过，就连杜请了梅先生吃饭这样的场面也不参加，晚上他有事做。
广东路靠近黄浦江，四国银行背身的里弄那齐墙高的桉树包围之下，有家叫菊的隐秘的日本餐厅，是经他打理的生意。那原本是沪上顶级豪门家的财产，老爷在北京给皇上做事，回沪不久便去世，大概也是受所谓新思潮的影响，女儿竟与公子们打起了遗产官司。除了两边的名牌讼棍在法庭里和报纸上的明争以外，杜先生被委托明里暗里地为某一方某一房出力，事后，或情愿或并不是那么情愿地，这一间房屋便作为好处转到杜的名下，成了他闲置的房产。
渡部终日无所事事，便主动来打理，开了这家日本菜馆，他是要亲自下厨的。杜去过一次，吃了几口妹夫煮的菜，嘴上不说什么，但不愿意再去了，除了有一次不得不去，也不是为了吃饭。
此后多年，杜数次想起这个地方。他时常反思，这个地方是因着官司得来的，实在算不上吉祥。
上午去茶馆也不尽是休闲，有时也要正经做事。这几天上海罢工闹得厉害，霞飞路上横着电车，水电交通全部乱绝，商店全部关门，百姓的生活陷入困顿。杜先生不能坐视同时当然也是受人委托，便派了人去解决。动员一部分工人先行复工，同时承诺工资福利的事情，先停了罢工待市面恢复之后他杜某人必然出面帮大家统一解决。
这一批工人便遭受滋扰、围殴，打死了七八个人，剩下的几十人则被抓了去，不知道关在何处。对杜而言，这是头一回遇到说不通情理的状况，而且对手蛮横嗜血，下手之重也是不留任何余地。这里面的行为和逻辑都让人陌生，杜知道这并非沪上从前的某个势力，一定是什么新的流派。
辗转交涉，表面上的主导者果然是一个北方来的人，跟太太一起住在新开不久的亚洲旅店里。这样不计后果的损毁，果然是对上海没有感情。不明底细，杜便先打发人送了一只玉镯到亚洲旅店，算是见面礼，同时约了隔天上午去茶馆坐谈，对方欣然应诺。
初见时当然是客气的寒暄，北方客人再三谢谢杜先生的礼物，赞美他的手面，诚意想要追随先生云云。杜便问他失踪工人的去向，他表示毫不知情——杜先生，您一定是对我们有误会，我们从头到尾只是希望能够给劳工争取一点权利，我们是绝不会做绑票的事情的，如果那样做和流氓地痞有什么区别？
杜喝着茶，淡淡地说，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今天以前也不认识你，所以谈不上什么误会。我昨天特意给太太送了见面礼去，是希望跟你交个朋友，希望你能给我提供个方便。北方客人便开始赌咒发誓，先是说以他太太的名义，见杜仍旧一张平淡的脸看着他，并不十分相信的样子，便接着补充说，我以母亲的名义发誓，不是我们做的。
他这句话给杜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以此为起点，断定北方客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流派的货色，这在接下来实际上只剩下十几年的生命里，奠定了他很多重大决定的基础。成败难以定论，死亡无法避免，但至少帮他免去了像黄老板扫大街或是倒马桶那样的尴尬。
杜看了看他那只仍然举起的手，点点头，甚至释然地微微一笑，说，事情没有这么大，你不必这么说，我信你。便伸手去桌上拿了茶杯，也客气地请他喝茶。杜喝了一口茶，抬头对门口的马仔说要吃点心。马仔应声退下。后来就来了茶楼的人进来上点心，一直在沙发上沉默不语的渡部也坐到了桌子边上，跟他们一起吃点心。
杜说，我很生气这次绑架的事情，罢工拖这么久，闹这么僵，是因为有人混在工人里——他们不想解决问题，不希望罢工结束，故意要把局面搞乱。这些人没有正常的情感，他们不喜欢这些，我们喜欢的他们全不喜欢。高楼啊、秩序啊、好玩的好吃的，他们都不喜欢，他们或者是有其他什么目的，毁掉上海也不可惜。
北方朋友吃不惯上海的汤包，早早就放下了筷子，专心听杜说这么段不明所以的话，好像也并没有要等他回答的意思。杜现在也说完了，房间突然安静下来，他便有些手足无措。好在这时先前的两个马仔又回来了，手里多出一个盒子，矮些的小伙子一脸的血，甚是吓人。他们拿着的盒子看着眼熟，他觉得自己仿佛见过，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昨天刚刚见过，结合小伙子脸上的血，他有了不好的预感。
渡部也看到了盒子，也看到了小马仔一脸的血，他毫不掩饰地厌恶地皱了皱眉，匆匆把嘴里的食物咽下，起身拿了沙发上的帽子跟杜先生告辞，说是先走一步。杜问他要去哪里？他说，我不想待在这里了，我过一会儿还要去吃中饭。住外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杜说，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都要爱护，你也要爱护，我明天还想继续来喝茶的，请你讲求风度，不要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的，我谢谢你。杜说好的，不客气。渡部扭身看着北方客人，感叹道，我真搞不懂你们这帮人究竟在搞什么。说完快步走了。
杜让马仔过来收拾一下桌子，收拾好桌子后便把盒子拿了过来，放在北方客人眼前。他低头看看盒子，又抬头看向杜，但杜此时不再看他，盯着盒子仿佛陷入了沉思。良久才说，对不起了，不过我也知道她并不是你真正的太太，请你一定不要责备。
北方客人便打开盒子，真太太或假太太的断肢以及那只玉镯静静地躺在里面。他便立刻不再执着，在早已备好的纸上写下关人的地址。刚才进门的时候，他在门口的小桌子上就看到了纸笔，只是没想到是这么个用途。
中岛忍受不了日本乡下的拮据悲催，食不果腹，更不用说女人、繁衍之类。日子毫无希望，便拆了房子卖了地，倾其所有地请托外务省的一个同乡，终于得到这个名义上开拓商业实则筹备战争的人人艳羡的肥缺。当船渐渐靠近上海，他将万事抛诸脑后，翘首望去，感到自己的行情马上也要翘起来了。
顶着东亚银行筹备会社长的头衔，他通过法租界拜会了黄老板，黄此刻并不想理会这些纷乱，而且也信日本人不过，便把他推给了杜和张。来沪尚不足月，他便正襟危坐于杜的客厅，这一切于他可谓是志得意满。唯一的一点美中不足，就是身边始终跟着个池田少佐，说是保护，他知道人家才是真正做主的人。
杜本想让渡部来作陪，但渡部不来，“我是上海人，看见这些日本人肚皮疼。”还说这些来的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他们是要打仗，哪里有什么生意可谈，我看你最好也推辞不见。杜心知他说得对，只是黄老板交待下来，不能不见。见归见，事情谈不成就行。
与终日的游手好闲比较起来，渡部喜欢菊的厨房，他会安静地切一条鱼或摆弄一块豆腐，投入专注。弄好之后轻敲一下角落里的铃铛，小二便应声将食物端出去。有时他会抬头冷漠地扫一眼外面并不多的几个食客，即便是熟客，他也从不搭理。这些跑到上海来混事的日本人在渡部眼里，怎么看都是一脸穷酸的死相，要饭的一样。渡部垂下头，掩藏脸上不知道是深深的厌恶还是怒其不争的疲倦。
他擦了一头的汗，打开厨房后门，迈步出去。是一个小院，他点一支烟，深深吸上几口，静静地看着天空踱步。隔着墙不远便是黄浦江，他看着远处帆船的一角或是天空的晚霞，大好河山，心想，跟这里比起来，日本实在是又穷又小。
抽完烟回到厨房，他刚才做好了两份饭，拿了一份到院子里坐下来吃。刚吃一口，小黑就闻着味道过来了。这只黑色的野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这里的常客，只要他一吃饭就出现。
你很准时嘛，他对猫说。猫就站起来，往他放着晚餐的小几上爬。他阻止它，好了好了，我去给你弄一点，但说好了，这是我的饭，你不可以吃我的。猫佯装着下来，安静了些地等他进屋，他一进屋就去吃他的饭。
每天都是如此，当他在厨房里给小黑弄完一些鱼骨头，抬头往外看时，猫又乖乖地站好等他。他把吃的端过去给它，自己也坐下来吃饭，日复一日。小黑便把这里当了家，直到民国三十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直住在这里，有吃有喝。民国三十年以后它是什么情况就没有人知道了。
老五在上海无人不知，很早就跟了杜先生。一到晚上杜便迷恋她的花容月貌，天一亮又对她感觉隔阂。大概是感到她并不简单，所以即便终于把她从富春楼接了出来，也并没有带她回家住，而是在富民路上另置了一栋小楼给她。
侍候左右的还是在富春楼侍候过老五妈妈为她接生并把老五带大的张妈，张妈今天一开门就没有好脸色给他，哎哟哟，你可真是稀客啊。杜一看来者不善，也不理她，埋着头就往楼上走，没想到张妈不依不饶，跟在他身后，你肚子饿不饿呀，要不要我去烧一点点心给你吃吃呀？杜心想现在什么时间你问我肚子饿不饿？就在楼梯中间停下来，也是没有好气地说，刚刚吃过晚饭，现在这个点吃个什么点心？
张妈看着他脸上有怒气，更加得意，双手一拍，太好了，又省铜钿了不是。说完下楼扬长而去。杜上了楼就问老五，这个张妈，是不是又犯病了？一开门就阴阳怪气的。老五笑了笑，你不要理她，你们今天晚上请梅先生吃饭却不带上我，她在生气呢。
杜听着她话里有话，说，这么听着是她生气啊还是你生气？老五急忙快步过来帮他宽衣，一边解他的衣服一边说，是她啦，我不会生你的气。你放心，不管你做什么，我都绝不会生你的气。很多年后杜还会常常想起小五这句话，后悔自己当时并不相信她的真情。
温存到半夜，杜心里有事，也没了兴致，又睡不着觉，便执意要回家。老五虽感突然却只能从他，不知道为什么，一反常态地送他下楼出门。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她站在原地看着他上了汽车，往静安寺的方向开去，不久就消失在夜色里。老五这才转身回家，张妈站在门口数落她，怎么跑下来了，你不知道我们的规矩是不送客的吗？
老五没有理她，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或许真是女人的敏感。此处已是诀别。
杜先生心里的事大概就是转天日本人的来访。中岛和池田如约而来，杜带了张另加一个翻译陪坐，说的是开设东亚银行的事，日本人希望跟杜合开。杜本来周旋得还算客气，直到日本人说，“听说贵公子正在银行做事，正好可以为我们打理一切”。杜感到话里的威胁，脸色才难看起来。
再往下，张问了句，我们的股份能有多少？不等翻译说话，杜便抬手制止了。只说这件事我们决定不做，但我祝你们生意兴隆之后就起身送客了。张的问话却让池田少佐觉得自己捕捉到了机会。或许是天生凶残莽撞，或许是假装凶残莽撞，或许只是想提示一下中岛自己的角色有多重要，他便想杀杜扶张。
中岛一听就很喜欢，这种四处搅和毫无逻辑的杀人放火最能凸显新意，但杀杜事大，他需要厘清甚或更高层级的指示，总之需要想一想。之后他煞有介事地在闸北破败的日式宾馆污秽发霉的榻榻米上枯坐了一整天，然后跑到上海的大街上转悠，跑到澡堂子里泡澡，寻找灵感抑或指示，直到得出结论，杀也无妨。便递了帖子到杜宅请客，杜辞而不见。
再隔一天的清早，池田在大街上找了个穷得只剩把破刀的在上海几乎等同乞丐的浪人商量大计，想不到竟然一击即中，潜到杜宅里去，把个杜家上上下下的活宝，杜先生的心头肉王妈给杀死了。
王妈最近跟小张结了不大不小的仇。小张是大马路上西点房的小伙计，宁波人，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吃不上饭，便划个破船辗转到了上海，跟现在这个老板学生意。几年下来也算相安无事，总算是有一口饭吃。
老板家里有个漂亮女儿，大概是瞎了眼，或者是在被他用蛮力摸了几把之后蒙了心，竟表示愿意跟他好，连女儿她娘竟也在一边帮腔。老板五雷轰顶，心想真是作孽啊，几天没有关照，家里的女人怎么都变成了蠢货？便叫了小张过来问话，说你岁数也不小了，想讨个什么样的老婆啊？小张一听喜上心头，想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看来事情成了，脱胎换骨就在今日，要沉住最后这口气。他故作诚恳地说，要丑的没钱的。老板便说，好得很，我早知你是实在人，也知你早有此意，会好好帮你安排。当天就把厨房一个哑巴的女儿许了他，晚上就洞房，真的是又丑又没钱。
这样的滑稽热闹王妈怎么能错过？第二天小张又照着点来给她送点心，王妈一边给他开门，一边又是严肃又是关切地问，喂，你不是刚刚结了婚吗？怎么气色这么差，一张脸都是黑的，晚上不可以太激动哦，要注意身体啊。小张知道她存心故意，东西一放，钱都不要就跑掉了。王妈更是乐不可支，见人就取笑小张的事。
仇就这么结下了，她不喜欢小张，小张却差一点救了她。今天送点心来的是个陌生人，王妈走过去问，小张怎么没来呀，不会真的生我气了吧？说完正要笑，却听见门口停的人力车里有动静。小张被绑在里面，正在跳出来，向王妈报警。王妈便往屋里跑，可惜还是晚了一步，日本浪人一枪打在肚子上，怎么也止不住血，又伤及脏器，就这么死了。
杜去找黄老板，黄说日本人明显是要打仗，这个事我们解决不了，我们能算什么呢？但搞到你家里来这个事情要解决，他们不是要找你吃饭吗？去吃嘛，先解决王妈这件事。日本这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自己定吃饭的地方，不要去虹口。
杜便定了去渡部的餐厅坐谈。渡部曾提醒他，他那里没有桌子，“你总不能跟他们一起坐个榻榻米”。杜觉得妹夫是日本人，对方应该会更放松，杀起来容易些，就打发人提前去摆了桌子，四把椅子。当天杜先生带了车夫和自己一起进去，渡部在厨房，其他人马则远远地隔了几个街口守着待命。
车夫在被王妈带着介绍给杜之前是个拉车的，后来也就一直叫他车夫，他拉车的时候偶尔帮着杀人，不肯收钱，说拉车是主业，偶尔帮着杀杀人是顺带着帮帮忙的事，不好算价钱。王妈觉得他奇怪又有趣，就介绍给了杜，从此一直跟随左右。所以这次的报复他便尤为急切，先是一枪打死了池田，中岛还击，他便护着杜往外走，中岛细心瞄准杜，正要一枪中的时，渡部从厨房开枪打中了中岛的腿。之后他扭头观望杜走出去没有时，中岛一枪打在他的心脏上，渡部就这样死在了厨房不算冰冷的瓷砖上。
这个因官司而来的房子，真是充满了诡异与不祥。
与此同时，杜先生的人马在街上被突袭了，不久知道是张做的手脚——他念及日本人承诺的所谓银行股票，大概也是因为自己对时局的分析，觉得日本胜面更大，总之是专注于利害的考虑——杜很伤心。
他原也意识到银行的事可能会让老二失落，计划是要把番禺路上的一个厂子送给他以做平衡的。当然这算不得什么，还有更伤心、更无法接受的事情——家里人都被杀了，儿子遭杀戮，胞妹亦亡，只是遍寻不到渡部的两个儿子。最后，在二楼杜用来抽鸦片的房间的榻里找到了，他们躲了进去，逃过一劫。杜连夜逃离，在法国公使的帮助下，清晨终于上了船，身边只剩下车夫及两个外甥。
船行至公海，便有小艇追来，由船上扔了绳子下去，小艇上一人登船，是黄老板的听差。无非送些钱来，并让杜安心，不必操心家人后事云云，再有就是老二躲到日本领馆去了，短时间是不会轻易出来的。杜问他老板可有意去香港避乱，说是没有，又问那你还回去吗？答道，老板没有说，急着出门，忘了交待他。杜便说那你先跟我一道去香港再说。听差略踌躇，说老板虽是没有交待，但大概还是回去的好，不然谁再给他烧烟呢？便仍是沿刚才的绳索，下到小艇上向上海驶去。
民国二十六年的上海，山雨欲来。
二
小六原本也是没落读书人家里的矜持小姐，碰到婚姻失败，几经流转，每况愈下，眼看就走投无路之际，却意外投了黄老板的好，搅和到黄老板一把年纪，也要赶时髦似的真跑去民政局正式登记离婚，正经事一般地娶了她回家。
可能还是因为没落吧，她自小的良好教育没有同样良好的经济来配合，便形成一种奇怪的人格，消受不起这样的富贵，或者确实并非俗物到了拼死也要追逐爱情的境界，又或者真像后来人们说的就是一个花痴，总之，她一天也没有消停过。
起先只是私下里跟小年轻们搞搞暧昧，拖拖小手亲亲嘴，包括黄老板本尊在内大家都可以佯装不知，很快就变本加厉地跑去跳舞厅里招摇。跳舞厅里人多嘴杂，就把事情搅成了面子问题，再也无法佯装不知，吃哑巴亏。
黄老板脸色一难看，杜先生只好亲自出马。因体恤老板的苦心，杜只能不断给小六好处，换取她的收敛。今天答应她南京路上一张广告牌子，明天又为她甚至去找戴先生商量，备了厚礼请吴小姐称病把原本定好的角色推掉，让给她，这才暂且消停下来。
黄老板带了小六到杜宅吃饭，说是庆祝她试镜成功，更是回报杜的一番努力——一大家的晚餐。小六跟老五坐在一起，小六问她，为什么都叫你老五呢？听着像男人。老五答我是富春楼里排行第五的跳舞的舞小姐，不叫老五叫什么？你听不习惯可以叫我五小姐。张先生带了个姨娘，也在一边起哄，只有渡部始终静静地吃喝，挂着浅浅的笑意。杜小姐抱着只有一岁的大儿子，肚子里装着小儿子，安静地坐在渡部旁边。
小六数落完白痴一般的导演，杜的儿子让她再谈一谈赵先生。小六又是不屑又是怨愤地说，还不认识，人家还没来上过班。他的戏要集中到最后一起拍的，人家是明星，讲派头的。大家又是笑，杜先生隔着饭桌看老六，突然生出别样的担心来。
很快就证实了杜的担心。赵先生头天上班之后就把小六带回了家，帮她拉汽车门，关门之前还体贴地帮她弄旗袍的下摆。小报记者一拍一写，第二天报纸一上街，杜又是愁容满面，悔不当初。
首先派人去砸了片场，抢回底片，在导演脸上随便比划几下。演的成分居多，也是为了明天的报纸。事后再私下慰问导演或是给钱重新另拍一部戏，反正都一样——这样总算找回半张脸面。既然全上海的人都在看着，最理想的当然是杀了小六和赵先生，可即便是要杀掉，总还是要谈谈。
小六满不在乎地来了，跟杜一起枯坐。杜愤慨地说，大家都是装新潮，赶时髦，只有你是个真花痴。小六说，连赵先生都说了，我是演员。杜说那你这次准备怎么收场呢？小六说，你去跟老板说说，放过我吧。杜一声叹息，你讲得倒是轻松。小六便也沉默，最后说，那我就去死吧，反正我也就是个行尸走肉，一具皮囊，什么花痴啊，十三点啊，打发打发时间罢了。
说完起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对着杜先生笑，说，你不会杀我的，你舍不得，你会给我想办法。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剩了杜一个人忧愁，心想，这倒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晚上渡部过来找他吸鸦片，看他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劝慰他，杀就杀吧，奸夫淫妇的，不算冤枉，也不可惜。他瞪渡部一眼，穿鞋出门找老板。
黄老板就着咸菜喝白粥，不理他，他只好一旁枯坐。好容易老板问他吃不吃，他便自己拿了碗盛粥喝，好歹比傻坐着强。刚喝了一口，黄突然说，你要是这么犹豫就不要杀了。杜马上纠正，我可没有犹豫，你说杀就杀。黄瞪他一眼，放了碗筷，突然泄气般地说，算了，我说不要杀了，为这种事杀人不值得。不过，面子还是要找回来，他们两个都不能在上海了，送他们离开上海，越远越好，再不许回来，想活命就不要再回来。
杜心头的阴霾散去，又要装作平静，说那我让妹夫送他们去苏州，从苏州再坐火车往北走。黄点了点头算是同意，喝了两口粥又说，你悄悄给她点钱，让她将来好过日子。杜说好啊好啊，粥喝得畅快，又盛了一碗。黄瞪他一眼，他放下筷子，黄说，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谁说出去我骂谁。杜说好啊好啊，又捧起碗把粥一饮而尽。
他们便一行四人上了路。渡部、小六、赵先生外加一个司机，开一辆蓝色雪佛兰轿车，穿过上海，驶入郊外雾气迷漫狭窄泥泞的马路，消失在黑暗里。等适应这黑暗后才看见头顶上方的一轮明月，那是民国二十三年上海的月光，很可能是最后一段花好月圆的时光。
小六的风流韵事引发的风波，无论最后导向何方，也丝毫不影响当下的消遣。电影改了名字，花数天补拍了赵先生和小六的镜头之后很快就上映了。居然故事清晰情感明确，这半遮半掩的旧事倒成了卖点，票房创了纪录。当和平再次降临，看电影又成时尚，这一纪录终被改写时，已经是五十年之后了。
三
关于老五的种种传说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为了神化，有时为了诋毁，更多时候是一种伪装成同情的轻视。但她跟哪一方都有交道，富民路的小楼在战争时期为各方使用，常常同时住着水火不容的几个流派，同抽老五买来的香烟，同吃张妈做的饭，共用楼梯下的洗手间和澡盆。楼上楼下地辛苦工作，处心积虑地谋划怎么置对方于死地。
没有人知道老五究竟使了什么样的手段周旋其中才能够这样相安无事，也没人知道她这样做的目的。可能只是在杜先生离开上海之后本能地想要寻找依靠，而她深知哪一方都不一定靠得住，索性都靠着。或许这只是从前的职业本能，她把自小在富春楼练就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而这些传闻大概都是真的，因为戴先生的情报向来准确。
戴先生这一趟到香港，是应日本内阁绕开军部要求见面密谈的请求。戴知道见面不过是做做样子，反正他在香港还有私事，见他亲爱的吴小姐，不是这样的理由，按说他是无法脱身离开重庆的。
仗打到民国三十年，在大陆上一路高歌猛进的日本早已忘却战争的目的，连目标都失去的战争如何结束呢？没有能力结束的战争又怎么能发动呢？走投无路的日本人已经选择了疯狂到死，又心甘情愿地多半是出于故意去上了德国人的当，准备跟德国人对世界来个夹击，再大会师——打了这么一针新鲜鸡血，便真的准备蹦跶到太平洋上，找英美的茬去。
戴先生事先知道了这些情报——他应该是第一个知道这些情报的盟国的人，所以对日本的末路心知肚明，十分笃定。他知道此刻坐在面前的政客是日本人里稍微清醒的阁揆，即便他们可能也选择相信了德国人马上要在英国本土登陆的情报，但至少不认为这和自己有多少直接关系，更没有被所谓的“不要误了这趟班车”的奇思怪想左右。认识归认识，他们还是没有能力左右局面，所以戴在整个会面中只讲了一次话，他说，不打当然好啊，只要归还满洲在内的全部在华利益，战争赔偿，惩办战犯，我们是可以接受你们无条件投降的。
日本人愣在那里，戴看也懒得看他们一眼，低着头说，不同意是吧？那就继续打吧，我们才刚刚退到重庆，世界这么大，还可以再退，不管退到哪里我们也会再回来，上面几条一点都不会变。说完任日本人再说什么，只顾低头喝茶，日本人不得不告辞的时候他也没有哪怕抬一下眼皮。
日本人一走，他便和杜去山上散步。从山上望过去，海上英国人的军舰是那么小，或许真是不堪一击，但他相信美国人，就破译的日本海军电文来看，他是最早知道日本已行至尽头的人。
香港之行的私事是在散步中解决的。一是香港马上开打，杜要带吴小姐一起去重庆，二是老二的问题。张后来从领事馆出来，学着汪府人的样子也在长衫外套了件皮坎肩，在外滩剪完东亚银行成立的彩之后就坐车径直回家，从此再也没走出过自己的深宅大院半步，日常治安由伪军和日本宪兵共同维护。
但眼下机会来了，汪伪做事的出发点大概不甘寂寞的成分总是居多，仿照宋子文，也要搞税稽警队，委了张为队长。这下体面了，职务高到要去南京述职，不迈出院子一步是不行了。戴是在这时候提起的老五，无非是说，真要做的话，凭老五的本事，在上海他是可以帮到忙的。
晚上杜去找车夫，他正在厨房的小桌上就着几样小菜喝酒，杜便坐下来看着他喝酒。杜的意思，仗也打得差不多了，不久就能回上海，他还跑了不成？一起去重庆吧。车夫浅浅地抿一口酒，说重庆山多，热，又总是下雨，我们拉洋车的最讨厌这种地方，不去。他望杜一眼，说，本来我拉辆洋车，最远到个徐家汇，这些年，世面也见够了，重庆有戴先生照应你，你就让我回去吧。
两个外甥有些哭闹，一直送车夫上到船，风大雨大，更显出离意。杜站在后面看着他们，雨越下越大，在岸上很有肆虐一切的样子。海里便好得多了，海面上基本还算平静。
至于老五，不仅帮忙还亲自动了手最后搭了自己的性命进去则是戴和杜都不曾料及的。表面上张是坐汽车去南京，好几辆车趁着夜色开出来，老五却知道他只是佯装乘汽车，坐上一小段之后，其他车仍往南京方向开的时候张啸林已经悄悄到了北站，从那里上火车。
老五手持一张李士群亲自批注的通行证，提早在南站上了火车，大摇大摆地坐进一等座，只等张上车。只有皮包里的小手枪当然不够，她起身去车箱的连接处抽烟，不动声色地从袖子里取出火车上的钥匙，打开了靠铁轨里侧车门的锁。大概不常开或从不开，她费了大力，弄断了自己新涂的一只指甲。锁终于开了，她伸手确认了一次。
计划简单、蛮横，容易成功却绝无后路——等张低调地上车后，一定会看见面冲门坐着的老五，四目相对，他肯定转头跑，老五就取皮包里的枪射他。他的保镖皆会去攻击老五，而他会继续往外跑，直至下车。此前一直潜伏在北站铁轨上的车夫会经由老五开锁的门上车，从身后射张。
实际发生的与计划没什么差别，三个老相识死在了一起。只有老五迅速打光了子弹，但几乎没有命中任何人，无论张还是他的保镖——或许她太在意断掉的那一处指甲，分了心。但对于计划或结果而言，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在日本突袭香港前一小时，杜带着外甥与吴小姐一起由戴的副官带路，登上了民国三十年最后一架由香港飞往重庆的客机。虽然已时隔七年，杜仍为先前电影角色及后续的事感到难为情，两人匆匆打过招呼之后，杜便低头不语。
吴小姐揉着自己的膝盖骨，说，哎呀，早知如此，当初在上海就应该好好玩耍，每天咖啡喝喝，跳舞厅泡泡，家里睡睡觉，傻子才去拍什么电影，吃力死了又没人看，恐怕底片也找不到了。真是后悔死了，杜先生，你说是不是？
吴睁圆了眼，满脸殷切地望着杜。谢谢吴小姐，谢谢吴小姐你这么说。吴却早已望向两个外甥，哎呀，我带了东西给你们。客机在坑洼不平的跑道上腾空而起，杜望向窗外，海面竟出奇的平静。
杜先生在重庆常常住在杨家山的公馆。已是民国三十四年夏天，戴先生比从前更忙碌，此时他已经知道美国人在太平洋的某个僻静角落里试验了新式炸弹，相信战争会比想象中结束得更快。
战争本是常态，打得久了，早已应付自如，现在突然要结束却真是难以适从。短期要做的事情太多，新的问题已经出现，俄国人在北边聚集就是很麻烦的事。或许还有更麻烦的，明天他要到河北去。
没有等到他回来，美国人就扔出了两颗炸弹，手里还备了一颗预备着炸东京。可能是消息走漏了，也可能是广岛的情况太惨烈，日本人至此终于清醒。蒋先生去电台演讲，正义必将战胜强权的真理，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
杜先生和吴小姐以及两个外甥正在吃午餐，突然就胜利了，看来新的生活就在眼前，不久或许就可以回上海去了——人就多出许多感慨。
吴小姐说，我想起来，第一次见杜先生的时候，也是这样面对面地坐着。杜说，是啊，见面说的话我都还记得。吴笑而不语。杜说，对不起对不起，不说电影。吴小姐放下筷子，说再在重庆待下去，我也快要饿死了，样样东西都好难吃。大概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就不喜欢吃这里的东西，喜欢上海，所以爱吃上海菜，大概是喜欢什么地方就会喜欢吃哪里的菜。
杜先生听着她说完，却突然想起了饭桌上这两个外甥的父亲来，想起那个因官司而来的不吉祥的房子。
四
我前面说，杜小姐至死也没有搬出杜宅，这是事实。她在民国二十六年的那个晚上死在了杜宅。我还说，富春楼的规矩是从不送客，老五却一反常态地一直送杜上了车，大概是女人的敏感——这也是事实，那里就是诀别。老五当时的心情比我们现在了解的还要再复杂一点，这是后话。
还有什么呢。是的，那只黑猫。我说，从此它便把这里当做了家，直到民国三十年前一直住在这里，有吃有喝。渡部在民国二十六年死在了餐厅厨房不算冰冷的瓷砖上，那接下来的四年它吃喝什么呢？
民国二十三年的上海，他们一行四人上了路。渡部、小六、赵先生外加一个司机，开一辆蓝色雪佛兰轿车，穿过上海，驶入郊外雾气迷漫狭窄泥泞的马路，消失在黑暗里。车开到半路，渡部让司机停车，开两枪打死了赵先生和司机，之后在车上强奸了小六。
几番犹豫，他没有杀她，把她带回菊餐厅，扔到地下室之后，回家一个人坐在桌前吃早饭。怀着一个抱着一个的杜小姐后来也来了，杜先生也来了，他们吃着早饭谈着话，生活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不一样。
只是他每天都做两份饭，自己吃一份，猫来找他，他喂完猫，吃完饭，便端着另一份饭去地下密室喂小六。吃完就是操，操完还要吃，日复一日。
现在我们知道，对餐厅的那些日本食客，渡部脸上是怒其不争的疲倦而不是真正的厌恶，中岛在上海大街上假装寻找的也不是什么启示而只是渡部的指示。
杀吧，他在澡堂子里同意了中岛的意见，他在规划决定着一切。民国二十六年去菊餐厅决战之前的那个下午，他或许想过要放弃，就在杜宅门口的路上，一手抱着两个儿子，另一手抱起杜小姐，开始往外奔跑，越跑越远，仿佛要逃离一切。不久他放弃了，他们太重了，他不得不放他们到地上。他大口喘着气，放弃了放弃的想法。
帝国军人的概念像一道咒语般压迫他，尽管他也知道历史进程其实早已注定，跟他没有关系，但他必须贡献自己微观的努力。既然他微观的努力也注定在历史之中，那么他将用今晚的事，洗刷哪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内心闪过的放弃的耻辱，并获得重生。
或许是舍不得儿子或许是别的原因，他最终开枪打了中岛的腿，放走了杜。他佯装死亡，为了新的任务新的战场。
那只黑猫，那只黑猫在菊的后院住到了民国三十年，有吃有喝——渡部和小六一直喂养着它。
这一年他去了南亚，去了菲律宾。他本想掐死小六，最后一刻放弃了。小六回到地面上之后，是一个她已经认不出来的上海了。
小黑之后的去向没人知道。
民国三十四年，杜终于在上海找到小六，久别重逢，一切都变了，但故人总是让人信任。
渡部被关在吕宋岛的盟军战俘营，杜带了人去找，拿两根金条买通了管理战俘营的澳大利亚军官，军官同意帮忙，但强调不能在营地里面杀，渡部必须自己签字同意引渡。
为了逼渡部出来，杜杀了他的大儿子，自己亲手带大的外甥。渡部为保住小儿子自愿从战俘营出来——小六开枪打死了他，最后的日本鬼子倒下了。正义必将战胜强权的真理，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
回到上海，杜先生去见了黄老板，才知道老五在他去香港后给他生过一个儿子——老五送他下楼那天知道自己怀孕了，但没来得及说。张妈照看着儿子，仍住在富民路的小楼。
老五死前来找过黄老板，留了话，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希望杜能带儿子到香港去。杜便找到富民路，儿子却并不认他，张妈也对他出言不逊，杜只好说是他娘死前交待的，让我一定要带他去香港。张妈不依不饶，说，你呢，是个流氓，他娘呢，是个妓女，现在时代变了，你们俩的话他都不要听。说完就把杜关在门外。
他一直拖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才坐上去香港的轮船，算得上真正的末班车。没人知道他在拖什么或等什么，我想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不过是下意识的拖延。不久他就死在了香港，死前再没有值得记述的事或说过的话。他基本没再说话，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他终于走向自己的沉默。
第三个X君
2014年6月，我为了剧本里出现的南亚场景去了海南省寻找外景地。6月12日，我一大早从海口到上海，中午在安福路街道办完一些杂事之后，步行到衡山路乌鲁木齐路口的酒吧。是闷热的天气，我在室外靠近街边的地方找到阴凉处的位子坐了下来。
喝了几大口冰凉的啤酒之后，给第三个×君打了电话。响过不多的几声他就接了电话，他正带儿子逛街买东西，让我等着，他把小孩送回家后便来找我。我说啥事没有，一点不急，你慢慢来。差不多过了一个多小时，他迤迤然地晃悠着过来了，穿着雪白的麻制短袖上衣和时髦的球鞋，一条暗绿色的前后侧面满是口袋的质地舒适的短裤。照旧健康略黑的肤色，照旧灿烂地笑着，露出齐整的吸烟的四环素牙齿。
他始终知道怎么穿衣服，怪不得女朋友从不间断，从来不被性困扰。他照旧不爱喝酒，在我的劝说之下仍然坚持要了加满冰块的可乐。我又要过三四次啤酒，并且得意地说，啤酒的好处是可以一直喝下去。他低头望了望自己的空杯子，说，太甜了，一直喝确实吃不消。接着便要了冰冻的柠檬茶。
闷热的天气逐渐变得凉爽，我们一直消磨到六点。我约了第二个×君的太太去他们开的餐厅晚餐，他便又陪我走去襄阳路靠近淮海路的地方。时间尚早，我们绕了一个小路口，以便能路过汾阳路，在路口稍作停留。
这里一点都没变，转眼十几二十年了。我想起我们和第二个×君在这附近共同度过的时日，再一次提议他跟我一起去吃晚饭。他大概是说家里已经准备了而且他想回去陪儿子吃饭之类的话再次推脱掉了。我们便在餐厅所在的马路对面非常随意地挥手告别，他继续向前朝淮海路方向，我则横过马路走进弄堂，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已是所谓诀别的现实。
事后我常常后悔，为什么没有跟他一起晚餐，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当然这毫无意义。晚餐之后我坐车到曾经长年厮混的体育馆边上，在陈年得仿佛一直就存在的华亭宾馆幽暗的大堂酒吧里与最终在电影里出演了王妈的女演员碰面。
我坐在角落里，看她戴着一个大大的有着厚厚镜片的黑框眼镜却仍然吃力地摸索寻觅而来。我一直向她招手，然而她视而不见，这使我怀疑她有一千度左右的近视，但从没跟她确认过。她不施脂粉，放松随和，经常爽朗地大笑，魅力自成一格。
事后发现，到了镜头前也是一样的。一切都是表演又或者一切都无法表演，有魅力的在镜头前仍然有魅力，平庸的在镜头前仍然平庸，乏味而一脸杂念的在镜头前仍然乏味而一脸杂念。
第二天我便回北京，之后因为工作和他在两三个月里通过数次电话，我当时希望他能到北京来，而他不想远离家庭或是手头正准备别的工作。他似乎不想细说，我也就没有细问，总之没有成功。
之后在2015年年初我们又通过几次无关痛痒的电话，他当时热衷于跑步，每晚八九点钟在小区的院子里奔跑。有一两次好像是我打给他，他没有接，事后回过电话来说跑步去了哈哈之类的。
一个多月之后的四月一日，我照旧一大早就跑到剪接室里枯坐，打发着眼下每一天千篇一律的沉闷的工作时间。上午十点钟得到消息，当天早上六点到七点之间，第三个×君趁着太太去买菜的时机自杀，成功身亡。我便给上海的另一个朋友打电话，回答说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说是从家里跳楼死的。
挂了电话，我感到惶恐委屈。怎么会感到委屈？我自己也说不清，只是不发一言地坐在原地。十几分钟后，刚才的朋友又打了电话回来急切地纠正，说，不是跳楼，不是跳楼，是在卧室里吊死的。嗯嗯，这样要好得多了，我对着电话说。不管怎样，我感到这样确实要好得多了。所谓生者的无谓的羁绊。
这也使我常常会想，事实上我们并不像关爱自己的脆弱般真正关爱死者。
初见第三个×君是在1996年9月，他风风火火地来，用硕大的拉杆箱撞开门，把自己的首次登场安排在门与拉杆箱的后面，时间把握得刚刚好，不知是否经过排练。他瘦黑的脸有一多半被蛤蟆镜遮住，上面加盖了一顶雪白的棒球帽，豁着一嘴疑似四环素的吸烟的牙齿笑着。
他大大咧咧地进来，身后还带着梗，尾巴似的Z小姐自此出现了。不过她要低调得多，友善地跟每个人点头微笑。Z小姐长得还算精致，是那种比较贴心的充满家常味道的好看，身材普通。她在由某个综合大学挂牌的疑点重重的野鸡表演学院里学习所谓表演艺术，学制一年。而他则在看上去不那么野鸡的电影学校表演系的表演训练班学习所谓表演艺术，学制也是一年。
Z小姐班上一屋子的美女，在和他变得熟络之后，我间或去过两到三次，并没有得到什么，后来就不去了。×君却一刻也不得闲，时至今日我只能将他一直旺盛的桃花归结于他身上那一大片醒目的粉红色胎记，从后背一直蔓延到屁股和腹部。此外大概还因为他善良正直。
只在认识的两周后，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谈话就是围绕着他骤然绽放的桃花展开的。当时我正在宿舍五楼的楼道口抽烟，假装深沉地凝视黑夜，其实不过是寂寞难耐，日子难熬。他从楼下上来，站到我身边，也点上一支烟。我瞟了他一眼，懒得理他，扭头继续假装深沉，凝视黑夜。
来劲，真他妈来劲。他嘴里念念有词，独自激动着。我转过头瞪他，你他妈有病啊。他便立刻将身体凑了过来，跟我讲述他今夜的美好奇遇。
我刚才不是去上夜自习了吗？
你个表训班的上什么夜自习嘛？
大家聊天嘛，多接触嘛，解放天性啊，老师交代的啊。
训练完解放天性，同班的一个江西女孩特意绕过好几张桌子走过去问他，你想不想打扑克？去哪里打？去我家，我跟那个谁——是他们班另一个女孩——合租了房子住，很近，走路十分钟。好啊，那玩玩吧。他便跟在她身后，在学校后面光线昏暗的小路上前行，偶尔安静地说上一两句话，轻言慢语，像是突然都变成了庄重的人。
女孩租住的是那种老式的五六层高不配电梯的板楼，他们一前一后上楼梯，能听到脚步声在此时安静的楼梯间里回响，便不约而同地调整步伐，使步调完全一致。她在中间故意变调了几次，他也都迅速跟上。
她在某一级楼梯上不知道为什么停了一下，他撞了上去。她是故意停下的吗？他想。他是故意没有停下的吗？她想。虽然只是轻轻的碰触，但四下无人时的身体接触免不了意味深长，引人遐想。
她继续上楼，他感到机不可失。他伸手去扶她的腰，最先只是似有若无的碰触，之后两只手都上去，扶在她腰上。她的腰不算纤细，但富于肉感，十分柔软。她没有做出回应，仍然沉默地拾级而上。他心领神会，知道一切皆被应允，便将手移到她的臀部，随着她迈上台阶。
他感到她的臀部在手心滚动，能逐渐察觉她步伐的困扰与波动。她的脚步透露出苦恼，仿佛在忍耐什么，等到恰到好处时，他将手准确无误地放到她双腿中间，她停了下来。他们去了顶层通向平台的夜里不会有人经过不易被察觉的楼梯间的拐角。
他说她激情四溢，大胆豪放，百无禁忌，他说自己表现一流，算得上神勇。我唯有勃然大怒，畜生啊，你们丫的。他哈哈大笑，得意又幸福地望着窗外。然后呢？我仍然追问。然后就下楼跟她同屋打扑克去了，她给我弄了个水果拼盘，牛奶、酸奶。
操，同屋长得怎么样？
凑合，不如她。
骚吗？
不好说，目前还挺矜持的。
妈的，哪个江西的？你明天指给老子看。
他接连打着哈欠，哎呀，太困了，困死了，好累啊，腿酸死了，你知道，一直站着，哎呀，睡觉去了。他转身就走，走到拐角才回过头说，明天我把她同屋介绍给你，现在你玩儿自己吧。滚，我对着他的背影喊道。
自此我们便真正地亲近起来。几年以后，在2002年左右，我陪他去当时尚未拆除的华亭路的服装市场采购。出来时迎头撞见一个模样老气的姑娘，个子不高但挺丰满，眼角布满皱纹。他们意外寒暄，眼睛都回避着我，也不给我介绍，我仍不识趣地呆立在他俩中间，他们也就不再掩饰对我的厌恶，走到不远的地方站在角落里悄悄谈了半小时。
谁呀这是？我他妈这一通等。
江西那妞嘛。
什么江西？
我刚进学校的时候，在楼道里，你忘了？
操！
我急忙回头找她的背影，却已经分辨不出。
看着很憔悴嘛。我说。
憔悴个屁啊，结婚了，估计吃避孕药吃的，你看她胖的。
不知道他们都谈了什么，沉默地往前再走了一会儿之后，他显出低落。
怎么了你？
她好像过得不太好，妈的好像这种热情又慷慨的姑娘最终都过得不好，挺可怜的。
那Z小姐就不可怜吗？
他扭头看我。1997年离开北京后，他和Z小姐在吵吵闹闹中持续了一两年左右终于曲终人散，时间我记得不准确了。她全心全意地待他，一心想要嫁给他，他大概伤透了她的心，我刚听到消息时也为她担心过几分钟，不过这真算不得什么，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呢？
Z小姐跟她不太一样。他想了想说。
Z小姐不是热情和慷慨的吗？我反问他。
完全不一样，Z小姐的热情和慷慨只是对我的，不是她内在的需求，无论看起来是怎样的，她的一切都是要求回报的。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但还是说，人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可并没有要求你回报什么，Z小姐很爱你啊。
其他人就不是爱我吗？Z小姐爱我爱自己，花痴爱全世界，这他妈还不够伟大啊。
我没有再说什么。
而且不用为Z小姐操心，从我这里没有找到的东西，她下一次可以从别人那里找到。她是找东西的，一直找下去总是会找到的。花痴不一样，她们不找东西，她们更享受给予，或者至少她们还不知道要找什么，她们的需求太纷乱复杂。他自顾自地说着。
我知道话虽如此，但他实际上对Z小姐很好，只是事不凑巧，他没有那么爱她或他认为自己没有那么爱她。我本来还想再说什么，但没说下去，因为我饿了。好饿啊，老子想去吃碗牛肉面，你去不去？走啊，他说。我们就往漕溪路我住的地方楼下去吃面。
残破的两张用废纸板废木板或不知什么其他废料捣碎后再经过粗糙的倒模做出的破桌子，如果可以被称作是桌子的话，摆放在由防水布搭就的破工棚里。最破败也是最好吃的一家面馆，如果它能被叫做面馆的话。一对中老年河南夫妇终年在棚子外和面擀面拉面煮面，大锅里永远煮着那几块发白的巨大牛骨头。
有一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市面已很冷清，这里却仍坚持开门。我一个人坐在空下来的棚子里，望着外面冒着热气的大锅发呆，女性店主大概已经回家乡准备春节了，所以今天是男的端了面进来，我指了指外面锅里一块高高翘起来的骨头说，那块骨头从去年煮到了现在嘛，我认得，两年了啊。
他头也不抬地把碗放在我面前，说，你记错了，年轻人，这块是上一年春节后买的，煮了才不到一年。说完猫着腰出去，过一会儿又端了个碗进来，他没有别的餐具，把碗底摆放齐整的小半碗牛肉放在我面前，说，煮了一年的肉，所以不要钱。我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今年不回去，让臭婆娘回去了，车票贵。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煮一整年的面还是会嫌春节的车票贵？从1998年开始，我跟第三个×君大概每人在这里吞下过不少于两百碗面。2004年的某一天破店突然消失，我花了几个星期断断续续地在附近几条马路的犄角旮旯里遍寻不到，大概是被永远穿着大一号制服的城市管理员依法取缔了。自此，我继续在当时地处漕溪路的所谓制片厂混下去的理由也就消失了。
学制一年的表演训练班转眼就结业了，1997年7月，他又风风火火地走了，还是大大的拉杆箱以及蛤蟆镜，雪白的棒球帽。我大概送了送他，也就是下楼到门口吧。
记得来上海看我呀，他咧开嘴笑着，钻进了出租车。然而他最终没能做成演员，只在来北京上学之前做过几年的海员，在那些以上海为始发地的去往欧洲的货船上。我没有细问过他为何会选择做海员，大概只是待业的年纪，正好碰到了轮船公司考试。他较少说船上的事，只是说无聊，抱怨过一两次食物，也都是轻描淡写。
他比较热衷于说下了船之后的事，外国的风土人情在他而言专指各国的鸡档。比如德国人专门在码头兴建的小镇子，下了码头就是街道，临街的橱窗般大小的透明玻璃窗户里一边过着透明生活一边供君挑选的看上去十分优雅矜持的德国鸡在你按响门铃后会体贴地拉上窗帘热情地招呼你进来然后五分钟内就保准让你完事走人。
她会一言不发地看着你，你在有一丝尴尬的气氛里刚刚穿好裤子，人还没来得及走，她窗帘就又拉开了。她的审视是一种报复吗？有时候你问她借个洗手间，她还要给你脸色看，完全不讲情义。我鄙视地看着他说，你就五分钟还他妈想要有情义啊。五分钟也可以有情义啊，时间不分短长，而且我在给她节省时间啊。
还是泰国好。他比较喜欢去泰国，航程又短，服务又贴心。当他们巨大的货轮离码头还有几海里，鸡档由雅马哈小快艇组成的先遣队已经满载泰国鸡伴着激动人心的乐曲出来迎接他们了，快艇会围着他们转圈，女孩们则撩起上衣给你看，同时对你微笑。你只要用手比划出她胸口挂的号码就算选定，女孩马上整理好衣服，安静地坐好，温柔而期盼地注视着你，静如处子。再有别的人招呼她，也置之不理，装作看不见。短暂的忠诚。
然而时间不分短长，快艇会一直围绕着货轮陪伴它驶向岸边直至靠岸下锚，像是迎接凯旋者，场面欢乐又温馨。然而即便是这些，也没能抵消船上的寂寞，因为伙食差或是未被提及的其他事，几年之后他就不做了。
他同样没有说过为什么要来北京学表演——我猜他大概是碰巧介入到某一次拍摄，很可能是群众演员，之后便喜欢上了，信誓旦旦地跑到北京深造。他的热情毋庸置疑，难得的是他对电影的品位和判断都属上乘，只是势利无知的电影圈不会有人重视。
最终他成为了不错的幕后人员，或许还能做到更好，但他不愿再抵御死神的诱惑，抛弃所有，一头扑了上去。不是一切都正在好转吗？悲催的过往不是正在过去吗？你不是正准备要脱胎换骨吗？为什么耐心不能再坚持下去，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所谓生者的无谓的羁绊，好像有什么意义似的。
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回忆固然清晰冗长，但再多也还是不会抓到要领。现在我知道还有更多的事他没说过，说的都是那些经过挑选的开心有趣的，除了像旁人一样看到一个热情爽朗的他，我对他的见识并没有多到哪里去。我看见他努力取悦周围，同时又耿直地与周围为敌。他是在这样的矛盾里走向死亡的吗？
他死前若干年，我们在云南和山东也相处了很长时间。我经常犯错，他经常破口大骂。他工作时专注又投入，心无旁骛，时时跟人翻脸又时时为小小的成功激情澎湃。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可以称得上精神高贵的人，所有那些与他亲近的人，都该为此感到真正的安慰。
那些爱过他的或是没有爱过他的跟他睡过觉的人数众多的女孩，他的家人、太太、儿子。那个跟着他一直到北京的眼神恍惚眼里只有他的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你得到消息了吗？你是否知悉他肉身消亡，皮囊不再？而他本人更应该感到喜悦，对于由我们这样一群自私猥琐一生都被性困扰的庸俗不堪的人组成的周围，你无力取悦下去选择转身离开实在是聪慧。
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在懦弱的我正在用一支昂贵的钢笔信誓旦旦地写下“杀死时间还是杀死自己，这是个问题”这样无聊的句子时，在去向死亡的长途奔波里，你再次一马当先，绝尘而去，并不会错过什么。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