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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里的陌生人 作者：[美]西德尼·谢尔顿
你休想从镜子里认出自己，
因为那儿只有个陌生人的影子。
《真理颂》
序幕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五万五千吨豪华巨轮“S.S.布列塔尼”号准备起航，从纽约港驶往勒阿弗尔[注]。这时，船上却发生了一系列稀奇古怪、出人意料的事。
[注：勒阿弗尔系法国一城市。]
克劳德·德萨是“布列塔尼”号的总事务长。他是个细心而又能干的人。就像他自己喜欢夸耀的那样，他是在驾驭一艘“坚不可摧的巨轮”。他在“布列塔尼”号上已干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从来不曾出现他不能有效而周详地应付的场面。鉴于“布列塔尼”号是艘法国船，这实在是他的一个不小的贡献。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仿佛有一千个魔鬼在合谋与他作对。后来国际刑警组织的美、法联合侦查机构和本航线上的保安部队，对这艘巨轮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对这一天所发生的那些不同寻常的事件并未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这对于克劳德·德萨这位敏感的高卢人来说，有点伤他的骄傲与自尊。
由于涉及这一事件的人，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致使全世界各大报竞相以大字标题报道，但人们对其中的谜却始终未能揭开。
至于克劳德·德萨，他从这家横渡大西洋的航运公司退休，在尼斯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在那里，他从不厌倦地向他的顾客反复谈起那桩奇怪、令人难以忘怀的事。
据德萨回忆，事情是从美国总统送来一束鲜花开始的。
开船前的一个小时，一辆持有政府颁发的特殊许可证的黑色官方大轿车，驶进下哈德逊河九十二号码头。一位身穿炭灰色衣服的人从车里出来，手里拿着由三十六枝纯银制作的玫瑰花组成的大花束，向轮船的跳板走去。他和“布列塔尼”号值班官员阿连·萨福德说了几句话后，将这一束花颇有礼貌地递交给下级舱面工作人员坚宁。坚宁遵照他的嘱托，转送了这束花，然后找到克劳德·德萨。
“我想，您也许想知道，”坚宁报告道，“这束纯银玫瑰花是总统送给坦波尔夫人的。”
吉尔·坦波尔。去年，吉尔·坦波尔的照片在从纽约到曼谷、从巴黎到列宁格勒的所有报纸的头版以及杂志的封面上都出现过。据克劳德·德萨的回忆，他从报纸上看到，在最近一次世界最受尊敬的妇女的投票选举中，她所得的票数遥遥领先。为此，许多新生的女孩都起名为“吉尔”。美国总是有它的女英雄；现在，吉尔·坦波尔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位美国女英雄了。但如今，她的勇气、她在重大的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令人啼笑皆非地化为乌有。这件事震撼了全世界人民的心。这是一桩伟大的爱情故事，但远不止于此，它还包含了古希腊正剧和悲剧的一切因素。
克劳德·德萨并不喜欢美国人，但在这里他很高兴能有一个例外。他对坦波尔夫人极为崇敬。她是一位名门闺秀——这是德萨所能给予的最高赞美词了。他决定让坦波尔夫人在他船上的这次旅行成为她终生难忘的一次旅行。
这位总事务长不再去想吉尔·坦波尔了。他集中精力最后查看一下所有乘客的登记表。登记表实际上是美国人所谓的大人物的花名册——一种按姓氏缩写字母排好的名单。德萨很不喜欢“大人物”这个词。特别是因为美国人对于怎样成为“要人”有一种近乎粗野的观念。现在他注意到，一位富有的企业家的妻子此次独自旅行。他又会心地微笑了一下，因为在他的乘客表中，发观一个名叫麦提·艾利斯的人——一位著名的足球明星。他发现了这些人物，点了点头，表现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除此，德萨又颇有兴致地注意到，邻近座舱里住的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参议员和他的女友卡琳纳·罗卡——南美的一名脱衣舞女郎。这两人的名字在最近报纸的“花边新闻”中常出现。接着，他顺着这张表看下去……
大卫·肯尼文。这个象征着巨大财富的人。他以前也曾乘过“布列塔尼”号。德萨记得他是位皮肤晒得黝黑的英俊的人。他身材瘦长，具有运动员的那种风度，却又显得十分文静。总之这是一位令人难忘的人。德萨在大卫·肯尼文的名字后面写了个C.T.，表明他将使用船长的餐桌。
克里夫敦·劳伦斯——一名紧急登船的旅客。总事务长稍稍皱了皱眉头。噢，长年从事航运的工作使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该怎样对待这位劳伦斯先生呢？这个问题在以前是根本不用考虑的。当年他是戏剧界的著名代理人，在娱乐行业里他曾为很多明星做过代理。那时自然会请他坐在船长的餐桌上。他也会用一些人人爱听的故事博得每一个人的欢喜。遗憾的是，劳伦斯先生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以前这位戏剧代理人总是坚持订豪华的、王子式的套间，但这次旅行，他却只在较低的甲板上订了一个单间。当然是头等的。但总是……不过克劳德·德萨决定先不忙于做结论，等把其他人的情况弄清楚以后再说。
船上还有一位小国的王族成员，一位著名的歌剧演唱家。此外，还有一位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来自俄罗斯的小说家。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德萨的思路。服务员安托纳走了进来。
“嗯，有事吗？”克劳德·德萨问。
安托纳眼睛湿润地看着他，然后喃喃地说：“是您命令把剧场锁起来的吗？”
德萨皱了皱眉头说：“你在说什么？”
“我猜想那一定是您。别人谁还会这么干呢？几分钟之前，为了保证一切正常，我又过去查看了一下。结果剧场的门是锁着的。但似乎里面有人，而且在放电影。”
“我们从来不在港口放电影，”德萨坚定地说，“剧场的门也从来不上锁。等会儿我去看看。”
通常，克劳德·德萨会立即着手调查一下此事。但现在，有十几件紧急事务需在中午十二点起航前处理完毕：交付给他的美圆数目不对；一套上等的房间订重了；蒙戴涅船长订购的结婚礼品送错了舱房——船长一定会大发雷霆。德萨停住了脚步。他听了听四个巨大透平机启动时熟悉的响声。他知道，“布列塔尼”号启动了，已滑离了港口，开始进入航道。于是，德萨再一次全神贯注于他面前的那一大堆工作。
半小时过去了，甲板走廊服务班长列昂走了进来。德萨抬起头来，不耐烦地问：“嗯，列昂，有什么事？”
“打扰了您，很抱歉，可是，我觉得您应该知道……”
“嗯？”德萨半听不听地，他一门心思全放在那一件马上该解决的事情上了。应该把旅途中每天晚间在船长餐桌上就座的名单列好。要知道船长并不是一位擅长社交的人。每天晚上请哪几位旅客与船长共进晚餐，对德萨来说，不啻是一次次智力考验。当然，把大家都安排得很得当，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
“关于坦波尔夫人……”列昂开始说。
德萨马上放下了手中的铅笔抬起头来，他那双小黑眼睛开始警觉起来。“嗯？”
“就在几分钟以前，我路过她的客舱。我听到了大声说话和一声尖叫。隔着门很难听清楚，但听起来好像她在说‘你杀了我了，你杀了我了’。我觉得，我不便干预，所以，来向您报告。”
德萨点了点头：“你做得很对。我过去看一下，看她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德萨目送这位甲板服务员离开。竟有人会伤害像坦波尔夫人这样的一位妇女，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在德萨那高卢人骑士般的意识中，这简直是暴行。他戴上他的制服帽子，朝壁镜上瞥了一眼，向门口走去。电话铃响了。总事务长犹豫了一下，拿起耳机。“我是德萨。”
“克劳德——”这是船上三副的声音，“看在上帝的份上，马上派一个人带上墩布到剧场来一下。这里满地是血。”
德萨的心突然往下一沉。“马上就去。”德萨保证。他放下手上的事，安排给一个服务人员，然后给船上的医生拨电话。
“安德烈吗？我是德萨，”他试图使他的话显得很随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前来要你医疗护理……不，不，我不是说要晕船药，而是，有没有人在出血，也许流得很厉害……知道了，谢谢你。”
德萨挂上电话，心里越来越不安。他离开他的办公室，向吉尔·坦波尔的那套房间走去。他刚走在半路，第二件奇怪的事发生了。当德萨走上甲板的时候，他发现船行驶的速度不对了。他向大海望去，发现他们已经到达阿姆布鲁斯灯塔。在这里，领航的拖船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将返回港口，巨轮将乘风破浪驶向大海。但这次却出现了一件异乎常规的事：“布列塔尼”号巨轮缓缓地停了下来。
德萨赶紧跑到栏杆处向外查看。在下面的海里，领航拖船正靠在“布列塔尼”号的舱门口，两名水手从巨轮上往拖船里搬运行李。就在德萨观望的时候，一名乘客正从舱门口走出，登上这艘拖船。德萨只能看到这个人的背影，但他敢肯定，他一定认错了人，因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何况，乘客以这种方式离开轮船，是绝无仅有的事，以致这位总事务长吓得浑身颤抖起来。他转过身匆匆赶向吉尔·坦波尔的那套房间。他敲门，毫无反应。他再次敲门。这次敲得声音稍大了一点。“坦波尔夫人……我是总事务长克劳德·德萨，我想知道，我可以为您做点什么？”
没有人回答。这时，德萨真的警觉起来了。他本能地意识到，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而且预感到这件事似乎正以这位妇女为中心。一系列可能出现的野蛮、残忍的暴行一下涌现在他的脑海里——她被谋杀了，被绑架了，或者——他试着扭了一下门把。门没有锁。德萨慢慢把门推开。吉尔·坦波尔正站在房间的远侧，从窗口往外看，她的背朝着德萨。德萨正要开口讲话，看到她的身体是那样僵直，欲言又止。他尴尬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考虑是不是应该知趣点，不声不响地退出来。突然房间里充满了一种可怕的尖叫声，就像一头受到了伤害的野兽在发狂，在哀号。在这样一种深深的私人隐痛的面前，德萨简直不知所措。他退出来，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房门。
德萨在房门外站了一会儿，听了听里面那没有言辞的喊叫。由于深受打动，他转身向主甲板上的剧场走去。一名服务员正在剧场前面用墩布擦拭血迹。
天哪，德萨心里盘算，下面该怎么办？他试图打开剧场的门，门没有锁。德萨走进这座可以容纳六百名乘客的巨大的、现代化的大厅。大厅里空无一人。出于一时的灵感，他朝那间小小的放映室走去。放映室的门锁着。只有两个人有这个门的钥匙，他和那个放映员。德萨用自己的那把钥匙把门打开，走了进去。看来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他走近那两台世纪牌三十五毫米的放映机，把手放在机器上。
两台中有一台机器是热的。
德萨在D甲板的船员室里，找到了那个放映员。然后放映员却对德萨说，他对剧场里有人使用放映机一事，一无所知。
德萨在返回他的办公室的途中，抄了一条近道，刚好路过厨房。厨师叫住了他，很不高兴地对他说，“瞧这个，这是哪个混蛋干的？他究竟要干什么？”
在一张大理石的和面用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美丽的六层高的结婚蛋糕，蛋糕上用棉花糖做了两个精致的小人——新郎新娘。
但不知谁把“新娘”的头整个捏扁了。
“就在那一瞬间，”德萨在他的小咖啡馆里，对那些听得入迷的顾客说，“我预感到有一件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
第一部
一
一九一九年，密歇根州的底特律是世界最成功的工业城市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底特律在协约国的胜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里曾给协约国提供了坦克、卡车和飞机。现在，德国纳粹分子的威胁已悄悄逼近。汽车制造厂又可以把它们的产能用于改进汽车的生产上了。不久，工厂制造、组装汽车的日产量已高达四千辆（包括运输出厂），于是，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技术的劳工，从世界各地在向这里云集，都想在汽车行业里寻找工作。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他们像潮水一般地涌来。
在新来的这些人中，有保尔·坦普拉豪斯和他的新娘弗莉达。保尔原在慕尼黑的一家屠宰场里学过徒。他与弗莉达结婚时，得到了一笔陪嫁。他们带着这笔陪嫁移民到纽约，开了一家肉铺。肉铺开张不久就赔了钱。于是他们又迁居到圣路易斯、波士顿，最后才想到底特律。在来到底特律之前，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亏一大笔钱。
在商业繁荣的日子里，人们生活日趋富足，意味着肉类的需求量也在增加。但是保尔·坦普拉豪斯经营的肉铺，还总是在赔钱。保尔算是个屠宰能手，但他却毫无经营能力可言。实际上他最大的兴趣是写诗，对写诗的热衷远远甚于赚钱。他可以一连好几个小时地构思他那些诗的韵律呀，意境呀，还会把那些“成果”写在纸上，投给报刊或杂志。但没有人来理睬他。在保尔看来，金钱并不重要，谁都可以欠他的钱。于是这样的一句话很快就传开了：“如果你没有钱，还想吃肉，吃新鲜的肉，那你就去找保尔·坦普拉豪斯去好了。”
保尔的妻子弗莉达，是个模样很丑的姑娘。在保尔遇上她并向她求婚——或者更确切地说，保尔向她父亲提出要娶她之前，她可丝毫没有与男子们打交道的经验。弗莉达曾请求她的父亲让她接受保尔的求婚。而这位老人一点也用不着她去催促，因为他非常担心到他晚年时，弗莉达仍嫁不出去。为此他甚至愿出一笔数字可观的陪嫁，以便让弗莉达和她的丈夫离开德国前往新大陆。
弗莉达第一次见到她的丈夫时，便羞答答地爱上了他。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位诗人。保尔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长得很瘦，一双无神的近视眼，还有点秃顶。在他们交往了几个月之后，弗莉达相信，这位漂亮的年轻人已真正属于她了。关于她自己的外表，她心里很清楚。她的体型过于臃肿，像一只生的大马铃薯。她五官中最好的要算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那双眼睛碧蓝碧蓝的，像龙胆一样。至于面孔的其他部分就都像是别人的了：鼻子像她的祖父，又大又圆，额头像她的叔叔，长得很高而倾斜，下巴像她的父亲，四四方方的，好像总是冷着脸子似的。看起来，上帝好像故意和她开了个玩笑，赐给她这一副尊容与身段。实际上，弗莉达的内心非常善良而又纯洁。当然，人们只能看到她那令人难以接受的外表。只有保尔例外，保尔是她的。不过，弗莉达也许从来没有想过，她之所以吸引保尔，在于她的那笔嫁妆。保尔的观点是：哪怕给他一副血淋淋的牛排骨或给他一个大猪头，只要有这笔嫁妆，他只当视而不见就完了。保尔总梦想自己能做笔买卖，赚够了钱，然后一心一意地写他所喜爱的诗歌。
弗莉达和保尔到萨尔兹堡郊外的一家小旅馆去度他们的蜜月，这是一座美丽的古堡，座落在秀丽的湖边，周围全是树林和草坪。弗莉达对蜜月之夜的这一幕，心里早已盘算了百八十遍了。她想，保尔将会把门扣上，拥抱着她。在为她脱去衣服时，嘴里会喃喃地说些甜蜜的话。他的嘴会来亲她的嘴，然后移向她那赤裸裸的身体。就像她偷偷地读过的那些小绿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保尔还会把她抱到床上（如果他与她并行到床前，可能更安全一些），亲切地把她放下，然后说，“亲爱的弗莉达，我爱你的身子，你不像那些干瘪的小姑娘，你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实际上，她完全错了。
在他们蜜月之后不久，弗莉达就开始用一种比较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保尔了。弗莉达是在日耳曼贤妻良母式的传统习俗中长大的，因此，她可以毫无条件地服从她的丈夫。但是，她一点也不傻。保尔在生活中只对他的诗感兴趣，而且弗莉达开始体会到，他的那些诗并不怎么样。当然对此她无可奈何。但她明显地感觉出，保尔在她所能想到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做得很不理想。保尔事事犹豫不决；而弗莉达却坚定果断。保尔做买卖很不明智；弗莉达却聪明干练。一开始，弗莉达还只是坐在旁边，默默地忍受着。但这位一家之主由于心肠太软，简直把她的那份上等的陪嫁都快糟蹋光了。于是在他们迁居底特律时，弗莉达再也无法忍受了。一天，她冲进她丈夫所开的肉铺，把现金账目接了过来。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挂上一块“概不赊欠”的牌子。这下可把她的丈夫给吓傻了。但这只不过是个开头。继之弗莉达把肉价稍稍提高了一些，开始做广告，向邻近的地区散发小册子。买卖一夜之间就扩大了。从那时起，做出重大决定的是弗莉达，保尔只能照章办事。弗莉达由于频频失意变得专横起来了。不过，她发现，她很有一种处理事物和驾驭人的能力，并且具备足够的意志力。于是弗莉达便做出了一系列的决定，诸如，他们应当怎样投资，应当住在什么地方，应当什么时候度假。然后决定他们应该什么时候有个小孩儿。
一天晚上，她向保尔正式宣布了她的最后一项决定，并让他按计划去办，直到这个可怜的人几乎晕过去为止。
在他们开始这样做的三个月之后，弗莉达告诉保尔，他可以休息一下了，她怀孕了。保尔想要一个小姑娘；而弗莉达则想要个小男孩。结果，婴儿是个男孩，这没有使他们的任何一个朋友感到惊讶。
在弗莉达的坚持下，婴儿是请一位接生婆在家里接生的。一切顺利，婴儿平安地呱呱落地了。但这时，站在床四周围的所有人，却都大吃一惊。新生婴儿的各个方面都很正常，唯独生殖器与一般人不同。婴儿的生殖器特别大，像是一个膨胀了的特大型附肢似的，待在天真婴儿的两条大腿之间。
他的父亲生来可不是这样，弗莉达十分骄傲地这样想。
她给孩子起名叫托比阿斯，是按照住在附近的一位市政长官的名字命名的。
保尔告诉弗莉达，他将负责起孩子的教育工作。不管怎样，把孩子养大是父亲的职责。
弗莉达听着，笑了一笑。她很少让保尔接近孩子，把孩子养大的，是弗莉达。她用条顿族的拳头管教孩子，丝毫不考虑温柔的母爱方式。托比长到五岁，成了细高个儿。那副冷脸子，那双明亮的龙胆色的蓝眼睛，酷似他的母亲。托尔很崇拜他的母亲，一切都听凭她的意旨。他很愿意让他妈妈把他抱起来，抱在她那又粗又软的大腿上，好让他把头深深地扎在她的怀里。但是，弗莉达可没有工夫干这些事，她在为这个家庭的生活而忙碌。她很爱小托比，她下决心绝不让他长大后像他父亲那样软弱无能，不论托比做什么，弗莉达都要求他做得十全十美。托比开始上学了，她监督他的家庭作业，如果有的作业他不会做，她就鼓励他；“来，孩子，好好干！”她会站在他跟前，直到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弗莉达越是对孩子要求严格，孩子就越是爱弗莉达。如果托比办了什么事使她不高兴，那他就会很害怕。她的责罚很及时，而表扬则来得较慢。但她感到这完全是为了托比好。从最初把孩子抱在怀里时起，弗莉达就意识到，总有一天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位著名的要人的。尽管她并不知道怎样成为或什么时候能成为。但她知道一定会这样，就像上帝在她身边小声告诉了她似的。在她的儿子年纪尚小，听不明白她所说的意思时，弗莉达就告诉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而且不停地这样对他说。因此，托比长大后，就知道他一定会出名。虽然并不知道怎样出名和为什么出名。但他知道，他的母亲是从来不会错的。
当他坐在那间大厨房里做他的作业，他的母亲站在那个老式大火炉旁炒菜的时候，托比感到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了。母亲会烧出喷香的浓黑豆汤，汤里有整根的猪、牛肉合制的香肠，还会烤出周围有酥松的棕色花边的马铃薯饼。有时她还会站在厨房中间那张切菜的案子旁边，用她那双粗大有力的手和面，然后在面团上撒一些细粉，魔术般地把面团做成令人馋涎欲滴的梅子饼或林檎饼。托比常常走到他母亲身旁，双手搂住她那硕大的身躯，他的脸只能及到她的腰部。在厨房的气味中总能闻到她身上那种女人所特有的刺鼻的麝香味，这时一种自发的性感会搅乱他的心。每当这个时刻，托比就会十分高兴地依偎在她的身上。在他一生的其余时间里，只要闻到奶油炒新鲜菜果的气味，他总会回想起他母亲那生动的形影。
在托比十二岁时，有一天下午，隔壁一位饶舌的女人杜尔金太太，来拜访他们。杜尔金太太长了一张瘦马脸，黑色的眼睛咄咄逼人，一张嘴从来不停地说。这位邻居走了之后，托比模仿起她的动作，这使他的母亲大笑不止。在托比看来，他似乎第一次听见他母亲的大笑声。从那以后，托比总是设法使他的母亲愉快。他模仿来肉铺买肉的顾客以及一些老师和同学的怪样子，于是他的母亲就会大笑。
托比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赢得了他母亲的赞许。
他争取演一出学校戏，叫《不欠账的大卫》。大家让托比扮演主角。首演的那天晚上，他的母亲坐在前排座位上，为她儿子的成功演出叫好，就在这个时刻，弗莉达知道上帝的许诺将怎样成为现实了。
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初期。大萧条刚刚开始。全国的影剧院千方百计招徕顾客。为了使剧场、影院的空座位坐满观众，他们开设音乐餐厅，开设叠纸牌和排五点的夜间赌场，并举办舞会，舞会上人们可以随着乐队的伴奏而歌唱。
有时候，他们还举办业余比赛。弗莉达仔细阅读报纸上有关戏剧的栏目，了解竞赛究竟在什么地方举行。然后，她就会领着托比前往那里。她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托比如何模仿艾尔·约尔森、詹姆斯·卡格尼以及艾迪·坎托尔等人，并且大声嚷嚷着：“我的天哪！多么有才干的孩子！”托比几乎每次都赢得头奖。
他已长高了一点，但仍然很瘦。他是一个诚恳、正直的孩子，天真无邪的脸上，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每个人只要一看到他，立刻就会想到“纯真”二字。人们看到托比，就想用双手拥抱一下他，保护他不受生活中的折磨。他们喜欢他。当他在舞台上表演时，他们拼命为他叫好。托比第一次明白，命中注定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了，他要成为一位明星。这首先是为了他的母亲，其次才是为了上帝。
托比的性本能，在他十五岁时开始萌发了。他会在洗澡间里手淫，在洗澡间里他可以放心地干这事。但是，那还不够，他决定，他得找一个姑娘。
一天晚上，托比一个同班同学的已婚姐姐，在托比去给他母亲办事时，用车子把托比送回家。这个女子叫克拉拉·康诺尔斯。她是一个美丽的白肤金发碧眼的女子，胸脯很高。托比在她身上初次体验到了性的愉快。
托比的同班同学中，有的是足球运动员，有的长得比他好看，有的很有钱——但是他们交女友都不成功。唯独托比成功。他是那些姑娘们所见到的人中最有趣、最聪明的男人。姑娘们望着他那张天真的面孔和那双渴望的眼睛，就压根说不出一个“不”字。
托比十八岁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他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托比的母亲也在那里，脸上带着一副冷冷的表情。屋里还有一个哭哭啼啼的十六岁的信天主教的小姑娘，名叫艾林·海尼甘。还有这个姑娘的父亲，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托比刚一走进屋，就明白他惹了大麻烦。
“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吧，托比，”校长说，“艾林怀孕了，她说，你是她的孩子的父亲。你同她发生关系了吗？”
托比的嘴巴突然干涩了。他能想到的只是艾林当时曾多么兴奋，多么贪欢，而现在却成了这副模样。
“回答校长吧，你这个小狗娘养的！”艾林的父亲咆哮着说，“你碰过我的女儿吗？”
托比偷偷地看了他母亲一眼。她坐在那里亲眼看着他名誉扫地，这是他最感狼狈的事。是他丢了他母亲的脸，使她受辱。她将会因为他的过失而遭人憎恨。托比下定决心：如果上帝能制造奇迹，帮助他度过这一难关，那么他发誓，今生这一辈子再也不碰其他女孩子了。他将径直去找外科医生做阉割术，以便对性欲一事压根儿就不想了，而且……
“托比……”他妈妈说道，声音严肃而又冷酷，“你和这个女孩子睡觉了吗？”
托比忍气吞声，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嘟囔着说：“睡了，妈妈。”
“那么，你要和她结婚。”她声音中还有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她看了看那个正在哭泣、眼睛都哭肿了的女孩子。“你是这样想的吗？”
“是的，”艾林哭喊着说，“我爱托比。”她转向托比：“他们非让我说不可。我不愿意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
女孩的父亲、那位警官当着屋里的人宣称：“我的女儿只有十六岁，按照法律这是强奸。可以把他送进监狱，让他一辈子待在监狱里。可是，如果他要和我的女儿结婚的话……”
大家都瞧着托比。他又吞吞吐吐地说：“是的，先生。我——我很抱歉，出了这事。”
在同他妈妈乘车回家的时候，谁也没有讲话。托比坐在他妈妈旁边，心里很难过，他知道他是多么使她伤心。现在，他不得不去找个工作养活艾林和那个小孩。说不定他得去肉铺干活儿了。现在他的一切梦想，对未来的一切计划，只好置之脑后了。
当他们到家的时候，他母亲对他说：“到楼上来。”
托比随母亲上了楼，硬着头皮准备挨训。然而他看见他母亲取出了一个小箱子，开始打点他的衣物。他看了看他母亲，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您干什么呀，妈妈？”
“我？我没干什么。你干的事。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她停下来不说了。然后她面对着他说：“你以为我会让你为了那个一文不值的女孩子糟蹋了你的一生吗？你承认你和她睡了觉，而她马上就要生孩子了。这证明了两件事——第一，你是通人情的；第二，她纯粹是个傻瓜！噢，不——谁也不能设圈套让我的儿子结婚。上帝要你成为大人物，托比。你到纽约去吧！当你成为著名的明星的时候，你再来接我。”
他眨眨眼，忍住了泪水，扑向她的怀里。她把他搂在她那宽阔的怀里。托比突然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当他想到要离开他的妈妈时，感到非常害怕。但是，在他的内心里同时又涌起一种希望，一种激励，为即将步入新的生活而兴奋不已。他将从事表演行业。他一定要成为一个明星，一定要出人头地。
他母亲是这样说的。
二
一九三九年，纽约城是戏剧界的圣地。大萧条已经过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许诺说，什么也不可怕，只有恐惧本身才是可怕的，美国将成为地球上最繁荣的国家。实际情况也如此。每个人手里都有钱花。百老汇一下就有三十种剧目在演出，而且每一个剧目都很轰动。
托比到达纽约时，口袋里只有他妈妈给的一百美圆。但托比坚信他会发家的，他会成名的。到那时他要把他的妈妈接来，一起住在一间漂亮的顶楼房间里。她每天晚上都可以到剧场去看观众为他鼓掌叫好。而眼前，他必须找一个工作。他到百老汇各家剧院的舞台门口，对人家讲，他在业余比赛中怎样取胜以及他有多么大的才能。但人家都把他推了出来，不予理睬。在托比四处找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常常偷偷溜进剧场和夜总会，观看一流表演家的表演，尤其那些喜剧演员的表演。他观看了本·布鲁、约·刘易斯和弗兰克·菲伊的表演。托比知道，总有一天，他会超过所有这些人。
他的钱用完了。他找到了一个洗碗的工作，每个星期天的早晨，他都打电话给他的母亲，那时电话费还比较便宜，他母亲告诉他，由于他的逃跑而掀起的轩然大波。
“你应该看看他们，”他母亲说，“那个警察每天晚上都要坐着他的那辆警车到这里来一趟。他们进来时的那股架势，别人会以为我们都是土匪。他一再追问，你究竟到哪里去了。”
“您怎么回答的？”托比焦急地问。
“实话实说，就像贼一样在当天晚上就跑掉了。如果我能抓住你的话，我就要亲自扭断你的脖子。”
托比一阵大笑。
到了夏天，托比设法找到一个工作，做一个魔术师的助手。这位魔术师有一双圆溜溜的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个没有什么本事的江湖佬。他表演魔术时，用的名字是大梅林[注]。他们在卡茨基尔山里一些二流旅馆中表演，托比的主要工作是把一些沉甸甸的常备道具，从梅林的车上搬下来，然后再装上去，看管一些活道具——六只白兔、三只金丝雀和两只仓鼠。由于梅林害怕这些道具“被吃掉”，托比不得不和它们同住在一起。住的屋子就像橱柜那么大。而且，在托比的记忆中，整个夏季都是在一种恶臭中度过的。搬抬沉重的箱笼已很吃力，箱笼还带有变戏法用的夹层和底卸，那些“活道具”往往会乘机逃跑。这时托比就要不停地追这个、捕那个，累得他精疲力尽。他经常处于一种非常疲惫、寂寞与失意之中。有时候，他坐在那里，盯着那座肮脏的小屋，竟然不明白他自己到底到这里来干什么。而这种生活又怎样能使他从事表演行业。于是，他开始对着镜子练习他模仿来的那些动作，而他的观众就是梅林的那些有臭味的小动物。
[注：大梅林在英国民间传说中是一位著名的魔法师。]
夏天很快过去了。一个星期天，他往家里打每周一次的电话。这一次是他父亲接的。
“我是托比，爸爸，你好吗？”
半天没有回答。
“喂，你在吗？”
“我在，托比。”他父亲的声音中含有某种使他不安的语调。
“妈妈在哪儿？”
“昨天夜里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
托比把听筒抓得那么紧，以至听筒在他的拳头中差一点给捏碎了。
“妈妈怎么啦？”
“大夫说是心脏病。”
不，他的母亲不会！“她就会好的，”托比期望地说，“不是吗？”他对着听筒尖声大叫：“告诉我，她就会好的，你这个该死的！”
从万里以外，他可以听到他父亲在哭。
“她——在几个小时之前已经去世了。”
这句话像炽热的熔岩烧灼了他，烧伤了他，直到他觉得自己全身都在着火。他父亲在撒谎。她不能死。他和他母亲早已有约在先。他就要出人头地，而她就要出来和他住在一起了。一间漂亮的顶楼在等着她，而且还有轿车，有司机，有皮大衣，有钻戒……他哭得那么痛心，以至出不来气。这时他听见遥远处有人在呼唤他：“托比！托比！”
“我要回家去。葬礼在什么时候？”
“明天，”他父亲说，“但是，你千万不能回来。他们正在找你，托比。艾林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她父亲想把你杀掉。他们会在葬礼上找到你的。”
就这样，对这位在世界上他唯一爱的人，他连说声再见也不能，就永远见不到了。那一天，托比整个一天都躺在床上思念他的母亲。母亲的模样仿佛就在他的跟前，还是那样栩栩如生。好像她还在厨房里，在做饭，并且告诉他：“托比，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她好像仍在剧院里，坐在前排的座位上，高声地叫嚷着：“我的天哪！多么天才的孩子！”
而且，每当他模仿别人的模样和说些笑话时，她总会哈哈大笑起来……她给他收拾箱子。“等你成为一个明星，你来接我。”托比躺在那儿，痛苦得全身都麻木了。他想，我绝不会忘掉这一天。只要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绝对忘不了。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天。
他说得很对。这不仅是因为他母亲的去世，而且在一百五十英里之外，在得克萨斯州的奥德萨，这一天也发生了一件事。
这家医院像普通的一家慈善机构。光秃秃的一幢四层楼，外面什么牌子也没挂。里面却是个大杂烩。密密麻麻地有许多房间。其中有门诊的、有打各种预防针的、有急救的、有治疗的，还有干脆动手术割或挖的手术室。这是一个医疗方面的超级市场，有求必应，一应俱全。
清晨四时，死一般的寂静。人们还在睡觉。医务人员也在稍事休息，以迎接新的战斗。
四号产房遇到了麻烦。开始本来是正常生产，不料却突然发生异常。实际上，卡尔·津斯基太太的婴儿直到出生前，一切还都是正常的。津斯基太太年轻、健壮。她的年龄是生育的最好年龄。尤其她那农妇式的肥大的臀部，对产科医生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宫缩已经开始，事情在按正常情况进行。
“异常分娩。”产科医生威尔逊宣布。他的话没有使谁吃惊，虽说只有百分之三的分娩中出现异常——婴儿的下半身先探出来了——但这种异常分娩一般也能安全处理。异常分娩有三种情况：母亲还是可以自己生下来；必须依靠助产医生的协助；剖腹，这就需要把婴儿重新托回子宫。
威尔逊大夫满意地表示，现在看来，母亲还可以自己分娩，这是最简单的一种了。他看到婴儿双脚先露出，接着露出两条小腿。又经过一阵宫缩，婴儿的两条大腿也露出来了。
“行了，差不多了，”威尔逊大夫鼓励着说道，“再使一次劲。”
津斯基太太照办了。但没有奏效。
大夫皱了一下眉头。“再使劲儿，再使大点劲儿。”
仍没有效果。
威尔逊大夫拿住婴儿的两条腿，很轻很轻地往外抽了一下。没有抽动。这时他一只手放在母亲的腹部；另一只手伸进子宫，开始探查胎儿的胎位。他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产科护士走近大夫，替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现在有一个问题”威尔逊大夫说，声音很轻。
津斯基太太听到了，她问：“出了什么事啦？”
“一切正常。”威尔逊一面回答，一面慢慢地试着把婴儿往下推。婴儿一动不动。他可以感到脐带被挤在婴儿身体与母亲的骨盆之间。婴儿的氧气供应被切断了。
“胎心听诊器！”
产科护士取来这种仪器，放在母亲的腹部，静听婴儿的心跳。“心动三十，”她作了报告，“明显心动减慢。”
威尔逊大夫的手再次伸进母亲的子宫里，他的手就像他大脑的天线那样，在探测、在寻找。
“听不见胎儿的心跳了——”产科护士的声音里带着惊惶的语调，“阴性反应！”
婴儿要死在子宫里了。如果他们能及时将婴儿取出来，那么婴儿成活还有一线希望。但最迟，必须在四分钟之内，让婴儿产下来。下来后，马上清除婴儿口、鼻腔内的积液，心脏才能重新恢复跳动。如果过了四分钟，婴儿由于长时间供氧不足，大脑的损伤就会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房间里每一个人都本能地仰起脸来，看一下墙上的电子钟。电子钟正指在十二点的位置上，而那个红色的长秒针却已开始作第一周的运转。
助产小组开始行动。氧气瓶推到桌子旁。这时，威尔逊大夫在试着转动胎位。
他开始推动胎儿的肩膀，想让婴儿侧动一下，以便肩膀能顺利通过产道。但没有效果。
一位实习护士，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助产工作，突然感到头晕欲呕，赶快走出了产房。
产房门外，站着卡尔·津斯基。他那满是老茧的大手正在不断地揉着他的帽子。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了。他是一个木匠。他相信早婚，并愿意组建一个大家庭。这个婴儿是他们头生的孩子。他能做的一切，就是克制他的激动。他非常爱他的妻子。他知道，如果没有她，他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他正在想他的妻子。这时他突然看到那位年轻的实习护士匆匆跑出产房，他叫住了那位护士：“她怎么样了？”
这位心神错乱的年轻护士，一心还在那个胎儿上。她不假思索地大声喊叫着“她死啦！她死啦！”然后慌慌张张跑出去呕吐。
津斯基先生的脸变白了。他抓住他的前胸，开始喘不过气来。等有人把他抬进急诊室，他已经无法医治了。
产房内，威尔逊大夫仍在拼命抢救、争分夺秒。他摸到了脐带，并且感觉到脐带对婴儿的挤压，但却没有办法缓解这种情况。他满心希望能用力把这个生出一半的胎儿拉出来，但是，他深知用这种办法生下婴儿，会导致什么后果。津斯基太太正在呻吟，这时她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
“忍着点，津斯基太太。再使点儿劲吧。来！”
没有用处。威尔逊大夫瞥了一下钟。宝贵的两分钟已经过去了，胎儿的大脑中没有血液通过。威尔逊大夫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四分钟过去后，婴儿得救了，那又将意味着什么呢？让他活着，是个白痴？还是让他没有痛苦，就这样很快死掉？他决心不再多想这些事了。他的动作加快起来。他闭上眼睛，继续探查胎位，并认真检查这位妇女体内有无异常情况。他开始试用毛利索—斯麦利维持法，一种高难度的接生术：用来放松宫压，减轻对胎儿的压迫。奇迹突然出现了，胎儿开始动了。
“产钳！”
产科护士赶快递给了他。威尔逊大夫接过后，把它插进去，夹在胎儿的头部。片刻之后，胎儿的头露出来了。
婴儿产下来了。
通常来说，这是一个光辉的时刻。奇迹般地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新生儿的脸一般都是红红的，一生下来就开始喊叫，似乎抱怨他所遭受的委屈。要知道，他是被迫从妈妈的肚子里降生到这个人世上来的。妈妈的肚子里黑黑的，却安宁极了；而现实世界呢——明亮却冷酷。
这个刚产下来的婴儿可不同。生下来，周身青白，一动不动。是个女婴。钟，只剩下一分半了。现在，动作都是机械而迅速的，这是医生长年临床的经验。缠上纱布的手指揩净了婴儿的喉头部位，婴儿的喉管可以看到了。然后威尔逊大夫把婴儿仰面平放在床上。产科护士递给他一个小型喉头镜，镜上连着一个电吸器。他把电吸器放好位置后，点了点头。护士“咔嗒”一声按了旋钮。仪器有节奏的吸吮声开始了。
威尔逊大夫仰面看了一下钟。
剩下二十秒了，心跳阴性。
十五秒……十四秒……心跳阴性。
决定性的时刻到了。可能防止头脑损伤已为时过晚。对这些事情，实际上谁也没有把握了。威尔逊大夫看见过医院病房里住满了那些可怜的植物人。他们有成人的躯体，却只有小孩的心。或者更糟。
十秒了。仍没有脉搏。连一线希望也很少了。
五秒了。这时，他下定了决心。他希望上帝能理解他并原谅他。他下决心把电吸器的插管拔下来了，宣布这个孩子已保不住了。谁也不会对他的行为提出疑问的。他再一次摸了一下婴儿的身体。全身冰凉，皮肤黏糊糊的。
三秒了。
他低头看着婴儿，不禁想哭。多么可怜啊！一个漂亮的女婴，她会长成一个美丽的女子的。他想像不出她的一生会是怎样。她是不是也会结婚分娩呢？或者说，她会不会成为一位艺术家？一位教师？或一位商人？她会是贫穷还是富有呢？幸福还是不幸福呢？
剩一秒了，心跳仍是阴性。
零秒。
他把手伸向旋钮。就在这一刻，婴儿的心脏起搏了，那是一种暂时的、不规则的颤动；又过了一阵，随即稳定下来，呈现出有力的、规则的跳动。屋里出现了一阵自发的欢呼声和祝贺声。威尔逊大夫像没有听见一样。
他正抬头看着墙壁上的钟。
婴儿的妈妈给她取名为约瑟芬，这是根据她在克拉科夫[注1]的祖母的名字起的。对得克萨斯州奥德萨市一个女裁缝的女儿来说，没有必要再加一个中间的名字[注2]。
[注1：波兰一地名。]
[注2：现代欧美人在姓名中间，即姓与教名之间都加上一个中名，表示属于哪个家族。]
威尔逊大夫坚持，约瑟芬必须每六个星期抱回医院复查一次。检查的原因，津斯基太太并不明白。不过每次检查的结果都是一样：她看上去是正常的。
时间将说明一切。
三
在劳动节那天[注]，卡茨基尔的夏季已经过去，大梅林失业了。跟梅林在一起的托比就没活儿干了。托比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可是去哪儿呢？他一没有家，二没有活儿干，三没有钱。这时，一位女客人给了他二十五美圆，让他负责把她和她的三个孩子从卡茨基尔送到芝加哥。于是，托比打定了主意。
[注：美国劳动节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与国际劳动节（五一节）不同。]
托比连跟梅林和他那些臭烘烘的小动物道个别也没有，就走了。
一九三九年，芝加哥是一个繁荣的、门户大开的城市。那是一个处处讲金钱的城市，任何人只要有办法，就可以买到一切东西，从女人到毒品，以至政客。这里有数以百计的夜总会，以迎合各种各样人的口味。托比把这些地方都跑了一个遍，从那大而嘈杂的“在巴黎”，直到鲁什大街上的小酒吧间，他都跑遍了。但答复都是一个样，谁也不愿意花钱雇一个毛头小伙子来当滑稽演员。他真是走投无路了。可是他该开始实现他母亲的梦想了。时间是不饶人的。
他差不多快满十九岁了。
托比天天泡在那里的那个俱乐部，名叫尼海俱乐部。这里搞歌舞娱乐的是三个过了时的人物。三个人合伙演出。一个是身体已搞垮了的中年滑稽演员，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另两个是脱衣舞女郎。一个叫麦丽，另一个叫洁丽。广告上说她们俩是一对姊妹——伯丽姊妹。实际上，不大可能是亲姊妹俩。她俩都是二十几岁，都以俗气而廉价的方式招徕顾客。有一天晚上，洁丽来到小酒吧间，坐在托比身旁。托比微笑了一下，很有礼貌地说：“我喜欢你的表演。”
洁丽转脸看了看托比。那还是一个幼稚的小伙子。年纪太轻，穿着也很破旧，实在不够引人注意。洁丽不在意地摇了摇头，开始转过脸去，这时托比站了起来。洁丽瞥见了他裤子里那个泄露机密的凸出部分，然后，她又扭过脸来，抬头看看那张孩子气的、年轻的面孔。“我的天哪！”她说，“那整个都是吗？”
他微笑了：“当然了，只有一种办法能让你知道。”
那天早晨三点，托比和这一对伯丽姊妹睡在了一起。
一切的一切都计划得非常周密。演出前的一个小时，洁丽把这个俱乐部的滑稽演员——一个赌钱不要命的赌棍——领到了迪弗尔夕大街的一家公寓里。这里正在掷骰子。当他看到了这种情况后，舔了舔嘴唇说：“我们在这里稍稍待一会儿。”
三十分钟后，洁丽偷偷溜走了。这位滑稽演员还在那里一边掷一边像疯子一样地吼叫着：“老子豁出去啦！你这个狗娘养的！”他完全陷进赌局里了。成功、当明星、发大财，都全凭这一掷了。
而在尼海俱乐部，托比已打扮得衣冠楚楚地坐在那里静等。
演出时间到了，滑稽演员还没来。俱乐部主人开始发怒骂人：“你们听见了吗？那个狗杂种这回不来，就永远甭想再沾我的俱乐部的边儿啦！”
“这不怪你，”麦丽说，“可是你的运气好。在酒吧间里，现成坐着一位滑稽演员。他刚从纽约来。”
“什么？在哪儿？”
俱乐部主人打量了一下托比：“我的上帝呀，他的保姆在哪儿？他还是个小孩子呢！”
“他很了不起！”洁丽说。她确实认为是这样的。
“试试看，”麦丽说，“你还有什么怕的？”
“我怕得罪那帮该死的顾客！”但是，他还是耸了耸肩，走到了托比站的地方。
“这么说，你是一个滑稽演员了，嗯？”
“不错，”托比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刚从卡茨基尔一个爵士音乐演奏会上来。”
俱乐部主人又把他打量了一下。“你多大了？”
“二十二岁了。”托比撒谎说。
“扯淡。算了，去试试看吧。不过如果你给砸了锅，你就甭想活到二十二。”
就这样，托比·坦波尔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他站在聚光灯下，乐队在为他大吹大擂。观众，他的观众，坐在那里等着看他出场，替他捧场。他感到一阵激动。他的喉咙里像堵了块东西似的。他激动极了，现在他好像已经和观众结成一体了，一根奇妙的、魔术般的绳子已经把他和观众拴在一块儿了。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想到了他的母亲。他希望，不管她在哪里，都能看见他，看见他正在这里登台演出。乐队演奏停止。托比开始说开场白；
“各位幸运的观众，你们晚上好！我的名字叫托比·坦波尔。我猜想，你们各位也都知道你们自己的名字。”
一片寂静。
他接着说：“你们听说芝加哥黑手党的那个新头目了吗？他可是个冒牌货，专搞同性恋。所以说，现在这帮人在吃顿饭、跳场舞当中就能把人给毁了。”
没有人发笑，他们都冷漠地、带有敌意地注视着他。这时，托比开始感到恐惧的利爪在抓他的肚皮。突然间，他通身冒汗。他与观众之间的那条奇妙的纽带，断掉了。
他继续往下说：“我刚刚在缅因州的一家剧场里履行了一项合同。这个剧场可远了。远极了。它座落在深山老林之中，经理是只大狗熊。”
一片寂静。观众讨厌他了。
“没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个聋哑会议。我觉得，我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一名社交指挥家。我站在这里，如同走上了跳板，可前面并没有船。”
观众开始嘘起来。托比讲话后的两分钟，俱乐部主人慌忙给演奏队打了一个手势，这些演奏人加大了音量，把托比的话淹没下去了。他站在那儿，脸上带着微笑，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他恨不得向他们大喊一声。
正是那喊叫声惊醒了津斯基太太。这喊叫声又大又凶，在静静的夜晚显得有些怪。直到津斯基太太从她的床上坐起来，她才知道，那是约瑟芬的哭喊声。她急忙赶到那间屋里，在那里她布置了一间哺乳室。她把约瑟芬包裹得很紧，婴儿因惊厥脸色发青。医院里的一位住院医生给这个婴儿开了静脉注射的镇静剂，婴儿才能安稳地睡着了。不过给约瑟芬接生的威尔逊大夫对她又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没有检查出任何毛病。但是，他并不安心。他忘不了墙壁上的钟。
四
杂耍艺术从一八八一年起在美国盛行起来，直到一九三二年皇宫戏院关门，它才寿终正寝。杂耍演出曾经是所有有志的青年滑稽演员的演习起点，也是他们面对怀有敌意而又喜爱嘲笑别人的观众，锻炼才能的场所。有了成就的滑稽演员，既出了名，又发了财。如艾迪·坎特尔和W.C.菲尔兹、乔森和本尼、艾伯特和斯泰罗、杰塞尔和伯恩斯，还有马克斯兄弟以及其他几十位，都是当时盛极一时的人物。
的确，杂耍演出在当时是一项很惬意的行业，它能大把大把地赚钱。但后来杂耍不灵了，落后了。滑稽演员们不得不另谋出路。名气大的被电台邀请进行个人表演或播音；有时候他们也到全国各地的大夜总会里去演出。像托比这样的正在奋斗的青年滑稽演员，景况就更差了。他们也到夜总会中表演。但那是什么夜总会呀，人们把称作“盥洗室轮回演出”。这还算是比较客气而又文明的称呼。他们演出的场所包括全国最肮脏的沙龙。在那些地方，低级、庸俗的下层观众挤得满满的。这些人把啤酒灌足后，就会开始对着脱衣舞女郎打酒嗝，然后耍弄、糟蹋这些滑稽演员们。化妆室臭气熏天，有厕所味儿、腐烂的食物味儿、溢得满地的饮料味儿、小便以及廉价香水，什么味儿都有，最难闻的要算是酸臭的汗味儿了。厕所太脏了，女演员们就在化妆室的水池子里小便。报酬也各有不同。从一顿不堪入口的饭到五美圆、十美圆，或者有时可高到十五美圆。每天晚上，主要看观众的反应如何来决定报酬。
托比·坦波尔在所有这些夜总会里表演，这些地方成了他的学校。城镇的名字各不相同，但表演的场所却是一模一样。不但气味一样，连带有敌意的观众的反应也是一样。如果观众不喜欢某个演员的演出，他们就会向他扔啤酒瓶子，在他演出的过程中大声质问，或者干脆吹哨乱叫，把他嘘走。这是一个难熬的学校，又是一个严酷的学校，因为，它教会了托比生存下去的能力。他学会了怎样应付喝醉酒的梦游者，怎样对付清醒的恶棍，而且从来不会把两者混淆起来。他学会了怎样认出一个准备向他质问的人，他会以敬他一杯酒或用餐巾揩拭一下他的眉头等办法，使他平静下来。
托比在一些地方找到了工作，比如凯亚梅沙湖、沙旺加小店和埃文等地。此外他还在加拿大怀尔德·伍德、新泽西州、布奈布利特[注]、意大利人聚集地和大学舞厅演出。
[注：1843年创立于纽约市的犹太人国际组织，以促进犹太人及一般民众社会教育及文化福利为宗旨。]
他不停地学。
托比的表演，包括模仿通俗歌手的演唱，模仿盖博、格兰特、勃加特、卡格尼等大明星的表演以及剽窃一些大名鼎鼎的滑稽演员（这些名演员可以付给作家高额报酬）的脚本。当时所有正在奋斗的滑稽演员都偷名角的脚本，并以此炫耀自己：“我学的是杰利·莱斯特”——意思是说，他采用了杰利·莱斯特的脚本和技巧——“可我会比他演得更好”。“我学的是米尔顿·伯尔利”，“你们都应当看看我怎样表演莱德·斯凯尔顿”。
由于材料是关键，他们只偷那些最好的。
托比什么都要试一试。他用他那双会说话的蓝眼睛把那些全然不感兴趣、紧绷着脸的观众搞得无可奈何。他会说：“你们看见过爱斯基摩人撒尿吗？”他会把他的双手往他那前襟处一放，冰块就会化开淌下水来。
他会裹上一块缠头巾，用被单把自己包起来。“阿布都尔，这条蛇美人。”他会吟诵起来。然后吹起长笛，一条眼镜蛇就会从一个柳条篮子里出现，并随着托比的音乐而有节奏地起舞（眼镜蛇只是一个灌洗袋子，它的头是个喷嘴）。于是惹得观众笑了起来。
托比模仿中等身材的人，矮胖子和瘦高个儿时，也会使你感到又滑稽又逼真。
他能表演几十种滑稽场面。他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啤酒瓶子开始飞舞之前，他一定会从这一个场面过渡到另一个场面。
但是不管他在什么地方表演，在他表演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哗啦哗啦的便池流水声。
托比乘坐公共汽车横穿整个美国。当他到达一个新城镇的时候，他就会找最便宜的客店或供应膳食的寄宿店，并且估量一下那里的夜总会、酒吧间和赛马厅。他的鞋底上垫了一块硬纸板，用白灰把衬衫领子弄白，以节省洗衣费。城镇一般都是偏僻而冷清的，饮食也很差；但是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一个亲人也没有。世界这么大，关心他生死的没有一个人。他常常给他父亲写信，但那仅仅出于一种责任感，而不是出于爱。托比急需有个人与他说话，急需有个人理解他，分享他的梦想。
托比看见那些成功的艺人离开大俱乐部的时候，总随身带着他们的许多随行人员，包括他们的那些美丽、时髦的姑娘，乘坐高级轿车飞驰而去。他很羡慕他们。总有一天……
最糟糕的时刻，是当他遭到挫折的时候，当他在演出当中听到叫倒好的时候，当他还没有赢得表演的机会便被赶下台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托比便会痛恨那些观众；他想杀死他们。这不仅仅因为他失败了，而是因为他失败到家了。他常常有无路可走、山穷水尽的感觉。每当这时他就会躲在小店里痛哭流涕。他请求上帝不要再管他，他请求上帝清除他头脑中的一切杂念，不要让他再站到观众面前。因为他想使观众愉快的愿望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他会祈祷：上帝啊！让我做一个卖鞋的人或者一个卖肉的人吧！我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再干这个行业啦！我的母亲全错了。上帝啊！您并无意使我成为超群绝伦的人。我也不会声震寰宇。明天，我将另外寻找工作，当个小白领，像普通人一样过一辈子。
但是，次日，托比又照样登台演出了。他模仿，他说笑话，他力争在观众对他发动攻击之前，把他们征服过来。
他会天真地微笑着对观众说：“有一个人爱上了他的鸭子。一天晚上，他带着鸭子去看电影。收票员说：‘鸭子不得入内！’于是这个人就走到一个墙角，把鸭子塞到他的裤裆的前部了。然后买了一张票走了进去。鸭子被挤得难受，开始乱动起来。这个人就把裤裆的纽扣解开，让鸭子的头钻出来。这个人旁边坐的是一名妇女和她的丈夫。这位妇女转脸对她丈夫说：‘拉尔夫，我身旁坐的这个人把他的那家伙弄出来了。’拉尔夫说：‘跟你捣乱了吗？’‘没有，’她回答。‘好吧，那就忘了它，只管看电影吧。’又过了几分钟，这位夫人又用胳膊轻轻推了推她的丈夫：‘拉尔夫，他的——’他的丈夫说道：‘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别管它。’于是她说道：‘我不能不管——它正在吃我的爆米花呢！’”
他一个人在旧金山的“三、六、五”，在纽约鲁迪的“瑞尔”，在托利多的“金瓦罗”等地做通宵达旦地演出。有时也在小喇叭[注1]的集会上，在犹太男人成人礼[注2]上或在施舍快餐的地方表演。
[注1：小喇叭，美国幽默用语，指摇摆乐音乐家的演出。]
[注2：犹太男人成人礼通常为男孩的十三岁生日。]
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他在小剧场中一天连演四五场。这些小剧场都是像杰姆、奥迪翁、帝国和明星那类的剧场。
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如果不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在此刻爆发，从而破坏了人民传统的生活秩序的话，托比·坦波尔大概也就认了命了。他以为，这一辈子也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搞这种盥洗室的轮回演出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托比以每天五美圆的工资，在纽约第十四大街杜威剧院演出。节目单上共列出八场戏。托比除了有自己的戏以外，他还担任“剧外人”的工作。每场戏他都要介绍几句。第一场进行得很顺利；而在第二场演出过程中，当托比介绍日本杂技世家金泽一家时，观众哄了起来。托比退回后台。“真见鬼！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
“我的耶稣，难道你还没有听说？几个钟头前，日本偷袭了珍珠港。”舞台经理告诉他说。
“怎么着？”托比问，“瞧那帮人好像还真了不起似的！”
下一场，日本戏班子该上场了。托比走向前台，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我荣幸地向各位介绍菲律宾飞人这一节目！这一节目是在马尼拉取得成功后新到此地上演的。”观众一看还是日本戏班子的人马，立即是一片喧嚣声。这一天的其他场次里，托比把日本戏班子一会儿说成是欢乐的夏威夷人，一会儿说成是有才干的蒙古人，最后成了满场飞的爱斯基摩人。但是，他没能救得了他们；而且，事实证明，他也没能救他自己。
那天晚上，当他给他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托比知道了，家中有一封信正等着他去拆。信的开头是“您好！”署名是总统。六个星期之后，托比参军入伍了。在他入伍的那一天，他的头疼得非常厉害，以至他只能支撑着勉强宣了誓。
小约瑟芬的头经常疼。她的头一疼起来，就像有两只大巴掌挤压着她两侧的太阳穴。为了不打扰她的妈妈，她总是强忍着不哭。津斯基太太很迷信。她一直暗地里认为，她和她的小女儿从某一方面讲，对她丈夫的死是负有责任的。一天下午，她漫步走进一个信仰复兴会的会场，牧师正大声喊叫着：“你们全是周身充满罪恶的人。上帝憎恶你们，将你们放在地狱深渊之上，如同将可厌的小虫放在火上。你们罪孽深重，命如悬丝，如不悔改，必遭上帝愤怒的火焰烧为灰烬。”津斯基太太听了这话，顿时感到轻松了。因为她认为，她听到了上帝的圣言。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惩罚，因为我们害死了你的父亲。”她的母亲会这样告诉约瑟芬。但是，这时约瑟芬还太小，不理解妈妈在说什么。但她知道，她一定做了错事。但她很想知道，她做错了什么事，以便她能够对她妈妈说，她很抱歉。
五
一开始，战争对托比·坦波尔来说，简直是一种梦魇。
在军队里，他完全是个无名小卒。不仅如此，他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士兵一样，只是穿着制服的一个号码。什么头衔也没有。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成了“黑人”了。
他被送往乔治亚州的新兵训练营。接受训练后，就乘船派往英国。在英国，他的部队受命驻扎在萨塞克斯的一所兵营里。托比对中士说，他想见一见指挥官。他只见到了一位上尉。这个上尉的名字叫萨姆·温特斯。他三十出头，脸色黝黑，外表看来很像个知识分子。
“你找我有什么事，兵士？”
“是这样，上尉，”托比开始说，“我是个滑稽演员。每天总表演个什么的。没入伍前，我就干这个。”
温特斯上尉见他很实在，微笑了一下。“那究竟表演什么呢？”他问。
“什么都演一点，”托比回答，“我，比方说，模仿个什么人，嘲弄讽刺，还有……”他看见上尉的表情，马上把话中断了，“也就这么回事。”
“你在哪儿表演？”
托比刚要开口说，但停了下来。没什么希望了。这位上尉可能只对纽约和好莱坞这样的地方感兴趣。“这些地方你都没有听说过。”托比回答，他知道，他现在是在浪费时间。
温特斯上尉说：“权力不在我这儿，不过我可以看看我能做点什么。”
“当然，”托比说，“非常感谢，上尉。”他敬个礼，退出来了。
托比走了之后好一会儿，萨姆·温特斯上尉还坐在他的办公桌旁，想着这个青年。萨姆·温特斯之所以入伍，是因为他认为，这场战争必须打，而且必须获胜。但是他又痛恨这场战争，因为战争将会给托比·坦波尔这样的青年人带来灾难。而且如果托比真有才能的话，他迟早总会成功的。因为才能就像磐石下生长出来的柔弱的花草，它们会轻轻地、静静地生长，谁也阻挡不了它们吐露芬芳。萨姆·温特斯原是好莱坞电影制片人之一。如今他放弃了他美好的职业，参军入伍。他曾为泛太平洋影片公司摄制了好几部成功之作，并且看过几十个像托比·坦波尔这样年轻有为的青年。至少他们也应该得到一次机会。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上尉把托比·坦波尔的情况告诉了比奇上校。“我认为，我们应该让特勤署来试试他，”温特斯上尉说，“我有一种预感，也许他真不错。上帝知道，这些士兵们也该得到一些娱乐了，当然是在可能的情况下。”
比奇上校向温特斯上尉看了一眼，冷冷地说：“好吧，上尉，给我写个备忘录吧。”然后他目送温特斯上尉走出了门。
比奇上校是个职业军人，西点军校毕业。他瞧不起一切文职军官。在他看来，温特斯上尉就是那么一个文官。只不过穿上了一身军装，戴上军帽，佩带了上尉的军衔而已。实际上，他认为，这并不能使一个人真正成为一名军人。当比奇上校收到温特斯上尉关于托比的备忘录时，他瞥了一眼备忘录，蛮横地毫不加思索地在上面画了一道横杠，“该请求不妥”，并以他名字的缩写字母在后面签上了名。
他感到一阵轻松。
托比最苦恼的是缺乏观众。他需要凭借观众来锤炼他的分寸感与技巧。他一有机会就会说笑话，搞一些模仿或进行一些常规表演。他不管他的听众是谁，或在什么情况下。两个和他一起在寂静的郊外值班的士兵也行，坐在开往城镇去的公共汽车上的满满一车的士兵也行，或者只是一个帮厨的士兵，一个洗碗的士兵都行。托比就要让他们发笑，让他们为他鼓掌。
有一天，托比在文娱厅正进行他的一项常规表演，萨姆·温特斯上尉看见了。过后，他走近托比，说道：“坦波尔，我很抱歉，你的调动没有成功。我认为，你是有才能的。战争结束后，如果你到好莱坞去，可以来找我。”接着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在那里仍有工作的话。”
下一个礼拜，托比所在的这个营，开拔到了前线。
到后来的岁月中，当托比回忆起这场战争的时候，他记起的不是那些战役，而是他自己的故事。在圣洛[注1]，他给平·克劳斯贝的唱片做同步表演，获得巨大的成功。在亚琛[注2]，他偷偷溜进医院，给伤员足足讲了两个钟头的笑话，最后被护士赶了出来。他还得意地记得一个士兵在一阵大笑后，把他伤口上所有的缝线都崩开了。不过在梅斯[注3]他可没受到欢迎，但托比认为，那是因为纳粹飞机一直在头上飞，听众的神经实在过于紧张了。
[注1：法国一地名。]
[注2：西德一地名。]
[注3：法国一地名。]
托比所经历的战斗微不足道。当他抓获德国一个传令兵时，他曾以英勇无畏而受到表扬。实际上，当时托比并不知道，他碰到了什么事。当时他正扮演约翰·威恩，正演得入迷，以致他还没来得及感到害怕，事情就办完了。
在托比看来，使人快乐才是重要的。在法国瑟堡，他和他的两个朋友逛一家妓院。那两个朋友上了楼，托比却留在起居室里为老板娘和另外两个姑娘说起笑话来。说完之后，这位老板娘送他上了楼，免费招待。
这就是托比的战争。总而言之，这并不是一场很坏的战争。时间过得很快。战争结束时，已经是一九四五年，托比已经快二十五岁了。就外表而言，就像他一天也没过一样，还是那么一张甜甜的面孔、一双诱惑人的蓝眼睛，和那副改不了的天真的神情。
人人都在谈论回家的问题。有人在堪萨斯城有新娘子在等待；有的在贝荣[注]有父母在等待；或者在圣路易有企业在等待。但托比什么也没有。只有声誉，声誉在等待着他。
[注：美国一地名。]
他决定到好莱坞去。这是上帝实现他的许诺的时候了。
“你们可知道上帝吗？可曾见过耶稣的面？我见到过耶稣，诸位兄弟姐妹，我还听到过他的声音，不过只有跪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恶的人，耶稣才对他们讲话。上帝痛恨不知悔改的人。上帝已经拉起惩罚的神弓，他那带着义愤火焰的箭对准了你们罪恶的心。他会随时发射，让报复之箭穿你们的心！抬头看看上帝吧，勿使过晚！”
约瑟芬抬头望着帐篷的篷顶，心里十分害怕。她唯恐看到那炽热的燃烧着的箭朝她射来。她紧紧抓住妈妈的手，但她的妈妈一点也没有理会。约瑟芬的脸通红，双眼明亮而热情。
“赞美耶稣！”大会在喊着。
在奥德萨郊区，信仰复兴会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开会，津斯基太太带着女儿约瑟芬，参加了所有的集会。牧师的讲道坛，是用木头搭的平台，高出地面六英尺。紧靠着讲坛前面的是那荣耀圈。有罪的人被领到此处忏悔，从而改邪归正。荣耀圈外边摆着一排排硬的长木凳，上面挤满了唱着赞美诗、狂热寻求拯救的信徒。地狱和永远受苦的威胁使他们满心畏惧。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可怖的。福音传教士是原教旨主义者、宗教狂热信徒、圣灵降临主义者、卫理公会教徒和耶稣再生论者的总称。他们都讲述着地狱之火和上帝的惩罚。
“跪下来，你们这些罪恶的人啊，在耶和华的威力前发抖吧！你们罪恶的行径已经伤透了耶稣基督的心，为此你们将受到天父愤怒的惩罚！看看周围这些年轻孩子们的脸吧，他们是在贪欲中孕育出来的，并且充满罪恶。”
小约瑟芬深感羞耻，她觉得每个人都在看着她。在她的头疼起来的时候，约瑟芬知道，这种头疼是上帝给予的惩罚。每天晚上，她都祈祷这种头疼病会消除，从而使她知道上帝已经饶恕了她。她很希望知道，她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好的。
“我要欢呼哈利路亚，你要欢呼哈利路亚，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我们都要欢呼哈利路亚。”
“酒是魔鬼的血，烟是魔鬼的呼吸，通奸是魔鬼的欢乐。你是否有和魔鬼来往的罪过，那就该永远沉入地狱，用烈火烧身，万劫不复，因为魔鬼要来把你带去！”
约瑟芬战战兢兢地向四下张望，使劲抓住长木凳，生怕魔鬼把她带走。
他们唱着：“我想进入天堂，找那长期追求的安详。”但是，小约瑟芬听错了，她唱道：“我想进入天堂，穿着我那长长的短衣裳。”
雷鸣般的布道之后，奇迹接着将会出现。约瑟芬会恐惧而又好奇地看到，一排排残疾的男人和女人，一瘸一拐地，或一爬一爬地，或坐在轮椅上，向荣耀圈走去。在这里，牧师用手抚摸他们，并将天父的力量赋予他们，以给予他们治疗。于是，他们扔掉了他们的手杖和双拐，其中有些人还会用奇怪的音调歇斯底里地说些胡话，这更会把约瑟芬吓得畏缩成一团。
信仰复兴会结束时，总是要让大家传递一个收钱的篮子。“耶稣在看着你——他恨的是吝啬鬼。”复兴会结束了。但，约瑟芬心中的恐惧，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得克萨斯州奥德萨城的人喜欢暗褐色。在很早以前，印第安人住在那里的时候，人们喜欢的是沙漠的沙子。现在人们喜欢的是石油。
在奥德萨，一共有两种人：一种是石油行业里的人；另一种是石油行业以外的人。石油行业里的人并不小看其他那些人——他们只是对其他人没能从事这一行业感到遗憾。因为可以肯定，上帝愿意使人们幸福，使他们拥有私人飞机、名牌汽车、游泳池，并且有钱举办上百人的香槟酒会。正是上帝赐给了得克萨斯州石油。
约瑟芬·津斯基可不知道她就是石油行业之外这其他人中的一员。刚六岁，约瑟芬·津斯基就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了。头发乌黑发亮，一双深棕色眼睛和一张招人喜欢的瓜子脸蛋儿。
约瑟芬的母亲是一个有技术的女裁缝，她为城镇中的富人工作，她把成匹的上等布料做成极漂亮的晚礼服。她让那些石油夫人们试衣服时，总是带上约瑟芬。那些石油行业里的人很喜欢她，因为她是一个很懂礼貌、对人很亲热的孩子。而且，由于喜欢这个小女孩，使得他们感到欣慰。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能让这个城镇里那一边的一个穷苦的孩子，与他们的子女们在一起交往，那是他们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约瑟芬是波兰人，但她的外貌并不像波兰人。尽管她绝不可能成为那个俱乐部的成员，但他们很高兴邀请她去参加一些活动。他们允许约瑟芬与那些石油行业里的子女们一起玩耍，玩他们的自行车、小矮马和价值上百美圆的洋娃娃。所以，她从小就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她的家是用隔墙板隔起来的小茅屋，家具很破旧。自来水管在门外，房门也扭曲变形了。这是她的家。另外，她却时常进出大庄园里那些华丽的殖民时期的大宅第。如果约瑟芬在萨塞·托平家或者在林迪·福格林家住一夜，她就能独自享有一间宽大的住房，早饭也有男女佣人侍候。约瑟芬喜欢在半夜里人人都熟睡的时候起来，看一看室内那些漂亮的摆设，美丽的绘画、专门定制的沉重的银器以及经历时代与历史磨洗的文物。她会仔细研究这些东西，抚摸这些东西，并且心里暗暗地想，总有一天她将拥有这一切。总有一天她也会住在一座大宅里，周围摆满了这些好东西。
但是，约瑟芬尽管有双重生活，却感到十分寂寞。她不敢同她母亲谈起她的头疼症和她对上帝的恐惧。因为，她母亲已经越来越变成一个狂热的、虔诚的教徒了，似乎对上帝的惩罚已着了魔，甚至欢迎这种惩罚的降临。约瑟芬也不愿意同那些石油行业里的孩子们谈起她的恐惧。因为，他们期望她也能像他们那样，开朗而快活。因此，约瑟芬只能把恐惧藏在心里，深深地埋下。
约瑟芬七岁生日的那一天，布鲁贝克尔百货商店举办了一个奥德萨最美丽儿童摄影竞赛活动。报名竞赛的孩子的照片必须由这家百货商店的摄影部拍照。奖品是一个刻有优胜者名字的金杯。这个金杯放在这家百货商店的橱窗里。约瑟芬每天都要走到橱窗前看看这个奖杯。她渴望得到这个奖杯的心情，超过她一生中对任何东西的渴望。约瑟芬的母亲不同意她参加这次竞赛。“虚荣是魔鬼的镜子”，她这样说。但是石油行业那边有一个妇女很喜欢约瑟芬，她愿意替她出照相钱。从那以后，约瑟芬肯定，那个金杯就是她的了。她想像，那只金杯已放在她的梳妆台上。她每天都会仔细地去擦拭一遍。当约瑟芬即将参加决赛时，她激动得都无心上学了。她整天躺在床上，头脑里反复想着这件事。她的幸福简直使她的心包容不下了。要知道，这是她第一次得到自己朝思暮想的最美丽的东西。
但是第二天，约瑟芬知道了，本次竞赛由蒂娜·哈德逊取胜。蒂娜·哈德逊是石油行业里的儿童。蒂娜长得远不如约瑟芬美。但是，蒂娜的父亲碰巧是这家百货商店董事会的一名成员。
约瑟芬听到这个消息后，头立刻疼了起来。疼得她想大哭一场。但她怕上帝知道。那个美丽的金杯对她意味着多么珍贵的东西，但是上帝一定知道了，因为她的头继续在疼。夜里，她抱着枕头哭泣，为了使她的母亲听不到她的哭声。
过了几天，竞赛结束了，约瑟芬被邀请到蒂娜家去度周末。那个金杯外面罩着一层薄纱，放在蒂娜的屋里。约瑟芬久久地注视着那个金杯。
约瑟芬把那只金杯带回家后，藏在她床头的小箱子里。蒂娜的母亲专门为此而登门时，金杯还在箱子里面，蒂娜的母亲把金杯拿走了。
约瑟芬的妈妈用一根绿色的长树枝，狠狠地打了她一顿。但是，约瑟芬并不怨恨她的妈妈。
她把美丽的金杯在手中玩了几分钟；这几分钟抵得上她所有的疼痛。
六
一九四六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好莱坞是全世界的影都，是有才能的、贪婪的、漂亮的、有希望有抱负的以及不可思议的人们所向往的地方。这里有棕榈树、有丽塔·海华兹，还有万能神和桑塔·安尼塔赛马场。这里有能力让你一夜成名。这里有骗局、有妓院、有小橘子林，还有神圣的象征。这里是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万花筒，任何人向里面望，都可以看到他自身的梦想。
对托比·坦波尔来说，好莱坞正是他向往的地方。他随身挎着一只军用帆布袋来到了这个城市，兜里只有三百美圆。他找到了考恩加路一家廉价的公寓。他必须在破产之前，赶快采取行动。他对好莱坞很了解。这是一个讲求外表的地方。他走进瓦因大街一家男子服装店，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最后兜里只剩下了二十美圆。接着他走进好莱坞的布朗·德比，所有的明星都在这里用餐。饭店墙壁上挂满了好莱坞最著名演员的漫画像。在这里，托比抚摸到表演行业的脉搏，感觉这间房子里有一股冲击力。
他看见主人向他走来。这位女主人长得很美，红头发，二十几岁，身段很苗条。
她对托比微微一笑，说道：“您要点什么？”
托比忍不住了。他伸出双手抓住了她那熟瓜似的乳房。女主人立即显出非常震惊的神色。当她张开嘴巴刚要喊叫时，托比用一双有光而无神的眼睛看着她，并抱歉地说：“请原谅，小姐——我看不见。”
“哦！很抱歉！”女主人同情地说，她对她刚才的想法颇感后悔。她领着托比到一张桌子前，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坐下，并且替他安排好菜单。几分钟之后，当她再次走到他的桌旁时，她看见他正在仔细欣赏着墙壁上的绘画。托比眉开眼笑地对她说：“真是个奇迹！我又能看见了。”
他是那么天真而又幽默，她忍不住笑了。她和托比一道吃了这一餐，她不停地大笑，而且那天晚上，也是听着他的说笑上的床。
托比在好莱坞周围打零工，这可以使他接近表演这一行业。他在西罗公司门前当门童。当大名鼎鼎的人物开车前来时，他满脸笑容地迎上前去，说着恰当的妙语把车门打开。他们并没有注意他。他只不过是门前送往迎来的小伙子。他们甚至根本没有理会他的存在。当那些美丽的姑娘们从车里走出来，他看着她们穿着昂贵、合体而又入时的衣服，心里总是暗自思忖：如果你知道，我也将成为一个大明星，你们都会拜倒在我的脚下。
托比拜访了几位代理人，他很快就明白了，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代理人全都是吃明星饭的人。而且你不能主动找他们。而应当让他们主动找你。托比最常听说的一个名字是克里夫敦·劳伦斯。此人只为最有才能的人做代理，而且他可以为你办出你想像不到的事情。有一天，托比心里想，我要让克里夫敦·劳伦斯成为我的代理人。
他订阅了这一行业里最有权威的两种期刊：《剧艺日报》和《好莱坞报道》。读了这两份刊物，使他有了一种“自己人”的感觉。这时《琥珀》的脚本已被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购去，奥图·普莱明格将执导此片。有迹象表明，爱娃·加德纳将出演《警笛车站》一片，并与乔治·拉尔夫特和约尔加·库特利特合作演出。华纳影片公司已买下了《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一片的摄制权。最后，托比看到了一个标题，使他的心激动起来。“制片人萨姆·温特斯已被任命为泛太平洋影片公司副总经理，分工负责制片工作”。
七
萨姆·温特斯战后归来，泛太平洋影片公司的职务正等待着他。六个月后，来了一次人员大变动。影片公司原来的头头全被解雇，由萨姆代理一切工作，直到能物色到一位负责生产的新头头为止。萨姆干得非常出色，以致寻找新头头的念头很快被打消。萨姆被正式任命为负责生产的副总经理。制片工作是一项需要神经高度紧张，非常伤脑筋的工作；但是，萨姆热爱这项工作胜过世上的一切。
好莱坞是一个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的地方，到处是狂热的爵士乐曲、愚蠢而又疯狂的人物。而对于初来此地的“无知者”，它还是个布雷区。他们必须受控于他人才能由此通过。大多数演员、导演和制片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妄自尊大、忘恩负义、居心叵测、随便就可以把一个人毁掉。萨姆却远不是这样，只要他们有才华，其他的，他全不在意。对他来说，才华是一把具有魔力的钥匙。
萨姆的办公室的门开着，他的秘书鲁茜尔·艾尔金斯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新拆开的一些邮件。鲁茜尔长年做秘书工作。她是一个很称职的秘书。她一直在泛太平洋影片公司工作，眼看着她的头头们上来下去。
“克里夫敦·劳伦斯来看您了。”鲁茜尔说。
“让他进来吧。”
萨姆很喜欢劳伦斯。他有风度。弗雷德·阿伦曾说过：“好莱坞的全部真诚可以藏在一个蚊子的肚脐眼儿里，而其中还有空余的地方可以装四粒苋嵩籽和一颗代理人的心。”
克里夫[注]·劳伦斯比大多数代理人更真诚些。他是好莱坞的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的顾客涉及娱乐行业里各方面的知名人士。他有一间私人办公室。他不停地四处奔波，以服务于伦敦、瑞士、罗马和纽约的所有当事人。他和好莱坞各个行政官员的关系也很亲密。他还是“每周酒会”中的一员。这个“每周酒会”的成员中竟包括三家影片公司负责生产的头头。劳伦斯每年两次包租快艇，雇上半打迷人的“模特儿”，邀请主要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人，作一周的“钓鱼旅游”。在马立布，克里夫敦·劳伦斯常年租用一幢设施一应俱全的海滨别墅。这个别墅，他的朋友什么时候想使用都可以，颇为方便。它不仅表明了克里夫敦与好莱坞的关系，何况对任何人也都有利。
[注：克里夫乃克里夫敦的昵称。]
萨姆看着门开了之后，劳伦斯一跃而进，衣冠楚楚。他走到萨姆面前，把指甲修剪得很讲究的手伸向了萨姆，说道：“只是顺便来访，一切都好吧，亲爱的？”
“我同你这么说吧，”萨姆说，“如果过去的岁月是在随波逐流，那么，今天是硬推着你向前走。”
克里夫敦·劳伦斯同情地哼了一声。
“昨天晚上的预映，你觉得怎么样？”萨姆问道。
“把前二十分钟整理一下，结尾重拍一个，你这部片子肯定会十分轰动。”
“一语道破，”萨姆微笑着说，“我们正准备这样干。今天有没有当事人卖给我？”
劳伦斯笑了笑：“对不起，他们都在拍片。”
确实是如此。克里夫敦·劳伦斯手中所掌握的第一流明星以及许多导演和制片人，总是忙个不停。
“礼拜五晚餐上见吧，萨姆，”克里夫敦说，“再见。”他一转身，走出了门。
通过通讯装置，听到了鲁茜尔的声音。
“达拉斯·伯克尔来了。”
“让他进来吧。”
“米尔·福斯要来看您。他说，事情比较急。”
米尔·福斯是泛太平洋影片公司电视部主任。
萨姆看了一眼桌上的日历：“告诉他，明天早晨吃早饭时来吧。八点。在波罗餐厅。”
办公室外间，电话铃响了。鲁茜尔拿起了话筒：“温特斯先生办公室。”
一个不熟悉的声音说：“喂，那位伟人在吗？”
“请问，您是哪一位？”
“请告诉他，是他的一个老朋友——托比·坦波尔。在部队时，我们在一起。他说过，如果我到好莱坞，一定要来看他。现在，我来了。”
“坦波尔先生，他正在开会。我告诉他给您回电话好吗？”
“当然可以。”他把电话号码告诉了鲁茜尔。她随手把号码往废纸篓里一扔。军队里老朋友的这种套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达拉斯·伯尔克是电影行业里导演队伍中的一名元老。他所执导的影片在设有电影制片课的各大学里经常上映。他早期拍摄的电影至少有五六部已被列为经典之作。他的作品，没有一部不是缤纷多姿、情趣盎然的，而且每次总有创新。伯尔克现在已经七十八九岁了。他那魁梧的身躯已经抽缩了，他的衣服似乎总是在他的身上摆来摆去。
“又见到您了，太好啦，达拉斯。”萨姆在这位老人走进办公室时说。
“见到你很高兴，小伙子，”他指着他身旁的人说，“你认得我的代理人。”
“当然认得。你好啊，彼得。”
他们都坐了下来。
“我听说您有个故事要对我讲。”萨姆对达拉斯·伯尔克说。
“这个故事美极啦。”达拉斯的声音中带着激动。
“请快说吧，达拉斯，”萨姆说，“我很想听一听。”
达拉斯·伯尔克把身子往前一屈，开始说起来。
“世界上每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小伙子们？爱情——对不对？何况，这是关系到最神圣的一种爱——母亲对儿女的爱。”当他沉浸在他故事的情节中时，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在长岛，有一位十九岁的小姑娘，她在一家富人家做秘书。老式的富人家。于是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表现出一副很优美的背景——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描写高等社会阶层的脚本。雇这个小姑娘当秘书的人已经与一位贵族小姐结了婚。但是，他喜欢他的女秘书，女秘书也喜欢上了他。尽管他的年龄大了一点。”
萨姆只拿一只耳朵听。他怀疑这个故事又是《小街陋巷》或者《生活的模仿》那类的货色。不过，不管怎么说，萨姆都会把它买下来。将近二十年了，没有人邀请伯尔克执导影片。萨姆不能责怪制片厂。伯尔克的最后三部电影造价非常高，风格却非常陈旧，最后票房收入成了一场灾难。达拉斯·伯尔克担任电影制片人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是一个人，而且他还活着，从哪个角度说他都应该受到照顾，何况他身无半点积蓄。有人曾在电影业的救济院里给了他一次机会，他愤怒地拒绝了。“我不需要你们那该死的慈悲！”他嚷嚷着，“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给道格·范朋克、杰克·巴里摩尔和米尔顿·西尔斯，还有比尔·法纳姆都导过片。我是一个有才干的大人物，你们这些低能的狗崽子们！”
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但是，传奇式人物也得有饭吃。
萨姆成为电影制片人以后，就给他认识的一位代理人打了电话，让那人把提供电影故事的达拉斯·伯尔克找来。从那以后，萨姆每年都从达拉斯·伯尔克那里购买一些卖不出去的“故事”，为了使这位老人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萨姆离开好莱坞参军的时候，他仍设法使这种安排维持了下来。
“……所以，你看，”达拉斯·伯尔克接着说，“孩子长大了，不知道她的妈妈是谁。但是，她的妈妈却在密切注意着她。后来，小姑娘嫁给了一位富裕的医生。结婚典礼非常隆重。你知道曲折在哪里吗？萨姆？你听着——这可棒啦。他们不让她的妈妈参加婚礼！她妈妈不得不偷偷躲到教堂后面观看她亲生女儿的结婚仪式。观众看到了这一场景，没有不落泪的……嗯，就是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萨姆猜错了。《斯台拉·达拉斯》。他看了一眼代理人，代理人避开了他的视线，为难地看着他那双价钱昂贵的皮鞋的鞋尖。
“很好，”萨姆说，“电影制片厂要寻找的，正是这一类的影片，”萨姆一扭身对代理人道，“找一下业务处，和他们签好这笔合同，彼得。我将告诉他们等你。”
这位代理人点了点头。
“告诉他们，这部片子他们得出大价钱。不然的话，我就要把这部片子给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了，”达拉斯·伯尔克说，“我首先把它拿给你们，因为咱们是朋友。”
“我很感谢你的盛情。”萨姆说。
他看着这两个人离开了办公室。严格地说，萨姆知道，他并没有权力为了情面把公司的钱这样花掉。但，电影工业对于像达拉斯·伯尔克这样的人，是负有某种义务的，因为，如果没有他或他这一辈人，就不会有电影工业。
第二天早晨八点，萨姆·温特斯驱车到了贝弗利山旅馆的门廊下。过了几分钟，他又驱车来到波罗餐厅。他频频与朋友们、认识的人以及他的竞争者们点头寒喧。通过早餐、午餐和鸡尾酒会，他所成交的事，要比在所有制片厂的所有办公室里办成的事都多得多。
萨姆走近时，米尔·福斯迎上去。
“你好，萨姆。”
两个人握了握手之后，萨姆与福斯走进一个小单间。
八个月以前，萨姆请福斯出任泛太平洋影片公司电视部的负责人。电视在娱乐界里是一门新生的事物，但发展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快。以往所有那些对电视行业不以为然的电影制片厂，现在都搞起电视来了。
女服务员进来问他们要点什么。女服务员走了之后，萨姆说：“有什么好消息吗，米尔？”
米尔·福斯摇了摇头。“还有什么好消息呀，”他说，“我们出了麻烦了。”
萨姆一声不吭，等着他说。
“电视台不让我们播放《入侵者》了。”
萨姆吃惊地看着他。“这部片子不是很受欢迎吗？电视转播公司为什么要砍掉它呢？得到一部极受欢迎的电视片，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不是电视片的问题，”福斯说，“问题在于杰克·诺兰本人。”
杰克·诺兰是《入侵者》的主演。不论他主演哪部影片，在观众中，还是在评论界，都会获得极大的反响。
“他怎么啦？”萨姆问。他讨厌米尔·福斯的这种毛病，总要一句一句地追问。
“你没有看《窥视》杂志本周这一期吗？”
“哪一期我也没有看过。那纯粹是废话连篇。”他突然明白福斯想说什么了。“他们抓住诺兰了！”
“有根有据，”福斯回答，“这个搞同性恋的笨蛋竟穿着他那最漂亮的女人气十足的镶花边的衣服到舞会上来了。结果有人给照了相。”
“怎么搞得这么糟？没办法了吗？”
“没办法了。昨天一天，我接到电视转播公司十几次电话。赞助者和转播公司都不想要他了。谁也不愿意和一个公开搞同性恋的家伙打交道。”
“心理变态。”萨姆说。他对下月在纽约召开的董事会议寄以很大的希望。届时他将提出有关制作电视片的重要报告。福斯带来的消息，会使这些事功亏一篑。《入侵者》播放不了了，的确非同小可。
除非他另谋他策。
萨姆回到他的办公室时，鲁茜尔拿了一份文件给他看。“上面注明‘急件’，”她说，“他们需要您……”
“等一会儿再说。给我拨通全大陆广播公司的威廉·亨特。”
两分钟之后，萨姆与全大陆广播公司的首脑联系上了。几年前，萨姆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亨特的，他很欣赏亨特。亨特一开始只是一名出色的公司律师，后来竟然顺着电视转播系列的阶梯登上了至高点。他很少与萨姆有直接的业务联系。因为，萨姆并不直接负责电视业务。萨姆也希望借此机会能与亨特搞好关系。当亨特接过电话时，萨姆强作镇定，说话自然而随便。
“您好，比尔[注]。”
[注：比尔是威廉的昵称。]
“没想到是您，真高兴，”亨特说，“好些天没见啦，萨姆。”
“的确太久啦。都是因为工作太忙的原故，比尔。您对您喜欢的人，也匀不出来一点时间是吧。”
“说得太对啦！”
萨姆以漫不经心的声调说话：“顺便说一句，您看了《窥视》杂志上那篇蠢文章了吗？”
“您知道我看了，”亨特稳重地说，“我们把那个电视片砍掉，正是为了这个，萨姆。”话里带有结论性的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