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君忆新作：像园丁那样管理
作者：成君忆
南方与北方
前言：写作是一个修身的过程
一
从《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到《渔夫与管理学》，再到这部《像园丁那样管理》，我好像经历了一段不可思议的人生之旅。有人说，我近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广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蜕变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管理学专家。
我不是专家。这么多年来，虽然我一直是一个企业服务者，却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的企业关张，无力拯救它们的命运。我也经常和一些上班族谈论压力管理和跳槽的话题，却很难对他们的人生提供有效的帮助。我实在是一个很无能的人，徒有虚名而已。但是，我很愿意做一个上下求索的研究者。我一边做研究，一边写作，一边应邀到全国各地去讲学，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客串起老师的角色。
有两种角色的老师。一种是向导，为人们传道、解惑。一种是师傅，向人们传授某种操作性的技术。我很不幸地充当了第一种角色，引来了那么多的争议。许多朋友支持我的言论，但也有相当多的人不以为然。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人，完全是因为我的不懂事。我经常为此感到痛苦。
二
可是，我的不懂事却表现出了孩子般的纯真。我在真实地面对管理学遇到的难题，然后把我的所见所思通过写作和讲学告知给我的读者和学员。很多人对我说：“成君忆，你的《水煮三国》很好看，《孙悟空是个好员工》也非常有意思，但《渔夫与管理学》却很难理解，为什么呢？”
我把管理学分为三个层面，管理思想、管理艺术和管理工具。管理思想是一个认同不认同的问题，管理艺术是一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管理工具是一个适用不适用的问题。人们喜欢《水煮三国》，是因为它有着一种让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性的表现形式。人们很难理解《渔夫与管理学》，因为它在试图否定一种人们普遍认同的英雄主义价值观。如果说《水煮三国》是我的艺术，那么《渔夫与管理学》就是我的思想。艺术可以赢得满堂喝彩，思想却引起了众说纷纭。
为什么要否定英雄主义呢？我在不停地为质疑的人们做解答，为反对的声音做辩论。后来，我坐到电脑前面，开始整理一年来我为人们做解答、做辩论的资料。我一边整理，一边回忆，一边思绪纷飞。我经历着一种成长性的疼痛，但最终却成就了一棵美丽的花树，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部《像园丁那样管理》。
三
有一句格言说：“古之学者得一善言，用于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用于悦人。”那些古之学者的高山景行，常常令我为之仰止。随着我的成长和成熟，我越来越倾心于那种阳光一样古老的修身之道。
于是，写作对于我而言，不再是一个用于悦人的过程，而是一个修身的过程。我面对着电脑，就好像面对着另一个我。我在跟自己对话，情绪激动之处，竟然忍不住泪流满面。妻子推开书房的门进来，诧异地看着我，弄得我只好害羞地躲避她的目光。
所以，这部《像园丁那样管理》的新作，其实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历过江风海雨，也看到了春暖花开。我背负着现代企业的管理难题，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一路寻找答案。我和古代的老师们一起欢笑，也和那些不逞之徒发生争吵，并最终形成了这种我用“园丁”命名的管理思想。写作的过程也是我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智慧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爱是人生的真理，也是管理学的真理。而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科学论述，则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管理学体系。我相信，在我今后的人生和工作中，这些发现都会让我受用不尽。现在，如果这部书对您也能有所触动和帮助的话，我会感到由衷地高兴。
四
我从文化和历史的路径进入管理学的世界，并且在书中讲述了一系列的历史案例。所以，它们不仅对目下流行的管理理论构成撞击，也很容易引起人们对历史（问题）的争辩。如果您感到某些言论显得放肆和不妥当，也请来信批评指正。
我的e-mail是：joy600@163.com。
五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下午，我看着邻家阳台上的花苗，思考着花儿们生长的学问，再一次想起了曾参当年“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
从今天起，我将把“吾日三省吾身”这句名言作为我的座右铭。我已经深深地知道，管理学的问题其实就是做人的问题。
如果您愿意，也请您帮助我，就像我乐意帮助您一样。
六
跟您说了半天了—可是，您是谁呢？您是我的读者，还是我面对的另一个我？
2006年4月10日 于武汉西郊
“寻找北方”的游戏
因为写了几本闲书，因为这几本书的热销，我被人们当作一位管理学专家邀请到全国各地讲课。听课的学员主要来自当地的企业，包括企业中的老板和承担人事管理职责的员工们。通常，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这个游戏不仅可以达到破冰的效果，而且能够让学员们得到一种意味深长的启示。
游戏的步骤依次是：① 请全体学员起立，闭上眼睛，任意方向旋转身体；② 等到他们
晕头转向之时，忽然叫停；③ 接着，请他们抬起手臂，指向他们各自意念中的“北方”；④ 最后，请他们睁开眼睛，看一看自己和其他人的手臂指向。
所有的学员都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有趣，因为当他们一睁开眼睛，就会看到千姿百态的手臂指向。事实上只有一个北方，但每个人的手臂指向都不一样，他们给出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北方”。
诸葛亮说：“宁静致远。”在宁静的状态中，人们总是能够很快找到那个永远正确的北方。然而，当人们面对管理学的时候，却总是无法宁静，以至于他们常常迷失了方向。
人们在迷失的状态中往往会有两种表现，或者惊恐不安，或者自作聪明。就像一样，只有一个北方，因为迷失而惊恐不安的人们却自作聪明地给出了各种不同指向的“北方”。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课题是，在管理学的世界里迷失方向的人们，怎样才能找到正确的北方？
古代中国人似乎很容易找到北方的对立面—南方。与现代人采用上北下南定向的习惯有所不同，古代中国人喜欢采用上南下北定向。当人们在野外迷路的时候，他们会去寻找一些参照物。比如，他们会观察一棵独立的树，枝叶茂盛的那一面就是南方。或者，在树林中找一棵树桩，去观察它的年轮，年轮比较宽的那一面就是南方。或者，去寻找蚂蚁的洞穴，因为蚂蚁的洞口大都朝向南方。至于在文化上，例如南辕北辙、南橘北枳之类的成语故事，以及建筑物的坐北朝南，也很有意思地反映了他们上南下北的思维定向。
我以为，当代中国人之所以常常找不着北，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古代中国人那种文化上的参照。就像“寻找北方”的游戏一样，失去了文化参照的中国人显得如此迷惘而又惊恐万状。
他们是如何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呢？这是一个比大熊猫更值得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个让很多外国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一些自称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却常常随意地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许我们不能粗暴地指责他们数典忘祖，可是因为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征，这些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不像中国人的一群人。
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南北指向，他们在寻找新的文化参照。他们曾经狂热地追随过欧洲的哲学，现在他们又认为在美国文化中才能找到新的“北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以美国人为中心的全球化社会，美国人的“北方”理论总是能够让许多惊恐不安的人们唯马首是瞻。在许多美国人眼里，19世纪是工业化的时代，20世纪是管理的时代，管理学的历史也因此被理解成美国人的100年。他们认为，以最初的探索和现实的情况而言，美国人一向是管理学的理论权威。
事实上，正确的北方就像北极星一样永恒地存在着。它并不附从于任何权威，也不依赖于任何自以为是的逻辑和论证。它像真理一样安静，超越于任何沧海桑田的变化。
5 000 年与100 年
我写的这几本闲书，无论是《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还是《渔夫与管理学》，都具有鲜活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因此，对于中国、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读者来说，显然有着“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亲切感。我想，这应该是它们之所以畅销的主要原因吧？
与此同时，我也遭遇到了很多批评。我注意到，批评我的这些中国学者，往往习惯于把
上下5 00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农业文明”，把100年以来的欧美文化定义为“现代文明”。他们似乎并不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们却用这种“现代文明”的观点否定了它。
他们好像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在他们眼里，历史被一刀砍为两段。我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看待历史问题，难道不是这种被他们定义的“农业文明”，养育了上下5 000年的中国人吗？为什么要如此强烈地把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与仅有100年的“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呢？以如此对立的姿态和仅有100年的狭隘眼光，又如何能够理解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呢？
当看到我的作品时，他们好像看到了某种奇怪的返祖现象。他们对我的批评，归纳起来，大约有下列意见：
1. “成君忆的这些作品虽然让人喜闻乐见，但他所宣扬的管理思想却是一种退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农业文明，不可能解决现代文明的难题。”
2.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成为管理学的教科书，因为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在企业管理方面却是一片空白。成君忆用了一种很牵强的方式，把中国古代的国家管理与现代的企业管理混为一团，看似有趣，事实上却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3.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管理是有区别的，国家管理是政治问题，企业管理是经济问题，当政治与经济相勾结的时候，往往就会产生可怕的官商现象。成君忆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管理智慧的想法是天真可笑的，因为他无法解释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官商勾结现象。”
4. “这些年来，虽然不断有人吹捧中国式管理，其实不过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权谋之术罢了。这些阴险可耻的权谋之术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只能心存敬畏地奉行拿来主义，到西方的商业文明中去汲取营养。”
凡此种种，无不是从理论基础上否定我的这些作品的价值。
坦率地说，我不是什么理论家，我只是想用有趣的方式表达我的个人看法而已。我也不敢奢望得到天下所有人的认同，连孔子这样为全世界所普遍敬重的圣人，连诸葛亮这样为千百年来所高度赞扬的君子，都遭到了某些当代中国人的否定和随意臧否，我不过一介布衣之士，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我依然愿意满腔热情地把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表达出来，与那些愿意追求真理的人们分而享之。
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七大理由
我得承认，在批评我的这些中国学者之中，很多人都有着令人尊敬的道德自许。和他们一样，我也讨厌那些阴险和可耻的权谋之术，但我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的历史文化，理由有七：
第一，当代中国学者缺乏自己独立的学术立场，他们对于管理学的认识主要来自美国的教科书。这种美国式的管理学，当然都是以美国人为中心的，管理学的历史也因此被理解成
美国人所看到的100年。值得注意的是，同样身为美国人的彼得·德鲁克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否定了这种美国人自我中心主义的说法。他认为，当文明的曙光初现的时候，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对管理学的探索和实践。
第二，尽管中国学者还在否定祖先的历史，一些富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却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现在，西方人仍然没有找到管理学的有效答案。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终于发现了来自2 500年前老子、孔子和其他圣贤的思想之光。
第三，中国的历史文化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教科书。对于那些死去的先人们来说，历史已经毫无作用，但对于今天活着的人类却有着指南针一样的重要意义。没有了这样的指南针，许多人在做人临事之时就会陷入惊慌失措、或者自作聪明的境地。以当代中国学者为例，当他们否定了祖先的历史文明之后，就只能“心存敬畏”地照搬西方的教科书。
第四，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商业文明。商业这个概念，即源于3 000多年前的商朝。以肉食品为例，从黄牛的养殖、贩运、屠宰、加工到销售的全过程，已经形成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甚至在一些学术著作中，已经有了农业、工业、商业等三大产业的精彩论述。及至文景之治，民间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在钢铁、食用盐、工艺品、日常生活用品，以及运输销售等方面，都有可观的表现。有些学者先生并不了解中国历史，他们的批评意见显然是盲目的。
第五，不要把官商勾结和权谋之术定义为“中国特色”。在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地方，也能频频见到令人不齿的官商勾结现象。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是权力经济，权力是本位；西方的政治是金钱政治，金钱是本位。所以，未完成西方化的地方流行“红顶商人”，已完成西方化的地方盛产“黑金政客”。只要有政治存在，就很难避免权谋之术。
第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虽然大多来自于国家管理，但国家管理与企业管理之间有着许多管理学原理上的共同特性，当然可以互为借鉴。以创造财富的责任而言，国家无疑具有企业的性质。以公共关系而言，企业也无法逃避政治的难题。事实上，公共关系就具有政治的属性，企业的公共关系问题就是公司政治（例如办公室政治）问题。
第七，国家与企业虽然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但它们的社会性是相同的。对于国家而言，天下为公。对于企业而言，公司同样姓公。它们都应该以人为本，都应该为人类的幸福承担责任。因此，不仅企业管理需要杜绝权谋之术，国家管理同样需要杜绝权谋之术。
我以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上古时期，以及周、汉、唐、宋等历朝历代，有过许多令人称道的管理学格言和管理学案例，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要理解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用一种足够开阔的视野来阅读它、发现它，而不是用一种所谓“现代文明”的狭隘眼光来批判它。
只有这样开阔的视野，才能看到跌宕起伏的上下5 000年，才能恍然大悟地感受到其中令人叹为观止的管理智慧，并且能够分辨出智慧与权谋的不同属性。
权谋指向地狱，智慧指向天堂
在管理学的世界里，“寻找北方”的游戏依然没有终结。即使是那些抱持自我中心主义的美国人也不得不哀叹，他们还没有找到那个正确的北方。正如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学的世纪》（The Management Century）一书中所感到困惑的那样：管理学似乎总在嘲笑那些解释它的理论家—当那些理论家试图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时，它就会提出一些令人意外的问题。
那个确定性的北方在哪里呢？
有一件事被这些中国学者说中了，人们之所以邀请我去讲课，就是希望我用三国故事来演绎管理学的招数。那些学员（无论是老板、职业经理人，还是普通员工），他们都喜欢听三国故事，喜欢听三国故事中用情节演绎的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权谋和暴力。他们以为，从那些尔虞我诈的权谋中能够找到北方的答案。
诚如一些中国学者所指责的，时下被另一些人所热衷的中国式管理，的确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权谋之术。可是，不知道这些憎恨权谋的学者是否想过，他们所推崇的美国式管理，何尝不是另一种洋为中用的权谋？在这个迷失的时代，智慧与权谋被混为一团，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中国式管理……各种不同指向的“北方”令人眼花缭乱，究竟谁是谁非？
人们往往把我看作一个鼓吹中国式管理的学者，我想我需要对此做出说明。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管理？是那些古为今用的权谋吗？当然不是，因为那些权谋从来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恰恰相反，阴险可耻的权谋玷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令名。
为了区别于这种以权谋为特征的中国式管理，我提出了一个被命名为新古典主义的理念。所谓新古典主义，区别于明清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近世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而是要求我们用接受的方式去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智慧，让那种妙不可言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中重新绽放出鲜艳的花朵。
因此，新古典主义绝不提倡古为今用，因为那么做意味着“仁义在，有大伪”，意味着“邪人用正法而正法亦邪”。这样的动机是可耻的。新古典主义主张回归传统，回归唐宋以前的文化传统，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一种文化上的参照，然后心领神会地找到管理学的方向。我甚至满怀豪情地设想，如果我们能够在唐宋文化的环境中搞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国一定能够重现当年繁荣富强的盛况，重现当年诗歌一样的人类生活。
智慧与权谋之间有如南辕北辙。智慧指向天堂，而权谋却指向了地狱。智慧意味着对爱的体验，而权谋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对于今天的商业社会而言，三国故事的确称得上是最精彩、最生动的案例教材，却很少有人想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怎么会成为一种战争形态呢？老板在控制员工，员工也在对付老板。企业要征服顾客，还要在竞争中打败其他企业。战争形态几乎无处不在，权谋和暴力也因此无处不在。
我不愿意讲那些三国故事，虽然我因为创作《水煮三国》而一举成名。我讨厌战争，我否定权谋和暴力。从汉朝晚期天下大乱，直至三国归晋，在1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经历了不计其数的战争。透过那些战争，我们看到的是“浪花淘尽英雄”的人间惨剧。
有战争的地方就是地狱，有爱的地方才是天堂。除了那些战争狂人，没有人愿意在地狱中生活。可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战争理念，却在试图把所有的人培养成战争狂人。于是，人们就深深地陷入了那种物质富裕、心灵痛苦、行为疯狂的地狱之中。
上南下北的文化地图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怎么能够成为战争的形态呢？管理学的意义，绝对不应该是赢得战争，绝对不应该是那些肮脏的权谋和令人恐怖的暴力。当人们要求我讲述那些三国故事的时候，在那样的大庭广众之中，我常常会百感交集地叹息起来。
正确的管理学不是让我们如何去赢得战争，而是让我们懂得如何去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你也许找不到管理学的北方，但你会莫名其妙地找到管理学的南方。如果说北方象征
着冷酷的管理制度，那么，南方就意味着温暖的人文关怀。中国传统文化中上南下北的方位取向，其实指向了一个字，那就是人间的爱。无论是老庄的道法自然，还是孔孟的仁义，或者是中国佛教的慈悲，无不体现出这种爱的取向。
所谓道法自然，乃是取法于人性之初的自然状态。人之初，性本善。善即爱也，爱亦即善也。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只有那种纯洁和热诚的爱，才能创造出诗歌一样美好的天堂生活。无论是《诗经》还是汉赋，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词，表现的都是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在那些荡气回肠的岁月里，只有爱才会呈现出文明的美丽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是爱，而不是权谋。所以，那些权谋一向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是见不得人的。权谋意味着人心的险恶，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道德败坏的小人和奸贼才会热衷于权谋。可是到了如今这个时代，某些学者竟然把这种阴险可耻的权谋之术美化成公共关系管理、市场营销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一系列管理学教材，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人们学习的课程。当权谋出现的时候，战争就出现了。当战争出现的时候，地狱就出现了。管理学的世界，也俨然成了一个群雄争霸的人间地狱。呜呼，人心的迷失，难道到了这样恬不知耻的地步吗？
在管理学的世界里迷失的中国人啊，重新打开那张吧！从那里，我们将找到爱的方向，找到天堂的方向。当然，那也应该是管理学的方向。
渔夫的故事
你相信爱情吗？
我走遍全国，在教室里，在会议厅里，在大礼堂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询问我的学员们：“请问，你们相信天堂的存在吗？”
所有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
我又问：“那么，你们相信爱情吗？”
大约只有三四个人举起了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无法相信爱情。在他们中间，有一些夫妻模样的学员，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但他们不过是一些成双结对的陌生人罢了。在某些男人眼里，女人有很多用途。在某些女人眼里，男人也有很多用途。他们仅仅因为可以互相利用而结合在一起，但他们并不相爱。
我请那些举手的学员站起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各自的爱情。结果发现，他们对爱情的理解都错了。他们把彼此之间的占有当作了爱情。
网上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某人因为朋友的一句话笑破了肚皮，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问，究竟什么话让你笑成这样？他一边笑，一边讲给医生听。结果医生在静默了一秒钟之后，也禁不住疯狂地大笑起来，笑得眼皮一翻，离开了人世。
医生的老婆一纸诉状，把他告上法院。法院开庭审理，让他陈述案情。他只好再次讲出这个笑话，结果又是在静默了一秒钟之后，整个法庭的人都笑翻了。在前仰后合之中，又有许多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人事不醒。
于是，他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名人。记者们问，你的朋友究竟说了一句什么话，让人们笑成这样？这个人一边笑，一边告诉记者们说：
“他说的那句话其实很简短。他说，他相信爱情。”
相信爱情居然成了这个时代的超级笑话。在这个充满怀疑的社会里，爱情不过是一个滑稽的幻觉而已。可是，当人们在怀疑爱情的时候，天堂也消失了，因为天堂不在别处，就在人们相亲相爱的欢笑之中。
在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眼里，他们的世界事实上就是一个幸福的天堂。在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眼里，他们的家庭一定充满了天堂的温馨。可是，如果他们彼此怀疑，爱就开始远离，而天堂也成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当爱成为一种别有用心的权谋
爱是一种体验。如果你不相信，爱便不存在，因为爱就存在于你对它的体验之中。有人曾经列出了一个“社会流行词汇排行榜”，排行第一名的是钱，第二名就是这个“爱”字。可是，在这个权谋盛行的时代，许多人把爱看得像权谋一样可疑。
拉封丹是17世纪著名的法国寓言诗人。老实说，我很不喜欢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中总是透露出一种世俗的权谋思想。但是，我却很喜欢他这个人，因为他在去世前两年表示忏
悔，公开否定了自己的作品。让我感到悲哀的是，被拉封丹否定的那些寓言作品，却流传了300多年，至今还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我在上一章讲到，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地图中，南方意味着温暖的人文关怀，意味着爱，意味着春天常在的家园。在拉封丹的寓言作品中，也有一则南风的故事。故事说，南风与北风比赛，看谁更有力量。北风说，你看，路上有一个行人，谁能让他脱掉身上的大衣，就算谁赢。南风笑了笑，同意了。
于是，北风立即呼啸而起，让行人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可是，行人不仅没有脱掉大衣，反而把大衣裹得更紧了。北风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达到目的，只好无可奈何地退了回去。
温暖的南风开始轻柔地吹拂行人的脸庞。他感到越来越暖和，越来越燥热，不由自主地解开了纽扣，然后脱掉了大衣。
这样，南风就用一种洋洋得意的姿态，向北风宣告自己赢得了胜利。
人们普遍认为，南风与北风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温暖胜过严寒，关怀胜过苛责。在管理学中，甚至称之为“南风法则”。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似乎也在鼓吹爱的力量。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南风装模做样的关怀，其实是为了达到一种自私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得比赛。装模作样的关怀怎么能够称之为爱呢？那是一种可耻的权谋。
当权谋出现的时候，战争就出现了。战争摧毁了人世间最初的纯洁的爱，以及信任、忠诚、善良和一切美好的情感。由于彼此的怀疑与对抗，人们陷入了那种物质富裕、心灵痛苦、行为疯狂的地狱之中。
渔夫与管理学
渔夫是这个世界上崇尚权谋的一类人。就像猎人对于森林一样，渔夫对于海洋同样充满了贪婪的野心。他们喜欢权谋，因为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在与猎物的对抗中赢得胜利。如果你愿意做一些搜集，你就能够搜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猎人故事和渔夫故事，数量之浩繁，足够装满一所大学的图书馆。
在所有的渔夫故事中，最著名的渔夫可能是美国作家海明威描写的这一个。当年，海明
威以这个老渔夫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并因此获得了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著名的渔夫，甚至被某些人看作美国文化的象征。
翻开《老人与海》，老渔夫外表英勇、内心痛苦的艺术形象，就会立即给你一种人世苍凉的感叹。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始终在赞美老渔夫在大海上孤身奋斗的英勇气概，可是有谁思考过，他的痛苦究竟来自怎样的因缘与果报呢？
当爱消失的时候，天堂也消失了。曾经那么美丽壮观的大海，如今却变成了痛苦的深渊。不，我们再也不能接受老渔夫那样的生活，因为无论他怎样英勇，也不可能用一种奋斗的方式到达天堂。
感恩是到达天堂的唯一方式。当你学会感恩的时候，你才能懂得什么是爱。当你爱着的时候，你就生活在天堂里。因为天堂也不在别处，就在你对生活的热爱之中。
可是，渔夫怎么会懂得爱呢？渔夫只懂得贪婪、权谋、战争，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利益和痛苦。半个世纪过去了，渔夫眼中的海洋，也演变成了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的商业社会。被渔夫们所信奉的权谋，也像病毒一样复制给了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
我怜悯渔夫的痛苦，我也痛恨渔夫的权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我觉得在我的工作领域里，我有责任去帮助人们远离这种痛苦，也有责任去制止那些像病毒一样扩散的权谋。我再次向人们讲述《老人与海》的故事，并以此为线索来展开我对管理学的理解和评论。这些讲述构成了一部与众不同的管理学作品，我把它名之为《》。
《》是我最好的著作之一，但很多读者看不懂。他们说，这本书不过讲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生命意识罢了，怎么是一部管理学作品呢？真理就在这里，因为真理就在人们的生命意识之中。《渔夫与管理学》就是这样一部直指人心的管理学作品。
管理学的奥秘之处，其实就在于人的生命意识。作为一种人的行为活动，管理工作必然受到这些生命意识的驱动。爱是一种伟大的生命意识，也是唯一值得尊敬的管理智慧。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渔夫，你怎么会懂得爱呢？如果你不懂得爱，你怎么会懂得真正正确的管理学呢？于是，从《渔夫与管理学》的中文简体字版第一版出版发行以来，这部作品就遭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种种质疑。
成功＝技巧 + 运气
你可能没有看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可能没有看过我的《渔夫与管理学》，所以，我要再次向你讲述那个老渔夫的故事。
那个著名的渔夫名叫圣地亚哥，他每天都会驾着小船，在湾流中打鱼。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渔夫，他懂得很多权谋，通常而言，人们把这些权谋称之为打鱼的技巧。是的，他有很多神奇的技巧，但他并不能保证自己每天都能打到鱼。
有时候他打得到鱼，有时候他打不到鱼。为什么会这样呢？渔夫们把这种现象理解成运气。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渔夫，仅有打鱼的技巧是不够的，你还需要足够好的运气。
很多人向我询问成功的奥秘，我要怎么回答呢？如果你是一个渔夫，奥秘就是你的技巧和莫名其妙的运气。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成功方程式：“技巧+运气＝成功”。你所能够做的，就是在运气来临之前训练好你的技巧。令人悲哀的问题是，技巧可以被训练得越来越娴熟，但你却无法保证你每次都有好的运气。
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渔夫，懂得很多技巧，可是他的运气似乎不是太好。整整84天过去了，他连一条鱼也没逮住。所以人们说，老渔夫准是十足地倒了血霉，很多人笑话他，另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渔夫却在暗暗地同情他。
直到第85天，圣地亚哥总算等来了他的好运气，一条大鱼上钩了。运气来临的时候，总是让人感到一种难以相信的意外和惊喜。他在想：那是一条多大的鱼啊！如果肉质良好的话，在市场上能够卖出多大一笔钱啊！
上了钩的大鱼还在拼命挣扎，把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三夜。可怜的圣地亚哥，他经历了多少磨难啊。不过，他终于凭借着令人惊叹的耐心和勇气，杀死了这条无与伦比的大马林鱼。他成功了，可是他心情复杂。
“它是我的财产。”他触摸着他的战利品，心里想。
过了一会儿，他又告诉自己说：“它是如此优美，我不过是靠诡计才赢过它的！”
他捕获的这条大马林鱼实在太大了，甚至比他的小船还大。圣地亚哥只好把它绑在小船的一边，然后怀着欢喜和不安的心情开始了归航。这个时候，他看到一道蓝光划破水面，直向小船冲来。他知道，那是一条灰鲭鲨的蓝色脊鳍。
鲨鱼是嗅着大马林鱼的血腥气而来的。它感到兴奋，不顾一切地冲上来，袭击这条大马林鱼。坏的运气来临了，好的运气和坏的运气一样令人难以捉摸。
圣地亚哥立即开始了他的“财产保卫战”。他奋力杀死了第一条鲨鱼，但鲨鱼们依然像幽灵一样前仆后继地冲上来。终于，他消耗了所有的武器和力气，最后只得悲壮地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万念俱灰，一心只想回到家乡的港口。等到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岸边的时候，那条被他捕获的大马林鱼，只剩下一副18英尺长的骨架。
渔夫是水面上的鲨鱼，鲨鱼是海水中的渔夫。圣地亚哥深深地知道，他遭遇到了自己的宿命。
商业社会的两种渔夫
如今，在这个海洋一样神秘的商业社会，出现了另一种意义的渔夫。他们的人生使命，似乎就是为了捕捞到更多的金钱，或者别的商业利益。由于他们在组织结构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这些渔夫也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渔夫，人们习惯地把他们叫做老板。他们所拥有的企业，也就如同一条或大或小的船。有一些渔夫独自驾驶自己的小船，有一些渔夫则需要领导一种被叫做公司的大船。他
们在商业的海洋里打鱼，他们能否打到鱼，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打鱼技巧和莫名其妙的运气。尤其是那些担任领导者的渔夫，他们还需要管理一个渔夫团队的技巧。
第二种渔夫，就是那些大船上的打工族，人们把他们叫做员工。这些渔夫没有自己的船，所以需要到别人的船上去上班。在这条被叫做公司的渔船上，老板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通常有明确的分工，但他们也需要彼此之间的协作。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支人数不等的渔夫团队。
在渔夫们的社会里，非常强调那种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然而，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尽管他们赞美团队精神，但他们之间却仿佛是同床异梦的夫妻，经常会发生争吵。
他们都是渔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他们所谓的团队，其实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在每个渔夫的眼里，他的团队和伙伴都是可供利用的工具。
他们之间在互相打量：他会听从我的使用吗？为了使用他，我付出的成本划算吗？他作为工具的性能和效用能够让我满意吗？
有时候他们也会接受利用，但他们会计较：你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利用我呢？
因此，在利用别人和被别人利用之间，经常会发生剧烈的矛盾和冲突。
老板在利用员工。员工也在利用企业和他的同事们。他们互相利用、互相控制、彼此折磨，以至于某些企业成了一个尔虞我诈、充满憎恨的人间地狱。于是，船儿就在人心险恶的惊涛骇浪之中颠簸了起来。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企业家
渔夫的宿命难道真的无法避免吗？我再来跟你讲一个中国渔夫的故事。我相信，他的成长历程，他的感悟，他的智慧，将会给今天的老板和员工们带来醍醐灌顶一样的启示。
这个渔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企业家，他生活在3 000年以前的商朝。当我们查阅古代的文献，经常可以看到“牙郎”的资料。所谓“牙郎”，不是牙科医生，而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商人。有意思的是，这位企业家的名字，就叫做姜子牙。
你也许会感到诧异，但事实确实如此。中国的商业文明就起源于商朝。商朝的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兴旺，手工业也颇具规模。于是，从事商品交易和长途贩运的商人也随之出现。到商朝后期，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以肉食品为例，从黄牛的养殖、贩运、屠宰、加工到销售的全过程，已经形成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姜子牙当年就在朝歌开办过一家牛肉食品公司。
当时在朝歌有十几家肉食品公司，尤以他的公司名气最大，以至于他占据了全城牛肉食品市场将近一半的份额。商朝王室、贵族府第所需要的牛肉食品，也都是由他供给。据说，他腌制的牛肉，肉质鲜嫩，清香扑鼻，极有风味，朝歌牛肉也因此成为一种地方特产流传至今。
他还制造和销售过一种叫做笊篱的竹制餐具，开过一家面粉店，经营过餐馆。后来，还听说他卖过酒，卖过鱼……总之，他的一生和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极为相似。有时候他的生意做得很好，有时候又亏得厉害。几经挫折，几度奋起，到了晚年却再一次惨遭失败。老婆也跟他闹起了离婚，输得家徒四壁、妻离子散、一贫如洗。据说那一年他已经72岁了，也有人说他已是80岁的高龄，总而言之，他已经是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还会有什么作为呢？
白发苍苍的姜子牙来到了渭水之滨，看着远逝的河水，心中好像惊涛骇浪一样久久不能平静。他曾经那样努力，那样苦心经营，可是他的命运，为什么还是这样多灾多难呢？
他看见河水中有几个渔夫，在那里往来打鱼。他想起自己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渔夫？这时，他的眼前忽然闪过一道灵光。于是，他制作了一副特别的渔具，穿着蓑衣在渭水上垂钓。注意，他的“鱼钩”竟然是直的！直的“鱼钩”怎么能称之为鱼钩呢？直的“鱼钩”怎么挂得上鱼饵呢？直的“鱼钩”怎么钓得上鱼呢？他究竟想干什么？
俗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可是，谁愿意上钩呢？恐怕只有无知的傻瓜才会愿意上钩吧？
有人说：他后来不是成了周文王的管理顾问吗？所以，周文王就是他钓上来的一条大鱼。
按照这种说法，姜子牙似乎设计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鱼钩—他在策划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人们会纷纷传说，看啊，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竟然用直的“鱼钩”钓鱼，这真是千古奇谈啊！于是，引起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于是惊动了周文王。由此看来，姜子牙之所以用直的“鱼钩”钓鱼，为的是用一种有创意的方式求职。
可是，这种说法对吗？想想看，姜子牙失败了一辈子，他有什么长处值得周文王垂顾呢？更何况，他已经是如此的苍老，有哪个老板愿意聘请这样一个失败的老人呢？更有甚者，这个失败了一辈子的老人居然还在玩这种哗众取宠的把戏，岂不是荒谬吗？要知道，周文王是相当有智慧的人，他怎么会被这种荒谬的把戏蒙蔽自己的双眼呢？由此可见，姜子牙垂钓周文王的说法，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不过是一个事后的猜测，一种想当然的猜测。
然而，姜子牙后来的确成了周文王的管理顾问。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我的意见是，在周文王来到之前，姜子牙一定有过某种石破天惊的变化。
姜子牙的伟大转变
巧妙的鱼钩和芳香的鱼饵是钓鱼的两个必备条件。因此，白发苍苍的姜子牙在渭水之滨垂钓的时候，他是不可能用那种直的“鱼钩”钓到鱼儿的。
可是，没有了巧妙的鱼钩，没有了芳香的鱼饵，也就没有了所有的阴谋诡计。透过清澈的河水，姜子牙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游来游去的鱼儿，它们是那样地快乐，那样地无忧无虑。忽然，他会心地笑了起来，因为他找到了人生的答案，也因此找到了管理学的答案。
当一个渔夫能够感受到鱼儿的快乐时，他就不再是一个渔夫，而是一个觉悟者。战争消失了，权谋消失了，噩梦消失了，而那种对于生命的爱，就像第一缕晨光照亮了黑暗的心灵。
鱼儿们只是随意地游动着，但它们的生活却透露着一种神秘的暗示。在渭水之滨垂钓的姜子牙终于读懂了这种暗示，终于在心领神会中理解了生命的本来意义。还是那一身蓑衣，还是那一头白发，还是那一个姜太公，可是，他却在恍然大悟中顿时成了一个得道的高人。
这是管理学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一个渔夫式的企业家终于懂得了什么是爱。尽管他现在并没有领导一个企业，但他可以让自己快乐地生活，可以让自己用爱的方式去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忽然懂得了很多，他是那样有智慧，以至于他总是能够帮助别人解决人生的难题。渐渐地，他成了人们传说中的圣人。
有一天，周文王也带着他的难题来到了他的跟前，向他求教，请他做自己的老师。于是，姜太公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职的管理顾问。
做一个热爱生命的园丁
是圣人，还是疯子？
这一天，周文王准备出去打猎，事先请太史编占卜吉凶（那个时候，似乎总有一些高人擅长这种神秘的占卜之术）。太史编告诉周文王说：“您这次去渭水北岸打猎，将会遇到一位了不起的人才。他是上天赐给您的老师，不仅会辅佐您成就一番功业，而且对于您今后的三代继承人都会有所帮助。”
周文王惊喜地问：“真的吗？”
太史编说：“我的祖先太史畴曾经为舜帝占卜，也得到过这样的征兆，舜帝后来果然得到了皋陶这位贤良的大臣。我今天占卜得到的征兆，和那次完全一样。”
于是，周文王斋戒三日，然后到太史编所说的渭水北岸去打猎，在那里遇见了姜子牙。他看见白发苍苍的姜子牙坐在长满茅草的河岸上钓鱼，感到非常诧异：“难道他就是人们传说的高人吗？难道他就是我未来的老师吗？”
周文王想了想，走上前去问话。这次问话，可以看作是一次面试。周文王想测试一番，看看这个老头到底是圣人还是疯子。他走到老头的身边，观察他，然后问道：“你很喜欢钓鱼吗？”
姜子牙回头看了一眼，反问道：“你为什么这样问呢？”
周文王说：“你的渔竿上没有任何鱼钩和鱼饵，这样是不可能钓到鱼的。当人们使用这种渔竿钓鱼的时候，一定会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可是，你却能够在这里自得其乐，所以我觉得你比其他人更加喜欢钓鱼。”
姜子牙说：“你说得很对，如果人们使用这种没有鱼钩的渔竿钓鱼，一定会大失所望。可是现在，明明知道钓不到鱼，而我却在这里自得其乐，你知道其中的奥妙吗？”
周文王迷惑地摇了摇头。
姜子牙解释说：“我通过这种让自己失望的方式，放下了企图钓到大鱼的欲望。”
周文王惊奇地看着他，问：“凡钓鱼者必有欲望。人生在世，好像总有许许多多的欲望。你为什么要放下欲望呢？”
姜子牙回答说：“人生好像总有许多欲望，所以，许多人的一生，就像渔夫一样忙碌着钓鱼，或者像猎人一样忙碌着打猎，于是人们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杀戮、权谋和战争之中。可怜的人们，他们并不知道，只有放下欲望，才能发现人间的正道啊。”
周文王听懂了老头的话。猎人是陆地上的渔夫，渔夫是水面上的猎人。他明白，这个渔夫身份的老头，能够帮助他这个猎人身份的国王，打开一扇不可思议的智慧之窗。
管理学的三种权谋
周文王慌忙扔下手中的弓箭，向老头表示敬意，说：“老先生，我是一个国王，我要管理一个国家。你能否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管理的正道呢？”
姜子牙说：“我听说人可以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种类型。君子喜欢琢磨人生的意义，小人喜欢琢磨做事的技巧。我现在就是这样，对于能否钓到鱼并不关心，而是希望通过钓鱼这件事，来感悟生命的大智慧。虽然我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是雄踞西方的国王，但我们
都需要理解自己的人生，所以，请你向我学习吧！”
周文王问：“你究竟感悟到了什么呢？”
姜子牙说：“我觉得钓鱼这件事，体现了。第一种权谋，利用鱼饵钓鱼，就好比利用薪水招纳人才。第二种权谋，在芳香的鱼饵诱惑下，往往有鱼儿前来送死；在优厚的薪资吸引下，总是有人才前来卖命。第三种权谋，使用不同规格的鱼钩和鱼饵，能够钓到品种和大小不同的鱼儿；使用不同等级的职位和薪水，可以聘到专业和能力不同的人才。”
周文王苦笑着说：“钓鱼这件事，的确与招聘、选拔、任用人才有许多相似之处。身为一个领导者，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可是，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呢？”
姜子牙说：“问题就出在钓鱼的心态上。渔夫可以使用巧妙的鱼钩和芳香的鱼饵钓到鱼，老板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管理他的员工。可是，当鱼儿上钩之后，它就面临着被屠宰的危险；当人才上钩之后，他就面临着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管理学面临的难题，其实是因为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对抗情绪造成的。”
周文王问：“你说得没错。那么，怎样才能消除员工的对抗情绪呢？”
姜子牙笑道：“作为渔夫，你怎么能够消除鱼儿的对抗情绪呢？作为渔夫式的老板，你又怎么能够消除员工的对抗情绪呢？因为鱼儿并没有错，错在渔夫啊！”
周文王茫然地问道：“这么说来，的确是我错了。可是，国家毕竟还是需要管理的，我应该怎样做才对呢？”
姜子牙说：“管理之道，在于以人为本。当你懂得了以人为本的道理之后，你就懂得了管理学的奥秘。”
以人为本的“本”义
以人为本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可是，究竟什么是以人为本呢？是以人为资本吗？或者以人为成本吗？
在一个渔夫式的老板眼里，人力资源管理的确是一种资本或者成本。在他看来，所谓以人为本，不过是因为使用人才所付出的资本或者成本罢了，如同因为钓鱼所付出的资本或者成本一样。于是，人力资本和人力成本的管理学理念，在这个渔夫的世界里大行其道。
但是，这个理念错了。在汉字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本”其本义，指的是树木的根部。所以，以人为本的意思是说，管理学最根本的道理，乃是对人的理解、尊重和爱护。
问题在于，渔夫怎么会懂得爱呢？渔夫只懂得贪婪、权谋、战争，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利益和成本。就像歪嘴和尚念经一样，以人为本的本来意义在渔夫的管理学词典中遭到了曲解。
让我们抛弃那种渔夫式的管理学吧，因为那是一部错误的和可耻的管理学。我们需要一部正确的和高尚的管理学，那是一部园丁式的管理学。只有园丁才懂得，只有园丁才懂得如何让生命去生根、发芽、长出枝叶、绽放花朵，直到成就和奉献出甜美的果实。
所以，当周文王向姜子牙请教的时候，姜子牙说：“研究管理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员工的奉献精神。请你去看一看那些果树吧！在那些果树身上能够找到管理学的奥秘。”
生命与肥料之间的关系
以人为本的“本”义，指的是树木的根部。我以为，以人为本包含着下列两重意思：
第一，管理学最根本的道理，就是对人的理解、尊重和爱护；
第二，就像树木一样，人是一种成长的生命，因此，如何理解人的生命意义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甲骨文中，生命和生长的“生”是一个象形字，意思是土地上长出的一棵树苗。你看看，还真有树苗破土而出时那种生机勃勃的样子。
所有的生命都来源于最初的一颗种子，然后，它会生根、发芽、伸展枝叶、绽放花朵、成就果实，经历一段成长的过程。当然，在这一段过程中，它也需要土壤、水分、肥料、空气和阳光等等之类的资源。生命的成长是如此美丽，美丽得那样天经地义。作为一种生命体，人的成长也同样如此。
财富之于人类，犹如肥料之于树苗一样重要。《增广贤文》中 “金钱如粪土”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商业社会中的人们需要金钱，就像田园中的树苗需要粪土一样，此谓“金钱如粪土”也。田园中的树苗需要粪土，也像商业社会中的人们需要金钱一样，此谓“粪土即钱财”也。
就像农民们积攒肥料一样，许多人也喜欢追逐这种名叫金钱的肥料。有些人用渔夫钓鱼的方式追逐，有些人用猎人打猎的方式追逐。一时之间，肥料的多少居然成了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准，人们仿佛在进行一次全球化的积肥竞赛。每年都有人热衷于全球富豪排行榜的评选工作，其实，那不过是一个肥料排行榜而已。
当粪土过于肥沃的时候，树苗很快就会枯萎。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鲜花很快就会腐败。农民们都知道，粪堆里是无法让生命成活的，粪堆里只能生长出蛆虫和有毒的菌类。古代中国人之所以把金钱称为“铜臭”，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不能让金钱腐化神圣的人生，如同不能让粪堆戕害嫩绿的树苗、娇艳的鲜花一样。
肥料是支持生命成长的重要资源，但绝不能用肥料来替代生命的存在意义。在中国历史上，陶渊明就是一个很懂得生命意义的诗人，为了不向粪土折腰，他毅然放弃了能够给自己带来功名利禄的官位，归隐田园，做了一个快乐的农民。
在甲骨文中，农业的“农”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一片树林，下面是一个贝壳。这说明中国早期的农业活动是用贝壳来种植果树。由此可以推断，古老的中国农业，可能始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
被某些当代学者鄙视的中国农业文明，其实是一种园丁式的生活态度。当人们用这种态度面对生活的时候，生活就充满了爱与成长的乐趣，充满了花儿和果实的芳香。难以言说的生活情趣像甘泉一样，流过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快乐时光。
园丁的管理学
我把人类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渔夫文化，也可以称为猎人文化；另一种是园丁文化。渔夫文化的特点是崇尚战争和谋略，欧洲的海盗文化，可以称为渔夫文化的升级版。但园丁文化不是这样，它崇尚爱。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就是这种崇尚爱的园丁文化。我所推崇的管理学，就是这种园丁式的管理学。
渔夫式的管理学认为，管理学的奥秘在于那些军事化的控制方法。园丁式的管理学则认
为，管理学的奥秘在于人们的生命意识。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理解自己的人生，热爱自己的工作，就可以在人们的欢笑中轻松地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
可是，渔夫们无法理解自己的人生，也无法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只能热爱通过工作获得的经济利益。但那不是爱，而是占有的欲望。在渔夫的世界里，爱已经成了一种传说的神话。
姜子牙说：“研究管理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员工的奉献精神。”如果你是一个贪婪的渔夫，那么，请问有哪一条鱼愿意为你奉献它的生命呢？所以，姜子牙又说：“去看一看那些果树吧！在那些果树身上能够找到管理学的奥秘。”
只有园丁才懂得果树的奥秘，懂得果树快乐成长的每个细节，懂得果树在什么状况下愿意奉献自己的果实。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园丁，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管理好自己的人生。它告诉你说，你要播种你自己，你要生根、发芽、伸展你的枝叶、绽放你的花朵、结出你的果实，把自己奉献给这个美丽的世界。
园丁式的管理学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管理。这个美丽的世界，其实就是传说中长满果树的天堂，而你就是那个快乐工作的园丁。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一棵品种独特的果树，你栽培它们，呵护它们，欣赏它们，和它们分享花儿开放的美丽，分享硕果累累的收成。
做一个热爱生命的园丁
周文王问：“我听说真正的管理之道能够让天下归心。你今天所说的园丁式管理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吗？”
姜子牙说：“你为什么要让天下归心呢？你的动机是什么？所谓天下归心，并不是让天下人都归心于你，而是让天下人都归心于道。”
我在《渔夫与管理学》中说过，中国人信仰的“道”，与西方人信仰的上帝有些相似。区别在于，上帝是一个男性的人类形象，而中国古代的圣人却认为“大道无形”。原因很简单，马的上帝不可能是一个人类的形象，而应该是一匹神马；鸟的上帝也不可能是一个人类的形象，而应该是一只神鸟；甚至在女人那里，上帝也不应该是一个男性的形象，而应该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仪态万方的观音一样，上帝也应该用各种不同的生命形象来启迪人们的智慧。
如果你一定要问什么是“道”，我想告诉你说：所谓“道”，就是你热爱生命的心灵；所谓“归心于道”，就是让人们找回那种对生命的理解和热爱。
周文王问：“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姜子牙说：“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不要企图把它变成你的私人财产。你所应该做的，就是与天下人一起，共同去热爱和分享这个美丽的世界。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你真的热爱这个世界，就应该用一颗慈悲的心，去关心他们的痛苦，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为他们救治病患，让快乐回到他们的身边。”
周文王说：“你说得很好。这就是你所推崇的园丁式的管理学吗？”
姜子牙说：“是的，这就是我所推崇的园丁式的管理学。它不是那些军事化的控制手段，可是，当你像园丁一样爱着每一棵果树的时候，你也是每个人爱戴的园丁。人们愿意接受你的管理，愿意在你的管理下快乐成长，并且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创造财富。这样，世界就会恢复祥和富饶的本来面目，传说中那个快乐富足的天堂就会回到人间。”
周文王抬头看着湛蓝的天空和天空中漂浮的几朵白云，感叹地说：“你的见解真是了不起啊，请你做我的老师吧！”于是，恭恭敬敬地请姜子牙上车，把他接回去做自己的管理顾问，并且尊称他为“尚父”。
在中国古代，“尚父”是相当尊敬的称呼，意思是像父亲一样值得我尊敬的人。有人说，那不就是现代人喊的“干爹”吗？不然，“干爹”喊起来是很亲热，但不如“尚父”那样庄重。
管理学的意义
解读利润
在许多学者眼中，企业的意义就是赚钱，管理学的意义就是实现营业收益的最大化。我表示反对，我认为那不是企业的意义，也不是管理学的意义。反对的理由是，当一个人唯利是图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做出任何可耻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企业唯利是图的时候，也仍然有可能做出任何可耻的事情。做出唯利是图的企业是可耻的企业，唯利是图的管理学是可耻的管理学。
在中文里，营业收益（profit）还有一个近义词，人们称之为利润。所谓利润，那就是说，企业盈利的目的并非止于赚钱，而是为了用来滋润某种生命体的成长。
在园丁式的管理学读本中，这种生命体就是宛如果树一样橙黄橘绿的人类。看看那些可爱的员工，宛如一棵棵的树苗，充满了盎然的生机。他们需要企业管理人员的爱护，就好像树苗们需要水分和营养的滋润一样。
所以，管理学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创建一个让员工们快乐成长的天堂公司。而员工们也在这样快乐成长的过程中，用开花和结果的方式，把自己奉献给这个世界。
长满果树的天堂
据说，上帝最初创造的世界，就是一个。《圣经》里把这个天堂称为伊甸园，人类的始祖亚当，就是伊甸园的管理者。
上帝对亚当说：“当这些果树结出果实的时候，你可以尽情地吃。”因为，在上帝耶和华看来，伊甸园的管理者亚当，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果树，他在用另一种形式奉献自己。当果实被奉献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应该一起来快乐地分享。
但是，上帝警告亚当说：“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实你不能吃，因为那种果实叫做‘是非果’。”后来，有一条蛇出现了，它开始引诱亚当的女人。
它对亚当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尝一尝那棵树上的果实呢？”
亚当的女人名叫夏娃，她告诉那条蛇说：“上帝警告过我们，不允许吃那棵树上的果实。”
那条蛇不以为然地说：“当你们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实之后，就能够分辨是非。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和上帝一样聪明，也就用不着敬畏他了。”
夏娃听了蛇的话，看看那些果实，长得鲜艳而又惹人喜爱，就上去采摘，捧回来和她的丈夫一起吃。当他们吃完是非果之后，立即就有了自己的审美观和判断能力。他们为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害羞，所以穿上了用无花果树叶编织的裙子。接着，他们为各自不同的观点辩论，并且试图征服对方。快乐的伊甸园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天起了凉风，上帝在园中呼唤亚当和他的妻子。上帝说：“我知道你们已经吃了是非果，我也知道你们发生了自作聪明的辩论。既然如此，我只好把你们赶出伊甸园，因为你们的争辩和征服别人的欲望将会破坏伊甸园里美好的一切。”
就这样，亚当和夏娃离开了伊甸园，开始经历痛苦和劳累的人间生活。伊甸园从此成了一个遥远的回忆。
有人说，身为众生之母的夏娃，其实就是中国人传说的女娲。夏娃和伊甸园的那条蛇合二为一，构成了人首蛇身的女娲形象。中国人在《诗经》中怀念的那个“乐土”，据说就是遥远的伊甸园。
中国人显然不能接受“夏娃+蛇=女娲”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显得牵强附会。人们说到夏娃，就会联想起女人的妖媚和多嘴多舌。女娲虽然是一副美女蛇形状，却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她不仅象征着女性的神秘，同时也象征着母性的慈悲。
伊甸园也罢，乐土也罢，虽然在说法上有些差异，但世界各地的人类，却有着惊人相似的天堂情结。那个遥远的天堂究竟在哪里呢？人们什么时候能够把它找回来呢？在悠然的神往中，显得那样神秘莫测。
管理学的意义
人类的始祖亚当，最初就是伊甸园的管理者。他是人类的第一个管理者，他是一个园丁。人类最早的管理学，就是园丁的管理学。
他曾经那样天真无邪，但自从他和他的女人一起吃了是非果之后，情况就开始变得不妙。有是非就有分歧，有分歧就有辩论，有辩论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有欲望，有欲望就有痛苦。他不再是快乐的园丁，而是像猎人一样好战、像渔夫一样阴险的英雄。
《圣经》记载，亚当离开伊甸园之后，与妻子同房，生了该隐和亚伯。该隐嫉妒亚伯，就在田间杀了他。上帝谴责该隐说：“你的手上沾满了兄弟的血，你将因此遭受颠沛流离的命运。”该隐只好远走他乡，逃到一个名叫挪得的地方。
亚当和夏娃后来又生了许多孩子。人类开始繁衍，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都是同祖同宗的兄弟和亲人，但他们却不能相亲相爱，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是争斗和仇恨的恶念。他们过得贪婪而又痛苦，他们怀疑老祖宗传说的伊甸园故事，因为快乐已经变得像神话一样离奇。
其实，伊甸园不在别处，就在你我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里。人类从未离开过伊甸园，但那些是非、分歧、辩论、战争，以及各种贪婪的欲望，把它毁坏得面目全非。
是的，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地狱，只有被毁坏的天堂。只有园丁能够发现天堂的秘密，只有园丁懂得怜惜天堂残缺的美，只有园丁愿意用自己的爱心去重建当年天堂繁荣的盛况。
公元前1060年，在亚洲东部渭水河边钓鱼的姜子牙，在极度的人生痛苦中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转变。他不再是一个自私的渔夫，而是一个像园丁一样懂得爱的圣人。
饱经沧桑的姜子牙终于明白了，管理学绝对不是那些战争、掠夺和军事化的控制手段，而是园丁一样纯朴的爱。对于这个残缺的天堂而言，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园丁的管理学是真正正确的管理学。也不再是为了获得某种自私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重建一个花果飘香的天堂。
姜子牙的管理案例
他曾经是企业家姜子牙和渔夫姜子牙，但现在他是园丁姜子牙。在他的帮助下，周文王也成了一个仁慈的园丁。
在周文王的国家里，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所有官吏都有了自己的封地。开始实施减免税政策，凡有农民愿意为国家的公田助耕的，只需要缴纳1/9的租税，甚至可以获得各种减免税的优惠待遇。开始推行奖励制度，凡有功于国家的臣民，都可以按照论功行赏的方式享受
各种奖励。为了选拔合格的人才，姜子牙还特意设计了一套人力资源测评系统，从知识、决断、诚实、情操、廉洁、贞洁、勇敢、醉态等8个方面考察管理人员的品德和能力。这一系列的改革显然是富有成效的，很快地，这个国家就像春天的原野一样变得生机勃勃。
当时的中国还是商王朝时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联邦制或者国家联盟体制的国家。国家领袖被称为天子，在行政意义上类似于现在的美国总统。周文王只是西部一个加盟国的领导人，被称为西伯，由于他善于经营，他所管理的这个加盟国就成了当时最富裕的国度。周文王也因为仁慈宽厚的德行，受到人们普遍的爱戴，其他的加盟国和部落就纷纷地归附他，使得商王朝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
商纣王是商王朝最后一位天子，他嫉恨周文王，把周文王囚禁在“里”。“里”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监狱，周文王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囚徒。在这段漫长的囚徒岁月中，周文王研究出了一部神秘莫测的《易经》。可能是因为在监狱中受到了很严重的摧残，周文王回国后不久就病逝了，临终前又把他的儿子周武王托付给姜子牙。12年之后，周武王灭掉了纣王的商朝，建立了一个新王朝。
周王朝建立之后，武王分封诸侯，把现在山东临海一带分封给姜子牙，是为齐国；把内陆部分封给周公旦，是为鲁国。齐国当时被称为东夷，因为土地贫瘠而人烟稀少，非常荒凉。姜子牙以90多岁的高龄出任齐国的国君，一方面带领人们耕海牧鱼，一方面大力发展商业。10余年后，齐国以鱼盐两收而成为天下最富裕的地方。
姜子牙是一位圣人，周公旦也是一位圣人，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出于齐鲁之地，与这两位圣人级的国君不无关系。虽然说“去圣既远，源流亦别”，但园丁式的管理所播种的爱，却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繁衍出了两位世界级的文化大师—孔子和孟子。
君职论与君权论
由于周公旦和姜子牙的用心经营，他们终于创建了一个天堂之国。尤其是周公旦，为此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卓越贡献。“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故事，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经典的管理案例。这个周公，说的就是周公旦。
仅仅过了60余年，周王朝的天堂之国就像当年的伊甸园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贪婪和战争的恶念在大地上逞强施威，文明遭遇践踏之厄，生灵饱受兵荒之苦。虽然有一些像孔子
和孟子这样的文化大师在到处奔走疾呼，但他们的思想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期，却因为天真而显得颇有些滑稽和荒谬。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小爱曰恩，大爱曰仁，仁就是爱的意思。义呢，就是正义。孟子强调的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是孔子学说的补充和完善。这不仅因为他们之间有师承关系（孟子是孔子的第四代门生），更因为爱确实需要一个正义的方向。没有正义的爱，就不能称之为爱；没有爱的正义，也不能称之为正义。他们的思想被后人合称“孔孟之道”。
人们在兵荒马乱的春秋、战国时期还可以发出爱的呼喊，可是到了秦始皇时期，这些呼喊却成了管理当局严厉打击的异端学说。虽然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了全中国，但他并非为了老百姓的幸福，而是为了满足他独霸天下的欲望。他痛恨孔孟之道，因为人们总是用孔子和孟子的学说来批评他的暴政。一怒之下，他下令焚毁除了农业和医药之外所有的经书，甚至活埋了460多位妄议朝政的知识分子，还有更多的人受到各种刑罚的严厉惩处。在这些被惩处的人当中，包括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人们把这个骇人听闻的历史事件称为“焚书坑儒”。
曾经有人向孔子请教管理学的问题。孔子说，所谓管理不过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什么意思呢？他说，管理没有什么奥妙，无非是要求做领导的要尽到领导的职责，做员工的要遵守员工的本分。就像在一个家庭里，做父母的要懂得慈爱，做子女的要懂得孝顺一样。
孔子的意思到了孟子那里表达得更透彻。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缺失了爱与正义，绝对是因为这个社会组织的领导者不懂得爱，或者不能主持正义。
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一种强调爱与责任的君职论。14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里，强调的则是“为了达成结果，可以不择手段”的君权论。
秦始皇虽然比马基雅维里要早1 700多年，但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他既不是一个好领导，也不是一个好父亲，而是一部令人恐怖的战争机器。
现代企业管理虽然在管理技术上有了许多创新，但它却沿用了这种以战争理论为依据的管理学思想。战争也许能够让一部分人感到兴奋，但是，无论军事、政治、商业或任何形式的战争，对于整个人类而言都是可怕和可耻的。
人类不需要战争，需要仁爱。不需要猎人和渔夫的管理学，需要园丁的管理学。只有园丁的管理学，才能培养出一个让人们幸福生活的社会环境，才能创建一个让员工们快乐成长的天堂公司。
汉文帝的天堂公司(1)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战争的废墟中创建了大汉王朝。不久，刘邦驾崩，皇后吕雉乱政，处在初创期的大汉王朝危机四伏。直到周勃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汉文帝登基，大汉王朝当时那种极度贫困和危险的处境，才终于得到改变。
汉文帝本名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薄氏，原来是刘邦的军工厂里一位织布的女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刘邦看中了她，把她带到皇宫来做自己的女人。在刘邦所有的
儿子之中，刘恒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但幸运的是，他有一位爱他的母亲。后来，刘恒被封为北方边疆地区的代王，母子俩就在那一片远离政治斗争的荒蛮之地相依为命，母慈子孝，倒也其乐融融。
织布女工出身的薄氏让儿子刘恒懂得了什么是爱，刘恒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孝子。等到他即位为皇帝，也怀着母亲爱护子女一样的心情来管理国家。于是，汉文帝刘恒成了一个受人景仰的模范皇帝。“圣朝以孝道治天下”的管理格言也从此流传至今。
当汉文帝爱着这个国家的时候，大汉王朝就成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天堂公司。人们快乐地成长着，并且分享着生命存在的喜悦。他们热爱自己的人生，也用互相帮助的方式彼此相爱。于是，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大汉帝国也就像冬去春来的田野一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机。
为了持续性地管理好这个天堂公司，汉文帝又开始着手搜集、整理那些先秦时期的圣贤著作。尽管经历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阿房宫的劫难，但汉文帝和后来的历代领导者却一点一滴地从民间把五经六艺和诸子百家之言收罗起来，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与此同时，管理当局也在鼓励人们向学，在首都设立太学，同时在乡里开办乡学、县里开办县学、郡里开办郡学，把这个国家创建成了一个乐善好读的学习型组织。学生们也在学习经史典籍的过程中，领悟到爱的魅力。
从此，中国人说的是汉语、写的是汉字、学习的是汉文化。那些厚道、耿直、勇于承担的男人，则赞美为男子汉、好汉。在这片国土上生活过的人们，也因此被称为汉族。甚至在后来长达2 000多年的历史中，仍然有不计其数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地区，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种族，源源不断地汇入到汉族这个大家庭中来。他们认同汉文化，为汉文化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智慧所倾倒、所迷醉。
园丁与果树之间的信托关系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次年正月，主管大臣请求皇帝确立太子，但汉文帝却回答说：“我不能只顾自己的儿子，我要为天下人着想。所以，等到我年老、体弱或者不能胜任的时候，我就要采用禅让制，把我的职位禅让给一位慈惠仁爱的候选人。”
与西方的民主选举不一样，中国人选择自己的国家领袖，采用的是禅让、世袭或者革命的方式。其中，禅让制是人们公认的最理想的选拔继承人的方式，据说上古时期的领导者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天下人中间来选拔合乎道德的继承人。
确立太子是古代中国人选拔未来国家领袖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具有父子相传的特点，被人们称为世袭制。虽然现代学者对世袭制的负面批评很大，但世袭制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能够避免人们为争夺权力地位而引发政治上的风险。
与西方的契约社会不一样，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信托社会。契约的执行需要监督，信托则是一种信任与期待。无论通过禅让，还是通过世袭登上王位的国家领袖，人们都会对他抱有极高的信任与期待。
只有园丁式的管理，才能建立起这样的信任与期待。人是一种会思想的果树，如果他们无法相信园丁，他们就无法安心做一棵安静的果树。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中，人们看重的通常不是权力上的争夺，而是君臣道义上的互勉。当管理者成为慈爱的园丁，员工成为快乐的果树，人类社会就能够再度成为一个伊甸园式的天堂。
当然，事情总是难免会发生意外。如果国家领袖辜负了人们的信任与期待又如何呢？那就只好用革命的手段，让一切恢复正常状态。
作为一个园丁式的好皇帝，汉文帝面对的是普天下那些果树一样可爱的老百姓。他之所以准备采用禅让的方式选择未来的继承人，也是为了果树们的幸福生活着想。但大臣们坚持说：“禅让制与世袭制其实各有利弊。虽然传说中的尧、舜都因为禅让而流芳至今，但从夏、商、周三个朝代以来，人们却一直都在采用世袭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保持政治稳定的现实需要。再说了，无论是禅让制还是世袭制，关键在于候选人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人品。现在，您的长子刘启就是这样一位慈惠仁爱的候选人，就请您立他为太子吧！”
汉文帝思之再三，认为他的长子刘启的确是当时最合适的候选人，这才答应了大臣们的请求。及至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果然能够继承父亲的遗志。因为他们父子俩的卓越贡献，人们就把汉文帝和后汉文帝时代的管理绩效合称为“文景之治”。
398年之后，大汉王朝的第26任领导者汉献帝，终于以禅让的方式，把皇位交给了曹操的儿子曹丕。然而，这次权力的交替并不是因为曹丕慈惠仁爱，而是因为曹操和曹丕父子俩的权谋。他们逼迫可怜的汉献帝，以禅让的方式交出了国家的政权。也就是说，他们使用禅让的名义，骗取全国人民的信任，盗走了大汉王朝的万里河山。
从上古以来，为人们所崇尚的禅让制度，就这样被曹氏父子玷污了它的令名。而曹氏父
子也因此被这个有着道德文化传统的信托社会视为奸雄。
当园丁变成渔夫
园丁的管理学
管理学的意义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创建一个让员工们快乐成长的天堂公司。
你可能不容易理解这句话。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以为，问题可能就出在你自己那里。你在追求，你要获取，你要占有，你是一个猎人，你是一个渔夫，你怎么听得懂园丁的话呢？你又怎么能够理解呢？
庄子说，对夏天的虫子不可以谈论冰清玉洁的冬天，因为它找不到冬天的感觉。即使你跟它不厌其烦地描述冬天的雪花、冰冻的河流以及白茫茫的大地，它也没有办法相信你。现在，你我之间也是这样，你也像那只夏天的虫子一样没有办法相信我。
但我仍然要跟你讲述果树、天堂、园丁和爱的故事。我爱你，如同我深深地爱着这些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类。我希望你能够像姜子牙一样实现自己的转变，你不再是一个猎人，不再是一个渔夫，而是懂得爱的人。
首先，你应该爱自己，让自己活出果树一样的生命来。你是一棵独特的果树，一棵无与伦比的果树。你的使命就是活出你自己，你的快乐就在自己的生命里。
如果你还有能力爱别人，那就做一个园丁吧！这样，你就能够和你的家人、同事，以及每一个和你交往的人成为好朋友。你爱着他们，乐于帮助他们，并且和他们分享人生的快乐。在词典中，爱与帮助就是管理学的全部意义。
当你懂得了爱，你才可能理解园丁，才可能理解园丁的管理学。
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
。然而，如果你不懂得爱，管理就会沦为某种权谋。这是我的观点，现在，我把这个观点命名为“成君忆定律”。
汉文帝是一个慈爱的园丁，于是有“文景之治”。光武帝也是一个善良的园丁，于是有“光武中兴”。正是因为这种园丁式的管理，他们把大汉王朝培育成了果园一样美丽的天堂公司。然而，如此繁花似锦的天堂公司，竟然被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糟蹋得满目疮痍。这两
个皇帝就是《三国演义》开篇提到的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
当你在爱着的时候，你就像园丁一样慈祥，而世界也像果园一样姹紫嫣红。如果你不爱，你就像渔夫一样心怀叵测，而花园也立即变成了滔天的恶浪。我们需要正视的历史事实是，由于某种政治的原因，汉桓帝15岁就登上了皇位。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灵帝12岁就登上了皇位。15岁是初中生的年纪，12岁是小学生的年纪，正处于青春期的叛逆和迷惘之中，哪里懂得什么是爱呢？
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先后成为帝国的最高权力象征。外戚、宦官以及被他们称为“党人”的士大夫集团，各种政治势力怀着不同的目的，向年幼的皇帝施加影响，让他们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三国演义》中说，大汉王朝的衰落，始于汉桓帝宠信宦官、禁锢善类。他之所以宠信宦官，因为宦官们总是能够用一些声色犬马的方式讨好他，让他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之所以禁锢善类，因为那些正直的士大夫总在提醒他注意自己的职责，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痛苦的现实生活中来。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做皇帝当然有做皇帝的职责。皇帝的职责就是爱民勤政。他是那样地痛苦，怎么能够懂得爱呢？他既然不懂爱，又怎么可能有热情去管理好国家的政务呢？当一个管理者不懂得爱的时候，他就不会是一个好园丁。于是，这个长满果树的天堂公司再也得不到园丁的呵护，开始在风雨飘摇中枝残叶败。
公元167年冬天，汉桓帝永康元年12月28日，年仅36岁的皇帝并没有因为寻欢作乐而忘却痛苦，而是在极度的身心疲惫中撒手人寰。次年正月初四，12岁的汉灵帝成为他的继任者，再一次体验到这样的痛苦。
人类面对痛苦，通常有两种解决方案：用英雄主义的方式战胜痛苦，或者用寻欢作乐的方式逃避痛苦。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有时候是狂妄无知的英雄主义者，有时候又是纸醉金迷的娱乐主义者。他们要享受，他们要获取，他们要占有，他们变得贪婪，以至于他们最终沦为可耻的渔夫。
汉灵帝的渔夫哲学(1)
公元168年，当年仅12岁的汉灵帝登上皇位的时候，他怎么会懂得爱呢？一个不懂得爱的孩子，怎么能够管理好如此庞大的大汉王朝呢？
尽管有人表示反对，但皇族经过反复研究，最后还是选择了少不更事的汉灵帝。这是因为，以当时的组织结构而言，汉灵帝不过是代表皇族出任大汉王朝的董事长，具体的公司运营则完全可以由总经理负责。前任董事长汉桓帝的岳父、大将军窦武，就是当时负责公司运
营的总经理。
大将军窦武也许是当时最理想的总经理。如果不是那些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也会把这个公司经营得有模有样。但是，胆大妄为的少年天子居然在宦官们的挑唆下发动政变，致使大将军窦武和德高望重的太傅陈蕃死于非命。在汉桓帝时代就开始摇摇欲坠的大汉王朝，从此便彻底地失去了控制。
年少无知的汉灵帝并不热爱这个国家。他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因为人们把他当成了政治的工具。皇族在颁发册立他为新君的诏书之前，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对这个社会的理解，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与控制。虽然贵为皇帝，但他却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他感到迷惘而又浮躁。当他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对于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国家是否繁荣昌盛并不怎么关心，他只是在利用皇帝的特权寻欢作乐和聚敛财富。
因为贪图欢乐，他更喜欢那些善于讨好他的宦官，而不是那些忠诚于国家的大臣。因为贪图钱财，他不顾社稷安危而卖官鬻爵。从他12岁登基，到33岁驾崩，都未能建立一个国家主管应该具备的德行。
算起来，他应该是前任汉桓帝刘志的堂侄。他的父亲解渎亭侯刘苌，和汉桓帝刘志一样，都是河间王刘开的孙子。汉桓帝英年早逝，并没有子嗣，于是，解渎亭侯刘苌的儿子刘宏意外地成了皇位的继承人，成了以胡作非为而闻名于历史的汉灵帝。
贵为天子的刘宏如此贪财，不仅与穷孩子出身的宦官们有关，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的母亲董氏，虽然来自平民家庭，却传奇般地从灰姑娘成了王妃，然后又成了太后。这位灰姑娘出身的董太后颇懂得算计，老是鼓捣儿子多积攒一些钱财。虽说皇帝名义上富有四海，可是董太后却以为，与其让那些钱财散落民间，毕竟不如把它们攥在手里实在。
最初，汉灵帝自己还有些害羞，他对母亲说：“您说得有道理。百鱼在渊，不如一鱼在网。可是，当鱼儿还小的时候，我怎么忍心捕捞它呢？所以，聚敛财宝也要选择一个富裕的年份吧？”
董太后不以为然，她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渔夫在黄河里拉网，捕到一条小鱼。小鱼儿哀求说：“你看看我，长得这样小，请你暂且放了我吧！等到明年你再来抓我，你就可以得到一条大鱼啊！”渔夫回答说：“让我把到手的小利益放走，去指望没有到手的大利益，那才真是傻瓜呢！”这个渔夫的故事，与汉灵帝所说的“百鱼在渊，不如一鱼在网”是同一个意思，只是更贪婪、更残忍一些而已。
汉灵帝和母亲的对话，其实反映了他们对待这个国家的态度。国家不过是鱼塘，百姓不过是鱼肉，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天子也不过是一个可耻的渔夫罢了。在这些贪婪的人眼里，皇权意味着无上尊贵的地位和对国家资源的随意占有，而不是对老百姓的爱护与责任。
从来财色双贪。汉灵帝不仅贪财，而且非常淫荡。他规定所有的嫔妃和宫女都必须穿着开裆裤，为的是临幸起来方便。他又在西园盖了个“裸游馆”，与一群裸体女子游戏其间，纵情狂欢。他感叹说：“假使一万年都能如此，就算得上是人间的神仙了。”魏晋时期的淫乱风气，其实自此而始。
贪财好色的汉灵帝在西园设置了一个秘密金库，积攒了一笔丰厚的钱财，俨然成了财大气粗的暴发户。不久，他又下令在后宫建造了一条商业街，让宦官和宫女们扮作商贩和顾客，每天表演各种商业游戏。曾经庄严肃穆的皇宫，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跳蚤市场。商业和商品的种类也很丰富，从胭脂、发簪、玉佩到女人的内衣，从书、画、琴、棋到各种色情服务，五花八门，蔚为大观。皇帝自己也打扮成大款的模样穿梭往来，与“商人”们讨价还价、经营生意，忙得不亦乐乎。在那乱哄哄的叫卖声中，汉灵帝仿佛觉得，人生不过是一场赚钱的游戏罢了。
天资聪颖的少年皇帝还发明了一种驴车。比起马车来，这种驴车轻便而又时尚。皇帝亲自驾车在商业街上转悠，一脸的得意扬扬。很快，驴车就在京城流行起来，有如今天人们对宝马、劳斯莱斯的热爱。
汉灵帝还喜欢养狗，喜欢把狗唤作“爱卿”。“爱卿”这个词，通常是皇帝对大臣的昵称。现在，汉灵帝把狗唤作“爱卿”，分明就是把狗和朝中大臣做类比。京城里的提笼遛狗之辈，因此引以为时尚，纷纷把自己的宠物唤作“爱卿”，也算是过一把皇帝的瘾。
有时候，汉灵帝觉得朝中大臣还不如狗呢。比起处理朝政来，他更愿意和狗在一起玩。他甚至把朝廷赐给文官的进贤冠加在狗的头上，因为狗比起朝中那些喋喋不休的大臣们来，可爱多了。
有一天，皇帝忽然发现了一种极为热销的商品，就是各种品级的官职。在宦官曹节和王甫的鼓动下，皇帝在西园公开以朝廷的名义卖官鬻爵。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俸600石的官职600万钱，2 000石的官职2 000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即使是国家选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当然，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职位，还得另外加钱。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曾经花费了1亿钱购买太尉的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