菡子
阎纯德
一
可是要小心，不要模仿你们的前辈。尊重传统，把传统所包 含永远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区别出来——对"自然"的爱好和真挚，这是天才作家的两种强烈的渴望。他们都崇拜自然，从没有说过谎。所以传统把钥匙交给你们，而靠了这把钥匙，你们会躲开陈旧的因袭。也就是传统本身，告诫你们要不断地探求真实，和阻止你们盲从任何一位大师。
——《罗丹艺术论·遗嘱》
每每读到法国艺术家奥古斯特·罗丹的《遗嘱》，这段话总使我想到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少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们对生活、现实的忠诚，对理想对自然的热爱，对传统的崇拜，对创造的执著，我也想到菡子……
生命的价值在于耕耘。如果，把文学比作大地，菡子则是这块百花争艳的土地上的一位勤劳的主人。
我多次访问她，和她通信也历时近二十年之久。她衣着之朴素，待人之亲切，谈吐之真诚，是令人难忘的。在北京，我们每次相聚，都见她身上染着江南水乡的风韵，眼睛里闪耀着祖国建设工地的光辉，感情里涌流着创作的兴奋。她总是风尘仆仆，行色匆匆，像一位又要举步开拔的战士……
自1939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发表处女作《群像》，迄今她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纠纷》（1946年，华中新华书店淮南分店）、《群象》（1948年，东北光华书店），散文集《和平博物馆》（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幼雏集》（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前线的颂歌》（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晴集》（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素花集》（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乡村集》（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记忆之珠》（199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玉树临风》（1994年，陕西教育出版社），短篇小说散文集《万妞》（197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前方》（1984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电影文学剧本《江南一叶》（与李纳合作；1979年《钟山》第一期），长篇传记文学《乡村的童年》（1982年，《钟山》第六期；1984年，新蕾出版社编入《作家的童年》）等。这是她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艰苦挣扎、跋涉，呕心沥血奉献给社会的赤诚，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素洁而热烈的花朵。
菡子不仅在小说创作上有如《纠纷》、《万妞》、《妈妈的故事》那样有着深厚生活根抵，表现广阔的社会风雨、深刻动人的短篇，更有《幼雏集》、《乡村集》等散文集中那些情采并茂、时代感极强的优美散文。菡子，她是小说作家，也是当代中国的散文大家。
二
一个人，生命或长或短，道路或曲折或平坦，就像大地上纵横交织、形形色色的路径，每条路都有自己的特点。菡子，在苦难中降生，在战火中成长，在磨难中前进！
1921年3月11日子时，一个黑漆漆，冷冰冰的暗夜，菡子以洪亮的声音呼喊着来到人间。但她还不知这是一个无情的可憎的社会——男尊女卑，是人们不可违抗的法律，禁锢着愚昧的灵魂。那时，中国已经看到了曙光；不久，大地上虽然有了红旗、火炬，但那只是星星之火，远没有照到人们的心里。母亲长达十个月的梦，变幻了颜色，她的泪水已经把想生男孩子的希望浇灭。刚刚生下的菡子，哇哇地哭叫着，也许是要向天下证实自己的存在吧；但女人之命薄如纸，苦似黄连，母亲的哭泣，是为自己，也为女儿。房里没有暖烘烘的炭火，房外没有丈夫的慰藉，而要换菡子的男孩（一个私生子），已经抱在自己的怀里，三个人的命运，熔铸成共同的抗议。但那被抱来的不足满月的男孩，因伤风立即夭亡，菡子也因此得以留在母亲身边，没有重复母亲的命运——从小就当童养媳。
菡子十四岁时，母亲曾忧伤地指着一个在街上挑担卖柴的女孩说："那天夜里，如果把你抱走，她就是你呀！我是叫到后面把你认了女儿好呢？还是多给你一点米和油？"这出人间悲剧没有演成，但它始终痛苦地保留在菡子的心中："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多次想起出生的厄运，要是我被抢了去，到现在我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她为这个家庭出身，背了多年的包袱，心中充满了矛盾。
江苏省溧阳汕头村是菡子的出生地，那里风光秀丽，跟村子一样长的大水塘，像一面幻境，里面摇曳着村影和山(土仑)背上葱郁的树林。这个坐落在山口上的村子，曾是太平军攻打傈城、定都天京的后方，也是菡子的第一个课堂。
在汕头村，幼小的菡子也有过一般孩子的乐趣和顽皮：她爱爬树，有时藏在稠密的树叶里，一呆就是半晌；她也像鹅鸭一样把头闷在水里去游水，爱怜她的爷爷叫她"野丫头"。菡子童年玩耍的地方，还有爷爷保留的供本村子弟读书之用的书房——"百草园"式的后院，从那里获得不少知识。那村北的竹园和村西南的树园，是她生活的另一个天地。那时，她爱竹园的秀密，但怕青蛇；只有宽大而荒芜的树园，才是她经常拾柴樵草、听各种虫声、逮蝈蝈、葬麻雀的地方。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社会。那时，菡子的家已经危机四伏，一切全靠和颜悦色的爷爷来撑持。爷爷被人尊称为渭西先生，一生善良、仁慈、正直、助人为乐，誉满四方，与本村异姓和睦为邻。他梦想着把家庭经营成书香门弟，但终成泡影。
菡子虽小，心里却能准确地分辨善恶。她爱爷爷，晚上强睁着打吨的眼睛，用两只胖胖的小手，小心地为爷爷搓点烟的火媒子，捶打爷爷奔波一天的双腿。而当伯娘指桑骂槐地骂小菡子的时候，她总是不声不响地望望爷爷，爷爷也望望她。这时，一颗童心与一颗慈爱之心相遇了。菡子说，爷爷眼里看到的是水塘，是田拢，"我也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他望到的一切。这是我最早的美学观点，他与包容万物的大塘、老屋的青砖白墙，特别是春天田野里紫盈盈的红花草，最为和谐。"对菡子来说，伯娘有派不完的野外的差使，虽然也挨她的骂，但菡子却认定她是自己幼年生活的老师：她帮助菡子认识了许多江南事物和生活，学习了富有魅力的生动语言。
菡子的父亲在江阴读过江南颇富盛名的南菩公学，后来弃教经商开店，爷爷为此气恼万分，宣布与他断绝关系。
农村的苦难，是旧社会的罪恶；农村的美丽，那是大自然的馈赠。小菡子的同伴是六畜家禽，那羊、牛、花猫、黄狗，都是她的朋友，因为它们视她为主人。她喜欢那些小动物，最喜欢的是蜜蜂、蝴蝶，还有最早报春的喜鹊、亲切呼唤的鹁鸪，以及云雀、猫头鹰、排着"人"形队伍的大雁。至今，不忘那些与她一起爬树摘吃桑果、在麦垅里仰天而睡、摘吃豌豆和蚕豆的小伙伴。她们嬉笑着，相对而坐，参差击掌，唱那女孩儿们都会哼、历数名花的乡下小调《十二月》，也曾乘大木盆，在含苞待放的荷花里、红菱的绿叶下采菱。小时，她做过许多梦：小鱼从手中滑过，在池塘里摸到了鸭蛋，呵，还有那"六月六"下水的欢乐夏夜，她躺在场院的晒席上，数天上的星星，口里不住唱着"天上的星，地上的钉"不大连贯的儿歌。秋天，她与"稻草人"为伍；冬天，菡子的手背像一张皱皮的春饼，脚跟满是张着嘴的血口。冬夜是难熬的，她听见不眠的歌手，在唱幽怨的《孟姜女》，或《十二月长工》，远处的山峰也有激愤的悲歌……"在家里，我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父亲的打骂。但在田里我觉得富裕、自由。大自然虽然也向我放出风雪雨霜，有时骄阳似火，有时雷声震耳，但它同时给我带来胆识，它宠爱我，却不容我做一个骄客。它的博大感动了我。一年四季，大自然把我栽培成泥手泥足的孩子，仿佛天地间芸芸众生中的一棵小草，在露水和阳光中生长。春天睡在红花草的田里，戴着花冠，我又是一棵生花的小树。我是掐不碎的小花，折不断的树枝……那时我几乎什么都爱，恨的种子还未萌芽。"
病着的弟弟在她照看的时候死了，更大的灾难便落到了小菡子的头上：她被视为下凡的扫帚星，家中一切不幸的祸首。七八岁那两年，是她一生中最昏暗的时期，在家里，人人可以随意责罚她；要她干最累、甚至力不能及的活，而不能乞求任何爱护和享受，有时连母亲也不给她一点温暖。父亲向她宣布："你端我的碗，就受我的管！我们家没有丫头使女，你就是丫头使女！"其实，她的待遇比丫头使女还不如。这一切，伤透了她的心。那时，母亲还下了狠心，要在三五天内把这个"野丫头"的脚裹成小脚粽子。小菡子疼得在床上打滚，但不求饶，泪珠里闪着粗野的光。她也横了一条心："我要活下去，逃出去，作强盗也不在乎。"她无声地呼唤着："生养我的天地呵，你们听到没有？给我力量吧！"她的反抗性格似乎是此时在心里生了根：母亲在家里裹，她到地里放；母亲白天裹，她在夜里放。她宁可不穿鞋，也要保全那双能爬山涉水的天足。
菡子的母亲，从小就当童养媳，苦难重重。她的聪明、能干、勤劳、贤惠并没有赢得幸福。她养儿育女，过着忍辱负重的牛马生活。夜夜孤灯照着她，泪水泡着她，机抒声，打骂声，是家里永不完结的悲歌。小菡子生活在母亲左右，不止一次看到母亲的身体折断了父亲无情的竹鞭，而她虽然年幼，却也在受着父亲同样的待遇。这痛苦的烙印，没有伴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在菡子的记忆里，它是一种生命……
三
到了上学的年龄，菡子还在看鸡。对于读书，她十分向往。每当她听到村里小学上课的铃声，以及那"打倒列强"的歌声，她眼里便浸出羡慕的泪水，幼小的心灵激动不已。菡子说："那歌声，是我最初的爱国教育。我不懂音乐，也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才能，但各种艺术形式中，最早也经常使我流泪的就是音乐。"
生活，使菡子的母亲悟到了一个颇为坚定的启示：只有读书，才能自立！否则就是永世的牛马。于是，母亲悄悄为女儿算了命，算卦的说，女儿要做教书先生。母亲回到家里，泣不成声地向女儿重复着那些不堪回忆的伤心话。菡子回忆说：
归纳起来，我们母女那时只有三条路——
一、读完师范，做小学教师，母女相依为命；
二、读书不成，进尼姑庵，修修来世；
三、再不成、母女双双跳井。
满八足岁，母亲毅然拉着女儿的手到小学报了名。菡子回忆说："在路上，母亲才教我认了一个'一'字。因为我上学晚，个子大，老师把我插入二年级。母亲担心我跟不上，她与我一起学习，把一年级课本上认得的字，都搬给了我。我就像吞饭团似的咽下了它们。二年级第一篇作文《我的家庭》，也是母亲代作的。那些认得我的同学，都骂我'看鸡婆'，指着鼻子羞我。歧视使我产生了志气，以后的作文就都是我自己做的。"（《乡村的童年》，1982年《钟山》第六期）
上学的同时，家里那些杂务，还属于她。不过母亲给了她较多的爱怜，从"弟弟来，妹妹来，来唱歌"的课本中，朦胧中看到了女儿的前程，感到了欣慰，作为母亲，悲苦的心也算有了寄托。
借助于母亲的抚爱，从1929年起，菡子得以在本村初级小学读书三年。其间，她学了不少歌曲，而《可怜的秋香》及《船夫曲》是她印象最深的。她说："那引颈高歌的音乐教员，好像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看见他在河道上等着我，臂上套着背纤的绳子。《船夫曲》在激流中回响，人生的道路，似乎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也是她听到的最早的国际歌声。
绿林好汉历来是人民群众心目中崇敬的英雄。幼小的菡子，不仅爱看戏，也爱听说书，常被《水浒》、《三国》的好汉所倾倒。
平时，她爱逻思幻想，把西边黑压压的伍牙山视为英雄豪杰神出鬼没的世界；每当晚上看见远处的火把，她便心驰神往。菡子未满八岁时，她终于看到了溧阳乡下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持刀攻城的壮举，他们呼喊着："穷人打天下，愿干的跟着走！"小菡子奔跑着，跟在队伍后面跟了六七里，最后跑不动了，才趴在山背上，一直看到跃动的红旗在远方消失。而她的心确实跟那威武的队伍走了……那威武不屈、死得悲壮、流芳迄今的"大刀会"英雄"小妹妹"，给她留下的是敬意和榜样的力量。1931年冬天，只有十岁的菡子，自己作主也参加了有着迷信色彩的"大刀会"。这个举动，是她对父权挑战的一次尝试。她在"大刀会"里呆了二十一天，师父教的是"坐攻"，即"上神"——就是请神上身，神来了就力大无边，可以刀枪不入。当时她神往真正能有所谓"竹叶金刀"——在深山老林，七年不食烟火，天天念咒，到第七年成功：采下竹叶，一念咒，竹叶就会变成一把锋利无比、砍向敌人的金刀……这种荒唐绝顶的愚昧，曾给不少在黑暗中寻路的人一些短暂的安慰和精神寄托。小菡子并没有进山，没有把念咒的"功夫"坚持下去；读书，终于使她大彻大悟，从蒙昧状态中觉醒过来。
1932年，菡子改入城内女子小学读书。那时她接触了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主张，也听说过方志敏领导的皖南红军"打富济贫"，含糊地把两者合而为一，借给父亲写第一封家信之机，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不料父亲从此同她结下死仇，断定她不可救药，从小就是共产党的胚子，如果在太平天国造反时代，她一定是个女长毛。
能深深感受世态炎凉的孩子并不多，但饮着生活苦酒长大的菡子，从父亲的打骂中、母亲的苦难中、残酷的社会里感受到了。反抗，是压迫压成的；性格，是生活、现实赐予的。逆境给了菡子意志和毅力，她像黑夜里的闪电，硬是要索取光明。上进心使她从一个中等生，一跃而名列前茅；1934年全县小学会考，虽然她得了"头晕眩"，仍考了个第三。同年秋，她考取苏州女子师范学校，7月25日的《申报》上公布了被录取的新生名单。这张报，作为一种荣誉，在村里传递着，那"丫头使女"、"看鸡婆"的菡子，在人们眼里成了"女秀才"。但父亲在乡人的督促下，虽不得不让菡子上学，但他要她发誓将来不拿家中一根稻草，假期中还加倍用她的劳动力。最终，还是母亲为菡子筹划路费，并泪流满面地送她上路。
中学时代，在人生的意义上，像大地四季的春天，未来的路程往往由这里起步，那金色秋天的收获，不过是春天的延续。菡子，从这里开始写作的尝试，从这里初步认识了革命。
苏州女师，穷学生多，进步势力大。由于菡子苦多乐少，地位低下，在学校很快接受了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启发与影响。她参加了课外的"文学组"，组内决定要写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她对此心领神会。1935年夏，学潮失败，十个同学被开除，这使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旧的社会制度没有摧毁，我们（学生）不可能单独取得胜利！"这一闪光的思想震动了菡子，这是促使她思想转变、深化的一个关键。
从小学时代起，菡子就有一种艺术感受能力；在中学，她爱好文学。虽然，鲁迅、巴金等作家的作品在这个学校是被禁止的，但像地火一样，并没有停上燃烧，潜流在奔涌……在图书馆一位进步工友的帮助下，她读得最多的是鲁迅的书。鲁迅的如匕首投枪般的杂文，"狂人"的呐喊，阿Q和祥林嫂的悲剧，都感动过她，教育过她，写作上启发过她。她还读了巴金的一些作品，以及苏联作家的《五年计划的故事》等；还有不少进步书报。这些，都是她认识社会的透镜，也是寻找黎明的路标……
"一二·九"学生运动，像春风吹到了江南，菡子受到很大的教育，开始参加抗日活动。有一次，语文老师大约是要考察她们，在黑板上写了"无题"二字，任她们自己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菡子写了一篇表现一个女学生因犯"抗日罪"而被开除做了女工的小说。至今，她还记得小说的结尾："她爱她的母亲，但更爱她的工作。"她因此牺牲了与母亲的团聚，也果真因这篇小说而获罪。校方终以"品行丁等"——受共产党影响、思想有问题和扇动校工的罪名，秘密将她开除。父亲跑到学校，与校方订下三条可以让她重返学校"悔过自新"的条文。而菡子，怒火中烧，却在开学那天，以索回保证金为名，大大奚落了总务主任一场，即愤然离去。不久，菡子以同等学力考入无锡竞志女校。鲁迅，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如黑暗中的灯塔，给她的是光明、信心和力量。1936年10月9日，这位文学巨人在上海逝世，这噩耗给革命者带来的感情是共同的，菡子终于因此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她们一起悄悄参加了进步的"读书会"，经常分析形势，讨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西安事变"后，她们还秘密印发"八一"宣言。
翌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给屈辱中的祖国揭开了新的纪元。那炮声召唤着她，她在抗日的队伍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四
1937年10月，正在无锡重伤医院为抗日将士服务的菡子，被母亲以病危的电报骗到家中。但那个家，就是母亲的温情也不能拴住她的心了。她要把生命交给国家，要在国难家仇中沉浮，在抗日的烽火中奋进！
仅仅十六岁的菡子，对家庭一无所求。菡子身上没有分文，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但她大胆地走自己的路。
江南，秋风秋雨愁煞人；菡子，背井离乡，像一去不复返的小溪，无牵无挂，自自然然流向前方，汇入洪流。她一路泥水，直奔苏皖边境的同城镇——那里云集着从上海、南京下来的进步文化人和抗日团体。在那里，她每天迎接曾参加过农民暴动的四乡来人，把他们登记入册。组织交给她的任务是神秘的、光荣的，她的心情是激动的，她觉得工作就是考验，自己的生命就要从这里开始。
不久，菡子赴江西南昌，投奔正在集中的新四军。在一千四百多里、一个月的跋涉途中，敌机跟踪轰炸，使她看到中华民族的鲜血，想到国家的仇恨，也自我鼓励："生活正在开始，不能无所作为地死掉……"她想到的是贡献。在沿江而行的队伍中，她年龄最小，但却是打前站的一个，一路写示标，使他们赢得了时间。菡子的吃苦、勇敢精神，得到大家的称赞，昵称她"小八"（即"小八路"之意）。那次泥水的洗礼，艰难的历程，第一次给了菡子锻炼；每每想起，都兴奋不已，并说那仿佛是她一生征尘的缩影。
南昌，光荣的城！就在那里，由新四军办事处决定，菡子参加了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到赣东老苏区从事宣传工作，这是她头一次到群众中去，像一只试飞的小鹰，第一次去搏击风雨。1938年6月，军事形势恶化，她回到南昌，通过新四军办事处正式入伍。与三十个同伴到达皖南云岭军部，成为新四军第一代"三八式"女兵，开始了真正的战士生活。
在皖南山水的怀抱里，跳动着菡子的心。在战士的铁脚踩成的山道上，有她奔忙的脚印；载着历史的记忆流泻的山溪里，有着她年轻的身影。那里孕育了多少爱情啊，——初恋、友情、真挚的同志之爱，还有与乡亲、房东的生死之交。她挨门串户，做着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工作。1939年2月29日，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工作，在军部礼堂讲演，传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传达中央的决定和开辟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的决心。那精神鼓舞了"八省健儿"汇成的浩荡队伍，也振奋了菡子；那宏亮的、激动人心的声音，犹如不息的战鼓，一直响在她的耳畔。
新四军是一支铁军，也是一支文化军队，在各部门的领导中，有不少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菡子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创作组里学习过写作，而她的老师就是该组指导者、著名作家聂绀弩和诗人（长诗《捧血者》的作者）辛劳；稍后，又有作家丘东平。当时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是诗人，也写小说，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军部秘书长兼文委书记李一氓，是创造社的文艺理论家。他们都很重视文艺和宣传。那时李一氓曾以笔名德谟在《抗敌·文艺专号》上发表社论《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艺术家》，号召在意识、决心、生活、习惯、经历、观念或行动上都是前进的、向上的、集体的、有力量的新生的作家艺术家们，为了革命事业，从无名而成名起来，从不成熟而成熟起来。这种环境和条件，加之领导的提倡与重视，就成了作家成长的土壤和因素。 在硝烟迷漫的战斗岁月里，菡子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她"长期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建立了亲密的血肉联系，同时领会了民间语言的美妙之处，学会了掌握语言艺术，从而用文学描写的艺术语言来反映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和斗争，在文学创作的基本功上下了苦功。"（黄源《前方·序》，载1984年《收获》第一期）这条艰苦的路，使她的文学创作最终取得了成就。
1939年初，菡子到军队里写的第一篇小说《干部地方化——几个人物的描写》，经聂绀弩过目，改名为《群像》，发表在黄源编辑的新四军的《抗敌》杂志上。在写作上，作家丘东平曾给她不少指教："写战场，要避开枪炮之声，主要写场面、气氛和情绪；创作要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人家写过的，你就不要写……"这些经验之谈，一直是她艺术上的苦苦追求。
菡子转战淮南后，担任战地服务队队长，随战斗部队出入枪林弹雨之中，积极参与开辟新区，建立人民政权。1942年至1943年，是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但她作为新四军的一名女战士，坚持参加游击队的活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她编过《前锋》报，担任《淮南大众》社长兼总编、淮南妇联宣传部长等职。
战争是残酷的，但是人民和正义以战争夺得新生。战争的岁月，如同一条长河，一直在她心里奔腾、闪耀。她多次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兵的生活，是战士生活的回忆，部队是我最早的革命学校，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们艺术生命，在那最艰苦而光荣的时期，我们在党和部队的扶持下，拿起了笔的武器。"每当她想起当兵的日子，她就仿佛年轻了许多，思想就又像大战前夕，充满了求战的激情，希望在全体的胜利中，也有自己一份战果。
战争，锻炼战士。菡子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战士。她爱读书，即使在战后短短的间歇，也不曾放松。在敌后游击区，她有幸借到一位爱国人士的《鲁迅全集》，从此她走南闯北，背包里总有几本鲁迅的著作相伴。她不仅读，还做札记。菡子说，由于鲁迅的作品，"两三年中使我的生活有了充实感，带着它就像战士带着武器一样。"鲁迅，影响着她的一切，成了她永生的导师。
大文豪高尔基也是菡子的崇拜者。她把《童年》里的外祖母当作自己的亲人，同时把自己的苦难经历视为"有意识地生活"，坚信只有勇敢迎接暴风雨的人，生活才有意义，也才能创作。
1943年至1944年，她还在中共淮南区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这是她接受考验、认识社会、观察生活的良机。那时，她流着泪躲在被单里默写高尔基的旅伴和丹柯的故事，从中汲取经受考验的力量。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梦寐以求的和平。中国又被推进血泊之中。菡子，在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中，冒着炮火，随大军转战于苏北、山东各战场。最终，于1949年，在上海欢呼的人群中，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五
菡子，是烽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女作家。1946年她加入华中文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不仅为《抗敌》报、《前锋》报、《淮南日报》、《淮南大众》、《新华日报》写过大量有情节、有人物的通讯报道，还写了一些风格朴实、思想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的小说，而当时她的文名也主要表现在她的小说创作上。
1984年2月，春节期间，我两次访问菡子，在谈到小说时，她说："我的小说创作还没有开始……"这话自然是她的谦虚，也是她壮志"未酬"的表达——我知道，她心里酝酿、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还没有开始创作。
菡子是从小说创作转而走上散文写作的。在她走上业余文学创作最初的二十年里，先后写作短篇小说三十余篇，编入《群像》、《纠纷》、《和平博物馆》、《万妞》和《前方》等短篇小说集或小说散文集。
两万多字的《纠纷》，是她创作的第一篇成功之作，写于1945年12月淮南黄花塘。这篇小说曾在 1946年半年内出版了两个版本（其中一种由她自己题写书名，封面是她最喜欢搭配的颜色——浅灰和深红，由吕蒙设计；另一种六十四开本，由主管华中新华书店的叶籁士重印），延安、上海的报纸转载过，其他解放区也出过单行本。1948年，这篇佳作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二十六篇，一同编入延安"人民文艺丛书"，并获二等奖。菡子在《小书——〈纠纷〉》（1982年1月25日上海《书讯》第50期）一文中说：
对于《纠纷》的联想是有趣的。 1945年8月10日，在淮南抗 日根据地，是我第一个从译电员手里拿到日本投降的消息。…… 接着我还把朱总司令的命令转领导。……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举 着话筒，尽量严肃地传达："我命令——"……于是一切都变了， 不久我就出现在新四军二师进军蚌埠的队伍中。哪知形势急转 直下，由于蒋介石的阻挠，我们又退回原地。我到了古城一带。同 时听到类似《纠纷》的故事。回到师部，整整下了四天的雨，我围 居斗室（一个土炮楼），这大约是我入伍后最闲散的几天，我一口 气写完了《纠纷》，作为无事可做的补偿。我的两个好友到我的住 处躲雨，我给她们念了半宿。很明显，我接受的是赵树理的影响。
这段话，作者向我们透露了《纠纷》成文的经过，这对深入了解她的创作不无好处。
《纠纷》写的是楼港小来顺子的大大（爸爸）被土匪吓死后，撇下来顺姊妹四人和妈妈。当家人一死，便像黑了天，生的希望破灭了。寡母幼子，于是请了浑身是力气、精明能干的刘二。刘二是从河南逃荒去的，肯吃苦，脾气好，是"手指头伸在他的嘴里都不敢咬的老实人"，"是天底下难找的有良心的好人"，他在哪一家干活，就把哪一家当作自己家。他担起了来顺家的千斤重担。天长日久，如一家人，来顺妈怀了孕。但一连两胎，生下的孩子都被迫活活卡死。人言可畏！来顺妈总是三魂像丢了二魂，走路低着头，自觉比别人要矮三尺，曾想自寻短见。那时已有抗日民主政府，但还没有"婚姻法"。来顺妈和刘二的事算不算犯法？众说不一。楼港的"人王"楼志清，从爷爷起，在旧政府里是世代连任"老甲长"，十六岁便认土匪头子为师父，坏事做尽，人人怕他。楼志清利用宗教势力和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来破坏来顺妈和刘二的结合。为了达到目的，他耍了种种花招："告状"、串联、假传圣旨，煽动宗族情绪、"先下手为强"、造谣生事等，但乡干部识破了他的阴谋，给群众做了大量工作，"纠纷"才得以解决。人们喝了他们的团圆酒。最后，福顺老爹的话道出了这篇小说的社会深意："我们今天吃到刘二和来顺妈的团圆酒，也是吃我们穷人的团圆酒……"这团圆是穷人翻身作主的表现，是人民给自己造的福。
《纠纷》所反映的婚姻问题，同"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为争取婚姻自由并不完全相同。比如那时的这类"问题小说"，问题是提出了，但并没有解决，其结局往往是悲剧。鲁迅、郁达夫、庐隐、许地山，以及后来的巴金等许多大作家的笔下，都描写过婚姻恋爱这个重要的社会题材。但那些作品的主人公，虽然多以造反的英雄面目出现，而他们的最终归宿似乎并无二样。在中国作家中，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情况就很不同了，主人公终有一个多少人为之牺牲、追求的美好结局。主人公命运的变化，当然是时代使然，这是文学的飞跃。
菡子曾说，1943年"在党校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下决心只写'使不识字的能听懂，粗通文字的人没有一个难字'的东西。"那时她在学习群众语言方面下过苦功，《淮南大众》就是她实习的园地。《纠纷》是她用口语写的小说，是民族化、大众化的成功尝试。它同赵对理的《小二黑结婚》一样，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文坛，反映重大矛盾和斗争，热烈歌颂人民新政权、新事物，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
那几年，菡子还以同样朴素通俗的艺术风格发表了表现军民关系、人民以生命支援新四军的《家庭会议》，人民群众团结一心、进行自卫的《转折点上》，歌颂人民英雄神枪手的《七十七枪》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以被列为"展开了农村反封建斗争的惨烈场面"（见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的作品之一的《纠纷》为其代表，是菡子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此间，作者在思想上、艺术上、语言运用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的创作的打下了基础。当然，这些作品也不是无疵可指。小说是以人物形象的刻画为其基本特点的，没有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没有小说。菡子的小说里出现了众多的人物，但不少人物形象不够饱满，描写、刻画还欠集中。但她的起步是坚实的，《纠纷》一篇的价值，就足以预示作者的才华将要开拓的前途。
六
远方尚有隆隆的炮响，火光欢呼着为大地洗礼，为新生歌唱。
黎明时分，菡子出现在黄浦江畔。被帝国主义反动派苦苦蹂躏的大上海，终于在1949年，乘春风投入人民的怀抱。
菡子作为军管会人员，先后在上海纺织系统的三个工厂工作，和二人姊妹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那篇名为《综丝事件》的小说，便是她入城后第一篇反映工业题材的力作。小说通过工厂处理废品，军管会由于官僚主义、粗枝大叶，处分干部不当，与厂方发生矛盾。最后军管会弄清了问题，主动作了检查，深刻认识了"三十年革命就是为了争取民主，不要等我们掌握了政权，自己就不民主起来"的深意，表示以后要直接参加生产管理、学习管理，加强团结，于是提高了共产党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这篇小说写于解放战争刚刚取得胜利，接管城市工作刚刚展开，而我们又对城市管理生疏、不少工人群众、职员正在观望的1950年，因此这篇小说颇具典型性，是一篇现实性很强的好作品。
1949年她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就任华东妇女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 1951年，作为以冯雪峰为团长的第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赴莫斯科访问，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回国不久，1952年春，菡子便随作家巴金等奔赴冰天雪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坚持了最艰苦的坑道生活，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等几次战役。她在《在朝鲜，我也要做一个诗人》（《和平博物馆·代后记》）一文中写道：
我时常觉得我正生活在一个最理想的环境里——一个崇高而优美的精神世界。这里的人们有最亢奋的热情，最顽强的毅 力，最深切的同情赠和责任心；这里充满了青春、友谊和对祖国 及人类深厚的感情。在这个世界中，我很自然地和大家融和在一 起，整天张着友好的眼睛，乐意答应每一个人的差使，可是我还 是做得太少，有时也插不上手，我曾因此而深深地不安。
这是她白雪般纯洁无暇的精神境界，向人们昭示无私和崇高，为读者留下闪光的作品。她的作品不是访问记，而是亲临其境的真实感受。她亲眼看见战士们如何用自己的鲜血写下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美好诗篇。她的第一篇战地通讯《在胜利的前沿阵地上》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后，相继发表了写她在坑道见闻的《和平博物馆）。英雄郑小强怎样从岩顶跳进敌人堆里，拉响了手雷以及《从上甘岭来》等十余篇散文、特写和小说，使她成为当时国内十分被人注目的女作家。她的《在观察的位置上》写朝鲜中线战场的大门口——五圣山的观察所，《松树下》写卫生员小李，《激渡》写前方渡口激流中的水上英雄，《亲人》写孤儿张永强对祖国亲人的挚爱和对侵略者仇恨的高尚情怀。在这些作品里，主人翁都是普通而伟大的战士，他们的战斗生活、英雄事迹、美好的心灵，深深地感动、教育着人们。菡子爱那些牺牲的或还健在的"最可爱的人"，并"愿意永远作我们主人翁实际存在的见证人"。黄源说，菡子"在这小规模的场地和普通战士身上。典型地塑造这些英雄人物，不论是郑小强、金卫明，都是具有特征的、真实的、性格生动的英雄人物，通过这些英雄人物反映出我们人民的伟大精神：最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最动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最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前方》序）菡子笔下的战斗描写绘声绘色，恰到好处，并不多用笔墨，对她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充满感情，感人至深。
1953年，中国正在建设中向前，这时，她向正在为召开全国第二次文代准备大会工作报告的冯雪峰请假，在"写吧，写吧！做一个作家起码要留下三百万字！"的鼓励和"写文章不一定在文艺界，绝不能做脱离人民的文人，更不能在小圈子里混，这将一事无成"的告诫下，她告别首都，兴奋地到安徽农村落户、深入生活，先后担任过两个大型水库的政治部主任、工程队党委书记及水库党委委员。战士的性格使她习惯于集体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她找到了自己的岗位。1956年，她上调北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大型文学杂志《收获》编委。翌年底，她又回到安徽，担任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安徽文学》编委，参加农村工作，在基层蹲点。
高山上的劲松，都经过雷电风雨的无情洗礼；一个人，大约只有经过磨难才会使之成熟，坚强有力。1959年9月中旬，菡子以莫须有的"右倾反党"罪，被"车轮战"苦苦斗争了五个昼夜，当时身上即使有一千张嘴，也没有用，现实严峻地考验着她。这时恰逢祖国十周年大庆，菡子回忆说："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酝酿了两年之久的《万妞》写出来献给国庆。九千字的作品只写了一天，那些表达人民与党与我军至亲至爱的语句，一串串从我内心涌出，我简直来不及把它写在纸上。第二天就完全改好抄好，与我作为一个党员的申述一同交给了组织。"（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菡子自述》）她还说："写《万妞》，那不是写，而是把我的泪水化作墨汁，一起倾泻在稿纸上。表达感情的语言，犹如涌泉一般喷薄而出，这写的是我的信念，我的忠诚，仿佛一个赤着脚的女孩子，在百折不挠地追赶自己的部队，而党不会也不能舍弃这样一个女儿。"（《我与〈万妞〉》）《万妞》的写作，被视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党进攻"，因此她又遭到围攻，《万妞》也被当作"罪证"和"人质"押在专案组的文件箧里。
不久，在寒风凛冽的隆冬时节，她被下放农村。她带着一大箱书在贫穷的茅舍里思考着生活的哲学。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中关于"金蔷薇"的来历及为安徒生设计的爱情故事，曾给她莫大的慰藉和满足，使她在委屈的深渊里看到了光明的彼岸。"我的朋友，要善于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会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安徒生的话，给她以力量，最终使她懂得："为了创作，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在乡下，菡子与农民一起在饥饿中挣扎。在中国历史上，艰难的三年，历史学家们可以在厚厚的书页中仅仅一笔带过，但它是一个记忆犹新的真实悲剧。那时，她只在1960年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欢乐的哲学"五个字，但她没法写出什么欢乐之事，只好还抄录了《孟子》里的一句话：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这是一种"清高"而又无可奈何的人生哲学。她处在逆境之中，爱的是事业，执著的是生活。
当时的农村是艰苦的。她在老乡的锅前支过铺，睡觉时还把脚伸在一对水桶上。她学锄地，老大爷手把手教："起、落、深、浅、拐弯、抹角……"不知她查访过多少村庄，和乡亲讨论战胜死神的途径。生活，最终使她明白了农民无言的美德、沉默的美德，也使她时刻不忘那些创造历史、擎着火把走在前面的人们。
她的《万妞》终于在两足岁的时候在《人民文学》上与读者见面了。菡子感慨地说："她是母亲苦难中的迟产儿，格外值得怜爱，何况她毕竟是足月的十分健康的孩子。"她还说："我发现比较顺利的创作，都是在我处境困难、思想纯正、接近人民的时候写出来的。"这大概也是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的注脚。菡子的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即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好评， 1961年11月号的英文版《中国文学》还把它介绍到国外，先后被选入多家优秀短篇小说选集之中。
《万妞》是根据真实的感人故事写成的。它写的是战争时期，一个"为国为民为穷人"的干部，在江南江北山里山外打仗，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的孩子，受着比亲爹亲娘还亲的养育，深刻表现了人民与党与军队至亲至爱的血肉关系。这篇小说是菡子解放后的代表作之一＿
菡子的《妈妈的故事》，也是一篇催人泪下的感人佳作。它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母亲和三个哥哥被反动派活埋，父亲在大别山红军里打敌人，小姑娘在外奶奶悉心教养下长大成人；而小说的重心是妈妈在死亡面前坚强不屈、与敌人斗争的故事。
《万妞》和《妈妈的故事》是艺术品，又是历史教科书。黄源说："菡子是用深厚的爱，把最深沉的民众对党和军队的感情塑造成典型人物而深刻地反映出来了。"（《前方·序》）读她的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起过去，不忘记过去，更珍惜今日的胜利，并坚信美好的未来。
菡子解放后的小说创作，思想开掘得更深，结构得更巧，人物形象刻画得更集中，同她的散文一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朴素、细腻、抒情。一切文学都是语言的艺术，小说也不例外。《万妞》中有这样的描写：
山村里正月的旋风，像个不请自来的夜客，爱在黑地里敲 门，门环儿搭搭地响了一阵，屋子里就都是风的声音了。被筒里 透进一阵寒气，三个人偎得紧了一些。
漫天大雪，他们仿佛总走在雪花的前面，一步一个脚印。
咔嚓，咔嚓！
出了山，到了一片开阔的地方，耀眼的飞舞的银白色的天空 和大地，把这一对仅有的路人拥抱起来。小万妞双手抓着雪花眯 着她的眼睛，把嘴巴套在她爹的耳朵上问道：
"爹爹，雪花花里哪儿是路呵？"
父亲已是一个童颜鹤发的"白胡子老头"，背着他披着白雪的姑娘，大声地回答：
"妞呵，踩在哪儿都不用怕，这亮晶晶的干干净净的世界，哪里都有路呵！"
多么美妙！绘声绘色、惟妙惟肖！我们仿佛听到风在敲门，看到雪在飞舞；世界多么纯洁，道路多么宽广！这样的描绘令人难忘。
再看《妈妈的故事》的结尾：
已经把妈妈和哥哥们搬到梅山湖，松树和兰草陪他们睡在 一起，连拱坝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风景，就在梅山的对面。过去埋葬妈妈的地方，被我们制服的山水，会在这里休息，大家叫它"人工湖"。
妈妈亲眼看看人工湖一点点地大起来，碧蓝的湖水一天天地深起来，连拱坝已经比山还高了，最高的一层垛子上，有妈妈心爱的小闺女。
和泥沙打过仗，和岩石打过仗，和风雪打过仗，和洪水打过仗，妈妈帮助着我们……
……我们看着湖水。外奶奶一眼不霎地忽然指着湖里说："啊哟，我的小闺女。"
她看见的是我。在湖里荡着两条长辫子，花裙子随着湖上的水纹飘散开去……
外奶端详着我，说："好比湖上的仙女。和你妈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乡亲们都说你妈在新开出来的湖上成了仙了，有人还说看见她了呢"……
这些语言，抒情的描写，给我们以浪漫的感觉，像抒情诗一样，其中虽然有一点"神仙"之气，凄婉之美，但它的调子是明朗的。
以上两篇小说，很能看出菡子小说在思想、技巧以及语言艺术运用等方面的风格、特点，代表了她创作成就的新高度。
解放初她有一篇不被注意的小说《不屈的手指》，写一个烧火的哑子，但颇有典型意义。他不会说话，却什么都懂，爱憎分明。他的语言是"手势"，被捕后就以"手势"进行斗争，咒骂反动派。最后他被敌人装到麻袋里，扔进洪泽湖壮烈牺牲。作者最后写道："哑子什么也看不见，他大声嚷着，一颗永不屈服的忠诚的心，正使他有许多话要最后告诉活着的人们。他也最后一次懊悔自己是一个哑子。……就在他被抛向湖面的时候，人们也似乎看见一只从麻袋里伸出的手，一连数次比划着'八字'，又挺着那不屈的大拇指，这就是人们听到的他的最后的语言；人们并没有看见他沉下去，大家仿佛觉得他已飘向湖面上红霞所在的地方，走进太阳里去了。"
这篇富于神话色彩的小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是善良的人们以同情之心，表达着善良愿望，还为哑子编出神奇的传说：他没有死，毛主席给他治好了喉咙，在做着宣传工作；他被龙王请去了，分管洪泽湖，并让四方风调雨顺，年年丰收。
作为一位女作家，菡子是最能体察女子的心理特征的。她几次同我谈起活跃于前线的女性的战斗生活，这使人想起她的《前方》。这篇小说写一个把自己的矜持、温柔、坚贞的感情都献给前方的典型的女性形象，代表着革命女战士的主要特征。在她的"温柔"里，既有崇高的信念、生活的庄严，对未来的憧憬，又有通常人们所感受的亲切和友情。这是"她"和"她们"，在战争岁月里给予战士们的温暖和力量。这篇小说里的主人翁，不能说是作者的化身，但有她的体验和感情。
跨过令人绝望的年代，菡子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己走过的一长串脚印，心里有辛酸、自豪，有兴奋、教训。"过去"，总是一面镜子，既能照自己，也能照别人。菡子说："我们祖国的山山水水，分明始终被我热爱着，这是我们伟大革命集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在我生活道路中常常遇见的闪闪的灯光。我习惯了在这样的灯光下生活并且前进……"（《万妞·作者后记》）。于是，她又写作了，《卖鹅》、《探亲》、《焚》等短篇小说，便是她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奉献给期待于她的最初的礼物。这些作品是《万妞》一类作品的延续和发展，描写了农村人民真诚、善良的美德——如太阳一般温暖的人情美。
菡子笔下的战争生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重大题材的表现，是丰富动人的。综观她的全部小说创作，其成就主要在解放后。
作品的孕育，很像十月怀胎，即使是天才，对所捕捉的题材也有个消化——认识、酝酿、再认识、再提高——的过程。菡子的小说，是在战争的年代里孕育的，直到解放后才陆续诞生。她说过，以前"我经常忙于工作，也不愿脱离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因此很少有写长篇的完整时间，这样我就向散文和短篇小说发展了……"解放后，她不仅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更以散文写作著称于文坛。
七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菡子的痛苦、欢乐和思考，几乎都溶进了安徽和江苏的风风雨雨。1960年，她被选为安徽省政协委员和省文联委员，并任《安徽文学》编委。但翌年她才有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同时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列入"四十名作家"之中，1962年，中央工作组为她甄别平反，撤销一切处分。这时，她对文学创作的欲望不减、抱负尚在，但首先要找一个自己熟悉而热爱的地方落户。菡子说："我一直敬羡鲁迅先生以他所处的时代人物的命运，创造一个个典型，他在江南语言使用方面也为我开拓了道路。我要在对鲁迅著作的学习中，努力写出有我们时代风貌的江南农村各种人物。于是我作了深入江南农村和进行创作的十年计划，并立即在江南找点。"经中国作家协会安排，上海作协同意，她即到江苏，先后任宜兴、吴县县委常委，但她不是"官"，而是"民"，在田野，有她奔忙的身影，在农舍、茶馆有她与老农、小伙说古论今，同姑娘、媳妇促膝谈心的声音。
菡子在给一位山村青年的信里说，在她的经历中，比较迷恋山村。山里人"勤劳纯朴，语言丰富，他们文化低，对世事家务表态，不善讲演，也不会用书面叙述，倒发展了口头文学、民间故事。而且山区有山区的特点，历史、地理、风景，值得明眼而有心的人持久地观察、体会。六十年代初和最近续写的《乡村小曲》和《乡村小曲续篇》，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拜农为师的一点成绩。现在想来，还是那一段生活最美，比较顺手地写出来，也靠持续一年半与山村人民的亲密相处。"
写的那组直抒胸臆、情致宛然、清新动人的"江南白描"，除《乡村小曲》之外，还有《新庄之晨》、《自豪的黄霉时节》、《水乡秋寨》、《清水埠头》等，均是明快欢畅、脍炙人口的抒情诗式的散文佳品。
风格即人，文如其人，散文尤其如此。散文是最有风格的文体，菡子终于在这块园地上建立了自己的风格。菡子没有写过诗，但人们都说她是一位诗人。
她在生活和斗争中寻找着诗，发掘着诗意。
菡子曾一再说，"亲切动人的散文都是有诗意的。"她认为，生活本身的光辉就是诗意的火种，"生活在我们伟大的时代，就不难在一人一事一景一物中发现诗意，顽强、坚贞、谦逊、大公无私正是我们无产阶级性格的特征，它常常见之于行动，在日常事物中透露出来，反映了我们时代生活中的本质。在形象上它们又都是最完美的，那劳动所创造的一切包括劳动者自己的风貌姿态……都是有清新、瑰丽之感。站得高，看得远，接触面深而广，诗兴愈盛，诗意愈浓。"（《诗意与风格》）
这里，她讲的不是理论，而是创作经验和感受，是她从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火热而高尚的社会、感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诗的火种。
在散文创作上，她执著地追求诗意。她说："我极盼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中，在有充实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有比较浓郁的抒情的调子，并带有一点革命的哲理，追求诗意的境界。"
在菡子的散文中，那篇曾作为向海外发行的《黄山》画册代序《黄山小记》，自然是一篇传世之作，它的古朴、涓洁、清雅、亲切、诗情画意之美，使人难以评说。秦牧说，散文"应该在十分平易流畅的基础上讲文采，应该在十分平易流畅的基础上求奇警"。而这篇"小记"，却是处处平易流畅，处处文采，处处奇警！比如：
……路边的溪流淙淙作响，有人随口念道："人在泉上过，水 在脚边流"，悠闲自得可以想见。可是它绝非静物，有时如一斜珍 珠迸发。有时如两大白缎飘舞，声貌动人，乐子与行人对歌。
贴切的描绘，精彩的妙语，平易流畅之中，闪闪发光。
但我同样喜欢她那些在山边、溪畔用长萧短笛吹奏出的乡音乡情。在她的《初晴集》、《乡村集》中，多是令人赏心说目的江南水乡的风景画和风俗画：
在一条临河的小街后面，时起时落传来窗和舟中清脆的答 话，一声嘱咐，几句道贺，飘过水面去了。我爱水，冬天，它们像家 酿的烧酒，那么醇，那么清亮，那么静静地流着。我更爱江南人此 时水上、埠头的生活，称呵，量呀，大家欢欢喜喜地把金山（稻子） 银山（萝卜）送走；槌声、笑声，妇女们嬉闹着漂出鲜亮的衣裳、被 单，晒在用节节篙架起的长竹竿上，把太阳的香味，也带进夜晚 温暖的梦中。
仅仅搞引《择居记》中的几句（更不要说《乡村小曲》及其续篇了），便把人引入如诗如画情景交融的江南生活之中。
评论家欧阳文彬在《诗意小探》中这样评论菡子的散文："洋溢在你的作品中的诗意，决非外加的点染，而是从猎取素材、酝酿主题，也就是艺术构思开始的时刻，就已经形成的。"还说她"始终追随着生活的激流，让自己的心脏和时代的脉搏一同跳动"，"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个性出发，去寻找生活中的诗意，并赋予自己的歌以特有的声腔、色彩、旋律"。这些话，对菡子的创作个性来说，恰到好处。
菡子真挚、热烈的感情，都溶进了"得天独厚、人杰地灵、山水阳光"的江南。她的江南白描的画稿，"不仅是单纯的报道和素描，更不是供观赏的静物"，她要表现的是"生活新、思想新，甚至技巧新"，"以明媚、富饶、多采的江南作背景，但它是经过改变的江南。"她也画名胜古迹、风霜雨雪，不过要赋予它们时代的气氛。当天的见闻也画，但它一定是像刚刚"从水里或泥里取出来的，浑身都具有江南的江、湖、山林之气。"她画什么都能画好，因为她熟悉江南的林寨、流水、山丘、湖塘、竹园、鲜笋、蚕豆、竹器家什，更热爱那里的人民。
除了那些"江南白描"，她还用泪水栽培了许多小白花，编织成献给领袖、英雄人物的花环。《素花集》的《大江行》、《梅岭诗意》、都是感人的篇章。
多年前，我曾写过菡子一篇小传，关于她的作品，有一个简单的概括："构思新巧，富有革命哲理，有浓郁的抒情的调子和包含耐人深思的诗意。"虽然简单，但是个客观的归纳，而"诗意"则是她散文的灵魂。诗意从何而来？从生活中，从时代精神中。这是菡子从来没有变过的思想。
八
没有学习和借鉴，就没有进步和创造。就教于人，是菡子的长处。她不仅喜欢《红楼梦》、《水浒》、唐诗宋词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的作品、朱自清的散文、闻一多的诗，也喜欢高尔基、托尔斯泰、梅里美、契诃夫、聂姆卓姬的作品。同时她认为，一个作家不重视当代作家的作品是一种罪过，于是她又仔细读了赵树理、周立波、沙汀、艾芜、柳青、孙犁、马烽、骆宾基、王汉石等人的作品。古今中外名著，都在她学习、借鉴之列，这使她的创作不断有所进步，并跨入大家之列。
菡子的乡下生活开始后，直到她1992年中风在家，一直没有结束。她自称是一只候鸟，"根据山中、湖边人们不同的劳动季候，随着他们生活高昂的节奏，飞来飞去，在勤劳而好客的社员之间，到处都有我可爱的家。"
人生，像路一样，总是曲折的。1961年，菡子又因在安徽发表小说《父子》而受到公开批评。据说，她的《前方》、《亲家公》也被列为坏作品。菡子自己承认，《父子》是她探索中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无论是动机还是效果，都不是反党之作。这场批评使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群众的力量和她的检查，第二年秋后又得以发表作品，并与巴金、魏巍同赴越南前线访问三个月。考验刚刚过去不久，谁能料到，1966年那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灾难，竟像洪水一般吞没了整个中华。菡子并没有人赐给她"方舟"，在这灭顶之灾中，岂能幸免！她又遭到清算，"反党"、"攻击江青"都是她的罪名，长期审查使她遭到难以愈合的创伤，蹉跎了十年的岁月。菡子说："最可惜的是我失去了在战争和农村生活中留下的珍贵信件和笔记，连那已经写好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被付之一炬。我所以还有生的欲望，是始终相信党和群众……"她自称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一想到先烈和牺牲了的战友，她便热泪盈眶，就想到责任，就有了生的勇气。
1972年至1975年，中国尚在黑夜之中，她被下放到工厂，但有幸参加了上海金山工程的创建工作，同筑港、航道工人朝夕相伴，海上船上的生活，那狂风巨浪陶冶着她、启发着她，心境为之开阔。真理和正义终于爱抚地给她恢复了名誉。1977年3月，春风得意人得意，她马上就去深入生活，到过粤北、赣南、皖南，访问了海南岛、西双版纳、黑龙江，又沿长江而行，以三峡为中心，采写了雄伟的葛洲坝和原林莽莽的神农架。长期在她的"根据地"苏南蹲点，一连四个春节没有回家，在生活中寻找新人、新事和新政策给中国农村带来的新变化。
菡子一生奋斗，为了什么？庸夫俗子永远不会理解那颗战士的心！我知道，她痛心流逝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急于追回一去永不回的光阴，继续完成她过去"十年计划"中没有完成的事业。1970年，她怀着崇高的敬意，与李纳合作写成歌颂叶挺的电影文学剧本《江南一叶》，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创作委员会委员。1982年秋，与温小钰访问澳大利亚，在亚洲研究中心及几所大学以《中国女作家的崛起》、《妇女与儿童文学》为题发表演说。之后，依旧深入农村，还到风浪滚滚的东海深入生活，写成《东海八日》。另外，编了三卷《女兵列传》（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写完长篇，整理了自己的文学手记《晴窗小记》。时光和生活在她心里翻腾着，文思也翻腾着……
九
菡子，除了童年和少女时代，好像再也没有个人的"履历"。我对她青年时代以后的生活写得太少，因为她把自己交给革命后，再也没有"自己"——一位从战争和坎坷中跋涉出来的战士，没有多少属于家庭生活，性格中多的是爱，少的是恨，一生只有辛勤耕耘。作为家庭主妇，她自认是"不称职的"。
从发表第一篇小说伊始，菡子一直是一位强烈的"遵命文学"的信奉者，把"……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解放后，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她在农村生活，时时分享着农民丰收的喜悦，分担着人民的忧患。她在那里换而不舍地追求着真，追求着善，追求着美，用自己的眼睛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诗，在平凡的生活中提炼着诗意。于是，她的小说和散文有了自己的风格——建立了艺术美。她不善于去揭露阴暗，而喜欢写些美好、光明的事物，好给人以希望和信心。
"种子、肥料是美的，庄稼是美的，劳动的姿态更是美的，克服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则具有无上的美……"（《初晴集·后记》）她创作生活里这种美学观，又使我想起奥古斯特·罗丹的《遗嘱》，菡子是在传统和"自然"中建立、发展自己风格的作家。
菡子说她有苦难的童年、早逝的青春、清晰却也浑沌的中年和晚年。但她是一位追求诗的战士，她还要写自己的反思、鲁钝和局限，也写真理和信仰融化了的心灵。
菡子要创造，为了那种境界和光荣的使命，她沿着自己几十年凿成的"小径"，以毕生的精力追赶时代前面的队伍；她说她要像百鸟齐鸣中的小雀，永远唱属于战士的歌……
1984年初稿
1995年元旦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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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张爱玲
阎纯德
在"血水浸染、烈火升腾"的大海里，中国曾有过一个孤岛——上海。上海孤岛时期，创作力旺盛的张爱玲和苏青，就像文坛上空闪烁的双星，颇为人所关注。苏青也很有成绩，但作品本身却远不能与张爱玲相比。
张爱玲于1952年离开上海，先香港，尔后远走他乡，定居美国。人们看不见云雾中深藏的双星，并不是双星已经陨落。当地球旋转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双星才又露出了光芒，而尤其属于张爱玲的那颗，却越发显得明亮。
1994年末至1995年初，我曾给国内一些资深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写了一信，并列举三十多位笔者认为本世纪最著名的女作家，然后依据这些作家作品自身在文学史上自然形成的价值与地位、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及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影响，历史、客观、公允地选出十位成就最大者，就此征询研究界朋友的意见和看法。他们都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于是"20世纪中国十大女作家"，基本上有了一个科学的名单。每一张"答卷"中都有张爱玲。有的研究家还为她们画了序号，排了名次，有把张爱玲排在第二的，也有第三的。
这个"民意"测验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权威性。张爱玲终于回归了文学本身，回到文学史上属于她的那个位置。
张爱玲这个名字，在中国姓氏文化里，有着中国人的审美传统，美丽、朴素、普通，城市有，乡村有，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玲"这个名字。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除了有一定资历的文学研究者和解放前成名的作家外，普通文化人和读者，能了解张爱玲其人的实在不多。1980年，当我第一次在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教授的大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名为《中国近代小说史》）中读到关于张爱玲和钱钟书的评论时，真是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随着历史的演进，张爱玲虽然人在国外，但她的文学精神和影响却早已回归故里，在读者心里和文学教师的眼里及青年作家的认知中，她从名作家，到大作家、杰出作家。这个过程，是张爱玲一生中在文学领域创造的传奇。
一
"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张爱玲在《私语》里这么说。张爱玲祖籍河北丰润，于1921年9月30日生在上海地处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用她的话说，那是一个"乱世"。"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但我们沿着历史的河岸往上走，便可以寻觅到张家那片阀阅世家的天空。
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正直的儒生，忧患国事，成了清朝末年同治、光绪时期"清流派"的主要成员，评议朝政、弹劾贪官，力主抵抗外敌，深受朝廷的青睐；后为同治时期的翰林，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史；但在他统率清兵抵抗法军的那场著名的"马江之战"中大败而逃，被朝廷问罪流放北疆。李鸿章器重人才，张佩纶刑满归来后即被李鸿章收为幕僚，并以小女李菊耦相许。于是李鸿章的亲女儿成了张爱玲的亲祖母，就是说张爱玲的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关于张佩纶与李鸿章小女的婚姻奇缘，及其宦海沉浮的坎坷与辛酸，可在清末小说名著《孽海花》中钩沉到真真假假的传奇故事，也能听到些许历史的回声。
一个家族也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永久的兴旺，总会由盛变衰，也会由衰变盛的。时至张佩纶的晚年，夕阳已经深深笼罩了张家的深宅大院。到了张爱玲父亲那一辈，家道中落，昔日的辉煌已经所剩无多。
张爱玲两岁时随家到天津。她整天生活在仆人中间，总是由佣人抱着走亲戚看客人，从小生活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之中。张爱玲在《我的天才梦》里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三岁时，她便能背诵唐诗。她在《私语》里回忆说："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稍后，她家里为她和弟弟请了私塾先生，算是她的正式教育，从此也开始了她最讨厌的背书生活。那时期她常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花滚下来。"她回忆说，有一次，"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我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在母亲不在身边——和姑姑张茂渊一起到法国留学去了——的时候，她已经读过了《西游记》等书。她父亲又娶了个新的姨太太，她叫她姨奶奶。姨奶奶不喜欢她和弟弟。
1929年，张爱玲八岁那年，一家人经过"黑海洋绿海洋"回到了上海定居。父亲嗜毒，打吗啡针，一步步走近坟墓。母亲从法国回来，父亲进了医院，表示要痛改前非。他们家也搬进一所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也有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母亲和胖伯母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她在狼皮褥子上笑着滚来滚去。那时家里的一切她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玫瑰红地毯，因此"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那一年她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名曰《快乐村》，写的是高原民族因征服苗人有功而得到中国皇帝特许的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那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持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她还为这部作品绘了多帧插图，"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在小学还写过一篇《理想的理想村》，后来又写了纯粹是鸳鸯蝴蝶派式的章回长篇小说《摩登红楼梦》，共计五回，是父亲代她拟的回目。虽然她的这些作品并不成功，但那是丰富想象力的第一次大规模智慧开发。九岁时她便开始向报社投稿，虽然每次都是泥牛入海，没有消息。她喜欢巴赫、莫扎特等古典作曲家，当时她还踌躇着不知是应该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看了描写穷困画家的电影后，她哭了一场，并决定要做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张爱玲说，她对于色彩、音符、字眼十分敏感。当她弹钢琴时，便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学写文章，也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那样的年纪，她开始凭着自己的感觉和印象捕捉和选择色彩，她画小人，也喜欢画上红的墙，这样她感到温暖而亲近。除了画画之外，她还学钢琴和英文。她认为生平中只有那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风度的。张爱玲还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她母亲讲起它的历史，便掉下泪来。
张爱玲受新文学的影响也比较多，那时她便常常读新文学的书籍和杂志。她在《私语》里说："《小说月报》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后来老舍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那时她就喜欢张恨水的小说，后来真是有点"嗜之若命"了。
张爱玲的父亲吸毒从改悔到反悔，在家里不时地引发"战争"。"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姑姑和父亲也是一向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起搬走……他们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使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可以去看母亲，因为这是条约写明的。但不久她母亲又要去法国。走之前，母亲到她住读的学校同她告别。张爱玲一直目送母亲走出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抽噎着，哭给自己看。"张爱玲从童年到少女时代，她是在母爱和抚爱稀薄的时空里度过的。也许父母也不能说就不爱自己的女儿，张爱玲也不是不爱自己的父母。张爱玲的母亲不是一般的女性，她追求知识和精神上的高雅满足，再赴法国自然有她内心的痛苦，来向女儿告别，就是母爱行动。张爱玲没有看见母亲的泪水，正像母亲没有看见女儿的泪水一样。母亲走了，但张爱玲还会到姑姑那里感受母亲的情绪，因为在那里可以呼吸到母亲保留下来的空气。而在父亲的家，那里的一切她都看不起：鸦片、教她弟弟做《汉高祖论》的先生、章回小说……她说她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把世界强分两半，光明和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她父亲那一边的必定不好，虽然有时候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烟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看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有一天，姑姑告诉她一个最坏的消息：她父亲要结婚了。她哭了，因为她看过太多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事实会落到她头上。她回忆说，当时"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但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家又搬回她的降生地——民初式的洋房里。那里有她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那里的太阳使人昏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那房子就像一个阴阳交错的奇怪的世界，她感到一种精神的荒凉和无所依托的空虚。
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住读期间很少回家，所以每次回去，父亲总是客客气气。她父亲知道她作文好，也很得意，兴致上来还鼓励她学做诗。张爱玲回忆说，她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其中"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两句被先生浓圈密点，第三首是咏花木兰，以后没有再写。
二
如果说，家庭环境和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学时代的兴趣培养则是人生达至终极的基础工程。
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是著名的美国教会女子中学，同中西女塾同负贵族化声誉。张爱玲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所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度过的。在那里她得到了自由发展，自信心日益坚强。她"不合群"、不交友、不苟言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性格那时已趋稳定。当时学校的教师主要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课程分设英文部和中文部。英文部的课程是主课，包括英文、数、理、西洋历史、地理和《圣经》，用英文讲授；中文部的课程包括国文、中国历史和地理三门，不被重视。1936年秋，学校来了一位名叫汪宏声的老师主持中文部的教务，并兼教高中国文。这位酷爱文学，具有新进作风的汪先生为女校带来了新鲜空气，遂使国文课大为改观。汪先生不仅改变了授课方式，变八股式的满堂灌为自由讨论，更为甚者是他在国文课中大胆增加了中国新文学的内容。他不仅为学生讲解曹禺的剧本、丁玲的小说，还亲自为图书馆大量购置新的中文书籍和报刊、奖励学生课外阅读，"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的机会与活动"。他的构思和努力，就像园丁洒下的汗水，竟为这个学校浇出一片文学的春色。
汪先生为了打破"说立志""说知心"等八股滥调，第一堂作文课就在黑板上出了两个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的题目，另外还特别鼓励学生自由命题。学生为汪先生的"革命"之举感到惊喜。张爱玲是全班唯一自己命题的，题曰《看云》。文章精神潇洒，词藻瑰丽，令汪先生吃惊得简直不敢相信。但他那时新来乍到，点名册上的名字和学生还没有联系起来。发文卷时，当他唱到张爱玲时，"便见在最后一排最末一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烫发（据我统计，圣校学生不烫发者约占全数五分之一弱，而且大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或预科生——小学高年级学生），衣饰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不随俗，不入流，甚至奇装异服，是张爱玲从小就有的"传统"。江老师将她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了一遍，还加了许多说明，竭力赞扬，大大褒奖她的文章如何如何写得好；面对如此的荣誉，若是一般的学生，一定是喜不自胜，倍受鼓舞；而她一如往常，仍然保持着那种板滞神情。
张爱玲的文名很快在校园里传布开来。教员们在休息室里谈论她，学生在宿舍里谈论她，一时间张爱玲成了这所学校一个温馨的话题。老师们谈论她，还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文章写得好，也常常谈论她常常忘交作业，课堂上不好好听讲，而学习却最优秀："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不听课，手里的铅笔则不停的在纸上划着，仿佛是很用功地记笔记的样子，可是实际上她在画教师的速写样。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汪宏声：《记张爱玲》）
在汪宏声的组织下，圣玛利亚女校学生成立了一个取意为国争光的课外活动组织国光社，还出版了一个32开本的小型刊物《国光》。第一期上发表了张爱玲写的小说《霸王别姬》。这篇小说技巧之成熟令全校师生惊异不已。对于这篇小说，汪老师更是大加赞扬，说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简直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光》上还发表过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牛》。另外在校刊《凤藻》上发表过用英文写的《牧羊者素描》和《心愿》。她在《〈传奇〉再版自序》里回忆说："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时她在《国光》上又匿名发表了两首嘲讽老师的打油诗：一则曰——"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寸高。"其二曰——"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作品虽是匿名发表，却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是张爱玲所为。关于这件事，汪老师则认为，学校的空气太严肃了，用风趣幽默调剂一下有益无害。没想到，两首小诗闯了祸，对坐入号者却为此大为恼火，上告美国校长，最后定下三个解决办法：一，由汪先生和编者出面道歉；二，《国光》停刊；三，不准张爱玲毕业。最后，那位先生收敛了当初的愤愤之情，结果是不了了之。
1937年夏，张爱玲中学毕业，母亲从法国归来。母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母亲曾给她时间学习适应环境，教她做饭，用肥皂洗衣，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着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若没有幽默天才就别说笑话等等。她觉得母亲的实验是一个失败，"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影响。"她还说："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样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咸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红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齿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显而易见，张爱玲在少女时代就显示出一位真正艺术家的敏感，她的灵魂里充满了艺术的灵秀之气，惟独没有人世间的庸俗。
中学毕业那年夏天，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她躲在家复习功课，准备升大学以实现其梦想。1938年夏，她参加了圣玛利亚女校在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的毕业典礼，算是真正结束了她的三分安静、七分寂寞孤独的少女时代，从小积淀下来的文学天才，在中学时代闪过光华之后，便深深地藏进追求知识的勤奋里。那时她用演说的方式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的事，不仅遭到严词拒绝，还说她是受了人家的挑唆。她后母更是变本加厉地当面羞辱她："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后来这位后母还动手打了她。她本能地要还手时，却被老妈子拦住了。但后母却尖叫着说她打人了。于是她父亲不由分说，从楼上冲下来，拳脚交加，"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上，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他还用花瓶砸她的头，但没有掷中。她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杀了她。她的脸出了血。她走到大门口，铁门锁着，又被看门的巡警拦住。"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她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哭了一天，被监禁在她出生的空房里，于是这亲切的出生地突然变得生疏、可怕而癫狂；她一想起英国作家贝弗利·尼科尔斯的那句诗"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就想到她家楼板上那充满杀机的蓝色月光。
对于张爱玲来说，仿佛那是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那间空房里，《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九尾龟》等故事在她脑海里一遍遍演着电影，她设计着各种逃跑的计划。这时，她得了重症痢疾，父亲不给她请医生，没有药，差点死去。她躺在床上，看着对面门楼上挑起的灰石鹿角和小石菩萨，朦胧地想着她的朦胧地生，也想着朦胧地死——"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但张爱玲没有停止逃生的念头。她打听了巡警换班的时间，终于在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闪了出去。"张爱玲回忆说，"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上急急的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记了怎样还价。真是发疯了呀！……"她像小鸟飞出了牢笼，心中充满解放感、新生感。既然是逃出，自然永远不想再投牢笼，那个家永远和她诀别了。后母从此也只当她死了，她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人。
她逃到母亲家，在那里补习功课。"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她觉得母亲怀疑为她做出这么多牺牲是否值得，她自己也怀疑。孤独，依然是孤独，"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卑。"于是，这时母亲家的原始性的温馨似乎已不复存在。她用一种毅力和精神坚持着寄居在旧梦里，但"在旧梦里做着新梦"——她希望考上大学。
三
张爱玲以意志的力量战胜父亲和后母强加给她的屈辱和孤独，摈弃"淑女"、"少奶奶"、"如花似锦"的前途，这个有母亲而没有母爱的张爱玲，终于赢得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独自一人闯进生活的风雨，去占领属于自己的天空。她在上海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但由于欧战的爆发，没有能去英国读书，只好改到香港大学学习。
香港是个五方杂处的殖民地社会，三教九流，东西文化，这个社会环境，是她熟悉人的的好地方。从那里，她的天才从心域走向地域走向天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稚嫩走向成熟。
1939年春，母亲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送她到香港读大学。张爱玲刚到香港，住在法国修道院办的女生宿舍，读大学一年级。这时上海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主编的《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五百字。她写了一篇《我的天才梦》寄到孤岛上海。张爱玲回忆说："没稿纸，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胀。务必删成四百九十多字，少了也不甘心。"（《忆西风》）不久她得到杂志社的通知，说她得了首奖，但第二次寄她一纸获奖名单，首奖成了《我的妻》，三千多字，她的《天才梦》改排末尾，获"特别奖"。最后征文结集出版，书名也用她的《天才梦》）。就这样，《西风》剥夺了她应有的喜悦，使获奖一事成为"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
在香港读书期间，"歇了三年光景没有用中文写东西。为了练习英文，连信也用英文写。"她认为那是很有益处的约束。香港大学文科二年级有两个奖学金被她一人独得，这使她获得了羡慕和忌妒，因为她不仅可以学费膳宿费全免，毕业后还可能免费保送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三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人围困，每天头上有飞机轰炸。她在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她有着"剧烈的影响"。但在她的记忆里，香港之战，给她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她说："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于，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完整性，便成小说了。"她认为人生的"生趣"，全在于那些不相干的事。她在《流言》中的《烬余录》里，记录下港战开始后那些"小我"的众生相。逃难的时候，宿舍里的学生"各自奔前程"。说到大家对战争的态度，她打了一个比方："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吨，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有胆大的有胆小的，有悲观的，有失望的；她在电车里发现了原始的荒凉。港战期间，张爱玲到防空总部报到，参加了战时服务；这期间，由于战争的特殊感应，她画了许多画。她觉得她不久就会失去那点能力，于是悟出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个准的东西。"她对生活、战争、人的看法，是具体的，平视的，既没有理想的"光辉"，更没有政治的"高度"，大约与许多人不同，但她毫无掩饰，看法是她发自内心的。她非常实际的思维方式和对待人生的态度，使她有了许多同情心。她的视角也许是她日后成为作家的重要条件。夏志清说："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在她笔下有优美和丑陋的对比，在不断变更的无知环境中，"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
四
1942年香港沦陷。战争最终把成绩优异、还没有大学毕业的张爱玲赶回了上海，在静安寺赫德路一百九十二号一幢公寓六楼六十五室同在外国人机构里做事的"单身贵族"、自己管自己的姑姑住在一起。张爱玲从父母建造的物质"天堂"落入红尘，她得自谋生路，过一种良心愉快的生活，摆脱经济困境。在那个她生活过、学习过、寂寞过、孤独过的特殊地方开始了她的笔耕生涯。开始她用英文给《泰晤士报》写作剧评、影评，也为当过记者的德国人克劳斯·梅奈特（KlausMebnert）主编的《二十世纪》（《TheXXthCentury》）杂志撰写"中国的生活与时装"、《中国人的宗教》、《中国的教育》等，以轻松活泼酣畅风趣的文笔向外国人阐释中国文化，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她的"阐释"大获成功，备受好评，被这位德国人盛赞为"最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这些英文作品后来都被作者译写演变为中文作品如《更衣记》、《银宫就学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等等，都在当时的中文杂志发表过，并收入《流言》。她还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妻子·荡妇·孩童》、《鸦片战争》、《婆婆和媳妇》等文章，先后对《梅娘曲》、《桃李争春》、《秋之歌》《浮云遮月》、《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万紫千红》、《回春曲》等电影进行了评论。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亮相，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发表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之后相继在冯和仪（苏青）主编的《天地》、柯灵主编的《万象》、吴江枫主编的《杂志》、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及《新中国报·学艺》等报刊上发表她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倾城之恋》、《金锁记》及《留情》、《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连环套》、《心经》、《茉莉香片》、《琉璃瓦》、《年轻的时候》、《花雕》等重要作品。这前后几年，她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巅峰，是她走红上海滩红遍上海文化市场的鼎盛时期。
1944年，张爱玲二十三岁与胡兰成结婚。她的朋友炎樱和苏青是证婚人。胡氏才情横溢，曾任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被称为汪家伪政权的"文胆"，历任汪伪政权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舞文弄墨，他是才子，善写政论；感情上花言巧语、放浪形骸、口是心非，是个伪君子；政治上他是个亲日派。张爱玲不问政治甚至厌恶政治，由于爱才惜才致使走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许多文坛人士和读者均为她感到痛惜。当她屡屡发现胡兰成确实是一个不堪造就的乱性男子后，当初她在婚笺上所写的"但求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美好愿望，完全化为乌有，这是她生命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创。在她对胡的感情彻底绝望后，遂于1946年与之分手。
1949年上海解放，她没有工作，靠稿费谋生，以梁京为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连载苍凉的爱情悲剧故事《十八春》及描写一个婢女的不幸遭遇和新生的中篇小说《小艾》。1950年，在夏衍的举荐下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由于对新中国的陌生和疏离感，促使她以继续完成学业为名，于1952年经广州过罗湖桥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并写作，为《今日世界》撰稿。1955年旅居美国，翌年与美国狂热的工产主义信仰的作家赖雅（FedinandReyter）结婚，用英文写作再现那个时代青年风俗画的《五四遗事》，并自译成中文。1961年先后到台湾和香港收集写作资料，为电懋影业公司写作、改编电影剧本多部。1967年赖雅去世，应雷德克里芙女校之邀，赴英国剑桥任短期住校作家。1970年应邀至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1973年从柏克莱迁居洛杉矾专事写作和读书，离群索居，不见人，不接电话，不与外界来往，闭门谢客，过着隐居生活。她是个顽强的人，虽然如此"隐居"，写作并没有断，用她的话说，为了还自己的债，她必须写，因为从前自己曾给自己许下心愿。在她的阅读生活中，她喜欢沈从文和老舍的短篇，认为读过的那些都是很精彩的；她很敬重鲁迅，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而鲁迅之后，可惜这种传统便中断了。她也读过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威尔斯（H．G．Welles）的作品，尤其看了不少JamesJones的通俗小说。1994年，她在台湾出版了散文集《对照记》，因此台湾第十七届《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给了她，另外还荣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1994年最佳书奖。为了这个奖，张爱玲终于给《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寄了一篇得奖感言《忆西风》，12月3日该报发表了她的这篇文章。这是时报"人间"副刊十年后第二次发表她的作品。这一篇小文令台湾文坛欣喜若狂。虽然我刚接到她拒收的信，但读到她的文章也使我十分激动。1995年5月台湾举办"张爱玲文学研讨会"，同时举办"张爱玲影展"，这标志着海内外读者和研究家、文学史家们对于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一致认同。
五
她不喜欢父亲，也说不上对母亲有多少深挚的爱，但除了天赋，父母毕竟为她走上文坛搭起了最初的阶梯。父亲，这位熟悉中国古典诗文和外国文学的封建遗少，对她在中文学习上有过严厉的催促；而母亲，是一位新型的女性，她虽然多年不在张爱玲身边，但就是她从张爱玲的童年起，便以西洋的艺术、会话、音乐、文学给以深深的熏陶。还有曾和她母亲一同出国留学的姑姑，对她的人生教育及语言的"学习"和操练上，都有重要影响。作为一个作家，一是需要生活、生活的深厚积累和对于人生的认识，二是需要感情和同情心，三是需要知识——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各种知识。张爱玲具有士大夫阶级和下层人各种生活的感性知识，既有高雅的，也有低俗的，天津和上海和香港的丰富生活，东西方文化的底蕴，加之天赋，终使她在二十几岁惊动上海文坛。
她的一生，是在稿纸格子里跋涉的，有歇息，而没有停顿，有高潮低谷，而没有结束。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她的作品出版，计有小说集《传奇》（1944年，上海杂志社）、《传奇》（增订本；1947年，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85年，上海书店；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爱玲短篇小说集》（1954年，香港天风出版社）、《张爱玲小说集》（1968年，台北皇冠出版社）、《金锁记》（1983年，香港女神出版社）、《张爱玲研究卷》（唐文标编；1983年，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多少恨》（1987年，花城出版社）、《回顾展1——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回顾展2——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1991年，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散文集《流言》（1945年，上海中科公司；196B年，皇冠出版社，香港得益出版社）、《余韵》（1987年，皇冠出版社）、《都市的人生》（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对照记》（1994年，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长篇小说《十八春》（1951年，上海《亦报》出版社；1986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秧歌》（1954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8年，皇冠出版社）、《赤地之恋》（1954年，香港天风出版社；1956年英文版；1991年，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怨女》（1968年，皇冠出版社）、《半生缘》（1968年，皇冠出版社；1987年，花城出版社），中篇小说《小艾》（1952年上海《亦报》连载；1987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散文小说集《张看》（1976年，皇冠出版社）、《红楼梦未完》，散文小说电影集《惘然记》（1983年，皇冠出版社）、《续集》（1988年，皇冠出版社），电影文学剧本《太太万岁》（写于1947年，1989年5月25日至30日连载于台湾《联合报》），红学论著《红楼梦魇》（197年，皇冠出版社），译著《国语〈海上花〉》）（1981年，皇冠出版社）、《老人与海》（1955年，香港中一出版社）、《无头骑士》（1955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爱默森选集》（选译；1955年，香港天风出版社）、《美国诗选》（合译；1963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爱默森文选》（1963年，今日世界出版社）、《欧文小说选》（合译；1963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合译；1967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睡谷故事李伯大梦》（合译；同上）、《美国散文选》（合译；1968年，台湾友联出版社）、《鹿苑长春》（1969年，今日世界出版社）及《张爱玲全集》（1991年，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张爱玲散文全编》（199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四卷；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另外，她还用英文写过一部小说，没有出版，准备译成中文；用中文写的描写军阀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也尚未面世。
六
张爱玲不是多产作家。她那些不同名的《传奇》和各种小说集，大体上都是那若干短篇小说的不同重新组合。不过一位作家的成就与其作品的多寡并不划等号，其绝对价值是要看作品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张爱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无疑是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用夏志清教授的话说，就小说创作之成就而言，她是鲁迅之后的第一人。夏教授的评价也许高了些，但说她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作家是适当的。
张爱玲的主要创作形式是小说，小说中的主要成就表现为短篇小说。《金锁记》是她的代表作。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牺牲品。她父亲是小麻油店铺的老板，出于势力目的，牺牲女儿，把她嫁给一个有钱有势门第高贵的官宦之家，但丈夫是个害了骨痨的病人。七巧正视这个不幸命运的安排。她唯一的希望是，丈夫死后，得到财产。虽然他们有两个小孩，但抽大烟的丈夫只是没有生命的肉体，在性生活上不能使她得到满足，这时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刚刚结婚的小叔子姜季泽。虽然平时他总爱沾花惹草，但面对伸手摸他的腿的嫂子七巧，却不越雷池一步。十年后，七巧死了丈夫和婆婆，她分到了家产，自立了门户。当她的小叔子把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多的时候，便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了。起初她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多少年了，她和他近不得身，原来也有今天。"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然而究竟还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曹七巧这一转念，立刻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他一身。事实上七巧早把自己套在金锁里，爱与不爱一个样。但也许是一种回忆的甜蜜，或是深层的虚荣，她的心还是颤动了。"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啊！就算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吧？"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被她骂跑了。她提着裙子慌慌张张跑上楼，"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是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生活把七巧"修炼"成一个变态的女人。当她在爱情方面失去一切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她的报复对象。她望着长白，"……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她一生没有幸福，也嫉妒别人的幸福，甚至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能有幸福。儿子长白是个大少爷，但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妻妾，由于自己的性欲不能得到满足，就嫉妒儿子，刻薄地挖苦他，使他不能与妻妾同床，而深更半夜只能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残酷折磨下，长白的妻妾都相继离开了人世。她对女儿长安也一样，使女儿不能正常地去读书，只能为母亲牺牲，并认为这种牺牲是一种美丽，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个自卫的武器。她不愿意长安离开自己，她要控制她折磨她，使长安也抽上了鸦片，直到三十还没有结婚。长安终于有了男友，订了婚，为了自己的未婚夫还戒了烟瘾。可是过不了母亲这一关。七巧恶骂女儿不要脸，最后只能与男友解除婚约。她可以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女儿的幸福而没有丝毫的愧疚，这七巧的小小"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描写，显示出小说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巨大的悲剧力量。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半梦半醒中，闪过她一生里的许多回忆，人生原来是个酸辣苦甜咸的五味瓶。"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也许她在忏悔中睡去，或者还在忏悔之中。
1944年，傅雷以笔名雨迅在《万象》杂志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有着很高的评价，说小说的结构，节奏，色彩，有着最幸运的成就，作者利用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三者打成一片，完成了作品中成功的心理解剖。"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又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称她触及了血淋淋的现实。夏志清说："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张爱玲小说述评》）
《倾城之恋》写一个破落户之家的离婚女儿白流苏住在娘家被兄嫂无情地赶出家门后与一位世故的老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的故事。流苏唯一的生路是要找个人——生命的靠山。她结识了范柳原。"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心着最后的一些资本——一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白流苏在"情妇"的泥淖里滚了几个滚，最后由于香港的陷落，才使她摆脱了靠不住的命运，奇迹般地出现一个平凡的大团圆——她和范柳原真的结婚了。"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十年八年。"命运把他们驱赶到同一个方舟上，也只能如此地共患难了。傅雷评论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骄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但作者在描写刻画小民的社会心态与艺术表现上是成功的，小说毕竟是那个时代历史大树上一枝动人的风景。
傅雷对张爱玲的长篇《连环套》有着十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部小说内容贫乏，作者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心理刻画，单凭想象，逞着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主人公"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另外小说的语言也袭用了连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厌恶的旧小说的滥调。傅雷很为这位天才青年作家惋惜，他觉得《连环套》不应该出自《金锁记》的作者之手，张爱玲没有理由倒退。当然那时的傅雷没有看到作者的全部作品，但就客观地说，对她的肯定、赞扬和批评都是爱护的。傅雷是张爱玲第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为了傅雷的这篇批评文字，张爱玲写作《自己的文章》予以还击。"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年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她认为"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力是快乐的，美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她把悲壮比作大红大绿的配色，把苍凉比作葱绿配桃红，而后者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人是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的。她只能表现这样一个时代，用她喜欢的参差对照的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以此给予周围现实一个启示。"我甚至只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关于《连环套》，作者也进行了辩护，但许多年后，她在《张看》序言里，对这个夭折的长篇也诚恳地进行了检讨。这里大段引用，完全为了从中了解张爱玲的创作思想。《自己的文章》是研究张爱玲的一把钥匙。
婚姻与恋爱是张爱玲那个时期小说的主要内容。用傅雷的话说，"遗老遗少和资产阶级，全部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挫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整个的社会都没有希望，每个人的心受着重压。在她的小说里也时时浸入一些轻松的笔调和俏皮的口吻，傅雷说这像磷火一样的闪烁让人分不清这微光是黄昏还是曙色。
夏志清教授在论及张爱玲的小说时说："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是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的动态。她能和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刺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销售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上起清末，下迄本世纪抗日战争，其社会层面深刻而广远。无论古今中外，一个作家诗人，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史上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作家，作品能够流传百世，成为人类文化的财富，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个人条件的。"时代"造"英雄"，是一个朴素的真理。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一个侧面。凡是张爱玲不受功利诱导而从艺术规律本身出发创作的作品多具有艺术的生命力。《秧歌》和《赤地之恋》尽管曾使有的评论家和读者痛快一时，把它们说成一朵花，其实政治终究不是艺术。批评家应该站在"艺术"的立场，那才是科学，才是真正研究家的艺术良心。不论哪一位作家，试图以创作解释、点化政治的，都不会成功。关于《赤地之恋》这部小说，她后来说过："《赤地之恋》是在'授权'（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据水晶著《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27页）我们检讨张爱玲创作中的某些作品所以能够在中国新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她真实地、历史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深刻的层面、一些活生生人物的命运和人性中的"原始"光辉之外，在技巧上和语言上都表现出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的水平。诚如胡适之教授所说的，她的小说细致、忠厚、平淡而近自然，应该说小说就该具有这种品格。夏志清教授还说："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还说"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常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她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
就中国而言，张爱玲在现代心理分析小说创作方面有着承上启下之功。她的《金锁记》、《茉莉香片》等都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品。
有人说"苍凉、荒远、淡漠，一直是张爱玲的写作风格；自嘲、讽喻、调侃也始终是她的笔路。"又说她的作品是人性矛盾与时代错乱的倒影。这些观点不无道理。"苍凉"是张爱玲最喜欢用的一个中文词汇。她的童年、少女时代、青年时代和日后的人生道路确实布满了苍凉，因此她的作品不可能不是苍凉的。但也许这就是张爱玲时代的生活和历史的底色。张爱玲富有爱心和正义感，她作品中的这种温馨的宽容及其爱憎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她在上海外滩看见警察打人便写了《打人》："我向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不看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头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然。"（1944年6月《天地》）文章虽短，却透露出作者"人性"道德中的光辉。
张爱玲远离祖国，却是一个走过乱世的爱国者。她一生写小市民的心态、坎坷命运，表现社会群体中同历史纠缠得最紧的那部分人的故事。她爬过的格子成为历史的碑文，横在东方的天空下，述说悲凉而苍老的文化。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丁的云彩的人民……
一切已经过去。我们的文星已经在中国大陆再度亮起。二十世纪的"张迷"就要走进二十一世纪。这时候，——1995年9月中秋节前夕，张爱玲踏着明月，独自梦回上海滩，——用热泪洗刷那些苍凉的记忆，让东方的最新风景涤荡自己孤独的情怀……
1995年3月27日——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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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柳溪
阎纯德
"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
这些名言，我默默地写在女作家柳溪的名下，作为她半生坎坷、黑暗中追求光明的写照，作为她半生奋斗、逆境中创造真理的总结……
——摘自1982年3月22日手记
一
我选择春天去天津访问柳溪。
在她的书桌上，花瓶里插着一枝刚刚折来的杏花。我知道，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柳溪，其心境比春天还美。
年已六旬的柳溪，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谁会想到她就是苦海中勇敢的舟子，从无边的惊涛骇浪中划到阳光灿烂的彼岸。
我盯着她那满头乌发……她见我心中有疑，便说："大概你以为我的头发是染的吧？"我点点头。她笑了："不是的。很多人都以为我染了头发，其实不然。我的头发至今所以不掉不白，这完全是苦难逼迫的。不少人，因为突然的打击或灾难，头发可以在几天之内脱落或变白。我是在跌入深渊之后，下决心自强不息的。……我终于从绝望中挣扎出来，寒夜中重新认识了人生，于是承受了生活给予的光明和温暖。这种认识，就是苦中求乐的追求精神。"
这种精神，是青春，是创造，是柳溪创作的生命。
二
许多中外大作家，其作品无不含有自己的生活，即多有自叙传的成分。我读着柳溪的《生涯》、《四姊妹》等作品，从吉悒兰、高婕等众多的人物中，不仅听到了爱与恨谱成的命运交响曲，还印证、辨析了她苦难的一生……
1924年，中国北方，没有热，没有光，没有鲜丽，乌云迷漫，一片黑暗，生活窒息，是荒凉与寂寞，是废弛了的地狱……
军阀正在混战。中国历史在苦难中跨过了一个新起点……
这一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公历5月25日），正是北方农村桃李芬芳的季节，一个穿着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喇叭上衣、留着燕式刘海儿的满族旗人女子，激烈的阵痛之后，在中国最古老的民间接生婆的侍弄下，那个呱呱坠地的女婴就是柳溪。柳溪降生了，但是刚结婚一年多、年仅三十三岁，慈爱善良、粗通文字，能写"夫君见字如晤"信件的母亲，却因胎衣未下，而丧生在九泉之下。
母亲悄悄地离开了人间，无私地把生命交给了柳溪。但命运却无情地把柳溪留在残酷的荒原。那个时代，对她来说，不是绿洲，没有奇花异草；柳溪说："别的孩子一生下就幸福地生活在慈母的襁褓之中，而我，人生的种种不幸好像是随着我的诞生而来的。"
柳溪原籍河北献县，乳名慈恩，本名纪清亻先。其父是清朝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纂官、《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昀（晓岚）的六世孙，他擅长绘画和诗词，因不满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而逃亡。
柳溪丧母之后，三岁时有了一个漂亮的继母。"有后娘就有后爹"，这句话虽不是绝对的真理，确是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事实。从此，柳溪好像便与噩运结下不解之缘，不幸，总是不时地纠缠她。她像女作家庐隐小时那样，被家人视为灾星，永远承受着虐待、侮辱，在她的记忆里，童年是冷酷无情的，既没有灿烂的阳光，更没有温暖的怀抱。她总是在饥饿、寒冷和恐怖中生活。她的外祖父用滚烫的烟袋锅打她的脑袋，恶狠狠地咒骂道："八败星转世！妨死了你妈，一辈子活该命苦！"她的祖父用鸦片烟枪指着她说："就是这个妨人的东西，让她妈做了披发血鬼，不能进咱家的祖坟，当了游魂！"
她生在书香门第，但没有过那种本该文明的"待遇"。她像一个小佣人，从来没有坐到桌旁和大人一起吃过饭。她总是含着眼泪，躲在远远的角落里，羡慕地望着继母和父亲，亲昵地逗着咿呀学语的妹妹，两人竞相抱妹妹、亲妹妹。年节时分，妹妹打扮得花枝招展，家里人上上下下称作"美丽的洋娃娃"，只有善良的保姆王妈妈，才能给她些微的同情与温暖。
七岁，正是孩子上学和玩耍的时候。而柳溪不仅没有，反而做了一个真正的小保姆。
"无论是寒冬、酷夏，还是刮风下雨，我都得抱着妹妹在院里或街上玩耍。她披着斗蓬，戴着皮帽，而我穿着姑姑的一双旧鞋，光着一双冻得皴裂的小手，在寒风里打哆嗦。如果是雨雪天气，那对我这个丑小鸭就更加残酷：我得一只手抱妹妹，一只手撑伞，累得我两臂红肿酸疼，躺下睡觉都不知往哪搁才好。"柳溪回忆说，"我是家里起床最早的一个。每天一大早就被继母的吼声、斥责声喊起。我睡眼惺忪，懵懵懂懂起床之后，便像开了发条的机器人那样，做起每天刻板的工作——扫地、倒尿盆儿、生炉子、买早点，最后抱孩子。"
她的继母一共生了六了女儿，几乎都是她抱大的。如果她们生病，她得日夜值班抱她们，有一个妹妹竟是安静地死在她的怀抱里。那时的柳溪并不懂得死亡的意义，她羡慕死去的妹妹，希望自己也能在长眠中死去，这样可以把觉睡够，不再被命令去捡煤核，不再到垃圾箱里刨食德州的枕头西瓜的瓜皮，好摆脱饥饿魔鬼般疯狂的追逐，不再挨打受骂，不再干难以承受的繁重杂活，永远告别人间的苦难。不过，这只是她幼小心灵里最早萌生的一个幼稚的幻想。非但不能如"愿"，从八岁开始，柳溪还做了"一仆二主"式的小使女。除了在家里带妹妹、干活之外，还给一家山东来的地主董家当小丫环。她每天也是给董家抱孩子，只是在董家的小少爷哭闹得哄不下的时候，她得按照董太太的吩咐，趴在地上让那少爷当马骑，用柳枝、藤条披头盖脸地抽打，直到他破啼为笑为止。之后，她躲在墙角，摸着脸上浸血的印子，偷偷地哭泣。董太太爱打麻将牌，经常玩到深夜，她的任务是坐在走廊的石阶上随时等待主人的使唤：跑街买烟、水果和夜宵。这是她最害怕的苦差，因为她要壮着胆子，战栗地穿过好几条恶狗狂吠的胡同，还要遇上穿着黑色夜行服的更夫。虽然董家可怕，但她却宁肯留在那里，而不愿再过一挂肠子闲着半挂的受气挨饿的日子-一不愿看见继母每日飘忽在她的筷子与饭碗之间的阴森可怖的目光，不愿听那凶煞恶神的斥责与咒骂。
在妹妹上小学的时候，柳溪说她的任务是充当"光荣的扈从"。每天早晨，她拉着妹妹的手，替妹妹挎着书包，小心翼翼地横穿马路，平安地把妹妹送到学校，看着她像小鸟一样唱着叫着飞进校门，飞上游艺场，去溜滑梯，轧跷板，登游船，打秋千，她是那样快乐！柳溪说："当时，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样幸福的儿童生活为什么没有我的份？！不但如此，除了饥饿折磨我之外，还要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瘦削的小屁股蛋上，总是被笤帚疙瘩和藤拍子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学习，这种权力应该属于每一个人。但是，人，生而不平等不自由，却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事实。许多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革命家、理论家们，利用各种形式为之斗争，虽然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情况有所不同，但基本事实仍是一个严酷的存在。年幼的柳溪渴盼着读书，她羡慕妹妹，甚至嫉妒妹妹！但她对知识的追求和获取，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和进行的。那时有一种专门租赁小人儿书的车，每天下午四点，就摇着铃走街串巷，于是成群的孩子们一拥而上，这其中就有拿着两个铜元替董太太租书的柳溪。对于柳溪来说，许多回忆都是痛苦的，而说到租书，她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异样的愉快情绪："那时我迷恋着武侠和得道成仙的小人儿书，所以我也就以我的爱好替董太太租书。当然我不仅坐在车旁以先睹为快，而且半小时之后，我还能看完我和小朋友们交换的小书，然后飞奔着跑进主人的房里……这些小人儿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侠剑》、《火烧红莲寺》、《七侠五义》、《西游记》等等月附我不仅迷恋着上花果山去吃桃，而且还迷恋着到昆仑山去成仙；我想，那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啊！那样，我再也不受继母打骂、申斥，再也不去跑街伺候主人，我可以吃仙丹、仙果，睡在高山密林之中，再也不在人间受气了。"
这些小人儿书中，成道成仙、杀富济贫的思想和描写，是人们近于虚妄的理想、不满现实的反映。这种正义之气、英雄之举是极易为人所接受的。童蒙时期的柳溪，这些曾是她的精神支柱。因此，她曾和胡同里的小朋友讨论、商量过如何寻找昆仑山的问题，但都因那些孩子不愿离开亲爱的父母、温暖的家庭而作罢。
柳溪的童年，虽然像一个受气筒，但她的性格，却不是怯懦的胆小鬼。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性格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了新奇而冒险。"她只要稍一有空，就组织一帮小朋友，玩那种占山为王的游戏。自然，她是当然的寨主，其他孩子只是二寨主或喽罗兵。
"我住在河北二马路伊安里，但经常和大马路的伊公里为敌，进行战斗。我不是那种'耗子扛枪窝里横"的孩子，相反，在家门以外却是一个绿林豪杰。我常常把许多孩子打哭，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我都毫不费力地把他们打个鼻青脸肿，于是他们便甘拜下风，高喊："大寨主纪家二姐子，我投降，甘当你的喽罗兵！"柳溪轻松地回忆着童年时代她性格中顽皮的一面。但是她的胜利和荣耀，招致告状者终日盈门，从早到晚，常能听到："纪太太！管不管你家二姐子？看把我们孩子打成嘛样啦？"于是，接踵而至的，便是她的灾难。但她并不束手待毙。当继母恶狠狠拿起笤帚、藤拍时，她就飞也似的跑进后院，登着厕所那扇门，蹿到房上去，然后越过花墙，从隔壁煤铺的梯子上溜下去逃走。柳溪说："那时，我连做梦都幻想着能像《三侠五义》中的豪杰那样，也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但是。不管她暂时能跑多远，夜里总要回家睡觉。她继母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白天并不急于向她表态，而夜里，当她悄悄地溜进屋里，钻进被窝，沉入梦乡之后，她只好束手就擒了。"啪！"一个藤拍落到身上，接着是一顿嘴巴；当她恐怖地从震惊中醒来，才发现一个披头散发有着两道凶光的女人脸，方醒悟到是继母在打她。她从小小的年纪所得的惊吓性头痛症，便是继母用夜间突然袭击的方式留给她终生不可忘却的纪念。
继母的打骂、虐待，把她逼上了绝路。柳溪说："有一次，我实在不堪忍受，觉得死了比活着或许更有福。这时，我心里萌发了自杀的念头。我想起了两种死亡的方法：上吊或吞鸦片。"她曾亲眼见过十七岁的店铺小伙计，为反抗店主的虐待而上吊自尽。但当时她怕上吊后没有亲人给她刨地下的大泪球，"如果没有泪球，就要沦落在阴曹地府受罪，永远不能投生。"于是，她否定了这种寻死的方法。吞鸦片的方式，是她看《贫女泪》得到的启示。柳溪说："那时，我除了为苦难的贫女的不幸遭遇落了不少天真、同情的眼泪之外，也向她学习了辞别人世的方法——她是喝鸦片烟死的。"柳溪当时觉得这种方式省事，又没有死后不能投生的说法，所以便决定采用喝鸦片的方法，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
那年8月，柳溪穿着一件刚盖过肚脐眼儿的绿格小褂，在夜里，又受到继母的一顿毒打之后，便于清晨，利用父亲上厕所之机，在紧张与慌惊中，抓了一大把茉莉花籽似的烟灰，放在嘴里，用水吞下。柳溪说："那时我的情绪非常好，因为我觉得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不幸的尘世，而到另一个极乐世界里去寻找生身之母去了。我幻想在那里有女儿和她作伴儿，她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寂寞、孤独了。从而，我也可以真正地去享享慈母之爱。"那天早晨，天空特别晴朗，霞光万道，飘着云彩。吞食鸦片之后，她自幼就有的幻听的毛病发作了，她总是听到白云深处有人说话。但不一会儿，那种稀有的快活心境，变成了肚子疼痛和恶心，浑身打着冷战。是她父亲及时发现，用手掏她的嘴，使之连续呕吐，直至吐出胆汁，又用绿豆汤洗胃，才把这个弱小、不幸的生命从通往黄泉的路上截回来。柳溪说："在我记忆中，虽然那一次我没能享受到长眠就是幸福的滋味，但是毫无疑问，那也是我小小生命中一次最充分最舒适的休息了……"
"死"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改变柳溪的命运，挨打受气还在继续。十三岁那年，继母又一次追打她。但这一次，她不再向她求饶，而是转身提起一根棍子，作为防身武器。她继母见此情景，更是怒火中烧，声嘶力竭地喊道：
"你撂下！你反啦？！"
"你撂下我就撂下！"柳溪指着继母手里的笤帚说。
继母的大眼睛变得十分可怕，惊讶地望着好像不认识的柳溪。这时，柳溪含着泪说：
"你已经打了我好些年，已经打够了。现在我长大了，再也不能像我小时候那样随便让你打了。以后你打我，我就打你！"
这一着，使惊愕之中的继母慢慢放下了手中的答帚。这次反抗，使柳溪基本结束了挨打的生活，并使她第一次懂得了一个简单而明了的道理：生活，需要勇敢和斗争！
童年，尤其是不正常的童年，对人的影响，给人的记忆是深刻的，清晰的，长远的。柳溪的童年，好像一部多卷的长篇小说，似乎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谁会想到，十岁时，曾以"被告人"的身分进过一次法庭——那是继母为转嫁到她身上的"打人罪"而施展的心术。这场"官司"是一场滑稽戏，但使柳溪第一次感到了法律的威严，也看到了人的虚伪、社会的欺骗。……为赚点钱，买吃的，柳溪还背着继母曾到专事丧葬和嫁娶的铺子——扛房——里充当执事的小工：去喊"肃静"，去"鸣锣"、"开道"，扛"雪柳"……柳溪说："为了五个铜板，我穿上绿色带黄花的衣服，头上围一圈黑色丝穗，举着一根白纸糊成的雪柳，随着浩浩荡荡的出殡队伍，一直送到坟地，等到下葬，才算完事。"不知为什么，她很喜欢那洁白的雪柳。柳溪说，她从事写作后，所以选择"柳"字作为笔名的一个字，便是由于"雪柳"的关系。
……人类的童年曾是残酷的、野蛮的。柳溪没有爱，没有温暖，但她却像北方野山里的小树，艰难地发展自己。
"是的，没有人疼爱，经常生活在惊恐之中，饥饿、打骂、跑街、受苦，这就是我的童年。"这是柳溪的结论。
三
柳溪，好像一个黑夜里迷路的旅人，在荒山野岭中被折磨了十来年。但蓦然，她面前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山口，一条高低不平的路，蜿蜒着伸向远方的地平线……
柳溪能上学读书，似乎有点戏剧性。在她试图第二次自杀的第二年春天，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柳溪去学校接妹妹时，遇见一位瘦高个戴眼镜的张老师。他问她为什么不上学。她回答："……后娘不让我上学。"那位老师以仁慈的同情心，安排她当旁听生，每天到学校上课。她没有书，便和妹妹同桌，没有本子做功课，妹妹便高兴地把生字本拿给她，让她替自己做作业，自己去玩耍。她从十三岁开始，像跳棋一样，连跳两步，由一年级跳到三年级，以她的聪颖，仅仅三年，便从天津木斋小学毕业。提起上小学，柳溪至为感慨，激动地说："我一生永远也忘不了那位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给我以启蒙的恩师，是他第一个把我领上了知识的道路。"
她上中学是在河北保定女子师范学校。那时他们全家都迁到了保定，住在小城南边，靠着城墙。初中二年级时，由于她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便开始幻想创作小说氏在她读到的许多作品中，当时她最喜欢庐隐女士（黄英）的那本石绿色封面的作品选集。她觉得庐隐的文笔隽永、自然、流畅、简练，情节哀婉动人，篇篇打动她的心。柳溪说："我至今还记得，那本选集附一张作者的照片，美丽安详。我熟悉她的传记，得知她早逝，还为她异常悲哀过。她的代表作《海滨故人》，我几乎能背……"就在这一年——1939年，她十五岁的时候，便模仿着庐隐的小说，写了第一篇作品《失意者》，投到《河北日报》。两三天后，此作便在这家报纸的文艺版上发表出来，这就是她的处女作。这篇作品以感伤的笔触，写了一个少女被男人欺骗，经过种种痛苦，终于死在雪地的故事。处女作，是一个作家生命的起点，它的问世，无疑会给作者很大的鼓舞。柳溪说："接到当天的报纸，我乐得满屋跑。其实这是一篇真正的无病呻吟。因为我毫无这篇文章里的生活经验，只是受了《海滨故人》与《雷峰塔倒了》的影响，根据听来的生活故事写成的。所以，后来我无论如何都不愿说出我这篇处女作，因为它太幼稚。不过，这篇'不祥'的作品，却不幸地言中了我后来的恋爱生活——我终生都是一个失意者。"
在柳溪发表小说《失意者》之后，她父亲从一个走街串巷卖破烂的挑筐里，用两毛钱买了一本鲁迅的《二心集》，作为对她的奖励。这本杂文集使她第一次知道了鲁迅先生的名字。柳溪回忆说："当时，虽然我不完全明了这部作品的深邃意义，但我迷上了它。我觉得，每篇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但文笔辛辣，寓意深刻，富有社会意义。于是我放下庐隐的作品，便如痴如迷地读起鲁迅先生的作品来。他对黑暗社会的仇恨与诅咒，在我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他的疾恶如仇的战斗精神，令我由衷地敬佩。"这时期，她一做完作业，就会阅读鲁迅的的作品《且介亭杂文》等。他们的国文课选了鲁迅的《秋夜》和《故乡》，这颇使她大开眼界：她仿佛看见闰土那银项圈在瓜园的月色下闪亮，听见那枣树叶儿在秋夜中沙沙作响，这时她才发现——原来鲁迅并不单是干预政治和社会的杂文家，而且还是文笔优美的小说作家呢！那时她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厚古薄今的冬烘先生，他用最至高无上的美丽词句，眉飞色舞地褒奖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中的《儿时记趣》，而用最粗俗的语言，对鲁迅先生的作品进行挑剔。她不同意老师对鲁迅先生的批评，但又说不出自己的理由。柳溪说："从此以后，我就到图书馆去找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阅读。祥林嫂的不幸命运使我同情落泪，但我当时最感趣的是《社戏》。那乌篷小船，那水乡的风光，特别是躲到地里去烧豆秧的情节，简直使我着迷。我想，要是我能烧一枝豆秧吃该有多好啊！"
柳溪说，在艺术上她是一个泛爱主义者。稍后，她又迷上了果戈理。她喜欢《巡按》、《死魂灵》、《狂人日记》、《密尔格拉得》以及其他短篇小说。他那幽默讽刺的文笔，含泪的微笑，对祖国热烈的爱，及对黑暗势力的愤怒与奚落，都使她钦佩得为之倾倒。于是，她又开始向这位俄国艺术大师学习，保定古莲池图书馆成了她最迷恋、为之流连忘返的场所。
"说实话，我觉得我以后所写的东西，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是受了果戈理不少的影响。"柳溪说，"但就在这一时期，我好像是开杂货铺似的，又是进来许多新货，吸收了许多味道不同的营养：我既读高尔基的短篇、长篇，又读塞万提司的《堂·吉河德》。既读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又读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烟》、《罗亭》等等，和中国的明清小说。这种情况，正像一个孩子需要摄取大量的、多方面的营养那样，我以为任何一种真正的艺术，不论是哪种风格，哪种流派，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以致使人不能偏爱。"大概这就是她在艺术上的泛爱主义。直到她从事写作生活以后，柳溪才更爱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一些，但这并不影响她喜爱法国的乔治·桑、英国的夏绿蒂和捷克的聂姆曹娃等女作家。
柳溪由于自幼那种半饥半饱艰苦生活的折磨，又由于过分用功，终于在念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时结出了苦果：她得了肺浸润症和食道炎症，因此不得不忍痛休学。这就是她中学时代的句号。
她继母由于连续生女不生男而降低了在这个封建家庭的地位，因而精神倍受刺激，两度爆发精神分裂症，投过河。而父亲有时与同事去妓院"打茶围"。这时，柳溪从中国妇女的最高意义出发，不计前仇，忘掉恶感，给继母以同情——为她治病，为她打抱不平，毁掉父亲与妓女的合照……柳溪的仗义、勇敢的行为，赢得了继母的好感，改善了"关系"。
柳溪虽然在家养病，但依然废寝忘食地读书，为了追回童年时代白白流逝的岁月，还在头脑里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病愈后，跳四年级，考大学！于是，她花钱托人在北平琉璃厂，一改中小学里用名纪清修，而为纪清亻先，作了一张假文凭，半年后的1939年，便像冒险家一样，真的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她只有十六岁（但已经长成了细高挑儿），而文凭上却写着："纪清亻先，女，二十岁"。
柳溪自信考大学对她来说功课不是难关，而最大的难关是身体检查，若没有身体合格证，就不能参加考试。经过检查，她的体重只有八十五磅，仅就这一项便不合录取标准。她站在老师和医生面前孩子般大哭起来。也许是她伤心的恸哭感动了他们，经过商议，她终于转悲为喜地得到一张笔试准考证。柳溪说："如果不发准考证，我也不会再回保定家里，因为我对父母发誓说我一定能考取，这样才好不容易地得到那点可怜的路费（并答应以后用勤工俭学的钱弥补这笔损失）。"那时正值酷暑，尽管中南海公园的琼岛和流水、鲜花迷人，蝉鸣和鸟叫悦耳，情侣来往如织，但柳溪在那里目不斜视、耳不旁听，每天啃着干烧饼，艰苦地温习功课，背诵历史年表。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报考的千余人中只取八名的情况下，她——成了幸运儿……
四
柳溪上大学时，师大是男女分校，她的学校当时叫女子师范学院，坐落在北平西单李阁老胡同。柳溪新的生活，就是从这所学校后院——一个被高楼和廊庑遮得连白天都得开着电灯的潮湿、阴暗的小单间开始的。她满意极了！她好像一位航海家，帆就从那里扬起，船，就从那里远航。那是无边无际的海面，她知道前方有惊涛骇浪，远方会出现灿烂的朝阳……
那间潮湿阴暗的小屋，留给她的回忆是亲切的："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着没有藤鞭、没有骂声、没有饥饿和惊吓的生活，我独自毫无干扰地过着读书和自由幻想的生活……"就在那间小屋里，她幻想过广袤的大海，而自己就是自由驰骋、翱翔的沙鸥！就在那间小屋里，除了上课，她没有逛过大街、市场，没有看过电影，整日整日地，把青春浸泡在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柳溪说："那时我已经把目光转移到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当时自恨生晚，没有机会与可能享受左联的培养教导。我钦佩冰心与丁玲，喜欢萧红，曾胆大妄想地私下决心：竭诚努力，做她们义学事业的接续人。"在那间小屋里，她再作创作的尝试，以纪莹为笔名发表了一些作品，例如以给董太太当使女的那段生活写的《我的童年》，作为征文，刊于《妇女杂志》的"公开你的私生活"的专栏中，并得了第一名。
北京师范大学男女合校后，柳溪不得不离开那间使她留恋的小屋，住到教育部街的一个大院里，每天穿过绒线胡同，步行到和平门外的学校去上课。这期间，她从渴求知识的书斋生活，开始走向了社会的十字街头。柳溪说："我看到中国人民的亡国命运，远比我个人的遭遇更不幸；多少人流落街头，随意被日寇污辱打骂，多少逃难的农民被抓了劳工，送往煤窑或装上火车、轮船，运往日本，充当华工奴隶。那时，我的心开始了另一种巨大的痛苦。在这一段觉醒过程中，中国左翼文艺和苏联十月革命文学，对我起了导师的作用。"
柳溪的大学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那时她只有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的蓝布大褂，罩在那件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破棉袄上，每到星期日脱下来洗一洗，晾干后，星期一再穿上。她的棉裤又瘦又小，缀着补丁。她身边的女同学穿得如花似朵，有的是钱花，看电影，吃零食，聊天，散步，逍遥自在。但这些，并没有干扰柳溪的情绪，她有自己的王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练就了一套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硬功夫，那些既不在我的眼里，更不在我的心里。"她没有自哀自怜命运之苦，她的心和足迹，总是留在那座丁字楼的图书馆里。那里有像一垛垛城墙似的高大书柜，摆满了线装书和"洋"装书。她总是兴奋地坐在长桌旁，每次都像是第一次置身于浩淼的海洋。她曾天真地计算过："我这一生，怎样才能读完这浩如烟海的书籍？！"从那时起她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看书的页数，不完成，不睡觉。那时，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安心，只有坐到书桌前，打开散发着书香的书本，她便立刻忘掉一切，甚至忘了参加在风雨操场举行的四十年校庆的音乐会。
柳溪说，她自己是一个既没有女性柔情，又没有韶华青春，"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女子，一头乌黑短发，一副深度眼镜，单调朴素的衣着，永远来去匆匆-那时她缺乏营养，眼球上总长白水泡，疼得钻心；眼科医生一再警告她，如不增加营养，就有得白内障和青光眼的可能。为了维持学习生活。她除了写文章得点菲薄的稿费外，便是实行勤工俭学：为别人抄写稿件、教家馆、到中学代课，赚几张日伪"联合准备银价"的钞票，可以买一点鱼肝油、菠菜和水萝卜。
柳溪的大学时代，正值日伪统治时期。当学校里开始政治性逮捕时，正是她暗自向往革命，而不想当一个书呆式的亡国奴的时候。当时的女大学生大体上有四种人：一，死读书的，梦想当留学博士，当女状元；二，迷恋于爱情生活，整日梳装打扮，想当校花，做名人、达官、阔佬、富商的太太；三，抱着救国的凌云壮志，但不知何处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堡垒，一心想通过封锁，奔向雾都重庆；四，不相信"曲线救国"，坚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而柳溪属于后者。她曾劝阻、挽留过那些主张奔向重庆的同学，也曾偷偷地为之送行。那时她想："无论是奔向延安、敌后，还是重庆，总比在沦陷区当顺民和亡国奴好！"虽然柳溪知道不少八路军的英雄业绩，向往其卓绝的战斗生活，但苦于没有地下关系。柳溪说："我仿佛在无边的黑夜踽踽独行，脚步不知迈向何处，睁大两只眼睛，寻找着指路明星……"
柳溪从对个人命运的反抗，进而发展到政治反抗。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有一次借口学校伙食太坏，馒头不熟，她带头砸了饭厅。她把半生不熟的馒头掷向天花板，于是天花板像岩洞里的钟乳石那样粘满了小馒头。她还痛快淋漓地摔碎了八十多个盘子。她快乐地高声喊着嚷着，这时整个饭厅在一片擂桌砸碗的喧闹声中愤怒地沸腾起来。但第二天，她被叫到教务长面前，指控带头闹事。当然，不管怎样威近利诱，她没有惊慌失措，也决不会承认。柳溪笑着说："我拿出了过去当野孩子的泼辣派头，我当然没必要向他们诚恳坦白。"
祸根是在食堂风潮中种下的。日本宪兵已经"瞄准"了柳溪。在轰动一时的因"金麻子"枪杀日军中将进行空前大逮捕之后，一位历史老师十分关切地告诉她，不久要逮捕的一批黑名单中有她，要她马上躲一躲，以免受敌人监狱里惨无人道的皮肉之苦。在白色恐怖之中，柳溪中断了三年级的学习，神秘地告别母校，迅速离开北平，无可奈何地回到保定家中。那时她继母已经去世，六十岁的父亲娶了一个只比柳溪大六岁的年轻女子作为第四续室。不久，家庭便爆发不和，灾难接踵而至。那个家庭她无法久留，返回北平后，在一家报社谋了一个学习编辑的位置——整天在空无一人的大办公室里校对令人头疼的稿样。不过，走上社会之后，总算第一次有了勉强糊口的栖身之所。
通过保定老同学，在1943年冬天，柳溪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北平委员会党的外围组织的一个成员。柳溪说："我简直无法描摹我当时是何等的高兴。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地下领导者的情景，他那朴实的农民形象、河北束鹿的家乡口音，永远留在我的脑际……我觉得我寻找了那么久的革命道路，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闪现出来了。这真是一件奇迹！有时，我甚至唯心地认为，似乎于冥冥中真有个命运主宰，他使我命中注定要走向这条渴求已久的道路。"
柳溪的大胆与富于冒险的性格，似乎是天生的。她是在远没有认识革命的最高意义之前，便产生了对地下工作者的兴趣与神秘感的。她常常深夜闭户发奋阅读解放区的各种文件，《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就是她在沦陷区最恐怖的环境里最爱读的理论书籍。这时候，她除了发展同情革命的对象、宣传解放区、抄传单，给八路军买药品、枪支弹药之外，又开始了她的文字写作生涯。这时期，她先后写了几十篇配合抗日、揭露社会黑暗、唤醒民众的短篇小说，如《沼地》等。这些作品虽然幼稚，但却是她创作生涯里最初的脚印。
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为了掩护和便于搜集有关日军"扫荡"和下乡抢粮的情报，柳溪还深入到敌伪大汉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兼职的华北食粮公社当了一名职员和家庭教师。王荫泰曾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次长，德国老婆，六个女儿中有三个跟柳溪学习中文——每星期有三个晚上教她们中国古诗。当然，柳溪并不是真要教她们中国诗文，而是躲在书房偷听王荫泰在会客室里与各种人物的私房话。这个危险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八·一五"之前，中国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当时柳溪受组织的委派，组编出版杂志《罡风》，或明或暗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杂志只出了两三期，就因她的一位在北京大学作地下工作的堂兄暴露了身分，使她不得不化装撤离北平，于是《罡风》停刊。在她经过平西地区的北平委员会安排，奔赴冀中解放区途中，历经千辛万苦，其险情是她终生难忘的，这段经历，在她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与中篇小说中有着真实的描绘。
五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柳溪从黑夜里走出，来到光明、自由的冀中解放区。她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自己愉快的心情，大概只有在辽阔的华北平原的怀抱里放声歌唱，才能表达于万一。于是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她朗诵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她觉得她就像一只出了樊笼，(羽中)向天空翱翔的鸟儿那么自由、自在，革命再苦也是一种享受！
柳溪到达解放区后，先在《冀中导报》工作，认识了当时正在该报编辑《平原》副刊和《平原杂志》的作家孙犁。孙犁回忆说："……传说从北京来了一位女学生，很洋气。又不久，区党委觉得我一个人办刊物太烦劳，要把这位女大学生分配到这里来……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我和她作了简短的谈话……"这是孙犁未见到她之前和最初见到她的印象。其后，她担任过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中学教员等。1947年土地改革时，她热情地投入了这一工作，并深深爱上了农村。她回忆说："那时我有幸和康克清大姐同在饶阳县北官庄搞土改，这位革命老大姐对我非常热情，经常给我捉头上的虱子，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是这个时候，孙犁对她还有一段回忆："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到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那一天的明丽的阳光，带有霜雪的田野，沉睡的婴儿和风吹日晒的母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完全农民化"，就是当时的柳溪！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这是她的思想，也是她的行动。上改后，为了能描写农村，她志愿留在艰苦的农村，当了饶阳县第八区公所教育助理员，直到平津战役结束。这期间，她曾昼夜不停地做了大量的战勤工作，写过一些关于战争的报道，在《冀中导报》上发表后，被新华社转载，并加了按语，还作为通讯员学习写作通讯报道的参考材料。
从北平，到解放区，四年间，她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积蓄，于是便又开始短篇小说创作。1949年初，她的第一篇小说《找对象》就发表在刚在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版《人民文艺》上，并以冀中农村特有的生活气息，清新的文笔，显示了作为作家捕捉生活的敏感及其才华。
不久，她被调进保定，先当教师，后到河北省文联做文艺工作，同诗人远千里、王思奇一起，主编了《河北文艺》、《工人俱乐部》、《写作学习》三个刊物，还为《河北日报》代编文艺副刊《花间》。在他们周围涌现了如刘绍棠、谷峪、房树民等有为的文学青年，后来多是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家。柳溪很留恋那段往昔岁月，曾写了散文《古城的思》发表在《莲池》文学杂志上。柳溪说："那时进城不久，文艺界尚未搞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人的关系是融洽、和谐的，真诚的，没有。点句心斗角、尔虞我诈，同志之间是多么亲如手足、亲密无间啊！"。
是的，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岁月！虽然共和国尚是个刚出世的婴儿，它的公民们有的是天真和纯洁，坚信将来物质会丰富，社会会进步。这时期，柳溪于繁忙的工作之余，也从事小说创作。但她的进步与成长，与老作家的关怀、杂志编辑的支持分不开，这一点，她是十分清醒的。1950年，她把在保定机务段体验生活的感受写成小说《喜事》，寄给《人民文学》。那时茅盾任主编，秦兆阳在给柳溪的信中说，"茅盾同志看后，反应绝佳。"柳溪说："一个文学青年受到文学大师和先辈们的如此赞扬，该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它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动力啊！这就成了我其后向文学之途奋蹄前进的鞭策。"她写的小说《刘寡归结婚》和谷峪的《新事新办》，同时获得河北省文联颁发的文学奖金小说甲等奖，大众书店为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挑对象》。这是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的第一个可喜的收获，也是她在文学的"长征"中迈出的第一步。
1952年秋，当北京香山的红叶染上朝霞的时候，柳溪作为编剧，来到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关于那时期她的精神面貌，老作家骆宾基有一段回忆："在看专供编导人员看的'参考片'时，在一片寂静中（除了影片的画外音之外），从前排几名观众之间，有人发出情不自禁的笑声，笑得好响亮，银铃般悦耳！我很吃惊……我猜测着，她定是个少女，才能这般忘情！但又觉得不对；一个少女原非编导人员。怎么竟然这样旁若无人地纵声而笑？这种笑声说明本人一定是个处境优越、见过豪华世面、而在感情上从来未受过挫伤的人物，但这又似乎非一般少女所能具有的精神色泽。最后……在散场时，……只见前排……确有一名身穿蓝布长衫、外罩一件灰色西式外套的年轻妇女。从这不似修饰却淡雅而朴素的衣着上，也说明她确非一般，很脱俗。"问过朋友之后，方知她是感情遭受过封建家庭的屠戮，并经历过革命艰辛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柳溪。
在剧本创作所，她写过好几个电影剧本，但都被"枪毙"了，只有由她执笔，同颜一烟、杨沫合作的短片《陈秀华》（由国际著名寻演伊文思总导演的《五支歌》的中国部分）拍成了电影。
1956年，她的创作正处在旺盛阶段，由于同情《文艺报》的逆境，为其主编们打抱不平，因而在肃反运动中莫明其妙地受到审查，被牵连到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中去。她被隔离在一间小屋，每天写"交待材料"，失掉了行动自由，门外有流动哨监视看管，有时被押到批斗大会看特务从宽从严的样板。她写完个人的历史之后，实在没什么可写了，就插上门，偷着写起小说来。原稿约有三万字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就是被看管期间，以"地下作战"的特殊方式日夜奋战，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的。柳溪说："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我就心中暗自赞扬自己还是有点'小聪明'，居然能把党领导我走进革命大门时教给我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时的技能，运用于我们自己的政权之时，这只能怪历史在开玩笑。"这个"玩笑"是辛酸的，痛苦的！
稿子写成后，正赶上肃反纠偏，柳溪被宣布恢复人身自由，但尚无结论。她想，如果用真名寄出、发表，一旦被发现，在运动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其后果将是严重的。苦思冥想了好久之后，决定化名寄出。柳溪说："由于我钦佩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的为人品质，又加上我正在精读夏绿蒂的世界名著《简·爱》，我便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耿简'。"按照当时的稿约规定，稿末必须写上真实姓名。她想来想去，无人可写，只好写上娘家嫂子安毓贤的名字。稿子寄出后，只有几天，《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小说组组长涂光群便找上门来，以为又出了一位文学"新人"。柳溪对编辑部阅稿后反应如此神速，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她的思想里充满了顾虑和矛盾，各种"杂念"像火车一样奔来驰去。《人民文学》敢于替作者承担风险，当年五月号，《爬在旗杆上的人》终于以黑体标题，赫然发表在刊物栏目的头条上。柳溪说："我拿到这本刊物，犹如托着一件怕摔的宝物，这时我满眼热泪，在心里默念着：《人民文学》不仅是我的文学摇篮，而且在我命运困厄时，还我的救星。"这篇反映农业战线上"瞎指挥"作风的优秀小说，编辑为它做了独具匠心的删节。柳溪至今不忘，感激在心："我那篇东西，原来的标题是《在先进地区》，但编辑部把我这平淡无奇的题目改为《爬在旗杆上的人》，并把我七千字的罗嗦的'光明尾巴'删掉，由于简洁而使我的文章增添了多少光辉啊！"
这些肺腑之言表现了柳溪令人敬佩的真诚。现在，虽然她已是影响广泛的大作家了，但她时时铭记在心的，是那默默地在为他人做嫁衣的不为人知的编辑们。她没有把作品的成功都记在自己的名下，没有让才华掩藏其瑕疵。这是一个作家的高尚品质和良心。事实上，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天生的作家，再伟大的作家，除了本人的条件和勤奋之外，在其作品出版、传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浸透了编辑人的心血。
政治上的屈辱，终于拆散了她的家庭。这个无法弥补的后果，使她大病了一场。
1957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柳溪却有幸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爬在旗杆上的人》（中国青年出版社），内收《喜事》、《"责任事故"》、《金色的卫河岸》、《赶集》、《春》、《看家》、《爬在旗杆上的人》及《烦恼的人——使人烦恼》等八篇小说。这是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作品，显示了她思想上的深度、艺术上的成熟。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且不说艺术价值，即使认识价值，至今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爬在旗杆上的人》是其代表作，其中塑造了耿社长、工作组组长朱光、组员王玉琨、记者李震等人的生动形象，他们的举上言谈、性格、思想方法，现在和将来都会使人得到启示。正像小说开头说的那样："这故事发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说，这故事还在发生……"是的，历史的重现并不少见，事实上，在固若金汤的思想意识里，在我们的生活里，再现这样的人，再发生这样的故事，是不会令人吃惊的。
六
炎热的夏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样的字眼。柳溪大病初愈，也写了一张普通的大字报，贴在并不显眼的地方，要求那个在"肃反"中对她大搞逼供信的人，回单位参加整风，同时还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两篇杂文：《摇身一变——教条主义哪里去了？》和《要有这样一条法律》。"大字报"、"杂文"，加上她同文艺界朋友的议论和谈话，以及那篇著名的"右派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1979年被编入《重放的鲜花》），于是便给她罗织了两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重要骨干分子"的帽子。1958年8月，成了她二十年苦难的起点——她被开除党籍、降职、降新，下放农村、农场、工厂，从事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这种岁月的回忆是苦涩的。但从苦海中挣扎出的柳溪，却有常人少有的乐观情绪："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一漫长岁月的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也许正像俄国沙皇时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必然要到西伯利亚去充军，这也未必就是一件最坏的事吧。至少，它使我更接近了人民，砥砺了意志，清醒了意识，也更理解了革命道路并不像我二十岁时所理解得那样笔直、铺满鲜花，而是充满了鲜血和荆棘。"
无论处境何等险恶，不管是在农村工厂劳改中受苦，还是在收发室、资料室受屈，只要她尚能呼吸，唯独没有忘记的是创作。那年秋天，柳溪被送到天津郊区"安家落户"，应付了一些检查之后，就偷着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其中题名《两个父亲》的长篇，后易名《红薇传》者，即是《功与罪》的前身。但她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指为"幻想东山再起"。那时她在人生的悲凉之中常读两篇文章：尤利乌斯·伏契克在法庭上的答辩《绞刑架下的报告》，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两位完全不属于同一思想范畴的历史人物的发言和文章，却使她从中吮吸了无比坚毅的力量和难忘的教诲。柳溪说："我不仅应该活着，而且应该奋发有为地活着……"所以，那不公正的批判，并不能熄灭她的创作之火。在北风呼号着的寒冬，她忘掉了"劳改"中的屈辱、紧张、疲劳，偷着记录生活素材，做了大量的创作笔记，并利用干部们每月四天回城休假之机，创作了中篇小说《王妈妈》。1959年，她又被集中在天津双林农场改造。在那里，每天十二至十四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没有使她停止关于创作的思索。有一次，她因为思考一个故事情节，竟掉进沟边的冰窟窿，棉衣棉裤湿透了，在跑回宿舍时，全身结了冰，活像一位身穿铠甲的武士。为了烤干棉衣，她只好请假，一个人倒插着门，披着棉被，盯着火光，沉思着。谁会想到，她又在继续刚被中断了的创作构思呢！
横扫东方，风云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自生自灭的一场将永载史册的灾难。柳溪说，这期间，"我所受的迫害和斗争，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人民群众所受的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我受的比他们延长了一倍的时间罢了。"关于这段生活，她不愿多说，我也不想多问，但她那些与创作有关的情节，我却不厌其烦地穷追不舍……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正发高烧，于是掀起了一个抄家的高潮。对于柳溪来说，已无家可抄，然而，她也不会幸免。那时，她既无金银，也无珠宝，只有偷偷写成的那些比金银珠宝更珍贵的草稿。柳溪总算把草稿都稳妥地转移到邻居——一个新华书店干部——的家里。但后来"牛棚时期"，她伪装写"认罪书"（上而搁着"认罪书"，底下放着创作手稿），写了长篇小说《功与罪》中的几个新章节，因临时转移，来不及把稿本收藏起来，还锁在书箱里。有一天，一帮人要检查她的单间宿舍，她怕极了。柳溪说："我那些稿子里有一章标题为《幸福》，内容是写小说主人公李大波做白区工作，伪装洋车夫，从车站接来北方书记刘少奇同志，一路感到幸福的情感。那时我真是提心吊胆，若是被发现，不仅捞来一顶'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的帽子、挨批挨斗，肯定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她后悔不该写出来，要是装在心里那该多保险。但她总算躲过了这场大祸。她利用开箱取茶之机，就着他们转身检查别人东西的时候，顺势将稿本拟在手中，掖在裤子里——让它顺着裤子掉在事先用带子扎好了裤脚的裤腿下边。
写在这里的，我不认为是一则文人轶事。它是那个时代的罪证记录。柳溪说："在我们的国家，把许多事情弄颠倒了。有的人，可以使用权力去搞打砸抢，却不允许你干正大光明的事业，做学问、创作，还得像贼一样偷偷摸摸。我被迫演出这样的滑稽戏令人疚心……"
这些我痛苦地实录在此，也许会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一面镜子。
1970年，她离开了劳动集中营似的干校，在一片一级战备声中，以疏散之名插队到天津西郊一个临着独流减河的一个小村。东躲西藏的稿本，也从沉睡中醒来，欣然陪伴着孑然一身的柳溪。这时她并不感到寂寞孤独，虽然还戴着右派帽子，但是老乡们的亲近、关怀、同情温暖了她的心。他们常担心她的处境，为她的遭遇落泪。柳溪说："我日夜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思想在一起，我可以忘情地大声说笑。春天，有刚出生的羊羔和牛犊的叫声；夏季，有可爱的蛙鸣；秋季，有蟋蟀的歌唱、卿卿的虫声；冬天，有串门的花猫同我说话，有呼啸的北风向我喧哗。每当夜深入静，全村沉睡的时候，我便重新摊开稿本
就在这个小村子里，她同善良的人民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八年，他们成了她的朋友、亲戚，有的还是政治上和重病时的恩人。她写的不少作品，有些还念给他们，听取意见。
1975年，柳溪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更年期综合症。她躲在冰冷的小屋里，想喝水都喊不到人。这时候，有一个从前认识的老朋友来伺候她的病体，使她起死回生。为了报答其恩情，柳溪和他在艰难困苦和暴风雨中组织了一个新的家庭。他是天津美术学院的画家康明瑶。他早年留学日本，也被错划为右派，是一位为人耿直的知识分子（据柳溪来信云，康先生于1993年7月9日病逝）。
当谈及爱情、家庭时，柳溪颇为伤感。年轻时候，恋爱受骗，结婚有子后，因受审查怕牵连而被迫离异。这便是她十七岁至三十岁的辛酸史。她还得过恶性血崩症，几乎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子宫摘除时一个人流着泪躺在病榻上，她没有家属，也没有一个人关心她。柳溪悲伤地说："我并非天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也曾经陷于过绝望与悲怆之中。那时我失去了政治生命，也失去了家庭。夫离子散，远隔天涯。孤独是我的侣伴，忍耐是我的朋友。我从生活费里节俭一点钱，买些铅笔、书包、手套、糖果一类东西，寄给远在长春的孩子，我就会得到'想用物质腐蚀，收件人拒收'的回执；我嫌公厕太脏，主动打扫，就说我'故意表现'；我给河北地震灾民捐献棉被，就讽刺我要'哗众取宠'……人言可畏，墙倒众人推！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不到这份处境是无法领略的。如果不是我儿童时代就受过苦难的磨练，也许我不会熬过这人类情感领域中这种罕见的创伤和折磨……谢天谢地，一切都熬过去了。现在，过去和我划清界限的儿女，他们受到株连、历尽人生痛苦之后，也都欢欢喜喜来和我团聚了。看来，这个新家庭也可以与我共存亡了……"
二十年苦海，柳溪的小船颠簸着，终于来到了生活的彼岸。那部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书稿，最后也在"评法批儒""批水浒"的嘈杂喊叫声中悄悄地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1976年，10月的春雷轰毁了十年修筑的城堡，祖国面前又出现了一条康庄大道。柳溪这个被命运弃之已久的沦落人，和她的作品一起新生了。1978年春，她告别了那间亲切的茅舍和可敬乡亲，搭乘拖拉机回到天津。一张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职务的"改正决定"，解放了柳溪被囚禁的精神和被捆绑的手脚。于是，她开始了长篇小说修改的艰苦工程。这一年，这位在文艺界被冷落了二十余年的老兵，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选了一篇小说《双喜临门》投寄给最富有威望的《人民文学》，并在8月号上刊出，起到了"亮相"、"开禁"的积极作用，于是上海《文汇报》才发了一则新闻消息：《女作家柳溪重登文坛》。此后，各刊物才敢发表她的作品。柳溪为此感慨万端。多少年来她一直沉沦在政治漩涡的深渊，又像一颗飞落荒郊野外的陨石，其心情悲凉而寂寞。柳溪说："《人民文学》在我生死攸关的时刻，第二次又成了我的救星。"所以，她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称《人民文学》为婴儿的奶瓶，是她走上文坛的摇篮。
七
柳溪是一位献身于革命，献身于创作的作家。从1939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失意者》算起，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她的主要创作时期却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除了五十年代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挑对象》（1950年，大众书店）、《爬上旗杆上的人》（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之外，之后出版、发表了《柳溪短篇小说集》（198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集；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淑妃文绣的一生》（199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战争启示录》（上下卷；1995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集《生涯》（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男人的弱点》（198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及《柳溪中篇小说选》（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长篇传奇小说《燕子李三传奇》（198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大盗燕子李三传奇》（1985年，花城出版社）、《超级女谍——金壁辉外传》（1987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及散文集《若梦集》（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另外，还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新港》、《长春》、《新苑》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散文、特写、报告文学《李宝大婶》、《霞辉》、《窦老乐赶会》、《海河之滨》、《"红玛瑙"大战"五子登科"》等。从这个作品简表，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由于柳溪锲而不舍的坚毅精神所取得的成就，还可以异常明晰地看到她那条含辛茹苦、一生多蹇的道路。
柳溪擅写短篇小说，二十多年的"犯人"生涯，使她不得不偷写长篇小说，而且中篇小说也成了她的所长。善良的读者，为她的成就而庆幸，又为她的不幸而同情。兴奋之余，我们还要握着她的手，含着泪说："活过来就好。这就是一部作品……"
文学是生活、思想的反映。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就不会形成真实正确的思想，这样，作家也不会创造出真实感人、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柳溪的短篇是其时代社会生活的写照，是生活土壤里长出的花朵。当我们读她五十年代的小说时，虽是时过境迁（尤其国家政策的巨大变化），但给人的思索似乎还是比较深远、广阔的。
柳溪把河北人民视为养育她、疼爱她的再生父母，把曾留下过她年轻的足迹、青春的倩影的华北大地，看作自己的至亲骨肉。她的小说的根须，就深植在这块可爱的土壤之中。
孙犁在她的短篇小说集序里说她的"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刻画深刻，其学足以成之。时有嘲讽，发人深省；亦富娓娓，听者不倦"；还说她的作品有着女性作者"不易有的豪放"之气。这是气之相熟较深的老作家所作的言简意赅的宝贵评论。
从能看到的三十多篇短篇小说中，可见柳溪对农村生活积蓄之深厚。只有其深厚，选材才能精，方能避免单调、简单或重复。柳溪小说的题材是丰富的，她的视野是广阔的。她的绝大部分小说虽然写的都是农村牛活，但没有雷同的现象，每一篇都有其独有的深刻性、新鲜感。读她的这些小说，就好像生活在农村一样，各种活生生的人物都围到你的面前，都争先恐后同你对话，他们毫不隐讳地表现着自己，以自己的喜怒哀乐触动你。有的人物，你爱他；有的，你恨他；有的，同情他；有的，你可怜他。这是柳溪艺术上的成功，但这种艺术却是生活和思想的升华与再现。
文如其人。风格即文格，文格就是人格。柳溪的小说，深厚之中有豪放，有的还透着辛辣。在生活里，她从不回避矛盾。这种性格，就表现在她的创作之中。《爬在旗杆上的人》的创作与发表，就是她这种性格的典型表现。这篇小说是以河北饶阳五公村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背景材料写成的，耿社长实际上就是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的化身（因此，不少人把这篇小说又称之为特写）。她写在五十年代，不是八十年代，而且还是在被审查之中。这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勇气，终使它击败当时强大的"社会势力"，作为文学领域中的一篇历史见证，存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
柳溪的这种人格，实际是一个严肃作家的创作原则。一个作家，无论是写光明，还是写黑暗，都应当尊重历史，进行客观的真实的描写，那些虚假的，脱离历史真实的虚构或夸张的"作品"，只能是历史长河中一个时期的漂浮物，总要在一个河湾的岸边停下来，默默地腐烂掉。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她和刘真等作家到河北大名县深入生活的一桩事。当时这个县有一位红得发紫的假劳模，欺上瞒下，人人怕他，但却是这个县委年年上报丰产的"王牌"。柳溪不顾一切，给中共河北省委、华北局书记刘澜涛写信，忿怒揭发这个假"劳模"的罪恶和包庇他的县委，最终使正义得到了伸张。这是她没有写成文字的小说，这其中的人格，同她的文格是完全一致的。
她的《鸭官陆文骏》，是一篇充满了人情、令人难忘的佳作，朴实、自然、细腻、真切、动人。小说以陆文骏为中心，另外还有两个人物：金苓（苓寡妇）和她的儿子铁柱。六十多岁的陆文骏一辈子没有娶过妻。他年轻时是一个身躯魁梧漂亮的小伙子、干活的能手，村里的姑娘们都偷偷地爱着他，同伙的男人羡慕他。那时他与二十二岁开始守寡、比当新娘时还美丽、丰满、娇媚、更有风韵的金苓相爱，金苓还怀了孕。他们斗争、反抗——不仅要面对几千年来人们因袭而来的世俗的攻击，更要遭受杀人不见血的封建宗法与道德的屠戮。金苓的族长向她宣布："第一，要嫁，必须嫁到外村；第二，只有她的小儿子才是财产的继承人，财产不能由她带走；第三，儿子是她夫家的后代香烟，不能由她带走——而且永远不许她看见他。"她的父亲信奉"好马不被双鞯，好女不嫁二夫男"，干脆扔给她一把菜刀和一根绳子，意思是——宁可让她自杀，也不许她改嫁。他们不能结婚，也不能远走高飞。金苓被迫坠胎。在社会的残酷压迫下，金苓为孩子，陆文骏为他们母子俩，这一对相爱的人儿，便中断了关系。但他们的心，一直向往着，相爱着。"春雷一声响，世道变了"，后来还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因铁柱长大了，当了社长。这时陆文骏已经悲凉地跨入了老年。他为自己无依无靠的处境而悲哀。忽然有一天，田铁柱请他入社，又当了养禽队的负责人。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使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时常在心里闪现的对金苓的思念，最后也就成了现实：金苓的儿子——田铁柱社找，主动让母亲到陆文骏那里，于是完成了一个时代的美满结合。
这篇小说反映了中国变化中的社会观念，歌颂了纯洁、专一的爱情和新的生产关系下的人性。在中国新文学里，关于寡妇再嫁的主题并不罕见，但这篇小说透露出的人情味、人道的光芒，使它增加了感人的艺术力量。小说不仅表现了历史，就是在当代和未来高尚的爱情、家庭生活与社会道德的逐渐完善中，也有深意。
小说《我的爱人》，描写护士朱淑贞，经过思想斗争，最后决定与一位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榴霰弹片夺去双目和左手的军人结婚的动人故事。这是一曲伟大爱情和高尚灵魂的颂歌。姑娘护理残废军人之后，并与他将要告别时，流着眼泪说："……我是发愁我走了，谁给你穿衣，帮你吃饭；不给你派通讯员，谁给你当眼睛，当手杖呢？"她做出与他结婚、终生伺候他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仅出于革命的责任感，而更有人道力量的驱使。他，一位为人类和平流过血的战士，应该享受爱情。她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残废人，永远看不见她的美貌，但是她深刻地懂得，爱情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心灵感受。这类题材不太好写，容易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但柳溪写得相当成功，以情动人，似乎把我们带入了被爱情的阳光照耀的君子国，那里到处是美和温馨的情操。
柳溪的短篇小说有较广阔的生活视野。在她的笔下，既有栩栩如生的具体描绘，又有或细腻或豪放的抒情。在《爬在旗杆上的人》里她写道："这个地区就这么怪：干旱的时候，庄稼灰塌塌的全拧成了绳，地上一踩就冒起一股烟，水满的时候呢，到处都积满了水，房檐的椽本全发了霉，长出了蘑菇。现在靠微的雨像罗面一样，仍然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原野一片混沌迷茫、没有一个人影……"读到这一段，就会知道，这该死的雨，给正在收割的谷子带来了什么后果，故事就是从里展开的。"蔚蓝的河面上，阳光像火蛇一样。小船的箭把它撞碎了，随人蛇的幻灭，水面上迸发了无数的金点，颤抖着，揉碎着，耀得人眼发花。在晚霞的辉映中，雪白的鸭子，迎着落日，在水面上扑着翅膀，拍着羽毛上彩色缤纷的水珠……"（《鸭官陆文骏》）这里写陆文骏上任后到河里放鸭子的情景，实际上是写他的心清。"……屋里刷得四白落地，大红的木器家具，使人耀眼欲眩，炕上新毡条，新被褥，墙上挂着奖状、大美人的画片，桌上摆着半导体收音机……"这么平实、亲切的几笔，使人感到这是多么真实的农家景象！但这只是《骨肉》中语言的一个方面；另一方，在其结尾，我们又读到："我又流下泪来，但这是欢乐的眼泪，我真要擂起胸膛，向故乡的山川宣誓：我骄傲我有一个农民的儿子，留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传宗接代，让他成为真正农民的骨肉，替我报答抚育我的农民！"这又是何等豪迈！而又一转："夜色清凉如水，天街澄澈晶莹，我如醉如痴地伫立在月光之中……"又把我们从感情波涛里，推向冷静，悠远的思索中。
这些语言，这些描写都不是孤立的。它同整个作品的背景、人物、性格、结构组成一个整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不是文字游戏），没有成功的语言，便没有风格，没有成功的艺术。仅从这里顺手拈来的例子，可以看出柳溪语言运用上的功力。
八
由于历史的原因，柳溪后来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中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她的《生涯》、《四姊妹》、《彩凤凰》，都是跨度大、背景广、人物多，维系着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如同一组生活和时代色彩浓烈的油画，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兴衰、个人的沉浮，还可以看出国家命运的变迁。
柳溪说，她最关心的，是女性的命运。那一群性格各异、鲜明、丰满的女性形象，就是她中篇小说的主要成就。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孔雀东南飞》，到《窦娥冤》、《西厢记》、《红楼梦》，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新文学，关于女性命运的诗歌、戏剧、小说，可以开列出很长很长的书单。妇女是社会的两个主人之一，是人类历史两个缔造者之一，但是她的命运，几乎从来都很不幸。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谁能同母亲、爱情、家庭分开。作为"人学"的文学，带着强烈的正义感、同情心和感情色彩，关心她，歌颂她，表现她，则是义不容辞的、天经地义的力。柳溪的经历和遭际，决定了她后半生创作的题材。但是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地域性、社会性、时代性，制约着人物的性格、思想、观点、感情，因此，"人"便永远不会是一种模式。于是，柳溪笔下便有了吉悒兰、高婵、高婕、高妤、素娥，以及高殿臣的几个老婆等等不同的女性形象。"我们从这些小说中看到了柳溪，看到了她的思想，气质，生活态度，政治观点，爱与憎，喜与忧"（刘锡诚：《在重新执笔之后——读柳溪中篇小说有感》）。是的，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作者自己的遭遇、感情和血泪"，更看到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岁月——由许多人组合起来的命运。
《生涯》，作者是以泣血泪的感情，悲怆地写下的一部小说。主人公吉悒兰的旷世苦难，从社会的角度，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历史。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岁月里，吉悒兰在死神面前，似乎是于弥留之际那种昏沉的思绪里，像梦一样回忆了苦多乐少的一生。她一生下，就死了母亲，于是便开始了白眼和打骂的折磨，还当过人家的使女；但她反抗过，寻过死。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超龄好几岁的情况下上了小学，从此算结束了苦难的童年，但又进入了不幸的青年时代。她的恋爱生活，不是上当受骗，就是被抛弃。她向往革命，追求光明。参加革命后，那个分配给她的丈夫，竟在她政治上受屈辱的时候，落井下石，残酷地践踏道德和良心，以"假离婚"的欺骗手段，使她失去了家庭和子女。婚变给她的灵魂带来了至深的创伤。接踵而至的，又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劳改、大病、血崩和那魔鬼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特殊而真实"的人物的一生。
善良的吉悒兰，执著的感情和信念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她受污辱，受欺骗，受屈辱。这是历史的无情，社会的残忍！
但是在吉悒兰的悲剧命运中，她是一个强者。因为，从小就不屈服于后母的淫威，一直追求她所追求的一切。她一直生活在逆风和暴风中，但从来没有倒下。我喜欢吉悒兰自杀未遂后的富有个性的语口：
在外祖父家那个自灭未遂的痛苦场面，给了我这个幼小灵魂一个处世哲理：有自灭的勇气，就应该有求生的勇敢，把那股勇气运用到求生的欲念上，你就能冲破一切软弱的怯懦的念头而坚毅地活下去。这思想一直在我的心灵上，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我少女时代失意的痛苦，少妇时代不幸的婚变，以及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后，在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被卷进灾难的漩涡，弄得家破人亡和夫离子散，我也没有再自杀过……
这是她从人生的苦酒中提炼出的认识和精神，是她性格和形象中闪光的东西。话又说回来，她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活生生的人，作者也写了她的幼稚、上当、受骗的弱点、过失和悔恨。这，便是她——一个弱者的表现。在一种据有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或集团面前，个人毕竟是弱者。你即使拥有光芒万丈的真理，或是正义的化身（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真理和正义永远是强者、胜利者），在短暂的时间或时期，也很难扭转颠倒的乾坤。吉悒兰曾是这样千千万万个"牺牲者"中的代表，最后，她只是个被解放的"胜利者"。假如不是十月的春雷劈开了暗夜，那轮光芒四射的新太阳，也不会冲过云海，喷薄而出，吉悒兰也不可能得到新生。
柳溪的《生涯》，具有最明显的"自传性"。这从主人公吉悒兰身上，一眼便能看见作者的影子（当然，《四姊妹》中也有作者的家世，高婕身上也有作者的影子），但我们不能说，这位文学形象就是柳溪，那样就会降低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柳溪本人在其中篇小说集的《后记》中说："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的作品，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我这个落伍掉队的女兵，自然也不例外。读者可以从中听到我真诚的呼喊。"又说："《生涯》，可以说是我的'自传性'小说，而'自传性'，并不等于就是'自传'，它毫无例外地是进行了某些符合文学规律的艺术加工。……我想，文学作品它自然是描绘人生的，甚至也写了作者一些个人遭遇中的悲欢离合，但它仍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真实的传记。"这是作者坦诚的自白。作家冯骥才在柳溪的《关于中篇小说〈生涯〉的一封信》中，在谈到自传性小说时写道："……自传性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大都是作家亲自经历过的、切肤感受过的、浸透着本人的真情实感。对人物、场景、环境、心理的描写，常常不靠想象，而凭回忆。各种细节招之即来。人物都有着活生生的原型。作家写起来就会很动感情，也很便当和自如。……作家写这种小说时，只要把过去生活中闪光的、有价值的片断提出来，做些加工，连缀一起就成了。"这些意见，是颇有见地的。当然，既然是"小说"，不仅要有艺术加工，还得有顺情合理的虚构。这在创作，是允许的，必不可少的。柳溪的《生涯》，就是因为浸透了浓厚的"自传性"的色彩，又把主人公的命运融入社会的大风大浪的流程之中，才使它有了震颤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
《四姊妹》是《生涯》的续篇。它的背景与《生涯》基本一致，仍然是中国解放前后大动荡的社会生活，描写一个父亲、三个母亲、四个女儿这样一个家庭的兴衰与沉浮。四个女儿是中心人物，她们截然不同的人生旅途，不同的命运，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地主官商高殿臣的四个女儿是四个完全不同的形象。高婵，"嫡出长女"，平时总是带着她母亲的庄严，举止雍容华贵。她性格孤僻，我行我素，终生信奉独身主义和科学救国。解放前夕，当一些人纷纷逃亡美国，或想逃而不能的时候，她却抱着为中国妇女服务的目的，从美国留学毕业回到北平。她说："我是一个医学科学工作者。我用不着问今天是国民党，明天是共产党！我的信条是居里夫人的名言：科学是不分国界、阶级、种族的，科学无祖国。它应该打破狭隘的局限，服务于全人类！"作者并没有让她说大活、空话，她是一个典型的不问政治的旧知识分子的形象，富有正义感，喜欢高婕，讨厌高娟……
高娟，长得丰姿绰约，很会眉目传情，忸泥作态，懂得在什么场合应像花一样张开笑脸，在什么场合应庄严、肃穆。学生时代，她是有名的枝花，在去新京参加清朝末代皇帝"选妃"不中后，便与伪满大臣结婚。抗战一胜利，就急忙易主，当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第十一个小老婆。解放后，又成了新政权下共产党一位"高干夫人"。文化大革命中，她带头斗争高干丈夫，划清界线，离了婚，靠上了支左联络站的军代表，于是那位海军航保处处长又成了她的丈夫。她会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极善投机，利用结婚、离婚攀龙附凤，是一个似乎永远浮在水上的漫画式的人物。
高妤，在四姊妹中最小，"是一个天生的幸运儿，一个天之骄子！一个绝代尤物！"她当了国民党首席接收大员、行辕主任的干女儿，梦想着"参与这个世界的大变革"。她追捕过三姐高婕。到台湾后，现实使她选择了科学，抛弃了政治，定居美国，成了物理学博士。作者笔下的高妤，其性格是发展的；她作为美籍华人回国探亲，主要就是要向三姐高婕道歉、忏悔。
高婕，是《四姊妹》的主人公，作者着墨最多。她是"庶出"——姨太太、小老婆生养的。这种社会地位，给她带来的是屈辱。从出世以来，她看到的是母亲的悲苦——受欺压，挨打骂。从这样的阶级烙印里，生长的是不平，是反抗。她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她的眼睛是深邃的，目光是冷峻的。她的妩媚里，透出的是忧郁、悲怆和凄婉。由于社会地位、环境（她接触过女英雄赵一曼等革命者）的影响，高婕背叛了家庭，成长为一位向往革命、追求光明的新女性。她秉性勇敢，十五岁就在长春、北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解放后，她走上成熟，富有坚定的自我牺牲精神，时时把握着崇高的信念，因此她才能以高尚的道德力量，毅然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石屏结婚。这样，一个冷寞的、屈辱的、被误解的、"眼泪浸泡着心的凄凉岁月"，以二十年漫长的黑色阴影，残酷地罩住了她。但她默默地奋斗着，期待着，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与赤诚。"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柳溪实践了巴尔扎克的这句名言，她不是把生活、人物变成作家笔下"描绘"，而是以血泪和生命去塑造，所以才有高捷等人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形象。
《四姊妹》的父亲——地主官商高殿臣，是写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他精通商业行情，是交际场中的大市侩；他一生中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爵位"，恨自己只是一个"土鳖地主"。为了挽救家庭败落的命运，他以四个玉树般美丽的女儿为钓饵，让那些有权有势的军政界的官宦人物上钩，好"有个能作威作福的乘龙快婿，管他什么伪满、中华！"他以杨玉环如何被唐明皇册封为贵妃对女儿们进行教育："她爸爸成了老太爷，她哥哥杨国忠成了宰相，连文武百官也顶不上人家一个杨家闺女！……你们姐妹四个，要有一个成了这么显贵的一品夫人，光耀咱们高家的门庭，那我也不白来人世走这一遭啦！"当"新京"皇宫传出"选妃""圣诏"时，高殿臣恨不得立刻携眷奔赴"满州国"应诏，为当"老国丈"，竟把家从哈尔滨搬到长春，大花"运动费"，不惜走"后门"……高殿臣是个随机应变的几朝"元老"，伪满、国民党时期他是上面的人物，共产党时期，他仍然浮在上面，成了"红色资本家"。"统战对象"。实际上，他的骨子里却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货真价实的卖国贼、反动派！他自己曾说，他称各式各样的女婿："有高干女婿，外国女婿，还有劳改释放的女婿……"这是一部多层次、多矛盾，纵横交织的历史！高殿臣，则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管风吹浪打，成长起来的一个令人费解的"怪物"！
《彩凤凰》是一部农村劳动妇女高尚道德、情操的颂歌。柳溪说，它"是专门描写农村妇女形象的。她是我在抗日战争中就熟悉的妇女，而她的遭遇，又是在老解放区常见的，我为这些勤劳、勇敢、善良的女性流过眼泪，抱过不平，因而写起来不仅感情饱满，而且也献上了我崇敬的心情。"
小说中的葛素娥，在八年抗战中，支持丈夫参军打日本，以自己的生命，勇敢地掩护过他。她不仅承担了养育一家老小的重担，还跟着雁翎队打过伏击。然而，这位对革命有功之臣，革命胜利后她得到的却是不幸。她和进城后当了官，变了心，抛弃了她的乔振民是"抓髻"夫妻，过去非常和美，他当了八路军后，她为他站岗放哨，盖洞口，他挂了彩，为他养伤。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乔振民被揪斗时，她不仅疼爱地可怜他，还为其申张正义："……尽管乔振民对我没良心，我恨他，可我要说，他不是一个孬种，更不是一个叛徒！他打日本鬼子，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干革命咧。他不是胆小鬼，怕死鬼，他身上挂过多少彩，有多少枪眼儿，我知道的最清楚……这是实际事儿！我恨他没良心，这也是实际事儿，但这是私人间的个儿，可那是革命的大事儿，不能胡编。"这些话，只有一个公正、善良、仁慈、高尚的心灵里才能流出，这些话如同雕塑家的一刀一斧，画家的一笔一抹，最后完成了这个闪光妇女的形象。葛素娥的性格也有弱点：那就是奴隶般地忍受痛苦，"打断胳膊往袖里掖，打掉了牙往肚里吞"这种从中国几千年妇女的命运中因袭下来的逆来顺受的一面。这个人物的心理刻画、性格描写极其细腻、准确。作者从千百万个葛素娥的命运中，把最真切、感人之处，提炼出来，诉诸笔端。在朴素、自然、抒情、清疏的文笔之中，为我们创造出一个有着民族传统的文学形象。
在生活中，或在历史上，虽然邪恶得逞的悲剧普遍存在，但在柳溪的多数作品（如以上三部中篇小说）中，都是大团圆的结局。这从美学上，表现了中国人在艺术上的美好的善良愿望，也体现了作者美学观点及对弱者的同情。
九
《功与罪》是柳溪以二十多年的奋斗写下的具有较高艺术概括力的长篇巨著。它以主人公方红薇的成长为主线，再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前夕中国北方城乡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与社会生活。
小说是从美国传教士查理德和与他有两代世仇的贫农女儿方红薇的斗争展开的。聪明、美丽、天真、善良的方红薇，在水峪镇为父母取药时；被从事对中国儿童做征服心理实验的查理德拐骗到北平，幽禁在深宅大院。曲折、复杂、激烈、艰苦的斗争就从这里发端，并逐步深入、激化。方红薇从被拐骗，到接触革命，受到启示，挣脱教会势力的羁绊，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作为领导，南下请愿，这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也是她从幼稚到成熟、成为革命战士的过程。这中间，交织着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有真诚的友谊，有纯洁的爱情，既有历史长河中激流勇进的战士，也有沉沦、叛变的渣滓。
这部小说，是柳溪在1958年酷暑中，被戴上右派分子"荆冠"那天，下定写作决心的。《功与罪》从写作意图、结构、时代背景到成稿，都有不少重要的变化。柳溪说，她写《功与罪》的目的，最初比较简单，但酝酿了好久。她老家献县的张庄有个大教堂，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专门搜集共产党的军政情报。1947年被破获，她对此颇有感触。解放后她去参观育婴堂，见到白骨累累的死人坑，深受教育，于是便决定写一部单纯揭露教会配合侵略中国的作品。但后来她被劳改，时间挤掉了，拟写的作品搁浅了。是她划成右派之后，才又燃起创作这部小说的欲望。那时她在天津南京东路看见一座德国天主教堂正作晚祷，许多中国人虔诚地在听一个身穿白色绣花道袍的人在讲经。柳溪说："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已是六十年代了，在我们国家对宗教还那么火热，我感到有一种揭穿宗教的责任。这时我想到我仍旧要写这部作品。"
她在冀中时，认识一位曾是内蒙古王爷的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为了投身革命，他坐过牢，爱妻在狱中生下一女后牺牲。"二十年后，在一次剧团为部队演出时，她发现一个女演员长得很像他死去的妻子……非常凑巧，女演员原来也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父亲是革命者，母亲在狱中生她后死去，她被送到育婴堂长到十五岁，才偷着跑到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参谋长从身上拿出保存的照片，于是他们抱头相哭，从此认了父女。北平解放后，女演员忽然接到她生身父亲的信函，被认走了。可是他们还保持着父女一般的感情。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于是初稿我就写了这个故事。"（《功与罪》上部《后记》）在农场劳改时，柳溪与与一位也被打成右派的巾帼英雄人物同居一室。她的故乡是基督教美以美会的一个教区……八岁时被一名美国传教士拐骗到北平，经过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的锻炼，"七七"事变时参加了革命。之后，东挡西杀，业绩辉煌。柳溪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孕育的女性英雄人物的典型……劳改分手后，我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便鲜明地树立起来了。于是我以参谋长的故事和她的经历结构新的梗概，重新写作了第二遍。"这位女英雄，就成了方红薇的原型。这部小说她从1958年构思，1962年写作，到1965年，她完成了两部半。
人的思想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一部作品的构思，同样会随着作家对生活、对历史认识的不断加深而升华。文化大革命中，柳溪有了新的想法。从革命"中坚"被一批批划入"敌人"营垒，到开国元勋、盖世英雄和无辜人民相继死于非命，这些确凿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历代兴亡有其必然的规律。"柳溪说："我以为认真的政治家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有良知良心的作家，通过他们的艺术实践，也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她不仅悲愤地呼吁，也去实践。《功与罪》几易其稿，几易其名，就是她不断深化主题的证明。柳溪是在寻找历史的答案。她在给我的信里说："顾名思义，我写《功与罪》就是想通过人物的命运，大胆地评价这一历史阶段的功过，给后来研究历史的专家，提供一点生活背景、时代气氛、人物的可怜命运，他们可歌可泣的斗争，以及谁在创建新中国和谁制造了这场浩劫、灾难。"
《功与罪》气魄宏大，所反映的生活浩繁。笔者对方红薇、李大波等，以及像艾洪水等人物未作分析，只能留待以后。这里以较大的篇幅记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我想这对研究柳溪的创作思想及其长篇小说会有好处。
柳溪的十六万字的通俗长篇小说《大盗"燕子"李三》，是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探索文学民族化、通俗化的一种尝试。"燕子"李三同拳王霍元甲、大刀王五，并称"幽燕三侠"。这部小说描写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威震京津、劫富济贫，以及他如何搭救北伐战争中的军团长越狱的正义侠骨、赤胆忠心的感人事迹。这部小说由《花山文学丛书》发表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今晚报》连载了删节本，接着，电视台、电影制片厂、剧团、连环画都要改编。如此热烈的反响，柳溪颇为激动，使她进一步体会到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性。
严肃与认真，是作家创作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柳溪就是以这种精神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研究生活的作家。修改《功与罪》时，她走访了女主人公的故乡，住在她当年落生时的土炕上，还采松枝与野花为她扫墓，夜间盖着她的被褥，思念着她的音容，眼泪打湿了衾枕。那一次，柳溪搜集了许多女主人公的英勇斗争事迹。写作《大盗"燕子"李三》也一样，为了对这部真人真事的作品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她访问了当年枪毙李三的原北平警察局长、八十九岁高龄的鲍毓麟，这使她了解了许多具体情况和那时社会风貌的知识，为作品增加了不少生动的情节。《超级女谍》又是一部通俗传奇佳作，深受读者喜爱。
一个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雄厚的积累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有着传奇般生活经历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关键还在于作家到生活广阔的天地里去汲取。我想起美国作家海明威《午后之死》里的一段名言："……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干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壮观，这是因为它露出水面只有八分之一。一个作家因为不了解而省略某些东西，他的作品只会出漏洞。"这些话，不仅使我联想到柳溪作品的深厚，也想到她笔下那些较为合理的剪裁。
柳溪作品的风格，同她的性格一样：明朗、磊落、风趣、诙谐，多是大的主题。她喜欢抒情，但不喜欢纤细。柳溪说："在作品里，我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使我想到，她多数作品的大团圆结局。她还说："我是学历史的。我写的东西，总愿意把时代背景写得真真切切，有时特别注意烘托环境和气氛，有时也特别喜欢选择具有时代特点、历史特征的事件作为描写环境的陪衬。"这一点，在《功与罪》中表现得最清楚。
十
1986年9月，柳溪率领中国作家代表访问法国，我在马赛第一大学接待了她和林斤澜、梁晓声。她瘦弱的身体不禁令人大吃一惊，同四年前在天津访问她时完全判若两人。她告诉我，出访前几个月，大病一场，真是九死一生。
1985年后，她被推上领导岗位，除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党组负责人、副主席，还担任《天津文学》、《通俗小说报》主编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她对我说，她真诚地不愿承担这些职务，并随时准备辞掉它们，静下来，写小说《纪昀传》……一位本份的作家，做作家的事情，才是她的追求……
柳溪在给我的信里，最后有一句话："啊，往前看吧，我们充满希望的国家！"
这个充满自信和希望的时代正在走来。冰河已经成春水，那些灾难已经写入历史。柳溪，一位普通的中国作家，作为旅人，在生命的长途中，历尽辛苦，才走出跋涉了二十余年的沙漠，来到满眼春色的绿洲，创作上才有了累累硕果。她是从历史大河里游来的作家，这一切又已经成为过去。她说："我要进步！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应当开拓新领域，挖掘新思想，要写别人没有写过的，或是在旧的题材领域里挖掘出新意来。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那没有味道。一个作家应该生活得深，思索得深，开拓得深，不这样就没出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是的，柳溪正在这样做。在新的历史条件、生活环境中，她定会以新的思考、更娴熟的技巧，创作出不负众望的佳品。
1985年元旦草于法国蓝色海岸1995年元旦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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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聂华苓
阎纯德
1980年春，新华书店的橱窗里，摆着由北京出版社刚出版的《台湾轶事》，很快出售一空。同年秋后，书店里又出现了丹红封面（上有祖国大陆一角和宝岛台湾的地图，之间有一只寓意颇深的飞翔的白色海鸥）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和宝蓝色封面（上有印花图案）的《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们的作者，是湖北人——聂华苓。
我第一次听到聂华苓的名字是在1977年春天的巴黎。那时，我结识了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途经法国返回香港的诗人何达，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聂华苓的故事。
1978年，她携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一同回国探亲，结识了不少国内作家，从此我便常从这些作家和香港文艺界的朋友那里听到关于她的消息：她的家世、她的为人、她的创作和她的故事。后来，我们不断有书信来往，每次她都热情地回答我询问的一些问题。
1980年初，我读到一篇香港女作家夏易写的文章《看聂华苓的照片》，说"看聂华苓的照片，就知道她是个能支配环境，而不甘被环境支配的人。从眉梢、眼角，从笑容、风度，甚至从那微微向两边翘起的太阳眼镜的边缘，往往包藏不住地要泄露出她的聪明与能干来。"不久，在金灿灿的迎春花开的时候，她同丈夫又来中国探亲访问。四月十七日，在北京饭店，我访问了她……
一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生在湖北省应山县。她在《三十年后——归人札记》里自我介绍说："聂华苓——写小说的。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台湾写作、编辑、教书十五年；现在是一个东西南北人，以美国爱荷华为家。三十年后，和丈夫安格尔以及两个女儿薇薇、蓝蓝回中国探亲……"七十个字，概括了她的一生，写尽了由诗的形象构成的历史，她的脚印，就散落在这部历史的每一页上。
聂华苓的祖父是个开明的文化人，能写一手好诗，中过举，但放知县赴任途中，爆发了辛亥革命，宣统皇帝被推翻了。这时他积极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我父亲是桂系的，长期在家赋闲。"她说，"偏偏在1934年去贵州当了八个月不大的官。红军长征经过那里，兵荒马乱的年月，谁分得出他是桂系嫡系，就把他当作蒋家的人办理了。"
饥饿、贫穷的旧中国，在聂华苓的心上投印过极为浓重的阴影，那些不能忘怀的往事，时常在她的记忆里展现，而且越来越清晰：
小时候，家住在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去买雪糕；我们得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长征五个租界，为吃一根雪糕！扎红头巾的印度巡捕、矮小凶悍的安南巡捕，拿着棍子赶黄包车和叫花子。德明饭店（现名江汉饭店）在德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门前那一篷绿色的荫凉没有我们的份儿！饭店里住着洋人和中国买办，闲人免进。汽车一声不响地开到饭店门口，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车夫"跑出车子，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向德明饭店里走，皮鞋打在水门汀上得得响，一直走上大门里那一抹又宽又长的楼梯，走进那沉重神秘的大楼里去了。（《三十年后——归人札记》）
这是旧社会在她心灵深处写下的至今未能忘却的记忆，是一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凉图画。但当"七七"事变爆发，锦绣河山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时候，她的心像掉进了黄连里，痛苦之至。
聂华苓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武汉度过的。大江滚滚流，白云空悠悠……日本水兵的狂叫，夹杂着高丽女人的媚笑，那是日本妓院。
有个姓黄的男孩子，是聂华苓的邻居，有许多迷人的童话书。她读的第一部童话《格林童话集》，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当她在武昌紫阳桥的一女中读书时，家患愁人，国难如山，每星期六乘船回家，都有不少眼泪抛入江面。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祖国大地燃烧的时候，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日本的战火里逃生……
1939年，她刚满十四岁，就跟着湖北联合中学打起"游击"来，一路上吃的是"八宝饭"——砂于、老鼠屎，什么都有。长了一身疮，常常打摆子。为了不当亡国奴，生活再苦也在所不辞。一路上所看到的那些名山大水，在她那爱国的心盘上添加了新的砝吗。后来她来到天府之国——四川，考上了长寿国立第十二中学。她原想毕业后去上西南联大，但当时太穷，连木炭车钱都没有；长寿离昆明虽不远，而没有钱却是寸步难行。这样，她考进了南京搬迁到四川的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学校又搬回南京，她于1948年在这所大学的外文系毕业。她的青春是和长江联系在一起的。她回忆说："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不同的江水，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哀乐。一个个地方，逆江而上；一个个地方，顺流而下——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三十年后——归人扎记》）
从中学到大学，她都喜欢读小说，写文章。在南京，以"思远"为笔名，写过几篇，这是她创作生涯的开始；1949年，她发表过一篇讽刺投机者的文章《变形虫》。这篇文章虽无影响，但却是她创作的尝试。
聂华苓说，自从她父亲被办理以后，便一直对革命、对共产党怀着恐惧的心理。
二
1949年，聂华苓二十四岁，作为老大，她拖着母亲、弟弟和妹妹，一家五口，到了台湾。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她拚命工作，生活的重载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就在这时，弟弟在一次飞行练习中失事死亡，母亲又偏偏因癌症与世长辞。"祸不单行"是一种迷信，但生活对聂华苓的打击，确实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更残酷无情。不幸的第一次婚姻，给她的生活又增加了更多的不幸，但她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沿着一条曲折的生活之路，探索着人生。她独立抚育、教养两个幼小女儿，办事、教学、管家、写作……命运的鞭子不断地抽打她，年轻的聂华苓顽强地生活着，拖着一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