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集》收录了韦君宜参加革命以来写作的大部分小说，可以看成是作家的一部代表作。其中包括她在老解放区写的3篇，"文化大革命"前写的12篇，1976年10月以后写的2篇。这十几篇作品，记录了作家几十年的斗争生活，也真实地勾画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些什么和干些什么。""先是诚心诚意地接受思想改造（《群众》、《三个朋友》）；再是使劲讴歌党、讴歌社会主义新人新事和革命传统（《阿姨的心事》、《奖品》及关于长辛店的那几篇）。在沤歌的同时，也依稀地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一点点小灰尘和小波折（《女人》、《访旧》、《畸人》），写出来是想把它拭掉"。
如果说，过去作家所沤歌的，确实是她自己感受到的美好的东西，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写的一系列作品仍然是她亲身感到的社会上"存在着不小的阴暗面。"制造这些阴暗面的人，正是"四人帮"以及一些"挖"社会主义，"偷"社会主义的人。不断地探索生活发展的动向和规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贯穿在她作品的始终；毫不掩饰的真挚情感，是作品的灵魂所在。使人信服，令人深思。
《女人集》中《清醒》和《参考资料》两篇作品，表现了已经老去的思想单纯的干部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思索。在思想内容上，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描写了两代人，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对现实的思索。一类是周青云和母亲式的老干部，年青时曾真诚地追随革命，出生入死。组织上的话，她唯命是听，即使在干校接受改造时，也依然如此。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她的思想发生了猛烈的震动，对于过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欺人说谎，不讲真话的不良倾向，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们从温沌的状态中惊醒了，终于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我老实错了吗？我应该学乖巧点去哄哄他们吗？不！我不！一切歪曲和谎话永远是可笑的"。
另一类人是《参考资料》中的儿子，从小在革命环境中，在父母安排的"蜜罐"中长大，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单纯、幼稚，最相信马列主义。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并不是因为"马列主义比非马列主义有什么好处；他并不知道马列主义以外的任何主义。这种教条式的、填鸭式的教育，使年轻人思想简单，精神虚弱。当席卷全国的"风暴"掀起之后，他立刻迷失了方向，惊惶失措，盲目追随。随着斗争的深入，当他看清"四人帮"的骗局的真实内幕之后，便又虚无得一干二净，什么理想、事业、信仰、前途，只是一片真空。"这里的生活没有真理，没有忠诚，没有理想，没有糖也没有蜜。"儿子这一代人出现的思想真空，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前进，年轻一代的心灵创伤是会得到治愈的，对此，作家充满了信心。母亲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想过，像我青年时代经历过的那样一个世界，都还能够改变，就因为有我们这样一群呆丫头、呆小子；现在这局面，如果也有这样一群人，难道就改变不了吗？那么厉害的'四人帮'不是已经垮了吗？"
两代人的思考是现实的，也是深刻的。尽管有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一定会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消除的。小说的主人公在思考，作家也在思考。这种思考是可贵的，是作家庄严责任感的具体体现。
随着时代的前进，韦君宜在创作中对过去和现时的思考更加深化，深入到解放后她所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及她亲眼看到、亲身经历过的人和事，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人性的根本。八十年代以后，韦君宜创作的主题，常常是人性的洗礼。她深沉地反思在惨无人道的日子里，对人性的摧残、扼杀乃至毁灭的悲剧，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倒退。
1980年夏，与她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的亲人——杨述逝世了，她默默地承受着失去亲人的不幸和哀痛，咽下了满腔的泪水，接连写了两篇感人肺腑的散文《当代人的悲剧》、《蜡炬成灰》。这是两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追述了杨述一生的不幸遭遇；以朴素无华的文字，剖析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描述了他们夫妇之间的深厚情谊。当作家和读者一起沉浸在情感的溪流中时，她却将笔锋一转，把他们引到高高的山巅，进入严肃的思考之中。杨述是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但历史却在一瞬间把所有的问题颠倒了，杨述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在日夜企盼着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韦君宜在《当代人的悲剧》中称"文革"时代是"一台磨碎人的精神的石磨子"。因此，她在文章中，以一颗女人的心，呼唤着"道德"、"良心"、"爱和美"的人性的复归。文章的结尾，她告诫人们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人实际上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
小说《洗礼》的主人公王辉凡是作家在众多现实人物中概括出来的一个典型，作品通过对王辉凡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和政治生活的坎坷、曲折的交错描写，表现了老一代革命者所经过的痛苦"洗礼"，以及灵魂的净化过程，对那个有其深刻教训的悲剧时代的人物灵魂进行了新的开拓。
王辉凡、刘丽文是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王辉凡是一个有着丰富阅历的老干部，但解放后长期受极左思潮影响，失去了原有的敏锐和热情，迷信、愚忠、僵化禁铜着他的思想。刘丽文则是一个头脑清醒，情感热烈、丰富，敢作敢为的新女性，她蔑视权势和荣华，追求纯真的理想和信念。这对经历、思想、性格迥然不同的夫妻，在"风暴"来临之前终于分手了，但在疯狂的浩劫中，却又重新结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破镜重圆，殊途同归呢？是现实的沉痛教训，震惊了王辉凡，唤醒了他的人性，使他获得了觉醒的勇气和力量。这样，就使一个平凡的故事，赋予了极为深刻而广阔的社会意义，也就使小说的主人公升华到典型的高度，以独特的形象跨入了新时期文学的画廊、韦君宜正是以自己切身的感受，从探索的角度去开拓文学的新领域。她自己身为老干部，观察生活，搜集素材，描写人物都相当娴熟、真切。
如果说《洗礼》中的王辉凡是人性的复归的话，那么在《夕阳赋》中的高奶奶，就是作家对古老的中华民族孕育的富有时代光彩的完善人性的热烈赞颂。高奶奶世代贫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当了四十年保姆，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却能明是非，辨黑白，用自己微不足道的行为支撑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她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伟大人格，是不可战胜的。韦君宜这种对人类智慧的高度颂扬，有着深远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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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林海音
张默芸
台湾和北平是我喜欢的中国的一个省和一个特别市，我以能和这两个地方结不解缘为荣。
——林海音：《两地·序》
这是真的。她热爱它们，她把她对于这两个地方的爱倾注在每一篇作品里，熔铸于每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弄清楚这一点，就比较容易回答"林海音到底是个北平化的台湾作家呢？抑或是台湾化的北平作家这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了。应该说，她都是。确切地说，她首先是"北平化"的台湾作家，然后才是"台湾化的北京作家"。这是因为，她的创作活动虽然是在台湾才开始的，但创作准备时期却在北京。台湾是她的故乡，而故乡的人民、景物，自然是她沤歌、描写的对象。但无论她怎么"化"，她都是中国作家，这是毫无疑义的。
然而，这位六十年代就斐声台湾文坛的作家，大陆人民却无法读到她的作品。但一水隔不断骨肉情，她的作品一本一本地流传到大陆，很快，她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被搬上银幕。于是，1983年春，在她度过金色年华的北京，我们看到了这样令人欢欣的场面：人们相互传递喜讯：根据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获得马尼拉第二届国际电影节金鹰奖！
于是，这部影片一下子风靡海内外。小说《城南旧事》也相继在北京、广东出版。畅销海内外的大型文学刊物《海峡》，也于1983年二期，全文刊载了这部情思切切，乡恋深深的小说。
从此，大陆人民认识了这位作家，并希望了解她的身世、读到她所有作品……
一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父母曾东渡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版，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其父林焕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1948年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语日报》编辑。1953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讫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二
林海音从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她的散文充满乡恋、哲理、亲情，浸润着人们的心。那北京风貌、台湾民情、异国景物，以及天伦之乐、同乡之亲、师生之谊，读书心得，偶闻杂感，都令人兴起缕缕情思。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大多文字都流露出作者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对第二故乡北京的怀念。"我漫写北平，是为了我多么想念她，写一写我对那地方的情感，情感发泄在格子上，苦思的心情就会好些。"（《陈谷子·烂芝麻》）她把满腔思恋，倾诉于对昔日亲朋好友的怀念中，表现在北京特有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市场变化的描绘上。至于北京的四季美景，在作者笔下，展现的是一幅幅彩色鲜明的图画：明媚的春，欢乐的夏，红叶满山的秋，鹅毛大雪的冬。"那古城曾倾泻我所有的感情，春来秋去，我是多么熟悉那里的季节啊！""然而这一切，在这里何处去寻呢？像今夜细雨滴答，更增我苦恋北平！"（《苦念北平》）。作者的绵绵情思，真是"诉不尽，理还乱"！此外对天安门、故宫、景山公园、文津街、虎坊桥、天桥、地坛等地的深情描绘，都洒下了作者相思的泪。因为"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树生根一样。"人同树，没有根是无法生存的。这也是她虽然长住台湾，但她这个人，她的作品却"有浓厚的北平味儿，""甚至比北平人还北平"的原因。
她自然也爱她的故乡台湾。那里到处可见的相思树、香花，台北的温泉，狮子山的美景，妈祖生日的热烈气氛，高山族少女的恋爱生活……都再现在她的篇章中，倾注着她的温情。而对故乡的英雄，则更是无限崇敬，如《雾社英魂祭》，洋洋数千言，从雾社山民的祖先写到今日雾社的庄严美丽，从山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写到日寇入侵后的悲惨命运，又从山民的奋起反抗写到殖民地者的残酷镇压，更从英雄的顽强战斗写到烈士精神的永垂不朽。跨越了那么漫长的岁月，描写了那样壮阔的画面，全文感情深沉而主题深刻，笔势纵横而线索明晰，处处围绕着烈士精神与山河同在这个凝聚点取材，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熔于一炉，从而使这篇祭文成为一首缅怀英烈的颂歌。
林海音的另一些散文，则注重哲理的探求。如因"窗"的特殊作用而判"窗是有情的"（《窗》），而"门"则是"无情的东西"（《门》）；作者通过对"门"的有关成语的种种解释，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得别具一格。更指出狗仗人势的可憎（《狗》），至于钱，也不是万能的东西，因为它买不到青春、生命的真理（《钱》）。只有春，才是充满希望的，"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春》）。这些内涵丰富、哲理深刻的散文，是林海音对人生深入观察的结晶。
林海音叙写夫妻情、母子爱、师生谊之类的散文，充满一种真挚。亲切的情趣美。如妻子为尽妇责，好心地把丈夫书桌上乱物整理好，反而引起丈夫的怪脾气，妻子据理力争，丈夫只好认输："算你赢，还不行吗？"结尾多么风趣而亲呢！《今天是星期天》中的丈夫，为了让忙了一星期的妻子休息，不让她进厨房，他带领孩子们做饭炒菜，把他对妻子的体贴，以及他不会做家务事而闹出的各种笑话，渲染得满纸生辉。作者还常选用一些生活细节来突出这种情趣，如"丑小鸭"们"侦察出父母因熬夜写作而偷吃东西"的物证后，四张小脸冲着"我"要求"赔"的笑剧（《鸭的喜剧》）；为帮助学生默默改错误，以不损伤学生的自尊心，她又采用先叫学生一个一个走到操场，让偷球者自己去还球，小偷不敢还；后又用学生和老师一个一个走出教室又一个一个走进来，小偷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球放回原处，虽然老师明知是谁，也不点破，这一组细节描写，显得新颖别致，更体现老师一片爱心和巧妙的工作方法。……这样描写，妙趣横生，充满诗情画意，折射出作者热爱生活的底蕴。
优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构思的结果，林海音散文构思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设，却又不露痕迹。如《贝多芬的力》，作者既写贝多芬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早丧，又写他负担全家生活和培育两个弟弟的艰难，也写他失恋的痛苦，耳聋的打击，以及他立了遗嘱又奇迹般地活了二十五年，直到完成《第九交响乐》才在贫病中逝世。全文紧紧围绕着这位杰出人物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把许多有关的片断汇集于"力"这个焦点上，从而使这篇散文凝炼、浓烈，并以它思想的光辉而使读者受到启迪。《辛酸餐馆泪》。《日落百老汇》、《诗的婚礼，诗的岁月》也体观这种构思的特点。有些篇章，用对比突出主题，如《五十两黄金·一块抹布》、《二弦》。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笔调，将一个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写出来，让读者得到丰富的感受。
林海音小说则为我们展开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并以反映我国特殊历史时代的真实面貌而得到人们的赞扬。
林海音特别关心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她大部分小说，不管是以北京为背景还是以台湾为背景，处于中心位置的，始终是妇女问题。她的许多反映旧中国妇女命运的作品，既是探讨中国妇女问题的记录，也是寄托乡愁的一种表现形式。如自传体小说《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给我无限回忆"。深深的乡愁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旧事》就是通过宋妈、兰姨娘、秀贞和爸妈等人物命运的描写，表现作者对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写大陆来台妇女和台湾妇女的生活际遇，是她探索中国妇女问题的继续。她们不是忙于事业而失去家庭的温暖（《春风》），就是为养家活口沦为受人凌辱的戏子（《风雪夜归人》）；不是为挣钱送妹妹读书而只好卖唱（《孟珠的旅程》），就是在失学失业的痛苦、寂寥中被变态的恋情吞噬（《晓云》）。而秀惠的自杀身亡，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台湾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玫瑰》）……总之，林海音笔下的妇女，不论贫富贵贱，年龄大小，文化高低，籍贯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者"。她重现了二十年代旧中国妇女和五六十年代台湾妇女的苦难生活，也写了她们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楼自杀来抗议养母和社会对她的坑害。但大多数妇女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叶石涛语），林海音为被侮辱被损害者鸣不平，却找不到出路。这又一次证明，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除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外，林海音的小说，还反映大陆赴台人员的寂寞、对大陆亲人的思念（《晚晴》）和谋生的艰难（《蟹壳黄》），以及台湾城市贫民不幸的命运（《鸟仔卦》），台湾菜农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龙的心愿（《要喝水吗？》）。而《萝卜干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说，则是儿童生活的写实。
林海音还写了不少童话，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林海音童话集》，一本为故事篇，有《请到我的家乡来》、《迟到》、《三盏灯》、《哈哈哈）、《爸爸的花椒糖》、《金桥》、《骆驼队来了》、《察家老屋》、《童年乐事》；另一本为动物篇，内有《我们都长大了》、《小快乐回家》、《六趾儿》、《井底蛙》、《不怕冷的鸟——企鹅》。不管是故事箱或动物篇，都充满儿童情趣。作者将浅显的哲理、深刻的主题用小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表现，都使小读者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是寓教于乐的精品。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语）林海音致力于写人，写人的命运，灵魂，性格，井通过"最具体的个人"的复杂性格，折射出社会的风貌，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面影，这是她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哪一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人，都有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印记，人物自己的个性。反映清末民初女性悲剧的《烛》中的大妇，明明反对丈夫娶妾，表面上却要赞同；心里对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却又显得雍容大度。她的独特性格和复杂感情明显地带有时代的标记，环境的烙印，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妇女的思想和言行。在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里，男人娶妾，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大妇的美德，是对丈夫的顺从，对小妾的忍让和宽容。但被弃的痛苦，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又使她不甘于默默忍受这难堪的境遇。于是她采取"装病"这个反抗形式，以惩罚丈夫的变心和小妾的得宠。而这种反抗丝毫无损于丈夫和小妾的恩爱缠绵，自己倒由假瘫变成真瘫。她渴望丈夫的爱，而得到的只是他假意的关怀。无疑地，她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晚情》中的姚亚德，是大陆去台人员，在孤独无聊中打发难熬的岁月，日夜思念留在大陆的妻子儿女，托人打听，才知妻子已经病逝，女儿又很难来台，他只得把满腔深情，移于被海员丈夫抛弃的台湾妇女。姚亚德的乡恋和思亲，以及在寂寞中重建家庭的愿望，是由于国未统一，家难团聚这一具体社会环境造成的。作者通过"这一个"姚亚德的境遇，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的"一般"心愿。《玫瑰》中的秀蕙，原是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爱唱歌，爱生活，可是她却是一个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养女。由于作者把她放在笑贫不笑娼、观光事业畸形发展的当代台湾这个社会环境中来刻划，详尽地写了她的挣扎和奋斗，却仍然逃脱不了当歌女任人蹂躏的命运，才十七岁就自杀身亡。作者在描写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的同时，逐步展示了秀蕙（即后来被歌厅老板改名为玫瑰的少女）纯洁、上进、倔强而富有反抗精神的性格特征，使读者通过秀蕙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对促成她悲剧命运的社会环境的认识。
林海音还常常运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短篇小说《初恋》，就是通过女主人公的语言行动，表现她善良的本性、高尚的情操。她早年丧母，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和年少的妹妹，错过豆蔻年华。于是父亲特意从大学带回一个助教来家过暑假，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大女婿。她也对这位仪表堂堂的青年一见钟情。可是他爱的不是她而是小妹。作者用一组细节描写，凸出她怎样由幸福的天堂跌入痛苦的深渊：他约她出来谈话，她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但完全意外的结局使她支持不住自己，只好"将肩头靠在大树上"却仍然答应他的要求，劝父亲允许他向小妹求婚，她认为她的退让给心爱的人带来幸福，自己虽痛苦，却值得，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纯洁的灵魂！林海音的成名作《城南旧事》中几个人物性格的刻划，如宋妈、小英子、父亲等也是通过他们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特别是疯女秀贞对恋人的痴情和对女儿的慈爱，全是通过她时而痴呆时而清醒的语言行动来突出的。长篇小说《晓云》女主人性格的刻划，也是通过她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在台湾，一般女孩子，千方百计想找个留洋的丈夫，以便跟着喝洋水。而晓云却不理睬已经留洋而且品貌才学兼优的俞文渊的苦苦追求，这就说明她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但她明知梁思敏是个有妇之夫，却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以致造成怀了孕而不能结婚的悲剧。之所以如此，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家庭因素。生活在那个不重视传统道德的社会里，自幼又那么尴尬地度过少年时期，这就造成了她敏感、内向、孤僻、郁闷的性格，这就难怪她与踌躇满志喜好高谈阔论的俞文渊谈不到一块，而爱深受婚姻不幸，却同样敏感、内向、郁闷的梁思敏。作者通过她的语言行动，叙写了她种种挣扎，袒露了她的欲罢不能，才使读者感到她并非轻浮少女。是台湾社会另一类不幸少女的典型。
林海音常常运用对比手法来塑造人物，以显示人物自身的独特性。同是通过母爱表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我们的爸》以母亲的离婚再嫁来表现她的明智、坚强和对子女的爱心，《母亲的秘密》却以拒绝爱情、牺牲自己的幸福来突出母亲温柔内向的性格和对儿女的慈爱。这种题材类似写法却不同的隔篇对比，人物形象各具异彩。至于同一篇或同一部作品中运用对比刻划形象，更是具体突出。《风雪夜归人》对女主人公李明芳当演员前后的境遇、思想性格则以纵线表达方式加以对比，使读者能触摸到人物思想感情的脉络，看出其前后的变化及形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突出李明芳学生时代天真纯朴的性格和对明星的盲目崇拜，以及来台湾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当明星的苦恼和伤感：面对剧场老板和达官贵人的侮辱，她反抗、躲避，失业的丈夫却不理解，反映她生活的贫苦和社会的黑暗。林海音中长篇小说中的对比手法，运用得更加圆熟，既有情节线索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全面对比，也有人物之间某个特征的局部对比。如长篇小说《春风》，就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围绕静文的性格命运，一条围绕着秀云的性格命运，这两条线索自始至终都在强烈的对比中开掘着。静文家境贫寒，秀云则富有；静文用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学业，秀云则依靠父亲的供养顺利读完大学。静文毕业后即投入工作，并用自己的工资建立家庭，供应丈夫曹宇平读书，秀云毕业后却随夫冯启光出国，不是为深造或工作，而是作"随件"；静文成为模范校长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秀云则被称为模范妻子而被丈夫宠爱；静文有强烈的事业心而希望夫妻"双轨并进"，结果反使自己的丈夫成为别人的丈夫，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秀云则把自己溶于丈夫的事业，而使家庭生活美满。这是两条情节线索的对比，也是静文与秀云两个人物间的全面对比。至于人物之间的某些特征的局部对比，更是俯拾皆是。如静文的严肃、认真、勤奋和秀云的活泼、随和、懒散；静文的坚强、进取和曹宇平的懦弱和安于现状；静文的开朗、积极和立美的忧郁消沉。即使是肖像描写，也常常用对比来突出人物各自不同的外貌特征，如静文的小巧清瘦，秀云的高大漂亮，立美（曹宇平的同居夫人）的娇弱柔美等。通过静文与不同人物的不同侧面的对比，她的立体形象就活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血肉丰满，令人难忘。
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和灵魂探索，运用多种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也是林海音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法。林海音的许多小说，常常通过"想"、"回忆"、意识流动来叙述故事，表现人物的命运与性格。如《烛芯》，作者以过去和现在交错出现的手法，叙述女主人公元芳的大半生生涯，从抗战前在故乡天津的生活，一直写到现在台湾的新家，其时空跳跃之大，意识流动之活跃，在她的短篇小说里首屈一指。元芳由丈夫俊杰的小别想起二十五年前她与前夫志雄的大别，想起她怎样为了志雄而遭受日本人的拳打脚踢，造成小产，住院也没保住孩子的严重后果，而志雄却在四川另娶了一位抗战夫人；想起来台后他们夫妻三人尴尬而痛苦的生活，以及她和志雄离婚，和俊杰的再婚……通过元芳的意识流动，以及她的沉思与回忆，将大陆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连贯起来，并用台风之夜摇曳不定的烛光点缀场面的交换一一展现，显得真切、细腻、深情。
在某些篇章里，作者则不采用内心独白或全面解剖心理的方法，而是用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活动三者熔成一片，因为想和做、言和行总是密切相关的。如作者早期小说《迟开的杜鹃》中的亚芳，四十多岁还未婚，当表妹为她介绍男友而请她吃饭时，她这顿饭吃得"不知肉味"，表妹问她为何吃得那样少？作者紧接着写道：
亚芳用手按住心口，眉头一皱："这两天胃不舒服。"其实她的胃何尝不舒服，倒是心不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即回到宿舍，躺在冰冷的单人床上痛哭一场"；因为眼前这男子，正是她少女时代在大陆拒绝过多次的人啊！这里，表面看来，是神情动作语言的精工细刻，实际上却是逼真细腻的心理描写。通过这些描写，读者不正可以看出她对当年在祖国北方读书和工作生活的留恋，对来台后飘泊凄苦的无奈，以及此刻急于找个归宿的心态。
有时，每个动作都是说话，每句话都是动作，每句话，每个动作又都是心理活动的印证。如孟珠与许午田相爱后的每一举动、每一段对话，每一缕思念，都暗示两人心理的进展（《孟珠的旅程》）。甚至在没有语言，而且动作很少的场合，心绪的波动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他握住我的手，望着我的脸，在默默中，你知道其中的情意有多少？
——《爱情象把扇子》
还有什么描写，能如此传神地突出一对恋人定情时甜蜜的心境？
三
五六十年代，是林海音创作的丰收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林海音已成为海内外读者敬仰的著名作家了。正是这个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风靡台湾文坛，当台湾现代派某些作家向西方膜拜，宣称只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时候，林海音却坚定走自己的民族化的道路，实在难能可贵。
鲁迅先生说："我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风俗，街头风景……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林海音的散文、小说正是借助于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世态，地方风景的精心描绘，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增添了艺术魅力，而为世界瞩目。如八大处的雄伟，白云观的热闹，护国寺的庙会，香山的红叶，卧佛寺一丈多长的卧佛等等，写的是北京的景，抒发的是热爱祖国的民族情（《骑小驴儿上西山》）；至于对北京中秋节晚上家家拜月和分吃团圆月饼的礼俗（《婚姻的故事》），台湾妈祖生日的热烈庆贺、端午节划龙舟的盛况，高山族的恋爱生活（《台湾民俗杂辑》）等描写，也鲜活地表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画图和情趣。
林海音不仅刻意描绘出动人的风景风俗画，还常常把时代的光彩注入民情民俗中，呈现出这些地方特定的历史年代的真实面貌。如《城南旧事》中群众观看革命学生和盗贼"出红差"场面的描写，既突出北伐失败后反动派对革命青年的残酷镇压，也显现了社会的混乱。《殉》把"仍然留在时代那一边没有跳过来"的妇女所遭遇的包办婚姻和"冲喜"旧俗，写得凄凄惨惨；至于台湾三世、四世同堂的"养女世家，以及养女被侮辱、被摧残的悲苦命运（《玫瑰》），又从另一角度揭露了台湾畸形发展的观光事业的真相。林海音小说中所写的每一件事，每一情节甚至细节，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但又无不打上民族的、时代的和社会的印记。
在民族化的典型环境中，活跃着民族化的典型人物，这在林海音小说中是相当突出的。如《城南旧事》中的宋妈和秀贞，《婚姻的故事》中的婆婆和姨娘，《殉》中的朱淑芸，《金鲤鱼和百裥裙》中的大太太和金鲤鱼，《烛》中的大妇和小妾，《晚晴》中的姚亚德等等。至于对中国文学民族传统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几见于每篇作品。她的成名作《城南旧事》，就继承了中国小说结构上的"有头有尾，疏密相间，似断实连"的优秀传统，并运用我国读者喜闻乐见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深刻的主题。
林海音的小说创作，虽然注意保持民族特色，但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巧，也剔其杂质，取其精华。如短篇小说《烛芯》、长篇小说《晓云》等，就具有意识流小说的某些特点，但又不完全是意识流的作品。它们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现代派某些表现手法创造出来的杰作。林海音注意把传统的叙述描写和意识流写法融为一体，构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西方现代派色彩的风格，从而使作品的主题更鲜明，人物形象更立体化，这正是林海音创作中精益求精的结果。
林海音创作的个人风格，也是在其民族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那就是：朴素、自然、淡雅。
一说起朴素、自然、淡雅，人们常常只想到作品的语言文字，其实，它主要表现于内容的实质，如作品题材、结构、情节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真挚自然笃诚，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字。林海音笔下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刀光剑影的斗争，她写的都是身边事、儿女情、母子爱、师生谊。这些，都是平淡无奇的，她却能对这些平淡的日常生活作出不平淡的处理，寓深意于质朴之中。宋代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散文、小说创作何尝不是如此。《思冰令人老》写的是作者在台湾旱冰场观看白雪冰团表演时的所想所盼，却落笔于"我们是从有冰雪的地方来，仍当回到有冰雪的地方去。"这篇文章是那样质朴、单纯，内涵丰富、厚实！小说《城南旧事》，写的不过是宋妈、小偷、疯女秀贞，兰姨娘、父亲等人的生活命运。人是最平凡的人；事，是最平凡的事，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林海音却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罗丹艺术论》）。因此，她透过来妈丧失一双儿女却仍然善待东家孩子，看到她金子般的心；透过疯女的表面看到她本质上的可爱可亲可怜；透过小偷的"可恨"，看到他的无奈和可敬，因为太穷，他得让母亲吃饱和让弟弟读书；透过兰姨娘的现在看到她苦难的童年；也透过父亲接济革命青年和导致父亲身亡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所爱所憎。作者正是从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中，发掘出人性的美和人情的美。但是，这么美的人，这样令人难忘的事，这样令人怀念的地方，都离"我"而去了，作者对祖国故土的思念之情，也就跃然纸上。作品的深刻主题正是通过这些平凡的题材表现出来的，而且正以它的丰富内蕴，它的含蓄，它的深邃而拨动读者的心弦。大陆去台人员思念乡土亲人，更是极普通极常见的事，《晚晴》通过一个老人寂寞思亲和他的朋友——也是老人因有家不能归而"投环"自杀的描写，把盼望祖国统一的灼热主题，深埋在思亲的质朴文字底下，从而引起读者无尽的遐想和强烈的共鸣。
这种朴素、淡雅、自然的风格，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更为突出。她笔下的人物，不是淡色素描，就是工笔细雕，她从不用浓墨重彩把人物嵌进油画里。
林海音的小说，其情节结构，也有一种"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质朴美。就像生活中原有的样子，作者不过把生活中的活人真事搬上纸面而已。这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结构艺术，当然是作家深思熟虑、精巧构思的结果。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她的作品在结构上也力求变化多端，给人种种新意。有的以书信体结构情节，突出人物的心灵美，如《萝卜干的滋味》；有的用讲故事的方法构小说，如《婚姻的故事》，作者把几代人的不幸婚姻，讲得详略得当，写得真切感人；有的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现主人公命运的多变，如《烛芯》；有的开门见山直叙赴宴的感受，如《春酒》；有的顺写（《继母心》）；有的倒叙（《初恋》、《兰色的画象》）；有的倒述、插述并用（《某些心情》）；有的采用几个人物分别立传的结构方式（《我们的爸》）；有的直叙到底（《一件旗袍》、《台北行》、《阳光》）；有的简洁明朗，像速写，如短篇小说《再嫁》、《冬青树》；有的铺陈委婉，如长篇小说《晓云》）。即使都是长篇小说，也因不同题材而采用不同的结构方法，如《城南旧事》通过五个系列故事表现一个主题：故上之恋，别离之憾。《春风》则通过两个朋友的不同命运为主次线索的结构方法，表现由大陆去台湾的知识分子事业与爱情之间的矛盾。《孟珠的旅程》则采用一种更接近于散文的写法，因而显得更为自然、质朴，并带有一种女作家所特有的温柔细腻的笔触，将歌女的悲欢，姐妹之情，男女之恋，都在舒徐动人的叙写中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读来令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林海音作品的质朴自然，还表现在她深挚感情的自然流露。她不像一些作者忸怩作态故作多情，而是把自己火热的心、全部的情熔于作品，把自己的爱与恨倾注在人物的际遇中。这种感情首先表现在她对祖国的深情眷恋上。她许多写北京风土人情的散文和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都是乡愁国恋的见证。但在正文中却不露痕迹，而让这种真挚诚笃的深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而以台湾为背景的小说，则让这种情感涌溢于她笔下人物的思绪中：
立明切然没有听见，他的思绪飘得很远。他在想幼年去过的 西湖和昆明湖。记忆里，昆明湖好像比较清楚些，石舫和铜牛，一 口气直上排云殿，居高临下看湖水，绿荫深处一只翠鸟……
——（《春风》）
安立美之弟安立明就要去美国留学了，可他站在台湾的大贝湖旁，想的却是杭州的西湖和北京的昆明湖，想得发痴，听不见近在身旁的外甥女几次问话。而女主人公静文，虽然在台湾功成名就，却总忘不了北京的西山红叶，忘不了在北京就读的日日夜夜，忘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婚姻的故事》写了几代人的婚姻，它却是以离开北京结尾的："我们已经飞到云层上面来了，绿琉璃瓦的北平城早在视线中消失了，她深深地埋在云层下面，我知道她将留给我无限无限的回忆。"作者连用两个"无限"，那深情，那不舍，都尽在不言中了。事实上她在台湾写的散文或小说都表明，她时刻都没忘记过她的第二故乡。
林海音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也处处附丽着她特有的情思，常常把读者带入诗一般的境界：
刮来了一阵白光下的暴雨，雨是斜的。夹杂着风，在太阳底 下闪着金光。望着天，美丽极了。黄昏的残霞是深瑰色的，只有 舞台上的女人的化妆才肯搽得那么浓的红胭脂。
台风前的景象是最美的！
——《晓云》
真是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而且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并以内在的哲理引起读者的沉思：夏晓云与梁思敏的恋爱，不正是象征着台风前的美景，而他们恋爱的结果，不正是暴风后的毁灭么？
作者还常常以作品中人物的心境照景，使景物和人物互相衬托，互相照应，以收到一百二鸟的效果。如《殉》中，新寡的方少奶奶，在北海所看到的金色落日，是"徐徐地沉下，沉下"，她的心也"随着那金轮子坠下去了。"而且她还记得，"那时北海是一片黄昏的苍茫，水面上闪着一层微弱的光。"这沉下去的落日，苍茫的黄昏，微弱的光，把一个被接来"冲喜"，却仍然无法挽救丈夫生命的新寡处女的绝望心情，和她凄惨黯淡的前景映照得何等鲜明，影射得何等神似！三十年后，她抱养的爱女小芸就要出嫁了，她感到日子过得太快，女儿走得太急，这时，眼前的景就完全变了样："水流得那么急，金轮子也滚得那么快。"三十年前的夕阳，在万念俱灰的新寡方少奶奶眼里是"沉"，三十年后的夕阳，在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的方老太太眼里却是"滚"了；由于作者巧妙地以人物的心境照景，同样看落日，感受也迥然不同！
林海音的作品的情真意笃，还因质朴隽永而含情脉脉的语言而更加突出。不管是状物绘景，还是叙事写人，她都把自己的满腔深情，渗透到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上。如对她曾在北京住过的珠市口、新帘子胡同、虎坊桥、西交民巷、梁家园、南柳巷、永光寺街、南长街（《我的京味儿回忆录》）质朴、详细而深情的记叙；而对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家住书坊边》）的挚爱，更涌现笔下："每看到有人写北平的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时，别提我多亲切，脑中就会浮起那地方的情景，暖流透过全身，那一带的街道立刻涌向眼前。我住在这附近多年，从孩提时代到成年。不管在阳光下，在寒风中，也无论到什么地方——出门或回家，几乎都要先经过这条自清代到民国而续延二百年至今不衰的北京文化名街……"对北京的西山红叶、北海的白塔，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台湾的大贝湖畔、日月潭、狮子山、北投等景色的描绘，把作者对祖国和故乡的思念和热爱，写得那么真切，说是写景，实是抒情。
林海音人物的语言，是"可以从别人的谈话里推见说话的人物的"（鲁迅语）。如听到"我晕、我晕哪！"的叫喊，我们就知道这是《烛》中大妇特有的语言。我们甚至通过那发颤的声音，看到她满脸的盼望，触到她那颗渴望爱却又被弃的心。从"绿藻的繁殖很快，一天分裂两次半，它只需日光、空气、水和少量廉价的药品……将来有一天，每家的屋顶开辟一块可以晒到太阳的绿藻培养他，这一家人就可以取之不尽、食之不竭了。我们将和绿藻共同生存，繁殖在这世界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慷慨发言，看到微生物学家肖定谟的雄心大志（《绿藻与咸蛋》）；也从"感谢这一段友谊的散步。它使我认识一个可爱的男人，像你这样的男人才是我心目中寻找的对象的标准。有一天也许我们又偶然在街头上遇，那时我们又何妨像熟朋友一样地互道近况，只是我们现在该分手了，为的是，你应该回你温暖的家庭，我应该奔向我光明的将来。"的一段话，看出女主公怎样理智和向心爱的有妇之夫告别，因为她很清楚，这种散步不应继续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奔向光明》），突出她性格果敢、坚毅的性格。小学生振亚把自己装有鸡腿、肉丸的饭盒偷换贫穷同学装有萝卜干的饭盒而被老师查出时，却请求老师："老师你不要讲出去吧。刘毅军的家里实在很穷，他天天吃白饭配萝卜干，所以……"展示出小振亚纯洁、美好的心灵（《萝卜干的滋味》），更从"我们看海去"，判定这是天真、聪明的小英子在读书和说话。、甚至从北京腔、天津卫、山东调、闽南语、客家话等不同的语音语调中，读出说话人的籍贯，身分、年龄和性格，作品也因此显示出强烈而鲜明的地方特色。不仅如此，林海音的人物语言还常常展示各人特有的情意和神态。如《琼君》中女主角在丈夫死了以后，她想再嫁，说出口的却是："大小姐，我想朝前走一步。"这句话，把这个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熏陶的温柔少妇的怯弱心理写活了。她甚至连"改嫁"两个字都说不出口，可是那个语调，又分明满含着她对与她同龄的丈夫前妻之女的信赖和恳求。"你的宝贵青春都为爸爸牺牲了，你有充分的理由再嫁。"大小姐到底是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开朗、明智，对这个一向像朋友一样的后母充满同情，这一组对话，既点明她们不同性格，又突出了她们之间特有的情愫。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投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家心灵的镜子。林海音将满腔乡愁，编织在她的作品里，并着重描述了我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女性人生悲剧，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寂寞空虚的生活，表现了思亲和盼望祖国的主题。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儿童生活的丰富世界和台湾下层人民的不幸。她的作品是桥，沟通着海峡两岸同胞的心；是画，展现出祖国北方京城和南方海岛的美丽风景、习俗人情；是诗，吟诵出那埋藏在炎黄子孙心底的爱国深情。因此，我们说，无论她怎么"化"，她都是中国人民最欢迎的中国作家，道理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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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黄庆云
阎纯德
翡翠般的南方，蓝天上飘着白云。那云，为生活编织童话，为大地酿造甘霖。
——摘自我的《文坛日记》
十年前，黄庆云对我说："我从写作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孩子。至今，我还探索着，用我的笔，用我的心……"
从1938年发表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起，这位1920年5月10日生于南方名城广州的澄海著名女作家，已有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出版了论文《民族诗人屈大均》（1939年，广东文物社），儿童读物《中国小主人》（1942年，桂林进步教育社）、《国庆日》（同上）、《庆云儿童故事集）（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云姐姐的信箱》（同上）、《地球的故事》（同上）、《妈妈的小模特》（1988年，香港启思出版社），儿童诗集《儿童诗歌集》（1947年，香港新儿童社）、《诗与画）（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幼儿园的诗》（1950年，广东通俗出版社）、《快活的童年》（196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儿朵朵开》（1963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和爸爸比童年》（196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儿歌新唱》（198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童话集《庆云童话集》（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庆云翻译童话集》（同上）、《奇异的红星）（195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195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月亮的女儿》（1982年，新蕾出版社）、《两个小石像》（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天鹅的歌声》（翻译童话集，广东人民出版社）、《会叫的鸡蛋》（1988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脱了壳的乌龟》（1988年，香港启思出版社）、《怪电话）（香港真文化出版社），中篇小说《一支枪》（1950年，广东新华书店》、《爸爸的血》（1958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从小跟着共产党》（1958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活跃在粤赣湘边的小鬼连》（1958年，全年儿童出版社）、《从小跟共产党走》（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中篇传记文学《不朽的向秀丽》（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刑场上的婚礼》（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朝花》；1986年，明天出版社），选集《黄庆云作品选》（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长篇童话《金色童年》（1986年，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小说《爱我香港》（1986年，香港明华出版社），长篇历史小说《香港归来的孩子》（1988年，明天出版社）及译作《英仙斩妖记》、《金河王》、《温妮啤啤》及《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许多优美的童话、诗歌、小说和文学传记。
五十多年春风秋雨，斗柄转移，但只有她那躬耕不辍的身影，在孕育未来和光明的园地里闪动。被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她始终不渝地把它认作神圣事业。虽然，被小读者呢称为"云姊姊"的黄庆云硕果累累，可她却说："我算不上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是一个儿童文学的探索者……"
她探索着，创造着。在时间的长河里，她有自己的航线；在生命的运行中，她有自己的轨迹……
一
一个作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踏着他们散落在生活里的足迹，便能找到他们创作心理的脉搏。
我问过黄庆云的生活；她给我讲述了一部历史：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动荡的家庭。祖父本是一位到南洋做工的贫苦农民，结果暴富而归，便在广州置买家业，成了大户。可是他不到四十岁就下了黄泉，接着家道中落，连房子也只好变卖。黄庆云说，她是亲眼看着那个偌大的家庭像一座冰山一样瓦解的，正如巴金在《家》里描写的那样。这个变故，自然是时代的原因：帝国主义资本挤坍了华侨实业，以及民族解放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对人们的影响。而她，则在"既不算寂它，也不算幸福"中送走了童年。一个参加革命的姑姑惨遭杀害后，全家只好出走香港。这对只有六岁的黄庆云来说，说不上留恋，只有朦胧的恐惧和迷惑。在人的一生中，童年虽短，却是宝贵的，记忆犹新的。"我似乎没有合乎规格的童年。我的父母成天都为生存而忙碌，从来没有关注我的童年。我很小就学认字，是外祖母教的。大约四岁左右，就认识几百字了。父母的谈话我不懂。当他们注意到我的存在时，便让我读那令人厌烦的四书五经。但也有本一叫我感兴趣的书，那是《史记》，我把它当作传奇来读……"
童年，是一幅纯洁、明艳的画，永远镶嵌在她的记忆里。在她的身边，那些小伙伴多是穷苦的孩子。住在她家楼下的孩子是打绳的。他们一天到晚手执打绳工具，从这边到那边为妈妈打绳，背后还背着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小弟弟。那个跟妈妈到三楼的男孩子，小小的便干起大人的活儿了，她那时就想："若没有他，我们家就吃不上饭，喝不上茶……"还有许多孩子，都有大人一般灵巧的手，有的包陈皮梅，有的装酸柠檬……这是他们的童年，和她不一样。可也有一样的时候：虽然他们的家庭彼此没有来往，但童年的黄庆云与那些穷孩子却共有一个大沙堆，那便是共同的乐园了。他们有时一起抓石子，有时捡贝壳，有时"煮小饭"——就算是过家家了。这些小伙伴给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打石的孩子。那时香港到处开山，爆破之后，一些女人和孩子再用锤子将石头敲碎。他们的十个指头都用破布包着，可是锤于常常砸破自己的手指，弄得满手都是血。"有一个藤厂的学徒，住在我家对面。"黄庆云回忆说，"他的工作是洗藤条、破藤条，而他常被师傅用藤条抽打得鲜血淋漓。他挨打的时候，哭得叫人揪心；师傅不在的时候，他唱歌唱得令人兴奋。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她还有一些同学，有的是织毛衣的、绣枕头的、织灯笼的，还有的是做小媳妇的。黄庆云在他们眼泪里浸泡着，于是那块纯洁的心田，便生出对罪恶的控诉，对弱者的同情；人类最善良的感情——人道主义，就在这时慢慢滋生。
"在我很小的时候，好像从每个小伙伴的背后，看到他们都拖着一条尾巴——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所处的社会。这些都化成信息，投进我不大开窍的脑子里，而后来，又是一呼即出的人物。"黄庆云的总结，是她童年生活的主要方面，自然是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
黄庆云的父亲曾留学日本，读专科学校，回国后当过绘图员、测量员、教员，还做过小生意，经常失业，可他是个逆来顺受的好好先生。妈妈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也当过教师、小职员，店员。可是这么一对，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慢，一个急，一个柔，一个刚。父亲是个乐天派，天塌下来当被盖；妈妈却忧柴忧米，事事操心。妈妈只让她和姐姐努力读书，怕"玩物丧志"，连玩具也不给，小狗、小猫、小鸟更不许养。没有玩的，姊妹俩便以看别人劳动为乐：看菜农挑水浇地，竟要等到人家把池塘的水挑干才走，可池塘是永远挑不干的；在街上看小店里包粽子，也是要看到不包完不离开。对于幼小的黄庆云来说，世界是新奇的，充满了幻想和色彩。
五岁那年，黄庆云有个故事，那完全属于她的独创。她从小胆子就大，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她走过钻石电影制片厂，人家正教学员练习表演"偷视"，她也站在那里看热闹。有人也招呼她试试表演，她竟得了一百分。人家问她要不要学电影，她一口答应了。可是那时她连个名字还没有，只有个乳名"妹妹"，于是人家便给她起了个名字"黄梅"，并且，几个月后这个名字竟在电影学习班的证书上出现了。在学习班里，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哭泣"二字；这时，一个青年学员走到表演台上，手里拿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灰色长衫，边哭边诉，——他哥哥在沙基游行示威时，被帝国主义枪杀了。他伤心的哭声，感染了所有的学员，黄庆云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流着泪，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几十年后，她不止一次描写沙基惨案，成了她作品中的重要故事。以后，她在《爱河潮》里拍过一个镜头，在儿童故事片《小循环》里，也拍了几个镜头。爸爸妈妈知道后，她的艺术生涯也便结束了。但这一段有趣的生活虽然很短，却是她写作生涯里很长的一章。
黄庆云有个姐姐，可以说是她唯一朝夕相伴的"朋友"。亲姊妹间的最大乐趣就是互相讲故事，总题目是《两姊妹》。内容是姊妹俩如何帮助穷困的家庭做事，主人公就是她们自己。她回忆说："我们把看到的一切劳动——种菜、烧火、上山砍柴、打石子、包粽子，都编进故事。有时姊姊讲，有时我讲，讲完一段又一段，没完没了。凡是我们在一起，就秘密地抢着讲，晚上下了蚊帐不睡觉，窃窃私语，甚至上厕所也一起去——为了讲故事。到了他们能用字写的时候，就用算术本子那小格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到了对画画有兴趣的时候，又把那故事一套一套地画成连环画；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还演出……"这些最简单的故事，是她们生活的复述、童心的创造，是黄庆云文学之路的起点。
大自然是性灵和诗的源泉，人类从那里走向生活，走向社会。
有一年，爸爸在新界租了一个小园子，不仅种些青菜，还养些羊、鸡、鹅和鸽子，还有条看门的小狗。这地方可真是黄庆云梦想的天堂：田野，山丘、蓝天、日月星辰……她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羊由她看管，鸡鹅鸽子小狗也都是她的部下。像小马那么高大的母羊带了一只羊羔，小羊吃母羊的奶，她也学着小羊去吮母羊的奶。她带着小羊去爬树，教小猪沿木杆，让小狗听她讲故事。于是，那《两姊妹》的故事更丰富了：她从飞着的浮云，想象到更多的事物；晚上，睡在床上，听窗外的风声，河上的水声，野兽和飞鸟的叫声，那草棚外的世界，便走进了她的心。那时，她还没有上学，妈妈只是教她一些唐诗及浅显的课文，而大自然才是她最亲最爱的老师。在这里，她写下平生第一首诗：
红红旭日东方升，照过小园缘材庭；
花露已干人亦醒，羊儿觅乳一声声。
二
童年是迷人的，但像梦一样过去了。七岁，她离开新界的田园风光，进入香港城市，读了三年私塾式的学校和一年英文学校。1931年，正值日寇侵入东北，她刚十一岁，又随家搬回广州，考进中山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分甲部和乙部，她想甲一定比乙好，于是考高中时就填了甲部，谁知甲为文科、乙为理科，因此1935年升大学时，只好考文科。
黄庆云一生对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但从小就偏爱文学。她喜欢《东方杂志》，七八岁就读了夏习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其中"少年笔耕"、"五千里寻母"等使她感动得流泪不止。茅盾和鲁迅的小说，也是她爱读之书。十五岁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后，除了文学，还爱国画。名画家高创父、赵浩公，都教过她。在春睡画院看到黎雄才的一幅画，上题"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她觉得诗意盎然，就把它临摹下来。大学师生画展时，大剧作家洪深教授看中了此画，非买不可，而黄庆云便送了他，并选了他的戏剧课。他为抗日筹款而导演了《汉奸的子孙》，黄庆云和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学参加了演出。那时高创父鼓励她学画，洪深鼓励她演戏，而她心里却酝酿着另一件事——鲁迅提出的"救救孩子"和"解放我们的下一代"。在大学里，"我总觉得有一项重要严肃的工作摆在自己面前，就是要为下一代做些事情。"做什么？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写作。虽然，那时她读过张天翼和叶绍钧的童话，入大学时也在广州一家小报上发表过一篇童话（可是连稿费都不敢取，怕人家知道是自己写的），但她没有想到要当作家。她很少去写古典诗词，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只有《民族诗人屈大均》一种。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对古典文学的态度，与我对自己出身的那个与没落的封建家庭很有关系"。"救救孩子"如何去救？她那时的理论是从传统的意识里解放出来。其实，当时的结论有二：其一，中国必然一代比一代好；其二，障碍历史的潮流，用传统的观念毒比和奴化儿童。墨索里尼狂叫"谁有青年，谁有希望"，日本在教科书里宣扬如何去攫取中国东北；可是在中国，却宣传"二十四孝"，"尊孔读经"。这不可思议的事实，"促使我像爱罗先河一样，"黄庆云说，"大声疾呼，叫孩子们像小老虎一样，冲出狭小的笼子，寻找迟来的春天。"
1938年，广州陷落后，她又到香港，借读于岭南大学。这是她严肃地选择自己道路的时候。大教育家陶行知深深影响了她，认为他的教育事业是伟大的、最富有理想的。读了邹韬奋的《民主与教育》，黄庆云便简单地理解为，"只要从教育上给第二代以启发，他们就能冲破旧的传统，创造出一个进步的崭新的世界。"因此，她便立志要做一个小学教师，要创造性地、全心全意地做一名塑造孩子灵魂的艺术家。
除了钻研教育理论，这时候，她还到儿童中去，给他们讲故事，做报告，参加当地的儿童剧场运动。她讲的故事，如《古代英雄的石像》、《秃秃大王》等，都是能启发儿童反抗传统意识的。但她有时也讲一点儿坏故事，目的在于诱发孩子们的鉴别能力。孩子们很不满意那些坏故事，尖锐的批评向她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必须有新的儿童文学。至此，她有了为孩子编写故事的想法，这是她跨进儿童文学大门的第一步。
香港大学的马鉴，创办小童会，收容流浪儿童、擦皮鞋的、捡破烂的，她常到那里讲故事，还给孩子们办起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指导他们阅读。这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他们的年龄虽小，却过早地做了社会的牺牲品，对社会有着较多的了解，许多童话的故事都不适用，于是黄庆云不再述而不作，开始自己编起故事使他们听了快快活活，热爱人生，相信将来，增长斗争的勇气。于是，黄庆云写出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走》，把一个富有同情心、快活的月亮和那严厉的墨守成规的太阳作对比，将童话和社会生活拉在一起。此后不久，岭南大学曾昭森教授邀她主编《新儿童》半月刊，这个机会，给了她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儿童文学事业的可能。她的理想光芒都注进了这个杂志，体现这理想的，就是她写的童话、故事以及和孩子通信的"云姐姐信箱"。
大学毕业后，连当个小学教师的希望也没有捞到的黄庆云，命运驱使她从"另一条道"走向儿童文学，她从研究儿童文学，到写作儿童文学。那时，她是一个领公费的研究生，每天要用两个小时帮助教授搜集资料或整理笔记，当主编是业余的。这个刊物，始终得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的特别支持，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还在为《新儿童》写童话。黄庆云深受这位大作家的影响。
"在这个刊物里，"黄庆云说，"我的作品开始就具有愉快的基调。因为我写作的时候；总是想到有个孩子在听我讲故事。而我接触的孩子，都是快乐的，向往光明的，哪怕在恶劣的环境里，也是乐观、积极、满怀希望的。因此，我在作品中常常写的是弱小者的胜利，'低下'人的智慧。而我又想，女孩子又是孩子中的'弱者'，地位较低微，所以，可爱、聪明的女孩子，便常常是我故事中的主人翁。"这使人想起她的童话《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个小妹妹，却打倒了力能拔山的巨人，救了七个哥哥。她的童话集《月亮的女儿》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
三
《新儿童》半月刊的诞生，成为黄庆云生活的重大转折，它像一个路标，揭示它了她一生。
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就是从《新儿童》开始。那时她对中国、外国的儿童文学和民间传说研究十分热心，于是中国的叶圣陶和张天翼，外国的安徒生、狄更斯、爱罗先河、亚米契斯，以及诗人史蒂文生和鹅妈妈的故事，都对她产生了影响。在写作上，她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总是带有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调子是明朗的、愉快的。这时期，她写了许多童话、故事和诗歌的小册子，收入"新儿童丛书"。
黄庆云用一颗爱心来编杂志，以启发儿童的智慧和对人生产生新的理想。那时她写作的范围很广，童话、故事、诗歌、名人传记、科学知识、游戏活动，甚至连谜语都由自己亲自写作或设计。这一杂志特辟了一个同孩子们通信的信箱，在海内外影响较大，至今不少人还记忆犹新，1980年还有成人读者从美国写信给她，建议在香港《大公报》或《文汇报》上重设这个信箱。因为孩子们在信里都称她"云姊姊"，所以这个信箱就叫作"云姊姊信箱"了。她每天都收到几十封来信，信中询问的问题极多，科学的，社会的，什么问题都有，于是这信箱便成了科学知识、社会问题的通信和讨论园地。不仅孩子爱看，大人也爱看。"这样探索的结果，使我得到一个启发，"黄庆云回忆说，"孩子虽小，但是可以让他们了解一些社会问题使这个社会小细胞从小就了解社会、关心社会并奠定改造社会的决心。"她的诚恳，唤起了幼小心灵的强烈共呜。
当《新儿童》办得蒸蒸日上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该刊迁到桂林。从湘桂大撤退，到"八·一五"光复，曾经停刊，1945年冬又在广州复刊。翌年遭禁后，又迁香港出版。1950年后，先由广西省文教厅接办，改名《少先队员》，后又在广州出版。她一直作为总编辑，兢兢业业，把阳光播种在等待开发的心田。
1947年，她得到助华协会（CHINAAIDCOUNCIL）的奖学金，到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院读书一年。在那里，她会晤了一些进步人士。在留美同学组织的星期五座谈会上，陈翰笙、史沫特莱、老舍、龚澎、黑人领袖罗伯特等都被请来。这些名人的深刻思想，对美国的剖析，使她受到启发。有一次，她到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祁伯屈家里座谈。祁伯屈大谈中国教育问题，说中国民众的通病是"贫。愚、弱、私"。黄庆云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说那是压迫者的看法。"那我就取消我原来的想法。"祁伯屈说，"但起码中国是穷的，贫穷就是想办法学好生产知识搞好生产。"黄庆云并不示弱，又驳了他，致使这次座谈不欢而散。
在她留学期间，杂志社编了一套五十本的儿童丛书，其中有一半为黄庆云所写。童话集、故事集、翻译童话集、信箱、均署真名；其他，则署宛儿、昭华、慕威、是德等曾在杂志上用过的笔名。"是德"是她写儿童科学时用的笔名，虽然是要表明"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明自己对科学无知，而实际上，又有相反的用意。
四
1948年回香港，继续主编《新儿童》。第二年，应广东文理学院的同学邀请，回到广州，在那里教授儿童文学。1950年同作家周钢鸣结婚，并调广西，任国立广西大学副教授，讲授写作方法和儿童文学。那时正值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之时，她委托别人编辑杂志，自己参加了上地改革运动。黄庆云回忆说："过去，我一直在大城市生活，至此，我才真的到了亲爱的祖国、大地妈妈的怀抱，认识了可爱的农民兄弟姊妹。我从思想感情深处觉得祖国的泥土有其特殊的香味，农村的兄弟姊妹有着和自己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转变，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感情的获取十分重要。古今中外，哪一位伟大作家的作品不浸透人民大众的心声？！一切文学作品，都将在历史面前受到严厉的检查。而对人民大众的感情，永远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最主要的内容。
黄庆云的文学活动，从开始就同民众密切联系着；当然，那是一种"本能"的自觉，从人道主义，继而爱国主义，去从事儿童文学，"救救孩子"。但到了1949年后，她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还因她认识了香港和美国）。于是，理性的自觉，把她引到对儿童文学新的探索之路。那时她读了许多苏联儿童文学，认为盖达尔的作品具有典范性，但在技巧上，她最喜欢尼·诺索夫。以前，她只是以童话影射和讽刺现实的黑暗，这时却要以童话歌颂光明，反映伟大的现实。《奇异的红星》和《老卒和小帅》就属于这样的作品。前者以象征的手法，富有诗意的笔触，淳朴的语言，歌颂奇异的"红星"给人民带来的幸福。阿力、哑巴、小姑娘及恶魔的形象都令人难忘。阿力虽然自信、顽强，力大无比，但那恶魔却能取走他十分之九的力量；虽然他向恶魔应战，却无法实现恶魔提出的三个条件——推开生根的巨石，让种子发芽、开花，让茫茫黄沙上长出麦于，使哑巴开口说话。阿力听了善良的小姑娘的劝告，从她屋后的那条小路，终于找到了那个"能力很强的人"。那人，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那人送他一件奇异的宝贝。它使他得到了一切，使人民得了一切……寓意深刻，结构完美，使它成为又一篇代表作。这篇童话，获得1980年全国第二次儿童文学评奖一等奖。五六十年代，黄庆云还写了些描写新人新书的作品如《不朽的向秀丽》，曾经轰动一时，教育、影响过千百万读者。
对一个作家来说，探索精神是宝贵的。没有探索，就没有创作上的进步。1958年，她在儿童诗歌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把诗写到街上。当初，许地山先生告诉她："要创作我们自己的童话。"这不仅是童话，任何体裁的作品，都要具有自己民族的风格。她一直不忘这句话，并把它作为探索的力量。黄庆云与女画家林琬崔合作，以诗配画的形式，在街头展出，影响甚好。
1959年，黄庆云主编的《少先队员》受到批评，说它太注重文艺性、知识性、趣味性。她是一位谦和的作家，对人家善意的批评，既不计较，更不憎恨。她离开杂志，到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她深入农村，认为那里是她最不熟悉，也是最应该了解、认识的一个王国。作家总要不断缩短与人民大众的距离，黄庆云这样做着，在这条路上，从没有过犹豫。
在广东番禹县南村人民公社她整整生活了三年。那是中国的非常时期。在共同的患难中，她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心里燃起表现他们的强烈愿望。但创作总要创造，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我。她这种精神首先从儿歌的创作开始。既要继承传统，又要突破传统，既要是现实主义的，又要是浪漫主义的，要形象、具体，即使不是叙事诗也该有故事和情节，不要抽象的说理和干涩的描写。这是她对儿童诗的理解和追求。
那几年，她接连写出《快乐的童年》、《花几朵朵开》及《和爸爸比童年》几本儿童诗集。那些小诗琅琅上口，既能用普通话念，又能用广东话念，试举两首，那种明朗、清新、细腻、情景交融的艺术风格，便可足见一斑。第一首——《织竹箩》：
折手掌，
唱山歌，
爸爸种瓜我织箩。
我织竹箩个个好，
我织竹箩心事多：
箩大又怕爸爸挑得累，
箩小又怕西瓜大过箩。
后两句多细、多巧、多神！把"织竹箩"的孩子的矛盾心理，活脱脱形象地表现出来，天真和童趣，俱在其中。第二首——《绣秧秧》：
枕头布，
二尺长，
我家有两个巧姑娘。
姐姐在田里绣花花，
妹妹在布上插秧秧。
金针来，
银线往，
忙坏蝴蝶一双双，
又错认手儿作同伴，
又错把假秧作真秧。
这首《绣秧秧》的后两句也是画龙点睛，其新巧跃然纸上。其他如《摇摇摇》、《送香蕉》、《小小鸡》和《摘根野草当萧吹》等，虽都具有传统童谣的特点，却又有作家自由的创造和发展。历来中国诗歌都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的，黄庆云的儿童诗在这方面更有其色彩。女画家林琬崔用画笔淋漓尽致地把她的诗情画意表现了出来，那些精美的儿童画，也为诗作增色不少。诗的大自然、画的大自然，与大自然揉成一体，且不说对儿童的陶冶，就是对大人来说，也是爱不释手，有一种返老还童之感。香港儿童文学作家何紫评论她的儿歌时说："黄庆云的儿歌有几个特点：一是柔，水柔柔的，意悠悠的，一念就知道是岭南出品，仿佛只有珠江三角洲河道纵横才会孕育出这样的作品来；二是村，俏丽的也藏在乡土气息下。"他说的"村"，自然是甜美、纯洁、自然的南国乡村特有的情致。我喜欢她的儿童诗……《花儿朵朵》是其儿童诗的代表作，曾译为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和乌尔都文出版。
五
作家也很难绕过政治设制的路标。文化大革命中她去了干校。经验和教训，对于国家和自己都很难忘。但作为一个作家，她是社会和生活之中的主人和观察员，思索自然要多。她思想上没有铺设曲折的道路，但终于踏上了这条道路。整个民族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个人的损失似乎不必怨恨。"懊悔已晚，"黄庆云说，"问题是如何夺回失去的时间。岁月不饶人，人也该更学会不饶岁月。"逝去的岁月已经望尘莫及，追是追不到的，但她在文革后却高扬精神，到艰苦的地方，熟悉亲爱的大地。她五次去海南岛深入生活，为了创作一部既给大人又给孩子的小说。
《刑场上的婚礼》这部传记文学，是她这时期的代表作品。它讲述这样一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大革命时期，广州起义中的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和陈铁军相爱，但为了革命工作，却不能很快结合。起义失败，他们被捕，判了死刑。他们视死如归，同赴死难，并在刑场上宣布结婚。黄沙地上，红花开得如火如茶，刑场上，敌人的刺刀寒光闪闪。陈铁军向周围的群众作最后一次演说：
"亲爱的同胞们，兄弟妹妹们，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牺牲，我们一点也没有遗憾！……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做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故事催人泪下，震撼人心。故事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陈铁军的成长为主线展开的，她纯洁、善良、正直、坚毅、忠诚，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真人真事，情节引人人胜。写这样的文学传记，对黄庆云来说尚属第一次尝试。她在《附记》里说："传记是真人真事，因此要忠于它的时代和忠于传记的主人翁。"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她做到了。但是"搜集一个烈土的一生，好像深入宝山，探索明珠，然后用一条红线把它串起来。明珠要探求，线也要选得好，既不要遗珠，也不能把鱼目和砂砾都混进去。有些看来是砂砾，其实把表面的尘埃抹去之后，明珠才更绚烂。"这是作家在筛选资料上表现出来的深浅。但传记文学毕竟是文学，不是生平资料的搜集和编排，应该说也是文学风格的一个展示窗口。传记文学应是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色彩的高级混合物。没有任何虚构也不能成为传记文学。但虚构的权利是有限的。关于这一点，黄庆云又说："故事中的虚构部分也是以忠于时代和忠于事实为原则的。历史事情发生很久了，具体细节无法搜集。你要去穿珠，但确实有一些遗珠寻而不见。那只好由作者根据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去塑造，否则见线不见珠，甚至连线也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完全有自由去想象和安排的。"但这种想象要合情入理，因为有一个史实的限制。传记作家之大手笔，是可以让冰冷的石头散发出热和灿烂的火花的。有位美国作家说，写传记无异是把自己卷进生命的万有之链里，而传记作家也无异是鉴赏生命的行家。黄庆云就是如此，她把自己的感情交给了时代和传主，这样初试获得了成功，使《刑场上的婚礼》成为好书。接着她又创作了以大革命时代省港大罢工的劳动童子团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第一条红领巾》，还在香港出版长篇童话《金色童年》和小说《爱我香港》。
黄庆云是一位专业作家，但事实上并不能专事写作。她总是有许多事情。1979年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她担任了中旬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并主编于1981年创刊的《少年文艺报》。作为中国广州笔会中心副主席兼秘书，她努力把中国的文学作品，通过书籍、翻译介绍到国外。自1984年始，广州笔会中心每年编一本广东作家作品的英译本，总题为"桑叶丛书"——第一本《花城》，第二本《雾失楼台》，第三本《泰山神女》；还编儿童文学的英文译本。1986年，她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笔会四十八届大学，并主持了儿童文学小组的讨论，还以《中国儿童文学的概况》为题发言，讲稿发表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HOPKINS）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批评杂志《狮子和独角兽》（THELIONANDTHEUNICORN）。除了以上的职务，她还任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及新《少男少女》主编。
探索，不停地探索！是她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
1987年夏之末，在她赴香港前给我的信中说："除了探讨历史题材的创作，我还要继续研究怎样写好儿童诗和童话。为了孩子，学习科学知识也是我的一个新课题。创作上仍然是一条不断向明天延伸的路、还需要跋涉……"她还说，要像春蚕一样，结茧成丝，一丝一缕，一分一寸，虽然微不足道，但都献给人民和文学。
再往后，她又定居香港，同她女儿——女作家周蜜蜜——一起在文学的王国里耕作开拓。
南方的云，善良。将血化作彩色的雨，永远浇灌大地和青春。
1987年夏末于北京
1995年元旦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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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李纳
阎纯德
1978年初夏，我去访问诗人李季；谈话中，他向我讲起李纳："你见过李纳吗？她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大苦。她的小说写得好；我很喜欢她的作品的清新、细腻的风格。但她伤心了，不想写了；不过，我对她说过：'拿起笔来！'还'命令'她，最近必须交出一个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就是同年10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的《涓涓流水》，它是李纳在十年浩劫后的第一篇创作。
后来，我读了她的全部创作，我们通了信，见了面；真是文如其人！她写过一篇成名之作《煤》，我觉得，她像一块煤，有着善良而火热的心肠；她有一篇优秀之作《明净的水》，我觉得，她的感情像山中的泉水，清澈而明净……
爱家乡，同爱母亲一样，几乎是人所共有的天性，李纳深深爱着自己的家乡——孔雀一样美丽的云南……她曾自豪地说："我的家乡很美，有闻名于世的石林，巨大的瀑布，梦一样常绿的大地、秀丽的水，不朽的撒尼族长诗《阿诗玛》，就诞生在那里……"
是的，云南是美的。
1920年5月22日（阴历四月五日），李纳就出生在云南省路南县城内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原名李淑源。
她的家乡充满了诗情画意：古朴、精巧的小城，闪光的小河，清澈的泉水，典雅的小桥，弯弯曲曲的小路，路旁闪烁着报春花，婉转鸣叫的春喜鹊……啊，多美的家乡！
李纳降生时，祖父是当地的乡绅。他是一位性格复杂的人，在家里享有绝对的权威，但平时对任何人总是和蔼可亲，从不大声呵斥孩子，高兴时，还让李纳搬他的长指甲。他衣着朴素，不穿绸缎，但他是孔子的信徒，孔子的语言是他毕生遵守的信条，脑子里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幼小的李纳，感受最深的是家里"男尊女卑"。她家叔伯五人，又有弟、妹，虽是一家人，但吃饭男女不能同席，男子那一桌的菜，要多要好。祖父每日严格监督叔叔们攻读四书五经，背诵唐诗。至于女孩子，他深信"无才便是德"，能认识几个字就可以了。所以，李纳只能读"大狗跳，小狗叫，小孩子，哈哈笑"一类被祖父讥笑的课本。
父亲的早逝，给李纳一家带来了不幸。当时，留下她和一个妹妹，母亲还正怀着孕。祖父极希望生下一个男孩，以延续其后代。一个夏天的傍晚，家里正宴请从远方回乡的叔叔，客人都在欢乐的饮酒举署，忽然传来婴儿"呱呱"的哭声。祖父警觉地问："是男是女？"李纳的婶婶早已查看清楚，随即幸灾乐祸地回答："姑娘。"祖父立即沉下了脸，撂下筷子，扬长而去，同桌的外公像被击中了头顶，轻轻放下筷子，回到家里，放声痛哭。
痛苦的刺激就这样强加给了年幼的李纳，她回忆说："这件事，在我心上投下不可磨灭的阴影。在旧中国，我最痛恨重男轻女，我憧憬着男女平等的生活。我对这个越长越可爱而又不受欢迎的妹妹，寄以极大的同情。有时把她抱到祖父面前，总是被她嫌恶地用'走开'二字赶走。母亲因为绝望没有奶，我小小的年纪，就不能不担负起保姆的责任了。"
李纳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她的童年生活是寂寞的，而那美丽的大自然，却是她童年的伙伴。在那偏乡僻野里，除了山水以外，没有正常的精神食粮，家里的书，有的她看不懂。这时，一位远房伯母，便成了她第一个文学启蒙者。
这是一个善良的劳动妇女，年轻时便死了丈夫。这位伯母，性格豪爽，是一位路见不平敢于挺身而出的女性，她不知道"害怕"二字，就是在至高无上的族长面前，也敢据理抗辩，毫无惧色。在家里，她承担着牛马般的劳役。当她转完沉重的石磨时，便领着李纳去看戏。戏场是大众化的，观众都是短打扮的劳苦大众，人们站在既无电灯照明，又不讲究的露天底下，头顶着星星，聚精会神地听那《三国演义》、《瓦岗寨》、《水浒》的戏。这位伯母看戏认真，每次都同戏里主人公的感情一同升沉，爱憎感情异常分明。她最喜欢张飞、程咬金和李逵。
这位伯母善讲故事，常用简练十动的语言给李纳叙述《东征》、《杨家将》的故事，十分同情杨家将和薛仁贵。她的心胸开朗，很少忧愁，只有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才找个僻静的地方，用丰富、生动、诗一样的语言凄凄惨惨地向死去的丈夫哭诉她使人同情的孤苦悲惨的命运……
人，都是社会的人。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受到各种人和环境的影响，而那童年、少年时代所受的影响尤为重要，往往成为人生道路的指路标或为一生所从事的事业打下基础。李纳说，她的第二个文学启蒙者是一个卖菜的中年人。他们住在同一条巷子里。他孩子多，大的背小的，一家人挤在一间肮脏的耳房里。他生活得快活、自尊，从不许别人冒犯，为了保卫自尊心，经常在小菜摊前和别人吵架，有时简直要打起来，所以连那些有钱人也往往怕他三分。但他有一颗美的灵魂，热爱生活和孩子。他常常捧着一只竹筒烟锅，蹲在石阶上，一面吸烟锅，一面向孩子有声有色地讲述《三国演义》的故事。他恨曹操，看不起刘备，喜欢张飞，佩服赵子龙。他的身边，总是围拢着一群背娃娃的小听众。他，像一位园丁，用甘露浇灌孩子们纯洁的心；他，像一块磁铁石，吸引着孩子们的纯真，不管母亲如何骂，甚至抡起棍子，也阻挡不住孩子们往他家里跑，李纳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的启蒙者当然不止以上两个，那爱唱歌的雇农的小楼，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在李纳回忆童年生活时，感慨地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我毕生感激的。后来，当我会看书时，如读《荡寇志》，我憎恨陈希真和陈丽卿，因为他们剿灭了梁山泊，杀了我喜欢的英雄。我无法发泄愤懑，于是就将这些人的面像一个个挖空了眼睛……"
再暗淡的生活，也会有亮光。对李纳来说，这亮光就是这些下层的劳动人民。她说："我永远怀着感激之情怀念他们。他们不但给过我快乐，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生活中真正的美。这些人，就是颈项上拴着铁链，也过得高高兴兴，从不对生活绝望。这些人是善良的，纯朴的，对别人充满了同情心。后来，我有幸接触许多平凡岗位上的人，在众多人物中，除少数之外，都各自带着优美的素质走进我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女性，在旧社会，她们受着比男人更沉重的压迫，一旦觉醒，对于旧生活的抛弃，义无反顾；对新生活的执著，舍死忘生。她们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人民利益。有时，她们表现得比男人更勇敢，思想比男人更单纯。我爱这些人。无论在战争年代，在和平建设时代，"就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寒冷日子里，她们的光辉都照亮了我，想到她们，心中充满了温暖、"（《李纳小说选·自序》）这就是为什么，李纳在自己的笔下反复歌颂她们。
中国的封建势力是一条给人民制造了无穷苦难的绳索，中国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但那根绳索仍然束缚着当时的少男少女们，他们最感痛苦的还是婚姻不自主。李纳也不例外。在高小时，她已经朦胧地意识到有一副沉重的枷锁无情地绑缚着她。对方是什么人？她一点也不知道。不知有多少次，她与同命运的小女友在校园里的凤仙花下偷偷哭泣。李纳说："像我们那样的家庭，要提倡退婚是家庭的奇耻大辱。死，比退婚还容易。"
小学毕业后，在昆明读书的叔叔回来了，他和李纳有着同样的痛苦。她向叔叔倾吐了自己的苦恼之后，叔叔要她争取出去读书，还指着墙上的一幅对联说："读好了书，便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母亲同情女儿，赞成她出去念书。那时，她的家乡只有一所女子小学。由于军阀混战，土匪出没，滇军来，川军往，很不太平，她家不是逃到乡下，就是躲进昆明。自从她受了叔叔的启发和鼓励，外出读书"便成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祖父最初不同意，一个女孩子，远离家长的约束，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经过母亲的苦苦哀求，由于他怜悯她从小没有父亲，考虑再三，终于答应将她托给一家亲戚。
聪明、勤奋的李纳考取了昆明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以后，她曾多次提到《亚利安娜》给她的启示。她说："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个寒暑，可是至今想来，还清晰如同昨日。那时候，我是一个初中学生，寂寞总是笼罩着我。有一天，无意中看到一本厚杂志，读到《亚利安娜》。这篇小说，向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被一个为真理献身的女性感动得热泪迸流。在我稚气的心灵中，它不啻是一束火把，它长久地在我心中燃烧，长久地成为鼓舞我的精神力量。"
李纳所在的这座中学，在大革命时期十分活跃，出了不少共产党员，还牺牲了几位女英雄。但在李纳入学时，空气已经颇为沉闷，学生们在几个老处女的监视下，如被幽囚的小鸟，连她们和男子一起走路也要开除。她们每天按部就班地上课，图书馆里有几本不像样子的书，只有冰心的《寄小读者》还能稍稍满足一点学生求知之心。一个偶然的机会，李纳曾读到巴金使之耳目一新的《亚利安娜》，但这种书在那里是找不到的。
矛盾百出的大家庭分开了，她母亲领着三个女儿开始单独生活，日月艰难。不久，李纳考入同样腐败、守旧的女子师范。她不喜欢数理化，而独爱好语文。她的语文老师虽然年轻，却很守旧，专教学生读古书和写作旧体诗。这时候，她接触了屈原、陶渊明、李白和杜甫。李纳说："至今，我尚能背一些古文，不能不说这是那位年轻的语文教师的功劳。"
中国，近百年来受尽了敌人的欺凌。抗日战争的爆发，人民奋起抗战，使苦难的祖国从黑夜望见了黎明的曙色。这时，李纳同千百万中国青年一样，从个人的哀伤中奋起。国家正在死亡线上抗争，用生命拯救她，是儿女的神圣责任。李纳说："在这伟大的时候，如果谁还仅仅想着个人的幸福，那便是犯罪！"当时不少云南青年男女，得知抗战的爆发，都浸沉在悲喜交集之中。几天之内，许多有志之士离开家乡上了前线。女学生也不肯后人，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也要奔赴前线。李纳兴奋地参加了这个团，到昆明西山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她母亲反对，亲自跑到昆明，终日形影不离，拉着她不放，使她没有走成。
1938年，纷纷传说敌机要轰炸昆明。一天早上，蔚蓝的天空像平常一样透明，院子里飘着阵阵花香。体育教师领着她们跑步之后，忽然异常严肃地叫她们立正。他激动地面向学生，用颤抖的声音说："同学们，敌机要轰炸，迫使我们不得不停止升旗。"他望望天空："这是我们祖国神圣的领空，却不能让自己的国旗飘扬……"他哽咽着，泪水沿着他粗糙的脸颊滚了下来。国旗在沉默中升起。泪水从许多学生的眼里涌流出来，最终形成一阵哀哭……这时，李纳胸中的热血在奔流，在燃烧，她回忆说："我仿佛经历了法国都德《最后一课》的情景，每每想起那难忘的一幕，我的心就激动起来，好像又置身于抗日的烽火之中……"
国难当头，在许多青年看来，读书已成为多余。饭馆和火车站，经常传来出征的歌声；酒杯相碰，泪流满面，心向祖国，同发誓言："不收复失地，誓不回家！"
不久，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徒步来到云南。他们带来了进步文化，进步书店日益增多，宣传抗日的书籍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学生的精神状态更加高昂起来，使昆明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
正当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之时，李纳的姨夫从上海来到昆明，受聘于云南大学附中担任教导主任。他在路南县家乡人的心目中，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他团结进步教师，搜罗进步教师，楚图南就是颇受学生爱戴的一位。昆明被敌机轰炸后，附中疏散到路南县。李纳由于家庭困难，又羡慕该校的自由空气，便请求姨夫介绍到图书馆工作。这个图书馆有许多进步书籍，周围又有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多年来，她渴望读书，在这个知识宝库里她得到了满足。在浏览了"广阔的世界"之后，她懂得了人应该怎样生活。尤其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使她对延安充满了激情，认为那种生活是人生真正的生活，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延安是黑暗中的灯塔，心中的诗。
那时，去延安，须有不怕杀头的胆量。李纳说："我认为，为了真理，任何困难都无所畏惧。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中那位女主人公给了我勇气。我充满着同旧生活决裂的精神，决定闯出云南。但云南离延安实在太遥远了。当时交通困难，我又从没有出过远门，再加上我有婚约的束缚，万一被发现，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我抓缚回来。我姨父说服母亲，她心软了，决定让我走，并向我提供路费及一切需要的方便……"于是，在194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她离开了四季如春的昆明，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汽车在大路上跑，两旁的加利树向后面飞，她激动地站起来，但心里没有离情别绪，只有幸福！她微笑着，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自己是一只飞出樊笼的自由鸟！
延安，像陕北高原健壮的母亲，张开双臂，拥抱一位热烈地爱着她的青年！
李纳到了延安，被分配到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学习。那里的生活紧张而艰苦，一切强调集体。她们穿布军装，同睡一铺大炕，坐在露天底下上课，集体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讨论为什么到达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
李纳是抱着一种浪漫的幻想投奔革命的。但很快，她发现这个革命集体里一部分规定死死地限制了她的自由。同学们找她谈心，鼓励她进步，热情地帮助她克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慢慢地，慢慢地，习惯了，进步了……
延安，那是个革命家庭，组织上很注意大家特长的发挥。她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被送到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她说："那时是我求知欲最强的时期。我很喜欢这个环境。这儿学术空气很浓，读书成为共同的需要。鲁艺图书馆藏有许多世界文学名著，我贪婪地读了俄罗斯作家从普希金到高尔基的重要作品、差不多读完了屠格涅夫作品的全部翻译本，我觉得他的作品像露水一样晶莹。这些作品有的是手抄本，放在半山坡的资料室。每天早上，草草吃完小米稀饭便往资料室奔去，资料室还上着锁，门口已经排了长队，等管理人员一开门，大家一拥而上，以便抢到一本好书……"在光线暗淡的资料室里，大家如饥似渴地读着；泥做的凳子占满了，就站在墙角阅读。陕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实在伸不出手，就将砖头烧烫，塞在棉被里，盖着半截身子读书。李纳在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着，但这样的日子不长，几个月后，延安整风开始，一切课程停下来，图书馆和资料室封了门，读古典文学名著成为被批判的行为。每天召开批判会，写检查、写自传，这样持续了几年，直到1943年底才告结束。鲁艺办学方向和办法被批判为"关门提高"。音乐系和戏剧系合并，变为秧歌队，文学系实际上已不存在，有的去三边，有的去陇东，都改了行。鲁艺变成了延安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下属工业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一部分学生参加工会和农会，专门纺线、种庄稼。李纳被分配到延安中学教语文。她是带着革命虔诚的感情去从事教育工作的。当时，年轻的李纳，思想单纯，脑子里没有多少私心杂念，只要对革命有利的事，她就去做；她觉得，为革命培养新一代是一项神圣的任务，甚至决定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孩子。当时，她每周六小时语文课，除了备课，批改作文，就是管理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李纳回忆说："这些孩子都很聪明、活泼，多是经历过不少苦难才辗转来到延安的有名的烈士的遗孤和干部子女，也有参加过长征的连级干部，我和他们结成难忘的伙伴，我教他们，但也从他们那里受到教育。后来，他们大多都曾在苏联学习技术，成为中国后来许多单位或企业里的技术骨干，有的当了大领导。如果说，我也有点安慰的话，每每想起他们，便是我的最大安慰……"在延安中学，她一直工作到抗日战争结束，度过了一生中甚为难忘的日日夜夜。
1945年8月15日那天深夜，大家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不用召唤，人群从各个山沟和窑洞里涌来，毫不吝惜地撕下棉袄，扯出棉花，蘸了油，点上火把，汇成光明的河流一起涌到新市场、桥儿沟的街上。卖果子的叫着："吃果子，吃果子，不要钱啦！"狂欢的人群中有的吼着："回老家啦！回老家啦！"火把照亮了延安的山山水水，直到东方破晓，游行才算结束。她有一位同学高度近视，一刻也不能离开眼镜，但回到窑洞才发现，狂热的游行中，不知什么时候失掉了镜片而竟没有察觉。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延安带来了新的变化。"到新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开辟工作！"就是当时的战斗口号。大批大批的干部涌到前方，李纳也怀着迎接新生活的豪情，在"八·一五"的后几天便动身去东北。
李纳不是东北人，但她和东北人一样，那首著名的流亡歌曲《松花江上》一直响在她心里。
东北的十月是美丽的，虽然那里处处有侵略者铁蹄蹂躏的伤痕。
经过革命生活锻炼的李纳，胸怀广阔了，感情浓烈了。东北山水的粗犷美和云南那种四季如春的细腻美，在她心里织成一幅辽阔、壮丽的画卷，这就是伟大的祖国！
到了东北，她分配到《东北日报》当副刊编辑，一同工作的还有作家陆地，领导是严文井。那时，她在严文井和陆地的鼓励下，开始到铁路工人和市民中采访，也采访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生活。杨靖宇将军的事迹和他的壮烈牺牲使她无比感动，于是写了几篇关于抗联的散文，发表在《东北日报》副刊上，这是她创作生活的最初尝试。1946年，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当时，他们住在佳木斯，力量弱，加上土匪的搔扰、破坏，解放区很不巩固。中共中央发出"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后，东北局由各机关抽调一万二千名干部，下乡搞土改。李纳被分配在哈尔滨近郊，了解了农民的苦难，把她所目睹的农民斗争恶霸地主、分配胜利果实，送子参军等令人激动的场面，用散文、报告丈学等形式写出来，发表在《东北日报》和《东北画报》上。
1948年，东北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提出应该有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产生。当时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更具体地提出：好作品应该用两把尺子来量，一是群众喜欢，二是干部喜欢。这些话，对李纳产生了影响，她认为，这就是普及与提高的统一，就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那样的作品。于是，她以记者的身分到东北最边远的鸡西煤矿采访，随身带了赵树理的作品，还有菡子的《纠纷》，力图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写出群众喜欢的作品。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鸡西煤矿，设备落后，天天有大小事故发生，他们只要煤，不要人，不管中国工人的死活。李纳当时在一所专门为提高矿工阶级觉悟而办的矿工学校里住了两个月，遇到过两次诉苦课。她回忆说："每次诉苦，有的捶胸顿足，有的放声痛哭。诉完苦一两天内，工人饮食减少，饭总是剩下大半桶。有一天，我听说煤矿'冒顶'，即刻赶去，才到矿口，便看见从矿内抬出几个烧焦的尸体。啊，多么让人心碎！我忍不住背过身去，痛哭失声！这些为了给别人光明而自己在黑暗中生活的人，使我终生感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只要看到煤炭，仍然忆起那烧焦的身体。煤，是用生命换来的！"
矿工最受压迫，苦大仇深。在矿山解放后，矿工们拿起日本杀他们用的刀枪，纷纷参加了解放军，矿工少了，但人民要煤，解放军要煤，于是补充新工人，改造新工人，便成了重要任务。李纳根据矿山生活的直接观察和一些间接材料，创作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煤》（1948年，《东北日报》）。这篇优秀小说就是写哈尔滨一个有名的小偷黄殿文。外号叫"无人管"。他蹲过好几次监狱，但他毫不在意，他说："监狱就是我的家，长久不来还想它呢！"他行窃的人生哲学是："皮袄谁穿谁暖和；吃饭谁吃谁饱。"这名小偷被判刑后，送到矿山劳动改造，经过工会主席和群众的反复耐心的教育和帮助，终使好吃懒做的小偷成为新人——工人阶级的一员，认识了煤的价值："咱们现在吃煤、穿煤，国家用的是煤，那一家离得了煤？煤真是宝啊！"这也证明了"能使废铁化成钢"的真理。当时这篇不可多得的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发表后，好像一朵迎春的奇葩，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总工会负责人李立三打电话给她，表示祝贺，并找人写评论文章，作家舒群给予鼓励和关注。这篇小说被香港的文学刊物《小说》转载后，著名作家叶圣陶和端木蕻良都写了评介文章，肯定了她在人物刻画和群众语言的应用上所取得的成功。美国的杂志《群众与主流》、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杂志也都译载了《煤》。解放后，这篇小说一直被全国各家选本所选用。以后，她相继发表了表现东北人民在艰苦的岁月里忘我支援东北抗日联军的短篇小说《父亲》和《不愿做奴隶的人》及以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出路》和《姜师傅》，这五篇小说结集为《煤》，列入"收获文艺"丛书，于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这几篇小说都是反映重大社会主题的，语言朴实，流利叙事、对话平实自然，笔墨干净，生活气息极浓，显示了李纳的创作才华和艺术风格。
解放后，李纳到北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前身）学习。她的同学多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并写过一些文章的人，后来多是中国文坛的中坚。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没有机会读书，迫切要求读些中外文学名著来丰富自己。可惜两年的时间有一年多是在"运动"中度过的，真正的读书时间不到半年。毕业后，她被分到中国作家协会当驻会作家。1953年，到纱厂深入生活，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做人的灵魂的工作，使她看到"女人在怎样地改造着世界，也在吃力地扔掉旧社会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的负担"。在纱厂一年多，她默默地生活着，观察着，体味着，逐渐熟悉了社会这一角世界的人和事，以女工生活为题材，写了些散文和小说。
1958年，反右斗争之后，"大跃进"开始了。这时，中国作协作家支部解散，驻会作家下放到各省市，她到了安徽，在宣城双桥农业合作社落户，并担任支部书记。这一年，是多事的一年，起初涝，后来旱。夏天，为了抗旱，农民日夜车水，好不容易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庄稼结籽，待到要开镰收割，却不能不扔下成熟的庄稼，违背意愿地去炼铁、修马路，大搞"三天车马化"、放"卫星"、报喜。浮夸风吹晕了领导的思想，他们干尽了令人痛心的蠢事，庄稼烂在田里，金灿灿的稻谷长了"白胡子"。李纳说："看着这些，真叫人心疼得落泪！但农民的勇敢、勤劳、善良等高贵品质，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却深深感动了我。这时期，我写了歌颂人民和大自然斗争的小说，描写了他们的善良和牺牲精神。"
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明净的水》，收入她发表过的十二个短篇，除几篇外，大部分写于1958年和1959年。那时期，她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李纳在这个集子的《后记》中说："他们的淳朴、坚忍不拔、为公忘私的精神给我终生难忘的教育！我总是怀着崇敬的激动的感情来写他们。"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的写普通人在新社会里的成长，有的写受压迫的妇女和少数民族中受剥削的奴隶。《撒尼大爹》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写出了撒尼大爹深沉的阶级友爱和仇恨。《婚礼》通过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写出一对青年男女为革命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姑母》主要描写村妇对恶霸地主的反抗情绪，写得真切感人，边远地区的风习和传说，描写得委婉有致，极富地方色彩。
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如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李纳在短篇小说集《煤》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而到《明净的水》，其风格则臻于成熟。文学评论家黄秋耘说，李纳的短篇小说集《明净的水》，"文如其人，书如其名，她的艺术风格真有点像《二十四诗品》中所说的'娟娟群松，下有漪流，……如月之曙，如气之秋'，使人读起来有明快清新之感；而精致的描绘和委婉的笔致，亦足以显示女性作者的特长。"
李纳的不少小说，写得干净利落，精细而不繁冗，明丽而不雕琢。像《撒尼大爹》、《明净的水》、《儿子》各篇，无论叙事、对话，还是写景、抒情，都显得晶莹剔透，堪称上品。李纳在她的作品中，既能给读者以清新，明净，细腻的美感，又能抒写火热的生活，阐发严峻的主题，并把二者熔为一炉，这就是李纳的小说所能达到的艺术境界。
云南，是李纳的家乡，那里有迷人的山水。但云南的许多地方她没有去过。1963年和1965年，她在离别多年的家乡深入生活，到过好几个兄弟民族地区，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生活。从云南回来，她打算以云南生活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结果，小说还没有写出来，十年动乱便开始了，她的一部用心血铸成的未完成的书稿在抄家时被抄去，至今下落不明。那个疯狂时期，一切都使人绝望，她一怒之下，索性焚毁了所有的手稿和多年搜集的素材，并决定"洗手"不再写作。
"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省文联副主席陈登科被江青点名为国民党"特务"，于是李纳等二十六人都成了"特务"集团的黑班底，安徽省文艺界的重点罪犯，通通打入牛棚。而李纳比其他作家的"罪行"更重，因为她的丈夫——诗人、画家朱丹，与作家方纪的友谊颇深，因此和冯牧等人同被诬为文艺黑线回潮的代表人物。被"红卫兵"关押和拷打的朱丹，必然要株连李纳，再加上有人向当权者告发她"攻击中央首长江青"，致使她成为集中营中的重犯。这些"罪犯"由合肥文艺界联络站管理，并于1968年押到合肥农具学校。李纳回忆说："我没有蹲过法西斯的集中营，我想大约不会比我门的处境更惨吧。我们几十个人同睡一个地铺，门头高悬'鬼棚'的牌子，门上写着'罪犯'的姓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请罪'，旁边有人拿着'水火棍'监督。稍有不慎，就挨惩罚——胸前挂上耻辱牌，让你抬土、扫地；无论走到哪里，任何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知挨了多少石头。睡眠时，一百瓦的灯泡悬在头上，使人无法休息。一人'犯罪'，所有的人同被处罚。"李纳还讲到一个灵魂极其残忍的高干的儿子，是一个文工团员，他经常提着皮带任意捉弄"犯人"，并以此为乐。李纳是他最不顺眼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他侮辱的材料。背诵"老三篇"，他问李纳"老三篇"里有几个"但是"；《愚公移山》中，为什么有的用"山"，有的用"大山"。有时，他纠集一帮嘴里叼着烟卷的人，要李纳跑步、不停地向后转，而他们在一旁纵声大笑。"遇到这情景，我只想哭，哭这些可怜的愚昧无知的青年，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说这些话时，李纳的眼睛里还闪着泪光，这是何等沉痛的感慨！
当李纳差不多感到绝望的时候，光明的翅膀驾着她在黑暗中起飞，她遇到了人类中美好的灵魂，心，得到了安慰。
"我永远不能忘记，"李纳说，"当那个文工团员侮辱我时，一个年轻的会计便挺身而出保护我；当我被斗后，回到爬满蟑螂、潮湿、阴暗的小屋，我睡在床上，不吃不喝，又是这位会计，悄悄端来一碗饭，还有酱肉和猪肝。她温情脉脉地站在我的床前，像是乞求，我无法拒绝她的好意……"李纳还讲到一个同她只有过几次谈话的女同志，"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看她，给她勇气、信心和温情。一天晚上，她要去我在北京的住址，说打算到北京代我看看母亲。因为同情我，还和丈夫吵了架。最后她对丈夫说：'我决不相信李纳是特务，如果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也决不连累你！'当时我感动得不能自己，在那样浑沌的世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人！"
1968年，毒火正在中国的大地往纵深处燃烧；那年的严冬，李纳被押解到舒城县的小山沟里。她的任务是大雪天，到飘着冰凌的河里为全机关洗菜。她的手，一触到透心澈骨的冰水，就不停地颤抖。有时上山挑石头，还要在田头地埂上挨斗。不过农民并不买工宣队的帐，房东从不说李纳的不是，净是好话，遇到斗争她时，房东的女儿——虽然她是青年队长——从不去参加。
疾风知劲草！这句古诗，是人生哲理的真谛。十年动乱，对一般人来说，尤其对那些受了冲击、打击、迫害的人来说，生活使他们认识了许多人，美和丑，在疾风、急流中，变得径渭如此分明，李纳对此感触尤深。
一天早上，李纳挑着石头，在狭窄的田埂上迈着沉重的步子，由于她深度近视，更增加了行走的困难。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挑石头的人。此人以前曾再三表示自己是她的朋友，如何关心她的生活和创作，李纳似乎也从不怀疑他的"友情"。在田埂上，李纳为了给他躲路，往旁边一闪，不料脚一软，人和石头一起摔到田里。这位与她共着命运的"朋友"，仅仅看她一眼，便挑着石头过去，连停一下都不敢。而这时，另一位不熟悉的"朋友"却慌忙丢下竹筐，把她从田里拉了起来，李纳说："我发现，他眼里涌出了泪水。那一刹那，我突然加深了对人的认识……"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李纳每晚都要到工宣队的队部"学习"。她的住地离队部很远，路两面是河，夜里常有野兽出没。一到夜里，近视的李纳，什么也看不见，山路坡陡路滑，积雪又深，这使她寸步难行。一位好心的工宣队员可能出于同情之心，所以提议每晚派两名"棚友"送她回住地。这份差事虽苦，但在"棚友"们看来却是美差，所以争着送她。李纳回忆那段生活时说："我走在雪地里，没有'董超''薛霸'之流的押解，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仰望夜空的群星，自由地开几句玩笑，自由地背诵唐人诗句……"在没有真理和正义的时代，人生旅途中那一小段坎坷的山路，竟成了他们"囚犯"生活中的快乐之旅。
当严寒残酷地袭击人间的时候，偌大的世界，总有春温的存在，总有好人用光明之心去温暖被冬天囚禁的人。在安徽农村，李纳有许多农民朋友。宣城县一位农村妇女远道来看她，一见到李纳，抱住她便痛哭起来；那感天动地的哭声使李纳鼻子一酸，也泪如雨下。后来，李纳说："人类，除了少数恶棍，具有更美好灵魂的人，总是多数。人民是伟大的，可爱的，如果我写作，一定要写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素质，歌颂他们大公无私、克己忘我及富于同情心的精神。我觉得，将他们可爱的灵魂揭示给今人和后代，是我一辈子的任务。"
1976年，10月，是黑夜的结束，黎明的开始。这年的回月，痛苦使她欲生不能；而"四人帮"的覆灭，使她的心经历了比抗战胜利时那种喜悦还大的喜悦。搁笔多年的李纳又拿起笔来，1978年发表了《涓涓流水》，她的生命像流水一样又欢乐地在祖国的大地上奔腾起来。这期间，她修改、完成了写于1963年的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1979年连载于《清明》杂志，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获1977-1984年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同菡子合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江南一叶》（发表于1979年《钟山》第一期），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纳小说选》。
《刺绣者的花》是李纳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作品。它是反映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发生在云南一偏僻小县——航远县的故事。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绣花工叶五巧的成长，展示了这个小县急剧的历史变化。
叶五巧是个聪明、美丽的女子，在"五四"运动后，被地主乡绅的爱子杜天鸿看中，娶为妻子。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的时候，杜天鸿便和与他家结为世仇的陈家的儿子-一他的好友陈永直携手奔向昆明，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不久，两人分道扬镳，杜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成为国民党的反动军官，并遗弃了当年爱过的妻子；而陈永直则成为共产党员，回到航远县的彝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
叶五巧善良而热诚，在杜家虽受歧视，但曾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倾叫；在杜天鸿的身上，舍生忘死地爱着他。她被抛弃之后，又把全部的爱给了独生女儿。她认为自己的不幸是因为没有学问，因此便决心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知识人——自食其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抗日战争爆发后，女儿在表叔陈永直的影响下成了革命者，这与她的意愿是相违的，但女儿是她的一切，失掉了女儿就失去了一切；她为了理解女儿，便走入了女儿的世界，在陈永直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位自觉的革命者。于是，她又将自己的全部的爱给了革命。当时，杜天鸿是当地几个县的专员，而叶五巧的斗争对象正是她的"婆家"；"丈夫"及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她忘我地做着革命工作，于解放前夕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时被捕，后即被杜天鸿下令杀害。
叶五巧的形象是饱满的，有血有肉的。她成功地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优美、善良、纯朴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她的真挚、忘我，正是中国妇女美德的核心。她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一生都将千花万朵贡献给他人，自己却被当作泥土受践踏，但最终她意识到自己是"人"，这时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生命都绣进了共产主义事业。叶五巧的成长是中国农民参加革命的典型再现，她的形象具有较深的社会意义。
这部小说故事曲折、感人，边远小城的风情写得活泼、亲切，栩栩如生，作者的艺术风格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在创作的道路上，李纳整整跋涉了将近五十年。她的作品不算多，已经出版的只有两个短篇小说集，一个选集，一部长篇小说，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与人合作）及一些未辑集的短篇小说和散文。1979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她对我说："我很难过，我的作品太少……"这句由一分谦虚、一分真情、一分自勉组成的话，她对我讲过多次。但每次都使我痛苦地思索很多：社会应该给作家创造条件，让他们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然而她的生命无故地被减去了十岁。
她在《李纳小说选·自序》中也说："重新翻阅我的短篇小说，我真是惶恐不安，好像一个母亲，看到久别的儿女竟是那么孱弱，那么丑陋，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说真话，自从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起，……我多次感到我走的是一条力不胜任的路。走这条路，不但需要刻苦，还需要才能。我后悔挑选错了，应该及早回头。可是爱上这一行的都知道，既然爱上了，就永远也放不下这份感情。"她还把作家们比做去赶集的人，说"和我一同起步的早已跑到前面去了；比我后起步的也已赶到前面去了。我怀着喜悦和感激目送他们。"
一个作家，当他成名之后，很需要这份谦虚，永不固步自封，时时想着无止境地贡献自己的精神。李纳正是怀着一颗艺术家的良心去进行创作的。她是在用"心"写自己的人物，"描写普通人的生活，揭示他们的精神美"的。"作家应该寻找人们心灵的珍珠"，李纳正是这样一位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寻找者。当这篇文章结束时，我又想起了李季的话："李纳是有才华的，但才华的发展并不顺利。你看这场'革命'（指'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她扼杀。现在好了，你瞧吧，她一定会写出佳作，以飨读者……"
1984年12月，第四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她被选为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那时她是作家出版社的编审。离休后在家读书、写作，相继写出了纪实长篇《朱丹传》及一些散文。1995年4月11日她在给我的信里说："自朱丹去世，接着相依为命的母亲又撒手离我而去，我的生活中一下少了两根支柱，在情感上简直有点难以承受。但，人总要活下去，而且既然活着，就要活得像个样子，所以也努力拿笔，写点什么。这倒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安慰自己。"
诗人李季早已仙逝，但他的预言还在我的记忆里。李纳虽然远离了一会儿热闹一会儿沉寂的文坛，但她还在生活的大海里，自得其乐地打捞着属于文学的珍珠……
1980年10月26日
1995年5月1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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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郑敏
孙瑞珍
一
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香港的一本文艺杂志上，读到女作家钟玲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灵敏的感触——评郑敏的诗》。女诗人——郑敏的名字，第一次印入我的脑海。
作者回忆道："搜集资料的时候，我由美国的图书馆里，找到了抗战时期崛起的女诗人郑敏的作品，即194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本。当时我惊喜交集。喜的是，在海外竟能找到这三十多年前的版本；惊的是，这么出色的诗人，我在台湾由小学念完大学，居然听都没听过她的大名。我们把郑敏与冰心、白薇及台湾女诗人林泠、囗虹等的诗，都译成英文，收在那本集子里。更没想到的是，九年后的今天，欣闻郑敏的消息，知道她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并且还能读到她的近作"。
郑敏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要教授西方文学。丈夫是清华大学教授。她的家住在清华大学职工宿舍一座普通的楼房里。因身体不好，多年蛰居家中，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写诗是她的爱好，是她生活上的需要、一种美的陶冶和享受。她拿出一本厚厚的诗稿给我看，我和她一起品尝几十年来生活中、事业上的欢快、幸福、痛苦和辛酸……
1979年秋天，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氵是、陈敬容等几位老诗人为编辑《九叶集》找到郑敏，他们举行了平生第一次集会。这些诗人早在四十年代就情趣相投，风格相近，相识相知了。围绕着当时上海、北平、天津颇有影响的文艺刊物《诗创造》、《中国新诗》、《文学杂志》、《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和《文汇报·笔会》而形成一个流派，但由于环境困厄，却未能聚集一堂。这次集会，大家颇为激动，无限感慨。郑敏在回家的路上构思了她沉默二十多年后的第一首诗，表达了由衷的兴奋——《诗啊，我又找到了你》。
绿了，绿了，柳丝在颤抖
是早春透明的薄翅，掠过枝头。
为什么人们看不见她，
这轻盈的精灵，你在哪儿？在哪儿？
"在这儿，就在你心头，"她轻声回答。
……
让我的心变绿吧，我又找到了你，
哪里有绿色的春天，
哪儿就有你，
就在我的心里，你永远在我的心里，
……
有你在我身边，我将幸福地前去……
从此，郑敏在阔别了二十年后的诗坛上，又公开露面了，在《诗刊》、《海韵》、《八方》等海内外刊物上，不时地见到她的新作。在沉默的日子里，郑敏共写了百余首诗，有不少没有发表。她说："这些诗，只是我心灵上的点点火花，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拿出来发表，只是想把它记录下来，留作纪念也好嘛！"这些诗中有白描式的写景状物，也有含情脉脉的絮语抒情；有对善恶、美丑的赞颂和鞭挞；也有对人生意义的回顾和探求；有低回的纤弱之音，也有激昂、振奋的高歌。
我和郑敏见面的次数不多，但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乃至衣着打扮，房间陈设，都给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独特的生活环境和对于西方哲学及文学的深厚造诣，培育了诗人的性格，形成了有特色的诗风——细致、缓慢、蕴藉、含蓄。诗人善于在具体、丰富、新颖的意象中，展开联想翩翩的画幅，把人们带到清新、深沉的境界中去，人生的哲理寓于其中。
二
郑敏生于1920年9月18日。祖籍为福建闽侯。父亲是留法学生，回国后在河南省六河沟煤矿任工程师。六河沟煤矿地处山区，周围是贫苦的农村，农民住的是破烂的窑洞，而郑敏的家却住在矿区城市化的洋房里。他们一家与穷苦的矿工几乎毫无联系。那时煤矿的设备极其落后，工人的生活更是目不忍睹。这一切，在郑敏的幼年生活中投下了磨灭不掉的阴影，旧中国的贫穷、饥饿、兵荒马乱、满目疮痍，勾勒了她记忆中的画幅。
在这狭小的生活圈子中，郑敏没有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更没有跟自己一块嘻笑打闹的小伙伴。陪伴她的只有一个年近半百的保姆，高兴的时候，她跟保姆一块说笑、玩耍；寂寞的时候，她依偎在保姆的身旁，听她谈天说地。她的保姆是北京旗人，知道不少北京城里的趣闻，郑敏百听不厌。她从这些故事中寻找欢乐，发泄忧愁。这些人、这些事，成了她幼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郑敏长到十岁，早已超过了上学年龄，但她的智力还未得到开发。为了上学，这年夏天，郑敏跟随母亲回到北京居住。十岁才上小学一年级，确是太迟了。按照年龄和个头，她被编入小学四年级的一个班里上课。学习一段时间下来，成绩很差，免强跟班也不可能，周围的同学们又常常嘲笑取闹她。这对一个从小就娇生惯养的独生女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不愉快的学习生活大大刺激了她，她不愿意在这儿继续学习下去了。母亲非常着急，暑假时，请来了补习教师，为郑敏补习小学课程，母亲倾尽全力为这朵迟开的花浇水、施肥。郑敏的功课很快赶了上来。开学后，母亲为她转了学，到了新学校，郑敏的成绩在较好的水平上，跟班上的同学渐渐熟悉起来，来往也多了。从此，她开始了较之过去广阔而舒畅的少年生活。
北京的生活留给郑敏的记忆是深刻的。她每天坐洋车去上学，对拉车的车夫们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感，她后来创作的许多诗中的艺术形象是取材于这一时期的生活的，如《人力车夫》、《清道夫》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祖国国土沦丧，广大人民无家可归，到处流浪。郑敏的父亲也无法在六河沟煤矿安身了。他辞去了煤矿的工作，全家搬到了南京，父亲先在安徽蚌埠，后又到了淮南煤矿工作。郑敏随母亲在南京定居下来，跳一级，考入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初中一年级。
中学阶段的学习，开阔了她的眼界和胸怀。她阅读的兴趣很浓、很广，世界知识、世界文库，她都广泛涉猎，以满足急速膨胀起来的求知欲。与此同时，她还深受一位国文老师和地理老师的影响，对文学和世界各地的知识产生较为浓厚的兴趣。她的字写得并不好看，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很强，得到老师的青睐。她经常写些讽刺小品。一次，教育局长来学校演讲，告诫学生们不要只讲权利，要多讲义务。从小受父亲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郑敏，对此很反感，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教育局长的观点。
抗战时期，郑敏到了重庆，入沙坪坝南浦中学学习，在孟子孙老师及进步同学的鼓励影响下，参加了一些学联组织的进步活动，她参加这些活动的思想动机是很朴素、朦胧的，仍然限制在争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内。
1939 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学习外国文学，入学后又转人哲学系，攻读西方古典哲学。西南联大是一所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学校，那里集合了不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的思想敏感，学术空气活跃，各种社团遍及校内外。活生生的现实，如大海的浪花猛烈地冲击着郑敏稚嫩的心灵。她一方面感到社会的冷酷和严峻，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一方面又迷惘和困惑，她决心作一个冷静的社会观察者，渐渐地远离社会斗争的漩涡。她把自己的愤懑、忧悒、彷徨和期望，倾注在内心，她开始写诗了。
冯至先生是她的德文老师，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她始终和冯先生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她经常把写好的诗拿给冯先生看，冯先生也不断地给她指点和鼓励。她的诗，在一段时间内愈发多起来了，大都是抒情诗，登在昆明的报纸上。
污浊的现实与郑敏纯真的幻想，猛烈地碰撞起来，她十分茫然，内心非常苦闷。"今后的路，将如何走下去！"她开始了深深的思索。最后还是采纳了父亲的意见——去美国留学，继续攻读外国文学。
1943年，父亲卖掉房产，为郑敏凑足去美国留学的路费，自己退休回福建老家。郑敏只身一人，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入美国布郎大学学习。到美国以后，由于家庭经济来源断绝，她不得不半工半读。
四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紧张的竞争充塞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渗透到每个人的毛细血管中，郑敏对这里的生活环境很不习惯。为了糊口，她匆匆忙忙地上完课就忧心忡忡地赶去做工，然后，再拖着疲乏的身躯走回宿舍。"这和她多年来幽静的书斋生活十分不协调。郑敏先在一个小饭馆为老板收款、算帐，因为她的数学不好，加上心情紧张，所以第一天下来就错了帐，郑敏感到不能靠吃这碗饭过活。后来又改去首饰厂穿珠子，为工厂数电容器，给饭馆洗碗。穿珠子或数电容器都是十分紧张的劳动，干起活来，连厕所都不能去，吃饭也得在原地吃，每天有定额，而且不能有误，如果出了差错，就要扣除工资。
在美国学习期间，她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争得人格的尊严，是多么的刻不容缓呀！郑敏在半工半读期间，不仅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尝到了生活的困窘和艰辛；而且处处遭到别人的白眼和冷遇。刚到美国时，她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老太太见她很穷，时刻提防她，恐怕她交不起房钱，最后还是把她赶了出去。郑敏只好又搬到青年会宿舍去住。在艰难度日中，她结识了不少华工，与他们眷恋祖国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海外漂流了大半生，积攒了一些钱，渴望抗战胜利后回国看看，但国民党当局却百般刁难，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有些人经受不起，只好又返回异国他乡。郑敏对这些父老同胞，寄予深切的同情。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更使她激动不已，她思索着自己将来的命运和归宿。
1950年后，郑敏转入伊利诺州立大学继续读研究院，直到1953年，才完成英国文学硕士论文，获布郎大学硕士学位。这时，她已跟学习自动化原理的中国留学生——童师白结了婚。美国对这些科学工作者看管得很严，每三个月就要向主管部门进行一次汇报，使当局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一个假日，郑敏夫妇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兴奋。她顿时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腰板硬起来了——民族自豪感，在心头油然而生。中华民族新生了，郑敏夫妇和千千万万游子的心也复活了，想方设法也要回到祖国去。他们先向移民局递交了申请书，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先是不准离境，后又同意离境，但限制在十天以内，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明明是阻挠。但思念"母亲"的心太切了，夫妇俩毅然决定丢下两人辛辛苦苦筑起来的"窝"，匆忙启程。索绕在他们头脑中的念头只有一个，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身边去。"母亲"再穷，也是自己的，儿女是不会嫌弃的；美国再阔也是人家的，寄人篱下的日子已经过够了。郑敏曾说："在美国过的总好像是试管婴儿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回国后，她被分配在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工作，壮志未酬，报国之心正盛。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接踵而来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狂风暴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斗争……郑敏先是站在局外，冷静地、真诚地看待这一切，慢慢地也被卷进去了，她诚心诚意地接受改造，有些想不通的地方尽量想明白。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郑敏的思想感情与理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祖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每天都有"卫星"上天，亩产"超千斤、上万斤"，她欢欣鼓舞，自己也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白天她跟大家一块劳动，夜晚灯火通明，跟农民一块参加夜战，她精神振奋；但回到村里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农民被迫拆房砸锅，愁眉苦脸；自己每天只能吃两餐白薯，广大农民更是连瓜菜也填不饱肚子。她在思想上产生了问号："这样跃进能够持续下去吗？"但这种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行动还得尽量跟上。1960年她从文研所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以后又参加"四清"运动，两次下农村，接受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她和广大知识分子一道经受了考验，虽几经折磨和摧残，总还算平平安安地过来了。今天她虽已年过七旬，但属于诗人的心却是永远年轻的。
三
郑敏是抗战后期崛起的大后方学院派青年诗人中的一位。她与杜运燮、穆旦等属于昆明湖畔的一组，被称为和谐的"三重奏"，"杜运燮比较清俊"，"穆旦比较雄健"，"而郑敏最浑厚、丰富"。1949年唐氵是在《郑敏的静夜里的祈祷》中谈到郑敏的诗及其风格时说："郑敏的诗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的一刻历史性的平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于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流涌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静凝。"她是一个"用清明的数学家的理智来写诗的诗人。……在她的诗中，思想的脉络与感情的肌肉常能很自然和谐地相互应和……她虽常不自觉地沉潜于一片深情，但她的那萧然物外的观赏态度，那种哲人的感喟却常跃然而出，歌颂着至高的理性。"
郑敏的早期诗作大部分写于1943年前后，即她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194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之——郑敏《诗集》（1942-1947），共收录其六十二首抒情诗。按其内容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类。
抒情的诗，这类诗主要是通过意象表达作者情感生活方面的经历，特别是内心的波动、疑虑和领悟，如《晚会》和《怅怅》。这类诗在整个诗集中的比例不大，因为作者很快就被一些内容更深刻的感情所吸引，转入思考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人生感受和疑虑，如《寂寞》、《云彩》、《幻想曲》等。诗中充满了对立感情矛盾，作者却将这种矛盾在艺术中统一和谐起来；更多的是对内心矛盾、矛盾中的思考、感情上的冲突的描写。从这组诗里，看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作者内心感情的画面。作品的基调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内省、沉思和忧郁。
另一组诗是对历史及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这组诗更直接地联系到现实的历史，较之前一部分深沉、凝练，诗中的意象也更扎实，更接近于社会生活。哲理比抒情更多一些，如《清道夫》、《贫穷》、《生命》、《死难者》、《小漆匠》、《人力车夫》、《噢，中国》等。这些诗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变化的认识及对黎明到来的呼喊和渴望；同时也表达了对贫穷弱小者、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悲惨境遇的同情。从这些诗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诗人的精神是奋发的、昂扬的。
还有一类是为一幅画、一尊雕塑、一首乐曲所写的诗。如《荷花》、《献给裴多芬》、《垂死的高炉人》、《雷诺的少女画像》等，这组诗是借以表达作者的憧憬和希望的。
郑敏长期从事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增进了她对西方文学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借鉴、吸收了西方文学表达情感的方式；同时莎士比亚与浪漫派诗人及十七世纪姜·顿和二十世纪T·S·艾略特等人的作品对她影响也很大；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她喜欢李商隐的丰富意象和杜甫的悲愤情怀，也从中汲取了养分。
多年来，郑敏对中国的新诗有许多精辟、独特的见解，渗透在她的诗创作的字里行间。
她主张诗要含蓄、朦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千姿百态的，人的感情也是千变万化的，只有含蓄、朦胧，才能更符合生活的真实。这样的诗，读起来才有余味，有嚼头。
她主张诗要有丰富的意象和多样、浓重的色彩，诗要像油画和雕塑。要在丰富的意象中寓以深刻的哲理，而不应是赤裸裸的逻辑推理。这样的诗才能表达浑厚、深沉的思想。
她主张写诗切忌平铺直叙，诗要有高潮。诗人用以表达感情的方式，常常是倏然的，跃动的，要在平凡的写实中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称之为"一波三折"。
郑敏这些关于新诗的见解对于繁荣诗歌创作大有稗益。现在，她自己仍身体力行，努力实践。近年来，她在国内外刊物上先后发表了百余首诗，郑敏八十年代以后的诗，其思想更加深沉，艺术更加完美，独特的风格更加具有魅力。结集出版的有：《九叶集》（九人合集；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八叶集》（八人合集；1984年，香港三联书店）、《寻觅集》（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心象》（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早晨，我在雨里摘花》（1991年，香港突破出版社）。
这些诗概括了她几十年的创作生涯，抒发了诗人新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延续了她早期诗作的含蓄、深沉，充满自然辩证法和人生的哲理。她的诗充满激情，给人以欢乐、明快的节奏感，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对于她早期诗作的幽暗，甚至晦涩有较大的突破，完成了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自我超越。
多年来，郑敏如同一片平凡的叶子，不断为文艺百花园增添一丝丝新绿。她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仍然勤奋地写作，并撰写一些有关西方文学和古典哲学方面的论文，如：《意象派诗的创新、局限及对现代诗派的影响》、《英美诗创作中的物我关系》、《诗的内在结构》、《诗的高层建筑》等。她还翻译一些诗歌，深受读者喜爱。
常青的松柏迎着狂风暴雨也能茁壮生长，而浓艳、芳馨的花，却要在适宜的环境里才能竞相斗妍。郑敏在孜孜不倦的追求中，获得诗歌创作的再度辉煌，属于诗人的心永远是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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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杲向真
阎纯德
把一生的爱和心血，毫无保留地献给儿童文学创作并有其成就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就女作家而言，除了冰心，我们还可以数出黄庆云、葛翠琳和杲向真等人。总之，可谓真正是寥若晨星。
杲向真已经七十多岁，她在她的智慧和为孩子们的辛勤耕耘中，有一个永远的"童年"，因此被人称为"上帝的孩子"。
从1978年我便开始追踪这个"上帝的孩子"；我已经累了，她却还在连跑带跳地向前奔。1992年11月18日，北京作家协会组织召开了"杲向真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但这不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是她创作文末的句号；肯定也好，鼓励也好，安慰也好，对这位受人敬重、孩子爱戴、淡泊明志、不卑不亢、不惊不躁、安之若素的她，荣和辱并不重要，她只有慈母的情怀和写作的真诚。
我重新认识她，也从头数起她的足迹。
星期日，一个普通的早晨，七点来钟，北京图书馆门前，已经排了个二百多人的长蛇阵。长队的第三十人，是一位不讲究服饰、两鬓斑白的妇女，书包里装着鼓鼓囊囊的书稿，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从她那沉郁的面部表情里，发现一丝淡淡的笑意。等大门开了的时候，后面的人流突然变成一个浪头，她夹在人丛中，被左推右撞地带了进去，衣扣也挤掉了两个。她，就是刚刚重返文坛的女作家杲向真……
白皑皑的灰石山，绝色的田野，一条琥珀色缎带般的运河，一簇簇浓密的树荫遮掩着的村庄……那是她的故乡：江苏省邳县窑湾镇。
1920年，中国还是一片黑暗。在窑湾镇一个很穷的家庭里，杲向真诞生了。她的老家原在邳县农村——杲堂子。据说杲姓的祖先本姓颜，唐朝安史之乱时，大书法家颜真卿的从兄颜杲卿因触犯了皇帝，要抄杀满门，才不得不去掉颜字，以杲作姓，逃散各处，有一支在邳县农村安了家，以后这村子就叫杲堂子。
杲向真的父亲没有固定的职业，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当店员，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生下三男三女。杲向真排行第四，原名杲淑清，因母亲早逝，生日不详。但参加工作后，那些表格上，她的生日总是写着：9月28日。那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国难当头，在武汉，她结识了一位朋友，以后成了她认识和信仰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这位朋友给她取了一个寓意颇深的名字——向真。在人生的长途上，为了纪念这位可歌可敬的老师和他们之间的纯真的革命友谊，她把他们相遇的日子9月28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窑湾是一个小乡镇，镇中心有一条一米多宽的石板路。街道两旁店铺里的人，站在柜台里就可以互相对话。穷人不能住在镇子里，她们全家住在镇外一间半出门就是运河的茅草屋里。房顶经常被讨厌的风撕破，下雨天，草屋便成了"水帘洞"。这个穷家是穷人的一切，它给杲向真留下一串难忘的储满运河风光的记忆。浅浅的运河水，只要把裤腿卷到大腿根儿，就可以趟水过河。河那边是碧绿的田野，远处影影绰绰的是她叫不清名字的村落……她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我家很穷，但穷人家的孩子却有自己的乐趣。我从小就没有受过封建礼教的约束，我在运河里摸鱼捉虾，同小伙伴打水仗，爬梯子在屋檐下掏麻雀，在乱石堆里逮蛐蛐，和男孩子一样……"
九岁那年，她进了镇上一所收费不多的耶稣堂小学。但童年的乐趣并没有因为读书而消失，仍喂着一只小麻雀。当它能展翅高飞的时候，便把它的翅膀剪短，使它能飞，却飞得不高、不远。清晨，把它撤上屋顶，任其嬉戏、觅食、晒太阳；放学回来，只要唤一声，它便飞下来，站在食指上，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亲昵地望着她，啁啾着，等待着给它喂食。小麻雀是她童年亲密的伴侣。每当她看到庭院里自由雀跃的鸟儿，她便想起自己的童年和那只爱鸟儿——小麻雀。
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是不能没有母亲的。但是在她十岁时，家庭遭到了不幸——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为了还债，父亲把家中的床铺、桌凳和炊具都抵了债，幸好是夏天，一家人在天主教堂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住了一夜，天一亮，她便同哥哥、姐姐到了南京，一起进了贫儿教养院。这所贫儿教养院，是为了纪念黄克强（黄兴）烈士，由他的夫人徐宗汉女士用募捐得来的钱款筹办的。收容的儿童，多是与黄埔军校军人有关系的遗孤。他们是由堂哥——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介绍进去的。在这里，她第一次从一位老师那里知道了世上有穷人富人之分，模模糊糊地懂得了阶级，听到了共产党的名称。这位名叫李涤尘的老师（是章蕴的丈夫），于1933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是他，在那颗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播下如何认识人和社会的种子。他们进贫儿教养院不久，堂哥因为有"亲共"嫌疑而被捕，关进了南京国民党陆军第一监狱。后来他们去探监，杲向真才看到这位可敬的堂哥。她头一次看到监狱，这时，旧社会的黑暗像凶猛的潮水涌进了她的心海，淹没了那颗由童年生活塑造成的欢乐的灵魂，产生了对统治阶级的仇恨。
1935年，杲向真考进南京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当时报考的资格要二十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她实际上没有读过几年书，只是在考前攻读了《投考指南》一类的书籍，为了求生，虚报了年龄和学历，才被侥幸录取。经过一个月的试读，发现她年龄太小而令退学，后来由于她诚恳地写信申诉理由，又因有些学员不能吃苦而退学，这样她才又被招回学校。
自幼丧母，家境贫困，都影响着她。到了少女时期，她除了学习刻苦、勤奋外，还养成愤世嫉俗的孤独性格。这时，一位朋友介绍她读鲁迅的小说和苏联革命初期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是她进一步认识世界的钥匙，使她获得了在人生的海洋里搏斗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环境里，她孤独地生活着，沉默地学习着、成长着，也战斗着。她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丽达等许多人物，都曾强烈地激动过她。后来，她陆续读了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等人的作品。这些大作家把她引到了文学的百花园，使她迷恋。《安娜·卡列尼娜》、《斯巴达克思》、卡特玲斯卡雅的《勇敢》、契诃夫的短篇，她都看过好几遍。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是她特别喜欢的一部作品。她激动地回忆说："书里的几个孩子（包括大人）写得那样生动，结构那样精巧，曾使我激动得要写信给这部书的作者……"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中国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这时她从助产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湖南长沙卫生实验处的一支医疗队工作。在去长沙途中，她看到许多动人的抗日救亡的情景。在一个火车站上，她遇到一队为抗日募捐的小学生，那感人的场面使她流泪，使她热血沸腾，学生们情真意切的语言，就像抗战胜利的锣鼓，在大地上震响。深受感动的杲向真，挥笔写下第一篇作品《小小募捐队》，发表在1938年在湖南长沙出版的《观察日报》文艺副刊上。这篇散文通过一支少年学生为抗日募捐经费的活动，反映了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这是她从事业余创作的开始。此后，她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
医疗队是一个接触面十分广泛的社会细胞。在这里，她遇到过各种人，使她扩大了视野，丰富了社会经验，为创作长篇积累了生活。
1939年初，她转到中国红十字会医疗五十九队工作。这个医疗队在湖南农村流动巡回医疗，对象是农民，也有从火线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的伤病员。医疗队驻在长沙近郊麻溪铺时，她开始动笔写她早已构思的长篇小说《灾星》。
麻溪铺是一个小山村，村前是公路，村后有大山。这时，生气勃勃的杲向真，热情高涨，精力充沛，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写作。她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那时我才十九岁，对创作好像入了迷。每天清晨，天一亮，我便带着纸和笔爬到麻溪铺后无人的山坡上，坐在地上开始写，直到医疗队门诊开始，我才下山。晚上的业余时间我也不肯放过，别的队员都到田间、公路上散步去了，正好留下一片静谧的空间给我独自享用。我在灰烟绦绕的小桐油灯盏下埋头写着，楼板下面是猪圈，猪仔哼哼卿卿地弄出很多不悦耳的声音，时时搅扰着我的文思，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1940年春，她的心血变成了《灾星》的初稿。这是生命开出的花朵啊！当时一位编辑在给她的信中说："在我读过的一些小说中，能够使我不肯释手而一口气读完的，似乎没有几本，而这《灾星》，却是其中的一本。我觉得这部作品写得相当融和和瑰丽，人物的描写，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已经把抗战初期投身战争的青年男女的群像刻画出来了。整体结构似乎松懈一点，但几个场面是写得很紧凑的。在你的文学生涯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宝贵的收获。"这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开始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青年生活》杂志上连载，后因湘桂撤退而中断，稿件被遗失。
1940年夏，杲向真转移到桂林，朋友们替她在卫生署医疗防疫队找到了工作。不久，她写了一篇揭露一个医疗队长借为人民谋福利之名，假公济私，搜刮人民的钱财，过腐化生活的小说，这篇小说在聂绀弩编的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上以"胖实"的笔名（是聂绀弩给她取的名字）发表出来后，触怒了医疗队长，他认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写的他。他通过关系，在报社了解到小说的作者"胖实"就是杲向真，于是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啪的一声扔到桌上吓唬她，阴着脸，恶狠狠大发雷霆：
"你为什么写那篇小说？"
"我反对贪污。"杲向真泰然回答。
"你侮辱人格，破坏我的名誉！"
"小说的人物是虚构的，"她解释道，"我到队里还不到两个月，和你接触很少，也不了解你。"
"现在你不是我这里的队员了，我宣布开除你。"这时，一只皮毛油亮的肥硕大花猫从里屋跑出来，在他的腿上踏着，竖起又粗又长的尾巴咪咪地叫着。这是医疗队里人人皆知的他用救济病人的奶粉喂大的猫。
"你被开除了，走吧！"他下了逐客令。
"不！"杲向真寸步不让地说，"不用你开除，我不干了！"
杲向真像自由的鸟儿一样，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那个医疗队。她的感情激荡着，没想到文艺作品有如此大的力量，竟使人觉得和她写的小说里的人物相像，愤怒成这样！
以后，她一面在中学教书，一面以儿童生活为题材进行写作。
四十年代初期的桂林，她认为是她在文艺创作上的黄金时代。这时，她认识了邵荃麟、葛琴、聂绀弩、骆宾基等作家，他们都热情关怀和鼓励她创作。1943年至1944年，她写了十几篇反映旧中国儿童苦难生活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青年生活》和《新道理》上。这些作品，于1949年由文化供应社汇集成册，取名《带臂章的人》，以"杲岚"为笔名出版。
湘桂撤退后，她辗转到四川，先在达县省立中学任教一年多，1946年8月，到重庆市立医院当助产士。在这里，她接触了一些同事们的孩子，以小小说的形式写了《小鹰》等儿童生活故事二十多篇，发表在聂绀弩编的重庆《新民报》副刊上。这时期她还发表散文，并以"万尼亚"笔名发表诗歌。
在这座医院里，她组织了文艺小组，学习进步书刊。1947年1月，重庆市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她组织医院的医务人员捐款、救伤和慰劳。这次募捐的款目和名单登在《新华日报》上，她用的名字是"向岳"。为此，院长把她调遣到重庆南岸龙门浩莲花山卫生所去工作，算是对她的惩罚。但在这个"世外"的社会里，她却找到了真正的生活，接触了在大城市里难得遇到的人和事。
这个卫生所在山上的一座庙里，后院住着被关押的人和许多看管犯人的士兵。杲向真在那里只工作了半年，却胜过了好几年的生活。她所接触的不少人的形象，至今还活跃在她的记忆里："有一个被打伤了的青年人，每天被看守的士兵押来换药。这个年轻人的手指和脚趾都是黑的，现出严重的溃烂和脓肿。一次趁看守不在跟前，我问他犯了什么罪被吊打成这样，他告诉我他是种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打共产党，开小差被抓住了。他们拴住他的手指和脚趾，脸朝下吊起来往死里打……在这里，我也看到了凶煞恶神似的保长。他的老婆难产，但他舍不得花钱送她进医院，把我找去了。当我说明卫生所没有处理难产的设备，劝他立刻把产妇送到医院时，他竟跳起脚来骂了我许多难听的话，还说我白拿了公家的钱，我走远了，还听得见他站在门口叫骂的声音……"在那里，她还见到一贫如洗、无力求医的老百姓，他们那牲口棚般的住所、饥饿的面色、无助而绝望的眼神……这一切都刺激过她，使她心底原有的朴素的爱憎，变得更强烈。后来，在她发表的《母亲》、《母婴篇》以及《你好啊，故乡》里，都有这一时期生活的浪花。
1947年10月，她到了成都，编辑新创办的一家进步报纸《西方日报》副刊《西苑》，直到该刊被四川反动当局查封为上。她把《西苑》作为斗争的阵地，发表了不少作品。这时期她以"向真"的笔名发表小说和散文，以"二丫"的笔名发表杂文，以"高抗"的笔名发表诗歌。
1949年底，她兴奋地迎来了成都的解放，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即到《川西日报》任副刊编辑，并被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吸收为会员。1950年春调到北京，在《学习》杂志社编辑部工作。195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这年冬天，她到四川渠县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熟悉了农民过去悲苦的生活，扩大了视野。1953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参加张天翼、谢冰心领导的作协儿童文学小组的活动，在创作上，他们给了她许多关怀和爱护。她也一直把老作家陈伯吹视为老师，在给他的信里说："虽然你没有在课堂上给我讲课，但是当我在创作的道路上彷徨的时候，是你鼓舞了我继续前进，当我对创作消沉、失去信心的时候，你给了我热情的关怀和亲切的督促，你是我真正的老师！"
这一年，她在解放后写出第一篇小说《小胖和小松》。初稿得到了邵荃麟、葛琴的肯定，并鼓励她多为孩子们写些东西。当这篇优秀小说在1954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的时候，她正在月子里。朋友们向她祝贺，说她生了一个儿子，又发表了两篇作品（另一篇是关于介绍一本列宁著作的文章，发表在《学习》杂志上），于是她把作品里小主人公"小松"的这个名字送给了自己的儿子。
《小胖和小松》发表后不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便出了单行本，后来天津、上海、北京的各大出版社都把它收入了选集。这篇小说写出了新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友爱的关系，作者用一系列精彩的细节描写，织成一个十分生动感人的美好故事，小主人公的形象与性格栩栩如生，鲜明、生动地表现了人关心人，人人爱护下一代的主题思想。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杲向真说："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小说的形象主要是从我的大儿子小林身上吸取的。有一次我的女儿和一个比她大一点的女孩到王府井买东西，回家时天黑，两人在路上失散，大人沿路去找，在金鱼胡同西口的交通警察岗上找到了她。那时的十字路中间有一个大圆盘，交通警站在圆盘上指挥交通，我女儿就坐在那个大圆盘上，忙碌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等着值班的警察叔叔下班后送她回家。在写《小胖和小松》时，我把人物、环境都变换了。我觉得在公园里，主人公有更广阔的天地展开活动，使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现，使人物更加真实、丰满……"
这篇作品在1980年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获得了一等奖。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是不能离开生活的。杲向真虽然没有机会长期地专门深入生活，但她也从不放过一切可能有的机会。1955年后，她曾在北京棉纺二厂深入生活，先后担任过该厂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和子弟学校校长。在子弟学校，同老师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交了朋友，工作的责任心和生活的乐趣，作家的灵感和童心融为一体，孩子们的性格、美好的思想感情，都一起涌到了她的笔下。这时期她一连写了《春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和《节日的礼物》等引人入胜的儿童短篇小说。其中后两篇，都是在生活的直接启发下写成的。她想在院子里种点向日葵，见人家种的长得老高，花盘结得那么大，很是羡慕。可是别人劝她甭种，说种了也是白种，一长出苗来就会被院里的孩子糟踏了。由这点启发，再加上平时接触的生活，当它们一联系起来，便构思成著名的《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节日的礼物》是作者受自己的生活启发而写成的。杲向真说："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看见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坐在玩具店外面的地上嚎哭，一位农村妇女拉他，他怎么也不肯起来。我问她，孩子哭什么，她说他要买玩具。我说：'你就给他买一个吧。'她着急地说：'拿什么买呀！我们一大早打农村来，扯了些布，回去还得坐车呢！：孩子继续哭闹着，我叫他们等着我，便急忙进玩具店买了一辆鸭鸭车送给了孩子。他立刻不再哭了。当那妇女还没有从惊讶中醒悟过来，我已经挤进了人群。后来我把这件事加以虚构，写了这篇小说……"
大地上的路是曲折的，生活的路尤为坎坷……
1956年，杲向真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同年调到北京市文联工作。正当她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奋发向前，在儿童文学这块园丁不多的园地上勤奋耕耘并有可喜收获的时候，她遭到了被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就因为在1957年整风时，她对市文联的一位领导工作上的缺点提出了意见，到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虽未被补划为右派，却遭到了报复。
那时候，有口不能言，徒有一根舌头，她在党中央的身边，却找不到母亲。她永远不懂："给领导提意见，为什么就是反党！我如堕五里雾中，我痛苦、茫然。从此，我背上了'反党'的包袱，羞于见人。在家庭里也抬不起头来，觉得委屈了孩子。我把自己和世界隔离起来，成了真正的孤儿。也从这以后，我变得更喜欢孤独和沉默寡言了。"
她的精神和感情都受到了创伤，但是她却不愿让自己年富力强的生命白白虚度。她常常自我安慰："组织上是个非党员，可在思想上要做一个真正的党员。"在以后的几年中，她无声地、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人前从不多说一句话，业余时间她默默地创作着，先后发表了《在灰色的日子里》、《春夜》、《母婴篇》、《好秘密》、《你好啊，故乡》、《母亲》、《刃磨》、《快乐的小鸡》以及一些短诗、散文和评论文章，其中有的还被译成外文。在创作上，她是一位从不满足的人；另外，让劳动的欢乐滋补伤痕，充实生命，给孩子们多写东西，是她生活的唯一乐趣。
1966年，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燃烧起来。杲向真同许多作家一样，没有能避开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袭击。开始，她被怀疑为漏网右派，曾经多次掀拽拉扯，到1969年5月，就随着北京市第＿批下放干部到门头沟区上苇甸公社黄土台大队劳动去了。那里是山区，黄土台就是高山坡上的大土方，台上住了五十来户人家。台上的房屋随着起伏的山势而筑，重重叠叠，煞是好看。村庄四周环山，山上长满了果树，一到春天，五颜六色的果花和天上的云霞相映生辉。山涧有条清澈透明的溪流，冬天溪水成冰，村里的孩子们坐着自制的滑冰车，在冰面上嬉戏，山涧荡满了笑声。
杲向真在这里劳动了十个月，同社员、孩子都建立了纯朴的感情，因此她深深爱上了这个小山村。她知道，解放前谁家外出讨饭，抗日战争时谁在深山打游击，谁家的孩子差点儿掉进小塘淹死，谁家的小伙子结婚反对铺张；她知道，哪一块地的土质好，哪棵树结的苹果甜。她和社员一块修整山地、打眼放炮，一块儿躲在山岩后面笑着满天纷飞的碎石；一块儿提着篮子在密密的杏林里检杏核，淘气的孩子一边检一边把杏仁塞进她的嘴里；他们一块儿坐在场院里剥脱核桃的外衣，品尝甜嫩多汁的鲜核仁……在这个美丽的山村，她度过了愉快的时光，积累了生活。
后来，她到干校劳动了四年。1974年，北京市人事局开始考虑她的工作分配问题。她的档案先后送到北京出版社（当时叫出版办公室）、市文化局，都被退回，接着是《北京文艺》、三废办公室、市区文教局、区文化馆……全都拒绝接受她。人事局的干部叹着气说："女同志过了四十五岁就难分了。如果你恢复了党籍，也会好办……"杲向真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她从十七岁走上工作岗位，还从来没有在家里闲呆过。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工作"就是幸福！但是，在"四人帮"暴虐的统治下，她"失去了"，竟找不到任何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多么可怕！杲向真说："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我既不能使自己变得年轻，也没有能力使自己恢复党籍。但这样无所事事地闲散在家，混日子，真会把我逼疯。"好心的人事局干部总希望安排一个离家近、适合她的特长的工作，但在当时毫无希望。杲向真热烈地渴望着工作，她对人事局的干部说："不管什么工作，什么单位，也不管多远，只要我能胜任，就可以，决不挑挑拣拣。"人事局的干部不以为然地反问："石景山区倒是要人。那里离城里四五十里，谁都不愿去，你去吗？""可以！"她欣然同意了。回到家里，她又给人事局的干部写了恳切的、充满了革命热情的信，讲革命不应怕艰苦，不能只在家门口干革命等道理。最后，她终于到了石景山古城二中。
1975年，刚刚进行大反师道尊严的运动，一般学校的纪律都不好，古城二中也不例外。开始，她在政治思想教育组，协助宣传队工作。宣传队的工作都是抓打群架、破坏公共财产、偷东西、要流氓的学生。她坐在办公室里，每天"接待"的都是被打得鼻青眼肿的学生，时时听到打碎玻璃的声音，或在楼道里大声喧嚷、奔跑的声音，她觉得神经紧张，心底惊慌。教学很难进行。所有的老师都为青少年担心，为国家的命运忧虑。在她上课时，只有少数学生认真听讲，不少学生睡觉、肆无忌惮地说话、打闹、吹口哨、乱扔纸团，教室活像茶馆和酒楼。她生气，心里恼火，但不会训斥学生，只会说："青春是美丽的，应该珍惜！你们混，混吧，将来看谁倒霉！"
"四人帮"的时代，是产生小偷和小流氓的时代，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十分严重。那时杲向真住校，在夜里，时常被隔壁派出所里传出的呵斥、撕打、哭喊声惊醒。这种生活，使她感到恐怖，又感到新奇。那年9月，学校派她和另外一位老师到这个派出所看管女流氓，组织她们读报或劳动，晚上也有人值班看守，以防逃跑。这些女流氓总是有说有笑，快活之至。她厌恶她们，也怕她们。在看守期间，她总是躲开她们，坐在远远的地方看书，避免同她们说话。后来，这些女流氓给她起了个别致的外号叫"大学生"，大概她们认为她的书生气太足了吧！杲向真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懊悔。一个作家应该熟悉各种生活，为什么当时不和她们交'朋友'呢？了解她们的身世、思想感情以及怎样跌进罪恶的泥坑，这些无疑会丰富我的'生活仓库'。"
她在学校呆了三年，教了两年高中语文，尝到当教师的辛苦，积累了一些生活素材。
"四人帮"的覆灭，使她又获新生。她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园丁，又回到倍受摧残的儿童文学的园地，发表了童话《酒井》和儿童短篇小说《风雨中的小鹰》等，再版了《小胖和小松》（1960年，作家出版社；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集子收有《小胖和小松》、《春天》、《节日的礼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妈妈割麦子去了》、《太阳的翅膀》等九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从不同角度刻画了新中国孩子们的可爱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通过这些小主人公的活动和形象的塑造，反映了我们的时代，说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孩子是幸福的，只有在这样的时代里，孩子们的生命才能获得社会的真正关怀、爱护和培育，孩子们才能成为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革命接班人。解放前写的《三颗流星》，揭露了旧社会对孩子们的摧残和迫害。她的其他作品还有童话（快乐的小鸡》（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小说《金桂》（196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
杲向真的儿童文学创作，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题材，主要素材都是来源于平凡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她所写的虽然都是生活的"小事"，但却写得深刻、细腻，富有生活气息，能够以小见大，反映出时代的一角。
她的作品故事生动，语言流畅、自然；所写的小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写得恰如其分和恰到好处；把幼年儿童外观的面貌眼饰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如实的描写出来，使一个个"小人物'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陈伯吹赞扬她用轻松活泼、明朗朴素、适合于儿童的风格、笔调，在描绘儿童生活、塑造儿童形象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杲向真一直是业余创作，而且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早先，她爱在荒野无人的小道上徘徊构思作品，可是这样的地方不多了。由于居住条件差，人多，不安静，她往往早起躲在洗澡间，在水磨石洗澡盆边上进行写作。星期日，她也去北京图书馆，或到龙潭湖边写作。她，像一位远征的战士，总是不停地跋涉着。
杲向真没有长时间深入生活的机会。但零零星星的时间，对她来说也颇为宝贵。1957年，她到北京自新路少年犯管教所几个星期，当时还和小犯人交了朋友；1958年建设十三陵水库时，在工地生活过两周；1960年在昌平苗圃生活两个月；四清运动时到过北京市大兴县农村……她没有到过国外，在国内只是因为学习或工作的原因，曾涉足南京、长沙、桂林、重庆、成都、天津：杭州等地……她写作，全靠日常的生活积累。平时她看到的、想到的——孩子们的思想、动作，虽是零碎的，片断的，她都从不放过，总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她曾说："深入儿童生活，从儿童的生活和想象中去发掘儿童文学创作的题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必须经常地、细心地体察儿童的生活，并且随时加以记录（包括儿童的心理、语言、动作、偶然发生的事情等等）。有时候，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并不能构成写作的题材，但是这些材料的积累，对于丰富儿童文学的创作，是很有意义的。我自己成为一个儿童文学的爱好者，也喜欢经常记下一些自己的见闻。"（《点滴体会》，1959年《文艺报》第十期）她讲她的孩子小林，经常把一块木片插在皮带上当做手枪。有一天，他推开房门，一只蹲在门口的大花猫突然跑开了，小林立刻回过头来激动地说："妈妈，大花猫怕我，它当我是解放军叔叔呢！"杲向真觉得儿子的话很有意思，就记了下来。在《小胖和小松》里关于手枪的细节描写和对话，就是由此得到的启发。文艺创作离不开生活，就像庄稼离不开泥土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她没有动笔写一个字，但却习惯地积累了生活素材。
1979年2月，她从古城二中回到北京市文联，在《北京文艺》编辑部工作，恢复了党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她担任全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1980年5月起，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她把心交给了孩子，楔而不舍地在创作的道路上探索、追求，用理想的光辉和生活的真谛编织动人的故事，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枫叶红似火》（1980年3月《北京文艺》）、《火牛儿打鼓）（1981年6月《人民文学》）、《第四个灾难》（1985年2月《十月》）、《山乡之恋》（1990年4月《小溪流》）、《老花匠和左邻右舍的孩子》（1992年7-8月《小溪流》合刊）等。1980年出版小说散文集《风雨中的小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她的中篇儿童小说《翠玉河传奇》。种子是不会辜负农人的赐予的，杲向真的播种也得到了可喜的收获。中篇儿童小说《喜梅和她的老师》1982年由《未来》发表，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宝井》（安徽人民出版社），小说、散文集《火牛儿打鼓》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低幼读物《快乐的小鸡》的续篇《咯咯和妙鸣》（1985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小白兔上公园》（1985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小狐狸奇奇》（19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也是她献给小读者的礼物。她也渴望安静，到西峰寺躲几天，完成她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之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啊，不是幻影》（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耗子精歪传》（1991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及小说散文童话集《采撷集》（1987年，新世纪出版社）和《幼儿文学选》（1989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篇小说《翠玉河传奇》，写与世远隔的小小山村的人性人情与道德的完善。那个风光、人情具美的玉确角角，民风承传，上一代陶冶下一代，使之愈加淳朴。那里也曾有过两千年前的将军到现代的红军留下的传奇。路娃、根寄、耕石和老魁叔叔等人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传奇的创造者。有了"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的老一辈教诲，便有了"桃花园"的永恒，便有了人性美、生命力和理想精神的伟大延伸，这就是传统。
长篇小说《啊，不是幻影》的故事发生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作者写的是人们每日进行着创造着的生活和随时可以遇到的人。一条普通的小街，一个普通的大院，孙大山和他的养子虎子，赵有年和他的女儿赵娜，李奶奶和她的孙女小荣，女大夫岳军和她的儿子岳平及孤儿龙海生等等，他们一起构成这个大院的中国社会——真实而生动的生活画面。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性格，这一切又无不是那个社会连环套中的一环。赵有年自私、委琐、庸俗，岳军人格高尚。杲向真没有把人物脸谱化，她笔下的人物富有生命，准确而艺术地再现了生活，让读者认识时代、认识人生。
她的另一部长篇《耗子精歪传》是写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和荒谬中走出来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故事，是一部现实感极强、让孩子们认识"文革"，认识社会和真善美、体察人生百味的佳作。
"四人帮"的灭亡，给苦难的祖国带来了春的消息；孤独、沉默寡言的杲向真，脸上露出了笑意。又强烈地燃烧起创作的激情，以伟大的母爱，为孩子们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她曾感慨地说："我哀悼那失去的二十年，但又觉得我所付出的代价不是毫无所获的……"是的，她是有收获的，她的作品就是小读者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我将诗人金波在1992年赠她的诗抄录在此，也作为我对她崇敬之情的倾吐：
我感受到你的心
像平静透明的湖水
孩子的呼吸
荡起你心上的涟漪
孩子的笑容
给你的生命洒下光辉
你以心为孩子们写作
又以写作展示人生
读你的书
也读你的心
学会了写作
也学会了生活
1982年3月8日
1995年3月2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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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