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旧几人今健在，愿君如菊经霜更鲜妍。
1979年4月23日，赵清阁在田汉的追悼会上，见到了邓颖超大姐，大姐热情地拉着她问长问短。当天晚上，又接到电话通知，过了"五一"要接见她。赵清阁说："我感到惭愧，我用什么向大姐汇报呢？三十年来我是毫无成就的！我走进大姐的会客厅，一眼望见那幅总理'最后的时刻'的放大绒绣遗像，……我从大姐的身上仿佛又见到了周总理。大姐给我的印象和总理一样，既平易可亲又贤明、严肃。当她告诉我总理在病中还几次谈到我这个渺小的老年文艺工作者时，我哭了。返沪前，大姐百忙中又接见了我。她鼓励我要继续创作，在新长征的路上做出新的贡献。我用总理的一句名言回答她：'我一定学春蚕吐丝，吐完我最后的一根丝'。"……
八十年代以来，她出版了散文集《沧海泛忆》（1982年，香港三联书店）、《行云散记》（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浮生若梦》（1989年，华岳文艺出版社）、《往事如烟》及《红楼梦话剧集》（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等。在九十年代，诚如她在信里所云，虽"老病不堪，脑子还好，笔耕不辍，写写小文，日唯三五百字耳"。这些文章多发表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上。
"浮生若梦幻，处处风雨声"。作为作家、剧作家的赵清阁，伴着多变的风云，颠沛流离在中国文坛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以她独特的艺术表现，向人民展示了历史的画面，写下丰富多彩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贡献。
1981年1月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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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杨沫
李杨杨
1980年10月，我第一次踏进柳荫街杨沫住的小院，当她迎出来同我握手时，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话一下子从我胸中跳了出来，杨沫"是可以握着手谈'心'的那种人。"这是因为杨沫很容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她直率、平易、开朗、心直口快……
童年：有富贵的父母，但没有温暖的家
1984年，对杨沫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她已走过七十年的生活历程。从《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这篇处女作发表算起，她的创作生涯也度过了整整五十年。童年对她已经遥远，但不平凡的童年生活却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二十世纪初，杨沫的父亲、一个思想开明的清末举人从湖南来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他留京办起了私立大学。然而，这位大学校长没有把革新之路走到底，却以办学为名，募集捐款，在河北滦平县购买土地，摇身一变成为显赫的大地主，过着实实在在的花天酒地的生活。杨沫的母亲也是湖南人，懂得诗词歌赋。家庭发迹以后，丈夫娶姨太太嫖妓女，她得不到幸福，整日吵闹，打麻将。杨沫就在这样一个物质上颇为富有，精神上非常空虚的书香人家度过童年。
杨沫于1914年8月25日生在北京，她上面有一个哥哥，叫杨成勋，比她大十二岁，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杨沫那时叫杨成业。
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儿女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杨沫说："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浓血；浑身长满了虱子……"（《乡思的朝和暮》）五六岁时，母亲常常打牌看戏，半夜不归，家中只她一人孤苦伶什。有时她害怕，拦住妈妈不让走，自私而暴躁的母亲，居然伸手打她几个耳光，扬长而去。后来，她被送到舅舅家，在那儿寄人篱下。表兄弟们随便欺负她，把她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不得不把她接回家，但待遇依旧。这倒使杨沫这个生长在豪门的"大小姐"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他们常常把不肯——也是没钱交租的佃户吊到房梁上毒打。他们住在佃户家里，要鸡、要肉、要吃好的。他们把农民当做供他们压榨的牲畜……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不懂什么是剥削、压迫。但是我看到了佃农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天，还光着身子没有衣穿，一个个瑟缩在炕角，用烧热了的土坑来温暖污脏瘦弱的身子。为了给我父母亲交租钱，他们没有钱买盐吃，吃着没有盐味的树叶子……"（《我的生平》）穷与富的鲜明对照，使小杨沫对黑暗社会隐约产生不平，对贫苦的劳动人民产生同情，对地主丑恶的行为愤慨不满。母亲专横、粗暴、常常歇斯底里的变态行为，使杨沫差不多在十岁时，就对母亲产生憎恨、厌恶和敌对情绪。
共产党人第一次闯入杨沫的生活是在她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时她父亲因学校停办而失业，家境日趋困难，全家搬到北京西四附近的皇城根居住。常来这里走动的一位客人叫方伯务。他蓄长发，高个子，长脸，和蔼可亲，气度不凡。这个大学生是她父母的同乡。杨沫喜欢跟这个大朋友亲近，因为他喜欢谈天说地讲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在杨沫家呆了好久才离去。可是不久，就传来了他被杀害的消息。他是与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军阀张作霖绞死的。杨沫在《顺天时报》上发现了这消息后，似乎明白了"大朋友"方伯务那天是来她家避难的，但父母没肯留她。大朋友的死不仅使她悲痛哀伤，更多的是惊奇、迷惑。她在《答亲爱的读者》一文中说："这个消息给了孩子的心灵多么大的震动呀！当时我是那样地奇怪，他为什么要被绞死呢？他既不是强盗，又不是坏人，他有学问，又那么诚恳、热情、谦虚……直到今天，我的眼前还浮现着他那温和的笑容。于是，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从小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书香之家，虽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但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有可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去寻找欢乐。
五六岁时，从家乡来的祖母，常给她讲故事，那娓娓动听的湖南腔把小姑娘带进模糊而美丽的梦乡。老家湖南湘阴东三里村，山巍巍，水青青，大地绿油油，一条弯曲的泪罗江从她心中缓缓流过。认得几个字以后，好奇的小姑娘常上街观看店铺的牌匾对联，什么"德顺老酱坊"、"又一顺羊肉店"，连那红红绿绿的电灯上写的妓院和妓女的名字，什么"翠玉"、"嫣红"，什么"红凤"、"醉妃"，她都好奇地观看。这也是小姑娘最初的文化学习，文学教育。八九岁时短发齐眉、天真无邪的杨沫，见母亲躺在沙发上手捧唐诗，高声吟哦，她也跟着学。渐渐地，连《长恨歌》、《琵琶行》她都能背诵下来。小姑娘对人生充满幻想，在家抓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小小年纪，学着名士派头，起雅号"野鹤"和同学和诗。十多岁，又迷上《红楼梦》，为林黛玉的命运热泪潸潸。后来读武侠小说着了魔，受《小五义》、《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的影响，放学后，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学武术，梦想投峨嵋山学艺，作个劫富济贫的侠客。听大人谈话也是杨沫重要的文化生活和对社会的了解。家中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大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有的高谈官场见闻，有的大聊阔人新娶姨太太，哪家小姐嫁给有权有势的丈夫。动乱的时局和不断猛涨的物价也是大人常议论的内容。不管谈什么，杨沫总喜欢躲在沙发的一角，津津有味地听着。杨沫还喜欢音乐。当时著名的昆曲家红豆馆主借杨沫父亲的学校教昆曲。小姑娘每每路过这里，那悠扬婉转的乐声、幽雅动人的演唱，就像磁石般把她吸住。她用全部心灵痴痴地谛听、欣赏，对"如泣如诉，饱含着万种柔情的昆腔曲调"非常喜爱。孩子的痴情感动了红豆馆主并收她作了徒弟。这是她最初的"美的陶冶，美的感受，美的挚爱。"
童年生活没有温暖，不幸的遭遇给杨沫孱弱稚嫩的童心投下深深的阴影。但童年生活也有阳光，大自然的美，书籍、音乐，是她心中的太阳。在那里，她有过欢乐，有过幻想和希望。
少年：在流浪、挣扎中找到了亲人
十四岁那年，杨沫刚刚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了躲避腐朽的家庭，她自作主张，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我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她。她渴望新生活，渴望精神食粮。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她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从小学到中学，作文成绩一直很好。
1931年春，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正读初中三年级，对社会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现实的黑暗、冷酷，刺痛了杨沫这个十七岁的少女的心，沉重的打击使这个不能自立的中学生"变得像老人似的忧郁、沉默、感到人生是那么可怕……"渴望与绝望在杨沫心中不断地斗争。
几个同学向杨沫伸出友爱的手，帮助她交了两三个月的饭费，勉强维持到暑假。暑假里，母亲威逼加紧，动不动骂女儿不孝，不听话。忍无可忍的杨沫在一个夜晚从家里逃出来，住在同学那里，但找不到工作，无奈又跑到北戴河，投奔在那里教书的兄嫂。"可是，兄嫂见我这么狼狈，怕我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对我的态度忽然变了。这样一来，生活给我的刺激更大了！于是，我整日徘徊在北戴河的海边，海成了我唯一亲密的朋友。我对着大海哭泣，我对着大海呼喊：天地如此之大，难道我不向恶势力屈服，不去当有钱人的玩物，就只有死路一条么？……这时，死亡在向我招手——有多少次，我站在高高的岩石上，仰望着天上的白云，凝视着美丽的晚霞，遥望天水交接的远方，流着眼泪，多么想纵身跳进大海……"（《青春是美好的》）看了这段回忆，我们会自然感到《青春之歌》的准备好像从这时已经开始，或者开始得更早。
但是，生活也在给杨沫以希望。她眷恋美丽的大自然，憧憬青春的活力月p些优秀的书籍，不断激励她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她不曾就这样结束生命。不久，靠一个同学的帮助，她终于在河北省香河县县立小学谋到一个教书的位置。
两三个月后，母亲患子宫癌病危，杨沫回到北京，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守护垂危的病人。不久，母亲去世，哥哥不肯回来，大妹奔了东北长春，小妹杨成芸只有十一岁，投考联华电影公司，开始独自谋生，这个本来就不像个家的家完全解体了。
在河北香河教书时，杨沫结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国文系的学生玄。1932年她与玄相爱同居，住在北京沙滩一带一个小公寓里，靠玄家里寄来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波折的生活经历，进步的中外书籍，不断给杨沫注入自尊、自强的新鲜血液。她不甘于平庸、琐碎的小家庭生活，不甘于为穿衣吃饭而活着，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
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她终于把眼界从小家庭放进了大世界。
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他们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她空虚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成长为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孩子。她再也不能忍受小家庭的束缚，渴望到广阔天地里飞翔。可是玄是个"钻在故纸堆里的个人主义者，他想的只是个人怎么成名成家。"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她桀骛不驯，不会阿议奉承，结果经常碰壁。哪儿也呆不长，工作时断时续，生活时饱时饥。但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
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寻找共产党寻找力量，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为他们做些事情。
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了。她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是真挚的，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她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杨沫最初的创作有个特点，她不像一般年轻作家善于描写身边琐事，抒发个人情感，她是一开笔就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些是她熟悉的，也有些是不熟的，但她要努力地表现他们，替他们代言。《某家庭》、《死与逃》写了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两个普通家庭的悲剧，揭露日本侵略者倾销毒品、奴役劳苦大众的罪恶。前篇炳儿的爸被白面瘾缠身，日益堕落，丧失了人性；后篇小保妈被坏人勾引，抽起白面儿，不能自拔，结果家毁人亡。《浮尸》描写于老婆子的儿子上了汉奸的当，受他们招工的欺骗，丧失了生命，而于老婆子还在家里苦苦地盼着儿子归来，做着儿子发财、带回白花花的银元、花洋布还有几匣子点心的梦。这一个个辛酸的故事，有力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摧残劳苦大众的罪行。
《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青少年时期读文学作品，很容易受影响，"包括那些作家的笔调和文风，也会像白纸染墨一样被吸收着。"杨沫承认："鲁迅先生文字的简炼、凝重，无疑是会给我以影响的。"（《回忆我怎样发表第一篇作品》）她的四个短篇加起来不超过一万五千字，每篇都很短。她善于集中日常生活带典型意义的情节，从小处落笔渲染气氛，表现国家危亡的重大主题。前三篇情节较完整，后一篇只是一个生活断面，但都写出了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变化。对这四篇作品，杨沫说："为热爱文学，我就像唐·吉河德那样，骑着瘦马，精神抖擞地闯荡起来了……这四个短篇，今天看来，只能称为'亭子间'文学。因为，我那时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虽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深深仇恨，但我缺乏生活。"杨沫认为她那时的作品"内容是空虚的、浮浅的，语言则充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腔调。"（《红红的山丹花》后记）这四篇作品确有生活观察不深，细节描写不够，显得粗糙的毛病，但那时的杨沫，已能驾驭文学之笔，用短篇小说表现社会重大问题，塑造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可喜的第一步，显示出她的创作才能；也表明，创作前她在思想和文学上的准备是充分的。
青春：在战火中度过
1936年，杨沫第二次到香河教书时，认识了逃避在这里的共产党员马建民。一个具有远大理想，渴望献身革命事业的女孩子，终于从马建民那里找到党，找到了亲人。她兴奋、激动，积极地按党的指示工作。五六年来，她与玄纠葛不和，两个青年人的思想境界相距愈来愈远，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杨沫挣脱了爱情的羁绊，断绝了与玄的关系，用实际行动清算了自身的弱点，飞向广阔天地。就在这年的12月由马建民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沫与马建民结合，开始了新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陷落，杨沫带着新生几个月的女儿匆匆南下，来到上海住在白杨那里。不到一个月，战火又向上海烧来，"八·一三"抗战爆发。杨沫和妹妹参加了学习战场救护的训练班。炮声隆隆，决定民族存亡的大战开始后，她又抱着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车，一路艰辛，回到河北。本想转道去延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着石家庄失守，到延安的路断绝。她放下吃奶的孩子，与爱人一起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杨沫又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
杨沫先是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这年秋后，武汉、广州失守，日本侵略军回师敌后，向华北平原大"扫荡"，冀中硝烟弥漫，杨沫又丢下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穿上八路军军装跟随贺龙的一二０师兼程行军，和敌人兜圈子，转战平原。第二年春天，由于产后虚弱，急行军中杨沫病倒，住在文安县王庄农民家里养病。5月来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担任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环境残酷，多病的女战士杨沫常常受到农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间，她曾到晋察冀边区的易县一带后方医院养病，并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几个月。联合大学成立妇女文艺创作会，杨沫曾当过主任。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还编过《黎明报》。以后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
艰难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友，纯朴善良的民众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学校里长大的杨沫。在战斗空隙，杨沫不顾疲劳，用蘸着鲜血的笔写过不少反映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可惜发表的作品、手稿都在恶劣的环境中遗失了。关于那段战斗生活杨沫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我的生平》）
杨沫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写于1942年的《在后方医院》外，迄今没有找到几篇，在她的创作年谱上成了一个遗憾的空白。但后来；解放战争中，全国胜利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杨沫的作品，却大部分是以这个时期为背景的，这正如杨沫在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前言中所说："直到今天，引起我无限美好的、无限幸福的回忆的，不是大城市里和平安静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什么'成就功名'，也不是饱览国外绮丽风光的愉快，更不是什么儿孙满堂的福气……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充满血和火的斗争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三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内战开始。杨沫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工作，负责编《时代妇女》。1947年她参加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担任过《人民日报》的编辑，直至1949年，才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北京，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杨沫曾有过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但环境不允许。她利用战斗空隙，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等。在战乱中遗失不少，保留下来的作品分别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苇塘纪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红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小说选》，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散文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与浪花》等集子中。
散文《在后方医院》、《回忆》、《罪恶的见证》是杨沫献身革命，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的文字见证。十年的革命经历，把她从一个官僚地主的后代塑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后方医院》通过一天的休养生活，把眼前的温暖和抗战的艰难以及北京的流浪生活加以对照；而在1946年1月完成的《回忆》里，当1945年结束了八年抗战生活来到了张家口市、住在精致的洋房里又激起她长久的回忆，想起十七岁在北戴河边徘徊的日夜，想起回北京后流离的生活，想起抗击日寇的英勇奋战。她激动地写道："我常常想，像我这样一个小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参加了革命，不是党把我哺育成人，我不是堕落了，也会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为了配合土地改革，为了改变稿件中那些偏于说教的文字，杨沫往往现身说法，1946年夏天为《时代妇女》写了《罪恶的见证》这篇生动的写实文章，开篇就写道："我曾经是大地主的女儿。我永远记得父亲豢养下的警察鹰犬，和母亲雪白小手里的凶恶皮鞭"。她毫无保留地揭露父母欺压农民的罪恶，集中描述了小寡妇和秀妮两个农村妇女在父母的爪牙欺诈残害下，自杀身亡的悲惨遭遇。她说自己是用农民的血哺育起来的。杨沫在十七岁母亲死后，曾继承了一些地产，她决心结束可怕的地主生活，不顾亲友反对，把地卖了，杨沫那时已经有了与家庭决裂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参加革命之后，她又从一个人道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咱觉革命的精神不断增长。她不断地深刻解剖自己，在这篇文章最后写道："我还时常憎恶自己血液中那么一些可怕的毒菌。每当我接近贫苦的农民，我的心里常涌起一种深挚的热爱和不可名状的歉疚。我像对他们负了罪，总想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这是杨沫可贵的革命者的品格，也是表现在她身上的鲜明特色。
她在1946年春写的《神秘的大苇塘》、《在兵站上》和1948年写的《郑德富家俩口子》，都是杨沫在这段斗争实践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人真事。《神秘的大苇塘》是作者写的"敌后抗战生活杂记"之一。为了对付敌人残酷的大扫荡，战士们把大苇塘开辟成后方阵地。杂记描写的正是"这千百年来渺无人烟的荒凉绿莽中"出现的"抗战史上神话般的生活"。她歌颂这神圣的地方"将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留下光荣而奇特的一页。"《在兵站上》热情地沤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光荣负伤的战士，细腻地描绘了两位重伤员面容坚毅、神色昂扬的精神状态。与革命战士有着血肉联系和真挚的感情，使杨沫的创作饱含深情。如今几十年过去，她在《在兵站上》的小序中说："至今思之，似有一股火焰般的激情澎湃五内……生活在我身上进发的火花——使我能够成为一个作者的火花，难道没有那些牺牲了的战士的鲜血所凝聚的氧在催发吗？"是的，杨沫能写出震撼心灵的《青春之歌》，能成为著名作家，和她对革命、对革命战友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郑德富家俩口子》用血和泪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老实勤劳的农民被剥削得一贫如洗，挣扎在死亡线上。作品通过郑德富两口子的悲惨遭遇道出一个真理：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才是农民摆脱贫穷的出路。
杨沫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生活基础扎实多了，经验也丰富起来，她摆脱了"亭子间"文学空泛浮浅的局限，写出《接小八路》、《穷光棍结婚》、《苇塘纪事》和《七天》四篇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
她1949年写的短篇小说《接小八路》和1948年写的《穷光棍结婚》表现贫苦农民经过伟大斗争，挺起腰杆，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杨沫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却把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场景。短短的不到两千字的《接小八路》，展现出老贫农刘贵对八路军的儿子"小八路"从怕到爱的转变。土改胜利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语的刘贵豁然开朗了。这样一个变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的结果。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土地改革运动，亲身体验广大农民翻身作主的喜悦，是写不出《接小八路》的，更写不出《穷光棍结婚》。一个三十多岁的穷光棍要结婚了，在农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穷光棍李凤桐过去被人看不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在村边石洞里。土改时，他当了贫农团主席，积极、热情、办事公道，在群众中变成了英雄。年轻寡妇许志玉、漂亮姑娘许凤娥、作过童养媳的王大爱都爱上了老实憨厚的李凤桐，愿意嫁给他。连爱给干部挑毛病、说俏皮话的小老头许文庆，因眼瞎整天坐在家里的张富贵的娘，都围绕着李凤桐要结婚的故事，栩栩如生地登上杨沫设计的舞台表演。杨沫曾常年生活在农民之中，获得了农民的感情、思想和语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表现农民这方面，更得心应手。她写许志王爱上李凤桐，在她眼里这个雇工真漂亮，连那双眼睛都极有神采，"黑眼仁就像要咬人似的"。描写淳朴的李凤桐的喜悦心情，杨沫让他做出这样的动作："旧灰军帽摘下戴上，戴上又摘下"。李凤桐和王大爱的恋爱场面别有风趣。俩人一前一后地走着，王大爱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里来了，她鼓足了劲儿还是结结巴巴地说："凤桐哥，你看我行吗？"李凤桐的心突突跳起来，他大胆地一把抱住大爱，在她的脸蛋上轻轻咬了一口。大爱高兴得"哎呀"了一声。凤桐放开手，喘呼呼地说："你放心……组织上许可我要你。找媒人说说……咱们就结婚。"他们怕有人来，很快松开了手，走回村里。这一对青年男女的语言和动作写得多么有声有色有味道。有农民气息，也有时代气息。
《苇塘纪事》和《七天》是杨沫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1949年创作的两篇中篇小说。胜利了，面对祖国的解放，杨沫热泪盈眶。她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的艰苦岁月，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激励她动笔写作。在写《神秘的大苇塘》这篇散文时，她曾在小注中这样表示："写起小说这类费力很大，而自己的能力——结构、布局、使用语言、个性刻画——说起来本无能得可怜……"那时苇塘的生活使她激动，但又觉得驾驭小说的能力还不够。三年过去，杨沫的创作能力提高了，终于完成她创作生涯中第一个中篇《苇塘纪事》。这篇描写冀中苇塘地区反扫荡的斗争生活的作品，又一次再现出人民战争生活的场面。《七天》描写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一场地道战。一位老同志带领七个新学员，在漆黑的地道里与日本鬼子周旋了整整七天七夜，终于取得胜利。关于这个时期的作品，杨沫在《红红的山丹花》的后记中总结道："我感到它们的内容扎实了，有了生活基础，也有了些群众语言。但是，我并不喜欢它们。它们被我写得太实了，也就是现实生活太多，浪漫主义太少。丰富、光彩夺目、充满战斗气息的沸腾生活，却被我写得那么平淡无奇，黯然失色，不能动人心魄。"杨沫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历程中和她从事革命活动一样，不断解剖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创作也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
《青春之歌》：投身革命生涯的血
新的战斗开始了。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杨沫的心不能平静。沙滩红楼，就像一位历史老人，如今又看见它了，埋在杨沫心头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下子全蹦了出来。走进西山温泉的山光水色，钻人热闹起来的北京小胡同，又把杨沫带回悲苦奋进的少年时代。天地变了，生活变了，可那流逝了的岁月却在杨沫的心中永驻。最初杨沫在《人民日报》社担任编辑，不久转到北京市妇联担任宣传部长。1950年杨沫生病休养期间，多少年来要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又翻腾起来。闲暇时比激战中更怀念亲人，更流连往事。受玷污自杀的贫苦女儿秀妮，被军阀绞死的方伯务，1933年那照亮前程的除夕之夜，在北戴河徘徊海边的痛苦与绝望，与大学生玄的最后分手，"九·一八"之后群情激昂的学生运动，抗战八年在冀中平原的日日夜夜，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运动，那些数不尽的牺牲了和活着的英雄们，都在杨沫的脑海中活跃起来。是时代塑造了杨沫的灵魂，是时代给了杨沫创作的命题。在思想、感情、生活艺术的准备都已完成之后，到了和平环境，杨沫才有条件实现她多年的宿愿。1951年杨沫提笔开始创作长篇，到1952年底写出二十万字的初稿，这时她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从事专业创作。把头脑中的形象变成文字是个艰苦的过程。而杨沫又处在病的折磨中。她常常是躺在床上写作，写了改，改了写，满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写，经过六七次的修改、重写，艰难地熬过六年漫长的时日，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三十七万字的《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在此之前《北京日报》曾连载过其中几章。初版的三十五万册《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获得巨大反响，人们争相传看、购买。第二年，杨沫一鼓作气，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崔嵬、谢芳、秦怡、康泰、于洋等著名导演和演员参加了这部影片的制作。《青春之歌》为杨沫赢得了声望和荣誉。盛名之下的杨沫仍然是那样谦虚、热情、质朴。她吸收了读者的一些意见，用三个月时间，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增加了十一章，全书达四十多万字，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青春之歌》激荡了千百万人的心，前后销售达四五百万册，被翻译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腊、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国文字出版。在日本，从1960年翻译出版，到1965年，共印刷十二次，出版二十万册，这在日本也是惊人的数字。
这部小说描写北京的爱国青年学生在"九·一八"至"一二·九"的历史风暴里所进行的顽强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几位青年共产党人的形象，刻画了从苦闷访惶到觉醒的成长中的知识分子，写出他们的痛苦、欢乐、爱情和战斗，也描写了几个动摇、沉沦以至叛变的社会渣滓。在民族危亡系于一发的历史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走上舞台充分表演。书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但各具特色，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环境，成长道路，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也有自己的感情世界以及爱情生活。爽朗热情、潇洒不羁的卢嘉川常带着狡猾顽皮的微笑；稳健沉着、淳厚质朴的江华更多的是工人气质；"希腊女神"般美丽的林红面对死亡镇定自若。这三位坚定的共产党人具有共产主义战士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风采。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自私平庸的余永泽和戏弄人生、玩世不恭的白莉苹，个性和生活环境截然不同，但都走向沉沦堕落的泥坑。温柔、善良、沉静的王晓燕也走过曲折的路，但终于觉醒投入革命怀抱。而戴愉从共产党里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叛变投敌也有他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过程。还有徐辉、罗大方、许宁、李槐英等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群像，表现了时代的特征和风貌，他们又都站在各自的角度影响着主人公林道静。
《青春之歌》最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林道静这个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杨沫对她太熟悉，太了解了。在这个形象里有杨沫自己的生活经历，更有杨沫的阅历、思考和典型化。杨沫站在更高的角度细致地写她所热爱的人物，使人物光辉夺目又血肉丰满。林道静纯洁、善良，有时表现得乖僻、执拗、倔强，有时又感情脆弱而缠绵。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爱情的热烈追求都是独有的。她从一个富有正义感、反叛封建婚姻的个人奋斗者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经历了艰难的历程。要不是空前的民族危亡、激烈的学生运动，要不是党的教诲，要不是她亲身的实践，她也许会走向另一条道路。林道静的不幸、追求、抉择处处扣人心弦，她的方向在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之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在今天的现实中无疑也有她特别的教育意义。
《青春之歌》的写作长达六年时间，但读起来却使人感到流畅、紧凑，好像作者一提笔便没有停顿过，哗哗地一直写下来一般。人们拿起书几乎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杨沫有本事把读者带进《青春之歌》的时代，让读者关心她笔下的人物，特别是林道静的命运。爱书中可爱的人，恨书中可恨的人。这是一部热烈、悲壮而深沉细腻的长篇，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这部长篇小说在当时，犹如清新甘露，浸润着千百万读者的心。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文学形象以巨大的磁力吸引过整整一代人。
小说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感到最突出的是语言方面，无论是交待情节、描写人物以及对话等等，语言似乎不耐咀嚼、寻味，缺乏多变的表现力。这可能正如茅盾所分析的：作者的"词汇不够多，句法也缺少变化"的原因。
《青春之歌》问世后，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在教育、文艺、青年等部门也受到瞩目，各报刊发表过不少赞扬、评论的文章。1959年初，《中国青年》、《文艺报》两家杂志社曾开展了对小说的讨论，许多学校、工厂、共青团组织也掀起了讨论，把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推向高潮。大多数人认为这部小说是优秀作品，持相反意见的代表是郭开，他在同年第二期《中国青年》和第四期《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全盘否定《青春之歌》。他认为"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作者给她（林道静）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等等。这种教条主义的乱扣帽子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的严肃批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不仅重新抬头，而且发展到顶点。文化专制主义者把《青春之歌》诬蔑为"反党、反毛主席，为反党分子树碑立传的大毒草"，说"在青年读者中起了极坏的腐蚀作用"。这部小说遭到全国二百多种小报的批判。五十年代不正确的文学批评，六十年代后期法西斯式的文艺专断，都没能挡住杨沫前进的步伐。她不断总结《青春之歌》的创作体会，写过《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1958年），《谈谈林道静的形象》（1977年）等等。杨沫坚持走自己的路，尽管有时快，有时慢，但她并没有停过步。
杨沫拥有广大的读者，也得到真正评论家们的真诚支持与鼓励。文学巨匠茅盾发表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1958年4期《中国青年》）称赞《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在人物描写、结构和语言三方面，茅盾也具体地指出了作品的不足。何其芳称《青春之歌》是"流荡着革命激情的小说"，"最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紧张的地下工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英勇的监狱斗争"（《〈青春之歌〉不可否定》，1959年第5期《中国青年》）。巴人赞扬《青春之歌》"是一部热情洋溢，对青年们有教育作用的好书"，它的主要成就"其一是由于作者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概括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各方面，斗争的复杂性和由此而引起的各种阶级关系的变化，构成了作品情节的生动性。其二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照亮了一群青年革命者的精神面貌。这就使艺术表现上也是热情洋溢，促人奋发的。"（1958年4月号《文艺月报》）当时人们称赞《青春之歌》，多是从她展现了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揭示了"青年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必由之路"这一层面去分析。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我认为，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限制，人们并未真正认识到或虽然感觉到却不敢深入探究《青春之歌》独具的艺术魅力。实际上，《青春之歌》正是从掀开人物的情感世界这一层面上塑造了一批各种类型有血有肉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从而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并使这部小说鲜明地有别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其他优秀作品。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译版的基础上，参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译出版。国内各报刊对于杨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绍与评论文章又多了起来。其中王永生的《小说〈青春之歌〉评析》一书（198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较系统地分析了小说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思想成就和艺术特色。张韧的《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1981年第13辑《文艺论丛》）对杨沫的创作道路、创作个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进入六十年代、杨沫身患较重的冠心病，这时她的创作不多，但没有断，仍然写她所熟悉的抗日斗争生活。1963年杨沫调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并担任了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短篇小说《永久的纪念》、《房客》、《红红的山丹花》、《我的医生》、《汇报》、《素不相识的大娘》等六篇在1962年至1965年写成。这六篇小说全采用第一人称写法，表现的又都是抗日烽火中根据地的战士、干部、群众和"我"——女八路的关系。他们在艰苦的岁月，掩护和抢救了"我"，帮助教育了"我"，表现了他们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品质和高度的革命觉悟与坚韧不拔的意志。有人评价作者在这个时期创作的"我"这个女八路的形象，"可以说是林道静形象创作的延续，她们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意义。"（张韧《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
当杨沫身体好转，正要着手写《青春之歌》下卷时，不幸，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东方欲晓》：创作中有甜也有苦
在"四人帮"猖狂肆虐的日子里，杨沫被当作"三名三高"的典型、"大毒草"《青春之歌》的作者批判过，当作"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假党员"被批斗过，强迫她交待"反动历史"、"修正主义罪行"，杨沫坚强地顶过来了。到1971年她早就烦透了"靠边站"学习班里无尽无休的"学习"，占据她头脑的是应该写东西了。那时她心头常常浮现《青春之歌》下部的人物和故事。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1983年第六期《花城》）里，她记载了自己的设想：林道静仍然是主人公，她来到抗日根据地，工农兵新的人物，新的事件对她是陌生的，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但她逐渐成长，到抗战胜利已成为独当一面的优秀干部；卢嘉川没有死，被人从死尸堆里救活，在根据地与林相遇，林内心震动极大，她还在深深地爱着他。江华已成为分区司令员，他内心痛苦，觉得对不起卢，矛盾贯穿三个人的心灵。林道静成全了卢嘉川与俞淑秀的爱情；小俞、王小燕、许宁、罗大方都来到根据地，他们之间有共同理想，也有复杂纠葛，知识分子的改造仍然是全书的主旨。杨沫在日记最后写道："想得挺精彩。可是，'大毒草'正在挨批，这个时候，怎么能这样写下去呢？我茫然了。"
杨沫被不能写作折磨着，那些曾在她青春的生命里闪耀过的无数火花，那些深深搂刻在她心底的战友和群众在促动她。想起革命先烈在狱中，刑场写诗吟咏，她更不得安宁。她想：我已是老蚕了，就让我把这点最后的丝吐尽吧。杨沫设法逃出当时北京"旧市委被砸烂单位的学习班"，请假回家"养病"，跑到西郊香山，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偷偷写作。这年3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创作的艰辛我这两年饱尝够了。不知怎么搞的，我写这部《东方欲晓》比写《青春之歌》时难多了。那时，我写的都是自己熟悉、亲身感受很深的内容……而如今却不一样。怎么写东西这么难呢？"杨沫要写作，要把心中的纪念碑搬到纸上来，但在文化专制的年代，她走的是一条违反创作规律的道路。她感觉到了，但违心地在做。经过近四年的严冬酷暑，闯过病痛及人为的阻力，1976年8月，粉碎"四人帮"前夕，七十万字的初稿写成了。但不久，随着思想的解放，杨沫意识到她"千辛万苦写出来的东西，正像一个人在昏暗中编织出的工艺品，拿到亮处一看，才现出那洞眼、瑕疵——作品受'三突出'模式的毒害，像一碗令人难以咽下的夹生饭"（《我和（东方欲晓》）。许多辛苦白费了，给杨沫带来难以言喻的苦恼。但杨沫毕竟是杨沫，她是一个勇于面对现实，冷静解剖自己的作家。对夹生饭她决定"我怎么吃了，还怎么吐出来"。她要不遗余力地改写，甚至重写。终于在1979年11月完成了44万字的《东方欲晓》的第一部，恢复了她现实主义创作的本来面目。
关于这部小说，杨沫曾写过《我的创作为什么走了弯路》、《我和〈东方欲晓〉》、《有彩线才能绣出花朵》、《〈东方欲晓〉二三事》、《遥寄心声》等文章。诚恳地细诉她创作中的甘苦，总结这部小说创作的经验与教训。
《东方欲晓》共三部，第一部正面描写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用悲愤的笔触展示出国破家亡的真实图景，以及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各阶层各类人物的表演，还描述了在中日对立的战火中，两国人民共同的苦难和友情。全书侧重表现的仍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怎样走向革命的道路，创作的镜头仍然主要对着青年。
共产党员曹鸿远有着鲜明的阶级感情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在空前艰巨复杂的斗争中，他不断提高斗争艺术，扎扎实实地成长起来。医学院女学生柳明是个内心情感丰富、纯洁向上的姑娘。她抛弃城市生活，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走向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这一对男女主人公，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相识并相爱，共同为祖国的命运而奋斗。苗振宁是个为人正直、充满爱国热情的老教授，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在共产党员的感召下投入对敌斗争，逐渐成为革命战士。纯朴机智的店员华兴、天真热情的女大学生苗虹，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既是女人，又是男人，既是中国人，又是日本人"的大特务梅村津子，狠毒、狡诈、凶暴，这个丑恶的形象很有性格特征。清皇室后裔大学生白士吾，庸俗、自私、软弱；是家庭的怂恿、梅村津子的勾引，更是他自身的弱点，使他堕落成可恶的汉奸。书中用墨不多，但饱含感情地塑造了两位日本人形象——医学博士佐佐木正义和使女小吉芳子。他们虽然身分不同，性格无相似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热爱中国，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
《东方欲晓》比之《青春之歌》规模更宏大，事件、场面、人物更广泛、主人公以外的各类人物写得也比较细腻，有个性，这足以看出杨沫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艺术手笔的圆熟。然而，也许因为只是第一部，不可能充分展开情节和人物，也许在原稿的基础上大改大动不那么容易，也许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面貌、形形色色的众多人物，对作者提出的艺术要求更高，也许是作者的创作思想或多或少还受着禁锢和束缚，读完这第一部，总觉得缺乏《青春之歌哪样激动人心的感染力。1984年4月12日杨沫给笔者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计划："我现在正在写《东方欲晓》的下部，因为过去写得很不好，我现在又在几乎完全重写。连同已出版的第一部一并修改成上下两部。明年内可完成。"
粉碎"四人帮"之后，老作家杨沫的社会活动日益频繁，而她的创作力并不逊于当年。她生命历程的任何时期都比不上当今。她好像年轻了，更加充满朝气。
她1978年1月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1979年5月又随以周扬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1980年10月曾回过朝思暮想的故乡湖南。1981年4月参加了在美国波土顿的威斯理大学举行的国际女作家讨论会……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杨沫挤时间、抢机会从事写作。短短几年时间，重写了《东方欲晓》第一部，写下数十篇散文。出版三本散文集，两本小说选，还出版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第一版，1983年再版。这本书的诞生有一段特别的经历。1978年11月杨沫正在天津重写《东方欲晓》第一部，一个刻苦勤奋的科学工作者出现在她的写作生活里，后来当她完成小说第一部，正要修改第二部时，杨沫闯进了围绕这个科研人员的一场激烈斗争。因为这个有关科研与四化建设的课题更加吸引她，她不得不放下小说第二部，用日记的形式完成这篇长篇报告文学。这是杨沫多年的创作生涯里第一次写出的表现现实生活斗争的长篇作品。《不是日记的日记》记叙了杨沫从1978年到1981年的生活、写作和斗争，有她写作《东方彼晓》的甘苦，有她在苏杭一带度过的不平凡的日夜，有回忆与美国华人女作家聂华等重逢的喜悦，有记叙参加北京市文代会以及参加国际女作家大会的情况，但更多的是描写她参与科研斗争的详细经过。她大胆触及时事，提出四化建设中人才建设的重要问题。真实地流露出内心的欢愉、欣喜、痛苦与激愤心情，杨沫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的勇气、热情、责任感、正义感不减当年。
杨沫于1983年第六期《花城》杂志上发表了她在"文革"十年中写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详细地记叙了作家、艺术家老舍、白杨、萧军、骆宾基等人惨遭迫害的情节，也真实地记录了她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及家庭变故的不幸以及那个年代中许多感人的事迹。这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好作品。1982年末到1983年上半年，杨沫还整理修改了从1945年至1982年的约五十万字的日记，名为《自白——我的日记》（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这简直就是一部历史，是"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我就是我"的研究杨沫的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这部小说脱胎于《东方欲晓》但又和《东方欲晓》不大相同，几乎是全部重写的。为什么要"重写"？作者在《后记》里说，由于时代的原因，在《东方欲晓》中，她把一个工农兵出身的革命干部写成了主人公，而自己很熟悉，更有感情的女知识分子柳明写成了次要人物。由于历史的前进，思想的解放，逐渐冲出了束缚、禁锢的罗网。她流着泪"又从头干起"。这条弯路，使她的生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人是小说的"核心、主体、大梁"，杨沫是这样做了。在这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中，把时代、战争、大的事件统统作为背景来写，作者的感情和笔墨倾注在女主人公柳明身上——写她的成长、坎坷的遭遇及悲欢离合等等。
杨沫曾计划写作《青春之歌》的续集，但由于年老多病已不可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作者说，"我大胆地在这部《芳菲之歌》里，加入了《青春之歌》续集里的部分设想——我叫林道静在这部书里出现；叫'死而复活'的卢嘉川也在这部书的结尾时与林道静又见面了。当写第三部《英华之歌》时，我将用较多的篇幅写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的悲欢；写林道静在抗日战争的烽烟烈火中更加成长，以及她与柳明的关系等等。"作者的打算是要把《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写成三部曲。
《英华之歌》：掀开人的情感世界
1989年，杨沫终于完成了《英华之歌》。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翻开《英华之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激越的历史画面。华北平原，硝烟弥漫，敌人频繁扫荡、围攻、蚕食，我方针锋相对，殊死斗争。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从军分区到村民兵连，从司令员到妇救会主任，个个有生气。农会、妇救会、青救会活动，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抗日统一战线，收编土匪……1939年至1942年冀中敌后根据地发生的大小事件，在小说中都展开来。作者以大量笔墨写到了过去几乎没有触及的党内斗争，把清查托派带来的悲剧性灾变以及抵制左倾路线的艰难斗争写入故事情节。但作者并没有将笔停留在故事与情节的层面上，而是发挥所长，从情感世界切入，展示人物丰富的情感领域，揭示人性的复杂与变化。她的《青春之歌》所以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正是因为人们从小说中所认知的不仅是一个曲折、生动的革命故事，看到的也不仅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反叛封建家庭、封建婚姻的个人奋斗的女青年林道静，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所走的道路，而且感受到这种生活道路转变过程中人物心灵深处和深沉感情世界里的剧烈冲撞和细微变化。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及对爱的热烈追求，在同期文学创作的女英雄形象中是少见的，却是"生活中的人"普遍存在的。人们从卢嘉川、江华、余永泽、王小燕、戴愉等众多人物身上看到的也不仅是英雄、市侩、叛徒、中间分子等一些平面形象和类型化的"道路"，而且从人物的感情变化中能够体验到自己在某种情况下的感情形态和变化轨迹。《东方欲晓》正与之相反，事件大而人物小，用杨沫自己的话来说是"人物被挤得只剩下瘦小的骨头"。作家能够直面创作上的成功与失败，扬长而避短，难能可贵。
《英华之歌》继承并发展了《青春之歌》的优势，从复杂的历史背景、斗争环境以及人物的爱情纠葛与政治分野中，不仅表现事件的曲折过程和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而且注意到揭示时代、环境、人际关系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刺激、推动、催化和调整，各色人物的心理活动历程及时代所赋予的印记，又不失普通人的特性。
小说一开始，就将主人公林道静推进理智与感情矛盾漩涡之中。一个人也许不应当同时爱两个异性，但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却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只能由理智来调节，抑制对其中一人的感情，以求感情总体上的平衡。林道静对使她获得真正爱情的恋人卢嘉川一直饱含"永远不变的恋情"，"与江华结合后，多次下决心忘掉卢嘉川，思念的总是死去的卢嘉川。"而得知卢嘉川还活着，并在夜行军中意外邂逅，她"平静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不知是喜，是忧；是幸福，还是不幸的开端"，那过去已经被埋葬的欲望又重新点燃。小说不止一次地回闪《青春之歌》中江华向林道静求爱，林道静茫然地站在屋外的雪地里不知所措的镜头，表明那是带有政治、道义、家庭需要的婚姻，不完全是爱的结合。她多次反思"江华，这是她尊敬的人，她爱他么？她不清楚。"但是，她对江华毕竟是有感情的，他们在知道卢嘉川死后才结合的，在为共同的理想奋斗中加深了认识。因此一想到江华是自己的丈夫，也是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又是多年的老师兼战友，"一种自责、内疚的情绪便攫住了她"。林道静就处在这种矛盾状态。她不断谴责自己，克制感情，强禁与卢嘉川发展超友谊关系。甚至在一个夜晚将五年前卢嘉川在狱中写给她的信——刻不离身保存下来的珍贵遗物撕碎。可是江华居高临下的态度，要求妻子绝对服从自己的狭隘意识，情感方式的粗疏，都使倔强、独立、细腻、敏感的林道静感到辛酸痛楚。尽管如此，她还在用力自拔，在心中呼唤："江华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是爱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爱江华，关心他，体贴他，甚至"为某种使命、某种道德观、某种法定的观念"去爱江华，"借尸还魂"。她的挣扎并不奏效，在思想方法、路线、作风走得离自己越来越远和越来越近的两个男人面前，她陷入更深的漩涡。
林道静这种越出生活常轨的心路历程极其曲折，有时理智战胜感情，有时感情战胜理智，在两者此起彼落、此胜彼负的复杂过程中表现出双重人格。双重人格本来是实际生活中普遍的现象，人们常常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掩盖隐秘的内心，而现出假象的一面。甚至躲进梦幻中寻求慰藉。作为一个革命的女性，林道静身上具有四十年代相当进步的女性意识、道德观念，但仍然背负着太多的历史重荷。
"要革命的女人，处在战争火焰中的女人，她们心中同样渴望爱抚，渴望温暖，渴望男人的理解和深深的情爱。"经过伟大战争洗礼的女作家杨沫以她深厚的生活体验和独特的文学情感形态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情感品质与色泽。林道静与卢嘉川、柳明与曹鸿远的爱情，尽管方式不同，经历各异，但同是崇高而苦涩的。杨沫擅长展现人物特别是女性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林道静在情与理的矛盾中，尽力用忘我工作来冲淡情感，然而常常是欺骗自己。她力图用一个男人对她的爱来冲淡她对另一个男人的爱。当她无法忘掉卢嘉川时，"稍一得闲，便设法来找江华，渴望得到他的爱抚、关切，以此作为忘掉卢嘉川的消溶剂。"可是她想爱的，难以相爱，不想爱的，却像一股浊浪向她冲来，打得她遍体鳞伤。杨沫将现实生活中情感形态复杂的一面揭示得十分深透，同时将林卢之爱又写得崇高而感人。他们心灵互相拥抱，却从不要求对方支付任何代价和补偿，不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卢嘉川虽然知道林道静爱他胜过江华，但他不愿意林道静离开江华，希望他们幸福。卢嘉川对林道静的情意"好像只要她能够活在世上，能够好好地工作生活，他便能从中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幸福。"林卢之爱已经远远超脱了世俗，是两颗心灵相撞而迸发的灿烂火花。这种爱使生命更具光彩并获得更高价值。他们这样做，既是为了一个崇高目标，也是为了自己和对方的爱。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崇高情操。
在《青春之歌》里，江华是作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机智、沉着、老练的形象而出现的。在《英华之歌》中，他虽然成了高级干部，但逐渐与林道静疏远，成为她感情指向的对立面。在战争年月，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共产党人对爱应当同样抱有一份深情。作为丈夫的江华两年多没见妻子，完全可以同住一夜，却因为怕影响不好，不肯留宿；温柔多情的妻子陷入理智与感情矛盾的深渊，需要丈夫的爱抚关切，他却粗暴地扣上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帽子加以批评；林道静独立不羁，那种作高干丈夫的太太的优裕生活，对她却是一种耻辱。然而江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林道静到自己身边工作，要求妻子百依百顺，服从驾驭；最令林道静委屈痛心的是江华怀疑到心地坦荡的卢嘉川，怀疑到妻子肚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江华得不到妻子的心，失望、困惑、痛苦，孰不知，正是他自己，将妻子苦苦扑灭对别人爱的这堆死灰扇起；也正是他自己，将妻子为弥合对他的感情所作努力而燃起的爱火一次次扑灭。他对待生活、对待感情的方式，不是把妻子吸引得更近，而是一次又一次把她推得更远。杨沫精确地写出了人们带有普遍意义的误区：本来可以弥补的细微感情裂痕，甚至感情危机，却由于一方的狭隘、粗暴、怀疑、妒忌反而将对方推出自己的感情引力场。
杨沫写林、江情感裂痕，不只停留在此，她将笔端深入带有社会意义更广阔的层面——政治路线上、思想方法上的分歧。江华地位的改变，又不能深入实际，思想逐渐僵化。在用人、统一战线，特别是肃托问题上江华严重偏离党的路线，这是林道静最不能原谅他的地方，也是两人情感最后分手的原因。
林道静、卢嘉川、江华三个经历无数次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事件磨难，强制疏远的情人之爱爱得更深，力图粘合的夫妻之爱却丧失殆尽，内心隐秘的情感终于爆发出来。杨沫在第五十五章用了大段篇幅淡出林道静与卢嘉川热烈拥抱的镜头："两双灼热的嘴唇吻在一起。两颗炽热的心同时怦怦激跳。四只眼睛同时泪落纷纷……"在实际生活中，相爱的两人由于情欲爆发而接触是正常的。杨沫大胆地写出这种灵与肉的统一，写出人们的正常情感欲念的普遍性与崇高性，并通过林道静剖白了此种感受："她深深明白她的卢兄这刹那间举动的价值——无与伦比的价值，比生命还可贵的价值。"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不是感官刺激而是精神上的强烈震动与共鸣。这爱的奔流——跃出河床的汹涌奔流尽管只是一刹那的陶醉，两人都极力挣扎跳出，没有再跨越一步，正反映了他们超出常人难以具备的自我控制力量的崇高。写他们拥抱相吻，不仅没有损害人物的品格，反而让人感到了两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但他们为了使爱的对方免遭政治的、道德的、舆论和精神的压力与伤害，尽可能地减轻对方的痛苦，而把一切痛苦都留给自己。这种为了爱可以牺牲爱本身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正常意义上的党性与道德规范，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人性美。
说到《英华之歌》艺术上的局限，还有两点应当指出
（一）关于人物形象的衔接与性格延伸问题。长篇小说续集中的人物性格不是重起炉灶，而是前一集的延伸。如果人物性格发生重大变化，应当作必要的交代与铺垫，否则不仅会使人物性格产生断裂，而且会影响情节的真实性、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江华在《青春之歌》里留给读者的印象是稳健沉着、淳厚质朴，他有胆有识，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而《英华之歌》一开始，江华就显得政治上僵化，不深入，感情上冷漠无情。情节展开之后，作者力图表现江华与林道静在思想、政治、性格、情感上各方面的冲突，但是除了江华的忌妒心以外，对他思想性格的其他重大缺点缺乏深层次的揭示，江华为什么竟会变得这样，缺乏合理的基础。这个重要人物变成仅仅由于情节需要而活动，并不完全符合《青春之歌》所提供给读者的这个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活动逻辑。并不是说，重要人物的性格不能变，而是变需要有铺垫。作者还没有把这个人物复杂的心理和微妙的表现方式更准确，更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来。
（二）关于小说的叙述语言的艺术空间问题。杨沫与她作品中深爱的人物常常呈现一种"同体"现象，感情直接投入，因而小说的叙述语言也由此而带着鲜明的感情色彩，这是杨沫小说语言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一些局限。由于作者与她的人物距离太近，生怕读者读不懂她的爱和憎，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往往是跟着作者跑，不是自己自然而然地活起来。作者对生活、人生的感受恨不得通过角色一股脑全塞将进来，角色对话之后总是摆脱不掉作者从旁絮叨的影子，从而大大减少留给读者想象、揣摸、再创造的艺术空间。这种多余旁白往往割裂故事，冲淡节奏，减弱了对读者的吸引力。
1992年至199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沫文集》七卷，这是她坚实的脚步留下的闪光的足迹。她的一生紧紧同中国革命联系着。青年时期，她献身于革命，中年以后又献身于文学。创作上她辛勤耕耘，经年不辍，终于用自己美好的思想感情在中国文学之园里栽培出无愧于时代的灿烂花朵。199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杨沫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四十多位作家、学者、文学编辑参加了会议。大家对杨沫半个世纪创作生活中的不懈追求、执著的热情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她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作为专业作家在贡献面前她不满足，尽管年已八旬，又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中国笔会中心会员等许多职务在身，社会活动多，但她总是珍惜着生命里流过的每分每秒，不停地创作，让生命变作永远闪亮的火炬，让生活里的真善美化为满天朝霞。
1994年12月5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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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曾克
阎纯德
从孩子的有梦的年代，我的理想就在小小的受难的心灵上 滋生了。"伊甸园"和"天国"，是我那时理想的最高境界……
但，我越生活，眼泪越向我深心浸渗，"天国"却总不来……
我能够读童话了。我的理想从宗教所给予的幻灭中又复活 起来。我重新把它寄托在美丽的寓言中。我幢憬着一个映照得 "桃色的云"的世纪的春天。
——曾克：《新生命的检阅》前记
这位从宗教的美丽童话中走出来的女孩子，就是作家曾克。另一种童话给了她新的憧憬：受难的人们都能摆脱"土拨鼠"式的阴暗洞穴的生活，共同享受盲诗人爱罗先珂所描写的图画和音乐的幸福。她又把希望紧紧挂在"青鸟"的翅膀上飞翔，飞过阴惨的"死之国"和恐怖的"梦之境"，终于到了没有哭泣和眼泪的"未来之国"。曾克从少女时代起，便不知疲倦地追寻，为了那个只有欢笑的地方，她苦苦追寻了一生，虽是早已满头白发，却仍在寻找，以她的赤诚，以她的笔。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以战士面目出现在战场上的女作家实如凤毛麟角。最著名的大概莫过于谢冰莹，她被誉为"女兵"。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菡子、茹志鹃和刘真等人，她们都有战争的某种真实的锻炼，亲眼看到过血与火，和战争有较多的关系。而较最突出的，大约就是曾克了。
一
曾克原名曾佩兰，曾用笔名田木恋、海牟、一可，1917年4月4日（阴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河南太康县城内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从祖父一代起，曾家就发生过宗法信仰的背叛。祖父原是儒门秀才，可在二十岁刚出头时，却冒着背叛孔孟世家要遭点天灯的极刑处罚而笃信了基督教。当时盛传信教人都被洋人换了心肝。她祖父为传教奔波劳累患肺病早逝，于是她祖母便将祖父的肉体和灵魂交给了英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上帝。祖母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肩起养育只有三岁的儿子曾次亮（曾克的父亲）的责任；她辛勤地劳动着，虔诚地祈祷着，顽强地生活着，不知了吃多少苦，终使曾次亮成人，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大学，简称京师大学，接受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潮，信奉了唯物论，叛逆了基督，毕业后回到河南开封从事中学教育，心向民主，同情革命，并于1927年加入左派国民党，成为曾家通向现代社会的指路明灯。解放战争中他曾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接见，1950年调到北京，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由于他学养高，造诣深，精通天文历法，后在中华书局任编审，从事天文史研究。1958年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曾克的母亲武翠莲也是一位心地善良为人虔诚勤俭贤惠能干的基督教徒，因读圣经，识字不少，为了支持、补贴丈夫上学、养家糊口，自己创办私塾小学。子女长大成人后，她支持他们投入革命营垒，丈夫为此给她改名为武育英。
曾克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宗教和新思潮相撞击、相斗争由孔孟传统思想为泥士而构建的家庭里。她的童年是在祖母和母亲为她讲述的圣经故事、民间故事、寓言和赞美诗的吟哦声里度过，朦朦胧胧的"伊甸园"和"天国"，曾给她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梦一样的画面，也承受着复杂的矛盾。祖母、母亲吃饭、睡觉、起床前，都一定要曾克和她们一同做祷告，第一句总得说："我有罪，请上帝饶恕！"这句话，曾克像唱歌一样唱得很熟，慢慢地她不想这么说。她记得祖母、母亲常常对她说：上帝要求每个孩子都要遵守"不打人，不骂人，不说谎，不骗人"这四条戒律。她问奶奶和母亲："我没有罪说有罪，不是说谎吗？"她们无言以对，但总是以要进天国为人生目标，要求幼小的曾克这样做。直到接受了唯物思想的父亲回到开封，她才逐渐摆脱了无罪说有罪的痛苦，并得到父亲给女孩解除封建枷锁的自由——不准家里给她缠足、穿耳、说婆家。
曾克五岁即人母亲办的私立初级小学读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曾克的父亲由于不肯到国民党大员铨叙那里登记而被通缉，并通知河南全省不准他在省内工作，这便促使他下了彻底革命的决心。这之后，曾克在开封第五小学和第一小学读高级小学。1929年至1936年她在著名的开封私立北仓女子中学读书。其间，沉迷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里，《格林童话》、《灰姑娘》、《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及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等作品，不仅最早给她带来文学上的趣味，还在她的心灵深处播下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她从父亲和老师楚图南（作家）、柯仲平（诗人）那里接触到新潮杂志《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和新文学及国外的文学作品——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梅特林克的《青鸟》和苏联的小说，这些使她如痴如迷的精神食粮，是她追求人生光明目标的动力。另外，在老师帮助下，曾克积极参与成立学生会、出墙报、办读书讲演会，讨论社会进化史、大众哲学和妇女解放问题，开始发表诗歌与散文，后来自己又自办墙报《五只手》。墙报，便是这位作家最初的操练场。
二
1935年冬，因响应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曾克积极参加开封大学中学学生的罢课、卧轨、请愿运动，在陇海和京汉路上召开声援大会，发表演说，编印传单，战斗四天四夜，使火车中断一百多小时，因而被学校当局勒令退学。她父母都是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学生在她家开会，她母亲不惜冷淡上帝而为卧轨学生送水送饭。翌年春，曾克在楚图南、罗绳武、冯素陶等老师的帮助下到上海江湾私立"腾佩福幼园"担任保教员，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文委的外围组织"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井在法租界萨菩赛小学当代课老师。1937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先修班，同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事爆发后，她参加了大夏大学地下党组织的"大世界难民收容所"的服务工作，不久她回到河南大学借读，同时投入开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学生演剧队，同大夏大学的同学柯岗和黎辛创办救亡刊物《争存》半月刊。
卢沟桥的抗日炮声，是一个民族的伟大召唤。在父母的支持下，曾克和妹妹曾兰分别离开了家，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工作。曾克先后在魏伯组织的河南学生救亡演剧队，接着即投入有共产党活动的国民党部队从事民众工作，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东北军181师学兵队和第五战区臧克家组织的文化工作团从分文艺宣传。这期间，她结识了东北作家于黑J－。于黑了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战乱中与妻子在上海分手，失去了联系。曾克与他因在工作和生活中彼此产生了感情而同居。1938年，他们一同到武汉，在李辉英等作家的帮助下开始发表和出版作品。她的处女作散文《战斗的心曲》就发表在武汉《大公报》副刊"战线"上，接着出版中篇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
这部报告文学受到文艺界的好评，茅盾在《文艺阵地》上以笔名"玄"发表评论并热情推荐：
在《中华儿女》中，我们已经看见勇敢的女性怎样在炮火的硝烟下工作；现在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战区里勇敢的女性的剪影了。这本《在汤阴火线》就是那一群勇敢的女性的工作的记录，作者曾克也就是这一群中的一个。
……这里充满了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战斗者的奋发而愉快的 面影。……那一种紧张、热烈、愉快的空气，构成了壮丽的场面。
这本书的特色是充满了：对于胜利有确信，对于工作有热情 的，一群青年们的，活泼兴奋倔强愉快的笑声。
《在汤阴火线上》集中描述了"捉汉奸"、"包饺子"和"美人计"三个故事。作品表现了战士和老百姓情同手足同仇敌代的爱国精神。作品写得相当细腻：除夕，妇女队长赵大嫂带领全村妇女紧张地包饺子，送到战壕慰劳前方战士。当敌人进犯时，战士们嘴里的饺子还没有咽下便冲向敌人。一个小战士牺牲了，当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发现他的口袋里还有咬过一口的饺子。这是十分感人的精彩情节。一个是妇女，一个是战士，他们，也就是全中国人们，都有一种精神，这是不可征服的伟大精神。
不久，曾克又创作了另一部七万余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在战斗中》（1940年连载于重庆的《妇女生活》，个别篇章刊于茅盾主编的香港《文艺阵地》）。这部纪实作品是作者跟随部队踏遍河南战区十几个县的所见所闻所思的结果，所描写的对象除了抗日战士，还有普通民众，其中也有妇女、儿童，还有乡镇、矿山，所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泛深入，写作上虽是更为自由、灵活，但字里行间则由许多故事为经贯穿全篇。这部报告文学当然主要表现军民英勇杀敌，视死如归，把同敌人你死我活的战斗视为"闪光的梦"，愿把青春献给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的抗日故事；但也写行军途中冻饿病死的尸体及战争所制造的各种惨状和凄凉，也写厌战情绪和逃跑，写充满生命意识的生与死的挣扎，也有战斗中一些平常小事。总之，这些悲壮的平常的故事和描写，更多了一些亲切和真实。
高长虹在1940年3月31日《新蜀报》副刊"蜀道"第84期上以《新星》为题评介她的作品，称她是"少年作家"中最"少"的一个，他说："我看到这些作品，觉得很惊奇，出乎意料地，这沙漠中的绿洲，却像是天生下来叫她写作的。"对她作品的艺术成就尤为赞赏，她的那些描写"十分灵活"，"不是报告文学的写法，已经是一种艺术的写法了。"在描写人物方面，她"用很少的几笔画出人物的姿态、性格来"。
1939年到重庆，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教于私立复旦中学，参加文艺界、中苏友好协会、东北流亡总会的抗日宣传活动，为"上海孩子剧团"的团员补习文化课。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她在武汉、重庆和香港的《妇女生活》、《自由中国》、《抗战文艺》、《大公报》、《文学月报》、《新蜀报》、《文艺阵地》等报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及话剧计三十多万字。创作上她虽是最初的尝试，却是十分成功的，形成影响，颇为当时文坛所关注。
三
1940年冬，经周恩来、邓颖超介绍，她与于黑丁一同奔赴延安，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专业创作。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使她明确了作家创作的目的性，从此再没有离开过战斗生活；同年6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曾克喜欢现实主义作品，因此她所接触的作品多是一些具有强烈人民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并受其影响。曾克说："我喜欢杜甫、白居易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传》、蒲松龄的《聊斋》、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柯仲平的《海夜歌声》，以及外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我的大学》等作品并深受其影响。这大概同我的气质和我在文学上的追求有关。"
到延安之后，曾克说，她和黑丁在生活、感情上不断发生不协调的矛盾。黑丁过于粗暴和易于激动的性格，以及在学习、工作方面的兴趣、要求越来越有差异，是他们分手的主要原因。曾克说："作为两个写作者组成的家庭，生活里应该随时议人生，淡写作，交流感情，但黑丁缺少这些。他总是忙忙碌碌，一天难得说上几句话。"曾克性格开朗，善于接受新事物，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她的这些生活都不为黑了理解和接受，以致于引起无端的猜疑和忌妒，有时甚至无理智地撕掉她的文稿（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大概是最不能容忍的），甚而还动手动脚，严重伤害了曾克的自尊和事业心。黑了虽然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但他未必就了解年轻妻子的心，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男子主义，也许还在捉弄他，自由的新鲜空气他还感到陌生，不理解应当如何对待女人。这便导致这一对战火烽烟中相爱的夫妻未能走完人生的旅程。
日本的投降给每一个中国人展示了一条新的大道。曾克和黑了一起奔赴晋冀鲁豫太行山根据地。使曾克心仪已久的新生活，正微笑着向她招手。她独自带着孩子和自尊，到基层人民中生活和写作。在太行，她任晋冀鲁豫文联理事、《北方杂志》编委，还到北方大学文学系宣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精神。当时曾克仍以深入生活为主，仍然从事专业创作，骑着小毛驴，带着孩子，一头扎进太行腹心地区左权、武乡、长治、邢台等地，和工农兵群众一起迎解放，搞土改，保卫胜利果实。火热的斗争生活，使她的创作格外活跃，那几年的创作结集为《新生命的检阅》，但未能出版，后来又辑为小说结集《新人》、散文结集《光荣的人们》出版，这是她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之后的成果。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文学创作，应该说是从这时候才算真正开始的。"（《新人·编后记》）
《新人》共辑短篇小说八篇，作者形象地再现了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各方面的伟大斗争。这些故事，有的描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太行山群众与敌人进行尖锐复杂艰苦的斗争，有的表现军民粉碎敌人频繁而疯狂残忍的扫荡及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和坚持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作为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记录，这些文字的价值不可低估。其中短篇小说《掩护》和《爱》都是优秀之作。《光荣的人们》是新社会的颂歌——"……再也见不到挨冷受饿和没有工做的人。大家都在用劳动养育自己，用手创造自己的幸福。千年来压迫人和寄生的剥削阶级，受到了制裁，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抬起了头、人类纯良的本质，高度的同志的友爱，沸腾的领导热情，是这社会的基本内容。仇恨只用在对付破坏这新生活的进犯者。眼泪虽然还会在最欢乐的时候进射出来，那也只是过去受难的即将消逝的影于。这儿人民走出贫穷、封建和愚昧，残废者各尽所能，组织起来互助的工作，连监狱都成了学校。"曾克在这里所描写的，正是这本书里的光明主题，是人民朴素的理想，是日后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美丽风景——一个新社会的蓝图。
四
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给中国这块苦难的土地带来最后的和平，中国人自己还得来一次你死我活的最后较量。1947年春——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的前夜，曾克正式参加野战军，在野战军新华总社任随军记者，跟着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正北战，在战士的行列中和行军、作战及大小会议上，都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同年夏，刘邓大军接受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执行挺进大别山的反攻任务，部队决定，除了卫生部门和文工团的女战士外，女同志一律不参加南征。而这时已是一位母亲的曾克焦急万分，月夜向刘邓亲自请战，而终被获准，一时成为部队的美谈。
在跃进千里无后方的大进军中，曾克和野战军部队一起，冒着飞机的轰炸扫射，爬险山，涉恶水，终于进入大别山，她积极投入重建根据地的斗争，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到岳西县二区发动群众，支援野战军。这时，她创作了著名的报告文学《挺进大别山》。茅盾对这部作品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该书序文《读〈挺进大别山〉》中说："严格说来，《挺进大别山》这集子内的各篇，还不是短篇小说，而是一种速写，或报道。正如作者在《前记》中所白：'这些东西，都是时间性较强的新闻，由于当时交通阻隔，发稿困难，而只将它简单地随时记下来，现在仅仅是想做为材料保存起来。'然而正因为是'随时记录下来'的，所以有一种新鲜活泼的气韵保存在字里行间，现在读起来，神味仍然是隽永的。"这本集子包括六组速写，综合来读，可以"看到挺进大别山这一伟大的英勇的进军的轮廓"。在各篇中，茅盾喜欢《送别》、《沙原上》、《史玉伦同志永垂不朽》、《突击》、《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过涡河》、《陈锡联司令员会见了妈妈》等，这些篇章里的人物虽然还是一种素描，一个剪影，"可是很生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里也时常有小段的风景描写，周围人物的衬托，也颇轻灵可爱。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涉笔偶感'的风景描写大抵是能够和人物的行动有机的联系起来，换言之，作者并不是为了要给人物找衬托这才描写风景的，更不是为写风景而写风景，——风景和人物相当地做到了'血肉相关'。"
之后，曾克便又投入淮海战役、渡长江战役，解放大西南，亲眼目睹和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成为军内军外闻名遐迩的战士作家。
1949年9月，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曾克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在极端艰险的战斗岁月里，除了信念、战友和群众的帮助与鼓励，与河南同乡、上海大夏大学同学——第二野战军新华社记者柯岗在战争空隙的短暂相聚，总是互相鼓励，彼此关怀，时时提醒记者的责任，询问笔耕的收获。于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把他们从友情、同志之情中拉了出来，送他们踏上爱情之路。柯岗在一首《夏日的清晨》一诗里说：
这花朵样的夏日的清晨
我出发到火线
朝阳把东方的浮云镶着金边
有小雀飞过开满红花的石榴树
把晶亮的露珠落进怒放着的花心。
淡色而修长的路
从我家门前劈开了熟透的麦田
直伸向老远老远的地方
那里有炮火激响。
我的马背好了鞍子挂在路旁
它心急地吹着鼻子
敲着前蹄。
我是刘伯承将军的老战士
我曾经跟着他把日本强盗杀死
我必须跟着他打倒卖国贼
我跟着他习惯了胜利。
我懂得胜利的诗要用英雄的血来铸成
我懂得那诗里要有自己的血
我的亲属、爱人和朋友就更光彩。
现在我要出发到火线
再有一分钟我就跃马扬鞭
我的美丽的夏日的清晨
将被我保护得更美丽
我的嫣红的花要为我怒放到凯旋……
这首感人的诗，和那些爱呀恨呀的爱情诗不同。这是一个战士扑向枪林弹雨前向自己亲人的表白。关于这首诗，曾克对我说："这首诗是1947年夏天柯岗在平原到前线之前写给我的。当时我们并没有结婚，也没有想到结婚。因为何岗也是已婚的人，他妻子是我最知己的同学，因此，虽是血与火的战争岁月，也不可能失去理智。但我们很明显地彼此相爱着，因此他才将这诗给我。"直至1950年，曾克与黑丁的感情疏远了，柯岗妻子的感情也转移了，他们才正式结婚。曾克在给我的信里说："我和柯岗从相爱到共同生活，虽然坎坷多难、分离时间多，但通信却少。就是那些不多一些信件，也在文革十年中毁掉，所能珍藏的只有他写给我的这两首诗。"曾克所说的两首诗中的另一首诗，就是1952年5月柯岗从西藏高原归川途中遇雀儿山雪崩路断滞留德格，偶见白发丛生，拔除三株，置于云南昆明花都寄来之红花袋内，信手自题，藉记心痕的《雪山情思》：
红花白发共一包，春霄酷寒情梦扰，雪崩路断行不得，冰封 三月音信杏；边疆雀懒误家书，寄语万里阳关道，遥祝花都春长 在，五月高原花开少；形影憔悴思情浓，扬骨天涯爱难消，卫国爱 家生命任，云端峭峰人可到；夜间孩啼唤爹娘，惊魂白发似秋草， 且将白发件红花，红花白发慰寂寥；关山重重自题心，心随冷月 上树梢，但愿冷月识真情，抛寄我心莫辞劳。
这诗的字里行间仍然是战士的浩荡情怀，虽然更多了些亲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展西南地区的文艺工作，曾克转业到地方；自1950年至1978年，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一二三届理事、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她在担任党和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到工厂、边疆、海防部队深入生活，创作了不少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同时又完成一些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
五
像许多作家那样，文化大革命给她一家带来的是灾难。柯岗无辜地遭受四人帮的逮捕和杀害（未遂），虽然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柯岗留下了严重的残疾，尤其给他们一家人的精神上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曾克的全部作品遭禁，书的封面上统统用大黑笔涂写着"黑书，禁阅！"的字样，写作更是寻找不到那份自由和空间。由于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理想、事业、信任、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他们才经得住生死的考验。曾克说："我们生死相依，风雨同舟，四十多年来，经历了许多坎河和生离比别的痉和考验。也许，这就是人生。
1978年，雨过天晴，春满人间，这是曾克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小组党组成员。参加中央军委组织的《刘伯承传记》编写工作，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艺术委员会顾问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和《中国风》杂志社长、主编。
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曾克用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个和汗水，辛勤耕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自1938年以来，她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上》（1938年，武汉上海杂志公司）、《铁树开了花》（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光荣的人们》（1950年，上海杂志出版社）、《走向前线》（同上）、《挺进大别山》（1950年，华中新华书店）、《计划及其它》（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挺进大别山》（新版；199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小说集《边疆》（与柯岗合著；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人》（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同成长》（与柯岗合著；1957年，作家出版社）、《前仆后继》（1963年，辽宁文艺出版社）、《第十四个儿子》（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散文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与柯岗合著；1951年，重庆人民出版社）、《遥寄祖国的孩子们》（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克散文选》（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水晶般的心》（1993年，新华出版社）及电影文学剧本《中央突破》（与何岗合著；197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主编大型回忆录《春华秋实——开封北仓女中回忆录》，还与柯岗、薛洪兴合编《刘伯承中原逐鹿》（1983年，解放军出版社），《刘伯承传》也已出版。她的作品先后被收入《英雄谱》（1954年，重庆人民出版社）、《解放区短篇小说选（1942一1949）》（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短篇小说选（1949-1979）》（同上）、当代女作家作品选》（1980年，花城出版社）、《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9-1949）》（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七分册；198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小说卷"、"散文卷"；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一1966）》（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报告文学编"、"散文杂文编"；1992年，重庆出版社）、《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红杜鹃"卷；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等近四十来种文学选本中。
六
曾克是一位能文能武、勤苦干练、朝气勃勃的人民作家，是中国延安和解放区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经常在行军宿营中，在露宿山间的松林里，利用油灯、松明和旧黄裱纸，记下战争的残酷和胜利，记下战士英雄的身影及劳苦大众对于战争的热情。她的作品都是深入前线、深入战士，深入斗争生活的艺术真实记录，具有艺术价值和对历史的认识价值。
曾克善于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表现战争和对新人的刻画。在她的作品里，无论是报告文学、小说，还是散文，这些文字都与中国人民的伟大战争、劳苦大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我们既能看到那些为祖国的解放英勇杀敌的无畏战士，也能看到那些支援中国反击外国侵略的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英雄人物，新人物，新生活，新气象，是她作品中的精魂。描写的细腻，抒情和对大自然的生动描画，使她作品中的人和精神有了亲切、真实的生命。
历史是曲折的。曾克作为见证人，她用她的才华和心血，为历史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不是一般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是历史的真实的艺术的记录，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世世代代认识那一段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文献。在她的作品里，尽管所表现的是中国人在苦难、抗争、奋斗岁月中的一点一滴的小事，也同样可以印证中国革命所经历的曲折道路，艰苦的途程与胜利的足迹。这些作品，可以让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的英勇斗争和大别山的进军，更长久地镌刻在历史记忆里。
曾克从孩提时代长满宗教之树的梦幻家园出发，在人生的跋涉中，很块看见了踏入铺满北斗之光的路途。她怀抱久已认定的道德信仰，愉快地向前，无畏，无悔，无怨，是这个永远的作家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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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琦君
张默芸
琦君，原名潘希真，1917年7月24日生于浙江永嘉县瞿溪乡一个旧式家庭里，既是官家小姐，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爱之深教亦严，父亲潘国纲虽出身农野，久历戎行，身为师长，却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盼她成为才女，就请一位姓叶的家庭教师教她。于是：五岁，认方块字；六岁，学描红；七岁，读诗经、唐诗、习字；八岁，读女诫，孟子；九岁，读论语、唐宋古文、左传，学做古文；十岁，她就过目能涌，挥笔成文了。十二岁，随父母迁居杭州，入弘道女中。由于古典文学根基好，加之父亲的书房里有许多古今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她常偷读。暑假中，饱看新文学作品，外国小说则偏爱《简爱》、《约翰克利斯多夫》、《小妇人》，等等。她从古典文学、新文学及外国文学佳作中吸其精华，因此作文比赛，常得第一，被同学们封为"国文大将"。高一那年，她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好朋友——小黄狗》，自此，她立志当文学家。高中毕业时，她以优秀的成绩直接升入之江大学，成为我国"一代词宗"夏承焘的得意女弟子，琦君因此诗词造诣极高，其中又以同更获赞赏。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汇文女中及故乡永嘉县中教书。1949年去台湾，服务于司法界，任高检处记录股长及司法行政部编审科长等职，同时在大学任教，并挤出时间写作。1964年获台湾文艺协会散文奖，1966年代表台湾妇女写作协会访问韩国。1970年《红纱灯》散文集获中山学术基金会散文创作奖。1972年应美国官方邀请访问夏威夷及美国本土参观各大学，与教授作家们交换教学、写作意见。1969年在台湾司法部志愿退休后，在台湾的中央大学及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专心教课与写作。后其夫李唐基赴美任职，她也随任作"闲妻"而又闲不住，仍常给报刊写稿。1985年《琦君寄小读者》获台湾新闻局金鼎奖，1986年《此处有仙桃》散文集获台湾第十一届国家文艺奖，是年10月12日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有大陆、台湾两地作家参加的第四十八届国际笔会学术活动。在台湾作一个畅销作家并不难，但从事真正的纯文学创作而作品畅销的作家却极少，琦君就是这极少数作家中的一位。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最近台湾对三十年来图书出版情况作了一次调查，统计结果，作品最畅销的男女作家是琦君和林清玄。琦君名列十大女作家之首。三十多年来她笔耕不辍，出版散文、小说、儿童文学、词研究等近三十本，有些散文被选入中学课本，作品被译为英、日、朝鲜文，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一
琦君以撰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而她现在已成散文大家。她的名字总是与台湾散文连在一起。从她的第一本散文小说合集《琴心》算起，先后出版的《烟愁》、《琦君小品》、《红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水是故乡甜》、《母心似天空》、《此处有仙桃》、《灯景旧情怀》、《玻璃笔》、《琦君说童年》、《琦君寄小读者》、《青灯有味似儿时》、《琦君自选集》、《母心·佛心》等二十多本。琦君在自己写的大量散文中，尽情地抒发十分真挚热烈的感情，这里有对故乡山水和童年生活诗一样的回忆，有对父母师长挚友深沉的怀念，有对在台湾生活的叙写，又有对异国旅游的观感，此外是读书心得，创作杂谈，以及专给小读者写的小散文，但写的最好最多的，是怀乡思亲的散文。正如《烟愁》后记中写的："每回我写到我的父母家人与师友，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关爱，我也珍惜自己对他们的这一份情。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的根扎在故乡，扎在祖国。虽然年纪大了，常常丢三落四，可是故乡的景、事、人却永远印在心里，忘也忘不掉。那剪不断的故乡之情，理还乱的亲友之思，以它的真挚、深沉、执著和热烈，构成了请君散文抒情美的基本特征，"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移植"一词，用得何等精妙），匆匆将三十年。生活上尽管早已能适应，而心灵上又何尝能一日忘怀于故士的一事一物。水果蔬菜是家乡的好，鸡鱼鸭肉是家乡的鲜。当然，风景是家乡的美，月是故乡明"。"荨茱鲈鱼长入梦，他乡虽好总添愁。"恋乡的人，终于忍不住喊出："故乡，我们哪一天回去？家乡味，我们哪一天能再尝呢？"（《家乡味》）这种感情，是琦君所有怀乡思亲散文中的血液，就如年年中秋，年年吃月饼。台湾是产糖的地方，有各种馅的美味月饼，可请君一想起家乡的月光饼，那又香又脆的味儿好像还在嘴边呢。"（《月光饼》）即使是水，也是故乡的甜。琦君去台旅欧访美，喝过各种各样的水，也爱喝矿泉水，但又怀疑外国的矿泉水不是天然的，而且，"说实在的，即使是真正天然的矿泉水，饮啜起来，在感觉上，在心灵上，比起大陆故乡的'山泉'来，能一样的清洌甘美吗？"（《水是故乡甜》）在《乡思》里，作者写得更恳切："来到台湾，此心如无根的浮萍，没有了着落，对家乡的苦念，也就与日俱增了。"日里想，梦里思，"昨夜梦魂又飞归故里，躺在双亲的墓园中，拥吻着绿茵覆盖的芬芳泥土，望着悠悠出岫的白云，多年抑郁的情怀得以暂感舒松，可是短梦醒来，泪水又湿透枕边，美丽的家园啊！它依旧是海天一角，水阔山遥"。她多么盼望海天连成一片，山水连成一线，能回到故乡"享受壮阔的山水田园之美，呼吸芳香静谧的空气。我渴望那一天，难道那一天还会远吗？"（《写作回顾》），这里写的。不只是她个人的心愿。那梦，那渴望，是属于许许多多去台人士的，也是属于神州大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
有人说琦君不善于写游记，这种说法不确切。游记有各种写法，有的偏重于写景，有的偏重于记事，有的偏重于述怀。琦君是生活在人情中的人，无疑偏重于述怀的，但常常与记事写景结合在一起。她的《西湖忆旧》、《故乡的江心寺》、《何时归看浙江潮》，虽是追忆而写的，实是绝好的游记。这些地方，她离开了许多年，却写得一往情深，景、人、物——如在目前，再一次说明她爱之切，忆之深。在她笔下，"西湖似明眸皓齿的佳人，令人满怀喜悦，古寺名塔似遗世独立的高人逸士，引人发思古幽情。何况秋月春花，四时风光无限，湖山有幸，灵秀独钟"、"令人留连忘返"，"若把西湖秀丽景物移到台湾，都成奇景"。对于"占世界风景最佳四大学的第二位的"母校之江大学，因为有"千变万化的钱塘江水"，"我爱之胜于西子湖"。清晨，"晨曦自红霞中透出，把薄雾染成了粉红色的轻纱，笼罩着江面。粼粼江水，柔和得像纱帐里孩子梦中带笑的脸……我们赤足在潺氵爰的溪水中拣石子，夏老师依槛闲吟，诗成后传诵一时"（《何时归看浙江潮》）。这简直是一幅色彩分明、人物鲜活、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故乡母校游乐图。但更引起作者思恋的，是游子喝了"不忘本土"的"回旋井水"，因而盼望"再饮江心寺的回头水，更愿此身幻化为井底清泉，回旋地回到故乡"（《故乡的江心寺》）。这种对故乡炽热的思念，正是作家热爱祖国的真诚表现。尤其令人难忘的，作者每看到异国他乡的山川景色稍似祖国风光时，又会引起丰富的联想，倾注她对祖国灼热的爱。如她游美国爱荷华城时，看到万缕千条柳丝，随风飘拂，她就"手牵着柔细的柳条，悠悠然真有置身大陆江南之感。台湾也有柳，但垂柳没有这么柔，这么长。爱荷华的柳很像杭州西子湖堤上的柳，自有一份魅力，引人无限乡思"（《静谧的大学城》）。她应邀访问韩国时，所以"使我骤一见就立刻爱上了她"，是"那一份似大陆北国又似江南的情调，与亚热带的台湾迥然不同。"在瞻仰汉城故宫的勤政殿的屋脊上的飞檐时，她觉得"仿佛置身于北平故宫中，顿然发思古之幽情"。作家对祖国母亲的眷念，是那样刻骨铭心。在这些篇章里，作者不是一字一句地来描述这一切，而是用整个心胸来拥抱这一切，那深沉浑厚的感情，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弦。
琦君忘不了故乡的山水，自然更忘不了故乡人，忘不了亲爱的父母、尊敬的老师、异姓姐妹，甚至长工和乞丐。她把她的满腔思念，一片至情，溶铸到每一篇作品里。不同的是，一般作家是一篇文章写一个人，她是一篇文章一个重点，通过许多篇章，集中许多重点，写活一个真人。这种效果，表现在写母亲时最为成功。如《母亲新婚时》，写母亲的爱情和婚姻，她与丈夫虽是"亲上加亲"，爱情却发生在婚后，突出母亲的娇羞、温柔和顺从。《母亲那个时代》，写她一天到晚为一家子忙，想得到丈夫的爱而不能，突出她的勤劳和容忍；《母亲的偏方》，叙母亲能用各种偏方治病，简直是一位"全科医生"，而这一切都是从外祖父那儿零零碎碎学来的，说明母亲的聪明干练；《母亲的手艺》表现母亲的多才多艺；《母亲母亲》述母亲对女儿既严历又温和的教育方法；《髻》写母亲的幽怨，因为做官的丈夫把本应给她的爱转移到姨太太那儿去了；《毛衣》写母亲对女儿的慈爱。《母亲的教导》写母亲如何注重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教导自己的女儿。除了这些专外，在其他散文中，在写别人的同时，也给母亲一些侧写。如写母亲待长工和待家人，她甚至帮阿荣伯成了家，并让他们夫妻双双住进潘家（《阿荣伯》）；她也善待奶妈，把一对金手镯分赠给奶妈的孩子和自己的女儿（《一对金手镯》）；即使对乞丐她也充满了同情心（《三划阿王》）。读者可以从专篇或其他别篇有关的侧面描写中，多角度地发现她勤劳、刻苦、节俭、善良、容忍、慈悲的品德，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和三从四德和旧式妇女的形象，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这种连环画式的写法，不啻是对散文艺术的一种创新。对外祖父、老师、阿荣伯的描写，也采用同一手法。《外祖父的白胡须》中的外祖父，既是私塾老师，又是义务郎中，对一切人都亲切和气，甚至连蚂蚁虫类都要"保护"，他抓到小偷也不打骂，反而送小偷两块银元叫他做生意以改邪归正。为了"最蹩脚"的戏班子能演下去，他特地带外孙女顶风冒雪去"捧场"，"拼命拍手叫好"，最后还给戏班子一块银元，"让他们买壶酒，买斤肉暖暖肠胃，天太冷了。"《红纱灯》则着重通过外祖父因才施教，寓教于乐的教育方法，希望把染有坏习惯的五叔教育成为力求上进的青年，突出外祖父不同凡响的智慧与热切心肠，我们也从这些不同的篇章里，看到了这位活神仙的方方面面。在怀念老师的散文中，《春风比雨》、《鹧鸪天——怀念夏承焘师》这两篇文章，将风流倜傥的大词人及与人迥异的教育方法与教育实践，写得丝丝入扣，而《一生一代一双人》则体现老师对师母的理解与体贴，从另一，角度显出老师的高尚人格，心地善良；《吾师》，把三个老师为教、为文、为人层层衬出，突出三人不同的学识、个性和风格。把一个雇工和官家小姐的美好关系写得那么动人，华人作家中只有琦君。如《第一双高跟鞋》、《阿荣伯伯》，阿荣伯伯的"学得能干点，要自己打天下"的叮嘱，倒不像雇工对小主人说的话，而是长辈对小辈的关切。怪不得他"仁慈慷慨乐于助人的性格，给我少年时代不少的启迪"了。
国内有些评论文章，只字不提琦君父亲写的散文，只是在别的文章中提及父亲对母亲的无情。其实琦君也很爱父亲，专文有《父亲》、《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在其他写母亲或母亲、父亲、姨娘三角微妙关系以及父亲对"我"的挚爱之类散文中，父亲的形象也是亲切鲜明的，如《小梅花》、《杨梅》、《酒杯》、《鲜牛奶的故事》、《喜宴》等等。琦君通过儿童的视角，将父亲弃官退隐后的心态，以及对种田人纯真的友谊（《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晚年对母亲的理解、深情和愧疚（《杨梅》），以及对"我"的挚爱（《喜宴》），写得那么细腻，那样鲜活，那样生动。而《父亲》的构思尤其独特。文章一开始，作家就为父亲造型："每回听到马弁们一声吆喝：'师长回府啦'"孩子们远远偷看到的是一个威风凛凛的父亲。"我"和哥哥，只是怕他，不敢亲近。待父亲因反对军阀内战而自动退隐闲居以后，父亲不再穿军装而着一身蓝色长衫，不像显赫的军官而像诗人学者时，"我"就感觉亲近多了。尤其是哥哥死后，父亲从北平回到杭州，"我"也由远远的"偷看"到"靠在他怀里"，为痛悼哥哥而与父亲相对痛哭。在这里可看出作家组合素材的高超：从形式上实质距离的拉近到感情距离的拉近，承接得天衣无缝，同时也借此将父亲的显赫、威武、悲愁、慈爱一一展出，既树起父亲的高大形象，又写出父亲丰富的内心感情。
在写人的单篇散文中，有人把《一对金手镯》当成小说，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有鲜活的人物形象，严谨的结构。事实上琦君写人的散文，都小说化了，如《父亲》、《髻》、《红纱灯》等。所以这也是一篇小说化了的散文杰作。因为它是绝对真实的。琦君是独女，母亲爱之如掌上明珠，怎肯交与他人？据说是因为她一头浓发，听人说送与奶妈抚养才会健壮成长，迷信的母亲就让她与乳母之女阿月同吸乳汁。一岁半后，她被母亲接回，母亲拿出一对金手镯，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她手上。七岁时，这一对小姐妹又见面了，一样童稚，一片天真，并不感到她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可是十八年后，当她们再见时，阿月竟当面喊出："大小姐，多年不见了！"如同鲁迅的《故乡》中的闰土喊"老爷"一样，震颤着作者与读者的心。"鲁迅以他超越常人的冷漠，以极度悲悯所压缩成的冷漠，维系他古典的节制；琦君则以她静谧的诗词含蕴将悲悯扩散在时空以外"（杨牧：《留予他年说梦痕·序》）。这一声喊，一下子拉开了她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点出她们不同身分地位。正因为琦君"将悲悯扩散在时空以外"，她对这"大小姐"的喊声也作了与鲁迅别样的处理，她不许这样喊，而且当晚，这位官家小姐、女大学生还执意与带一小女儿的贫苦农妇睡在一张床上，畅谈别后详情，关心她的命运。直到现在，她与阿月一别半个世纪，还念念不忘这位异姓姐妹，足以透示作家善良美好的心灵，温柔敦厚的个性。很可惜，作者只为阿月的贫困叹息，却无法找出阿月贫困的根本原因，却是她思想上的局限。情真意切是这篇散文的灵魂，这表现在文字方面，是作者不露痕迹地将她在占典诗词上深厚的造诣溶合于一篇白话文里，转成质朴的语言，抒写她的深情与眷恋。仅就流泪场面，就有七次之多，但没有雷同的。其中，有乳娘见到长大成人的"我"的喜极而泪，有"我"面对两"鬓已斑"的母亲和摸到乳娘"粗糙"双手而流的伤感的泪，有"我"与阿月话别时感到一对异姓姐妹"生活环境里离将日益遥远"而流的无奈的泪……除了写泪，作者运用对比手法，将失落之情，也写得如在目前，如当"老师讲到马克·吐温的双胞弟弟掉到水里淹死了，马克·吐温说'淹死的不知是我还是弟弟'，全班同学都笑起来，自己想起阿月……心理就有点怅怅惘惘的。"这种对比，既鲜明又有新意。全文显得缠绵徘恻，动人心弦。比起忆旧文章的凝重情深，来台以后的生活写照的散文，则多幽默诙谐。当然不能说她写来台后的生活散文就不带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琦君信奉"感人心者，莫善于情"（白居易语）这句名言。她是用"情眼"看世界的，在她的笔下，处处都是爱，万般都有情。我说她忆旧文章更凝重，更情深，只是比较而言而已。请看《我的另一半》、《我的另一半补述》、《三如堂主人》、《梨膏酱油》、《与我同车》写得多么幽默而又一往情深。至于《孩子快长大》、《孩子慢慢长》、《捕儿住校后》等等，也写尽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心，《家有怪妻》、《再做闲妻》则更是妙趣横生！
除了写人，她的笔也离不开她心爱的小动物。她写猫（《家有五猫》），写狗（《寂寞的家狗》）、写猴（《再见呆呆》），甚至写老鼠（《人鼠之间》）、小虫（《静夜良伴》）等等。她自幼爱小动物，她的处女作就是《我的好朋友小黄狗》。在所有写动物的散文中，我认为《我家龙子》最出色，它不仅表现作家对动物的爱，更突出一颗慈母心。因为那只猫是儿子雨夜拾回来的"爱宠"、拜托"我'代为照顾的，于是母子间的情愫得以沟通。而这聋了的小白猫所以不叫聋子而叫龙子（这名字还是最不喜欢小动物的父亲取的！），也表现做父母的对儿子的期望——望子成龙。结尾处"我抱着龙子，喃喃地对龙子诉说心事…但想想（已经远行的）儿子，他又何尝听得见，听得懂呢？"那种对儿子的担心和爱心，是每个母亲都有，却不是每个母亲所能言传的。
琦君写身边琐事的散文常富哲理，如《倒帐》，全家赖以生息补贴家用的一笔钱，被一位朋友倒掉了，怎么不难过呢？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此"使我们懂得如何安贫守拙，更懂在贫与拙中，如何来享受无边的家庭乐趣"，"岂非'得大于失'"？又如《财富和爱情》说明夫妻生活中，爱情和友情才是永恒的财富，给读者多少启迪！此外如《恩与爱》、《生与死》、《有我与无我》、《有甚闲愁可皱眉》等都是极富哲理与情趣的精品。有些身边琐事则写得富有人情味，如《课子记》，她嫌她先生对儿子太苛，"谁知轮到自己教他，竟比他爸更容易动火"，写做爸爸的辅导儿子功课时一下子叫"乖儿子"，一下子骂"笨东西"，声态笑貌，跃然纸上，像一幅家庭生活画，一出富有诗趣的小喜剧。通篇作品生气盎然、真实，真是使人神游而意会的好作品。
琦君给小读者写的散文，充满迷人的色彩，既有浅显的哲理，又富有儿童情趣，是很适合儿童阅读的无韵诗篇。如《蒙娜丽沙的微笑》、《魔笔》、《孔雀错了》、《讲几个笑话听听》、《一同来读诗》等等。
琦君的评论文章，不管是书信式的（《读〈移植的樱花〉——给欧阳子的信》），杂感式的（《真·善·美——读〈世缘琐记〉杂感》），论文式的（《犹有最高枝》），实际上都是散文佳构，是散文式的评论，中肯、敏锐、畅达、优美，是这些散文的共同特色。可贵的是作者在评论别人的作品时，常常把自己摆进去，仿佛与作家娓娓长谈，共同研究，比起某些学究式的评论来，显得既亲切又深刻。
对于别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作者既赞扬其美好的，如《佛老心》、《美国人的亲情》；也抨击其丑恶的，如《惊心动魄》、《黑吃黑》等。
二
琦君一向以散文创作的辉煌成就照耀台湾文坛，而小说和词方面的成就却少为人称道，这是不公平的。确切地说，她既是大散文家，又是小说家和词人。小说结集为《菁姐》、《百合羹》、《七月的哀伤》、《钱塘江畔》、《缮校室八小时》、《琴心》（散文小说合集），以及中篇小说《桔子红了》。词作散见于散丈集中，此外还专门写有一本研究古人词作的学术著作《词人之舟》。
琦君的小说，可分前期和后期。前期小说多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的爱情故事，且多为忆旧之作。如《阿玉》中的阿玉，是个美丽聪明的姑娘，可是贫穷使她沦为丫头，三叔和肫肝叔都爱她，阿玉却只爱三叔，肫肝叔自己认为配不上阿玉，就自动退出情场——作者把这些实事搬上稿纸时，就去掉肫肝叔这个人物，集中写阿玉和三叔的爱情以及小春的友谊。有人说这"有点像才子佳人那一套"，其实与"那一套"完全两样，二太太折磨、痛打阿玉，破坏阿玉与三叔的爱情，最后把她卖给船工，阿玉作为船家妇贫穷飘荡一世，连封信都无法收寄，其悲苦可想而知。作家通过家庭这个窗口，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因为是按生活原型塑造的，个个写得栩栩如生。阿玉、三叔、小莺自不必说，就是次要人物如凶狠的二太太，宽厚、仁慈的大太太，作者也把她们写得活灵活现，这就难怪"当年由米白水先生的友人改编成电视剧"，并获得巨大成就了。
《莫愁湖》也是忆旧故事，"小说中的姑父姑母实有其人，而和那少女一段凄凉的爱情故事却纯属虚构"。虽是虚构,却使读者深信不疑。这正是作家的艺术功力所在。在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安排下的旧式婚姻，有几对是幸福的？何况这一对夫妻无论在外貌、性格、文化教养诸方面都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风度翩翩而又才华横溢的姑父碰上美丽聪明的刘舜华，自然一见钟情，但旧礼教约束着他们，他们的恋爱只能以悲剧告终。姑姑生气时没收了姑夫给舜华的信，清醒时又要求"我"陪舜华去看姑父，足见她有自知之明，心是善良的。倒是"我"的迟疑不决，使一对有情人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虽然"我"的犹豫不决以及顾前顾后的心理状态，是符合"我"的身分和性格逻辑发展的，但难道不可以找出一个既能突出人物性格又有个比较光明的结尾——让姑父在见到他心爱的人才含笑死去？
如果把《琴心》和《完整的爱》相比较，来探讨什么是"完整的爱"，我认为《完整的爱》并不完整，《琴心》中的爱倒是完整的。《琴心》中的人物都带有一种诗意的美，光洁而亲切，虽有点巧合，却给人不少的温情！《完整的爱》中幼之的痴情，慧儿的妒恨，任性以及她的觉悟和改过，都是可信的，只是作母亲的开始以母爱克制儿女之情，还可以理解，但慧儿悔过之后，她仍不去找幼之，反而说："这样似乎爱更完整些"，明明是缺陷，为什么说"完整"？只有召回幼之，爱才真正完整，而且也才真正符合这个题目的旨意。
《菁姐》和《紫萝兰的芬芳》都是兄弟俩同爱一个女人，但菁姐婚后最后被哥哥椿所抛弃，却原谅了椿。无疑，她仍然爱着椿，这种情爱的美，一经触及，就保持永恒。因此她也不接受弟弟萱的感情，目的是要萱"有一个完整不缺的心去爱，去被爱"。在这里，作家又强调了"爱的完整"。《紫萝兰的芬芳》中的蓉嫂死去丈夫，四年来，她在哀愁中生活。但最终摆脱了哀愁，接受了虹弟的爱，紫萝兰的芬芳终于代替了白色的大理石花，小说成了一首哀愁而又明丽的爱情诗。
《长相忆》和《探病记》内容大同小异，人物性格却迥然不同，结构也大异。前者以送别开始，送走后回家结束，中间描述事情的发生、发展，文笔清秀婉丽。后者以女主人公满腔热情而来开始，张惶凄凉出走结束，中间也描述事件的发生发展，文笔始为欢快，后转凄婉。就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前者所有人物皆可敬可爱，张老师的温柔多情而识大体，作家借她的嘴，再一次宣扬"爱是应该完整"的曲调。不难看出，琦君关于"爱是完整"的思想，显然十分注重精神与伦理的完善，而忽视爱情的现实价值。这种观念的文化依据，明显来自民族传统的道德准则。它与作家对民族文化深刻的认同感紧密相连。这与她在散文中表现出的深厚乡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这一观念的统摄下，使得琦君在小说中极少玉成其爱，而是强调"爱的牺牲"。
在《失落的梦》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种牺牲精神。作家成功地通过慧的心理描写，把女主人公的酸辛、怨恨、怜悯、同情、关怀种种情绪，细腻地显现在读者面前，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侧面。慧甚至认为，她的牺牲也并不无代价的，因为她的退出"可以完成一件更伟大的艺术品"——"你们志趣相同，你们的前途将因合作而更有希望"。这是一种升华了的爱的牺牲。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西方精神偏重争夺，东方精神偏重成全，这种宁愿牺牲自己以成人之美的高尚道德品质，无疑是应该赞扬的。至于另外两个人物，如果出于一般作家之手，他们一定成为指责对象，而在琦君笔下，他们却成了值得同情的人。仲明"稚气可掬，除了艺术，什么都不懂"，可是对于美，却十分敏感。朱丽先是崇拜艺术，由崇拜艺术到热爱教她的老师，这也许是他们越轨的基因？但仲明作为一个有妇之夫而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造成了两个女人的痛苦，这就应该受到谴责。倒是朱丽，一片天真，事先不知仲明是有妇之夫，事后也不怨恨他，而且她甘愿退出情场，甚至愿意交出孩子，她的行为和心灵也是美的。
如果说《失落的梦》中慧的"爱的牺牲"是升华了的，那么中篇小说《桔子红了》里秀芬那种"默默认命的受苦与牺牲"（琦君：《关于〈桔子红了〉》）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爱的牺牲。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六叔"说得好："人世间许多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他与秀芬原是小学同学，再见到秀芬时，是她被他大嫂接到家，准备做大哥的第三房小妾了。六叔与秀芬虽然心心相印、真诚相爱，也不得不分离。秀芬的命运更可怜可叹，这不仅因为地家境贫寒，父死母改嫁，又为哥嫂所不容，更因为"克死"未婚夫而只能卖给大户人家做偏房，十八岁的她却嫁给五十多岁的"老爷"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并期望能生育以取得在这个家庭的地位，结果因二姨太的追逼奔逃而掉了一跤，摔掉了腹中的孩子，又因患产褥热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她牺牲了一切，却什么也没得到，人世间有比这更凄惨的么？
这篇小说构思的独特性，在于通过身为侄女秀娟的视角和感觉，揭示民国初年一个旧式家庭的悲剧。因为是秀娟的耳闻目睹心受，读来倍觉真实和亲切。小说通过语言行动刻画人物，而对比手法的运用，更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三从四德式的贤妻良母大太太（伯母），阴毒狡诈的交际花二姨太，柔弱多情的秀芬，聪慧又极富同情心的秀娟，古板守旧的官老爷伯父，善良多情而又无奈的六叔，等等。另一篇即使有个圆满结果的《快乐圣诞》，作者也通过小慧的嘴宣扬"爱是牺牲而不应当是自私"。她使叶阿姨牺牲对父亲的爱，促成她父母亲复婚，并撮合了叶阿姨与韩叔叔的婚事，结果皆大欢喜。
有人指责琦君的小说"写作圈子实在太狭小了"、"在故事里都是那一个故事在翻新，也就是残缺的爱。《紫罗兰的芬芳》中的爱，《完整的爱》中的爱，《情明劫》中的爱,《菁姐》中的爱,不都是同样的形式吗？"如果这只是指她前期小说而言，还有一定道理，因为她前期小说常在爱情上打圈子，井再三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几乎每篇小说，都笼罩着淡淡的哀愁。但她的后期小说，则根据生活的体验，题材不断更新，写作圈子不断扩大，如收集在《缮校室八小时》中的作品。琦君在司法界工作二十六年，对这个圈子里的人和事很熟悉。她还访问过监狱，搜集小说素材。"当时我也只试试，一个女性作者，除了身边的琐事、儿女情长之外，是否也能深入地描绘社会万象、人生百态？"无疑，作家的试验是成功的。就取材来说，《钟》的取材有时代意义，如果海峡两岸和睦相处，金推事就不会死于非命。然而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对老妻、对家乡的思念又使他夜不能寐，终于，在接到老妻病故的噩讯时，再也不能支持，走上了绝路。人们在读完这篇小说之后，能不抚卷长思：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仅就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作家在选材方面独具的艺术匠心。在艺术构思上，琦君小说也新颖独创，不落陈套，如《生与死》，身患绝症的警官赵启文，勇敢地救活了卧轨自杀的假释走私犯孙雨生。赵启文最后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而他的谆谆教诲和崇高精神却使孙雨生重新做人，并像亲儿子一样奉养赵的瞎眼母亲；《死因》构思的新颖独创在于她善于选取角度。作者从法医这个角度来探讨死囚犯罪的起因、悔改以及服罪的心理，这就显得别具一格、真实、深刻，引人入胜。
琦君的小说情节凝炼集中，她善于从富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中，鲜明地指出它重要的思想意义，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本质，如《电气冰箱》，作者把四户人家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集中一起，其中又突出孙钱两家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人物不同的性格，结果是清廉能干的孙志义受到上级嘉奖，知法犯法的钱守礼受到法律制裁，对比鲜明，孙太太的心理描写，尤其精彩，她的可亲可敬之处，就是处处为丈夫，儿女着想，想收贿，想不收，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自己总甘愿受苦，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典型形象。琦君还常常利用集中的场景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并使之结构严谨，如《缮校室八小时》，作者将一间办公室作为生活舞台，让人物登场，每个人物不同的外貌、身分、生活情况，都按人物出场次序一一介绍，并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显出他们职务、性格和灵魂。全文以上班始，下班终，通篇结构紧凑，经纬分明。
三
在台湾女作家圈子里，琦君以古典文学根基深厚而闻名海内外，特别是散文，不是从著名的文人墨客的传闻轶事的叙述中探讨人生哲理，就是在平常叙事描写时也夹古诗词以醒目，不少散文和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诗词名句，甚至在与友人畅谈时，古诗词也常常脱口而出，满室生辉。她喜欢诗，更欣赏词，她"对词的偏爱，是因为比诗更精美。"她说，"从诗里可以获得两种好处，一是对社会情态的了解，一是同时也领会了其文学的表现方法。但词的作用更有发挥的余地，近于语体，不受拘限。"因此她常有词作。或写乡愁,愁得人比黄花还瘦,是活用李清照词的佳作，如《踏沙·秋感》；或咏物，神韵飘逸，比喻形象，如因思念故乡而作的《清平乐·红梅》和《减字木兰花·梨花》；或写游记，绘景有色，描游人神态更绝，如《蝶恋花·游碧潭》；三曲《金缕曲》，各具风采。《金缕曲·送别孟瑶》、《金缕曲·赠秀亚》，作者巧妙地把对方的著作一一入词，更觉亲切风趣；另一《金缕曲·梁实秋先生译成莎士比亚全集，敬赋此致贺》，言辞恳切，敬佩之情，溢于词外。即使是退休，作家也要赋词以资纪念，如《鹊桥仙·退休寄感》，在她的生活中，真是处处皆有"词"了。有些词作，作者把它放在散文的开头，如《我们的水晶宫》中开头的《鹊桥仙》，把这阙词与散文共读，就更能体会它丰富的内涵。有些词作，揉进散文里，尤见清雅，如《天涯影里胭脂雪》、《想念荷花》等。琦君的小说，也常常夹些诗词，或通过人物之口，吟诗填词，突出人物性格，如《钱塘江畔》；或通过人物对某些诗词的爱好，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如《长沟流月去无声》、《菁姐》。她喜欢填词，也喜欢研究前人的词作，还出版了一本《词人之舟》，此书不仅在结构体裁上有所创新，将词论词体同评词话合于一体，而且对温庭筠、苏轼、晏几道、秦观、辛弃疾、朱淑贞、吴藻等著名词人的作品都作了深刻的研究，并且以行云流水的文笔，深入浅出地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突出不同词人的个性和不同词作的风格。如对苏东坡，一般人只认为东坡词风格豪放，琦君也赞同，并指出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豪放风格的代表作。但她却进一步指出东坡词"并不局限于豪放一格，他能豪放也能婉约，能洒脱也能缠绵。"还以他《蝶恋花》"云鬓丝桦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羁绊。杨花又有东风管。"为例，证明东坡词婉转缠绵的另一风格。不仅如此，她还指出东坡还有将豪放与柔媚溶于一词的佳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并引用苕溪渔隐丛话，来赞扬这阙词："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同样，琦君对辛弃疾、温庭筠等其他七位词人词作的分析，也新颖独到。琦君真不愧为浙东大同人夏承焘先生的得意女弟子。读者也许奇怪她怎么不评著名词人李清照、李后主、柳永、张子野、陆放翁？琦君在《后记》中说明她已经写过并已发表，但没收入此书，很可惜，其实应该收入的。对于卓文君和花蕊夫人虽只在附录部分作简单介绍，却写得情意切切，从温柔敦厚的词心或赤子之心的角度，突出了古代两位女知识分子的才华和不幸。这本《词人之舟》出在她的散文小说集之后，我们先读她的散文小说，再读她的词作词评，仿佛先看到花叶枝干，最后才看到树根，原来她散文小说常用古诗词名句起画龙点睛的妙用，所以写得那么清秀隽永温厚，根源竟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她确既是散文家，小说家，又是词人和学者。
四
形成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作品中即使不标上自己的名字，也能使读者见其文而知其人。正如我们一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就会判断这是苏东坡所作，一读一杨柳岸晓凤残月"，就认为是柳永所为。我们也可以从"等国奉比，又惹轻愁起"，看出是琦君笔法。琦君散文的独特性，是"无论写人、写事、写物，都在平常无奇中含蓄至理，在清淡朴素中见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浓妆艳抹的豪华贵妇，也不是粗服乱头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她的小说，又以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和反映台湾司法界特殊生活而与别家大异，她的词，更以情深意切取胜。总而言之，琦君作品的独特风格是跟她独特的艺术思考和艺术追求分不开的——那是对真、善、美的思考和追求。
无疑地，她的作品都是真实的。她的写作宗旨是："以自然之笔，写真实之情"。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她的散文，甚至可以当成她的自传来读；她的词，填的更是真人真事真景；她的小说，或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或是在生活的真实上升华为艺术上的真实。至于善，她的每篇作品都是证明。我们还可以特别举出《百合羹》和《岳母》两篇小说来说明这一点。前者的阿翁不愿孝顺的儿媳再嫁，后者的岳母不愿女婿再娶，但作者把这两个素材写成小说后，人物的思想境界和性格发展都有了变化。《百合羹》中的阿翁，万分体谅儿媳，主动说合，盼望她能与邻居青年君甫再结良缘；《岳母》中的岳母，也是善体人意的老太太，爱女婿的新婚太太如同己出。琦君为什么要这样写？"我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太多，为什么不透过文章多多宣染祥和美好的一面呢？"这又一次显示出琦君慈善心肠和温柔敦厚的个性。
琦君所追求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美。正如宋代黄庭坚所说："文章的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这类佳作，常在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意的寻常事物中写出独特的见解和新意，这种艺术，常常表现日常生活，常见事物，人之常情等寻常题材，善于从中发掘并表现出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在人们共同的思想感情中写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琦君的作品，特别是散文，正是这样的佳作。如《小玩意》写小女儿憨态可掬，兴高采烈玩玩具，却不知送玩具的姨娘给母亲带来多少痛苦；《金盒子》把姐弟深情，写得多么纯真、动人；《下雨天，真好》，《下雨天，真不好》似乎是两篇内容完全相反的散文，却同样写出对故乡、对童年生活无尽的思恋；《想念荷花》更是将诗情画意溶于一体的精品，我们甚至可以闻到荷花的芬芳，听到采莲的歌声，看到父亲和老师的慈颜。而这一切，是用最朴素最自然的文字写出来的，却又实在构成了表现父女之情，师生之谊的人世间最美的画卷。难怪托尔斯泰说："如果世界上有优点的话，那么朴质就是最重大最难达到的一种优点"。
如果要求全责备，即使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作家，我们也可以找出他作品的不足之处。对琦君来说，也许她离开大陆太久，对海峡这一边人民生活不够了解，某些作品，在内容上有些偏差；在艺术方面，个别作品含蓄不足，直露有余。
琦君在创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愿这颗璀璨的文学恒星，永远照耀台湾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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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陈敬容
孙瑞珍
1989年11月15日，著名诗人陈敬容治丧办公室寄给我一份讣告。讣告上写着：陈敬容于1989年11月8日22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根据本人遗愿：治丧工作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兹定于1989年11月17日火化。
她的遗愿像她的一生一样，平凡而简朴。陈敬容活着的时候，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独自一人，在都市的一角，过着平静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死后也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一个人带着她的诗和情，静悄悄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接到讣告后，我久久不能平静。陈敬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她一生的不幸和坎坷久久地存留在我的脑海中。
"文化大革命"前，我曾和她住在一个四合院里，那时，我的孩子很小，又要去十几公里以外的郊区上班，她常常过来关照我。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每到甜枣收获的季节，她总是捧着一个小碗，给我送来一碗又甜又脆的大红枣，我觉得她很热情，像母亲般地关怀我。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彼此也还算信任，空闲时常坐在一起聊聊。她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人，但从不谈她的过去，更不谈她创作上的成就。时间久了，我从周围人的口中对她过去的生活知道星星点点。
十年浩劫，我和她完全失去了联系，各自都离开了这个四合院。1978年，为了编写《中国文学家辞典》和《中国现代女作家》，我又想到了她，几经打听，才知道她的确切地址。一天，寒冷异常，北风呼啸，我和一位朋友来到位于北京正南方向的一座寺庙——法源寺。那时的法源寺还没有修聋，一幅破落、凋零的惨景，院子里来往的人很少，走进里院，使人觉得有些惊然。有人告诉我陈敬容就住在这座破庙的一间房子里，按照看庙人的指引，我找到了那间房子，庙的后院有三间瓦房，分住两家人，中间的堂屋，两家公用，放些碗橱等零七八碎的东西。两家人的门口都是锁头将军把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有格子的木棂窗，屋子里很黑，我只好趴在窗玻璃上观察，判断陈敬容住在哪间房子里。很凑巧，诗，帮了我的忙。靠窗的桌子上堆着一些不太整齐的杂志，正中间，有一堆摆放不很端正的稿纸，我一眼认出，那上面的字是陈敬容的笔迹，那是她的诗的手稿，我在门上给她留下了一张纸条。回来的路上，我高兴极了——找到了诗，就找到了陈敬容，找到了陈敬容也就找到了诗。
过了两三天，我接到了她的来信，她约我尽快到她的房子里谈一谈，我又一次到了法源寺。走进她那又冷又黑的房子。火炉燃得不旺，仿佛进了冰窖一般。当她伸出手来跟我握手时，我发现她的手粗糙得如同常年在农村劳动的老农的手，并且所有的骨节都突出增大。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下水道，每天要提几大桶水。那时，她和女儿住在一起，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都由她一个人承担。机关比较早就让她办了退休手续，她只好靠着为数不多的退休金打发日子。
后来她又搬家了，搬到了宣武门西大街一所高层住宅，我去看她的次数多起来了。新宅说是三居室，实际上每间都不大，而且一个朝东，其余两个全朝北，三个屋子都；临街，整天车流、人流昼夜不停。陈敬容只好闹中取静。她一生中最后一段时光，是她最满意，也最快乐的日子，她可以关起门来写诗，写散文。她告诉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么无忧无虑过。她是那么爱诗，诗情注入在她的生命里，她活着，诗就在她的心中孕育。最后的十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也是她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的成熟期。经过令人发指的十年浩劫，陈敬容诗中的天真与浪漫少了许多，但真诚依旧，增加了更多的成熟以及对人生的体验，这些深邃的思想，蕴藏在独特的意象中，更加婉转，更加富于哲理。在她晚年的诗中，形式上中西结合得也更加浑然一体。
"偷读"
陈敬容，笔名蓝冰、成辉、文谷。1917年9月2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城。乐山旧制为嘉定府，古称嘉帅。它是距峨眉山百里左右的一个半岛形地带，三面为长江支流所环绕，只有一面陆路，经几个县通往成都。那里气候宜人，风物多丽。古往今来，哺育了不少有成就的文人。盛唐诗人岑参，现代作家郭沫若都出生在那里；宋代诗人苏东坡曾在那里的凌云山上读书，凌云山有东坡洗砚池，历来被视为名胜之地。
她家里虽不富裕，却足可温饱。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辛亥革命后教小学，居然学会了新式的算术。陈敬容四岁启蒙，全靠祖父。童年时，祖父常教她读书，但只限于"正经书"。起初读《三字经》、《孝经》，后来读《史鉴节要》、《论语》、唐诗等。小说则无论新旧，一律不许看。祖母因为自己不识字，最反对读书，她总是愤愤地说："读了书做女王吗？我不读书，也活了一辈子。"祖父很希望父亲能光耀门庭，父亲终于在四川军阀手下当了一名不大的官儿，东奔西跑，常年不在家。母亲是一个商人家的女儿，念过私塾，结婚后，千方百计要去县城女子师范读书，由于祖母的竭力反对，终于没上成，一直引以为憾，因此，对女儿读书，十分支持。
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上有一位拖着粗大辫子年长的同学，常常给大家讲一些旧小说里面的故事，如《七侠五义》、《再生缘》等。同学中有这类书，互相传看，他们被带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她从这些书里读到了在教科书里读不到的东西，感觉特别新鲜。少年时代的陈敬容，在抑郁、沉闷的环境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祖父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橱里、架上、桌子上堆满了虫蚀的线装书。书房的窗子很大，但被窗外一道整年长满青苔的墙挡住了，光线不好。有时她看见祖父戴着老花镜，坐在窗前看书。她很羡慕祖父有那么一个大书房，心里想："一个人能读那么多书，真了不起！"她多么希望也像祖父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那里，探取书中的奥秘，但森严的家规却把她拒之门外，未成年的孩子是不准进书房的。
她十二岁那年一个冬日的黄昏，一家人都在房间里烤烘笼，陈敬容瞅准时机，悄悄地推开书房的门，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聊斋志异》，拿回自己的房间，塞到床褥下。待到深夜才坐在油灯下阅读。她在1946年写的散文《偷读》中回忆道："怎样的惊奇、狂喜，又怎样的骇怕！那些鬼怪、狐狸的故事，真叫人毛骨惊然！好像他们都在窗隙里、门缝里向我窥看，好像他们已经进到屋内，躲在那些拥挤的家具背后。但是这种恐惧却不能夺去我阅读的兴趣，我便把两手捧住了脸，只留两只眼睛，朝向书本上；偶然也举眼望一望四周，但马上又骇怕地收回来。"
从此，她读书的兴致愈来愈大，想方设法躲开祖父的目光，在书房里大加搜索，慢慢地发现了《三国志》、《列国志》和名目繁多的小说，又从叔父商店的学徒手中借来了《封神榜》和《西游记》等，贪婪地阅读。开始偷读时，心还怦怦地跳个不停，当专心地读一阵子以后，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
后来她考上了县立女中，逐渐接触到五四初期的作家鲁迅、朱自清、郭沫若、叶绍钧、冰心等人的作品。另外，教师也选了一些活页文选给学生阅读。她又接触到外国作家都德、左拉、拜伦、柯罗连珂等人的作品。有时，省下零用钱，还到旧书铺去租书来读。
在学校里忙于应付功课，读课外书的时间较少，只好偷偷地带回家去读。一次，她带回一本阿志巴绥夫的《血痕》，忘了拿进屋去，丢在耳房的条桌上了，恰巧，被经过那里的叔父发现，便告诉祖父，说她看不规矩的书。祖父把她叫去骂了一顿，要她第二天拿去还给人家，永远不许再看。幸好，当时父亲不在家，免了一顿惩罚。祖父的斥责丝毫没有减弱她读书的兴趣，新旧小说仍然继续偷看。有一回，父亲寄给她两本《生活信箱》杂志，她误认为父亲的脑子变新了，便写信告诉父亲，说她读了《红楼梦》和《水浒传》。回信来了，她被大骂一顿，说是"红楼诲淫，水浒诲盗"，岂是青年女子可以读的书？陈敬容听父亲这些话犹如耳边风。她一直相信，许多有"淫"、"盗"行为的人，恐怕未必读过这类书。
当时的作文，完全是语体文，陈敬容对作文课很感兴趣，每次总是交上长长的一篇。同时，开始写些短小诗文，用笔名"芳素"在学校壁报上刊出。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她对自己的封建家庭，逐渐产生了反感，尤其是对唯我独尊，经常打骂妻子儿女的父亲更是不满。十四岁时，她曾坐上大木船，从家里逃跑，逃到万县，被父亲抓回，关了半年多，由于母亲的恳求和亲友的劝说，父亲才退让，允许她跟随祖父的结拜兄弟的女儿到成都中华女中继续读书，并改名陈彬范。在成都，国文课教材普遍采用文言，连写作文也要讲究"摇曳生姿"、"一唱三叹"，周围的同学们也颇崇尚古风，看新书的人极少，于是新文学暂时与她隔绝了。但这却使她汲取到古代散文的丰富营养。高初中毕业还差一学期，学校让她顶替该校因病辍学的同学陈在琼的名字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冲破关闭的生活
过了将近两年沉闷的日子，1934年寒假，她收到了初中时的英文教师曹葆华的来信，动员她出川读书，并且寄来了路费。她只身一人，跋涉千里，终于到了北平，从此便与家庭断绝了来往。
到北平后，由于经济力量不足，未能继续进学校读书，只好自学中外文学，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旁听（其实是偷听），以后就靠跑图书馆了。那时的北京图书馆，环境清幽，去阅读的人不算多，加上紧临北海公园，午饭后，就在靠公园那面的林荫道上散散步，然后再钻进阅览室继续学习，直到闭馆。从此，她有了充分的时间，自由地阅读，时而练习写作。丰富的中外文化宝库，培育了诗人多采多姿的艺术才华。
那时候，她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靠师友接济，所以居无定所，有时借住在学校；有时寄居友人家；也住过客店般的女子公寓和女青年会。欢乐与痛苦，自由与忧愁交织在她的心头，创作的欲望也在她的头脑中日益强烈。她的第一首诗发表在清华大学校刊上（1932年），那时她还不满15岁，第一篇散文发表于1935年秋天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题名为《残叶》。以后，又在该报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及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等处发表诗和散文。她的英文在中学时就学得不错，1936年秋至1937年夏，又定期去一位法国女教师家学习法语，这为她后来从事英、法文学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后，她和朋友们一道回到了成都，1938年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由于战时情况，当时很难找到工作，生活的圈子又狭窄，干扰和压抑着她的创作才能的发挥。她每天帮助师友翻译一些英国康拉德、美国爱伦·坡的作品。这一时期写作的诗文大都发表在成都的文学期刊《工作》、桂林的《文艺阵地》及新加坡的《星岛日报》文艺副刊上。1939年秋，她同诗人沙蕾到了重庆，约半年后转赴兰州。
陈敬容的早期创作，以短小的散文为主，间或写些新诗。作品主要有收入《星雨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第一辑中的散文《陨落》、《驴夫》、《望子的归来》、《荒场之夜》等，其内容"多半是从闭关生活中发出的压抑而空间的声音"（《星雨集》题记）。
在兰州，她举目无亲，冷漠而孤独地度过了四年时光。四年间，她在"荒凉的西北高原上做了一场荒凉的梦"。离开了社会、朋友和同志，远离了文艺生活的漩涡，做饭、看孩子——简单而又繁重的家务劳动，吞没了她青春的岁月，即便偶有所作，也未曾发表。
1945年1月，她从压抑的家庭生活中毅然走了出来，先去投奔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当小职员的胞弟，住了一个月左右，求业无门，只好应两位朋友之邀到重庆盘溪艺术专科学校暂住，等待就业机会，生活上靠胞弟的一点接济。在盘溪借住了三个月，清贫而欢乐。那里的山岩、溪水、树木和草地冲淡了她的苦闷和烦恼，极大地激发了创作热情，写下多篇优美的诗歌和散文。这期间，她曾到附近的小学校代朋友教课，之后又去江北香国寺当了一段时间的文书。她与何其芳夫妇结为朋友，曾几次去曾家岩看望他们，何其芳夫妇在精神上给了她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1945年冬，她经朋友介绍到北碚文史杂志社工作。但因该杂志经费短缺，等待数月终未复刊。社长顾颌刚便将她转介到重庆文通书局任编辑。她的作品，主要在重庆《新蜀报》和《益世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散文集《星雨集》和《盈盈集》也是在此时编辑完成的。巴金审阅后，准备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当时经费困难，直到1947年和1948年，才先后在上海出版。
这一时期是她创作的多产期。从《畜类的沉默》以后，虽偶而写些散文，但更专注于写诗。当她从荒凉的梦境中醒来之后，又疲劳，又兴奋，创作的欲望炙热得像火一样。《星雨集》中的第二辑，就在这时候写成。这一辑，"来自较开阔的生活"，是"比较自由和爽朗的歌唱。"正如她在《星雨集》中写道：
我感到一阵雨滴的洒泼——温暖而光明的，那决不是雨，而 是像雨一样落着的星光。
《星雨集》第二辑，共收散文24篇，《盈盈集》收长短诗71首，其中包括散文《石室梦》、《投掷》、《杜鹃》、《渴意》、《夜雨》及诗歌《自画像》、《向明天liao望》、《新鲜的焦渴》、《小儿女的哀怨流去吧！》等，虽然仍是自我的抒唱，但已不再是虚幻的梦了，诗人虽然还时时流露出对过去不幸的哀泣，而更多的是为青春、为生命的繁荣、为未来美好日子的歌唱。她试图从人民一员的角度，透过诗人所接触到的现实，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抒发诗人的彷徨和苦闷，以及她对光明的向往和期待。
《自画像》是诗人自我的凝缩，也是她生命的希望的结晶。
带着感谢的叹息，
你有时抚摸自己的创伤；
你从不绝望，也不悲哀，
"我爱生命"，你说，
"连痛苦也爱"。
你向光向爱投掷，。
如一只勇敢的飞蛾。
"太热了会烧伤自己"，有人讲；
但你是钢铁，也需要欢乐和痛苦
来锻炼——你需要大。
思考与探索是并行的。诗人的行程曲折而又艰难，这一时期的创作可归纳为两个字，即"渴意"。她说："我有渴意，而且又不绝地寻找着渴；当我找到焦灼的渴意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望见盈盈的满溢了"（《渴意》）。这"渴"正是作者在新旧蜕变过程中对新事物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寻。
如果让我选择，我更爱作家的另一些散文，如《手》、《樱桃河》、《尼庵外》、《山村小住》、《黄昏的故事》、《火炬》、《希望的花环》等。这些散文使人感受到安谧、恬静、清新、质朴的气息，抒发出了作家对自然、对人生与艺术等各方面的感受，真实、感人。透过文字，我们看到她的心境不像过去那样焦灼、烦蹙了，使人感到更现实、更执著、更热烈、更深沉，作家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不小的突破。作家的探索和追求已开始跳出个人狭小的生活天地，而与广阔的社会，祖国的命运连结起来了。《手》的结尾，作家写道：
大地，经你们摧残过的大地，又在茁生着新草，它仍旧是光明、美丽。
在《火炬》和《希望的花环》中，她深情而又欢快地呼唤着未来：
我的祖国啊，我祝福你用痛苦唤来的新生，并愿你在充满希 望的黎明里，永莫忘记长夜的痛苦。
1946年夏，她转调到上海文通书局工作。年底辞去编务，专事创作和翻译。在此期间，她参加过上海文协及进步文化界组织的一些活动，如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等，并在《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主编）和《大公报》（凤子、马国亮主编）、《水准》月刊、《文汇报·笔会》副刊（唐tao主编）和《大公报》、《时代日报》、《世界晨报》、《侨声报》、《联合晚报》等文艺副刊上发表诗歌、散文、书评及译诗等。1947年出版了第二本诗集《交响集》（上海森林出版社）。
1948年春，她与友人王辛迪、曹辛之等共同发起创编《中国新诗》月刊，为了避免向反动当局登记，一直用的是丛刊名义，实际上每月出版。与此同时，还编了一套"森林诗丛"，已出版数册。同年底，《诗刊》、《诗丛》、《星群》和森林出版社，何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毁和查封。
在文学翻译方面，除了翻译奥地利诗人黑尔克、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及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等人的作品外，还于1947年翻译了《安徒生童话集》（六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和苏联普里希文的中篇童话《太阳的宝库》（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48年翻译出版了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这一时期，她以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出现在四十年代的诗坛上。她关于新诗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她的创作实践中。她主张涛要写得含蓄些，多一些联想；诗应当以鲜活的，形象化的语言去感染读者，而不是用干巴巴的空洞的叫嚷去向读者说教。
《交响集》共收她的短诗57首，为1946年2月至1947年11月的作品，全部作品反映了新旧时代在诗人内心中的搏斗和交响。从《播种》、《斗士·英雄——悼闻一多先生》、《渡河者》、《过程》、《从灰尘中望出去》、《无泪篇》等诗中，我们不时地感到更加悲壮的气氛，以及新的生命力在诗人心中不断地跳跃和升腾。
诗人虽然在生活上经历过不少挫折，但她没有消沉，更没有颓废，而是跟随着时代的潮流努力向上、向前，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她自己所说：
无论在怎样的悲剧中，总还有一条通到希望的路。有希望，才有快乐，才有力量。
我们无时不在希望着像一个蝉虫一样，完全从旧的皮囊中蜕化。
她不满足于现状，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仍然勉励自己。1946年，作家到了陌生的上海以后，面临着露宿街头的困境。后经朋友帮助，总算在一家电影院顶楼上找到了临时住处。为此，她写了散文《迁居》。
鸟儿有了窠了，流浪人有了家了。
"窠'和"家"，多么没有出息的名词，多么不上进的意识！翅 膀不够硬的鸟儿，才需要窠，脚步不够坚定的人才要求家。
一方面在旧的坟墓里挣扎。一方面在新的土地上茁长。
诗人真诚地向读者袒露了她的心胸，但声音是委婉、曲析的。读者"煞费思索地跟着她奔驰，有时还使人不能不扫兴地半途而废。"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的作品在四十年代引起争论的原因吧！她在《谈我的诗和译诗》一文中写道："我的诗里面，抒情成分多，纤细，不够有力；但说我的诗完全脱离现实，却不尽然义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是清醒和冷静的。
从阔别文坛到重新唱歌
1948年秋，她与蒋天佐一起离开上海，奔赴北方解放区，等辗转到达香港时，航路已经不通，便在九龙的荔枝角村暂住几个月。其间，曾到达德学院参加文艺座谈，到浅水湾凭吊萧红墓。1949年3月来北京，不久，她进入河北老区正定县华北大学分校，同年底到北京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1956年调《译文》杂志（后改为《世界文学》）任组长。1965年又调至《人民文学》编辑部。
建国以来，由于工作繁忙，文学创作基本中断。直到1978年近30年中，她只发表过两首诗。但工作之余，她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1950年至195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较多，被该刊聘为特约撰稿人。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译作——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印数达百余万册，该书是作家根据法译本转译的，参照了俄译本及英译本，并由冯至根据德文译本作过校订，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的书。1956年该社又出版了她译的苏联波列伏依的短篇集《一把沃土》，1958年出版了她和邹荻帆合译的巴基斯坦诗人伊克巴尔的诗选。此外，她还译过一些零星的诗文，散见于《世界文学》及其他报刊。
岁月催人老，当她又重新握起那支生锈的笔，放声歌唱时，转眼已是1978年春天了。多年来，她独自带着孩子，并经受着疾病的折磨，已是白发斑斑的老人了。但春天和未来在向她招手，她的心又活了起来。那几年，她写了百余首诗，编选了《陈敬容选集》、《九叶集》（九诗人合集）、《远帆集》和《老去的是时间》等诗集或诗与散文合集。
她近年来写作的诗，其基调，依然是不知疲倦地对光明和真善美的歌唱，对春天——未来的呼唤。她说：
诗人的颂歌永远只能唱给真善美，或代表真善美的人和事； 诗人的指责永远只能针对假恶丑，或代表假恶丑的人和事。
经过了几十年的磨练，诗人不仅保留了四十年代的创作风格，而且更加淳厚、浓郁。发表在香港《八方》杂志上的抒情诗《致白丁香》便是一篇成功之作。
白丁香我独爱你明净的
莹白，有如闪电的思维；
别问今后还会有多少
风雨雷电，和无情的秋冬
带着凋零在后面紧追——
到来年啊，依旧有东风
还给你绿叶，还给你飞燕；
凡是时间从你夺取的，
另一个春天全都要为你召回。
陈敬容善于在绚丽、透明的自然情景中，抒写自己的感情和智慧，从外景触发内感，凝练而有力，火爆式的快速反应。
有了文艺的春天，有了"双百"方针的复苏，才有陈敬容的再生。她在《陈敬容选集》序言中写道："双百方针在我心中首先唤醒的是诗的精灵。"
"老去的是时间"，诗人的心是永远不会衰老的。陈敬容生前在创作大量诗歌的同时，还负责《诗刊》的外国诗歌介绍工作，同时担任鲁迅文学院诗歌创作辅导教师，帮助和指导了许多年轻的诗人和翻译工作者。陈敬容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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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韦君宜
孙瑞珍
韦君宜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是一位真正的老革命。在文艺百花园中，她又是一位辛勤的园丁，一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能工巧匠"。在文学创作上，她却是大器晚成，到了迟暮之年才展示才华，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作家。八十年代以来，她老当益壮，像一只忙碌的蜜蜂，酿造着沁人肺腑的醇蜜。
韦君宜从1935年开始写作迄今，断断续续已近六十个春秋了。呈现给读者的结集作品有，谈青年思想的论文、散文集《前进的脚迹》，反映农村新气象的散文特写集《故乡与亲人》（与人合集）。近年来出版的有，小说集《女人集》，散文集《抒怀集》、《似水年华》、《故国情》及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短篇小说集《旧梦难温》等。
她的创作历史，在我国现代文坛上不算短，在过去年代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更是不多见的。几十年来，她为铸造美好的灵魂，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文艺新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花费大半生的心血，也为文艺百花园增添了鲜艳夺目的花朵。
吮吸知识的乳汁长大
韦君宜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在清末去日本留学，民国初年回国。他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回国以后，从铁路技术人员升为铁路局长。母亲是一个清末举人的女儿，略通文墨。韦君宜是长女，家里对她虽然娇宠，但不过分溺爱。父亲自认为和别的旧式封建家长有不同之处——主张男女平等，对儿女的功课要求得非常严格，让女儿和儿子读同样多的书。所以韦君宜除了到学校上课之外，父亲还亲自教她诵古文，读日语；还要她课余攻读英语、数学。由于父亲"望女成龙"心切，常常在学习上给她加码，压得女儿喘不过气来。但是，女儿不是父亲想象中的一块全面发展的材料。她的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日语也学不进去，到考试时几乎全忘光了，英语也只勉强及格。但她的形象思维却显得特别发达，在父亲严格要求的缝隙间，她把家里存放的一切旧书，包括诗集、历史通俗演义、政论、弹词、小说……统统不分好歹地吞了下去。十二岁以前她看完了《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虽然只知道十二钗作诗游园很好玩，别的什么都不懂，也总算是浏览一遍了。
父母亲对于韦君宜的穿戴总是严格限制。寒去暑来，一年四季的衣服，从选料、样式到缝制，全由母亲代办。从女儿懂得穿着打扮起，直到读大学，母亲从未允许女儿自己到绸缎店去扯过一件衣服料。父母亲常常以"我的女儿不讲究打扮"作为向朋友的一种夸耀。这就养成了韦君宜多年来不修边幅，不讲穿戴的习惯，直至今日。
父母亲对于韦君宜买书却是很放纵的，他们任由还没有选择能力的女儿到书店挑选。《小朋友》、《儿童世界》、《白话文选》等文艺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她随心所欲地买，回到家又贪婪地读。就这样，幼年时代的韦君宜像蛇吞大象似的看了许多完全不适合她年龄特点的书，开始知道了胡适、梁启超、鲁迅……在书本上广泛地接触社会，开始了人生的思索。少年时代的启蒙教育，在韦君宜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为她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中学时代，韦君宜是在著名的南开中学度过的。这是她生命旅途上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这里不仅给了她人生的启示，而且赋与她创作的智慧。至今，韦君宜谈起自己的母校，仍十分留恋，并带有感激之情。学校对学生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一科不及格就要补考，两科不及格要留级。但同时，又让学生在课余办刊物，轮流当编辑。这里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图书馆，还经常举行国文会考和课外阅读比赛，对优胜者发奖品。韦君宜的兴趣、爱好很适应这里的学习环境。一颗等待萌发的种子找到了适合她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她在文学方面孕育的才能得以发挥和显露。韦君宜在历次国文会考和课外阅读比赛中，总是名列前茅，在初中一年级时曾得过一块银牌和一本《世说新语》。
南开中学的教师是聘请当时最为优秀的学人。韦君宜在高中一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位进步教师，叫田聪，他曾和几位青年朋友办过同人刊物，自己也能写作。他教同学们有选择地读新作品。韦君宜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阅读了《北斗》、《文学月报》等；接触了进步的俄罗斯文学，读了《新俄学生日记》、《铁流》、《毁灭》等。这些作品，在那黑沉沉的长夜里，好像天空中倏然闪过的一道亮光，使她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又好像一股小小的清泉，在她那干涸的心田上流淌。她感到振奋，感到世界有了生机。
一次，韦君宜交了作文卷以后，老师流露出兴奋的表情，并鼓励她说："何不学习写小说？"还告诉她学文学要打基础，要多读一些世界名著。韦君宜按着老师的指教，老老实实地读了屠格涅夫、契诃夫和当时时髦的辛克莱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她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为她后来的文学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国文教师换了孟志孙先生。他学识渊博，精通古文，后来成了大学教授。他在中学教这群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大学的授课方法了。他把中国的诗歌按时间顺序自由圈选，教学生们从头读起，由诗经开始，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至元曲为止；他还指导学生阅读大量参考书。韦君宜极力适应孟先生的授课方法，经常去书店，就在这一年里，她学会了到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去选购线装书，书店的伙计们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这个钻故纸堆的少女。高中毕业时，韦君宜曾奉孟先生之命，写了一篇毕业论文——《读〈陶渊明集〉》。那时候，"学者"的头衔对韦君宜有着强烈的诱惑力，故纸堆、书斋，是她陶醉的地方，是她赖以生存的极乐世界。
在振聋发聩的炮声中惊醒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豺狼步步紧逼面前，国民党政府则步步退让，北京危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韦君宜恰在此时，踏入了素有反帝斗争传统的清华大学，敌人的铁蹄踏碎了她成为学者的美梦。她从书斋中走了出来，面对着完全变化了的环境，感到惊异、迷惘。她拿起笔来，记录了自己的苦闷和朦胧的追求，散文《告诉》是她的一篇习作，也是她后来跟文学结缘的开篇之作。以后，她又接连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其内容大都是听来的革命故事和亲自观察的小市民生活。作者追忆这一段创作时曾说："那是在追求党还没有追求到的时候写的，虽然很幼稚，文章却是一片真情，热烈的程度，有过于少男少女在热恋中。我是在热恋着革命，热恋着我的祖国"。
帝国主义入侵后，北京的街头和正阳门车站到处都写上了"片假名"，"何梅协定"、"塘沽协定"接连签定。学校里一面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一面是熊熊燃烧的反抗之火，抗日的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围绕着抗日救国的内容，同学们召开各种形式讨论会。韦君宜有时也去旁听或列席，她用心地倾听那些高谈阔论的男同学发表演说，开始觉得新鲜，有道理，渐渐听得入迷，信服了。从别人的演说中，她知道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懂得了什么叫剥削、压迫，世界上为什么有穷人、富人……讨论会使她开阔眼界，明辨是非，她从旁观者逐渐成为一名自觉的参加者。
一次，一位女同学因参加左派革命团体，被特务迫捕。当时韦君宜正巧从图书馆出来，另外一个女同学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韦君宜便和其他同学一道，悄悄地跑到那位女同学隐藏的地方——清华大学生物馆最高层的花棚子上，让那位女同学坐在那里不动，由她们负责送水送饭，直到天黑。特务们由于没有搜查到，只好扫兴而归。漆黑的夜晚，韦君宜和其他女同学一起，前后簇拥着，把这位女同学送出了清华园，暂回山西老家躲藏起来。
韦君宜在访惶中坚定了信心，从胆怯中获得了勇气。经过这件事后，她懂得了革命不只是看几本书，发表几篇演说了事，革命要真干，要豁出命来干，提着脑袋干。
在"一二·九"风暴中摔打
随着共产党对抗日运动的领导，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此时，抗日救国已经不是少数先进人物的思想和愿望，而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和行动了。严酷的现实，使韦君宜迅速地作出抉择——站到广大人民一边，投入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去。随着知识的增长，阅历的广泛，她的爱憎感亦愈加分明。她决心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舍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她在后来写的《答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文中说：
……我读的书更多了一点，我知道了资产阶级是怎样一个 阶级，知道了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是怎么一回事，知道社会是向怎 样的方向发展。过去对我那个家庭腐朽生活，例如我的父母哪时 抽鸦片烟，每天睡到下午一点钟起床，这些事，我过去只是简单 地讨厌，当初步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我知道了像这种生 活将来一定得消灭，我应当自觉地离开它，决不跟它一起灭亡， 应当自觉地为它挖掘坟墓。
反动派的水龙、大刀，血淋淋的现实，使她从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名冲锋陷阵的猛士。她以从未有过的勇敢，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示威，和伙伴们手挽手，肩并肩，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喊出了心灵的最强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她在回忆时写道："那时候……对敌人对奴才的仇恨，使我们每个人都像狮子，恨不得立即咬死这些坏人。"
"一二·九"运动过后，各地学联纷纷成立。共产党又提出了"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和农民相识，和农民拉手！"的口号，北平、天津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沿着平汉铁路步行南下，向沿铁路的农村居民宣传。每天走一站路，在当地小学校里住宿，这是广大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的开始。韦君宜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自然，那个宣传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效果，那甚至是有点可笑的，那样一群穿着工裤、旗袍、西装、长褂的学生们，跑到农村去告诉农民，日本帝国主义要打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抢夺你们的牛羊了！实际上自己连那里是用牛耕地还是用驴耕地也不知道。可是，现在想起来，我总不能笑。因为我们是带着那样庄严的心情去作那个最重要的开始的。我们的脚走到农村去了，我们的眼看到了没裤子穿的农村孩子，我们的心真正感到自己的生活有改变的必要了！"
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韦君宜从一个知识分于家庭出身的小姐彻底地脱胎出来了。从农村回来不久，她成了第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韦君宜的公开身分是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实际上主要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她被提任为学委干事，妇救会党组成员，奔走于各大学、中学进步学生和组织之间，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到门头沟等工矿、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并创办《北平妇女》等刊物。这时，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革命工作上，因而，虽选修了朱自清的宋词，刘叔雅的庄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却常常不去上课。
当时的学委，既无机关，也无经费，为了开展工作，韦君宜只好以自己早已厌恶的家庭为据点，召开各种会议。一天，北平妇救会的同志们到她家开会，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开会时又显得很秘密，加上家里早就听说过韦君宜在学校不好好上课，到处乱跑，所以这次会议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会议正开得热闹时，母亲让女工几次进去，把韦君宜叫出来，并且提出陪她出去，给她做新大衣。执拗的女儿对母亲的举动非常生气，听完母亲的话，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回去继续参加会议。她当时清楚地知道，在这二者之间，只能有一种选择，不放弃这些优厚的物质生活享受，就得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编刊物需要经费，而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又十分紧张。韦君宜的父母亲对女儿花钱，是从不吝啬的，她便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一次，学委领导的《北平学生》杂志，因缺少经费不能及时出版，大家正在为此焦急。韦君直跑到家里对父母说：自己急需一笔钱买一辆自行车。母亲毫无怀疑，如数付给，《北平学生》杂志才得以及时出版。
斗争长才干，实践出真知。韦君直下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她无所畏惧。曾多次逃避特务们的盯梢，转危为安。
一次，妇救会党组开会，先做了一个匾，上面写着宣传抗日的字样，足有三四尺长，以备开会时用。韦君宜带着这个匾晚间回家过夜。刚出师范大学门口不远，便发现后面有人跟踪，她转弯，跟踪的人也转弯。小巧、敏捷的韦君宜急中生智，快速挤上电车，企图甩掉跟踪者，没想到那个人却从另外的门跳上电车，她的心怦怦地跳着，想法窜到门口，佯装下车的样子，待车到了下一站停下来，等乘客们下完了，要关车门时，她纵身跳下车，机智巧妙地甩掉了跟踪她的人。
从事地下斗争，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战斗。不仅需要勇敢、智慧，更需要沉着和铁的纪律。吃一堑，长一智。韦君宜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时，对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很不习惯。有一次，市委一位同志去她家开会，她没做任何暗号。会后，那位同志严厉地批评她，并具体地告诉她如何做暗号，遇到危险时，如何发出暗号。
在清华大学的三年，她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成了一名合格的党的地下工作干部。
由于对文艺的兴趣和爱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常常抽暇阅读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品。这时，她方感到中学时代所读的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实在是一点也没读懂，而现在才开始懂得一点鲁迅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向北京地区卢沟桥发动了进攻，中国守军在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影响下，奋起抵抗，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但国民党政府却节节败退，学委机关在北平站不住了，学校也要南迁。当时正值暑假，一切"关系"都无法办理。韦君宜及其妹妹，从天津坐海船经青岛到达济南，从济南又转太原，到太原后，很快就接上了"关系"。然后又到石家庄，在那里组织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事隔几天，国民党又撤离了石家庄，当时在石家庄的一位共产党的领导者告诉韦君宜，有两条路供她选择：一是留在石家庄，等待参军；一是到武汉去找流亡同学会。韦君宜选择了后者，到了武汉，先在叔叔家暂住，并恢复了党的工作，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公开的身分是在武汉大学借读。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又逼近武汉，形势很紧张。韦君宜在武汉做官的叔叔，虽不知道自己的侄女正在干着为他们一群挖掘坟墓的工作，但总感到韦君宜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所以很戒备。一天，他派韦君宜的婶娘，到武汉大学找韦君宜。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韦君宜只好装出顺从的样子，跟他们回了家。在家里，韦君宜表面上平静得如一潭死水，而内心却波涛澎湃。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逃脱的办法。一天晚上，她佯装要去看戏，婶娘、堂姐都陪她去了。待戏散场后，她趁人多拥挤时，混入人群，脱离了"看管"，又转了几条街，坐上轮渡，一口气跑到武昌，连夜找到武汉大学支部书记。遵照党的指示，和另外几位同学一道，转移到湖北黄安苏区，参加党训班学习。
在黄安党训班受训后，由湖北省委分配到襄阳，后转宜昌，仍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党，组织剧团，串连小学教师等。
盛夏的一天，省委来电将韦君宜召回武汉，有一项紧急任务要她去完成。当时的武汉政府，准备派一个合唱团到国外去进行抗日宣传，党组织想找一个会说英文、有大学程度的女党员随同。经别人推荐，韦君宜成了合适的人选。到了武汉，先找到董必武同志的住处。一进门，她看见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拘束感立即消失了。董老先让她吃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向她交待任务。韦君宜觉得自己跟唱歌无缘，不能"滥等充数"，她爽快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经她反复陈说，董老同意她的意见，并取消了原来的决定。此后，她被留在武昌，住进了武昌地下党机关，做民先队工作。为了怕家人发现她的行踪，便假装在外地，给叔叔、婶娘发了一封信，工作时也尽量避开离家较近的那几条街。直到武汉失陷前两天，韦君宜才又回到叔叔、婶娘家，暂住几日。这时，恰好母亲从北平专程来到武汉，让她立即去香港，然后转赴美国留学。韦君宜断然拒绝了父母为她安排好的前程。武汉失陷了，她决定借助叔叔的方便，乘船到重庆。
在长期的严峻的斗争中，韦君宜结识了自己爱慕的男友孙世实，两个人志同道合，相亲相爱。本打算搭乘同一条船去重庆。待韦君宜挤上船找到自己的坐位后，未见其男友，只看到男友写的一张字条放在她的坐位上。上面写着："我来送你，没看到你，我与钱大姐不能乘这条船走，过几天到了宜昌再去找你。"
到了宜昌以后，还不见男友的身影，韦君宜有些焦急。一天，她突然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从武汉开往重庆的船被日本飞机轰炸，死伤多人。她的心猛烈地震动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催促她立即赶到《新华日报》办事处打听消息。果然不出所料，男友牺牲了。韦君宜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第二天，钱大姐来看望韦君宜，并告诉她，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决定要她去革命圣地——延安。
艺术是感情的升华。韦君宜含泪挥笔写下了悼念亡友的散文《牺牲者的自白》（发表在《抗战文艺》3卷4期）。
这是一幅具有真情实感的纯真的艺术品，它袒露了一颗炽烈而赤诚，坚贞而痛苦的纯洁女性的心。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 "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去大声宣布："我 献出我的爱人！"我总算倾其所有，使同献者无话可说了。我想退 去，但是民族的神灵对我说："不！你还有！""我还有什么呢？""你 还有自己的生命！"
多么无私而又坦荡的情感啊！像珍珠一样闪光，像水晶一样透明。文章中，韦君宜还以自己亲身的感受，告诫那些"高谈和平"的学者们和"抗战与己无关"的中、上层人们，不要侥幸，不要逃避，战争的灾难总有一天要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于是明白，为什么还以为我们现在可以讲和，可以不抗 战？为什么有人还在为自己的子孙ＸＸＸ的私人生活打算？为 什么有人无论如何不肯把自己的所有完全交给抗战？是因为自 己还觉得可以跟日本人生活在一起，日本没有给自己损害，觉得 日本不至于刚好就把自己那一份抢了去吧？是罢？可是朋友们！ 当我接到这一噩耗的前一天，前一时，前一分一秒，我也没梦想 到，这件事竟会掉在我的头上呵！这和我不相干，正如和现在街 上的每一个路人之不相干一样。
多么衷心而又亲切的言语呀！好像是面对面的促膝谈心。
文章的结尾，她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大声地呼喊：
亲爱的朋友！我活着只为了报仇！痛痛快快地报仇，直接地 报仇，报这血的仇，性命的仇，我的仇，中国的仇，我们一百年来 千万万里列祖列宗的深仇大恨呵！我要把子弹直接打进敌人的 胸口，要敌人的血在我手中的刀底下流。亲爱的朋友，你已经想 好了你的办法了吗？
多么坚强而有力的声音，像犀利的钢刀，像进军的号角，令人猛醒，催人上阵。全文没有修饰、造作，更没有虚假语言，字字血，声声泪。这是一篇悼文，也是一篇誓词，又是一篇号召书，但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抒情散文，思想、感情、政治、艺术完美有机地结合。文章发表时，受到当时编者的赞扬，并向人们推荐。《编后记》中写道："这篇文章给了编者以很大的感动，我想一定也同样给读者以很大的感动的……这更证明了优秀的文艺作品，绝非单靠幻想所能织成的，而真正出色的艺术本领也只有在战斗的现实生活中才能锻炼出来。
就是这篇文章连同韦君宜本人，在文革中，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
韦君宜在解放区经历了八九个春秋，战斗的硝烟，艰苦的生活，温暖的友谊，给她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使她增长了才干，锤炼了意志。如果说"一二·九"风暴使她成了一名革命者，那么解放区的生活，使她成了一名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进入解放区后，她的心情舒畅，怀念亲人的苦痛，很快被温暖的同志之情融化了。一到解放区，胡乔木就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他们，并给他们分配了工作，韦君直被分配在青委会，编辑《中国青年》。1939年以后，她辗转于晋西北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做过中学教师、地方小报编辑、记者、新华广播电台编辑等工作。晋绥解放区，地处山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人们经常过行军生活。这是韦君宜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她和男同志一样，打上绑腿，背上背包，一走就是上百里。晚上在老乡家里住宿，常常睡到半夜，吹起集合号，几分钟就要打好行李，连夜出发。韦君宜的眼睛高度近视，晚上走路更加困难，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前面的人走，一脚踩在水泡里，浑身溅得湿漉漉的。
"百团大战"之后，晋绥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粮食尤其困难，经常吃马料豆，有时吃料豆面做的黑窝。即使这样，也要经常挨饿，看见病号吃小米粥和倭瓜，会情不自禁地流下口水。后来连马料豆也吃光了，就把糠和枣核、枣皮磨成面，炒一炒混在一起用开水拌着吃，这对于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韦君宜来说，更为不容易。人民的苦难，敌人的残忍，磨练了她的革命意志，坚定了她的革命信念。
一个漆黑的夜晚，月亮升到河面上，满河如雪的月光，映照着冲天的大火——那是敌人烧老百姓的房子放的火。他们头一天刚刚离开这里，第二天再回来时，就看到了这幅凄惨的情景。韦君直看到这一片废墟和那山路上穿白带孝的人群，真是目不忍睹。战友们含泪写下的激愤诗句，正是韦君宜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今日残垣昨日楼，
几多鲜血几多头，
黑山悲怆风无语，
黄河呜咽水不流，
泪痕且自从心印，
血债还需用血酬。
抗战胜利时，韦君宜正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当时的新华广播电台只有四个人，后来与韦君宜结为终身伴侣的杨述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可算是电台的创始人吧！采访新闻、写通讯都是他们亲自干。为活跃电台节目，他们还增加了短讯节目，想方设法请人来表演。事先不能录音，就把乐队请到广播室来，边演奏，边播放。播音员如果生病了，他们就顶上去播音。从事这些工作久了，也容易产生一些思想问题。韦君宜觉得，解放区的人没有收音机，听不见广播，只能给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听，如果那里的人听不到或者不听，那不就是一种无效的劳动吗？正当韦君宜的思想困惑时，传来了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消息。他们访问了刘善本，刘善本说：听了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以后，才促使我弃暗投明。原来自己从事的工作，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这是韦君直没有想到的。从此，她更加热爱广播事业，全身心地开展解放区的宣传工作。
此期间，韦君宜也间或写些短篇小说。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女人集》中收录的《龙》、《三个朋友》，就是这时期的作品。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也曾下过决心，把"一二·九"运动中的人和事，写成长篇小说，而且已经写成了半部，她把这半部稿子送给陈伯达看。过了很久，被陈伯达冷冷地退了回来，这瓢冷水把她写长篇小说的热情，一下子浇灭了。她在那值得怀念的近十年解放区生活中，为《中国青年》写了大量杂谈、杂论。
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
解放前夕，韦君宜回到中央机关，在河北省平山县参加筹备《中国青年》复刊工作，并任该刊编辑。北平解放后，先后任《中国青年》编辑、总编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一些谈青年思想的论文和散文，后辑为《前进的脚迹》，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是她1949年至1953年五年间，根据青年读者所提的问题陆续写成的，作者称它是"青年们在前进的路上的几点脚迹。"这些文章"简直说不上一个名堂。在刊物上无以名之，名之曰'青年修养'"。
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工作需要，韦君宜甩开了自己敏捷的文思；搁置了如火如茶的学运生活；放弃了成名成家的道路，全力扑在创办《中国青年》杂志上，她成了青年崇敬的师长和知心朋友。在《前进的脚迹》后记中写道："只要针对他们的问题，登一篇小小的，哪怕是极不深刻的文章，也有成百的青年写信来表示那样真诚的感谢。那热情使我不能不想：青年既要这个，就不容许我们不搞。只要自己搞的一点点东西，多少帮助青年摧毁他们在革命道路上遇到的思想障碍，能帮助青年变得更好一点，更健全一点，那么自己就什么名堂都搞不出来也该安心。我成不了理论家或文学家，我爱青年们，愿意为青年们服这一点务"。多么真诚的愿望，无私的奉献！
1955年，她调任《文艺学习》编辑，与黄秋耘共同耕耘这块培养青年作者的文艺园地。她潜心致志，不遗余力。到了1957年，祸从天降。因为刊物上讨论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了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又因黄秋耘写了赞扬刘宾雁的文章，被横加罪名，遭到批判，也株连了韦君宜。恰在此时，子冈主办的《旅行家》杂志，又发表了她的《乘公共汽车旅行记》，只因文章说了几句真话，描写了一点艳阳天下的阴暗面，恰好成为韦君宜错误的补充材料。
之后，她被打发到农村去锻炼一年，又下放到二七机车车辆厂生活了一年。二年多的基层生活，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源泉和素材。在农村，她写感到新鲜的人和事，写下放生活的感受和体会，后与人合编了反映农村新气象的散文特写集《故乡与亲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工厂，她和工人结合在一起，写就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北方的红星》。在写工厂史的过程中，她访问了当年参加"二七"罢工的老工人，情感的交融和精神的鼓舞，重新点燃了蕴藏在她心底的创作欲望，她忘记了那令人窒息的低气压，闷着头写作。1960年，她调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此后，她比较多地写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在那两年文艺界的波涛汹涌中，自己经受了点风雨，觉得除去干什么写什么之外，好像开始对社会生活有了一点看法，一点自己的感受了。"
韦君宜真正的写作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经早两年来到了文艺界。从1965年起，她就搁笔不写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切写作都变为罪行，一切与写作有关的人，都变成了"黑作家"、"黑笔杆"，韦君宜当然也不例外，她被关进了"牛棚"，后来又同大家一道去了湖北咸宁干校，整天大会批，小会斗。这段难得的机会和特殊的身分，使韦君宜细腻地观察了社会，剖析了人生，她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她说："这段生活简直奇妙到难以令人理解……我简直成了欧洲中世纪供人扔石子娱乐的小丑。起初，我心里恨极了，我简直是初次发现人类会如此之野蛮残酷和翻脸无情。在干校当贱民，一直到1971年，我才获得了'解放'。这以后不久，我却又成了连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这一段人生难得的机会，迅速变化的经历，'阶下囚'和'座上客'的反复互相转换，使我看清了好多人的内心。"
在干校，她的创作欲望虽十分强烈，但却无权写作。1973年，她被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工作很繁忙。每天要处理成堆的稿件，她利用工作之余，一点一滴地把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记录下来，以完成她多年的夙愿。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创作的高峰攀登。
创作道路上的冷静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