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写《不尽长江滚滚来》，女作家克服了不少困难。1962年以前，当"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时，她的创作活动是偷偷进行的，生怕让人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居然写起小说来了，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表现。六十年代离1927年已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然1956年彭慧随作家参观团曾到过武汉，但只看了看长江大桥和一些供游览参观的场所。当年汉口(石乔)口区的一些情况，已记不太清了。况且，过去对某些细节也未留神。为写小说，很需要重游旧地，找老工人座谈回忆一下当年的事情。但是，彭慧当时哪有这样的条件！她只能靠收集有关的革命回忆录和访问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从事革命斗争的老战友来解决这一困难。赵世兰、杨之华、李文宜、李慧等老朋友都给予她热情的支持，提供了有关当时斗争以至生活细节的许多宝贵情况。大姐彭淑端、三妹彭玲自然是她经常询问的对象。当韦君宜得知彭慧在写这部长篇时，也热情地鼓励她坚持下去，并在创作思想和艺术结构上提出不少很好的建议。在作者当时的处境下，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彭慧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反复进行了修改，最后定稿共有四十七章，三十多万字。修改稿有的地方比初稿有提高，有些地方却未必，也有些部分是忍痛割爱了。例如，小说初稿中原来正面描写"八·七"会议。然而，由于这是重大历史事件，谁也不敢拍板，最后只好删去了。当彭慧满心以为小说可以通过出版时，不料这部作品连同她本人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恶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1967年的抄家风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而彭慧自已，一会儿被拉去批斗，一会儿被押去劳动。北师大有一小撮人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将穆木天关进"牛棚"，进行"审查"，实际上是给他编造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以用作整三十年代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的"炮弹"。与此同时，他们对彭慧进行了严酷的秘密审讯，逼她写诬陷左联领导人的材料。彭慧坚持原则，拒不肯写，从而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1968年初，彭慧被勒令迁出原来的住所。一辆三轮板车把彭慧及随身用的几件杂物拉到北师大校园内一个荒僻的角落里的一间破旧的小平房跟前。三轮车工人一声不响地帮白发苍苍的彭慧把东西搬进那间昏暗的小屋后，在房中环顾一下漏风的土墙，抬头见一段旧绳子从房梁上垂了下来，在半空摇晃。他若有所思地登上凳子，解下那段绳子，转身走了。彭慧敏感地把三轮车工人的举动看在眼里，感到群众对自己的同情与关切，不禁默念道："好心的人啊，放心，我不会寻短悬梁的！"
彭慧搬到那间小屋居住后，不允许她外出，也不许任何人去看她。她曾经偷偷跑到城里去看女儿，为此又挨了斗。但她对形势的严重还没有足够的估计。她在给女儿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今后我再也不去找你了，你也不要来了。他们说我去找你是去找活路。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是不会让我走死路的，我又何必去找什么活路呢？！"在旧社会经过战斗洗礼的彭慧没有想到，在新社会中，邪恶也能形成一时的风暴，搅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善良的人们，那时哪里能想到，恶毒的"四人帮"就是要把知道他们的黑根底，又不肯跟着他们颠倒黑白的人置于死地。1968年7月，彭慧在一次斗争会后回屋的途中，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治疗，她又被送回到那间无人照应的小屋。第二天中午，六十一岁的女作家就离开了人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留下一句话……
然而，彭慧的信念并没有错。乌云和风暴不会持久。终于晴空中又洒下了金色的阳光。虽然彭慧的肉体已不能复活，但她的政治生命却得以恢复。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了改正，党籍也恢复了。她的遗作《不尽长江滚滚来》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凡是熟悉彭慧的人都有一个同感，那就是很难想象出她愁苦的模样。多少年来，人们从未见她沮丧颓唐、消极无为过。困难和挫折从不能改变她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即使在个人的不顺利的处境下，她仍然为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个成就而欢欣鼓舞。她总是毫不懈怠地尽自己的可能去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不断地"跃进向前"！如果彭慧九泉有知，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该会多么地激动和高兴啊！
198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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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罗洪
阎纯德
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 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赵景深：《文坛忆旧》
在上海一个普通的里弄里，我找到了罗洪，当时她正在居民委员会开会。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曾经有过较大影响的女作家，于1971年被"四人帮"勒令退休，居民委员会召集的会议，成了她唯一的政治生活。她认为，在那里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事，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有益的。
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但耳聪目明，慈祥的神情，时常出现在她的脸上，言谈中，有许多回忆，也有不少感慨。
历史，不应该忘记每一个于社会有贡献的人，作家罗洪。将自己的爱和恨、歌颂和鞭挞写成了作品，在我们社会的光明里，也有她的心血培育的精神……
1910年11月19日，罗洪在江苏省松江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里诞生了。她姓姚，原名自珍，罗洪是她的笔名，也是她日后通用的名字，因此也叫姚罗洪。她的父亲在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当过化学教员，也当过医院的药剂师。父亲小时候，念完小学到上海读中学，家道已很拮据。后来又到日本学医两年，因家里无力供应便回来了。她父亲年轻时经济不宽裕，但特别喜欢订阅期刊和买新书。这一切，对罗洪爱好文艺以及从事创作，都有一定影响。
罗洪念小学时，有一天发现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木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用重磅道林纸印成的大开本杂志，义厚又重。里面有《小说月报》、《游戏杂志》，作品多是文言，有游记、谈论古今的杂文、讲究趣味的短文等，另外还有侧重于科学性文章的《东方杂志》。罗洪翻着这些杂志，好像进入了神奇的王国，一种强烈的新奇感弥漫了她幼小的心灵。罗洪，对于文学的爱好，最初就是在这个"百宝箱"里酝酿的。
读完小学，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女师收费少，膳费学校出，这是她报考该校的主要原因。当时她家里生活颇苦，一切开支全靠父亲那点有限的工资。
罗洪到女师读书，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庭，又走那么远，家庭之爱，总是牵着她的感情，每逢寒暑假回家，她却只有一件事——读文学作品，一点也没帮妈妈干家务。妈妈是一位非常贤淑的妇女，见她爱读书，就宁愿自己劳累，也不肯使唤她。
她家的小房子里，有个大柜子，上半格全是书，除了《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外，多数是翻译作品，如《黑奴吁天录》、《天演论》，还有林琴南译的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块肉余生述》等。她如饥似渴地读着，并从那里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
在小学读书时，她常常为母亲受到不平等待遇而气愤。父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母亲一切都得依从他。那时罗洪年幼，不敢说话，封建意识统治着整个家庭。到女师后，写信向父亲提出对家庭关系的看法，还天真地说，等她独立生活后，便供养母亲，不让母亲再受他的气。她的信充满了男女平等的新思想，这是她反封建的第一个实际行动。父亲接信后，很欣慰女儿有这样新的见识，此后，他果然改了一些。罗洪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直到现在，只要一提到母亲，她还总是情不自禁地被泪水湿润了眼睛，嗓音也喑哑了。
中学时期，罗洪狂热地爱着文学，贪婪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诃夫的许多小说及易卜生、梅特林克的剧本，还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这些伟大作家的不朽之作，使她的感情与它们的主人一起沉浮、变幻，使她认识社会、人生、美与丑、真诚与虚伪、人道与无情，使她痛苦过，欢乐过……这些文学的种子，第一次在她心里萌发为写作的幼芽。当时，她热烈地幻想着，但又觉得这种愿望太渺茫，矛盾的心情使她不便向任何人诉说自己隐秘的追求。
从清朝末年至"五四"运动前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当时的罗洪也很信服这种口号，因此，有时还想从事科学研究，为国家做出点贡献。不过，父亲为她订的《科学杂志》，她并没有醉心去读，所迷恋的仍是文学。当初她就明白，文学这条路是崎岖、坎坷的，不容易行走，可是她却终于走了这条路。她最亲密的三位同学，华艹收和葛邦咏成了被学生爱戴的教师，另一位吴健雄，爱好数理，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专攻高能物理，早已是世界闻名的女科学家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工人顾正红的五卅惨案，这一暴行激怒了全国人民：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当时苏州女子师范（那时已改名为苏州女中）是一所管理严格的学校，学生每学期只能出校三次。但是，席卷全国的风暴使这所死水般的学校也掀起了巨浪。发动罢课、募捐，她是一位积极分子。她们挨家串户宣传，要大家支持工人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整整三天，她讲话讲得嗓音哑了，走路走得腿骨疼了，但心情异常振奋，她觉得这是在维护受人欺凌的母亲，在为祖国而战。后来，她们班级，又发起了义演，准备演出田汉的著名话剧《咖啡店之一夜》。全班同学谁也没有演出经验，也不知如何排练。但大家热情高涨，推选演员，竟把她选为主角。她不示弱，全力以赴，果真演出了水平，获得好评。就这样，这所沉寂的学校，在时代的急流里顿然活跃起来。
罗洪，一个爱国主义者，她的中学时代是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不断挑衅中度过的。天真，经过现实生活的锤炼，变得成熟了，她带着对旧社会的不满，进入了文学界。
1929年中学毕业后，她回家乡当了两年教师。第二年，她便开始写作。处女作是随笔《在无聊的时候》（1930年5月16日刊于《真善美》第六卷第一号），第一篇小说《不等边》于1930年9月10日在《真美善》杂志发表，同年11月1日，第二篇小说《校长女士》（发表在《妇女杂志》上）是她观察了一位校长颇有典型的性格、行动后写出的，由于细节加工不够，真人的影子较浓。小说发表后，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又怕校长报复她。结果，那位校长见了她总是笑，一反常态。其实，那篇小说虽然也有点批评，却没什么刻薄的嘲讽，因此校长对她也没有什么恶感，这样她才放了心。
处女作发表后，她仔细考虑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如何进行艺术构思等问题，并用自己第一次创作的感受，去印证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这样，她开始了写作生涯。为了保证有充裕的写作时间，她辞去学校工作，到苏州当家庭教师，为一个初中学生补习功课。这时，她认识了苏州东吴大学学生——作家、文学翻译家朱雯（1911．10．12-1994．10．7）。朱雯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学的青年，他从事诗歌和小说创作，已经出版了一个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那时朱雯在编辑文艺刊物《白华》，当时的知名人士郑伯奇、绿漪（苏雪林）、赵景深、严良才、汪锡鹏也都撰稿支持《白华》。
1931年春天，巴金到苏州，她和朱雯一同去看他。罗洪对巴金刚在《小说月刊》上连载的长篇小说《灭亡》很感兴趣。她觉得《灭亡》是巴金运用自己特有的表现方法来表达的，很想看看巴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跟巴金一起的还有研究历史的杨人（木便）。当时巴金只有二十七岁，比较沉默，但待人热情而诚恳，他正创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这一年她与朱雯（王坟）合出了书信集《从文学到恋爱》（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
那时，朱雯爱读沈从文的小说，且经常得到这位来自湘西、当过兵的作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指点青年进行创作的长信，每每读了沈从文写给朱雯的这些信，罗洪都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朱雯以应届毕业生的名义，通过郑伯奇的介绍，邀请上海大道剧社来苏州作宣传演出，主要演员有郑君里、周伯勋、刘保罗，还有女演员胡萍，演出了《乱钟》、《放下你的鞭子》等优秀剧作。在三天演出中，罗洪做接待工作。这一抗日宣传活动受到警察当局的严密注意和干预，幸而事先得到消息，通知他们逃跑，否则就很可能被"一网打尽"。这件事，使她对社会现实有了新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小说《水》，寄给《小说月报》，不料不久"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闸北一场大火，烧毁了编辑部，稿子被焚，底稿也在离开苏州时丢失。后来，她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写成了短篇小说《到哪里去》。
1932年春，她与朱雯在上海结婚，他们的请柬印得新颖别致，赵景深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事；婚后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村，做了王莹的邻居。当时洪深正为《晨报》主编《每日电影》副刊，朱雯被邀约撰写电影评论和电影艺术理论文章，罗洪继续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同年8月，他们回到家乡。
在残酷的岁月里，中国一片黑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局的腐败，各地灾荒连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轻的罗洪，怀着一颗同情与不平之心，在她写作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她家虽住城镇，却在农村有亲戚，因此与农民常有来往，这使她了解不少农村生活，听过不少关于农民生活的故事。她当家庭教师的那家官僚地主，也使她进一步认识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一些中小地主对农民盘剥之狠毒，是目不忍睹的，这在《到哪里去》和《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两个短篇中有所反映。
在写长篇小说的前后，罗洪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特写，多发表在1934年黎烈文接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和王统照编的《文学》、施蛰存编的《现代》以及《大公报·文艺》、《国闻周报》等刊物上。王统照看了她这时期的小说后，曾写信鼓励她，说她的小说严谨，且善于刻画。1935年，上海未名书屋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腐鼠集》。关于这部小说集的书名，罗洪说："这个书名，当时我起得很得意：《庄子》上有一段话：'夫(宛鸟)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宛鸟)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我觉得用'腐鼠'来比喻我这些不足道的文章还是十分恰当的。"这是她谦虚之美德。她在《腐鼠集·序》里说，书中的故事都是社会给她的一个悲哀或个人生活的一点悲哀，这些悲哀在她心上慢慢扩大起来，便成为笔下的小说。罗洪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从她在文坛上迈出的第一步，便把国家的命运，大众的命运，视为自己创作的生命。
从上海回家后，她就动手创作长篇小说《春王正月》（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这部长篇的故事背景是故乡松江，小说通过一个兼做投机买卖的绸缎店老板的店铺的倒闭，描写了各种人物，是一部反映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故事。绸缎店老板一方面被人落井下石，受人欺骗捉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剥削欺哄别人，在他店里存了钱的小户人家，有的竟郁急而死，较深刻地反映了中小城市一些所谓社会上层人物，表面上讲礼义廉耻，暗中却勾心斗争，互相倾轧，大鱼吃小鱼的黑暗现实。一位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气氛比较沉郁，作者没有给故事安排一个结局。但它所给予读者的认识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儿童节》，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辑，收在里面的是表现方法、艺术构思有相似之处的几个短篇。罗洪对小说的特点十分注意，这几篇都是心理描写细致，采用朴素的白描手法，截取故事情节一个横断面，整个结构严谨而完整。
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她异常苦闷的时期，民族危机像一条毒蛇咬噬着她的感情。这时用忿怒的笔，蘸着民族恨、国家仇，写下了《白的风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后两篇小说写青年人强烈的爱国热忱，着墨不多，人物内在的坚定和毅力也并不直接描写，但是很有感染力。作品里的主人公采取那种为祖国牺牲的方式，在当时还是有其教育作用的。《血》，写小舅子杀姊夫的故事。为什么要杀？这位三十岁的青年完全出于爱国，因为他的姊夫当了汉奸，替别国人加害于我们的人民，他说这样的走狗很多，"可惜我只杀了一个！"在法院，他详细地向读者讲了案情，并希望记者把这事写到报上，"让大家都知道身受别国人毒害的人是不大容易忍耐的"。这个可歌可泣的大义灭亲的故事，使记者感动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今天我们读来，虽觉稍嫌简单，但那熊熊的爱国主义之火也引燃了我们的感情。《白的风暴》有两万多字，背景是淞沪战役之前的生活，写印剧厂工人对现实不满，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反动派进行侵略。但小说被当局禁止，不得发表。后来，她作了较大的删改，收在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活路》里。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淞江附近的金山卫登陆。这时他们一家人就往青浦方向撤走，在一个小镇住了一个多月，又决定迁往后方。由于交通困难，经浙江时，在桐庐稍方停留。美丽的富春江，风景如画，枫叶似火，居民纯朴，可爱的祖国又在罗洪一家人的情怀里添加了新的恋情。
1937年12月，他们来到进步文艺家的集中地长沙。在报纸上，他们读到一些朋友的文章，也看到了文艺界的动态。罗洪他们第一个遇到的是鲁彦。大家都为中国能向帝国主义开战感到兴奋。在一个画报社的招待会上，他们见了张天翼，魏猛克、蒋牧良、齐同等人。
田汉长途跋涉来到长沙后，就跟鲁彦等人于1938年1月28日创办了《抗战日报》。日报的编辑部设在戏院的楼上，那里成了文艺作家的沙龙。当时，茅盾、张天翼、柳氵是、黄源、钱君(陶右)、朱雯等人都经常为日报写稿，罗洪也在上面发表散文和小说。
那时，郭沫若从汉口到过一次长沙，文艺界由田汉、孙伏园、杨东莼等人出面，举行盛大招待茶会。许多作家、教授、编辑、记者都来参加。招待会由田汉主持，大家济济一堂，开得空前热烈，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就在这次长沙之行，郭沫若为罗洪和朱雯写了一副对联："忧患增人慧，艰难王汝成"。这是他在香港时作的四首《南下书怀》中的两句诗。
长沙，好像是个中转站，很多人并不打算在这里久居。那时，茅盾拟创刊《文艺阵地》，先离开长沙到汉口接洽，曹禺跟着戏剧学院去了重庆，黄源回新四军根据地工作，齐同带家眷前往贵阳。不久，罗洪也于1938年初离开，到桂林定居，因为一个省立高中要请朱雯教书。
桂林高中在离城二十公里的良丰，那里风景十分幽美，校园里有山有水，大山洞可容纳千余人。有条小河名相思江；有座小楼叫红豆院，这大概是因楼前有一株亭亭如盖的红豆树而得名。园里曲径通幽，小桥流水，颇有江南园林的情趣，据说是当年仿照大观园修建的。园里到处是四季桂，一阵阵香风扑鼻，令人陶醉。
朱雯除在学校任教外，还主编了一个小型文艺刊物，于5月创刊，故名《五月》，刊名系由郭沫若和田汉所题，刊物由生活书店经售，但只出了五期，便因经费不足，人手不够而停刊。这个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是由罗洪担任的。
在这里，罗洪文思汹涌，思想活跃，写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戴望舒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汉口和长沙的《东方杂志》、《少年先锋》等报刊发表。
一到星期六，罗洪总想到桂林找朋友。那时风子在桂林排演欧阳予倩的剧本《青纱帐里》和阳翰笙的《前夜》。在凤子家里，他们受到过热情招待。暑假中，学校搬回桂林，他们遇到了为《新华日报》写通讯的白薇，以及阔别了六七年、随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到广西的王莹。丰子恺有时约他们聊天，他一面喝着老糯米酒，一面说诗论画。在他后来印行的《教师日记》里，有两处提到与朱雯对酌的情况。一杯糯米酒下肚，他有了兴致，为罗洪和朱雯画了一幅屏条，两幅尺页。
欧阳予倩、艾青、欧阳凡海等人来到桂林。救亡演剧队演出了几天，各地文艺界的朋友陆续迁移到那里，桂林便热闹起来。夏衍、林林、巴金、鲁彦、杨朔也都来到桂林。为了领略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美景，倾吐对祖国一片痴情，罗洪夫妇同巴金、鲁彦等人一起游览了月牙山、七星岩。
敌机开始狂轰滥炸后，很多人离开了桂林。罗洪一家老少，生活没有着落，也只得离开这座可爱的城市。他们搭乘路上几次抛锚的破汽车，用了五天的时间才到达广州湾。旅途的艰辛，给罗洪增添了不少生活经历。在那里等了三天才弄到船票。听着舱外海浪的咆哮，她做了两夜扰人的恶梦，最后来到香港。他们到《星岛日报》看了主编《星座》的编辑戴望舒，然后坐货轮到了"孤岛"上海。
罗洪夫妇过了一年半艰苦的流亡生活，又回到家乡附近的上海。看到光芒熠耀的霓虹灯广告和不分昼夜拥挤的人流，不免使她心潮起伏。在祖国的土地上，不论前方或是敌后，到处张着漫天的战幕，弥漫着不散的硝烟，同胞在流血、死亡，父兄在战斗、复仇！而上海，爵士音乐压倒了受难者的呻吟，色情的狂欢吞噬了多少人的意志！但地火在奔腾，潜流在澎湃！许多作家和文化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民族自卫的爱国运动。文学界的活动日益高涨。罗洪以笔为武器，继续投入这场民族存亡的生死搏斗。当时一个进步文艺刊物《文艺新潮》在连续发表朱雯翻译的德国H·列普曼的长篇报告文学《地下火》的同时，也连载了她的小说《后死者》。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发表她的《荒凉的城入《感伤的少尉》、《脆弱的生命》、《流亡者的悲哀》等作品。这些作品，连同在大后方发表的散文，编成《流浪的一年》，于1939年由上海宇宙风社出版。本集虽然不全是流亡岁月中的作品，但多数作品流露着忧郁、伤感和悲哀。另一部分小说和特写，编成《为了祖国的成长》，列入巴金主编的"烽火小丛书"，于1940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时期，《文汇报》晚刊，连载了她的长篇小说《急流》；此外，她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倪胡子》、《雪夜》等。
"孤岛"上海的进步作家，在敌人的屠刀下顽强地战斗着。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在编"大时代文艺丛书"，约罗洪为《十人集》撰稿。《十人集》辑集当时十位重要作家的创作，题材比较广泛。她为该集写了短篇小说《融》，是描写浙江一个地方两个村子里的人民消除行怨，联合抗敌的故事。
上海，这个特殊的环境，给罗洪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特殊的题材，她以后作品中的那些汉奸形象，多半是在这段生活中观察和概括出来的。1942年至1943年间，她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上连载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晨》。她认为，"这个长篇没有将人物和情节充分展开"，后来经过修改，改题为《孤岛时代》，于194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占领区加强了法西斯控制和统治。"1943年5月，朱雯因"抗日罪"，被日本沪南宪兵队逮捕，关押了一个多月，经受了种种酷刑。宪兵队到罗洪家查抄，发现了她写长篇小说时拟的提纲中的人物姓名，竟以为是抗日组织的名单，如获至宝，于是也把她抓去审讯。朱雯出狱后，宪兵队还常到他们家侦伺，后因他患重病，得以回家乡松江疗养，于是才秘密潜赴安徽屯溪。罗洪跟两个孩子暂留上海，处理善后，并在上海报上登一讣告，声称朱雯已在松江因病逝世。等了一阵子，见没有什么动静，罗洪才带着孩子回到家乡。在那里，恐怖笼罩着一切，她只好也去屯溪。
1944年，朱雯在内迁屯溪的上海法学院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翻译。上海孤岛时期那段生活，在罗洪的创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她把那些观察和感受，写成《友谊》、《践踏的喜悦》、《王伯炎和李四爷》等短篇小说，寄往浙江和福建的报刊发表。她这时期的作品与抗战初期的创作很有不同。这时期的作品比较深沉，在写作方法上更注意人物的刻画。在她谈到《践踏的喜悦》时曾说："这里我想告诉读者们，上海在魔掌之下，是怎样的恐怖，而有些人是怎样的袖手旁观，惟恐不能好好地做个顺民；有些人又只想在别人的奋斗及牺牲上面，建筑他们的美梦。"还有《友谊》，它揭露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刻薄是很深刻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另一组小说，《后死者》、《我们十五个人》、《雪夜》等篇，着力写了青年人追求光明冲破黑暗的心情，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如何满腔热忱地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达青年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抗战胜利了，兴奋的浪花冲击着她，她觉得那希望之花已经开遍了原野，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将从战争的灰烬中诞生。但不久，她失望了，八年抗战之后的祖国又被拖进战争的火海。罗洪原来为上海《正言报》编文艺副刊《草原》，到1947年就辞去了这个工作。她把前一阶段发表的短篇小说编成两个集子：《这时代》和《鬼影》。这两本集子里所收的作品是抗战前后写的，虽然作品的分量有所差异，但背景是一个相同的时代，作者的爱憎和所刻画的各种人物形象，都是令人难忘的。罗洪在《鬼影·序》里说，在敌伪统治下，她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写作的，"我要把这些幢幢的鬼影在读者面前指点出来……"
这时期，她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清华同学会开展过几次活动。虽然也为《文艺复兴》、《文艺春秋》等刊物写过几篇小说，但创作热情远不及抗战期间旺盛。那时，朱雯正在翻译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常常把俄国那时的情况同中国相比，罗洪觉得，中国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罗洪兴奋地迎接新社会的诞生。
那年秋天，辅仁大学的法国人善秉仁为编纂《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及《中国当代小说和戏剧》两书，专程赴上海征求文艺界部分人士的意见，叶圣陶、徐调孚、赵景琛、臧克家、唐tao、梅林、孔另境及罗洪夫妇参加了在康乐酒家举行的茶话座谈。1950年，那两本书的中、英文本同时出版，在罗洪的著作目录里，只收了她的部分著作——《春王正月》、《儿童节》、《活路》和《这时代》四种，而对于她作品的评论也不甚恰当。
刚解放时，罗洪尚无具体的写作计划。那时，创造社成员洪为法和小说家马仲殊都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任教，洪邀她去那里任课，她答应了，同时也在徐汇女中教课。1950年，她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夏天，作协上海分会组织土地改革工作队，她利用暑假的机会参加了青浦县的土改，同年冬天，又利用寒假的机会到绍兴参加土改。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后，她参加上海文联与各单位抽调的人员混合编成的队伍，到工厂进行工作。接着，又去农村，参加民主改革。
罗洪对一切新事物，总是积极地用自己的行动去拥护。一个作家，像鱼离不开水一样，永远不可离开生活。罗洪不放过学习的机会，经常深入基层，熟悉、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这时她写了不少反映农村和工厂生活的散文和特写，编成《灯塔照耀着我们》（1954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3年，她作为作家协会的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同年开始，先后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等文学刊物担任编辑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编辑工作期间，她十分认真负责，看稿非常仔细。审读以后，对来稿不论用与不用，总要提出比较具体的意见，尤其对工人业余作者，她花的精力更多，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给他们作详尽的指点。如果来稿有一点可取之处，她就更加热情地鼓励他们，一次又一次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务使作品提高到可以在刊物上发表的水平。后来已在文坛上做出成绩的中青年业余作家，他们的确也没有忘记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罗洪所洒下的心血。有位作者写信给她："我调离上海，已十五六年。想到当年你热情关怀，具体指点，手把手的教导，使我在创作上有所前进，常常感动万分，思念不已……"在编辑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只要有机会，她总不忘到群众中去。1955年她到安徽省凤阳生活了一段时间。在旧社会，凤阳是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苦地方，解放后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但跟鱼米之乡的江南相比，农民生活仍然十分艰苦，劳力少的人家，只能以高粱为主食，终年吃不上几餐白面；炒菜时，用一根鸡毛在油罐里蘸一点油，然后在锅上一转，就算用油水了。她住在一家只有母女二人的农民家里，每天帮他们干点杂活，聊聊家常，她们把罗洪当成亲人。朴素的农民，特别是贫困地方的农民，言语不多，但情谊极深。罗洪说："我临走那天，背上背包走了一里多路，回头一看，那妇女默默地还在后边送我，一直送到车站。这是我毕生都不能忘怀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一直没有把她写进我的作品里，当时，我怕处理得不好，就会让人感到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次短期生活她所写的反映安徽农村生活的短篇和散文辑成一个集子名《咱是一家人》（195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年，上海作协组织参观新安江水库工地，她和巴金、唐tao、柯灵、魏金枝、萧珊等一些作家都参加了。罗洪面对一大片人工湖水，想起抗日战争时曾经路过的建德等城市，都已淹没水底，而那里的居民早被安排在新建的城镇之中，这就使她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人民掌握了政权，才能兴修规模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改变祖国山河的面貌。这次访问，都写了文章，但她觉得这只是浮光掠影的记录。
罗洪访问过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陈永康，给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种的那大片水田，可以说是艺术品，整齐、干净，富有生命的力量，一派欣欣向荣；他削的田岸，那光洁的模样，竟像手摩的一般……，罗洪写了一篇特写，但总觉得感受没有写完。后来，当她正准备以小说的形式描写陈永康的事迹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中国的大地上造起反来；于是，罗洪被推进了冰窟，创作热情结了冰。她同许多作家一样，受了磨难。在乌云蔽日的那些年头，她决心一辈子不再动笔，并庆幸自己的子女都爱好自然科学，没有走父母的路，吃文艺这碗饭。她感慨地说："文艺，这碗饭太难吃了。"
罗洪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解放前后共发表、出版了九个短篇小说或散文、特写集和三部长篇小说，1980年又为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丛书"自选了一本集子，取名《践踏的喜悦》；还有新编短篇小说集《倪胡子》（郑树森编；1982年，台湾远景出版社）、《群像》（"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短篇小说《浮蚁集》，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的旧作选集《逝去的岁月》。罗洪在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生活是一段峥嵘的难忘岁月。解放初，她也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但毕竟少多了。她曾对我说："由于对工农群众的生活不够熟悉，生活底子薄，致使这时期的作品远不及过去那样灵活、自然，人物形象也不突出。除了'生活'这个主要问题外，也深受当时文艺理论所提出的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和束缚。"文学刊物编辑部，好像文艺界的神经中枢，在那里工作的编辑，嗅觉也变得特别灵敏，姚文元手里那根根子打人的故事，她知道很得多。这些使罗洪和许多作家都感到一种威胁，使得那支进行创作的笔，彷徨、停顿下来
罗洪专写社会小说，这在过去的女作家中颇不多见，创作上，其成绩是可观的。但这位从三十年代起就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却曾长期受到冷落。
罗洪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她的小说，有壮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有对丑恶势力的鞭挞，有对光明的追求，也有对解放后新人新事的歌颂。赵景深说："罗洪的小说，似乎由拘谨到洒脱，由工笔到写意，由堆砌到白描。"一般说来，一个作家的成长总要经过幼稚时期，罗洪也不例外。曾经为她出书当过编辑的赵家壁说，罗洪与三十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有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罗洪旧作《春王正月》）他说的是罗洪的《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说是对她作品的整体评论。台湾郑树森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说："……她的短篇，虽然也有好些平庸之作，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成绩的，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罗洪比较成功的短篇，在经验剪裁上是要算干净的，作者并不罗嗦，也相当有控制。在题材和人物上，罗洪算得上是广阔和多样的。文字方面，罗洪不时都能避开滥情和'新文艺院'的毛病，相当朴素简洁。……此外，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这应该是她比较特出的地方。"这些论点，笔者亦有同感。
罗洪善写小说，尤其善写对话。她自己说她最感到困难的就是人物对话，很难写得精彩："在什么时候应该插入对话，对话的分量，以及怎样使对话有力，都是很需要斟酌的事。"（《创作回顾》，1940年6月《宇宙风》百期纪念号）她的小说写得心平气和，少有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氛围，但也不乏其感人的力量。罗洪的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多工笔、善白描，文笔流利、洒脱，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她的创作风格，是在民族的灾难中形成的。她的那些描摹世态人情的小说，如《践踏的喜悦》、《王伯炎与李四爷》及《友谊》等，都是成功之作，对人物的灵魂挖掘得既深又细。在写作中，罗洪十分注意文艺的特点，她说："文艺不是正面的宣传和抨击，所以我要写得轻松一点，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着泪的微笑。但文艺有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轻松决不会削弱它的力量。"（《鬼影·序》）其实，解放前罗洪的那些作品，似乎没有多少"轻松"的地方，读者从中看到的是动荡的社会、垂危的祖国，其忧虑之情，不得不同作者一起，含着泪水，凝视社会、人生和前途
"文化大革命"中，罗洪被迫退休。粉碎"四人帮"后，她也没有马上把早已束之高阁的笔取下来，心情是犹豫的。1977年到北京，看到那么多的文艺杂志如春天的百花竞相开放，她那颗"死"了的心，又跳动了。回去后，她检阅了自己的不少旧作，也陆续写了一些散文，又到她过去生活过的基地——上海青浦县农村去了。1980年6月30日她给我来信说："这次到香花公社来，使我有一种无法名状的喜悦和激动。过去，我到农村生活过几次，只有土改感到农村起了变化，合作比中，总觉得变化不大，可爱的人物不多，所以没有写出什么东西。这次，农村真是起了或正在起着深刻的变化，我必须写出点像样的东西。今后，也一定会经常到这里来。"
八十年代以来，罗洪那支似乎已经抽涩了的笔，又滋润流利起来，在《福建文艺》、《上海文学》、《文汇报·笔会》、《人民日报·大地》、《女作家》等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写出了反映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的中篇小说《夜深沉》（1981年《长江》文学丛刊第4期）。及当代爱情悲剧的《没有写完的生活答卷》（1986年《清明》第4期）。从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创作杂忆》，这些关于她创作历程和作品的回忆文章，是对她进行研究的宝贵资料。她的作品选后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小说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说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小说第3集及《20世纪中国女文学文库》"新女性的地平线'等重要选集之中。
太阳从东升到西落，每日都给人类留下光和热，泽被大地万物。罗洪"凭着一种对人类社会广博的爱，以及深厚的热诚"，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新文学留下了自己的无限赤诚。她曾说："天下每一条成功的路，都崎岖不平，每一件成功的事，都无可幸致，各种艺术品的创制，都漫无止境；这里是累着不断的努力，一种默默的坚毅的努力。"这种努力和真诚，她已经持续了六十多年……
1994年11月19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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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萧红
肖凤
"没有风格的作家——等于没有命中的箭。"
——（俄）维亚席姆朗斯基
一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
她本名张西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幼年丧母，父亲张廷举是一个冷酷的官僚，只有祖父张维祯给她疼爱和温暖，并成了她的第一位启蒙教师。1920年，在祖父的支持下，得以进入本县南关小学读书。1925年，又进入本县第一女子高小读书。这一年，她参加了本校支持"五卅"受难工人的募捐义演，在一出名叫《傲霜枝》的话剧中，饰演一个抗拒包办婚姻的姑娘。1927年，离开故乡呼兰县，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在此期间，对美术和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11月，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修建吉敦铁路的示威游行。1930年，祖父去世，在家中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人，父亲即在继母的调唆之下，为萧红订下了一门亲事，并与第一女中的校长串通一气，取消了萧红在第一女中的学籍，被迫返回家里。
1930年，为了抗拒包办的婚姻及家族的迫害，毅然离家出走，先从呼兰县逃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逃至北京，开始过飘泊流浪的生活。1931年，家中为她包办的那个未婚夫追至北京，在此人的诱骗。下，萧红与他同居，并于1932年回到哈尔滨，住在道外正阳十六道待的东兴顺旅馆里。欠下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费之后，那个人借口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遗弃在旅馆里。旅馆老板为了挽回经济上的损失，准备把萧红卖到附近的妓院里去。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得到了萧军、舒群等人的帮助。在松花江发大水的一片混乱中，萧军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馆，送往市立第一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由于萧红产后病重，经济困难，萧军遂将女孩送给了他人。萧红逃出这家旅馆后，与萧军同居，先住在道里十一道街一座白俄开设的欧罗巴旅馆里，继而迁至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内，开始了贫穷但是相依为命的生活。
1933年，在东北进步作家的带动和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陆续在《大同报》的"大同俱乐部"及"夜哨"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和诗，如短篇小说《弃儿》，《两个青蛙》、《小黑狗》、《哑人》、《夜风》、《叶子》，散文《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诗《八月天》等。从创作技巧方面看，由于萧红还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初学写作者，这些作品在性格的塑造上，在情节的安排上，都流露出了作者在艺术上非常幼稚的地方，但是，从作家着眼的题材上，却可看出她的创态度是十分严肃的，由于接受的是左翼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创作涯，就把目光投向了广大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在《王阿嫂的死》里，她写了一对雇农夫妻的遭遇。在《看风筝》里，她又写了一个穷苦老雇工的遭遇。她深深地同情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她也兴奋地看到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在《夜风》里，她就写了牧童长青和他的妈妈，被地主逼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参加暴动的故事。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初学写作的女作家，在这些作品里表现出了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1934年10月，萧红将自己的五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与萧军的六篇短篇小说合编成小说集《跋涉》，在舒群等友人帮助下，自费由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出版。
1934年6月，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威协，萧红与萧军离开哈尔滨，经大连，至青岛，住在观象山下观象1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房里，与舒群为邻。9月，在这里，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场》。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前半部的片断曾于1934的4月至6月，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连载。全书共有十七节，在第一节《麦场》至第十节《十年》里，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调，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生活。他们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蓝天，脸朝黄土，辛勤操劳，累弯了腰，累跛了腿，还是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在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中，有的妇女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畸形的。萧红用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生动地写出了几个农妇的悲惨命运。女主人公贫农王婆，是一个饱受磨难的老妇人，她的第一个丈夫虐待她，后来干脆抛弃了她和孩子，独自跑进关内去了。她为了生存，不得不嫁给第二个丈夫，这个丈夫却贫病而死。她又不得不嫁给第三个丈夫老赵三。在她老年的时候，儿子因为反抗官府，被反动政权枪毙了，她觉得生活无望，愤而自杀，可是在将要埋葬的时候，又活转过来了。另一个贫农家的少女金枝，她只有十七岁，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梦想着青春和幸福。但生活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呢？情人是一个粗暴的人，她还没有过门就怀了孕，受到母亲和同村妇女们冷言冷语的嘲讽。嫁过去之后，丈夫嫌她和刚出生的女儿拖累自己，竟把不满一个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了。还有一个贫农家的少妇月英，本来是村里最美丽、性情最温和的妇女，因为患了瘫病，成了丈夫的累赘，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下身腐烂了、生了蛆虫，整天不停地呻吟、哭叫，就这样活活地烂死了。作者通过对她笔下三个人物的命运的描写，把北方贫苦妇女的悲惨遭遇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启发读者去憎恨黑暗的现实社会。第十一节"年盘转动了"至第十七节"不健全的腿"，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宣称"王道"的日本军队的铁蹄，踏进了这个小小的村庄。受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广大农民身上，又直接地压上了一座帝国主义的大山。是驯眼地作亡国奴，被杀害、被掳掠、被强奸呢，还是挺身而起，进行反抗呢？在作品的后半部，萧红运用一般女性作者难于驾驭的雄健的笔锋，描写了这些被压迫的农民，逐步走向觉醒，起来斗争的故事。他们的亲人被枪杀了，他们的邻人被掳走了，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妇女们被奸污了，连鸡都抢得不剩一只了。就是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白天看着宣称"王道"的破旗，夜里秘密地组织起来。多灾多难的王婆倔强地站起来了，她在窗外给秘密团体站岗放哨。赵三成了义勇军的秘密宣传员，白天黑夜地走门串户。东村的一个寡妇把孩子送回娘家投奔义勇军去了。就连那个胆小怕事、一辈子守着一只心爱的山羊过日子的跛足二里半，也告别了老山羊，跟着头领参加了义勇军。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描绘人民宣誓的日子，用悲怆的气氛，烘托出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
《生死场》是三十年代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之一。它的出版，是鲁迅先生关怀和帮助的结果。1934年10月初，住在青岛的萧军，开始给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10月底，因为好友舒群被捕，两萧仓促离开青岛至上海，在拉都路福显坊的一个亭子间里住下后，与鲁迅先生开始频繁的通信往来。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之后，萧红的创作、生活等事宜，就都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萧红把《生死场》的手稿交给鲁迅，鲁迅先生认真地对此稿进行修改之后，又及时介绍给黄源，建议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书报检查制度极其严格，《文学》杂志虽然愿意发表，还必须先送到控制文化的官僚衙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这些文化刀斧手们，在把书稿扣压了半年之后，作出的结论是：不准出版。他们对侵略者奴颜婢膝，对自己的同胞和进步作家却露出如此专横凶恶的嘴脸，他们的行径，激起了鲁迅的愤怒。为了支持反映抗日斗争的文学作品出世，在鲁迅的安排下，《生死场》终于作为"奴隶丛书"之三，于1935年12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并亲自为它写序。萧红自己为书皮作了一幅封面画，画的是一幅中华民族的版图，在东北三省部分被一条直线粗暴地截开，宛如一支利斧劈断了一样，象征着东北三省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与摧残。
从写作技巧方面看，《生死场》虽然比几年前在哈尔滨创作的短篇小说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正如鲁迅先生在《萧红作〈生死场〉序》里很委婉地指出的："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除去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之外，结构有时也显得松散和不完整。但是，这部年轻的东北流亡作家创作的作品，却填补了当时上海文坛抗日题材小说的空白，它使上海及大后方的读者们，了解了东北人民的苦难与斗争。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每一位热爱祖国的读者，读了它，都会对东北同胞产生深切的同情，同时产生一种奋起斗争的愿望。正因为如此，这部抗日小说一出版，就立刻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轰动。正如许广平后来所说的，《生死场》的出版，"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而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许广平《追忆萧红》）在艺术手法上，《生死场》也别具一格，虽然它有上述的不足，却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运用类似散文那样铺开的写法，在笔法上显得从容不迫，潇洒自如，然而同时它又有一根贯串其中的线索，引导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展开，这就形成了萧红小说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上面说过，《生死场》完稿后，曾经送到国民党中宣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在等待审查的过程中，在鲁迅先生的安慰与鼓励下，1935年1月，萧红又写出了短篇小说《小六》，5月完成散文集《商市街》，在写作《商市街》的前后，又写出《过夜》、《初冬》等散文。短篇小说《小六》向读者讲述一个贫苦的孩子小六的故事，从这篇小说的题材看，萧红仍然沿着她早期开辟的创作道路，严肃地前进着。小六和双亲过着穷困的生活，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经常用殴打妻子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郁闷，小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心情黯淡而绝望。萧红的字里行间，对这个受苦受难的孩子，怀着敏感的同情。连鲁迅都称赞这篇小说"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鲁迅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信）
《商市街》是一部自传型的抒情散文集。在写作这部抒情散文集的时候，她和萧军在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接济下，已经开始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回忆起了与萧军在哈尔滨时期度过的那段穷困艰苦但是趣味盎然的生活。散文集《商市街》共收散文四十一篇，内容全都是她与萧军两人在哈尔滨那段生活的实录。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敏锐、细腻的心理，重新感受这种生活的种种细枝末节所带给她的苦痛和欢乐。她以一种十分动人的坦城的态度，叙述了她对于饥饿、寒冷、贫穷的感受与忍耐，她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所感觉到的孤独、愤恨和无聊，以及她可悲的处境在自己精神上刻下的伤痕和影响。她在描绘自己处境难堪的时候，往往是用内心感受来表现，因而常常揪紧读者的心弦。比如她在很多篇章中，都有对于饥饿的描写。她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中，长期受到饥饿的威胁，在《提篮者》这篇散文中，写了一个提篮卖面包的人对她产生的诱惑，写了"带来诱人的麦香"的面包怎样吸引她，但是"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是不开门我也好像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在《饿》这篇散文里，她甚至写到饥饿得实在难以忍耐的时候，想要去偷，"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她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出了"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于可以吃吗？草褥子中以吃吗？"这类令人胆寒的疑问，这种构思，真是奇特又有新意。在此前后写作的散文《过夜》和《初冬》，也是萧红过去生活的实录，写的是她与萧军在邂逅之前，度过的那段孤苦流浪的日子。她回忆了那段痛苦的境遇，以及她在那段难堪的生活经历中感觉到的孤苦与寂寞。这些自传性的、抒情性的散文，是萧红作品中写得最为成功的篇章。
鲁迅先生不仅支持萧红出版著作，待这些作品出版之后，还把萧红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介绍给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正如许广平后来在《追忆萧红》一文里所记述的那样：
人每当患难的时候遇到具有正义感的人是很容易一见如故 的。况以鲁迅先生的丰富的热情和对文人遭遇压迫的不平，更加 速两者间的融洽。为了使旅人减低些哀愁，自然鲁迅先生应该尽 最大的力量使有为的人不致颓唐无助。所以除了拨出许多时间 来和萧红先生等通讯之外，更多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出版，因此萧 红先生等的稿子不但给介绍到当时由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 白》，也还介绍给郑振铎先生编的《文学》，有时还代转到良友公 司的赵家壁先生那里去。总之是千方百计给这些新来者以温暖， 而且还尽其可能给介绍到国外。那时美国很有人欢迎中国新作 家的作品，似乎是史沫特莱女士也是热心帮助者，鲁迅先生特地 介绍他们相见了。在日本方面，刚巧鹿地亘先生初到上海，他是 东京帝大汉文学系毕业的，对中国文学颇为了解，同时也为了生 活，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鲁迅先生帮助他把中国作家的东西， 译成日文，交给日本的改造社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的作品，也曾 经介绍过给鹿地先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萧红先生的写作 能力的确不错，而鲁迅先生的无分成名与否的对作家的一视同 仁，也是使得许多青年和他起着共鸣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萧红步入了上海的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马房之夜》是萧红所作的短篇小说中唯一没有收进集子的作品，但却是最早被译成外国文字的作品，它在1936年5月发表于上海的《作家》杂志，1937年就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在11月的《文艺》杂志上，1941年又被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署名尼姆·威尔士）与另一位姓名不详的人（署名是缩写）翻译成英语，发表在9月号的《亚细亚》月刊上。这也是较早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一。
1935和1936年这两年，对萧红来说，是创作上丰收的两年，也是她异常快乐的两年。但是，欢乐的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在1936年初，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萧红的情绪开始变坏，她在写作散文和小说之余，开始像记日记一样地写了一组名为《苦杯》的组诗。这组诗共十一首，因为是给自己看的，所以在她生前从未发表过。这些诗像她的许多散文一样，写的都是作者内心的感受，如泣如诉，把她当时那种失望、苦痛、郁闷、烦恼的心情，记录得清清楚楚。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于1936年夏天只身东渡日本。临行前，7月15日，发着烧的鲁迅先生，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房烧菜。这一次相聚，就成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到了东京之后，萧红的精神仍然不好，身体状况也开始变坏。她开始失眠，发烧，头痛，肚子痛，骨节酸痛，疲乏，心绪不宁。在这种情况下，她继续写作，写出了短篇小说《王四的故事》、《红的果园》、《牛车上》，以及散文《孤独的生活》与《家族以外的人》。《家族以外的人》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写的是萧红童年时代的熟人有二伯，此人是她家的远亲，又是她家的老雇工。虽然萧红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常常不够鲜明，但是，从这篇散文中看到，萧红似乎又是一个描写性格的能手。她为读者刻画了一个既自尊又自卑，既善良、怯懦又固执、懒惰，处境既可笑又可怜，有点类似阿Q又与阿Q有明显不同的北方贫苦农民的典型形象。这个人物为何能够塑造得栩栩如生？为什么萧红写这类作品时如此流畅，使你感觉不到像她写《生死场》或其他小说时带有的那种"吃力感"？因为这个有二伯是萧红自小与之朝夕相伴的一个家人，他与萧红童年生活中的许多经历关系密切，这一老一小之间感情很好，萧红成名之后，对他仍然怀有眷恋的温情，所以能在一篇散文里，塑造出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短篇小说《王四的故事》，题材虽与散文《家族以外的人》相近，写的也是一个老雇工的遭遇，但是这个小说人物的性格，就远不如那个散文人物的性格鲜明。而《红的果园》和《牛车上》，似乎也仍存在着萧红早期小说中那种结构不够完整的缺点。由上述两篇优秀散文与三篇不甚成功的小说结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说集《牛车上》，在萧红回到祖国之后，于1937年5月出版。而当萧红正在东京写作上述这些作品的时候，她的另一本由过去写成的十三篇散文与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说合集《桥》，已于1936年11月在上海出版。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写出了散文《海外的悲悼》。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7年1月，萧红从东京启程，返回祖国。回国前夕，于1月3日在东京写完组诗《沙粒》。这组诗共有三十六首，像组诗《苦杯》一样，写的也是她本人的孤独与郁闷的心境，所不同的只是组诗《沙粒》在萧红回国后不久，就在杂志上与读者见面了。除去《沙粒》之外，萧红还发表了诗作《拜墓诗——为鲁迅先生》。萧红一生写诗不多，而以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见长，但是从她的为数不多的诗作里，可以看出萧红的诗像她的散文一样，也带着明显的自传性与抒情性，主要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萧红自己，把《苦杯》、《沙粒》、《拜墓诗》以及《可纪念的枫叶》、《偶然想起》、《静》、《栽花》、《公园》、《春曲》组诗（共六首）、《一粒土泥》等共六十首诗，抄写成《萧红自集诗稿》手抄本，珍藏起来。此手稿本原来存放在许广平先生手里，后由许广平转交给鲁迅博物馆，直到1980年，才由鲁迅博物馆的同志将它公布于世。
回到祖国之后，萧红的心绪仍然不见好转，她无法排解自己苦闷的心情。1937年4月，她又只身北上。先在老友李洁吾夫妇家里借住了几天，后又搬到了位于米市大街的青年会女子公寓。只身在京，她仍感到孤独与寂寞，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会被淹没的。"（《萧红致萧军信》）
1937年5月12日，萧军给萧红写了一封信，说他身体欠佳，请求萧红束装回沪。萧红接到这封信后，就立即离京返沪了。这一次，萧红同样没能在上海安定地生活多久。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之后，天空中就经常飞满狂啸着的日本轰炸机，地面上也经常出现狂吼着的日本机关枪。她就在这种环境中，写出了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这是两篇记述性的散文，前者记录了她与萧军在日军占领了上海之后，夜不能寐，思念故乡的情景；后者记录了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的罪行。写法一般，比起她的某些优秀散文来，略显逊色。
10月份，萧红和萧军跟随上海的文化人，撤退到武汉，住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蒋锡金家里。在武汉，她与胡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一起，创办了《七月》。她为《七月》写作了《小生命和战士》、《火线外（二章）》、《一条铁路底完成》、《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等散文，并写作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评论性质的文章《〈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这篇文章是对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两本自传体小说的评论，从这篇文章里看出：这位擅长写作抒情散文的女作家，是极不擅长写作评论文章的。
1938年1月，应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相继从武汉到达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写作了散文《记鹿地夫妇》。
2月，日军逼近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萧军准备与学校一齐撤退，必要时和学生一块儿打游击；萧红则主张仍然从事写作。由于双方意见分歧，争执不下，萧军留在了临汾，而萧红则随同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取道风陵渡，乘火车去西安。在火车上，萧红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作，创作了描写山西农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三幕话剧剧本《突击》。这是萧红第一次参加写作剧本。该剧3月16日开始在西安易俗社演出。3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关于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丁玲、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萧红等人在西安活动的情况，并介绍了《突击》的剧情以及《突击》演出的情况。
二
1938年的初夏，萧红寄居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时，萧军也从临汾辗转来到了西安。他们决定分手。萧红离开了同居六年的萧军，与端木蕻良双双回到了武汉，举行婚礼。返回武汉之后，萧红写作了散文《无题》、《寄东北流亡者》，短篇小说《黄河》、《汾河的圆月》等等。
9月，日军又逼近武汉。这时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她撤离武汉西行，先住在四川江津罗烽、白朗的家里，生下了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婴之后，又离开江津，到达重庆。先住在歌乐山上一座名叫云顶寺的旅馆里，后搬入重庆郊区北碚复旦大学教员宿舍。在此期间，写作了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如《鲁迅先生记（一）》、《鲁迅先生记（二）》、《回忆鲁迅先生》等）和其他题材的散文，如《我之读世界语》、《牙粉医病法》、《滑竿》、《林小二》、《长安寺》、《放火者》、《花狗》、《茶食店》，以及短篇小说《朦胧的期待》、《孩子的讲演》、《逃难》、《旷野的呼喊》、《黄河》、《莲花池》、《山下》等等。这七篇短篇小说，从艺术技巧方面看，与过去的短篇小说相比，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长进。从题材方面看，倒是可以看出，萧红仍然是沿着同情劳动人民的这条道路前进。值得一提的是，在萧红的笔下，开始出现了像《逃难》这样的讽刺小说，讽刺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何南生，他本是一个懒汉加懦夫，却在学生面前装出一副英雄的模样，一方面背地里哀叹"到时候可怎么办哪"，一方面公开发表"与此地共存亡"的激昂慷慨的讲演。这七篇后来结成短篇小说集《朦胧的期待》，于1940年出版。
她那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是萧红作品中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萧红短促的一生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鲁迅相处的日子，是她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因此，她对鲁迅先生一直怀着深沉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先生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难以消除的悲痛。她下决心要描绘鲁迅先生的形象与音容。她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于鲁迅先生的深深的崇敬与感激。她还运用自己善于机敏地捕捉细节的特长，充分地施展女性作者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先生的形象。萧红曾经常出入于鲁迅先生的家中，她用自己的笔，把读者轻轻地领进鲁迅家敞开的大门，让读者看到鲁迅家庭的和谐、朴素的生活。她细腻地描绘了鲁迅、许广平、海婴一家生活起居的习惯，鲁迅先生饮食的爱好、衣着的怪癖、工作的劳累、临终前的病容，以及许广平先生的操劳，海婴的顽皮，甚至描绘了两位年老保姆与日本医生的面影，她还细致地描绘了客厅、卧室的陈设，一草一木的姿态，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在萧红的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义深重的慈祥宽厚的长者。萧红这些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非常富有女性作家的特点，比起其他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来，特别具有清新隽永的艺术风格。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这时的萧红，病体已经很衰弱，患着肺结核，经常咳嗽，头痛，失眠，精神上也仍然感到郁闷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她除参加香港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的活动，并为这个活动撰写了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家里，躲在病床上。在香港期间，她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一部中篇小说《小城三月》，还有散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短篇小说《北中国》等等。
《呼兰河传》是作者在阅历了人生之后写的一本童年回忆录。她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不仅以朴实细腻的笔法，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而且也真实生动地勾勒出故乡人民的生活场景。她用素描的手法，朴素地描绘出东北农村那种富有地方色彩的风俗画。她鞭答了那些愚昧保守但又自得其乐的农民身上的弱点，歌颂他们之中那些勇敢善良、追求自己幸福的人们。除此之外，她还毫不留情地描绘了我国农村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而造成的种种弊病：盲目地反对革新和大多数人的甘愿当看客，以及喜欢虐待违反传统习惯的人与事，非常轻视做人的基本权利而可笑地敬鬼神。她一方面描绘出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另方面又留恋自己记忆中的童年，对儿时的生活流露出一种牧歌式的情调。这是一本具有独特的思想风格与艺术风格的作品，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说，正像茅盾先生在《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一文里说过的那样：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本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 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 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 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 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 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这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是萧红作品中最成功的篇章，也是对她思想、创作的一个总结。
另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可以说是短篇小说《逃难》的续篇，这也是一部讽刺小说。主人公知识分子马伯乐，是一个空虚飘浮、装腔作势的家伙，萧红通过这个人物，嘲笑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弱点。
中篇小说《小城三月》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这篇小说描绘的是作者早年的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怀念故家的情调，非常地引人注目。过去被萧红写得非常冷酷的父亲，以及由于凶恶、阴险，而被萧红鄙视、害怕并且深恶痛绝的继母、伯父等人物，在这篇作品里，却被萧红例外地罩上了一层相当富有人情味的光彩，这种调子与她过去那些带着自传性的作品相比较，格调明显地不同，这是她的唯一美化自己家庭的作品。这个现象清楚地反衬出了萧红当时的心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重病的萧红，身陷九龙。先后躲避在香港联合道七号周鲸文家、雪厂街恩豪酒店、斯丹利街时代书店宿舍等地方。12月25日，香港总督宣布向日军投降。在一片混乱中，萧红又先后被送入养和医院、一所法国病院和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女作家，终于在1942年1月22日，在最后这所临时医院里逝世。这时，她只有三十一岁。
萧红，这位自传型的、抒情型的女作家，一直沿着反封建的思想道路前进，她用自己那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美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坛的花苑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有风格的杰出的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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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白朗
阎纯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松花江上》这首悲壮的流亡歌曲，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志士，拿起枪来，冒着敌人的炮火，投入拯救伟大祖国的斗争！著名女作家白朗唱过它，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罗烽唱过它，那伟大的爱国主义旋律至今还激励着人们的心……
白朗不是生在松花江畔，然而她说："松花江是我的第二故乡，它给予我许多温暖，也给予我许多痛苦和宝贵的人生经验。我仿佛一棵刚出土的嫩苗，经过松花江水的灌溉，才慢慢成长起来，坚强起来。因此，除了故乡之外，我更爱松花江；我怀念我的第二故乡，有时，更甚于生我的沈阳。"
白朗是沈阳人。1912年8月20日生于城里小西关，原名刘东兰。罗烽（1909．12．13-1991．10．23）是她的姨表兄，比她大三岁。祖父刘子扬是沈阳有名的中医，后来当了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的军医处长，罗烽父亲则在军医处担任拟稿员。这时，白朗和罗烽两家先后搬至齐齐哈尔，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他们二人青梅竹马，度过童年和少年生活。白朗十一岁时丧父，不久祖父失业，患病去世。这使家庭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白朗的母亲善良忠厚，非常喜欢罗烽，将大女儿许给了他。但不久，大女儿因患肺病死去，她又将白朗许给了罗烽。1929年十七岁的白朗同罗烽结婚，他们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年轻的白朗，因受新思潮和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罗烽的影响，十分厌倦旧式家庭生活，她像樊笼里的云雀渴望蓝天一样的渴望着新的天地。
松花江是美丽的，但哈尔滨是一座染着鲜血和罪恶的城市。敌人的魔爪蹂躏着东北，奴役着那里的人民……
1929年罗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黑龙江省呼兰县至北安的"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北满最早的产业工人支部）的宣传干事，他一面工作，一面秘密从事编印地下刊物工作。他常常早出晚归，曾引起婚后不久的白朗对他的怀疑，以为哈尔滨有他的"情人"。1931年，当东北被强盗攫取，白朗的爱国主义感情在痛苦里辗转的时候，罗烽把自己的隐秘向她公开了。那长方形的油印小册子上的蝇头小字，像希望之火在跳跃，像旗帜在飘扬，那上面，除了拯救失土的策略和步骤外，对未来新社会的建立也有周密的计划和理论。刊物上的每句话，都是白朗的心里话，她找到了新的世界，政治上有了寄托。以后，她读了不少新书和文件，眼界开阔了。白朗回忆说："从此，我的智慧开了，我开始踏上了真正人生的道路，追求着真理，追求着光明，追求着我所不懂的一切……"不久，白朗加入了"反日同盟"。她，开始了新的生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亲自指派巴来（金剑啸）和白朗协助罗烽工作，白朗从此成了罗烽的得力助手：帮助他保存文件、资料，刻写蜡板，印刷刊物；她还变卖了结婚首饰，以支持抗日宣传经费的不足。此后，白朗的家，成了一个反满抗日的中心，编印小报的印刷机关。反日同盟会开会，也常在她家召开。
1933年初，罗烽担任北满省委候补委员和哈尔滨东区区委宣委，同巴来一起负责北满文艺宣传工作。4月，白朗考取了进步报纸《国际协报》，先任记者，后主编每天半版的该报副刊《国际公园》和《儿童》、《妇女》、《体育》等周刊。在罗烽的具体帮助下，白朗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同年，又主编新创刊的大型周刊《文艺》，得到萧军、萧红、舒群、金人、林珏、梁艹倩等作家的支持，成为与长春《大同报》创刊的《夜哨》齐名的反满抗日文艺阵地。这两个刊物，在大城市知识界和抗日联军、游击队里都有广大的读者。白朗团结了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结识了萧军、萧红和金人等东北作家。这期间，她还参加了星星剧团，并从事文艺创作，这是她文学生涯的开始，她以刘莉、弋白等笔名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她的第一篇创作，是描写两代人的隔膜、歌颂青年人叛逆精神、暴露老年人的保守与落后的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在《夜哨》上连载了十一期，在《国际协报·文艺》上连载了小说《悚栗的光圈》、《四年间》、《逃亡日记》及《琴音》、《她一直望到黎明》等。这些作品，无不有着浓厚的反封建色彩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字里行间透露着理想之光，是白朗跋涉文学道路最早的足迹，是她在东北沦陷时期留下的宝贵财富。
1934年，松花江蜷卧在北国漫漫黑夜里，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的每条大街每条小巷。3月，北满省委遭到大破坏；6月，罗烽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白朗受着敌人的严密监视，生活上感情上都负担沉重：一方面她要东奔西走营救罗烽，照顾老人、承担家务；一方面还得坚持编好副刊，继续与敌人作战。年轻的白朗，沉着、冷静，以顽强的毅力，像中流砥柱一样，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和考验。白朗说："那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准备用头颅去迎接野兽的爪牙。当一个人把生命决心归依于患难和死亡的时候，还有什么足以使他畏惧呢？"在危险的环境里，她编发了四十八期《文艺》周刊，曾累得昏厥过去、流了产。她每夜都伴着不眠的灯，听着鸡鸣、犬吠、梆声，盼着黎明。这一段苦难的生活，为她一生投奔光明、参加革命打下了基础，其中，杨靖宇对她的教育和影响最大。
1935年初，罗烽被判为共产党嫌疑犯，经过党的活动、白朗的奔走、呼海铁路二百多职工、同事捐款营救，以重金贿赂了日本领事馆的高级人员，方保释出狱。出狱不久即由金人和一位同事掩护白朗夫妇和老人上了火车，逃离腥风血雨的哈尔滨。在沈阳一个小店里，白朗和母亲、弟弟匆匆见了一面，便告别了故乡的骨肉和田园；当黑夜吞没了大海的时候，他们登上了从大连开往上海的日本船，投奔已在上海的萧军和萧红。
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位律师家里，白朗夫妇和萧军、萧红共同生活了三个月。当时二萧发表文章还不算多，正在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出版而奔走，生活上也很狼狈；如果他们长期住在一起，互相影响，就很难写出东西，于是白朗夫妇搬到舒群、塞克住的美华里亭子间。在那里，大家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舒群、塞克、沙蒙等人更苦，没有正常的收入，经常没有饭吃。白朗夫妇刚到上海，身上还有点钱，包一个客饭，为大家都能吃一点，经常同这些穷朋友分而食之。
到了上海，白朗已经怀孕；动乱的生活使她无法动笔创作。1935年底至1936年初，正是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之争激烈的时候，罗烽参与了这场论争，而白朗却在极坏的条件下，潜心写作，《月夜到黎明》第一辑里的绝大部分散文，就是这个时期写的。这些散文多是"从个人的角度抒发个人的感受和心情的，但作为某一时代的青年的一种思想动态，也许还不失它的典型性。"同时，从那些描述中，"有关东北沦陷后敌寇的残暴、狡狯以及对革命力量的疯狂迫害，也许不无一点迹象可寻的。"（《月夜到黎明·前记》）这些散文，反映了作者所走过的一段路程，那许多斗争和往事构成了她的思想轨迹，"可以窥见一个小知识分子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是怎样从无知趋向觉醒，由单纯的爱国主义走进无产阶级的阵营中……"
1936年在上海第三次搬家后，白朗结识了她所仰慕的著名女作家白薇，当时她们是邻居。这一年，她加入上海文艺家协会，和金人合编了《夜哨小丛书》，写了《伊瓦鲁河畔》、《轮下》、《生与死》、《一个奇怪的吻》、《珍贵的纪念》等短篇小说，后来编入题为《伊瓦鲁河畔》（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里。这些小说，描写了在伪满、日寇的魔爪下，那些不甘作奴隶、有血气的最普通的中国人所昭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咱们的土地，谁打算给夺去，那可不行，这一块地有咱 祖宗的血和汗，有咱们祖宗的骨尸，长腿三，你想想，一个后代， 眼巴巴的看见人家把自己祖宗的骨尸盗去，那还叫人？
贾德，冲这话，你小子有骨头！咱们的祖宗的后代全是硬棒 棒的，不是这样，咱们简直不能认他是中国的子孙！
这是《伊瓦鲁河畔》里的主人公贾德和长腿三的对话，每个字都闪耀着永远不可征服的我们民族的精魂。
我死了，无论谁都不要为我流泪，当我瞑目之前，我看见一个为我所爱的人，正向为民族而牺牲的大路走去，我仿佛也看见了他的血花，我是快慰地死了！
这是《一个奇怪的吻》里的主人公李华用左指写在垅沟上的几句话。她要死了，但仍然用对祖国的挚爱鼓励自己所爱的人去为祖国而牺牲。白朗这时期的所有创作，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这一爱国主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同文艺界的大多数人士一样，投身到拯救民族存亡的伟大斗争之中。不久。"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白朗和罗烽都参加了上海的文艺界战地服务团，她日夜在街头奔走呼号、募捐、宣传群众，慰劳伤员和难民……
上海的日日夜夜，那是多么不安定的生活啊！艰难的生活、恶劣的环境，迫使白朗夫妇先后搬了六次家，不到一岁的孩子，也在这灾难中死去。但坚强的白朗在祖国的苦难中变得更坚强了。她在散文《一封不敢递的信》中说："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我们便蜷伏在上海租界里。为了信仰的关系，我们依然不能畅所欲为，依然受着无形的监禁。然而，从抗战发动以后，祖国总算解放了我们，我们的信仰已获得了广大的同情，如今，我可以自由地在人群中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了。妈妈，你该高兴，你的女儿已经跳出了苦闷陷阱，让无限的欢欣与兴奋拥抱着了。"这是白朗来到上海投入抗战洪流后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写照。
1937年9月，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白朗夫妇和沙汀、任白戈、舒群、丽尼、杜谈等几十个文艺界的人（包括家眷），第一批撤离上海，来到武汉。当时，武汉、长沙是大批文化界人士的集中地，也是他们去重庆、桂林等地的中转站。白朗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些活动，参与了罗烽、聂绀弩、丽尼编的《哨岗》的编务和丁玲、舒群编的《战地》的组稿、发行工作，还招待南来北往的文艺界朋友，杨朔、吕荧等人便常住在他们家里。罗烽只身投军山西临汾，白朗独自承受着一家老幼的生活和感情上的折磨；在文坛她不甘寂寞，以《西行散记》为题，发表了十几篇记述她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文章，留下了时代的真实的影子。这些散文于1941年结集出版，1944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再版。
1938年夏，白朗和罗烽先后到达四川重庆，在上游的江津找了一间房子，住了三个月，萧红也曾在她家小住。在重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生活是累人的，一家老小，生活更是苦上加苦。为了躲避几十架、上百架日本飞机的空袭，他们不得不多次迁居。
1939年夏，白朗下了很大的决心，丢下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罗烽、杨朔、宋之的、杨骚、葛一虹、方殷、袁勃等十四位作家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周恩来亲自推举刚从英国回来的王礼锡任团长。她曾说："我爱我的孩子，同时，我更爱那伟大的工作。"她渴望着轰轰烈烈的斗争！她和其他男同志一样，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男同志一起攀华山铁索，登千尺幢，越百尺峡，跨军马驰骋在中条山和太行山上，慰劳抗日将士。祖国如花似锦的河山，人民伟大的斗争精神，都深深地激动着她，那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又增加了几分火热。返回重庆后，在不安定的日子里，白朗以日记体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了生动记录这次难忘的作家访问团的战斗生活的《我们十四个》，后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1940年初，她创作的中篇小说《老夫妻》，作为作家战地访问团丛书，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这部小说，主要刻划、描写了自私、吝啬的守财奴张老财的形象，在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血的教训下，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从愚昧中醒来，改变了原来的性格，积极支持抗日。张老财的转变，反映了抗日斗争的一个侧面。这部中篇的诞生是她这次战地访问的直接结果。这时期，白朗还创作了一些以东北沦陷为题材的《沦陷前后》、《轮下》、《忆故乡》等短篇小说和文章。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动派到处屠杀进步人士。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白朗以八路军办事处家属的身分，同草明等人乘车赴延安，途中曾在川北、汉中等地屡遭国民党军队的武装拦截、检查。稍后，罗烽化装为榆林邓宝珊军部军政人员同艾青、张什、严辰、速斐等人也到了延安。白朗在延安《解放日报》当副刊编辑，艾思奇为副刊主任，同陈企霞、林默涵一起工作。她曾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一个时期，任理事；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艾青主编的"文抗"延安分会机关刊物《谷雨》上发表描写罗烽于1934年入狱后，她在狱外的遭遇及苦难生活的《狱外记》，还写了一些其他的文章，如萧红在香港病逝后所写的《遥祭萧红》等。
1943年，白朗入中央党校三部学习一年多，在那里参加了整风，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八·一五'旧本投降。白朗和罗烽于9月离延安奔赴东北故乡开辟工作。一百四十多名的干部大队，沿着秋山和长城，行行上止，神出鬼没地穿过许多封锁线，整整走了三个月，在大雪纷飞的12月，这个东北支队才到达辽宁阜新，准备进入沈阳。但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占领了沈阳。于是东北支队在西满挑南一带建立了吉江军区，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白朗负责军区《前进报》副刊和"前进"文工团的建团工作，参加了东北的解放战争。那段生活过得艰苦而紧张。当时政治上匪十分猖狂，经常在后方骚扰、打黑枪，前方的仗打得更激烈。
1946年，白朗来到第二故乡哈尔滨，被选为哈尔滨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担任《东北日报》副刊部长、《东北文艺》月刊副主编、东北文艺家协会出版部副部长、东北作家协会轮执主席。在人手极少的情况下，开拓着解放区的文艺工作，为其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间，她曾深入农村，参加土改。这段生活，后来她写成六个短篇小说，辑为《牛四的故事》，于1949年由香港新中国书局出版。她在《前记》里说："这些作品的产生，是由自己开始进入农村，……与农民接触，向农民学习的结果。从而认识了自己，改进了自己，同时呢，也正是改变创作风格的开端，这是与过去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个集子描写了东北解放前农民在黑暗制度统治下所受的折磨和苦难，也描写了农民分得土地的欢乐。故事都是普通的故事，但都有其生活的典型性。在白朗看来，这本极为通俗的集子表现了她新的艺术思想，创作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沈阳解放后，白朗回到了久别十余年的家乡。那块曾是没有春天的土地生了她，她爱那遍野的红高粱和苣荬菜。但她的寡母和弟弟都未能熬过十余年亡国奴的人间地狱生活，而早已离开了人世。这在她的感情里留下不少悲凄。
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她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同年12月又参加东北文联和东北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
多年的流浪和战斗生活，使得白朗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东北作家协会成立后，她便立即从事专业写作。
1950年，白朗用了三十个昼夜，一气呵成著名的优秀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这个中篇先后印行了十四版，二十余万册。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还出版了缩写本《真正的老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排印行。
《为了幸福的明天》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作品的主人公邵玉梅是一个贫苦人家拣回来的苦孩子，从小受尽了虐待，但也养成了她的吃苦耐劳、朴实善良的性格。新中国的建立，给她带来了光明，她入了军工厂，得到了彻底解放，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她不断提高觉悟，从一个无知识的普通人，成长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为了爱护工厂，几次光荣负伤，以致残废。但她从不灰心，总是奋力自勉，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贡献给人民的事业。
作品的故事是以最后一次抢救邵玉梅为线索展开的，结构新颖，不落俗套，有倒叙、插叙、回忆及人物细腻的心理描写，艺术成就是很高的。这部中篇小说不仅生动地描写了英雄人物，同时还表现了建国初期东北社会生活的新风貌，新风气，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中苏友谊，组织对邵玉梅的关心、爱护，人民对她的爱戴。篇中有许多对纯洁女性心灵美的成功描写，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部作品是一部成功之作，是当代文学史上较早地描写工人生活、塑造英雄人物的成功尝试，是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
1950年至1955年，是白朗工作最紧张、创作最多的五年。解放初期，工人、农民、干部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白朗更是信心百倍地工作着、写作着。朝鲜战争爆发后，她便往返于中国——朝鲜的卫生列车上接送伤员，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不断激动着她，于是创作了描写卫生工作者在抗美援朝医疗战线上斗争的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书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医务工作者、乘务员的忘我牺牲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及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1951年，白朗以国际妇联调查成员的身分赴朝鲜战场，参加了调查美国和李承晚暴行的活动，参加起草《告世界人民书》，揭发、控诉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同年秋，奉命代表蔡畅、邓颖超两位领导到索非亚参加国际妇联执委会。1952年随巴金等人到朝鲜战地访问；9月，奉周恩来总理委派，陪同英国朋友、作家、工党议员费尔顿夫人再次赴朝鲜访问；12月，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1953年又应费尔顿夫人的邀请、奉周总理之命出访英国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三八"妇女节，因保守党政府拖延签证而未能成行；同年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大会，会后去赫尔辛基参加芬兰妇女大会；7月回国，翌日即换上志愿军军装参加以罗烽为组长的访问组奔赴朝鲜开城，同时参加了在板门店举行的朝鲜停战签字仪式；8月，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又一次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委员，1956年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如开的亚洲作家会议。她作为中国五十年代的国际风云人物，还访问过苏联、丹麦、奥地利、缅甸等国，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白朗是一位有成就的著名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平战士。在解放后最初的几年中，她以自己的卓识、胆量和才能，为祖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做了大量既劳心又劳力的工作。在创作上，这时期是她的丰收季节，除以上提到的作品外，还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真人真事》（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出版）、《锻炼》（1957年，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四个女先进生产者》（1956年，中国妇女杂志社出版），散文集《斯大林——世界的光明》（195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月夜到黎明》（1955年，作家出版社）。白朗的散文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对敌人的鞭笞、控诉，对革命的向往、追求，对斗争和往事的回忆，个人感情的抒发，旅欧、赴朝的记录，对战争的憎恨，对和平的热爱，以及祖国的伟大变革、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交织成的人类的爱。这些散文，是白朗灵魂的镜子，是她革命一生所留下的闪光的脚印，是她成长的记录。
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像大海，时有不测风云和狂风恶浪的骤起。正当白朗勤奋写作和工作的时候，于1958年春，在反右斗争中，她被诬为有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通天翻案之"罪"，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所谓"天"，系指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1956年，白朗为了潜心创作，避开会多、运动多的北京，躲到北戴河去了。这时，恰恰周总理和邓颖超也在那里。他们问白朗：为什么要批判丁玲。白朗讲了从1955年以来对丁玲批判斗争的情况，还表示了一点自己的意见。认为这种斗争太过了，不同意对所谓"一本书主义"的批判，"在创作上，我自己就是抱着争取多为党工作而写作的，那就是要为人民至少写出一本像样的书。"当时，邓颖超说："在我们和丁玲的接触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她是一个反党分子！"她还非常感慨地对白朗说："老头儿（指总理）时刻关心运动，他也忧心出现老毛病：上边要什么，下边就给什么……"这句话，正切中了反右斗争错误的要害。白朗虽没有对谁重复邓颖超的话，但她被定成"通天罪"，划成右派分子。罗峰被翻出1942年在延安发表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进行大规模的"再批判"，也被错划成右派分子。
1958年4月，他们蒙着奇冤，被赶出北京，送到辽宁阜新煤矿劳动改造。当白朗离开北京的时候，她满怀激愤地预言道："有一天，我会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因为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境遇下，革命一辈子的决心从未动摇过。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也决不会抛弃一个真正拥护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肯定有那么一天，我仍然会肃立在党旗下面尽情高唱《国际歌》，党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我的生命。"这是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在危难中的自白！
悲剧就从那时开始。在"阶级斗争"中人人自危；中国，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涣散人心。安定、强大、繁荣的国家是这样"斗争"来的吗？
阜新，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她像一位健壮的母亲，敞开黝黑火热的胸怀，迎接自己忠诚的儿女。白朗同矿工一样下矿坑，上上下下要爬一百七十多级的木梯，很多工人都同情地说："在我们煤矿，还从来没有见过女同志下坑。我们都够呛，而她却和我们一样……"
白朗，沉默着、劳动着；她没有吝惜自己每一滴汗水，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一块燃烧的煤，也投入祖国的建设之中。后来，她被调到阜新地毯厂（一所完全用手工操作的作坊）和工人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多年的老病——脊椎增生、肺气肿和气管喘息，在这沉重的劳动中加重了。疾病摧残着她，劳动折磨着她，政治压迫着她。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她在劳动上花费了劳力，但却没有得到半分报酬，连住旅社、治病，都要自己掏钱。
逆境中的人，时刻都受着大山一样的压力；心，就像泡在苦水里的莲子，人生，那是多么苦的滋味啊！但白朗，她是一位战士，仍然乐观地劳动着，她同青年女工一样，坐在高高的架子上织地毯，把自己的白发也都织进地毯的花朵。
几年熬煎后，1961年底，白朗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调到阜新市文化馆看稿子。这时，她振奋起来，创作激情袭击着她，她要创作了。白朗从不空发宣言，她是一位肯于实践的人。作家、艺术家也许都有一种习惯：任何时候都不停止自己的艺术构思。那几年，白朗如同被风暴抛入大海的一叶小舟，但惊涛骇浪终究没有吞没这位坚强的战土，她是那样执著地爱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
在同工人一起劳动中，她积累了生活，相继发表《少织了一朵大红花》、《温泉》等短篇小说及《在起跑线上》、《纽带》、《火花》、《管得宽小传》和《跨海访师记》、《黑海红帆》、《人·物质·精神》等报告文学。那时，她虽然摘了帽，但毕竟还有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所以她常受冷遇，稿子被编辑无情地打回来，但她从不因此灰心，在低压的气候里顽强地生活。心，向着理想的世界；笔，写着光明的乾坤……
1966年，黑浪四起，无情地破毁着共产党领导人民流血牺牲建造的家园，摧残着法律、正义和真理。白朗和罗烽，被关进中共辽宁省委"学习班"，挨批、挨斗、坐"喷气式"，弯腰、挂牌子……白朗的头衔是"大右派"、"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了幸福的明天》是大毒草；"造反派"质问她："为什么明天才幸福！今天就不幸福吗？'白'是反动的颜色，你为什么叫'白朗'？"人类历史的黑暗时代，就是疯狂加愚昧的时代。白朗回答说："白色纯洁，我喜欢白色。"于是她挨了毒打，从"学习班"又关进专政队。
1968年秋，辽宁的"牛鬼蛇神"被赶到盘锦干校。但干校不是天堂，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劳改集中营。他们的恶运没有结束，接受的是强迫劳动和继续被批被斗。这时，白朗一身重病，但在胡家公社田家大队同青年农民干着一样的重活。每天从住地出发，到二十里以外的冰天雪地里劳动，白朗为给大家烧开一锅水，她搂草、刨冰半天半天地趴在雪地上吹火，她是想用自己的苦，能给大家换来一点温暖啊！冷酷的严冬是那样无情，它那肆虐的风雪把白朗的脸、手、脚都冻烂了。在他们收工的时候，天色已黑，在没有月光的荒野走着坎坷的小路；到了驻地牛棚，常常吃不上饭，吃了饭，又要开批斗会。
白朗是一位性格刚强的人，宁肯玉碎，不作瓦全。1969年，在一次批判她的会上，她竟从嘴里掏出假牙回击那个诬陷她的家伙。政治受诬害、精神受折磨、肉体受摧残的白朗啊，受到重创的灵魂被推到了生命的绝境，于是重犯了1942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得下的精神分裂症，但这次最重，她变得癫狂得怕人，摔东西，把床单撕成布条，指名道姓地大骂大人物，周围的同志都为她的命运捏着一把汗……
1971年春，白朗带着一身还在流血的创伤，被运到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家里"疗养"。
北京啊，你还记得十二年前，当白朗依依不舍地离开你的时候说过——"我会唱着《国际歌》回来的！"现在，她回来了，披着一身凄风苦雨。在北京，他们夫妇有很多共过患难的同志和朋友，但多处在自身难保的遭际之中。有的冒着危险偷偷地把命豁出去来看望他们，或相对无言，或说上几句互勉珍重的话，行动不便的，只能受着感情的宰割，内心里向白朗夫妇祝福平安。
阳光依然灿烂的北京，人们却过着黑暗的生活。重病缠身，"神志紊乱"的白朗，没有说过话，俨然是个"哑巴"。
性格坚强，又重感情的白朗啊，一生经历过许多生离死别的时候，但她没有流过泪。然而，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她的眼角淌出了两行长长的泪水。1976年"四五"运动爆发的那天，她那布满阴云的脸，忽然漾起了三月的春意。1978年，她的精神分裂症好转；翌年初，白朗——一个奄奄一息的作家的生命也复苏了，二十一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给她恢复了政治名誉和文艺一级的待遇。
1979年，满头白发、历尽苦辛的白朗，坐着手推车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不久，她从作协辽宁分会调回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从1978年仲春到1980年金秋，我先后看望白朗四次。我又翻阅了她的全部作品：三个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牛四的故事》、《北斗》，两个中篇小说《老夫妻》、《为了幸福的明天》，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散文集《西行散记》、《月夜到黎明》，报告文学集《真人真事》、《一面光荣的旗帜》、《锻炼》、《群星》以及《白朗文集》（五卷；1981-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使我对这位著名女作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有了极深的印象。如果她没有这二十余年的遭遇，她能给我们写出多少佳作？！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能为人民多做多少工作？！
1980年秋，那是我最后一次访问她，我让她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名留念，罗烽递给她一支金笔，她顺手写下了"白朗"二字，并说："这是我十余年来第一次握笔写字。"在场的女作家逯斐说："白朗同志，您写得太好啦！"是的，还是那样潇洒、挺拔，同她的人、人格一样。这时，她当年那种英姿和风采，又重现在我的脑海……我希望，这次相见，能是她的新的开始，拣回早被摔掉的笔来，勾销"决不动笔再写一个字"的不幸誓言，用自己全部的爱和僧谱写出由《摇篮曲》、《流亡曲》、《春光曲》、《进行曲》、《回春曲》组成的大型回忆录《一曲未终》，作为新长征的开始……
但是，她身患多种疾病，身体越来越坏，不得不申请离休。又一个十年过去，她的病并未见好，罗烽先行离她远去，这更使她的精神难以承受。生命就这样最后告别亲人，告别文学，告别再也回不去的东北大地。1994年2月7日白朗与世长辞，数天后在北京八宝山，我流着泪，同一百多位作家一起为她送行……
1980年10月20日
1995年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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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草明
白舒荣
一
1933年8月。一个炎热、郁闷、令人窒息的下午。
广州口岸，停泊着一艘待启航的货轮。紧张忙乱的例行检查过后，船缓缓驶出。不知什么时候，从舱底走出一对青年男女，略显不安的神情中，流露出掩盖不住幸福的喜悦。
男的大约二十四五岁，老练洒脱；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学生模样，身材娇小，一对明亮的大眼睛闪着倔强的光芒。
他是作家欧阳山；她，就是草明。
"九·一八"的炮声，把中学生草明从政治上混池、苦闷状态中惊醒。她积极和同学们一起奔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但不久便被军阀陈济棠赶回了教室。这时，有位教师介绍她认识欧阳山，他当时已经写了十四本小说，正创办用广州话写给劳动人民看的小报——《广州文艺》。
欧阳山看了草明的来稿很赞赏，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写法，鼓励她先多写短篇，还说人家莫泊桑就是先写了很多短篇，后来才写的长篇。她也参加了《广州文艺》的工作。他们一些人自编、自卖，十几期后为当局所禁，又马上把刊物更名《新地》继续发行。她常在小报上发表作品，描写缫丝女工的苦难生活和对命运的反抗。在欧阳山指导下，她写出了一部约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缫丝女工失身记》，连同欧阳山反映流浪汉生活的小说《单眼虎》一起付印出版。为表示她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将"萌"字拆解为"草明"，作了笔名。
她还在何干之组织的秘密读书会里学习社会科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的成立活动。
那是怎样的岁月啊！似绷紧的弦，像欢快的进行曲。要应付功课，又要写稿子、上街售报、读新书……这批进步师生和文化人努力的结果，招致广东统治当局的怀恨，放暑假的时候，得知何干之、欧阳山受到通缉，黑名单上也有她。她和欧阳山正恋爱，把刊物托付给其他同志，二人便搭乘了这艘运生猪和菜的货轮。
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颠簸，他们终于进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经欧阳山的朋友韩起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适逢左联一次盛会，欢迎以英国马莱爵士和法共古久列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她有幸出席，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有一次，她和鲁迅在一起吃饭，饭后恭敬地递上一枚牙签。鲁迅先生说："我不需要，全是假牙，也许敌人听后会高兴，以为我老掉牙了，但他们高兴得过早了。"她为先生的幽默和斗争精神深深感动着。
有人冒草明之名，在第三种人的刊物《文艺》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赶夜路》。她气愤之余，写了二百字的"声明"，斥骂冒名者的无耻，希望能在《申报》增刊上发表。鲁迅认为此举实为他人做义务宣传，便代为草拟数言，让她附在下次发表的作品后面，既达到目的，又不扩大宣传。这时，她领会到革命先辈的战斗艺术。
1935年，她被国民党逮捕，投入监狱。鲁迅先生在经济上大力援助她，出狱后，又为她介绍医生看病，甚至亲自查看德文诊断书。鲁迅先生对晚辈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使她深受感动。终生难忘。在文学道路上，茅盾也给她不少帮助。
她和欧阳山在上海结婚，二人以卖文为生，生活虽然清苦，却不乏斗争的诗情。她常常参加左联组织的飞行集会，秘密张贴革命标语，在盟员之间、盟员与进步文艺界、与工厂工人、国际友人之间开展丰富而有意义的活动。她也曾先后和沙汀、叶紫、欧阳山、艾芜、杨骚、杨潮等作家，在"小说研究会"就创作上的倾向性、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过热烈的探讨，还曾担任刊物《作品》的编委，参加过"左联"最后一个机关杂志《现实文学》的工作。在上海的岁月，对于她坚定地走上为革命、为人民而创作的道路，是极为重要的时期。
二
1933年10月，在左联《文艺》月刊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倾跌》，这是她正式登上文坛的记录。
《倾跌》，通过描写三个缫丝女工沦落为私娼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外资入侵，我国农村手工业凋敝、破产，农民贫困化的悲惨景象。作家饱含着热情和希望，塑造了倔强、不屈和觉醒中的女工阿屈的形象——这可以说是草明一生致力于塑造工人形象的起步。
继《倾跌》之后，她在《作家》、《文学月刊》、《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又陆续发表短篇小说《没有了牙齿的》、《倦》、《进城日记》、《大涌围的农妇》、《和平的果园》、《阅历》、《我们的教师》、《小玲妹》及小小说《汉澜桥畔》、《魅惑》、《水鬼》、《表兄弟》和中篇小说《绝地》。这时，可以说是她一生创作的第一高峰。
她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揭露和诅咒黑暗，从侧面反映工人和社会下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艺术表现上，她不太追求情节和结构的完整，而是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刻画，长于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也长于描写人物心理、形态和景物，自如地运用第一人称，以"我"的闻见为线索，带动情节的发展，发现人生的种种画面，令人感到亲切信服。
她为什么将自己的爱和同情寄予工人、穷人；为什么将自己的仇恨和反抗掷向剥削压迫者呢？除了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革命理论的教育外，显然和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顺德县坐落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它盛产稻、甘蔗、蚕茧、香蕉、鱼类。很久以来，制糖、缫丝工业就很发达。草明的家在顺德县桂洲乡。
母亲是雇农的女儿，九岁时，因为小弟弟生病无钱医治，自愿卖身换取兄弟的性命。由于医治不及时，小弟弟一命归天，当姐姐的却做了广州一个徐姓官僚地主家的丫头，永远失去自由。到十六七岁，主人把她和另一个丫头送给一个姓吴的官吏做妾，这人就是草明的父亲。
她生于公元1913年6月15日，原名绚文。从小体弱多病，十岁时，个子像六七岁孩子那样矮小。她的复杂的大家庭，常使她厌恶和恐怖。嫂嫂总是责骂她没有天性，死了一个不满三月的弟弟也不悲哀；父亲的另一个老婆，常借用她的肉体来发泄自己的怨气；骄纵坏了的异母兄长和比母亲还要大的姐姐、嫂嫂们，也常虐待她，她好像一只可怜的小黄雀，被关在笼子里。
父亲的大家庭日趋破落，她初知人世时的生活知识，不是好看的衣服、漂亮的洋娃娃，而是抽屉里的"当票"'。父母的衣服、首饰、古董、字画、碑帖……进了当铺；父亲的几个老婆也一个个离开"倒了霉"的丈夫，唯独她的老实而从来没有得过宠爱的母亲，坚持留在家里，靠借债，靠手工，勉力维持着一家人的温饱。她的同母兄长，一个到香港广生行当售货员，一个在上海邮局拣信，还有两个念私塾。她跟着妈妈学习编织、糊纸盒子、做香包……
家里经常没米，一小锅饭得先让父亲吃，然后是哥哥，到她嘴里已剩下不几口。肚子不饱，就出去跟着哥哥淘气，抓蜘蛛、钓鱼、摸田鸡，弄熟后，几个孩子分着吃。她也跟着男孩子爬屋顶。有时一个人留在屋顶上，望着辽阔的南天，变幻的彩云，便托着腮帮无边无际的遐想起来。
她的家乡，缫丝厂星罗棋布，绝大部分是手工劳动，只有一家最大的是半机械化。她常去丝厂玩。晨光熹微中，女工们应着汽笛的召唤，急忙走向工厂。晚霞收敛在大芭蕉树丛后面，她们拖着疲饿不堪的身影走回来，木屐打着白麻石，似有无穷的哀怨。小草明不知道她们苍白的脸色是由于工时过长，成天看不见太阳和恶劣的劳动条件所致，更不懂为什么她们整年辛苦，却过着贫困的生活，只是睁着大大的好奇的眼睛，羡慕地盯着这支长长的队伍。有时清晨和小朋友们跟在她们后面，一直把她们送到坟澜桥头；傍晚跟哥哥们跑到五里外的大凉亭，去迎接这支放工归来的队伍。
十岁那年，母亲打算送她进丝厂，但要准备拜师的礼品：至少一个金戒指，一套香云纱衣裤。那次没去成，因为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我国丝业不景气，丝厂纷纷倒闭，加上她体弱多病，长得矮小，腿脚跟不着翘板，只好作罢。
她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却鼓励自己的女儿读书，认了字长大了好找个事做。她边跟妈妈学针线活，边跟念私塾的哥哥学识字，每天学一个，会了十个，奖励她一个铜板。她家有个书箱，零乱地装满《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笔生花》、《福尔摩斯侦探案》等小说。她贪婪地读起来，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大致明白了它们的意思。
十一岁那年，母亲送她进了邻村的小学，一年级念了半年，就跳级上二年级。二年级也只念了半年。因母亲生病，她只好停学。母亲因肺病在病床上熬了一年，便永远闭上眼睛，卸去了人生的负荷。
后来，她有比较自由的机会跟那些完全靠丝厂生活的姐妹们交往。她提出到丝厂去，家里的人都不赞成，哥哥们说不如到省城读书。但钱呢？她只能仍然呆在乡下，枯寂，无聊，苦闷，时时蹲在书箱子面前，啃那些看了一遍又一遍的书。
父亲经常不在家，也不顾家，溜到广州熟人家当幕僚，也有时替人写状子、写字，聊以糊口。她十三岁那年，父亲替人写状子打赢了官司，得了一笔可观的酬金，便写信叫回在香港的儿子替他管家，接女儿到广州念书。
由于有自学的基础，草明考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四年级，学习很勤奋，各门功课成绩都在九十五分以上，语文尤其突出。念满四年级，又跳级考入师范中学。半年后，父亲的钱用光了，只好回到乡下去住。一个在银铺学徒的哥哥，从每月二十四元的微薄收入中，分出一半给妹妹，供她继续念书。
上了中学，她一本接一本地看了"五四"以来的著名文学家鲁迅、郁达夫、茅盾等人的作品，继而转向外国文学。她最崇拜鲁迅和高尔基。鲁迅的斗争精神，高尔基笔下的穷人的崇高品德，鼓舞着她。她立志向鲁迅学习，要像高尔基那样也写工人、穷人。
四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从华北直逼南方。上海局势危在旦夕，她回到广州。
不久，上海沦陷，很多著名人士如郭沫若、廖承志、茅盾、夏衍等，都云集广州，盛极一时，文化工作很活跃。欧阳山组织了战地文艺工作团，计划去前方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同时搜集材料搞创作。这件事，颇得廖承志的支持，还捐助了一些经费。
在郭沫若创办、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林林和她共同负责编副刊。她还参加了"广东文学界救亡协会"，积极从事抗日宣传。
侵略者的魔爪很快又伸向广州，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繁华的五羊城里，顷刻之间楼倒屋塌，尸横遍地。那抛洒在街头的同胞的热血，激起了活着的人对敌人的切齿仇恨。进步青年纷纷到前方去，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去。草明安排好三个女儿后，也和欧阳山毅然奔向斗争最需要的地方。
他们乘车到长沙，便听说汉口失守，只好在长沙下车，找到郭沫若。后来，又看到刚从新四军回来的吴奚如，他把草明和欧阳山带到八路军办事处。吴奚如也是左联的作家，搞过工人运动，这时正跟随着周恩来副主席。
过了一两天，她听了周副主席的形势报告，和在座的一千多个干部同样，雾蒙蒙的心顿时豁亮了。
她和欧阳山向周副主席请示，要求工作。周副主席让他们到湘西沅陵去办报。那里比较偏僻，聚居着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闭塞，民风剽悍，在那儿办报，既宣传抗日，又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抗战报》以田汉名义主办，负责人是廖沫沙，还有周立波等人。她工作了一个时期，由于怀孕离开了沅陵。
1939年，她到达重庆，找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她和欧阳山在重庆做抗日宣传统战工作。这时，重庆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许多文化人涌到这里，很快便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抗敌协会"。
不久，由于身体的原因，她迁居南温泉。南温泉在重庆市长江南岸，花滩溪畔。含有硫磺质的泉水，自建禹山洞泪流出，附近有建文峰、虎啸口、仙女洞，颇能吸引游人。她租了一间竹屋，购置些竹制家具，草草地安了家，便开始埋头写作。常有文艺界的朋友到她家玩，戈宝权、叶以群、宋之的、舒群、罗烽、白朗、萧军，都曾是她的座上客。1940年，经沙汀和吴奚如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她要求去延安。欧阳山准备把孩子接来一同前往，就先安置她到八路军办事处。她住进曾家岩，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心里暖洋洋的。有一天，邓颖超用广东话亲切地告诉她，入党候补期已满，是正式党员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保护人才，集结革命力量，周恩来让一部分作家、文化人撤退到延安去。二十一辆大卡车，载着她和白朗、韦囗等大批人，浩浩荡荡北上，到川北，经剑阁，穿秦岭，取道宝鸡，终于到达延安。
她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上海，到1941年到达延安，三年多中，辗转于广州、长沙、玩陵、重庆，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在帝国主义的屠刀和国民党特务的魔爪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她锻炼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她对敌斗争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手中的笔。尽管生活动荡，条件艰苦，她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她勤奋地创作，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沤歌中华儿女抵御外侮的斗争精神，是这个时期作品的主题。透过《阿衍伯母》、《梁王的烦恼》、《饶恕》、《秦垄的老妇人》、《诚实的孩子》、《追悼》、《受辱者》、《新嫁娘》、《遗失的笑》和《南温泉的疯子》等短篇小说及一些散文、杂文，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这是她创作中的第二个高峰期。
五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这欢乐深情的歌声，震颤着草明喜悦激动的心。从大后方到了延安，不愁吃穿，出门不用上锁，走路不担心有特务盯梢，连出气都感到无比畅快。
她被分配到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同刘白羽、丁玲、林默涵、吴伯萧、萧军、雷加等作家和文化人一起工作。带着蹒跚学步的小儿子，她住在杨家岭后沟的一个窑洞。
革命队伍里，人人平等，亲如一家，领导朴实、平易、亲切地生活在大家之中。她亲眼看见朱德总司令和普通战士一起，随随便便、高高兴兴地打篮球，也曾听到陈云对她的亲切问候。更难忘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主席亲自邀请她和欧阳山到自己住的窑洞，诚恳地征求意见。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她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工农兵中去认真深入生活。
安排好孩子，她随西北文工团的秦腔演出队，踏遍陕北的米脂、绥德、清涧等地的山山水水，创作了《陈念慈》、《平凡的故事》、《史永平》等作品。
就在延安，她和欧阳山感情破裂了，最终分了手，那时她只有三十一岁。之后，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工作的劳累，尤其是个人生活的不幸，加重了本来就瘦弱的身体的负荷，她生病住进医院。吃不惯面食，长期消化不良，胃下垂，人越来越瘦，出院后，又住进党校疗养院。
1945年8月15日那天晚上，忽然满山遍野响起了欢呼声。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回到山头一看，山头上，窑洞前，全点着了火把。"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欢呼声回荡在山谷，震撼着大地。延安，不，是全中国、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
朱总司令调兵遣将，收复失地、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令又吹响了。疗养院的病号们都无心养病，争着归队，她也坚决要求去东北。临行前，她又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勉励她：
"今后到前方去，看见工农兵就更高兴了。"
"过去我脱离工农兵，不懂得要改造世界观，现在懂得了一点，可惜太晚了，我已经三十三岁了。"
"三十三岁算不了什么，六十六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好多年嘛。"
毛主席亲切的话语，像春风激荡着她的心帆。
为了照顾她的身体，组织上没让她随大部队步行。拨给她一名勤务员，还有一头牲口，让她跟着古大存一家和几个干部一起走。他们取道清涧、吴堡，穿入山西，经苛岚、五寨、右玉、左云，1946年到达河北省张家口市（当时属察哈尔省）。
张家口四面环山，市区虽不算大，但具备了城市的规模。当她重又看到高压线、电灯、火车、水塔的时候，不禁失声喊了出来："呵！久违了。"她像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友似的非常高兴。
因为承德失守，队伍不能继续前行，只得原地待命。古大存建议大家分别到各部门去帮助工作，并带头去了党校。草明也持《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证，到了龙烟炼铁厂。这是她第一次到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的工厂，看到十二吨的炼铁高炉，觉得真大呀！厂里正修复被日本人破坏的高炉，她的工作是负责工会的宣传，办墙报。开始她不懂怎样接触工人，工人很开通，听说来了个女作家，都主动找她。工作逐渐开展，墙报发展成油印报，晚上开完会，总有人热情地送她回宿舍。
在龙烟的几个月，她根据沿途搜集的材料写成小说《他没有死》、《解放了的虎列拉》，散文《龙烟三月》等。
6月，她所在的由古老领导的小队人马，和有八路军保护的大队人马同行，从张家口动身前往东北。他们分乘二十几辆大卡车，由贺晋年将军率领的一营战士打前站，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六
齐齐哈尔，是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所在地。队伍到达后，古老被留下担任西满分局副书记。她和其他人到了哈尔滨。一两天后，陈云动员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到农村去搞土地改革，把东北建成解放全中国的大后方。
她因病暂时不能下去，急得要命。林枫劝她先养好身体，并分析说，形势已经发展，今后是城市领导农村，作家应该熟悉城市，熟悉工业，熟悉工人。又告诉她："你不如到镜泊湖发电厂去看看，那里搞得很好。"
在中苏友好协会编了一两期青年刊物后，她奉命去接收哈尔滨邮政局，帮助那儿的工人斗粮霸、办食堂，直到建立工会才离开。
1947年初，她到了镜泊湖发电厂。有了龙烟铁厂接触工人的经验，这次就顺利多了。这个厂的工人文化程度都不高，多数人只念过几年书，有的不识字，个别人还供菩萨。生产很紧张，她到运转室看工人操作，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工人搞文化活动。她教语文、算术、唱歌，也讲故事，讲党史，讲红军长征……工人需要什么，她就教什么，没有教材，只好搜索记忆，现编现卖。
她给工人当老师，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模范事迹也哺育了她。她请那个自觉护厂、修复机器的老孙头谈谈自己的事迹，他怎么也不肯，却尽说别人干得如何好、如何多。这种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她。她出生在手工业的小镇，又在城市长期生活，所以喜欢工业。离延安以来，曾先后同宣化和哈尔滨的炼铁工人、邮电工人工作过一个时期，现在又到镜泊湖发电厂，她更爱上了工厂，爱上了它的主人——工人。把自己的笔奉献给他们，这是她的夙愿。
半年后，她带着搜集到的很多素材，回到哈尔滨，但没有马上动手写作。她看到刘白羽从前方回来写的《无敌三勇士》、《火光在前》和周立波参加土改后创作的《暴风骤雨》，觉得别人的作品里都有敌人，有敌我矛盾，自己在工厂里没有发现敌人，这怎么成？她踌躇了。这时，正好东北局妇委调她去工作，就暂时搁下了写作。
1948年，她请了三个月的创作假，着手写作以镜泊湖发电厂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原动力》。这时，适逢哈尔滨正筹备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筹委会宣传出版部的同志，听说她写了一部关于工人的小说，便督促东北书店把书赶印出来，赠予代表们人手一册。
《原动力》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为题材的重要作品。小说描写玉带湖水电厂在日本投降时，搞了一次破坏，国民党的接收大员逃跑时，又想炸掉电厂，老工人孙怀德巧妙地哄骗了"大员"，保住了机器。但"八路国家"新派来的王经理，只信任自己带来的积极分子陈祖庭。陈又看中"三朝元老"、"能说会道，溜须拍马"的佟金贵，把老工人孙怀德等人撇在一边，结果第一次修机失败。在严重的教训面前，王经理终于醒悟，改进了工作作风，充分发挥并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日夜抢修，又粉碎了土匪企图利用庆功会破坏电厂、杀害干部的阴谋。电厂终于发出强大的电力，城市、工厂、农村大放光明。水电站的原动力是水，而作者所歌颂的原动力是工人阶级。
《原动力》的问世，是她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硕果。从《原动力》开始，她的创作活动进入了最高峰。各界对这部作品颇有好评。有人把它称作中国的《士敏土》。有的评论说："我们看到以显示中国无产阶级建立新世界的无可比拟的强力主题的顺动力》出现时，我们不能不热烈的欢呼！"（1950年1月16日《光明日报》）老一辈的作家亦交口称赞。郭沫若给她的信说："以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茅盾认为："《原动力》写出了典型环境的典型故事和典型人物。"
高度的思想性，典型人物的塑造成功和表现手法上的自然朴实，尤其在工业落后的解放初的中国，文学家对工人远不及对农民和其他阶级熟悉，真正生动地描写工人阶级的作品还不多，《原动力》使草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工业题材的拓荒者，从而也确立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她有一个信念，写工人的书要让工人看懂，所以尽量写得通俗、明白、浅近、生动，竭力避免寓意的、暗示的、要人揣测的描写，用大众化的语言代替早期作品中艰深、隐晦的知识分子腔。可以说，从《原动力》开始，她的这种创作风格就形成和确立了。初稿脱手后，她急忙拿给就近发电厂的工人们看。小学程度的工人都看懂了。她真高兴啊："好像走了许多路的人，一旦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门牌一样。"
她同时期的作品还有《延安人》、《女区长》、《今天》、《婚事》、《新夫妇》、《沙漠之夜》等短篇小说和散文。
七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的第三天，她随妇委进入冷枪横飞的沈阳市内。她不去毛纺厂、自行车厂，而选定了直接为大军南下服务的皇姑屯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
皇姑屯工厂的先进工人，以高涨的热情，为运送大军进关解放全中国，苦干了十三个昼夜，修复了废弃的火车头，路局命名为《北平号》。《东北日报》记者来采访几个先进人物时，他们却说："你们不要提我们的名字，一提，别人会说我们想出风头，要提中间的，使落后的人容易转变思想，能跟上来。"工人阶级这种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优秀品质，再次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利用到大连住疗养院养病的机会，她背着大夫和护士进行写作。经过五个月的时间，1950年3月，长篇小说《火车头》脱稿了。
《火车头》以修复火车头为主线，歌颂了工人阶级不屈不挠搞科学试验和高涨忘我的劳动热情。重在表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思想主题。
在沈阳的六年，她还写了散文《开到南京去》、《死车复活赛新车》等及短篇小说《在祖国的土地上》、《爱情》、《咱们生活里的一件事》
她还参加慰问援朝志愿军及伤病员、反对美帝细菌战的调查工作，写下不少有关的报道。从1952年到1953年，并曾主持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的工作。
八
鞍山是我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草明对它早已心向往之。她不安于机关工作，更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有的朋友劝她，选一个更适合女同志的轻工业工厂体验生活，她却偏偏看中了硬邦邦的重工业。1954年，她索性在鞍钢安家落户了。她在鞍钢第一炼钢厂当了三年党委副书记。
解放初，鞍钢已被敌人破坏成一片废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它焕发了青春。
亲临生产第一线的干部、战高温斗严寒的工人、金光闪闪的钢流、狂飞乱舞的火焰、汹涌咆哮的钢水、宏伟的事业、沸腾的生活、诗样的创造性的劳动，促使她酝酿和创作了《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是继《火车头》之后，她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它以反映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以对人物、工厂的熟悉和写作技巧的娴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比起《原动力》里那个小水电站，和《火车头》里那个破旧不堪的铁道工厂，在《乘风破浪》里，我国的工业、工厂，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巨大的钢铁企业代替了解放初期陈旧破落的小工厂。这三部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正好构成一部我国五十年代的工业发展史。她着力塑造的三个先进工人的典型形象——孙怀德、李学文、李少祥——概括了老、中、青三代工人的精神面貌，恰似一部建国初期的工人阶级成长史。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新社会残存的旧意识、旧习惯一天天减少，而新道德、新风俗一天天发展。三部作品还如实地揭示出，共产党对工业的领导，由不熟悉到熟悉，外行变成内行，这样一条发展的客观规律。
比较来看，她写工厂写工人的作品，一部比一部规模大、气魄大。这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她本人对生活的深入体察，熟悉和努力分不开。
对于《乘风破浪》这部作品，在经历了沧桑二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构成它的主要矛盾的冲突——领导的保守、官僚主义与工人创造性、积极性的矛盾，还是站得住的。而对于政治与业务，党委领导与企业行政管理等关系问题，在认识上还值得探讨——这些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摸索，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鞍钢十年，是她一生中极可宝贵的岁月。除了《乘风破浪》，她还创作了中篇小说《小加的经历》，短篇小说《诞生》、《迎春曲》、《姑娘的心事》、《姑奶奶》和报告文学、散文、杂文数十篇。此外，在鞍山市文联的协助下，她组织了工人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在整整九年中，她热情、无私地辅导了一百多名业余工人作者。其中五六位早已出了诗集，短篇集，或中、长篇小说。当年的学员李云德、王世阁，早已成为全国作家协会有影响的作会员，成为有影响的作家。有一次，周扬去鞍钢访问，当地的宣传部长说："草明同志在这儿写了《乘风破浪》，还辅导了不少业余作者。'周扬风趣地说："哦！写了东西，还下蛋啦。"（指培养了业余作者）这一工作，在她1964年调进北京，到第一机床厂深入生活时还坚持着。
文化大革命中，倍受迫害，使她本来就弱的身体又受到摧残。在她年逾七旬之时，以其赤诚，出版了反映工人阶级与四人帮斗争的长篇小说《神州儿女》。
一个纤弱的女作家，笔下倾吐的却是阳刚之气，一生表现工人的生活，这是很值得赞赏的。她的文学属于"遵命"文学，是现实主义花园的奇葩。自1932年起，六十余年来，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缫丝女工失身记》（1934年，自费出版）、《绝地》（1947年，东北光华书店）、《原动力》（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小加的经历》（195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短篇小说集《女人的故事》（1935年，天马书店）、《遗失的笑》（1949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新夫妇》（1950年，北京天下图书公司）、《孩子的控诉》（1952年，沈阳通俗文艺出版社）、《爱情》（1956年，工人出版社）、《延安人》（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草明短篇小说集》（1957年，作家出版社）、《草明选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散文集《解放区散记》（1949年，哈尔滨东北书店）、《在和平的国家里》（1952年，东北青年出版社）、《南游记》（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探索细胞奥秘的人》（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长篇小说《火车头》（1950年，工人出版社）、《乘风破浪》（1959年，作家出版社）。神州儿女》（1984年，工人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草明小说集》（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绝地》（1983年，花城出版社）及小说散文集《倾跌》（198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等二十多部。这是她一生耕耘后的收获，是心血的结晶。
一个南方人，一个瘦弱的女同志，在严寒的东北度过了十八个春秋。除三四年生病，两年做行政领导工作，其余时间她都在工厂里，泡在工人当中，战斗在火热的生产建设第一线。
她爱东北，因为东北是重要工业基地，它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爱东北，因为它曾沦陷在侵略者之手，而她在学生时代就有为东北人民眼务的夙愿，这倒也算满足了这个心愿。她爱东北，因为在东北的十八年，是她一生创作的最旺盛时期。
她现在早已是古稀之年，体弱多病，却仍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希望再写出几部作品，塑造出更理想的工人形象。
八十年代，是属于人民的，也是属于作家。1987年这位全国政协委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九十年代属于腾飞的中国，也属于人民的作家草明……
1995年3月27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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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赵清阁
李杨杨
六十余年前，赵清阁进入文坛。她能诗、能文，更善小说和戏剧。她发表和出版过三个短篇小说集，七八部中、长篇小说，二十多部戏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四本散文集及文艺理论著作，另以笔名清谷、铁公、人一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计约三百万字。她还是出色的编辑，先后编过文艺报刊、丛书。她画得一手水墨国画，还作曲填词。凭着一颗艺术家的良心，伴着祖国的苦难与欢乐，沿着坎坷的道路，她经历了个人与社会的动荡和转折。
一
赵清阁1914年5月9日出生在河南信阳城内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里。祖父为清朝举人，当过学官，能吟诗作赋。母亲聪明有才气，自学文化，会作诗绘画，但在二十六岁便离开了人间，留下只有五岁的孤女，使幼小的清阁从此失掉了母爱。赵清阁八岁入省立女师附小，念高级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运动后的新文艺。蒋光慈的夫人宋若瑜，曾任过女师附小教员，是第一个诱导她走向文艺道路的启蒙人，在学习创作及文艺思想上，都给了她相当大的帮助和影响。
赵清阁有了继母后，父亲对女儿疏远，只有祖母是相依为命的亲人。恶劣的家庭环境，使她从幼年就养成了伤感、孤僻的性格，而且影响了她的一生。
初中快毕业时，一桩突如其来的打击向她袭来。有一天，清阁偷偷爬到父亲屋外对着窗子的石榴树上，听见父亲与继母谈论她的婚姻问题。父亲说："这是个'旗杆'人家（即有功名的人家），难得啊！不过是独子，要早娶。"继母说："赶紧定了吧，书就不必念了。"这一声炸雷霹雳，把她从树上轰下来。她已有所闻，如今证实了，她的终身大事父母要替她包办了，他们想通过这种封建婚姻，把她从家里一脚踢出去，牺牲女儿，得到好处。她气得浑身哆嗦。"不能容忍！我要读书，我要求学！"赵清阁在心里疾呼着，同时，叛逆的念头开始萌生。
从未出过远门的赵清阁，意识到出走是唯一的出路。面对生活的挑战，她终于下定了决心。慈爱的奶奶怕孙女被封建势力葬送，便把仅有的四块银元交给孙女，支持她出逃。
1929年一个严冬的深夜，漆黑，寒冷，北风呼号。十五岁的赵清阁，闪着酸涩的泪花，默默地同祖母告别，悄悄逃出信阳老家，搭上驶往开封的夜车，结束了一生中仅有的家庭生活，开始了离乡背井颠沛漂泊的个人奋斗生活。
瘦骨伶仃的赵清阁，跑到开封，站在官僚富豪的姨母面前。姨母瞪大惊奇的眼睛，发出冷酷的逐客令："你这是叛逆，我不能赞同，给你钱，立刻回去！"
赵清阁希望得到起码的独立和自由，家庭没有使她屈服，亲戚也挡不住她。她知道姨母的钱不是怜悯，不是同情，更不是支持！她把那几块银元摔到地上，头也不回，拂袖而去。
生活的现实启发她思考，她觉得必须自己杀出一条路来。她的性格中又多了倨傲顽强的一面。
从此，赵清阁投入时代的洪流，把青春贡献给中国的新文艺事业，始终不渝。
二
没有经过专门训练，赵清阁居然考上了河南艺术高中，而且后来还得到助学金。这对一贫如洗的女学生来说，首先是有了吃饭的地方和较安定的学习环境。由于酷爱唐宋诗词及李清照、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并受其影响，她开始写诗，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她第一次向开封《民报》投稿，就得到发表。那是1930年的事，赵清阁只有十六岁。
在艺术高中，主课是绘画和艺术概论，同时也学音乐。赵清阁绘画是从这里起步的。经过两年扎扎实实的科班训练，她能够画西洋画素描和国画。学校教务长谢孟刚是位音乐家，他不但亲自指导弹琴，还讲乐理，讲作曲，赵清阁跟他学了不少东西。校长焦端初忠于艺术教育事业，爱护学生，经常接济穷孩子。赵清阁向他借了不少书，短短时间她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她的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那时，她写的诗和散文不只是抒发个人感情，也赤裸裸地抨击旧社会黑暗，但她还不晓得写文章"拐弯抹角"在那时的重要性。
两年后的春季，赵清阁高中毕业，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旁听，一面学习，一面在救济院贫民小学校教书。在贫民学校，她接触到受苦受难的下层群众，常和贫民孤儿在一起，思想又产生了变化。虽然她这时还不明确阶级这个概念，但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罪恶，已使她感到不平和愤慨，她朦胧地向往革命，也试探着用笔进行战斗。这时，她主编《新河南报》的文艺周刊和《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并常给《河南民报》、《新河南报》和上海《女子月刊》写稿，对贫富悬殊、妇女解放。穷孩子受教育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她还用自己的钱救济学生，帮他们寻找出路，受到学生们的爱戴。赵清阁这种即使带点稚气的正义行为，也触怒了救济院的老爷，她被视为危险分子而被解雇，报社也向她提出警告。政治上渐渐受到威胁，开封呆不下去了。
在师友的鼓励协助下，赵清阁离开了河南，于1933年奔赴上海。在那里，经过考试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跟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倪贻德教授学习西洋画。绘画是主课，画笔下，也显露出她的思想。她曾在毕业刊上发表过《高尔基画像》的素描，该刊对这幅画评价甚高，说是："鲁殿灵光，弥足珍贵。"但身为美专学生的赵清阁，却更勤于写作，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成了黄心勉主编的《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她还在上海天一电影公司任该公司出版的《明星日报》编辑，继续半工半读。
这段生活十分紧张，白天上课学画，晚上呆在摄影棚里，找材料写报道。她在这儿认识了摩登剧社的左明、复旦剧社的洪深等左翼剧作家，他们是"天一"的导演，对赵清阁影响很大。赵清阁还参加了"美专"的学生会，偶尔还到闸北工厂教女工学文化。深入下层，使她对上海殖民地的生活逐渐有了些了解和认识，更具体一点地向往革命，希望创作出进步的有分量的作品。
这时，赵清阁看到丁玲所写的，以中国十六省水灾为背景，反映农民苦难及斗争的著名小说《水》，颇受感染。联想到家乡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农民逃荒的悲惨景况，她不禁动笔写下了短篇小说《旱》。连同当时她创作的短篇小说《祖母》、《强盗》、《穷人》等，一并由上海女子书店结集为短篇小说集《旱》，于1935年出版。据《女子月刊》的广告介绍：这本集子是"暴露现实社会的黑暗面的"。正因为这本书暴露了黑暗，它问世不久，就被反动当局禁止发行。这是赵清阁创作上第一次受到的挫折。
赵清阁给鲁迅先生写过信，寄诗文求教。她没料到，鲁迅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并约她谈话。193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左明陪她去看望鲁迅先生。这位二十一岁的女青年，在伟人面前十分激动，平时本来不爱说话，现在就更张不开口了。鲁迅先生慈祥的目光，温暖的手，使她放松了许多。鲁迅先生鼓励她写散文，因为散文也是既抒情又讲究辞藻美的。这是鲁迅先生爱护年轻人的一贯作风。解放后，许广平曾同她回忆起二十年前的印象，说赵清阁与萧红不同，萧红是活泼的女青年，而她却学生气很浓，缄默文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在赵清阁的文学生涯中，这虽只是暂短的一瞬，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教育和记忆，给她的鼓舞力量也是巨大的，永恒的。
一个深秋的傍晚，赵清阁走出"美专"大门，沿着菜市路（今顺昌路）尽头的小河，漫步踱过打浦桥。小河里的水污浊不堪，不时散发出一阵阵腥臭气味，两岸堆满垃圾。她伫立河边，拿起画笔和速写本，灵感已经爬上心头，正准备画点什么。忽然一阵凄厉的哭声冲进她的沉思。小河对岸驶来一只木船，船头放着一具棺材，一个披麻带孝的妇女伏相啼哭，上岸后，她一面烧纸钱，一面哭诉，一个五六岁瘦骨如柴的男孩，拄着根哭丧棒站在妇人身边，畏缩地瞪着眼睛。这凄惨的情景，使赵清阁禁不住走过桥去，向船夫打听，得知这妇人在生计艰难的关口死了当家人，这对她说来就如同塌了天！妇人安葬了死者，牵着孩子在枢棚前叩了头，哭着上了船。船驶远了，"未亡人"依依不舍地立在船头眺望枢棚。那枢棚前的纸钱灰烬随风飞扬，四周回复了黄昏时的寂静。赵清阁目睹这一切，心情又难过又激动，她提笔速写了荒草丛中新搭的枢棚。但她觉得这是一张空洞的画稿，于是把它撕掉了。但打浦桥的惨剧仍在她的心中索绕，不久，便写下短篇小说《打浦桥》，后来收在她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华北的秋》里（1937年，上海铁流书局）。
小说发表后，赵清阁感到打浦桥边受伤的心仍然得不到平复，她觉得只有把那时的情和景抒写无余，把文字变成生动的画面，她才能得到满足，她认为小说局限了艺术形象的生动化，从此，便产生了写电影文学剧本的欲望。
为了给"天一"电影公司写宣传稿，赵清阁经常到摄影棚看拍戏，有时帮助导演做场记。一天夜里，著名剧作家洪深来这里导演戏，他向演员反复讲解剧情，分析角色，这使赵清阁受到启发，明白了电影所以感人，是剧本的艺术形象经过再创造，使之更深刻、更生动地再现出来，于是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这使她又一次想起《打浦桥》，如果将小说写成电影剧本，拍摄出来，纸上的艺术形象活生生地再现出来，那该多好！她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洪深先生，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写电影剧本，洪深答应了，还鼓励她不但要作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最好也作导演。这期间，她结识了欧阳予情、应云卫、陈凝秋、袁牧之、陈波儿、安娥、王莹等许多进步电影、戏剧家，从他们那里，思想上受到影响，文艺上学了不少东西。1979年2月，赵清阁写了一篇名为《我怎样从写小说到写电影剧本》的创作回忆录，载于香港《海洋文艺》（1981年3月号《艺谭》转载，题为《我喜爱电影文学》），生动地记述了她转向写剧本的过程。
1935年，在赵清阁即将毕业的时候，美专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西画课堂上，一位生病的女模特儿发着高烧，一动不动地摆着姿势由学生画她，由于时间太长，她颤抖了起来。这时一个贵族娇小姐不耐烦地叫嚷起来，有的纨绔子弟便用擦炭笔的馒头块砸她的乳房和臀部。模特儿无法忍受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侮辱，请假离开了课堂。她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只把自己的儿女留给了这个黑暗的世界。后来，毕业作品展览会上，贵族小姐画的"女模特儿"经别人的帮助修改，得到展出。赵清阁看着这幅画，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这位小姐的画和文凭是一条生命换来的！赵清阁平日目睹许多人间惨剧，这次又遭到使她的心灵最受刺激的事件，她的不平之气，终于爆发，愤笔疾书，写下了她文学生涯的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
"美专"毕业以后，赵清阁再回到开封，受聘在母校艺术高中教书。那时正值暑假，她写了些针随时弊的杂文，其中有两篇闯了祸。一篇是揭露一个军阀强行抢婚的事，一篇是抨击西餐馆用女招待变相卖笑。后一篇是从不尊重女性人格的角度批判旧社会，没想到这篇文章伤了当时的地方当权者，因为那个馆子是他们开的，于是政治迫害临头了。
一天深夜，几个军警借口查毒品抄了赵清阁的家，一封有名的"赤色分子"——田汉的信和《资本论》一类的书，成了罪证，连同日记都被抢走。第二天一大早，下着蒙蒙雨，又闯进四个军警，宣称赵清阁是共产党的嫌疑犯，把她塞进了车子，逮捕了。
在戒备森严的河南绥靖公署的军事法庭上，两边站着杀气腾腾的士兵。刘峙这个显赫的大官，居然亲自驾临，审问一个写了几篇文章的弱小女子！老师、同学、报馆编辑，都为她担忧，为她申请具保。反动派没有根据，又不释放。她在狱中艰苦地熬了几个月。最后多亏初中时代的陆老师，设法营救了她，他是一个革命的好心长者。
出狱后，赵清阁好不容易甩掉盯梢的特务，又回到上海。上海女子书店经理姚名达聘她担任总编辑，兼任《女子月刊》编委会委员。
监狱冷酷的生活折磨了赵清阁的身心，她患了初期肺病，思想也消极起来，这是她生活道路中的低潮时期。
三
"七·七"事变爆发，"那时在灵魂深处我被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整个中华民族为历来对日本仇恨而抑郁的心都开始奔放了！没有人不是自然而然地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为同一'抗敌'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人不怀着最大希望，与胜利的信念。"这是赵清阁1938年在散文《汉川行》中的一段回忆。是抗日战争的烽火又把她带进了新的天地，虽然贫病交迫，但找到了生命的积极意义，生活、创作都发生了巨变。
这年2月她来到武汉，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华中图书公司主编宣传抗日的《弹花》文艺月刊（后来又主编《弹花文艺丛书》，出版过老舍、洪深、欧阳山、安娥、陈瘦竹等作家的作品）。7月，武汉吃紧，为继续办好《弹花》，她不得不乘船离别武汉，奔赴大后方重庆。《弹花》第一卷六期、第二卷一二三期上连载的她以"赵天"为笔名写的散文《汉川行》，描述了这段艰难的漂泊生活。她写道：
一周前还和王莹再三的声明：无论武汉吃紧到如何地步，我 都不离开，最后退步只有回到前方的故乡——信阳、潢川去工 作。可是，这话竟成了泡影，为什么呢？自然是《弹花》的问题，自 从政府下个疏散人口，各印刷所纷纷迁移后方，作家们越走越 少，书店也不负责发行了，一切的一切，都是鬼子的轰炸给处于 绝境。
但我终究不忍心使之停顿，想到创办时的万般艰辛，自己遭 受了种种的困难才干起来，虽然没有多大效果，可是至少，出版 以来每期总有几百本轮流在加倍数目的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 前方战士们手里翻阅着，使他们在火线上还能得到些后方同胞 从文字上所表现的鼓励和慰劳，这对于他们是精神上的食粮，是 武力的后盾，可以令他们感到安悦、兴奋，更乐于去和鬼子拼了。 只有这一点，《弹花》就有必要生存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要继 续扶植她成长，我不能放弃这个责任……
这里不仅表达了赵清阁热切的心情，也反映出她坚持宣传抗日的工作，把《弹花》办下去的决心。在这长篇散文里，赵清阁生动、具体地描述了汉川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特别突出地记录了沿途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官兵、残废军人的抗战情绪，同时也揭露了当时国统区的政治腐败与黑暗。
这时，戏剧工作者纷纷从事救亡演剧活动，话剧成了最受群众欢迎的文艺战斗形式，尤其独幕剧和街头剧是锋利的轻武器。赵清阁为了宣传抗日救亡，积极投身到剧本创作的战斗中去，写出不少富有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反帝斗争的话剧。如五幕话剧《女杰》（"弹花文艺丛书"之二：1941年，华中图书公司）是取材于一篇新闻报道，反映了太湖抗日游击斗争的事迹。剧中一个叫金花的女侠，抗战中自任领袖，组织义勇游击队，她的爱国热情，坚强忠勇的性格，使她在游击队里颇有威望。队中许多忠贞报国、武艺高强的英雄好汉，都有鲜明的性格。剧中还塑造了一个叫杨祥生的地痞流氓，"青皮帮"头子，这个十足的汉奸，犯下了累累罪行，最后受到人民的惩罚。四幕话剧《潇湘淑女》（又名《忠义千秋》，1944年，商务印书馆），是描写北方某城被日寇侵占前后，爱国绅士彭相如、养女淑青等人忠心报国，反对投降，打击汉奸走狗的故事。《此恨绵绵》（1943年，新中华文艺社）是根据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呼啸山庄》改写的五幕剧。时间地点挪到了三十年代末的中国。这个发生在抗战背景下的恋爱故事，揭示出现实的黑暗，又指出了青年人的出路。四幕悲剧《雨打梨花》（又名《活》，1943年，妇女月刊社）描写著名外科医生高维克和夫人贾曼玲在"八·一三"抗战发生后，把私有医院贡献国家。高医生身患不治之症，忍痛支撑，亲自为受伤将士治疗，贾曼玲的表弟舍生忘死，奋勇抗战。戏中他们发生了一些误会，但在崇高的目标下，在生离死别之中，又互相谅解了。赵清阁在自序里写道："在自己的几个剧本里，我是比较喜欢《活》……我喜欢《活》，并不敢说《活》好。《活》是一个偏于心理描画，丈艺性稍重的'温'戏。她既没有热闹的场面，又缺乏所谓'噱头'，我老老实实地表现了激发爱国思想与抗战情绪的主旨，而未在'生意经'上有过分的着眼。这一点，假如你不用戏院老板的眼光看她，或许你同我一样，也很喜欢她。"从这里，也可以多少看出赵清阁写戏的意图和风格。三幕话剧剧本《反攻胜利》（1941年，正中书局）的前面有一段作者说明："本剧演出约共二小时左右。虽系三幕，每幕有独立的剧旨，每幕是独立的标题。第一二幕，布景简单，可以在乡村街头演出；第三幕费时稍长，须在舞台上布景，是舞台独幕剧姿态。若是整个的演出，与全故事也并不失去联系，剧情完整，有系统而曲折，也是三个小巧精彩的故事所组成的。这样的写法，是为了既可运用都市公演，又可实用于农村或马路宣传……"由此可见赵清阁的剧作，不仅在内容上适于抗战的需要，而且在形式上也注意了向群众宣传的效果。除此之外，她还写有《血债》、《汪精卫卖国求荣》、《生死恋》、《清风明月》、《关羽》、《花木兰》等数目相当多的独幕剧与多幕剧，并都出版过。
赵清阁戏剧创作先于老舍，并在剧本创作技巧及操作方面曾在最初阶段影响过老舍，这便导致抗战时期他们在四川成功的合作。赵清阁与老舍合作的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震》，1943年，中西书局）是值得关注的作品。它歌颂了一位热诚、刚直、慈祥、富于正义感的教师辛永年，他从事教育事业十余年，两袖清风，只落得白发苍苍。对于穷学生，他慷慨解囊相助，对其子，却劝他从军报国，辛老师"志在造就众人子女，而不能只顾己子也。"抗战中，他努力办平民教育，唤醒民众，带领学生摆脱敌占区，沿路受到他过去的学生的爱戴。赵清阁说写这个剧本"旨在表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的精神，并提倡尊师重道，多给教育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在这本书的序中，赵清阁还提到她与老舍先生的合作："我和老舍合作剧本，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虎啸》（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
"合作剧本是一件难事，弄得不好，很容易使故事情节不统一，人物性格相矛盾。所以当初老舍叫我同他合作剧本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因为他的意思，是希望发挥两个人的长处！他善于写对话，我比较懂得戏的表现：俾成功一个完整的剧本。而我却相反地担心这样会失败。
"本剧终于'合作'了，合作的经过是如此：故事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商定后，他把故事写出来，我从事分幕。好像盖房子，我把架子搭好以后，他执笔第一二幕。那时候我正为了割治盲肠在北暗住医院（今年六月间），他带着一二幕的原稿来看我的病，于是我躺在床上接着草写第三四幕。但我不过'草'写而已，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她，那么剧本能够使你发现两样珍贵的东西：一是人类最高的的感情——天伦的、师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两位作家的合作，彼此取长补短，对他们各自的创作都是有影响的。《桃李春风》出版后，1943年在重庆演出。近二十年过去，在赵清阁1961年生日的时候，老舍先生题句"清流笛微韵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来祝贺她。如今又三十多年过去，我们伟大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已经故去了，但他的手迹仍然挂在赵清阁的案头，这是对朋友的纪念。
赵清阁在这个时期还创作了中篇小说《风》（1940年，华中图书公司）。写一个女伶被汉奸、日军侮辱，终于与游击队内外接应，杀敌捐身。在再版自序中作者写道："抗战以后，人人都变成了怒狮，平日卖唱于舞台的优伶，不仅只是凤，还有很多无名英雄，都干出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为什么，因为时代唤醒了每个沉睡的灵魂！"
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极大仇恨，促使赵清阁的创作欲望一发而不可收了。尽管这时她的身体仍然不好，但"写起来就不曾节制，而废寝忘食，任狂流急下。"她常常是不及完工，就半途病倒，但"病中，仍不忍搁置，力疾促成。"她说："想起了多少美丽的城池被敌人轰炸为一片焦土，多少战士的血染红了长江和黄河！无辜的同胞被敌人惨杀得尸横遍野！这无底无边海般深的仇恨！……能让强盗永远这样猖狂肆虐下去吗？不，一定不，我们要再接再励与敌人拼到哪怕只剩一支枪，一颗子弹，一个斗士……我得等着和鬼子拼一下，就是钢笔尖也能戳瞎它一双眼睛！是的，两只拳头也可以敲痛鬼于底心脏。"（《汉川行》）赵清阁就是带着这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写作的，她笔下出现了许多忠贞报国的艺术形象，有游击队员、演员、医生、护士、学生、教师、快客、和尚、国民党中的爱国官兵、爱国绅士等等，也刻画了国难当头时刻趁火打劫的汉奸反动派、流氓、地痞等反面人物。剧本的故事情节往往充满了轰轰烈烈的悲壮气氛。同时应当指出，由于年轻，生活积累不足和思想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或者由于赶任务写作匆忙，因此赵清阁在这个时期反映抗战主题的作品中，有的是不免粗糙单薄的，有些篇目的人物不够丰满。
在赵清阁的生活中，值得纪念的还有一件事，那是1940年6月，她工住在重庆北温泉疗养肺病。有一天，郭沫若、田汉、应云卫、俞珊、左明等人来此约她同游名胜缙云寺，一起品尝富有甜味的山茶。下山后，郭老为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
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
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
田老也写了一首七律相赠：
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
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
岂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甘。
敢向嘉陵寻画料，弹花如雨大河南。
"弹花"是指抗战初赵清阁主编的《弹花》文艺月刊，说明两老对这一刊物的肯定。这两首诗，她都装裱了，跟随她五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风雨浩劫，这两件墨宝，总算又回到赵清阁的手里。虽然是两首即兴许，却概括了她的性格、气质和她在文艺上的贡献。
文学上的成绩，并没有使她满足，她依然不断地探索着、创造着、前进着。
赵清阁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有人讲，我写的话剧太温，文艺气息太重，适于阅读，不适于演出。如果真是这样，那还叫什么剧本？于是我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抗日战争后期便渐渐不大写话剧了。后来，洪深要我到他主持的一个戏剧培训班去教编剧法，我不干。我想，自己写不好剧本，怎么能教人家？可是洪深交给的任务，又不大容易推却，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教了。但教的结果，倒使我对戏剧理论发生了兴趣。"这就是赵清阁的探索，她不满意自己，努力钻研别人的剧本，结合自己的经验，写出了《抗战戏剧概论》、《抗战文艺概论》、《编剧方法论》等戏剧理论著作（在理论著述上，她还写过一本《妇女解放论》）。她企图通过理论钻研提高创作。
抗日战争后期，赵清阁曾经担任过成都中西书局"中西文艺丛书"主编，重庆《新民报》特约撰述。当时斗争极其残酷，大后方的重庆，一片白色恐怖。赵清阁的思想里有过苦恼，有过波动，一度写了些《红楼梦》古典历史剧作，像是逃避现实，但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红楼梦》剧本共四册，根据《红楼梦》小说原作改编，每册故事独立，主题独立，情节和时间又有连续性，都是从人物出发。《诗魂冷月》以宝黛为主；《雪剑鸳鸯》以二尤为主；《流水飞花》以迎春、探春、惜春为主；《禅林归鸟》以王熙凤、贾母、贾政为主，分别表现个人、家庭、社会、政治的悲剧。赵清阁在沪版总序中说："这些都是由于时代的腐败，造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这种时代的腐败余毒，至今还潜伏着若干的势力，而不曾予以彻底的肃清，扑灭；所以世界迄不太平，人类永无安乐！《红楼梦》里面贾府之崩溃，不正是一个国家崩溃的缩影吗？"看来，赵清阁写红楼剧本，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由于改编的成功，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女作家。关于成书过程，赵清阁在一段自序里这样写道："三十二年（1943年）的冬天，第二度迁居到城市来，记得在一个黑漆漆，又冷的晚上，偶然和冰心女士谈起《红楼梦》的故事，她当时兴高采烈地鼓励我改编为戏剧。"多少年过去了，今天，赵清阁提起她的《红楼梦》剧本，还说这和冰心对她的鼓励是分不开的。除了写古典历史剧本以外，赵清阁还写了不少杂文，揭露现实，如在重庆《新民报》与《和平日报》先后连载的长篇散文《骚人日记》等等。《骚人日记》由于都是揭露和抨击反动统治的现实题材，因此发表时甩了笔名"骚人"。她也用人一、铁公笔名发表过一些"犯忌"的诗文。
在重庆，赵清阁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她以为无党无派就可以避免政治上的烦扰，她以为住在乡间北碚就能少些是非；其实这都是天真的，脱离实际的想法。但她心里是有一个天平的。例如，有一次赵清阁接到郭沫若的信，邀她到赖家桥谈谈。信中说："我们这里都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赵清阁十分激动，当即回信说："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由此看出，她多么愿意追求进步啊。
重庆，虽然乌云笼罩，但几处灿烂的灯火却日夜照耀着人们的心头，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赵清阁也有过这样的记忆。她曾两次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一次是曾家岩，一次是"文协"。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当时国民党调动大军攻打解放区，人民忧心忡忡，在"文协"欢送周恩来回延安的酒会上，赵清阁和作家们与周恩来碰杯，清阁问总理："有前途吗？"总理斩钉截铁地回答："就要天亮了，但还要斗争。"周恩来的这些话，深深打动了赵清阁，使她受到教育，看到光明，鼓起勇气继续追求进步，决心写出更多对人民对国家有意义的作品。
四
战后的上海千疮百孔，国民党的统治变本加厉，赵清阁于1945年11月回到这座阔别已久的大城市，担任上海《神州日报》副刊主编，并为《大公报》、《申报》、《人世间》、《文潮月刊》等报刊写作。她写小说、散文，还参加一些文艺界的集会。这时，黑暗的统治使她的处境更加困难，1947年间，许多革命作家相继离去。阳翰笙嘱咐她留在上海，坚持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她参加了由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主持的全国戏剧协会，并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下，她被上了黑名单，朋友劝她隐避，于是她的生活动荡起来，东逃西躲，经常搬家。有时国民党打电话威胁，请她去吃饭应酬，她毅然回答说："对不起，我是写作的人，不能侍候你们的宴会。"她蛰居虹口，闭门谢客，但一直写作，从不辍笔。这时期她出版了独幕剧集《桥》（1947年，独立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落叶》（1948年，商务印书馆），创作了中篇小说《江上烟》、《艺灵魂》，长篇小说《双宿双飞》、《月上柳梢》，以及许多杂文、散文。
《桥》里收录《桥》、《血债》、《古城留芳》、《一门忠烈》四个独幕话剧，集中表现抗日战争中各阶层的斗争。《血债》的女主角曼娜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绝不应该消极、悲观；我们应该有坚强的意志；勇敢的精神……如今我明白了一个人除了家庭还有国家，除了父母还有大众，因此我就决定把生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大众。"男主角李君达的诗写着："我的家牺牲在军阀的铁蹄下；我的父母受尽了污辱和拷打，我的祖国又被强敌侵略与欺压，长夜漫漫，望不着星光与火花！'解放'是血的代价，报私仇，雪国耻，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既是剧中人物的道白，也是作者精神境界的写照。《落叶》集中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也抒发了作者的苦闷心情。《艺灵魂》是根据《凤》改写的，加重了其中的恋爱故事。《月上柳梢》描写抗战中知识青年的坚贞不屈，追求进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故事，表达了作者爱国抗日向往革命的热情。解放初（1950年），作者又改为编电影剧本，由上海大同电影公司摄制，影片取名为《自由天地》。"自由天地"是影射解放区的意思。
1948年，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下午，洪深匆匆来向赵清阁告别。洪深因参加复旦大学的反饥饿斗争，遭到反动派的警告，不得不离开上海。临行前，他为了一部已经和大同电影公司约定的电影剧本还未执笔，他要与赵清阁合作。他讲述了一个构思得还不完整的故事梗概：三个不同型的女性，一个堕落成了交际花，一个是贤妻良母，一个奔向延安参加革命，三个人走了三条道路——有的堕落了，有的消极了，有的在前进，到了延安。洪深与赵清阁一同研究、分析，最后决定由赵清阁执笔，《几番风雨》就这样诞生的。这是赵清阁从事电影创作的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是取材旧社会妓女悲惨生活的《蝶恋花》，这时，大同电影公司正式聘请她为基本编剧，使她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
五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从黑暗中挣扎出来的赵清阁，与全国人民一道热烈拥抱祖国的春天。不久，她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及上海戏剧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担任上海文联委员。在两三年内，她创作了好几部电影剧本，其中已拍摄的，有歌颂新中国的《女儿春》及《自由天地》。这两个剧本都由大同电影公司拍摄。
五十年代，赵清阁除了写些现实题材的独幕剧、小品文以外，还先后把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以通俗文字写成小说和剧本，如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白蛇传》（工958年，同上）、《杜丽娘》（1957年，同上）；越剧本《桃花扇》（953年，上海杂志公司）；五幕话剧《贾宝玉和林黛玉》（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等等。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能够了解和欣赏我国的优秀文学遗产，赵清阁这一普及工作的辛勤劳动，是十分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初，赵清阁又执笔创作电影剧本，其中表现先进工人的先进事迹的《向阳花开》和描写京剧老艺人的新旧社会不同遭遇的《凤还巢》，都拍成了影片。
六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革命史上空前的灾难之中，亿万人民都被卷了进去，赵清阁当然也不能幸免，她被批斗抄家，被扣上"反动文人"、"国防戏剧的追随者"等帽子，迫害得她患了脑血栓，瘫痪几年。用她自己的话："真是九死一生！"
实际上，建国初期，她就和其他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作家，已经受着长期窃据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权的张春桥极左路线的压制和打击了。她的作品受冷遇刁难，得不到重视，使她沉寂了多年。但她并不灰心，照样默默埋头苦写。1957年4月底，周总理在上海接见电影界人士，但单位没有通知赵清阁参加。总理来到会场，不见赵清阁，就问起她来。第二天，《文汇报》报道了这个消息，赵清阁和她的朋友们怎能不激动！就在这一年12月，周总理再次到上海，在一次与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上，赵清阁见到了总理。她回忆道："他握着我的手，端详着我，问我近来身体如何？有什么困难，叫我随时写信告诉他。他对知识分子是多么亲切，多么关怀啊！"赵清阁还讲述了1961年的一件憾事："那时我正在北京体验生活，总理参加了电影创作会议结束的一次香山晚会，他还向黄宗英同志问起我，谈到他看了我编剧的《向阳花开》影片，加以肯定……"
打倒"四人帮"后，赵清阁身上的绳索被解开了，她焕发了青春，挥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粉墨青青》（1979年1-2月号《西湖》），剧本生动地表现出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遭遇；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读书》、《战地》等报刊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散文。赵清阁在1980年第九期香港《海洋文艺》上，又发表了一部以晴雯为主戏的红楼话剧《鬼蜮花殃》，受到海外重视。这个剧本在六十年代初，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已写成了初稿，还未来得及发表，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手稿、资料、卡片，还有阿英给她的讨论晴雯的长信，统统被抄。这次发表的剧本完全是重写，这也反映了她在创作上的顽强精神。《鬼蜮花殃》剧本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改名为《晴雯赞》。
茅盾很赞赏赵清阁，1975年，他曾写赠长律《清谷行》（收入197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茅盾诗词》）。诗曰：
黄歇浦边女作家，清才绮貌昔曾夸。
风雷岁月催人老，壮志不移路不斜。
三十年前山城月，文坛对垒旗高揭。
君来奋臂助声威，共向蒋帮张挞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