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5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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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谢冰莹
阎纯德
1993年7月，在参加了人文科学国际大会之后，我从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出发，乘著名的"灰狗"（GREYHOUND）长途汽车，途经十四州及底特律、芝加哥等城市，冒着依阿华州泛滥的洪水，三天三夜，历尽艰险，于7月12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名城旧金山，为了访问心仪多年的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女兵"，一位多产作家，曾与陈天华、成仿吾被誉为湖南新化"三才子"的谢冰莹。
旧金山的天气很好，但7月的阳光并不烁人，风是凉的。当我进入CHINATOWN（唐人街）时，仿佛到了香港——眼里是中国的牌楼，汉字路标，满街的中国人，琳琅满目的中国货，听到的是乡音，心里油然而生的是暖人的乡情。
按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下了车，只见栅栏墙里是一方不太大的小花园，绿树竞翠，鲜花耀眼，花坛边半倚半坐着一位拄杖老人。"她就是谢冰莹！"我毫无怀疑地这样想。这时候，她已缓缓站起，微笑着走向大门。
"谢先生"隔着大门，我自信地向这位从未谋面的前辈打招呼。
"你一定是阎先生了，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可我想象中的你和现在见到的你也相差无几，只是想象中的你，似乎没有这么年轻……我们有缘，我从楼上下来才5分钟，你就来了。"
"我是见您心切，一路不敢怠慢……"
"要见我，得买票，因为我是'动物'。"她笑着说。
"为了这'票'往返飞行，等于我将地球环绕了一圈，还跋涉了一个美国。"我接过谢老的话茬，把多年追求的心愿，化成幽默递了过去。
面对这位革命的先驱女性，脑海不停地闪现着她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表现的那种伟大精神和民族气节，她的智、仁、勇，以及影响过几代人、并作为精神遗产永载史册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
从1981年3月27日起，我们有过二十多封的书信来往。她给我的信中时时念及大陆的作家。这次见面，她还问及冰心，还说抗战时期，在成都曾听她讲演《闲话燕园》。她还说到柳亚子："我曾住在柳先生家里。他说话结巴。说话时，闭上眼，干着急，就是说不出。我忍不住，就赶紧跑开，躲着他笑。他太太对我说：'冰莹，你别当着他的面笑，那样他会生气的。'我说不会的……"
说起柳亚子，我想起他在1933年2月1日发表在《新时代月刊》二月号上的一首词《寿冰莹——浪淘沙》：
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青史人才都碌碌，伏蔡秦梁。旧梦断湖湘，折翅难翔；中原依旧战争场！雌伏雄飞应有日，莫漫悲凉。
岁首赋催桩，今进桃觞；红尘游戏尽无伤。艳福檀郎吾亦妒，努力扶将。年少侠游场，儿女情长，通家交谊镇难忘。寿汝恨无双七首，惭愧诗囊。
谢冰莹拄着拐杖，走起路来步态尚可称之为稳健——她的身体和精神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她看我手拖着，肩背着，于是便从我手里抢过一个小包，我不肯，她也不让。我们在楼道里走了一段长长的路，先后经过三道安全门，再乘电梯，才进了她的家。一进去，她便指着卧室里向西靠北的窗户对我说："你看，那就是有名的金门大桥！这座楼的其他房间，都看不见金门桥，只有这一间，窗户像个望远镜，金门桥时时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和大桥每日相望，为了这个运气和缘分，我和贾先生谁也不想离开这里，一住就是一二十六个春秋……"望着金门侨，我心里萌生出诗的联想：那桥，难道不是归路吗？每日相望，与岁月相守，也许是在由近及远地寻找自己的足迹，从大洋彼岸美国，眺望家园。
卧室里有两张整整清洁由深蓝床罩遮蔽的不同走向的单人床，一张属于她，床头旁摆放着她和贾伊箴教授的合照及孩子们的大型彩色照片——照片告诉我，那是一个透着文化光辉的温馨之家。另一张自然属于贾教授（我没有问，为了避讳）。谢老说："他头一歪，无忧无愁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这张床的一切如旧，好像贾教授正在那里休息，或是正在等待他的归来。卧室连着小小的洗漱间，盆浴淋浴兼备，墙上贴着谢老写的纸条：洗脸巾、浴巾、脚巾、友人用巾等等，规规矩矩，有条不紊。外间略小，是书房客厅，也是厨房。一棵生长了二十三年的常青藤，爬满了房子，把同一个空间的书房客厅和厨房隔开。一张窄窄的一米二带屉长条桌，小小的木质书架靠墙而立，上面放些小巧玲珑什物，正面贴满了黄白纸条，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朋友的地址和电话。"这是我对付记性不好的方法。我怕忘了朋友的地址和电话，所以，重要的，都贴在那里。"
在长条桌左上角的墙壁上，悬挂着丰子恺赠给她和贾伊箴的真迹画，画的内容被他的两句题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在她房间里，有好多菩萨塑像或画像。她见我在数其数量，便说："不用数，共有八个菩萨塑像和画像。"听后，我立即给她开了一个小玩笑："不！在您家里，共有九个菩萨；不过，只有您是真的。""阎先生莫开玩笑，不要惹怒了菩萨；要知道，菩萨是要保佑你一生幸福平安的。""罪过！请大慈大悲的菩萨宽恕！"因我说得相当认真，谢先生便赶紧说："没关系！任何时候菩萨都不会报复或惩罚的。"后来，她告诉我，从小因受母亲影响，才信菩萨，皈依佛门。
"阎先生，你是第一个来访的大陆人，我们隔山隔海通信好多年，今日能见面真不容易。我们算有缘分，你算有运气，因为你早来晚来，我都不在。"
谢老一面说，一面为我沏茶。喝完茶，即带我到一家叫"湖南亭"的中国餐馆吃饭。
"因我常在'湖南亭'吃饭，常在'湖南亭'请朋友，所以有人还把我当成餐馆的老板呢！"谢老很兴奋，不停地向我讲述她和这家餐馆的亲密关系和感情联系，"我到旧金山不久，'湖南亭'也来了，悄悄地在我家旁边开了业，你说，我是不是有运气？我走遍天下，总忘不了湖南菜的美味，而湖南菜似乎只有这'湖南亭'的最好……"
在"湖南亭"，谢老点了几个她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湖南菜，另有一盆汤，一盆米饭来款待我。她大概想我远道而来，一定很饿。饿也真饿，但我只顾与她讲话，根本无心照顾那一串九曲十八弯的饥肠。谢先生吃饭时几粒白米掉在桌面上，她拣起来，又放在碗里。
饭后而归，在她的小家里，我们开始了轻松自由的对话，直到太平洋上空的星斗连成一片历史和传奇……
一
岁月像逝水一样，年复一年地奔流不息。如今，已经八十九岁的谢冰莹，我仿佛听见她在说，她永远是小孩，没有老，祖国的锦山绣水、家乡四季如画的风光，永远在她的心里生辉，在她的笔下发光
山青、水秀……村子的四周被起伏的山峦包围着，婉蜒如带的小河，终年不息的唱着小曲，水清得可以看见小虾游泳；一到春天，那些采茶女的歌声唱得你神魂飘荡。她们是农家女，出门采茶都用蓝色或印花头巾罩着，只露一个小脸，遇到男人时，像新娘似的低头含羞而过。全村的女人找不出一双天足，都裹得如小辣椒一般……这是谢冰莹在《平凡的半生》里所描述的家乡——湖南省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一二十年代的生活……
1906年，当中国还处在黑暗重压下，这年10月22日（阴历九月初五），她在这个乡村诞生了。
她的父亲是清朝的举人，能文能诗，做过三十年新化县立中学校长，记忆力强，知识渊博，学生们都称他为"康熙字典"。他平易近人，从没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情："母亲和父亲一样被全村的人所拥戴，她聪敏有志气，能刻苦耐劳"。她读书不多，但理解力强，从十六岁嫁到谢家起，便担负起整个繁重的家务。一共生下四男二女，谢冰莹是最小的女儿，受到父母的溺爱。
谢冰莹原名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五六岁时父亲就教她读《唐诗三百首》、《随国女弟子诗》、《史记》等。她有惊人的记忆力。然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束缚着母亲，要她少读书，多学女红，跟别的女孩一样，裹足穿耳，决心把她培养成一个贤妻良母。但是谢冰莹从小就有反抗精神，为了迫使母亲接受她上学读书，曾绝食三天，后来见她哭得实在可怜，才允许她进私塾，十二岁时改入大同女校。
《水浒》这部名著，不知拨弄过多少人的心弦，熏陶过多少作家。谢冰莹在小学时期，也爱上了《水浒》。盛夏的黄昏，人们挥扇纳凉，她像说书人似的开了场，招引了一群端着饭碗的、拿着烟杆的、捧着茶杯的、背着孩子的男女老幼。她的六祖母是最积极的一个，一吃完饭就催促大家："你们快点吃饭呀，吃完好听鸣冈讲故事。"她一讲起来，就进入角色，忘了形，手舞足蹈。有次讲武松打虎，竟然把一个蹲在她身边，仰着脸听讲的孩子当成老虎，飞出一脚，把孩子踢倒在地，听讲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孩子疼得直想哭，但见大家笑，她也跟着笑了起来。
母亲对谢冰莹着魔似地看小说，讲故事，非常痛恨，更认为《水浒》是一部邪书，便把书收藏起来。后来她还是把《水浒》找出来，但再也不当着母亲看，总是在大家都入睡之后，才偷偷爬起来看书。不久，看坏了眼睛，母亲骂她，她回答道："禁止我看小说是不行的，即使成了瞎子，我也要看。"
人的性格、生活道路，往往受着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童年时代，是这多种因素里的重要因素。关于童年生活，谢冰莹回忆说：
我完全像个男孩，一点也没有女孩的习气，我喜欢混在男孩子里面玩，排着队伍手拿着棍子操练时，我总要叫口令，指挥别人，于是他们都叫我总司令。我常常梦想着将来长大了带兵，骑在高大的马上，我佩着发亮的指挥刀，带着手枪，很英勇地驰聘于沙场。
我反对裹足，反对穿耳，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男女平等，只知道同样是人，为什么男人可以不穿耳不裹足，而这些苦刑只给我们女人受，男人有资格出外读书，为什么女人没有呢？
……妈妈早上替我裹脚，我可以在晚上的被窝里解开，到我哭闹着要上小学时，便把所有的裹脚布一寸寸地撕掉了。那是我与封建社会作战的第一声。
谢冰莹很小时，母亲就替她订了婚。她在大同女校学习，未婚夫在大同男校学习。这位不相识的"对象"，谢冰莹曾见过一面，但印象很坏，她说："我相信将来决不会和他结婚的。"1993年她回忆说："我五岁被'指腹为婚'式地许配给一个叫萧明的未婚夫，那时他十岁。我参加北伐回来，家里就逼我结婚。我反对这门亲事，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哪里谈得上感情？妈妈个性强，她一点也不通融，说我若不从她就死；我个性也强，也不通融，认定了的理，谁也改不了。爸爸说，为了妈妈你牺牲一下吧。我说，你杀了我，我也不从！爸爸说，你先去，然后跑。我带着无限的委屈依了爸爸。但我做好了'逃'的各种设想和准备。婚，只能成假，不能变真。我对萧明说，我是奉父母之命来你家的，我们结婚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有痛苦；我们可以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他困得不得了，熬不过，只好睡觉；我也困得要死，但不敢睡，只能硬挺着不停地在火炉旁写日记。萧明人很好，通情达理，终于放了我，从此便开始了一生的痛苦……
在女校学习时，她的小脚得到了解放。这时，"我初次看到莫泊桑的《二渔夫》，都德的《最后一课》。我被这些爱国的故事所感动，对新文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我是怎样写作的？》）从此，她最喜欢读国文，每次作文课，她总是第一个交卷，而且比别人写得长，写得好。每次寒暑假，父亲教她念四书、五经，给她讲《史记》，但母亲总是在她耳边唠叨出嫁的事，或讲女人读书无用，毫不心疼地侵占她的宝贵光阴，要她绣花、纺纱，为此她曾暗暗悲伤，小小的心田已经埋下了苦闷的种子。
当她十三岁的时候，转学到新化县立女校。这个学校的国文教员特别提倡读文言，但并不反对学生写白话。她回忆说："我读小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二哥在山西大学读书，他寄来一本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集，我看了非常感到兴趣，自己也很想学着写，但是看了胡适论短篇小说，我又没有勇气下笔了。"
"五四"运动前后的学校，都很注重讲演，那些思想解放、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少年，一般都能登上讲坛，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各种问题的看法。有一次，谢冰莹上台后，一紧张，口吃起来，只说出了要讲的题目，却没讲出一句内容。她争强好胜的自尊心受到挫伤，感到羞辱而要自杀。但经过这次打击，她的胆量却一天天大起来，口吃的毛病反而没有了。
1920年，她转到一所离家有四百多里、特别重视英文的教会学校——益阳信益女于中学（现为益阳市第一中学）。学校地处资江之畔，——益阳城内南门附近的五马坊，对面有桃花仑。江水、渔船、葱郁的山林，织成那里十分美丽的景观。她常在熹微的晨光里为欣赏愉悦心灵的美景而耽误点名和做祷告。提到祷告，那是最使她头痛的事。谢冰莹说："我并不反对宗教，而且主张信仰自由，但我不赞成崇拜偶像，耶稣为民众谋幸福而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精神是伟大的，我们尽可崇拜他的伟大，学习他的精神，并不需要一天到晚做什么祷告……实在没有意思。"为了不做礼拜和在国耻日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这位思想激进、只有十四岁的少女，终被学校开除。但在1921年暑假，她又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父亲亲自送她由蓝田乘船到长沙。
在新的环境里，她对文学的兴趣像酒一样愈酿愈浓，文苑里争芳十艳的新文学之花，诱惑着她那颗入了迷的心。那时，"除了上课，所有余下的时间，我都消磨在图书馆里，又因我有一个时期担任图书管理的职务，看小说的机会更多，而且每次购到新书的时候，我总有优先权阅读。那时我崇拜的作家是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小仲马等。王尔德和爱罗先珂的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的小说，我最喜欢看《水浒》和《三国志》。《红楼梦》虽是一部小说，但对于林黛玉的哭，并不能引起我的同情，而贾宝玉那种傻头傻脑，只知道和女孩子玩的态度，我常骂他没出息。""……我爱看哀感悲壮的小说，就是看戏看电影也一样，我不喜欢看那些结局大团圆的，而喜欢看结局悲惨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小仲马的《茶花女》和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朱淑贞的断肠词，成了我最爱的读物……"在女师，她的国丈老师是翻译家李青崖，在文学创作上，不时给她以点拨；但她用心血写的万余字的小说《初恋》，李先生却不给她看，并说当初福楼拜教莫泊桑写小说是从短篇入手他才成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李先生没给她改稿，颇使她伤心且记了"仇"，再不交作文，期末结算成绩时，她的作文是零分。这件事，她写进了《一个女兵的自传》里的《作文打零分》一文中。1943年与李青崖先生邂逅时，她心里难过，直向李先生道歉。后来，她在《李青崖》这篇散文中写道："就在那梦一般的相遇，梦一般的心境里，我了解了李先生的宽宏度量，了解了他的慈爱心肠。"另外，在写作上她还受到编辑《通俗日报》副刊的三哥的鼓励，这不仅使她的写作兴趣更高，而且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学时期，谢冰莹有两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她们写了许多小说、散文和新诗，还天天写日记，但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连国艾老师都不知道。这种刻苦练习，使得她文思敏捷，笔锋流利，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学二年级时，在长沙《大公报》幅刊上以"闲事"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刹那的印象》，那是她第一次与社会见面的处女作。这篇散文描写一个师长的太太买了一个丫头，要她们品评她的好坏，当时她极为气愤，连这位太太的饭也没吃，跑回学校就写了这篇文章，第一次用文字公开了她的正义感和社会思想。从此，她对文学的爱好更进了一步，但并没有想到将来要当作家。她的父亲却不然，对女儿的希冀与日俱增，总是孜孜不倦地培养她，教她唐宋八大家的诗文，并常常对她说："孩子，你要成为道韫班昭第二，史续兰台祈异日，我把这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二
革命，像春潮，席卷南方，直捣军阀的巢窠。许多有识之士，热血的青年，都投入了这场革命。
如果你不参加革命，你的婚姻痛苦解决不了，你的文学天才也无从发展，为了你将来的前途，从军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谢冰莹的二哥，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他的妻子又丑又恶，但他不能离婚。他爱母亲，所以不敢违母命，宁愿自己牺牲，但他同情妹妹，怂恿、支持她逃婚。当他从报上看到中央军校招收女兵的新闻后，急忙跑到学校告诉妹妹，要她赶快报名，并讲了以上那些坚定她出走当兵、逃出封建樊笼的话。后来，她感慨道："我是多么感激二哥呵，我得到了生的启示，发现了光明。"于是，1926年12月16日，经过许多曲折和艰苦来到武汉，投入革命的洪炉，在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女生部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与她同时受训的二百多女同学中，有小姐、太太、生过三四个孩子的母亲，还有母女两代人，不少人是小脚，"她们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背着枪，围着子弹，但是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扭一拐"，然而她们是勇敢的新女性，都是牺牲了家庭享受和学校舒适生活而来到有着铁一般纪律的军事集团来受苦，来锻炼身体和精神的。谢冰莹热爱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
1927年，她随中央独立师叶挺副师长率领的讨伐杨森、夏斗寅的革命军西征，狂风、淫雨不能阻止她们前进，"只觉得明天就是暖和的晴日，血红似的太阳，前面是光明的大道，美丽的花"，"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谢冰莹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只要把军阀打倒了，全国民众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这就是她那时高昂的精神境界。西征途中，她利用行军与作战的间隙，或在白天休息、晚上睡眠的时间，往地上一坐，把两膝并拢一起当桌子，把她北伐途中的经历，所闻所见所感，废寝忘食地用火一样的热情急就成章，这就是她的成名之作——著名的《从军日记》。
这些日记体、书信体的文章，表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反映了青年们的爱国热忱，人民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思想、感情及其艰苦的生活；她们从被封建锁链捆得紧紧的家庭里逃出，经过侮辱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小脚到天足，然后"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献身革命。"她把《从军日记》投寄到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主笔孙伏园见到后极为兴奋，就陆续把这组文章刊登在从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的副刊上。《从军日记》立即轰动了文坛，接着林语堂把它译成英文，也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连载，后又有法、俄、日、朝鲜等文的版本问世，于是""谢冰莹"便名扬天下了。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曾向她致函，表示敬意祝贺。但这时，作者没有在一片赞许声中飘飘欲仙，她说："我只觉得太惭愧，太恐惧，我生怕有负他们的热望和读者们对我的热情，从此我对于文学由欣赏慢慢转变到批评的态度，自己学习的态度愈来愈严肃了。"
谢冰莹终在孙伏园和林语堂的怂恿、鼓励和支持下，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她虽然一直认为"那些东西不成文学"。而林语堂在序里说："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青年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戎马倥偬，装束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上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的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的写叙她的感触。"
1931年谢冰莹写过一篇《〈从军日记〉的自我批判》，说这些文章"没有系统"，"日记太少"，"杂文太多"，"没有组织，没有结构"，"谈不上技巧"，"忽略了战争和民众反抗统治阶级及他们被压迫的描写"等等。但《从军日记》在读者中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在作者的生命史上留下了痕迹，而且摄下了历史风暴的一个侧影，作者那颗对民众的爱心和对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仇恨，还是表现得明明白白的。
后来，她在《怎样写〈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一文中说，要是当初没有孙伏园、林语堂两人的爱护和栽培，"我想也许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艰辛的道路"……还说，初次走上写作道路，便懂得一个原财："那就是没有伟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
三
像一场大梦，北伐革命失败了，女生队解散后，谢冰莹拖着两条跑肿了的腿，回到自己的家乡。
她是瞒着母亲去当兵的。一到家里，母亲就说："一个女人怎么好去当兵，和那些讲自由的男人在一块，还成什么话？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声，也有损于婆家的名誉，现在我要赶快把你嫁了……"
但是，这位经过革命和艰苦生活锻炼的坚强女子，是不会屈服的。她说："这是一个关系我一生幸福的紧要关头，我如果投降了封建势力，那我的一生就完了！自从我受了革命的洗礼以后，不但要解除我自身的痛苦，而且要解除别人的痛苦，我不能服从父母的命令……"
为了逃避由母亲订的婚姻，她一连逃跑三次，但都被抓了回来。最后她只得扮演一次傀儡戏的主角，被人们用红轿子像绑票似的抬到婆家，拜了天地，但"爱情不能带有丝毫的强迫性，她是绝对自由的，不能强迫一对没有爱情的男女结合"。未婚夫是一位善良而深明大义的人，他们谈了好几夜。她过着家庭监狱的生活，但心是自由的，她忍受着暂时的痛苦，抱着奋斗到底的决心，利用应聘任教的机会，挣脱了封建桎梏，奔向长沙。
"我胜利了，虽然伤了母亲的心，惹起乡里人的辱骂，但我是非常骄傲的。"她忘记了痛苦，只觉得眼前是一条光明的坦途。"再见吧，故乡！不到我获得最后的胜利，永世也不再投向你的怀抱里来！"
但生活是无情的。一切都不是年轻的谢冰莹所理想的那样单纯、美好，生活像魔鬼一样跟踪着她，伸出魔爪折磨她。在长沙，她坐过牢，当过小学教员，受了比在家庭更多的刺激和痛苦。然而能够吃苦耐劳的谢冰莹，没有灰心，不断同恶劣的环境斗争。前途茫茫，但她必须离开湖南，矢志以赴，于是由汉口乘船到了上海。在那里，孙伏园热情地欢迎、接待了身上只有一元多钱的谢冰莹。而十天后的一大早，当她铺开稿纸继续写那篇未完成的《血痕》时，一群巡捕冲进她的房间，无缘无故地逮捕了她。
谢冰莹如堕五里雾中，不知犯了什么王法；在黑暗、潮湿的牢房里，过了五天没有饭吃，也不提问的莫名其妙的痛苦日子。后来经过孙伏园的营救，才保释出来。原来她住进了绑匪的家里，房东事发后，她受累被铺，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她失掉了行李、书籍和几篇呕心沥血写出的稿子。此后，囊空如洗的谢冰莹，衣着褴楼，忍饥挨饿，只能以卖文为生，作品散见于当时的《时事新报》和《申报》副刊。
在上海的艰难岁月里，她始终感谢孙伏园对她的真诚同情与帮助。正在主编《当代》的孙伏园，希望她考大学，愿意亲自去交涉，以使免收她的学费，并完全负责她的膳费和书费。但素来主张自食其力，不想依赖家庭或朋友的谢冰莹，却想暂时去当工人，即使当丫头，倒马桶、拖地板也可以，等到有积蓄，再去求学。为了工作，当她正在苦闷中徘徊的时候，钱杏chun（阿英）关心地说："这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有好几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进去可以免收学费；至于膳费和书费，可以靠卖点文章来补助它。"由于阿英的介绍，她考入了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同时进去的还有她中学时代的朋友王克勤——当时的电影名星王莹。
谢冰莹像叫化子一样，过着穷苦潦倒的生活。在朔风袭人的寒冬，她连件棉袄都没有，这时候，王莹送给她一件。她回忆说："这件破棉袄是我唯一的财产，白天当大衣穿，晚上当被子盖，我永远忘不了克勤，也永远忘不了那段忍饥受冻的生活。"
上海生活之苦，是难忘的，曾穷得四天没饭吃，连喝一杯开水的钱都没有。那时《从军日记》快出版了，她饿得实在不能忍受时，便跑到春潮书店向夏康农借钱。1928年《从军日记》出版的那天，她是何等快乐啊！"春潮书店的大门贴着一张用各种不同颜色写的鲜明又动人的广告"，丰子恺的女儿画的小兵骑牛的封面，拥挤的读者……这一切都使她兴奋。但饥饿之火烧着她的饥肠，催促她向书店讨要几块版税，而那位冷酷的会计，根本不同情她的处境。等到黄昏，居然拿到五元钱，回去不再乘三等车了。售贾员看她穿得破烂，就赶她到三等车去，而她拿出五块一张的钞票，忿怒地向他示威："喂，找钱来吧！"
这时候，她学会了喝酒。她说："一个人到越穷困的时候，对于金钱便越视为粪土……我只要精神痛快，物质生活哪怕再苦些也不能丝毫影响我的思想和意志，有钱时我分些给穷朋友，或者跑到馆子里大吃大喝一顿，或者买许多我爱吃的虾米、牛肉干、鸭胗肝和糖果回来，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她还说："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从此我要奋斗，为了自己，也为了万万千千和我同样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的青年男女"。
上海艺术大学是在法国租界开办的学校，当时进步团体和学生的爱国活动都被侦探视为眼中钉，这个学校曾三次遭搜查，最后一次谢冰莹险些被捕，学校被迫解散。这时，她接到三哥的汇款和信，要她去北平投考女师大。但她犹豫，矛盾，不愿意离开这个文人荟萃之地；她觉得上海是文人的摇篮，亭子间的生活再苦，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那里的一切是活跃的，进步的，她爱这所"社会大学"。但在1929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她终于登上了北上的海船。到了北平，最初住在河北省妇女会，一星期后搬到《民国日报》和小鹿（陆晶清）合编副刊，只有两个月，便被禁止出版，她又回到妇女会去住，准备考学。在女师大的考试中，百分制，她的地理只得了四分，而已在考卷上她还责备出偏题的教员，录取本来是无望的，但经过文学系主任黎锦熙教授的力争，她才走进学校的大门。
她必须一面读书，一面教学，一面写作，否则是无法养活刚生下不久的女儿（名符冰，小名小号兵，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害致死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岗位上，时年三十六岁）的。教学任务重，每周十二小时的国文，每次改作文九十多本，几乎每晚都是12点前改卷子，12点后，进行写作，她"像一只骆驼那样负着重担在沙漠里挣扎着前进"！那时她的文章牢骚盛，大报副刊不敢登，劝她写"软性"的文章，她拒绝了。只有一家小报欢迎她的稿子，当时她用许多笔名，如芷英、紫英、乡饱老、英子、格雷、林娜等，而从不用她正式的笔名冰莹（另外她还用过兰如、南芷、刘滢、无畏、碧云、小兵、芙英等笔名）。
做了母亲后，她的生活是艰苦、不幸的。她的丈夫是北伐时的同学——一位年轻诗人——符业奇（符号）。一柔一刚，方能构成一个世界；而两个性格刚烈者，终难成为一个永久的和协。也许他们都还年轻，也许由于误会，他们的感情产生了很深的裂痕，致使她多次想悬梁自杀，但理智和女儿的微笑，使她冷静下来，取下套在颈上的绳子。至今，符号仍颇怀念她，有诗为证：
苦心孤诣称鸣妹，诉罢离情诉爱情。色即是空空是色，佛门听取断肠声。知君焚稿了前缘，中夜椎心忏旧怨。劳燕分飞天海阔，沈园柳老不吹绵。
而她对我说："我们俩当时并无大矛盾，是历史或命运把我们分开的。如果他现在给我写信，我会回信的。"
谢冰莹先是住在西单小口袋胡同。符号被捕后便搬迁到石驸马大街内授水河二十二号。她积极地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笔者按：据谢冰莹给我的信与1993年7月13日在美国旧金山访问她的笔记与录音，她否认自己是北方左联成员），与潘训（漠华）、杨刚等人过从，是孙席珍家里的常客，还曾把女儿寄养到孙家。谢冰莹有正义感和进取心，为了北方左联的工作和参加几次进步戏剧的公演，还因为主编过一个妇女月刊，竟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罪犯，上了黑名单。当时，社会是残酷的，白色恐怖像张牙舞爪的魔鬼到处游荡。得到要逮捕她的消息后，只好当晚就乘津浦车南下，不得不失掉了就要到手的女师大的毕业文凭。为她筹备旅费，朋友们当掉结婚戒指和棉袄，孙席珍夫妇特地赴车站给她送行。她，又开始了流浪生活。"社会太残酷了，它不让一个纯洁有为的青年去发挥他的能力，处处于优秀的青年以严重的打击，一直到使他们无法生存为止。"
由南京转赴武汉，把孩子交给符号的母亲，在那里，以笔杆劳动，换取生活资料。但她逃亡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汉，为了不出麻烦，只好到湘江对岸的岳麓山的昆涛亭隐居起来。这里很美，但面对湘江升起的太阳和那清溪里自由跳跃的小虾，却温暖不了她那颗被悲痛和凄凉紧紧蒙着的心。她想到死，想让青风峡里血红的枫叶为自己盖棺，但为了光明和孩子，理智又一次主宰了她，又开始了写作。在这段不太长的日子里，她经过无数次感情与理智的剧烈斗争，终于从苦海中拔了出来。"一个青年，尤其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性，她不但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事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世间有比爱情重要万倍的事业待我去做……"她想，做人不能对不起良心和社会。回到家乡，她同母亲见了一面之后，下决心到上海寻找新的出路。
四
1931年仲夏，她在上海江湾幽静的黑房一子里，不停地构思小说里的人物，废寝忘餐地写作；那时，她一天能写一万三千字，仅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写成了《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两部稿子。《青年王国材》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在动笔以前，并没有写出大纲和人物表来，只把整个的结构大略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下，以中学生为题材，内容描写一个好出风头，谈恋爱的学生，和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两种不同的生活。人物是从我教过的学生里面挑出来的，把好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在王以仁的身上；把好几户人的缺点，加到王国材和女主角梅英的身上，就这样，我不分昼夜地埋头写作，不吃饭，不睡觉。有时买几个面包来放在桌子上，饿了，左手拿着面包啃，右手仍然在写字；晚上，实在写累了，和衣往床上一倒，老鼠成群结队地跑来把面包拖走了也不知道；第二天，眼睛一睁开，脸不洗，头不梳，又伏在桌子上写。"等到两部稿子完成之后，她说："我再也没有勇气修改它，而且连再看一遍的勇气都没有。"这两部书顺利出版了，使她一共得到了六百五十元的巨款，这时，她决定用这笔款去东京留学，完成梦寐以求的读书志愿。
我是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的，当长崎丸把我从黄浦滩头载到了东海的时候，我高兴得好像逃出了樊笼的小鸟……
当她乘船到达长崎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她看到这样的"号外"："皇军占领沈阳！支那军惨败！张学良逃亡！"
她不相信这是事实，难过得流出了眼泪。国难，激烈地摇撼着那"颗爱国之心，她想马上回国参加作战，把我们的东北夺回来！但同行者劝她，说到必要时留学生可以全体回国……
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留日中国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举行了一次"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与日本侦探、警察发生冲突，不久，大部分留学生带着受了无数次伤的心回到祖国的怀抱。
谢冰莹一到上海，便发生了"-·二八"淞沪战争。她参加了著作者抗敌协会，白天参加医院组织的救护队工作，晚上写稿，编辑周刊《妇女之光》。她还动员了三百多个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这时期，她认识了女作家白薇、诗人柳亚子和林庚白。刊物被法国帝国主义强行停刊后，她满怀失望飘流到福建，在厦门中学和天真纯洁的青少年在一起，她说："教书的确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喜欢帮助他们研究文艺的工作"，上课时他们是师生，下了课便是好朋友。
谢冰莹像一个喜欢播种的园丁，帮助学生为《厦门日报》编辑文艺周刊《曙光》，还和谢文炳、方玮德、郭莽西、游介眉创办了《灯塔》月刊，那是厦门唯一的文学刊物，是沙漠中绽放的一支灿烂的花朵，但只出了两期便被迫停刊。
她喜欢厦门，那海，那浪，那纯洁的孩子，但环境压迫她，使她又像失落在虎狼群中的羔羊一样，随时都有被捉拿的危险。当时和现在都一直有人认为她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任妇女部长，还说她是社会民主党。她虽然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员有联系，他们也曾邀请她去工作，但确实和这个"政府"没有关系。她说："我是个爱好自由的人，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意卷入任何政治漩涡，更看不起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官僚政治家和那些今天拥护甲派，明天打倒乙派的投机革命家。"经过几年的政治动乱和生活的磨难，使她逐渐形成了只是凭着正义感和良心去生活去写作的人生观。说到这之前的生活时，她曾讲："在上海时，曾为了左翼的问题，闹得天花乱坠。报纸杂志上只看到一些我打倒你，你打倒我的内战文字，而没有看到他们放弃共同为国家为民族前途努力的文章，我悲哀，我痛苦，我只有低下头来悄悄地叹息，我始终没有加入过他们的阵线，没有被任何人利用写过一个字的帮闲文章。"这是她对左联成立后上海文坛的看法，她觉得"内战"是不应该的，而应-致对外。
尽管她在福建仅仅是个中学教员，但"妇女部长"的头衔却在当权者的档案里备了案。她必须悄悄逃走。回到上海，就在《申报》上看到包括她在内的通缉名单。柳亚子劝她回故乡躲一躲，于是她到了长沙，住在妙高峰青山祠里，应赵家壁之约，整天闭门写作，《一个女兵的自传》就是那时完成的。
女兵自传的写作完全是被动的。当时正在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中国文学丛书的赵家壁很欣赏她的文章，一再写信要她赶快写完一部书交他出版，书名也已拟好，叫做《一个女兵的自传》，并限她三个月之内完成。"我当时真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我那时一来为了想筹备旅费重渡东瀛，完成我的学业；二来借写作可以减少一点精神上的苦闷，于是就勉强答应下来。我先拟定了几十个小题目，准备每个题目，最少写一千字以上，最多不要超过三千。那时候，我还没有养成写作的习惯，完全随着兴之所至，有时一连写三天三夜也不想睡觉；有时一连十来天也不动笔，所谓一曝十寒，正是我那时的写照。"
女兵自传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深受读者的欢迎，但直到她从日本回来才交了上卷，1936年3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女兵自传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她在谈怎样写《女兵自传》时说："当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要百分之百地忠实，一句假话也不写，完全根据事实，不渲染，不夸张，只有绝对忠实，才有价值，才不骗取读者的热情。"
在她写作的作品中，最使她伤心、痛苦的就是写《女兵自传》。她说："我要把每一段过去的生活，闭上眼睛来仔细地回忆一下，让那些由苦痛里挤出来的眼泪，重新由我的眼里流出来。记得写上卷的时候，里面有好几处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一面写，一面笑，自己仿佛成了疯子；可是轮到写中卷时，里面没欢笑，只有痛苦，只有悲哀。写的时候，我不知流了多少泪，好几次泪水把字冲洗净了，一连改写三四次都不成功，于是索性把笔放下，等到大哭一场之后再来重写。"
对于写作她是很严肃认真的。她喜欢把故事里面的情节和人物，翻来覆去地思索，直到打好腹稿，许多对话能朗诵出来，这才开始动笔。她说她要学习托尔斯泰一连把《战争与和平》修改七次的精神，《女兵自传》她改了五遍。
由于生活的沉闷和对读书的渴望，谢冰莹不顾一切，又于1935年第二次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文学。当时她有一个计划："再努力读三年日文，然后把歌德、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几位我最崇拜的作家底全部杰作，介绍到中国来"。
1936年4月12日，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用血淋淋的屠刀雕刻她的记忆的日子，是到死都不会忘记的。那天晚上，她刚补习日文回来，就被侦探抓到目黑区警察署去了。她被捕的原因是：当日本侦探三次问她去不去欢迎朝日的溥仪时，她不但不去，而且反对。谢冰莹说："溥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遭到全中国人唾骂的汉奸而已"，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为了爱国，她蹲了三个星期的日本监狱，受尽了侮辱和痛苦，敌人用饭碗粗的圆柱子打她的头（致使她留下永久的头痛症），用四楞竹棍几乎压断手的骨节，使她昏迷过去。当时日本的每家报纸都发了消息，上海的报纸也说谢冰莹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分子"。后来柳亚子拍了电报，催促当时的驻日本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保释，另外，也由于日本朋友的同情、帮助，才逃出虎口，回到祖国。但那些写了八年，从未间断过一天的日记和许多珍贵照片及原稿，通通被日本军阀没收。她那本《在日本狱中》，对她坐牢的生活，对祖国的感情、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都有着详细的描述。
回到祖国后，她没有在上海多呆，便取道香港到了桂林，不久便到南宁高中教语文，编辑《广西妇女》周刊，还整理了十多篇散文辑为《湖南的风》由北新书局出版。
从1930年起，谢冰莹与鲁迅有书信往还。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这一噩耗，使病中的谢冰莹痛苦万分，当即抱病草书祭文《纪念鲁迅先生》，并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文章：
像午夜里爆发了一颗炸弹似的，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使每一个景仰他、崇拜他的人怔住了！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到了最猖獗，中华民族的生命危在旦夕，劳苦大众处于万重压迫之下的非常时候，一生为真理，为正义，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者奋斗的鲁迅先生，不幸因肺痨而与世长辞了！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界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新兴文化领域里的一个莫大的损失！
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为了要镇压劳苦大众的反封建反帝运动，不惜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毒辣的手段来压迫他们，屠杀他们；拿着一支笔，努力暴露旧社会的黑暗丑恶，指示新社会的光明与幸福，描写被压迫人类生活的惨苦的一切思想前进的作家，都有举步荆棘之感。我们伟大的鲁迅先生，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始终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万恶的旧社会奋斗……在他的文章里，从来找不出"消极""幻灭"的字眼，他的思想始终是一贯的反帝反封建，一直到他临死的前两天，他还是那样倔强，那样抱病校稿，撰文，计划着要印的书籍。
鲁迅先生，你是尽了你的责任而过早永远的休息去了，一切敌人们将不知要怎样高兴，因为现在又少了一个领导青年大众的"叛徒"了。但是，成千成万的勇敢前进的文化工作者，正在继续着你未完的工作，正在猛烈地和敌人们斗争，只这一点，你是可以在九泉之下感着安慰的。
永存在我们心坎里的悲哀，是描写不出的，真正的纪念你，惟有从艰苦的环境里，打出一条血路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族，解放全人类的奴隶！
虽然，谢冰莹不愿介入文化界的矛盾和斗争，但她对于鲁迅先生的崇敬溢于言表。从这篇祭文中，我们又可窥见谢冰莹的人格。
五
1937年，当她正在南岳衡山半山亭疗养的时候，卢沟桥上抗战的炮声把她从病床上赶到了前线。她母亲病故不久，父亲又患重病，但她顾不得感情的创伤和亲情的挽留，心，扑向了战火，她毅然告别家乡，永别了父亲，奔向战场。她说："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也是北伐以后第一次痛快的生活。"大革命时代的青春活力，又在这位"女兵"心头生长起来，她，还是那位"女兵"！
谢冰莹来到长沙，立即发动妇女到前线为伤兵服务，四天内便成立了一切都是自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对她的行动，统治者并不以为然，还骂她们无用，说女人是不能上前线的。但由她负责的妇战团还是抢先上了前线。她举着鲜红的团旗，她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告别了长沙，许多人都流着热泪为这群热血沸腾的女青年送行，其中也有孙伏园先生。
这是谢冰莹一生最快乐的经历之一，她说："真的，我不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我的快乐"；她一直认为那是最值得回忆最有价值的既艰苦又悲壮的人生！
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她们虽然没有同敌人直接拚命，但为"受伤的战士洗伤口、敷药、绷扎、倒开水、喂饭、用温柔的语言安慰他们，用激昂慷慨的话鼓励他们，为他们写家书，寻找旧衣服给他们御寒，送书报给他们看，讲述时事给他们听……"，她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战斗着，她们睡的是潮湿的地铺，喝的是泥沟里的污水……生活是苦的，但谁也不说苦，谁也不怕苦。
在抗日战争的烽烟里，谢冰莹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跑遍了黄河流域，在汉口作过"前线归来"的讲演，也曾在重庆为《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在四川，她不习惯后方的生活，于是又奔向徐州；台儿庄大捷中那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使她兴高采烈。这时期她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后来在广西出版了一本《五战区巡礼》。在欢乐与痛苦、光荣和侮辱、血泪与火交炽的战时生活里，她凭着自己的勇气，"冲破了黑暗"，"斩断了枷锁"，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她回忆说："我没有一天停止过我的工作，虽然我个人是胜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顾整个的国家仍然在被敌人侵略着，全中国的妇女还在过着被压迫、被轻视、被歧视的生活，我不能放弃我的责任，仍然要向着人类的公敌进攻；总之一句话，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恶势力奋斗一天。"
1939年初，她不顾国立编译馆黄维特的反对，不在后方作"太太"，坚决到前方。到重庆，她在报上发表消息，动员民众一致挽救民族的危亡，组织妇女上前线为伤员服务。谢冰莹4月5日到宜昌，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她为九十四军作讲演，疾呼救亡图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在那里，她组办救护人员训练班，第一次认识在基督教全国总会任训练主任的贾伊箴，冒着敌机的狂轰乱炸到前线视察，同诗人臧克家讨论战时文学问题。后来她又在老河口组织了一个训练团，全身心地投入抗战。她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材料，并及时地写成文章，把为祖国而战的无名英雄介绍给千百万同胞。1940年至1943年，她到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她说："那一段生活也是值得回忆的，常常把稿子带到厨房去看，左手抱着孩子，右手写文章……"《黄河》是当时西北国民党统治区仅有的大型纯文艺刊物，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有颇多贡献，不少撰稿人后来都是知名作家。这期间，她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姊姊》、《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及《在日本狱中》。后者是在华山三元洞写成的。写作是需要环境来配合心情的，但在景色幽美的华山来写狱中生活，太不调和。但她到华山的目的不是游山，而是写作，如果把用生命换来的宝贵材料永远埋在脑子里，是对不起一个作家的良心的。她在《樱花开的时候》一文中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只怕动手，一动手，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自从那晚下了决心以后，我便开始拟小题目，一共写了二十三个……"，"我对于写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只要一动笔写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节上，我没有心思来做别的事，甚至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也并不高兴。……我要使全部的情感沉浸在回忆里，使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像电影似的在我眼前演放；因此我在两个星期里，决不和孩子玩，我只等他们一出去，马上把门关上，同时用蓝布把窗户遮住，只露出四分之一的窗口，使光线暗淡得像狱中一般。在这样的布景和气氛下，我写得很快，精神贯注，一气写成三四千字是常有的事；到了晚上，更是我写作的理想时间……在豆大的菜油灯下，许多小青虫来扑向灯光，起初它们飞得很高，慢慢地它们又受了创伤，翅膀被火烧得支支作响；但它们并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厉地挣扎着，奋勇地向前猛扑；最后，它们的小生命都被牺牲了，后来者又踏着它们的尸体前进……"谢冰莹看到这些小小的无名英雄，就想起在受难的狱中，她觉得她也像这些小虫子一样，以必死的决心，在忍受一切敌人所加于的残害。她带着悲愤的心情写作《在日本狱中》，脑子里不论白天晚上，时刻回忆着狱中生活："例如看守，犯人，和我同室住的良子，吉子，以及法官，翻译，大鸟公寓的管理人……他们一齐来到我的脑海里；我有时痛恨，有时伤心，有时我从门缝里望望隔壁，看见一些来游山的客人，在那儿有说有笑的，我就讨厌他们！我恨他们的谈话影响了我的写作，于是我在这边故意用拳头把桌子捶得砰砰响，大声地学着日本警察的口气骂着：'马鹿野郎！'（'混蛋'之意）由于我骂别人，而联想到日本警察骂我，打我，以及我当时的心境。……在这个时候，不论什么人，他如果妨碍我的工作我就把他当做敌人一般看待。"
她埋头写了十天，精神渐渐不能支持，头晕，眼睛模糊，腰背痛，但是《华北新闻》催稿付印，于是又恢复了夜以继日的写作，发誓"一定要把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材料写出来告诉全中国的同胞"。她在脑子里又坐了一次监狱。当她写完《在日本狱中》最后一个字，竟兴奋得一夜没睡。这部书，也已由日本名作家鱼返善雄译成日文出版。她说："我坐监牢的罪没有白受，我终于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我们的国家，也得到了最后的胜利，至于个人的损失，又算得什么呢？"
1943年夏，谢冰莹离西安去成都，在制革学校任教。抗战胜利，她兴奋地赴汉口任《和平日报》（原《扫荡报》）及《华中日报》副刊主编，还创办了幼幼托儿所。她爱孩子的天真纯洁，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志愿便是这时萌发的。1946年，自己借资出版《一个女兵的自传》（中卷）。1948年初，谢冰莹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新文艺习作"，同时在北平复刊《黄河》月刊，仍任主编，贾伊箴在北京大学任秘书兼化学系教授。她回忆说："那年夏天，我想到沈阳寻找写作素材，但到了山海关就走不动了，因为有十几里的铁路被毁掉了。山海关到处住的都是阿兵哥。他们看见我就说：'哎，女同志，这里有个空，来睡吧！'有时没有办法，我只好睡在他们当中，不过一切风平浪静，没有出事。我那时想，如果他们有不轨行为——我不会客气的，我可以打，可以叫，可以骂，因为我是战士！从山海关回北平，住在同乡刘克定家里，这时远在台湾的梁舒先生来信说，台湾省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要聘我去当教授。于是我便积极筹划赴台之事。但明达（即贾伊箴）反对，他说我太好动，刚从汉口到北平，又想去台湾。不过他还是顺从了我。我是从上海走的。在上海，我和小女儿莉莉住在赵清阁家里。她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处处善待朋友，诚恳之至。8月下旬离开上海，我带莉莉先到台湾，住台北和平东路二段——四巷十八号，明达和两个儿子暂留北平，之后不久，也到了台湾……"一晃几十年，至今流落海外，真是感慨系之；听起来像个梦，像个长梦，也像个短梦，人生难道真是个梦吗？
八
谢冰莹不信鬼神，但后来她还是真的皈依了佛教，于1956年拜师父，并取"慈莹'为法名，似乎从此无人无我，无智无得。
她为什么信佛？故事是：1954年，她为台湾《读书杂志》写连载长篇小说《红豆》，当写到第三期时，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要求主编暂停，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写不出，她已心灰意懒，要求干脆停掉算了，但主编和读者都不答应。这时，她突然想到：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的，何不求她帮忙？于是当晚就提着小箱子到庙里去住，向菩萨叩拜后，往书桌前一坐，随之文思如泉，当夜就写了五千多字。她在庙里只住了几天，就把长篇小说完成了，如期刊出。其实，作品的产生并不是佛的法力，她那些苦苦写不出的日日夜夜，正是她开掘文思之泉的过程，而到她上庙来写作时，已是水到渠成之势了。这一点，她也清楚，她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则是她中年以后对宗教看法的注脚。但自此，她便信了佛，在家里供奉了观世音菩萨像，每天必顶礼膜拜，桌卜的白银小塔里，还放着从印度来的三颗舍利子。之后，她曾改写佛经故事，出版了《仁慈的鹿王》和《善光公主》两本书。
谢冰莹在台湾一直从事教学，但她的创作很旺盛，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五十年代，曾先后到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讲学三年，在台湾出版了《菲岛游记》、《冰莹游记》、《马来亚游记》、《海天漫游》和以菲律宾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碧瑶之恋》。六十年代，她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
1972年8月，谢冰莹乘船到美国探望久别的儿女和朋友。她爱自然，爱山更爱海，对于海的恋情是从青年时代就种在心里的。她已多年不乘船了，这一次，她觉得那浪中的船，像海鸥一样，给了她许多写作的灵感。但是有一天，巨大的风浪使船身突然倾斜，她摔倒了，右大腿骨折，使她几乎昏了过去。在没有医生治疗、无药止疼的大海上，她以惊人的意志，忍受了二十多天的痛苦。船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马上就进医院开刀，大腿肌肉里被放进一截不锈钢支架来代替已经粉碎了的骨头。在美国治腿的一年间，她没停笔，仍为台湾《小朋友》月刊的《海外小读者》专栏每月写一篇文章，把美国的风土人情，介绍给小朋友。
1973年，她回到台湾，又经五位骨科名医会诊，进行了有效的理疗，在一个四只脚的不锈钢拐杖的帮助下，经过苦练，学会了走路，她风趣地说："我一生学过两次走路"。
由于腿的原因，迫使她从任教二十多年的台湾师范大学（原台湾师范学院）退休，1974年又到美国，同丈夫贾伊箴住在旧金山，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6点起床，吃完早点便上楼念经，作运动；7点40分柱着拐杖搭公共汽车去中国城的一所英文学校学英语，然后买菜，下午阅读报纸、杂志和朋友来信……但她还不能习惯美国的生活。
谢冰莹是一位不甘寂寞、从不愿闲静下来的人。退休后，她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还要继续写《女兵自传》、"五四"以来的作家印象记，还要为小读者写一两本佛经故事。
在近七十年创作生涯中，谢冰莹在文坛上不停地耕耘，写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至今共出版了散文集《从军日记》、《麓山集》、《我的学生生活》、《军中随笔》、《湖南的风》、《抗战文选集》、《生日》、《冰莹创作选》、《爱晚亭》、《绿窗寄语》、《故乡》、《作家印象记》、《梦里的微笑》、《生命的光辉》、们日金山的雾》、《观音莲》、《抗战日记入《新生集》、《冰莹杂文集》、《我在日本》、《作家与作家》，短篇小说集《前路》、《血流》、《伟大的女性》、《梅子姑娘》、《姊姊》、《圣洁的灵魂》、《雾》、《谢冰莹自选集》，长篇小说《青年王国材》、《红豆》、《碧瑶之恋》，中篇小说《离婚》、《空谷幽兰》、《在烽火中》，长篇传记《一个女兵的自传》（后改为《女兵自传》）、《女兵十年》、《我的少年时代》，报告文学《在火线上》、《战士的手》、《第五战区巡礼》、《新从军日记》、《在日本狱中》，儿童文学《爱的故事》、《动物的故事》、《太子历险记》、《仁慈的鹿王》、〈给小读者》、《南京与北平》、《小冬流浪记》、《林琳》、《善光公主》、《旧日金山的四宝》、《小读者与我》，游记《冰莹游记》、《菲岛游记》、《马来亚游记》、《海天漫游》，另有书信《青年书信》、《写给青年作家的信》、《冰节书柬》、《给青年朋友的信》（上、下）和论文集《我怎样写作》、《我的回忆》、《文学欣赏》、《谢冰莹散文选集》（1992年，百花出版社）等及一些选集，计七十余种。《一个女兵的自传》出了十九版之多，1985年和1994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和中国华侨出版社又各出一版，并被译成英、日、法、韩等国文字，此书是研究她的生平、创作和思想的重要著作。另外，台湾三民书局还要出版她的全集。
谢冰莹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多产作家，正像一位辛勤的农夫，她洒下的汗滴已在金色的秋天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到了晚年，虽然有视力衰退、两耳重听、记忆力不好、牙疼等老年病折磨她，但她还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因此被人称为"不老的女兵"。她说："我只希望做一个平凡的渺小的人，只愿用整个的心力贡献给文学，读者的眼泪便是我的收获！读者的同情，就是我的财产——我的无价之宝！"
"文如其人"一说，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作家，但用它来形容谢冰莹却是合适的。她的文风，一如其人，热情而奔放。她自己在《平凡的半生》里也说："'文如其人'这句话，我想大概是对的。我为人处世只有三个字'直'、'真'、'诚'，写文章也是如此。"有人说："她的散文没有一处是矫揉造作咬文嚼字的，也没有一处是吮笔儒墨刻意经营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就好像树叶长在树枝上一样；一切都是那样朴素，你很难找到特别绚烂的词句；一切都是那么坦荡，清澈可爱，一览无遗！如果说冰心的散文以柔见长，那么冰莹的则以柔中带刚取胜，它清新流利、活泼动人，没有一点儿女气。"（《谢冰莹选集·前言》）她的小说，有点散文化，有人说这是"结构散漫"的毛病。她的小说取材，"大多数是在许多典型人物身上找到的真实故事"，写作时，又"总是把书中人物当做自己，往往写到不幸的遭遇，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高度的真实，强烈的感情色彩，细腻的刻划，构成了她的小说的感人力量，也弥补了结构上"散漫"的毛病。
谢冰莹曾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品，每一个时代的作品取材和思想，也必定和其他时代不同。尽管写作要靠天分，后天的努力也是不可少的。我觉得年轻作家应该多读点书，当然，无论那一位作家都是应该多看书的。我希望年轻人不要盲目的反抗传统，艺术没有新旧之分，只有好坏之别，它不像科学是日新月异的。文学的路子很多，最好不要有老作家、新作家之分。"这些话，对青年作家来说，是颇有禅益的。
1993年我在旧金山访问谢冰莹时曾提了两个关于创作方面的问题：
您走上创作道路是受家庭、作家影响，还是受生活启发或自身追求？她回答道：
从事创作是我个人的兴趣和追求，当然也受父母的影响，尤其受我大哥的影响。我有话，是非说出来不可！要说话就得写作。我又问：
您的艺术信仰和艺术风格是什么？她又回答：
现实主义！我的作品主要是纪实的。日记、传记文学当然必须完全真，就是小说也都有真实的模子。
命运的鞭子总是将她在人生的风雨中驱来赶去。但是她是生活的强者，在穷困面前，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在敌人面前，她都没有倒下，没有屈服。她走了多少路，便爬了多少格子，写了多少文章。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她的作品就是她自己——她的血肉，她的人格，她的精神，她的光辉。苦难是智慧的磨刀石。是苦难使她成长起来，坚强起来，成了"女兵"。她回忆说，《从军日记》出版后，"不知不觉地我走上了这条有快乐也有痛苦的写作之路，我仿佛做了一个梦，我绝不承认我有什么写作天才，我是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也是个头脑最简单的人，生来洁身自好，不慕名利，与世无争，能吃苦，如果问我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能吃苦，不怕穷，不论做什么事，但顾耕耘，不问收获；不肯向现实低头，有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再干的勇气。我想这是先父母给我的好遗传，也是军校受训给我的影响，假如不是参加北伐，找不会了解社会如此复杂，民间如此疾苦，革命如此重要，忠实的民众和热情的男女青年是这么可爱的。……这真是一个漫长的梦，从发表《从军日记》到现在……，我还在写作的梦里没有醒来，我很想丢下笔，再也不干填方格子的工作，但是朋友们不饶我，他们要逼着我写，读者也不让我休息，那么，我只好继续地写吧。"
谢冰莹与故乡的读者断了五十多年的音讯，但海峡的波涛知道，太平洋的风浪知道：作者的心和读者的感情是相通的……作者身在海外，神在故国，她写过不少感人的怀念家乡的散文。她在《还乡梦》的结尾时写道：
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呢？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梦，不管它是梦还是现实，我都愿意回去，永远投在故乡的怀抱，嗅着泥土的芬芳。
可爱的故乡呀，我永远记着你四季如画的风光！
1995年1月1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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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葛琴
孙瑞珍
葛琴——邵荃麟夫人，一位性格豁达、爽朗，待人和蔼、可亲，朴实、正直的女作家；一位在战争年月出生入死，在和平环境中无私奉献的坚强女性，走完了八十七年的人生历程，于1995年1月3日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她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但又是不幸的。葛琴生命的后三分之一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她以顽强的毅力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进行着反迫害、反病魔的斗争。
一
1978年初春的一天，我找到了葛琴的家。室内陈设的简陋，固然可以说明主人的俭朴；但它的杂乱，却留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洗劫的痕迹。
葛琴向我微笑着，一个劲儿地点头，她张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仔细地端详着，苦苦地搜索着留在记忆中的影子。一对明亮的眼睛，显示出老战士的深沉和坚定，一双温暖的手和那用尽全力发出的"呵，呵"的笑声，仍然使人感到当年乐观、开朗的性格犹在，对人关怀、体贴的的美德尚存；满头白发、偏瘫失语，记录了她十多年来所经受的磨难和摧残。
小琴告诉我："妈妈的问题快有结论了，爸爸的问题也正在着手解决。胡耀邦对爸爸、妈妈的问题很关心。"她长吁了一口气，停了一下，接着说："妈妈终于熬出来了！"说到这里，只见葛琴张着嘴笑了。我为这位老革命的幸存感到欣慰；也为荃麟死不瞑目感到惋惜和哀痛。我这样想了，也就这样说了。"荃麟要是也能熬过来，该多好啊！"话未说完，只见小琴用表情向我暗示，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感到后悔，但话已出口，又怎么能收回来呢？我的这句话触动了葛琴那斑斑伤痕的心灵，也捅破了她们母女之间用以互相慰藉的一层薄纱。只见葛琴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嘴角也抽搐起来了，眼睛里充满泪水，接着，就是一阵频频点头。小琴只好顺着我的话问她："爸爸的事情你知道了吗？"她异常镇静地表示，知道了。荃麟的死讯，孩子们怕她再受到刺激，一直未敢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竟在她的心里埋藏了六七年之久。她默默地忍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坚定地等待着为荃麟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灾难又一次降落到因"中间人物论"而遭到批判的荃麟头上。1968年初，荃麟被抓走了。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葛琴，预感到荃麟的问题一定要株连到她，她做好了一切准备。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小琴照例从北京大学回到自己的家，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葛琴对女儿说："情况可能还要恶化。如果下个星期你回来看不见我了，就一定要照顾好弟弟，把家维持下去。相信我，我是对得起党的。'噶琴的话不幸而言中，当星期六小琴再次回家时，院子里死一般的静，连喊了几声妈妈，却没有回音。
从此，葛琴就在干校的"牛棚"里，过着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孩子们则飘散四方，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荃麟关在什么地方，一家人谁都不知道，也无从问个明白。一个战争年代几经分聚离合的家，就这样又被拆散了。孩子们到处寻找父亲、母亲；身陷囹圄的葛琴，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默默地祈祷和祝愿"荃麟啊，荃麟，你可要多保重！留得一个青山，好为人民多做些事情！"她和孩子们的分离，甚至是撕人心碎的分离，并不是罕事。在过去的年代，是常有的事儿。那时，他们随时都有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孩子们也随时有成为孤儿的可能，但那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过去，毕竟是在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区啊！
漫长的四年过去了，等待着葛琴的何止是暂时的分离，而是永远的离别。荃麟终于没有熬过漫漫长夜，含冤去世了。葛琴却留在人世间，以她特有的刚毅和坚强，经受着煎熬，支撑着活下去。就在荃麟逝世不久，葛琴也病倒了。她的病势十分严重，等到把她送进医院的时候，完全治愈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小琴接到母亲病危的通知，匆匆赶到医院，只见满头白发，双目失明，瘦得变了形的母亲，静静地躺在那里，当葛琴听到是自己几年不见的女儿进来时，她无声地哭了，艰难地伸出一只手，把小琴的身体摸了又摸，她要用自己的双手，摸出女儿这几年来所经受的磨难；她要通过这双手，把母亲的温暖和坚强，传给自己的女儿；她要告诉女儿，曲折的道路还没有尽头，要挺着胸膛活下去。接着，她着急地示意，叫人从枕头下拿出一件新的白的确良衬衫给小琴，这是她珍藏了几年的一件东西，是她唯一能够给女儿的迟到了几年的结婚礼物。小琴抑制住悲痛，辛酸地接过它。回到家，忽然发现口袋里有东西，一摸是五十元钱，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这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从自己仅有的一点生活费里节省下来的，这是一颗纯洁、善良的母亲的心啊！
在医院，对葛琴的看管放松了些，葛琴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见到一些病友，他们不仅给她带来了兴奋和安慰，而且带来了信心和力量。"活下去，就是胜利！"从此，她的健康状况一天天好起来，每天顽强地扶着床练习走路，认真地向病友们学说话，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同病房的人，有人偷偷地为她落泪。正在她的病情稍见转机的时刻，接到了出院通知。从此，她用语言表达思想的机会便永远丧失了。偏瘫失语，成了她终身的残疾。女儿小琴看到母亲病成这个样子，想把母亲接回家去养病，但专案组竟无情地回复说："病情要服从案情。"葛琴又一次住进了"牛棚"，一直到1974年。
二
葛琴，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每一个脚印，都量出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每一篇作品，都跳动着她那颗高尚、坦荡的心。她出生入死，无私无畏。从大革命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她的足迹踏遍了半个南中国。
葛琴生于1907年12月24日，江苏宜兴了山镇人。她的父亲葛沐春，是一个开明的文化人，年青时曾进师范学堂读书，后在家乡创办了山小学，自任校长十六年。为了谋生，也曾开过陶瓷作坊。宜兴的高利贷剥削是很重的，幼年的葛琴，目睹了高利贷剥削的残酷，逢年过节，母亲要出去躲债，天黑才回家，从此，在葛琴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憎恶剥削，同情被压迫者的种子。葛琴的母亲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四个。她是长女，由于父亲的思想较新，又是小学教员，所以能够冲破女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呆在深闺大院的封建枷锁。葛琴是全村第一个上学读书，第一个剪短发的女孩子。十三岁葛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南京中学，由于家境贫寒，无力供养她上学，所以未能如愿。求知欲十分强烈的葛琴，第二年又考取了苏州乐益女子中学，父亲不愿意让自己的长女过分伤心、失望，便答应了女儿的要求。为了筹借学费和路费，只好让女儿给城里一个姓鲍的做寄生女，这笔钱，直到葛琴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还清。进入中学后，葛琴更加发奋学习，尤其是数理化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她是学校的活动分子，爱好体育运动，是校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会舞少林棍，和另外一些舞大刀的同学经常在一起，习武练棍，很引人注意。葛琴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景贤女子中学，接触了进步的老师和同学。朴素的阶级觉悟，成为她接受马列主义的最好土壤。在学校任教的张闻天，是她政治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由张闻天介绍，她进入上海大学，并兼做工人夜校的教员。1926年秋，葛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成为一只"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得意洋洋地飞掠着"。
葛琴一经踏上革命征程，就不是一个孤独脆弱的女子。她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中间寻求知己，结识朋友，在他们中间磨练意志，摔打筋骨。她深深地扎根在工人群众中，把党的指示带到他们中间去，把革命的火种播在工人心田，赤贫的工人，把她看作是启蒙老师。她在工人阶级的怀抱中成长，铸造了大胆、泼辣、无所畏惧的坚强性格。
1927年回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转而进攻江西、福建、浙江，和军阀孙传芳交战。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进军，决心打开上海大门，以武装起义夺取上海。葛琴在三次武装起义中，不仅是光荣的参加者，而且是勇猛的斗士。在起义前的示威游行中，她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与工人一起，秘密运送枪械、文件；在密集的骤雨般的街垒战中，她和夏之栩等人一起，往火线送去一袋袋的烧饼和大桶大壶的开水；她们还用沙包之类的东西，筑起临时救护站，随时抢救受伤的工人纠察队员。工人纠察队员们，把她们的英勇行为，传为佳话，称她们是"三剑客"——女中豪杰。
1927年，"四·一二"政变当天，上海十万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要求归还武装夺回总工会的示威游行，葛琴在游行的行列中，与战友们手挽手，肩并肩，昂首挺胸，高呼口号。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蒋介石下令开枪，屠杀工人群众，造成血流成河的惨状，葛琴目睹了这一切。工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革命出现暂时低潮，葛琴和许多优秀的革命者一道，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战斗。
大革命失败以后，葛琴在上海、江浙一带做共产党地下工作，担任过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内部交通员，并先后以公开身分在暨南大学附小、浦东新陆师范附小，宜兴丁山小学等校做过教员，后又在杭州城西小学、裕成小学做校长，因斗争需要，她经常变换名字，曾用葛允斐、葛韵焦等。在此期间，她接触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阅读了不少文学书籍，产生写小说的欲望。1932年春在朋友们鼓励下，开始了最初的创作生涯，她的第一篇小说《总退却》，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
葛琴在回忆自己写《总退却》时说：
我写小说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开始的、那在"一二八"之后，丁玲先生编《北斗》时候。有一天她给我一封普遍征稿信，记得信里规定有十个范围，关于农村、工人、士兵、学生等等，就是说你能写哪一方面的你就选哪一方面的写。当时我十分不安，自知哪一方面也不能写，从未写过的缘故，但更苦的是从未接到过这样的信，好像不写就不好意思再看见她。所以苦思结果，我选了士兵这一范围的。
《总退却》写的是抗战中的士兵的转变及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葛琴亲自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抗战，和十九路军受伤的战士有比较多的接触，对那些战士的同情与感怀；对见死不救、卖国殃民的卖国贼种种罪行的憎恶和仇恨充满胸膛，便情不自禁地写起来了。
接着又在《现代》、《文学月报》、《夜莺》、《文季月刊》、《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等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闪烁》、《罗警长》、《犯》、《蓝牛》、《枇杷》、《逃》、《一天》等。葛琴三十年代的作品都是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抗争的，属于"左翼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
三十年代中期革命进入低潮，葛琴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定，陷入困境，她回忆说：
灾难和贫困突然把我击落到一个极困苦的环境里，而孩子苏苏又在这时死去，一切的不幸都同时向我压下来，我只得离开上海到偏僻的农村去，在生活鞭子的残酷打击下焦头烂额地奔波着，几乎把写作的兴趣完全丧失了。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冬天，重来上海，才又继续写了几篇，那时一位挚友劝我把稿子集起来，出一个小册子，同时他答应帮助我出版，这才重新提起我的
勇气，于是把旧稿整理一遍，想请鲁迅先生替我看一下。
1933年12月，一个寒冷的下午，葛琴和几位朋友到四川北路内山书店去看望鲁迅。她在1937年出版的《总退却》后记中，追记了访问鲁迅的经过，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十分真挚、感人，字里行间洋溢着她对这位良师的崇敬。
一路上，我怀着满腔的惊悦或惶惑，以为把这样幼稚的作品，去请教那样一位当代文学家评阅，也许会遭到轻视和拒绝吧！但是事情完全出我预想，当我们走入内山书店时，他从一只火钵旁边站起来，很亲热地招待着我们，他听了我的来意之后，把稿子大略翻了一翻，说内中有几篇他已经看过的，接着便恳切地鼓励我，继续写作，并且立刻允许为我作一篇序。
他完全不像一个老人——虽然他上唇上是留着那么一抹浓黑的胡须，他更没有一丝名人的架子。那天我们在咖啡店里谈了两个钟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地说着文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地给予我们热烈地鼓励（我们可以想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他的说话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当我们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现在还有一个青年的老人。
过了一个星期，序文就写好了，当我第二次去见他时，他很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又对于私人信件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帮助。这时，从流露于他脸上那种真诚的表情，我才认识这位被人家骂为冷酷刁刻的人物，才是最伟大的热情者。
鲁迅的序文，写于1933年12月25日夜。序文前半部分，追述了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对小说的看法和意见；后半部分是鲁迅对葛琴创作的评价，见解精辟、透彻，犹如画龙点睛。
深切的期望，热情的鼓励，严格的要求，重新点燃了葛琴的创作热情，不管生活如何困顿，道路如何坎坷，她铭记着鲁迅的教导，积极投身革命文学活动，她参加了1936年6月15日以鲁迅为首的六十位作家签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要求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并不遗余力地坚持写作。
葛琴在《总退却》后记中回忆道：
那时——一九三四年，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时期，要靠写作维持生活，几乎是不可能，于是我被掷回农村中去，整天躲在村屋的窗子下，但是那时我对于创作的兴趣却没有减低，每每想起鲁迅先生和好友们热切的鼓励，使我从生活的深渊中燃起无限的勇气。
鲁迅爱护作家，特别扶植女作家的成长。对当时的一位剧作家赞扬葛琴说，文艺界有了新生力量，有些生气和希望了。1932年以后几年中，葛琴一直与鲁迅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鲁迅有时在经济上对她慷慨相助，葛琴每年都把自己家乡的新茶，通过弟弟葛桂芬送往内山书店，再转给鲁迅。
鲁迅为《总退却》所写的序言，由于当时世道的艰难，生前没能出版，在他逝世后才开始付排，葛琴怀着无限的悲枪，写了后记，作为对良师的悼念。
"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逐步形成。团结抗日的共同信念，缩短了人们认识上的差距，联络了作家的感情。1936年春，葛琴邀请邵荃麟、王惕之、蒋牧良、张天翼、叶以群、吴组湘、刘白羽等党内外作家云集了山，畅谈写作。
丁山位于美丽的太湖之滨，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价比起大都市上海、杭州等地便宜得多，又可以稍稍躲避一下敌人的盯梢。因此左翼作家，把丁山作为创作根据地，来来往往。丁山是葛琴的故乡，地熟人也熟，有关事情都由她一手包办，伙食办得很好，顿顿有鱼虾，餐餐有鸡鸭，这对于穷困惯了的左翼作家们，是多么大的享受呀！
丁山集会，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个人的创作计划，进行写作；并通过自由讨论的方式，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提高创作水平。大家各抒己见，情感交融，一位老作家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十分留恋。他说："当时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和后来的批评不一样，那时的批评，使人感到热乎乎的，越批评越觉得自己对革命有用。"他还说："葛琴当时也写了几篇，其中有一篇叫《窑场》，对别人的意见，她虚心听，态度严肃、认真，她不大批评别人"。
讨论和写作之余，作家们还常常乘小船在广阔的太湖上荡漾，高唱《国际歌》，畅谈苏联——列宁，畅谈理想、未来和前途，这对于长期被白色恐怖包围的作家们，在精神上是多么大的解放，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呀！
全面抗战爆发后，葛琴和荃麟已结为夫妇，他们没有贪恋于新婚的欢乐，更没有沉缅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之中，而是为组成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到处奔走呼号，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时准备转移；哪里需要哪安家。每到一地，他们总是按照党的指示，跟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相配合，办报纸，编刊物，组织民众，并且通过刊物团结大批文艺青年和文化人，指导并培养了大批青年工作者。
1937年冬，荃麟和葛琴接受党的派遣，率领三十多人的战时抗日政治工作队，冒着风雪，到了龙泉。为扩大宣传舆论阵地，荃麟任县教育科长，葛琴任县审编办公室主任，并主编《龙泉快报》、《大家看》，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小的龙泉山城，当时竟有十余种铅印、油印和石印的报刊发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广泛深人的组织发动，在龙泉山区各界人民的心里，播下革命火种，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焰，使交通闭塞的龙泉城，出现了从来未有的勃勃生机。
皖南事变前夕，浙东的政治空气已经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浙江一带的反动派，迫不及待地抢先向共产党地下组织下了毒手。当时，葛琴和荃麟正在金华。一天清晨，有人来通知葛琴说，党的特委机关被破坏了，要他们赶快离开金华。当时在一起的共有七个人，经过商量，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经沦陷区，绕道上海，找新四军；一路走大后方，经福建去桂林、重庆。葛琴、荃麟和另外一位同志走第二条路。三个人分别装扮成医生、护士、药剂师，葛琴化名何桂贞。途中的遭遇十分惊险。三个人到达江山时，天色已晚，经别人帮助，住进了乡城的客栈，客栈的老板是自己人，所以对他们照顾得特别周到，蚊帐、被褥都很齐全。刚刚饱餐之后，准备美美地睡上一觉时，查夜的宪兵闯进了他们的住处。照例先询问了姓名、籍贯、年龄和职业，然后就倾箱倒筐地搜查，匆匆地看了他们的假身分证，马马虎虎地盘查了几句之后，在小皮箱里发现一张葛琴在家乡宜兴读中学的毕业文凭，上面的姓名和身分跟假身分证上的完全不符，却贴有一张葛琴过去的照片。按照惯例，如果宪兵们发现了这一点，他们立刻就会遭到逮捕，葛琴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边等待搜查，边吃着桃子。不知是那镇静、沉着的神态起了作用，还是查夜的宪兵多喝了几杯，精神有些恍惚，葛琴竟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这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搜查。当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完毕后，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宪兵虽没有再来，但睡觉是完全落空了，于是他们决定赶搭去浦城的商车，在茫茫的黑夜里，又开始了艰难的行程。
到达福建后，葛琴和荃麟就在永安城西一个叫虾蛤村的小村子暂时定居下来。经人介绍，葛琴在《现代儿童》杂志任主编，当时她怀孕在身，行动一天比一天困难。他们在虾蛤村住了约半年，待她分娩满月，健康恢复到可以乘坐长途汽车时，就离开福建到桂林去了。葛琴去桂林，是接替聂绀弩编《新垦地》，她一路上风尘仆仆，怀里又抱着出世不久的婴儿，精神却十分饱满。不久，她做了《新垦地》的编辑，选稿、定稿，十分繁忙，还得哺育婴儿。
1944年夏，日本军队占领衡阳，逼近桂林。在这紧张的时刻，葛琴协助荃麟把组织的资助和温暖，送到许多人身边，冒着生命危险送走一批又一批进步文化人士，然后自己一家才撤离桂林。那时，敌机整天在桂林上空轰炸，火车站里，车上车下，挤得水泄不通。荃麟的肺病又发作了，发着高烧，葛琴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搀着病重的荃麟，四岁的女儿牵着母亲的衣襟，拚命地挤上了一节敞篷火车的尾卡。正在这时，敌机用机枪追着人群扫射，葛琴一家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
在重庆，葛琴与郭沫若等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联名签署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和《陪都文化界人士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等宣言，表达要求民主建国的意愿。
1946年，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周恩来派荃麟从重庆去武汉做文化工作，葛琴也随同前往。当时，计划在武汉创办一种报纸。形势的发展，使得荃麟的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但他的肺病仍未痊愈，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他们住在中山路侧小巷道内的二楼木房里，楼梯摇摇欲倾，楼房四面通风，由于天井较小，房子显得黝暗。到武汉不久，葛琴生下第三个孩子，刚分娩几天，就自己忙着下地做饭了。一次，一位朋友的爱人到葛琴家去，看葛琴在产期未得到休息，很同情。回家特意炖了一只老母鸡，当晚给葛琴送去。送云时，正逢中原解放区的几个同志在座，葛琴用送去的鸡汤招待那些解放区的同志。
产期过后，葛琴任《大刚报》副刊主编，拿极低的工资，以掩护荃麟在家养病。荃麟也为她编的副刊出主意、组稿、改稿、写稿，使得那个副刊成为替人民说话的阵地之一，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进步文化阵地。
1946年以后，武汉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葛琴和荃麟经常在"虎口"里帮助同志们转移。一位死里逃生的作家回忆说，"那时，我上了敌人的黑名单，被通缉，从河南逃到武汉，找到葛琴和荃麟。葛琴像亲姐姐一样照顾我，我好像从一个阴森冰冷的地方来到了温暖的家。一天夜里，我下了夜班，刚刚睡着，觉得有一个人轻轻地摸着我的头，我抬头一看，一位穿旗袍的人，正是葛琴大姐，站在我的床前，焦急地告诉我，荃麟要你马上转移，明天上午敌人要逮捕你。夜三时左右，葛琴化了装，一直把我送上码头，我安全地转移到了南京。她对我的深情，我终生难忘"。
内战的炮声隆隆地在人们的耳边震响，国民党在国统区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血腥屠杀，为了保存大批有生力量，1946年12月，葛琴和荃麟又接受周恩来的派遣，去香港主持文委工作。
去香港以前，葛琴把小琴及弟弟送回了山老家。刚一到家，就被当局发现了，葛琴的一个学生（当时也是特务组织的成员）出于同情，马上跑来报信，告知敌人对葛琴盯梢，并且要逮捕她。葛琴的父亲急中生智，当机立断，迅速赶到南京，搞了一个名片，说葛琴是某某报（陈立夫办的报纸）副刊主编。当时正赶上当地小学开运动会，国民党县党部的绅士们都来参观运动会，葛琴买了些礼物，携带名片，佯装拜访，绅士们信以为真。她趁此机会，连夜坐小船，离开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转道上海赴香港。
许多在国统区无法生活下去的进步文化工作者，被迫到了香港。这是一个表面上繁华，而对这些人来说，又是完全冰冷的世界，许多人都很不习惯。葛琴和荃麟在政治上保护他们，生活上关怀他们。一位东江游击队的双枪手，名字叫阿林，在战斗中负伤后，到香港去养伤，她的公开身分是葛琴家的保姆。葛琴想方设法照顾她，还多次英勇机智地对付英国巡警的搜捕和特务们的钉梢，直到这位双枪手安全转移。
葛琴在香港从事妇女统战工作，任南方局文委委员，还担任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编委。她与冯乃超等四十多人联名签署了《香港文艺界呼吁政府停止内战制止暴行》宣言，还参加签署了《揭露倾销伪片罪行影剧界联合抗议书》和香港文化界《拥护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等宣言。她经常以笔作武器，直接参加战斗。这时期，她在《大公报》、《华商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政治性杂文，起了战斗鼓舞作用。
随着形势发展，他们在香港最后一年的担子更重了。1948年底，准备在北京筹备新政协，建立人民政府，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他们在香港除了组织和输送留港的一些民主人士，文化、文艺工作者到解放区外，还联络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避免他们受到反动派迫害，设法帮助他们离开险区。
经过二年多紧张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们的任务，怀着无限的喜悦，最后撤离香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
建国后，葛琴曾担任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专业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坚持写作，并注意发现、培养文艺新苗。
三
葛琴从1932年开篇写作，到"四人帮"夺下她手中的笔，先后共写了五十万字，大约出版十几本中、短篇小说集及电影文学剧本，散见于各报刊杂志上的散文、小说、杂文，共一百多篇。
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左翼文艺遭查禁，革命作家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等，以他们鲜红的血，书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史的第一页"。葛琴踏着先烈的血迹，以女作家少有的勇敢、大胆、泼辣，杀向文坛，对罪恶的现实控诉、揭露，为人民代言，替人民呐喊。《北斗》杂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总退却》。这是一朵幼小，但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奇葩，是文艺表现重大题材的初步尝试。这棵稚嫩的幼苗，沐浴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阳光雨露，得到了辛勤园丁的精心培植。鲁迅为《总退却》写了序，冯雪峰更是精心热诚地培植保护这棵幼苗。小说问世不久，雪峰就以丹仁为笔名，在《北斗》杂志2卷2期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对《总退却》的现实意义和青年作家的出现，给予充分肯定。
这两篇小说，不是怎么"好"的作品，照普遍的说法，这是"幼稚的东西"。但这个"幼稚"却是不能卑视。两位作者，不用说是初次在原稿纸上写上自己名字的人，她们简直还不知道怎样去锻炼句子。什么叫做小说的结构……，但是对于群众生活和斗争的热情，对于急于要求文学去表现伟大题材的浓厚兴趣，便成为她们勇敢的试作动机，她们不过是跟着一种新的文艺运动而产生的、正在产生和将要更多地产生的无数青年群众作家之一罢了。而这些青年群众作家的"幼稚"作品，也许要为"文学大家"和"赏鉴家"们所鄙弃的，但对于同样"幼稚"的广大群众，却有很大的意义和兴趣。不但如此，这样的"幼稚"的作家和作品，对于我们是愈多愈好，因为这将造成发达的丰富的文艺生活，而伟大的那强有力地感动着数千百万的人的作品和作家，也将由这种多数人的和发达的丰富的文艺生活所造成。
丹仁在充分肯定作品的同时，也细致地分析了作品的瑕疵和不足。
作者的目的，没有在《总退却》中完全实现。她没有真正深刻地表现出兵士的转变，同时，他们在总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也是概念的、薄弱的、表面的。我们不能在作者所写的兵士的转变过程中，同时明确地理会到上海战争的本质。
回顾葛琴三十年的创作生涯，深感这位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其他女作家一样艰难、坎坷。在这条充满荆棘的路上，洒下了耕耘者的滴滴汗水，印记着作家一步步坚实的脚印。三十年来，对于葛琴，从没有过一段完整的创作时间。紧张的战斗之暇，繁忙的工作之余，琐碎的家务之后，是她创作的全部时间，"挤"又是她获得这些时间的主要方式。解放后，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常常是一部作品构思成熟了，却没有时间把它记录下来，待下一次再重新构思，也毫不惋惜，从无怨言。
作品的内容和题材，一般说来，是作家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葛琴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她几十年来为人民、为革命所经历的痛苦、欢乐和追求，她执著于现实，而不拘泥于现实。作品的主人公，和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及作家个人的情感，三位一体，息息相关。她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必须是一个优秀的好人民。千百万人民中的一分子。他要经得起人民的考验，要挑得起人民给予他的重担。他的一切不是为了别的，更不是为了他自己个人，个人的得失荣誉，必须是确确实实真心实意地为了大众人民。"
真实，富有强烈的时代感，是葛琴创作的主要特色。鲁迅在《总退却》序言中曾说："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
血泪的控诉，是葛琴早期作品的一条主线。葛琴生长在高利贷残酷剥削的江南农村，亲眼目睹了农村破产，农民濒于死亡的惨痛景象，她以女作家观察生活的独特角度，细腻地描写了底层劳动人民精神上的苦闷、迷惘，生活上的贫穷、无出路，内心深处的呐喊和反抗。在短篇小说《骡夫丁大福》中，作家代替主人公直呼其言："他想他的爷娘，他也恨他的爷娘，爷娘狠心把他卖了这地方；可是他更恨那走不完的路，推不完的磨。"
短篇小说集《总退却》收了她"七·七"抗战前写的七篇作品。在短篇小说《枇杷》中，作者对主人公小溜儿，倾注了全部的同情，全部的爱。小溜儿在批把丰收的季节，望着一枝枝枇杷果，馋涎欲滴，却没有人送给他一个吃，并遭到孩子们的奚落。趁母亲给人家做工时，吃了枇杷核，因此中毒而葬送了幼小的生命。小说的结尾，令人心酸落泪。这些作品，是三十年代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画幅。
抗战以后，作家阅历广了，思想深了，把握和驾驭生活的能力亦日益提高。无论是从题材的选择，表达思想的深刻上，都迥异于她前期的作品。从描写生活底层的劳动人民，跳到另一个天地。《葛琴创作集》共收录了抗战时期的五篇小说，作品勾画了抗战时期中、上层各种各样人物的脸谱。有在游击区搞阴阳两面，专门进行政治投机的绅士；有骄傲自满、夸夸其谈，一事无成的政治工作干部；有每天无所事事、专横跋扈的法官太太。作家在描写这些庸俗卑琐的灵魂时，运用了强烈的讽刺和揶揄手法，对他们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这些作品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绚丽多采的画面，而是通过对人物鞭辟入里的刻画，抓住了读者的心。
短篇小说《贵宾》（收入小说集《结亲》），写于1948年，当时被称为幻想小说。它描写的角度别开生面——事情发生在未来的国度。看来作家不是信笔写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出于她对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责任感，是一篇有分量、有思想的严肃作品。文章的标题和副标题何等的醒目啊广来年人民自己的国度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吗？"革命胜利前夕，向读者——广大的革命者，敲响了警钟。小说采用烘托笔法，细腻而集中地描写了一个被视为"贵宾"的资产阶级政客——陆锦霞，作家对她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的阴暗心理，以及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作了深刻的剖析。
陆锦霞是当时闻名的妇女民主会领导人，"平凡，她生平最痛恶这两个没出息的字眼……什么'人民的勤务员'，即使要她参加，她对这一旷古未有的称号，也有从长考虑的必要。"她口口声声把年轻的共产党员称为"小共"、"小党官"。她来到莫干山疗养院，对那里的一切都十分轻蔑，她认为疗养院的负责人把那些"受伤的兵士，肺痨病的工人，农民之类塞进去……简直叫人呼吸都感到困难。"她认为"革命的医生、护士全没头脑"，如果有人劝她到那里去休养，那简直是"可怕的精神折磨"。陆锦霞同当时的世界是那样格格不入，"她一口气凝结在心底里，她简直悔恨做一个中国人，一个飘浮在这时代海洋里孤单的中国人！她突然紧抱住自己，觉得四顾茫然，连窗里那一片浴满全身的日照也可怕地寒冷起来了。"作家通过书中老头儿、革命老妈妈和一些年轻的农民之口，对她作了无情讥笑，说她"没有受过苦，不懂得革命是什么"，说她"白享革命的福。"
写得多么维妙维肖！三十年后再重新读它，仍然对作家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她那穿透一切迷雾的犀利的目光，深远的思想，至今仍熠熠放光。但"文化大革命"中，这篇小说被人"对号入座"，加上了攻击江青的罪名，葛琴连伺她的作品一起遭到了批判。
解放后，葛琴主要从事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写有《三年》、《女司机》、《海燕》，作家对不同时期的新型妇女给予热情歌颂。
六十年代，葛琴已跨入老年，仍时时想着把她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经历，用文艺形式表现出来。她访问过方志敏烈士的家乡，搜集了方志敏烈士的事迹和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的故事，正当她准备将这些素材撰写成文时，"四人帮"一伙夺去了她的创作生命，封住了她说话的口。她只能把这些闪光的东西，永远埋在心底，藏在记忆中。这是她终身的憾事，也是文艺事业的损失。值得庆幸的是，1990年葛琴在女儿和文学研究者的帮助下整理出版了葛琴解放前创作的短篇小说12篇，定名《贵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老作家骆宾基，抱病写了回忆文章，作为这本书的《代序》，他写道：
我们今天要继承的正是这种"文以载道"的艺术观和这种关系到民族素质的伟大的传统精神。葛琴的作品就是这种艺术观的体现。而作者本人，又可以说，就是我们这种崇高理想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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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沉樱
阎纯德
一
"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虽然是在繁花如锦的 蜀国之春，又有谁曾忘记了家乡呢？但愿没有太多人知道它就是 杜鹃，就是子规，而它叫的就是"不如归去"吧——我当时曾这样 在默念着。
家乡是归去了，但曾几何时又离开了。现在宝岛上，我又住 在乡下，在这四季如春的地方，花木是够繁茂的，但常使我觉得 奇怪的是鸟声并不太多。看了到处开的杜鹃花，我的耳边似乎又 响起杜鹃的"不如归去！"的叫唤。是的，什么时候我再归去听听 那些"春的声音"呢？
这是女作家沉樱1949年在台湾乡下重写1939年抗战中在成都草成的散文《春的声音》的最后两节文字。这篇美文写了她八九岁在山东家乡第一次认识的春天，着力描写了春的声音——鸟的歌唱，尤其状写了杜鹃"不如归去"，倾吐了作者对家乡的怀念。到了台湾，这种推操不开的思乡之情，伴她熬过了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人生。
然而，她终于归来了，在第七十六个生日的前夕，独自一人，只提了一只小箱子，从美国纽约登上飞向中国的飞机，于1982年4月9日到上海，受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及作家赵清阁等人的热情接待。在济南，会见了她的表兄——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田仲济教授；在北京，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以及她在文艺界的老朋友——朱光潜、卞之琳、罗念生等人接待了她。
但是，沉樱是谁？——中国新文学早期的女作家、文学翻译家。
我曾写信给她，探询其生活与创作。1982年3月21日始得来信：
真是惭愧难言，前后已收三信才来作覆，不过其间曾托人带 口信，想曾传达。……我最近将回国观光，届时当超前往拜访，希 望让你看看我的真面目……
1982年5月2日和4日，我们终于在北京华侨饭店相见，进行了两天的交谈，在场的还有她在国内的女儿马伦。
台湾的许多女作家都称赞"沉樱"两个字美。听了这样的赞美，她就笑着说："你们别看我，只看我的名字好了。"借一位女作家的话说："其实，她才真美。不美于明眸皓齿，不美于婀娜多姿，而美于纯朴的衣著，温和的言谈举止。"在我看来，这两句评语是准确的。我没有想到，这位已满七十五岁的老作家，红颜鹤发，还有那样好的身体。她有清秀、和蔼可亲的面容，中国文人的翩翩风度。同她交谈，很快便可以发现她那文静、淡远的性格，既不大声谈笑，也没有激动情绪的暴发，这正如她的散文一样，似乎永远像一泓没有风浪的湖水，一片百花盛开、彩蝶翻飞的花园……
我们在融融的春光之中谈心。她从异国而归，回到家里；我则是一位苦守在文坛边的读者，终于结识了一位出远门刚刚回来的作家。
沉樱是1948年2月在上海含泪告别头生女儿马伦的。当时，沉樱的母亲苦苦哀求："抗战八年，家人离散，各在一方，现在我们再也不分离了，一起走吧……"这样，怀着一颗痛苦的心，跟着母亲、弟弟，带着女儿梁思微、梁思清、儿子梁思明，一起到了台湾。但是，没有想到，此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我在台湾和海外，始终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但心是悬在 半空的，不踏实。人老思乡心更重，落叶总是要归根，我看是人同此 心。在美国，我的儿女都有工作，但是我不能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 国外，和儿女生活在一起是要被人耻笑的，这正如儿女依靠父母是一 种不光彩一样。是孤独、恐惧、乡情、亲情，它们一起把我赶回祖国的。"
二
沉樱是二十年代末期出现于中国文坛的。她本名陈钅英，笔名沉樱，另有小铃、陈因等。"沉"是陈的谐音，"樱"系指美丽的樱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她为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小说所倾倒，因此，她发表处女作时，就署了这个笔名，以寄托对日本文学爱慕的感情。此后的几十年，她几乎都用这个笔名发表创作和翻译作品。
1907年4月16日，沉樱生于山东省潍县城里一个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学官，而父亲读的却是洋学堂，接受了新思想；二舅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多才多艺，反对女孩儿缠足，主张女子读书、男女平权，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派人物。他的新思想，像春天的风，吹开了那颗幼小、堵塞而迷惘的心，使沉樱在浑沌之中，看到新生的前程。
那时候，"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根深蒂固，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仍然被封建传统所禁铜，所以女子上学的并不多，然而沉樱却幸运地读了小学和中学。当时，视国文为基础的基础，因此从学校回到家里，就请人补习国文，主要学习《论语》、《四书》等，但她的兴趣却是看"闲书"。沉樱回忆说："我的外祖母和姨母是认字的，母亲不认字，但她们都爱看闲书、听闲书。有一部叫《天雨花》的书，是韵文的，可以唱，她们边念边评论，我也蹲在旁边听。我母亲虽是文盲，却能背诵很多诗，领悟力极强，在生活里，时常听她在关键时刻说出几句有分量的话，或念上几句有意思的诗，《千家诗》就是我由母亲口授学来的。她最喜欢《红楼梦》，一遍遍要别人念给她，我也趁机立在一旁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闲书"，沉樱不仅听，而且读，虽是看个大意，念了不少白字错字，但她懂了，并从那里学来不少诗。从此，她对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到处寻找小说，在考入中学前，已经读遍了中国的旧小说，并能用文言写出文诌诌的书信。中国古典小说对她日后创作中运用文字的简洁，有着很大的影响。
三
由于军阀战争，沉樱八九岁时，全家一度离开房屋和街道拥挤的城市，避乱于乡下。那绿油油的田野，万紫千红的野花，仿佛永远同人保持着一种距离的布谷鸟亲切的叫声，在她幼小心灵的画布上，涂抹了多少美好的感情色彩啊！祖国啊，多么伟大；家乡呀，多么可爱！当"五四"运动波及山东时，她也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小旗，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沉樱感叹说："我这个人，是有名的没记性，但在小学里的爱国游行却没有忘……"说到那时的生活，不爱动情的沉樱，脸上和眼睛里还是流露出几分激动。
一个人的道路、爱好和成就，往往同别人的影响有关。在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沉樱遇到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影响她一生的国文老师顾献季。这位老师文才出众，不仅给学生讲解诗词歌赋，尤其拥护新文学，一有机会就给学生讲解"五四"运动后涌现的新作家及其作品，给大家朗读他的朋友——诗人冯至给他的书信及诗作，还给学生讲解英文小说。沉樱说："由于顾老师的影响，使我对鲁迅、周作人等语丝派作家群特别崇拜。那时，我废寝忘食地阅读各种翻译小说，尤其周氏兄弟译的现代日本小说及世界小说译丛，更是爱不释手，我了解西洋小说，接触俄国进步作品，就在那个时候。"
1924年，当中国北方沉寂，南方革命方兴未艾之时，沉樱年仅十七岁，便告别了中学时代，随家南下，在钟山下停学半年后，由于她的数理科不好，考南京中山大学不第，翌年，遂考取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这所大学的房子很坏，但教员很好——多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名家，如瞿秋白、茅盾等都是那里的教授。在那所大学，沉樱只读了两年书，学校便在白色恐怖中被封闭，于是，她便转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借读了两年。那时，陈望道是系主任，教修辞学，谢六逸教写作。这期间。沉樱是一位活跃分子。当时，剧作家洪深除了在复旦教书，还积极从事戏剧运动。由于沉樱能讲普通话，洪深便动员她参加复旦剧社，主演了《女店主》，显示了她的表演才华。她与戏剧家马彦祥相识、结婚，就在这个时期。
大学时代，她最爱读的仍然是日本、俄国和北欧的小说，真正的创作生活，也是始于这个时候。从读，到写，从模仿，到创造，是沉樱最初所走的文学道路。当时她发表的小说不算多，但却引起文学界相当的注目。她模仿俄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回家》，刊登在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上，署名沉樱。茅盾看到这篇小说后，便写信问编者："沉樱何许人，是青年新秀，还是老作家化名？"赵景深在其主编的《现代文学》编后记中说："沉樱女士是在《小说月报》上以《妻》得名，在《大江月刊》上以《回家》得茅盾称许的女作家。"这位青年女作家，在此褒奖之下，便一举成名了。
谈到早期的写作，沉樱回忆说："在我的大学生活时代，思想意识上，我不仅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抵制日货，参加游行、请愿，追求民主、自由与光明的社会生活，受俄国小说影响，甚至也信仰过共产主义，曾积极地到工厂给工人讲演，和同学们一起上大街贴标语，发传单，支持卧轨的学生……你说那是浪漫式的革命也可，不过，我的写作就是在这种生活里开始的。可以说，我的作品都是模仿人家的革命思想写成的；但在艺术形式上，尤其是文字上，我很讲究，追求它的明快、简洁。这一点，我是深深受益于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的，而且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沉樱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先后在《大江月刊》、《小说月报》、《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喜筵之后》（1929年，北新书局）、《夜阑》（1929年，光华书局）、《某少女》（1929年，北新书局）、《女性》（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及《一个女作家》（1935年，北新书局）。之后，除了散文偶有所作外，再也没有写过小说。
沉樱的小说都是编辑约槁，没有一篇是属自己投稿投中的。那时的女作家不多，沉樱说："物以稀为贵，人何尝不是如此？女作家简直应接不暇，我的小说大都是编辑催逼下写出来的。"
沉樱，"深海少作"。她一再说，那些短篇小说"多属模仿。扬雄说，他的赋是雕虫小技，大丈夫不为也。我自己的小说只能算是历史资料。"
1982年3月21日，她在给我的信中说：
……我青年时代爱读文学作品，但并无要成女作家之心及 努力。只是当时女作家少，别人看出奇货可居之道，大力加以捧 抬，达到名利的目的。这与我性格截然不同，很起反感，曾写《一 位女作家》以自况，不知您在资料中可曾看到。不过这都是青年 时代的荒唐事，不谈也罢，好在我非短命之人，经过了半世纪，也 算长大成人，做了点事。六十岁后，认真出了几本书，至今还在台 湾畅销，现在听说国内也有两本在印行……文坛上常有文胜于 质的风气，以致纸上所写，一般异于实人……请别把我二十出头 的幼稚时期作为研究。虽然凡个不同的时期都是我，但我总认为 成熟以后的才算数……
这些话，有些是人生的经验之谈，力透纸背；当然，人们也可以视为她的谦虚，但确实表明了她的人格与文格。
四
由于沉樱小说创作的时间不长，因此，其评论也颇不多见。但就其看到的文章来说，对她小说的评论是不全面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沉樱的小说创作不如散文，散文的成就不如翻译。就这个问题，我亲自问过沉樱，她点点头，表示赞同。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如果认真阅读她的小说，就会发现其中某些闪光的东西。
沉樱曾是以善写短篇恋爱小说，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心理分析细腻、适当而闻名的；如《下午》。《喜筵之后》等作品，都是通过男女的爱情生活描写，可以窥视社会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以《女性》为例，我们来剖析此类小说的一斑。
《女性》描写一对已经告别浪漫的学生时代，由恋爱而同居的青年生活。他们都厌恶做家庭中的人，抱着"从事文学的野心"，领受着"努力"的乐趣，忘情地握着手，携抱着畅谈理想。男的有自己的事务，女的平日伏案写作，并因喜欢俄国文学的缘故而在攻读俄文。他们有追求一种生活——不只沉醉于爱的氛围里，也有一个梦境的憧憬在鼓舞着两颗心。忧烦、苦闷似乎是伴随着这位女子的怀孕来到他们生活之中。女主人公并不把作母亲视为神圣的天职，她原是一个有着同男子一样的野心与抱负、连作妻子都不愿意的女子，更没有想到要作母亲。但她毕竟真的怀了孕，于是精神上显出一种可怕的颓丧："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苦闷地沉思，动也不动地过好多时候，有时和她说话，总是茫然地抬起头望着别人的脸，好像正想着心事，没听清楚说些什么的样子。脸上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阴雨时的天空一般晦暗了。"那样子使人有说不出的难过和恐怖，她像在受着无形的毁灭。她终于决定去医院打胎。她认为"人的思想是随着环境变的，有了孩子，就要陷在作母亲的牢笼中，从前的和现在的我都要消灭了……现在这牢笼就在面前，不久就要进去了，怎能不害怕不挣扎呢？也许我即使好好的，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但是想到快要绝望了，就好像自己有着了不起的大志愿似的，不甘心这样完了。"
这就是女主人公的思想，她追求个性的自由和发展，但结了婚，怀了孕，似乎"一个美丽的梦境破灭了"，每天要过忧愁的日子。这种生活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如果不惬意地活着"，她情愿死。这种生活，她认为是受罪。如果这样，"我一向的理想都消失了"，"前途完全黑暗了"，她不愿作"一个自己所不愿意作的人"，她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可怕的深渊，"什么都完了！"最后，她打了胎，"一件失掉了的东西，又重新得到了"。但快乐是永远在希望与想象之中的，而实际上则只有空虚。
小说主要刻划的是一个争取男女平等，并为社会有所贡献的女性的形象。现实使她时常悲伤，而追求又使她变得倔强：不听丈夫的百般劝阻，坚持打胎就是证明。她不愿"只好听其自然"，而是"为什么对于不愿意的事，要听其自然就算完了？"她要求自我解放，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作战的对手是封建社会及其思想。我想，这就是沉樱这类小说在当时的积极意义。但总的说来，主人公的追求、理想等，都较空泛，没有和社会、民众的解放结合起来，显得没有实在的社会内容，似乎同当时严酷的现实距离较远。
除了这类恋爱小说，沉樱还写了一些很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作品，显示了她创作中的思想深度，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主仆》是她创作中最有社会意义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以平铺直叙的手法，客观地描绘了老王的典型性格以及主人的虚伪。老王四十多岁，身躯并不壮大，"手脸是和那破烂的衣服一致的污黑，使人一时看不清他的五官是怎样的形状"，他是只知道姓王、没有名字的仆人，在没有自来水的城市里，做着挑水的职业。他驼背，头总是低着，有毛病的眼睛老是俯视着脚下的地面。他给李家挑水，领取微薄的代价，由于其他仆人的怜悯，他常能得到准备倒掉的饭菜。为了报答这种"恩惠"，他总是到厨房里帮忙，自动地扫地、倒垃圾，做着别的仆人不愿做的事情，于是慢慢地有了近于仆人的地位，而实际上，他是仆人的仆人，遭受着主人和仆人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他老实得连句话都不会说，更不会讨好人。他除了为主人服役，还得听"同事"差遣。每天，他是第一个起床，生火、预备别人的洗脸水、打扫院子、收拾客厅、到河边挑水……浑身的力气总是用得没有一点剩余。但他的劳动没有代价，主人并不给他工钱。老王是个阿Q式的典型。当了李家的仆人，他觉得是意外，是升高，是一种梦想不到的幸福，并抱着极端勤奋的决心来报效主人的"恩典"。老王老实，脾气却倔，遇到别人昧着良心的冷嘲，也受不了，很想发作一下，但一想可能危及自己的地位，也就忍住了。于是，他更为忙碌："烧火呀，洗碗呀，洗菜呀，几乎成了他的固定的分内的事了。总之，他除了睡眠之外，所有的时间和力量完全是供别人差遣的。"在作者笔下，老王的性格是有发展的。他有奴性的一面，也有反抗的一面。生活，渐渐地使他"感到一点不平和不满，他常想到比自己的工作轻了几倍的仆人，除了额外的进款以外，每月还有三四元的工资，而自己是一点工资也没有，每月一元的水价，由他去买别人的水用……还要自己贴出钱来。"他不平，但却没有不干的意思，气愤不过，忍受不了时，便发恨停工一两天。这时，他总是说身子有病，躲在门房里睡觉，或跑到外面闲散一下，在坐满了穿着破棉袄的人们中，喝点酒。他常常挨骂，被冤枉，他觉得自己不但不该挨骂，而且认为要去骂人才对。但他的火气不能发，也不敢发，不过又始终难以平静下去，一个消极的反抗办法就是装病。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曾为娶亲的事而烦闷。在李公馆，其地位在仆人之下，但一走出这个恼人的公馆，他说话的声音就响亮起来，态度也大方，一点没有在主人面前那种愚蠢的样子"。他有许多怨恨，加上赌钱的惨败，都给他可悲的心灵上涂满了阴暗的色彩。但他经不住太大花言巧语的诱惑："去做点小生意，娶个亲，老婆孩子地成个家。"几句话，消除了他的一切气恼，于是又一心一意地照着太太的吩咐，一刻不停地埋头作事去了。
老王有天真、善良，有愚蠢、无知，也有反抗。作者通过具体的叙述和细节描写，使这位颇具几分阿Q性格的仆人，活现在我们面前。他最终是不干那种既没工钱又要垫水钱的差事了。当他想到自由自在地生活总比忍气吞声好时，脸上露出刚毅的微笑来。也许，这就是仆人对不平生活的反抗，但它实在缺乏力量。固然，我们不一定就要求仆人去参加推翻旧社会的革命，但作者应该写得更高一些，而摆脱现实生活的实录。当然，作家寄寓仆人的深切同情和对其弱点的讽刺，对社会揭露之深刻，隽永老练的笔法，都说明这是一篇成功之作。小说《旧雨》写青年女子的命运，读了它使人想起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小说主要通过李琳珊北上旅行，与大学将毕业的中学同学黄昭芳相会而展开的。她们一块到北京升学的六个人中的三个，由于恋爱而中途退学。有的作了太太，有的堕落，有的婚后受气，过着贫困的生活。小说并没有多少故事，主要是以对话传达着一切。黄昭芳是一位进步的女性，对社会，对现实有着自己的认识："女人，真也难怪被人轻视，什么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结果仍是嫁人完事，什么解放，什么奋斗，好像恋爱自由，便是唯一的目的，结婚以后，便什么理想也没有了。""什么恋爱，反正最后不外乎是结婚，可是结了婚，女人便算完了。"她一语道破的，正是"五四"运动后，所谓妇女解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妇女不能就业，没有经济上的真正解放，必然沦为男人的附属品，虽是一生奋斗，争得自由恋爱、结婚（就知识界而言，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妇女能如愿以偿的），但结果，除了生男育女，还有更悲惨的结局。抱着独身主义的黄昭芳就要毕业了，焦急地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她和李琳姗都怀念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中学时代。那时，"虽然也说不出希望是什么"，但"总有个空想的梦"，觉得将来是希望无穷的；"现在呢？从前的梦消灭了，新的梦也造不起来了"，"现在简直是什么希望也没有，只剩下谋生活的念头"。这便是她们，也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的真实写照，是现实给一代人心上烙下的印记。当她们谈到加入革命党的萧英时，黄昭芳低声而严肃地说："你说萧英信的主义，到底怎么样？实在说，我真是莫名其妙。"李琳姗说："我觉得无论谁也不能不赞成，因为我们想不出另外还有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了。"这是一个积极的答案。她们都承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太深，善于苟安，混日子。在李琳栅旅行的归程中，沉闷代替了来时的快乐，同学们各种各样而又不相同的不幸结局，都不时地在她心头闪现，她伤感地预感到自己也将是她们不幸中的一员。"她们走上的路，现在又伸展在她的面前了，并且即使不情愿，迟早也非走上去不可。"虽然李琳姗已经现实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但她却景仰起有着自己信仰的萧英来。
这篇小说反映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并有深刻的认识力。苟安思想重重的李琳姗，最后对革命党员萧英的崇敬之情，这个结尾使主人公最终呈现出光彩，发人深思，深化了主题。
《张顺的犯罪》是写一个出身贫苦、没有自由、过着冷酷劳苦的军营生活的三等兵张顺犯罪的经过。他是独子，为了逃出没有工作，只有忍受不了的饥饿和压迫的乡下，背着父母当了兵。对此，父母没有责备他，希望他寄钱，救济家庭。生活无望的父亲，投奔儿子，希望能在北平混口饭吃。"连一块钱的整数都凑不足"的张顺，请假进城看父亲，但父亲偏偏跟拉车的表叔练腿认路去了。张顺被繁华大街的景色所诱惑，不仅忘了归队盯时间，也忘了一切烦恼。他是请假出来的，想到如山的军法，"身心都战栗了"，回去的勇气一扫而光，眼前是无际的黑暗。绝望中他产生了逃的决心。但他需要钱，可是善良的张顺既不敢明抢，又不敢暗劫，只希望有人可怜他，慷慨施舍他。这个念头经过三思之后，他终于决心扮演一个被劫的角色。他八个铜子买了一把修脚刀，然后走向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掩藏着黑暗的僻静胡同里。懦弱的张顺，"这时忽然勇敢起来，他毫不胆怯地实行路劫了。不过劫的对象不是别的人，而就是他自己，他的衣服，一件件地用自己的手剥了下来，这时刺骨的凛寒，已经使他招架不住而战栗了，可是那英雄般的决心，是毫未动摇的。"他用修脚刀疯狂地向自己的头颈和手背等地方胡乱划去，计划完成之后，凯旋似的奔向大街，边跑边喊："捉强盗呀！捉强盗呀！"他被人群围起，尽管流着泪叙述其遭难，但没有人施舍他，希望破灭了。最后，在署长的反复桔问下，张惶失措的张顺，只得照实招来，终被从严法办。
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悲剧。读后，人们并不想笑，而是想哭。张顺不忍农村的悲苦和压迫当了兵，父亲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城市谋生。张顺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完全是被黑暗现实压迫的结果。
以上的短篇小说，作者是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生活的。每篇结尾作者都未把故事写得山穷水尽，也毫不发挥，一切弦外之音，篇外之意，读者均可自己想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命运，读者可以自得结果。除《女性》以外的三篇小说，是描写下层普通人物命运的作品，这在沉樱的创作中，就篇幅而言，不占主导地位，但就其精神而言，是难得的，在沉樱的创作思想上，却占着重要地位。
尽管沉樱一再对我说，她的小说创作不多，内容不新颖；但我认为，这些作品毕竟是在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出自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之手，其中一些作品毕竟表现了她对生活的感受、砚察、希望、追求以及爱憎，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人物毕竟带着历史流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烙印，即使按沉樱的说法，把那些小说看成"历史资料"，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关于她的早期小说，虽不是她成熟时期的作品，但历史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的作品毕竟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
五
不知为什么，1931年初，沉樱和马彦样离了婚。接着，她到了北京，认识了知识广博、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他学习上肯下苦功，翻译上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的精神，使沉樱受到很大影响。1934年，她到过日本，目的在于学习日本文学。在那里，她游历了不少地方，写下了《在日本过年》等散文。翌年回国，与梁宗岱在天津结婚。梁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她闲居家中，偶有所作。
抗战八年，她蛰居重庆，先在北碚，后移南岸，曾和女作家赵清阁亲密为邻。这时期，她在乡下得到了英文《伊索寓言》和美国作家的作品，因为当时书少，就反复读，英文的阅读能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先是以读为乐，后来试着翻译，希望将美的英文变成美的中文。那时她写作极少。但散文创作的代表作《春的声音》、《我们的海》却是被赵清阁逼出来的。
抗战的胜利，使她感到一种民族感情的解放。她兴高采烈地到了古都开封。1946年，在上海的赵清阁介绍她到上海戏剧学校任教，之后，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国文，还在图书馆工作（在那里，她看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直到离开大陆。
这十年来，对沉樱来说，像一块不毛之地，创作上几乎没有收获。但她是一位酷爱读书的人，除了家务，她的生命浸透了书本。
她是在抗战中带着孩子离开梁宗岱的。沉樱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六
沉樱，终随母亲、弟弟，并儿女到了台湾，好像人生的一个长梦，真真切切……
她住在苗栗县头份镇，淡泊的生活中，开始了对故乡的刻骨怀念，耳畔响着杜鹃声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呼唤。在大成中学，整整七年，以教书为生，以翻译为乐，走着人生的路。为了儿女读书，她移居台北，在第一女子中学教授国文，一晃又是十年。1967年，她六十岁，退休在家，微笑着寻找夕阳里的光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性格，沉樱也一样，她喜欢小东西——小花、小草、小花瓶……她说："我对于小的东西，有着说不出的偏爱，不但日常生活中，喜欢小动物、小玩艺、小溪、小河、小城、小镇、小楼。小屋……就是读物也是喜欢小诗、小词、小品文……特别爱那'采取秋花插满瓶'的情趣。"（《关于〈同情的罪〉》）所以连她在头份镇朋友果园中所筑的房子，也名之为"小屋"，并以散文《果园食客》记趣，写尽了那片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风声雨声虫声鸟声，这使得她的"小屋"在台湾女作家的圈子里更加闻名。虽居台北，她却常到周围花木扶疏，四季竞秀的"小屋"里，在清晨和傍晚，在撩人感情的古庙钟声飞翔之后动笔写作。
对沉樱来说，大小创造和劳作都是幸福。她说："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只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实际上，她是在创造。她又说："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是创造，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沉樱的人生哲学。她一直都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工作。就在那座"小屋"里，她翻译了《爱丝雅》、《蓓蒂》、《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还编了《散文欣赏》、《观摩文选》等。
沉樱是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的成员，虽然她极少参加活动，却与台湾的著名女作家林海音、潘琦君、钟梅音、刘枋等人过从甚密，同苏雪林、谢冰莹一样，被大家尊为"先生"。
沉樱执著于生活，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她善于布置居室，精雅有致，极富匠心，更会欣赏色彩，爱做摺纸、针包、手帕、椅垫等小玩艺。工艺品。造纸花是她的手工绝技："一根细丝，几片明艳的绉纹纸，串在一起，用手三抓两抓，就是一朵花。"她的纸花样子和色彩都很奇特；"可以说是花都不像；色彩之鲜，形态之美又比任何花都像花"。做手工艺品不仅是一种野趣，她觉得，在这个机械文明的工业社会中，最伟大的工具——人类的双手，不应该在平凡的劳作中失去尊严。每当她做完一朵花，同译好一本书一样，得到的是完成一件事的满足。1971年春，在台湾女作家的年会上，曾以她的纸花为主，举办了一次"女作家艺文作品展览"——包括各种手工艺品、著作及手稿，而她那姹紫嫣红的富有个性的纸花，是展品中的佼佼者。
七
沉樱的散文不多，但那纯朴、简洁、流畅的文笔，真挚、动人的感情，从不眩惑于奇巧和华丽的词藻等艺术特色和风格，是令人难忘的。1972年，在台湾她自费自售出版了《沉樱散文集》。这本集子分三辑：小品（十四篇）、信札（八篇）和序文（十六篇）。她在《自序》中说，从大陆到台湾，又越洋到美国，她对散文一直怀着敝帚自珍的感情。她散文中的《春的声音》、《我们的海》、《果园食客》等都是读者的难忘之作，先后已选入多种选集。对于散文，她有其追求。她编了三本《散文欣赏》，所收多为世界名家之作（也有中国作家的作品），从三篇序文中，我们可了解她对散文的看法：
这些散文不发议论，没有费解的地方，但轻轻的笔触也会使 你沉思默想，若有所悟；这些散文不重故事在有动人的情节，但 淡淡的意味也能使你会心微笑或掩卷太息。
……题材方面，大部分仍是风花雪月，鸟兽虫鱼，偶而有篇 写生活的，也都是身边琐事。记得这类题材一向为人诟病，仿佛 有卢、难登大雅之堂，尤其在这提倡题材积极化的当儿，更是不合 时宜。但自己喜爱的就是这种闲情逸趣，人有偏好，实在是没有 办法的事。……一篇文学作品的好坏，是在于有无意思。这意思 可分为意义、意味、意境三种。三者之中，如果一无所有、就是空 洞无聊；但有一即可，不必俱备。并且要排列次序的话，应该是意 境第一，意味第二，意义第三。这些文章即使不能说意境如何，至 少可以说意味尚可，至于意义有无，那也全在各人的看法、古人 就说过"无用之用，是乃大用"的话。在这繁忙的工业社会中，提 醒人们注意一下星月的光辉花草的芳香，如能因而陶情冶性，也 未尝不是重大的意义。题材不应加以积极消极化的划分，风花雪 月有写不完的情趣，身边琐事也有说不尽的真理，任何艺术的价 值，都是在于作者的感受心灵和表达手法，而不在于所用的素 材。外国诗人曾说"一粒沙内见世界，一朵花中有天堂"。中国诗 人也说"小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可见美感是不受任 何限制的。我们不应以题材论文章……
沉樱关于散文的这些议论，这里不想作深入评析。不过，我的理解，不仅这是她针对台湾社会而讲的一个大背景，广义而言，颇有些透明的真理。好的散文应当兼有抒情和说理，即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的结合。题材，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谈，"但是无论说理还是记事或抒情，文学散文不同于一般议论文记事文抒情文的地方，是在于文字表现上，手法的高妙，态度的亲切，意趣的横生。那种娓娓而谈的样子，使人同时得到真善美的感受，浸泳其中而又不自觉。"她的散文，正是她散文理论的实践。
八
文学翻译，是沉樱迄今不停耕耘的园地。她凭着自己的勤奋，先后翻译了英国、美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希腊等国著名作家及犹太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同情的罪》（198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再版）、《怕》、《女性三部曲》（1982年，重庆出版社再版）、《悠游之歌》、《拉丁学生》、《迷惑》（台湾文星出版社）、《青春梦》（台湾正中出版社）、《车轮下》（台湾道声出版社）、《世界短篇小说选》、《毛姆小说集》（文星出版社）等近二十种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及世界名诗集《一切的峰顶》等，使这块园地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也使她成为台湾以翻译影响着读者的著名翻译家。
她的译作统编为"沉樱译书"、"蒲公英译丛"，再加上她的《沉樱散文集》、《散文欣赏》（一二三集）等，又编为"蒲公英丛书"，并全由自己经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自办出版社，能长久生存者甚少，多数最后总要倾家荡产。但沉樱却是成功的一例。那些译作一版再版，经久不衰，使她意外地得到了经济利益。沉樱的劳动，使那些外国名作跨越国界，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须，有了新的生命，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蒲公英译丛"书后，沉樱这样写道：
我喜欢花，尤其是那些有点异国情调的，像曼陀罗、郁金香、 风信子、天竺葵、蒲公英等，单是看看名字也觉有趣。这些花中蒲 公英是卑微的一种，冰雪刚化，它便钻出地面，展开绿叶，挺起黄 花，点缀在枯寂了一冬的地面上，洋溢着一片春天的喜悦。尽管 无人理会，仍然到处盛开，直到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时候，它才 结子变成白头翁，悄然消逝。现在用作我杂乱译书的总名，一方 面是为了这名字的可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那卑微的可取。
这些话，说的是"译丛"，表现的却是她谦虚的美德、她的为人和性格。她与世无争，没有"野心"，她以蒲公英自况，甘作"白头翁"。
以翻译赢得读者是不容易的。但沉樱是一位幸运的成功者。她的译作——奥地利近代大文豪诸威格（Stefan Zweig）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与莫泊桑的《项链》、都德的《最后一课》、斯笃姆的《茵梦湖》、欧亨利的《礼物》并驾齐驱登上世界短篇小说典范宝座，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台湾，头一年就印行了十次，后来又印行了二十多次，打破了台湾翻译的记录，至今仍畅销于台湾和海外。
诸威格曾被称为七个伟大的欧洲人之一，他是首先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用在小说创作和传记文学写作上的人。罗曼·罗兰说"他如火如茶地发掘着伟大人的秘密、伟大热情的秘密，以及伟大创作的秘密……"，并以灵魂的钥匙，开启伟大的奥秘。他的作品多是警世之作，有三十国文字的翻译，无不畅销一时。
沉樱由于译作的畅销，精神受到极大的鼓舞，一年内就出版了九种译书。她感到，世界文学名著是有超越时空的不朽价值的，不管人们多么醉心于日新月异的"现代"，也不会忘情于万古常新的"古典"。
有人主张文学作品不能翻，认为一经翻译，原作的完美、文字的光彩，就会受到损坏。但沉樱赞成翻译。译者的成败，就看能否真正做到信、达、雅。她认为，佳酿即使只剩下糟粕，也还留有特殊的芳香呢！沉樱是把翻译当成创作来对待的一位严肃的翻译家，追求的不止是达意，而且还要传神。她译笔潇洒，优美如行云流水，卷舒自如，完全摆脱了一般译作生涩拗口的毛病，作到了"篇篇珠园玉润，浑然无疵"。她对译文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既能体会入微，又能曲尽其妙。在翻译中，经过细读深解，她从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她说："如果体会出一点言外之意，或是表达出一点微妙情调，简直像是自己创作一般得意。"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沉樱在台北独居的小楼里，寂寞中找到了寄托，通过译作，结交满天下……
"沉樱是继冰心、丁玲之后而为人所瞩目的以文字的秀丽与富有诗意的风格为特点的女作家。"（田仲济《沉樱小传》）就早期她的小说创作而言，这是一个科学的评价。过去，人们只注意她写的恋爱小说，以偏概全，忽略了那些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她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她的散文不多，只有一个集子，但文笔晶莹剔透，风格朴实无华，有些篇章令人叹服，堪与散文大家的传世之作媲美。她的翻译，成绩卓著，应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十余年，时空把她与醒里梦里思念的乡音隔开，但她终于又拥抱了祖国母亲。回到美国，她在信里说，她越来越热爱生活，还渴望为祖国多多劳作。在北京，由于手颤，她要我代她草拟了一份回国定居的申请。她在河南开封闲居了数月，但始终不能习惯，于是又飞回美国，并写信给我。她真诚地说："……晚年无几，盖棺之后再来论定较为客观正确。俗语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看人要从头到尾地看，才能看出个所以然来……"（1982年11月24日给笔者的来信）。1988年4月14日沉樱病逝异国他乡。我知道，她的魂一定又搭乘波音飞机回到了祖国。当然，我这篇关于她的文字，不是定论；对于她（像对所有的人），历史会有一个公平的论断……
1984年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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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彭慧
穆立立
1907年7月，在安徽的省府安庆，以反对满族贵族的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为宗旨的光复会主要成员徐锡麟因刺杀清巡抚恩铭而被捕。巡警学堂的教官彭麟书目睹这一事件，受到很大的刺激。因为彭与徐意气相投，相交甚笃，正是他把徐推荐到安庆任职的。徐锡麟被清政府杀害时，彭麟书又得到三个妹妹在洞庭湖上遇风浪被溺的消息。在国事家事的双重打击下，他开始神经失常了。也就在这多事的7月，彭麟书的妻子在安庆生下第二个女儿，取名涟清。她就是后来的女作家彭慧。彭涟清属羊，按封建迷信，亲友们都说这个妹子命太硬，克了她父亲，将来自己也不会交好运。
其实，哪里有什么命！个人命运只是祖国命运汪洋中的一颗水滴。命运也只是时代的别名而已。在新中国与旧中国交替，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的时代里，彭慧既经受过旧社会的苦难，也沐浴到新中国的阳光。在旧社会，她曾为追求到光明而快乐；在新中国，她也曾因一时的乌云而饱受辛酸……
暗淡的童年
彭涟清出生不久，她的父亲彭麟书因病不见好，便辞去官职，回到家乡长沙。数年后病逝，丢下寡妻和四个孤女。当时涟清只有五岁，大姐淑端比她大两岁，三妹三让比她小两岁，四妹运煌仅只一岁。由于彭麟书留下了一点家产，她们的生活还没有失之温饱，却也尝到了世态的炎凉和孤儿寡母的凄楚。
涟清的母亲由于没有儿子，受到彭氏家族的歧视与欺负，以至气郁成疾，长年卧病在床。在涟清童年的记忆里，家里的气氛是凄凉的；母亲的帐子多半垂着，房里光线昏暗，空气中散发着药味。病中的母亲常常流着眼泪指着四个女儿，恨她们不是男孩子。姐妹们平时总是轻声地说话，悄悄地走道，生怕惊搅了她们唯一的亲人。每当母亲精神好转，四姐妹便围坐在她的身旁，要求她给讲故事。母亲略通文墨，又随丈夫到过不少地方，见识颇广。她把传说的故事和自己见到的地方风光揉合到一起，说得绘声绘色。徐锡湖和秋谨的革命事迹，更是她经常向女儿们讲述的。一说到徐锡麟，母亲连他的音容笑貌都一一描述出来。母亲的故事给涟清小小的心灵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也种下了对革命者的敬仰。母亲讲故事的夜晚是四姐妹童年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阴冷的房间变得温暖了，油灯也显得格外明亮。
然而，这样的欢乐很快就失去了。涟清十一岁时，母亲也病故了。她们姐妹四人便住到外婆家里。外婆家是个大家庭，在庞杂的大家庭中，四个孤女时时都感到自己的处境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于是姐妹四人便紧紧地相依为命，彼此间形成一种超乎一般姐妹的深情。同时，寄人篱下的感受，也使她们产生了对弱小、无权、受欺凌的人们的深厚的同情。
涟清是四姐妹中性格最倔强的一个，没有一般女孩子的乖巧，倒有男孩子的莽撞。她不注意仪容打扮，经常连辫子也顾不得梳光，被人称作疯妹子。她毫不谦和恭顺，经常冒犯长辈，使大姐淑端经常得为她去四处赔小心，说好话。淑端是个极好的姐姐，虽然只比涟清大两岁，但在父母去世后，俨然成了四姐妹中的家长，一手承担起大家庭中里里外外的应酬事项，尽一切努力照应三个妹妹。为了避免闯涡，涟清回到家里，就躲到人们不注意的地方去看书。三妹像个影子似地跟着她。姐妹俩如饥似渴地在父亲和舅舅的书堆中找东西读。民间流传的《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林琴南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茶花女遗事》、《婀娜小史》等等，她们都看。起初，最使涟清神往的是那些女扮男装的故事。她恨不得自己也像书中主角一样，扮成男子，到外面去做一番顶天立地的事业，抱打人间不平。后来，姐妹俩迷上了《红楼梦》，经常比着背诵书中的诗词歌赋。就是正文，两人也常常一段段背诵出来。有回大年初一，全家十分热闹，小辈们挨着房给长辈磕头拜年，唯独不见涟清和三让。大姐淑端焦急地四处寻找，好不容易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发现两个妹妹手捧《红楼梦》，正为黛玉之死在伤心落泪呢！落在书页上的滴滴泪水里，有对黛玉的同情，也有对自家身世的伤感。
走向革命
彭涟清的父亲彭麟书虽是个军人，却喜读书，自称"戎马书生"，颇有些民主思想，主张男女平等。他在神志清醒的时候，曾留下一定要送四个女儿上学的遗愿，也留下一笔教养费，因此四姐妹的学业倒得到了保证。涟清小学毕业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校址在长沙城郊的古稻田，人们简称稻田师范。由于彭涟清容易激动流泪，又寄往在外婆家里，同学们常开玩笑称她为林黛玉。然而，在稻田师范的校园里，倔强的彭涟情却摆脱了家庭环境造成的孤僻，形成了爱说爱笑的性格。
彭涟请入学不久，稻田师范的校长就换成老革命家徐特立。徐老热爱教育事业，疼爱学生。他教育女孩子们破除封建礼教，锻炼体魄，追求真理，从不为小事苛责她们。学生们都亲热地唤他"外婆"。正如在慈爱的外婆跟前要撒撒娇一样，一些调皮的小姑娘常爱跟徐老开点玩笑，然后拍手大乐。涟清也是这些淘气包中的一个。
彭涟清虽调皮、淘气，但学习成绩不错，特别突出的是作文。她从在北京当教授的二舅杨树达的书堆中找到一本《新青年》的合订本，受到其中文章的影响，就学着用白话文写小说，发表在学生自治会的刊物上。接着她又看起了《向导》。从此，彭涟清的倔强和热情就转向对革命的向往，越发敢说敢干起来。
1924和1925年孙中山先生的北上和逝世，以及五卅惨案，使彭涟清更加热血沸腾。她和同学们组织了宣传队，到处去宣传、募捐。她还和同班好友李慧、彭媛华一起，办了个小小刊物《心潮》。她们在《心潮》上写文章谈国家大事，谈殖民地解放，谈妇女问题，还谈新文学，在进步师生中颇得好评。因此她们三人被称作"稻田三杰"。接着，三杰又带头闹起了学潮。在军阀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下，不处分这三个学生是不行的。徐老为了保护她们，便让她们提前一年离校，到北京考大学去。
彭涟清和两位同学来到北京，正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羊运动"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宣布解散女师大，成立北京女子大学。原女师大进步学生在以鲁迅先生为首的进步教授的支持下，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决定在困难的条件下，自己把女师大办下去。鲁迅、许寿裳、沈尹默等教授自愿义务教学。当时有些人认为女子大学是政府承认的正式大学，条件好，劝她们考女子大学，而她们却坚决报考了女师大。
1925年秋，彭涟请进入女师大后，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活动，很快结识了赵世兰、刘亚雄等进步同学，常和她们一起去听李大钊作报告，听赵世炎讲马列主义课。萧三当时是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更是常和她们谈问题，还教她们唱国际歌。
1926年3月18日，彭涟清和女师大的同学们一起，参加天安门前反对八国通谍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反动军警开枪时，群众纷纷躲避。辕门处，有人被挤倒，许多人纷纷随之倒下，一层压一层堵满了门洞。顿时，中弹的，踩死的，压伤的，乱成一片。亏得一些已跑出辕门的男学生赶来营救，把堵塞在门洞里的人逐个往外抽。彭涟清是个细高挑，躺在门洞里，肩膀也比周围的女同学突出一截，因此被较早地抽了出来，未受重伤。但她的棉袍却已被身边不知那位受难者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
3月中旬在北京本应是转暖的季节，但这天却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洁白的雪花，掺和着爱国青年的鲜血，映在彭涟清的眼里，愤怒与悲痛，激荡在她的心中。她尽力抢救、护理受伤同学，向群众控诉北洋军阀的暴行。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竭力制造反动舆论，歪曲事实真相，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污蔑殉难烈士杨德群的反动文章。彭涟清就和李慧、彭媛华、雷瑜等写了为杨德群烈士辩证的信，发表在该刊和女师大周刊为"三·一八"惨案出的专辑上。信中介绍了杨德群烈士一贯的爱国表现和崇高品德："杨女士这回为爱国心所驱使，参与这最文明的外交请愿运动，惨遭当道豺狼屠杀，在这共和民国中，竟演此古今中外所未有之大惨剧。彼卖国贼亦自知罪大恶极，乃欲嫁罪于人，以图卸责。而造谣之徒，也就因而随声附合，颠倒事实……兹待据实辩明，希先生履行更正之责，速为披露，以明真相……"
就在这年的春天，彭涟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国华年
彭涟清入党后，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和北方妇委。1927年4月，李大钊殉难后一她已不能呆在北京，便到了武汉。到武汉只过了两个多月，便开始了"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的白色恐怖。1927年底。彭涟清被送往苏联学习。他们从上海启程，瞒过海关，搭上苏联货轮，先到海参崴，然后乘了十三天火车到达莫斯科。
从白色恐怖下血雨腥风的祖国，来到已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苏联，真是感到格外的自由和舒畅。从海参崴赴莫斯科途中，几十个同学分坐几个车厢。在彭涟清坐的那节车厢里，几个南方姑娘在一起，整天笑声不断。从来爱说爱笑的彭涟清，笑声格外高。于是她们这节车厢被称作"哈哈亭"，都说彭涟清是"哈哈亭"的"亭长"。在莫斯科以孙中山命名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的三年里，她一直保待了这个外号。
在国外的三年里，彭涟清和同学们除在校学习，还曾到工厂劳动，往各处参观，到黑海边疗养。当时苏联人民的劳动热情和日益改善的生活。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他们感到兴奋和鼓舞。但他们也无时不痛心地想到苦难中的祖国。他们是多么希望中国革命早日获得成功啊！当时中山大学党的负责人是王明，学校的课程毫不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因此，许多同学提出改造学校的主张，与王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彭涟清是这一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在辩论会上，她还揭露王明一伙拉帮结派的恶劣做法。由于情绪激动，发言时，她直呼王明的外号，一口一个"矮子鬼"（因为王明个子很矮）。帅孟奇在回忆彭慧这一段表现时曾说："在国外学习时，有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和一些基层来的同志合不来，涟情虽是个大学生，却和我们相处很融洽。特别是在和王明进行斗争过程中，我们接触更多。她在这一斗争中的表现是很好的。"
长江岸边
长江岸边的武汉三镇，在彭慧的生活道路上占有重要位置。1927年她到武汉时，那里还荡漾着大革命胜利高潮的余波，使她深深感到革命力量的伟大。那时，她在市委组织部工作，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向警予、何孟雄等革命先烈。他们的崇高形象，使她终生难忘。"七·一五"以后的大屠杀中，她是藏在一艘船的底舱，才躲过了追捕，到达上海转赴苏联的。1930年，彭涟清结束了中山大学的学习，从海路回国，偷渡上岸，来到上海，后又被分配到白色恐怖严重的武汉。
这时，彭涟清的大姐彭淑端正在武汉。彭淑端由于1927年冬参加武汉震寰、裕华两纱厂罢工运动，被武汉卫戍司令部逮捕。和她同狱的十三个姑娘中，五位年龄较大的都被处决了，而彭淑端由于个子小，被捕时少报了几岁，便与其他七个不够法定年龄的女孩子一起，在社会舆论的声援下，于1929年获释。一天，彭涟清一身阔小姐打扮，从上海来到汉口，找到了姐姐。姊妹二人久别重逢，欢喜异常。淑端拉着妹妹上饭馆吃了顿好饭。饭后快走回居所的小巷时，发现那周围已布上了特务的暗哨，于是连忙收住脚步，往别处转移。此后，彭涟清被分配担任了汉口工厂集中的(石乔)口区的地下区党委委员。彭淑端也从此自动承担起帮助妹妹到各处去接头、联系，给妹妹把风的任务。彭涟清在当时的女同志中，是个比较突出的高个子，而彭淑端却长得小巧玲珑，像个小姑娘。她行动灵活，不引人注意，几度帮妹妹脱离困境，化险为夷。
在武汉的这段工作中，有位男士经常来和彭涟清接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同志见面，倍觉亲切，谈完工作，也常谈些别的。日子一长，相互有了感情。两人虽然心心相印，但在艰苦、紧张的斗争环境中，未及披露内心的感情。一次，他们在江汉关前碰头，约定数日后仍在此地见面。但几天后彭涟清却没有等着他。不久，消息传来，那位同志被捕遇害了。临刑前，他用的假名是曾念清。他用"念清"两个字，对涟清姑娘作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表白。
长江岸边的这些历史，是彭慧的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基本素材。那位化名曾念清的烈士，便是小说的主人翁柳竹的模特儿。在小说中写到柳竹被右倾机会主义者排挤走后，女主人公杨文英对他深沉的思念时，其中也有作者自己的心声。
文学生涯的开始
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彭涟清在武汉一直坚持斗争，直到最后失去了组织联系，才不得不跑回上海找组织。不料王明一伙却借机报复，对她进行刁难。他们让她到一纱厂做工，却迟迟不给她接关系。后来由于帅孟奇等为此与王明之辈进行了斗争，彭涟清在纱厂的工作也有了开展，这才给她接上关系，先后分配她担任了沪东区宣传委员和沪西区委书记。
1931年冬，彭涟清得了一场病，病卧中，许多往事交集在她的心中，使她产生了写作的欲望。病愈后，她请求组织分配她搞文化工作。党组织同意了她的请求，调她到左翼作家联盟，让她参加党团。彭慧是左联的执委，担任过宣传部的工作，也搞过一些组织方面的事情。1932年左联党团为新党员办过一个训练班，讲课的有华汉（阳翰笙）、耶林和彭慧。由于原来搞工厂区的工作，对工人比较熟悉，彭涟清较长时间搞的是大众工作部的工作。当时左联组织过对工人业余文化活动的辅导，为工人夜校提供过教员，与工会一起办过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并建立了工人通讯员的制度。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时，彭涟清开始进行文艺创作。
彭涟清参加左联时，她的三妹三让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大姐淑端为了掩护两个妹妹，就在上海办了个女子职业学校，自任校长，改名彭晖。三妹也改名彭玲。彭涟清就给自己新取了个名字叫彭慧。从此，彭慧就成了她日后在文化战线上的正式名字。但她也曾用过慧中、涟清等笔名。她的第一篇公诸于世的小说就是以慧中为名发表在《北斗》（一九三二年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上的《米》。内容是描写上海"-·二八"战事时期，在日本工厂做工的工人，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日而举行罢工，因要求生活救济而遭到镇压的故事。小说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情，表现了他们贫困生活的状况。同时，彭慧还重温学过的俄语，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她译过涅克拉索夫的诗和屠格涅夫、契诃夫的小说，发表在当时的《文学》、《文学季刊》等杂志上。
在左联的工作中，彭慧与穆木天相识。穆木天原是创造社的成员，当时已是有名的诗人，一度负责过左联宣传部工作，主要是搞新诗歌运动。共同的志趣使彭慧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在后来的几十年岁月里，共同战斗在建设祖国新文艺的岗位上。
八年流亡
1937年"八·一三"的炮声震撼了上海。从此，彭慧和穆木天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时生活。
1937年夏到1938年夏，他们一家是在武汉度过的。穆木天主编《时调》、《五月》等诗刊，继续和原诗歌会和新成立的时调社的诗人们开展新诗歌运动，和进步文艺界一起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诗歌为武器宣传团结抗日。而彭慧除了参加文艺界的一些活动外，主要搞妇女救亡工作。他们在武昌海月庵的两间住房，一间成了时调社会址，一间成了彭慧和她的女战友们议事的场所。在这一段日子里，彭慧写了本关于妇女运动的小册子，参加了子冈、宋元（紫墟）主编的《妇女前哨》杂志的编辑和写稿工作，也创作了几首宣传抗日的民谣和诗歌。其中《农村妇女救亡曲》、《八杯茶》，音乐家安波曾谱了曲。有一首诗是怀念被日寇掠走的孩子们的。那是在参加武汉反侵略协会举行的一次国际妇女招待会后写的。那次招待会上，邵力子先生揭露了日寇从上海把好些由沦陷区俘虏到的孩子运往东京的罪行。彭慧听着报告，止不住热泪滚滚，激动得未及终会，便跑了出来。那时，日已黄昏，在由汉口回武昌的轮渡上，她独自坐着，噙着泪，起了那首诗的腹稿。回到家中，她四岁的女儿已在床上睡了。听着女儿平静的鼻息，想着那些被敌人掠走，失去了父母亲人的孩子，她彻夜未眠，哭着写下了那首诗……
武汉沦陷前夕，彭慧一家取道广州，从香港过海，经越南，去大后方昆明。当时广东中山大学也迁到昆明附近的澄江，穆木天应聘到那儿教课。彭慧则留在昆明，先住在姐夫楚图南的家里，后又和三妹彭玲搬到郊区的官渡。写了《滇池岸上》、《后方的乡村》等通讯、报告，发表在《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杂志上。她的《还家》集中的几个短篇，大多也是这个时期写的。在这段时期内，彭慧在了解当地农村生活，熟悉群众语言方面下了功夫。她经常和妹妹彭玲一起，或者独自带上小女儿，到附近的老乡家串门，聊天。她还经常去赶街，目的不是买东西，而是去听形形色色人物的谈话。孩子走累了，彭慧就背她走一段。女儿扒在母亲的肩上，常发现妈妈嘴里老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仔细一听，原来妈妈在重复身边过路人的谈话。小姑娘最初觉得很诧异，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这期间，彭意收集了不少有关云南农村的素材，记满了好几个小本本。收入《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1949）的《巧凤家妈》，就是彭慧这一段劳动的成果。巧凤家妈是个受歧视的贫苦的农村妇女，女儿彩凤被日本飞机炸死，自己后来在为支援抗战而修筑公路的过程中牺牲。在这个短篇中，主人翁巧凤家妈爽朗泼辣的性格、明快的语言、悲惨的命运，以及高原山村的景色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这些都是和彭慧当年在观察事物、学习群众语言上所下的功夫分不开的。1940年离开云南以后，迫于生计，彭慧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书，没有条件创作。她搜集材料的那些小本本，也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中散失了。
1940年，中山大学由云南迁往粤北的砰石。彭意随穆木天离开了昆明。他们途经贵州、广西，在桂林花桥旁的施家园住了数月。穆木天于当年秋天，先往砰石教课；不久，彭慧也接到中大聘书，于是就带着孩子去到砰石附近的山村管埠，那是中大师院的所在地。
在中大任教的两年里，彭慧先后开过文学概论、现代文学名著选、历代文选等课程。在管埠铺着石板的村路旁，穆老师和彭老师居住的那座小平房里，经常聚集着一群群年青热情的大学生。他们和两位老师一起，热烈地探讨各种问题。彭慧当时三十出头，比学生大不许多，她和其中不少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什么话都和她谈，包括个人思想上的苦闷，爱情上的纠葛。她也推心置腹地和他们谈自己的各种体验和看法。
1942年，中山大学闹学潮。这时，到两位老师家来的学生更多了。他们哭诉特务的迫害，和老师商量下一步斗争的对策。学潮之后，学校当局开除了大批进步学生。为了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也解聘了个把早已声名狼籍的反动教师，而对一些有学识的进步教授却发了聘书，想以此显示校方的公允和开明。穆木天、彭慧夫妇看穿了他们的阴谋，毅然退回了聘书，和被开除的学生一起，离开了中大。
1942年夏，彭慧一家来到桂林，先在艾芜家落脚，后在观音山下找了三间平房安下家来。最初，由于夫妇二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仅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很难维持。不久与他们同时期离开中大的吴世昌教授到桂林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他得知木天夫妇的困境，便聘请彭慧到桂林师院任教。彭慧在教书之余，陆续翻译了契可夫的《山谷中》、班台莱耶夫的《致胡佛总统的一封信》等中短篇，发表在《文艺生活》等杂志上，还译了托尔斯泰的《哥萨克》（1948年，文通书局出版）。
1943年，彭慧给谢冰莹主编的《女作家自传》写过一个《简单的自传》。其中有这样一段：
现在，我又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课。我和木天两人，虽然 一向把教书视为第二职业，然而正当教着的时候，我却不敷衍； 每遇着几个优秀的学生时，我们会感到极大的快慰，而学生的进 步，就等于是给我们的鞭策，我预备趁这个教书的时候，也整理 一下自己读书的心得……
今后，还是要用大部分的时间站在文艺岗位上来为国家为 人类服务……
1944年夏，日寇为了打通我国从北到南的交通线，再次沿湘桂铁路往南进攻。国民党部队一溃千里，到处一片混乱，老百姓遭到一场浩劫。彭慧一家随桂林师院向柳州撤退。撤退到柳州，柳州也不保。他们又随桂林师院沿融江北上，向贵州方向撤退。一路上有时乘小木船，有时步行，走走停停。年底，当大家快进入贵州境时，日寇已打到独山，卡断了前进的道路。彭慧一家和桂林师院的职工就在融江边的一个小镇住了下来。
1945年春，当独山方面的敌人退了以后，他们又经过半个多月的水路和七天的步行，到达贵州平越。一路上既要防匪，又要躲兵痞。日寇到过的地方，则是一片焦土和瓦砾……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彭慧一家又随桂林师院迁回桂林。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了，但前一段逃难生活中所见人民的苦难和自家的经历，却使女作家难以忘怀。1946年，彭慧连续写了几个短篇，内容主要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劳苦妇女的悲惨命运。一篇是写一位逃难中的母亲，失手从火车顶上摔下自己孩子的悲剧。一篇是写一个一辈子受尽凌辱，平日言语尖刻、性情孤僻，不讨人喜欢的老妇人，在日寇来到时，为掩护躲在山洞里的乡亲而牺牲的故事。这是彭慧在广西生活多年，根据广西妇女勤劳、泼辣、地位卑下的特点，概括起来的典型。后来，她还写过一首题为《悲剧之夜》的诗，描写了一位贫病交加的知识妇女，在日寇逼近时，为了不拖累丈夫，决定带着孩子自杀时的心情。这是1944年长沙撤退时，一位文化工作者家庭的真实故事。
解放前夜
1946年初，一些进步文化团体和文艺界人士纷纷迁回桂林。彭慧、穆木天和桂林师院的一些进步教授林励儒、谭丕模、石绍棠等，以及主持桂林艺术剧院的欧阳予情都住在独秀峰下靖江王府旧址上的一个大院里。他们在一起，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恢复了文协，建立了民主党派组织，为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项进步活动。但随着全面内战的展开，国民党在桂林的反动统治日益加强，进步人士纷纷被迫离去。穆木天、彭慧夫妇也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他们一家于1947年初，也不得不离开桂林去上海。
当时的上海，房租昂贵，还需付金条作押金。他们好不容易在北四川路底横滨路上的一个弄堂里找了一间房，安下家来。窗下是散发着臭味的横滨河。楼上二房东是个舞女，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客人。就是在横滨河的臭味里和楼上彻夜的麻将声中，彭慧从1947年到1949年陆续翻译了苏联女作家薇拉·英倍尔的《列宁格勒日记》（194初版，1953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再版）和托尔斯泰的《爱自由的山人》（1952年北师大出版部）。前者原名《将近三年》，介绍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人在德寇将近三年包围中，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坚守岗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后者原名《哈吉·牟拉特》，歌颂了高加索山区的非俄罗斯民族在反抗沙皇统治时所表现的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同时对包括尼古拉一世本人在内的沙俄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彭慧很推崇这部作品，认为它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表现。
在从事翻译的同时，彭慧又以抗战胜利后蒋管区社会的黑暗，人民的困苦为题，写了《皮大衣太太）、《马校长》、《洋外套》等短篇（均载《现代妇女》）。《皮大衣太太》描写一个小官僚，如何训练打扮自己乡下姑娘出身的老婆，打算把她的年轻漂亮当作自己升官发财的手段。这是彭慧根据从桂林赴上海途中所见一对夫妇的真实情况，略加发挥写成的。《马校长》刻划了一个不学无术，对上级阿以逢迎，对学生横蛮无理的女校长。在当时的教育界，特别是在小城镇里，这一类的校长、训育主任，是不乏其人的。《洋外套》反映了工人生活的贫困，揭露了国民党官员贪污美国救济物资的丑行。
这两年里，彭慧一家主要靠翻译写作为生，经济相当桔据。穆木天在同济大学兼点课，算有一点固定收入。每月发薪时用布口袋提回一兜钞票，却买不了几斤米。关于国民党滥发钞票，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困难，穆木天在《我好像到了一个鬼世界》的诗中曾写道：
付饭钱的票子堆起来，
比一盘炒饭还高。
我觉得好像把一把票子硬塞进肚子里。
结果还是饿。
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紧张的脑力劳动使彭慧病倒了。亏得一些老朋友帮忙，经过一段卧床休养，才得以恢复。
妇女运动，从来是彭慧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解放前，她除翻译写作外，还和曹孟君、郑倚虹、黄静文、胡绣枫等一起，开展妇女工作。她还和季洪、宋元、海尼等女文艺工作者一起，以读书会的名义，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讨论时局。说到高兴之处，她们竟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山那边哟好地方"并扭起秧歌来。
1948年，在妇女问题上，曾有过一场关于妇女参加社会工作还是应回到家庭中去的争论。有一种谬论认为，当时有些妇女不甘心从事家务劳动而参加社会工作，因而影响了自身和后代的健康，主张妇女应安于家务劳动。彭慧为此在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上连续发表两篇论妇女解放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指出，当时许多家庭主妇"不是由于'不甘心'而出来找职业的，乃是由于一家人吃不饱而出来工作的"。她说，当时，"从大学教授、著作家，直到工农大众，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吃不饱穿不暖的忧虑。孩子既营养不良又失学，是普遍现象"。在这种"整个国家民族没有健康"的情况下，是不会有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的。她在文章中还写道："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从黑暗到光明过渡的时代，想兼顾家庭生活和社会工作的妇女们，她们自己，她们的家庭和孩子，在这不合理的社会里会遭到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想要减少这类牺牲，那只有"大家努力，使那个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一早日出现"。
1948年的"三八"妇女节，彭慧曾到南京金陵女大，给女学生作报告，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夜间，她和一些女学生睡在一起。与她们彻夜长谈，解除她们对共产党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告诉她们，祖国的长夜即将过去，马上就是天明！
阳光·乌云·风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特务的威胁，生活的忧虑都成为过去。解放区的天空多么晴朗，新中国的阳光多么灿烂！多年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彭慧的心清，无比欢畅！夏天，她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秋天，和穆木天一起去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0年，又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到1957年，彭慧翻译了布宾诺夫的《白桦树》，结合教学写了《普希金研究》、《托尔斯泰研究》、《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等讲稿和论著。从1954年起，她担任《文艺学习》的编委，为该刊写了一些介绍苏联作家与作品的文章。还写过一些其他评论。1956年彭慧参加作家参观团，访问了上海、南京、杭州、洛阳等地，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几篇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新面貌的诗歌、散文。她还不时为青年朋友作有关提高文学修养的报告。那些年，彭意既搞教学，又担任中文系党总支的工作，还要翻译写作，并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整天忙得团团转。她的气管炎很严重，由于哮喘，经常夜里不能躺下好好睡觉。但平日里，她却总是那么精神抖擞，笑声爽朗。1954年，当女儿二十岁生日时，彭慧给她写了一封信，回忆了二十年前那黑暗苦难的岁月，要女儿懂得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鼓励她听党的话，努力学习，争取能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彭慧自己，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情的支配下，不顾疾病，夜以继日地工作的。
1957年，彭慧五十岁，她热情、坦率一如既往。她为每一件好人好事而兴奋、激动，就是看了一出好戏，听到一首好歌，也欢喜得不行。但对于看到的缺点、问题，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尽管1957年在党整风的过程中，她在群众场合发言不多，也很慎重，却也被错划为右派。晴空中的这一朵乌云，对于身临其下的人，打击是沉重的。彭慧的党籍被开除了，教授职称和各项职务被撤销了……更痛苦的是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多年的斗争锻炼，这些都不能改变她的信念。为了顾全大局，她含冤却不愿意叫屈……为了不给孩子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孩子进步，她忍着内心的痛苦，要女儿和自己划清界线继续听党的话，努力学习和工作。
精神上的痛苦，使彭意有个时期一夜一夜地不能入睡……《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关于如何对待错误思想和党内斗争的部分，她看了一遍又一遍，书页上布满了她用毛笔画的圈圈点点。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和认真思考，她感到沉溺在痛苦中是无益的，决心根据当时的条件，尽可能继续做一点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当时她已没有教学任务，只搞一点辅助性的资料工作。于是她拿出很大的精力，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党史，总结回顾自己的生活道路。接着，就开始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是她在思想上酝酿已久，只因工作繁忙而未能着手的事。为创作这部小说，彭慧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经常抱病工作到深夜。1960年6月，在她五十三岁生日的前夕，彭慧在1928年和三妹彭玲等在国外合影的一张像片背面题了一首诗，反映了她这个时期的心情：
回首北国华年，
晨曦暮霭共磋研。
忆哈哈亭声，
青春正好，
长江岸上，
多少熬煎。
往事无边，
何须惆怅，更莫伤壮志云烟。
头白了，
再人人根改造，
跃进向前！
在对小说进行构思的过程中，彭慧最先想到要表现的有李大钊、向警予、赵世炎、何孟雄等革命先烈，有她的一些老战友，还有她在武汉、上海纱厂做工时，帮助和掩护过她的工人的英雄形象。彭慧对"三·一八"前后北京的斗争情况是熟悉的，而1927年和1930年前后那些难忘的斗争岁月，她又都是在武汉度过的。因此，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她一度考虑前半部在北京，后半部在武汉。开始塑造某些主人翁时，她基本上用的真人真事，后来，可能是受到当时在文艺创作上曾有过的不要写真人，不要写活人的思想影响，也可能由于写真人真事不便于进行艺术的概括，她改变了初衷，把主人翁集中在汉口工厂区（石乔）口的一家纺织厂的几个工人（主要是女工）和区委的几个干部身上。故事开始描写了在旧军阀统治下处于地下的工会活动。然后，着重表现北伐军到武汉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思想、生活上的变化和他们的斗争。汉口收复英租界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得到了反映，也有一点农村斗争的描写。其中还穿插了几对青年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反对封建婚姻，争取自由恋爱的时代特点，也衬托出主人翁高尚的情操。小说的后半部描写了由于国民党的背叛和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歌颂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末了是"八·七"会议后，重整组织，继续战斗。彭慧最初给小说起名为《扬子江的早潮》，后来定为《不尽长江滚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