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春天，丁玲的母亲来到上海，她头发白了，皱纹多了，但仍然是那么可亲、沉静。两个年轻人生活尽管十分拮据，在母亲面前还得装得富足安逸。他们借钱借债，带母亲逛上海，游杭州，希望历尽艰辛的母亲得到安慰。
以后不到两年，丁玲的创作获得丰收，写下《潜来客的月夜》、《自杀日记》、《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过年》、《岁暮》、《小火轮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走后》、《在一个晚上）、《野草》和中篇小说《韦护》、《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十多篇小说。
在她前期的短篇小说中，主要描写不幸的妇女形象。有穷学生、小教员、作家、乡下姑娘、热恋中的少女以及任人践踏的娼妓。她们有的已被时代唤醒，有的冲出了家庭，有的正在挣扎追求，但黑暗的社会使这群女性找不到出路，最终成了生活、命运、感情的俘虏。她们仍然是一群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又不知光明是什么样子的女性。丁玲透过她们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大革命失败后人们的精神苦闷和病态心理。作品多为凄楚、痛苦和愤懑挣扎交揉在一起的感情。其中有些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但同时潜伏着不满现实、追求光明的力量。
胡也频、丁玲身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漩涡中，"革命文学"的论争也不断影响着他们。到了1930年，上海又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胡也频、丁玲积极加入这一阵营，并投身革命实践。形势要求他们创作更深刻更有意义的作品，胡也频于1920年写下《到莫斯科去》，这年又创作《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完成了他由小资产阶级作家向无产阶级作家转变的过程。丁玲这时也逐渐意识到生活天地的狭窄以及立场感情上的限制给她创作带来的局限性——"染上一层感伤"，"看不到应有的出路"，"有着很坏的倾向"。（丁玲：《我的创作生活》）她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在时代潮流的冲击和革命思想的启迪下，她的小说有了新的起色、新的突破。从对旧势力不满、愤懑到走向革命的新一步，代表作应当是《韦护》和《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韦护》是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为模特儿。描写一个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青年韦护，爱上了少女丽嘉，热恋中两人都感到不快，丽嘉因为爱人忙于工作，没时间对她温存，而韦护则由于恋爱妨碍了自己的革命活动。矛盾中，韦护忍受痛苦，割爱出走，丽嘉也在痛苦中决心振作起来，投身革命。男主角是丁玲创作中所塑造的第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女主角则是从追求个人幸福中逐渐醒悟过来的新女性。新人。新事、光明，从感人的故事中透过来。丁玲说：我"曾以他（指瞿秋白）为模特儿写过一篇恋爱与革命的中篇小说。虽然我并不满意，我没把主人公的革命的一面表现充分，那是我当时不易做到的。"（丁玲：《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光明日报》，1980年3月21日）对革命者的形象写得比较模糊，对革命实际描述得不够具体真实，确是这部作品的局限，但是丁玲探索寻求出路，对革命热切地向往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写于这一年的夏秋，以上海群众运动为题材，描写的同样是革命与恋爱的故事。前篇女主人公美琳，天真善良，有理想，不满现实，她与作家子彬爱慕并同居，子彬却是个不求进步、关门写作、嘲笑攻击普罗文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革命潮流冲来时，美琳觉醒了，她不满足悠闲、高雅的安乐窝，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抛弃了新式太太的生活，投入工人运动。后一篇的女主人公与美琳恰恰相反，她的名字叫玛丽，是个自私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她不顾一切地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与革命青年望微结合。两人之结合，也是真正互相了解的开始，根本道路的不同使他们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终于互相抛弃。
三部小说都是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知识分子为典型，描写他们在大潮流的冲刷下，政治态度、思想感情的变化与对立。丁玲热情地塑造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形象韦护和望微，尽管他们身上仍然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和气质，这也是真实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表现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的忠诚，这是十分可贵的。
丁玲、胡也频夫妇在创作上很有成就，名声一天天大起来，但生活始终清贫如洗。他们办刊物欠下不少债，为此不得不变卖家具、典当衣物，改换低一等的住房。1930年春天，胡也频为了还债，曾一度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在那里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普罗文学，一个多月以后丁玲也赶来。可是不久，山东省当局通缉胡也频，他们又被迫于五月离开山东绕道青岛回上海。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黄浦江穿过历史的峡谷，无声地流着。它在白色恐怖中，从黑夜走向黎明。回到上海后的沸腾生活是令人难忘的。丁玲后来回忆道："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并且在由王学文与冯雪峰负责的另一个暑期补习学校教书。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这一时期我们生活过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苦都严肃……十月革命节的那天，我进了医院。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九、十点钟的时候，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他说'光明不是在我们的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他是为同情我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我没有问他。总之，他很激动的哭了。可是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晚上他没有告诉我什么，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胡也频的政治活动日益频繁，党组会有时就在他们家里召开。也频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丁玲记得一个工人来过他们家，像熟人一样，他教她唱《国际歌》。丁玲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
此时，这两个年轻的革命作家，在黑暗中经过一段大胆的探索之后，思想前进了，感情升华了，他们彻底摆脱掉痛苦仿煌的重围，看到人生的曙光，信仰化为明丽的朝霞，照耀着前进的路。
胡也频要去江西苏区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他们本打算把婴儿送回湖南，一同前行，但时间来不及，决定也频一人先走。
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频告诉丁玲，他要去开左联执委会。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中午，他没有回来，天黑后，外面刮起风来，他还没有回来。一天，两天过去……丁玲十分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她内心痛苦地呼喊着："我要救他，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她四处奔波，组织、同志、朋友也在多方营救，但毫无结果。
这一天，2月了日，在龙华牢狱。白天，胡也频给妻子写好了一封信，告诉"年轻的妈妈"，他在牢狱里的生活情况，并表示不会让青春在狱中白白度过，他要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坚持写作，要她不要脱离左联，鼓起勇气，担当一时的困难……署名是"年轻的爸爸"。可是到了夜晚，胡也频没有料到，被捕的人们都没有料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黑幕把他们二十三颗充满希望，充满理想的生命裹走了。
2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优秀的左联革命作家胡也频、李伟森、柔石、冯铿、殷夫及其他革命者共二十三人，饮弹倒在龙华的荒野上……
不幸的消息传来，丁玲不能自已地痛哭，疯狂地痛哭起来。她"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悲痛之中，丁玲渐渐意识到，要挺起腰杆，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问题横竖是一样的。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在危难时刻，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倔强坚定。她把刚满三个月的婴儿送回湖南老家，又奋不顾身地投入更残酷的斗争。
她曾找过党中央领导张闻天，要求到苏区去，但组织上考虑，丁玲负责左翼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适。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进步刊物屡遭查禁，左联书店被封闭，丁玲毅然挑起了创办《北斗》的重担。
丁玲的工作受到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持，鲁迅借回答《北斗》杂志的询问，发表了《答（北斗）杂志社问》，并为《北斗》翻译和撰写过许多文章。瞿秋白写杂文是从给《北斗》写稿开始，井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论文与翻译作品。冯雪峰、阿英、周扬、夏衍以及谢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著名作家，都在《北斗》上发表作品。著名诗人艾青的第一首诗也是在《北斗》上发表的。《北斗》还积极参加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经常召开读者座谈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从中发现培养了不少文学新入和工农作者。
斗争把丁玲锤炼得更坚强、成熟。她不仅写文章，办刊物，还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
1931年5月，她到光华大学讲演，题目是《我的自白》，6月又去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讲演《死人的意志不在大家身上吗？》。
"九·一八"事变后，她参加了上海反日大同盟的游行示威，还化了装，穿起皮大衣、高跟鞋，为贴标语的同志放哨。她曾一度上前线参加救护慰劳工作。
12月9日，丁玲与文化界夏mian尊、周建人、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二十多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她与楼适夷等人参加中国著作者协会。
2月3日又同鲁迅、茅盾等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二八"事件。
这年春天，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饭店，瞿秋白参加了丁玲及田汉、叶以群、刘风斯等人的入党仪式。丁玲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只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家是不满足的。我要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瞿秋白曾说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上"。赞颂了她对革命的赤诚和追求。
下半年，丁玲接替钱杏chen的工作，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
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丁玲穿起布旗袍，平底鞋，到工人中开展工人通讯运动，她还到"大世界"旧书摊做社会调查。
为工农代言
广泛的社会活动，与工农大众的接触，开阔了丁玲的眼界。她不再只关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表达他们的苦闷和追求，她的渴望又产生了新的飞跃，那些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成为她更为关注的对象，她描写他们的苦难和斗争，表现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和成长。那些故事也不再只是发生在学校、家庭、书斋，表现个人之间感情上的纠纷和矛盾，而是推向更广阔的天地。此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丁玲，用她成批的优秀作品自觉地参加到人民斗争的行列，为文坛带来新的气息。这时期的作品有《田家冲》、《水》、《法网》、《某夜》、《消息》、《夜会》、《诗人亚洛夫》、《奔》等十几个短篇小说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
中篇小说《水》是丁玲创作转换方向和内容的重要标志，她的发表正如茅盾所说："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茅盾：《女作家丁玲》）这在整个文坛都有重要意义。
丁玲本打算写一部三十万字的传记体长篇小说《母亲》，描写湖南小城市和村镇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大革命直到农村土地运动几十年中几家豪绅地主的没落变迁和多种人物的发展变化。1932年丁玲写完小说的一部分，发表在6至7月份的《大陆新闻》上，但不到十天，刊物被迫停刊。这年9月，丁玲又应约继续写作，她改变原订计划，准备写成三部曲，分三部出版，但没能完成计划，她就被捕了。已经发表的八九万字的《母亲》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年轻的寡妇遭遇的层层苦痛和压迫以及她冲出封建大家庭，走向自立的觉醒与反抗的过程。
丁玲在创作上实践着革命文艺的方向，这和她的文艺观是密切相关的。
1932年1月20日她写了《关于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论文，发表在这一年的《北斗》二卷一期上（后收入《丁玲选集》改题为《关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论文明确表示了她的十点意见，即"不要太欢喜写一个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又追求又幻灭的无用的人，我们可以跨过前去，而不必关心他们，因为这是值不得在他们身上卖力的；不要凭空想写一个英雄似的工人或农人，因为不合社会的事实；用大众作主人，不要把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从行动上具体的表现出来；不要用已经用泛了的形容词，不要摹仿上海流行的新小说；不要好名，虚荣是有损前进的……"
丁玲经过艰苦的跋涉，爬过了一个高度又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丁玲在变，她所理解的人，体会的人，她所写的人也在变，现在的"丁玲"离过去的"丁玲"越来越远了。她现在作品中的工农大众与过去作品中苦闷的知识分子不是也离得越来越远了吗？丁玲终于创作出了新小说，成为新作家。
关于这段创作，丁玲说："我生在农村，长在小城镇，对下层工人、农民并不十分熟悉，我写他们，拿他们作主人公，但却是想象出来的。《水》里的农民，没有血也没有肉，它之所以有影响，不是因为写得好得很，而是题材的问题。《水》突破了一般作家喜欢写的个人苦闷等等，我真正写得有血有肉，是在到延安以后……"丁玲分析她这段创作的局限是客观的、正确的。那时期，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丁玲无法彻底地深入到工农生活与斗争之中，尽管她的心灵承担着千千万万工农的苦乐，有强烈表现他们的愿望，但缺乏工农生活与斗争的真情实感，因而作品中有的人物存在着概念化的现象。可贵的是丁玲仍然在继续前行，在困难、动乱和惊险中，她像一团火一样充满了热情。
丁玲多次躲过特务的盯梢抓捕，有一次她到湖风书店，还未走进，里面已坐满特务，在浇板工人的保护下，她才得以脱身。
在丁玲的社会活动和创作再要向前突进的时候，反动派对丁玲的存在不能容忍了，他们又一次向她恶狠狠地扑来。
1933年5月14日，丁玲离开正风学院，一路上满脑子装着文学座谈会上热烈的发言，而一群国民党特务正在她家等着她。
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丁玲，押往南京，封禁了她的全部著作，激起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强烈愤慨。左联与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营救委员会，发出宣言。左联的宣言中说："丁玲是中国特出的女作家，是新中国文艺最优美的代表者。为知识和文艺光明的斗争在她的作品中反映得很明白。她的作品最近已达到一个有计划的成熟时期，但不幸又受了这样的毒辣的打击。"
鲁迅得知丁玲被捕，在6月25日、26日致增田涉、王志之的书信和一些谈话中，对国民党迫害丁玲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气愤，当传来丁玲遇害的消息时，他奋笔书写《悼丁君》一诗，感叹"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鲁迅建议马上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要在各大报上登广告，大事宣传。《母亲》出版后，鲁迅还亲自安排稿酬寄到丁玲母亲手里。
丁玲的被捕，震动了文化界，一些左翼报刊和出版社先后刊登和出版丁玲的文章和作品，不少人写了悼念她的文章。
1933年至1936年，丁玲被监禁在南京，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她的心始终向着党，向着人民，她没放下笔，仍然坚持写作。1936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丁玲的《意外集》，其中《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的生活》、《团聚》等短篇小说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这些作品都是描写底层人民的苦难。作品既能被国民党检查机关通过，又有社会意义，是不容易做到的。
丁玲在自序中写道："有些熟人知道了我幸而还活在一个角落，又不十分明了我的心情，总是设法传递了一些好的督促来，说，你要写呀，或是你莫让人疑心你是完结了，你要起来，要提起你那支笔！这些都只有使我难受，然而结局我也就勉强的在极不安和极焦躁的里面写下了一些，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几篇。又特别审慎着'技术'。我要告诉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一个集子，我简直不愿看第二次。你看，《松子》是那么充满着一片阴暗的气氛；而《一月二十三日》呢，算是一个摄影镜头了，东照照，西照照，中心点呢，没有；还有《团聚》，更是……
我实在不希望读者花钱来买我这本书，我汇集起来不过是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纪念。"
敌人企图扼杀丁玲和她的创作，但是她还在顽强地写，尽管作品充满了忧愁和哀伤。
飞向自由天地
1936年春夏之交，大地昏暗、沉寂，一片肃杀景象。丁玲犹如一只离群的孤雁，在风雨中寻找北去的雁群。她不徘徊，不困惑，一心向往着红星照耀的地方。
丁玲躲过特务的监视，先后从南京到上海、北京等地，通过鲁迅、曹靖华、冯雪峰、张天翼等人的帮助，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为了轻装，她毅然把六岁的祖林和二岁的祖慧送回湖南老家，交给饱经沧桑的寡母抚养。为了筹置路费，她赶写文章，交给出版社印行。
丁玲到达西安时，正值秋天。她的心中充满了秋收般的喜悦。她暂住在一个名叫冯海伯的外国牙科医生家里，无法公开露面。在冯海伯家里，丁玲见到了斯诺和史沫特莱，他们痛快地畅谈了一个晚上。
在西安，丁玲得知鲁迅病逝的消息，万分悲痛。当即以"耀高邱"的署名给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发去了唁函：
"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的心头"，"我两次到上海，万分想同 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 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达说 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 拼命努力来纪念着世界上一颗殒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 一颗巨星！"
11月1日，丁玲离开西安，奔向红色根据地——保安。这一长途奔波，完成了她生命里程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为她一生的追求和向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找到了心安理得的归宿。从此，她在新的土地上扎根，在新人中成长。
一踏上自由的土地，丁玲这颗饱经忧患的心，感到极大的欣慰。她伸出双臂热情地拥抱新的生活和与她的前半生所熟悉的面孔极不相同的陌生人。这里有从南方来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也有怀着崇高理想从祖国各地聚集来的知识青年；还有饱经苦难，刚刚摆脱封建压迫的劳苦大众。她对自己，对不幸女性的爱，对死去的烈士和无辜孩童的爱，对祖国——母亲的爱都凝集在这些人身上。
丁玲到达保安后，人们用简单、也是隆重的礼节欢迎这位远方归来的赤子，在一间大窑洞里，为她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出席了晚会。今天，丁玲回忆这段生活时，仍然是那么情意绵绵："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丁玲：《写在（到前线去）的前边》，《汾水》1979年11期）后来丁玲又一一走进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领导人的窑洞拜访作客。当时毛泽东曾问她："丁玲，你打算作什么啊？"丁玲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当红军。"毛泽东告诉她："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丁玲听到后，心都飞了。不久她便随红军去了陇东前线。
临起程的那天早晨，参谋部为丁玲送来了二匹马。这匹马，有一只脚是跛的。到了前方，任弼时又送给丁玲一匹枣红色的草地马，这时丁玲第一次尝到骑马的滋味。当时她并不懂得有马的好处，所以没有随身带着马，很快就将这匹马留在前方了。丁玲经常随着部队昼夜兼程行军，她欢欢喜喜地跟着红军队伍，一天走六七十里。脚打泡了，就学老红军的样子用根线沾点油穿过去，第二天照样走。丁玲和另一位从白区刚来的小汪，常常被管理员误解，说他们是没有建制的兵。部队宿营时，不给他们号房子，他们只好住在伙房和马号里。开饭的时候，也常常忘了给他们发干粮。对这些丁玲并不在意。在红军队伍中，她自得其乐，还经常四处串门；和陌生人谈话，十分惬意。
到了庆阳以后，丁玲便跟随红一方面军一军团，聂荣臻是政委，左权是代理军长。在这些优秀的指挥员中间，丁玲得到了倾听他们讲述红军战斗故事的机会，红军将士那种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她。《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就是根据左权的口述，丁玲写作的一篇记述红军战斗的散文。
在庆阳，丁玲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用电报发来的欢迎词，词名为们《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这首热情洋溢的词，赞颂了这位颇有名气的女作家。电报是由红一方面军转交给丁玲的。1937年初，丁玲回延安时，毛泽东又亲自写录了全文，送给她。今天我们有幸能看到这份珍贵的资料，还得感谢胡风。1939年陕甘宁边区一度紧张，为了珍藏这份史料，丁玲当时便把这首词及其它一些稿件，一并寄到重庆，委托胡风保存。
这是历史的见证。"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记录了丁玲所跨越的时代，说明了人民欢迎她，革命需要她。
在解放区，丁玲像一只雄鹰展翅翱翔，深沉的思索，坎坷生活的磨练，培育了这位勇敢女性的生活观。"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顿下来。"（丁玲：《三八节有感》，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文艺》，1942年3月9日）
1937年春天，丁玲陪同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又问她：你还打算作什么？丁玲仍然回答：还是当红军。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并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后方总政治部罗荣桓，指定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这段时间虽短，却对她以后的工作有着极大的意义。她学做群众工作，从这里开步走，毛泽东曾告诉她，首先要认识人，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
从此，她便在新的战场上，开始了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她和成仿吾一起在苏区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丁玲任主任。她在《红色中华》副刊创刊号的刊尾随笔中说："战斗的时候要枪，要子弹……去打毁敌人"，"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为扩大宣传，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党的指示，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工作，九月底，丁玲、吴奚如带领全体成员徒步经延安渡黄河到山西，在山西逗留六个月，途经十六个市县及六十多个村庄，辗转三千余里。1938年她又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国统区陕西潼关、西安等地进行宣传演出，共活动了四个半月。
西战团走到哪里，抗日火种就撒到哪里。他们每到一地，就在那里搭起舞台进行演出。当时有一位作家，曾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住过几天，他十分感慨地对丁玲说："你就这么天天行军，搭舞台，拆舞台吗？"丁玲就是那么单纯地、神圣地、愉快地同一群年轻人，天天行军，搭舞台、开会、讲话、演戏、唱歌、访问、写剧本……这是丁玲过去从不曾想也从未做过的事。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还团结和带动了一大批颇有才干的文化人，如塞克等。在工作中，丁玲非常注意发挥这些人的特长，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也会对他们提出诚恳的劝告。他们常是愉快地说。"说得好！说得痛快！"
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时，她主编了一套《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由西安生活书店出版，全书约十来册。团里的通讯组还以战地社名义，编印了《西北文艺》若干期。
丁玲在西战团的团员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人们尊重她，不仅因为她是一位早已在文坛上负有盛名的女作家，主要是因为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是一位不畏艰险的勇敢的斗士。书店向读者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一文中写道："丁玲女士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女战士之一。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她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在山西等前线，作艰苦的斗争。她们这种为国效劳的精神实使我们感奋。本书的内容，就是他们在战地的各种工作各种生活的反映。这里面有血有肉，可歌可颂。"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结识了陈明。这位"-·二九"运动锻造出来的共产党员，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具有出色的群众工作才干。他当时是宣传股股长，协助丁玲做了不少工作。共同的事业，亲密的合作，使他们灵犀相通，结为伴侣，相扶相搀，直到丁玲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新闻记者，编《解放日报》副刊，进马列学校，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仅是她在延安生活近十年的部分记录。更大量的时间，她生活在群众中，心与战士、农民相交融，她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双脚完全移向了工农大众。这是丁玲一生中很可贵的、很幸福的时代，也是她创作实践的一段黄金时代。丰收的硕果，来自辛勤的耕耘。这期间，她写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入伍》等小说。这些作品血淋淋地揭露了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表达出人民的抗日要求；细腻地描绘了知识分子在新天地里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丁玲以对工农群众的现实主义描写，代替了她三十年代对于人民大众生活的偏于意念的表达。
这些作品后来也像丁玲本人一样，在褒贬毁誉之间升沉。小说中的主人公——乡指导员、贞贞、陈老太婆、陆萍等人，也跟丁玲本人一样被人批判和践踏过，今天，他们又像山土的文物一样，仍然清晰地刻着时代的印记，深深地留下了丁玲在铺满荆棘的路上走过的带血的脚印。
丁玲从上海亭子间来到艰苦的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这一段漫长的路是"用两条腿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它记载着作者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的痛苦磨练过程。丁玲回忆道："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丁玲：《〈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正如冯雪峰在们丁玲文集）后记》中所说："这些作品可以作为作者对于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
杂文《三八节有感》也是同期作品。她从关心妇女社会地位出发，就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列举妇女所遇到的各种思想障碍，并提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要有健康的身体，进取的精神，思索的习惯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她从自己半生的经历中领悟到并告诫妇女们："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韧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丁玲：《三八节有感》）
这篇杂文反映了在延安妇女问题上存在着的某些真实情况，作者的态度是积极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忽略了延安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们的思想实际。
在解放区，丁玲创作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写了大量的歌颂新人新事的通讯报导。如《到前线去》、《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彭德怀速写》等。
1942年，丁玲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她思忖着如何写好工农兵的问题。胡乔木对她说："你到工农兵中去吧！可以多写些通讯报导，多写些短文章。"同年7月，为纪念抗战五周年，朱德约了几位在延安的作家到总司令部所在地桃林去看电报，朱德说："这里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请你们看吧，看了好写。"丁玲本不赞成作家没有生活，仅从文字中摄取材料来写小说的，但在那里读了两天后，前方的英雄事迹，确实是感动了她，她连续写了《十八个》、《万队长》、《二十把板斧》（已散佚）等作品。
1944年以后，丁玲到边区文协从事报导写作，写了《三日杂记》。后来延安召开边区合作会议，会上，丁玲被丰富的素材所感动。不久，又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田保霖》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请丁玲和欧阳山去吃晚饭。在晚餐桌上，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不久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向大家说："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兵。"
鼓舞和鞭策使丁玲迈开了新的脚步，她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紧张的采访活动。在杨家岭，她访问了从前线归来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刘伯承给了她明确的指示和具体的帮助。丁玲说："他表现出来的才智、细致，对于干部的爱护，对人民的负责，更给了我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丁玲：《写在（到前线去）的前边》）
她还访问了蔡树藩、杨秀峰、陈再道、陈赓、陈锡联等人。他们都很健谈，提供了丰富、动人的材料。丁玲坐在窑洞的黑角里，一手扇着扇子，一手写成了《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她高兴得一边写一边笑。
这些朴实无华的作品，表现了丁玲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她犹如一个高超的画家，或轻描淡写，或酣畅淋漓，绘制了时代的画卷。
在桑干河上
"这些人真使我感动，我不能不深情地望着他们，心里拥抱着他们，而把眼泪洒在这难走的乱石涧上，洒在这片土地上。"（丁玲：似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自序》，《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1945年初秋，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于9月离开延安，徒步经晋绥解放区，年底抵张家口。她本来要去东北，因内战中断交通，只好在张家口停脚。人走进阔别多年的城市，情感却仍停留在老解放区的农村，连做梦，她都想再返回那些"土包子"中去。1946年夏天，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丁玲的眷恋之情有了新的寄托，她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她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乡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们挑这挑那，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丁玲总是去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熟悉人。当她从张家口撤退时，一幅土地革命的壮丽图景，已在她的头脑中描绘出来了。她说："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豚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上改中活动着的人们。""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丁玲：《〈太阳照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当她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已经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11月初，便全力投入了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厉害，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间，才能入睡。每当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像火线上的战士冲锋陷阵那样，坚持着写下去。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完稿了。
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从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上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国土改会议以前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翻身过程；小说通过华北地区一个村子土改运动的真实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显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丁玲在创作小说中的人物时，立足于现实，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影印生活中的某一，一真人。黑妮这个形象即如此。丁玲说，她开始在怀来搞土改时，一个地主的侄女长得很俊俏，曾在她住的院子里闪过一下，她向周围的人打听，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难，却被村里一些人视为异己。丁玲虽然再也没有见过她，但她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中。丁玲以最大的同情塑造这个孱弱的女性——黑妮。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广阔道路。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使丁玲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坛上得到了较高的赞誉。1957年以后，这本书跟着丁玲同样遭到了不公正的贬抑。
欢欣、忙碌，忘不了歌唱
1949年，丁玲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二十多个春秋，在风浪的冲击下，她更加坚定、纯真，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联常委、《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等职务，倾尽全力完成党交给她的工作任务。
她曾作为中国作家和中国妇女的一名代表，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积极奔走。散文《旅欧散记》等作品，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她这一时期的活动和见闻。
新中国的明媚春光，热情、开朗、忘我劳动的人们呼唤着她，她决心用深情的笔墨描绘和歌唱她多年来梦寐以求，为之斗争的新生活。虽然事务缠身，她仍然写下相当数量的评论、杂文，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时代中来》和《到群众中去落户》两个集子中。其中有宣传阐述党的文艺政策的演说和论文，有关怀作家成长的书信和报告，有缅怀革命烈士，歌颂英烈们丰功伟绩的纪念文章，也有歌颂中苏、中朝人民友谊的篇章。
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压肩，仍尽量找时间到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写下了一些优美的散文《粮秣主任》（1953年）、《记游桃花坪》（1954年）等。这些作品同样注重写人、写人的命运和人的内心，感情炽热，艺术手法精巧细腻。
在逆境中——不忘人民
丁玲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除她优秀的作品，为祖国解放而战的奋斗精神外，还有一点，即她遭受到罕见的不公正的待遇后，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着不忘人民，执著信仰、不懈奋进的可贵精神。
1955年，她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头目。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又把她定为大右派。她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连同在延安写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写的《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一并成为反党大毒草，她本人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成了中国文坛上昭著的"罪人"。
消失了的丁玲，到哪儿去了？
她在人民中间生活，在北大荒劳动。
"对于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她都能充实和丰富自己"。（《庐山访丁玲》、《解放日报》1980年8月7日）和一般常人的想法相反，丁玲认为到北大荒不是充军、劳改。她拒绝留在北京，要求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她说："我是个作家，不能离开社会，不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孤独地写作，否则，我一定会苦闷。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嘛，我就在新的环境中做一个更扎扎实实的共产党员！"行前曾有人劝她，改个名字吧！免得不方便。"丁玲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再大的风浪也顶得住，没有什么了不起。"语言铿铿，铁骨铮铮，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
从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妇带着"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二年，先后在汤原和宝泉岭农场养鸡、养猪、种菜、锄草、扫盲，搞家属工作。她干什么都干得很出色。
丁玲到汤原农场后，遇上农垦部长王震视察工作。王震关心地让她当文化教员。在畜牧队，丁玲的扫盲成绩名列前茅。"还是老丁的队扫得最好。"——扫盲对象争相传颂她的先进事迹。她在生产队出墙报，一点也不马虎。为了画好墙报插图，她托人从外地买来不少绘画参考书，这些书放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在农场，她还是个有名气的养鸡能手。
十多年来，她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老共产党。她实心实意地接受基层干部的领导，也开诚布公地提出对工作的意见，认真细致地帮助干部做群众工作，她成了基层干部的助手和参谋。
在农场，她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杜晚香》中的主人公，就是丁玲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丁玲将对她的了解和感情写成一篇散文，小心地珍藏在帆布箱子里，坚信在自己在世，或女儿、儿子、孙女、孙子时代总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丁玲、陈明夫妇，用自己的言行，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热爱，他们不再受人歧视，与人们平等友爱的相处。她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了解和熟悉各种各样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典型，一条条新的生命，在作家的脑海里跳动，涌向笔尖，落在纸上。她废寝忘食，起早睡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着创作素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已写了十万字的生活记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及若干短篇共十几万字也写就了。可惜在浩劫中，它们都已荡然无存。
1966年，空前的灾难席卷了全国，一个普通人尚难幸免，更何况丁玲。对她的批斗和折磨步步升级，暗斗、单独斗、住牛棚、数不清次数的抄家……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摧残，经济生活的困顿，没能把她压倒，她像一株独立支撑的大树，迎风傲雪。
永不熄灭的爱情之火
"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丁玲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
陈明和丁玲手攥着手，肩靠着肩，在生活的深渊中经受了委屈和苦难，走过了极其艰难的里程。
到北大荒后，丁玲远离儿女，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陈明。他们共欢乐，共苦痛，再苦再累，只要两人在一起总是甜蜜的。到汤原农场后有段时间，陈明到百十里地以外去修铁路，丁玲一个人留在家里。每到星期六陈明要扒上拉煤的火车回来看望丁玲，下车后还要走几里路，待他到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丁玲为他做好了晚饭，两个人围着小桌边谈边吃，直到深夜。第二天早晨，陈明跑到几里地以外为丁玲挑上足够吃一个星期的清水。丁玲坐在那里不是写上几段发自内心的文字，就是画上一幅流露出无限爱慕和喜悦之情的画像，再取上一个名字"农工回来了！"然后两人一起动手做午饭，饭后，陈明带着幸福和辛酸，又回到了工地。多少次这样的分离，多少次分离后的团聚，无论分离还是团聚，两颗赤诚的心永远在一起跳动。只有在逆境中，才能领会到这种生活的甜美。
1961年，陈明被摘去了"右派"帽子，1963年有关领导让他回北京安排工作，丁玲也可以一同回京，但他们拒绝了，与其到北京受监督，不如留在农场"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丁玲、陈明都进了牛棚，两人连互相凝视一眼的短暂机会都没有了。为了给丁玲送去力量，陈明常乘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给丁玲扔去揉得皱巴巴的纸团，或是一个破火柴盒，一张枯干的苞米叶子，上面写满了只有丁玲才能认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些用特殊材料写成的"情书"，是丁玲生命的甘泉。她常常偷偷地拿出来抚摸，低低吟诵，陈明那些深情、希望和有力的话语，在她寒冷的心中点起了生之火把。
"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 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 万珍重。"
这些奇特的书简，可集以成册、成书，可惜当丁玲被戴上手铐那天，当丁玲被脱光衣服搜身那天，这珍贵的财产被当做废纸毁弃了，她的苦苦恳求，怎么也感动不了那些铁心人。但，这些书简是属于丁玲的，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已刻在丁玲心中，伴随着丁玲走完了人生的历程。
孤寂中的梦幻
1971年4月，丁玲开始了孤寂的铁窗生活。她和陈明被分别关进一所北京附近的监狱。完全与世隔绝，一个月放一次风，没有笔也没有纸，什么东西也写不成。她痛苦极了："孤寂，无穷无尽的孤寂，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尝过这种孤寂的滋味。"她隐约感到，这是她一生面临的最大考验。她暗暗告诫自己，不管怎样，都不能让自己的精神垮下来，不、对未来失去希望。她害怕自己将来变成哑巴，常自己和自己说话，一首一首地背诵唐诗。为了不使自己瘫痪，她利用斗室，想法增加活动量，顽强地锻炼身体。她把看完的《人民日报》团成一个大大的纸团，称之谓自制"篮球"，一个人往墙上扔，每天反复数百次。看守员用十分惊疑的目光揣测着丁玲奇怪的行动。在狱中，她有过不知多少次天真的梦幻，盼望有一天，会有好心的看守员对她表示同情，替她送来一张陈明的条子。她一天天等待着，盼了一千七百个日夜，在闪动着希望的火花中，熬过了漫长的五年。
1975年5月，丁玲夫妇获释了，被秘密送往山西长治滴谷寺下的嶂头村"安家落户"。这是个偏僻的山村，她的心在这里得到了暂时的安慰。每当黄昏时分，夫妻俩漫步在山村小道上，生活得倒也悠闲。她生活在蟑头村，好像又回到了暖水屯，回到了张裕民、刘满、董桂花的身边。那颗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心，那支为人民代言的笔，又催她重新上阵。她克服了衰老、多病带给她的困难，从头开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她时而伏在桌子上，时而倚在墙边；人们还时常见她胸前平端着一块二尺见方的木板，木板上有四个洞眼，系上两条带子，套在她的双肩上。这是陈明为她写作而专门设计的，她常常在腰疼得不能伏在桌子上写字时，用上这块写作板。
在嶂头村，丁玲仍然戴着"右派"的帽子，而且又是陌生的地方，但她的朋友之多却不减当年。陈明经常教邻家的儿童唱歌，说快板。每逢春节，他们给各家各户送去大红纸对联。有的人晚上还常常集在他们的屋子里说真心话。
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丁玲的右臂抬不起来，好几位医生看了，都说没办法。一位搞农业技术的大学毕业生，业余钻研针灸，经常给老乡治病，从朋友那里知道了丁玲的病情，每次回家，都为丁玲扎针。他家离丁玲住的村子十余里，来回三十多里，走得满头大汗，仍不顾风险，坚持为丁玲治病。他说："你们说她是右派，我不相信。我自己有眼睛，有思想，我读过她的作品，我认为她不是右派。现在她的右手有病，不能写作，别人不管，我来试试。"丁玲又回到人民中间来了，她那颗沉寂的心渐渐地恢复了生气。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了，丁玲陷入极度痛苦中，但伟大的"四五"运动像春雷一样惊醒了她，她要奋起在自己的余年为人民谱写新的篇章。
博大的胸怀——永远朝前看
几十年的曲折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丁玲成为一个经得起苦难，又经得起委屈的坚强的人。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像丁玲这样仅仅因为写了一些文章，竟遭到如此厄运，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是少见的。1979年以后当丁玲的错误结论全部推倒，她又以一个老革命、老党员、名作家的真实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丁玲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呢？她对亲人——没有眼泪和悲伤；对党——没有抱怨。她只反复地说一句话："我现在要是六十五岁就好了！"她刚到北京不久，住处还没着落，家还未安定时，就和陈明一道跑到桑干河畔的温泉屯，看望当年的老朋友。
当丁玲又活着再现在人们面前时，许多人惊讶，但更多的是庆幸。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一张张熟悉的、陌生的面孔，登门拜访。这些人中有丁玲当年的老战友、老朋友，有在苦难中保护过丁玲的老农工、小姐妹，有老老少少丁玲的崇拜者，还有远涉重洋的国际朋友，海外作家。不管是谁，丁玲总是热情接待，用她那不多了的剩余时间和人们谈心、交心。她总是袒露胸怀，充满信心地对人说："过去的老帐不要计较了，不要去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
一个读者在来信中写道："您离开历史二十三年，但历史没有离 开您；您离开读者二十三年，但读者没有离开您。"
丁玲从大家安慰的话语中，从人们敬慕的眼神中，看到了人民对她的期望。她说："严肃的责任感使我顽强地活了下来，严肃的责任感，又催我向前，去反映生活，反映时代。"
丁玲是一个永远想着人民，永远朝前看的人。当她告别沉痛的过去的时候，她不愿意再回头去写自己的哀伤。她的《牛棚小品》发表后，有人劝她，还是多写一写你自己吧！你的一生就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小说。她爽快地回答："写自己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我自己毕竟不重要，还是写活在我脑子里的那些老百姓，那些给我以力量，给我以光明的普通的人！"
丁玲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深知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她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日夜不停地写作。为了怕被别人打搅，常常在早晨二三点钟起床，一直写到清晨八九点钟。她刚刚做完癌症手术，肿胀的手还没有复原，就又执笔写作了。
丁玲在报刊上发表了近二十多万字的文章，其中有散文《杜晚香》、《牛棚小品》（三章）、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部分章节等。
丁玲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在北大荒、山西长治，只要稍一安定，她就继续写。但多灾多难的丁玲在她身强力壮的时候，竟没有完成这部长篇巨作，只好在白发满鬓，身衰力竭的晚年，拼力实现这一夙愿了。
这部小说写的是1946年秋天华北农村士改以后的故事。在八路军主动撤走后，敌人重新还乡，村上只留下几个新党员坚持斗争，直至胜利。全书原订写八十章，因担心健康状况，拟压缩成五十章，约五六十万字。
1979年11月，丁玲抱病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作了题为《讲一点心里话》的发言，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
丁玲在五十多年坎坷写作生涯中，和人民的心贴得更紧，更紧；和人民的结合也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她深感幸福和欣慰。
最后的岁月
"生命的白天已经过去了，黄昏已经到来"，丁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弥补逝去岁月的损失，也为了珍惜未来有限的时光，她忍受着多种疾病的折磨，超出了一位老人所能承受的负荷，国内、国外，大江南北，"马不停蹄"，用生命的余辉编织着多采的人生画卷。
1980年，中共中央批准关于丁玲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政治名誉和工资级别。陈明的奔走，丁玲的呼号，终于有了结果，她卸下了大山一样的沉重包袱，但丁玲没有就此停步，安度晚年。1981年7月，获得自由后的第一站是北大荒，她要重新踏上那块黑土地，去看望在绝境中给她以生的希望的农工朋友。她先后访问了曾经生活过的普阳农场、宝泉岭农场以及周围的几个农场。见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片片紧张收割的麦田，丁玲开怀大笑，终于圆了晚年的梦。北大荒是她流放、充军的地方，这里给她留下了许多难以抹掉的痛苦的回忆，但丁玲还是想念北大荒，这里同时也给了她生的勇气及人世间最美的感情。丁玲离开北大荒时，曾深情地对北大荒人说：争取时间，把手里的两本书写完，再回北大荒来看看你们……
8月29日丁玲应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邀请，赴美访问。她身上残留着北大荒的麦香，心里装着北大荒人的亲情，又踏上了陌生的异国土地。丁玲与世隔绝二十多年，大洋彼岸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那里的人将如何看待自己？他们会问自己什么样的问题？她在心里暗暗地揣摩着，也微微地躁动着不安。
爱荷华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她喜欢这里环境的安宁、和谐，但更喜欢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大家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交谈，可以"用共同的语言谈不同的思想"。丁玲在美国期间，主动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访美期间，一些美国人很想听一听这个受过冤枉，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是怎样想？怎样说的？也有些人想从丁玲口中得到一些爆炸性新闻，以收到轰动效果。丁玲面对一些陌生的听众，不论是政治见解相同者，还是不同者；不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在公开场合，她总是侃侃而谈：
"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是中国人民的女儿。中国人民的艰难生活哺养着我，使我一生都跟着人民的足迹生活、工作、写作，六十多年来，可以说是见过一点世面，经过一点风雨。现在我已七十七岁，我只存一点希望：为人民战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隔绝了半个世纪的另一半球上的人要了解丁玲，丁玲也要了解他们。在美国期间，她会见了三十年代相识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尼姆·威尔士女士，还有三十年代曾在上海主编英文版《中国论坛》的伊罗生。丁玲也结识了不少的新朋友，接触了美国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她以作家的敏感，特别关注人的命运，当她无意间看到了曼哈顿街头的佝偻老人时，丁玲百感交集，纷纭复杂的美国社会在她心里投下的影子实在难以抹掉。
丁玲在爱荷华停留不到三个月，11月23日她又飞往加拿大，进行短暂的访问。丁玲是第一位由中国正式派往加拿大的作家。短短的十天，她奔赴蒙特利尔、渥太华、多伦多、威尔匹克等四大城市。1981年岁末，丁玲取道旧金山、洛杉矾、香港，回到北京。
西方世界在她心里的人和事催促她迅速地拿起笔来，散文《访美散记》一篇又一篇地连续在报刊上发表。另外，她还写了《我认识的瞿秋白》、《胡也频》等振撼人心的作品，发表了《我希望的文艺批评》、《我也在望截流》、《五代同堂，振兴中华》等论文多篇。
丁玲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曾停止写作。但她又不是一个埋头于自我天地的作家，她始终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她的创作与社会取同一步调。从美国回来后，她的脚步遍及祖国的东西南北中，从她匆匆的行程上看，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但分明又没有忘记，常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话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982年，丁玲先后赴天津、沈阳、大连、长沙及故乡常德、临澧讲演、参观、探亲访友。年底，又应云南人民出版社之约，到昆明、个旧，景洪等地访问。1983年4月丁玲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与作家刘宾雁一起赴法国访问。5月底，又赶往上海，浙江等地访问巴金，参加冯雪峰学术讨论会。1984年6月去厦门、泉州、福州等地参加丁玲创作讨论会，凭吊胡也频故居。10月去湖北武汉、葛洲坝等地。11月，已是北方的初冬季节，丁玲为了完成《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创作，又到了桑干河地区的蔚县，看望并访问了土改时的战友，老县委书记王纯。来到桑干河，好像又回到了解放战争年代，她打算着：这回可以找回一些感觉，明年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部书写完，以完成她后半生的心愿。1985年初春，丁玲又去了广西，接着从西安直奔延安，在西安、延安，她参观访问了那里的工厂、农村、学校，带着对延安的无限眷恋之情，回到北京，5月又去澳大利亚访问。
这一段时间，是丁玲创作的丰收季节，也是她生命里程上最后一个创作高峰，她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毛主席给我的一封信》、《我与戏剧》、《易俗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忆潘汉年同志》、《回忆宣侠父烈士》等。除构思《在严寒的日子里》的部分章节外，还创作了饱含辛酸，给她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本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曾对我们说："这两本书无论如何我都要写完，我写这两本书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南京和北大荒虽然都是失去自由的生活，但南京是鬼蜮的世界，而北大荒虽然有风雪，却是人间。"
1985年7月13日，丁玲终于不堪重负，因病住进了医院。这次病倒与其说是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和艰苦创作的劳累，不如说创办《中国》文学双月刊的无限烦恼，使她难以承受。《中国》文学双月刊的诞生是丁玲文学生涯的又一辉煌，也是她生命的归宿。丁玲从1984年开始筹办《中国》文学双月刊，同年11月28日《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招待会召开，直至1985年春天，《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号问世，花费了多少心血，有谁能算得清呢？申请刊号、编辑部的人事安排、找经费、找房子，到刊物组稿、印刷发行无一不渗透着她的苦心。创刊号上刊载了她亲笔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她不顾疾病缠身，亲自去采访一位普通的青年改革者，不正是体现了她自己对改革的献身精神吗？一位八旬高龄的老人去创刊并主编这样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实属罕见。她为什么要执拗地这样做呢？回答自然很简单：丁玲就是丁玲。其他的解释都显得多余和累赘。丁玲和《中国》共存亡，1985年8月出院，9月又住进了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她一直关心《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工作，在医院多次召集、接待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研究安排工作，直至1986年3月4日，九死一生的丁玲，终于未能闯过这一关，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丁玲不死
3月15日，庄严、肃穆的灵堂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送的挽联、花圈；一批又一批的人流向她作最后的告别……最引起我们注目的是：丁玲身上覆盖的那面红旗。这是农工代表们从遥远的北大荒带来的，上面绣着"丁玲不死"四个耀眼的大字。"丁玲不死"既表达了北大荒人对丁玲的高度评价，也说明了丁玲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同时也代表了许许多多与丁玲相识不相识的人对她的"盖棺定论"。多么真诚、简炼、朴素的语言！丁玲逝世后，党和国家给她很高的评价，新华社3月15日在介绍《丁玲的生平》中写道：
丁玲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国内外享 有盛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 的好女儿，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中国革命 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艰苦奋斗了一生的、久经考验的革命文学家！
丁玲的逝世，许多国外知名人士也极为关注，前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驻华使馆及作家协会，还有许多外国友人，都发来了唁函，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娜的唁函是："她永远在那里！"是的，丁玲不会死，她永远在人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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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杨刚
阎纯德
火，是生命。杨刚是一团烈火，她的精神是一团烈火，燃烧在岁月的长河之中。
她的生活"像天空的手指永远挑动竖琴"，"弹着生命浓郁的音乐"
她是一位革命家、作家，是共和国纪念碑底座上一颗储满火的隧石。
我很早就知道她，但并不了解她。1979年，杨刚的挚友——著名作守萧乾，借给我好几本她的著作，还附一则小传及数张照片。于是，我便在无数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的先辈之中，真切地看到了她的身影，在积满尘埃的历史长途上，辨认出她的足迹。
一
杨刚一生走南闯北，云游八方，常无定居之所。青年时代，她在北平参加革命，中年之后，她在北京辞别人间。她来来往往，出出进进，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最长，前后大约十五六年。
她在《桓秀外传》的《代序》里说："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她说的是自己，是她革命生涯的写照。她是一位女强人，聪明、勇敢、勤奋、坚贞，但她是个女人，并非无情。她有过家庭，也有孩子；是她不爱自己的孩子，不需要家庭的温暖吗？不是！而是她把炽烈的感情、深挚的爱，给了祖国和人民，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杨刚曾用英文写过《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但她只写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片段。要了解这位忘我舍身的革命家和作家，必须从头说起。
二
杨刚的家乡——湖北沔阳，北有汉水，南有长江，那里像一个地势低洼的小盆地，水害连年，河水经常淹没那里的庄稼和村庄。民谣说："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道出了沔阳的苦难。她的家庭，就是那些穷困不堪的家庭中的一个。祖父是个秀才，早逝后，撇下二十五岁的祖母独立支持赤贫如洗的家庭。她靠日夜给人家洗衣服、修鞋补袜、织布来糊口，靠勤俭供两个儿子念书。当儿子在清末的考场上大显身手，连连获得成功时，不久，这个家庭便突然富贵起来：杨刚的伯父当了广东省的地方官，父亲做了武昌的守备，后又做过江西的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1905年1月30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杨刚便诞生在江西萍乡父亲杨会康的任所里。她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她在英文自传里说，她的父亲"总像是在以十足的镇定和威力在指挥着什么……他平时虽然沉着安详，脾气却很暴，有时会无缘无故发起火来……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他的意志顽强，当他立意要如何时，往往使人觉得他的心肠是铁做的……他可以当面申斥他的上司……"他倔强而固执，认为照别人的意见办事是可耻的。而杨刚的母亲，出身富绅，没有文化，心地善良，对人忠厚，慷慨大方，见义勇为。她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在丈夫面前，既不甘拜下风，更不屈从，不喜欢听凭丈夫的指使，即使丈夫理由充足，也不肯接受。所以杨刚的父亲常骂她"固执，不听话"，而她则责备丈夫"自私、残忍，是个无用的怪物"。她有一般女人少有的坚毅、勇敢精神。辛亥革命后，沔阳一带土匪蜂起，经常明火抢劫。这时，她便成了对付土匪的总指挥。她把丈夫和他的姨太太、孩子、女仆分批护送走。而自己则同厨子、男仆和朋友留在家里，分路把守。她性格的另一面——善良、仁慈，远近闻名，镇内外不少穷人向杨家求援，她从不拒绝，总是在吃食和衣物上给予帮助。每逢他们遇到婚丧，她更是热情相助，不等他们求上门来。后来，"慈善"引导她信了佛，于是"施舍"成了她生活的重要内容。
人，是在无意识的观察中成长的。杨刚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不仅有父母的影响，也有那些男佣女仆们的影响。婴儿时代，在她的记忆里是一片空白，比她大十三岁的姐姐使她那片空白的记忆得到了充实。中国人口之众，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世界之冠，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统治思想一直都认为女孩的降生是不祥之兆。杨刚的祖母也特别讨厌女孩，认为女孩都是"赔钱货"。杨刚说："我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女孩，祖母永远不能饶恕我，也不能饶恕我母亲……"
五岁时，杨刚上了家塾，开始了那个时代人生最初的熏陶：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古籍。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新式教科书及地理。她父亲认为，应当让孩子读些实用的西学，可是又认为新式学堂只能培养一些无法无天的寄生虫。杨刚回忆说，她父亲总是非常严厉地要求孩子们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而禁止他们去做想做的事情。他最反对读小说，不仅《红楼梦》、《西厢记》不许读，连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在被禁之列。
1911年，杨刚回到沔阳家乡，继续在家塾学习。那时老师有绝对权威，可以任意处罚孩子：饿，打，跪石头，不好睡觉……杨刚的头就被老师打破过，淌了一脸血，但她并没有得到同情，母亲说："谁让你不听老师的话？你这是活该！"这冷酷无情的话，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习俗对母亲束缚的结果，实际上，作为母亲，她心里未必不痛。关于杨刚的私塾生活，1931年她用英文写的自传残稿《童年》中有一段具体的描述：
"……从六点钟起床，一直念到夜里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只 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歇口气。撂下饭碗又去念书……我们每天要 念上十八个小时的书，中间没有休息，只有夏天才准许我们中间 回家一趟，洗澡和喝绿豆粥……整天都望着塾师那冷酷、怒气冲 冲的脸，听着兄弟姐妹们挨骂哭泣的声音……我们一边念书，一 边却留意听着街上卖糖的吆喝声。门只要一响，我们就感到兴 奋，但愿不是塾师来了客人就是家人来看望我们了，这样就可以 休息片刻……所谓学堂不啻是座监牢，塾师不过是个狱吏。我们 竭力想摆脱他。挨打之后，我们就越发恨他了。"
于是，她和兄弟姐妹们，曾经报复过一位不学无术而又格外残暴的"无敌"塾师：在他的茶里投放巴豆，使之整夜泻肚不止。
父母的性格，大家庭的众生相，无穷的动乱，家塾的生活，这些便是她记忆里关于童年的主要画面。
三
杨刚原名杨季徵，1922年进江西南昌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葆灵女子学校学习，以后改名杨缤，并开始写作，笔名贞白。她学识超群，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她不爱管闲事，却爱帮助人；她不谈论芝麻小事，却爱与同学谈论政治；她熟悉各地军阀的情况：他们的实力、后台、动向，以及互相之间的较量。她发表起议论来日惹悬河，说得头头是道，辩论问题，坚持己见。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南昌的学生们也掀起了拥护北伐的热潮，她和好友廖鸿英、谭诲英代表葆灵女中参加全市学生总会的活动，上街游行示威，在街头巷尾给老百姓讲解革命道理。在班上，她还冒险带头剪掉辫子，以实际行动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是年11月，北伐军占领了南昌，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在那个难忘的庆祝集会上，她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及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之后，经市学生总会的联系，教会学校也首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葆灵女中经过全校民主选举，廖鸿英当选为主席，谭诲英为英文秘书，杨刚为中文秘书。从此，校内外的一切活动，就由学生自治会负责，凡有事情，她们就在饭厅里饭前饭后向同学们报告，征求意见，作出决定。对杨刚来说，这是一段重要的社会生活，动荡的中国社会陶冶着她，使她在不大熟悉的政治跑道上，找到了起点，并在自己尚未成熟的思想里坚定了人生的选择。
四
1927年，"四·一二"事变使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黑暗的阴影不断扩大，但光明的因素也在迅速增长。那时，南昌的学生运动和其他地方一样，虽然没有汹涌的浪潮，但6-7月间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时有罢课。葆灵女中校长易人，换成一位曾留学美国的中国人。杨刚夏天毕业。由于她平时和毕业考试成绩优秀，经学校推荐，9月免试直接进入北平燕京大学。
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苛捐杂锐，灾荒连年。中国在动荡着，人民，在苦难中。
杨刚告别故乡北上，在三哥的帮助下来到北平。古都一片杀机。但燕京大学的那片未名湖水的林荫小道却冷静地欢迎这位湖北姑娘。她在英国文学系读书。她的勤奋、聪明和渊博的学识，独立思考的性格和风度，很快赢得了美国女教授包贵思（Grace M·Boynton）的好感，并结下深挚的友谊。这时，她开始用笔名杨刚发表诗歌、散文与小说。
从1928年至1937年，杨刚基本上学习、生活、工作、战斗在北个。这是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无论是她的政治生活，还是文学创作，都是如此。在大学，她是一位活动家。1928年，她在满城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北方学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1930年4月20日，他们举行示威游行预演，大约五十名学生被捕。为了营救他们，杨刚参与组织燕大营救团体，筹措狱中同学的生活用品，时常入城集会，筹备纪念活动。整整一个夏天，她都没有休息。每天一早5点起身，一直忙到深夜，有时整天不吃饭，深夜才回到宿舍。但是，斗争就是幸福。杨刚说："生活是那样充满了工作，我感觉到了活着的价值。"
8月1日，事先筹划好的由学生、洋车夫、士兵参加的示威游行照计划进行。而后果，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但杨刚及其同志们，既不灰心，也不在意。游行开始后不久，阎锡山出动两倍于游行者的便衣侦缉队从四面八方，向这些手无寸铁的游行者袭击。杨刚的头发同时被几只大手狠狠地揪住，眼里冒出许多金星，她被捕了。但她十分镇静。当两条大汉要用绳子捆绑时，她讥笑说："你们是两个壮汉子，还需要用绳子捆我？"于是，她被投进阴湿乌黑臊臭的女牢里，后来又转到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
夜，外面黑糊糊的。审讯室里透出昏黄的灯光，传出凄惨的尖叫声——是她的同志在受刑。她心里烧着愤怒的火，上牙磕打着下牙。但她心里，又默默地祝愿他们坚贞不屈。
终于，她也被带进审讯室。但她已经拿定主意如何对付敌人。她一一回答法官的问讯，心里一点也不慌。她的回答永远不会使法官满意。法官失望地用板子使劲敲击桌子，厉声厉色地威吓，而她始终泰然自若。
在牢房里，她同其他犯人面面相觑，听着互相的呼吸或骂语；有时她趴在只有一线光亮的狱窗上，同站得很近的荷枪实弹的看守士兵谈话。杨刚说："他们几乎个个深深同情我们，并且安慰我们说，总有一天局势会改变，那时我们就会重获自由；但他们这些可怜的丘人注定要倒霉一辈子。他们祈求专制统治者的末日早早到来。"有一次，杨刚同一位到屋檐下躲雨的少年兵攀谈：
兵；你们吃大麦粥，咸菜，不三不四的汤，比我们强多了；我 们每日两遍米糊糊加水……狗，他们全是狗。我们同你们一样，也是犯人。你们还有释放的一天，我们得熬一辈子。
杨；你是干什么的？
兵；种地的。我们是庄稼人。
杨；你不能种下去吗？谁叫你当兵的？
兵：我们都快饿死了。种庄稼，什么也落不下。得交租子，交 税，还有种种捐款。真是混蛋，把命都快送掉啦。
杨：可是当兵也好不了多少呀，你们还不是等着饿死吗？
兵：当初谁知道呀！我宁可饿死也不愿意像这样给关起来挨饿，反正都是死……
杨刚毫无顾忌的言谈和行动，使得所有的同牢女犯感到恐慌。她们警告杨刚："你要知道你的案情不轻，你这样随便跟他们讲话，大伙儿都会跟着遭殃。"
以后，杨刚受审时，总是三个法官，后面站着两排荷枪的士兵，前面站着两条壮汉和一个老头儿，他们是等着毒打犯人，专门给犯人上刑的。桌前的地上放着绳子、木板、锁链和各种大小木块及叫不出名堂的刑具，墙上挂着刀和皮鞭。
敌人以轮番毒打和毒刑来检验杨刚的抵抗力，企图逼她招供。但她不是一个弱女子，死亡也不会使她屈服。
"我没什么可供的。随你们怎样吧。我既然给你们抓来了，就不打算活着离开警备司令部。"这是她的回答。
两个星期后，阎锡山的队伍全军覆没，要当总统的迷梦完全破灭，他的司令部离开了北平；于是，杨刚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出了监狱。
这次狱中的酷刑，没有磨掉她的棱角，她还是杨刚！那只是斗争的起点，一场小小的实习和锻炼。出了狱，她又回到燕大，多次参加北平党和团市委联合召集的西郊区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非常委员会的问题。她是唯一与会的女同志，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她是一个辩才。
在燕大，杨刚又呆了一年。她说："这一年，我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胄我必须全力以赴地参加斗争。能继续工作下去是多么快乐啊！"工作，这是她的人生哲学。她积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为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与潘训（漠华）、谢冰莹、孙席珍等作家往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北方"左联"虽然不像上海中国"左联"影响那么广泛、深远，作家也没有那么多，但它毕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翼，也是那个时代文学的火种和旗帜。
五
1932年秋，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结婚，还帮助二哥杨潮（笔名羊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走上革命道路。毕业前夕，她因与党组织负责人发生口角，竟导致退党（1938年重新入党）。关干这件事，她在一份自传中有过详细的说明，事情的经过是：大学毕业那年秋天，杨刚的同班党员都已经离开学校，党小组由一位性格古板、工作方法生硬的山东人负责。那时杨刚病后身体虚弱，需要时时躺下休息，不能工作，于是向他请假。这位负责人不仅不答应，还批评她"怠工"。杨刚当时组织观念比较薄弱，小姐脾气较重，就说："你们说我怠工，我就算了。我不能工作，我退党"。负责人说："没有退党的，退党就只有开除。"她受不了冤枉，气极了，就赌气说："开除就开除，我受不了这个气……"这就是她"退党"的细节。对此，她做过自我批评。但实际上这个偶然事件，只是她气盛的表现。事实是，她不仅动员胞兄杨潮走上革命道路，同时还主动影响了周围的不少人。杨显东是她的同宗兄长。一位科学家，也是在她的启发、影响下，走上了服务于革命的道路，称她为"革命的启蒙老师"，至今还记着几十年前对他说过的话："为了党的需要，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绝壁，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萧乾和杨刚于1929年相识之后，就不断从她那里得到规劝和启示，成为他一生的挚友、益友和畏友。他说："在帮助一个朋友进步方面，杨刚是一点也不吝惜气力的。我对人生远没有她那么严肃。在她眼中，我不是顽童，就是浪子。但是倘若没有结识她，我这一生弯路走得会更多的。"正是这样，在她的一生中，她总是用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之火，用自己之心去照亮别人之心。
毕业不久，杨刚到了上海，1933年春，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是年秋，应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埃德加·斯诺的邀请，回到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他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是中国新文学被介绍到国外去较早的一个译本。杨刚在斯诺的要求下，用英文写短篇小说《日记拾遗》，收入《活的中国》，署名"失名"。这篇小说是她短篇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后易名《肉刑》，于1935年发表在《国闻周报》上。
六
在人类的生活里，友谊不仅可以跨越国界，而且可以超越信仰。在北平学习与工作期间，杨刚与包贵思教授的友谊，就是这种友谊的典范。包贵思笃信宗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而杨刚则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包贵思的得意门生和朋友。萧乾感叹地说，这是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这种友谊，从三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杨刚向包贵思解释、阐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社会、政治的观点，还为她用英文写了自传。杨刚在她面前，总是大义凛然，旗帜鲜明，从不回避她们彼此信仰上的分歧。但杨刚的坦率，对事业的赤诚深深感动了她，并得到她的同情。这种"奇特"友谊，可从包贵思1952年在美国出版的描写中国的长篇小说《河畔淳颐园》（The River Garden of PureRepose）看出。小说中出现的那个中国女共产党员柳，是小说的主人公——美国女传教士简·布里斯答德的学生。柳的出身、家庭、学历、经历、思想性格里，都可以看出杨刚真实的影子，实际上有的章节写的就是杨刚，就连杨刚女儿有一段的生活安排都是一样的。小说里，柳把孩子委托给简来抚养。"七七"事变后，杨刚由于要离开即将沦陷的北平参加抗战，曾把刚三岁的女儿郑光迪寄养在包贵思家里两年。包贵思为孩子专门请了保姆，为"她规定了严格的食谱，告诉她吃饭个要有声音……见人问好，进屋之前要先叩门……后来还把她送进燕京大学附属的幼儿园。"这些，在包贵思的小说中都有反映。小说还写到柳被特务打得遍体鳞伤，又遭追捕，简如何想方设法庇护她等等。这一点，又清晰地表现了包贵思对杨刚在政治上寄予的同情。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艺术虚构，典型的创造，但包贵思的这部小说却是对中国园林艺术的研究和她真实生活的抄录。因此，在小说里柳和简的一些对话中，是可以找到一些对杨刚认识的佐证的。
出于真诚的友谊，当简问及柳在北方分手后的生活时，柳说："我没有多少可以告诉你的，有很多事我不想告诉你……你是我的老师，也永远是我的朋友。现在，我尽量像个孩子对母亲那样对待你……你应该看到，由于革命工作，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相信上帝，可我心中有我的上帝——那就是几千年来受苦受难，如今才找到一线光明的中国人民。现在，没有人能夺去我们这份希望，这希望给我们一种任何恐怖和腐蚀手段也夺不去的力量。我们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失去的江山，战后再从军阀、地主、放高利贷的，以及傲慢的外国人和他们的走狗手里夺过来……所以，你看，我一直在到处飘泊，不是坐牢就是躲在什么角落里。穿得破破烂烂，半饥半饱。但我早已不在乎这些了。和同时代的其他同志相比，我个人受的这点苦难算不了什么。"简说："听说你的爱人被炸死了，那也不算什么吗？"柳回答："当我听到那个消息时，我简直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把死的念头抛到脑后。"简又问："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吗？"柳答道："永远也做不完。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简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谈论柳："我倾听她对我们时代种种罪愆的愤怒谴责，我无可反驳。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她和她的同志们变得冷酷无情，我感到她这个充满活力的人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中。她没有一点悠闲的心情，永远也达不到恬静的境地。"读了这些，在柳的名下，我想到了杨刚。
包贵思对杨刚有深刻、准确的了解与认识，所以说她生来就是个叛逆者、探索者。杨刚投身于艰苦、危险事业的勇敢献身精神，使得这位虔诚的教徒十分敬佩。从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人道精神，进而对中国革命、革命者有了认识、产生同情，这不能不说是杨刚与她共同培植的友谊自然产生的结果。
七
抗战前，杨刚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她"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件换洗的衬衣，身无长物，一文不名。"这是包贵思留下的见证。
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这是杨刚的精神。白色恐怖之下，她毫不悲观。她是一位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也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对她来说，重要的是战斗。文学不是政治，但在那样的时代，正直的作家，总不能把创作当成消遣。杨刚的创作，既不是娱乐自己，更不是消遣别人。但她的作品绝不是廉价的口号，那是艺术的力量唤起的觉醒。离开北平南下抗战前，她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翻译出版了英国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著名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作品，写的是苦难的普通人物、革命者，有的是鞭答的力量、揭露的效果，认识的价值。尽管很惨，尽管窗上爬着黑影，但不久就是黎明。《爱香》写一个年轻的使女，她生活在辛酸和打骂之中。但她不愿自己的命运是一头被拴在磨坊里的驴，使生活磨灭自己。她有自己的意识，倔强地寻求报复。在一次毒打后，她想着自己的身世，推测着自己的前途："既然生命的本身就是自己的仇敌，那么人类的仇恨哪一辈子能消灭呢？人生在世上的苦恼，哪一世能减轻呢？活着岂不是帮助人磨灭自己么？但是也好，活着吧。倚着这仇恨来活下来，虽然是磨灭自己，但是有眼睛的仇恨，必然会领着自己到底去报复一切该报复的！偏偏要活着，为了仇恨。"
这是力量、希望，也是追求！
这是杨刚创作中的思想境界。
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一起在北平参加由顾颌刚教授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创作及评论。当卢沟桥上炮声响起，便吻别只有三岁的女儿，投入抗战一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救亡运动。
北平，是我们民族的象征。那时，由于爱她，杨刚必须离开她。但当北平落入敌人的魔掌时，她陷入了无限痛苦的深渊。我十分激动地读着她的抒情诗般的散文《北平呵，我的母亲》，她的痛苦、热爱、愤怒、仇恨、抗战的呐喊，她的身心都在燃烧！
我遗失了，遗失了心的颤跳，眼的光明，遗失了一个存在，全 世界从我空落落的感觉中消逝干净。星月都茫然而飞逝了，日光 惘惘，有如哭泣慈母的孤婴。我的心像秋雨一样湿淋凄晦，我的手，我的脚震颤失次，血流在脉管中嘶鸣！
呵，北平！呵，我的母亲，我用十指尖在砂石里面挖掘，用舌 尖在黄土泥下搜寻。我记得我母亲那温柔甜美的感性，我知道我 一触着，就能认准她是我的母亲。可是，怎样了呢？我的企图是失败了！即令我的十指和舌尖全因摸索而滴下鲜血了，我仍然不 能触到我的北平！北平呵，知道么？我寻觅你，如觅取我自己的身心！
……我听见了北平的太息，那悠长、深厚而无言的大息，那是北平的召唤，是她要她女儿回家的命令！
……中国的皇后被强盗摘去了她尊荣的冕旒，而抛弃在泥 尘里，像一个随营公娼一样蒙受着万骑蹂躏！那是无抵拒的摧 残，那是绝望的强奸！死亡，严重耻辱的死亡，坐在北平头上。北 平，我们庄严华贵的伟大母亲！
……弟兄们，动身吧！……打回北平去！……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在我们有生命的日子里，我们一定 能杀尽敌人，回到家乡。在母亲的怀里，在那长安街的雪白大道上，放下枕头，一觉睡到天亮！
这烈火般的感情，悲壮的声音，必胜的信心，这就是杨刚——一位北平的女儿，赤诚的爱国者！
八
1939年夏天，杨刚到香港，接任萧乾《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当时的《大公报》基本上不为共产党说话，但老板为了拉拢读者，给了副刊一些自由。杨刚就利用这点自由，牢牢"坚守着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与革命人民同呼吸，团结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以可能的方式同反动派作斗争。"她在《重申（文艺）音诣》一文中表示，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服务于祖国抗日宣传。
在香港，她结识了云集港岛的许多文化名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她与许地山、乔冠华等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那时期，她创作力旺盛，工作之余还发表了不少"嫉恶如仇，浩气磅礴"的诗歌与散文，人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的沸腾着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优秀长篇诗作《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发表、出版的。她的作品是一团烈火；你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让你感动、激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与敌人拚搏！由于她的"性格"、作品的"性格"，有的作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浩烈之徒"。四个字，概括了杨刚的一生。
在香港，她兼任岭南大学教授，还和戴望舒等诗人、作家到文协举办的暑期文学讲习会讲课。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她住在隔海的九龙。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翌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九龙已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香港也即将落入魔爪的时候，杨刚"一心只想着同志，从不理会自己"，在敌人的炮击下，冒着危险，日夜奔忙，帮助文化界人士及国际友人（如《中国建设》的爱泼斯坦）隐蔽和撤退。最后，同留港的文化人士偷渡惠州，进入东江游击区，住在阳台山上的草寮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为青年讲授政治经济学。
不久，杨刚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战时文化城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秋，她作为《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WilsredBurchett）同行，到江西、浙江前线与福建战区采访。沿途多风雨、泥泞，历尽辛苦、坎坷，写了不少通讯，展示了东南半壁江山在敌人铁蹄下的血泪图画，记下了敌人的罪行，前方军民舍生抗敌的热情，以及"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渴盼，预示了敌人的末日，"飒飒秋风，为时不久。"文章结集为《东南行》。
1943年到重庆，仍然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时，杨刚的才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并开始在他的领导下，以编辑和记者的身分，"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精通英语，才华横溢，议论风生，赢得了国外有识之士的钦佩。"是年冬，日机轰炸福建永安，在那里中央银行工作的郑侃不幸遇难。丈夫的死亡，也曾使这位刚强的女子痛不欲生；但她毕竟是一位革命战士，现实要她从痛苦中拔出来，去从事必须为之捐躯的伟大事业。
九
1944年夏，杨刚赴美国留学，并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那时，辗转几个月才到重庆与她团聚的女儿，又不得不同她告别。当时她心里有个矛盾：是把女儿带到美国，还是送到延安？她选择了后者。只有十岁的女儿是十分依恋妈妈的，但也只有流着泪，在机场送妈妈远行，为妈妈祝福。
在美国，她在麻省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莱德克列夫女子学院就读，选修的课程有小说、批评、1800年后的抒情诗、德语，还参加亨利·杰姆斯、麦尔维尔及德莱塞作品选读及英文作文。以后，还在哈佛大学本部选修马蒂逊教授的文艺课程。她很想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尤其抒情诗比较接近她的理想，但她并不想拿学位，因此也没有奖学金，得靠假期找零活赚点钱才能维持学业。她的生活，除了学习，就是进行社会调查、采访，每天要翻阅许多报纸，然后写成报导、通讯。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我很想了解地球上这部分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鉴之处。我从来不喜欢搞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两年以后，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了。"
那时，她积极从事新闻及国际统战工作，向美国知识界——报界、文艺界及远东问题专家、学者、华侨、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争取他们支持、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另外，她还参加中国共产党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美洲支部的工作。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正在中国人的心里鼓荡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杨刚亦喜亦忧，作为一个新闻家，她清醒地分析、把握了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内战！她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向美国人宣传，揭露华盛顿当局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1945年9月3日，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说实在的，我对战争的结束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国人民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统一应占第一位置，但不能一切都恢复原来的秩序，因为那个秩序从不承认我那些成亿的受压迫的同胞的存在。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新的人民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由一小撮不择手段的政客组成的进行肮脏政治角逐的政党。它是一个为自由和尊严（几千年来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化身……过去几个星期的局势使我难过得几乎发疯了……你要知道，当自己的祖国已遭受战争蹂躏之后，如今又要打起内战，这不是那么好受的事。"那时期她写的那首诗歌《辛苦呵，我的祖国》，更是坦露了她的赤诚：
辛苦呵，我的祖国
每一个清早，每一个黄昏
我看见你鲜血淋淋
……你卖完了儿女，流尽了汗
干僵僵的躺在田里
他们还要来剁你的尸，剥你的皮
……你死了，你又还魂
恶狗们又跳在你的身上
抽你的血管来吮吸
……夏夜里他们睡在女人肚子上
白天他们爬在酒席周围
有空他们就红着眼杀人绑票
……地上到处发枯、发白
天上连鸟儿也不敢下来
他们要把你变成空白，变成大荒
……你全身是伤，到处流血
刚刚挣脱了不平等链子
他们又把你的喉咙撕开，请洋人挖你五脏
我的祖国，呵，我的祖国
这是入木三分的揭露，是呼天号地的控诉，是杨刚那颗拳拳爱国之心！
十
1948年9月，她怀着拥抱母亲的心情，横跨太平洋，先到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她激动地呼唤着神州速来的晨曦，引导着《大公报》走向新生。当时正在《大公报》工作的萧乾，也是在她的启发下，参与策划《大公报》起义的一个功臣。至今，萧乾还记得，在他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时，是杨刚为他排除疑云，指点迷津的。是年底，杨刚飞抵上海，躲过特务的纠缠，进入华北解放区。她一到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就把她介绍给了毛泽东。翌年初，她女儿从哈尔滨叔叔郑佩家里来看她。那时她正在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整天忙着开会、谈话，女儿总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她，而且总有一大桌子人。郑光迪回忆说："尽管这样，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在妈妈身旁，我仍是感到非常踏实，并尽情地去享受一个孩子渴望母亲而得到满足时的幸福。这样，没有过多久，当我刚觉得口中叫出'妈妈'的声音不似开始时那样生疏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要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去工作了。"
那是平津战役胜利之后，杨刚担任了《进步日报》副总编辑；不久南下，随军进入上海，担任接管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10月1日，她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从青年时代，在生命的消耗中，终于走到了中年；杨刚为中国革命咀嚼苦难，在烽火里动荡了二十余年。共和国的诞生给她带来无限的喜悦，但遍体鳞伤的祖国需要治疗——一丝不苟的工作和高效率的劳动；她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不仅是一位诗人、作家、新闻家，也是一个政治家。她没有在歌声中陶醉。她的眼里和心里，是国家和事业。她的工作真多；工作中，她是"真心实意地倾注了她全部的热情"，忘我地贡献着自己。如果说，年轻的共和国是一片荒芜待耕的土地，她便是一头只知努力向前开垦的牛。如果说共和国是一艘逆风船，她便是一个舍命拚搏的水手和纤夫……
新中国成立时，她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担任主任秘书。1950年，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烧起战火，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中国。10月底，她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整个抗美援朝期间，都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协助处理日常工作；看不完的电报，审不完的报纸大样，写不完的文章——报纸社论、评论，也写一些工作范围之外的文学评论。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她才吃午饭（兼早饭），之后开始工作，直到凌晨。当女儿准备上学的时候，她才上床。
中国，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一个革命政党的性格、一个苦难时代的使命，教育、培养、造就了杨刚。
以后，她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是生命最后几年的"头衔"。这些，她没有想到就是荣誉，或革命给她的代价；在她的思想里，这不过是各业的信任，工作的岗位。无论在哪里，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工作！这是天职！她没有自己，没有得失。或功或过，都将属于历史，但她尽了责任。
1955年，她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国际宣传。在去北京机场的一次外事活动中，因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此后，她仍顽强地工作，撰写国际社评。虽然她曾在广东从化及杭州疗养，但疗效不佳，一直未能恢复正常。这，在这位性情刚烈的女强人的感情深处，造成了不可克服的苦恼。人活着就要工作，而她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废人"。
1957年夏，北京的空气炎热而紧张。10月初，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八方寻找而不得。无疑，她一直为身体而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10月7日，她竟突然自己离开了人间。当时，她只有五十一岁，唯一的亲人——女儿郑光迪在苏联留学。
她去了，在她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是令人悲痛的残酷事实。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为之惋惜，为之恸哭。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她是我们国家少有的女干部，她的不幸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损失，为之十分痛惜。但是她真的去了，空着手，匆匆地，像去采访，去旅行，去执行任务，连一声"再见"也没有说，只把刻骨铭心的怀念留给大家："她死得太早……"，"她是能做大贡献的人……"历史的辩证法是，社会倒退是暂时的，前进是永恒的。当中国在八十年代像凤凰再生之后，战友们才写文章、出文集悼念她，这是她在九泉之下没有想到的。
杨刚是人民忠诚的优秀女儿。她作为诗人、作家、评论家、新闻家，为我们留下了历史小说《公孙鞅鞅》（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篇小说《桓秀外传》（1941年，同上），散文集《沸腾的梦》（1939年，上海美商好华图书公司），抒情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194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通讯、报告文学集《东南行》（1943年，桂林文苑出版社）、《美国札记》（195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杨刚文集》（1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1987年在上海《小说界》第四期上发表的英文长篇小说《挑战》和星散于解放前后报刊上的诗歌、散文、通讯、国际社评。诗作收入《黎明的呼唤》（四川人民出版社）、《她们的抒情诗》（阎纯德主编；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繁星春水红纱巾》（阎纯德主编，"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之一；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小说收入《新女性的地平线》（同上）。
这里，我想特别说几句关于长篇自传体英文小说《挑战》。它是在美国被发现的。小说描写一个出自豪门望族的小姐，在大革命前后，如何经过曲折与艰难，从孔孟之道和基督教义中解放出来，摆脱家庭，走向革命的历程。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说明她是一位成熟的作家。
杨刚的兴趣在文学，而在繁重的革命工作之余，创作了这些不能忘记的社会历史图画。胡乔木为《杨刚文集》写的那篇《序》文，准确地肯定了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和地位：她是中国文学界"一位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见识的难得的作家。她不是大作家，不追求文学的形式美（有时也不太讲究修辞），也不算多产，但在她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争的经常奔波劳碌的岁月中，能写出这样多方面的优秀的作品来，不能不使人敬佩。谁要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么？谁要知道旧中国各种各样妇女的辛酸以及革命家的受难么？谁要知道美国社会各个角落里的生活画面么？杨刚同志的诗、中短篇小说（历史小说《公孙鞅》除外）和散文会给你一份真实的答案。杨刚同志的小说是朴素的，但是有一种深入人心直到撕裂人心的力量，例如被斯诺收入《活的中国》中的《肉刑》（原题《日记拾遗》）就是这样。她的诗可能不够精炼，却是感情的燃烧。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而雄奇的创造，在现代的散文中很难找出类似的作品来。其中的《此马非凡马》一文，私见可以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我想，单是这个散文集，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她的文学评论虽然写得不多，她的独到的见解也是人们所不应该忽略的。"是这样的！她的作品没有女性的缠绵，只有男性的呐喊、感情的燃烧；其风格是深沉而热烈，雄奇而豪迈。无论以思想而言，还是就艺术而论，她的那些小说、散文和诗歌，相当一部分都堪称文学佳作。
十一
历史正驾着现代的车子在中国驰骋。但是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用热血和生命召唤伟大祖国黎明的志士仁人。这其中就有杨刚。
从八十年代始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杨刚之女郑光迪说："我常常看着妈妈从前的照片，想到妈妈的一生。那照片上的她是那么年轻与美丽，有着那么慈祥与动人的眼睛。这一切，她都没有留给自己，而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事业，奉献给了社会的进步。"
萧乾在编完她的文集之后写道："……我希望杨刚对旧世界的揭露和谴责能帮助新的一代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希望她为民族，为进步人类所唱的赞歌（请记住，那是在极端黑暗中唱出的）以及她对革命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能继续激发并鼓励后人，让她从二十年代就高高擎起的火炬，永远燃烧下去，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杨刚是火，是烈火……
她的生命，在真理与光明中微笑，在岁月的长河中永恒！
注：1985年3月30日于法国普罗旺斯
1987年修改于北京
1995年1月10日再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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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陈学昭
李杨杨
大海，奔涌着，像历史一样长远。人生犹如海浪，虽然短暂，却是其中的一环。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作家、记者陈学昭，历经沧桑，饱受社会与个人的幸与不幸，她一生的沉浮，便是历史的见证。早年，她到处流浪，为摆脱弱女子的地位，寻找真理；为不愿做亡国奴，参加抗战；靠着个人奋斗，从故乡，到上海，到巴黎，到延安……
最终投入整个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从1924年在《时报》新年增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起，陈学昭的写作生涯六十多年，她用一支笔，抒发过个人对旧社会的愤懑，表达过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动派的强烈情感，赞美过大自然和母爱，描写过异国风情和他乡生活。当她找到真理，创作也跟着起飞了，她深入生活第一线，热情介绍新生活，歌颂解放了的人民。尽管人生旅途上她受过无数次打击，但她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一切行动中坚持向上向前，始终恪守"生存着必奋斗"的信念，顽强战斗与写作。她为读者留下丰富的作品：散文集《倦旅》（1925年，上海梁溪书店）、《寸草心》（1927年，上海新月书店）、烟霞伴侣）（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如梦）（1929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忆巴黎》（192年，上海北新书局）、《败絮集》（193年，上海大东书局）、《延安访问记》（1940年，香港北极书店）、《漫步解放区》（1949年，上海出版公司），中长篇小说《南风的梦》（1929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1949年，大连东北书店）、《土地》（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春茶》（上卷；1956年，作家出版社），短篇小说集《新柜中缘》（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诗集《纪念的日子》（1954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翻译作品《阿细雅》（中篇小说，屠格涅夫原著，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宁与文学及其他》（理论文集，1946年，东北书店）、《伏德昂》（剧本，巴尔扎克原著，1946年，东北书店），《鲍鱼奥斯加历险记》（童话，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面对如此众多的劳动成果，老作家丝毫没有满足，被错打成右派，十年动乱，失去的太多了。为弥补损失，她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1979年以来，完成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下卷，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续集，1982年，同上）和《春茶》（上下卷；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童话集《〈噼——啪〉及其它故事》；整理出1924年至1929年发表的散文，结集为《海天寸心》（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整理从1924年至1980年的散文、杂文、小说、剧本，结集为《蔓草拾零》（198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将1949年到80年代的散文结集为《难忘的岁月》（1983年，花城出版社）及《野花与蔓草》（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在文学季刊《百花洲》上发表中篇小说《错划以后》）等。
回首往事，陈学昭心潮澎湃，也许是因为一生坎坷波折太多太长，也许是遇到的同志、朋友、敌人太使她难忘，也许是她记忆力惊人，短短时间写出文学回忆录《天涯归客》（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浮沉杂忆》和《如水年华》（1981年，1986年，花城出版社）。女作家为我们详实地记录下她所经历的时代、事件和她本人在生命之路上所留下的脚印……
孤蓬漂泊
美丽的钱塘江是大海炫耀自己的威严、雄壮和神奇的橱窗，这岸边的海宁县城（盐官镇）便是陈学昭的故乡。
陈学昭本名陈淑英、陈淑章，祖籍河南演川，是先辈逃荒来到这里的。她于1906年4月17日（阴历三月二十四）生在这块为大海拍打的土地上。祖父作过满清丝行职员，喜爱绘画藏书，擅长昆曲、绰号"陈昆腔"，远近闻名。父亲在民国后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有民主思想。他身边四子，到了晚年才盼来一女陈学昭，家中称她"九弟"。
九弟七岁，父亲谢世，她便在慈母的溺爱和长兄弟们的管教下成长。严兄们对小妹立下清规戒律，准看什么书，不准看什么书，限制极严。但在母亲的帮助下，家里藏的古典书籍《红楼梦》、《水浒》、《西厢记》、《儒林外史》、《史记》、《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其他文赋诗词她都看了。因为吃饭看书，常常受罚挨打，但她不讨饶，宁愿受罪。这个家庭对她来说是"极多的温柔，极多的爱，极端的刻板，极端的单调"。（《工作着是美丽的》）
"五四"运动像拉开一块沉重的黑幕，使中国透露出一丝光明。那时陈学昭是高小二年级学生，和同伴们上街游行，反对卖国条约，宣传抵制日货。高小毕业后，虚报两岁，考入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并有幸认识了南通伶工学校校长、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受到他的关怀与帮助。1921年秋，回到发生巨变的家，哥哥们一个个结了婚。她在《我的母亲》中写道："自从南通回来之后，我不知不觉的心已经由离家远行而受了一点小小的打击，同时反顾家庭情形，则更茫然无措，简直不知此后如何立足！而我的母亲已由好端端的人，变为不能自由行动的残废者了！我已经感受了生之悲哀了。我从此在家庭中是一只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同时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的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分。行动既不能随意随便，言谈也非有三分钟的思考不行！大概彼此的心腹中都蕴藏着一个板起面孔的圣贤，含着敌意似的对抗着呢！从此我不能不装起大人，好像风雨里的夜写，不再作愉快的歌唱。我成了一个呆板的，缄默的，寡言的人了。生的悲哀已彻透了我的心了！"十几岁的少女，在这种境遇下，孤寂、敏感、倔强的个性日益形成。
社会的挤压、家庭的隔阂，把她推出门外。唯一的慰藉是书和海。一头钻进书的世界，古典的、当代的、从外国翻译过来的，都如饥似渴地读，还常常一个人跑到堤岸上，望着无涯汹涌的大海，望着远去的点点白帆，沉思遐想。她多么渴望作一个自由翱翔的漂泊者。
为了早一点毕业，早一点谋生，她于1922年初孤身一人闯上海，插入私立爱国女学二年级学习。在这里认识了张琴秋，并通过她结识了沈雁冰及夫人孔德氵止。
1923年初冬，"有一天我看到《时报》上刊有征文通告，题目是：'我所希望的新妇女'，我写了寄去，用了一个笔名'学昭'。用'学昭'。是因为我很喜欢读《昭明文选》，意思是学昭明。到1924年元旦登了出来，被录取为第二二名。我收到了《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的一封信，鼓励我多多写稿子给他们报纸。"（《天涯归客》）这便是陈学昭创作生涯的开始。初次在文坛露面，就引起反响，文章虽短，分量却不轻。她以洗炼、泼辣的语言，强调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上担负的是同样的使命，大胆呼吁娜拉的行为"是新妇女的行为！""是真正的妇女解放！"
从此，她找到了新的寄托。一张纸，一支笔能抒发自己的希望与理想，表达对人和社会的不满与哀愁，她觉得生命有了意义。不久，在女友陈竹影的影响下，她参加了文学社团"浅草社"。
从爱国女学毕业后，陈学昭曾到安徽屯溪隍阜乡下教书半年。1924年6月回到家乡，开始写《倦旅》，一篇篇投给《妇女杂志》，并与该社负责人章锡琛和周建人通信。过了夏天，来到上海，住在章、周二位先生住屋斜对面一间阁楼里，继续写作。秋冬，又搬到从事革命工作的张琴秋、沈泽民夫妇的住处，认识了瞿秋白和杨之华。"瞿秋白先生看了我已发表的几则《倦旅》，他鼓励我，还送了我一部李太白集，在第一页空白页上写了一些鼓励我的话。"（《海天寸心》前言）第二年，《倦旅》结集出版。
1925年初，陈学昭赴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不到半年辞职。后来到杭州，住在西湖岸边一座尼姑庵里专事写作。她把钢笔当画笔，写下优美如画的散文集《烟霞伴旅》。
离开杭州时正值夏天，陈学昭前往太原参加陶行知等人发起的中华教育改进会的第一次年会，会后与孙福熙、孙伏园一同去北京。刚到不久，陈学昭记得那是9月9日，孙伏园领她去看鲁迅。她曾回忆说："大先生早已知道我熟识周建人先生，所以我一进门，他就说：'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后来我自己单独去过好几次。鲁迅先生他们创办《语丝》，我也投了些稿，有时是散文，有时是诗。鲁迅先生很鼓励我。"（《天涯归客》）与鲁迅先生最初的相识，在她的生活里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在京期间，她一边在北京大学听课，听过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李大钊的演讲，一边在黎明中学、适存中学教语文。
奉军入关，北洋政府加紧残酷统治，陈学昭离京南归，来往于海宁、上海和武汉之间，找不到适当职业，只好卖文为生。这年暮春，她在张琴秋、沈泽民家里开始写长篇连续性散文《如梦》，初秋完成。还在《时事新报》、《浅草旬刊》、《妇女杂志》、《向导》、《新女性》、《语丝》、《京报副刊》、《文学周报》、《申报》、帕由谈》、《朝花旬刊》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诗及散文。最早用笔名"陈学昭"、"学昭"，后来为躲避反动派的鬼眼，改用"野渠"、"式微"、"惠"以及"陈芳尘"等笔名。
"四·一二"惨案给陈学昭一次沉重打击，目睹好人遭残害，她悲愤之至，越发感到自己写的文章尽管咒骂时弊，但缺乏力量。在她眼里上海变成了囚笼，她失望了。还是那么一句话："我是一个流浪者！孤零漂泊的流浪者！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伙伴！"（《寸草心》）她要远走高飞了，到外部世界去呼吸自由空气，看看海那山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她担任了曾参与创办的《新女性》杂志的特约撰稿人，约定每月寄回三篇槁，用所得槁费维持国外生活。当拿到《寸草心》和《烟霞伴旅》的版税，有了出国经费后，不低头驯服在生活之下的她，终于在5月的一天，登上开往法国的邮轮，同行者还有郑振铎、徐霞村等人。
旅程中，她动笔写下《法行杂简》、《红海月》等散文，发表在1927年的《文学周报》上。
寸心幽幽
在这广大，空漠，扰杂的道路上，我踯躅着，我徘徊着，到处 都是这不可扑灭的尘灰，到处都是难以选择的歧途，我空寂着的 心，我缥缈的魂，我失却了努力的目标，我憎恨着一切……
我孤蓬一般的漂泊，我浮萍一般的随波逐浪，能做而可以做 的事情，都不容我做！我变成这般的因循苟且，我还需要这生命 做什么？我的心剧跳着，它奔飞出了胸腔，直冲破了灰色的云天， 飘摇在空间；我的热情燃着，火球似的烫着了这冷酷的大地， ……我看破了！这梦幻的人生！这厌倦的生活！（《我的母亲》）
读着这样的文字，笔者仿佛见到二十年代中叶的陈学昭，一个被社会远弃，流浪漂泊的女青年，她憎恶现实，发泄痛苦，恨不得与这黑暗世界同归于尽。这便是陈学昭早期作品中流露的情调。
《倦旅》于1929年又连续出过两版，在第二版自序中作者写道："几年来虽然还是倦旅，可是，旅途毕竟是可爱呵！踽动的烦杂的人间：种种丑恶与愚劣、奸凶，种种高洁，与奇异的伟大，虽然如地沼的清水与浊泥一样，在所有的各种社会中都是紧贴在一起的。每在那个境地里，在那样情形之下，我时时的感念着《倦旅》了！"这部集子是作者自己生活的写照，旨在表露她对人生对社会的情绪。散文集共分四章三十二节，以女主人公逸樵的生活片断和内心感受为主线，每节又可以独立存在。逸樵多年来颠沛困苦，生活的重压使她多愁善感，惆怅厌世，她以"冷然的微笑走向人间"，"对于一切都起了根本的怀疑，觉得不是空虚，便是辽远！"她甚至诅咒"至于社会，管你什么是适合与不适合，发展与不发展，不过是一个罪恶的高台！"这里不只是压抑的低诉，还有女作家宝贵的独特见解。尽管流浪生活使逸樵疲乏，但她仍楔而不舍地追求，她呼喊："为什么我不能勇敢地自为，我必须要人家援助我？……一个人的成就努力，究竟不是外界所能援助的；惟有自强不息！"主人公没有被痛苦烦闷的情绪压服，她仍然充满自信的勇气。
1927年出版的《寸草心》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包括游记和抒情散文。在《寸草心》里，作者表露出更加忧虑社会的情绪，她寻问："这样的问题谁曾加以思索而求实际上的解答？好一片大的荒漠呵，我向谁去说话呢？"她把那个社会看成是"人间的监狱"。
《如梦》完成较早，但1929年才得以出版。它包括二十二节。与《倦旅》在风格上相仿。作品描写主人公绿漪离家在杭州、上海、南京、北京的流浪生活，着重表现她的思想情感。绿漪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她用"惯于深思的态度思索着。她找求一个真理，一个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她找不出，于是她犹豫，她徘徊了。"但当她见到在女工中间进行革命活动的琴姐，听琴姐讲在工人中她"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向上心与革命的精神！"她"如像嗷嗷待哺的小孩子，张着口的期待着"。写到这里，作者明显地表现出与以往作品的不同，对社会的认识深入了，把眼光开始放到了劳动人民、工人群众的身上。并逐步认识到："畸形的社会还不是人类所组织的？那么还得求之于人类自己的解救！——解放！"但陈学昭那时终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远离斗争实际，一个人苦思，"走来走去都跳不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如梦一般"。
孙福熙为代序并作画插图的《烟霞伴侣》是陈学昭歌咏自然景致的小品散文集，有《山里》、《湖上》和《海边》三篇。每篇作品犹如优雅的山水画，有浓有淡，有情有景。关于这本书，作者说："《烟霞伴侣》我并不喜欢，这里面的好些散文是吟风弄月的。"（《天涯归客》）
陈学昭的早期作品，表露她最初对人生、对社会的探索，既有找不到出路而感到的悲切，又有向上的青春活力。正如林非所论："她的内心世界是在希望与绝望、欢欣与苦闷、追求与幻灭之间，剧烈地摆动着的，这典型地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思想情绪。""这对于当时不少受过'五四'思潮的洗礼，却又找不到前途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着一种相当典型的意义。"（《中国现代散文史稿》）
几本散文集，文笔之美，令人赞叹，写景物，写环境，意在表现人的心灵。"天气已是秋深了？一番一番的风雨，吹黄了堤边的绿柳，吹乱了碧池里的皱纹。雨点平匀的下着，阶前檐头，愁吟似的滴着——我空虚的心，淡漠的情，怎样才好呢，怎样才好呢！"（《家庭生活》）作者一步一步把读者带进她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们品尝她悲伦的情怀，文字疏朗俊秀，感情浓度很深，富有韵味和诗意。
陈学昭这时期的散文创作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天涯求索
"幸福仅存于成功，而成功即为前进"，难道"我的前进的路已绝了"！陈学昭不相信。她远离了祖国母亲，到天涯求索。
初到巴黎，她跟私人教师学习法语和钢琴，两个月后进巴黎大学文学院附设法语补习学校。在这里有些中国官费留学生成天吃喝跳舞，打麻将逛妓院，醉生梦死。陈学昭看在眼里，气愤之极，提笔写下一篇通讯寄给《新女性》。她以严厉的口吻抨击道："中国留学生的情形，因为多所接近之故，我知道了好些……这里所最盛行于留学生中的，是赌风与嫖风……他们都是不懂得本国的文化和本国的好处的。结果，崇拜法国到五体投地……"文章登出，惹怒了官僚子弟，他们散发传单，威胁谩骂，写信捏造作者是有政治色彩的人，阻碍她的学习生活。当然在留学生中也有支持她、赞扬她的，他们给了她坚强的勇气和信心。
这年秋天，在巴黎她见到多年崇敬的长者戈公振，由戈先生介绍，她作了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经常携带法国外交部的记者证参加集会，进行采访，用笔名"野渠"、"式微"为该报写稿，有时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散文。陈学昭说："自从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扣留我的稿子起，我拿笔写东西就用一种男子的笔调和口气，使他们摸不清到底是谁写的，因为反动派很清楚我是个女人，慢慢地我习惯于这种笔调，一拿起笔就忘了自己是个女人。"敌人的刁难，没有使她低头，她仍然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写自己要写的东西。
她身在法国，却时时系念十灾九病的祖国。在《旅法通讯》中写道："现在巴城已有三分秋色，满街满园的黄叶，在晚雨中飘落，又在晨风里飞起！这好比我思乡的情绪呵！"
在12月4日写的散文《印象》里她说："我是不愿意长住在法国的……我想念那故乡可爱的山水和那纯朴的人情。"
多年来，东奔西波，客居异乡，半工半读，陈学昭一直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
到了年底，情况又有变化，尽管写的稿子照样一篇篇登出，但《大公报》的月薪却收不到。家里人无理扣压她的稿费，使她生活受到可怕的威胁，到第二年夏天，一点点积蓄用完，不得不靠借钱维持生活，在法国也无路可走了。
但学业没有完成，她心不甘，决定回去交涉清楚，再出来学习。独立之路铺满了荆棘，闯过去便是广阔的天地。这条路她是走定了！满怀凄凉和希望，她踏上回国旅程。
船到上海杨树浦码头，陈学昭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望着离开十七个月的祖国，但看到的是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
从1928年10月回国到第二年1月19日动身再度赴法，最使陈学昭难忘的是在上海沈雁冰、孔德氵止家住的两个月。沈家在闸北景云里，后门斜对着鲁迅和周建人合住小屋的前门，沈雁冰那时正在日本。陈学昭回忆说："早点，我在德氵止姐家吃，午饭和晚饭总在鲁迅先生和乔峰先生（周建人）家吃——他们的伙食是合在一起的……他们总是把我安排坐在鲁迅先生的对面。"（《学习与回忆》，1981年9月2日《人民日报》）"晚饭后，乔峰先生不上班了，我便多坐一会，鲁迅先生、乔峰先生和我一起聊天，有时也有许先生（许广平）、王先生（王蕴如），大家毫不拘束地谈笑着。"（《天涯归客》）陈学昭从年轻的时候起便频繁地接触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鲁迅和茅盾，并从他们的友情里得到滋养，使她的创作受到影响。
这期间，陈学昭写了不少散文，发表在《申报·自由谈》和柔石主编的《朝华》旬刊上。同时继续为《大公报》和《国闻周报》写稿。
回到巴黎，生活仍然拮据，还是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她常与朋友季志仁和蔡伯龄一起搞点翻译，他们合作翻译了法文版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细雅》（由季志仁执笔翻译）和比利时梅特林克的悲剧《贝兰阿斯与梅丽桑特》（后一本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扣压，五十年后，1980年方由《百花洲》等三期外国文学专号发表）。他们三人还经常为鲁迅先生找寻购买木刻版画书。
1931年5月，陈学昭被《大公报》辞退，又做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特约撰稿人。这一年，她来到里昂，出于怜悯，与她并不爱的一位学医的青年结了婚，当时这位留学生正在患肺病。这一步她完全走错了，造成个人的悲剧。6月底，她来到法国中央高原的克莱蒙城，在文科大学上课，听法兰西文学，并着手写论文《中国的词》，1934年冬，获得文学博士。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陈学昭更加思念家乡。不管祖国怎样千疮百孔，母亲终归是挚爱她的，就像她爱母亲一样。1935年2月，她带着两岁的儿子，同丈夫一起回到战乱中的祖国。
两次回国期间，陈学昭写了两本书《忆巴黎》和《南风的梦》。发表散文、小品、杂感、通讯如《欧行通信》、《旅法通信》、《东归小志》、《西行日记》以及《巴黎人》、《印象》、《山是青的云是白的》等等。无论是跋涉旅途，还是客居异国，或是归国之后，她总是勤奋学习，勤奋写作。
这时，陈学昭阅历开阔了，文笔更加明朗、坦率，抨击时弊、揭露黑暗的文章写得直接、泼辣，有力量。她称中国"遍地都是战争，两重的战争，人与人，人与自然。""老得像龙钟老人，小得像刚能学步的幼孩。"对靠官费出来留洋，胡作非为的官僚纨绔子弟，她毫不客气地指出："国内人士对于留学生的观念，总特别优视，以为他们有希望，其实他们是最没有希望的。现在我敢说，就是拿手枪放在我面前，我也不改变这句话。"对流言中伤她不留情面，斥责道："其实要不被流言中伤是很容易的，只要肯与这群狗子为伍，受他们的捧，受他们的恭维，与他们来往，但我哪里有工夫去理会这些？……这种无赖的狗，只管无目的的吠叫！"（《旅法通信》）文字尖锐强硬，正如她自己所说，习惯于用男人的笔调来写作。
而那些抒情散文，则发展了前期作品的特色，将所见所感——人、物、情、景融为一体，产生强烈感染力。两次来去法国，沿途风光，在她眼里，万物含情，随手拈来，皆有诗情画意。像"地中海的碧波，柔软的荡漾着，直到尽处，接着了天涯的苍碧的长空……海天对我张着婉和笑脸，轻吻着，拥抱着，如迎接它的亲密的故人！"（《东归小志》）平凡的景象，表现出不平凡的美。在描写异国风士人情的作品中，陈学昭力图抓一些典型而具体的人和事，表现法国社会"旧的极旧，新的极新"的生活本质。她还热情地记叙了外国友人，像对她"温和得如姐姐，体贴得如同母亲"的A小姐等人。在许多散文里，陈学昭真挚亲切地吐露出忧国忧民，思念祖国的恋情。她常常触景生情。漫游雾中的卢森堡公园，树林与小池，隐在雾中，如海一样，她思恋起故乡——普通人称为海的钱塘江，听到一家中国饭店传来故乡的音乐，她不安的旅魂，便跟随着它而长逝，自己的哀伤如抚弄那已经曲调模糊了的琴弦。
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南风的梦》，写的是青年人的恋爱故事。背景以法国为主，中国为次。女主角克明倔强高傲，她因深深爱着慕欧而拒绝了热烈追求她的药君，但结局却是被慕欧抛弃。小说表现了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生活，也多少表现出1926年中国的革命。
解放的人
回到祖国，祖国在燃烧，残酷的战争带来死亡，带来新生。在这烽火与兴亡的时代，陈学昭将面临考验。
在无锡，当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陈学昭急匆匆赶到上海，参加了与鲁迅遗体的告别仪式。这次重重的打击使她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她失掉了最敬爱的长者。
1937年"七七"事变时，她正在南昌。炮火又一次震动了她，生活、孩子、作学问、去法国……再也无暇顾及，只希望献身于战争。什么都可以舍弃，就是不愿意离开神圣的抗战。她从南昌经九江到汉口，在那里找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后来在离涪陵城十多里的乡下住了不久，便前往重庆，在红岩村找到党组织，准备赴延安。这时"国讯"得知这个消息约她写些陕北通讯。历尽辛苦，一家人经过西安进入边区，终于在1938年8月4日来到延安。她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的轻松愉快。"
延安，每天都有不少弃！日求新的热血青年涌向这块光明天地。陈学昭说，她到延安之前，思想没有复杂的争斗过程，饿肚子，跑来跑去的游击战争，牺牲……这些都想过，她就是为寻找这些而来的。她被热情和理想推动着，踏上了这条光明之路。她唱着：
我们像逃犯一样的，
奔向自由的土地，
呼吸自由的空气；
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
找寻慈母的保护与扶持，
投入了边区的胸怀
——《边区就是我们的家》
陈学昭被分配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参观、访问、学习，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她见到毛主席、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得到他们的关怀与鼓励。11月，动笔写《延安访问记》。
1939年，有一段时间，陈学昭一家人离开延安去重庆，第二年初冬再次回来。这时，男孩子病死，又有了一个小女儿，但夫妻感情愈来愈坏，终于完全破裂。对于离婚，她井不遗憾，只是感到自己太软弱，不识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陈学昭看来，这个婚姻使她错过了两个深爱她的挚友季志仁和蔡伯龄。这是一生最大的错事。从此，她一个人带着女儿过着独身生活。
1942年5月，她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认真解剖自己。从以卖文为生的个人奋斗跨入有铁的纪律的战斗生活，思想上完全转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她总结道："我回想我从写《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起，到这时正好是二十年了。开始是反对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抗战热情，到延安来找共产党……但是在我的脑子里，感情上，为谁写作，有没有弄清楚呢？我承认，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和启发。我初步总结了过去自己创作的经历，下决心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只有深入生活，创作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泉。"（《天涯归客》）
这是她世界观发生深刻革命的又一步，从一个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知识分子跨入为阶级解放、为工农群众而奋斗的战士的行列，成为真正解放了的人。她在1942年《烦忧》一诗中说：
我们的生命，是为着别人的，
倘使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将失却生命的意义！
无疑，陈学昭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于、革命作家所走的共同道路，但她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却是难以估量的。
这年近冬，她从延安文艺界抗战后援会调到《解放日报》工作，做第四版编辑，与艾思奇、舒群、温济泽、林默涵、白朗、陈企霞等人同事，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边生产、边工作。面对火热的劳动场面，听到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她的心沸腾了，这个敏感、热情、爱思考的人，提笔写下散文《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共产党》、《体验劳动的开始》以及报道劳动模范事迹的通讯，都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
1944年初，陈学昭离开《解放日报》到中央党校四部工作，仍然写散文、通讯，还写诗，有时做点翻译工作。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那年10月，陈学昭告别了居住七年的延安，向东北进发。新的旅途，她不再是孤寂悲苦的一个人，是在人民群众中间，在艰苦斗争的火线上。快过陕甘宁边界时，她望着汹涌的黄河水，想到钱塘江、地中海，想到为之奋斗的事业。
行军到张家口、怀来，从承德乘飞机到本溪，再随机关队伍行经抚顺、长春、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又至开鲁进入内蒙古，回张北、张家口，重渡黄河，于1946年11月底又回到延安。一年时间，转了一大圈，吃了多少苦，走了多少路，但值得欣慰的是，她看到人民的力量，看到广大群众要从受奴役受压迫中彻底解放的信心。在动荡不安的行军途中，每到一处，她总是摊开笔记本，握着笔，拿木板、砖头当桌子椅子，赶写文章。《漫走解放区》就是在行军途中完成的。
在古城延安呆了三个月，又随着队伍开始行军。延安，三进三别！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记叙道："我在夜色中望着对岸的枣林坪山坡，思绪起伏。这一回离开陕甘宁边区，不大有可能再回来了。我在这里前后呆了近八年，我们国家有很大变化，我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也有很大的变化，那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年月呵！我是在这里才开始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我将永远想念着这个地方！"（《天涯归客》）。
几经跋涉之苦，来到北国名城哈尔滨。听从组织分配，她作好出国工作的准备，但由于领导上临时改变计划，没能走成，她决定到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
1949年3月，陈学昭作为东北妇女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开会，7月又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故乡的解放，给她带来无比喜悦，她决定从此"远走低飞、到底层去。"会议一结束，陈学昭便匆忙向住在托儿所的女儿告别。离开北京，离开朋友，离开唯一的女儿，别情依依，若有所失，她感到难以名状的惆怅，但决心已经下定，一辈子面向人民群众，不作空头的文艺家，扎根到实际的生活中去。盛夏，骄阳似火，她匆匆登上南下的列车……
从1938年回国，到解放，陈学昭经历了人生道路的巨大转折，创作也产生了飞跃。一扫过去哀怨、失望的情绪，显露出开朗向上的热情，从表现自我，转向表现劳苦大众和人民革命。无论是描写边区新生活的《延安访问记》，还是记叙从延安到东北路上见闻的《漫走解放区》，或是包括十四个短篇小说的《新柜中缘》，或是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都充分表现出作家这一伟大的飞跃。在极艰苦的岁月，陈学昭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为读者用有形的文字描写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人民的苦难、觉醒和斗争，记录下敌人的罪恶和群众翻身的喜悦。同时也留下了自己思想改造、不断觉悟的足迹。她在《漫走解放区》前言里写道："这十五篇简短的报道，是在我匆忙地走马观花，常常一天一个地方的行程中，给解放区画下的粗糙的轮廓，但虽然是粗糙的，却是真实的。"这时期的作品仍然保持她的风格，叙事写景饱含感情，充满诗意，文笔却走向朴素无华。有些作品，由于在战乱中匆忙写作，文字锤炼不够，结构显得松散。
一个人，一旦将生命交给人民，他将变得无私而无畏。到东北后，陈学昭连续出版过几本书，还有译作，所得稿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心不沉浮
火车向江南水乡奔驰，大地如花似锦，黄澄澄的稻穗摇着手欢迎这位久离家乡的女儿，她的心跳荡起来，童年的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而此时已是1949年7月。
陈学昭一来到家乡，即投入余杭农村剿匪反霸斗争。这里离杭州儿十里，土匪潜伏，活动猖狂。陈学昭随工作队进村后，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争逐渐展开。第二年夏天，她参加了海宁斜桥区黄墩乡的反霸和土改工作，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打碎了封建社会秩序，给农村带来深刻变革。身在群众之中的陈学昭，感受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亲眼见到他们在斗争中的成长和提高，成为土地的主人。生活越深入，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便清晰地站立在作家的面前。工作结束不久，回到杭州，根据这段生活积累的素材，她写出近三十万字的《土地》初稿，经过不断修改，压缩成十五万字，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陈学昭看来，生活不是享受，而是苦斗。刚刚完成土改，她于1952年3月又下到正办互助组的杭州龙井茶区。整日跑各组，跟姑娘们上山采茶或拣茶叶，同茶家的感情日益加深。第二年初夏，她在北京文学讲习所拉出小说《春茶》的提纲，而创作起来又感到千头万绪，无从下笔。她意识到自己生活深入得还不够，决定再回杭州补充生活，于是便来到梅家坞，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一起办合作社，直到1956年完成长篇小说《春茶》上集。几年以后，她虽经历了巨浪的打击，却仍然怀恋杭州茶区，在1963-1964年参加了满觉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完成《春茶》下集。
生活是大海，要获得它的真谛，必得探入海的深处。作为作家，陈学昭有一种极宝贵的精神——就是向下，在劳动人民中间深深扎根。解放后，陈学昭担任了全国政协特约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她始终不脱离实际，参加农村基层工作，结交许多农民朋友。她感到越接近他们，越从心底尊敬和热爱他们。多少年过去了，她坚韧不拔地向生活汲取创作营养，《土地》和《春茶》便是从这泥土中长出的果实。这两部作品描写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到合作化——我国农村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清晰地描绘了农村社会变革的崭新生活画面。作品中倾注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着力表现他们对共产党的爱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以及坚强不屈的民族自尊心。作者在《春茶》后记中写道："我只不过想用朴素的笔写下一点在这时代中我活着、见着的和感觉着的东西。"没有那几年扎扎实实的生活，便没有《土地》和《春茶》。
除农村生活之外，陈学昭还在浙江大学工作近一年，到北京文学讲习所从事专业写作不到半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陪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到各地参观访问等等。这期间写了一些散文、游记、随笔，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陈学昭是散文家、小说家、又是诗人。千变万化的生活和斗争，常常使她提笔写诗，直抒胸臆。1954年在梅家坞她把1942年以来写的诗选出十四首结成集子《纪念的日子》出版。这一首首抒情诗从法国到中国，记录了作家的心声，可爱的巴黎遭到法西斯践踏，战友壮烈牺牲；八路军又开辟了一个解放区；胜利的凯歌，动人的消息又传来……痛苦和欢乐都在她的笔下铸成诗句。
生活，并不是永远正确的真理，它曾无情地给过陈学昭不公平的待遇：1957年被开除党籍，定为右派分子，后来，罪恶的"十年"中又被抄家，被揪斗。她曾分析过自己的弱点："不善于处理人事，缺乏灵活性，清高自许，傲气凌人。"并说："我缺乏社会实际经验，遇到的好人多，然而，只要遇到一个坏人，就毫无对策，被人置于死地。"（《天涯归客》）这些，确实使她在复杂的人生路途中吃过亏，但因她为人耿直，光明磊落，具有尖锐敏感的个性而招致的祸患，却不应当由她个人承受，这纯粹是历史的误会。
一个舍弃一切追求共产主义事业的人，被判为右派分子；一个热爱劳动大众，和人民不可分离的人，被孤立起来；一个感情丰富的作家，遭到无情的鞭打；历史，这是多么不公正！她想到过死，但想到自己要做的事还很多，只要信仰不变，还需奋斗，她坚强地挺过起来了。1958年3月，她下放到绍兴文化馆劳动，两年后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图书馆做钉图片、理报纸等杂事。自从工资制以来，陈学昭一直靠稿费收入生活，不拿工资，后来不能写作，也依然"生活靠写作自给"，直到1962年6月。之后，她又到农村、工厂参加"四清"，从事体力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回到大学图书馆，接受批斗……
陈学昭的生活道路充满了荆棘，早年流浪漂泊，在海外曾遭围攻谩骂，回国后爱子夭折，婚姻死亡。延安审干，受考验，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全国解放后，下厂下乡，体验生活，从事写作，直到以后错打成右派……但她坚强地活下来了，这里除了信念在支撑她之外，就是前辈、友人、同志的关怀。二十年代起，她认识了鲁迅、茅盾、周建人、戈公振，他们像亲人一样爱护她，鼓励她。几十年来，茅盾和周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中断过和她的来往。到延安后，受到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彭真、李富春等革命家的关怀和教导，就在错打成右派期间，周总理也十分关心她的问题。生活虽然给过她许多不幸，但也收获了许多友情和骄傲。
1977年10月应鲁迅研究室的邀请，陈学昭来到久别的北京参加座谈会，会见了许多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第二年8月在《上海文艺》上发表散文《难忘的年月，难忘的同志》，从此结束了她二十多年埋名的寂寞生活。1979年2月，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她离开了杭州大学，到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0月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陈学昭的名誉恢复了，她对过去的不幸，既不去管，也不计较，她说："只要一息尚存，我要继续战斗，继续工作！在任何情况下，我永远不会消沉！"在她身上仍然燃着理想和希望。
早在1946年，陈学昭就动笔写作《工作着是美丽的》。那年春天，她在吉林被邀参加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作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的发言。过后，熟人们劝她就此写些东西，这勾起了她多年的心愿。三十年代末她"曾想写一个'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女主人公跨越好几个伟大的时代，直到抗战，继续前进，想从这样一个女性身上，反映出时代的一角。"（《工作着是美丽的》前记）但终未写成。到延安后，又提笔写了两万字，自己不满意，还是毁掉了。解放战争的年月，她一边行军一边写，写写停停，直到1948年底完成了上卷。1949年3月初版，1954年再版。1965年以前，又断断续续写第二部，中间经过多少波折，陈学昭把满头的黑发都写白了，终于在1979年，两卷才得以合出。
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所记叙的是陈学昭本人的生活经历，它生动具体地反映出从本世纪初到七十年代末，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极深，革命斗争极艰难的国家，一个女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不平而又不断前进的道路。小说的生活舞台相当广阔，从闭塞保守的农村小镇到开放而殖民地化的大城市，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巴黎到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从千里冰封的东北平原，到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都留下了女主人公李栅裳坚实的脚印。
在艺术上，这部小说很有独特风格，它突破一般小说的框框，全篇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不着力描写人物的音容笑貌，一贯到底的人物只有李娜裳一人，故事、人物仿佛信笔而写，给人十分真实之感。行文充满散文美、自然美。但同时，情节的开展，往往未能紧扣主题，一些人和事写得有些琐碎，给人以枝蔓之感。
1984年是陈学昭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1月5日，在杭州，浙江省文艺界为她举行茶会庆贺，在会上她说，我虽然已七十八岁高龄，仍要继续努力，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1991年10月10日，陈学昭走完了她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天，讣告上写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现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全国文联名誉委员、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学昭在杭州病逝，终年85岁……。
陈学昭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女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闪光的足迹。她的思想和情怀，勤奋和文采，她的爱和追求，好似浩淼的钱塘江，拥抱大海，西子湖畔的灯光，将永远在历史的长廊中闪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