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 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
冰心一直认为这两本诗集都是些"零碎的思想"，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在《自述》里还说："我立意写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1921年6月23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来了……"那时冰心正在西山参加夏令营活动。冰心所说的记者，就是孙伏园先生。他在为这首诗写的按语里说："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之后，畏怯的冰心胆子渐渐大了，她说，"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几个月之后，我分行写了几首《病的诗人》。第二首是有韵的。因为我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总是应该有的。"
冰心在谈到如何开始写诗时，曾对来访者说，1919年，"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只是上课的时候，想起什么，就在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上几句。后来看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情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有的有背景，有的没有背景，也偶尔借以骂人。后来写得多了，我自己把它们整理成集，选了起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
1979年，她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又一次谈到她的诗歌的创作情况，强调了所受的泰戈尔的影响，并指出主要的缺点："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这是诗人心头的"文革"风雨尚未完全退去时对于《繁星》与《春水》的自我批评。
《繁星》包括小诗一六四题，于1923年1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再版多次，收入各种选本；《春水》包括小诗一八二题和《迎神曲》、《送神曲》、《一朵白蔷薇》等二十九首诗，于1923年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由北新书局出版，曾再版多次，收入各家选本。
这两部较早发表和出版的诗集，是中国新诗奠基工程中一块功垂青史的砖石。
《繁星》和《春水》，有许多歌吟自然、母爱、人类之爱的晶莹清丽小诗。这位带着自己的观察和一些苦闷，刚刚步入青年岁月的诗人，在大自然的长期熏陶、家庭教育和教会学校的感化下，带着自己独有的思想感情和美学观念，以哲学家的慧眼观察宇宙万汇，捕捉刹那间的思索，并将其感受（零碎的闪光的思想）注进短小的诗行，赋以哲理。
嫩绿的芽儿，
和青年说：
"发展你自己！"
淡白的花儿，
和青年说：
"贡献你自己！"
深红的果儿，
和青年说：
"牺牲你自己！"
——《繁星》十
人类呵，
相爱罢。
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的归宿
——《繁星》十二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繁星》十五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他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繁星》一五九
野地里的百合花，
只有自然
是你的朋友罢！
——《春水》五五
顺手拈来这几首小诗，便可见《繁星》、《春水》之一斑。其中许许多多抒情的格言式小诗，趣味盎然，发人深思；当然，在那些闪闪发光的宝石中间，一层淡淡的愁雾总是萦绕不断。
苏雪林在评论冰心的小诗时说："中国新诗界，最早有天分的诗人，冰心女士，不能不算一个。……她在《晨报副刊》上披露了《繁星》和《春水》之后，便一跃而成为第一流的女诗人了。沈从文曾说冰心的作品'是以奇迹的模样出现'的。'五四'时期许多中年和青年诗人，'在荒凉寂寞的沙漠中，这一群探险家，摸索着向着目的地前进。半途跌倒者有之，得一块认为适意的土地而暂时安顿下来者有之，跌跌撞撞，永远向前盲进者有之，……冰心，并没有费功于试探，她好像靠她那女性特具的敏锐感觉。催眠似的指导自己的径路，一寻便寻到了一块绿洲。这块绿洲也有蓊然如云的树木，有清莹澄澈的流泉，有美丽的歌鸟，有驯良可爱的小兽……冰心便从从容容在那里建设她的诗的王国了。"（《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
自冰心发表那些清新隽永的小诗之后，模仿者接踵而至，一时竟成一派，曰"冰心体"。但效颦的成功者甚寡，所以苏雪林说："与原作相较，则面目精神都有大相径庭者在：前者是天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前者抓住刹那灵感，后者则借重推敲；前者如芙蓉出水，秀韵天成，后者如剪纸花，色香皆假；前者如古时神人餐冰饮雪，后者则满身烟火气，尘俗可憎。我最爱梅脱灵克（梅德林克）《青鸟》有'玫瑰之乍醒，水之微笑，琥珀之露，破晓之青苍'之语，冰心小诗恰可当得此语……"
冰心的小诗清隽、秀逸、淡远，这同她的散文有颇多的相似之处。赵景深说她的诗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字的清新，一是回忆的甜蜜"。苏雪林则借冰心论泰戈尔文字的四个字——"澄澈"与"凄美"，来概括她的小诗的艺术风格，认为这四字正是女诗人的夫子自道。
冰心的这三百多题小诗的内容颇为广阔，所写的都是人类生活中的共同事物；但是若没有哲人之眼，诗人之心，是不会发现那些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内涵的哲理的，也不会抓住常人所无法猜透的妙意。而冰心，却通过"一朵云，一片石，一阵浪花的呜咽，一声小鸟的娇啼，都能发见其中的妙理；甚至连一秒钟间所得于轨道边花石的印象也能变成这一段'神奇的文字"'。苏雪林说冰心的诗，虽是几句，有时数万言的哲学讲义都解释不出来，而"她只以十余字便清清楚楚表现出来了"。当然这些含蓄的抒情哲理小诗中，也有不可捉摸的思想、蒙防的意识，可一任读者猜想、意会、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兼可称为艺术上的一个优点。
人们素称冰心是"闺秀派"的先驱和代表，这大概同她的生活、性格，尤其是早期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分不开。整个说来，冰心的文字虽有女作家特具的那种细腻、清新、俏丽之美，但是并不乏深沉、庄严之美，二者是同时体现在作品之中的。
冰心的诗作里，有微笑，也有泪珠。那时，刚刚入世的诗人，很少有涉世的经验，对世界、人生的了解，多是从书本上得到的，现实是什么，前途是什么，单纯的诗人并不真正清楚，所以在她的诗里，有令人陶醉的开着艳丽小花的绿洲，也有长满荆棘的荒冢，有时阴云也蒙住她的感情，风雨也苦苦折磨她的心。于是诗人的园地里，便结出各样的果儿：向往的，追求的，爱的，憎的，也有幻灭的……，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冰心也有茫然感，在她的诗里也留下了投影：
"我的心呵！
你昨天告诉我，
世界是欢乐的，
今天又告诉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语言又是什么？
教我如何相信你！
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当心中的风雨来了的时候，冰心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只好躲到母亲的怀里，只有母亲才是"无遮拦的天空下的荫蔽"。诗中的一种无可奈何之感，曾悄悄地触动过许多人，可见，此种情绪也具有时代另一面的色彩。
冰心的清丽润秀的小诗，恬淡自然，绝大部分是自由的、无韵的，没有矫揉造作之痕。从内容上讲，"她望着繁星，对着大海，赞美自然，爱慕善良，探索真理。在夜气如磐、大地沉沉的当时，她告诉人们要追求真善美，憎恨假恶丑"（秦牧《一代女作家的光辉劳绩》），给人美感，给人认识，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不少篇章，还有鼓舞青年珍惜青春、发奋图强、努力进取的精神，因此，可以说，《繁星》和《春水》的历史价值是长久的。
四
1921年，冰心经许地山、霍世英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她是该会早期的会员，并经常在茅盾和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以小说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内容一如以前，是"问题小说"，字句要比以前更加凝炼。
冰心在燕京大学的生活中，被人评为"静如止水，穆若秋风"，除了正常的功课之外，她时时为之奋斗的唯一事业，就是创作。那时她已是蜚声文坛的作家了。
1922年夏，冰心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由燕京大学提前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及学校颁发的金钥匙奖。8月，在"五四"运动的低潮中，她与吴文藻、许地山等人同船赴美国留学，入燕京大学的姊妹学校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城的威尔斯利大学（Vellesley College）学习。她在回忆这时期的创作时说："这时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说，而在通讯。因为我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有趣的事，结果在美三年中，写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可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记下来……"
《寄小读者》是冰心早期散文的代表作，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最早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史中一块晶莹闪光的宝石，在现代散文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1923年7月的一天，在北京中剪子巷一家书房里冰心开始写第一篇《寄小读者》——《通讯一》。同月24，北京《晨报副刊》上新辟了"儿童世界"一栏，它的创议人，就是冰心。她曾多次建议《晨报副刊》设立儿童专栏，并在7月25日即发表了《寄小读者通讯之一》。其中她写道："我是你们天真队伍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止，我恳切的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从此她那颗童心一直保护到今天，一直是孩子们的最忠实的朋友。
《寄小读者》其中绝大部分写于1923年和1924年。1926年7月，当她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便喊着："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溅跃的浪花。……祖国的海波，一声声的洗淡了我心中个个的梦中人影。母亲！梦中人只是梦中人，除了你，谁是我永久灵魂之归宿？"她写了寄小读者最后两篇通讯，结束了连载三年的历史。同年，这部著名散文结集出版。
《寄小读者》主要记叙了冰心赴美游学旅途的见闻和在异国的生活。通过对"花的生活，水的生活，云的生活"的娓娓动听的描写叙谈和往事的回忆，表达了她深挚的爱国心曲。当她乘约克逊号邮船于8月17日下午离开"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时，看着送别的亲人和祖国，她的心是何等凄侧啊！当她到了异国，便特别关心起祖国来了："正不知北京怎样，中国又怎样了？"她觉得她的心情酷似华兹华斯《我在不相识的人中间旅行》诗中所表现的那种对祖国的爱。她时刻眷恋着祖国，无休止地做着温暖的乡梦。
关于这部书的写作，冰心在四版自序里说："假如文学的创作，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则我的作品之中，只有这一本是最自由，最不思索的了，这书中的对象，是我挚爱思慈的母亲…她的爱，使我由生中求死——要担负别人的痛苦；使我由死中求生——要忘记自己的痛苦。……这书中有幼稚的欢乐，也有天真的眼泪。"
《寄小读者》先后再版了几十次，它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巴金在《冰心著作集·后记》里说："从她的作品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的母爱。"冰心的母爱和爱祖国、爱儿童、爱生活是分不开的。
平时我们读或评论《寄小读者》，往往只注意它内涵的那热烈而缠绵的母爱、儿童爱以及绚丽多姿的美的自然，诸如"我小时曾为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为一只受伤的黄雀呜咽，我小时明白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的；我小时未曾做过不仁爱的事情……"等所表白的思想和那比比皆是的诗情画意。而一方面不太多的抒写，却常被忽视。比如，当车过泰安时，她忽然忆起了临城劫车的事，"我这时心中只憧憬着梁山好汉的生活，武松、林冲、鲁智深的生活。我不是羡慕什么分金阁，剥皮亭，我羡慕那种激越豪放，大刀阔斧的胸襟！"（《通讯二》）当她到了临城站时，曾看见了一队又放炮仗，又吹喇叭的兵，但"我很失望，我竟不曾看见一个穿夜行衣服，带镖背剑，来去如飞的人。"（《通讯四》）当她听到美洲红人酋长威叩落亚坠崖自杀，山因此得名时，她便"以山势'英雄'而威叩落亚死的太'儿女'为恨"，于是，"每天黄昏独自到山顶看日落，看夕阳自威叩落亚的最高峰尖下坠，其红如火！……大地上只山岭纵横，看不出一点文化文明之踪迹！这时我往往神游于数百年前，想此山正是束额插羽，奔走如飞的红人的世界。我微微的起了悲哀。红人的身躯壮硕，容貌黝红而伟丽，与中国人种相似。只是不讲智力，受制被驱于白人，便沦于万劫不复之地！"（《通讯二十二》）在《通讯二十七》中，她写了力士搏狮，讲到一败涂地的拿破仑和建立不世之功的惠灵吞，还讲到"人生中之各趣，我便愿遍尝！——我甘心乐意以别的泪与病的血为蛰，推开了生命的宫门。""领略人生，要如滚针毡，用血肉之躯去追挨遍尝。要他针针见血！"这些其中的生命力量和庄严，是冰心作品中的一个应当重视的光辉的组成部分。
除《寄小读者》之外，她这时期的散文集还有《往事》（1920年后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在美国留学期间写了后二十则）和《山中杂记》，内容和艺术特色都和《寄小读者》没有多大的异同。
冰心是最富有诗情的散文大家，其艺术成就曾得到许多作家的赞扬和肯定。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说：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 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 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 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红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 的妙音的雨师，是……这一首千古的杰作，我现在记也记不清 了，总而言之，把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 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 有的事情。
女士的故乡是福建，福建的秀丽的山水，自然也影响到了她 的作风，虽然她并不是在福建长大的。十余年前，当她二十几岁 的时候孤身留学在美国，慰冰湖，青山，沙穰，大西洋海滨，白岭， 成叩落亚，银湖，沽湖等佳山水处，都助长了她的诗思，美化了她 的文体。
对父母之爱，对小弟兄小朋友之爱，以及对异国的弱小儿 女，同病者之爱，使她的笔底有了像温泉水似的柔情。她的写异 性爱的文字不多，写自己的两性间的苦闷的地方独少的原因，一 半也因为她的思想纯洁，把她的爱宇宙化了秘密化了的原故。
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 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 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
郁达夫对冰心的早期散文作了全面的评价，其中的不少观点是得当而中肯的。
当然冰心的早期散文也有其局限。比如太过分强调和夸大了母爱的作用，"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团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便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通讯十》）母爱是黑暗社会中使人生得其安慰和温暖的春神，但母爱是不同的。社会里普遍存在着爱和恨，只是"爱"是不能使社会变成一个极乐世界的。当时的冰心给人们的只是一颗"爱"心。爱的哲学，主导着她的人生观和文艺观。另一面，《寄小读者》等，如果只是以小朋友为对象，显然是深奥了，不少道理和语言，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所以茅盾批评道："指名是给小朋友的《寄小读者》和《山中杂记》，实在是要'少年老成'的小孩子或者'犹有童心'的'大孩子'方才读去有味儿。在这里，我们又觉得冰心女士又以她的小范围的标准去衡量一般的小孩子。"（《冰心论》）这一点冰心自己在解放后也提到过。
三年美国留学生活中，冰心除了写散文外，还写了小说，如《悟》、《剧后》等，诗如《赴敌》、《赞美》、《所见》等。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大半的光阴都用在汉诗的英译方面，翻译我国著名古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漱玉集》，并以此作为她的硕士论文，结束了学生生活。这一年，她创作的东西并不多。
1926年7月，冰心获得威尔斯利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即在燕京大学文学系任教，同时还在清华大学兼课。她整天忙于课务，家又远在上海，假期和空下来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和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未婚夫吴文藻的通信里，写作很少。1928年，她写了一首《我爱，归来吧，我爱！》的诗，是遥寄远在美国学习的吴文藻的。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公开发表的唯一的爱情诗。这几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这是冰心颇为遗憾的。
1929年6月，在燕大校园南大地六十号，二十九岁的冰心与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她回忆说："我们结婚之后，正是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藻的父亲相继逝世。我们的光阴，完全用在痛苦奔波之中。这时期内我只写了两篇小说，《三年》和《第一次宴会》。此后算是休息了一年。1931年2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这一年中只写了一篇《分》，译了一本《先知》（The Prophet），写了一篇《南归》，是纪念我母亲的。"结婚后的冰心家务缠身，于是不能再专职教书。1929年至1936年只兼教于燕京大学，其间于1930年至1931年，1935年至1936年，还分别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在这段时间里，她的创作不多，只在1934年《文学季刊》在北京创刊，应郑振铎之聘任该刊编辑委员之后，创作才又多起来。这期间，做为一位辛勤的园丁，她曾培养过许多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文化界的名人，如诗人林庚教授、戏剧家焦菊隐、历史学家翁独健、教育家关瑞悟等。
五
从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处女作《两个家庭》起，冰心于1919年"五四"运动至抗战前夕，相继发表了成名之作《斯人独憔悴》、代表作《超人》和《分》等三十多篇小说及散文，分别集为《超人》（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往事）（1930年北新书局初版）、南归》（1931年，同上）、《姑姑》（1932年，同上）、《闲情》（1933年，同上）、《去国》（1935年，同上）和《冬儿姑娘》（1935年，同上）。还出版了诗集《繁星》、《春水》、《冰心诗集》（《冰心全集》之一，是她1921年至1931年的诗歌总集，1932年，北新书局初版）和散文集《寄小读者》、《冰心散文集》（《冰心全集》之一；1932年，北新书局初版）、《冰心游记》（1935年，同上）、《平绥沿线旅行记》（1935年，平绥铁路管理局）和译作叙利亚凯罗·纪伯伦的散文诗集《先知》。
冰心的天才，最早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在"五四"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热潮的直接影响下，她开始了"问题小说"的创作。《两个家庭》写摧毁旧家庭建立新生活，通过对比，触及了妇女解放和家庭等问题。《斯人独憔悴》写出了反帝运动中父子的矛盾，实则是新生一代同封建家长制度的矛盾，文中描写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颖石、颖铭二兄弟，最终屈服在封建官僚家长的淫威之下，不得不吟起"斯人独憔悴"的诗来。这篇小说也反映了相类的主题：知识分子的软弱性。短篇小说《超人》在冰心的创作生涯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茅盾说："《超人》发表于1921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刘纲的《冷冰冰的心》，见《小说月报》第十三卷三号），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超人》在文坛上引起热烈的注意，说明了作者和广大读者对人生的探索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小说里的主人公何彬是个信奉"爱和怜悯都是恶"，对一切都极冷漠的人，但由于禄儿的"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吗？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几句话感动得使他痛哭流涕，似乎是良心发现，立刻认为"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冰心的"爱"的哲学至此便算完成了。当然在美国留学期间写的那篇小说《悟》，诚如茅盾所说是"《超人》的姊妹篇或补充"。冰心在《悟》里说："地狱如何生成，星辰如何运转，霜露如何凝结，植物如何开花，如何结果……这一切，只为着爱！""茫茫大地上，岂止人类有母亲？凡一切有知有情，无不有母亲。有了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于是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鸟欣欣的唱着，杂花欣欣的开着，走兽欣欣的奔跃着，人类欣欣的生活着。万物的母亲彼此互爱着，万物的子女，彼此互爱着，同情互助之中，这载着众生的古地，便不住的纤徐前进。懿哉！宇宙间的爱力，从兹千变万化的流转运行了。"这便是冰心所认为的母爱的伟大力量。当时她的人生观、世界观、文艺观均受"爱的哲学"的主宰，她是以"爱"的观念观察和理解社会上的一切的，而对现实了解太少，认为人间的隔膜与罪恶，完全是由于人们不相爱的结果，只觉得母亲是人类的"灵魂的安顿"的所在地，母亲的爱是温暖人间的春光。
阿英在《现代中国女作家》（原署黄英）一书中评论冰心说："和其他的作家一样，她对于宇宙的了解，是充满着神秘的幻想；她同样的感到，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种不可测度的神秘的足以诱惑人们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她颠倒了，使她麻醉了，使她对于时间问题不得不冷淡起来。她只是努力于超自然的世界的追求，对一切社会事业表示嫌恶仿惶，她所认识的，只有精神世界。因此，对于生命，她也就不能获得一种正确的了解，而沉缅于各种唯心的说明之中，处处表示了她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但由于自然界的陶醉，母爱的浸润，她却感到了伟大的'宇宙的爱'的存在。她对于社会的失望，人间的隔膜，纵使表示了极端的烦恼，可是，这一切，都被'宇宙的爱'与'母性的爱'的力量抑压了，征服了。所以，她的思想，即使陷于悲观伤感，却还不至于颓废，失望。"冰心所以没有失望，是因为她那时期手里有一面"爱"的旗帜，是"爱的哲学"给了她希望和光明。
陈西滢对冰心早期的小说曾有一句著名的评论："（超人》里大部分的小说，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西滢闲话》）这句话切中了冰心小说的弱点。这主要是因为作者优裕的生活，限制了她的生活视野。但不管怎样，她的"问题小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也都是那个以"狂人"为首的激流勇进的队伍里的成员，他们不同的声音，或强或弱地也都汇入了时代的呐喊；揭露了一些社会矛盾，反映出对封建势力的不满，尤其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对人生的探索、追求。
当中国历史穿过风雨跋涉到1931年的时候，苦难的大地不断成长出新的因素。自然，冰心不仅听到炮声和呻吟，也看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群。于是她那"爱的哲学"里，萌生出叛逆的成分。就在这一年，冰心写出了另一篇小说《分》。这是她的又一篇代表作，标志着她创作的新高度，是她创作生活中第一个分水岭。
《分》具有几分童话色彩，它写两个刚降生的婴儿（他们都会说话，都有成人的思想，又有天真稚童的性格），通过他们的对话，对比，表现了不同家庭（一个是教授的儿子，一个是屠户的儿子）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前途，表达了作者对劳苦大众深挚的爱与同情。当他们刚到人间的时候，在医院睡一样的床，穿一样的衣，一俟离开那里，这两个小小的新生命便从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并开始了不同的奋斗。那屠夫的儿子有着自己的骄傲，他认为"我父亲很穷，是个屠户，宰猪的。……宰猪的！多痛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大了，也学我父亲，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他还对那教授的儿子说："你将永远是花房里的一盆小花，风雨不侵的在划一的温度之下，娇嫩的开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们的践踏和狂风暴雨，我都须忍受。你从玻璃窗里，遥遥的外望，也许会可怜我。然而在我的头上，有无限阔大的天空；在我的四周，有呼吸不尽的空气。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边歌唱飞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烧不尽割不完的。在人们脚下，青青的点缀遍了全世界！"
从《分》发表之后，冰心又写了《冬儿姑娘》、《我们太太的客厅》等等，这些小说都显示出更深的社会内容，大异于以前的作品，这无疑是冰心的成熟和进步。冰心在她的《自述》里曾写道：
我觉得我如同一个卖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 担在途中。在我喘息挥汗之顷，我看见许多少年精壮的园丁，满 挑着鲜艳的花，葱绿的草，和红熟的果儿，从我面前如飞的过去。 我看着只有惊讶，只有艳羡，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 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 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 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裁下平凡的小小的 花，给平凡的人看！
每个作家，企图描写什么，都必须有他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感受和认识。关于小说创作，冰心曾多次说："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从"五四"到"四五"》）这是冰心十分合乎实际而又十分诚恳的自白。当然，描写自己熟悉的人群及其生活，就是一位诚实作家的伟大人格。
六
"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
三十年代，中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每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做出自己的选择。
1936年，吴文藻教授因获得"罗氏基金会"游学教授奖金而前往欧美访问，冰心同行。行前，郑振铎在上海为他们饯行，冰心初次会见茅盾、胡愈之等人。在欧美游历了一年，所见所闻，在冰心心底投下了浓重的暗影，同怀着亲亲的母爱、儿童爱，礼赞云霞的变幻，大海的壮阔、繁星的灿烂的第一次赴美留学的情况十分不同，她感到不满和失望。当一回到祖国，正赶上卢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她从此开始了流离迁徙的生活。
1938年9月，她全家迁居到云南昆明，吴文藻任云南大学教授。那时期，物价飞涨，一日数变，作家的生活得不到保证，冰心身体虽然不好，但是为了生活，还不得不扶病执笔。1940年底到四川重庆，从事文化救亡活动，在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下，曾主编《妇女文化》半月刊。1941年，在重庆大后方文艺界欢迎冰心、巴金的集会上，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1941年至1947年，她曾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这时，她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因病久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深居简出。但文艺界的朋友倒是不断登山造访，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冯乃超等人，他们同冰心一起在山坡的浓荫下，望着如带的嘉陵江，畅谈国事、家事和文艺。他们第一次在歌乐山相聚几天后，老舍给冰心送来了郭沫若赠送的写有一首五律的条幅：
怪道新词少，
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
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
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
贞静立山头。
这首诗，写的正是那时的冰心。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她以"男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十六篇散文《关于女人》（1945年，天地出版社初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表现了她的"殷殷家国忧"的爱国主义热忱。
《关于女人》书稿的成书经过，冰心说，1940年，"我初到重庆，《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一时高兴，写了一篇《关于女人》来对付朋友，后来写滑了手，便连续写了下去，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除了"对付"朋友和"写滑了手"的原因外，还因为"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这当然是一些原因，但就"作家"而言，毕竟考虑了社会的因素——她发现"女人的确可怜"。对于女人，她是有自己深挚的感情的。1943年，她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云，烘托着这一天的晶莹的月！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要变成怎么样子！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还说，上帝创造了女人，"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里，在冰心以男性的语气对于女人的谈论中，我们又在她的思想深处，清楚地看到了'母爱'的注释。
在四川，那段难忘的生活，使她了解了许多过去不曾了解的事实，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曾明白的道理。她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回忆说，在大西南的昆明和重庆，尤其是在重庆，经验使她得出这样的认识：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
1946年冬，冰心全家去日本，吴文藻教授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同当时日本文艺界知名人士有着密切的来往。1949年，应日本著名文学家——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中国新文学系主任、冰心著作译者仓石武四郎的邀请，她在该校开设中国文学课程，成为女性进入东京大学担任教授之职的第一人。
冰心来到东京的第二年，多难的祖国，又被推入内战的火海。她好像也置身于战火，心清惶惶，为祖国痛苦着，创作的心绪像遇霜的秋叶，逐日枯萎。人的信仰，像一座雄伟的建筑，并非一日所成，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建成的。在抗日战争中，她所获得的信任和希望之焰，在日本更加燃烧起来。她从香港朋友那里秘密地弄到几本革命著作。有时跑到海边，靠着岩石，任凭浪花溅湿衣裳，潜心阅读，并"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冰心说："1949年10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她觉得，祖国和人民真正有了光明，她那逐渐形成的理想，也有了具体的寄托。
作家是思想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啊！但是冰心一家要从日本回国并非容易。冰心说："我们是解放后1951年回来的，解放的时候我们就想回来，但是回不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车的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后来正好美国的耶鲁大学要请我们去，我们就拿耶鲁的聘书给台湾签护照，立刻就批了。在日本时，两个女儿都读圣心学校，离日前我还去圣心，请她们校长写封转学信，把她们转到耶鲁，所以她们的同学都以为我们要去美国。他们批了护照之后，我们就到了香港。那时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四，一个十二。我们一到香港，就把耶鲁大学的聘书和路费退了回去。于是，我们从香港经广州回到了北京。我还有个儿子，他是第一个回国的，那时他才十八岁。在日本时，他在美国学校念书，念完中学之后没有大学可进，美国朋友想让他到美国读书，他不肯去，要回国。后来我们说要送他去香港上大学。我们给他买了船票，从日本开船，经塘沽，他一到塘沽，就溜了下来，到了北京，进北京大学学建筑。他每次写信给我们，都是先寄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到日本；我们给他写信也由香港转……"
这条坎坷之路，有荆棘，有虎狼，我们读者只知道冰心作品里所含蕴的爱国心肠，而不了解那一首从未写成文字的异常动人心弦的爱国心曲，不知道她是冒着生命危险，才辗转回到祖国的怀抱，完成生命旅途中一次最后的转折……
侨居日本五年，冰心所写作品不多，一些散文小品如《寄日本小读者》，散见于《东大周刊》及日本一些报刊杂志。
七
冰心，拥抱祖国母亲，也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母爱。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
这时，她拿起生花之笔，开始了勤奋的创作生活，写了《归来以后》等作品；冰心说，从此，"我的创作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2年仲夏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在中南海招待冰心和吴文藻教授，对他们回祖国参加建设表示欢迎，井询问子女的情况。冰心说，儿子已入大学，两个女儿都在中学。总理问："她们想学什么？""大的想学历史，小的想学医。"冰心答。总理说："年青人从外国学来的语言，口音比较正确，你是不是可以跟孩子们商量商量，她们可不可以念外语？"以后，她的两个女儿吴冰和吴青，都读了外语，都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
1953年，由丁玲和老舍介绍，冰心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解放后，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为孩子们的写作上。她一直认为，一给儿童写作，对象虽小，而意义却不小，因为，儿童是大树的幼芽"。她曾同张天翼等人领导了北京的儿童文学创作活动，培养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家。
正当冰心发奋创作的时候，1957年反右斗争的风雨推开她家的大门，袭击了吴文藻教授。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夫妻，其命运哪能分开？冰心的感情也像受了雷击一样，她是痛苦的，不解的。这时候，周恩来总理让邓颖超把她接到家里，安慰她，鼓励她。
1958年，严文井、张天翼向冰心提议再写《寄小读者》；她欣然接受，捡起了已经中断二十多年的"通讯"。这一年的3月11日，她给小朋友写了《再寄小读者·通讯一》。这篇散文里说："在这不平常的春天里，我又极其真切，极其炽热地想起你们来了，……我如今再拿起这支笔来，给你们写通讯，不论我走到哪里，我要把热爱你们的心，带到哪里！"是的，她没有食言，从北京，写到意大利的巴利城、罗马、威尼斯，瑞士的波尔尼，英国的爱丁堡。像一位伟大的母亲，没有吝啬自己的汗滴，把丰富的上等精神补品贡献给千百万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像殷勤的园丁，培育了满园鲜花！
冰心像一位天才的画家，解放后她用散文的形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百卉葳蕤、生机盎然的生活画面。她在《小桔灯·新版后记》里说。"这里有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孩子，也有我们友好的国家和地区的孩子；也有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许多景象，也有世界各地使我怀念使我低徊的山山水水。……而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和国外的山山水水，更像一幅幅雄伟美丽的画卷，拉过了我的面前。"这是《小桔灯》的主要内容，也是冰心回国后文学创作的概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平地而起，横冲直撞，到处是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冰心没有幸免——抄家、批斗、劳改，使她整整搁笔十年。1970年，冰心和吴文藻，告别永居的老屋，一起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种麦子、点豆子、看青、摘棉花，这位作家长达十年的空白稿纸上，写满了检查，覆盖着尘沙。逆境中，又是周总理亲自出面保护她。1972年秋，总理还对冰心说："你我年龄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有鞠躬尽瘁四个字了。"总理的安慰和鼓励，使一直抱着希望的冰心度过国家和个人生活中最黑暗的时期，终于盼到春回大地，举着一面红旗，又"步履轻健地走在年老人和年轻人的队伍里"……
当冰心回到魂索梦绕的祖国，她感到了"从'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她热情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54年以来，她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和1979年，分别在第三和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1978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先后十三次出国，访问过印度、日本、苏联、英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过"世界母亲大会"、"亚非作家会议"等国际会议，对增进人民友好、加强世界和平及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解放后，冰心的创作是丰富的。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旧作《冰心小说散文选集》之后，又出版了新作《陶奇的暑期日记》、《还乡杂记》、《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樱花与友谊》及解放后的散文选集《小桔灯》（1960年，作家出版社初版；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冰心选集》。冰心的不少作品被介绍到国外，被译为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出版，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另外，她还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园丁集》、（印度童话集》、《印度民间故事》、《吉檀迦利》、《泰戈尔选集·诗集》（与石真合译）、《泰戈尔剧作集》、《马亨德拉诗抄》（与孙用合译）、《燃灯集》（诗集）、《世界史》（两卷）及《世界史纲》。
"四人帮"覆灭后，她怀着一颗爱心，在她最喜欢的儿童读物《儿童时代》上发表《三寄小读者》，使她的青春和新时代的春色、纯洁向上的孩子交融在一起。从《寄小读者》，到《再寄小读者》，再到《三寄小读者》，前后五十多年，这不仅是冰心所走的文学之路，也是她跋涉的人生之路。它们的文字，固然同样清丽可爱，但思想情调迥然不同，可以说，三个《寄小读者》反映了三个时代。
1980年，她的《小桔灯》等，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荣誉奖。她同年发表在《北方文学》三月"女作家专号"上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这年4月，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归来之后，由于工作紧张，身心疲劳，夜里突发脑血栓病。八旬高龄的冰心，为了以后能继续为孩子们写作，那颗赤心驱使她勇敢地接受了手术；她像一位战士，急盼着重返前线，像一位母亲，惦记着家中的孩子——我们上国的两亿多儿童！她在《三寄小读者》的"写信代序"里说："'八十'一上两个字，总不能使我相信我竟然已经八十岁了！"她不服老，"天真"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她说是千千万万的小朋友给她的"天真"，小读者的热情回响使她永远年轻！西谚云"生命从四十岁开始"。冰心说："我想从1981年起，病好后再好好练习写字，练习走路，'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努力和小朋友一同前进！"八十年代初，先后出版了散文小说集《晚晴集》（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集《三寄小读者》（198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及《记事珠》（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冰心论创作》（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冰心散文选》（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冰心选集》（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等。
从1982年起，至1993年12月，卓如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的《冰心文集》（包括小说、诗歌、解放前的散文、中国成立后的散文和文艺杂著）陆续出版。冰心在《序》里说："回溯我八十多年的生活，经过了几个'朝代'。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浅浅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流水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通畅，但它还是不停地流着。"从这部六卷本的文集中，读者能清晰地"看到有一个二十世纪出生的中国人，在她自己大半生的生活环境里"，所跋涉的足迹，能听到她真实的心声……虽然她的年轮已经绕过九旬，却仍然创作不辍，天天对着稿纸倾吐心声，1987以来，相继在《北京日报》、《人民文学》、《收获》、《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与人民、与祖国共命运的小说《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落价》、《干涉》及许多散文，出版《冰心近作选》（1991年，作家出版社）。那篇霍达的《国殇》等都曾使她落泪、激愤，时至垂老，反而更多了许多忧患意识。
八
冰心，我们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我们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开拓者，在她七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真诚地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她那光彩夺目的作品，是给祖人民和未来的最大奉献，是留给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
从1919年起，她同为数不多的新文学先驱者一起，开始了文学生涯，用实践进行着艰苦的开垦。新中国成立后，她更以自己全部的热忱灌溉文苑。她受过委屈，而没有怨言，只知道踏踏实实地写下去，把心交给祖国，交给孩子，交给光明和未来……
当我收束此文的时候，已是深夜。我激动地望着群星灿烂的夜空！这时我又想起《繁星》里的诗名，使我更加敬爱冰心。我觉得，这首诗，写的是她自己，是她一生奋斗的注脚。末了，恕我借用一位记者的话，献给冰心：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写到二十一世纪去吧！
1981年10月5日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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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石评梅
白舒荣
夜晚的天空，有时繁星满布，好像黑丝绒上嵌着密密麻麻闪光的宝石；有时却疏疏落落，缀连无多，剩下人们最常见最熟悉的星座。但星球世界确有大大小小的成员，每颗星球都有自己的光芒。
二十年代我国的文坛，曾出现过一个才华闪烁而短命的女作家。她虽然长期不见书传，但翻翻二十年代的一些报刊杂志——《晨报副刊》、《语丝》、北京诗学研究会出版的《诗学半月刊》、中国文学研究会北京分会编印的《文学旬刊》、天津绿波社的《绿波旬报》、北京绿波社和星星文学社合编的《文学周刊》、《妇女周刊》、北京《文学》、《蔷薇周刊》，以及《中央日报》附印的《红与黑》——有个名字：评梅女士（或波微），会时常跳入眼底。她的作品有戏剧、诗歌、散文、小说、游记、书信、书评，还有散文集《涛语》（1929年，神州国光社；1932年，盛京书店，北新书店）、小说散文集《偶然草》（1929年，北平华严书店）。小说《红鬃马》。《匹马嘶风录》为其代表作，具有历史之苍凉感。整个作品以追求真理、光明和爱情为主题，感伤色彩浓重，具有浪漫主义风格。后人为她编辑出版了《石评梅选集》（198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石评梅作品集》"散文集"（1984年，书目文献出版社）、"诗歌小说集"（同上）、"戏剧·游记·书信集"（198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三卷。
她的创作以新诗见长，又因主要生活在北京，故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称。
但她的第一篇问世之作，却是当学生时写的一个六幕剧《这是谁的罪？》，1922年4月在《晨报副刊》上连载。评梅所在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常常召开游艺会，排演各种节目，这个剧就是应同级级友会演出的急需，她用了两夜时间匆匆赶出来的。剧本并不十全十美，当时有的评论曾指出过它的弱点，但它却显露了作者的文学才能。
她的诗作很多。1924年秋，她曾将新作的一百多首诗汇为一卷，交给她的朋友孙席珍选定，孙席珍说：
我老实地替她选出了较好的几十首，为她加了一个《百花诗 选》的题目，交给王统照，要他登在《文学旬刊》上；《文学旬 刊》只登了一半，还有一半被埋在故纸堆中去了；另外她还打算 和陆晶清合出一部集子，叫做《梅花小鹿》，原稿我也见过……
她很爱好植物，她的诗文中有很多是歌咏植物或者以植物为 背景的，我之替她的一卷诗命名曰《百花诗选》者，也是由于这 个缘故。
她未有诗集问世，遗作还能从前面提到的几种刊物上见到一些，一般都比较长，几十行，甚至一百多行。追求爱情、自由光明、理想，是她的诗魂。它们有生命的欢歌：
我依稀是一只飞鸿，
在云霄中翱翔歌吟；
我依稀是一个浪花，
在碧海中腾跃隐没；
缘着生命的途程，
我提着丰满的篮儿，
洒遍了这枯燥的沙漠。
埋葬了的花魂，
蛰伏了的秋虫，
都在彩色的尘土中复生！
朝阳呵如烘！
雪涛呵上涌
桃妹妹和柳姐姐，
替杜鹃结识了一座音乐亭！
——《春的微语》
也有带泪的悲音：
心头的酸泪逆流着，
喉头的荆棘横梗着：
在人前
都化作了轻浅的微笑！
——《微笑》
有对旧世界的控诉：
朋友呵！
在荒芜纷靡的小径里，
鹰搭了巢！蜂做了窗！
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痛苦啊，
呻吟在地狱生活的同胞！
胜利的魔鬼狞笑。
——《细微的回音》
也有建立新社会的雄心：
和平原须战争，
战争原为和平
莫有战争呵——又何须和平？
我的雪裙要血浇！
我的锋花要含苞！
我誓愿把希望的种儿，
洒向人间，开一树灿烂的红色！
——《宝剑赠与英雄》
她的诗词藻比较华丽，但亦时有朴实、清浅、明快的句子：
"牧童倦了，
羊儿眠了，
晚霞看得醉了，
夕阳微笑着回去了。"
这是小朋友逛山带回的消息。
——《心影》
她的散文和小说主要写于后期，但毕业前发表的一个二十万字左右的游记，却很值得一提。
女高师每年都要组织自己的毕业生参加旅行，她随第二组国内旅行团——由本科的十二人和博物科的十四人组成，沿京汉线，落脚保定、武汉，又乘船到南京、杭州、上海，取道青岛、济南，返回北京。所到之地，主要参观学校、工厂，当然也要饱览佳地名胜。她将旅途见闻感受写成游记《模糊的余影》，连载于1923年3月至10月的《晨报副刊》上。文章夹叙夹议，情景交融，诗文并茂。文笔清丽流畅，精练，隽永，颇有古游记风。如游至南京紫霞洞，作者写道：
牧童说："看，快到了！"只见一片青翠山峰，伊如玉屏，晶莹 可爱！过石桥，拾级而上，至半山已可望见寺院；犬闻足音，狂吠 不已；牧童叱之，遂嘿然去。至紫霞道院，逢一疯道人，是由四川 峨眉山游行至此；其言语有令人懂的，有令人百思不解的；其疯 与否不能辨，但据牧童说"是不可理解，说起来莫有完"。紫霞道 院中有紫云洞，其深邃阴凉，令人神清，有瀑布倒挂，宛然白练， 纤尘不染，其清华朗润，沁人心脾！忽有钟声，敲破山中的寂寞， 搏动着游子的心弦；飘渺的白云，也停在青峦；高山流水，兴尽于 此。寻旧径，披草莱，回首一望，只见霞光万道随着暮云慢慢地沉 下去了。
如此用笔处，俯拾皆是，可见作者颇有古文修养。
她生命的晚期，正是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虽然还未见记载说她曾投身革命，但时代的潮流，本身的正义感、同情心和以往与青年革命家高君宇的密切交往，革命对她有较大的影响。她这时的作品总的视野开阔了。
轰轰烈烈始，流血残杀止，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就是这样壮丽而苍凉。她在1927年的作品，不少是反映了这个历史基调的。小说《心海》、《归来》、《白云庵》、《匹马嘶风录》《流浪的歌者》……有的谴责军阀混战，有的鼓吹妇女解放，有的是革命加恋爱的故事。
大革命的失败，尤其是共产党人的被屠杀，使她震惊、愤慨、悲伤之至，于"四·一二"后的十八天，写下诗《断头台畔》（《蔷蔽周刊》二十三期）：
狂飚怒卷着黄尘滚滚如惊涛汹涌，
朝阳隐了这天地只剩下苍黑之云；
一阵腥风吹开了地狱紧闭的铁门，
断头台畔僵卧着无数惨白之尸身。
黑暗的宇宙像坟墓般阴森而寂静，
夜之帏幕下死神拖曳着长裙飘动；
英雄呵是否有热血在你胸头如焚，
醒来醒来呼唤着数千年古旧残梦。
红灯熄了希望之星陨坠在沦海中，
Liao望着闪烁的火花沉在海心飞迸；
怕那鲜血已沐浴了千万人的灵魂，
烧不尽斩不断你墓头的芳草如茵。
胜利之惨笑敌不住那无言的哀悼！
是叛徒是英雄这只有上帝才知道，
死并不伤害你精神如云散烟消，
你永在人的心上又何须招魂迢迢？
她沉痛悼念为革命而献身的烈士，又撰文纪念"四·一二"说："已是暮春天气，却为何这般秋风秋雨？假如我们记忆着这个春天，这个春天是埋葬过一切光荣的。她像深夜中森林里的野火，是那样寂寞无言的燃烧着！她像英雄胸中刺出的鲜血，直喷洒在枯萎的花瓣上，是那样默默的射放着醉人心魂的娇艳，春快去了，但是我们心头愿意永埋这个春天，把她那永远吹拂人类生意而殓身的精神记忆着。"革命者的血，使她进一步认识了我们生活的是个不完善的社会，"处处现实和理想是在冲突"，改革社会生活和秩序，自然只有革命，"不过，这不是几个人几十年就能成功的，尤其因为人生是流动的进步的，今天改了，明天也许就发现了毛病，还要再改，革了这个社会的命，几年后又须要革这革过的命。"世间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地变化，一切全在新陈代谢中求生，她的这种社会革命观，不是颇有见地吗！她又借作品主人公之日表示："我想替沉没浸淹在苦海中的民众，出一锄一犁的小气力，做点拯救他们的工作，能为后来的青年人造个比较完善的环境安置他们。"
如果她不是早死的话，她不会徘徊在革命的大门之外的。
她的散篇作品，还有诗《飞去的燕儿》、《祭献之词》、《扫墓》、《模糊的心影》、《哭落花》、《残夜的雨声》、《叫她回来吧！》、《你告她》、《留恋》、《心影》、《这悠悠相思我与谁弹》……，散文、书评、小说有：《此生不敢再想到归鸦》、《再读兰生弟的日记》、《林桶的日记》、《无穷红艳烟尘里》、《一夜》……
她集印成册问世的散文合集《涛语》和短篇小说散文集《偶然草》，多写自身悲凉遭遇，反映了幻灭、矛盾、痛苦的心情。
"文化大革命"前到过北京陶然亭公园的游人，大概还记得湖畔并立的两个石碑吧！其中一个，下面睡着的就是评梅。旁边的是谁？若要进一步了解她的作品，就不能不先解开这对石碑之谜。
评梅1902年生，原名石汝壁，由于爱好植物，尤其爱梅花，所以自号评梅，自称其寓所为"梅巢"，集子便叫《梅花小鹿》（小鹿是陆晶清），信纸用的是"几生修得到梅花"或"梅作主人月作客"一类的梅花笺。俗语说"深山出骏马"，她的家乡在山西崇山峻岭的平定山城，她父亲是个旧知识分子，她是父亲最钟爱的小女儿，受"五四"浪潮的冲击，来到北京求学。
她进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在打球、跳舞、滑冰、练体操之余，还约同学办诗社，热心于文学创作活动。192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带着一颗因初恋受伤的悲凉的心，从女高师毕业走上社会，曾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部当训育主任和体操教师。这时，另有一个青年——高君宇，突然闯进了她的生活。他是评梅的同乡，是她父亲的学生。"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是邓中夏的战友，李大钊的学生。1920年9月，他当选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2年1月，他同王尽美等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又参加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他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翌年又同李大钊、毛泽东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分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是共产党早期的活动家之一。高君宇还是个诗人，有不少作品。评梅和他很友好，他对评梅有火一般的恋情，但她却迟疑不决，难下决心。待到高君宇因得不到她的爱，肺病日益严重，于1925年3月悲伤而死，她才大梦忽醒，这时感到自己失去了一颗无比珍贵的心，悔恨无已，从而毅然把一颗赤心，无保留地送给死去的高君宇。
评梅把年仅二十九岁的高君宇的骸骨送到陶然亭，埋葬在他生前选定的锦秋墩下，用白石砌成长方形墓，正中竖了一座尖锥形的四角石碑。石碑上是评梅手书的题词：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 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 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从此，在乱坟调垒，荒寒寥瑟的陶然亭湖畔，无论风晴雨雪，常常看到她的身影，她的泪水浇绿了手植在墓旁的翠柏青松。
一首首，一篇篇深情悼念的诗文，弹拨出她的悔恨和思念：
狂风刮着一阵阵紧，
尘沙迷漫望不见人；
我独自来到荒郊外，
向累累的冢里，
扫这座新坟。
秋风吹的我彻骨寒，
芦花飞上我的襟肩，
一步一哽咽，缘着这静悄悄的芦滩，
望见那巍巍玉碑时，我心更凄酸！
狂风刮着一阵阵紧，
尘沙迷漫望不见人；
几次要归去，
又为你孤冢泪零！
留下这颗秋心，
永伴你的坟莹。
——《扫墓》（载《妇女周刊》纪念特号）
这样哭了三年，她的泪干了，这出悲剧的主人公于1928年7月30日因脑膜炎绝症，急急追踪而逝。在长寿寺停柩一年后，朋友们和一些学生送她的骸骨到高君宇身旁殡葬。这天——1929年10月2日，赶来送葬的还有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朋友们在她的墓石上勒下"春风青家"四个篆字。
"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年仅二十七岁，风华正茂，饶有才能的女作家石评梅，就这样离去了。但她还活着，她活在高尚的爱情中，"看满天繁星，听萧萧芦苇，她生前所赞美的陶然亭静夜的神秘景象，都归她一人去享受了。不，君宇墓近在咫尺，这时候他俩当是偎倚着，微笑着，在度他们生前未度过的甜美生活。"
她活在朋友们的怀念中。
评梅的死耗，传到当时正在南方过着地下流亡生活的孙席珍那一里，他非常感伤和惋惜；"她虽不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但她对于文学的勇敢和努力，在落寞的文园里也算是个难得的女作家。她的死，不但是北方文坛的损失；夸张一点说，也是中国文坛上的损失，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又弱一个了！"（1929年《真美善》女作家号：《女诗人评梅》）
孙席珍是评梅的诗友，他们在北京相识，"情同姐弟"。那时他正半工半读，白天在北京大学学习，晚上在（晨报副刊》工作，与赵景深、焦菊隐、于毅夫、蹇先艾等组织绿波社，负责编辑《京报·文学周刊》，其间常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诗歌。对于评梅的为人，他说："她性情很活泼，但是不涉浮躁；富于感情，而尤重义。"他还回忆起这样几件事：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即北京女高师的改称）风潮发生后，"她只要一提到这事，就会无限伤心，每次见了她的同学的面，总是禁不住捶胸痛哭。她一星期中总要到女师大去看几次的。她说女师大是她的娘家，女儿虽然嫁出去了，娘家的事情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如今娘家给强盗狗贼们糟蹋到这步田地，怎么不叫她伤心彻骨呢？"
"去年春间（1927年），我客居在江城。有一位某女中学的校长因打算单请她来当教务主任，要求我代为写一封请托信。我喜欢庐山和鄱阳湖的风景的，便给她寄了一封信去，那时我因到安庆去，所以只约她到江城来，并不要她回信。后来从另一位朋友处得知，她因为北京方面已订了约，为重义的关系，一时不便离开。她并要我常常给她写信去，相期于新秋时节的庐山聚首。"（以上均引自《女诗人评梅》）
评梅生前最好的同性朋友是陆晶清，她们同在女高师读书，陆晶清学的国文科，年龄比评梅小。凡她们的朋友都知道，她俩是一对同命运的小鸟。她们的交好逾乎普通友谊，她们能互相了解到彼此隐藏在心底的苦情，她们曾约定了要相伴着、相慰着，走完崎岖的生命旅途。她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姐妹、伴侣，也是文学事业上的并肩战友。她们曾一同继北大学生欧阳兰之后，编辑《京报》附印的《妇女周刊》，大约在1926年还一起用"蔷薇社"之名，编过《世界日报》的周刊之一——《蔷薇周刊》，那时评梅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半壁街十三号。
高君宇去世后，评梅完全走上了悲惨的道路；那时候，陪她痛哭，能安慰她，使她得到刹那间快乐的只有陆晶清。陶然亭那块地方，不惟在评梅的生命里占了重要位置，就是陆晶清也是永远忘不了的。她们曾经在那里洒过不少热泪。有一年元旦，她俩去看高君宇，因为彼此心里都难过，"酸泪冻成冰柱，一条条凝结在君宇坟前的白石碑上。"
评梅去世时，陆晶清正在南方流浪，听到噩耗，她茶饭不思，日夜兼程赶回北京，亲自料理评梅的丧葬，安慰远在平定山城的亡友的老年父母，并整理出评梅的日记遗稿拿到上海印行。"蔷薇社"还专门刊行了《石评梅纪念册》。
评梅的好友还有著名女作家庐隐，她们也是女高师的同学。为了怀念评梅，她把评梅在女高师的一段真实生活经历，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盛京书店出版），其中评梅和高君宇为主人公外，涉及到的真人还有陆晶清、作家自己、高长虹、于赓虞、吴天放、向培良……
今天的读者知评梅者无几，然而老一代，怀念、追忆她的还大有人在。女作家颜一烟就曾不只一次的满怀敬爱思念之情，向我述说过她的中学老师石评梅。
解放初期，周恩来游陶然亭，曾经到评梅和高君字碑前凭吊过，表示了对亡魂的忆念。1956年6月3日，他审查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看到陶然亭，便讲到这一对墓碑，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十年灾难，天地翻覆，举国没有一块平安的土壤，这对石碑也在劫难逃，荡然无存。现在国家正拟修复，终于又到了记起它们的时候。
石评梅是个有才华，肯努力，有成绩的女作家。她的一生如朝霞、春花、流水、行云，来去匆匆。
文坛上曾有过一个小星，一个过早陨落的星，然而她确实存在过，发过光……
1981年4月二稿
1995年3月27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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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罗淑
马小弥
罗淑原名罗世弥，偶用笔名石每，1903年12月19日生于四川成都。她的父亲罗树屏原籍直隶，是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清末在四川绵竹县做过县令邹某的钱粮师爷。邹县令去世，罗树屏把家搬到成都。罗淑的母亲是罗树屏的继室，1899年生长子世安，四年后生罗淑，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世仪和世泽。
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兵变迭起。罗村屏遂于1912年在简阳县城北盛产井盐的老马湾买下一处宅子，十来口盐井和一处与住宅相连的熬盐的灶房，举家迁到乡下，这时罗淑已经九岁。
老马湾面对沱江，背靠蜿蜒的丘陵，是个方圆不过数里的山坳。自从清嘉庆年间这里发现了盐，吃"咸水饭"的人就一天多似一天了。罗家迁到这里的时候，老马湾里已是井杆林立，大大小小，有十来家灶户，百多口盐井。盐，到处都是盐。空气里整日弥漫着一股酸腐的卤水味道，树皮发黑，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临江有个运盐的船码头，一座石头砌的坚实的吊脚楼，叫作"公垣"，是盐务局的税卡，也是盐仓。各家灶户每天生产的盐都必须送到这里集中存放，由盐务局的人过称抽税，然后才能卖给盐贩子。每次开仓放盐，码头上人头攒动，岸边挤满运盐船，邻近府县的盐贩子为了几斤"敷水"的好处，常和盐务局的师爷争吵厮打。在山间小路上往来奔忙着为灶户背煤、挑盐、割草的零工，沱江边的浅滩上印满了纤夫的脚印。
盐井开在山坡的高处，所谓盐"井"，可谓鬼斧神工。井口不过汤碗大小，却有数十米深，由粗大的楠竹筒对接，用桐油石灰密封做成井筒。每口井日日夜夜总有一个面黄肌瘦、短手短脚、十一二岁的小老么，驱牛绕着木制的轮盘转，把盐水车上来，再由筒匠把盐水翻倒进地盆。盐水通过埋在地下的桶竹筒，汩汩地汇入半山坡盐灶房的那四口大锅，一次能熬出上千斤白花花的盐来。这盐不含氯化镁，没有苦味，炒川菜，腌泡菜没有这川盐，可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对于罗淑来说，老马湾是个既美又丑，既宁静又凶险的地方。父亲的带小花园的宅子固然舒适美丽，可是走出黑漆大门，紧挨着就是熬盐的灶房。那里面的景象使人惊心动魄：一排四口大热盐锅，每口锅的直径都在二米半左右，日夜不断地翻滚着大白泡。那舀盐水的大木构，起盐的大铁铲，都不是一般人举得起，使得动的。灶匠从头至脚被烟熏得漆黑，尤其是脸，乌黑一团，只看得出两个白眼珠，骨瘦如柴，鬼怪一般。盐灶砌得很低，几与地平，灶匠添盐水的时候，万一被煤烟和水蒸汽迷糊了眼睛，就有失足跌下沸腾着白色溶液的盐锅的危险，起盐的时候更是艰险，要把达几百度高温的炽红的巨大盐抉从大锅里撬出来，抬到地上逐渐冷却。罗淑熟悉这可怖的灶房，熟悉在这里干活的人们，听过盐工掉进盐锅被烫死的故事。
罗淑的母亲收留了一个老乞婆的女儿，给罗淑作丫头，取名玉姑娘。老乞婆住在沱江边无主的荒坟山上一个洞穴里。江边有许多这样的洞穴，相传是古时候流放的犯人来开采盐井时居住的。罗淑和玉姑娘时常穿过没膝的蓬蒿，去给老乞婆送吃食。老乞婆就是《井工》中老瓜娘的原型。那玉姑娘长得小巧白净，尖鼻子薄嘴唇，比罗淑大两三岁。她乖巧伶俐，是个厉害姑娘，带着罗淑到处转，讲了许多故事给她听。日后她做了罗淑小兄弟世泽的情人，。世泽背弃她娶了一位阔小姐，她大闹婚堂，最后委委屈屈做了世泽的妾。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罗树屏是个白皙瘦弱的人，不善理财，嗜鸦片，家业一天天败落下来。他索性把志趣放在读书上，生意委给账房先生。虽然住在偏僻的乡间，他却非常关心天下大事，家中常年订着《民报》、《神州日报》、《民主报》等报纸，家中的孩子时常翻来乱看。
搬到乡下的当年，罗树屏和邻近的灶户共同办了个家塾，课读子弟。当然教的都是经史子集之类。这时辛亥革命已经把新思想带给了青年人，孙中山成了他们的偶像。大家都不爱读古书，都想学孙中山去学医，到外国去，学点实实在在能救国救民的东西。这时灶户的子弟中已经有了留学日本的人，也有到成都去上新式学堂的人，这对青年人是股很强的冲击波。首先是罗淑十三岁的哥哥世安在同窗带动下，宣布他要学医。听说德国的医学最发达，而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在成都办有德文学校，毕业后保送德国，他执意要去。罗树屏深喜儿子有志气，马上就答应了。
谁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文学校停办，德国人也走了。世安为了继续学习德文，在同学马宗融陪伴下跑回老马湾，向父母要求到重庆去读书。马宗融是个回族青年，比世安大七岁，高大魁梧，热情爽朗。树屏公被世安和他纠缠了好几天，终于给了盘川，答应他们去重庆读书。不料两个少年去的并不是重庆，而是千里之外的上，海！树屏公这一气非同小可，罗老太太也几乎哭瞎了眼睛。她们一致认为世安上了宗融的当，受了宗融的骗，把宗融恨入骨髓。当时罗淑已经十一岁，半懂不懂的。她只觉得新奇，崇拜见多识广的哥哥。她立志要和男子一样刻苦读书。当父亲生气不肯给哥哥回信的时候，是她在妈妈的支持下，给哥哥写信、寄钱。
世安和宗融在上海住了年余，去了日本。后来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的东京街头游行，反对段棋瑞政府卖国的军事密约，被日方驱逐回国。他俩在上海加入留日学生救国团，参加过《救国日报》的发行工作，之后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罗淑和世仪、世泽两个弟弟留在老马湾读家塾。罗淑是家塾里唯一的女孩，她沉稳庄重，思想细密，追求真理的劲头热烈而执著。她一身男装：马褂大袍，瓜皮小帽，一根粗大的辫子端端正正垂在脑后。家塾里沿墙摆着六个男生的课桌，上方正中坐着老师徐新斋。老师的身后通一间小小的内书室，蓝布门帘垂着，罗淑就静静地坐在门帘后面听老师讲课。遇到需要老师个别辅导的时候，老师就跨入内书室，单独给罗淑讲解。
然而，罗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家塾里教的那些古书越来越不能满足她。1917年《新青年》已经在提倡白话文；1919年，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了成都；报纸上出现了讨论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的专号；有不少文章是反对封建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五四时期在四J；D相当有名，写过《说孝》、《吃人与礼教》等文章的吴又陵（吴虞），对罗淑也有影响。更何况，还有哥哥世安呢。世安在家里一向和妹妹最好，自从离开家，树屏公一直不肯原谅他的不告而别，很少给他写信。这样，世安和妹妹之间的书信来往就多了起来。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一一讲给妹妹听。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和投身反帝救国活动的行为，深深地感染着罗淑。新思想激励着罗淑的心，她希望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去看看，去学习新知识；她想要像哥哥那样去学外国文，或者别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1921年，罗淑请求父亲允许她去上新式学堂，树屏公迟疑了一阵，还是同意了。这时的他已经年逾花甲，身体十分虚弱。更兼家道败落，拂意之时多，称心之日少，既然自己已经不行了，为什么不让女儿出去闯闯呢？罗淑起先进的是简阳女校。女校毕业后，于1923年转到成都一女师，上了旧制中学第十班。这时她近二十岁，在老马湾已经是个应当出嫁的大姑娘了。1927年，她又进了一女师的高级中学师范科第二班，立志毕业后做一名教师。
一女师当时在成都以管教严、学风好著称，学生中有很多富人或军政要人家的"闺秀"，但也有不少普通人家的女儿。学校里窗明几净，肃穆幽雅，校长天天要亲自下来巡查。窗棂、书橱都要用手仔仔细细摸过，要求一尘不染。学生夏天穿白衫，秋冬穿蓝布衫，黑裙黑袜，头上的发辫盘成精致的小髻，出入校门若不坐轿，必须结伴而行。那时成都的封建势力还很强，学校里一般没有女教员，男老师来上课时，有一名监学坐在教室里进行监督。这些监学可以任意拆阅学生的书信，盘诘学生的私生活。学生们憎恶这些监学，给她们起绰号，有一个监学干脆就叫Tiger（虎）。
旧制中学虽说依然要学《礼记》、《左传》、《易经》、《烈女传》等老古董，但也添了物理、化学、数学等新课程，还有两位传教士教授英语。正课而外，学校里禁止看"闲书"，《水浒》、《红楼》、《西厢》等都在明令禁止之列，新的白话小说就更不用说了。可是，不论学校的管教多么严，清规戒律如何多，新思潮的传播是封锁不住的。罗淑最爱买书，越是禁看的书越是要买了来看，尤其是《新青年》、《小说月报》等进步的白话刊物，更是爱不释手。
罗淑从不放松自己的学业，但也不一味埋头读书。社会动荡变化，祖国在遭受列强蹂躏，她那颗年轻热烈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她成了令校长头痛的活跃分子。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同学们纷纷商议要召开追悼会纪念，校内的保守势力极力反对。罗淑当年的同学至今犹清楚记得，是她在同学们中间响亮地提出："追悼一位革命家是理所当然，我们不管那些顽固派，"
五卅惨案，在全国各地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怒潮。四川学生和各界人民纷纷响应，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女学生原来流行秋瑾式的"东洋头"，这时也不梳了，改为髻子。罗淑被推选为学生代表，毅然出席了与外校联合举办的反对帝国主义屠杀我同胞的大会，带回来一些标语贴在学校门口，还把全体同学集合起来，宣讲大会的情形，大呼口号："反对列强瓜分中国！""还我台湾、琉球！"同学们义愤填膺，眼睛鼓得红红的，罗淑脸色发白，呼声最高。
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罗淑结识了比自己低一班的好朋友朱正珊、余继文、唐世兰。他们志同道合，形影不离。她们不怕抛头露面，时常结伴出校游玩。春天，她们到青羊宫去赶花会。世兰爱兰草，正珊爱牡丹，继文爱菊花，而罗淑最爱梅。秋天，朋友四个去逛武侯词，高声朗读石刻的《出师表》。正珊说："我钦佩武侯治国之才"；继文说："我景仰武侯的忠义智能"；罗淑说："我领会了诸葛武侯的一片爱国丹心。不过曹操重视文事与武功，广罗天下才智之士，横槊赋诗，一世之雄，也不是刘备、孙权所能比的。"同学们的共同愿望，是自立，不依赖父兄，自食其力，做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员。四个人也曾结伴，乘轿子到余继文的家乡乐山去玩。乐山当然是个好地方，可是人穷，有些妇女迫于生活，不得不以抬轿子为生。日后罗淑于1936年5月用"石每"的笔名，在上海叶之华主编的《进化》月刊上写了一篇关于女轿夫的故事，篇名《轿夫》。这篇散文后来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一集。
在罗淑的亲友中，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的农历2月15日，风和日丽。罗淑和十多位同学到青羊宫去赶花会。刚刚走出二汕庵门，忽见几十个佩盒子枪的弁兵蜂拥着一个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的瘦子迎面走来，拦住了女学生的去路。这帮不怀好意的丘八嘻皮笑脸，围着女学生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学生们惊惊惶惶，往后躲藏不迭。罗淑本来走在后面，见了这般情况，就挺身上前，义正辞严的对为首的那个人说："你这个人太岂有此理，怎么怂恿兵丁如此无理。男女都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也应当自爱。"一个马弁大吼："这是我们的石旅长！"罗淑说："我们是文庙街一女师的学生，将来是要做教育学生的老师的。你既是一旅之长，就应当懂道理，为人表率，把为国为民的事放在心上，为什么这样不知礼仪？奉劝阁下好好约束自己的部下，不要惹事生非。"一席话说得那人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承蒙指教"，拱拱手，悻悻然带着兵丁们走了。这时老百姓才围过来说，女先生真了不起，刚才那个人是土匪出身的混世魔王石肇武，军阀刘文辉的干儿子，无恶不作的。罗淑听了，也有些后怕。回到学校，校长批评罗淑说，这种事可一不可再，万一出点亨情，太不值得。罗淑说："人是战斗的动物，我们十来个人被他们围住，若不背水一战，怎么脱身呢？"
世安、宗融到了巴黎，一面做印刷工人，一面勤学法文。世安文字清通，写得一手好字，脾气又温驯，很快被华侨协社看中，请去当了一名办事员。不久又被推荐到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去帮忙，从此一步步踏入外交界，成了一个小官。
世安当了外交官以后，家书渐疏，后来索性不给家里写信了，阖家惊慌。罗淑去了很多信追问，杳无音信。一天，忽然来了一封寄自法国的笔迹陌生的信，大意说，令兄世安忙于事务，无暇写家书，嘱我代笔，云云，署名是马宗融。全家的不安和忿怒是可想而知的，又是这个马宗融！他欺骗我们一家，拐走了世安，如今又来耍什么鬼名堂。世安不来信，一定是他在作梗。谁要他代笔，不理他！罗淑没有理睬宗融，照旧给哥哥去信。回信来了，但署名的还是这个马宗融。忍无可忍，罗淑客气地，然而也是坚决地，请马先生不要再替哥哥代笔。哥哥并非不会写字的文盲，为什么要别人代笔呢？
原来留学生初到法国，挤在一起住小阁楼，吃干面包的时候，谁家里来了信，是要大家共读的。人人都想家，都想从自己的和别人的家书里，获得一点家乡的消息。罗淑那一手秀丽的赵体，优美的文笔，流露在字里行间的那种追求光明，想为国家作一番事业的志气，是怎样地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啊。当她开始用白话给哥哥写信的时候，大家又是怎样的惊讶。同学们都认为，如果她是个男儿，一定能中状元，或者考个洋博士。然而她……可惜呀可惜，却是个女孩儿！……不过，这才好呢，宗融心花怒放了。那年他到老马湾的时候，罗淑还只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十一岁的毛丫头，想不到现在成了一个有才学，有胸怀的新女性了。他借代笔的机会，向姑娘表示了钦慕之情！
罗淑仍旧没有理他。
不得已，宗融只得请罗淑代为禀告老伯，世安的确没有时间写家书，他天天晚上出门去跳舞，热恋着一位意大利少女，快要结婚了。他竭力反对这桩婚事，但已经拿世安无可奈何。
这消息对于老马湾的罗家犹如晴天霹雳。树屏公亲自提笔给世安写信，责备他行为不检，嘱咐他千万千万不可带一个洋媳妇进门。树屏公忘掉了宗融是怎样可厌可恶，竟反过来恳求他以大哥哥的身分，好好开导世安，务必不能让他失于检点。然而父亲的责备，母亲的眼泪和朋友的劝告都不起作用，世安还是在1925年和那位意大利的姑娘结了婚，一点也没有回国的意思。
宗融和罗淑的通信却从此多了起来。他是个性烈如火的人，信也写得热情奔放。不过他在罗淑面前，总是谨言慎语，驯顺异常。他俩通了八年信，罗淑对他的追求，总是矜持地回答：等我毕了业再说。当年简阳的姑娘，不到二十岁就要"放人户"，过了二十，便算"老姑娘"，不容易嫁出去了。然而罗淑在女师一直读到二十五岁才毕业。父亲为了她的终身大事，心焦如焚，劝呀，说呀，她只有一句话："我要把书读完。"当时罗淑的小姊妹里，已经有几位嫁给了权贵，她的四弟世泽也和父母商量，想把姐姐嫁给成都的一位师长，罗淑抵死不肯。她决心嫁一个志同道合的读书人，这时宗融已从法国回到上海。1929年夏，罗淑终于毕业了，宗融在上海收到她一封称他为"马哥"的信时，欣喜若狂，径直奔了简阳去。老马湾的山水依旧，而宗融已进入中年，罗淑也长成个端庄贤淑的大姑娘了。
罗老太太见了宗融，泪眼里含着笑，似嗔似喜地拿手指头指着他："拐走了我的儿子，又来拐我的女儿呀！"世安没有一起回来，二老深感痛心。他们额头上添了皱纹，头上添了银丝。树屏公的腰弯得更厉害，一刻也离不开烟灯了。罗家二老悲悲切切，送罗淑上了路；罗淑却十分兴奋、快活。她要飞出这小天地，去寻求新的生活。她不是男子的附属品，她有独立的人格。她不带嫁妆，也不要聘礼，短短的头发，素淡的袍子，拎了个小箱子就跟着宗融走了。亲戚们祝贺她好福气，有的说："这下好了呀，老马来带你出国了！"罗淑正色道："男女平等，不是他带我，是我同他一起到法国去读书。"
罗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来到雨果、左拉、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等伟大人物的故乡。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一向对她有吸引力。每当她读到关于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史实时，她那年青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激情。她跟哥哥走遍巴黎，一遍又一遍地拜访那些她在书本上读到过，又一再引起她联翩幻想的地方。她先在里昂中法大学补习法语，之后就进了里昂大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并就地考察了法国的一些小学和幼儿园。
到法国的当年，她和宗融结了婚，次年生女儿小弥。罗淑白天上课，女儿就寄养在一个法国保姆家里。保姆的丈夫是个纯朴的铜匠，独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打死了。善良的保姆一提到德国侵略者就咬牙切齿，想起儿子就潸然泪下。她非常疼爱寄养在她这里的小弥。每天晚上，快乐的铜匠让小弥骑在他的脖子上，一路唱着歌，把她送还给她的妈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到三天工夫，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政府不抵抗，东三省变成了满洲国。接着又是1932年-·二八日本兵进攻闸北。法国人对中国留学生那种轻蔑的眼光真叫罗淑受不了。她的散文《在车厢里》记述了她当时感受到的极度屈辱。她决定回国。可是哥哥世安不同意。他这时在巴黎做外交官，住了一套虽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他那意大利妻子是个黑发褐眼活泼可爱的时髦女郎。世安认为，日本军队入侵东北，国内政局动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起仗来，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在国外找个工作？罗淑认为，自己到法国是为学习，不是为享洋福。国难当头，正好回国去做一点于国家有益的事情。兄妹俩僵持了年把，最后吵了一场，妹妹对哥哥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兄妹分道扬镳。哥嫂留在国外，妹妹诀别哥嫂，和宗融一起，带着小弥于1933年毅然登上归途。
在回国的轮船上，一个比小弥大得多的德国男孩抢走了她的洋娃娃，小弥哭着回来找妈妈。罗淑大怒，说："为什么让个德国孩子抢走你的东西？你要是不去夺回来，就不是我的女儿！"说完，"砰"的一声把小弥关在房舱门外。宗融忙说："孩子这么小，何必太认真！"罗淑气得脸发白，撕扯着自己的头发说："想不到我的女儿这么没出息！"直到小弥背水一战，夺回洋娃娃，罗淑才转怒为笑。
到了上海，宗融一面在复旦大学教书，一面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罗淑在市郊南翔的立达学园高中部农村教育科教书，兼小学部主任。农村教育科的主任陈范予是一位富于理想的社会改革家，提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学生参加学校的管理，师生都参加劳动。各人按照特长与爱好，分别养鸡、种菜、养蜂、师生轮流做饭烧菜。课程有农业生产、园艺、社会科学、教育等。
南翔是个美丽的地方。树木、田野、小溪之间，疏疏落落几排平房。罗淑在这里和学生一起种菜、浇地、挖沟、做饭、砥砺学问，日子过得新鲜，充满朝气。她买了一只山羊，让小弥也学着放羊、打草。
南翔的宁静生活不久就结束了，罗淑随宗融迁到上海，在拉都路敦和里租了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
宗融是个好客的人，家中常有文化界的朋友，差不多的熟人都编着文学刊物，如巴金、靳以、黎烈文、黄源、李健吾等。朋友们想的谈的做的，都是新文学方面的事情，热烈得很。罗淑听得很动心。巴金在法国的时候，曾译过几篇描写旧俄"新女性的姿态"的作品。他本打算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也译出来，编在一起，印一本小册子。可是前面几篇译稿寄回上海后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所以停止了已开始的《何为》的翻译。这次（即1936年在上海），巴金在整理旧书的时候，找出了他1928年在法国买的那本《何为》，虽是个节译本，却并没有支离破碎之处。这本书探讨了妇女问题，"创造了新妇女的典型，表现了当时的年青女性的渴望，指示了她们应该有的观念，应该走的道路。这本小说对于19世纪60-70年代的俄国青年都有过极大的影响。"巴金把这本《何为》拿给罗淑看，她表示愿意翻译，巴金就把这件事托给了她。"过了一个多月的光景，她就把稿子送来了，是这么流畅的译笔。我把译稿仔细读过一遍，在我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觉得很高兴。"（以上引号中的话均引自巴金）《何为》于1936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署的是罗淑的本名世弥。之后，她又为《译文》月刊和《文学季刊》翻译了普希金的《棺材商人》、保罗·玛尔格里特（著有不少关于1870年普法战争及巴黎公社的小说）的《白甲骑兵》、雷米（曾获得1936年度法国平民文学奖金）的《决心》和罗曼·罗兰的《贝多芬的笔谈》等。
罗淑不满足于翻译，她有了创作的冲动。美丽的沱江，老马湾的盐场、底层人民的悲欢，一一凸现在眼前。于是她对黎烈文说，她小时候的生活和四川的一些特别情况，很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黎烈文便极力劝她尝试，不过，他认为长篇比较难作，劝她从短篇开始。她接受了这个意见，悄悄地埋头写起短篇小说来。终于，她怀着兴奋、期待的心情，把她的处女作《生人妻》交给了巴金。
巴金比罗淑小一岁，谦和的外表下有一颗热烈的心。当他发现新文学的园地里增添了一名辛勤的园丁，而这园丁又是他的姊妹般的友人时，他非常感动，非常欣喜。他以极大的热情鼓励她写作，帮助她修改，并且替她在稿子上写了一个"罗淑"的笔名，交给靳以拿到1936年9月号的《文季月刊》上去发表了。
《生人妻》讲的是四川乡下一个穷卖草人卖妻的故事。用纯朴无华的文字，写出了两颗善良纯洁的灵魂，写出了一对贫苦夫妻相德以沫的恩爱。《生人妻》发表以后，引起文坛广泛的注意，朋友们既惊讶又赞美。李健吾说："等我发觉友谊圈子中间不声不响跳出一位我所景仰的作家的时候，我的蒙昧好像一种过失，惶愧而又喜悦。"鲁彦把《生人妻》推荐人当年的《短篇佳作选》；胡风、周文、沙汀等文学见解和审美标准各不相同的作家，异口同声赞赏它，这真是很少见的。
此后，朋友们常常怂恿罗淑写作，可是她对写作的态度是那样郑重，自己稍不如意的作品便毁了重写，轻易不愿拿出来发表。继《生人妻》之后，她又在《中流》杂志上发表了《刘嫂》，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橘子》，同样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井工》是抗战爆发后在成都的《文丛》杂志上首先发表的）。
这年6月，巴金与黎烈文商量要公开发表对抗日救亡的态度，经与鲁迅讨论，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要"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宗融和罗淑都签了名。
1936年秋，不安定的教书生涯迫使宗融到广西大学去，罗淑带着两三个未成篇的原稿，也跟着到了桂林。那时已经是民族抗战的前夕，政局动荡，各种势力都在重新组合。
1937年夏，因世弥怀孕，宗融把她送回上海待产，在姚主教路树德坊为她租了一所幽静的房子，就又独自一人回桂林去了。殊不知他刚刚离开上海，就响起了八·一三的炮声。宗融在去广西的途中，心急如焚，连连打急电回上海。罗淑怕他补回上海会遇到危险，在和友人商量之后，决定只身带小弥到衡阳与宗融相会，然后一起回成都。那时的上海已是一片战乱的景象，晚间闸北一片火光，大世界也中了炮弹，小菜场里没有菜，米店不卖米。火车站人山人海，买不到火车票。是巴金和他的弟弟采臣，几经周折才设法给罗淑买到了车票，在九月八日那一天，把她和小弥送上了火车，想不到这一别竟是永诀。等罗淑遇合了马宗融奔回成都，她已是心力交瘁，精疲力竭。
在成都，马宗融到川大教书，罗淑在泡桐树街一所种有梅花和玉兰的幽雅小院落里家居待产。虽说产期将临，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却没有放下她的笔。现在一共找到她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写的五篇急就的短文，每篇不足千字。显然是匆匆草成的，有待润饰。然而这说明经过战争的流离颠沛，身心交瘁的罗淑仍然坚持用她的笔，想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五篇短文是：1937年12月4日成都华西日报副刊《群众》上的《八月十三日的早晨》；同年12月20日成都新民报《国防文艺》周刊上的《"流民三千万"观后感》；1938年元旦《群众》周刊上的《谁在和谁打》；1月6日四川日报《文艺阵地》周刊上的《在车厢里》；且月15日《群众》周刊上的《被难者》。这些短文记叙了八·一三以来她目睹的战争苦难，和民族抗战的必要。
不到农历新年，罗淑就住入四圣祠的仁济女医院，1938年2月9日生下一男孩。产后不几天，她开始发烧，是产褥热。一个天主教庸医误了她。马宗融见势不好决定转院的时候，罗淑已经无救。1938年2月27日，罗淑结束了她年青有为的生命，终年三十五岁。
罗淑的创作生涯异常短促，前后不满一年半。作品的数量也十分有限，总共只有短篇小说八篇，散文十来篇，计十来万字。另外当然还有译文。她就是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以如此有限的作品。确立了光辉的文学地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是罕见的。
她葬在成都老西门外沙湾——马宗融家族的墓地里。一扌不黄土，一块白石红字的墓碑，一丛矮材编的短篱。痛不欲生的马宗融在她的墓旁为自己留下一席之地。
罗淑去世以后，《华西日报》接连两天刊载了纪念她的专辑。她的未完成的遗作由友人巴金替她整理出版。他一共为她编辑出版了三本薄薄的创作集：《生人妻》、《鱼儿坳》和《地上的一角》。两个翻译集：《何为》与《白甲骑兵》（友人陆蠢也为之作了许多编辑工作）。在她的创作中，《鱼儿坳》和《贼》都是未完成作品，前者好像还是一个长篇中的一段，和《地上的一角》、《阿牛》、《井工》三篇，背景和人物相同，文字也有重复的地方。看样子罗淑是想以家乡的盐工生活为中心写一个长篇的。巴金痛惜友人的早逝；对她留下来的的一字一句都十分珍惜，保留了她那未完成的遗作的本来面目，还为每一个集子写了后记。
解放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于1961年第11期和1963年第1期刊登了她的几个短篇。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4年将《生人妻》、《地上的一角》两书汇成一集出版。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她的全部创作收入《罗淑选集》并附了巴金写的几个后记，以及黎烈文、靳以、李健吾等作家写的纪念罗淑的文章。最后的五篇短文未及收入。这个选集所用的底本是巴金提供的。《罗淑选集》出版后，出版社没有及时把三个底本还给巴金。巴金连忙去要，结果只从印厂追回两本，《鱼儿坳》则永远地失落了。巴金很心痛。他后来把那本残破的《生人妻》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郑重地在上面写道：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印《罗淑选集》时曾将《生人妻》和《鱼儿 坳》三书借去，过了两年我要回《地上的一角》和此书。《鱼儿坳》 已不知去向，这本书的"附录"也给撕毁了。惜哉！
巴金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罗淑的作品虽然不多，可是版本不少，都已绝版。近年来评介的文章多了起来，出版了《罗淑罗洪研究资料》，她的家乡简阳还成立了罗淑纪念室。写到这里，罗淑的小传应当结束了，忽然收到日本京都府中国文学研究会佐野里花女士的来信，寄来她在该会会报上写的文章，考证罗世弥除了罗淑这个笔名外，还应有第二个笔名"石每"。作为罗淑的研究者，她搜集了有关罗淑的每一点资料，作了大量工作，将罗淑的最后五篇短文和我的说明也译了出来。她真是罗淑当今的一位年青的异国知音了。这使我想起了巴金先生纪念罗淑的话：
死并没有毁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间就可以灭亡的东西。……我们能说她已经死去了吗？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响常留，则她的生命就没有灭亡，而且也永远不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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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丁玲
孙瑞珍 李杨杨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像在长江上行船，从四川到上海，中 间要碰到多少礁石险滩……我的一生是充满坎坷的。
——丁玲
1978年2月，漫天飞雪……
我们来到文化部招待所，拜访使我们悬念的丁玲。踩着厚厚的积雪，令人想起唐代诗人踏雪寻梅的故事。诗人寻梅是一种诗意的享受和理想的追求，我们不是诗人，但也在寻梅。丁玲不正是经过几多风雨，几多寒暑，傲雪斗艳的红梅吗？
想起她的功绩，她的磨难，她的作品，心中仿佛翻腾着一个世纪的酸甜苦辣。
当她迈着蹒跚的步履，带着慈祥的笑容，闪着和蔼可亲的目光走来的时候，当握着她那温暖的手，当谈话自然而轻松地展开，当听到她开怀的笑声时，那令人迷惑的神秘感跑得无影无踪。眼前的丁玲是一位实实在在，可亲可近的人。
从那以后，我们多次去看她。尽管她无比繁忙，仍然乐于接待一批又一批朋友、同事、外国友人，以及像我们这样一些普通人。她——革命者、作家、妇女中的佼佼者，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叛逆者渴望高飞
秋阳落在黄熟的稻田上，清浅的小溪碰着乱石在低唱。这一天，1904年10月12日，湖南临澧农村里一家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位千金小姐。她，二十三年后叫丁玲，出世的时候，家庭正走下坡路。祖父做过大官，留下值得炫耀的财产和威风：拥有二百多间屋子的庭院，带着窗子的大床……但在这个处在衰败的大家庭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有精神，差不多都沉沦在酒色中。伯父上山当了和尚，一个叔叔做了土匪。父亲蒋浴岚，聪明、慷慨、洒脱，却染上抽大烟，拿银子当铜钱花的恶习。他十几岁中秀才，又留日学法政，因身体多病，意志消沉，退学回国，在家无所事事，翻翻医书，看看病，摆弄古董，请客吃饭，刚刚三十岁出头就病逝了。父亲的容貌，在三岁多的女儿的记忆中是模糊的，但他遗留的华丽的衣眼、饰物以及家业，给女儿烙下抹不掉的贵公子放荡挥霍的印象。母亲姓余，闺名曼贞，生在常德书香人家，幼年读私塾，学会了写诗作画。嫁到蒋家，从不爱管闲事，不过问家中的经济情况，对丈夫的放纵挥霍也不多说一句。她过着少奶奶悠闲而寂寞的生活，不是在房里绣花、下棋、看书，就是到花园荡秋千，消磨无聊的时光。她羡慕唐朝武则天的时代，女人能做事能考官，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胜眉，字幕唐。但她生活和思想的变迁还是在死了丈夫以后。丈夫死时，她才三十岁，家庭已经破产，那些上门来吊丧的差不多都是同时来讨钱的债主。正像丁玲在小说《母亲》中描写的那样："在女人中，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生得并不怎么好看，却是端庄得很，又沉着，又大方，又和气，使人可亲，也使人可敬。她满肚子都是苦，一半为死去的丈夫，大半还是为怎样生活；有两个小孩子，拖着她，家产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样的凶狠，爷爷们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总不能。世界呢，又是一个势力的世界，过惯了好日子，一天坍下来，真受苦……"
母亲走投无路的当儿，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封建势力动摇不稳，大家族更加衰落，家庭成员分崩离析。1910年湖南常德县城吹来了变革的风，几个留日学法政回国的青年，沟通了小城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兴学办报，十分活跃。母亲受新鲜事物的感染，心动了。她从小就羡慕弟兄，不愿只躲在屋里过一生。社会在变，母亲也在变，思想的冲突，经济的矛盾，变革的要求，把母亲从将要崩溃的基石下挤了出来。她卖掉家产，到娘家寄住，决心走平等自立的路。她把女儿的名字蒋冰之改成蒋伟，称其子名为"大"；母女同人常德女子师范求学。
"那时我随着守寡的母亲在这里肄业。三十岁的母亲在师范班，六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县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出了风的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有些亲戚族人就在背后叽叽喳喳，哪里见过，一个名门的年轻寡妇这样抛头露面！但我母亲不理这些，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刊《收获》1980年1期）丁玲的母亲挣扎着，从封建思想、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闯出来，走的是一条崭新的路，不但给女儿做出了榜样，而且使丁玲免受大家庭的熏染。
刚毅、自强的母亲对女儿从不娇宠溺爱。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亲自教女儿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在母亲的影响下，丁玲很小就能背诵唐诗。
寡母孤儿的处境极其艰辛。在家规森严的舅父家，丁玲常与奶妈、丫头和长工在一起。寄人篱下的生活地位，来自舅父舅母的压迫，使幼小的丁玲多了一层感伤，培育了自尊、自重的性格。
在学校，母亲与后来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结为至交，她们在一起发誓："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丁玲称向警予作九姨。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传来的时候，母亲、九姨、丁玲一同经受了风暴中的紧张、担心、兴奋和喜悦。母亲还和女儿一起为一个在起义中牺牲的亲戚举哀。
一年后，母亲和向警予来到长沙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丁玲也跟去上了学。因没钱继续求学，只念了一年，母亲便在桃源县当了小学教员，丁玲一个人留在长沙。这个年龄最小的寄宿生，聪明、伶俐又好学，经常考头名。只有寒暑假才能和家人团聚。九姨常去看她，带两块糕。一包花生，更好的是带一两个故事来温暖她寂寞的童心。
1916年前后，母亲担任了常德女子小学的学监，又创办俭德女子小学，还为贫苦的女孩开办"工读互助团"，学生不交学费学文化学手艺，还得点工资补助家庭。丁玲也从桃源回到常德，小姑娘长高、长大了。不再依附在妈妈的身边听诗听故事。她喜欢一个人坐在后园或躲进舅舅的书房阅读草本小说和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连《小说月报》和《小说大观》也能看。每到寒暑假，九姨来常德小住，带来不少新闻、新事、新道理，以后她去法国勤工俭学，仍然常常来信，介绍外面世界的新思潮，为丁玲打开了天窗。
1918年春天，丁玲多病的弟弟死去，母亲只剩下相依为命的女儿。但为支持孩子向上向前，这年暑假，她还是亲自送女儿赴九十里外的桃源县，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县第二女子师范预科。那时，丁玲的功课全面发展，经常是门门满分，获得年级第一名。她喜欢画画、唱歌、体育，特别是算术，成绩最佳。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丁玲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已成了活动分子，出风头的人物。她那双又大又亮，灵活而清澈的眼睛，已经脱去天真的稚气，闪耀着坚毅、追索的目光。她和大同学、好朋友王剑虹、王一知，不顾社会冷眼，剪去长辫，上街游行、讲演、辩论。丁玲还在学校的平民夜校教课，她是最小又最热情的教师，学生们叫她"崽崽先生"。这年暑假后，丁玲转到当时比较进步的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受到国文教员、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的影响。他给学生讲都德的《最后一课》、秋瑾的诗、《今古奇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陈老师的启发下，丁玲阅读了《新青年》、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等进步书刊。陈先生发现丁玲写作的才能，着意培养她，鼓励她多写多看。丁玲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薄本日记，有两首白话诗还在当时长沙的报纸上发表出来。这时丁玲对功课有了偏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不久，周南女子中学把学生们爱戴的陈启民等先生解聘了，丁玲愤然离开此校，转到长沙岳云中学，成为该校最早的女学生之一。
"大约是1921年吧，上海出现了一个平民女学，以半工半读为号召。那时候，正当'五四'运动把青年们从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唤醒了来，'父与子'的斗争在全中国各处的古老家庭里爆发，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从'大家庭'里跑出来，抛弃了深闺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发源地'的大都市内找求她们的理想的生活来了，上海平民女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叛逆的青年女性。我们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学的学生。"这是茅盾在1933年写的《女作家丁玲》开头的一段话。1922年春节，丁玲应王剑虹之约准备去、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学习，舅舅出面粗暴干涉，他要求丁玲再过半年毕业后与表哥结婚。母亲却支持女儿，她认为孩子求知识，找出路，要学最切实用的学问，是正确的。家庭内闹了一场纠纷，丁玲终于摆脱了包办婚约和其他纠缠，放弃即将拿到手的毕业文凭，于1922年春天来到上海。她把名字改为冰之，废姓以蔑视传统意识。后来平民女学遇到困难，不能按早期共产党人的理想办学，丁玲也感到失望，半年后便离开了学校，和王剑虹到南京。她们住在一起，勤奋自学。第二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闯进了她们的小天地，和王剑虹恋爱，是她们宿舍的常客。大家谈文学，谈社会，谈人生。共产党人瞿秋白给不满二十岁的丁玲留下深刻印象。
1923年夏天，丁玲和王剑虹又回到上海，进入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在文学系旁听，邓中夏任学校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科学系主任，陈望道任教务长，茅盾教小说研究。这所学校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培养过不少革命人才。
丁玲在一群革命知识分子中受着感染和影响。其中向警予仍然是她崇尚敬佩的楷模。她常常帮助丁玲，指引她前进。
1924年上半年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后，丁玲与他们同住在上海慕尔鸣路，瞿秋白在思想与文学上都影响过她。丁玲一直钦佩他的才华，尊重他对革命的贡献。
她尽管进入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但早期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还没有吸引住这位不到上二十岁的少女，看不惯个别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浮夸言行，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她对社会、对人生充满着矛盾和苦痛，特别是两年多不曾离开的挚友王剑虹不幸得肺病死去了，这使她更加孤独和寂寞。她那时渴望着飞向自由天地，但没有探索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后来经过了许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个青年人，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像瞎子摸鱼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不能说是灰心，也实在是消沉的住在北京了。"（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选集》万象书店，1940年）
"莎菲女士"的诞生
1924年，北洋军阀之争愈演愈烈，白色恐怖像潮水一样冲击着刚刚醒来不久的国家，许多文化人纷纷南下，而这年夏天，丁玲却踏上了北去的火车。来到北京，她渴望到知识青年心目中的圣地北京大学学习，听鲁迅先生讲课。但愿望得不到实现，只好住在西城辟才几句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自学，同时在一家私立图画学校学习绘画。她常常在窗纸上、墙上、书本上用粉墨勾画朋友们的脸谱。缺乏经济来源的丁玲，生活十分窘迫。
一个偶然的机会，丁玲遇见了比她更贫穷的青年诗人，首饰铺学徒出身的胡也频。两颗文坛上未来的新星相识，相爱了，这是他们在人生路上的一个转折。"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心'，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谊。"（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跨到新的时代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他们住在北京汉花园一所与北大红楼隔河、并排、又极不相称的小楼上，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像许多穷学生一样，他们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讨论歌德、海涅、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鲁迅……丁玲对《茶花女》、《包法利夫人》等名著十分欣赏。尽管大革命运动在南方正如火如某地展开，但丁玲这时的思想还是非常混乱的，"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直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埋葬在血雨腥风之中，丁玲被打醒了。"我每天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经过二十三年的风风雨雨，丁玲展翅高飞过，被撞到地下过，她打过多少圈子，绕过多少弯路，但尽力追求。社会、家庭、学校、友人、敌人不断地塑造着丁玲的性格和气质，到这时，她不满现实，大胆追索的个性已经形成。生活、思想、文学修养也在自觉不自觉中作好了准备！这就注定了她一旦拿起笔，就来得异常猛烈、泼辣。
1927年秋天，她开始用丁玲这个笔名创作，第一篇是《梦河》，冬天，紧接着写下《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两个短篇小说被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从一大堆来稿中识出，登在两期《小说月报》的头条位置上。小说的发表，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店，1933年）
第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梦柯，是个富于正义感的少女，她因不满教员对模特儿的侮辱离开了学校，住在亲戚家，不幸落入爱的陷阱，受到表兄等人感情上的侮辱，不得不再次出走，当演员，遭到的却是肉体与精神上更大的凌辱。《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日记体裁的小说，描写"五四"运动后几年北京城里的几个青年的生活。女主角莎菲是梦柯性格的发展，她从小离家孤身在外，身患肺病，严重失眠，在公寓生活穷困潦倒。她看不起因怕生孩子而不敢结婚的女孩子，更不睬虚情假意的同乡小姐。她的好友苇弟，忠厚善良而笨拙，对莎菲体贴入微，但不了解她的心，只会哭哭啼啼的哀求。莎菲对他同情、感激，但讨厌他的怯懦，没有真正的爱情。来自新加坡的美男子凌吉士，面孔漂亮，态度沉静，举止大方，他的长相、风度使莎菲倾倒，但不久莎菲看透了他，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他的志趣离不开升官发财，吃喝玩乐。这个人给莎菲带来极度悔恨，在对他形体的爱和灵魂的恨的几度周折之后，莎菲终于冲破了他外在美的吸引力，一脚踢开了他。多愁善感的莎菲更加陷入痛苦和绝望。她决计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自己的生命。小说结尾莎菲狂笑地怜惜自己："悄悄的活下去，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情节就是这样简单，但写得相当生动。丁玲用大胆的毫不遮掩的笔触，细腻真实地刻划出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同时明确地表露出脱离社会的个人主义者的反抗带来的悲剧结果。莎菲这种女性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她追求真正的爱情，追求自己，希望人们真正地了解她，她要同旧势力决裂，但新东西又找不到。她的不满是对着当时的社会的。
丁玲和她的作品受到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著名作家的重视，同时也有截然不同的反对意见。丁玲对我们说："一篇文章拿出来，没有意见，听不到好，也听不到坏，最怕这个。石头抛到水里还起波纹，何况文学作品。有赞同有反对是正常的。"
谈到《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爽朗地笑了，但笑声里却夹着一层淡淡的苦味。她说："有人讲'莎菲就是丁玲，她玩弄男性，追求性爱……'这些人不懂。莎菲怎么能是我呢？我那时与胡也频住在一起，还是比较幸福的，不像莎菲那样，整天关在屋子里很难受。但有没有作家的东西，我认为任何作品都不能超出作家的思想，一定会有，没有不可能。这个作品里，有没有我的东西，有，但不是什么性爱，玩弄男性，主要是一种苦闷的东西，寂寞的东西，我都厌倦了的东西。到底追求什么，自己也不明白，莎菲追求、向往的是她还没有把握的……"茅盾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说过：丁玲是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作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女作家丁玲》，《丁玲选集》万象书店，1940年）莎菲的反叛精神是可歌可颂的，她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反叛行为是值得当时的青年引以为戒的。
在黑暗中寻找"新人"
1928年2月，北国还是隆冬季节，风雪用残酷的本性妄图扑灭腊梅的光彩，而此时的江南，春风已经开始在阡陌间倘样，挑逗溪流歌唱了。
丁玲和胡也频带着希望从北国来到革命文化中心的上海，跨入生活和创作的新阶段。
在萨坡赛路二０四号设备陈旧而雅致的新居里，丁玲、胡也频又开始摸索探求。胡也频阅读马克思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并写作诗、小说和剧本。丁玲埋头创作，写了短篇小说《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等，同样由叶圣陶发表在《小说月报》的头条上。不久叶圣陶来信，表示可以出一本集子了，他亲自去交涉推荐，终于在十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丁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丁玲解释说："我这本集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在黑暗中追求着光明的女性，所以书名定为《在黑暗中》。"
在创作的同时，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组成红黑出版社，"带着横竖要搞下去"的决心出版了《红黑》月刊，但是出过八期后还是不得不停刊；与此同时他们还编辑《人间》月刊，由人间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