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袁昌英创作了四幕话剧《饮马长城窟》，出版专著《法国文学》，还把发表的散文、杂文，结集为《行年四十》出版。
在她的散文中，有一部分是歌颂抗战，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她在文章中呼吁："中华民族是不朽的，我们必要牺牲个别的小生命来维护这种民族的不朽……"她的抗战剧本《饮马长城窟》，歌颂了国民党军人中爱国抗战的力量，揭露了汉奸叛徒的罪恶。
写《法国文学》，是在一个暑假，她不顾酷热，推开家务，躲进一间"幽暗不见天日的储藏室兼便房的屋子里"，埋头苦干。三个月，写成了十万字。
杨静远回忆说："我母亲总是抱着活一天就要积极有为，不虚度光阴的向上的态度，这对我影响特别大。1941至1945年，我在武大读外文系。在她的影响下，我开始对写作、翻译发生兴趣。她鼓励我大胆地写和译，不要怕幼稚、不成熟，路是闯出来的。"
袁昌英就是这样奋斗不息地对待一切工作。
七
1949年5月，袁昌英全家在武汉迎来了解放。在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学习，她对马列主义有了认识。杨静远说："我看到母亲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逐渐消除了疑虑，对共产党转而信任和拥戴，对新社会充满感情，情绪很高。她常把我的小孩举在膝上一边颠动，一边高兴地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她写过一篇谈思想改造体会的文章，形象地用外国文学中火凤凰的典故作比喻形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经过烈火锻炼，旧的躯壳化为灰烬，从灰烬中诞生了神鸟——精神的新生。她还热情地将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文。她在政治上有积极要求，加入了民主同盟，并被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
武汉大学外文系撤销后，袁昌英转到中文系任教，为了便于学习新的文艺理论，利用苏联的资料，她以六旬高龄开始学习俄语，并达到了能翻译资料的程度。
袁昌英曾参加武汉三次文代会，被选为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1956年，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杨静远回忆说："这时期，我从母亲的通信中，感到她心情舒畅、振奋，向共产党靠拢，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和热望。"
袁昌英的晚辈，终生挚友周如松（周鲠生之女），对袁先生了解颇深。她说："袁先生为人胸怀坦白，开朗豁达，平易近人，朋友们曾笑她的字典上没有愁字。但她的思想单纯，心直口快，从不谙人间利害关系，因而也有无形见罪于人之处，招致大祸。"到了1957年，她积极参加鸣放，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开除教授职务，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由法院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交街道监督劳动，每日扫街……从此，她坠入痛苦的深渊。1964年，她的右派帽子被摘去了，但并未重新起用。她这样一个热爱工作并有着旺盛精力的人，被迫呆在家里，同家庭妇女、保姆们一道开会学习。这种沉重打击，并未使她完全绝望，她每天仍然练楷书，读文学刊物，打算以有生之年重译莎士比亚著作。1966年，她遇到更大的不幸，9月，与她生死患难四十五个春秋的杨端六先生病故。1970年，又遭到进一步迫害，被当作"五类对于"遣送还乡，回到湖南醴陵农村老家，住在一个远亲家里。这种遭遇，对于一个学者、作家来说，精神上的痛苦和寂寞是难以言状的。1973年春，当地公社调查了她的问题，为她落实政策，作了不是历史反革命，属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结论。但是，七年的折磨摧残，耗尽了她的生命力，就在这一年的4月28日，她与世长辞，葬在家乡她父亲的墓旁。
1979年秋，武汉大学共产党的组织为她落实政策，改正了右派问题，同时，武汉市法院也撤销了于1958年所做的错误判决。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袁昌英作品选》（李杨编选），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出版她的作品。
袁昌英，这位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早期女作家，她的戏剧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等著作，虽然现在只能在图书馆的藏书室里找到，但作者的名字，却应该公正地写进文学史册之中，让她有血有肉地站在我们现代文学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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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庐隐
阎纯德
在庐隐的作品中，我们也看见了同样的对于"人生问题"的 苦索。不过她是穿了恋爱的衣裳。……
……在反映了当时苦闷仿煌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 年心理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 《丽石的日记》是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的（茅盾《中国新文学大 系·小说一集·导言》）
庐隐，在"五四"时期是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曾有许多年几乎被人遗忘了。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家们，把庐隐留在海滨多年，一任历史的风浪扑打那颗悲苦的心，以致被淹没。
只有十三四年创作生涯的庐隐，是时代的产儿，为我们留下作品十一部之多，这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财富，也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透镜。茅盾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1934年，《文学》）
一
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她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庐隐出生前，已有三个哥哥，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父母却盼望再生一个女儿。1898年5月4日，她在福建省闽侯县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因此，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婴儿时代的庐隐，从未享受过母亲甜蜜的抚爱，全家人都讨厌她；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但她却养成了爱哭、爱闹、拗傲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慈母般的奶妈把她带到山青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当父亲当了湖南长沙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可是她却悒悒终日，总是怀念着养育她的奶妈。这段乡下生活，在《海滨故人》这个中篇小说里，有着美丽的回忆："露沙住在奶妈家里，整整地过了大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为奶妈便是她的亲娘，银姊和小黑是她的亲姊姊。朝霞幻成的画景，成了她灵魂的安慰者。斜阳里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这时精神身体都十分焕发。"这里的露沙，实际上就是庐隐自己。
父亲乘船赴任，在到长沙的途中，庐隐受了损伤的幼小心灵，并不懂这是要随父亲去享荣华富贵，只是终日望着海水哭闹，竟哭得父亲心头起火，抱起她便向碧水抛去，幸亏被一个听差搭救，才免一死。
六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一群毫无援助的孤儿寡母马上陷入愁海之中，舅父得到消息，立刻打电报要接他们到北京。母亲把父亲历年积存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变卖了，折成两万块现款，然后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
舅父是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房子多，还有大花园，庐隐的表姊妹就有二十来个。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亲厌恶，不得入学，但却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母为师，才算开始启蒙教育。但是，读书对于她是真正的惩罚。每天早晨，姨母教她一课《三字经》后，便把那间小房子反锁上，让她独自去读，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来，便用竹板或鞭子抽打，有时还不给饭吃。那间房子，除了书桌和椅子，一无所有，使她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荒凉，对于读书，她没有一点趣味。每每从门缝向外望，"有时听见哥哥们在院子里唱歌，或捉迷藏，我的心更慌了，连忙把书丢在一边，一窜两跳的爬上桌子，用口水把窗纸舔湿了，戳成一个洞，一只眼睛贴着洞口向外看，他们笑，我也跟着笑，他们着急，我也跟着心跳，一上午的光阴，就这样消磨尽了。等到十一点多时，我听见门外姨母的脚步声，这颗幼稚的心，便立刻沉到恐惧和愁苦的漩涡里去……"（《庐隐自传》）她遭到姨母的责骂，手心被打了十下，满面怒容的姨母托着水烟袋走了，刚刚揩乾眼泪的庐隐，还得挨母亲的一顿打骂。她，永远看不到母亲的好脸色，在这个寄人篱下的家庭中，她不如婢女。但刻毒的责罚并不能制服她拗傲的脾气。每天除了在那间比牢狱还可恶的书房里关半天外，她不愿见任何人，总是一个人溜到花园里，同鸟儿、虫儿、花儿相亲相爱。
庐隐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父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怕她为他们丢脸，而她的哥哥妹妹们都打扮得像小天使，在人群中飞翔……这种非人的摆布，使她麻木了；虐待摧毁了幼小心灵里的爱和希望，她只有怨恨，恨家里所有的人，于是心里产生了对生命的厌恶，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假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活……"
庐隐在家读书的成绩极坏，于是在她九岁那年，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学校的楼舍壮丽、冷森，在她的感情上罩了一层空虚的感觉，但学校里那片大草坪，那碧绿青翠的颜色，各色盛开的花儿，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位当校长的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女人，在她入校时对姨母说："信道理（宗教），守规则……每年只暑假回家，平常是不许出学校的……还有她将来的婚姻问题，也由我们替她主张。"这些话，每个字都像一块恐怖的石头投进了她那小小的心海，溅起了悲苦的浪花。
后来，在她回忆这段生活和学校的教育时感慨地说："这是一所专门收容无产阶级者的学校；到处都显露着贫瘠的阴暗空气，据说这些学生都是从各乡村贫寒的教友家里送来的，不但在这里可以不花钱读书吃饭住房子，同时便连暑假回家的来往路费都是学校供给的——而学校当局唯一目的，就是使这一群天真的孩子信教。他们是抱着宣传宗教的绝大信心，来吸收这些为了利益而信教的教徒，……养成一群奴隶性的教徒，这些人毕业了，便分发到各乡村各教堂，再依样炮制，于是洋奴便一天多似一天了……"
这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有两种生活：一是每天吃老米饭、窝窝头和不放油的咸菜；一是有钱人的子女，进小厨房。庐隐家里虽然有钱，但她却和这个学校的"无产阶级"一起，吃那种最低劣的饭。她在那里受了罪，但是她的厄运并没有走完，快乐之神离她还很遥远。这时，她的脚长了疮，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肺管破裂，又吐血又止。
病好了，她同大伙去作礼拜，但幼小的心里并没有上帝的位置，所以她东张西望，很不专心。这时美国人朱太太在她身边跪下，用颤抖的声音劝她："亲爱的孩子，上帝来祝福你！"
"我不信上帝，我没有看见上帝在哪里！"她说。
"哦！亲爱的孩子，上帝正在你的左右，你不能用眼睛看见，但是他是时刻都不离开你的……主呵！你用绝大的力量，使这个可怜的孩子皈依你吧……她是你所迷失的一只小羊，主呵！你领导她……"朱太太虔诚地祈祷着，并哭起来。
这时，弱小的，心灵空虚的，没有母爱、被兄妹抛弃、又经病魔折磨的庐隐，为了朱太太的话，感动得哭了起来："我信了，我真的信了！"庐隐就是这样皈依了宗教，她后来说："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难过或惧怕的时候，我便虔诚的祷告，这种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现在虽觉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谢家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
1911年，当革命军在武汉高擎义旗的时候，残忍的家庭竟抛下庐隐和她的两个表妹而躲到天津租界去了。待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她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竟考上了高小。这时母亲和亲戚的脸上有了喜色，从此笨小鸭居然有了聪明之誊。后来她更加勤奋，不久又考取了师范预科，这更使家里人倍加惊奇不已。
"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但这时候我已经十二三岁了，可贵的童年已成为过去，我再也无法使这不快乐的童年，变成快乐……"（《庐隐自传》）这是她对自己童年一个满怀怅惘的小结。
二
庐隐十三岁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她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年龄小、身材小，因而处处都被同学优待，似乎第一次发现人间还有友情。但学校的规矩太严，压迫太狠，在那个牢狱般的环境里，动辄得咎，所以每逢星期六回家，她都像被囚禁的鸟儿飞回树林一样高兴。可是到了星期日，一吃过午饭，心情就紧张起来，因为下午四点前，必须回到学校。当时，她总希望自己生病，好躲一躲那可怕的学校生活。尽管如此，她们总还是不停地在这个罗网里寻找那小小的自由和快乐。她和五位好友结成了全校有名的"六君子"，她们调皮的主要形式就是"笑"，只要见到哪个同学的举动、面孔、衣著上有所异样，便开始大笑，一声接一声，直到那人被笑得下泪方可罢休。
中学一二年级，是她年龄上的黄金时代，就这样地过去了。到了三年级，她十六岁了，生活在她天真的心镜上投下了一些暗影，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爱笑了。母亲开始关心起她的婚事，而她，对于结婚却很害怕，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就在这时候，她回忆说："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说，尤其适合她的脾胃，从此她的兴趣一天大趋向文学，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连家里人都知道她爱看小说。
她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这位少年读书不多，人却聪明漂亮，其家境贫穷，无依无靠。庐隐从他手里借了徐枕亚的那本描写一个多情而薄命的女郎的遭遇的小说《玉梨魂》，情节凄婉，使她淌了不少眼泪。后来他发现庐隐是一位多情的人，于是便给她写了一封述说自己平生不幸的信，庐隐看后十分同情，且为他也洒了眼泪，这样他们俩渐渐亲密起来。接着林鸿俊向她提出结婚，而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他太没深造，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当时庐隐正莫名其妙地憎恶和恐惧结婚，并想过一生独身的生活。但母亲和哥哥的作为激起了她一腔义愤，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挺身仗义反对母亲和哥哥，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她签了字，接受母亲的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
1916年，她十八岁，中学毕业了。但当时还没有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暂时不能继续升学。这时，母亲希望她工作，以帮助家庭。这是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无可奈何地思考着，彷徨着。但不久，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竟被北京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多园艺教员。她被吓了一跳。那耍棍棒、操哑铃球杆，她还可以，而家事园艺于她根本一窍不通，那时她连父族母党的称呼都还弄不清呢，种花培草，如何布置庭院更是不懂。这个学校的校长、训育主任都是俗物，教学上她努力去做，并精心组织了一次颇令校长满意、又为学校出风头的运动会。这个学校的学生多半个子比她高，有的年龄比她大，三年级有几个学生对她教课不满意，说她念错了字，园艺讲不清。这种挑剔正中了她的心愿，使她有了借口，于是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
辞职后，在1917-1918年间，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她要远走高飞了。这时她心里跳跃着活力，摆脱家庭，独立生活的理想兴奋着她，在她回忆起安庆任教时的心情时写道："……到火车站，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泻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这是她当时心情的淋漓尽致的写照，看得出来，家庭和学校的束缚，并没有禁锢住她对自由、美好前途的追求。
在安庆这所小学，她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和史地等课，得到许多学生心悦诚服的赞叹。这时她第一次与在那所小学兼课的苏雪林相识。不过那时的庐隐喜欢东奔西跑，她渴望着生活的风雨，锻炼她那刚刚长出的羽毛，所以看命的人说她正走着驿马运。在安庆，她觉得生活无趣，于是半年后便回到了北京。这时，恰巧河南开封女子师范聘请教员，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在怕被挤掉饭碗的原校教员的怂恿下，一些学生开始在课堂上同她作对，给她难堪。花开花落，在这个受气的环境里，熬到了暑假，她像逃出了牢笼，欢天喜地地在京汉路上高歌激云一庆祝自己得以返回北京。到了家里，母亲骂她没长性，她的表姊妹们则送给她一个新的雅号——学期先生。
社会，好比一个大海，庐隐就像一只小船。她漂流了一年多的时间，虽有风浪，但这只船儿没有沉没，她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五四"前夕的新思潮，在各个角落激荡着，她觉得自己必须进步，应该学习，不能再教书了。可是为了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只好再到安庆教半年书，积攒学费和保证金。当她回到北京时，女高师的考期已过，还是在母校老师的通融下，于1919年秋考进了该校国文部，作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升为正班生，暂时结束了使她感到厌倦的教员生活。"
三
庐隐怀着对人生美好的追求，告别了幼稚的时代；社会的磨炼，使她改变了原来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脾气，在那些趾高气扬的大学生面前，她自惭形秽，觉得处处不如人。
第一次作文，老师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她不懂，却也不敢问人，怕被取笑，只好钻进图书馆，读了注释，才明白了一些，然后又用了一天的工夫才写出一千多字的文章，后来怀着丑媳妇终要见婆婆的心情，不安地交了卷。但没想到，这篇作文竟被选入学校的《文艺观摩录》，老师批语是："立意用语别具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从此情绪高昂，那种事事不如人的思想为之一扫，那些高傲的学生也便对她也另眼看待。年假大考以后，她和苏雪林的成绩最优，于是她们由旁听生升入正班生。这时期她的学习顺利，但心情悲苦。母亲不仅经济上不帮忙，还时常责备她，使她"等是有家归未得"，独坐在走廊的栏杆上，看云天，观过雁，暗抛泪。觉得人生无趣，这时她喜读庄子，满怀出世之想。但这时正值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蓬勃兴起之际，许多新的学说激荡着她，许多闪光的思想照耀着她，她痛恨封建礼教，向往光明自由，她的灵魂里浸透了叛逆精神。当人们把那些新学说、新议论视为洪水猛兽，当一位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向她吐舌头、翻白眼、冷嘲热讽时，庐隐却大胆地独自同情她，鼓励她勇敢前进，从此庐隐也被视为"新人物"了。
"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兴奋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这时候，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她所需要的人，不是仅仅脾气好就可以满足的，她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她想到他们的志愿不同，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于是便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
曾和庐隐同事半年，同学两年的苏雪林，非常爱重她的为人。苏雪林在《青鸟集·关于庐隐的回忆》里说："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民国八年秋季，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庐隐与我同为错过考期的旁听生，不过经过学期考试以后，我们便都升为正班生了。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围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咭咭呱呱。讲着我听不懂的福建话。她对于同学常喜戏谑狎侮，于我们古书读得略多的人，更视为冬烘先生，不愿亲近……五四运动后……庐隐'务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静静用功的时候很少。……庐隐虽然不大爱用功，而天资聪敏，功课成绩总列在优等。每遇作文时，国文教师发下题目，别人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侧着身，飕飕笔不停挥，顷刻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写得一笔颜体大字，虽然无甚功夫，却也劲拔可爱。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说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她还以"夜雨春蕾茁新笋，霜天秋隼搏长风"之句来形容庐隐当时的文章。苏雪林说："'霜天'两句形容庐隐文章也觉溢美不过她那一股纵横挥斥，一往无前的才气，如何使我倾心，也可以想见了。"
苏雪林是庐隐的同代人，她的话当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了解庐隐是很有价值的。
爱看书和研究社会问题是当时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人的特点，庐隐就是其中的一个。起初，她同几个年龄相仿、志趣不凡、都爱喜笑的朋友自称为战国的四公子，她被封为孟尝君；后来又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每星期活动一次。这时，她时常收到别人寄给她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并常常同她通信和讨论。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她的思想有了真正的进步，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从此她"下决心作一个社会的人"。
在S．R团体中，她和郭梦良特别亲密。郭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时社会主义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的古文根底好，在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也是一位作家、她曾同庐隐一起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成立会，庐隐的入会号数为"13"，是该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当时在女高师的文学教师中，有的崇尚古文，痛恨白话文，在这样的教师的指导下，庐隐也能写通顺的文言，作出不错的诗词。那时她曾写过一首《云端一白鹤》的五言古诗：
云端一白鹤，丰采多绰约。
我欲借据缴，笑向云端搏。
长吁语白鹤，但去勿复忘。
世路苦崎岖，何处容楚狂？
这首诗，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境、志趣和抱负。
大学毕业前夕，全班同学为了筹款去日本，她们自编自演新戏，公演后不仅赚了钱，还得到了公众普遍的好评。她们从日本到朝鲜，又到奉天、大连、天津，一个月的奔马似的游览生活，还是颇有收获的，朝鲜人民亡国的痛苦，唤起她满腔悲愤，想到自己的祖国，不禁黯然泪下，中国各地的凋蔽落后，又使她难过不已。回到学校，作了毕业沦文，拿了文凭，从此就算告别那可歌可泣的青年生活，大学三年的岁月已被写进了历史。在大学期间，庐隐虽然已经成了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但她怀着恐惧的心情，又重新真正地永远地踏进了社会。她怀疑着，试探着，等待着，幻想着，——时间将如何安排祖国的命运和她前途呢？！
四
庐隐大学毕业时才二十二岁，不久就又到了安徽一个中学任教。在那里，她尝到了社会给予的苦头，她说那虽只有半年的工作，却使她的心境老了十年。她总是怀着美好的善心去看人，而她得到的却是倾轧和敌意。
1923年夏，她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和强烈的社会舆论，与有夫人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庐隐的行为虽然受到许多人（包括最好的朋友）批评，但苏雪林倒着实为她辩护了一场，说批评者，"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曾经有过独身主义，但郭梦良的爱情摧毁了她的理智，她认为：只要有了爱情，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了婚，一方面她满足了，同时也失望了——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又继续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之后不久，不幸突然向她袭来：郭梦良因肠胃病竟一病而逝。这时，她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她的精神受到打击，心里充满了绝望的哀伤。她忍耐着痛苦，带着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乡福州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在福州女子师范任教。郭的前妻对她并不坏，只是婆婆太刻薄，处处对她迫害，连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实在无法忍受，便带着孩子，像一只没有篷的小船，被命运驱赶着，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记载着些暗淡生活里的暗淡日子和构思。
在上海，她担任大夏大学的女生指导，并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课余，夜以继日地继续着她的写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满面愁容，向朋友感叹自己的命运，责骂男子和爱情害了她。其实，害她的是社会。
北京，是她自幼生长的地方，对她来说，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一封朋友的来信把她叫到故都去了。在那里，她担任了使她头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的职务。她说："当校长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脸的打官腔的人们会面，并且还要谨慎，还不能乱说一句话。现在不要说作品，真是连文学的感情，也消逝得干干净净了。"第二年，她辞了职，又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去了。
在北京，她还任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编的是平民千字课，每日笔不离手，用那一千个基本生字，编成各种常识和歌谣。她这样死板、机械地工作了一年，便辞了职，准备动手试写中篇或长篇。
那时候，办刊物的风气并不低落，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下，每人出几百元筹办了一个"华严书店"。"华严"，取其文章之彩饰、态度庄严之意。书店开张之前，他们办了一种《华严半月刊》，庐隐任编辑，自己并努力写文章。这时期，她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多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册出版，名白《曼丽》。她曾说，这个时期是她的悲哀时期，这本集子里充满了悲哀，虽然这是一种浅薄的衷感。她觉得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这些自然现象的缺陷，使她陷入悲哀和空虚。当时她正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隐隐约约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观主义思想。庐隐自己也承认这时期是悲哀主宰着她，无论什么东西，在她看来都有悲哀的色调，人们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滴泪水，都能在她心里得到共鸣，也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慰。她悲哀着走路，悲哀着看世界，但她并不想解决这种支配着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思想浸透在《灵海潮汐》和《曼丽》两个集子里。
作品是时代的反映，是作者灵魂的镜子。这时期，庐隐遭到了人间最不幸的死别，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她死了母亲、丈夫、挚友石评梅和哥哥。他们的相继死亡，使悲哀像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哀伤紧紧捆绑着她，折磨着她。丈夫死后，她常同石评梅散步、谈心，跑到陶然亭对着荒冢放声痛哭，登上中央公园的高峰酣歌狂舞。这时，她获得了一个浪漫女作家的的头衔，孰不知，这哪里是浪漫，而是痛苦，是对人生绝望的呼喊。石评梅死后，她成了一个没有伴侣的长途旅人。她说："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的自杀。"她的哥哥一去世，使她的悲哀生活到了高潮，她病倒了。病好后，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有转变的必要，不能再如此生活在悲哀之中了。她在自传里说："虽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我只要有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她写了中篇小说《归雁》。她说："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时节，我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可是我内心却燃烧着这种渴望，因为这两念的不协调，我受了痛苦，最后我是被旧势力所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飘泊了。'"这段话，是她诚实的自我解剖，也是我们了解《归雁》和她其他作品的钥匙。
1928年，她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他是一位向着生命的途程狂奔的青年。他们相识不久，由友谊便发展到了恋爱。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成了一朵花，一只鸟，一阵清风，一颗亮星；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似乎是爱情又一次照亮了她！于是1930年秋，她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结婚了。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努力开垦他们成熟的爱情生活和创作前程。
李唯建（1907．7．10-1981．11．12）系四川成都人。早年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人过从较密，曾在《新月月刊》、《诗刊》、《贡献旬刊》、《人间世》等刊物发表新诗和译作。著有英文散文诗集《生命之复活》，长诗《影》、《祈祷》，小品文《唯建的漫谈》和《相思草》，以及译作《爱俪儿》、《英官外史》、《英国近代诗歌选译》、《四川军阀》等多种。曾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并于1978年应聘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教授英语。
笔者是在1980年秋天，找到了蛰居四川多年的李唯建和在广东工作的女儿李恕先（原名瀛仙）。原来李唯建一直保存着一箱子庐隐的遗物，包括手稿和照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全被洗劫一空，庐隐也被指为"反动文人"。1980年11月16日，李唯建给笔者的信中说："我于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那时，我热烈地爱着拜伦、雪莱、济慈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苦苦的探求着人生问题，并写信求教于泰戈尔，后他回信邀我赴印，行至上海，因故未能如愿。1928年重返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读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绍，认识了女作家庐隐，相谈投契。庐隐在城中教书，我住清华园。结识庐隐后，庐隐考虑较多，她心潮澎湃，某夜寄我血书一封，表明内心。经我多方劝慰，心绪渐宁，决心生死相从。频繁的书信，久之成帙，初由天津《益世报》连载发表，庐隐自名'冷鸥'，名我为'异云'，于1929年由北平法文《政治周刊》（《La Politique de Pekin》）译成法文，出版单行本。再后取名《云鸥情书集》，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0年与庐隐结为伉俪，游日本，住在东京郊区，怀一女，后取名'瀛仙'（即恕先）。不久回，卜居杭州西子湖畔……"
1977年，李唯建写了一首抒发生平感怀的自传体长诗《吟怀篇》，国外友人曾几次索搞，均不愿公布于世，现将有关庐隐生活的片断抄录于后：
在平结识黄庐隐，评诗论文心相印。清华园里撷黄花，得依 怀中情一札；十里迢迢入城赠，寒星初窥噪暮鸦。书信劳邮亭，赏 花赏月明。君心腾巨浪，惊喜复忧伤；中夜血泪书，沾笺复沾裳。 心潮渐平息，死生誓相依。古井微澜漾春色，始度东瀛度蜜月。人 言扶桑日果果，渺茫明灭神仙鸟；乘兴畅游度枉生，落叶满地红 不扫。初冬归国兴未已，浪漫生涯不减昔。申江小住即访杭，卜 居湖滨餐风光……去秋在日乐悠悠，写作阅诵无所忧；归来居杭 生一女，取名"瀛仙"纪东游。当卖借贷穷难救，卖文为生焉能久。 隐君求得沪滨教书职，我赴嘉兴任教席。……乌云突遮晴朗天， 展翅伸爪来死神。隐君生产庸医误，茫茫大地无归处。黄英缤纷 遭毁灭，天昏地暗变颜色；庐山真面目，隐约未可睹。海滨灵海无 潮汐，故人一去绝音息。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永 安公墓遥，人间天上差……
这是李唯健一千余行的《吟怀德》中关于同庐隐恋爱、结婚、生活的描写，其情真挚，悲凄之至！令人落泪。李唯建这段五十年前的回忆，堪可与庐隐自述的生活得到宝贵的印证。
关于恋爱，庐隐自己说："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她的条件是什么？精神！她自己对待爱情便是这样的，她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这是她从李唯建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相爱的基础。这时期，他们合写的那本《云鸥情书集》里收集了他们之间一年中的几十封书信，写得很美，里面有他们真正作人的态度，真正的热情，也有丰富的想象。她自己不再固执悲哀了，她要重新建造生命，转换生活的方向，勇敢地向封建礼教宣战。她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象牙戒指》）
在日本，他们生活了一个时期。《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由于日元高涨，生活不能支持，他们回到杭州，寄居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畔。被压迫的灵感，在这美丽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庐隐说。"我们当然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了。"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这是一部充满哀感，为她的朋友石评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纪念。这个长篇，十分之九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其余一部分因国难遭焚。这时期，她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又开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这种努力从不间断。她自己说，写文章"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她还说："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写……"是的，在她生命之火燃烧的时候，她不停地创作，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她后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情绪较以前乐观、开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她跳出了由社会、环境、生活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后者则较直接地反映了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中的人和事。
庐隐在写《火焰》时，苏雪林去看望她，后在1959年发表的《（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一文中记叙了她创作这个中篇小说的情况："庐隐对于她这个表扬淞沪之战的文学作品，却有点讳莫如深。题材是我询问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些原稿时，她劈手夺去，笑着说：'咖啡香了，咱们到客厅喝去，这稿子留着到出版后再读吧。难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庐隐是个爽快人，这回为什么如此？事后我才想起，那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里，谈爱国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说反动，不惟听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庐隐大约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现忽来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我笑她，所以要这样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调呢？"
这时期，庐隐自己也认为她已经跳出了苦海，是她的开拓时期。她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的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的反对旧势力，我大胆的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作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她的世界观，她的文艺观，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她开始真正转变和进步的消息。
庐隐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上尖锐的斗争，不会不在她生活和思想里留下痕迹。她走向生活后，教过小学、中学，也当过一个大学的讲师和教授。时代给她的社会经验是：中国的一切都濒于破产了。破毁了的社会当然还有希望，这是在最后她才认识了的。
她与李唯建婚后的四年，是她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四年。庐隐一生受了很多苦，当她的思想和创作开始转向的时候，不幸在1934年5月，因难产手术，开刀后流血不止，高烧不退，遂于13日11点20分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十四号病室，年仅三十六岁。据苏雪林回忆，庐隐生活拮据，"为节省费用没有进医院，仅以十数元代价雇一助产士来家伺候，以手术欠佳，流血不止，送入医院，终于不救"。庐隐的死，是中国文人的悲哀，闻者无不扼腕叹息！
庐隐的死亡完全是由于庸医所误，但她对此并无怨恨之心、责备之言。当她生命垂危之际，李唯建悲愤交加，曾写一状子，要去控告医生，但庐隐劝阻了他："算了，不要去告了，人已死了，告他又有什么用呢？"这一点，足见她胸怀之广阔，待人之宽厚。
庐隐一生清贫，度日艰难，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几部比生命还宝贵的作品。为了慰藉庐隐的在天之灵，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她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伴着她。
庐隐去世后，留下大女儿郭薇萱（郭梦良之女）和李瀛仙（李唯建之女），而贫穷、年轻的李唯建却无法抚养两个孩子。这时，舒新城约集庐隐生前好友和她的哥哥黄勤（当时任天津上海银行经理）到上海，在南京路冠生园餐厅共商薇萱的抚养问题，大家一致赞同由其舅父黄勤抚养，庐隐的著作版权归属薇萱所有。不久，李唯建带着瀛仙回到四川，从此便与郭薇萱失掉联系，音信杳无。
五
创作，要有源泉；源泉就是生活。
创作，也要才华和勤奋；但一个人走上创作道路，却不一定是生活的必然。
庐隐是在中学要毕业那一年才开始读小说的。那时，她觉得小说满含着活泼、逼真的真实，可以解忧，可以消愁，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刺激，看到希望和前途。所以她那时放弃了一切书，专门看小说，一年内大概读了二百本小说。
大学一年级时，"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激动着青年们的神经，《新青年》杂志宣传的新思想，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新论文，鲁迅的创作，周作人的翻译，都是当时青年们成长的粮食和阳光。那时期，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是她的老师，教她《中国哲学史》大纲，使她对宇宙和宇宙间种种现象有了认识。庐隐接受了新思潮，但她有很多苦闷，她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她躲在图书馆的一角，秘密地进行这种尝试，悄悄地写了几天，那本没有收束的《隐娘小传》残稿，是描写她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长篇，是用伤感的文言写成的，后来她觉得"隐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不愿人们识其内心世界，遂换成"庐隐"，作为她以后发表作品的笔名。受了《断鸿零雁》影响的《隐娘小传》，始终没有续好，最后她竟把自己创作生涯里留下的一点欣慰的记忆也投火焚烧了。
后来她读了几本短篇小说，觉得长篇小说结构穿插难，还是先写短篇为好。当时她写了一个短篇，战战兢兢地去请教在她看来有着无上权威的文学教授，但这位只知道《经学通论》一类，没有写过小说的陈教授给了她当头一棒："你也想写小说吗？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这篇东西就不像小说，我看还是不写吧！"她一气之下，羞愧地把稿子给撕了。庐隐难过了好几天，但并没有灰心，壮着胆子又写了一篇《-个著作家》。这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女主人公因受气生病而死，那著作家则用破瓶子刺破心头，流着鲜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发表了对社会的抗议。那时，文学研究会刚成立，茅盾也是才接编改组后的《小说月报》。庐隐通过郑振铎认识了茅盾，这篇小说给了他。但庐隐一直心神不安地关心着这篇小说的命运，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她的作品竟在《小说月报》上登了出来。这是作者的第一篇作品！这犹如金榜题名，"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至此，她的才华有了真正的土壤，陆续发表了一批作品，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产生了影响。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探讨人生的意义，都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游戏或失意时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对封建礼教，是他们颇为一致的内容。庐隐在她的创作生活中，也是一贯遵循这样的主张的。她也认为，作品应该含有时代的色彩。人们常说庐隐作品的题材面窄，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她的创作却反映了颇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如描写不甘醉生梦死的青年人苦闷的《海滨故人》，集中描写农家女悲剧的《一封信》，表现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被毒打的《两个小学生》，反映纱厂女工悲惨生活的《灵魂可以卖吗？》及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余泪》，《曼丽》集中的《时代的牺牲者》、《一幕》和《房东》等短篇，虽然结构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黑暗角落，作者的正义和不平燃烧着光明的火把，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多见，这样的作家也颇不多见。诚如茅盾在《庐隐论》里所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庐隐登上文坛之初，曾受到旧势力和文人相轻的压迫。但她没有屈服，她说"幸而我天生就是执拗的脾气，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则，无论别人怎样冷嘲热骂，我还是我行我素……"
在大学里，她一共写了几十万字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游记。第一次去日本，回来后写了一本游记《扶桑印影》，记载着她在日本参观的见闻和感受。据庐隐自己说，这本游记是被朋友拿去弄丢了，因又无副本，便没有得到出版。笔者信了庐隐所说，又据她写文章最怕誊清，也从不誊清，总是一稿写完，稍作修改，便可成篇的创作习惯，深信她损失了这部旅日游记。但据香港大学中文系杨玉峰先生云，《扶桑印影》载当时丙辰学社的《学艺》杂志第4卷第10期（1923年4月1日），只是不知是庐隐所忘，还是朋友代劳。后来终于读到了这本游记的复印件。
六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
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冰心与庐隐，文学史家们把她们视为"人生派"中的一派。虽然她们都关心现实生活，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但一旦这种思想和主张变成了果实——作品，她们的差别就显出来了。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沤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有人说，庐隐由于深受北方风土习俗的影响，因而使她得以一个南方女郎，具有燕赵人士慷慨悲歌的性格。但是她的作品充满了悲哀，这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她的作品更多地带有自叙传的性质，其中主要人物身上，都有她的经历、思想、感情和气质。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
庐隐曾说："在第一个时期里，已经确定了我的人生观，到第二个时期，我的人生观，由极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转变，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我已另开拓出一条新路来了，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她说的三个时期，是她十三四年创作生涯中的三个阶段，其实，哪个时期的作品，都流露着悲哀的色彩，只是轻重浓淡不同而已。她曾说："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一起头我就这样，其中所不同的，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所以第二步，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我还是伤感，第三步呢，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只因我的伤感，已到不可说的地步……"
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的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自传》）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触过庐隐的作家，也都说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对"一生英风飒爽"（苏雪林语），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这是她创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作为社会的人，都会关心社会的。"五四"运动初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她是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情跨进文坛大门的。那时候，她写《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1920年，《批评》第四号）之后，不仅写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七篇那样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短篇和小品，也写了《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1924年，《民铎》第五卷第一号）这样一些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笔锋转向"自叙传"的性质：写自己，写爱人，写朋友，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是真实的现实。茅盾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庐隐论》）。当"五四"运动落潮后，在庐隐面前，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人们所说的"庐隐的停滞"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庐隐并不甘在这种氛围中沉沦，她挣扎着，追求着，前后虽有几次反复，但每次也都有所前进。
庐隐的小说《地上的乐园》，茅盾说它是寓言体的"一篇美丽的空想的'诗'，而且是'神秘'的'诗'。读了那篇《地上的乐园》，人们会觉得在这里就伏着庐隐作品中'苦闷人生'的根，也会觉得就在这里也伏着庐隐'发展停滞'的根。"这里，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观。人的一切思想和实践，是不能离开人生观而存在的，所以说，那里有"根"。
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迈步一样，步子迈得虽不高远，却决不是原地踏步或转圈子。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或人的悲哀》以来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例如《房东》一篇，《海滨故人》集子里就不会有。《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所表现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我并不是对这两本集子，有所抑扬，只觉得两本的内容的确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来作者生活上的变动，从前是春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两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点了出来，均比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实际。
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摈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澈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的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哩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哩说："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透过这些深刻、尖锐、犀利的小品杂文和长篇小说《火焰》，不难看出庐隐在"九·一八"事变后，是时代和民众给她以勇气，冲出"庐隐停滞"的种种藩篱，她，又前进了！但，她死得太早……
七
庐隐是一位彻底解放了的新女性，短短的十几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出版了《海滨故人》（1925年，商务印书馆）、《曼丽》（1927年，北平文化学社）、《归雁》（1930年，神州国光社）、《象牙戒指）（1930年，商务印书馆）、《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年，神州国光社）、《灵海潮汐》（1931年，开明书店）、《庐隐短篇小说选》（1932年，女子书局）、《玫瑰的刺》（1933年，中华书局）、《女人的心》（1933年，上海四社出版部）、《庐隐自传》（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东京小品》（193年，北新书局）、《火焰》（1936，北新书局）等十二种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及《妇女的平民教育》（1928，上海商务印书馆）和遗译《格列佛游记》（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另有选集《雨夜》、《庐隐短篇小说选》（姚明达编，1935年）、《庐隐选集》（徐沉泗、叶忘忧编，1936年，中央书店）、《庐隐创作选》（少候编，1936年）、《庐隐佳作选》（巴雷编，1941年，上海新象书店）等数种。
"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茅盾《庐隐论》）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这种评语恰切、中肯。从《海滨故人》开始，她在许多小说里，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样写来，在语言上显得灵活、自然，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后期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老练多了。除小说之外，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她虽以小说出名，但茅盾说，"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她还在同一篇《庐隐论》中评论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礼锡说：
"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她，谁管得着！"庐 隐是这样很倔强的在这不惯的社会生存着，庐隐对这社会是不 惯，社会对庐隐尤其不惯，庐隐对社会的不惯，是有她的"谁管得 着"的办法去管理，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作四 面环攻。这"不惯"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 矛盾的表现，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 显。所以这不仅是"不惯"而是不相容，不惯慢慢的就会惯了，至 于不相容，那便得争斗。庐隐的"谁管得着"的态度，是不理的态 度，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理"是违背了旧社会的秩序，这 样的叛徒，是不能在旧社会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没有你， 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毁。（《云欧情书集》序）
这一段话是从社会的矛盾中来认识庐隐的。她的作品和思想，正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群象，反映了一定的历史，又诚如唐tao所说："'五四'的主要精神是反封建。所有反抗旧礼教，反抗买卖式的婚姻，争取恋爱自由等等，在庐隐的作品里有着鲜明的反映。"（《晦庵书话·女作家黄庐隐》）这就是庐隐及其作品的价值。
庐隐，像一颗灿烂的明星，亮在旧中国的黑夜，光辉是不灭的，她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永存的。她说过："沉默比什么都伟大！"她已经沉默了四十多年，文学史家们应该让她那颗受尽人生苦辛的心和悲苦的感情得到安慰，给这位敢爱敢恨的女作家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1980年12月5日脱稿
1995年2月5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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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苏雪林
孙瑞珍
由于台湾海峡和政治的隔绝，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对苏雪林都有陌生感，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著作等身的学者，桃李满天下的教授。
一
苏雪林，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9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村。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艺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而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之为"野丫头"。
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她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
……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 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 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 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 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 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以了此一生。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
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步都北京；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之、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中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同时，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
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苏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梦想，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苏雪林在法期间恩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
回国后，遵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
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
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平静的独居生活，使她赏心说目，心广体胖，事业有成。她勤奋刻苦，一方面以爱心、耐心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一方面又在教书之余，努力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此时，她虽潜心写作，但难以控制自己对民族遭难——"国将亡"的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在抗战后方，人民生活极其艰苦，苏雪林和其他教授们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饭，维持温饱；穿的是旧衣、棉布；住的是潮湿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与之作伴；行的是十几里乃至几十里也"安步以当之"。艰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边两亩左右的空闲土地种菜、栽瓜，自己买了锄头、镰刀、扁担，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种、施肥、锄草，终于开出了一片菜园。她种芥菜种类繁多，长势良好，此外，还种了莴苣、苋菜、萝卜、蕃茄和葱、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个人的生活环境却是一派田园风光，苏雪林也恰然自得。她在《灌园生活的回忆》（收入《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中写道：
我本是一个用脑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个一向安坐书 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变，觉得别有一番从未 尝过的新鲜滋味，于是兴趣大为浓厚。
田园生活对她来说，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过后却又十分悔恨：
我那时脑力在一生中为最强，若专心研究学问，也许可以获 得几种专门知识；若全力来写作，两年内也许可以写出二三十万 字的文章，但因为我的愚妄无知，太受兴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 阴精力都白费了。（同前）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
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离开了她为之奋斗半生的土地。离开大陆后，苏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1950年第二次赴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但为时不久，便因经济桔据，身体欠佳，又由于与之朝夕相处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苏雪林赴台后，长期患眼疾，视力极差，严重时濒于失明，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1968年是她在大学执教的四十周年，台湾教育部向她颁发了奖金。1978年，是苏雪林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诞辰，在台的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校友代表前来为她祝贺，并出版《庆祝苏雪林教授写作五十周年暨八秩华诞纪念专集》。全书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录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对她生平的记述和浩瀚著作的评价。既有热诚的祝贺，也有久别重逢的真情。
二
苏雪林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其执笔时间之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她的作品有小说、散文、剧本、诗词、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及多种学术著作。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天文、地理、科学、历史、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山川河流、月夜星空，全部囊括其中。苏雪林从少年练习写作诗词起，直至古稀之年，辛勤笔耕不辍。
苏雪林十一二岁时，便模仿林琴南的笔调用文言写了一厚本日记。其内容都是一些家庭琐细和少女观察社会的感想，其中蕴藏着无数的快乐、透露出天真烂漫的童心，充溢着荒唐、奇妙的幻想，正如苏雪林自己所说"可算是开笔，也可算是我踏上写作生涯的第一步"。十九岁她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诗，继又将其写成短篇小说，名曰：《始恶行》。小说用文言写出，当她念给家里人听时，婶婶、姐姐等女人竟为之流下了无数的眼泪。这篇小说1919年刊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年刊后，得到同班好友冯沅君的赞赏，并寄给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友兰，亦受到好评。
二十年代初期，苏雪林还不时地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文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政论杂文，刊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此时她对国家政治、社会诸问题，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以寓言的形式发表对时局、人生的看法，还抽暇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
1925年，苏雪林从法国归来后，创作欲望更加强烈，速度惊人，出版的文艺创作有散文集《绿天》（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和自传体小说《棘心》（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这两部书是苏雪林文艺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绿漪"署名。书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绿天》收录散文《绿天》、《鸽儿的通信》、《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我们的秋天》、《收获》、《小猫》六篇，该书出版后，于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书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婚后生活，热烈而甜蜜，表现手法细腻，犹如一幅柔美的工笔画。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鸽儿的通信》，作家以书简的形式，描写并抒发了主人公对旅居海外丈夫的怀念之情，富有诗意。在描写手法上，既不同于冰心写意的柔婉，也有别于丁玲火山爆发式的浓烈。
《棘心》共十五章，主要是以作家赴法后的生活为素材，展现了女主人公的全部生活经历以及思想性格，因此说《棘心》是一本自传小说，也是作家为她的母亲而创作的。苏雪林在本书的"前题'中写道：
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 念我最爱的母亲。
书中的主人公林醒秋是一位"五四"时代的女性，她内心充满了痛苦、矛盾、失望和悲愤。她相信科学，却又皈依宗教；她追求爱情的甜蜜，却又遵从父母之命。作家围绕着这位平凡女性的内心搏斗展开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画面。其中有顽固家庭的崩溃，有农村民不聊生的惨剧，有少年的爱国悲愤，也有青年男女在追求中的访径和苦闷。整个故事贯穿着一条爱的主线，有对母亲的爱，对异性的爱，对自然的爱。作家在《自序》中写道：
本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在中国政局蜕变时代，饱受"五 四"思潮，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知识青年，借她故事的进 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的动荡变 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 的状况；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立身 处世行藏的标准，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 同的方式。
作品出版后，"绿漪"的名字及其作品引起文艺评论界的关注，贺王波、方英、钱杏郊、草野、王哲甫等人纷纷撰文，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上加以肯定，并指出其不足。虽然评论者的意见不尽相同，但对于小说技巧的批评意见却是一致的。文字偏于说理，议论式的叙述常有所见，布局和结构也有些松散。
苏雪林在文学方面的创作还有三幕话剧《鸠那罗的眼晴》（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5卷5期），内容取材于印度文学故事，作家通过深受礼教束缚的青年王子——鸠那罗和其父王、王后的种种纠葛，表明爱情力量的伟大。苏雪林在此之前从未写过戏剧，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个剧本呢？她在《我怎样写鸠那罗的眼睛》（1936年5月6日《大公报》）一文中说：
去年冬天，这个故事又隐隐在我心灵深处呼唤，我想还是把 它表现出来吧。不过这个故事用短篇小说体来写，恐怕不能写得 如何痛快，打了几回腹稿，总觉不相宜，最后才决定采用戏剧体。 我对于戏剧虽然没什么研究，为了这好题目，不妨冒一次灵魂的 险。
《青鸟集》（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和《屠龙集》（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写于抗战的初期和中期。《青鸟集》收集的多是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剧评、文评、诗评和画评，以及苏雪林对其他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梅脱灵克青鸟的眼睛》，故该书取名为《青鸟集》。《屠龙集》写于抗战后方——四川乐山，多是作家在艰苦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家对战时生活的动荡不安、物质的极度匮乏、物价的扶摇直上，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精神的苦闷和煎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但幽默和风趣洋溢在字里行间。作家说："若不想出个法子骗骗自己，混过这些讨厌的岁月，不死也得发疯。"书名取为《屠龙集》，是作家"预先替那猖狂的毒龙画出了悲惨的结局，……希望明年就是我们伟大的'屠龙年'"（《屠龙集·自序》）。
《蝉蜕集》（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由几个短篇历史小说合集而成，其中多数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传》，成书于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作家以历史故事，借古寓今，对抗战中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态度鲜明，笔锋锐利。她在《蝉蜕集·自序》中说：
历史小说也和历史一般，其任务不在将过去史实加以复现， 而在从过去事迹反映现在及将来。……抗战时期内种种可恶可 悲的现象与过去时代相类似者却也未免太多了。本书在此等处 极力加以揭发，也无非想教读者触目惊心，消极的戒惧，起而为 积极的矫正与补救。
苏雪林在自己写作的同时还不断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情况，写了《论李金发的诗》、《论闻一多的诗》、《论朱湘的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华》、《胡适的诗》、《我论鲁迅》、《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结集为《文坛话旧》（1969年，传记文学出版）。从中不难看出，活跃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苏雪林都一一进行论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褒或贬，不免失之偏颇，一些过火的言辞也时而流露于笔端。
苏雪林晚年写了大量的个人生活及写作回忆录，计有《我的生活》（1967年，文星书店）、《己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及《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她的回忆笔法极其细致入微，儿时影事，写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后，觉得苏雪林确是一位记忆超常的人。
"教学相长"是苏雪林几十年教书生涯体会最深的一句话，她的许多学术性文章都是课堂教学的成果。她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还将一些讲稿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版，如《辽金元文学》（1933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1964年再版）、《唐诗概论》（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学史》（1980年，台中光启出版社）。在授课之余，从事学术研究，是苏雪林的极大乐趣，正如她在《谈写作的乐趣》一文中说："这一类心灵探险时沿途所拾摄的奇珍异宝，令人精神鼓舞，勇气倍增，觉得为这个研究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这种写作的乐趣，真是南面王不易也！"
苏雪林的学术研究，大量的时间花在考据上，多年来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据中，得到了比写作还大的满足。她说："这是一种发现的满足"。苏雪林的第一本学术考据著作为《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年，北新书局），后改名为《玉溪诗谜》。她考据李义山恋爱事迹的初衷和过程是"我对李义山的诗，素来没有大研究过。偶然读到《圣女词拟意》等篇，疑惑义山有和女道士宫嫔恋爱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诗集的兴味。陆续考证，不意竞积成了一本四万余字的小册子。"接着，她于1938年出版《蠹鱼集》（长沙商务印书馆）和《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书店）。屈赋研究是苏雪林半生的事业，从1943年应朋友卫聚贤之约为《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学术论文集》写稿《天问整理的初步》开始，到1973年出版《屈赋新探》（台北广东出版社），历时三十余年，写作六七十篇文章，成为苏雪林"屈赋研究"系列。她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鉴前人研究方法，从东汉的楚辞研究家王逸到现代的陆侃如、游国恩、闻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论著，她都作为一家之言，细细地读。苏雪林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计划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步从研究《天问》中的神话及与旧约创世纪的关系开始；接着研究《九歌》中十神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世界有关文化与屈原作品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苏雪林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谈到她研究屈赋的特点时说：
第一，我发现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是世界的一 支。
第二，我研究屈赋竟得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用这个方 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秩然有序 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
第三，我主张经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决屈赋问题， 竟可藉以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
第四，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揉合一处，始可窥见中国文化的 全貌。
从中，不难看出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糜文开在《屈原研究的新发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国周刊》90号）一文中所说："苏女士的屈赋研究，竟从发现一些矿苗，挖出'先秦时代外来文化考'的大矿藏来，而这大矿藏竟又连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世界矿藏的。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
苏雪林是一位不辞劳苦、努力探掘的"采矿人"。其他创作及专著尚有短篇小说《天马集》、《雪林自选集》、《秀峰夜话》、散文集《三大圣地的巡礼》、《欧游揽胜》、《眼泪的海》、《人生三部曲》、《闲话战争》、《风雨鸡鸣》，专著《论中国旧小说》、《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旧诗词《灯前诗草》及杂文《犹大之吻》等近五十种。
三
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她曾几次主动在现代文坛上展开论争。从三十年代开始，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接着又在《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与向培良先生关于戏剧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这些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并且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苏雪林对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而且是单向的，有来无往。因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卷1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谓'传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岭了"'。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
《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 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 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 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对鲁迅突然由钦敬走向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时候对他观感幡然转变呢？那就是女师大风潮以后。"由于苏雪林与鲁迅对女师大校长杨荫瑜女士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瑜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政治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喜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第二天她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发表于成都《军中文艺》（署名"野隼"）、《武汉日报·鹦鹉洲》、《文艺》民族专号、《奔涛》等刊物上，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较之前两篇有逐步升级之势。
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上、下等，于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我论鲁迅》加上附录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
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
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 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 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 "感想"、"评价"。
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 鲁的人，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 《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
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 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 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
语言清楚、明白、毫无遮掩，苏雪林与广大读者也算是坦诚相见，从中不难看出她的"勇气"和"胆量"。
事隔多年，年近百岁的老寿星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会不会有变化？历史就是历史，让那一切不变地保存下去，作为一块文化化石。鲁迅在台湾逐渐拥有更多的读者，这是事实。但愿这一切恩恩怨怨在日月江河中飘然散去，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为了炎黄子孙世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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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凌叔华
阎纯德
……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 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 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 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 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 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 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在三十年代为"五四"时期女作家凌叔华写下的这几句评语，言简意赅，既指出了她的作品的内容，又指出了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还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她是读者熟悉的女作家，也是画坛高手。在时代前进的轨道中，历史的激流把她推了出来，多年旅居海外；虽然她像一只孤独的风筝，但她没有断线，心里那根爱国主义的情丝，仍然执著地缠绕着祖国的锦绣山河，迷恋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自1979年秋后，我开始同凌叔华通信，询问她的生活、创作、翻阅她的作品，使我对她有了一些了解。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笔名叔华、瑞唐、瑞棠、SUHOA、素心，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00年3月25日生于文化古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是其父第四位夫人所生，姊妹四人，排行第三，在家里排行第十。古城的灿烂文化和环境启迪了她的天资才华，影响了她的爱好和生活。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字润台，出身翰苑，光绪十九年中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兼军机章京、天津知府兼天津工艺局及习艺所督办、保定知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尹代理、直隶布政使。1911年后曾任北洋政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员参政。他精于词章、酷爱绘画，曾与齐白石、姚茫父、王云、萧厘泉、周启祥、金城、王梦伯、陈半丁、陈寅恪等著名画家过从甚密，组织"北京画会"，家里常有文人墨客出出进进。这种家庭、生活环境，使她从小便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并首先爱上了绘画。在六岁的时候，她在花园中，用木炭在白墙上画了很多山水风景、花卉和人物。她父亲的一位朋友看到这些画后对她说："你的画很有风格。你有天才，你会成为大画家的。我要跟你父亲讲，让他给你找一位老师……"这样，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当时被称为文化艺术界一代怪杰辜鸿铭的教育，使她打下了古典诗词和英文的基础。在七八岁时，还曾拜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
当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写作才华像第一枝出水的芙蓉，文采超众，引人注目，其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成立"天津爱国同志会"，出版由许广平、蒋云主编的《醒世》周刊，她也受到影响。
1922年二十二岁那年，她考入燕京大学预科，曾与即将毕业的谢冰心同学一年，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并听过周作人的"新文学"课。美丽的燕大校园，一年四季洋溢着诗情画意，创作的冲动时时撞击着她的灵感，于是她常挥笔作画，让大自然的青春和生命活力永留丹青妙笔之下。大学时期的凌叔华，其画艺已们熟到能够妙手回春，"偶一点染，每有物外之趣"的程度。后来，她的这些画大半都曾经朱光潜看过，他评论说："取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泳的自然……在这里面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看她的画，"我们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
虽然她爱画，但"文学"却像一只磁性极强的巨手，牢牢地抓着她，"写作"是她倾心神往的目标。当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以其各自风格独特的新诗风靡文坛时，她的创作欲望就像一盆刚刚燃起的火，愈燃愈旺。于是，1924年，在大学里，在作画的同时，她开始以白话执笔为文，1月13日在《晨报》副刊上，以瑞唐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接着又发表《资本家之圣诞》及杂感《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
1924年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作为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陈源（西滢）担任接待，凌叔华也在欢迎的代表之列。5月6日下午，北京英文教员联合会假燕京大学女子学院举行茶话会欢迎泰戈尔，这时，凌、陈第一次相见。之后，书来信往，讨论文学艺术问题。1925年1月10日，凌叔华奠定她在文坛上的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后》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3月21日，短篇小说《绣枕》又在同一刊物（第一卷第十五期）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至此她创作的兴趣更浓，除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外，也在《新月》月刊、《晨报》副镌、《燕大周刊》、《文学杂志》、《大公文艺》、《武汉文艺》、《文学季刊》、《开明》、《国闻周刊》及《中国文艺》上发表作品。终于在陈源（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迈出了文学生涯的第一步，是《现代评论》社唯一的女作家和日后新月派的主要小说家。她"以一只善于调理丹青的手，调理她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将平凡的，甚至有点俗劣的材料，提炼成无瑕的美玉。"1926年6月她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源结婚；翌年初秋，夫妇同往日本作短期旅行，后凌叔华留京都一年，研读菊池宽、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夏目漱石的作品及日本艺术。
凌、陈二人对于文艺有着一样的爱好，写作绘画、评文论艺是其一生中共同的精神寄托。据一位记者在《凌叔华谈陈源》一文中说，他们婚后不在同一书房写作。凌叔华创作总是对陈源"保密"，生怕这位批评家在她的作品尚未发表时，用冰冷的水将她的文思和创作激情之火浇灭；陈源写好文章后，也不给她看，只有一俟发表，才彼此相示。
1928年春，新月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现代文艺丛书"第四种），由陈源编定，他在《编者小言》中说："在《酒后》之前，作者也曾写过好几篇小说。我觉得它们的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炼，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收集进来。"
1929年，陈源离京赴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及外国文学系主任，凌叔华也随丈夫到武大任教，最初住在武昌西北的昙华林，后住在武昌美丽的珞珈山上，与另外两名在武大执教的女作家袁昌英和苏雪林过从密切，结为好友，当时被称为"珞珈林山三个文学朋友"，又称"珞珈山三杰"。在武汉，凌叔华在授课之余，还努力创作；为了"搜罗华中文艺天才"，还主编《武汉文艺》。
凌叔华是一位气质娴雅、温柔、慈祥、谦逊、坦率而又热情的人，一些早年接触她较多的老作家，常谈起她的性格和为人。1967年，苏雪林在《其文其人凌叔华》一文里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当然免不了发胖，然而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1930年，她的短篇小说集《女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儿童短篇集《小哥儿俩》（"良友文学丛书"第二十种），作者在《自序》中说："这本小书先是专打算收集我写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约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近十年的工作了。排印以后，编辑者说这书篇幅小些，希望我添上几篇，这是后几篇附加的原因。那是另一类东西，骤然加入，好像一个小孩子穿了双大人拖鞋，非常不衬……"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夏，日寇的铁蹄威胁着武汉，她随校迁往四川乐山，两年后到燕京大学任教。战乱给她带来痛苦，情绪不安。1938年春，她将自己的苦闷写信告诉英国著名女作家维吉妮娅·伍尔芙夫人（Virginia Woolf），后者来信说："Only works you can facethe war"，还鼓励凌叔华写作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切身的事物。在创作上，她受俄国契诃夫和英国曼殊菲尔的影响。这期间，她写作不多，但对东方的艺术和戏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46年，陈源受国民党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代表。翌年，凌叔华带着女儿陈小滢到伦敦与陈源团聚，从此定居欧洲。她曾进联合国国际了解速成班学习并获文凭，后又在巴黎学习法文及研究印象派绘画多年。昂贵的巴黎生活，陈源的不及大使馆一秘待遇的薪金，这巨大的生活压力，把他们挤出了巴黎，只好住在伦敦，只有在开会的时候，陈源才到巴黎。在伦敦，她曾给大学讲授过东方艺术与戏剧，但这时期她主要从事西方文学和艺术的研究。
凌叔华素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她虽出身望族，却能吃苦。除了日常的家务操劳之外，为了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她不得不兼事"鬻文和卖画"。1956年至1960年，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和马来亚青年书局，出版了她的以中国妇女和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和以海外纪胜及文艺诗歌评介为内容的散文集《爱山庐梦影》。
侨居异国三十多年，她曾先后在巴黎、伦敦、波士顿等地博物馆和新加坡、(木兵)城商会内多次举办个人画展。1962年12月，Cenuschi博物院为了纪念已故院长、著名汉学家格洛肖特逝世十周年，她应邀在巴黎Musee Cenuschi举办中国文人和她自己的画展。这是轰动巴黎的一次画展。这次画展，除她自己的三十多幅画外，还展出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大画家董其昌、倪瓒、陈老莲、恽南田、傅青主、石涛、李(鱼单)、郑板桥、金冬心、赵之谦等人的名作，这些珍品曾印成纪念巨册。另外，还展出了她收藏的文物、文房四宝及金石。法国电视台、电台广为介绍，《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等大报刊均刊专文赞扬。法兰西科学院著名院士、作家安德列·莫罗瓦（Andre Maurois）特撰文介绍她的画。莫罗瓦的文章刊印在她画的明信片上。
凌叔华的绘画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莫罗瓦说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她的画属于"文人画"。所谓文人画是画家借画中的事物来表现自己的灵魂、思想感情的一种画法。莫罗瓦介绍说："在这种富于诗情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其中的静与空白和线条，所表现的并无不同，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人常把书法、绘画、诗歌融为三位一体的艺术，文人画便是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这三种要素而成的。中国艺术家虽受传统熏陶，但并不抄袭古人作品，而是努力摆脱窠臼，显示出自己的境界。他们并不呆板地以模仿自然为能事，而认为重要的是能创造一种诗的意境，所以凌叔华的工夫并不在表现面上的努力。她画的那些雾气溟亻叔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在膝陇的梦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她的艺术的另一特色，则是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捷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
这段文字对凌叔华绘画艺术的评价是精当的。她是作家、画家，绘画活动是她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自己所作的山水花卉曾被波城和印城博物馆购买保存。1968年英国大英艺术协会也曾借出她在法国展出的文人画在伦敦展出。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翌年法国政府令陈源离开巴黎乔治五世大街11号（11 AVENUE GORGE 5），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66年辞职，其家庭生活也愈加困顿，难以维持。
1967年至1968年，凌叔华在加拿大任教，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回英国后，应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邀请，曾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专题讲座多次。1972年至1981年，先后五次回国，遍访祖国的大好河山，作画写文，优美的散文《敦煌礼赞》（刊于《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集》）就是她参加了敦煌石窟后写下的佳作。她先后发表独幕剧，在香港《大公报》、《南洋商报》上发表介绍祖国名胜和文艺作品多篇。她也用英文写作，所写的一些关于祖国的文化艺术、风俗人情的作品如《汉画石拓》、《明代木版画》、《中国庭园》、《乡村生活》、《敦煌千佛洞》等，在英国各报刊发表后，得到知识界的普遍好评，尤为英国现代最有名气的女文学家维吉妮娅·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英国桂冠女诗人萨克威尔·威斯特（Vita Sackville－Wost）所赞赏。她的自传体的英文作品《古歌集》（ANCIENT ME LODIES）是在V·W00lf指导下写成的，被誉为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她对凌叔华说："写书不要专为外国人读。要为自己所见所知道的写。"凌叔华说："这对文学工作者很有道理。"《古歌集》出版后极为文化界注意，英国读书协会（BOOk Society）评它为当年最畅销的名著，《星期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还特别撰文加以介绍。凌叔华也因此而驰名于国际文坛。
异乡毕竟不是家乡，异国毕竟不是祖国。只有祖国才是自己的母亲。凌叔华是时时想着自己的祖国的。据云，她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不愿像白俄一样在路边卖地毯。"当然她不是"白俄"，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画家，一位爱国者，梦寐以求地盼望着祖国的统一、强大。1949年在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当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遇到麻烦的时候，是凌叔华夫妇在深夜从伦敦打电话，通知他紧急情况，要他赶快离开博恩默思的海边旅馆，仅这一点，就足见凌叔华夫妇的正义感。
作为作家的凌叔华，其创作整整占据了她的一生。她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及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外，还有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选集》（1960年，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和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凌叔华选集》（梅子编，1979年）、《凌叔华小说集》（一、二；1984年，台北洪范书店）、《凌叔华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凌叔华散文选集》（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十二篇独幕剧、英文著作《古歌集》（由傅光明译成中文，又名《古韵》，199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及一些零篇散文。
长期以来，香港和南洋书市流传着署名"凌叔华"的长篇小说《梦里心声》和短篇小说集《柳惠英》，在一些工具书和评论家的文章里（包括我们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征求意见稿在内），也都把这两本书列在她的名下。1981年5月16日，凌叔华在北京写给我的信中声明说："《梦里心声》及《柳惠英》二书，均非我的作品。约十年前，我在《南洋商报》声明过一次：非我所作。（当时南洋大学学生寄我一册，问是否拙作）此二书的内容不详，故我不负责任。不料十年之后，二书仍在香港、南洋发售。我也管不得许多，因香港等未加入国际出版法机构，故可以横行无忌，作家也只好忍气吞声吧！（这真是"无本生利的生意"，令人敢怒而不敢言！万一内容卑鄙无聊，也只好忍受，版税一文不给还是小事。）实在是哭笑不得，你看有何办法！"后来有幸在北京华侨饭店一晤，她又特别强调那两本书不是她的作品。
从1960年起，她前后多次回到北京，时时念及祖国的进步和海峡两岸的统一。1970年3月29日，陈源因中风抢救无效而舍世，伦敦《泰晤报》认为，他的逝世使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台湾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凌叔华还是让他"落叶归根"，将骨灰安葬在江苏无锡老家，可以满足他用全部的爱永远拥抱自己赤诚热爱的国家。
之后，凌叔华寂寞地踯躅在异国的夕阳之下。她弹古筝，作国画，侍弄与之为伴的兰花、腊梅、文竹和水仙，她时不时地飞回北京观光、访友。1984年秋，她在伦敦进对萧乾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到西方已三十几年，我的心还留在中国。"1986年，她染上了重症伤寒，又跌坏了腰骨，加之乳腺癌的纠缠，使她痛苦不堪。1989年末，她坐着轮椅，由女婿——英国汉学家秦乃瑞陪同，飞回北京，住进景山医院。1990年3月25日，她躺在病床上，在鲜花、笑脸、寿礼、巨型蛋糕、亲人、朋友和记者簇拥中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但之后不久，乳腺癌复发、转移，时而出现昏迷。在她清醒时，常说想到北海看白塔，到史家胡同看看旧居。5月16日，她最后的愿望得以实现：她躺在担架上，看到了美丽的白塔，也回了"老家"——史家胡同甲54号——那二十八间房子是她的嫁妆，解放后变成了幼儿园；孩子们列队欢迎这位"老奶奶"。
一片叶子，曾有过自己火红的青春，也有过寂寞和孤独，飘零九十个春秋，终于又回到出生的那坏圣土，于是，凌叔华虽有留恋，但再无他想，一生的路程终于走完了，可以闭眼了，在1990年5月22日的下午……追悼会上，中国外交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英国驻中国大使馆、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英国驻中国大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等都献了花圈。邓颖超、冰心和巴金各自献了以鲜花玫瑰和白菊编织的花篮。她的骨灰安葬在无锡惠山脚下，与陈源合葬……
凌叔华回归了自然，而给人间留下了精神的永恒。她的作品就是财富。她在创作上的成就主要在早期。
自从发表了《酒后》，丁西林又将它改编成剧本《酒后》（刊于《现代评论》十三期，收入戏剧集《一只马蜂》）之后，此类作品一度层出不穷，被人称为"酒后派"。但就凌叔华早期整个创作而言，人们普遍称她是有异于冰心、庐隐、苏雪林等闺秀派和丁玲、冯沅君、白薇等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派之外的"新闺秀派"。
由于凌叔华长于表现女性，善于心理写实——细腻的心理刻画，所以沈从文、苏雪林等作家把她比作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曼殊斐尔是以细腻的笔法描写心理而闻名于世的。徐志摩评论说："曼殊斐尔是个心理的写实派，她不仅写实，她简直是写真！随你怎样奥妙的、细微的、曲折的，有时刻薄的心理，她都有恰好的法子来表现；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是人的心灵变化真实，一点也错不了。法国一个画家叫迨迦（Degas）能捉住电光下舞女银色的衣裳急旋时的色彩与情调，曼殊斐尔也能分析出电光似急射飞跳的神经作用；她的艺术（仿佛高尔斯华绥说的）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缝道里下工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镜子反映，不是用笔白描，更不是从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两个不容情的指头，到人的脑筋里去生生捉住形成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们现原形！"苏雪林则借用徐志摩的这段话来评论凌叔华："可以说凌叔华的作品对于心理的描写也差不多有这样妙处。"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徐志摩有一段关于凌叔华的作品的精采议论。他这样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这就是凌叔华小说的品与格及它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
凌叔华生活在上层社会，她的天地比较狭窄。但她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细心的观察与思考，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家庭琐事——"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这种生活，谈情说爱、吃喝玩乐，安逸和无聊占了一些篇幅，但它是现实中的一种生活。在对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写中，作者也有自己的揭露、讽刺和鞭挞。诚如阿英所说："她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以上的两种人物，风格朴素，笔致秀逸。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的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枯燥的灵魂。""她是站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女性，对她们表示了不满。"又说："说到描写方面，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
《酒后》是她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它写一位少妇，在丈夫的朋友吃醉酒之后，产生了想去吻他的强烈愿望，要求丈夫答应她，只要一秒钟就可以了。丈夫说："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但最后还是允许她去吻醉中的朋友。当她走到这位朋友身边时，她却失却了勇气。这篇小说，当然不能说它有多么重大的社会意义，但它的技巧的熟练，心理描写之细腻，堪称是凌叔华艺术风格的代表。其中语言之精美也令人折服。如"这腮上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太瘦。都比不上。……不用说别的！就拿这两道眉来说罢，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对。眉的美真不亚于眼的美，为什么平时人总是说不到眉呢？"
凌叔华的小说确实很少有惊心动魄的事物，看不出什么磅礴于宇宙的气势，这几乎与她的雅洁明畅的绘画一样。她写的都是身边琐事，甚至有的人物也说不上怎么典型，然而不少是有其自己较深的内涵的。苏雪林说："叔华女士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似乎与力量二字合拍不上，但她的文字仍然有力量，不过这力量是深蕴于内的，而且调子是平静的。"还说她的作品是百分之百女性，它"幽深、姻静、温婉、细致，富有女性温柔的气质。"这一点，我们从《绣枕》和《杨妈》等篇都可以看出。
对于自己的作品，凌叔华的认识是清醒的。比如对那篇颇为人称道的《花之寺》，在1980年1月给我的信里说："它有幼稚病。"我想所谓"幼稚"，她指的不是技巧和语言，而是内容。
她的儿童短篇小说都收在《小哥儿俩》一书中。她在《自序》中说："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一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履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烦琐。怀念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这几篇作品的写作，在自己是一种愉快。"这本书，可以说是献给小读者的礼物，《弟弟》和《小英》等篇是其中的佳作。
凌叔华的创作不算多也不算少，可喜的是，她一直没有辍笔。她手里的两支笔——作家之笔和画家之笔，伴她度过了一生的岁月，并把她那颗艺术匠心和构思，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
1980年初稿
1994年11月25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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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冯沅君
孙瑞珍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冯沅君是一位著名学者，一位教育家，也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文学史上第一批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曾与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冰心、庐隐齐名。她从事文学写作的时间，仅为其生命的十分之一，从1922年开篇创作到1929年搁笔，历时七年，给后人留下三个短篇集——《卷荒》、《春痕》、《劫灰》及其未入集的少量文字。她的作品的中心主题是大胆写出了当时女性挣脱旧礼教束缚的恋爱心理，表达了"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人对封建传统的激愤和反抗。她的作品如涓涓细流汇入"五四"以后文学的洪流中，浩浩荡荡，奔腾不息。
冯沅君的创作，凝聚着鲁迅的心血，这棵幼苗，曾得到过鲁迅辛勤的灌溉和培育。早在1926年，鲁迅曾把她的短篇小说《卷(箷)》连同其它三篇编入《乌合丛书》（之六）,从编辑稿件到印刷出版，都亲自办理，鲁迅写信给画家陶元庆（112致陶元庆，《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要他为《卷箷》设计封面，并自己撰写广告。
鲁迅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用一页的篇幅对这本集子中的短篇小说《旅行》给予了热情而中肯的评价：
冯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箷)》……其中的《旅行》是提炼 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箷》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 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 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 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 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 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 "缠绵排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 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
鲁迅议论作品，同时也是对作家的评论。字里行间充分肯定了冯沅君毅然和传统战斗的革命精神。
一
冯沅君毕生为追求妇女解放而斗争，她身先士卒争取和男子同样受教育，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她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挑战和讨伐，她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冯沅君原名恭兰、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大琦、易安等。1900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中。父亲树侯于1898年在北京考中了第三甲进士。中进士以前，他曾在武昌方言学堂工作；以后被任命为湖北省武阳县知县。冯沅君的母亲吴氏曾携大兄冯友兰，二兄冯景兰随父先在武昌住了一年多。后又领着他们兄妹住在父亲的官署中，达一年有余。不久，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便扶柩携子女返回唐河原籍。
冯沅君的母亲粗通文字，精明能干。虽被封建思想所束缚，但对子女读书却很开明，并且亲自辅导。返回老家后，母亲出钱给冯家兄妹请了一位先生教他们念书。冯沅君从小就跟大兄，二兄一块读古书。有些不懂的地方，除求教于先生外，还可向大兄、二兄请教。
后来，她的大兄、二兄都先后赴京、沪，进入大、中学。母亲虽开明，也不会再专门为一名女孩子请私塾先生了。加上农村的封建势力重如磐石，社会舆论不准女孩子上学读书。冯沅君强烈的求知欲受到了压抑和打击，她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每到夜晚听母亲口授"四书"、"五经"，自己还经常吟诗作赋；一方面贪婪地阅读大兄、二兄利用寒暑假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思想，也为她后来毕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家乡，冯沅君目睹并亲自饱尝了女子不能上学念书的苦痛，她决心争取和大兄、二兄一样到外地学习。1917年暑假，在北京念书的长兄友兰回来了。冯沅君从哥哥口中喜闻北洋军阀政府把清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增设了国文专修科。她理直气壮地向母亲提出了要去上学的要求。她表示：如家里怕花钱，可把家里给自己结婚时买嫁妆的钱先拿出来，待将来结婚时，什么都不向家里要，她向封建思想开始了最初的挑战。
母亲为女儿求学的炽热情感所打动，但更大的难题摆在了她的面前。此时，已给沅君订了亲，按照封建传统，无"正当"理由是不能毁婚的。因此，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就必须通知男方家，这样，势必要引起一系列的麻烦；如不通知，私自出走，周围的舆论将压得寡妇母亲喘不过气来。母亲断然决定，一切责任自己承担。于是冯沅君收拾好行装，梳上长辫子，穿着长裙，跟着兄长义无返顾地朝着解放的路迅跑。
唐河距有火车站的驻马店三百余里，乘坐马车要走三天多。冯沅君到北京后，立即参加了入学考试。这次应考只考作文一门，她早在家乡自学时，六朝小赋就已写得相当纯熟了，由于水平比较高，一次投考，便考中了。这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行为，为她壮了胆，她欣喜若狂，更加无所顾忌。
冯沅君入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知识界中已出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
她所在的女高师，校长是一个顽固的老官僚。对学生当中争民主、自由的热情，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和扼杀，为阻拦学生上街游行，把校门加上一把大锁。冯沅君第一个搬起石头砸碎了这把铁锁，为同学们打开了通路，使奔腾的革命浪潮，冲出校门，与社会相汇合。
为反抗封建家长统治，她还把《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改编成话剧。等到演出时，无人肯演反面人物焦母，她毅然上台，扮演焦母，演出后，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
冯沅君反对封建传统，态度之坚决，行动之果敢，还表现在她的名宇的变易上。
冯沅君这一辈男女大排行，最后一字取"兰"字。同辈的女子（包括叔伯姐妹）共五人，伯父取名时，长兄冯友兰首先提议中间字为"温、良、恭、俭、让"。伯父一听，欣然同意。冯沅君在姐妹中排行老三，取名恭兰。待到北京报名时，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温、良、恭、俭、让"之故，便自作主张改名为冯淑兰，以表示对封建家长的小小不驯和反抗。
她在家乡时，虽勤奋自学，但读的多是诗词歌赋。到北京上学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冯沅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她跟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道，迫切要求解脱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特别是郭沫若那气势奔放，具有鲜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大地打开了她的眼界，震撼着她的心灵。她在较之过去更加广阔的生活里，寻找着爱情和意志的自由。
二
1922年，她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就在这一年，由于社会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和个人自由思想的迅猛发展，她的创作欲望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之后，她连续写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说，以泳女士的笔名在创造社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上发表。
陆侃如在《卷箷》再版后记中写道："'淦'训'沉'，取庄子'陆沉'之意"。《庄子·则阳》中说："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她取"淦"为笔名，正说明她虽隐于市朝，乃至遭到被埋没，但仍不甘与之同流合污。
淦女士的名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大家所注意了。尤其是《隔绝之后波表的时候，格外引起了大家的惊异。从那时起，她开始了创作生涯。三个集子《卷箷》（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春痕》（一九二六年，同上）、《劫灰》（一九二八年，同上）非常系统地表现了一个女性生活的全部过程，仿佛是一个女性青春时代的"自传"。
鲁迅曾说："卷箷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鲁迅不仅对书名作了解释，而且确切地点明了这几篇小说的共同主题。陆侃如先生在《劫灰》后记中说："她的小说分集，大概视风格与题材而定。例如第一集的风格与题材可以'卷箷二字与'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表之。"
小说集在1926年出版时，共收四篇，再版时又加二篇，即《写于母亲走后》和《误点》。
四部短篇之间略带连续性，主人公姓名虽不同，但性格是一致的，前后情节也是连贯的。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写出了当时青年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及对爱情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小说的女主人公大胆、热烈、坦率、钟情。她们自誓："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女主人公身上潜藏着青春的生命活力。她们宣言道：
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主人公是一个将毅然和传统战斗的勇敢女性，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但又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她抗争之后，便一下子陶醉在爱情里，而不能自拔。
"一切，一切，世间的切我们此时已统统忘掉了。爱的种子已在我心中开了美丽的花了。房中——我们的小世界——的空气，已为爱所充满了。"
书中的主人公认为："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她们视恋爱自由的获得，为一切幸福的基石，而人类幸福的源泉皆归至于恋爱。作者从这一点出发去观察社会，去描写他们。因此，小说主人公的思想，一方面是拼命抗争；一方面又陷于虚无。有着"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一面"。
"我诅咒道德，我诅咒人们的一切，尤其诅咒生，赞美死，恨不得把整个的宇宙用大火烧过，大水冲过，然后再重新建筑。想到极端的时候，不是狂笑，便是痛哭。"
这种单纯为热情所支配的没有社会依靠的自由思想，是作者世界观局限所投下的阴影。正是由于作者不曾感到经济生活困厄和少于与社会政治事业发生关联的缘故。
冯沅君的小说《卷箷》中的若干篇，主要取材于表姐吴天的婚姻悲剧。吴天是地主家的小姐，年青时，由父母作主，许配给另一家地主的儿子，表姐坚决反对，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此同时，表姐认识了北大物理系的同乡王某，两人产生了爱慕之情。母亲得知后，便把表姐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并不许她再到北京上学，表姐以绝食自杀表示反抗。当时，恰好吴天的两个哥哥从美国回来，借助哥哥的力量疏通了母亲的思想。经母亲允许，吴天得以回北京继续上学。冯沅君对表姐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全力给予支持。
后来，吴天的哥哥因自己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头衔，便瞧不起没有博士头衔的王某。他把自己在美国的同学介绍给吴天，吴天坚决拒绝。冯沅君站在表姐一边，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她劝告吴天和王某一起参加河南教育厅"官费"留学考试。她的小说《旅行》正是取材于吴天和王某从北京坐火车到开封去参加考试的一段经历。
作者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并不是原样照搬。为了深刻揭露血淋淋的封建婚姻制度，唤醒更多的人投入妇女解放的战斗，她给予《卷箷》小说的结尾以悲剧的结局。
继《卷箷》之后，是小说第二集《春痕》。《春痕》的风格与题材"可以'春痕'二字及'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二句表之"。陆侃如先生在《春痕》后记中写道：
《春痕》作者告诉我：《春痕》是五十封信，假定为一女子寄给 她的情人的，从爱苗初长到摄影定情，历时约五阅月。 ……每一信里也许讲的两件事，故标题极难定；现在避难就 易，因以首二字命篇。
上述这段文字对《春痕》从思想内容到篇章结构，以至标题都作了透彻而准确的剖析。从这五十封信中，我们可以找出作者笔下的女性是怎样从勇敢精神变成沉郁性格的。《春痕》中的女主人公青春的火焰，好像在每一集中已经燃烧完了，这里留下的只是带汁的苦果。女主人公确实不象从前那样远离社会了，他们在社会上经历了许多坎坷和不幸，从恋爱中也得到不少的教训和相当的刺激。失败与碰壁的结果，女主人公变得忧伤、困惑，沉着而坚毅。
前也茫茫，后也茫茫，左右也无不茫茫，问天涯倦羽，更向何 处栖息？……吾性浪漫，悲喜无恒，高兴时乐而忘忧；愁苦时愤不 欲生。
我平生不喜欢算盘，同时也讨厌"没星称"。我不愿意为名利 鸡鸣而起，同时也不愿躲在象牙塔里。
此时，主人公所渴望的生活，具有浓烈的隐士风味，这也正是当时作者心情的写照。
春阴漠漠，春寒恻恻，今日天气大似江南。此种时节，宜小 病，宜清谈，宜推敲诗句，宜闲行山中，最忌忙碌碌地作教书匠。
正如鲁迅所说：
诚然，三年后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Petofi Sandor）题B·S夫人照像的诗来——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 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唱出甜美 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 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 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 集序》）
鲁迅十分惋惜勇敢、大胆的冯沅君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在当时女作家寥若晨星的文坛上，这样的情况又何止是冯沅君一人呢？
鲁迅的话是针对着冯沅君及其作品而言的，但又不仅仅是。鲁迅透彻地观察了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也环视了二十年代的文坛，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文学固然要反映社会，但"宣传不是文学"的革命文学主张的真谛。
《春痕》结集之后，又将剩余的若干短篇，结集为《劫灰》。陆侃如写道："独这第三集是若干篇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作品而成，想不起一个适当的命名，故即以首篇之命名全集，而题词'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二句也只能代表首篇。总之，这一册是'杂碎'。"
《劫灰》中，有些短篇已抛弃恋爱的题材，去描写一、两件故乡的人和事，可是笔致不如她描写男女之间的恋爱那样运用自如，《劫灰》小说集中，虽然有时也流露出过去那种生命的活力，但已显得十分微弱了。
继《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之后，由于作者思想变迁，再发表作品时的笔名已改为沅君。《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佳句云："沅有艹臣兮澧有兰"。王逸《注》中写道："言流水之中，有盛茂之艹臣；渣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后人常以此比喻高洁的人品或事物。取笔名沅君是作者的自勉，她要永远做一个廉洁、正直的人。小说《春痕》中，曾多处提到渣君，主人公也把渣君当作"与我相信终身的伴侣"。
三
冯沅君从事文艺创作的同时，还写了几篇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论文。主要有：《为病呻吟》（《语丝》第六期）、《对于文学应有的见解》、《不著名的文人作品》（《语丝》第十期）、《闲暇与文艺》（《语丝》第二十三期）等，文章数量不多，文字也不算长，但清晰、简炼，表达了她对文艺的诸多看法。为方便起见，将冯沅君论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她认为文艺的可贵之处，"即在其能抒写人之难言的痛苦和欢愉，……'莫抛心力作词人'"；对于社会上流行极广的文艺即"无病呻吟"的说法提出了激烈谴责。她呼吁："文艺界的朋友们，我们宁可说某种文艺没有价值，因其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那种冷酷的判词千万要斟酌用。因为世间尽有些蓄满腔不平之气而无充分表现能力的可怜的人呀！"
（二）她认为人们应该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被"社会上视为不足轻重的人的作品"，"就艺术价值方面说，就同情方面说"都应予以重视。因为它"总是天地间的一种艺术品；犹如晴空彩霞，无论天南地北都是自然界的美景"。她主张"选文艺为总集之时，绝对应收无名的文人作品；若果作者之年代可考，且作品在艺术方面有最高之价值，文学史亦未尝不可选录，以代表一代文学之精神"。
（三）她认为研究作者作品要从多方面，要考虑到环境等诸因素，"有些是得环境之帮助而得相当发展，有许多是受环境的压制而蕴蓄在内，看去同没有一样，但是他们只是潜伏而已"；她"并不反对作者的生平与作品互证，但是不可太拘泥了"。
（四）她在《闲暇与文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闲暇与孤寂是作成文艺的重要因素，文艺是精神剩余时的作品"……"若果终日为名利为面包忙得马不停蹄，很难做出好文艺。因为无论是写景或写情的文字，当作家创作时，必有精密的观察与体会，决不是在心为形役的生活中所能做到的。"冯沅君的文艺观，深受创造社前期思想的影响，强调文学的"写动力"是作者的"内心要求"，文艺乃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
四
1925年，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了。当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反动政府摇摇欲坠。北京各大专学校人心惶惶，名教师受南方一些学校之邀，纷纷南下。冯沅君经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胡先(马肃)等人介绍到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陆侃如也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两位颇有才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家相识了。当时陆侃如已完成了《古代诗史》上册的著述，正考虑撰写《中国诗史》，冯沅君对于诗词元曲又早有研究，二人愿意通力合作，以早日完成《诗史》的著述。
此期间，冯沅君的三个短篇集，全部由陆侃如整理出版，封面题字和《编后记》也是他一手所写。陆侃如在《卷箷》再版后记中说："以上的话，本该作者自己向读者说明的。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字里行间表露了冯陆二人性格的和谐，工作上的互相信赖。
事业上的共同合作近于结果的时候，爱情的蓓蕾也已含苞待放了。冯陆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曾征求长兄冯友兰的意见，由于对陆的家庭某些情况不了解，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冯、陆二人又找到蔡元培、胡适等人，给冯友兰写信，让他不必多过问，冯友兰也就没有再坚持。得到家里默许后，于1929年1月24日在上海结婚。从此，冯陆二人终身相伴，白头偕老。
结婚以后，冯陆二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为凑聚去国外留学的路费而节衣宿食，经过五年的全力奋斗，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时，法国、德国国内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法郎、马克大跌价。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用比较稳定的银元换取数量相当可观的法郎，他们也采用这个办法于1932年乘邮船到马赛转巴黎。考取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班，专事古典词曲的研究，得博士学位。1933年出版论文集《沅君卅前选集》（上海女子书店）。于1935年回国，先后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中文系担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担任教学工作外，仍继续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被誉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这期间出版了《张玉田年谱》、《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并与陆侃如合著《中国诗史》、《南戏拾遗》等书。
五
1949年以后，她一直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并被选为省妇联副主席，直至逝世。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多年来，她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及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冯沅君在逾半个世纪的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在中国古今文学研究家中，堪称"豪杰"。她，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她，热心培养青年，提携后进。她的学生或者是她指导过的青年教师都深得其益。曾被冯先生提名留校担任古典文学教学助教。并亲手培养过的袁世硕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留校后冯先生亲自担任我的导师。她为我制定的进修规划， 非常细致、具体。定期对我进行辅导，解答我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并及时审阅，批改我交的读书札记。……她是手把着手带我走上 讲台的。冯先生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记得在我毕业留校的第 一个冬天里，她背着我交给了系里公务员老胡十元钱，托她代买 几百斤煤，供我晚上在教研室学习取暖用。
她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严谨。她在研究和探讨问题时，总是充分地占有资料，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然后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解放后，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她还与陆侃如先生合编了《中国文学史简编》和《中国文学简史》，并受教育部的委托，和林庚教授一起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质量颇高。
冯陆二人皆为一级教授，又存有相当数量的稿费，身边无一子女，生活是相当充裕富足的。但她始终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她的艰苦朴素是有名的。她用会议通知的背面打草稿，搬迁时，别人退粗粮票，她竟退细粮票。长兄冯友兰回忆道：
一九六二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家去过一次，室内的陈 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 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
对自己如此节省，有时近于吝啬，对别人却很大方。早在解放前夕，一位进步的哲学家被反动派追捕，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他隐匿在胶东，其家属面临着断炊的危险，冯沅君得知后亲自送去四十块银元，接济他们。
1974年6月17日冯沅君因患不治之症，与世长辞了。生前，她曾对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表示："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
1979年陆侃如先生也逝世了，留下遗嘱说："按冯沅君和他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古人说："春蚕到老丝方尽"，而"一介寒儒"却是春蚕到老丝未尽呀！
杰出的女作家、学者犹如一道星光，消失了，但她辛勤培育出来的接班人，将继承她的遗愿，沿着她的足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进行新的探索。1974年，袁世硕汇编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较完整地保存了冯沅君一生研治古典文学的成果。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冯沅君创作译文集》，辑有她的小说、散文、诗词及译文等，是一本她的全部创作的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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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冰心
阎纯德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繁星》五五
冰心，是一颗巨星，在中国文坛和读者心头，已经亮了七十多年……
她不慕荣华，安于平易，在北京西郊的苏州街住了已四十余年。生活上，她心里没有"舒服"的位置，时时追求的是耕耘，是收获。
我们的诗人，在她的一生中，虽没有如山的波涛，但也不是风平浪静，那九十五年的历史，我们的国家经过血与火的抗争，终于从黑夜走向黎明。冰心，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将近一个世纪，在这张人生的风雨表上，留下的生活脚印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且有深有浅。她是正直的，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她那支多彩之笔，记下了她的成长，她的观察，她的感受，她的爱憎，她的忧患，她的鞭挞……几十年了，她仿惶过，但她总是不停地进步，即使是泥泞、荆棘，她也踏过去，在时代的风雨里摸索着，跋涉着，寻找着真理，追求着光明……
一
"我的生年最好记：1900年！我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冰心说。
冰心姓谢，学名谢婉莹，笔名有冰心女士、男士、冰心等。她在《我的故乡》里一开头就说："福州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其实，冰心填写任何表格，她的籍贯并不写其祖父谢子修"进学"的地址——福建闽侯，而是写福建长乐。她虽然于10月5日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但诚如她说的："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我的故乡》）。
冰心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教书匠"，是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据他们的家谱记载谢家是晋朝谢安的后裔，是从江西迁去的。冰心的曾祖父出身颇苦，"是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在旧社会，不识字的老实人总是要吃亏的。有一年春节，她的曾祖父向人家要帐，因不识字，被赖了帐，空手而回，在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闻讯自缢。被解救后，这对年轻的农民跪在地下，对天起誓：若天赐子，死活也得让他读书识字！祖父讲的这些故事，深深地感动着冰心。她祖父终于成了一位学问家，两位伯父也都成了"教书匠"。而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则成了清朝政府海军练营营长和海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中华民国海军部军学司司长。冰心的父亲十七岁那年，祖父的朋友严复到福州招收海军学生，认为他可以投笔从戎，严复就出了一道诗题和一道八股题，结果他都做了出来。于是谢荷璋就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当了一名驾驶生，后来成了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到过英、日等国。她的母亲杨福慈，是在九岁时，由冰心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说定的；十九岁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但谢荷璋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冰心父亲参加了甲午中日海战，军舰被击沉，他回到福州。不久，清朝海军名宿萨镇冰将军拍来电报，又把谢葆璋召去，晋升为海军要人……这就是冰心的家庭。但冰心认为自己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长乐县农民的痛苦生活，培育了冰心最初的人道、同情和怜悯。
冰心刚生下七个月，便于1901年5月随父母离开福州到了上海。那时冰心的父亲已是清朝海军"海圻'号巡洋舰的副舰长，军舰无论开到哪里，都要经过上海停泊几天，因此他们一家便搬到那里，住在昌寿里，谢葆璋每隔几个月就回来一次。
在上海，他们生活了两三年，大约在1903年至1904年间，谢葆璋奉命到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于是冰心又随父母到了烟台，祖父则回到福州，定居在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
在烟台，他们先是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至今冰心还记得厅里的一幅长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工典八索九丘
这副对联，是她开始识字的课文。冰心回忆说："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力案，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说这说那，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幅墙上的对联说：'你也学着认字好不好？你看那对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的吗？'于是我就拿起一枝笔，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就这样，我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
不久，他们家搬到烟台东山北坡的海军医院寄住。从医院的廊上往东望，就看见了大海。海，在冰心的生活和创作里该是何等重要啊！海，使她爱上了自然，净化过她的感情，启迪过她的灵感。冰心说："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我的童年》）
她在《自述》里，曾生动地描写过这一段重要生活："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现代中国文学家传记》）
这时候，冰心每日读书识字，母亲和舅舅都是她的老师：母亲教"字片"，舅舅教课本。但是自从有了海和山那样美的活动天地，大自然的诱惑使她对于识字就失去了兴趣，即使母亲把她关在房子里，父亲用马鞭子敲着桌子吓唬她，她还是挣扎着跑出去，把那颗纯真的童心交给山和海……
后来，他们家又搬到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旁，这是冰心八年烟台生活中离海最近的一段时间。
刮风下雨天，冰心不出去，呆在家里缠着母亲或奶娘讲故事。当她反复听完《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类故事后，她已能认得二三百字，这时舅舅杨子敬答应她每天做完功课，晚饭后便给她讲《三国志》。她觉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每次都听得入迷，舍不得睡觉，几乎每夜都由奶娘哄着，脱鞋解衣，哭着上床。但舅舅有工作，公务一忙，讲书就得中止，有时断五六天，冰心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蚊，围着舅舅的书桌转，但舅舅不理睬她的暗示。终于，"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她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地越读越有兴趣，一口气读完了《三国志》、《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候，冰心已经养成了在山巅水涯中独来独往的性格，白天一个人常常跑到营门，摸着水兵的枪，天真地同他们谈话：
"你打过海战吗？"冰心问水兵。
"没有"
"我父亲就打过，可是他打输了。"。
"你等着，总有一天你父亲还会带我们去打仗，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你信不信？"
水兵那像誓言一般的自信的声音，多少年来一直响在她的耳畔。冰心虽小，但爱国之情就在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山、海之间这样的环境里，开始长出最初的苗苗。1962年9月，她写的散文《海恋》，记述的就是这段生活，并把那里的一切比作她童年生活最初的舞台："……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冰心这时也开始在家塾里附学，学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学，父亲从营里回来，就教她打枪、骑马、划船，夜里指点她认星星。"逢年过节，他也带我到烟台市上去，参加天后宫里海军人的聚会演戏，或到玉皇顶去看梨花，到张裕酿酒公司的葡萄园里去吃葡萄。更多的时候，就是带我到进港的军舰上去看朋友。"（《我的童年》）父亲的朋友都知道冰心会看《三国志》，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实在有趣，每次到船上，总把她抱在圆桌子当中，叫她讲《三国志》，其报酬大半是送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说部，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每次从船上下来回家，她总是欢天喜地在前面跑，白衣水兵抱一包小说笑着在后面跟。就在这时，她偷偷地写起了小说，第一部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之间的一种东西，是白话的，名曰《落草山英雄传》。但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冰心说："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接着她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也是由于语言的重复而半途而废。当然这童年的"创作"，多属故事改头换面的抄袭，但其中也有在她幼小心灵里由那些故事而引发的天真想象，这种奇早的创作试笔，在小说家来说，在中国还是少见的。
冰心八岁时，上学的时间长了，书也看得多了。她从"说部丛书"目录挑出一些小说，常常托送信的马夫到芝罘市唯一的书店去购买。当时她正在学造句，写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冰心回忆说："我为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着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趑趄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得母亲反笑了。"（《自述》）
冰心的舅舅是一位老同盟会员，经常接到朋友从南方或日本寄来的藏在肉松或茶叶罐里的《天讨》一类禁书。她也学着大人，在更深夜静时偷看。这样，她也慢慢地关心起国事来了。她常常看上海《神州日报》和《民呼报》，读新旧小说。冰心说："到了十一岁，我已经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无味的是《红楼梦》"（《自述》）
到后来，冰心去海滩少了，但站在楼上，大海尽在眼底。尤其在风雨之夜，也最爱倚栏凝望给她以神秘、温暖和快乐的灯塔的光芒……啊，烟台！多么难忘的生活！
表舅王(降右)逢到烟台后，成了冰心的老师。第一次谈话后，王向冰心的父亲夸耀她"吐属风浪"。冰心说："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们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这些都助长了她的谈锋，也有益于以后的创作。
舅舅杨子敬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是冰心最喜欢的人。冰心说，"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他讲的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都讲得慷慨淋漓，我们听过了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表舅王(降右)逢是冰心有生以来第一个好先生，由于他的善诱，她才发疯似的爱上了诗，学对对子，看诗韵。冰心的父亲及其同事组织赛诗会，大家议定题目，分头做诗。赛诗会总是晚上在冰心的书斋里举行，她就在一边旁听。至今她仍能记得父亲那些朴实而富有"军人本色"的诗句，这不仅说明冰心的惊人的记忆力，也足见父辈的文化生活对她产生的长远影响。这时候，她不仅做论文，也开始了写诗。能找到的小说她差不多都看过了，兴趣转到课内书的学习上。
1910年，清朝海军大臣载洵曾视察烟台海军学校，为了控制海军，回京便派出二十名满族学生到海军学校。翌年的春季运动会上，蕴积已久的满汉学生间的矛盾爆发了出来。谢葆璋已被政府认为是"乱党"，因海军学校学生中有同盟会员、校图书馆里订有为同盟会宣传的《民呼报》之类，所以要对他"撤职查办"。他听了这消息和朋友的劝告后，立即辞职，于是冰心也告别了耳鬓厮磨多年的大海，随父母回到福州。
归途中，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在上海虹口，冰心也像大人一样，抢看当天的报纸，关心着革命的发展。她父亲的同班同学黎元洪将军签名的从湖北发出的起义电报，篇末以"黎元洪血叩"收束，那种激昂悲壮的革命之情，深深地打动了冰心，在大家捐款劳军的热潮中，她也把自己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献给革命军。那张她曾珍藏多年的收条上，写着"幼女谢婉莹君"……
1911年底，冰心回到久别的故乡福州，一家人在城内同祖父住在一起。冰心说："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我的故乡》）
1912年，冰心考取了坐落在城内花巷的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她回忆说："头几天我不很习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我的故乡》）
在女师，冰心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一封电报召走了她的父亲，于是1913年，他们全家就到了北京。这一年，她没有正式读书。弟弟们上课的时候，她呆在家里看母亲订阅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之类。她从杂志后面的"文苑栏"里，知道了"词"的形式，于是就开始阅读词。"到弟弟们放了学，我就给他们说故事。不是根据着书，却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将我看过的新旧译著几百种的小说，人物布局，差来错去的胡凑，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们，聚精凝神、笑啼间作。一年中，讲过三百多段信口开河的故事，写过几篇从无结局的文言长篇小说——其中我记得有一篇《女侦探》，一篇《自由花》是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后，1914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自述》）
贝满女中坐落在北京灯市口，是一所教会学校，课程严紧，同时学生们的竞争之心都很强烈，冰心自己也不甘落后，所以一天到晚地做功课。如此紧张的生活一晃过了四年，在课外，除了看些她这时喜欢的笔记小说及短篇的旧小说之外，并没有专心攻读什么书，但英文知识得到了积累，提高不少。这时期，由于在学校每天受着基督教义的影响，冰心说："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这种"爱"，爱的力量，爱的色彩影响了她一生的文学创作。
二
1919年，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洗刷着中国的河山，造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作家是时代的产儿，冰心，就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第一批现代作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女作家中，陈衡哲、袁昌英虽然在前，但作品少，同期的庐隐和冯沅君、苏雪林虽曾有与冰心齐名之誉，但终没有她那样的名气，稍晚一些的凌叔华、沉樱、白薇、陈学昭等人也不能相比。
冰心曾说过，是"五四"运动的惊雷把她"震"上创作道路的。
1918年秋，她从贝满女中毕业后即考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学习，目的是将来成为一名医生。她父母都认为女孩长大后也应该就业。母亲讲过曾强烈刺激过她的一句话："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当冰心懂事后，母亲便常常提醒她："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
但那时知识分子的道路只有两条：当教师或当医生。冰心说："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从"五四"到"四五"》）冰心的父亲也鼓励她说："东亚病夫的中国，是很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冰心从小立志学医，所以尽管爱好文学，但对于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等科都特别用功，她都争取学好考好。冰心说："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的。"
冰心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一年级时，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后来女大并入燕京大学，称燕大女校。"五四"运动起时，她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国医院养病，"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就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投入爱国运动的行列。同时又被选为北京女学界联合一会的宣传股的成员。白天，她跟着当代表的大姐姐们上街宣传，去大会旁听，募捐，晚上就写反帝反封建的各种文章。群众游行示威、演说、火烧赵家楼……使这位刚要跨入青年行列的文静女子感奋不已。冰心说："从写宣传文章，发表宣传文章开始，这奔腾澎湃的划时代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静夜听来，连凄清悠远的'赛梨的萝卜咧'的叫卖声，以及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锣声，都会引起我的许多感喟。"（《从"五四"到"四五"》）
那时，联合会有自己的会刊，除了会刊登他们的宣传文字外，还要他们再找报纸去发表。冰心找到《晨报副刊》，因为她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她才正式用白话写作，用的是她的学名谢婉莹，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文字。冰心说："放国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士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是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地浮现了。""看了这些刊物上大、中学生写的东西，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去发表呢。""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划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意；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冰心把稿子寄出后，心里反而增加了许多不安，连问他们用不用的勇气都没有。但三天之后，小说居然发表了，而且"冰心"之下，编辑还加上了"女士"。对于作品的发表，她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这时，刘放园抓住冰心毫不放松，竭力鼓励她再写。当时，发表的喜悦也使她无法放下那支已经"写得滑了手"的笔，一口气做下去，几乎每星期都有出品，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雨秋风愁煞人》、《庄鸿的姊姊》等等。这时的冰心，几乎完全陷入了创作的冲动之中，无心做功课，她自己说："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1920年至1921年——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冰心自一述》）
这时候，"她以为'文艺好像射猎的女神'，而她是'勇猛的狮子'，在她'逾山越岭，寻觅前途的时候'，受了文艺的'当胸一箭'，于是她便从'万丈的悬崖上，倏然奔坠于'文艺的'光华轻软的罗网之中'。她又以为'文艺好像游牧的仙子'，而她，则是'温善的羔羊'，'恬静无声地俯伏在她（文艺）杖竿之下'，她又以为'文艺好像花的仙子'，而她是'勤恳的国丁'，'深夜——清晨'，她为文艺'关心着无情的风雨'。"（茅盾：《冰心论》）
由于社会宣传活动和写作，她的理科的功课落后了很多，实验室的实验课，也欠了不少，但都没有时间补上，也没法补。对于学习的前途冰心有不少焦虑，在她左顾右盼之时，周围的人都劝说她弃理学文。朋友的意见终于使她改变了初衷，于1921年理预科两年毕业后，就改入了文本科，而且还跳了一级。从此，她立志要走文学这条道路了。
冰心还是一位颇为活跃的学生会积极分子。她译比利时著名作家梅德林克的《青鸟》，自己还演《青鸟），为河北省文安县受灾的农民募集钱款，他们演出不少场次。鲁迅曾陪着苏联著名盲作家爱罗先珂先后看过燕大演出的《青鸟》，爱罗先珂说北大演戏没有燕大演得好。
三
这时候，冰心开始写《繁星》和《春水》。1921年9月1日，她在《繁星·自序》里说：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 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 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收集起 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一九二０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 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