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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_13 阎纯德(近代)

  在长篇小说《只有一个太阳》里,张洁继续做着她在文学更年期那种恶作剧式的文学游戏。这部作品再一次显示出这位女作家对自己审丑感知力的强化,不过,这种强化并不表现为艺术手段的荒诞化或抽象化的超验寻求,而是一种全人类眼光的投入。这里,张洁那种处于文学更年期的世界感不仅越出了民族而指向整个人类,并且被纳入严格的现实主义轨道。
  张洁好像是想故意同世界开玩笑,为她的长篇标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副题——"关于一个浪漫的梦想",却展示了与浪漫和梦想根本无缘的世界丑相大观。人类生存意志本质中的"原罪",真正粉碎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梦想,在世界上仅有一个太阳的光照之下,中国人和老外并没有因为人种或文化环境的巨大差异而显示出人性阴暗层面的轨劣。张洁是从整个人类的意义上把世界的异化和荒诞感凝聚在世俗丑人生的感性描画中,揭开了人类天性的渺小、庸俗和衣冠禽兽的本相。所有出场的人物(除了极个别的如那个毫不悲壮地淹死在国外的正统知识分子司马南江,以及充当客串角色的莫莉小姐外),几乎都近于丑角。那个靠着《中国当代女名人辞典》指点迷津,以"一个男儿的自由之身"的出卖为代价在中国行骗的老外,与那个耍尽性伎俩勾引洋高干子弟菲尔的北京姐,概括的是同一种性异化的心理类型,而且这样的异化并没有因为洋人而变得高级,因为是中国人而显得格外卑下;在美国旅游胜地的所谓文化交流中心,展览的实际上是被金钱扭曲的人类丑灵魂,狡黠贪婪的理查以文化欺骗与智慧的榨取所显示出的人性恶,与在异域谋生的中国人——那个"拿着几根银针卖针灸"的从首都大医院来进修的医生,教刺绣的女士,以及算不得是什么画家却携着夫人前来教授中国画和中国烹调的未来博士——尊严的贬值和良知的丧失,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那个由颇有些地位和身分的人组成的出国代表团在外邦的种种洋相——如逛"跳蚤市场",看性电影,饱览裸体浴场,以及对于包括避孕药片在内的所有洋物件的贪欲与搜罗——实际上已经不是对具体的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讽刺,而是对一般性的普遍国民心态的讽喻,如此的卑陋自然亦没有因人人身分地位的差异而现出贵贱高低。也许,在张洁的眼中人类就像波德莱尔那首诗——"犹如没有桅杆的破船,在丑恶无涯的海上飘荡颠簸!"她便以对这丑的消化力领悟了人类生存意志本质中的"原罪",把握了整个世界和人生的否定面,在人本性不可救药的堕落与无可美化的丑行恶德的揭示中,寄寓自己对被"畏"所笼罩的时代的悲剧性感受。她反叛了古典浪漫的自我蒙骗,背逆了正儿八经的自我拘禁,彻底释放出自己,使我们看到的是没有经过理想化和神圣化修饰的真实灵魂大特写,和没有一点点自欺的人生现实。
  这就是走进文学更年期的张洁,一个表现出深刻审丑力和出色文学机智的张洁,一个恶狠狠的、无所顾忌又淋漓尽致的张洁。在她的焦躁中含着一种看破红尘的冷静,那冷静又因着失望的主宰而显得无可奈何。因此,不管此时的张洁如何咬牙切齿、慷慨激昂,如何恶语中伤、玩世不恭,也掩饰不住她内在的悲哀。她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既是悲剧性的喜剧,又是喜剧性的悲剧,或者干脆是既悲又喜的恶作剧。而这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品质。
  这之后,张洁的短篇小说《最后的高度》却以一种令人意外的平和心境一扫弥漫于其文学更年期的焦躁和怪癖,作品所表现出的对于"衰老和死亡的悟彻,对于人性人情的冷漠和人生孤独处境的宽容与麻木,使人感到一种人经过大恶大痛大苦大悲之后的超度。张洁的心态似乎也伴随着那平和那悟彻那麻木衰老了。它是否预示着张洁世界感变化的再一次风格转型的境界?
  对于张洁,最后的高度在哪儿呢?
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
   ——一种文学之恶的探源
  时光经历了许多波折,终于滑进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令人尴尬的是,它展示在我们面前的那种商品经济大潮对社会生活和各个阶层巨大冲击的奔驰般速度。在这种奔驰面前,文学仿佛是落伍的马车,在一条越来越冷寂的人间小路上慢慢行走。昔日文学轰动的种种辉煌已为近乎名落孙山的沮丧所取代。清贫和寂寞之下,谁还愿意继续驾着太古老的文学马车在世纪末的路上让自家独守空名永远也富不起来呢?
  于是,便有了一些告离文学后下海的灿烂,也有了显得几许悲壮的文学贞操的执守。
  或许这个时代对于我们最大的宽容和放纵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选择的充分自由,你可以下海体会灿烂,也可以站在海边流连往返却不完全跳下去,更可以根本不为之所动,让自己贞操起来或继续贞操下去。总之,在这方面你有优越的自由。已经没有什么权威的价值尺度限定你,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信赖、真正的尺度在你自己心里。
  在张洁的心里,文学依然是一面由心血颜色染成的不倒旗。九十年代初,当许多人为提高脱贫的水平和速度而徘徊而下海苦奔时,张洁也在苦苦奔波——她奔波在母亲和丈夫两个年迈有病的老人之间,同时用心力极累地擎着文学,依然以心血颜色染着那面旗帜,靠古老的写作方式养家糊口——我曾目睹过那节奏太快的生活情景,有好几天,她的鞋跟像雨点一样笃笃地敲击地板的声响使我不安,直到从天津向她发出一封信警告说再如此活下去就要病倒之后,那声响才从我的耳畔渐渐地消失。不过,那时的张洁并没有因为苦苦的奔波而失去光采,她穿着一条长长的黑呢裙,额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真的是很漂亮的。
  正是这一时期,张洁写作并发表了《红蘑菇》、《日子》、《上火》、《过不去的夏天》等,比起八十年代后期的创作,在风格形态上更显出她的老辣与恶狠狠。也就是说,张洁在她的鞋跟像雨点一样笃笃地敲击地板的间隙中,用文学之笔比以往更变本加厉地辛辣嘲讽和恶毒咒骂,她的内心似乎淤积了太多太重且总也排解不开的幽怨与愤恨,好像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样,她不能不变得特别歇斯底里,特别像个女狂人,而在这样的心血颜色中染就出的文学也只能是一枝恶之花。
  不久,张洁竟真的像我警告的那样一下子就病倒了。这是在她的母亲去世以后。极度的悲痛,淹没了曾经沉积在她心血颜色中那许多恶的体验,吞噬了过往人生全部的幽怨与愤恨。苦苦奔波中尚没有折去的那通体的光采在这时被残酷地一扫而光,张洁面色灰暗,鬓上出现了不少白发,眼皮红肿,穿一件卧病在床的旧睡袍,走路摇摇晃晃,好像老了十几岁。
  似乎由此结束了一个人生又重新打开了另一个人生。似乎以下的人生对张洁唯一的交付就是一点一点过滤痛失母恋的巨大悲哀,再一点一点把痛失弥补回来。这几乎成了冥冥之中命运赋予张洁的重要使命。后来,她便发表了长篇纪实作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份深挚的对母亲的固恋,使我意外地从中发现了破译张洁一度表现出的女狂人一般文学之恶的谜底,从而看到了她心血颜色的变异。因此,就从这里展开话题,我想,无论往后看还是朝前看,都可以探到一些解释张洁的本源。

  八十年代后期,以《他有什么病》为鲜明标志,张洁文学的风格形态开始发生大幅度陡转,我曾比照人生更年期的焦躁和怪癖将这样的变化命名为文学的更年期。与八十年代相比,尽管九十年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心世态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张洁并没有因为这变化结束她的文学更年期,而是更加着力于内心仇恨与厌恶的宣传,继续以毒攻毒以恶抗恶,继续讽世讥俗,继续老辣尖酸和刻薄。应该注意的是,在这种狂怒与怨愤的继续中,曾经表现出的非常态化的文学情绪及造成小说秩序紊乱与抽象的现代荒诞形式的经营已明显消褪,直接切入现实人生的胆量与气魄则令人震惊。当张洁以极彻底的现实主义姿态站在世人面前,以她格外的坦率格外的无所顾忌让许多人感到气愤和可怕也令许多人兴奋不已的时候,她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对人生彻底失望的情绪绝境。于是,一种无可奈何深刻的悲哀流贯于这一时期作品的绐终。这样,我们看到九十年代初的张洁,是一个悲哀到极点的女狂人。
  《日子》在大到国家意识小到查算收交水电费的生活琐细中放开笔,写尽国人过日子的真实情境。作品的主人公是位小有名气的数学家,却没有为此而被生活特别宠爱,他无法逃开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和纠缠,个人微不足道的意志和愿望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一种不可逆转的外力任意奴役。如果从写作过日子小说的角度看,张洁是在许多作品的基础上续写大众人生的烦恼和一地鸡毛,但是她却打破了被称之为情感零度介入的遵循,在字里行间投入了强烈的主体反讽与调侃的色彩,将深沉的人生悲剧体验化作一种非庄严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我们便看清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过日子中消损的渺小生命,看到了我们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从中感到了某种昆德拉式的对人类媚俗境况的揭示,同时体会到无法改变或根除的人生媚俗存有的深刻悲哀。甚至可以说,张洁在此间的文学之恶是指向媚俗的,她全部恶感的渲泄都因着媚俗的敌手也是我们自己——看看那位数学家的妻向日本的寻根,看看他在查算收交电费过程中因为种种的扯淡而遭遇的周折,再看看新上任的党委书记等等的街头形象,就仿佛面对着像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对游荡在人们日子里的那些超时空超政治却又难以最终消灭的敌手,张洁怎能不悲哀又无可奈何地调侃数学家:"他就无病呻吟地、贵族化或小布尔乔亚式地、觉得如此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我们的前途无呀么无限好,我们的日子比呀比蜜甜的日子没劲、没意思……"是的,只能如此。有一种悲哀让人流不出眼泪,也无法使你对它保持平视的目光且逼你进入调侃的角色或者干脆哑默。这时候,无论是讥笑是咒骂是幽默是调侃,都含着流不出的眼泪,藏着深在的悲哀。
  如果说《日子》中的文学之恶是无性姿态下的表达,那么张洁在《红蘑菇》、《上火》、《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中现出的文学之恶像是有性姿态的狂舞。在一个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因为这有性姿态的狂舞,张洁曾给沉寂巳悲观的文坛添加了些兴奋与谈资,甚至出现了已经显得十分陌生的文学轰动效应时竞相传阅小说的情景。张洁和她的小说被许多人依照自己的方式咀嚼,并且嚼出了很多可以说出也可以写出或只能说出却无法写出的滋味。
  在种种的议论中,我听到了一句让我一惊且十分锐利的话:张洁恨死了男人。我把这话告诉了张洁。她说:对,我是恨死了男人。
  这便注定了张洁在相当一部分文学之恶的渲泄中所持的性别立场。她把自己变成一个被逼上梁山的女狂人,一个充满女权自觉性的讽喻大师,代替妇女们与现实对话。她把隐匿在男性世界的种种卑劣与丑陋无情地撕破给人看,故意让其在家庭生活中、政治舞台上、文化变兹里丢尽人出尽丑,以达成内心不可抑制的恨与厌恶的宣传。
  《红蘑菇》以悲哀怜惜和痛恶鄙视的双重笔墨揭开了家庭生活的内幕,张洁把前面的一半笔墨投给了女主人公梦白,把后一半笔墨毫不遮掩地泼向梦白的丈夫吉尔冬。可以说,在象征的意义上,梦白的人生体验也是张洁自我的寓言,吉尔冬肉体和精神全面阳痿之下的虚伪和贪婪则成为这一自我寓言生长的根由。张洁在此间的性别立场并不是像《方舟》那样古老的男女生存不平等权力的倾诉,而是女性在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应有权力之后,对妇女自身和男性世界的人性(弱点)及灵魂的现代审视。这正是现代妇女写作在经过了女性一女权而进入到女人阶段后的重要命题。
  《上火》中,政治的内幕因男性的主宰和人生表演而显得格外污浊,人伦的堕落与政治的卑鄙成了一对双生子。看得出,张洁再也耐不住性子去按部就班地诉说来自女性世界的那份痛苦,她怒不可遏,恶毒嘲弄的讽喻的和戏拟的方式使她在再现的意义上表现出某种政治参与倾向。她的性别立场是在以归谬手段呈示男性世界的丑陋中表现出来的。它不是站在女性立场上控诉的表达,而是基于与男性为中心的世界的对立边缘的批判性表达。它不是女性情感的放纵与渲泄,而是理性控制之冷峻的嘲讽和不留余地的戳穿。这篇作品以独特的智慧风貌所展示出的现代妇女写作的文化风姿,有望把女界人生的命题推向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境界,其间对政治、权力的关注预示了现代妇女觉悟的新内质。(顺便说一句,蒋子丹新近发表的《左手》也是与《上火》具有同样意义的小说。据说,张抗抗等女小说家也写作了类似风格的作品。)
  《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给人一种《镜花缘》般的性别角色面目颠倒的阅读快感,当张洁深入到一个男子的丑灵魂,剖露出的却是文化布置下特别以女为造字偏旁的男性"妓"意识时,传统观念中肉体出卖的主动者和受动者极滑稽地发生倒置,犹如曾经走进李汝珍用笔营造的女儿国,张洁故意让那个异想天开不知羞耻的小子赤裸裸地出乖露丑,让那个被他打上算盘想好好利用一番玩弄一番的年老色衰的女舞蹈家,站在文化布置给男人的绝对优越地位上来、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中的刻毒和恶作无疑是性别立场之上一种文化压抑感的反拨和控诉,也是一种女性(特别是有了些年纪的女性)人格权益的张扬和维系。
  稍稍留意就会发现,张洁的这几篇小说的主角都是男人,这与她早期倾心撰写纯然女性的故事——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是创作重心的一个转移,也是她进入文学更年期后的主要变化。在失却了正统的女性角色面目不再多情浪漫不再哀婉温文之后,张洁也间或写一点如《脚的骚动》、《最后的高度》那样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注意:两位主人公一个年老一个色衰),可是,这类文字在风格形态上既不同于张洁前期的纯情之作,又有别于她深入男性世界后那种着力恨与厌恶宣传的审丑或上火之作,蕴含着女性独有的人生况味和觉悟,文字平实而深沉且拖着哀婉的余韵。我曾生出过这样的猜测:在张洁的文学之恶发泄得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是她的文学更年期过去之后(是否还会有一个文学的老年期?),倘若再转向妇女自身,重新书写女人或自己的故事时,会不会就是这样子的呢?

  可能,张洁自己都难以相信她的文学更年期是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嘎然而止——在她的恨与厌恶还没有来得及渲泄尽时,在她总是上火甚至火冒三丈时,曾经迫使人不能不狂舞的一切,都因她没有留住母亲生命的回天之力,而在蓦然间被痛悲和懊悔抹去了。
  三年前,张洁五十四岁的时候,母亲的去世把她抛到绝望的深渊,肉体和精神一下子被彻底击垮了。她像可怜的孩子一样挂着满脸的泪问我:我还能熬过去么?
  我曾惊异。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难以承受或造成丧母创巨痛深的,似乎不该是张洁这样的年纪。前不久,看到了张洁发表的长篇纪实作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在同我谈起母亲的时候,她依然像三年前那样恸哭失声。她说:我的生命其实在五十四岁的时候就结束了。
  我信,不再惊异。因为从张洁写母亲的长篇纪实作品中我切实地读出了她与母亲结下的生死之交和生死之恋,明白了其中藏着的原来是早已超出一般母女情感的一份对母亲的固恋。
  当代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把这样的固恋称之为-一对母亲的共生固恋。显然,对于张洁,这份固恋已成为与她的人生和写作胶合在一起的无论如何也扯不开、剪不断、抛不掉的情结,成为驱动她创作成长的根系。
  当张洁对母亲的固恋还处在潜隐状态或对母亲的爱还没有深至因恋的程度时,她确实曾经诚挚地爱过母亲之外的许许多多。无论作为作家,作为女儿、情人、妻子、母亲、同志和朋友,她为许多爱所支付的代价是不惜血本的。生活中的张洁在回首往事时,无法褪去太深的关于某些爱的流失的记忆;创作上的张洁,在完成了从文学的少女时代向文学的成年时期再向文学的更年期蜕变和转型后,甚至羞于提及她曾经以心血颜色写下的那些十分美好的爱的寓言和故事。但是,谁都不会忘记,处在文学少女时代的张洁对人间之爱的书写所倾注的淋漓鲜血和生命。她能使人想起以血谱词的李清照。《爱,是不能忘记的》至今仍可以看作是理想爱情的一次流血的宣告,是痛苦理想主义的现代祭典;《祖母绿》依然可以理解成作为母亲也作为情人的和生命意义的祭礼。那时,张洁展示给人们的文学歌舞仿佛是纯情少女的表演。
  就在大家正在看好的时候,张洁已不屑于她的表演。
  于是,爱的宣告和祭礼之后,张洁一点一点反叛了自己。因为在文学的成长过程中,这个世界太多的人生鄙陋和人性缺陷教育或教训了她。张洁失望极了,失去了继续以爱的无价付出承担生命重负的耐性,只想跳将起来恶狠狠地诅咒和做文学的狂舞。其实,那些变态的书写既是主体悲哀失望的世界感的孕育,也是其内心脆弱的表明。对丑与恶的魔掌紧紧抓住的这个世界,张洁无力承受也无法忍受,她在骨子里是柔弱的,而她的那些狂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以激烈或反常的方式对自己脆弱心灵的护卫。就是这样的时候,世上唯一可以无条件依赖的只有自己的母亲,唯一能够包容和抚慰她的还是闩己的母亲。在经过彻底的失望后,张洁醒悟了,母亲便成为她最终的情感栖息之所,成为她精神永远的避难地。
  当然,向母亲回归也是张洁身世的必然。谁都有母亲,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张洁那样把诸多的情感只寄寓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她是把自己的女儿情,把失落的父爱以及许多人生之爱加在一起去爱与她共生依恋的母亲。这爱,几乎成了张洁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她说,"我终于明白:爱人是可以更换的,而母亲却是唯一的。"这个唯一,对于张洁包含着比一般人更多更沉重的旨意。因为:作为女儿,张洁只有母亲;作为女人,张洁于然一身。半个多世纪的生死相依,注定了她对母亲因恋的生成。
  可以想见,在如此的固恋之下,丧母的打击所摧毁的是张洁情感和生命的最后归宿。从此,张洁不仅没有了母亲,而且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栖息之所和避难地,可以寄托哀思的只有文字。她只能写,并且不能不写。确实成了长歌当哭。
  张洁说:纵使我写尽所有的文字,我能写尽妈对我那报答不尽,也无法报答的爱吗?我能写尽对她的歉疚吗?我能写尽对她的思念吗?妈,既然您终将弃我而去,您又何必送我到这世界上来走一遭,让我倍受与您离别的怆痛?
  就这样,张洁紧紧抓住与母亲的生命相关联的一切,紧紧抓住那致命的摧毁,以文字的纪实回忆、总结、追悔、补偿、挥洒人生最后一次大悲大痛。据张洁说,在她所有的文字中,《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付出最多的文字,初始写几个字就难以自持,不得不停机歇息,后来已写好的八万字在电脑里莫名其妙地丢失又使她遭到母亲去世后最沉重的打击,不得不在重病中苦撑着,振作精神日夜兼程地重写。张洁在这篇自传性的纪实作品里用生命之笔严格又缜密地过滤全部的痛失,仿佛遗漏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减少一次忏悔,就多留下一份对母亲的欠债。表面看上去张洁是在忠实地记录一场劫难的前前后后,但是因为她的纪实是回忆录性质的,是从现在的视角来描写过去的经历对于自己的意义,因而在这篇作品里存在着两个变量:(一)事件的意义在被回顾时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张洁是在写作的"重想阶段"回顾已经发生的个,她追溯导致母亲去世的诸线索诸原因,终于在出人意外的后果中探寻到事与愿违之真谛。(二)描写大件的自我在经历了这些事件后的改变,也就是说,张洁所有的回顾实际上是自己对母亲的人生过错和应该承担责任的反省,是隔着生与死对母亲全部恩爱的再体味。由于这样两个变量内在的驱动,张洁的自传性纪实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她对母亲永远的固恋永远的欠债。这一大悲大痛下的书写感动了许多人,有人诧异:
  怎么已经变得歇斯底里变得恶毒刻薄变得女狂人似的张洁,突然又返回到《爱,是不能忘记的》纯情阶段?
  实际上,张洁并没有返回。虽然同样是以血写书,这一次的挥洒,却是张洁大爱大恨大悲大痛的终结。最深的爱恋——母爱失去了;曾以为是不能忘记的爱恋-一情爱也忘记了;许多的恨与厌恶被丧母的巨痛吞噬了;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如此的悲哀如此的痛苦了。张洁已经走到了她人生极致情感的大限,大限之后的情景犹如绚烂之极必归于平淡。这意味着张洁的创作将转入一个平实而深沉的人生反省阶段。倘若张洁继续拥有母亲,她文学更年期所表现出来的焦躁和怪癖不会如此嘎然而上,她便依旧是过去的张洁。这样的文学成长,代价确实是太大了。
  张洁肯定极痛恨这个代价。她宁肯一辈子永远不平实不深沉,宁肯这辈子不再是好作家,也要永远拥有母亲。我知道张洁如果听到我这样说一定会脱口而出:对,对极了!但是,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
  以后的张洁会是怎样的呢?张洁说:在这样的变故后,我已非我。新的我将是怎样,也很难预测。
  就我个人对张洁的理解,经过这场变故,她的心态已经非常明显地趋向老化,已从过去较深的入世(愤世嫉俗)渐渐走向出世(宿命与宗教),心力也从以往的冲击参与状态降临到超然寡淡的状态,而支撑起她文学信念的最深情的眼光则完全落在了回忆里。
  忘记是谁说过,如果一个人执著于回忆,就说明她开始老了。
  可能,张洁正开始进入她文学的老年阶段。

  注意一下张洁新近散文,将有助于以上预测的确认。
  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发表的前后,张洁有不少散文或随笔面世。这些文字在内容上大都不是现实的临时捕获和生活中小感小触的近距离抒发,而是时空距离较远的回忆。这些回忆几乎都离不开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人生,如《母亲的厨房》、《百味》、《太阳的启示》、《这时候你才长大》等。无论往事是幸福是辛酸还是难忘,张洁都是以平实又深沉的文字自自然然地将它们一点一点牵到你面前,似乎并不想让你也沉入她的往事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后或哭或笑地激动不已。她仅仅是想让你知道它们,让你了解一下它们,或者仅仅是为了同你说说关于它们的心里话,如此而已。即便她说"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些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母亲的厨房》时,你也会因为全文过去时态的统驭而把这仇恨的情感与现实拉开距离,绝不会感到她在文学狂舞时的那种咬牙切齿,由此可看到张洁心力状态的冲淡。另外,经过丧母的变故和其他人生教育,张洁的心理承受力大大增强,情感境界从脆弱走向超然——"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不再空想母亲的热面汤,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已死心塌地关掉了电话。你心闲气定地望着被罩上太阳的影子,从东往西渐渐地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地消溶着这份病痛。……当你默数过太阳的影子,在被罩上从东到西地移动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抗过了这场病,以及后来的许多场病。于是你发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生病,不但没有什么悲惨,相反感觉也许不错。……自此以后,你再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笑、自己哭、自己应付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你才尝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乐趣,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比和一个什么人绑在一起更好。这时候你才算真正地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七十岁了。"(《这时候你才长大》)尽管这篇散文中的你是一种泛指,却无一处不渗透张洁切实的人生体悟,是她情感境界走向超然的表征。
  当然,如此说法并不意味着张洁就再也没有了调侃和牢骚(或咒骂)。还会有的。与以往不同的是,她的文学情绪已从非常态化中渐渐超拔出来,主体对于客观现存介入的程度也越来越浅,旁观者的立场或态度则越来越显明。倘若读一读《如果你娶个作家》,就会感到张洁已经完全超离了自己当作家的苦衷,站在一个只有过来人才可能达到的高度,诙谐而又实在地讲许多人共同的体验和经验。这篇文字完全可以看作既是男人的又是女人的,既是被嫁作家的又是娶了作家的人们不无调侃意味的格言。
  散文是与创作主体的生命律动一脉相承的非虚构性本文,这之中,决定叙事态度的一个基本力量是心理力量。张洁心力状态的变化,使她在心血颜色中染就的文字大异于以往。过去,她的文字无论写尽何种人生滋味,都十分牢牢地奋力抓住生命,她的爱恨痛悲中总含着一份生命的苦斗和挣扎,现在已透出深深的生命淡漠感:
   我常常站在窗前搜寻,终于看准路边草地上的一棵白蜡树, 那棵树正对着我卧室的窗口,或许它将来可以睡在那里,等我老 到走不动的时候,不用出门一眼就能看见它在哪儿……
   我也特意留下9月19日的《北京晚报》,因为上面载有北京 市殡仪馆推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陵园,我想,早晚有一天妈的骨 灰再不能和我一起住在我的卧室里,我都没有了,又何谈我的卧 室?我得及早为她寻找一个好些的去处,等到我也归西的时候连 猫一起搬过去。
   我们就齐了。
  ——《幸亏还有它》
  张洁已经那么淡然地看待自己日后的衰老和死亡,完全进入到她曾经在《最后的高度》里营造的情感境界。
  张洁文学创作最后的高度,正在这种情感的境界里孕育。

  实际上,张洁文学之恶的谜底已经揭开了。
  用非文学评论性的术语概括一下就是: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狗急跳墙,何况人乎。这样的对立两极,自然是对社会人生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而言的。
  按照弗洛姆的本意,对母亲的共生固恋是指内在于人的最基本的情欲之一,它的旨向大致包括人寻求保护的欲望、人自恋的满足;逃避责任、逃避意识等负担的渴求;对无条件的爱的希求等。并不是只有婴儿才渴求母亲,一个成年人跻身于社会在人生的风险和担负中同样渴望一种确定性、保护和爱恋的力量,母亲自然成为这力量的第一化身和切实的保证者。弗洛姆在这种固恋中窥见到了人类的脆弱,同时也揭示出这种固恋在极致状态下可能产生的焦虑不安,以及它与人类的自恋和死亡欲望(也有一种说法叫"恋尸")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最危险的恶性形态——衰败综合症。弗洛姆的深刻就在于,他立基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消极的方面看到人类情欲在特定背景下可能出现的反常性与社会恶果。在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里,同样藏着人类与生俱来的脆弱,她的文学之恶同样是对母亲的共生固恋在特定的背景下被逼到极致状态的一种反弹——以变态的方式护卫自己致命的脆弱,补偿自己对这个世界极端的失望和悲哀。不同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恶性形态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而张洁无论曾经表现出怎样的穷凶极恶张牙舞爪,都是为了那样一份紧紧系结在真善美之上的爱。
  好在一切在这个谜底被揭穿以前都已经过去了。
  人们等着看张洁下面的文学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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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三毛
张默芸
  以"小人物"自居的台湾女作家三毛,是深受台港、东南亚和中国内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欢迎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早被台湾《每月书摘》译成十五国语言,畅销海内外。1983年5月,我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编了一本《三毛作品选》,即一售而空;1986年应读者强烈要求,我在《三毛作品选》的基础上又增三毛新作,编了厚厚的《三毛作品选》,又被读者抢购一空。1991年1月4日,三毛自杀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读者悲痛之余,又纷纷来信来电话向我要《三毛作品选》,而我已经一无所有。三毛是怎样一个作家,她的作品为什么这样受欢迎?我们应该怎样全面评价她的创作?

  三毛,原名陈平,祖籍浙江,1943年3月26日生于重庆,是律师陈嗣庆的娇女。她自幼酷爱文学。把读书当成"玩"。三岁时,就对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着迷,一边猜一边向父母兄弟姐问字,就这样既弄懂了内容又认了字,就这样边猜边认字,学龄前"玩"了《木偶奇遇记》、《苦儿寻母记》、《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格林兄弟童话》等书。1948年,三毛随父母去台湾,当时她六岁,刚上小学,对太浅的语文课不感兴趣,却特别爱读《国语日报》、《东方少年人》、《学友》等报刊。有时还偷读鲁迅、冰心、郁达夫、巴金、老舍等人的"禁书",对鲁迅的《风筝》感动得了不得。小学五年级时,迷上了《红楼梦》、在中学里,也因沉迷于《水浒》、《今古传奇》、《复活》、《死魂灵》、《猎人日记》、《莎士比亚全集》等"闲书"而不能自拔。[注]以至初二第一次月考,她四门课不及格,数学更是常得零分。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因为怕留级,她决心暂不看闲书,跟每位老师都合作,凡课都听,凡书就背,甚至数学习题也一道道死背下来,她的数学考试竟一连得了六个满分,引起了数学老师的怀疑,就拿初二的刁题考她,她当然不会做。数学老师即用墨汁将她的两个眼睛画成两个零鸭蛋,并令她罚站和绕操场一周来羞辱她,严重地损伤了她的自尊心,回家后她饭也不吃,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大哭。第二天她痛苦地去上学,第三天去上学的时候,她站在校门口,感到一阵晕眩,数学老师阴沉的脸和手拿沾满浓浓墨汁的大毛笔在眼前晃来晃去,耳边轰响着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她双眼顿时变得异常沉重,不敢进校门。从那天起,她开始逃学,她不愿让父母知道,还是背着书包,每天按时离家,但是她去的不是学校,而是六犁公墓,静静地读自己喜欢的书,让这个世界上最使她感到安全的死人与自己做伴。从此,她把自己和外面的热闹世界分开,患了医学上所说的"自闭症"。这个数学老师就这样残暴地摧毁了三毛的自尊与自信,使她成了一个"轨外"的孩子。好在父母疼爱她,理解她,当他们了解真相后,即为她办了退学手续,自此,她"锁进都是书的墙壁……没年没月没儿童节",甚至不与姐弟说话,不与全家人共餐,因为他们成绩优异,而自己无能,她曾因此自卑地割腕自杀,为父母所救。为了使女儿走出自闭症,父亲不仅亲自教她古典文学和英语,还请人教她学钢琴,学山水画,习花鸟。可是,她只对书感兴趣。直至她在姐姐二十岁的生日会上认识了画油画的陈涛,惊奇油画的"立体",问明了陈涛的老师是顾福生,她也要拜顾福生为师学油画。就是这个顾福生,把她慢慢从自闭症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了解她的过去和性格,深知她没有绘画的天才就引导她走上文学之路。他借给她《笔汇》合订本,她读了陈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后,发现世界上寂寞的不止她一人:"世界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再见顾福生的时候,她不再沉默,而是"说了又说,讲了父讲,问了又问,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都在那一霎那间有了曙光"。[注]三毛的处女作《惑》,也是顾福生交好友白先勇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署名是"陈平",那是1962年12月的事。对三毛来说,白先勇是改变她生命的第二个人。这两个人帮助三毛由自卑走向自信,三毛永远感谢他们。以后又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异国之恋》、在《皇冠》发表《月河》等小说。又经过顾福生的介绍,三毛与当时刚从台大外文系毕业的陈秀美(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陈若曦)成为好朋友,并在陈的劝说下给文化学院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写了封要求上学的信,三毛即被张先生接纳为选读生。她学过油画,又有文学天才,她本可选艺术系或中文系、她却选了哲学系,她希望哲学能为她解答人生的问题,但结果哲学的苍白教条"并没有使我找到生命的答案,解决不了人生问题",她甚至想"自杀"。在文化学院,她曾与戏剧系的学兄舒凡热恋却又苦于不能结合,而受到感情上的重创。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和感情上的失落,她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留学,初识西班牙少年荷西。不久又转入德国歌德书院学德语,毕业后即去美国芝加哥伊利诺法律图书馆工作,但因不能忍爱"洋鬼子"的"不识相",两年后即回台湾。在台湾文化学院、家专、政治干校教德语两年,与一德裔男子相恋,结婚前夕,未婚夫心脏病猝死。她看到钉子钉闭棺材,那声音重重锤打她的心,她也不想再活,但自杀未遂,父母又救了她。为逃离举目皆伤心的场景,又以"人生苦短,不喜平淡"为理由,辞去教职,重新流浪,终于来到了她日思夜想的撒哈拉大沙漠,并经历了艰苦的考验。在这里,她和那位爱了她七年,等了六年的西班牙青年荷西结了婚。荷西从精神到物质都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就这样,她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决心和沙漠土著沙哈拉威人"打成一片,他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他们怎么住,我就怎么住","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个性里逐渐掺杂他们的个性"。她终于爱上了这儿的人,爱上了她视为第二故乡的"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凭着这种热爱,也为回报父母的关怀和期望,她提起已经停了十年的笔,写下了新生活的第一个故事:《沙漠中的饭店》,紧接着,是《悬壶济世》、《娃娃新娘》……后来,她在台湾的父母把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即《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梦里花落知多少》、《背影》,以及她早期的作品集《雨季不再来》。荷西逝世之后,哀痛之余又奋起,除了回台湾文化学院中文系任教外,又出版了《万水千山走遍》、《送你一匹马》、《倾城》、《谈心》、《随想》、《我的宝贝》、《闹学记》,以及有声读物《三毛说书》、《流星雨》、《阅读大地》,电影剧本《滚滚红尘》,唱片专辑《回声》。此外,还有四本翻译作品:《娃娃看天下》(二套)、《兰屿之歌》、《刹那时光》、《清泉故事》。

  三毛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的作品,是十七岁到二十二岁那段时间发表的小说散文,收集在《雨季不再来》中,代表作为《惑》、《异国之恋》、《雨季不再来》。正如她自己所说:"这本《雨季不再来》的小书,代表了一个少女成长的过程与感受。它也许在技巧上不成熟,在思想上流于迷惘和伤感,但它的确是一个过去的我,一个跟今日健康进取的三毛有很大不同的二毛"。1962年发表在《现代文学》上的《惑》,描写自己病中迷失在"珍妮画象"里的幻觉,纵情地表达失学、病痛下的煎迫和对生命的追求,全文缺乏委婉申述的含蓄,充满忧郁悲伤的色彩。小说《异国之恋》(又名《秋恋》)把一对在难耐的寂寞中偶然相遇、相恋又不得不匆匆别离的海外游子的复杂心理和缠绵情感写得生动真切。小说《雨季不再来顺u写一个女大学生跟男朋友闹别扭后,感情上的波动。作者在字里行间把那深情、那眷恋,那只能体会不可言传的心底的盼望,表现得那么细腻感人。三毛的老师、女作家、文化学院教授胡品清在看过她早期作品之后,说她喜欢追求幻影,创造悲剧美,这是有道理的。
  三毛中期的作品,是她离开台湾以后的大量小说散文。风格骤变,被人誉为"健康、豁达、洒脱不羁",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从内容上说,有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特别是学校生活的真实反映(《西风不识相》);有对同胞在国外不文明、不礼貌言行的痛心记叙而洒满作者爱国之情《亲不亲故乡人》。但作者付出最大心力笔耕的,则是撒哈拉大沙漠和大西洋中几个岛屿所独有的景色,特有的人和事,以及荷西逝世后用血泪写成的文字,如《收魂记》、《沙漠观浴记》、《平沙漠漠夜带刀》、《逍遥七岛游》,写活了大沙漠和各岛的风俗民情美景。而对沙漠中不同人物的不同生活的叙写,更是五彩缤纷,各具特色。如同写婚礼,《娃娃新娘》展现出沙漠的古朴风俗与复杂的仪式,突出了未成年新娘的痛苦与无奈",而《结婚记》则显示了公证结婚的隆重与简洁,字里行问,却流露出新娘为只有一个"骆驼头骨"作结婚礼物和"走路去结婚"的幸福和自豪;一样写老人的生活,却能从不同的老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出发,捕捉人物行动中最独特、最典型的部分,展开充分的刻画,显示人物最本质的东西,于是,就产生了对青春长在、并力争使自己短促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的长者的赞颂(《这样的人生》),以及对被儿女妻于抛弃、被社会隔绝冷淡的孤苦老人的同情(《一个陌生人的死》)。又如都写夫妻生活,有对在共同命运中互相帮助支持的恩爱夫妻的情深意重的抒写,也有对重利薄情而剥夺了丈夫自由幸福的自私狭隘者的批判(《士为知己者死》)。更可贵者,作者为小人物作传(《巨人》),为普通一兵立碑(《沙巴军曹》)。而反映沙哈拉威人争取独立自由的血与火的斗争(《哭泣的骆驼》)和黑人奴隶的悲惨命运(《哑奴》)更是她中期作品中的海底珍珠和沙漠玫瑰。前者让我们看到一幅富有时代特征的沙哈拉威人斗争生活的真实图画,看到殖民者怎样吞食、侵占弱小民族以及弱小者的反抗和牛争,后者则从哑奴"这一个"人物的遭遇,反映那个时代、那个地区奴隶命运的"一般"。丈夫荷西逝世后,三毛多写自己的生活、感情和亲朋好友的关怀和安慰,如"我"对荷西的追忆、痛惜和怀念(《梦里花落知多少》),"我"对父母的感想和眷恋(《背影》),朋友、邻居对"我"的深情照顾和"我"的感激(《不飞的天使》),以及公婆的贪婪和冷酷无情(《似曾相识燕归来》),等等。这些作品主要以散文形式来叙写生离死别的悲哀和痛苦,文章也显得深沉、忧郁。但作者并没有因为这一巨大打击而日益消沉,而是"偏偏喜欢再一度投入生命,看看生的韧力有多么强大而深奥",并再度回到加利那群岛白色的房于,顽强地生活下去。她并不孤独,因为荷西曾经生活在这里,因为荷西的朋友、邻居关怀着她,因此,她请求母亲信任她,"绝对不要以为我在受苦,个人的遭遇,命运的多舛都使人被迫成熟……再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难,我的这些挫折又算什么呢?"(《归》)这种热爱生活,探索人生的不怕挫折的精神,令人振奋,给人力量。这就使她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对现实不满,也渴望到外流浪,用亲身的经历去体验人生奥秘的台湾青少年对她无限羡慕和由衷敬佩,以至许多学校,整班整班的学生都在预购她的新书。"三毛以极大的毅力和苦心,离乡背井,远到万里之外的荒漠中居家谋生,以血汗为代价,执著地换取特殊的生活经验",把自己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凝结成艺术的花朵,敬献给读者,从而得到读者的这样热烈的欢迎,是理所当然的,是受之无愧的。可以说,三毛在荷西生前死后这一段时期的创作,即中期创作,是她创作的高峰期。"三毛热"这个文化现象,是随着反映她在撒哈拉的生活这个创作高峰时期的出现而出现的。
  有人认为,三毛在这一时期,即撒哈拉创作时期的作品所以拥有广大读者,主要以内容取胜,它们只是她"特殊生活经验"的记录。"这种经过真实体验的题材之写作,在先决条件上已经成熟了,甚至连表现技巧的强弱,都已无法增减故乡人们去阅读她作品的高昂兴趣。"这种说法,从强调内容的重要性来说,当然是对的。但如因此而无视它的艺术魅力,那就值得商榷了。事实上,她的作品,不仅内容新奇,而已有它独特的艺术风格。
  善于把奇特而富有异国情调的流浪生活,用娓娓长谈的方式来打动读者,是三毛中期创作的显著特点。这种以"我的手写我的口,以我的口,表达我的心声"的溶"我"于作品中的讲故事的写法,使人感到格外亲切,自然,又能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而在构思故事时,作者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戏剧性",而着力描绘生活的"本色",不造作,不故弄玄虚,只是把真情实景形象地再现于读者面前,这就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如散文《平沙漠漠夜带刀》,把一个想做世界第一个横渡撒哈拉沙漠的中国女人的兴奋、受到阻碍时的懊丧,初见沙漠人情风俗的惊奇、看到海市蜃楼的赞叹都写得那么逼真、生动、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荒山之夜》既把被风吹积成弧形的沙丘,描绘成"好似一群半圆的月亮",那么柔美,又揭示荷西几陷于死命的沙漠泥沼地的险恶可怕。至于"我"求救于吉普车而车上男人不但见死不救,反而陡起歹意,以及"我"的抗争,荷西的终于脱险,又使读者进一步认识"我"在沙漠中的冒险生涯。在《白手起家》里,更把"我"初见"梦里情人"(撒哈拉沙漠)时激动的心清,刚进陋室失望的神态,去买淡水、换煤气桶时所遇到的艰难,睡在水泥地上挨冻的感觉,都写得活灵活现。但是,"我并不气馁,人多几种生活经验总是可贵的事","要付出无比的毅力","使自己适应这儿的生活"。于是,"我"和爱人荷西用"棺材外板"自制各种家具,甚至"沙发",用从垃圾堆里拾来的旧羊皮,改造成坐垫,更用荷西出卖劳力换来的血汗钱,买进了现代化用具: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电视机和汽车。书架上,也排满了寄自台湾和西班牙、美国的杂志、书籍,结婚礼物"骆驼头骨"和无名艺术家制作的美丽石象以及天然的"沙漠玫瑰"被呈列在桌上,从总督府弄的红花绿叶,开放在房间的周围……当这个用毅力、智慧和汗水建成的"艺术宫殿"被荷兰一位建筑师发现的时候,他惊叹不已:"你们把美丽的罗马建成了!"他正是受西班牙政府的委托,来为沙漠土著沙哈拉威人兴建住宅的,他终于找到"全沙漠最美丽的家"作样板而喜出望外,而这一切,却表明,生活中的强者,永远是那些迎难而上,用行动改造自己,同时改造环境的人。这个深刻的道理用生动的故事来表达,自然与空洞的说教不可同日而语。读者通过这篇小说,不仅认识了沙漠和沙漠生活,更认识了三毛这个人,这个作家。而所取得的这样感人的效果,正是通过"我手写我口"的方式,将"真情实景"艺术地再现在读者面前的结果。
  人物形象的摇曳多姿,是三毛中期作品的又一特色。在她的人物画廊里,雕像林立,形神各异。不仅如此,她还特别对小人物或受苦难者作浓墨重彩的描绘,倾全部爱心以立传,并深情沤歌他们之间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如《巨人》中的达尼埃,一个才十二岁的男孩,全心全意爱着并照顾着残废的父亲、病危的母亲,小小肩膀竟能挑起一家重担,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生火做饭、洗衣烫衣、种菜栽花、养鸡喂狗、扶父亲上床,给母亲擦身……总之,只要"妈妈喜欢",他都去做,包括一些家庭主妇都不易做好的奶油蛋糕。而他却照常上学,并挤出时间做好作业。即使有人请他看电影,这在一般孩子是求之不得的乐事,而他却"人在外面,心在家里,一分一秒地记挂着父亲母亲。"正是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安葬母亲之后,又决心为父亲在沙漠呆一辈子,因为"这里气候对爸爸腿好"。当"我正为他的孝心十分感动的时候,他却说明:他们并不是我亲生的父母。"这个八岁才从孤儿院领来的孩子对养父母无私而深挚的爱,是那样震撼"我"的心灵:"我喃喃地望着面前这个红头发的巨人,觉得自己突然渺小得好似一粒芥草"。在《这样的人生》中,作者通过对瑞典老人免费为地区打扫街道,七十四岁的艾力克自愿无偿地给邻居做零工,银行退休的老职工主动帮"我"种菜等真实而生动的描写,把人性美、人情美广泛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人与人的关系中。而老人音乐会的感人场面,更把他们对生活的执著热爱和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的主题也由此显得更为深刻:热爱生活并以自己的劳动而使别人活得更美好的人,岁月只能增添他的额上的皱纹,而他们的心却永远年轻。
  从刻画人物的方法上看,三毛主要是采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独特个性,有时甚至只按生活中的原型去"复制"人物,表现出人物多方面矛盾统一的性格,写出人物性格内部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使人物形神兼备,从而揭示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是颇不容易的。短篇小说《巴沙军曹》中那个因全营弟兄(包括他的亲弟弟)惨遭屠杀,而对沙漠土著沙哈拉威人怀有深仇大恨的巴沙军曹,在驻守沙漠的十六年中,克制自己的感情,忠于自己的职守,从不对沙哈拉威人采取复仇行动。而在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瓜分撒哈拉紧张的日子里,他看见一群撒哈拉威孩子误拾一个装有地雷的盒子在玩,毅然去救孩子,自己却永远安睡在他又爱又恨的撒哈拉沙漠上。作者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按生活原型"复制"的这位平凡而又高大的形象,像浮雕一样竖立在读者面前。中篇小说《哭泣的骆驼》人物众多,但我们只要读过一遍,就会对其中每一个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当然不会忘记美丽得惊人、善良可亲,大方得令人敬佩、却死得那样凄惨的女主角沙伊达。而"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凶猛无比"、但却长得"英俊洒脱"、"王子似的抢眼"的游击队领袖巴西里,虽然在小说中只出现两次,但因为前有烘托,后有"我"的赞叹,也就令人瞩目。当然,他并不是理想中的神,而只是深深扎根在他所生活的那块土地上的人。因此,他才会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的调解上,这就难免失败的命运。但他对自己祖国的爱是深沉的,还不知成败如何,就已考虑到"开放资源,教育国民"的建国大计了。他对七年来秘密相爱,但因忙于国家大事而极少相聚的妻子沙伊达的深情和眷恋,也是十分感人的。人们也许会指责他在关键时刻不和战友一起去阻击敌人(何况他是领袖),反而赶回与妻子相会的错误行动。但在这个并不成熟的游击队领袖心里,大祸当前先安排好妻与子的退路,使自己无后顾之忧,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他太轻信他的"同志"和"朋友",结果没有被敌人杀害或俘虏,反而死在内奸手里,这正是他的可悲可叹处。"人们是形形色色的,没有整个是黑的,也没有整个是白的,好的坏的在他们身上搅在一起了——这是必须知道和记住的。"(高尔基语)巴西里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正是作者从生活实际出发,表现出人物多方面矛盾统一的性格,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者还善于通过人物肖像的精细描摹,显示不同人物的身分与性格。如同是年轻女人,美丽温柔的沙伊达的外貌是:
  灯光下,沙伊达的脸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诱人的吸引力,她近乎象牙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室的光华。
  ——《哭泣的骆驼》
  而尖刻阴冷的女老板英格的肖像描写,却是这样的:
  英格很年轻,不会满三十岁,衣着却很老气,脸极瘦,颧骨极高,鼻子尖尖的,嘴唇很薄,双眼是淡棕色,睫毛黄黄的,看见她,使我想起莫底格尼亚画中长脸、长脖子,没画眼珠的女人,又很像毕卡索立体画派时的三角脸情人,总是有个性的。不算难看,透着卢、厉害,坐在她前面,总觉坐在冷气机前一样。
  ——《五月花》
  作者还注意把艺术描绘的焦点对准人物性格最有特征性的部分,通过精选的细节描写,使人物成为光彩熠熠的"这一个"。如当哑奴被原主卖掉,被逼离开与他相依为命的妻儿子女时,作者用一组细节描写来突出他的痛苦、绝望,以及对妻儿的热烈的爱和对奴隶主强烈的恨。
  为了使事物形象更为鲜明丰满,三毛也着力于环境和风上人情,民间风俗的描写,这就使得她的作品时代气息鲜明,地方色彩浓烈。在《哭泣的骆驼》中,作者将游击队写在白墙上的红色标语如实搬进小说,以显示它的时代性。而其他作品中出现的辽阔的沙漠。深蓝的长空,成群结队的骆驼,星星点点的帐篷,向天空伸长着手臂的仙人掌,忽隐忽现的海市蜃楼,以及娃娃新娘的婚仪,沙漠浴室的奇景,丹纳芙丽的化装狂欢、拉歌美拉的口哨传音等等,简直是一幅幅诱人的非洲风景画和风俗画。但是,"我不爱'景',我'爱'人"。所以她作品中的环境和景物描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为着突出人物的性格,或烘托人物的心情,或推进情节的发展。《搭车客》中,作者用下面的景物描写来突出"我"外出游玩时清新的感觉和愉快的心情:
  早晨的沙漠,像被水洗过似的干净,天空是碧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温柔的沙丘不断的铺展到视线所能及的极限。在这个时候的沙地,总使我联想起一个巨大的沉睡的女人的胴体,好似还带着轻微呼吸在起伏着,那么安详沉静而深厚……
  在《沙巴军曹》里,当"我"听完沙漠军团全营惨遭杀害的血淋淋的故事后,沙漠美景就变成:
  天已经暗下来了,风突然厉烈地吹拂过来,夹杂着呜呜的哭声,柳子树摇摆着,帐篷的支柱也吱吱地叫起来。
  《哭泣的骆驼》结尾处惨杀沙伊达场景的描写,更叫人毛骨悚然,欲哭无泪。这种把物景溶于心景的写法,使景物带上了感情的色彩,又使感情像景色一样的明朗,自然就增加了作品的感人魅力。
  至于对比手法的妙用,几见于三毛的每篇作品。《似曾相识燕归来》,写"我"丧夫后回到马德里看望公婆,全文用小姑伊丝帖对"我"的关怀体贴,以及夫家整整一条街上的邻居对"我""最真挚的情爱"来反衬出公婆、特别是婆婆的冷酷和贪婪:自己广有钱财产业,却忍心在儿媳痛不欲生的悲伤时刻,抢夺儿子遗留给媳妇赖以遮身的住房,甚至说出"你反正不要活的……"这样残忍的话,以此作为霸占房子的理由。在《巨人》中则以"我"的渺小突出小达尼埃的高大;《哑奴》里,更以奴隶主的富有、凶狠和阴险突现奴隶的贫穷善良和任人宰割的命运,等等。这种对比手法的纯熟运用,不仅把作品中的真美与假美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区别开来,而且使作者笔下的人物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声音,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丰姿。
  三毛中期创作的第三个特点,是浓郁的抒情色彩。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她的笔尖总是蘸满感情,并带着作为女作家特有的温柔亲切、委婉细腻。而她所以能那么自如地抒真情,发己见,也是与以"我手写我口"的写作方法有密切关系的。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我"都是作为事件的参与者或目睹者投入故事,这样,就便于借助"我"对人物和事件的真切感受,自然而直接地表露"我"的审美感情,并积极发挥"我"对于人物或事件的美学评价作用。如小说《哭泣的骆驼》中,对摩洛哥侵略者的憎恨,对沙哈拉威人为民族独立而战斗的赞颂,对游击队领袖巴西里夫妇的敬爱与同情,都是通过作者的"感情用笔"来表现的。在散文《梦里花落知多少》里,作者把"我"对丈夫荷西的追忆、眷恋和怀念写得那样情深意切,哀伤感人。谁能忘记那涌自心底的带泪的声音:"埋下去的是你,也是我。走了的,是我们。""就算你已成白骨,仍是春闺梦里相思又相思的亲人啊!"而在《背影》里,作者更把父母步行去看荷西墓地以及母亲买菜归来艰难独行的背影,作为抒情泉口,字字融注了父母对女婿的哀悼和对女儿的痛惜,句句饱含了女儿对父母的感恩和亲情。"孩子真情流露的时候,好似总是背着你们。你们向我显明最深的爱的时候,也好似恰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影。"这种袒露真情实感的抒情,体现出一种真挚的美,常常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呜。即使是写游记,作者叙事绘景,也句句含情。如对各具特色的七个岛屿(《逍遥七岛游》)的精细描述,倾注了多少深情与热爱。而且,每当异国美景稍似祖国风光,那向往和眷恋之情,是那样自然而急切地凝聚于作者的笔端:"我更加温柔地注视着这片杏花春雨,在我们中国的江南,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
  自然,思想和感情是抒情的基础。没有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空泛的抒情也只会显得软弱无力。三毛作品中的抒情,凝聚着"我"对人物和事件的深思,体现着作家思想感情的深度和浓度。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往往借助"我"的抒情深化着作品的主题。如在《亲不亲,故乡人》中,作者对自台湾省出外考察的某些团体或外出旅行的某些同胞,因为在国外餐厅酗酒行令,对门房挥拳吵架、甚至在大街上随地小便等等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而引起外国人的轻蔑和鄙视,作了令人痛心的描述,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的爱国之情,赤子之心,深深地感动着读者:"在台湾,也许你是你,我是我,在路上擦肩而过彼此一点感觉也没有,可是,当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时,请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在《西风不识相》中,作者谴责了洋鬼子的狂妄自大,以强国自居而任意欺辱中国留学生的卑劣行径,又进一步指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凡事忍让"、"吃亏就是便宜""谦卑"等做人格律和外交原则,只能丧失人格、国格。揭示出要做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就必须与不识相的洋鬼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深刻的主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三毛中期创作的第四个特点,是语言形象生动、活泼通俗,幽默诙谐。如用"毒热的太阳像火山的岩浆一样流泻下来"来形容沙漠酷热的正午。同时写雨却从不同角度来描绘:通过触觉,写稀稀落落的雨"打在身上好似撒豆子似的重";通过视觉,用"终于成了一道水帘,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来形容雨越下越大;通过听觉,把沙漠的雨写得那么恐怖:"雨滴重重地敲打在天棚上……"不仅如此,三毛还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刻画人物、表现主题的需要,选用适应作者的心情和引起读者思想情绪共鸣的语调语句,如形容隔壁女同学对异性的热情和对同性的冷漠:"冰岛来的女人,果然是冰冷的……她只对男同学讲话,对我,从第一眼就讨厌了。""我这个冰山似的芳邻,对男朋友可是一见即化"。而《大胡子和我》的开头,更是诙谐成趣:
  结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去,你总是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是我呢?"他很自然地问。
  "那就只要吃得饱的钱就够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问:"你吃得多吗?"
  我十分小心地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一点。"
  就这几句话,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当然,事实上决不可能仅仅因为这几句对话就决定了她的终身大事。但这些幽默的对话,这个诙谐的语调,却把一对早已深深相爱而且即将结婚的青年人幸福的心情,开朗的性格、俏皮的神态表露得何等鲜活生动!
  这种幽默的语言,诙谐的语调,在《玛黛拉游记》也比比皆是。如对"殡仪馆酒吧"戏滤的描写,"我"吃"玛黛拉乡村肉串"闹剧场面的描述,等等。但她的笔调也有非常严肃的时候。如《哭泣的骆驼》,开头结尾的语调是那样沉重,那么忧郁,简直字字都滴着血和泪。《不死鸟》、《背影》、《梦里花落知多少》、《离乡回乡》等篇,写的是荷西逝世以后的种种,随着感情的哀痛、忧伤,文章的语调也就变得凄婉、缠绵。此外,一些古典诗词的自然引用,也使作品生色不少:
  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世上这么一遭啊!(其实,青菜豆腐都尝不到。)
  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世上,能看到——"长河落日圆,大漠荒烟直"的幸运儿又有几个如我?(没有长河,烟也不是直的。)
  再想——"古道西风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这个意境里,是框得上我了。(也没有瘦马,有瘦驼。)
——《白手起家》
  当然,三毛中期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缺点的。我认为,主要缺点是她的笔力有时候太宣扬自己了。如散文《温柔的夜》只是表现"我"对流浪汉的同情和资助;《搭车客》也是写"我"对沙漠行人的恩惠;《相逢何必曾相识》则详叙"我"如何善待日本小商人莫里等等。作者为什么要处处表现自己的仁慈和爱心?这当然与她写作家宗旨分不开的。三毛曾说:"我的文章是身教,不是言教。"(《两极对话——沈君和三毛》三毛信奉基督教,她认为宣扬仁慈、博爱、人道,是她的本份工作。固然,在人欲横流的西方社会里,作者能抛弃世俗的等级观念,给贫苦无助者以同情和资助,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如果能在作品中指出他们之所以贫困的社会原因,岂不比一般的乐善好施、普渡众生(能普渡吗?)更有积极意义?至于个别作品叙写鬼怪、巫术,则显得阴森,空泛而缥缈。从艺术技巧来说,三毛的中期作品虽不乏精心佳构,但也有平铺直叙而少跌宕摇曳之作。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影响作品概括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三毛的后期作品,指的是她离开撒哈拉以后的创作,大都是散文、小故事、书信及语录式的东西,也有剧本。比起撒哈拉式的"轰动",这些作品就显得平淡无奇了。岂止内容平淡无奇,甚至有错误的,在艺术技巧上也逊色不少。这又一次证明,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而且在艺术上必须精益求精,才能深刻地反映生活。
  这一切首先反映在游记《万水平山走遍》这本书里,这是荷西逝世后三毛应《联合报》之邀写的游记,本想以异国风俗人情美景的描绘吸弓赎者,造成又一种"三毛热",再一个"撒哈拉",但毕竟是走马观花,而不是深入生活的创造,虽然也描摹了哥斯达尼加、巴拿马、秘鲁等国绮丽风光和风土人情,真实地反映了墨西哥的贫富不均,以及"强盗国家"哥伦比亚的可怕,但文字只浮在表面,深入不到读者心里。三毛是善于说故事的,倒是其中的《药师的孙女——前世》、《银湖之滨——今生》(厄瓜多尔纪行)两篇,写得比较生动。
  在《送你一匹马》这本散文集中,三毛的母亲在《我的女儿,大家的三毛》序文中说:"三毛现在除了在文化大学文艺组教书,每月有三个固定的专栏要写,兴趣来时又要再写七八千字,然后每个月看完五十本书以上,剩下的时间,有排不完的讲演和访问,几乎每天都要到清晨七点半才能入睡,早上十一点多又要起床开始另一天的忙碌,她的日子很艰难。……她的时间,被太多外务分割了,常常吃不好,睡不好,而日子无尽止地过下去,不知哪一天忙碌才会停止,这个社会太爱她了,而我们实在受不了。"作为母亲,总是疼爱女儿的,如果她没有夸大,三毛的确没日没夜地在工作。"三毛热"还在热下去。从这本散文集看来,回忆性的文章最显得亲切自然,如《蓦然回首》写的是她拜顾福生为师学画并指导她走上文学道路的事,满纸感恩深情。《惊梦三十年》叙忆与白先勇的友谊以及对白先勇的敬重。写得感人的还有其中的《送你一匹马》,也是对琼瑶的感恩,日为在荷西死后三毛要自杀,琼瑶"缠"了她七个小时,一直缠到她答应不自杀为上。除了这,她当然也很欣赏琼瑶这个人和琼瑶创造的"琼瑶热"——小说和电影。所以她要《送你一匹马》"我画的,画一个琼瑶骑在一匹奔驰的马上,它跑得又快又在耐性……"其余的篇章虽然也真实,但不是太过自我宣扬,如《野火烧不尽》、《朝阳为谁》等等。比起撒哈拉时期写的散文来,逊色多了。至于语录式的《随想》,也是好坏不一,如"真正的爱情,绝对是天使的化身,一段孽缘,不过是魔鬼的玩笑";但有些就未必正确,如"钱可以逼死英雄,钱可以买尽美女";有的几近废话:"跟自己做朋友最是可靠,死缠烂打总是自己人"。《谈心》集不过是三毛与三毛迷的通信集,没有文采。《我的宝贝》述她收藏物的小故事,谈不上艺术性。《闹学记》则刻意追求戏剧作用,只让人感到造作。《倾城》一书多写童年回忆,是"挤出来"的故事,是为了迎合三毛迷对三毛的痴求。其中仅《倾城》一篇较为出色,它详述了一个西柏林苦读的女学生赴东德度假,与东德一英俊青年军官相遇相爱又不能爱的伤心故事,写得紧迫逼人。虽是散文,却似小说般地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波浪起伏。但是比起《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来,仍然逊色。她游大陆写的《敦煌记》,叙人鬼对话,更使读者觉得荒诞可笑。她很想超越自己,曾对人说她将来以陈氏家族人物故事为内容写长篇小说,若真能如此,因为是熟悉的题材,又能运用她熟悉的写小说的技巧,也许真能突破。可惜她放弃了熟悉的,却改写她并不熟悉的,犯了文学艺术上的"大忌"。历史题材剧本《滚滚红尘》的失败,实是自然的结果,而且好的内容才能写出好剧本,这是最起码的知识,最根本的条件,可是三毛却全心全意地投入抗战时期中一个女作家沈女士和一个汉奸(章能才)深情相恋,至死不渝的故事。要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她明知章能才是汪精卫伪政府文化方面的官员,甚至他自己也对她说"我没有灵魂","最厉害的汉奸就是不杀人的",他不直接杀人,却间接地杀害抗日志士,她却深爱他并与他同居。抗日战争胜利后,章能才怕被抓,四处逃跑躲藏,后来躲在一个寡妇容生嫂嫂家,女作家追来,发现章能才与容生嫂嫂的同居关系,对这个既是汉奸又对她感情不专的男人还是爱得要死。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时,逃难人多,船票又贵又难买,她利用发国难财暴富的余老板对她的痴情,说她愿跟他一起赴台,余老板即买了两张船票;给她一张,她却偷偷给了章能才,让章逃走,自己留下。可见甘愿为汉奸章能才作出任何牺牲。三毛在《人物介绍》栏里说她是"燃烧灵魂"的代表,指的就是"爱"的燃烧,一种为爱而爱,爱情至上的"燃烧"。
  她的好友月风自称是"爱情动物",与她不同的是,她爱得高尚。首先她抗日,曾演《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她本来很为她获得爱情欣慰,但一发现章能才的汉奸身分时,就愤然离去。她的男友小勇更是把抗日救国看得比爱情更重要的青年,国民党政府赴台前夕,他又从延安回来做学生工作,月凤因为爱他,也跟他一块工作,结果双双被枪杀。三毛本来想用月凤对小勇的纯情来反衬女作家对章能才的倾心,说明女人都是"爱情动物",却忘记了爱是有原则的。虽然竭力美化女作家对章能才的无私和爱,但汉奸就是汉奸,愈美化,愈令人恶心,愈显得丑恶,愈突出月凤对小勇的爱崇高而美丽。《滚滚红尘》放映以后,舆论界批评剧本美化汉奸,我认为是击中要害的。但三毛却说她只是在写情:"我就是要影片中的男男女女醉生梦死,爱来爱去,就这样滚滚红尘的来",甚至说:"我最喜欢章能才,我很了解他",这就缺乏了起码的是非感。
  自杀为读者留下痛苦,也留下问号。是"《滚滚红尘》的失败使她自杀?不,《滚》的失败只是她自杀的导火线,其实她早就不想活了。她的一生,曾自杀过多次,为屈辱、为爱情,都被父母救活。她的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是撒哈拉时期,虽然物质上苦一点,过的却是爱和被爱的神仙眷侣般的生活。荷西的逝世带走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她痛不欲生,父母抱住她,求她活下去,"再试着活一次",她的好友琼瑶"磨缠"她七个小时,劝她不可自杀,甚至想起她在《万水千山走遍》一书中关于墨西哥城自杀神的描写,恳请她绝不自杀,三毛为报父母的养育大恩,为尽孝道,为谢友人,她试着再活一次,然而在内心深处,她总是极端痛苦的。虽然在学生面前,在演讲会、座谈会上,甚至在与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刻,她总是面带亲切的微笑,讲话声音甜甜的,然而她内心痛苦,私下里她只想独处,以便与荷西默默相对。即使在周末,她也不与父母相约的登山朋友们去神木群中旅行,却给姐姐、弟弟打电话,不许他们回父母家过周末,不接任何电话,只把无尽的思念和寂寞,一针一针缝进拆了又拆的旧衣裙里,而最大的享受,是"抬头望了一眼书桌上的放大照片,我的眼光爱抚地缠着照片里的人缱绻地笑了。……我只是静心地等待着,等待那七颗星再度升空的时候,你来渡了我去海上!"(《周末》)她等待着与荷西在天国里重逢的美好日子,然而母亲得癌症,父亲也八十一二高龄,她不忍也不敢再伤两位老人的心,何况她答应了朋友不自杀的,她重承诺,她只好仍然过着人前欢笑豪迈,人后悲苦凄凉的双重人格的日子,难怪她常对好友季季说:"好累!"作为作家,她当然很想超越自己,以再造一个撒哈拉时期的轰动,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那样的生活,就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章。她后期曾想用异国风俗人情的游记文章再引起轰动,因为只是蜻蜒点水的飘香而非生命的再现而失败,再后的教书生涯,讲演、座谈的记录则更平淡。她不甘寂寞,又恰逢导演严浩约她编剧,就利用住院的时间抱病写起《滚滚红尘》来。她写得那么认真,那样投入,甚至还画了布景插图,出院后还特意在自己家布景、给秦汉、林青霞说戏,她还兴致勃勃地几次到香港作宣传,她抱着必欲成功的希望。实际上,1990年台湾电影金马奖评选提名,《滚》获包括最佳编剧在内的十二项提名,可以说大获全胜。可是,当她盛装赴会,准备接受得奖荣誉时,八项获奖中有"最佳影片奖",却偏偏没有"最佳编剧奖"。她当场落泪。青少年时代的遭遇,使三毛产生了很深的自卑感,在以往的日子里,她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常常求证于他人。创作《滚滚红尘》,是希望它能体现对自己的超越,催生出一个新的"撒哈拉魅力",但是,结果呢?不仅没得奖,还受到报刊"草包编剧"、"外行编剧"的猛烈批评,她还能超越自我吗?身心俱疲的她深深怀疑了,自杀之念也因此萌生。十三岁时数学老师对她的体罚,使三毛感到世界缺乏爱,人生不安全,从而孤独"自闭"甚至自杀,是父母的爱和恩师的关怀使她走向世界,是撒哈拉的生活和荷西的海样深情使她成为作家并获得"撒哈拉魅力",她的性格也变得开朗,甚至豪迈,但荷西的逝世使她失去一切,她只想追随荷西于地下,而父母、友人不许,于是她想在创作上有所前进有所突破,以慰寂寥的心,让读者和观众的掌声来温暖孤独的灵魂,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不是当年数学老师对她羞辱的重演吗?所以,震撼之余,三毛在心理上又重回到了世界可怕、人生不安全的阴影中,还是回到荷西身边,让荷西来保护自己,才最安全。于是,她无言地告别了那样疼爱她,父母亲友,告别了她的读者,走上了别人看来是自毁,在她自己看来却是幸福归途之路。
  安息吧!"中国的作者"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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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梁凤仪
兰叶子
  古今中外,人世间的传奇故事不算多,也不算少,但不少"传奇"是文人笔下的杜撰;而香港女作家梁凤仪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却是她自己创造的一个真实故事。
  1992年,在"首届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和"梁凤仪作品在京出版新闻发布会"上,我见到作为新闻中心人物的梁凤仪博士;之后,我接到她邮寄的作品和一些关于她的生活资料。
  事业上,她获得了成功,文学上,她创造了奇迹。她有坎坷与不幸,也有机缘和幸福。这位事业和文学上的双重女强人,给予我们当代人和后来人的,永远是一种人生的伟大启示。她留下的生活路标,属于自强不息的胜利者。
  梁凤仪于1949年1月17日生于香港,原籍广东新会。其父梁卓与其母谢惠芳于战时移居香港,婚后只育梁凤仪一女。梁卓夫妇均未受高等教育,唯对女儿非常悉心栽培,不但供书教学,且鼓励女儿积极善用课余时间参加各类益智活动,以增长知识,扩阔见闻。
  梁凤仪回忆说:"别的孩子最担心父母不让他们参加学校举办的旅行、运动会、校际比赛等,我绝无此忧虑。恰恰相反,父母老劝我多着场面,多见人群,以训练应对,以扩阔胸怀。如果我在各项校际比赛中获奖,他们最开心。我才十二三岁,父亲就请求他的老板把我带去参加社交活动,例如其时工商界已流行的餐舞会等,的确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
  梁凤仪的父亲任职于银行,且持有金银贸易场与证券交易行牌照,另行经营黄金与股票买卖,可说是金融世家。也为此,她从小就接触到风起云涌,随时有巳夕祸福的财经世界。就以梁家而论,起落也很大。梁凤仪出生时,她父亲的生意相当发达,自然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到了梁凤仪十四岁左右,父亲的黄金股票生意一落千丈,家道忽然中落,只靠银行的一份工作维持家计。
  对梁凤仪来说,不幸中之大幸是父母并没有把家道中落所要尝受的困苦让女儿分担,所有的艰难与清贫都由自己默默忍受,而仍让梁凤仪丰衣足食如前。
  直至她十六岁,考进大学,家庭经济更形桔据,为了要维持梁凤仪求学所需的一切支持以及她生活上很大程度的随心所欲,父母要作出一次重要决定。据梁凤仪说:
  当时父亲告诉母亲,眼前只有两条道路可走:其一是把他在任职银行所持有的股票卖掉套现。其二是将现住的房子出让,搬到政府与兴建专供中下阶层市民申请居住的廉租屋去,同时,也要变卖母亲的部分首饰,才可以确保我宽裕地继续在大学求学及毕业后出国深造。
  每逢回忆起这段往事,梁凤仪就会眼里闪着泪光说:"父亲尊重母亲的意见,让她来拿这个大主意。结果,母亲选择后者,她的理由是丈夫要站到人前去工作,如果出售银行股份,无异于将他的银行内的身分贬低,在激烈的竞争下,她认为丈夫需要以银行股东身分作为职业保障。母亲自己是家庭主妇,有没有自住楼宇只是心理安慰的问题而已。母亲确信衣食住行简单节俭一些,而能目睹丈夫工作愉快,女儿求学杨顺,已可抵销了亲戚朋友的白眼与嘲笑。至于首饰,母亲悲痛的把一只重达三卡拉的火水蓝钻石戒指出让,而坚持把一只通透的翡翠戒指留下来,将来作我的嫁妆。"
  梁凤仪具有中国人传统的孝道之心,她对母亲的尊敬,溢于言表。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可以在生活困境出现时知所自处且发挥传统妇女的德行与胸襟,无疑是给梁凤仪很大的启示与鼓励。她由母亲的言行确知女人的自强、自尊与自重,不一定是有钱人才能拥有。当劫难横在眼前时,就是考验自己的最佳机会。可惜当时年纪尚轻的她,还不能晓得欣赏父母亲的无奈与苦心,还为了要搬至廉租屋屯去居住而觉得难堪,并发了一大段日子的脾气。
  衷诚体会父母的恩惠与涵养是在成长之后,可惜,梁凤仪的双亲早已在她事业有成之前逝世,遗留给她的银行股份与翡翠戒指,无不唤起一份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无奈,使她愧悔与伤痛无穷。
  在梁凤仪的散文中,时常流露她思忆父母恩情,愧恨自己在父母生前未能尽孝的心意。因此,她竭力劝勉她的年轻朋友与读者:
  老年人不能等待,他们身不由己,不能等子女发展完他们的事业才去抽空寺顺他们。照顾、爱拥父母必须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无疑,梁凤仪受父母的影响至深,她从小就勤奋念书,已由于父母的鼓励,她非常踊跃的参加各种益智比赛,诸如演讲、征文、戏剧、辩论等,从而在团体生活中锻炼出她合群乐业的性格,也提炼出她坚定顽强的奋斗精神。她说:"从很小开始,我就知道且熟悉比赛之中失败了,还是要继续参赛下去的。"
  她认为人生是一场大型比赛,每人都在争取自己的十项全能冠军。决胜之道就是万一失手,摔在地上,必须立即忍着痛,不吭半声,不流一滴眼泪,站起来,继续参赛。
  由于父亲的坚持,梁凤仪一直在中文小学与中学修读,1966年考进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再在研究院进修硕士学位。1972年赴英国伦敦,陪伴及照顾正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丈夫何文汇。她在英国侨居至1974年,以家庭主妇为正职,同时以半工半读的身分在伦敦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及修读图书馆学。
  1974年,何文汇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梁凤仪随行。新来乍到,工作难找,生计问题便是个大问题,时时考验他们;小家庭百事待兴,她只好到维珍尼亚州一家中国餐馆身兼数职,既要应付有关政府部门——卫生局、消防局的调查,又兼任女侍应生,赚取颇为丰厚的薪酬与小帐。当时,她每周工作七天,每天由早上6时起上班,招待来吃早餐的客人,一直工作至晚上12时,待最后一桌吃宵夜的顾客离开之后,还要替那些不懂写字的中国厨师们写好家书,才可以休息。
  她奋发耐劳,为求达到生活理想而竭心尽力地苦干的习惯实始于其时。
  在维珍尼亚州的中国餐馆工作了三个月,不但使餐馆转亏为盈,而且在她省吃俭用之下积存了三千美金,恰够支付首期房费,回到威斯康辛州去买下她的第一间房子,并开始任职于该地大学图书馆。其部门主管说:"我从没有遇过比她梁凤仪女士勤力、更能负荷工作量的职员。"
  1975年,梁凤仪回港工作,受聘于香港新创办的佳艺电视为编剧及戏剧制作人。这份上作对她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大学时代,梁凤仪便已专为丽的电视台编写电视长篇话剧,以赚取零用。在196B年至1972年间,她总共写了六十个电视剧本,并深受当时的电视编导所器重。她自任制作人及编剧的剧集,成为该电视台的第一个有广告客户赞助的节目。这对当时正处于颓势的佳艺电视无疑是一项具有鼓舞性的喜讯,似乎这也是梁凤仪在工作上屡创奇迹的开端。
  在娱乐圈子内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梁凤仪的事业面临崭新挑战。她认为影视界的工作环境与她的个性出现差距。她发觉社会进步,要巩固家庭经济基础,不能所有成员都只以雇员身分赚取薪金,必须有其中成员勇于尝试创新,配合香港日益繁荣的工商业发展,实行创业,始有机会为家庭带来突破性的经济效益,从而有能力达到其他理想。
  梁凤仪说:"面对着税局寄来的税单,当真吓一大跳,整年积蓄都要付诸东流。要想自置房屋,安居乐业,对打工一族而言,难度极高,非从商不可。"
  不是商科毕业,又从未涉足商场的梁凤仪,如何做生意呢?在1977年,她立下志愿从商之后,留意身边机缘,结果,给她抓到了。
  身为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的梁凤仪,跟香港其他很多同类型的现代妇女一样,日常生活上经常为了协调这两个身分,做好本份而忙个不亦乐乎。因此她注意到家庭佣工对时代女性助力实在不少,而偏巧女佣这行业已呈式微,年老的一代退休,年轻一代嫌弃"住家工"工作时间太长,工余自由不足,宁可转业工厂成为蓝领阶级,于是后继无人,而仍在女佣人力市场内提供服务的少数人,对佣主的要求条件亦相应地提高,往往为极需要她们扶助的家庭带来很多麻烦。
  梁凤仪非但注意到这个情况,且身在其中,迫切地感觉到市场需要,因此她觉得能为现代职业妇女提供稳定而低廉的家庭佣工,必然会大受欢迎。其后,梁凤仪每次接受访问,述及她为香港家庭引进菲律宾女佣的创意时说:
  生意的成败在于市场内的供求问题,只要是求过于供,而又能源源不绝的供应,就是成功一半。说得稍为夸张一点,我那撮要上班的女同学与女朋友最担心的不是丈夫变心问题,而是找不到人手在家中带孩子与理家务,缺乏女佣令她们要面对放弃事业的危机。
  时代进步使女性在社会上抬头而能拥有及珍惜自己事业的当儿,社会给了梁凤仪一个机缘。她决定研究如何引进廉价而稳定的劳工,为香港家庭解决难题。
  梁凤仪并没有念过商科,但她在求学时接受过搜集资料,分析情势的训练,将其引伸到创业道路上去,她单人匹马去菲律宾,分别跟劳工署,驻菲的英国领事局,当地的职业介绍所等有关管理层接触,商讨劳工出口问题,并在马尼拉成立女佣训练中心,把已有基本工作经验的菲律宾女佣再加培训,使她们了解中国人性格及香港生活,更能提供适合香港家庭录用的服务。然后,梁凤仪亦在香港分别与菲律宾驻港领事、香港政府劳工署、移民局等调查清楚申请劳工入境的条例与手续,于是香港首间专为华人家庭介绍菲律宾女佣的碧利菲佣公司在她策动下成立。
  当时这个绝对新兴的行业并不为一般人看好,连梁凤仪的亲友都在奇怪为什么一个饮读诗书的高级知识分子,会替一般妇女介绍家庭女佣,感觉上是非正规非堂皇的工作。
  "信不信由你。"梁凤仪认真地说,"当同学朋友们知道我的职业由灿烂而多姿多采,出尽风头的影视圈变为开办职业介绍所,专门推荐一种从未有中国家庭使用的菲律宾女佣时,有的人嗤之以鼻,认定我在事业上滑落至一个低级层面。在香港这个功利主义极重的现实社会内,一沉百踩的现象非常普遍,人们只要误以为某人要'沉'下去时,立即划清界限。我因此有一大段日子的社交应酬骤降,因为人们太注重往来无白丁之故。很多时在社交场合,在提到本行业的业务发展时,他们对我的表白产生很大程度的尴尬。身处局中,的确要有相当大的容忍力以及坚定不移的意志才可以把菲佣生意营运下去。"
  其时只带领着一个秘书的中环不足三百(口尺)的写字楼内日以继夜工作的梁凤仪,不但没有亲友的鼓励与支持,连父母都以怀疑与担忧的态度看着她,在她力争下才答应贷款三万港元给她开办这间碧利菲佣公司。
  工作上的难度非但是体力上的劳累,且是精神上的极度损耗。把人生路不熟的菲佣引进香港工作,梁凤仪还要肩负起社会工作者的责任,对有思乡病的加以安慰,对不适应新环境的加以鼓励,对因远涉重洋谋生而导致家庭惨变的加以劝勉,对与佣主相处成问题的加以指导、铁一般的事实,梁凤仪就曾一身兼任侦探、法官、社工等职位,去使一个被雇主强奸软禁的菲佣重新获得公平台理的对待与保障、另一方面,她还要不厌其烦地为客户、亦即家庭主妇解释劳工署与移民局法例,静心聆听她们对家务困扰的投诉,提供劳资双方相处协调的原则与方法。梁凤仪笑着对人说:
  平均而言,我需要微笑着耐心聆听每个家庭主妇吐苦水达一小时以上,才可以做成功一单生意。
  精神压力不可谓不大,这还未把跟政府有关部门在法例上的争执与争取所打的硬仗计算在内。当梁凤仪为香港家庭引进菲佣时,因是创举,很多移民与劳工条例都没有成例可援,以至于在法例上解释和推行有偏差困难。梁凤仪身为中问人,就得既为雇主亦为雇员据理力争,以公平法例予他们合理保障。
  梁凤仪说:"我做人处事的原则是,绝不会令信任我,投资在我身上的人得不到合理的保障与回报。"
  故此,她除了向有关政府部门力求保障引用菲佣的香港雇主与菲佣,争取成立新法例以便各方面配合遵守之外,坐言起行,她的碧利公司给予雇主另一项信心的保证。
  自1977年创办碧利公司至1992年,在香港工作的菲佣数以万计,介绍所多如雨后春笋。而仍沿用梁凤仪创业初期的原则,如果雇主时介绍的菲佣不满意,便给她另外免费介绍一个新的来代替。
  当菲佣充塞香港社会,差不多每个有职业女性的中等家庭就有菲佣时,从前离弃梁凤仪的朋友都跑回她身边,很轻松愉快地向旁人介绍:"这位引进菲佣给香港家庭的梁凤仪是我的朋友。"
  如果你问梁凤仪有何感受,她会告诉你:"掌声来早与来迟并不相干,终归会来便好。"
  不畏难,不言倦,不谈悔,不嫌苦,不退缩,不失望,不气馁,不怕一次又一次的跌倒,是梁凤仪的成功之道。在毫无经济后盾与人情援助的情况下,只凭她充沛的魄力和勇气,顽强的毅力和斗志,使引进菲佣的创举帮了香港职业妇女一把忙。至今,再无可否认这是香港社会史上很重要的一页。
  通过这番作为,梁凤仪的商业智慧、市场眼光与行政修养,都被商界人士肯定,更欣赏她的是除了冒险精神外,还有创新观念。菲佣本意无疑是从日常生活中注意社会环境与人情,思巧要求,抓紧机会,构思新鲜的、填补市场空隙的生意概念。先有优良概念,坐言起行,有志者终于事竟成。
  梁凤仪的这种办事能力与作风开始在商界传扬,首先就得到已故金融业巨子冯景禧的赏识,把她自菲介绍所中发掘出来,提拔到当时被香港市场人士誉为华资金融王国的新鸿基证券集团内当高级职员,主管公共关系与广告部门。
  梁凤仪说:"当我坐到那个有上千员工的财经集团行政高位去时,我确实对股票生意和公关学问一窍不通。然而,我有信心会把工作做好,因为冯景禧先生完全清楚我的背景,依然力邀加盟,并在第一次会面时对我说:'只要我肯教,你肯学,没有不成功的'。"
  新鸿基证券集团内云集精英,当梁凤仪以一个毫无财经底子与经验的女流之辈,勇闯新领域时,差不多一致的不看好,最大的理由是:"那个需要紧密跟随主席工作的公关人员职位,是集团长久以来公认的三煞住。"
  结果,梁凤仪那种不分昼夜、废寝忘食的苦于,火速而勤奋的办事态度,使她在犯了错之后,有足够时间与能力纠正过来。三个月后,梁凤仪成为那位以对属员要求极高而闻名江湖的股票大王冯景禧身边获他信任与重用的要员。
  在股票畅旺,而要撰写制作集团年终报告时期,梁凤仪有过一连三个星期,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的辛勤工作记录;为什么体力能支持而没有倒下来?梁凤仪答道:"责任感驱使意志力,且工作完成时的精神愉快足以抵销体力负荷。"
  她的刻苦坚毅精神使她把老板交下来的工作办得异常出色,加入新鸿基一年,乘着集团获发银行牌照,她被提升为新鸿基银行证券集团的行政、公关与广告部主管,实际上还执行不少主席助理的职务。其时新鸿基不但在香港市场内叱咤风云,同时冯景禧先生成为美国最大经纪行美林证券集团的个人最大股东,且摇身变成正式银行家,加上发展中国贸易等成绩,令新鸿基毅然跃升为跨国企业。梁凤仪在财经界的能名亦随这些发展而于行业内传扬开去。
  很不幸,事业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对现代女性而言,可能不只是精力透支,而是幸福婚姻。梁凤仪在发挥了她的商业潜质的同时,无可避免地与从事学术事业的丈夫在处事接物的方式与人生价值观上产生了严重的差距,导致婚姻亮起红灯。
  一如其他妇女在婚姻触礁时所要承受的苦恼,梁凤仪不得不面对这种困扰。她最终选择了一个当时她祈望可以解决的方案,就是辞去新鸿基的高职,办理移民手续,以图在异邦新环境新生活的助力之下,挽救频临绝境的婚姻。
  为了要成功移民加拿大,梁凤仪在1983年开始,奔波于加港两地,一方面受聘为公关行业内有国际地位的奥美公司任高级顾问,另一方面成立加港双边市场推广的顾问公司,以独立的小本投资家身分在加拿大营商,并于1985年初获得加拿大投资移民批准。在这段来往加港两地,确立双边贸易的时间内,工作上由于两地进展步伐的不一致而出现较多空闲。这使一向喜欢勤劳干活,分秒必争的梁凤仪很不习惯。于是兴起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意念,并于1983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收录为博士学位供读生,以两年时间完成了长达三十六万字的博士论文《晚清通俗小说对新思潮的传播功能》,在1985年暑假即获该校颁发哲学博士学位。虽然,梁凤仪一再表示其论文之主要论点源于指导她的两位导师——历史学家牟润孙教授与王尔敏教授。但实际上,在名师门下,也得她发奋图强才能在短短两年内完成博士论文。无疑,这是公认的又一个奇迹。
  奇迹不断在梁凤仪的事业上出现,却在她的婚姻上绝迹。在加拿大的新生活不能帮助她挽回已濒临崩溃的婚姻生活,却令她蓦然领悟到感情的长存与关系的结束可以在互不抵触之下处理。梁凤仪对人生一贯积极乐观,认为任何倾跌都必须尽快收拾残局,重新站起,以健康进取的步伐再踏上人生历程。
  当梁凤仪正视生活与前途时,她发觉加拿大的发展非常有局限,因此在1985年底,当香港联合交易所邀请她回港创立国际事务部门时,她便毅然返回香港工作。
  加入香港联合交易所,是梁凤仪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
  香港联合交易所是香港政府坚持证券界要把原有的四间交易所合并为一问而诞生的,换言之,是唯一的一间股票买卖场所,可谓香港金融中心的代表性机构。
  梁凤仪之所以被邀请回港创办国际事务部,据当时联合交易所理事会解释是因为她在新鸿基银行及证券集团时的杰出表现,且要在香港找一位既有财经知识,又具行政与市场推广经验,还要有跟国际企业机构相处合作之阅历的人才,实在很不容易。更要考虑到的是联合交易所面世,要进行的计划全是开山劈石的功夫,主待人必须具有克服巨大的工作困难的魄力与经验,方见成绩,尤其交易所开业时财政毫不宽裕,营运者的辛苦必然倍增。无疑财经界中人对梁凤仪过去的表现甚具信心。
  开创及主持联合交易所的国际事务部门,是将她在财经机构内表现的才能升级,毕竟所处理的事务在规模与层面上都已提升至更高的水平。梁凤仪在任期内,创举不绝,其中一例是利用联合交易所的最先进电脑设备建立了联系交易所与本港各传媒机构的电子网络,令每日的股票行情得以顺利迅速输送出去。最为国际业内人上所津津乐道的则是在联合交易所开幕时,她一手主持一个巨型开幕典礼,让数十个国家的交易所主席代表该国的金融齐来港参加一连串的节日,包括国际性证券研讨会,在红(石勘)体育馆摆下二日多席晚宴,安排伦敦与香港的卫星直播,让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内的财经名人能在晚宴上即席得以交谈。通过这开幕的隆重仪典,不只让全球知悉香港的证券市场下由一个日趋成熟的交易所主持运作,且展示交易所职员的缜密与强劲的筹组能力,加添了各国对香港市场的信心。
  与此同时,梁凤仪培训下属不遗余力,后来仍在她的机构内以及在社会上各具规模企业内任要职的行政大员,有很多都是出自新鸿基与交易所时代的梁凤仪门下。追随过梁凤仪工作的人,差不多都有同类意见:
  在梁氏门下工作,有如在商界的少林寺修身,受训学习期间,由于她要求极高极严,且以身作则,工作要废寝忘食,六亲不认,故而令追随者十分辛苦。但只要过得了她那一关,便似打出木人巷,以后在江湖上行走,就有不弱的武艺傍身。这位师傅无疑是脾气执著,严谨无比的,但她有一片真挚热诚与善心,坚持要年青后学通过训练与苦干,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人材。她非但不怕长江后浪推前浪,且欢迎后学者取代她,从而推动她也要去取代别人,那才是进步。
  梁凤仪通过联合交易所的工作继续发挥她在商业管理上的各种创意与成绩的同时,又开始了另一种尝试,就是在香港的报纸上写专栏,以纯粹业余身分从事写作,她的每日专栏竟收到意想不到的热烈回应。读者喜欢梁凤仪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梁凤仪的写作态度亲切诚恳,读她的文章,如在交一个直言无讳的朋友;(二)她慨然将自己半生的成败展露,并诚意地自生活实例上给读者各种做人处事的提示与意见;(三)她相当尊重读者,很注重与读者的沟通;(四)多姿多采的传奇式遭遇,放进文章内,使专栏充实已具新鲜感。
  在写作上的成绩,无疑是1986年至1988年间为梁凤仪的事业锦上添花。
  世界性股灾在1987年10月发生,震撼国际财经界,香港岂只不能幸免,且随股灾之后,香港联合交易所发生了天崩地裂式的动荡。港英政府为1997年将至而部署一连串的应对策略,其中计对金融界、直指证券业的计划,就从联合交易所发难。所牵涉的华资经纪与英资经纪的权力量斗争,以及港英为长远控制香港金融中心的意欲,都是极复杂极难缠极奸诈极惊险的一场风暴。总之,自此以来,华资经纪通过理事会所控制的联合交易所开始变质,而渐渐由香港政府通过证券监理处与依附港英旗号的经纪所操纵,这个政治经济权力斗争与演变过程,梁凤仪非但耳闻目睹,且是这漩涡中的身受者。
  1988年底,她在政治阴险手段与压力下离开交易所那个行政总监高职,与此同时梁凤仪不幸遭逢匪徒入屋行劫,把她绑束整夜,尽情搜掠侮辱,以致令她身心受创。然而,一如过往的作风,她随即就站起来,协助警方,擒获匪徒,并站在法庭上作证,把匪徒绳之于法。
  梁凤仪非常肯定地谈及这段往事说:"离职交易所与遭遇贼匪,同样是一个锻炼自己不畏强权的机会,我应怀着感激的心去接受考验,测试能耐与志气。现代妇女要行走江湖,不能怕风畏浪,应该乘风破浪。"
  之后她加盟领导华资经纪对抗香港政府的黄宜弘博士之家族辖下的工商集团,成为永固纸业有限公司的董事,这说明梁凤仪是站在华资股票经纪行列之内的,她非常诚恳地一再表示:"感谢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祖国给我带来的觉醒,在以后的生命里,我愿尽最大的努力为争取香港华人在祖国国土上应享有及被受保护的权益而奋斗。"
  证券界是梁凤仪事业成长的摇篮,对它的感情特别深厚。通过几年在联合交易所内的工作合作,以及在共同应付港英当局压力施加证券界的努力上,使梁凤仪个人的感情有意想不到的突破,她生命的第二个春天,正是在公事上照顾并重用她的黄宜弘。
  自1988年开始,梁凤仪的事业发展转向工商界,在她的策划与管理下,黄宜弘的纸品厂不需他费心,就雷厉发展。除在沙田与粉岭的厂房外,还北上深圳设厂,组合国内的劳工与香港的经验,以降低成本,保持贸量,为纸厂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在个人生活方面梁凤仪是相当愉快的。她在过往几年曾接获不少读者的关怀问候,希望她能早日得到家庭幸福。故而梁凤仪亦坦诚地在专栏内向读者介绍黄宜弘,并吐露心怀: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成年人的恋爱在乎相同的人生价值观。我和宜弘对国族的归属感与光荣感,对香港的关怀与爱护,对一国两制的信任与期望都如许的一致,我们是在同一个大前题与原则之下工作与生活,因而产生了对彼此的敬重和爱慕。
  由于晚清小说给她的启示与鼓励,1988年之后直至1992年,梁凤仪唯一独自发展的就是写作事业。
  自从目观身受港英政府施加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的种种不公平法则条例以夺得操纵权,而香港有部分新闻传媒碍着背景与利益关系,不作忠实与全面报道评论之后,梁凤仪极度痛心,在明白到失望与气馁无济于事后,她决心将她在写作上的天分尽情发挥出来,祈望有一天能通过流行小说,把香港"九七"过渡期内的众生相以及在商政界的种种不为世人所知的面貌揭露并记录下来。
  1988年4月她开始撰写小说,用香港的工商金融及政界为背景,写其中的港英部署、官商勾结、尔虞我诈、刀光剑影,以此为经,而以大都会内女性奋斗的真实过程、人与人之间的交情与男妇之间的爱情为纬,交织成每个布局都新鲜奇趣,且甚具资讯性、启发性、哲理性、娱乐性的故事,并命名为财经小说。
  自创作始,梁凤仪每月起码出版一本财经小说或散文。统计下来,梁凤仪已出版了财经小说《尽在不言中》、《芳草无情》、《风云变》、《豪门惊梦》、《我心换你心》、《千堆雪》、《骄阳不再》、《白云无尽时》、《醉红尘》、《九重恩怨》、《花魁劫》、《信是有缘》、《锁清秋》、《惆怅还依日》、《飞越沧桑》、《异邦红叶梦》、《笑春风》、《昨夜长风》、《誓不言悔》、《激情三百日》、《花帜》、《强人泪》、《今晨无泪》、《谁怜落日》、《抱拥朝阳》及散文集《勤十缘》、《重出江湖》、《妇女理财》、《老土亲情》、《是是非非》、《小女人小文章》、《一样米养百样人》、《精打细算》、《一马当先》、《各自修行》、《大城小品》、《兵来将挡》、《人算天算》、《畅所欲言》、《财来自有方》、《谁可叮咛》、《再战江湖》、《不记当年》、《心想事成》、《胜者为王》、《一言惊醒梦中人》、《行政秘笈》、《这就是梁凤仪》、《在商言商》等六十余部作品,财经小说及散文各半。在兼顾商场业务与家庭生活的同时,这位名副其实的业余作家,她的创作量是极其惊人,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
  梁凤仪在她的事业奋斗过程中屡创奇迹,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写作上的毅力与成果可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
  她坦诚地说:"写作是我喜欢的工作之一,然而,这份工作比其他各种工作推行起来都艰难百倍,因为必须独自孤寂地实行,没有旁人一丁点儿的扶助,纯粹是个人行为。创作过程是喜悦的享受,但下定决心摒弃其他热闹兴奋的事儿,提起笔来写的过程是异常艰辛,需要极大的自制与意志力。"
  认识梁凤仪的人都知道她随时随地的写作习惯,尽用所有生活上的时间空隙,不论人在飞机上、车上、船上,只要能坐下,她就摊开稿纸"沙、沙、沙"地写,不曾放弃分秒。发行的书商形容她说:"如果不是眼见,不会信以为真。梁凤仪可以一边在她经营的书店内,监督下属与我们合作收拾与填充书架,一边就坐在书店一角的地上写作。"
  最令人不能不佩服的是,1988年当她承受着匪徒入屋打劫的压力,要与警方携手布下天罗地网,等候劫匪落网时,她也依然伏案疾书,不让报上的专栏脱稿。当时与她并肩作战的警官说:"令我们骇异的不是匪徒的恶行,而是梁小姐在极度困扰之中所表现的冷静与韧力。"
  如何能在写作上发挥这种强劲的自制与意志力,梁凤仪解释说:"自创作中所得到的抒发,其实可以用另外很多较轻松的方法零星替代。销售上获致的经验效益虽然很好,但在商场上不缺比写作更能赚钱的机会。故而,上述二者的得益,并非不可取代。只有读者的拥护,令我想不到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回报。也因为有着他们的支持,促使我勇敢而乐意地肩负起一份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利用其长处、机缘、实力去对民族国家社会作出心力的贡献。要通过文学创作把讯息传达于民,我认为首先要令作品流行,有了广大读者接受,才可以达到目的。市场推广的经验告诉我,要成为流行作家,必须先累积丰富的作品数量,形成一种气候,成为一个系列。在畅销之后,拥有庞大的基本读者层,始在写作上的工多艺熟,熟能生巧情况下,详尽而细致地创作一本更赤裸更坦率更多资料更曲折更不可为世忽视的有关香港过渡期内商政内幕的小说,如此计划安排,成效才会更高。"她又补充说:"我不能打无把握的仗,尤其在严肃的事情上。"
  梁凤仪决意以短短几年时间,为她渴望写成的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的证券界血泪史做好总准备功夫。因此,体力分明不如青年健旺的她,身旁的商务家事有增无已,但她依然心甘情愿地放弃休息与娱乐时间,力抗身心得以轻松的引惑,在香港那个可以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坚持闭门面壁,挑灯苦写。在没有经济要求的压力之下,维持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劳动十四至十六小时,全年没有正式假期的生活方式,一步一步地完成她的心愿。
  显然,她的计划在逐步实现。不但在数量上达到她预期的理想,并在书业市场上引起震撼,就以反映受欢迎程度的销售成绩上,也极可观。她的作品开始出版,随即在香港各大书业的畅销书榜上一直占有席位。1990年与1991年香港举办的大型书展内,她往往是最高本数销售量的作家。1992年香港最具规模的市场统计调查机构SRH宣布,全港书店公认她是最受欢迎的三大作家之一。并获得了香港政府市政局与香港艺术家联盟联合主办的1991年作家年奖,表征了她在写作上的成就。
  同年8月21日,中国大陆中央一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出版梁凤仪的系列式作品,使她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香港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来只出版在文坛上有代表性及肯定地位的文学作品,梁凤仪之入选本身就是对她作品价值的肯定。社长陈早春说:"作者有着丰富的阅历和深厚的生活根基,研究过晚清的小说,有过从事戏剧创作和登台表现的经历,深谙通俗小说情节的提炼、故事编织和冲突的处理,作品有较强的可读性。而作品中洋溢的人类正义感、民族自尊心,是颇能感动读者,引起共鸣的。众多女强人的形象,能激励弱者自尊、自爱、自强。她的小说被目为'言情'小说,但她迥异于一般'言情'小说家。即使在爱情的玫瑰色中,也渗透着香港商业社会的光怪陆离;兰阁之中,树荫花下,也跳动着社会的脉搏,除了情人的倩影之外,还有社会的众生相。她着重反映的是香港回归祖国前这一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社会生活。从这种意义上说,梁女士是别的作家所不可取代的,至少在目前。"
  人民文学出版社破天荒地推许香港作家,并作系列性出版,首先推出梁凤仪的三本作品是:《花魁劫》、《醉红尘》、《豪门惊梦》。随即引起新闻界的关注报道,消息发放全球,很为文化界瞩目,在各重点城市先后举办梁凤仪作品研讨会,纷纷发表的评述文章,转载各报刊,并修辑成专书《海峡两岸的梁凤仪》(1992年,勤+缘出版社)。
  综观梁凤仪作品在中国大陆作系列式出版及发行后所达至的成绩有下列数项:(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发行后一个月内就宣布再版,印销售数量约达三十万册。发行后两个月,即1992年11月全国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订购之册数,已令梁凤仪财经小说肯定在国内售出一百万册。(二)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创下一天销售三千册记录。在上海成绩更好,新华书店一天售出四千册。(三)新华社及中国新闻社将有关销售发布全球,中央电视台晚间七点新闻联播即日报道梁凤仪作品新闻发布会情形。台湾、香港以至全球各地之华文报刊均热烈转载。(四)随即引起海峡两岸电视台争相开拍梁凤仪财经小说的热潮。在台湾更有电视台版权争夺战,最终由上海电视台,陕西电视台与台湾电视台率先以协拍形式合作制播梁凤仪作品系列、诚属创举。(五)1992年全国书市在四川举行,宣布梁凤仪财经小说为最畅销书籍。
  这位被中国文坛领袖人物之一的冯牧先生称为"劳动模范"的香港女作家,除了励志创作外,从没有放弃创业的念头与行动。配合她本人的写作理想,于1990年12月创办勤十缘出版社,并在两年内被SRH调查报告报道为全港三大最受欢迎的出版社之一,已出版了九十余位海内外作家共二:百余种图书,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书本再版率达百分之八十,只有两年便出现股东意料之外的溢利。
  集团辖下的黄金屋图书公司是在香港经营数十间百货连锁店的中文书总代理,成绩亦有目共睹。
  梁凤仪认为:"经营出版社是将理想与商务配合,市场永远容得下悉心经营的生意。而实际上,读者风气很值得培养,因为一个愿意在课余工余阅读的人,即使他以此为消闲节目,也可以同时增加知识,并强化他应付危机的能力。"
  在营商、写作、照顾家庭之余,梁凤仪还尽她的一份力量筹组了一个香港政府批准的勤十缘慈善基金,以捐助华人社会之文艺活动、清贫奖学金及支持各种善举为目的。成立后,参与过的慈善活动有:香港警察子弟奖学金、香港英皇学院同学会东南亚七天学术交流团赞助、香港国际经济学会学术研究赞助、华东水灾救助、香港女青年会举办青少年阅报剪报比赛赞助、工业工程师专业协会大专奖学金、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赞助、上海学术发展基金会赞助等,以及积极捐助学业成绩优异及能写好中文文章的年青人奖学金,并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到自己国家来工作。
  梁凤仪在企业上的成就,当然远远不如李嘉诚、霍英东、郑裕彤等香港富豪巨子,在文学上的地位,也不是冰心、老舍、巴金等公认的文学作家。然而她笃行"勤+缘'信条,充分发挥不折不挠,不亢不卑的时代女性奋斗精神,加上她的崭新创意,以及对国家、民族、社会、时代的爱护与抱负,处处都显示出高贵的情操,且发挥到企业与写作上,自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未必单纯以企业的资产值去衡量企业家的成就,那要牵涉到若干客观条件。若以企业家的创业态度、奋斗精神以及善用手上机缘条件得出的成就而论,梁凤仪是获得相当高分数的年青企业家。
  她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席话,表达了她的内涵:
  我觉得人生除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以外,也必须面对工作、事业、各种人际关系、国家和民族等问题。故此,我尽我最大的努力,盼望通过我写的故事,对现代人的爱情人情作出描写,对工商界可能出现的阴险奸诈、对九七年之前出卖中国民族与香港利益的政治阴谋,都提出指控,也对现代女性在国际都会中的奋斗作一些报道,更对香港回归祖国过渡期以内应有的良知操守作一个交代。
  她的作品,正是她这种愿望的深沉的展示。
  能够肩负社会责任,艰苦地坚持把大时代的资料,用文字记录下来,揉合于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品之内。这样的作家,一样值得我们报以掌声。
  梁凤仪创办的慈善基金甚至与公益金所能照顾之贫苦大众、教育公益,在规模与实力上,有天渊之别。然而那种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不轻视个人心力,不否定滴水累积可成江河的毅力,同样是在奉献社会、造福人群,值得人尊敬。
  梁凤仪的前半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任何一个言必信,行必果,不畏难不怕苦,不恐惧跌倒的时代女性,只要贯彻实行梁凤仪笃信的"勤十缘"做人处事方程式,一定会获得成功。梁凤仪说:"自己从小到大,四十多年来都是将勤补拙的人,我很愿意不断地努力去做一切我能应付得来的事情。写作是我的兴趣,也可以把我的思想、意见、感受、观察,通过文字写出来,只此而已。"以"勤是人算,缘是天算;勤可以掌握,缘是天意"为人生航标的梁凤仪,她的传奇故事还在继续;在事业上,文学创作上,还有奇迹吗?梁凤仪的微笑和时间都会告诉人们: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她将出版第一百部作品——长篇小说《回归大风暴》。这就是"勤+缘"的梁凤仪……
199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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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目 录
上卷
陈衡哲 白 薇 袁昌英
庐 隐 苏雪林 凌叔华
冯沅君 冰 心 石评梅
罗 淑 丁 玲 杨 刚
陈学昭 谢冰莹 葛 琴
沉 樱 彭 慧 罗 洪
萧 红 白 朗 草 明
赵清阁 杨 沫 曾 克
琦 君 陈敬容 韦君宜
林海音
下卷
黄庆云 李 纳 郑 敏
杲向真 菡 子 张爱玲
柳 溪 聂华苓 黄宗英
茹志鹃 邢院生 宗 璞
贺抒玉 柯 岩 刘 真
葛翠琳 赵淑侠 於梨华
谌 容 张 洁 三 毛
梁凤仪
·关于本书
□ 作者:阎纯德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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