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翠琳的工作和创作都是勤勤恳恳的，1954年，她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团员和模范团员。1956年她任北京市文联创作委员会专业干部，被评为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
葛翠琳在这个具有自然原生态的"港湾"里天真地生活、工作和写作，先后在《少年文艺》、《新港》、《北京文艺》、《人民文学》、《文学月刊》等杂志发表童话《少女与蛇郎》《种花老人》、《泪潭》、《小红花和松树》、、《野葡萄》、《雪梨树》、《采药姑娘》、《聪明人》、《雪娘与神娘》等重要作品，这是她创作的第一个爆发期。正当她的创作向更高境界发展之时，她的梦突然真的演化为童话，心目中的那个原生态的自然"港湾"，也不再是避风港，1957年，一个灭顶之灾的巨浪吞没了她——她被打成了右派。她有何反党反人民的错误言行？没人说情。"莫须有"，是斗争的需要，于是她下了农村——劳改。她当过老舍的秘书，但她的的"失踪"老舍并不知道。"有一次回城，她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补钉衣服，满脸灰尘，像个老农妇，在街上碰见老舍，她想一低头过去，很怕给他添麻烦，所以就没打招呼。没想到老舍一眼就认出她来，主动招呼她："您去哪儿？冰心几次问我，葛翠琳到哪儿去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没人告诉我。"老舍对她很关心，她只好告诉他她在农村种地、挖河、修路，进行改造，由一位肃反时受审查的笃信基督、为把上帝的爱带给人们而甘愿受苦的姑娘负责监督她。老舍黯然，没有说话；葛翠琳却感到了信心和勇气，她心里有神有鬼也有人。
这一次在农村劳动改造，经常"大战"到深夜，吃在地里，休息在地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一长，同农民也熟了，休息时就听他们讲故事，日积月累，便记录了许多文学资料。后来她还在当地办了一个农村托儿所，"为了带好这些孩子，除了照料他们吃睡，还要讲故事教唱歌儿。"这时期她编了不少童话、故事、笑话，还整理了一些谜语、谚语，主要就是为了哄孩子。她回忆说："有时候我带孩子们到田野树林里去玩，我讲故事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又把自己从家里听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使我更多地熟悉了孩子们，也听到了更多的故多。每天都要讲故事，我只好一边讲一边编，有时讲到一半下边编不出来了，孩子们就会提出各种问题，还会补充很多富有想象的结尾，最后由大家完成了这个故事。"（《葛翠琳作品选，我爱儿童文学（代前言）》）她曾经把这些民间故事、谜语和谚语记录下来，作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她在改造的苦海里，打捞出许多金色的贝壳和五彩斑斓的珊瑚，那是一个迷人的童话世界。但是，她的恶运还没有结束，起于1966年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像一场平地而起的龙卷风，将她的那些心爱的古今中外童话书籍，以及全部作品草稿、创作素材——一她辛辛苦苦记录的传说、故事、谜语、谚语——一扫而光，片纸未留。但她写作的欲望并没有破灭，那些优秀童话里的人物和故事经常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幻想着美好的未来，会像童话里的奇迹一样出现，真理战胜邪恶。这时候，她悄悄构思了许多童话，虽然没有写成文字，但却有了雏形。
20年后，她盼望的那一天终于伴随着鞭炮锣鼓和游行的人群来了。风息浪上，一个在人世间遗失多年的梦又重新拾起，她又出现在那个港湾，还是风和日丽，美丽的沙滩上还是那么多儿童少年，她又回到她所钟情的童话世界，她在十九岁开始的事业，又得以重新开始。
三
太阳终于钻出历史的黑洞。1979年，她被错划右派得以平反，调入北京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委员会委员，主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建国10周年《童话寓言选》。之后，她任北京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理事、全国儿童戏剧会演评奖委员会委员、全国首届少年儿童广播剧评奖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委员、宋庆龄基金会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华儿童文学创作评奖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七届妇女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五第六届执行委员、北京市第六第七届政协委员、北京少年儿童图书研究社社长、冰心奖评委会秘书长；先后为华北、华南地区、西北西南地区、湖南、江西儿童文学讲习班讲课；出访日本、泰国，瑞士、法国。1988年任瑞士儿童书籍国际奖评奖委员会委员。
四十多年来，葛翠琳到过牧区、渔岛、山区、农村、城镇、矿区，和千千万万的孩子在一起，她知道孩子们需要爱，需要知识、智慧，而书可以给他们需要的一切，书里有滋润孩子心田的清泉。葛翠琳多次说：一我之所以几十年坚持为孩子们写作，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孩子们需要我，我需要孩子；孩子们给予我的爱，注入我心灵的力量，是世界上任何珍贵的东西所不能代替的。"爱是理解，是信任，是无私的给予！她和孩子都需要爱，爱是伟大脐带，是母亲和孩子之间一体的人性自然联系。
四
葛翠琳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中的重要作家，在四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她用爱的乳汁、伟大的情操，在少年儿童的幼小心灵上建造人类真善美的圣殿。作为作家，新时期以来，她的笔更健、更执著；作为少年儿童工作者，她的情怀永远是母亲那种固有的温暖。
她的童话创作独树一帜，是当代文学史上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收获。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葛翠琳先后出版章话集《野葡萄》（1956年，北京大众出版社；增订本，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台湾光复出版社；被译成英、法、德、俄、日、泰六种文字，1980年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英文本在瑞士儿童书籍国际奖评为优秀作品，拍成电视片在德国慕尼黑电视节获奖）、《巧媳妇》（1956年，儿童读物出版社）、《采药姑娘》（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金花路》（1980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比孙子还年轻的爷爷》（1980年，新蕾出版社）、《翻跟斗的小木偶》（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星儿落在北京城》（1981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蠢婆娘和巧媳妇》（1982年，香港新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葛翠琳童话选》（1983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进过天堂的孩子》（1984年，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最丑的美男儿》（1988年，海燕出版社；获第二次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一片白羽毛》（1990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春天在那里》（1990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迷路的小鸭子——中国著名作家幼儿文学作品选》（1991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葛翠琳中篇童话选》（1992年，希望出版社），长篇童话《会唱歌的画像》（1994年，海燕出版社），长篇小说《蓝翅鸟》（1985年，新世纪出版社），儿童文学选集《花孩子》（1984年，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寻贝集》（1987年，新世纪出版社）、《葛翠琳儿童文学作品选》（1989年，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葛翠琳作品选》（1992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及儿童剧本《草原小姐妹》、《任性的小白母鸡》、《小羊羊的心事》、《小淘气的决心》（1981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野天鹅》（1988年获文化部优秀剧目奖）、《摘星星的孩子》、《勇敢的朋友》等多部。另外，以她的作品配画的低幼儿童读物计有《花孩子》、《春姑娘》、《冬爷爷》、《寻找春天》、《银鸽儿和小公鸡》等近20种，其中《春天在哪里》于1985年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举办的低幼儿童文学读物评奖一等奖。在报刊上发表童话70余篇，散文和儿童文学评论近百篇，1994年她在《北京文学》第8期发表的中篇散文《魂系何处——老舍的悲剧》，是一篇感人的获奖作品，以真诚，以良心，以勇气，拷问灵魂，鞭答罪恶，再现人鬼颠倒历史的社会悲剧J她的童话被选入《儿童文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剧本选》（同上）、《童话寓言选》（同上）、《中国优秀童话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获奖寓言童话选》（新蕾出版社）、《中国童话名篇选讲》（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外童话名著金库》（三环出版社）、《童话十家》（河南少年出版社）、《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希望出版社）、《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当代女作家作品选》（花城出版社）、《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同上）等一百多种选集，她的散文和诗也被收入多种选集。她还主编《童话寓言选》（1949-1979）、《中国童话佳作选》等10种。自1980年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她的评论、专访和消息计有180多次。
这些不完全的统计和数字，虽不是理论，却比理论更有力，证明葛翠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童话作家和文学活动家之一。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叶圣陶、张天翼、严文井等童话大家，曾为我们创作了不少名篇，为中国童话创作奠定了基础。葛翠琳是1949年之后成长起来的优秀童话作家，以名篇《野葡萄》为代表的前期童话，诗情画意，情景交融，自然之美和人物的心灵之美结合得天衣无缝，表现出她在发扬中国童话优秀传统和汲取世界童话大师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取得的成功。无论是她的《采药女》、《泪潭》，还是《种花老人》、《金花路》，这些童话佳作，无一不透露出思想和艺术交融的光辉。而她以《翻跟斗的小木偶》、《飞翔的花孩子》、《最丑的美男儿》和《会唱歌的画像》等为代表的后期童话，其创作不仅具有前期作品同样的完美，更在艺术上多了不少新的开拓——恰如其分的艺术夸张，荒诞，更多的奇妙幻想，使她的作品更具感人的艺术魅力；由于她坎坷的生活遭际，她的后期童话也更多了一些历史般的厚重和苍凉。她的童话，不仅描写优美动人的故事或传说，传递真善美，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使小读者听到时代的足音，看到现实生活投射的影子。
童话是各种文学形式中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一种。它既有极其丰富的幻想性、荒诞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科学性。葛翠琳在《童话漫谈》一文中说："童话植根于生活，但比生活更美，更理想化。幻想的依据是实现。通过幻想，表现人类美好的愿望和信念。童话能表现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大自然中的一切，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可以作为童话中的人物来表现。风雪雷闪、虫鱼鸟兽、日月星云、花草果本……都可以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而又按照它们自身所拘围的特点，反映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现象，构成童话里的人物和故事。作者自己的立场、观点、见解、感受和愿望，通过自然界的物，形象地曲折地表现出来，达到吸引和感染读者的目的。"她这些关于童话创作的理论认识，是她创作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又指导和影响她的创作。
她的童话创作尽管时时贴附着现实的土壤，时时闪耀时代的风韵，但却是文学语境中耕耘的结果——在广阔的艺术空间里完成幻想得离奇的故事和人物的变形和夸张，达到对现实的艺术超越。这也是她不断强调的，比生活更美，更真，更理想。
她的新作《会唱歌的画像》，真是幻想得奇特、自然、亲切，那独生女小姑娘杏儿，在她的恳求下，被从镜框里走下来的老人放进了镜框，从此她开始了她不寻常的经历，那小红鱼、奇怪的自由岛、霹雳院长、骗子城、灵魂市场、水中的奇书、会讲话的石头，她和巨人的漫游，梦一般奇，又现实般真，所见所闻，真是一座琳琅满目的知识宝库、酸甜苦辣的人生画廊。杏儿好像长大了，当她看见家中召唤她的楼窗和温柔的灯光时，她知道亲人在等待她。她终于体会了从前不曾体会的一切："亲人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是，做出了许多使人烦恼的事，但都是爱她的。经历了种种艰辛之后，了解了广大的世界，对温暖的家和亲人充满了感激之情。对学校里的一切，包括那些曾使她不愉快的小伙伴们，也满怀想念之情。一在这个美和丑交织在一起的丰富而复杂的世界里，杏儿理解了了这个世界，更加崇尚仁爱善良崇尚美。"快乐使人成长，悲哀使人成熟。杏儿微笑着走向未来。"杏儿作为一个榜样，这部充满了哲理的中篇童话，是会使孩子们成长起来成熟起来的。
作家要有责任感，为孩子编织故事的作家尤其如此。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永远不可忽视，失去了教育性，儿童文学也就失去了意义。让孩子向真向善向美，这是人类关于"人性"的基本教育。当然"只有作为艺术的童话，才能经常地把儿童的心灵吸引到美善、高尚、纯洁的事物上来，以便养成明朗的人性。"（日本童话作家小川未明语）儿童文学一是不能没有思想（思想，当然是作家在现实生活里的理想追求），二是不能没有艺术（艺术，自然是文学本身的特点和作家自己艺术创造），三是二者必须交融为一，然后才有真正的文学。
葛翠琳的儿童文学创作具有这种文学的完美性。作家都是以自己的灵魂和形象来进行创作的；葛翠琳也以自己的真，自己的善，自己的美在作品里凝聚人生真谛、人性光辉。除了文学创作，她的文学活动也是她文学生涯里的重要部分。从1950年在北京市文联任老舍业务秘书兼文联儿童文学组组长开始，除了创作，她在儿童文学活动和少年儿童工作方面也是功德无量。为了繁荣和发展儿童文学创作和文学新人的成长，1990年韩素音女士倡议建立"冰心奖"，而葛翠琳则是这一计划由"建议"到"现实"的关键的中心人物。一年一度的"冰心奖"，她作为评奖委员会的秘书长，从组稿，到评奖和颁奖，都要付出很多心血，其操劳之苦，难以言表。这些文学活动和工作，是她没有写成文字的美丽童话，是她对中国儿童文学及其与外国儿童文学的交流的重要贡献。
1994年10月19日，北京作家协会召开了"葛翠琳作品研讨会"。几十位文学研究家、教授和作家，对她的才华、人品、文品及其勤奋精神和她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予以充分的肯定。
在人类的全部生命和社会活动中，儿童文学属于文学王国里的基础。凡属基础范畴的东西，无疑是重要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建设孩子的世界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的。谁拥有孩子，谁就拥有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模型，是从孩子们的眼睛折射出来的。孩子就是未来世界的模型。因此，为孩子们建设健康的精神家园，应该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之一。但是，我们为孩子们写作的作家大少，我们要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不要糟粕，要精品！葛翠琳是一个榜样，她的作品也是一个榜样。因为，作为一个母亲，一个精神的母亲，她用她的心血，她的作品，为儿童世界营造了一座美丽的精神家园。
199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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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赵淑侠
阎纯德
1994年的金秋，在武汉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我又见到了赵淑侠。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上，专家教授们称她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一座桥梁、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而她的作品，被誉为百方文学界盛开的一朵东方奇葩。
桂子山温馨如梦，常常令我想起；另一个金秋——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满街的鲜花把首都装扮得如花似锦。
车水马龙，描绘青春。人们在商品社会的大潮中奔忙、陶醉，我在滚滚红尘文海里寻找另一个世界和知音。
1992年10月15日，北京，王府饭店。
我应约去见著名华文女作家、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第一任会长赵淑侠女士。这是我第二次见赵女士。第一次是1988年8月13日，在她叔叔家里，那时她刚从东北老家访问回到北京。而我们通信则是在1984年岁末我在法国马赛第一大学任教开始的。
岁月无情，一晃就是几年。几年，好像就是几天，几分，几秒；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但是，现在的赵淑侠已经今非昔比。在她的两本小说《梦痕》及《翡翠戒指》相继译成德文出版及长篇小说《赛金花》在台湾和大陆同时面世之后，更是文名大振，不仅名满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华文世界，连德文世界也是闻名遐迩。
赵女士：身着件薄薄的尖口红毛衣，一件黑地红花披肩搭在肩上，娟秀雅致，风采依旧，看上去也不过五十来岁。她满面春风迎着我，向我介绍过与她同行的三妹赵淑倬之后，第一句话就说："接信后即写一信，连同复印好的资料由我女儿于9月23日迅速投邮。阎先生接到了吗？那是些很重要的资料……""不必担心，我海内外的邮件很多，十多年来还没有丢过一次；没收到是暂时的，因为邮路太长……"我安慰她。
我对赵女士的访问是漫长的。我喜欢追踪作家。像对许多作家那样，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对其生平创作资料的搜集积累。我知道，她不爱写自传，不爱回忆，而我想知道的，除了现在的、未来的，更多的还是过去的。面对这个矛盾，不是她屈服，就是我妥协。这是一次长谈。我的提问虽然零乱，却不用题。为了抓紧时间，我们都同意委屈一下饥饿神经，免去一次午餐。我很愉快，能又一次摇着小舟，沿着岁月的长河逆流而上，探索赵淑侠故事。
可怖的童年
童年，是人生的基石。童年应当是美丽而幸福的，而赵淑侠的童年却是苍白的。
她的故乡是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肇东县，而远祖则世居年年遭受黄河之灾的山东省齐河县。在父辈之前，赵家不是书香〔1第，世世代代以农耕为生，清朝末年的连年黄河泛合和旱灾，把身为佃农的祖宗赶到了关东那片黑土地上。运气、勇气、智慧和毅力的艰苦考验，经过数代人的开垦耕耘，发家致富，后来终于在祖父的时代成为大富的农耕之家。祖父是读过私塾的憨厚淳朴泥脚汉子、不会多说，只会身体力行，深明做人之大义：有了财富不只是增加个人的享受，于一家老小的温饱之外，还要照顾地户的生老病死，还为当地建造学校和图书馆。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义举，为肇东人传为佳话。
决心改变愚昧落后的祖父，在赵淑侠的父亲还是儿童时，就要他好好读书，将来精学法律，"为传统人治政治体制下无权发言的小老百姓主持一些公道和正义。"他没有辜负这个期望，终于沿着父亲指出的道路走出一片光明：他考上了北京法政大学。但那时，东北那片沃土肥水已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魔掌下的猎物。他从北京法政大学毕业，返乡服务于政界，同就读于哈尔滨医专、出身于属于旗人的官宦之家的女子结婚。"九·一八"事变后，他们逃到北京，不久，于1931年12月30日生下长女赵淑侠。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姑及众多的堂兄弟姐妹，厮守着那块有着养育之恩的土地，也更早地品尝了失去自由的滋味。
赵淑侠的母亲知书达理，懂音律，擅丹青，有着不凡的绘画和音乐之才。但在赵家，这个天分并不被公婆看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千古教条，在越是有眉有眼的家庭越是顽固不化。母亲的天才和智慧也没有束之高阁，让它白白来世一场，她精心地传给了小名叫爱珠与禾珠的赵淑侠与赵淑敏姐妹。母亲教子有方，赵淑侠三四岁后，就规定每日描红、写大字、认字、背唐诗，如果功课做得好，还有奖励——"奖品就是母亲的画，多半是猫、马、猴子和画眉鸟；我非常珍视这些画，每得一张就挂在我床旁边的墙上，挂得一面墙满满的。"这是作为长女的赵淑侠，留在记忆里的最初的故事。典雅，清纯，不事浓妆艳抹的母亲，在赵姓这个大家庭里，逆来顺受，勤勤恳恳，一颗爱心变成了赵淑侠文学基石上第一铲土。后来，赵淑侠之妹——作家赵淑敏回忆说：危险的气质和艺术的造诣"嫁到以纯实用主义的垦裔族家庭"，都成为无用的浪费；"幸而妈妈属于多子母且儿女们都得她的一些遗传，几乎个个都喜爱音乐或美术。最明显的例子是得了爸爸的好嗓音和她的音乐细胞的四女儿便成了真正的职业声乐家，老大淑侠原来从事的行业是美术设计；老二淑敏在可塑的年龄也曾受师长的怂恿专习声乐和西画。而多思善感，美术的灵气和天性，更分给了淑侠和淑敏。父亲晚年曾对人说，淑侠淑敏能成作家，全因他的遗传。不全对，文学的情感，艺术的气质是得自于母亲的。"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七七"事变终于爆发了。正在小学一年级读书的赵淑侠，第一次听到老师那样激动的声＃曰：
"孩子们，咱们到底抗战啦！"
她终于懂得了"抗战"是怎么回事——用老师的话说，就是"人家怎么打过来，我们就怎么打过去！中国不能老是受外国的气……"是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中国人受尽了欺负。
深秋，落叶在街上被风赶得到处乱跑。兵荒马乱，商店关门了，学校关门了。赵淑侠一家从沈阳坐火车入关南逃。火车像罐头盒，挤满了难民，像牛车，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日本兵已经占领铁路沿线的车站，明晃晃的刺刀，炫耀着大和民族的野蛮。在一个车站，赵淑侠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官用长长的刺刀将一个西瓜小贩的满摊子西瓜一个个劈碎，然后把他打倒在地，用皮靴疯狂地把他踢得头破血流。这一幕，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永久的恐惧和模模糊糊国破家亡的惆怅。
战火吞没了童年和青春。
赵淑侠一家像许多中国家庭那样，在日寇的驱赶下仓皇南逃，从此悠闲安静的日子不复存在，昔日梦境也无处寻觅，中国在战火中受难，也在战火中新生。
飞机的轰炸声和时远时近的炮声制造着死亡和恐惧。
狼烟滚滚，携儿带女，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先北平、南京，后武汉、湖南，黄河长江山山水水，赵淑侠一家也是这难民潮中一叶颠来簸去的小舟。
许多往事，赵淑侠不能都储存在记忆里。火车，汽车，渡船，牛车，步行，风风雨雨，忍饥挨饿，酷暑严冬，如何随父母南下入川的，赵淑侠似乎不甚清晰，又仿佛是一场梦……
沙坪坝
他们终于在四川重庆沙坪坝定居下来。
第一天，就听说有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在江边等船的时候被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得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当晚，熟睡中她被惊慌的父母叫醒："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有警报了！"她穿上衣服跟着大人跑，钻进啦啦滴水、湿呼呼的防空洞，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大家惊慌地等在那里，有的坐，有的站，面对面，没有声音，甚至没有呼吸，有的把自己交给上帝，有的把自己交给侥幸，有的只是听凭自然，一句话，让命运安排一切。一阵天崩地裂的爆炸之后，解除了警报，她听大人说，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燃烧弹，炸死了许多人，烧了几条街。"日本人，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欺侮我们？"赵淑侠的悲愤感情不比大人少，她觉得不可理解，日本人不呆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奸淫烧杀抢！？
在国难里，赵淑侠一家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起经受熬煎。"头两年，日本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我们日夜不分的就忙着逃警报，警报解除之后回来，不是见燃烧弹烧得半边通红，便是见断墙颓壁，遍地瓦砾……"大后方重庆也没有安定的日子，严重地受着战争的骚扰，人人不得安生。当时赵淑侠的父亲在东北协会服务，薪水低，养家糊口都成问题。赵淑侠回忆说："……战时物资奇缺，生活艰苦，妹妹们又一个个出生，父亲做官清廉，除了薪金之外没有一星半毫的'外快'，每月收入只够半个月的开销，另外的半个月生活全靠变卖母亲的各种首饰维持。于是，母亲指头上的翠、钻、宝石，一样样，全变成了肉菜米面，进了我们的肚子……"这记忆犹新的战争苦难，回忆起来很不轻松。
沙坪坝小镇不大，却荟萃了从南京、天津等地迁来的著名学府，文化气氛极浓。东北协会附属小学（又称东北小学）也挤在那里，赵淑快最初的小学生活，就从那里开始。校舍因陋就简，两个年级只有一间教室。就在这样的教室里，赵淑侠同许多孩子一起，从书本和老师那里学习、了解、思考社会和人生。
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赵淑侠对童年没有太多的美好记忆——战争、逃难、恐惧、挨饿、冷遇、不公平，没有一点诗情画意。她在《自传》里说："在小学时代，我是个出类拔萃得差不多要算'天才'的那种小孩，可是因为生活中缺少安全感，心情上觉得无法获得父母的喜爱，性情就难免有些孤僻，郁郁寡欢，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活泼，生命有力。"
赵淑侠这种心态从小压迫她，幸福似乎与她绝缘。在学校里她也受那些不懂事的同学的欺侮。当时她长得黄皮瓜瘦，又矮又小，尽管学习力争上游，功课门门优秀，但也难像那些白白嫩嫩、打扮得如花似朵的同学那样获得老师的欢心。"在我童年时代的心里，可以说整个被忧郁、惧怕、孤独和无依无靠的惶恐笼罩着。"长长的，厚厚的童年时代的阴影，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黑暗，使她几乎无法走出惶恐心态的重围。
大概九岁时，她读到一本《穷儿苦狗记》。穷儿的悲苦命运，使她难过，同情之心也第一次把她和书中的人物联系起来。这本书好像一把钥匙，启开了她的心智，仿佛走进了另一个天地，使她眼界大开，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从此她开始一本接一本地、欲罢不能地读起课外书来。那时她不懂文化不文化，只是饥不择食，抓到什么读什么，不分好坏，也不管看懂看不懂，书便是一切，那里有一个迷人的天地，那里有无穷的幸福。十岁之前，她已经读了鲁迅、巴金及许多成人剧本和小说，而童话一类的书反而是她成人之后才读的。以她那时的眼光看来，仿佛张恨水比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还要高明。
东北小学开办不久，终因经济桔据而关闭。当时赵淑侠十一岁，她只好转到红庙小学继续学习。可能因为她是长女，父母总是忽略她的存在，也许父母逆境中的心绪欠佳，或望女成才心切，在家里不仅没有自由，还常常挨骂。无爱的家庭和学校在她感情上留下黑色的阴影；在她读了一本叙述一个孩子从家里出走的故事之后，一下子就变成了她的反叛情绪，那个小主人公的胆识和勇敢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她，于是便也产生"逃"的念头：到盘溪"孩子剧团"去！他们是专门收容没有父母的孩子的。那时她认为自己有演戏的天才，将来一定能成为名演员。但是，最终她没有勇气迈出实践的步子。
寻找自我
赵淑侠对文学的偏爱和天分，在小学时期就表现出来了。不少学生对文学还在蒙昧状态时，她已经开始写诗了。抗日的烽火正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燃烧，嘉陵江从高山走来，也给赵淑侠带来了诗情：
啊！嘉陵江，我的母亲
你日夜不停地奔流，一去不回头
浪涛是你的微笑，水声是你的歌唱
啊，我的母亲，你日夜奔流
正在从我身边溜走……
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冬天穿着黑大衣，口袋里装着自订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她的诗作。赵淑侠说，那时那种强说愁的童言，给时时操心的母亲带来许多不安，而自己则认为那是一颗诗心。
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赵淑侠班上来了一位姓傅的级任老师。他是四川人。这位老师与别的老师的兴趣大异，对那些白白嫩嫩的洋娃娃并不另眼看待，他喜欢的是才。这位傅老师看过她写的作文之后，像在沙海里发现了一颗明珠那样兴奋，他一口咬定她可以当作家，赵淑快从此也便成了他最宠爱的学生。赵淑侠回忆说，傅老师对她倍加"培植"，为她开文学小灶，给她文学读物，指导她看课外书，仔细地告诉她作文的方法，规定她每周至少写一篇作文，派她代表全班参加作文、演讲、美术、音乐等比赛，当她得了冠军亚军之类的锦标回来，他和赵淑侠一样高兴，并口口声声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要做什么都会成功。"从那时起，她最喜欢的功课就是作文。每逢作文，便是长篇大论，没完没了。这时，她也迷上了闲书，什么《黑奴魂》、《鲁宾逊漂流记》、《小夫人》、《海浪》及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散文等等，都是她喜爱的作品。家里生活苦，没钱买书，她就像当时的大学生一样，跑到书店里，蹲在书架下，小说，散文，戏剧，新的，旧的，翻译的，什么都看；一次看不完，就把页码记下来，下次接着看。傅老师的爱护、鼓励和肯定，使赵淑侠阴冷的生活出现了融融春意，她也终于找到了自我。
走出寂寞
初中时的赵淑侠在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读书。这时，她的个性已经显露出来。生活沉重而苦闷，唯一的快乐是看书——废寝忘食地读闲书。跑书店看闲书，已经不能满足她的兴趣，于是就把父母给她的早餐费全部给了租书铺的老板。她常常背着父母看书看到深夜两三点，有时竟终宵不寐，由于睡眠不足，结果身体弄得面黄饥瘦。十二三岁的小小年纪，已经把《石头记》（即《红楼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孽海花》，以及当时流行的张恨水的小说，统统看了一遍。赵淑侠看闲书看得神魂颠倒，百事俱废，心里念念不忘的全是书上的人物和情节。她回忆说，由于迷恋课外书籍，"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偷看闲书，这就使功课急转直下，原来常得100分的算术，居然连混个60分都成问题。但这时的我已显露了对文学和艺术方面绝对的兴趣。"她虽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但文学里的那种满足和陶醉是无穷的。
"这时，我是两个老师最看重的学生，一个是教国文的安老师，另一个是美术老师。"赵淑侠说，"每次作文本子发下来，安老师都要全班传观，再不就朗诵一段给全班同学听，他认定我有走写作路线的本钱，而且真就朝那个方向鼓励我。那位美术老师则认为我在色彩的感应方面十分敏锐，可以学美术。但是，这时我已'少年立志'，决心要做个摇笔杆的作家，对于做画家的念头一点也没有。"至于学什么，赵淑侠认为，十三四岁的孩子，就确定今后立志"干"什么，还嫌太早，可是她自己那时实在是在文学里陷得太深，致使功课一面倒，结果文史老师把她看作掌上明珠，称她为最有才华最好的学生，而数理老师，则认为她不可救药，是最笨的学生。
在家里，姐妹成群，赵淑侠为长，父母的注意力全在小的身上，这便造成她心理的极大偏差，总觉得父母不公平，不关心不爱护不理解她。"我在家里感不到温暖，只觉得痛苦，这时期的我，是个十足的问题少年。"所谓问题少年，一种是打架、斗殴、危害社会的少年；另一种则是感情脆弱，感觉敏锐，有志向而得不到重视，有思想而无人了解的少年。赵淑侠属于后者。而后者，苦闷最深，最重。在四川的那些年，她一直属于这样的孩子，内心充满了访惶，茫然，悲观和逃避的情绪。这种痛苦曾使她不能自拔，还是那位恩师的关心、爱护和教导，使她在痛苦里建立了信心。赵淑侠不止一次很动感情地谈起那位安拉师："我之所以对文学如此眷恋，经过了那么多的挫折和打击，还固执着我的写作之笔，可以说安老师的影响十分大，他曾说：'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气馁，人生的挫折越多，写作的灵感越丰富；不要犹疑，朝写作的路上努力。'这句话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就这样，文学作为一种光明和理想，使她摆脱了无数的烦恼，在绝望中看到了人生的乐趣与色彩。由于她的文章好，绘画好，再加上写得一手娟秀小字，她便成为办壁报的能手——不仅主持编务，写文章，还设计、绘制刊头。每当两丈长的大壁报挂在墙上时，她心里踌躇满志，同老师一起陶醉。赵淑侠说，仿佛她编的不是壁报，而是成人大报的主笔，正在为人类、为社会，做着了不起的大贡献。其实，不少作家的成功，就是从壁报出发，走上文坛的。
中国抗战八年，赵淑侠在"天府之国"过了七年。从童年到少年，她长大了，心理也在经历一种新的变化。她曾羡慕过一位高班女同学的漂亮与处境，希望上天也能给她这种幸运。"谁知竟出现了奇迹，在我们复员还乡的那一年，我突然蹿起个子来，把很多同年龄比我高的都赶过了，也不再那么黄黄瘦瘦，居然变得有红似白的了。这使我有由丑小鸭一下子变成白天鹅的快乐。"那一年，她还不足十五岁。
重庆，第一次给她艰苦和恐惧，失意和得宠，寂寞和希望，这个多味的人生和世界，最终成为这位少女的财富。山城重庆给她留下的是战争的魔影，而嘉陵江的流水没有辜负她，如今在文学王国里她一泻千里源远流长的歌唱里，总有这条古老江水朴素的歌声。
胜利之后
黄河东归大海，抗战已成过去。东北的高粱红了，秋虫和百鸟联手举行"八·一五"大合唱……
中国人八年的流离失所，饥饿，恐惧，死亡，遍地创伤，在赵淑侠心里铸成了不能磨灭的记忆。她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在那个时代，有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不会被认为是在卖膏药背八股，而说对国家民族的事做得去关心，是要让人讥笑蔑视骂得狗血淋头的。那个时代，"是把小我投入大我，多少情侣和年轻夫妻洒泪分离，男儿心甘情愿的投入疆场的时代。是青年们争着为保卫国家到前线和敌后去效死，死而无怨，死而含笑的时代。是物质之匾乏，生活之艰苦，精神之丰富，信心之坚定，在今天都无法想象的时代。是全国老少都爱唱抗战歌曲，流行歌曲流行不起来，也没有人屑于唱的时代。是作家们的笔一致为沉歌抗日圣战，为鞭挞日本帝国主义，为哀念死难同胞而写，人性与只关心个人感情的文艺作品不受重视，还要被责为没心没肺的时代。是中国民族万众一心，最团结，最有生气，中国人最以做中国人为荣，虽苦犹傲，一点都不崇洋的时代……抗战的年月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虽然充满危机、苦难、流血、艰辛，却也充满着生气、希苦、信心、斗志，令人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时代。"那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时代，在赵淑侠的生命里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这给中国的大地和人民带来了异常的兴奋和喜悦。赵淑侠回忆说："在那个闷热的夏天傍晚，也不知怎么听到日本投降的。人们像疯了一样，哗的一声叫起来，店铺的门口碑僻啪啪的放着鞭炮，小镇窄窄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有的哭有的笑，流浪了七八年的游子们要回老家了，悲喜交集得淌着眼泪引吭高歌。"（1985年8月，台北《联合报》所载赵淑侠文章《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血与火中流浪多年的人们可以回家了，可以拥有和平，拥有爱情，拥有家庭，可以建设新的生活了。赵淑侠一家也是欣喜若狂，盼望着回到故里与饱经战乱的亲人团聚。
怀着日本投降创造的令中国男女老少无法形容的那种激动和喜悦情绪，赵淑侠也流着泪水，告别老师同学朋友，告别沙坪坝，告别重庆，告别长江，随父母山一程水一程地回到东北。
赵淑侠的父亲是在日本投降后作为国民党的接收官员到东北的。她回忆说："在复员接收的混乱之中，有些官员竟利用职权，敛不义之财，而我的父亲一直为官，亦常有敛财的便利，可是他从未取过一文非分之财，也因此，我家的生活一直很清苦。抗战胜利后在沈阳，很多人都弄了一幢或数幢房子，我家却是片瓦皆无，借住一个朋友的公家宿舍。"在沈阳，他们一家还是过着相当桔据的生活。
"太平洋"传奇
"打回老家去！"那歌声整整八年，像潮声，像雷声，在祖国的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地倾诉着千百万"东北"人的感情和心愿。赵淑侠随着父母，回到了曾被日本人残酷蹂躏的那块黑土地。
1947年初，赵淑侠入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继续读书。文学仍然是她至真至诚的爱好，当时她最喜欢的一种杂志叫《太平洋》，该杂志抨击时弊，是青年中的明星杂志。
在学校，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她插班到东北中山中学之后，她所在的那个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男同学的学业开始上进了，不修边幅的，开始偷偷地搽起雪花膏，原来粗野的开始变得文静了……
赵淑侠正值如花似朵的年华，天生玉质，同学们无不认为她是学校唯一"漂亮得惊人"的"美丽女神"。在她那个班的教室里，第一二三排的左边计有五个女生，共同组成一片绿洲，而赵淑侠则是绿洲中的鲜花。鲜花总是惹人喜欢的，不少同班、同年级和高年级的男学生都暗暗倾慕于她。可是，赵淑侠拒人于千里之外，谁也接近不了她。当时她的作文最好，每每作为范文贴堂或朗读，受到老师的夸奖。赵淑侠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神秘无比。但总有大胆的男学生，当时有七个人每日神魂颠倒地给她写情书。七人中有一位属于年级高势力大者，他得知除他之外还有六个人也给赵淑侠写情书时，又气又恼，分别将那六个同学揍了一顿，要他们必须统统死了那份心，赵淑侠只属于"他"
东北中山中学里因她发生的骚动和"战争"，赵淑侠并不知道。赵淑侠自己说："我不爱讲话，当时我和男同学没有说过一句话。"少年人的单相思，苦恼着一大片，而她却仍然每天拿着一本《太平洋》，上课来，下课走，深奥得像博大的太平洋，平静得像安静的太平洋。
有一天，一位男学生喜不自胜地奔走相告他的伟大发明："告诉你，我终于给赵淑侠找到了一个外号——'太平洋'！"同学问他为什么叫她"太平洋"？他说理由有二：一是她总是拿着一本《太平洋》，人在杂志在，杂志便是她的标志；二是她的威严，谁也摸不透，就像深不可测的太平洋……大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从此赵淑侠的"太平洋"绰号便在东北中山中学传开了。
赵淑侠一头扎在功课里和文学中，本来对政治的兴趣相当一般，但那一次学生组织的反饥饿争民主的绝食行动她也参加了。绝食的滋味并不好受，她同班同学给她买了两个饼，可她不敢吃，当她看到领导绝食的头头也在吃东西之后，她才敢吃。
在沈阳，她读书的时间不长，可那里的日日夜夜，也颇令她难忘。至今她还记得那首荡漾在东北中山中学的校歌《惨然的微笑》：在这里，我听过大海歌唱，在这里，我闻过豆菊花黄；我和她曾并肩靠着椰子树，我和她曾谈起我的祖国。他睁着他那大而黑的眼睛他痴痴地，他呆呆地望着我。我和他的爱情同海洋深，他为我而断送了他的青春。那大海已埋葬了他的形和影，那大海却洗不尽我的仇和恨。我听见海风吹起浪潮，那正是他的灵魂向我呼号。我看见那阳光照着波涛，那正是他灵魂向我微笑——惨然的微笑……
赵淑侠在东北只滞留了一年，内战又得使他们"仓皇出逃"。战争连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枪炮声跟着赵淑侠，似乎在告诉她：这就是战争。就这样，她怀着不解和恐慌，看一眼漫山遍野的烽烟，又随着父母，先北平，后南京，1949年末，最后到了台湾。
"初恋"
战争给人生制造了梦。但对台湾环境陌生，而人情却又似大陆。她很熟悉那些面孔。那些北方人的语言，那些北方人的习惯，使她那种模糊的离开母体的失落，多少是一种安慰。但是，关山远隔，故乡何在？
初到台湾，他们连安家费都没有。吃住没有着落。"父亲原出身于大富之家，曾有过人间最优裕的日子。只因战乱关系，竟半生受生活的压迫，这也难怪他心情烦躁，终日愁眉不展，常发脾气。"赵淑侠说，"当我长大成人，吃过苦头之后，才慢慢体会了父母的心，可是在这之前，家里的气氛常使我感到极度的痛苦，有种被压迫的窒息感。"
在台湾，她在台中女子中学读高中。那时包围着她的仍然是无穷无尽的忧愁，一种不可名状的窒息感占据了"少女情怀"。不过，对赵淑侠来说，解愁的灵丹妙药还是文学。像在大陆读初中时那样——她把自己的感情独交文史，仍然做文史老师最好的学生，当数理老师最坏的学生。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她开始郑重其事而又神秘地向台中一家报纸的副刊投稿。当她的名字和那两千多字的散文赫然出现于报端时，那种"自我陶醉"第一次成为难忘的鼓励。当时高三文组的导师和国文教员是后来台湾东海大学国文研究所所长江举谦教授。赵淑侠回忆说，江教授"对我要当'作家'的志愿也十分鼓励，我的作文本子总是被红笔画满了圈，后面写着足以让我自认不做'作家'就'暴殓天物'的批语……事实上，江老师教出来的好几个操笔杆写作的学生，别人不论，只我们那年级就有我与於梨华……虽说写作是个人兴趣，然而没有良师给打好基础，也是不得其门而入。当时我和於梨华是最调皮捣蛋的学生，意见既多，个性又强，偶尔还会恶作剧；但江老师并不因为我们不够老成而见责，反而尽心尽力的培植，一再说我们有写作的才能，可朝这条路走下去。"伯乐识马，历史被他言中！於梨华和赵淑侠，一个在东（美国），一个在西（瑞士），他们都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代表作家。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句俗语被赵淑侠应验了。自从步入少女时代，她越发眉清目秀丰满潇洒美丽动人，于是"树大招风"，丽人惹事，无形中赵淑侠便扮演了"大美人"的角色，像"校花"一样，成了众人瞩目、名传遐迩的女学生，自然也就成了许多男学生注意的目标和"太保"们找麻烦捣乱的对象。一些幻想家大胆地替她杜撰传奇故事，以至于她真希望有那样的光荣经历。"但是我没有，连一般青少年们，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谈谈、聊聊、出去走走的年轻人的生活都不知是什么滋味，下了学就赶快帮忙家务。"赵淑侠说，"根本不懂什么叫'寂寞的十七岁'，只觉得一颗心苍老得像千年古松。"
高中毕业，赵淑侠的第一志愿是报考台湾大学国文系。她认为，国文系是文学的天堂，作家的摇篮。但是，考试因为数学吃了鸭蛋而名落孙山。赵淑侠被父亲痛斥了一顿之后，便到台中农学院办的补习班补习去了。在补习班，她还是国文老师的特优生，数学老师的特笨生；上数学课，还是不听讲——因为她已经好几年没有听过数学，不知该从哪里听起，索性放弃了。"这种放弃使我异常痛苦、惶恐、无奈，可又想不出别的办法，日子当然也就过得更无目的，仿佛在瞎混。"赵淑侠回忆起来，似乎仍感凄然。
——"不能再失败了，再失败就后退无路"。"投考的目标还是台大国文系，除了想一辈子写文章弄文学之外，别的什么全引不起我的兴趣。不幸，我又失败了……这次失败给我的打击最重，使我再也爬不起来。万念俱灰，自暴自弃，环境逼迫之余，我做了生平最错误、最荒唐的一件事。这件事给我的痛苦我永远不愿再想起，也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形容。忘了是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言人生。'我认为我是有资格言人生的，因为我哭过长夜。"赵淑侠所说的平生做的最错误最荒唐的那件事究竟是什么事，我没有问。人人都有隐私权，作家不愿说的，我也不必穷追不舍。
赵淑侠对人生的天真执著和纯情，受到雷火的狂暴闪击，她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她像掉在大海里，四顾茫茫，"连一根攀附的浮木也找不到"。在极度绝望孤独中，又是文学-一她最好的朋友，笑眯眯地走出来，抚摸她，安慰她，鼓励她。于是，赵淑侠内心嘶叫着："我不能再认输，我非奋斗出一条生路不可。"她再也不听命运的摆布了！在没有读书和写作环境的情况下，她要读书，她要写作！她挣扎着读，挣扎着写，她要在文学里杀出一条生路。
中学时代过去了。这个时代，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人生奠基的时代。那些不可遏止的少年文学狂、写作狂们，就是从这个时代圆成了诗人、作家之梦。1951年，赵淑侠刚刚二十岁，便已经写出关于海盗的长篇小说。接着，他又写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她背负着文学的重担在一条坎坷的路上探索，信心、意志催促她，彷徨、绝望拦阻她。那年3月，她羞怯地跑到台中师范看望名作家孟瑶，坦白地向她倾吐心中的苦闷，求教创作的秘诀。孟瑶平易近人，真诚地对一位文学青年讲述自己的写作心得，告诉她，写作应先从短文写起、写作与生活、阅读的关系，鼓励她："……只要肯写，多写，一定会写出成绩的。"赵淑侠从这次不长的谈话中，获取了这样的信心："我可以写，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
在那个时代，赵淑侠把自己最初的写作称为"难忘的初恋"。
苦涩的就业
在家"待业"那一阵，她读得多写得少。她觉得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空虚、无知，但她还是写了一大摞——那算是给自己看的"练习作"。没想到，这些习作竟成了她就业的法宝。凭着它和自己一口标准的国语（普通话），赵淑侠在台湾正声广播公司找到了工作——编辑兼播音员。在这时，她同时还考取了中国广播公司，由于后者没有宿舍，于是便进了正声广播公司。
赵淑侠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我有工作了！"自此，她可以离开家庭独立，不用吃穿父母了，她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涯，于是也就有了独立的人格。人生转折的旗子，抒写这兴奋、荣誉和自豪，她觉得自己有了真正的生活。
她在正声公司每周要撰写三个有固定题目的短剧，兼拟叫卖式的广告稿，另外还在星期天播音。"每当写到'炸鸡，炸鸡，大家来吃炸鸡'或是泊皮鞋，白皮鞋，白皮鞋来了'的时候，她总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这工作与她立志写作的初衷大相径庭，心想：'难道我的写作志趣就是如此么？就写这些玩艺么？'"她心里不平衡，觉得自己像掉进井里的牛，天大的本事也不得发挥，长此以往，棱角会磨钝，兴趣会泡淡；但又无可奈何，为了吃饭就得就业，有时工作不理想，也得去做。
赵淑侠在正声广播公司工作了两年后，她父亲托人在台湾银行找了一份工作，儿从父命，她只有应允。但那个环境与气氛，于她并不合适，也不甘心做一辈子银行职员；她想，还是写作，还得写作，并且准备请教内行。第一个请教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高明教授。高明给她发表了两篇小说，还送她一本《古诗源》，还嘱咐她多读古典文学名著。第二个请教的，是她的的同事和诗人王亚青。王女士知道她喜爱文学与写作，不仅主动给予指导，还把她介绍给正在编辑《畅流》文学杂志的王琰如女士；因此，除了她的散文得以发表之外，还由于王琰如的举荐，使她顺利地参加了妇女写作协会。文学，同所有的事业一样，需要同情、支持、提携和知己。文学上的朋友和伯乐，可以让天才早日成才；而文学上的嫉妒和压制，又可以使巨人永远埋于红尘。泥土里的珍珠自然还是珍珠，但也可以在黑暗里长眠以致永远。
赵淑侠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很累，身体状况又不太好，下班回来已是精疲力尽。但是她还要读书、绘画、学外语，失眠每晚都不忘记折磨她。写作之梦虽然楔而不舍地诱惑她，此时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写作。她觉得必须用学习来充实自己。她认为，只有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才能写出具有深度的作品；"只靠才华创作出来的作品，常常只是虚有其表，内容空洞、肤浅。于是我又停笔不写了，不但广泛地阅读，也认真考虑要正式学点什么……能学什么呢？……我的不足不是大学课堂上的讲义能弥补的。那么我该学什么？该怎样改变目前的情况呢？"赵淑侠说，"当时我求变、求知、求弥补的心志坚决极了。我深深地觉得，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整个虚掷了。我不甘心。我能拿起笔画画，不过也和写文章一样，完全'无师自通'信笔乱涂面已…"
异国寻梦
当时台湾刚刚兴起出国潮，很多青年学生到美国或深造或镀金。赵淑侠一向对美国兴趣不大，心仪的是欧洲那份浪漫气氛。通过一位在瑞士的同乡，在法国巴黎打听到可以注册的美术学校，于是出国留学的念头便在她心里生了根。钱，她攒了一点，但"只有路费，没有学费。法文会一点，可是不好，离念书差得远。但是同乡说都没关系，人来了就好办了，没有学费可以做工，法文不好可以学。"这种精神支持，终于使她由思想变成了行动。
1960年，赵淑侠告别双亲和妹妹们，告别台湾的锦绣山水，远涉重洋，到世界文化之都巴黎留学。那个西方大都市，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赛纳河、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以及大异于东方的风情。但是，学校还没进，人却病倒了，人地两疏，语言不通，全靠那位同乡多次从瑞士坐飞机来照顾。病好之后，连学校都没进，便依了那位同乡的意见——到瑞士去，彼此离得近，好照顾。那位同乡，就是她后来的丈夫——瑞士国立工业大学博士、美国工程师学会颁发的"最佳科学论文奖"获得者、国际著名振动力学专家陈延年先生。赵淑侠介绍说，她丈夫在瑞士一家规模庞大的机械公司担任振动学组和减噪音学的主管，不抽烟，只喝少许酒，只在看书的时候听不到噪音，写起论文来视死如归……只几句，活画出一位献身于科学的人物形象。我没有见过她丈夫，只在他们全家福的照片上，看见过陈延年博士和他们的儿子陈迪懋（大学毕业，学机械，同时学物理，正在写博士论文）、女儿陈珊珊（在大学攻读心理分析学，曾回台湾学过一点国语，认识200字）。这是个保持着很好感情的中国家庭，漂浮在异乡的生活海面上，且已经融入西方那个社会，并为之服务。
赵淑侠终于如愿以偿-一学点什么。到瑞士后，为了生计，也由于自己没有学习纯艺术的绘画基础训练，于是便考取了瑞士应用美术学院，学习设计美术。毕业后在一家纺织品印刷公司担任美术设计师，专门设计女用衣料印花图案和彩色宣传广告。之后，她曾单独开业，持有美术设计师的执照，经营设计室，设计过一百七十多种实用美术图案，有的获了奖。当她喜得贵子之时，她辞去了一切工作，专门做家庭主妇。儿子给了她最大的快乐。"抱着他，我便觉得拥抱着整个世界，把已往失去的全补偿了。"赵淑侠说，"直到小女儿珊珊出世，我一直扮演着专业母亲的角色，除了养育我的孩子，管理家务，不作他想。写作，绘画全被我放下了。"至此，从少年时代酝酿的作家梦，一下子化成了阿尔卑斯山上的石头，变成已被风撕碎的飘渺白云，化为乌有……
在被人称为世界和平"天堂"的瑞士，也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个女子在外工作是被人蔑视的。"一个结了婚又身为母亲的人，全副精力和时间都得放在家庭里。房子、院子、窗子、厨房的整洁程度，抚育孩子的方式，全有一定的标准。不合标准的会被认为是不称职的太太，甚至是又笨又懒的女人。"作为主妇，这些，她丝毫没有疏忽。她要努力像瑞士妇女那样，作一个贤妻良母。她有优裕的生活，但物质不是一切，精神才是人的支柱。在生活表层之下，自怜与抑郁的情绪困扰着她。乡愁，无法排遣，无法忍受的乡愁！失落感，自我放逐的忧伤，尤在夜深人静独自挑灯夜读之时偷偷爬上心来施展其各种刑罚，折磨人，蹂躏人。当她以古典音乐自娱时，生命和时间，就觉得更加难熬："异国的深宵，悠扬的乐声，都会把我带引得脱离现实，依稀地回到旧日的自己。异乡游子对故土、对祖国和亲人无法遏止的思念之情像一面结实的灰色大网，把我整个罩住了。"尽管赵淑侠在异国那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努力制造故乡色彩——中国的书报，中国的音乐和艺术，教育孩子以做中国人为荣，关起门来过纯洁的中国生活，但耐不住乡愁缭绕，穿骨入髓地揉搓她那颗惆怅之心。
故国又醒文学梦
1972年，她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台湾省亲。她的故国之行纯粹为了与亲人团聚，绝非是游山玩水。那一次正值天气寒冷，阴雨连绵，"望着窗外的雨丝，多少前尘往事，便像走马灯似的在眼前转开了"……与父亲闲话家常，旧事重提，父女俩常常相对唏嘘；偶尔上街，"迷失"路上；与友话旧，蔓生隔膜……凡此种种，使得赵淑侠暗暗伤情："我到底是谁呢？还是原来的我吗？"——"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看出今天的自己已不是从前的那个我，十三四年的异国生活，把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陌生人。事实上，我的确是另外一个人了。出国前的我，软弱、多感、彷徨；今天的我，较坚定、成熟、有自己的人生观和做人的目标，外界力量不再那么容易伤害我……""那次归国给我的感触是深切的、怅惘的，使我清晰地看到了许多问题，做个终生的异乡人是什么滋味？什么心态？得到多少？失去多少？而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岁月的无情'天演力量的不可抗拒，当年那么年轻的我，怎么就变成中年人了呢？多少游于不是都这样的在异国把青春荡尽吗？"
赵淑侠在台湾看到的是国的变化，家的变化，人的变化，物的变化；太多太多的感触，太多太多的慨叹，太多太多的悲悲喜喜，在其与生俱来的感情里，重新凝聚起五彩缤纷的希望，于是那梦的石头苏醒了，那梦的白云聚拢了，绝望的苦果变甜了，赵淑侠一下子又找回了早已失踪的文学女神。靠自己的力量搬开压在心上的巨石，悟出了"生活的苦与乐，多半操在自己手中，只有真正弱者和愚者，才会任环境咀蚀。我想：如果我有那自怨自艾闹情绪的功夫，为什么不把那些鬼情绪和压在心上的大石头，化成文字写出来呢？"她说做就做，一回到瑞士，放下行囊，提笔写起了长篇小说，一写就是五十万字。这个名为《韶华不为少年留》的长篇写了一年多，内容是通过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的弊端，以及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人性的愚昧。这部小说寄给台湾一家杂志，半年多之后，她的创作热情等到的却是一盆令人伤心的冷水。但冷水却不能浇灭她如火的写作热情。用她的话说，"我要写，想写的意志已不是任何挫折能打倒的，长篇不行，就写短篇。"于是，她相继写出了《王博士的巴黎假期》、《赛纳河之王》、《当我们年轻时》等短篇小说，先后在台湾《中华日报》、《中央日报》、《新生报》、《中国时报》等家报纸的副刊及《明道文艺》上发表或连载。这些描写海外形形色色中国人悲喜遭遇、失败与成功；求生奋斗之艰辛及其感情上的流浪感和文化上的乡愁的小说，很快在台湾文坛及海外华人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她出版了小说集《西窗一夜雨》（1976年，台湾道声出版社）、《当我们年轻时》（1977年，道声出版社）及散文集《紫枫园随笔》（1978年，道声出版社）。
民族的心声
这时，她写长篇小说之心"死"而复燃；于是就动手写起长篇小说《我们的歌》。这部用细腻朴素的文笔，潇潇洒洒写的数十万言的小说，"句句话发自肺腑，既未咬文嚼字，也未刻意雕琢，只是把我的感受传达给读者……"此部小说很快得到"中副"夏铁肩先生的赏识，即在《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了一年多，1978年由该报出版社出版。这部描写远在异国生活、奋斗的知识分子的忧患、彷徨、辛酸、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的小说，在读者的心头所激起的震荡与共鸣，反响之强烈，是作者意料未及的。《我们的歌》于1983年在北京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当时同为东北人的名作家萧军介绍说，它是"帮助我们很好理解世界另一面生活的书。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人物是怎样在追求着自己生活的理想、生活的目的，是怎样由各自所选择的道路，来达到自己认为是'高峰'的境界。这中间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有痛苦；有新生，有毁灭；有逆流而上，有顺流而下……"这部小说，为她的文名在华文世界奠定了基础。
在撰写《我们的歌》的同时，她把长篇《韶华不为少年留》重写了一遍：前半部只是动动小手术，后半部则是重新改写，并易名《落第》，由台湾《文坛》月刊发表，后由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1982年由道声出版社出版。由于长篇小说《我们的歌》的成功及影响，1980年台湾文艺家协会授予她小说创作金奖，这一年，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异乡情怀》，1981年又出版散文集《海内存知己》。
自从赵淑侠真正拿起笔之后，时至今日，再也没有放下。在阿尔卑斯山之麓，在属于她的紫枫园里，当家人还在熟睡的清晨，或已入梦乡后的静夜，她便坐在静悄悄的房子里，用笔疾书胸中的苦乐，及对故国的思念和关怀。"在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迷失了、摸索了那么久之后，我终于又找回了最初的道路，这段路程曲折、艰辛，给我的欣慰与悲伤，都不是他人能体会的。"她还说，"我不是弄文学的科班出身，也不属于任何流派。我写，只因为我有要写的感情，有要说的话，有愿为文学奉献的狂热和忠心。"写作的路没有尽头，像一位马拉松运动员，这一次，上了征途，她要跑到底。她不怕别人批评她的作品跳不出忧患意识的框框，她凭着良知，甘做文坛上的独行客。"写自己想写。要写的东西，不替谁做啦啦队，也不受任何形式的影响，无论你流行什么，我就写我认为对的。"但在流派繁多的文学王国里，她不排斥任何流派，认为在一个创作自由的社会里，"任何文风都有存在的权利"。不过，在风格上，在艺术上，她选择质朴之美。她认为文学至少要做到与大众沟通："欣赏文学不该是少数人的专利，在宇宙的掌心里，每个人都是天地的子女，如果他或她想借文学来滋润滋润心灵，我们何忍故弄玄虚，用艰涩的文字跟他们打哑谜？……因此，不故作艰深，以平易但不失谐美的文字表示出自己所要表现的，与读者大众尽可能的融合沟通，是我写作以来始终追求的目标。我的文学观是：好的作品不单要问怎么写，也要问写什么？假若不能两全的话，写什么比怎么写来得更重要。一个作家虽用不着口口声声的强调社会责任，但使命感和责任的自觉是不能没有的。"（《从嘉陵江到赛纳河畔》）她还说，"作为一个作家，只对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思想忠实是不够的，他必须对创作的良知也要忠实，必得承认他对人群和社会负有责任……"关于小说创作，她又说：写小说，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解剖人性和透视社会问题的工作。如果一篇小说的目的只是说故事，不给予故事里的人物生命，那么，故事说得再离奇动人，也只是在讲故事，不会引起看书的人'予我心有戚戚焉'的真实感。"（《当我们年轻时·第二本书代序》）文学应该多给人以希望，不要让读者坠入绝望的深渊。赵淑侠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书中众多的人物形象，都在她"浪漫朴实"的笔下，栩栩如生。我们从她的作品和她关于文学创作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她具有朴素的"平民文学思想"。
正是因为赵淑侠有着作家的良知，在她锲而不舍的追寻、跌倒了爬起来的坚韧、执著与自信中，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添置了砖瓦。这之后，她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小说集及长篇小说《赵淑侠自选集》（1982年，台湾黎明文化公司）、《故土与家园》（1983年，九歌出版社）、《春江》（1984年，台湾论坛出版社）、《翡翠色的梦》（1984年，九歌出版社）、《人的故事》（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赛纳河畔》（1985年，台北纯文学社）、《雪峰云影》（1986年，台北道声出版社）、《湖畔梦痕》（1986年，道声出版社）、《童年·生活·乡愁》（198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及《赛金花》（1990年，九歌出版社），共十七种，数百万字。她的作品集和长篇小说共有十三种在中国大陆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她曾荣获各种文学奖，1990年她的长篇小说《赛金花》在台湾又获中山文艺创作奖。1992年，她的散文《当我万水千山走遍》在北京获"首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游记征文徐霞客奖"。这是她"苦学成功"、"自学成功"、挣扎奋斗的结果。
赵淑侠是小说写作的大手笔。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多是独具魅力之作，显示了一位作家不凡的才华。短篇小说《赛纳河之王》写一位忘我的理想主义者王南强。因为他是"老巴黎"，在赛纳河畔生活的资格最长，所以人们称他"赛纳河之王"。他背着画箱漫山遍野地跑，画山，画水，画树，画风，自称是大自然的儿子。他不为世人理解，尤其不为中国人理解，饱经苦难、孤独和寂寞。他进过巴黎艺术学院，但同几位洋教授都吵翻了，当着很多人的面，撕碎注册证，称洋人的绘画是旁门左道，自己才是正统。他孤独而寂寞地生活着，追寻着，宿舍成了"展览室"，"天天开展览给自己看"。他是一个被人视为"怪物"的人，时时事事，反其道而行之，与"潮流"作对。尽看中国古书，热爱祖国文化。他的画，其题材、意境和风格，离不开我们的中国。他善良，宽厚，忍耐，苦干，面对那些嘲弄、误解也不在乎，他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将中国艺术推向世界画坛。但是，他死了，在喧哗的文化之都，在寂寞的赛纳河边……这时，人们才赫然发现，他的画是"用生命画的，不是用笔"；他的画既有西方的积极和热情，又有东方的深远和含蓄。死后，他才走向世界——著作得以出版，画展隆重推出……这是一个令人悲伤，又令人深思的故事。小说写的是艺术与生命的价值和社会人情，背景在巴黎，实则在中国，在中国历史深层的背甲里。当我们正为画家的早殁而痛苦的时候，突然，我们发现画家的女儿背着画箱出现在巴黎街头。这时，我们抹一把眼泪，悲凄地走出复杂情绪的罗网，迎面而来的——是中国的精神和希望。
"狂人"之歌
赵淑侠的《春江》是一部故事发生在国外，内容却不是描写留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里的主人翁刘慰祖变为刘浪，使人想起聂华苓的小说《桑青与桃红》。刘慰祖是一位受尽家人和朋友溺爱的将门之子，曾梦想循规蹈矩地成为一个好儿子、好朋友、好丈夫。但是，当他发现人的虚伪、现实的虚伪之后，他的思想便陷入无法自拔的苦恼陷阱。于是，他愤世疾俗，他要报复。他给小狗起名叫"真理"，因为社会上丑恶多真理少，狗"诚实，比人强，叫这个名字可以羞羞人。"他在外流浪十年，连一个字也不给家里写；从欧洲回到台北，正赶上祖母祝寿，他从墙上爬过去，背着大背囊，站在客厅里，对几十个人说："别跟我假惺惺，我恨虚伪，恨造作，拿出你们的真面目来该多好呢！……哼！你们这些只晓得锦上添花，只懂得拍马、作假的人，我劝你们快回家去得啦！你们不都有个家吗？蠢人！"他对祖母和父亲说：我不叫慰祖，"我无祖可慰，也不想慰了。……我叫刘浪，我情愿流浪，不愿意'慰祖'。""我有足够的理由恨你们。""我的人生被人破坏了，我也不能叫那些破坏人的人过得心安理得。"真是痛快淋漓的鞭答，呐喊，抗议！这个刘浪，使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不同的是，刘浪是现代社会中的"狂人"，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从封建社会杀出来的逆子。
刘浪背着沉重的包袱，从台北出发，走遍了世界他认识的所有地方。那时，他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在他眼里，世界是一个美丽的发光体。现在，他是流浪画家，是"无根的一代"，或"流浪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在他的感觉里，到处都一样，都和台北一样。他曾经年轻过，快乐过，真心实意地爱过；当他发现了世界的真实之后，他的天地突然崩溃，刘浪成了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的"苦恼的现代人"。"历史的包袱是很多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负担，无奈历史又不能抹杀或回头，而改过的新面貌该受到欢呼和信任。因此我们必得挣脱历史的压力。""……人不能从过去里走出来是很悲哀的。希望在前面，不在后面，人要创造历史，不要被历史埋葬。原谅是最高的美德，"这是作者在小说"序"里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感情。从这里出发，"刘慰祖"经过"沉沦"式的探索和寻找，最后又回到"刘慰祖"那里，"狂"和"变态"终于恢复正常。刘慰祖站在歌德堡的纳卡江大桥上，看着滔滔江水，觉得自己也是这汹涌狂流中的涓滴，哪有本事跳出？于是酸楚攻心，怅然欲泣。这时，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做'流浪'干什么？怎么做也不会成功。想逃开所有的人哪！办不到的。真的，老弟台，听我这个傻快乐一句话：做不到，绝对做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从世界上逃去……"刘慰祖将回到原来的地方，回到他曾憎恶过、仇恨过的人群和历史中，也以虚伪游戏人生，在现实的手心里，"开始新的人生"，因为那里有等待他待继承的事业，有他的祖母、父亲、继母和妹妹……《春江》的结局意味十分深长。赵淑侠在《序》里最后说："刘慰祖只是个象征，其他的人物，甚至这个短序中的'年长者'之类的，也是象征。"是的，《春江》的象征意义，概括了一部社会历史。
本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时代病"在青年中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病在不同的国家其病源不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刘浪不是"嬉皮士"、"崩克"，有时他是"现实"的，有时他是"狂人"，但他是"中国式"的。刘浪是现代意识里的人物，赵淑侠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迷惘在现代社会里的典型形象。
为女性评说公道
赵淑侠另一部长篇力作《赛金花》，是有别于《我们的歌》、《春江》、《落第》等另一种追求和尝试。一个作家不应永远保守自己不变的风格，要开拓，走新路。数年前我见她时，创作《赛金花》的思想刚刚萌生不久，其资料的搜集也才开始，而几年后相见时，一部三十六万多字的长篇小说，已在两年前成功面世。她的创造精神和巨大潜力，令人十分钦佩。
她的《赛金花》写的是一个"古老"而又为人们记忆犹新的故事。赛金花是百余年前清末名妓，在文学作品里，一直扮演着反派的角色。就本世纪的文学作品而言，先后就有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曾朴的《孽海花》、张鸿的《续孽海花》及夏衍、熊佛西分别以赛金花命名的两个剧本。但这些作品多把她写成没有灵魂，没有良知的胭脂花国的淫妇荡女。赵淑侠的《赛金花》为主人翁赛金花注入了新意。首先，作者并不是为她翻案，也不是要写历史小说。作者是根据从五六十种中外文资料中的发现和心得，以当时的时空背景——人物、事件、场景和赛金花本人的女性角色重组故事，还这个历史人物的血肉和人性的真实。赵淑侠是以女性主义为出发点来创作这部小说的。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要利用赛金花这个历史人物，从人性尊严的角度，强凋女性的自觉，表达人类原始的感情。赛金花也爱她的孩子，也想做一个好母亲；在她改嫁之后，也想重振勇气，做个叫人尊敬的完人，可是社会不允许。赛金花对人生有着很深的体悟，死前她对记者说："为人在世原是如此，眼望天国，身居地狱，这样的苦苦挣扎，便是一生啊！"这真是一语道破——红尘尽处一场梦！尤其是她，一生出卖色相，苦苦挣扎，这梦更是一场恶梦。
赵淑侠在这部小说里以同情之心细腻地写尽了赛金花一生的悲剧传奇故事。被迫走进烟花巷中，十六岁嫁给苏州状元洪文卿为妾，随丈夫出使德国，北京的斑斓生活，夫殁后被逐，女儿被抢，儿子夭亡，做人不得，被迫再次下海，重操贱业，以及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与瓦德西的斡旋，最后的凄惨……一个抗争的悲剧，才有了一个收场。但悲剧是社会的，直到现在仍有余音缭绕。赵淑侠是立意非要把赛金花写成真正的小说不可，并且是属于"女性文学"的一类；她在小说的代序《赛金花隐没于红尘尽处》中说："妓女地位虽贱，唯她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感觉和情感。相信赛金花本人也并不以她的妓女身分为荣，但自幼家贫入烟花一几经翻腾，就是做不成一个正经人。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她有什么能耐改变命运？"这是作者的同情和理解。赵淑侠说："我是女人，了解女人。"从这一点来说，她更比男人更有资格描写女人。这部长篇，台湾九歌出版社印了十三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也印了几版。这足见读者的关心与喜爱。
东方情结
"接近佛学是近两年的事。在南京时，我在天主教学校读过书，但我的宗教感不强。佛学的书太多，一生都读不完。我发现佛学对我影响很大。它能净化人生，启示人生，改变人生。它有许多箴言妙语，比如'空'，并非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杯子只有先空才能装新水，'空'是新生的开始；再比如人生的快乐里有痛苦，痛苦里也有快乐，这很科学，很辩证。其实，佛学不是与世无争，什么都不做，佛学有着积极的哲学意义。不过，我不会变成教徒。但它将影响我的创作。"说到人生，她说就怕人生什么都没有。"人生不会一帆风顺。幸福与否，是自己心理上的自我反映。人们都看我幸福，实际上我过得并不幸福。人生根本是很难幸福的。太无情的人，对人生是冷漠的；太平常的人，没理想，很知足，这就是幸福吗？七情六欲都有的人，精神要求太高，更难幸福——写文章的女人都有这种痛苦。搞文学的女人是另外一种'动物'。文学女人是不会幸福的。绝对的幸福是没有的。人生在世，不能不愉快地接受这种实际。对女作家来说，这种不满足、空虚便能产生灵感和创作的原动力，多愁善感，一个树叶落下就会想到宇宙。最近我写了一些关于文学女人的文章，从感情、爱情、生活、精神与物质诸多方面深入分析文学女人这种特殊的'动物'。"她举例说，李清照代表文学女人的浪漫潇洒，与丈夫不只是夫妻关系，也是朋友、情人、爱人，所以丈夫死后，她不能冲破情关，专一执著地守寡终生。萧红属于另外一种文学女人，她一直生活在爱情的苦海里，不顾世俗，坚持追寻，至死也不放弃爱情。留美女作家吉铮，她是自己挖坑自己跳的悲剧人物，一直生活在初恋的梦幻里，总是把感情留在初恋阶段，当多年后重遇初恋情人时，时过境迁；幻想破灭，空虚、痛苦，闯不过情网，逃不出情劫，最后自杀。三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她把荷西视为神一般的永生恋人，他们的爱情是完美的，这使一般爱情显得平凡，她的自杀只能如此解释。文学女人太美化人生，也太期待爱的不朽，这就是文学女人感情弱点的悲剧……赵淑侠说，她这类文章已于1992年由台湾九歌出版社结集出版，题名为《文学女人的情观》。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阿尔卑斯黑发》。
谈到创作，她说《赛金花》之后，她感到很累，这可能与年龄、精力及这些年写作的疲劳有关。"我六十多了，往后看路很长，往前看路很短。在大自然中，人是很软弱的，人们常说'人定胜天'，我看一定胜不了。我是'欧洲华文作家协会'首任会长，还有别的应酬，杂事太多，精力有限。得培养年轻人，这是把华文文学发展成世界文学的大事。所以，我要在适当的时候交班。我回去还写我的小说，写长篇，写抗战——站在全体中国人的立场上来写，通过普通的中国人来写。另一部小说用禅学意识写人的命运、机缘、时间对人的无情杀伤力。带有哲理性的杂文、散文我不会放弃，将永远写下去。"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赵淑侠认为，在中国，目前还不会有人得奖。"你不能不佩服马尔克斯，读了他的《百年孤独》之后，再读我们许多人的作品，就像是看小儿书。那才是真正的深刻、含蓄、独到，不能不承认人家是巨匠、大手笔……所以，如果我们真不行，就别争！不过我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赵淑侠，是一个奇迹。她的创作在华文世界具有一种先锋性。她集家庭主妇、作家、社会文化活动家于一身，洗衣，做饭，写作，开会，演讲，座谈，跑遍了欧亚美三大洲，到处为留学生、华人演讲，主持座谈会，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为家庭、社会、文学、中国文化的"推广"、增进外国对中国的了解、东西方文化和感情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她曾是欧洲华人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瑞士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成员；她的已被译成德文出版的两本小说《梦痕》、《翡翠戒指》及正在翻译的小说《我们的歌》，为她从无人理睬到进入西方文化"市场"打开了绿灯，她的耕耘有了结果，她的汗水没有白流。
对文学，她的狂热和执著，将继续下去，她的创作将以新的思想艺术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十几年来，赵淑侠去台北也去北京，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她的笑容，大家都唱"我们的歌"。她到故乡游览，探亲，访友，溜大街，看行人，听京戏，逛书店，作讲演，吃小馆于，亲切，温暖。岁月流逝了，带走的是恶梦。她愿意像春风一样，在故国游荡，在明月下，朝阳里，自由呼吸。
空间和时间，也许同历史一样具有生命。从出生，逃难，成长，战火，灾难，孤独，寂寞，委屈，工作，出国，结婚，生儿育女，写作，成名，风风雨雨，五灾六难，坎坎坷坷，说不尽道不完的人生慨叹，但是，赵淑侠明白——"我的根，深深的栽在自己的国度里，在以往的那些个年月，四川也好，沈阳也好，南京也好，台湾也好，反正都是中国，空气里飘浮着同样的泥土气味，走在街上的人和我生着同样的黄皮肤黑头发，说着由同样文字化成的语言，流着同样的血液，我们同属于那块土地，我们有着同一个祖先，同是中国的儿女……"
赵淑侠，这位文学上的独行客，把自己比作从撒哈拉大沙漠吹来的黄沙，风一来，就会高高扬起。"除了做中国人之外，我永远无法做别的什么人。"
赵淑侠，属于我们中国，也属于世界……
1992年11月25日
1995年1月3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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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於梨华
白舒荣
第四支古老遥远的《苏武牧羊》使他尖锐的忆起他小时，母亲在灯下一面缝衣服，一面哼'……北海边，雪地又冰天……梦想旧家山……'，他坐在一边，一面听，一面做功课的情景。突然，手指挡不住，掌心里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在崇美风气盛行的台湾，很多青年人把留美当做生活的追求和前途的寄托，千方百计，远涉重洋，背井离乡，踏足美国。这些留美的中国学生群，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和苦恼：学习的艰苦搏斗和学成后无所归依的怅惘寂寞。中国大陆的政权改变了，台湾局面太小，美国又不是自己的祖国，即使自己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除了名利之外，别无所得。因此，他们往往怀着强烈的"思乡病"，觉得个人在异乡就像浮萍一样，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土壤。美籍华人著名女作家於梨华，把这类乡愁病者称作"没有根的一代"。她即以描写这"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蜚声文坛。
"文化大革命"之后，渡过解冻的太平洋，"没有根的一代"中，寻"根"的光明使者翩翩而至。於梨华，这位根在祖国的远方飞鸿，也曾多次来归。她那用积蕴的怀乡情丝编织成的精美作品，日渐为我们所熟悉、叹服。
於梨华与同根生，同肤发，并传统的我们是同胞姐妹，和我们这样近；天苍苍，海茫茫，生活在地球两面，却又如此遥远。但从其大致的经历和主要作品，犹可看出她的为人。
一
1953年初，一个黑头发，黄肤色的中国姑娘，告别了相依为命的父母和温暖的家庭。她像一只小鸟，翅膀硬了，到了自己奔前程的时候了。一点点离愁，沉甸甸的两箱衣服，到"黄金国"独自"打天下"的雄心……这是她当时的全部财产。
坐在飞机上，她的心一下子提得老高，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呢？身在海轮，又有一种脚踏实地之感。大海忽而平静，忽而咆哮，喜怒无常，但毕竟是在地面上，比高空多少有点安全感。香港、横滨、东京、檀香山……异地异国新奇的风光，在她对未来前途的一则喜，一则忧的思虑中，恍恍惚惚掠过。
目的地是三藩市（旧金山），寄居处是相识而不相亲，比陌路人强不了多少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她进了三藩市的初级大学选修英文听读、英文会话、速记、打字。不久改入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研究院。本来她一心要进美国文学系，却因为英文不过关，成了新闻系研究院的学员。
在新闻系她遇上了一个对手，有个比她高班的日本女同学，英文很好，曾以一篇叫《日本花园》的英文小说，得过米高梅第二奖；那个东洋女很看不起这个中国女孩子，经常修改她写的新闻稿。平生要强，不肯服输的她，怎能甘拜下风。"她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她下决心要参加米高梅文学创作奖的竞选。所谓米高梅文学创作奖，是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老板之一，山姆·高德温先生，为提携青年有才气的作家，在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设立的。凡是分校学生都可参加竞选，作品不论诗歌、电视剧、电影剧、还是短篇小说，只要是创作性的都可以。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私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内容是叙述一个年轻女孩，从汉口到重庆去寻找几年前抛家出走的父亲。在重庆郊区，她假作应征的女仆，进入她父亲及另一个妻子的家，逐渐让父亲认出她的真实身分，进一步动之以情，当父亲偕她返回汉口家中时，她的母亲在忧伤担心中已过世了。
这篇题名《扬子江头几多愁》的小说，与八十多件其他稿件一起竞选1956年的米高梅文学奖。竞选揭晓，众多的外国对手，都惊得目瞪口呆。当高德温先生亲自授给这个中国姑娘首奖的奖金和金牌时，於梨华这个名字，第一次引起了海外文艺界的重视。
二
祖国的江南，山清水秀，风光旖旎，人才荟萃。浙江镇海县是於梨华的祖籍。1932年1月5日（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她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之家。她父亲在光华大学教书，曾经留学法国，在光华教化学和法文。如果不是因为时局不宁，她全家不会迁回祖籍，她的父亲不会失业，用不着带着儿子到几十里的亲戚家告贷，儿子得了重病也不至于死亡。
一家人要吃饭，要活命，剩下的四个孩子是父母的安慰，也是沉重的包袱。她父亲四处奔走，终于由熟人介绍，在福建南平县一家造纸厂，找到了一个厂长的职务。
社会动乱，人似转蓬，忽而西东，她的少女时代也像无根的浮萍。在南平中学刚刚开始初中生活，福建的局势又紧张起来。父亲先动身到湖南衡阳一个私家纸厂当主管，第二年接去了全家人。
还未及弹去旅途的灰尘认识衡阳的市容，就碰上日本兵第四次进攻长沙。衡阳风声鹤唳，工厂、企业纷纷沿湘桂线撤退。
一家人挤在火车顶篷上，经历了不少惊险，狼狈地到达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头上嗡嗡的敌机，街上轰轰的炸弹声，美丽的七星岩不再是游人留恋的胜景，却成了难民们的避弹所。她父亲工作的纸厂在柳州不得已宣告解散。带着一年的遣散费和一大堆行李，全家七口，栖栖惶惶困守在柳州旅馆。父亲想尽办法让她母亲领着四个弟弟先行到贵阳。剩下父亲和她，一直挨到日寇兵临城下，才用最昂贵的价钱，买到两张木炭车的站票，行李上了另一辆车，结果半路"失踪"。父女俩空身找到母亲住的不能再小的旅馆，一家人痛哭不已。
颠沛艰难的生活，能加速一个人的成熟。於梨华说，在流浪中"我看到了真正的不以金钱衡量的朋友的真挚情感，和在危难中损人利己的人。等到一家人像叫花子一样，到了嘉陵江畔的重庆时，我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却已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观察、分析和辨别被世俗装饰起来的真伪了。"这双来之不易的锐利眼睛，对她后来成为作家，发挥过不少作用。
抗战胜利前夕，她在距成都不远的一个小城，终于回到正常的中学生活。父亲因被派到台湾接收糖厂，先飞回上海。母亲便带着儿子们，沿着荒凉的西北道，坐着两匹瘦马拖着板车，吱呀呀，慢悠悠，由宝鸡、撞关、洛阳、南京兜到上海，又转回老家。
在镇海县中和宁波县中，她读到高中二年级便迁家台湾。当时还不太懂政治的於梨华，这一别大陆的含义她哪会想得到呢？
大陆是她植根的土壤，有她的故乡和擦不掉的亲情、友情。祖国的东南、西南、西北印满了她还没有长成的足迹。跑了大半个中国不是游山观景，而是为侵略者的炮火所追赶。苦难的历程往往比宁静平淡的生活更能嵌入人的记忆，离别欲见不能的故土，更能启动人的心扉。去国几十年，浪迹天涯的於梨华，一直苦恋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实在是少女时代的生活。留给她的印象太深刻了啊！
三
生活在四面环水的台湾岛别有风味，浊水溪支流上著名的日月潭，映出她和女伴们无忧的笑脸。她们似蹦似跳地走出台中女中的校门，去找她的好朋友——笔直挺拔深深扎根的棕榈树——她做人的象征——轻轻用手抚摸着它，直想大声对它喊：我长大了，小姑娘要当大学生了，为我高兴吧！
如果不是因为英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被校长傅斯年的夫人逼迫转系，她不会离开一心想读的英文系，去学习她并不感兴趣的历史。
告别了大学生活，告别了高大的棕榈，告别了留恋、期望的父母和朋友们羡慕的目光，她离开了生命旅途中的第二个大站——台湾岛，远走高飞，长本领，见世面去了。在美国她没有进入理想的美国文学系，但获得米高梅文学奖，又得硕士学位，嫁给物理学博士孙至锐——这三件决定一生命运的大喜事，竟然都发生在同一年——1956年，谁能不羡慕她的成功呢！
自从到美国，至1962年当了三个子女的母亲，九年时间过去了，她对此无限感慨："九年，从一个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到一个把梦捧在手中的留学生，到一个把梦踩在脚下的女人——家庭主妇。但是把梦踩碎了的生活未始不是一个好的、踏实的生活。做梦的生活固然美，却是迷迷亻叔亻叔，不知路的方向；踏实的生活平平稳稳，知道自己要什么，能什么，做什么，写什么。不，也许不知道自己写什么，但至少知道了自己要写，这一点是踏实的。"
她要养育三个孩子，又想写作，"在忙于家庭琐事时憎恨着生活的乏味。在伏案工作时愧悚于未尽主妇母亲之职。"在矛盾中，她曾写过三个英文长篇，因文字不够熟练和组织得不够严谨，未能成功。
从1960年起，她开始了搁笔多年的文学创作，追寻记忆中童年的浙东家乡，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梦回青河》。故事描写了一个三角恋爱，主题是揭露中国旧式家庭对于妇女的迫害。这篇小说先在台湾《皇冠》杂志连载，1963年全书出版后又再版六次，不但被台湾的广播电台采用为小说连播，还被香港邵氏公司购得电影制作权。它所受到的欢迎表明了她的成功，这无疑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动了梨华的不断攀登的信心。
她对自己的精神长子，就像一个母亲对自己初生的宁馨儿一样，既爱得热烈，也不免为孩子的或是眼睛不够大，或是鼻子不够直，而略感遗憾。
另一位美籍华人著名女作家聂华苓，有一次在台北的一家冰店里，遇见从美国回家小住的於梨华，讲到自己对《梦回青河》的意见说："开场太乱，人物一下子全涌了上来，美云遇害的两个场面太戏剧化。但我喜欢书里的两个角色：'定匠'和'阿姆'。我尤其喜欢'阿姆'被'阿爸'抽打之后的那段描写，把一个旧式女人苍凉的心情和忍受命运的力量写得恰到好处，我看的时候非常感动。"
聂华苓谈到的这段情节是这样的：
"阿姆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模糊地看见她无声的挣扎及抗拒，她一面躲避着如雨的鸡毛掸子，一面想挣脱阿爸的掌握，先是用脚踢他，但是他人高而躲闪得又快，所以踢不到，后来她就去咬那只揪住她头发的手，愈咬，阿爸的手愈揪得紧，掸子也下得愈重，阿姆后颈上的皮因为头发被揪着的关系都裂开了，裂开的缝子流着鲜血……"
听了聂华苓的意见，於梨华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两只手一会儿捏着拳头放在桌子上，一会儿蒙着脸，一会想伸过手来握聂华苓的手，又一迭连声说："你真好！你的话一点也不错。一个作家，要想打动读者的心，应该先打动自己才行。你知道，关于'阿姆'那段文字，我是哭着写的。真是用泪写的！一面写，一面哭，我简直忍不住！"聂华苓也为她对写作同自己所共有的那份热忱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四
《梦回青河》的成功，使她暂时放弃了英文写作，从此一本连一本的中文作品接踵问世。短篇小说集《归》1963年由台湾文星出版社出版，它反映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台湾旅美留学生的生活及心态。继之是中篇集《也是秋天》（1964年，文星出版社），描写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家庭悲剧。尔后有长篇小说《变》（1965年，文星出版社）、《又见棕榈，又见棕榈》（1967年，台北皇冠出版社；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考验》（1974年，台湾大地出版社）、《傅家的儿女们》（1978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短篇小说集《雪地上的星星》（1966年，皇冠出版社）、《白驹集》（1969年，台湾仙人掌出版社）、会场现形记》（1972年，台湾新潮出版社）等，另一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焰》，写的是五十年代初台湾的大学生生活。1981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又辑其作品出版（梨华作品集》十四卷。除了回国观感散文外，这些作品表现的内容都是中国留美学生，或美籍华人家庭，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在美国生活的形形色色。事业的成败，婚姻的好坏，对异国生活的适应，对乡土的怀恋和对下一代的安排。
因为她最早开始写台湾旅美留学生这个特定题材，作品既多且精，影响甚大，所以被誉为"近二十年来留学生小说的鼻祖"。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於梨华描写留美华人作品中最成功，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写成于她到美国十三年后的1966年，次年出版即获得台湾该年的嘉新最佳小说奖。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说："这一则不太温馨而充分象征时代苦闷的恋爱故事是於梨华小说艺术已臻新阶段的明证。"
小说主人公牟天磊是从大陆去台湾的青年。大学毕业后，因大家出国，他也"拳头里捏着两个希望：学成、业就"到了美国。故事从他在美国获博士学位，教书十年后回台省亲开始写起。见到亲人，踏进家门，游历台湾，在亲友、新闻界、甚至政府的热情欢迎、款待的包围中，他百感交集。一幕幕的往事涌上心头：在美国的艰苦搏斗、寂寞飘零，去美国前在台湾的情景，抗战时期在祖国大陆的生活。大学时代，他跟女同学眉立有着纯洁而甜蜜的爱情，由于他赴美留学，眉立嫁了他人。在美国寂寞无寄的生活中，他跟少妇佳利发生了热恋，但在他得到学位那天，佳利毅然离开了他，永生不忘的情，永远也不会再接起来了。他拿着博士头衔，先在汽车保险公司签写保险单，后来又在一所不知名的学校，教小学程度的美国大学生学中文。一个人住着几间宽敞的房间，洗衣机、电冰箱，一切物质文明并不缺少，但寂寞却永远是个拖着的影子，甩不开……
他回到台湾，为了娶妻成家，更想在台湾和亲人中间松散一下"整个身体和精神"，作一番自己觉得有用的事。但是父母望子成龙的传统心理和通信与他恋爱了几年的意珊，都要他仍回美国。意珊更把一同去美国作为跟他定婚的条件。他所尊敬的邱尚峰教授邀请他在台大执教，合办文艺杂志。他自己很愿意，但是真的留下，就要失去意珊。在两者不同要求的抉择中，邱尚峰突然遇车祸惨死，故事结束在天磊去留如何的悬念中。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牟天磊、佳利、意珊、邱尚峰等形象，尤其是牟天磊。到美国前，他朝气蓬勃倔强、任性，有时还有点野；而十年后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心灵的苍老、早衰主要来源于在美国独自"打天下"痛苦的留学生生活。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他白天读书，晚上到餐馆里去当差，或打扫女厕所，暑假到苹果园当苦工，成夜的开运冰大卡车……在贱卖自己劳动力的时候，还得忍受老板的训斥和种族歧视带来的耻辱。"狭小，屋顶交叉地驾着热气管，地下铺着冰冷的石板，只有半个窗子露在地面上，仅靠电灯带来一丝光亮的地下室"这便是他的住处。
本来气质敏感的他，更加脆弱易感。听到《苏武牧羊》这支古老遥远的歌，他会"突然手指挡不住，掌心盛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异乡节日的喜气，使他想到自己"飘泊无定的前途，……空漠的将来"。在熙攘喧嚣的美国，他却感到自己像"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获得博士学位并没有带给他想象中的快乐，学非所用更摧折了昔日的雄心。
带着一颗空茫的心，他回台湾寻安慰、找寄托。看到深深扎根的棕榈树，他忽然醒悟到，自己是"没有根的一代"，这就是寂寞和苦恼的总根源。
他说："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的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不管你个人的成就怎么样，不管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你还是外国人。"但当他回到台湾，却看到在台湾的人也感到空虚和寂寞。不说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快问得发炸了"的年轻人，浅薄的意珊，就连他尊敬的待人诚恳、诲人不倦、情愿在台北清苦生活，不愿去美国史丹梅大学教中文的邱尚峰教授，也有"连武侠小说都救不了"的更深的寂寞。天磊"溶在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欢笑中，坐在亲人中间"，他却觉得自己是站在"漩涡之外的陌生客"，"他的一切想法，一切观念和他们脱了节。"他说："我在这里也没有根"。所以，虽然他并"不喜欢美国，可是他还要回去"。
"没有根的一代"的苦恼，是中国特定的政治局面，台湾和大陆长期分割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於梨华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就在于她敏锐、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心理，成功地塑造了牟天磊这个艺术形象。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在台湾征信新闻报人间版连载三月后，即被台湾和香港的评论家认为是一部"感人最深，给读者影响最大的作品"，"这并不是一篇每天打开报纸都能够看到的好文章。"牟天磊成了读者本身的写照。为什么？因为於女士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那种"彷徨迷惘没有根的记录。"从此，"没有根的一代"一时成为广为流行的专有名词，《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成了台湾留美学生的必读书。
五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的写作内容，总离不开自己的生活，作品中往往有些自己的影子淤梨华曾说过："我自己觉得我和笔下的主角的距离要比别人短些。"她本人是个留学生，是现实生活中"没有根的一代"，对旅居异国的甜酸苦辣体验很深。作品的主人公当然不等于作家本人，但《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和《归》等其他作品中，却都不免拖着她的身影……
看到风风光光的於梨华，谁会想到她当年的坎坷呢！
1953年，她孤零零地在美国三藩市上岸后，展现在眼前的景色是那样干净、明亮、开阔，夕阳下的金门大桥一直伸延到远处，来接她的是一对五十开外的犹太人夫妇。男的叫依雷，是她父亲由于业务上的关系在台湾认识的。在一次宴会上，父亲将於梨华介绍给他，希望她帮助女儿到美国，依雷随口答应了。她快毕业时就申请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入学许可，可没多久得到了中西部两个大学的回音，便立刻写信给已回美国的依雷。他划了两千五百美金在她名下，存入银行，算是保证她在美国一年的生活费用。
依雷夫妇热情地带着她离开码头，到他们住的旅馆，让她休息，然后让她浏览三藩市的夜景。吃晚饭的时候，依雷拿出一张在他居住地的一个两年制的初级大学的奖学金及入学许可。并说她可以住在他们家，吃住免费，但要为他们做点家务事，每天可以搭校车上学。说完他伸手向她要回那张两千五百元的银行证明。她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但初到异地，又十分胆怯，除了他们夫妇，举目无亲；而他们非亲非友，不过相识而已。一肚子问题，一句也不敢提。第二天，她温顺地跟着他们到三藩市以北三百五十多公里的小镇欧平，依雷的家在郊外的山巅，初级大学在市区里。
学习生活开始了，她早上六点起床，喝一杯可以在肠子里冻结起来的冰牛乳，迎着萧瑟的秋风下山，步行半小时到山脚，搭校车进城上学。她上完课，中午混在十七八岁的孩子群里，把一个干巴巴的"三明治"塞进肚里，听他们嘻嘻哈哈地谈约会、球赛、电影、跳舞、啤酒会。他们对她非常友善："喜欢美国吗？""过得惯吗？""想念你的家人吗？""呵，周末来参加我们的跳舞会吧！我给你介绍一个舞伴，好吗？"
她摇头，苦笑。周末是她最忙碌的两天，打扫完依雷家七间屋子，两个浴室、一个厨房，还得帮他除杂草、理花圃、扒落叶，及做其他有关他们六亩地的杂事。星期六晚上，他们多半下山吃饭，或同朋友玩扑克，或参加周末其他娱乐。借大的一座山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他们孤零零的房子。邻舍是五里外的另一对六十来岁的老人。
晚间，呼啸的风，雨打落叶的声音，不知名的野兽的哀曝，空寂里猛然响起的电话铃；更甚者，是看不见摸不着，却紧紧纠缠着她的思亲之念。
在他家住了两个月后，依雷因为几次见她暗自流泪，就告诉她附近有一个加州大学分校的农学院，那里有两个中国学生，并凑一个星期日，在她做完家务事后，驾车送她去结识。在异乡，又看见了中国脸，说上了中国话，她激动得直想哭。农学院的两位中国学生很帮忙，替她要来了加大洛杉矾分校的人学申请表，积极计划帮她转学。当她把加大洛市分校研究院的入学许可证拿给依雷夫妇看时，他们的脸犹如夏日风暴来临前的天空，沉重而灰黑，雷声滚滚压在她头上，两人同声骂这个不必花一分钱雇来的姑娘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她无语，不是没有一肚子话可以回敬，而是还不以能用英文表达自己足够的愤怒。临离开的晚上，她反复不能入睡，发现依雷太太蹑足潜入她的房间於梨华装睡，偷看着她。她打开每件理好了的行李检查。於梨华终于忍不住，坐起来大声问她干什么。依雷太太却若无其事地回答："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们中国人，我要看看你拿了我家里的东西没有？"於梨华大吼："拿了没有？"依雷太太耸耸肩，径自掩门走了。
她到了举目无亲的洛杉矾。农学院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在加大读科学的沈君。沈君送她到学校的外国学生顾问办公室，并协助她向顾问说明自己身上只有几十元美金的窘境。顾问问她有什么样的工作能力——打字？速记？图书管理？她都摇头。他皱着眉问："看孩子你总会的吧？"沈君忙用中文对她说，不会也要说会，不然没有工作。她连忙点头。
顾问室的职员带她去找第一个正式的雇主，住在洛市高级郊区，百发利山的一幢大厦里。百发利是洛杉矾有名的住宅区，好莱坞好多明星都住在那里。一进百发利山，景色比日落大道，更有一种华贵气象，房子不但整洁，而且建筑精巧。每座房子前面是绿茵一片，修剪得一丝不乱。她的主人是个三十余岁离了婚的女人。有个六七岁的女孩需要人照顾。她白天上学，下午陪小女孩玩，晚上招呼小女孩睡觉，睡觉前要读书讲故事。小女孩睡觉后，她一个人呆在十二间房的大屋子里温功课。而乡愁思亲的寂寞又常常挤走在自修时必需有的宁静。好些夜晚，对着灯，对着窗外幽灵般的大树，她感叹地问："美国的花花世界在哪里？怎么我会坐在这间陌生的屋子里！"
她吃的苦和深深的寂寞，家里的亲人和朋友哪会知晓呢？他们能看到的是她：穿着及地长旗袍，站在高级轿车"林肯"旁边，俨然是一副车主的神态；盛装立在大厦门口，脚边是盛开的杜鹃，前面是如缎的绿草，脸上是踌躇满志的笑……但这是照片，不是生活。
她继续受雇，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尝够了寄人篱下的痛苦滋味。挨了一学期，终因学习成绩不错，被免除了学费，还拿到一笔奖学金，从此搬入女生宿舍，她自己又属于自己了。啊！可贵的自由。
婚后她随丈夫先后住在普林斯顿、芝加哥附近的艾文斯登和纽约等地，过的是"飘泊无着落的生活"，心里笼罩着"难以解脱的孤寂"。她一次又一次回台北探视父母，想去抓住那"快要模糊的记忆"，企望在自己人中"摇落这些年来跟随我的无寄的心情"。"重拾起被抛下了十年的女儿梦。"白天，母亲为她劳碌，试着填满她在异国十多年来被忽略的食欲。夜晚，合家对坐空屋，她带着伤感，描述旅居海外的生活，试着将它连到旧时的日子。面对双亲的落寞与安详，那串充满了挣扎的日子显得遥远而陌生，以至她怀疑自己是否在陌生的世界里消度了十年。但是台湾毕竟不是生育自己的家乡，"台北也不是家"，而"不过是一个容颜已改，脂粉太浓，脂肪太厚的荡妇"，从她的笑声中，再也找不到往昔的满足，有的只是"贪梦与空洞"。家在哪里？她说："别人都是有家可归的，而我永远浪迹天涯。回到台湾，亲戚朋友以客相待，关切地问'这次回来，能住多久？'回到美国：'你不会在台北长居吧？'"离乡去国，飘泊无根，"没有根"的苦恼裹着於梨华的心，"剪不断，理还乱。""别问我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与为什么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惑。"於梨华在异国是成功者，尚有这种"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感伤和"独立小桥风满袖"的寂寞，那么处境还不如她的人呢？可见时代的悲剧，带给一代人的不幸之深。
六
於梨华从小就和文学结下不缘分。高中的时候，《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就闯入了她的生活，最使她难以忘怀的是，南平中学一位名叫赵淑如的语文老师，是第一个殷殷领她走上文学之路的。后来的逃难流浪，并没有拖垮她对写作的兴趣。在台中女子中学念高二时，她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介绍沈从文的《边城》。别小瞧这比起后来的大作微不足道的小文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的"野心"和成功，往往与它有至大的关系。
大学时代的於梨华，涉猎了大量西欧现代文学，也非常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中外贤哲的哺育下，她开始经常撰稿，多半描写学生生活，在学生读者中渐负文名。
从事文学创作，她已走过了长长的路。关于她的艺术风格，她自己曾经说过："所有我的作品是受到中西文学影响后的揉合而产生的属于我自己的一种风格，文字是纯中文的，结构可能受西方文学的影
在西方文学中，现代文学作品对我最具有影响力，尤其是美国现代作品。"
她是台湾六十年代与白先勇等人同起的"现代文学"派作家，她对西洋近代小说和戏剧很下过一番功夫。《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提到的作家：亨利·詹姆斯、诺门·梅勒、伊德丝·华顿、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阿塞·密勒·哈罗、平德等人，可能都是她喜爱的。除少数作品，如《柳家庄》，被认为是《红楼梦》式的，她的许多著作都熔铸着欧美现代化的某些技巧。比如，她很善于运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
以《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为例：故事顺着牟天磊回台后的应酬、交往、游历等行踪顺时针推进，却时时穿插着他对已逝岁月的逆时针回忆。主人公的思维活动，像个无形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他在美国生活的形形色色和留学前的学生时代及童年大陆生活的图景。"断碎的时间顺序""故事中的故事"，把台湾、美国、大陆三个不同地方，现在、过去、未来三个时间，精巧地编织在一起，使故事时空开阔，容量增大，且集中紧凑，富于弹力，极有力地表达了主题。国内评论家陆士清说得好："这样写来，不仅把天磊的脆弱和感伤越涂越浓（这是创作意图的需要），而且真切地写出了亿念着过去，不能充分地享受现在、空茫地对着未来的，'没有根的一代'的苦闷和寂寞的心理状态，把生活中的'没有根的一代'塑造成了艺术中的典型。"
我极佩服於梨华描写事物的本领。她制造的意境永远不落俗套，确实是"近年来罕见的最精致的文体家。"
她阅历甚丰，到过不少地方，能凭自己超人的视觉记忆把所看到的一切记载在纸上。没有去过美国、台湾的人，在她的书中嗅到了美国和台湾的气息、看到了它们的形象。我们不妨跟着牟天磊在台北西门町的夜市走走：
去国十年，这个地方对他已经完全陌生了。过去他最熟悉最偏爱也光顾最多的铁路边上的小食铺完全不见了，他父亲指着一排排的中华商场给他看。国际戏院隔壁，曾经惹他眼而他只被带进去过一次的四姐妹亦已不在，代替它的是一家充满了染味，充满了颜色及充满了苍白的日光灯的布庄，戏院对面，他和张平天常去喝酸梅汤的小冰店也没有了。他走在他父母和情人之间，好像是来逛一个崭新的世界，而新世界里的人也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了，比他记忆中的多得多，塞满每条街。比他记忆中的'洋'的多，从他们的衣着及举动上观察。比他记忆中的嘈杂，也许比他记忆中的快乐。
短短一条街，寥寥二三百字，向我们展现了既亲切又陌生的台湾今昔。
刻画人物，她善于剖示分析人物心理，尤其爱用对比的手法摹写人物形象，新颖别致，匠心独具。
比如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她着力描写了与天磊有密切关系的佳利、意珊、眉立三个女性。她没有用传统的手法分别描绘她们的相貌，而是进行了两两对比：
那是一张和意珊完全不同的脸（指佳利）。意珊的脸像太阳，耀眼地亮，耀眼得令人注意，你知道它在哪里。而这个女人的脸是一片云，你觉得它存在，但是你追随不了它，它是轻柔的，但又似沉重，它不给任何光亮，但你忍不住要去探索它；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给人一种美的感觉，美在何处，却又无从分析。
於梨华的文笔干净利落，寥寥数笔就能把人物写活。如早期作品《小琳达》，留学生燕心被介绍照顾一个因父母离婚，没有父亲的小姑娘"小琳达"，初一见面，她原来的家庭教师玛丽说：
"琳达，你不和你的新朋友打招呼吗？"
"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怎能和她打招呼？"
"对不起，琳达，是我不好。这是吴小姐，这是琳达。"
"要叫她吴小姐？为什么不把玛丽叫做罗提小姐呢？"她仰起头问妈妈。
"好，好，"李兹太太说："你对。吴小姐，我们叫你名字吗？"
"当然，叫我燕心好了。"
"燕清，燕清，"琳达念念有词地轻声叫着："妈妈，好奇怪的名字！"
於梨华用简洁、自然的文字，把一个没有家庭温暖、狡黠、刻薄，却又可爱的孩子写得绘声绘影。
读於梨华的作品，给人再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她的文字形象、凝练、简洁、新鲜，很像一个刻意打扮，但却显得自然天成的美丽女性。清新的句子篇篇可见：
"诩样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好像脸上的皮被人撕去了一层，新脸上，油光光的，每一个毛孔都冒着笑。"（《交换》）
"万回克快道上的车，像吸铁石中串连着的钉子，一根衔接一根，停顿时比移动时多。"（《友谊》）
"有的大裙飞着小小的圆囤，好像一个人对于平凡的生活模子的挣扎，要掐出那个圈子，但还是离不开那个圆圈。"（《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总之，跳动在於梨华作品中的真挚情感，细腻笔触和洞察事物的锐敏目光实在令人赞叹不已。
她跳出了台湾和海外有些女作家囿于生活，多描写身边琐事的小圈子，关心着一代人的命运。她那坦荡的胸襟，热爱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和对事业的责任感，不断攀登的壮志雄心，使她在艺术上永不满足。我不禁想起了威廉·福克纳的一句名言：作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必须永不满足他过去所写的东西，永不认为他已尽了全力，永远在梦想着达到更高的境界……"
七
於梨华很有风度，很有神采，她说自己"善怒善喜，活泼好动，爱好网球、游泳、滑雪……"见过她的人说她"即使好好的走着，好像也使人觉得她是在跑跑跳跳。她讲起话来，往往一泻千里似的，语调又急又快，手势也多。笑起来又好像毫无保留，没有一丝忧愁。"她是个能干的主妇，会买东西，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爱孩子，爱丈夫（八十年代同沈君离异），爱自己的工作。她以教书为职业，自1968年后，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讲授英译中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概论、书法、中国现代文学选读、中国报章杂志选读、中文会话、中文作文等课。1977年到1978年，还曾担任该校中文研究部门主任。之后她曾去印度讲学。她是个尽职的好教师，但最爱的还是写作。"书桌对于她就好像饭桌对于一个饥饿的人一样，有无尽吸引力"。她说："一天不写作，就觉得生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不对了。""我认为使人想写真是一股巨大的神力，它可以掩盖过一切写作路途上的寂寞，写作技巧上的困难，而给这个写作的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
她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爱国主义者。1975年，在阴霾满天，暂短的云开日出的季节，离别祖国大陆二十多年的於梨华第一次踏上梦魂索绕的故土。祖国已不是她记忆中的形象——牟天磊在金门眺望厦门时想到的童年时家乡的情景：
战前小镇里的宁静得单调的没有柏油的大街，街边的杂货店，杂货店的柜台上排着的破璃瓶，瓶里的橄揽、冰糖、生姜糖，粘在一起的牛皮糖，站在柜台后的掌柜，一个瓜皮帽上的一粒红绒球，一根旱烟管，一副黄黑的牙，一双混浊的眼睛，望着店外面静得完全睡着了的午后的太阳。
这也正是家乡留在於梨华脑海里的底片。
在祖国逗留了一个月，她忙忙飞回美国，巡回在耶鲁、麻省理工、芝加哥、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热情演讲自己回国的见闻，并很快写出人物报道、短篇小说集《新中国的女性》（1977年，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介绍解放后各行各业同胞姐妹的形象。
这次祖国之行，对她的心理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当她再度把1974年初起稿的《傅家的儿女们》这部长篇小说接下去的时候，却感到"笔重如山"。她说："在我想写及我能写的中间，有很大的距离。我能写的几乎有的不忠于目前的自己，而我想写的又会不忠于原来的读者"。她克服了接不上的困难，循着原来的构思把这部小说写完了。"但她对人物的内心，对人物的走向和分化发展却有更深刻得多的剖示。"在鞭挞那最丑恶的同时，针锋相对提出了一系列新人。"这些新人不再像於梨华过去刻画过的形象那样不是不甘于同流合污便是自暴自弃，这些新人尖锐地发出'固定的职业后面，发了财以后是甚么呢？'的疑问，最后肯定，'一个人除了要做些主观上有意义的事情之外，更应该做些客观上有价值的事'。"可以看出，她的写作又跨入了一个新时代。
她又飞回来了，观光、学习、探求。常言说，儿不嫌母丑。看到困难中的祖国的某些病态，她悉心尽情，通过《人民日报》她曾向祖国的青年朋友，意味深长的讲述了自己的留美经历。她写出了报告文学集《谁在西双版纳》（1978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介绍少数民族在解放后的实况和政府对兄弟民族的政策。短篇小说集《三人行》（1980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则描述了四个现代化在国内外所引发的问题。
不但回到大陆，在美国她也同样抓紧一切时机了解、关心祖国，和访美的祖国亲人和文学家频繁接触。她"虽然住在美国，实在关心中国。"
过去，她的笔写的是中国事和情；现在，她不满足了。她渴望与祖国人民一道，为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写给《人民日报》编辑的信中，她热诚地说：
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不能像我许多朋友那样，回去讲他们的科学，做出比较急需而直接的贡献；这是我很遗憾的。但后来想到，士。果能向国内读者报道一下美国生活实况，也是目前国家需要的。除了这封万字长信外，我还有一个建议是：读者有什么关于美国或西方的问题，可以写信给我。我以后可以按照他们最想知道的一些事作回答，还是可以用书信方式的。我不能回答的，我可以请教这里的朋友。
她热爱伟大的祖国，祖国母亲已向所有海外游子张开热情的怀抱。"没有根的一代"的苦恼是结束的时候了。"落叶归根"，这个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多么富于诗意和人情——於梨华用自己的行动，写着一部新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1995年3月3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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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谌容
刘蓓蓓
"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伟大代表"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即"痛苦的马克西姆"。中国新时期文坛上重要的女作家谌容，看来也该姓高尔卡雅。即使不读她的作品，不了解她的简历，只要看看她那被中医称作"肾虚"或"气滞血淤"的黑眼圈，和她两指夹着的香烟，你就会隐约感到她身心可能遭受过的痛苦。在她这种年龄的知识女性中抽烟的不多，凡抽烟的大多有些坎坷的经历，从事着沉重的精神劳动，也都颇有些女丈夫气。
大器晚成
谌容于1936年10月3日在湖北省汉口出生后刚满九个月，就被中国历史上的"七七"事变卷进了动荡的生活。在从武汉到成都，到重庆乡下，到北平，又返回重庆的颠沛流离中，她度过了自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她成名后多次对采访者说过"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她给自已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陆文婷们或惠莲们安排了孤苦寂寞的童年，大概就是在表达她自己对"童年"二字的理解和感受吧？当然，她的"根"是在四川，祖籍是她从未去过的巫山。所以她让《永远是春天》里的男主人公李梦而用川菜为女儿山妮饯行。但她的很多作品里回旋着的是纯正的京腔京韵，她甚至以北方人的耳朵和心理，感觉出拖长的川腔里风趣幽默的成分，她把这口音给了研究外国文学的沈志业，使他得以借此在小说《真真假假》中的政治学习会上严肃地扮演一个令人捧腹的角色，达到她对"文革遗风"调侃的目的。看来，浪迹天涯的人生旅程把这个川妹子改变得颇有些忘本了。
她生命的航程中重大的转折点是重庆解放后的1951年。当时这个梳着两条小辫于的大眼睛初中学生"立志脱离家庭，参加工作"。她要摆脱的那个家庭，曾给她起过很典雅、很封建的名字：德容；那个家庭还有一个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当过国民党法官的父亲。中断学业，自食其力，不知她当时是否感到过痛苦，但这样的政治抉择对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来说是够严峻、够沉重的。她先后考取了部队文工团和西南工人出版社，家庭的熏陶令她在歌舞和书籍之间更钟情于后者，于是这个出版社门市部的小小营业员，便常常背着书沿着嘉陵江走向工厂矿山去卖书，从此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过了三十年她成名后，人们得以借"从卖书到写书"之题大作文章。也许1952年在西南工人日报社读者来信组工作，白天分发来稿来信、夜里记录广播新闻之余拼命读书的谌容，并不曾有过当作家的自我设计，但她自修了俄语和全部高中课程，广泛涉猎了解放区文学和苏联文学，于1954年考上了当时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后来的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今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实际是为日后登上文学殿堂奠定了基础。起初她似乎很顺利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读书，入团，结婚（丈夫是《人民日报》的范荣康），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当音乐编辑后任俄文翻译，家庭、事业美满，真像"幸福的生活万年长"的样子。
然而，命运之神或说是义乙女神却不能容忍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中没有谌容。他们让神经官能症之类的多种疾病把她击倒在打字机旁，在1962年逐（精简）出中央机关，而北京市的中学也不敢接纳一次次晕倒在讲台上的病号，她只好回到北京市教育局，吃"劳保"，待分配。疾病的折磨，生活的孤独，"闲"的惨痛，成为她人生舞台上最不堪回首的黑暗一幕。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她读书，集邮，习画，听戏，操持家务，这一切都丰富了日后她写作的小说的细节，却没能使她的灵魂得到解脱。虽然拿着"劳保"在家中做贤妻良母的，无论是六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都大有人在；虽然在《真真假假》里谌容写过"烹调是通向家庭幸福的桥梁"；虽然她多次让自己笔下的陆文婷们、阿璋们抒发对丈夫、儿女和家庭的歉疚、负债的感情，但作为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新中国女性看来，"烹调蒸煮、缝纫洗涤""只是家庭的需要，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我毕竟还是一个对社会没有用处的人！"在谌容式的词典里，安于对社会没用即是"沉沦"。看来"自扰"的未必都是庸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观念中社会责任感或使命感或义务感这些"自寻烦脑"、"自讨苦吃"的信念和感情，在谌容这一代人身上更被革命激情强化得执拗而狂热，她心无宁日，苦苦求索，终于在各种尝试中豁然开朗："病体不能坚持八小时上班，有一小时的健康还不能写点什么？"于是她走上了文学之路。古今中外的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愤怒出诗人，病痛也可以出诗人。谌容视文学为生命，倒不是以文学谋稻粱，而是谋生存的高质量，高品位，寻求自身生命存在的最佳形态。她称文学是自己在"痛苦中的抉择"，殊不知，这一抉择给她带来的是更多更深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人生识字痛苦始"吧。
当然，这痛苦主要不是指所有作家都体味到的文学创作的艰辛。虽然她八十年代写完《人到中年》便累得大病一场，但还写了散文《病中》为证，而九十年代她在病中编完一本自选集后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累，累得连写一篇不足千字的杂文的力气都没有。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无疑会本能地认定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六十年代的谌容不可能描写舞会剧院中的生活，更"不屑为自己的病痛呻吟"，她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自己在小学生时代有所接触的农民服务。于是她自讨苦吃地拆散了自己的家庭：把两个儿子送到上海，把丈夫丢在城里，1963年7月她孤身一人自掏路费来到吕梁山下汾阳县内一个叫万年青生产队的小村。大自然的清新有力和农民的纯朴真诚，使她的身心如鱼得水般地得到调治抚慰和愉悦。可惜好景不长，"四清运动"的声浪打破了乡间小路的宁静，作为国家干部，谌容被动员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工作。出于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她不愿干伤害他们的事情。左右为难的结果，是一走了之。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就在她回到北京两年后，在她创作的三个多幕话剧中《万年青》和《今儿选队长》被宣告失败，《焦裕禄在兰考》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选中，她已经同剧组一起去兰考体验过生活时，一场空前猛烈的大革文化命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排练停止，百业俱废，人人争当那"95％"又人人被打成过"5％"，改造别人又被别人改造，被别人伤害又伤害别人，谁也没能躲过那长达十年的混战。幸而谌容是"编外"人员，得以保持住"逍遥派"的身分，但最终还是同"旧市委"的干部一起下放到北京通县马驹桥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种"下放"似乎含有"变相劳改"的意味，但对谌容来说无异于放虎归山。她插秧耪地挖河喂猪地劳动了一年，又作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在群众和干部中工作；她既可以参加县、社、队各级干部会议，又能和大妈二婶子们盘腿坐在坑上纳鞋底拉家常。到了1972年冬天，她开始动用自己近十年间的全部生活积累，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描写1962年万年青大队在支书江春旺的带领下，同县委副书记黄光推行"包产到户"试点工作进行斗争的故事。虽然业余创作被视为"不守本分"、"想入非非"的"个人主义"而不得不进入"地下"状态，但写书过程还是顺手的，1973年回北京做了五中的俄语教员后，书稿也完成了。第一个读者是李希凡，后来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韦君宜诸前辈。真要出书的时候，躲不过的"批林批孔"运动却给了她致命的打击：给谌容出书竟成为造反派们揭发严文井"举逸民""兴灭国"的"钢鞭材料"。原来她十五岁便立志脱离的那个家庭二十多年后还把她罩在自己的阴影里：那个早已被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的父亲此时却背上了"七条人命"的黑锅！书稿退回来了，在"没法活下去了"的心情中，她给把持着文艺界最高领导权的江青（通过邮局）写了信，保卫自己出书的资格和生存的权利。五十天后，上面有了批示，1975年9月，《万年青》出版。
于是这位"持重武器（指长篇小说）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得到了学校和教育局给予的创作假，在1976年2月回到吕梁山下，住在乡宁小县城的县委机关里，雄心勃勃地开始写作长达九卷的鸿篇巨制《光明与黑暗》（这本书只在1978年7月出版了第一部）。然而，十月里的一声春雷让中国人在这个月的下旬欢度了不是国庆日的国庆，本该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解放的谌容却因为那封信又和出版社一起受到了清查。追查送信的"线"。书中的人起名"江春旺"和"邓万举"便是吹捧江青攻击邓小平。取消创作假，限期上班，最终在1977年4月停发工资。陆文婷啃凉烧饼喝白开水的细节，便是她生活拮据借贷度日的体验。上书中宣部后得到的两次批示，茅盾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她于1979年5月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永远是春天》的赞扬，都未能帮她脱离困境。直到《人到中年》一举成名，谌容离开教育口成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的1980年9月，她才得到了补发的工资。风息浪止。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回顾坎坷的文学生涯，谌容的感觉是"累，真累"，她甚至难以相信自己当年竟然有那样的勇气和精力去应付无休无止的纷争。她表示再遇到类似前述的"大战"，"情愿不战而降"，因为"人生毕竟是短促的。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要"还能写下去，我实在舍不得时间去打那些无头的笔墨官司了"（见《并非有趣的自述》）。然而，这一代人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颠簸了几十年，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灵魂，都是被政治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过了的，在一些难逃的"劫数"面前，她能退避三舍么？围绕着《万年青》的出版展开的两次"大战"结束了，但对《万年青》、对《光明与黑暗》的评价虽大有文章可做却并没有真正开始。一向不爱谈自己的经历和创作的谌容竟也按捺不住某种情绪地写道：《万年青》、《光明与黑暗》不会再出版了，因为它们"不符合现行政策"，但"我不能说我的处女作是《永远是春天》而不是《万年青》"。她不同意说自己是"脱离生活"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因为"生活同政治分不开"，"多年来我们的生活被'左'的政治扭曲了，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只能反映那个被扭曲了的生活"，对这"特有的文学现象""主要不能从作者个人身上去找原因"。我不打算针对这些看法占用本文有限的篇幅，因为《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不是谌容的代表作或成名作，它们在谌容的创作中不能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谌容不属于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或"十年"，她是被称作"新时期"的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两大传统题材之一的农村题材作品中，《万年青》的艺术成就也未能使它们出类拔萃占住显赫地位。若想理论作家反映生活与评价生活的问题，现实主义的"真伪"问题，人们多半会以《艳阳天》之类为例证，而不借《万年青》之题去发挥。
谌容成为名人是在1980年，那时她已四十四岁。《人到中年》的小说和电影都受到过"有严重缺陷"、"给生活蒙上阴影"等等指责，但此时自有广大读者和评论家们去应付这些笔墨官司，无须她自己上阵，然而她的痛苦未能就此结束。蜚声丈坛后她要应邀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参观访问，她要担任很多机构的理事或委员，要更富创造性地写作。她曾构思了一组关于童年生活的散文，其中《童年的记忆》已经写完，此外还要写《卖豆腐的女人》、《背柴的小女孩》、《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美人儿》等多篇。谁知1983年初她去上海参加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座谈会，看了影片《城南旧事》，感到自己那几篇作品的手法同林海音的有几分相同，都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人生。既然林海音的作品先于自己为观众和读者所知，自己就要退让，因为自己的作品不能雷同于自己，更不能雷同于别人。在"上天""赐"她以新的写法之前，我们是无缘同那"小女孩"、"美人儿"们谋面了。这就叫"不以创作丰富自娱"，这就是自讨苦吃。对自己的作品如此苛刻，她就别想"著作等身"了。
巧者劳而智者忧
早在1949年8月，上海《文汇报》上就讨论过小资产阶级（即知识分子）是否可以作文艺作品的主角而且结论是否定的，所以在1949年至 1976年的中国文学史上，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屈指对数，长篇里大概也就《青春之歌》、《小城春秋》那么两三部吧？而新时期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数不胜数，但艺术成就较高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屈指可数。公认成功的陆文婷形象，就是谌容创造的。读了她的第二部写知识分子的中篇小说《真真假假》（发表于1982年《收获》第一期），拍案叫绝的同时我心中便下了个结论：谌容是写知识分子的有可多得的高手！以后又读了1985年的《散淡的人》和九十年代的《人到老年》，我对自己的看法更是坚信不移了。虽然她凭着写农民的长篇《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登上文坛，虽然她的西坡奶奶（《白雪》）和《关于仔猪过冬问题》受到好评，虽然她的《太子村的秘密》在《人到中年》后又第二次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虽然她忘不了在农村的岁月，自己觉得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同她自己比，同别人比，这些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写农民，不是谌容的强项。
《太子村的秘密》简直是发表在1982年下半年的又一部《真真假假》，它尖锐而又及时地揭示了在政治运动反反复复、颠颠倒倒，上边儿脱离实际、唱高调、瞎指挥的年代里，农村基层干部只好通过弄虚作假、"糊弄"一切来坚持实事求是、"三不糊弄"的既不正常又被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小说留给我们的，是大队支书李万举信奉的"不糊弄肚子"、"不糊弄庄稼"和"不糊弄社员"的质朴而又深刻的原则，而李万举的性格，却被匿名信造成的悬念及其引发的曲折故事淹没了，以至令读者找错了感觉，以为是在读一部侦破小说。小说的构思也十分巧妙：匿名信，座谈会记录，日记，为烘托李万举而迂回包抄；结尾处真相大白，写匿名信者也是假揭发，真褒扬，假批判，真学习，更加重了那"真真假假"的氛围，但始终未能逼近深入到李万举的内心世界。同晚一年发表的张贤亮的《河的子孙》比，《太子村的秘密》就显得单薄了。两部小说在题材、主题和人物性格方面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张贤亮不但让我们看到了魏天贵为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而耍弄的阳奉阴违的手段，更让我们看到了这"半个鬼"作为农村干部特有的忠厚与权力欲、善良与自私、智慧与狡黠的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看到了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现实矛盾汇成的"景深"；《河的子孙》的立意，已经从对农村基层干部忠心耿耿实事求是精神的赞美，扩展升华为对支撑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发展下去的那种"健康的本能"的沤歌。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部小说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用今天时髦的字眼评价，它比《太子村的秘密》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
然而，与其说我是要厚彼张而薄此谌，不如说我是想对谌容欲扬先抑。因为能像谌容那样对知识分子理解得透彻、把握得准确、表达得传神的作家确实不多。虽然很多作家不大不小也算个知识分子，但他们或者不写知识分子，或者写得概念化一般化。也许是知识分子特殊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精神劳动及与此有关的气质，很难借助钢花飞舞麦浪滚滚硝烟迷漫予以言传吧。当然，谌容的几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发表时引起轰动，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强烈鲜明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谌容以女作家中不多见的胆识触及了当时十分敏感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诸如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问题，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中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以至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开玩笑说谌容最会打擦边球，政治上再尖锐也不越轨。大概这种分寸感体现了谌容"不惑"且"知天命"的成熟吧？如今，《人到中年》们发表了十多年以后，虽然仍有人陆文婷般地大难不死，或蒋筑英式地英年早逝；虽然人们口头上还有"你穷得像个教授，傻得像个博士"的调侃，还有关于手术刀和剃头刀、造导弹和卖鸡蛋之类的不平之鸣，但这类热门话题已经逐渐相对冷却。可是《人到中年》依然催人鼻酸落泪，《真真假假》还是令人忍俊不禁，《散淡的人》照样耐人咀嚼玩味。"时光如涛荡泥土"，却冲不掉艺术品的光彩。
"鼻酸落泪"，这是当年人们阅读《人到中年》时很多男性评论家都不掩饰的真情实感。大概是陆文婷生命垂危时让丈夫给女儿扎小辫儿、给儿子买白球鞋的叮嘱，她在死亡之水中沉没时，请求孩子们"原谅妈妈不得不一次次缩回向你们伸出的双臂，推开你们扑向我的笑脸"的眷恋，以及她恨不得跪倒在地，向丈夫表示"没有你，我活在这世界上索然无味"却又没能"报答你"的忏悔，最能使人为之动容吧？《人到中年》主要是通过身心交瘁的陆文婷昏迷中的幻觉，回顾她那艰辛的生活道路，特别尽情地渲染了她内心深处的感情。凡能真切赳表达人之常情的作品，都能触动读者的心弦，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在今天看来是不足挂齿的常识问题。但在当代文学史上，敢于在文学作品中毫无顾忌地渲泄人之常情只是在七十年代末才出现的现象。在建国后的数十年间，巴人因呼唤"魂兮归来，文学作品中的人情"而遭到无情的打击；《达吉和她的父亲》因抒写了父女之情引起不小的争论；旧版《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同余记泽决裂后，偶然路过旧居向门缝里张望时刹那间藕断丝连的感伤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原版《红旗谱》中农民严志和在两个儿子全都被捕入狱后的痛不欲生，则被改写成预感到要当亡国奴的命运后投河自杀的屈原式的忧国忧民；至于"文革"期间的作品中女英雄阿庆嫂或江水英们一律作"活寡"、"绝户"状的矫情当然就不值一哂了。所以谌容成功地运用这种艺术手段描绘陆文婷的形象，在1980年时就是一种突破。
人们更不会忘记小说中佳佳生病的那一节。它显示了作者在表现主人公丰富而多层次的感情方面所达到的力度和深度。陆文婷接到女儿病重的电话后的不安，最终由"一双双病人的眼睛取代了佳佳的位置"的心理发展过程，写得平易、自然。因为对陆大夫来说，这种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被察觉的"先人后己"、"人而忘己"的牺牲行为已成为习惯和本能，无须在雷鸣闪电中耳畔响起些豪言壮语或伟人名言后再决定取舍，可谓"从善如流"了；而她下班后抱着佳佳在医院中的举棋不定，为女儿的护理和儿子的午饭而焦虑、烦躁、内疚，以及那"啃着干硬的冷烧饼，呆呆地望着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的说不出的凄楚，极富生活气息、极具人情味地表现了在如此窘迫的处境中慈爱的母亲和正直的医生两种角色难以统一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深广的。佳佳生病这简单而又耐人寻味的一节，是陆文婷几十年的生活状况和心态的缩影，也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职业妇女境遇的典型场景。想当年，谌容自己就忙得没时间给小女儿梳小辫儿，七岁的小姑娘看着小女伴头上扎着蝴蝶结的辫子曾怀着怎样复杂的感情冲着她喊：瞧瞧人家的妈妈！这句话显然深深地刺痛了谌容。大概正是这种无法偿还的感情债务的压力和痛苦，转化成了小说中精彩段落的艺术魅力吧。
当然，我们透过泪水看到的，是集中、鲜明地体现在陆文婷身上的中国当今大多数中年和老年知识分子的特征：她的正直善良，她的谦逊质朴，她的忠诚坚韧，她的清贫刻苦，她的事业心，她的责任感，她在强暴和权势面前的不卑不亢、文静端庄，她虽然无职无权无名无位温柔随和，但凭手术漂亮要求严格而令护士们产生的敬畏，都充分显示了一种人格的力量，知识的力量。这正是"物美价廉"的中国牌知识分子仅有的宝贵财富和安身立命的基础。邻居陈大妈对陆文婷夫妇的一间小屋、两身布衣、三餐粗饭、被褥单薄而书籍丰厚的生活感到不可思议，谌容却捕捉到了这对书呆子于繁星满天的夏夜在闷热的陋室里安宁而又充实的夜读图，准确形象地展示了知识分子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谌容在十分细致地描述陆文婷在进修大夫们的围观中做角膜移植手术的过程时，情不自禁地欣赏着"她那一双看来十分平常的眼睛放出了异样的智慧的光芒，显得很美"！谌容由衷赞叹的这种智慧美，大概就是她1979年秋天在北京同仁医院体验生活时独特的感受和发现。
当然，陆文婷形象不会赢得所有读者的理解和认同，那些认为她给我们"艳阳高照，莲荷盈盈"的生活投下阴影的说法姑且不论，我亲耳听到一些激进的青年责问："若是大家都如陆文婷这般'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地逆来顺受，中国还会有改革么？"这话并非毫无道理，陆文婷身上确实有历史和时代赋予他们这一人的长处和局限。但她的性格中外柔内刚的一面也是不应忽略的，这不仅表现在她对闯进手术室的"造反派"们的横眉冷对和对焦部长及其夫人的不卑不亢，尤其在各级大夫簇拥着眼科权威孙主任查病房的庄严仪式中，她竟然毫不顾及名分、辈数、地位、场合，以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住院医身分对门诊主治医的诊断质疑的勇气和自信，表现了知识分子特有的、往往不被世俗所容而被斥之为"不识时务"的"书生气"，即对科学和真理执拗的忠诚。她只是过于克已罢了。如果联系谌容笔下的韩腊梅（《永远是春天》）、西坡奶奶和杨月月（《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这些农村的妇女或女干部性格的塑造，那么我也认为某些论者是有理由怀疑作者对中国人信奉"忍为高"的传统文化性格，特别是对至今仍被一些人推崇备至的"东方女性"的"美德"，诸如过度的忍从、不分善恶是非的宽容、毫无价值的自我牺牲等等消极、软弱的一面是否缺乏足够的警惕和批判（作者的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上的欠缺，在她以后的作品，如《懒得离婚》，或《献上一束夜来香》中的现代青年女性方芳和齐文文身上似有弥补）？话又说回来，无论如何，谁都无法否认，陆文婷们同广大工农群众一样，是维系疾风暴雨中的共和国大厦的支柱和基石，是人类历史上那种层出不穷的、默默无闻地为人类做出贡献和牺牲却不图回报、也无人认可的无名英雄。谌容这一批作家率先一反当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形象的被改造利用者、甚至被专政镇压者的模式，把他们作为民族的脊梁来表现，无疑是文学发展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标志。
这里似乎还应顺便提及《人到中年》的结构问题。这是因为谌容写小说时大爱在结构上"大作文章"，而《人到中年》的结构又备受称赞：新颖，精巧，严密，和谐，几近于完美。可能就在王蒙抛出他的"集束手榴弹"的同时，谌容也开始吸收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中的精华来营造自己的《人到中年》，她摆脱了传统的讲故事思路的束缚，打乱时间顺序，以病危的陆文婷那时而清醒，时而朦胧的意识流动过程为主要线索，舒卷自如，跳跃性强，在两天之间、病房之内的现实生活中凝炼地展示她十八年的人生旅程，表露那颗为他人操劳半生、积劳成疾，停跳前的一刹还要把牵挂和深情献给自己的病人与亲人的苦难的心，令人信服地强化了陆文婷性格的崇高感和悲剧色彩。这以后谌容的很多中篇或长篇小说都要在叙事方法上花样翻新，往往贯之以两条甚至三条平行的线索，以便在有限的篇幅内加大容量，增强密度，衬托对比，深化内涵。《散淡的人》和《人到老年》是把描述现实的章节和追述历史的章节交叉着写，《散淡的人》尤其有规律，单数章节写现实（田家宴会），双数章节按时间顺序写杨子丰历史中几个重要片断。《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由阿漳、阿维夫妇的通信组成，阿漳讲杨月月的故事，阿维写他读萨特的心得（很多论者都试图弄明白这种设置的内在统一性又都感到难圆其说）；而《懒得离婚》里贯穿着三条线：一条是青年记者方芳对刘述怀家庭婚姻状况的采访，再一条是方芳与同宿舍神秘兮兮的李索玲的对话，第三条则是没名没姓的夫妻间的怄气，拌嘴及离婚的艰难。孤立地看，每一篇的写法都有些"意思"；整体上看，便因手法的重复而冲淡了新鲜感，倒是《人到中年》先入为主地让人牢记着作者运用新手法的老到娴熟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管从哪方面看都能当之无愧地成为谌容的代表作。难怪巴金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
也许陆文婷是个技术型的知识分子，或许因为她是个女性抽象思辨能力较弱，要么就是作者的疏漏，她的理念世界（即卢卡契所说"人物的智慧风貌"）逊于她的感情世界，以致影响了陆文婷形象的丰满厚实。而在《真真假假》里，我们看到了各具情态的学者型知识分子群像。这部小说不过写了某省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室的"大研究员"们奉命举行了三天的政治学习会的里里外外，却十分敏锐辛辣地描绘了极左路线的回光近照对一群惊弓之鸟的骚扰，既使人忍俊不禁，又使人慨叹不已；但历史留给新生活的阴影，毕竟遮不住新时代的曙光。开会，曾是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极富特色的场景，而停工停产连续几日开会务虚，更是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家常便饭。但在谌容之前，很少有哪位作家把开会写得如此引人入胜。走过极左政治冲击一切的年代、身经百会、出口成章又素请各种政策条文套话术语的知识分子们虽总结出一整套"人生在世，开会发言，真假并举，以真为主，以假为辅"的经验，但当省委赵部长点名批评他们的同仁那篇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寓评于介的文章是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脚下的立场态度问题，院党办吉主任敦促"学习讨论"赵部长讲话时，他们又一次面临在讲真话与讲假话之间抉择的痛苦。这种痛苦，看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的课题。一边是"左"的压力，一边是科学的真理，不讲话不行，讲真话不敢，说违心的话不情愿，于是除了决心"唤回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霞光"的支部书记杨昌明，和当年为右派鸣不平而"自投罗网"的右派室主任吴天湘光明磊落、仗义执言外，大多数与会者都采取了"前王朔"式的态度，或"批评青年奇装异服、痛斥电影胡编乱造"；或大谈访日见闻以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或批判重庆灯会的崇洋媚外，避实就虚，避近就远地抵制、应付三天的会议，来保护自己，保护同志，保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谌容用了"字斟句酌的表态"，"离题万里的表白"，"不着边际的联系实际"，"故作小心的检讨"，"貌似真诚的坦率"，"眉飞色舞的谎言"和"热烈的废话"这些相反相成的词构成的词组，高度概括、维妙维肖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式的狡黠，准确地刻画出中国知识分子"外圆内方"的传统特征。"方"固然是可敬的，这使吉子宽未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但谌容也通过吴天湘的言行对世俗所认可的"适度的变通"、"无伤大雅的圆滑"的消极面进行了批判，这对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国民的文化性格的改造，至今仍有着强烈的警省作用。
如今这部"问题小说"中的主要"问题"对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中的读者可能已失去了政治的震撼力，但它的可读性并没有减弱，我看到一些1982年时还是幼儿园小儿的青年仍能把它当作一出喜剧玩味欣赏。书中的人物没有完整的性格和命运，但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强烈鲜明，潜台词丰富，令人过目难忘。因被打成"特嫌"而变得唯唯诺诺的张维，每次会上都要第一个结结巴巴艰苦地发言，两膝紧并，身子前倾，瘦骨嶙磷，粤味普通话，即使他说出要"自己整自己的风"，"自己搞自己的运动"这样的话来，全室同仁念他的"老实巴脚"，又提到"党员标准"等等"严肃"的事情，也暗自感激他的长篇发言"救了"大家的"驾"，所以全部都有教养地"正襟危坐"，"有礼貌地聆听"。而张维再紧张也不失学者的严谨，十分注意"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华主席"云云提法的区分。而会议冷场时吴天湘埋下眼吞云吐雾，叶菲研究秦童童毛衣的编结技法，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朱盛以少有的殷勤给大家提壶续水，都受各自性格的支配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回避和掩饰的心理。当事人许明辉被迫说出自己的文章"有错误"时的脸上一红，"不觉朝"刚正不阿的吴天湘投去的"一瞥"没能逃过谌容的眼睛；而结在脑后的长发一甩一甩的秦童童，嬉笑怒骂，童言无忌，被作者赋予"高干"出身、"知青"资历的背景和依据。我由衷钦佩作者对生活观察、感受和表达的非凡能力，特别是她驾驭语言的功力。书中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是充分个性化的，而作者自己的叙述语言，也都在词汇、句型、语气、风格上同她所描绘对象的情味完全吻合。
谌容发表于1985年第三期《收获》上的《散淡的人》中的杨子丰，同吴天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的刚正不阿，他的光明磊落，他的襟怀坦荡，以及被社会溢之为"恃才做物"、"孤芳自赏"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特征，比吴天湘表现得更充分、强烈、鲜明；而且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被打成右派妻离子散的遭遇，或者更因为他是除了真理别无他求的散淡的人，他比吴天湘少了些深思熟虑而锋芒毕露、落拓不羁。
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开始了文坛上多元化的"战国时代"。在这一年里，人们几乎是要言必称《小鲍庄》、《你别无选择》和《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了"寻根"宣言的青年作家们在老井里、棋盘上和刑天氏的后裔当中挖掘着我们民族传统的优根或劣根。创作面貌千姿百态，若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不同于此前引起社会轰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不再所谓"粘滞"于现实，政治色彩也大大减弱。但谌容笔下的那群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她一样是政治化了的，他们的一生都在政治的风浪中颠簸沉浮。然而谁能说中国的政治不体现传统文化的特色，作品中的文化意蕴只是"寻根派"小说的专利呢！谌容十分巧妙地安排了一场年近古稀的老友们的聚会，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论古道今，这既描绘了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典型情景，又用简炼的笔墨汇集了高密度的审美信息量，还利用读者信奉的"酒后吐真言"的规律真实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群人三句话不离政治：谈到宴会男主人的戒酒，便劝女主人"放宽政策"；说太太制止不了杨子丰的滔滔不绝是"专不了他的政"；谈论殡葬改革时"酒仙"杨子丰担心自己脱光衣服泡在酒缸里有"精神污染"之嫌；联想到每个人在"文革"中充当牛鬼蛇神的遭遇便把此次聚会定为"群魔会"；杨子丰说自己和杨白劳"寻根"可寻到杨贵妃一家那里，并表白已在"文革"中"交代"了杨国忠这个"社会关系"；饭桌上谈论最多的，是杨子丰在小说第一节便吟出的"一愁"："人过花甲未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党员发展工作中的弊端。小说对主人公杨子丰着力表现的，不是他如何成为莎士比亚专家、诗人、作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及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和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而是他从"东洋小孩"到"西方少年"到"救亡青年"到"'牛津'贵族"到"似党非党"的政治生活。而影响杨子丰入党的，恰恰是常常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爱提反对意见，爱放炮"、"骄傲自满"、"不靠拢组织"一类的帽子，说到底，是杨子丰身上最具魅力的"那股说不出、学不到的傲气"。
杨子丰骨子里的那股"傲气"，让谌容表达得细微传神，光彩夺目。细细品味，那"傲气"正是他的不从众，不随俗，有个性，有创见的学者气质。这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备受排斥压抑、不够健壮发达的"优根"。你看杨子丰这个"话霸"，在整个宴会上喧宾夺主，滔滔不绝，咄咄逼人，显得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感情激越，精力过人。他和所有的人对话时，没有一句"顺茬"，总是一个又臭又硬的"不"：他一出场就不"随和"，对别人赞赏的田惠中的室内装修、家具款式看也没看一眼，只是在田某大谈"知识更新！设备更新！家具更新！"时板着脸回敬了一句"就是老婆不能更新！"田惠中告诉他席上备有"鲁迅先生赞不绝口"的"加饭"名酒，他晃着手中的特曲说"鲁老夫子说好，未必我就要说好"；妻子说他"死活也要入党"他马上咬文嚼字地"抬扛"："我不是死活要入。我是活着要入党，死后我不入——死后追认，那有什么意思。"这种不重物质、爱喝特曲、活得执著认真的"傲气"有什么可指责的呢？特别是他对"第五梯队"的赵逊关于"莎士比亚可研究可不研究"（因为大家公认"正确"和"荒唐"的东西都不必研究）的高论，还有他那"科学来源于幻想，真理产生于胡说"的妙语不正是学术研究中一种反对人云亦云、打破平庸、锐意创新的思维方式么！他的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的自信和自尊，不但被鲁迅所痛斥的"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的传统行为规范所不容，更在极左空气笼罩下的政治生活中招致灾难。小说中第十二节《否定之否定》实在是精彩别致，全节由1969年专案组炮制的《杨子丰反革命言论汇编》构成，这简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它摘录了杨子丰自1951年到1969年发表的对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大炼钢铁"、"突出政治"，以及对胡适、梁漱溟、费孝通、彭德怀、吴晗和刘少奇及其《修养》等一系列问题和人物的看法，光明磊落，直言不讳，见解独到，既刻画了杨子丰式的"傲气"和他的"智慧风貌"，又以那类对杨子丰的"老虎屁股""摸定了，而且要经常摸，反复摸"，"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来摸"的"按语"所体现的"文革"时代独具的荒唐令人捧腹。
杨子丰的"傲气"体现在他的入党问题上，就更令人慨叹。早在四十年代的雾重庆，他就想向地下工作者"老黄"申请入党，但"老黄"未亮明过身分，他担心老黄不是党员，自己的申请会使他难堪；加之"老黄"每次都来去匆匆交代很多工作，他怕个人入党的私事耽误党的工作大事便一直"憋"着不提。按照某种偏见和模式，这就会被误解为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甚至是同党"若即若离"。阴错阳差，只知道利用杨子丰的"非党'身分完成党的工作的"大老粗"偏偏碰上有周密严谨的思维方式和"克己"品德的"大老细"，使三十年代就被父亲斥为"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的杨子丰八十年代还没入党，但还要入党。在他看来，入党决不是贪图"先锋队"的美名或"执政党"的权力，而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实现共产党的纲领，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理想、信仰、价值、追求和操守。可叹即使同他谈话的党员都不理解、不相信他要求入党而不带某种个人目的。他接受陈中雅的"揉面"说，但认为自己这团"面"应由"高明的面包师来操"；他容不得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因此为某些人驯服地低眉顺眼、虚伪地唯唯诺诺地入了党，从而造成党风不纯、也影响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健全发展而耿耿于怀。难怪在他的"滔滔不绝"中总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愤懑。这就是他要用酒"解"的"愁"。但他决心同组织发展中"左"的倾向"较劲儿"，明白宣布："入党是神圣的事情，让我把什么莫须有的罪名都兜下来，淋着一身水污入党，我不干。这不是给党增光，这是给党抹黑。""我要堂堂正正地跨入党的大门"！
杨子丰超凡脱俗的性格，不但不被世俗认可，也不被一些因袭了中国某些文化传统的党员认可。他的"牛津'学友、国民党中的"太子派"于少雄当然不理解他，他的老朋友甚至妻子又何尝真正地理解了他？田惠中就劝他既然"散淡"就不要把入党问题"看得那么重"，"何必苦苦追求？"这可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谌容深深地理解这种追求和痛苦，为当代文学画廊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浑身是戏"、一言难尽的杨子丰形象。
八十年代的"伤逝"
在1984年第2期《收获》上，发表了谌容的《错，错，错！》这是一部在当时并不多见的探索纯属个人内心感情奥秘的中篇小说。她是怎么找到这个新路数的？记得1983年底我们曾一起在丰台开会，会上大家使劲猜测她的杨月月和法国萨特有什么关系，一位博士先生还认为谌容对杨月月丈夫的喜新厌旧谴责不够，对杨月月和韩腊梅（《永远是春天》）内心深处从一而终的陈旧观念毫无察觉，说明了作者审美理想的局限。当时我也暗暗觉得作者只是无意中暴露了但末指责李梦雨的薄情：虽然他也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虽然他的再婚很合理，但韩腊梅始终珍藏着他们两人军毯的一半，而属于他的那一半早就不翼而飞了！在这个会上，谌容根本没有透露她要写一部不同于韩杨的被政治和社会所左右的婚姻悲剧的"错错错"。她从来都是这样：事先不预告，事后不张扬，抛给你一个惊喜，自己品尝去吧。
当我读着以第一人称和诗一般的语言抒发的汝青对亡妻惠莲的悲悼和悔疚之情，读到呜咽的"猫咪"，忽然像看到了满身灰土的阿随，看到了写"手记"的涓生，看到在威严和冷眼中死去的子君。两部小说都是丈夫对亡妻忏悔。像是两首悼亡诗；而且都是站在丈夫的立场上，用第一人称叙述他们婚姻的失败，只让读者听到一面之辞（人家子君和惠莲活着不痛快，死了也不能畅所欲言，该是多么委屈！最好采取西方现代小说技巧中的多重叙述角度，让每个主人公都用第一称讲话，让活人跟死人对话，让读者能够从各个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生活中最复杂的感情世界）。不同的是子君和涓生的婚姻失败是受到封建势力的挤压并失去了最起码的经济保障，虽然涓生软弱不负责任，子君短视不争气，但主要还是社会悲剧；而惠莲和汝青恋爱时很自由，家庭生活也未受到任何政治的或其他社会因素的干扰，两人演出的是性格悲剧。
汝青和惠莲的恋爱生活是很热烈、很浪漫的。和几位同龄的女作家相似，即使文坛上把写爱情由禁区变成"闹区"又变成了"灾区"，谌容的小说中也较少有谈情说爱的镜头；即使有，也写得优雅端庄。谌容笔下的爱情常和白雪联系在一起。待我真正掌握了弗洛伊德主义之后再来分析这种创作心理吧，但我记得， 1980年时我简直要把陆文婷和傅家杰在银装素裹的五龙亭畔的约会当作当代文学史上经典的画面来读；1984年惠莲和汝青在漫天大雪的西郊紫竹院中编织的名为"雪葬"的美丽童话又给人有力的震撼。新婚后的星期天，惠莲在戏剧学院门口、在团中央的舞会里，在东交民巷幽静的小街上，-一补偿了初恋时汝青在这三个地方感到的遗憾，这情节多么新鲜，这幸福多么耀眼！然而如此金光灿烂的爱情之花竟然也会凋谢么？
根据"汝青手记"我们被告之，"错"在惠莲。她对事业，对爱情，对人生，都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作为演员，她缺乏天赋和才气，更无自知之明，拒绝演配角。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没有丝毫责任感，任性，自私，拒绝做一名家庭中的主妇；而对丈夫为家庭做出的种种努力和牺牲，则认为不屑一顾，多此一举。她没有勇气直面生孩子、洗尿布、做饭洗衣等等繁杂琐碎毫无诗意可言的日常家庭生活，又没有能力创造灿烂辉煌的艺术家生涯。性格的多疑、孤僻和内向，心灵的脆弱和狭隘，使她深陷进自己营造的痛苦中无处排遣，无力自拔，终于抑郁而死：然而在小说的结尾，也许是"心祭"亡妻时的感情冲动（也许是作者记起了当年读者批评她对杨月月们的丈夫的姑息宽容？），汝青忽然大包大揽自己"扑灭了"惠莲"爱的火焰"，"制造了家庭的冷漠"的罪责，沤歌惠莲的"慷慨无私纯真"，既无根据也不合逻辑。如果汝青有错误，那就是他对惠莲太放纵，太娇宠，太迁就，太委曲求全，还有一次出于自尊而错过了弥补二人感情裂痕的机会号也许这些"错"的根于就是他那另一种形式的"大男于主义"：自信能用自己的生命之船，承载"柔弱"的惠莲的不幸和孤独，代替她脚踏实地的拼搏，载她到那"幸福的彼岸"。他和很多世俗的男性一样喜欢女性小鸟依人般地柔弱并培植发展这种柔弱，终于使她们柔弱得禁不住人间风雨。
无论如何，这篇"汝青手记"毕竟以凄婉的心声和沉郁的意境激起了读者的共鸣，虽然留给读者思索的余地不很大。看来小说中的这对知识分子对感情生活的质量要求太高了，所以才无休无止地追悔和痛苦。他们甚至不敢离婚：一怕影响孩子的心灵；二怕家丑外扬，那样的"调查"、"调解"会把纯属个人的隐私"赤裸裸地公诸于众"闹得你身败名裂；三怕未来的新家庭重演今日的悲剧。于是决定"算了，爱情算得了什么"，因为"天底下，多的是失去了爱情的家庭，它们照样在地球上运转"。到了1988年，谌容把这样的心态表述得更为充分，提炼成中篇小说《懒得离婚》发表在当年的《解放军文艺》第八期上。一些论者一眼就看中了小说标题并在"懒"字上大作文章（这种艺术感受是准确的），认为它表现了人们在无奈的现实面前的那种将就、凑合、麻木的生命的倦怠，并冠之以"后现代"以示自己论文的新潮和理论高度。我倒没觉得谌容如此超前，她还是实实在在地描绘了在我们今天这个"前现代"社会物质、文化的基础上人们较为普遍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遗憾的是，谌容对作为小说主线的刘述怀及其家庭的表现缺乏力度和光彩，记者采访的形式于小说内容未必相宜，技术员刘述怀的书面语言、论文风格的有关"理想家庭"的大段说教分明是在替作者立言，"问题小说"的痕迹较重。穿在"副线"上的一幅幅社会生活画面，诸如饭店婚宴、夫妻拌嘴、众人调解，乃至记者部的"神仙会"，虽然生动有趣，却对主线内涵的深化无补，只起着拓宽补充的作用，让人们更感性地体会到，在我们这个高度重视家庭稳固的国度里，那种"宁拆十家庙，不毁一门亲"的传统观念如何顽固地束缚着人们的婚姻（离婚）自由；芸芸众生们如何像刘述怀夫妇那样，连相识相恋都不能留下美好记忆，仅凭非"高档次"、纯"大路货"的"感情"维系着连架都懒得吵的"五好家庭"，在大杂院的小平房里，在柴米油盐、上儿童医院、存大白菜中操劳一生。最落落寡合、莫测高深的李索玲，也只是为了"人总要有个家"而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婚。《懒得离婚》未能出类拔萃，也许真应了刘述怀那句话，"写家庭问题难度是很大的，往往吃力不讨好"？
谌容对爱情婚姻的探讨并非始自《错、错、错！》，早在1981年，她就有点儿"反潮流"地写了短篇《褪色的信》，还引起了争议。在描写知青运动大退潮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返回城市的男女"陈世美"们给留在农村的男女"秦香莲"们造成的悲剧。直到今天，那首流行歌曲《小芳》还遭到包括鄙人在内的听众的非议：那厮对小芳"始乱终弃"，还腆着脸唱呢！但我能认同回城读大学的小娟与农村青年思哲断绝爱情关系。尽管这会令双方痛苦，但长痛不如短痛。
就像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姐妹篇，张洁宣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褪色的信》则是在探讨何谓"爱情"，爱情的基础是什么。这个课题，比前者更为艰深，也更难给予艺术的阐释。谌容不用炽烈的道德情感支配或取代冷静的理性分析，"无情"地指出仅以虚妄的信念和狂热的政治理想为基础的爱情必然随"信念"和"理想"的破灭而破灭；当小娟和思哲的人生道路不能交汇、他们在生活的很多层面上都找不到共同点时，两人分手就是必然的，更何况小娟根本不曾懂得过农民。谌容讲述的这个爱情故事在当时确实不同凡响，只是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没能取得相应的成就。这不仅仅是小说叙述方法陈旧，节奏拖沓，主要是小说前半部分，用细腻形象的笔触和并不那么恰当的悬念对思哲失恋的痛苦渲泄太多，这很容易同本小说主旨相悻地煽起读者对小娟的道德上的谴责；而到了小说的关键处、"重头戏"，即表现小娟的激情产生特别是熄灭的过程时，作者的笔力明显不足，缺乏充分的艺术说服力，有点"思维大于形象"了。
谌容还有一部略带荒诞色彩、颇有新意的中篇小说《献上一束夜来香》，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的《花城》上。其实这里没有任何男女恋情，只有小人之心、小人之口渲染成的一段"桃色新闻"导致的一出八十年代的"小公务员之死"。几十年来听命于处长和老婆的单调乏味的小职员李寿川，在"历经沧桑"后的"迟暮之年"终于"找到了自我"，忽然萌发了享受美的愿望。于是"超越了自我"，跨进几十年间每天从其门前匆匆走过不曾驻足的花店，买来一束被他认作夜来香的晚香玉。因为夜来香使他想起了美好的童年，想起了母亲温暖的怀抱。鬼使神差，新来的大学生齐文文把这束花安放在她和老李的办公桌之间，竟给老李招来灭顶之灾。半老徐娘朱喜芬出于对年轻貌美的齐文文的嫉妒，自诩二十年前就性解放了的沈处长出于对她的垂涎，共同炮制了"夜来香奇案"，把自罪自责"思想改造不彻底"的老李送进了医院（顺便说一句，在他的病房里又出现了谌容的另一部小说《花开花落》中的场面：工人病床前男女"哥儿们"陪吃陪喝陪打扑克，机关干部床前则寂寞冷落）。除了老李奄奄一息时现代女性齐文文给他送来一大把"夜来香"，机关里只有"新词大全"郭飞对四面楚歌的老李表示理解和同情。在这里，谌容又一次表现了她的敏感和机智。早在1983年她就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表示关注，如今又借郭飞之口再现了新潮术语对文坛的狂轰滥炸，增添了小说的喜剧色彩。但谌容对新名词没有全盘否定，新语言里必定有新意识，新观念。聪明的谌容让郭飞代她对李寿川的悲剧进行了理性分析，借助于他那云遮雾罩的"语言构架"，使她的议论不致显得直露反而妙趣横生。
普通人买花在八十年代被视为奢侈。被极左思潮强化过的人性中的粗砺、龌龊、冷酷，扼杀了人之常情。到了九十年代，面对或求温饱或求小康的十二亿人，面对"全民皆商"的大潮，背井离乡的打工仔打工妹，"大款"和"小蜜"，商人和弃妇，研究生兼"三陪"女郎，再谈婚姻的基础，爱情的培育，大概也有点奢侈。有人根据马斯洛心理学把文学分为"求生存的文学"和"求丰富的文学"，谌容的作品，当然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求丰富，求高尚，求生存的质量。目前这类小说很难出现力作，还显得曲高和寡。人家读小说是为了轻松消闲，不是为了让你谌容出难题考问他的灵魂使他不得安宁。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幽默家到处都找到笑和悲"
1986年一开始，谌容就抛出了两篇小说：第一期《天津文学》上的《走投无路》，第二期《人民文学》上的《减去十岁》。有些读者大惑不解，甚至不无惋惜：怎么塑造了"东方女性"陆文婷的谌容，也变成怪腔怪调、油腔滑调的西方荒诞派了？
其实，谌容既能写悲剧，又能写喜剧和闹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人到中年》一下子为当代文学画廊贡献了两个典型——陆文婷和秦波，后者身上就闪烁着谌容的幽默天性和讽刺才能。谌容用嘲弄的目光打量着秦波的发式、服装、眼神，用讽刺的语调描摹她那一声"我的同志哟"的口头禅，她从党史上轻敌的教训谈到为焦部长成立手术小组研究手术方案的必要，特别是她踏进陆文婷的病房，面对刚被抢救过来的危重病人的一系列夸张的动作，开口焦部长闭口时髦套话的滔滔不绝，活画出一个趾高气扬、目中无人、自我感觉良好，对人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对己地地道道的"封建特权主义"的高干夫人的派头儿。没有读过《人到中年》的人听到"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雅号也能心领神会地朗声大笑，赞叹作者艺术目光的穿透力和艺术思维的高度概括力，佩服作者笔致的辛辣。
在谌容的大部分小说中都融进了善意的戏滤或冷峭的嘲弄。她发表在1981年第四期《当代》上的《关于仔猪过冬问题》就是大家公认的短篇力作，绝好的讽刺小说。关于仔猪过冬问题，从市委书记到大队支书，层层布置，层层瞎指挥，但通知一旦传达到精细的郭大妈承包的猪场里便成了多余的废话。只要看看书中每一小节的标题，就不难感到小说的韵致，明白它不仅仅是在讽刺官僚主义："追悼会上同儿多着呢！""没儿子不成！""不就那五块钱补贴吗？""上边走什么调，咱就编什么词儿"！至于《真真假假》，那更像是一出闹剧；《献上一束夜来香》里则是俏皮话连篇；《懒得离婚》里的"神仙会"上的"名人轶闻，歌星走穴，球场风波，香菜三块钱一斤"足以让读者领教到记者们"嘴头上的才华显露于"记者部的"例会"上。
而《走投无路》和《减去十岁》，是谌容幽默风格的集中展示，也是她的小说中讽刺艺术水平的主要代表。在这两部小说里，谌容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图景进行如实描绘的约束，采用了新的着数，主要是运用了怪诞的手法。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和启发。但谌容不是脱离中国现实地作"形而上"状，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图解西方的哲学观点，表现"高于现象世界"的"抽象本质"，让人感到既"隔"又"玄"看不懂。谌容的全部创作不曾片刻离开中国现实生活的土壤。她变换手法只是为了更自由地运用十八般武艺把她从现实中捕捉到的矛盾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用更简洁的笔墨包容更多的、或被传统写法不易容纳的东西，使小说内涵丰富，主题多义，一箭多雕，锋芒四射，又亲切晓畅。
谌容写工厂改革的作品不多，但她的《走投无路》对"南钢"无缝厂厂长王光泰命运的概括，触及了当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干部体制改革中重大而又棘手的课题，打动了广大企业家读者的心弦。书记钟汉生选拔王光泰做厂长的标准是他有无后台，有无上层关系，能否给自己安全感。王光泰什么都不干受到赏识，刚干出一点成绩就被撤了职，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原本存在的怪诞因素；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王伦遗风，唯我独尊、夜郎自大的传统心理，"有权能使鬼推磨"的权力拜物教，都是东方现代怪诞小说产生的基础。谌容对这些怪现状的讥刺，既显示了《走投无路》的现实意义，也证明这样的小说是我们地道的"国货"。谌容还借"叽哩咕噜布"的"第一号种子作家""柯尔柯尔卡"（我怀疑这个名字是这位精疲力尽、病病歪歪的"智慧的化身"、"力量的象征"之咳嗽声的谐音）同他创造的"改革者家族"成员之间封建行帮式的关系，以及那"人才考察的业务始终上不来，而侦破阴私的买卖却越做越红"的公司对王光泰的电脑测试和口头考核过程，还有王光泰的颓然倒地，不但嘲笑了当时文艺创作中改革者形象塑造的模式化，也揭示了我们民族心理中足以影响改革者成熟的陈规陋习和陈腐的价值观念；小说还顺带嘲弄了无端地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把改革的成败、国家的兴亡、人世间的甘苦全部算在作家及其作品头上虽荒唐却颇流行的见解。可见这部小说初读时可能感到懵里懵懂，细品起来还是有滋有味的。
一般读者习惯于把"怪腔怪调"的小说笼而统之称为"荒诞小说"，但多数论者都认为谌容式的怪诞同荒诞派在世界观等方面是有严格区别的。简而言之，怪诞文学并不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荒诞无稽的，局部和暂时的怪异并不等于世界的危机和末日。所以有人说怪诞是"引人发笑的夸张"，是对荒谬充满自信的否定；而荒诞则是"引起恐惧的夸张"，是借笑声减轻痛苦和恐怖以保持在悲观绝望中的镇定。"油腔滑调"倒是值得警惕的，我也觉得《走投无路》中某些幽默之处还缺乏更为深厚的思想内涵，难免会使比较严肃深刻的读者产生"油滑"的感觉。而《减去十岁》对"怪诞"这一手法驾驭得比较纯熟，形式上更为和谐完美。谌容的自选集中也选了这一篇，大概是对它比较满意吧。
小说首先虚拟了一个上边要发文件给每人减去十岁的小道消息，然后就在这虚幻的基础上如实地披露了社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人们各自的心理、情绪和愿望。想当年，小道消息的传播，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大至"总理遗言"，小至卫生纸涨价，真真假假，信不信由你。老百姓对小道消息总的估价是"无风不起浪"，于是经常在对小道消息的半信半疑中一惊一乍地过日子；另一方面，有些人对年龄问题的关注，已经到了异乎寻常的、病态的地步，因为年龄是同权力、地位、待遇，同官职、学衔、工资、房子、户口、调动、上学、招聘、出国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谌容就是这样机敏而准确地抓住那司空见惯的反常的社会现象和十分普遍的偏离正常的社会心理写出了怪诞不经却又真实可信的小说。她在小说结尾处表现的智慧和幽默，尤为令人叫绝：那支在办公楼外集合起来准备"欢庆青春归来"的游行队伍，傻乎乎、眼巴巴地等着楼内机要室寻找"减去十岁"的文件作为自己行为依据的场面，辛辣地讥讽了某些干部"唯书"、"唯上"不"唯实"的传统作风，和某种幻想一纸文件、一个决定就能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懒汉懦夫式的荒唐而又可悲的奴性心理。
以后谌容还写了多篇类似风格的小说。如《生死前后》，如《大公鸡悲喜剧》，又如《007337》，还有《啼笑皆非）（见《十月》1989年第三期）、《第七种颜色》（《花城》1991年第六期）等。对生活中令人不愉快（悲哀）的现象，是怒发冲冠地鞭挞，是声泪俱下地控诉，还是居高临下地哈哈一笑？幽默是成熟、进步，还是圆滑、倒退？我们暂且不去理论这些深奥的问题吧，幽默毕竟有它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我曾把《减去十岁阶绍给外国留学生读，无论是亚洲学生还是西方国家的学生都很喜欢这篇小说。看来《减去十岁》的艺术魅力不仅仅能作用于在我们这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时期内白白耗费了十年青春的中老年人。不同国家、不同人生阅历、不同意识形态的读者，大概都能从对深陷进不可能实现的虚幻欲望和消极的人生态度却仍然痴迷不悟、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所进行的嘲讽和否定中，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
1980年，谌容在《收获》第一期上发表了《人到中年》。1991年，谌容在《收获》第四期上发表了长篇小说《人到老年》，写了三个老太太，五十年代俄语系的同窗好友，退休后筹办"三女经济信息咨询公司"的过程。结局是：大学时代的第一美人沈兰妮心脏病突发倒在床上；第一才女曾惠心被"文革"的"政治"拆散了家庭后感到"失败得太多"而麻木；第一风云人物谢愫莹虽"壮怀激烈"，却商海中游泳乏术，"绿林"中不愿"同流合污"（此前在1989年第一期《收获》上的中篇《得乎？失乎？》里，谌容也写了苏冠仑副教授类似的困惑），从国贸大厦谈判失败出来，看到的是总也不显老的丈夫搂着他的女研究生远去的背影。
不知谌容写病榻上的兰妮时能否预感到，如今自己的丈夫也会因心脏病已卧床半年？近日给她打电话，问她人们传说她"下海"的事情，问她们全家办的"快乐影视公司"，问她为自己喜剧明星的儿子写的剧本，问她近年发表的长篇"环保"小说《死河》（1993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她的答复是：这一切都顾不上了，只在家里救死扶伤。说得很快很轻，生怕打扰了病人。我也就挂上了电话。这电话号码是保密的。她新居的地址也保密。
在《人到老年》的单行本里人甚容在自己的照片下面写着："在她门个轻的人生辞典上没有'老'这个字！"这句话摘自本书的最后一书。三个穿连衣裙的女大学生站在隔开北海和中南海的古老的九孔桥上，像三个精灵，唱着《红莓花儿》，沐浴着五十年代夏夜的月光。她们认为"老"是不可望不可即的远方，是她们根本无法达到的境地。
但在《散淡的人》的结尾，杨子丰高声说道："我不要童年，不要青春，我愿意一生下来就是老年"。
这两句话，哪一句属于谌容？
1995．1．25
注：
本文所谈作品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以下作品集：《谌容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1年出版；《谌容集》（中篇）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懒得离婚》（中短篇小说集）华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谌容》（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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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阎纯德 主编
张洁
王绯
张洁1937年生于北京。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的祖籍为辽宁抚顺章党区下哈达村。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为国家一级作家，并被国务院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作家。她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作家，并获1989年度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1992年2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选举为该院荣誉院士。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荷兰、意大利等十多种语言，近30部译本。
张洁：转型世界感
——一种文学年龄的断想
沃林格认为，决定艺术活动的"艺术意志"来自于人的日常应世观物所形成的世界态度，即来自于人面对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态度。沃林格把这种态度界定为"世界感"，指出它所包括的人对世界的感受、印象以及看法等主观内容，并将其归结为客体对象的派生，一旦"世界感"内在地转化成"艺术意志"时，它便会在艺术活动中得到外在显现，"世界感的各种内容就像在民族的神谱上被发见一样，同样也在艺术风格的发展中被见出"。
女性的世界感是双性的，表现为以纯然女性的眼光和面目观物应世所形成的心理态度和作为普泛意义的人的身分面对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态度的复杂融合。女性的世界感制约着女性的艺术意志，不仅构成了女性创作风格的内化和外化的双重特征——即我所归纳的在纯然女性眼光的观照下，作为对妇女自我世界的开拓和女性心灵外化的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内向性女性文学批评；由中性眼光观照社会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超越妇女意识、妇女的感情和生活，旨在创造一种不分性别的小说文化的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和与此相适应的外向性女性文学批评——还会因着女性世界感的变化，驱动其风格形态转型，并赋予这种转型独特的认识价值。而这样的认识价值只有在女性的阅读期待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揭示。
在这里，张洁也许是一个最好的研究对象。
你读《他有什么病》，读《鱼饵》和《横过马路》，再读《只有一个太阳》，会为张洁风格形态的转型吃惊。很难相信，一个曾经写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而给人以强烈的古典主义印象的张洁，一个曾经写了《谁生活得更美好》、《方舟》、《沉重的翅膀》而给人以正统的现实主义印象的张洁，竟能那么彻底地反叛自己骨子里的诗情与崇尚，如此迅捷地从古典理想主义跌入冷峻的现实主义，继而转向现代主义。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当代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像张洁这样从唯美走向市五，在极其明快的风格变换中显示出自己的文学年龄，仿佛从文学的少女时代一下子跨入成年时代，又迎来文学的更年期。
张洁是个谜。风格形态的转型仅仅是表面现象，它的背后藏着值得探究的东西。
破译张洁的转型之谜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
张洁拥抱着关切着怀疑着冷视着的无疑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给予我们大家太多希冀太多诱惑太多疑虑太多失望的世界。作为感觉世界的主体，其世界感的变化牵连着时代和社会的律动。张洁风格形态的转型无疑是这种律动的派生。
其实，那时候，她像许多人（特别是她那一代人），甚至像我们这个国家，已不太年轻。但是，渡尽"文革"劫波后受尽创伤的心，并没有妨碍她像清纯少女一样用诗情和音乐编织希冀和童话。她是诚心诚意的，没有一点矫情和造作。在她的笔下，伟壮神秘的大森林虽然幽禁着愚昧时代的残酷，残酷时代的罪孽，掩埋了乱世之秋被政治的屠刀宰杀的冤魂，却没有因此而扼断那个叫孙长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明亮、质朴、优美的散文诗似的"笛声。十年大劫，隔着生与死，在张洁的眼中并没有带来世界的毁灭和末日，却仿佛那个惨死的音乐家梁老师优美而高尚的灵魂的一次涅(般木)。她以生者对死者遗业的继承，张扬一种"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的信奉，以美的灵魂对美的灵魂的培养昭示一种弥散着宗教情绪的永恒。她甚至倾心为那个从森林的血泊中走出去的孩子安排了足以告慰无辜亡灵的光明前景，让他在新的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下意外地考取了音乐学院，努力使所有的人相信等待着他的是"一个美丽而晴朗的早晨——一个让他们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早晨。"
没有一点点两次世界大战后笼罩人类的世纪末情绪。上帝并没有死去。在张洁那里，满目皆丑皆恶的灰色绝望也许意味着大逆不道的堕落。像许多许多人，那时的她顽强地守护着特殊的文化教养融化在民族骨血里的那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虔诚，像守护着万能的上帝和大慈大悲的神。或许正是这份融着可悲的崇高，也融着可爱的朴拙的少女式纯情，铸成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大有韧性的神经。真不知是应该为自己骄傲，还是应该为自己悲哀，张洁就处在这种无法悖逆的民族集体情绪的惯性中，带着特有的虔减去修补一个破碎的伤痕累累的世界。在《有一个青年》和《谁生活得更美好》中，她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理解了社会动乱造成的缺乏教养的一代人粗鄙和玩世不恭行为下掩盖着的痛苦，看到了拯救他们的希望。犹如圣母玛利亚面对迷途的羔羊，她深情地呼唤我们都去做讲文明懂礼貌知上进的好孩子。在她的心里，这个世界真正充满了希望，更应该真正充满爱和信任。就像纯洁的少女希望世界开满不败的鲜花，张洁极力使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不会垮掉，也没有垮掉的一代。
正是这样的世界感主宰了张洁的艺术意志，使她对美表现出格外的偏爱。于是，她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唯美崇尚去劝诫去教化，表现出一种近乎宗教膜拜的倾向。
这样讲并不过分。因为人们对于世界的审美态度和对于世界的宗教态度本是相通的，都离不开自身的感情和感受。宗教膜拜，常使一部作品的审美职能由于受到宗教职能的排挤，或归于从属地位，或两者合一。但是在张洁那里，对于世界的宗教式感受是世俗化的或人格化的，并不表现为对超验的仰慕，而是对与被感知的物质世界相对应的一种精神本原的化身（或一种学说、主义）的崇尚，对被神化的特殊人物或集团的无限信奉。现代迷信使张洁对自己的崇尚和信奉，像笃实虔诚的教徒对神体验着各种积极美好的感情。于是，她调动起全部艺术手段来表达自己对"心中上帝"的赞美、虔信和热爱，旨在肯定某种带有宗教意味的思想、情绪和观念。而这样的思想、情绪和观念已依照一种历史的惯性像上帝那样主宰着民众的意志。要挣脱它无论对谁都很难。
事实上，一场大劫并没有把人们完全推出历史惯性的牢笼。人们并不希望上帝死去。
也许该庆幸。因为，不管世界如何破碎如何丑陋，只要人们心中的上帝不死，就不会丧失对这个世界美的感知。
这样，处在文学少女时代的张洁就不能不做唯美的信徒，那种非常女姓化的古典抒情方式，将她的小说指向诗。
二
《爱，是不能忘记的》使人看到了张洁，理解了张洁，认识了张洁。她其实是在无数古代佳人蛰居的情感避难所抒写爱的心灵价值之美，继续的是一个有渊源的爱情主题。
心灵的价值是代价的体现。几乎所有注意张洁创作活动的人都相信《爱，是不能忘记的》一定来自主体痛苦的人生体验。正是这样的体验，才使张洁领悟了爱的心灵价值的份量，得以从内知而非旁知的叙事角度深入钟雨的心灵——情感世界，向人们展示出如此残酷的文化事实：爱因为不能自由地兑现才不能忘记，因为不能忘记才获取了特有的心灵价值。
这是文化的必然，也是文明的涩果。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便开始承受人类生存的痛苦，然而谁又能因为这不可逃离的痛苦认定他们不该吃那智慧之禁果？文明的进步以牺牲人类某些天性所希望的自由和幸福为代价，谁又能抗拒文明，超离文化而生存？文化与生命的永恒冲突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制约着人的命运，成为无法抵御的铁律。在这道铁律之下，人是渺小而可悲的。
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意志，性爱虽然总是伴随着与所爱对象合一的热切愿望，但是，文明的铁律之下，人类的爱欲必然会受到种种逆天性的禁抑。爱而无法自由兑现便赋予了爱自身无穷的悲剧性。人类之情爱正是在文化与生命的永恒冲突之下，在其自身无穷的悲剧性中显示出崇高。抒写这种崇高感，揭示爱的种种悲尴性是古老的文学主题。只有在这样的主题之下，才能流溢出钟雨那般沉重又痴诚的古典诗式的情绪。
钟雨在除了一夫一妻的婚姻以外对其他性关系施行禁忌的文明性道德的压抑之下，度过痛苦熬煎的人生。当没有理由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去拆散一对虽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合却生活得和睦融合的患难夫妻，又无论如何不能阻遏自己从爱欲中迸发出的对生命的追求时，钟雨陷入了现代人生存的困境之中。她不得不在对一个有妇之夫的热恋里苦苦挣扎，在行为方式上屈从于文明性道德的压抑——她和他没有握过手，仅有过一次在毫无诗意的初春的夜晚彼此离得很远的默默的散步；他们相约要彼此忘记，怀着恐惧躲避着"我爱你"的情不自禁的发抒；她只能把彻底忘记爱的希望寄托于时间与空间的迁延之中。然而，爱欲中蕴积着的炽烈的生命活力，顽强的生存意志，使那份背逆文明性道德的爱反而化为压不住割不掉剪不断的痴情深藏在心底，并且以纯情的形态在幻觉中和物恋里被深化和强化，"就跟一棵大树一样，它的根越来越深地扎下去，要拔掉这生了根的东西实在太困难了"。她外出归来，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享受被他接站的幻觉；她把笔记本当作他的替身尽诉衷肠；她像中了魔症一般恋着他送的一套契诃夫小说选。这种精神之恋不仅越出了伦理的樊篱，也超越了生死。他的辞世并没有中断她在笔记本上的衷肠独拆，使寻常意义的象征在此获得了强大的系恋力量。那套契诃夫小说选亦作为幻觉中爱情的信物同她的灵魂一起进入天国安息。为了不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自己，是文明性道德之下良知的趋使；因为割舍了自己又无法抗拒爱欲中燃烧的生命活力，把现实中无法兑现的爱系恋于幻觉与实物便成为钟雨唯一的选择。钟雨的纯情在某种意义上是文明性道德巨大压抑的产物，它藉着一种神秘的人性力量与深度所昭示出的爱的心灵价值，标明了文化在残酷中建立的伟绩，对于这一点，早已有智者议论过。
一位叫杰盖塔·霍克斯的女性在《地球上的人类》一书中指出："有这么一个物种，从贪欲好色的无尾猿派生而来，现在生活在从小彩蛾到飞猛犸所有生灵都能自由放任，随意交媾的世界上。唯有这一个物种，把未免过于残忍的清规戒律强加于自己的每一名成员身上。且不论这种集体意志从何而来，它反正强施这些限制。而人也就将此限制视作神祉的旨意而接受。乱伦十恶不赦；越来越令人敏感的行为。精力情感被禁锢，被贮藏，因而得以增强，为创造文明具备了条件。"
弗洛伊德在《论爱贬值的一般趋向》中也写道："当爱欲需求易于获得满足之时，爱欲的心灵价值便会被贬值下来。……例如在古文明的衰落时期，爱便变得毫无价值，生命是呈现一片空虚。这时我们便亟需一种强烈的反动结构来重振此种不可或缺的情感价值……事实上，基督教的禁欲趋势曾创造了爱的心灵价值，此种心灵价值确然是古代的异教徒所无法呈现的……"
也许，这正是人类生存的辩证法。如果人性与良知没有泯灭，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钟雨不应该那样地爱。《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深刻性在于真实地反映了文明性道德之下民族的某些生存状态。
从探索社会学问题的角度看，尽管这篇小说被张洁视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试图用文学形式写的读书笔记"，但是它所触及的却是一个近乎无解的生命难题。弗洛伊德曾把人类婚姻的文化发展过程分作三期，指出："在第一期里，种种不能导致生育的性行为方式，也能自由自在地去做。到了第二期，除了达成生育的那一种，所有其他满足性欲的方法都将被压制。然后是第三期，这时便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是性目标了。"他认为文明的性道德是这第三期的代表，在这个时期，文化所要求的标准更加提高，性自由更受限制，因而生性强悍公然反叛的人剧增，同时生性较弱，处于文化势力与他们本身反叛天性的双重夹击之下，用心理症状来逃避冲突的人，也会增加不少。钟雨近乎病态的精神之恋可以看作是这种双重夹击之下的情感畸变。从性心理学的眼光看，物恋能使一种寻常的象征得以偌大的教人系恋的力量，钟雨以物恋方式的纯情激发去替代性爱积欲与解欲的过程，既是天性的文化抵御，又是无奈的文化逃避。这是她在文化与生命的永恒冲突下自己找到的理想的性爱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也曾是无数古代佳人的唯一归宿。
人类对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讨论得太久太多了。说结婚如同勒紧绞索，仅仅死亡才能解开它；说结婚如同铸成一把剪刀，双方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分离，而且只能朝相对的方向行动，插足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必将自食其果；说一夫一妻制是一个理想，无论这理想多么可爱，终究是一个大错，是一个在根本上自私而反人性的制度；说一夫一妻制是最理想的婚姻，但同时伴随着缺陷，使爱的激情不能持久地保持下去，并和婚姻无法共存；说一夫一妻制一旦增加了弹性之后，就可以杜绝没有弹性状态下所发生的种种流弊；说婚姻不止是性爱的结合，建筑在相互依赖与效忠基础上的婚姻仍然坚定而震撼不得……可谓五花八门。弗洛依德曾以一种否定的情绪发问，建立在一夫一妻制之上的文明性道德值得人们去为之忍受牺牲吗？但是，他在发问的当儿恐怕自己也不会想到，一旦人类彻底摆脱了文明的性道德的束缚之后，性爱关系越趋于开放，性与爱就越容易陷入陈腐化的泥沼，从而带来性行为的无意义，自然也破坏消弱了爱的心灵价值。这一点，目前已为一系列由于高度奔放的性自由所造成的性衰疲等西方社会学家所证实。
可能，人类面对性爱的生命难题，无论是持钟雨式的古典态度，还是非钟雨式的现代态度都无济于事。性爱的无穷悲剧性如同悲剧在人类生命中是基本的、不可避免的一样，产生于生命意识对实际能力的超越。随着人类生命力量的增长，生命意识的扩展，必然会不断产生新的欲望，但是欲念的意识在实践中必然受到种种文化力量的阻遏，悲剧就出现在意识越出了实践能力的虚空地带。因而，性爱的悲剧亦同人类生存的悲剧一样具有永恒的可能性。
钟雨的爱越出了将那爱得以兑现的能力极限，于是在其间的虚空地带产生了钟雨的悲剧。这悲剧则因着爱的心灵价值而显示出古典意义。
应该说，揭示最高人性意义的心灵价值，是古典式爱情悲剧内在的美学追求。
那么，写了《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张洁给予人的印象，自然也很古典。
《爱，是不能忘记的》趋于痛苦理想主义的古典情绪，在《祖母绿》里比为无穷思爱。曾令儿的无穷思爱却郁结着沉痛的妇女经验。从反省的意义上审视这种经验，便使这部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认识价值。
爱的外延太广了，很难以确切的定义恰如其分地表述其内涵。作为一个宇宙本性概念，爱应该是一切价值和能力的最高形式。利他性的本质则决定了爱潜在着一股神秘无边的强大力量，而且在个人、社会及人类社会生活、心智生活、道德生活上表现出创造力和治疗力。
曾令儿的爱创造了特定历史时代生命的奇迹，治愈了命运对她的戮伤和残害。女性之爱在这里是全心全意的投入，是高度的忘我，是无条件的付出而不求回报，是无畏的牺牲，是勇敢的护卫，是慷慨的恩慈，是宏大的包容，是恒久的忍耐。仿佛受到了圣母般宗教情绪的召引，曾令儿的无穷思爱使她的一生显示出超凡的人格力量。
这是一个弱女子拼出全力替一个男子速风挡雨，因而把自己打入人间地狱的故事，重复的是女人为爱情奉献和牺牲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古老文学主题。虽然曾令儿实际上像一株在狂风暴雨中可以为政治肆意揉搓的小草，明明知道那样的挺身而出意味着对个人政治前途、功名事业、平等自由和女性尊严的彻底葬送，却义无反顾，怀着超凡入圣的快乐自觉承担本该落在左葳头上的右派罪名。左葳自然是无辜的，但是在人性上又是懦弱、自私和薄情的，使得曾令丛无畏的牺牲、勇敢的护卫和慷慨的恩慈所换得的竟是一场爱情的暴死。她却以宏大的包容面对这情感的变异，不希望看到挣扎在道德自我完善中的左葳用生命的谎言对她掩饰真实，便用一个夜晚走完了一个妇人的一生，在彻底完成了和永诀了与左葳的爱之后，又带着他们爱情的种子坦坦然然地走向劳改的人间地狱。执著的仅仅是属于自己的那份爱，却把重新选择生活的自由与权力全都交给了左葳。在非人的生活境遇里，她身兼着男人与女人，母亲与父亲的双重角色，独自承受着非婚生育所招致的种种非难，经历了肉体与精神的惨痛折磨。没有怨愤，没有逃遁。20年边陲忍辱负重的炼狱，她凭借爱焕发出的惊人的创造力与治疗力战胜了灾难。尽管命运给予她一次次诸如历尽艰辛养大了爱子又被死神夺去那样残酷的打击，却始终没有冻僵和改变她那颗无穷思爱的心。乃至20年后，当左葳的夫人卢比河向她抱怨"我们多年来，争夺着同一个男人的爱，英勇地为他做出一切牺牲，到头来，发现那并不值得"时，曾令儿的回答竟是："别这样说。你爱，那就谈不到是牺牲。"
的确，无穷思爱像曾令儿，像她的一生，也像许许多多女人。只有女性才可能有曾令儿般的无穷恩爱，因而使人间平添了那么多从古到今久盛不衰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抛开造成曾令儿厄运的特定历史政治背景，仅仅从人性的角度，我们可以从曾令儿身上领悟到一些关于女性之爱的真谛。
由于男女两性的文化职责不同，又因其生理与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他们的爱，特别是情爱的意义是不同的。拜伦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尼采说："女人对爱情的意义了解很清楚、它不仅需要忠心，而且要求整个身体和灵魂的奉献，没有保留，没有对其他事物的顾虑"；西蒙·波娃说：男人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伟大的情人"，因为"在他们生命之中，在他们的内心还停留在自我中心的状态；他爱的女人仅是有价值的东西之一；他们希望女人整个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但是井不希望为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女人而言，正好相反，去爱一个人就是完全抛弃其他一切只为她爱人的利益存在。"这些看法表达的是私人经验，也具有人类的意义。
人类的无私之爱应追溯到母性。女人所承担的繁衍种族的文化责任，使她们情愿为种族牺牲个体，从而获得了一种巨大的保护和滋养人类的力量。血肉的孕育使女人自觉地将自我奉献性的爱抒发出去而又不求报偿。女性之爱的全部特征则首先来自此种天然的赋予。然而，母性又不仅是天然的、生物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由于文化的布置在传统的律令上重复加重了对本能的驱策，通过文化势力的作用将人类天然的趋势扩展或分化，母性的原始本能便受到了文化的统治。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强化了女性无私之爱的天性。比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了保证私有财产继承中种系的纯正。对妇女施行了种种严法厉律，迫使女人不得不从一而终，无形中强化了其天性中无条件奉献的品格。古代无名氏那种"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爱的痴诚，既可以看作女人对爱情毫无保留的身体和灵魂的绝对奉献绝对忠实，也隐含着在文化布置之下，女性爱之本性被逆向强化的深刻悲哀。"与君绝"在封建礼教下的后果对于女子是不堪想象的。"三从四德"、"七出"、"女诫'等等律令使女性之爱的自然本性所受到的消极方面的扩张和强化，造成女子在爱情婚姻上与男性态度的本质差异。当人们为曾令儿的故事所感动，当人们赞美女性如何像上帝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又如何以她无私的爱去弥补这个破碎的世界，抚慰千百万伤痕累累的心灵时，几乎很少有人超越（或对抗）文学史的评价，指明其中所隐藏的文化布置与训练的残酷性。曾令儿并没有割断与古代无名氏的情感血缘，而把那样的痴诚遗蜕为无穷思爱。张洁同样无意于这种遗蜕的文化检讨和批判，对传统的偏爱则注定了她只能以唯美的形式去认同和沤赞女性本能的天然赋与，用无穷思爱去歌颂去消解文化布置下的残酷与丑恶，就像一个少女面对淫邪会拼尽全力去坚守自己的贞洁和浪漫。
由此，我们看到了文学少女时代的张洁那种虔诚的宗教膜拜情绪，那种由古典崇尚和唯美的传统偏爱所造成的她对历史、社会、现实人生太理想太纯真太朴拙的体认。这样的世界感，无论在女性的意义上还是在具有普泛性的人的意义上，都只能造就古典唯美风格的张洁。
这时的张洁，肯定有自己心中的上帝。
三
你是否相信，无论是谁，只要他有自己心中的上帝，那个上帝实在不那么容易死去。然而，宗教般信仰灵光的暗淡，会使人们不甘于诗情画意的迷惑与陶醉，而对自身和世界的审视更富于现实感，对人生的理解也更接近原色。
虽然说不清为什么，但是你恐怕也像许多人一样会慢慢意识到这个世界怎样以一种巨大的迫力冲击着人沉溺在宗教情绪中的世界感。你一定体会到了时代的变革怎样校正和改变着全民的心态，使人们不再少女般的纯情甚至开始反悔自己的朴拙。于是，你感到自己不能不变得复杂，不能不去直视和证实种种人生的鄙陋和人性的诸多缺陷。但是你依然没有丧失自己对世界的正面理解，你固守着一种正统的世界态度，即使有满腹牢骚也会把握分寸。
这也是张洁。
告别古典唯美，对于她或许只是一个早上的事。她不再劝诫，不再镜花水月般地理想和浪漫，也不再继续古老的文学主题。她像妇人一般地成熟了，并且喜欢以一种冷静、客观、老练的中性眼光审视生活，观照文学。既非古典又非现代的严肃的社会人生把握把她送进文学的成年时代。作品内质的现实化和批判力，作品秩序的均衡与常态化，叙述格调的生活化、非诗意色彩和向原生状态的趋近，使张洁这一时期的小说具有冷峻的现实主义力度。
张洁在转型。人们像以往一样欣赏她，同样给予她获奖的殊荣。这样的接受，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共鸣，一种基于共有世界感的认同？
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条件尚未成熟》可视为一篇契诃夫式的心理暴露小说，张洁对为政治和仕途异化了的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给予无情的解剖，其风格之冷峭，感觉之锐敏，思想之深刻，使人几乎看不出那是出于女作家，特别是张洁这样曾有着唯美崇尚作家的笔墨。浪漫的情致再也无力消解积垢于现实人生的假丑恶，内视知识分子的丑灵魂则打开了对于整个民族进行文化反省的空缺。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紧紧追随改革，其政治意识和对现实的透视力亦没有局限于女作家狭窄的视野和纯个人的生活与情感体验中，人情人性的贯穿又相应地使硬性大题材得以软化，避免了同类题材的弊病。
几乎一下子就找不到了文学少女时代的张洁，就像你，像许多许多人再也找不回自己以往对世界那份宗教般的虔诚，像人类再也找不回被岁月埋葬的遥远的童年。世界感的变化使张洁即使用纯然女性的眼光观照人生与文学，也不可能是虚幻地飘浮于理想王国的精神邀游。她不再古典。
《方舟》的题记道出的是身处男性宇宙格局里的现代妇女的忧怨——"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感觉不到《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里那种少女般的情愫，没有了温婉、痴诚、深挚的古典诗式的情绪流动，更没有了从女性的心灵升腾起来的对人生和爱情的童话般憧憬。大多的尘世磨砺和人生受戒后的成熟，好像使张洁的心和感情一点点变冷、变硬，痛苦理想主义的张洁，无穷思爱、九死不悔的张洁终于成为陷入世俗人生的愤懑与幽怨的张洁。于是，她以一种严刻而冷峻的老练苛责世间的不平，特别是处在男性宇宙格局里坚持"反宇宙"态度现代妇女的不幸。或许，只有张洁这样的女作家才有资格说明女人的处境，才能从骨子里理解荆华、柳泉、梁倩们为什么身在男性为中心的宇宙里偏偏以反叛和受挫的态度来对付这个世界。独立的人格意识使这些"寡妇俱乐部"的成员执著于自己超现实的能力，于是不趋附于现成的价值认同，不屈从传统的公众舆论，甚至不屑于世俗的安逸。她们以无性的姿态面对事业与人生，却无时无刻不为男性宇宙中传统的价值观所排斥，落入孤独、困窘的境遇中。生活的图样在这些足以与男性匹敌的强女人手下绘制得无味、马虎又潦草，她们甚至养不活一盆花，没有闲暇生炉子，不愿意认认真真地做饭、煮开水，却又不能不像男人一样为了起码的生存去卖苦力。得不到异性的抚爱与帮助，也无需像贤妻一样去操纵丈夫，自由和独立携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和灵魂的无所依傍。她们只能自己为自己酿制若酒，再与自己干杯。彻底抛掉了无穷思爱和脉脉含情的张洁，极力用现代妇女的幽怨说明女人完全有理由也完全有可能不去崇拜男性创造的神抵，不把男性的宇宙当作卓越的现实，不认同这个宇宙格局中习俗的绝对价值，甚至不顺从此种文化布置下分派给她的角色，女人有权力反叛或否定一种不合理的文化并改变这种文化给予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张洁并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与悲哀，她看到了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联合起来向现存世界挑战的现代妇女悲剧的必然，并使人认识到妇女的真正解放除了有赖于个体或群体的精神觉醒与实现水平，也有赖于整个社会和全人类的解放尺度，没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任何超前的精神追求都会落入现实的窘境中。《方舟》中妇人的不幸，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精神与物质间巨大落差的悲剧。老实说，在我们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妇女无力承担太多的人生角色，无力独自一个人应付繁重驳杂的生活压力，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也使当代中国妇女难以享有西方独身主义者的精神与自由。由西方女权运动衍生出来的独身女性的那种对性别角色的否定态度，那种贪欲一切足以增进个人自由发展的精神，那种沉湎于借游戏、旅行、艺术等满足个人发展的愿望，那种执著于按照个人的兴趣自由从事休养、娱乐、社交、社会工作或私人慈善事业的追求，对于挣扎于"方舟"的中国妇女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张洁怎能不慨叹："做一个女人，真难。"她穿透了人生。"方舟并骛，俯仰极乐"，那极乐的世界在哪儿？
张洁在幽怨中怀疑。然而，正统的世界态度的左右，又使她不失批判现秩序的节度。
四
张洁在文学成年时代所显示出的自我超脱力是惊人的，表现为与社会和政治意识的亲合，与以往的女性情绪的疏离（比如《方舟》中所谓的"女性雄化"），以及对于正统、严肃的世界态度的烙守。她把自己以往建立在古典唯美之上的那份独有的璀璨，淹没在保持着正统严肃面貌的社会现实批判中，淹没在对政治的领会中。她的转型，是一种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代价的付出。
从《他有什么病》开始，张洁好像突然变态了。在这一次大幅度的转型中，她反叛了自己在文学成年时代那种成熟的严谨，那种寓于常态情绪的人生感慨和幽怨，那种不失正统面目又饶有分寸的社会把握和文学观照。仿佛是终于沉入到生活的渊底，把这个世界看了个底儿掉，张洁不仅仅是怀疑，而是对世界彻底失望。如果说，这样的失望带给人类的是精神的衰老和畸变，带给张洁的则是一种犹如人生更年期的焦躁和怪癖。变形的中性眼光的文学观照，现代荒诞形式的社会人生把握，作品内质的超现实化和文学情绪的非常态化，作品秩序的不均衡、紊乱与抽象化，以及创作心态的审丑趋向，使她这一时期作品表现出一种来自反面的指控、反抗、否定的性质。张洁变得老辣、尖酸、刻薄，显得玩世不恭，又好讽世讥俗。她似乎在着力于一种恨与厌恶的宣传，在充满无人情的恨怨和以毒攻毒的嘲谑中，戳穿的是世道人心的阴暗，使我们领略到的是一种犹如恶作剧式的游戏谜底。
是由于社会本体日复一日地堕落？对心中上帝信仰的毁灭或抛弃？由于对这个上帝恋情的历史惯性？虽然依然难以说清，但是你不能不承认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太多的人生悲剧体验使人们普遍被一种"畏"苦苦折磨着——存在主义哲学家基尔凯郭尔把人们无名的世界虚无和恐惧感概括为"畏"，认为它包含着厌烦、忧虑、失望三个层次。——谁能对"畏"的世界感所激起的那些怨声载道，那些亵渎，那些调侃，那些扬着突发机智的黑色蓝色灰色黄色的"民间幽默"无动于衷？张洁尤其不能。她肯定像许多人一样被"畏"的世界感所笼罩。不然，她为何携着同样的亵渎、调侃和杂色的民间幽默，彻底跳出了美的圈定，落在了"对抗美学"的边缘，偏偏为自己挑选了一付丑的滤镜？倘若你能够欣赏此时的张洁，我敢说，这样的接受就是一种共鸣，一种世界感的认同。
是存在的荒诞不经逼出了现代主义的离奇古怪的恶作剧和文学游戏，也迈出了张洁独有的文学机智。这样的机智使张洁再一次获得她在文学的成年时代被一度淹没的辉煌。《他有什么病》以亵渎的口吻、放任又欠节度的情绪宣泄，暴露现实人生中习以为常的行为和心理畸变。种种早已被人们司空见惯的可恶、可鄙、可悲、可笑、可怒的症象，经过一种非常态情绪的渲染，在夸张和变形之后强化了各自的性质。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处女膜在羞涩感的彻底摒弃下被丁小丽幻化出来，它大得可以"节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卖给那些丈夫不中用的女人"，"薄得让风一吹，就呱嗒、呱嗒地响"，"保证一吹就破"，使女人能受到道德委员会的嘉奖。恶狠狠的近乎胡话般的诅咒，指控了世俗冥顽不化的处女嗜好，从反面否定了一种社会丑心理。胡立川的日记以直言不讳的内心剖露显示出爱国知识分子现存的荒诞感。外科主任陈莲生梦见自己变成一块华美的奶油大蛋糕，被四周的人用又粗又长的舌头耐心地、慢悠悠地一丝一丝、一条一条地舔没了，他坐在公共汽车上的淌着口水昏昏欲睡的呆状和丑态，把当今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纳入丑的感性形态的描画中。陈么妹面对众人对罗曼先生《肛门与蔷蔽》的讲演崇拜，向那位领导世界文学新潮流的泰斗不恭的发问（如"阳痿"之类的恶语），显然从反面强化了其中"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批判意味，使之成为以恶抗恶的挑战或游戏般的挑衅。
《鱼饵》中语言的泼辣、尖刻和粗俗更令人瞠目结舌。"三八"一类的淋漓咒骂，"嗅了嗅几个臭隔肢窝"，"寻了一番花、问了一番柳"一类的恶语亵渎，将对现实人生的否定与批判情绪置于审丑的形态之下。AB的鱼钩和BA的观钓完全是一个超现实的故事，一场恶作剧式的人生游戏。他们因为那些"如指盖大小、多边的、过渡颜色复杂得令人难以确认的，你可以说它是鱼又可以说它不是鱼，或随便说它是你所希望的什么"的鱼非鱼所展开的争斗，他们在一场恶战后双双落水被鱼非鱼所食的结局，实则一幕抽象化的人间悲剧。张洁以对丑事物的抽象，打破了现实世界具象的秩序，摆脱了具象存在的偶然性，甚至控空了一切现实自我的内容，在一种必然律与合规律性的追求中，显示出对现存世界的永恒观照。只有洞悉人间的丑恶并为此而引起巨大的内心躁动的人，才有可能产生如此的具有超验倾向的抽象冲动，并以抽象所构成的联想整体寄托自己带有批判和否定性质的观世应物的世界感。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人类抽象冲动的驱力来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不安定感和渺小感，原始民族面对现存世界的变幻莫测，不得不在一种永恒的寻求中获得心灵的栖息之所，正如沃林格所说："抽象冲动则是人由外在世界引起的巨大内心不安的产物"，"他们在艺术中所觅求的获取幸福的可能，并不在于将自身沉潜到外物中也不在于从外物中玩味自身，而在于将外在世界的单个事物中从其变化无常的虚假的偶然性中抽象出来，并用近乎抽象的形式使之永恒，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便在现象的流逝中寻得安息之所。"表现为现代艺术意志的抽象风格，自然也是现代人侧身世界与丑恶人生所产生的不安定感和渺小感的结果。面对必然律和规律性的永恒中被张洁抽象出来的鱼非鱼，你能说自己在人际世界永远说不清道不明、要多没意思有多没意思、要多复杂有多复杂，却又使任谁也摆脱不了逃避不了，并且能将人置于绝境的无端缠绕中，比AB或BA的命运更好一些么？你能拍着胸脯吹牛说自己不会在那个被鱼非鱼主宰的奇怪透顶的世界里充当可悲的鱼饵么？你能么？！
《横过马路》则有别于《鱼饵》的形而上魅力，带着形而下的粗俗，表现为一幕幕乱哄哄的社会丑形的蒙太奇组接，仿佛一出玩世不恭的恶作剧，使人联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在对浸淫于人的罪恶和人的内在生活的黑暗面的剖露中，不难发现两者的契合，而文学更年期所特具的亵渎情绪又使张洁比陀翁走得更远，似乎有意通过荒唐的文学游戏在整个人生的自我嘲讽中叫人难堪。
张洁当属于"极致型"的作家，当她走到审美的极致或审丑的极致时，便有一种非她莫属的魅力。她注定不能"中庸"，只有置身于感性形态的极致状态下，才能真正释放出自己的艺术天性。不管《他有什么病》如何荒诞，不管《鱼饵》如何抽象，不管《横过马路》如何咒骂，你均不会感到她是在现实之上强加给人一种秩序，你可以认为此时的张洁不如文学的少女时代那般"高雅"那般可爱，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她对现实秩序本质的绝对忠实。既然波德莱尔可以有《恶之花》，金斯博格可以使劲"嚎叫"，高更可以以"野蛮人"为荣，凡高可以恣意"疯狂"，张洁自然也可以背逆以往的高雅，痛痛快快地粗鄙一下。因为：现存世界原本并不那么高雅和可爱，艺术也没有必要一味"逃避现实"，唯美或古典到底，偏要在很不完美的世界上窥见一点完美。
在对美的反范畴——丑的展示和表现中，蕴纳着深刻的批判力。张洁以她的创作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