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核桃树的悲剧》和《鲁鲁》中，由于树与人的某种程度的合二而一和寄人情于动物，都使作品具有浓烈的象征意味。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历时很久的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主观的情感或观念，以达到非概念所能穷尽的具有情感力量的"比兴"的美学原则。《鲁鲁》中一只极可爱逼真的小狗，就是一个独具情感力量的形象。作者把自己郁结的情感，寄托在鲁鲁身上。这种寄寓并非外在的比附，而是把这种寄托合理地渗透到客观对象之内，成了它自身所包孕的。鲁鲁的心情就是作者自我的心情。鲁鲁的悲哀，鲁鲁的笃诚，就是作者所寄寓的人间的悲哀，和人们对失落的温暖的寻觅。正因为寄寓深刻，使这篇小说超出习见的寓言体或咏物诗。隐匿的深长的意蕴，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思索和联想的余地，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这一切都让人兴奋地想到，一位生长于书香世家，受到传统文化深深哺养的中国作家，当她把眼光投向世界文化，特别是世界现代艺术时，由于她的创造性的吸收与综合，产生了多么奇妙而且多么开阔的艺术奇迹。这让人想起伯纳德·欠瑞孙给海明威的关于《老人与海》的一封信："《老人与海》是一首田园乐曲，大海就是大海，不是拜伦式的，不是麦尔维尔式的，好比荷马的手笔，行文又沉着又激动人心，犹如荷马的诗。真正的艺术家既不象征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这段关于海明威作品的评语，当然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论，应当认为，它谈的是真正艺术的融会贯通。
宗璞已走向于成熟的人生，也走向了成熟的艺术追求和实践。一个走向成熟的文学家总是力求宽广和博大的。1986年，宗璞开始长篇小说创作，准备写一部名叫《野葫芦引》的四卷巨制；1987年小说第一、二章开始在《人民文学》发表；1988年第一卷《南渡记》正式出版。其中人物仍然是一批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他们下一代的青年人。写他们在抗日烽火燃起，北平沦陷，流亡南渡后的一系列凄楚动人的故事。宗璞在长篇中仍然笔触委婉，风格典雅，保留了她原有的书卷可人的风韵。
目前，作者又已完成第二卷，不久即可付梓。
宗璞的散文
一、游记散文的传统功力
我们现在把话题集中到她的散文创作方面。世上的事情往往无独有偶，宗璞的散文《西湖漫笔》一发表，如同小说《红豆》一样，也成了她散文的成名作。这一篇散文使她第一次在散文界获得了承认。《西湖漫笔》又与《红豆》的命运一样，在几十年历史风雨淘汰面前，它依然保留了艺术的青春。自此以后，宗璞的散文创作，始终与小说并行于当世。近几年来，她的散文创作更趋繁丰，散文艺术日臻成熟，可说是今日要知宗璞，就不可不知宗璞的散文。
也许又与小说一样，宗璞的散文也并不多产。她确实是一个艺术态度相当严谨的人，甚至在创作上有点知识分子的矜持。人们曾经注意到她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不同的追求和新意。她的吸取和融汇为新时期小说带来诸多的艺术启示。同样，如果你有机会阅读她的每篇散文的话，仍然可以见到她苦心孤诣追索的身影。每篇文章，或立意谋篇，或风格意蕴，她都力求有一些新意。尤其她很注意文字的韵律节奏，音乐性强。所以她多篇散文为电台和各种教材选中。
她对散文和各种品类体式，也多有涉及，如游记、抒情写景、人物叙多、域外访问，近年更有文化随笔等等。她的散文与小说创作也有不同之处：即她的散文追求没有更改和超越中国散文传统固有的艺术方法和审美规范，没有像她的某些小说那样，对传统总求有新质的突破。在散文的实践中，她体现更多的潜在性的与中国传统散文包括五四散文的靠接的意愿。可以说她始终在向传统散文艺术的博大精深行进，在执著和不与纷扰之中，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
宗璞的散文创作可以说起始于游记。《西湖漫笔》写于五六十年代之交，同时期还有《墨城红月》等，写景也颇优美。杭州西湖是江南风景佳丽之地，自古至今，多有名篇吟咏于它。当时初露头角的宗璞，却能在名家名篇之前泰然处之，毫不怯弱地写出了崭新的文字。
《西湖漫笔》起始不写西湖，而写她足迹所至的其他地方。她说过去没有说过西湖的好话，她只是漫不经心地把话题荡开去。她认为欣赏山水犹如欣赏达·芬奇《永远的微笑》这幅画一样，开始未觉怎样，直到把玩几次之后，忽然发现那"无以名状"的美，甚至"只觉得眼泪直往外流"。这里她强调了美学欣赏的"恍然有所悟"，即真正要有自己的独到感受。以上这些"题外话"实际上是为她写有"独到感受"的西湖作了烘托，字里行间透出她对西湖美色不敢造次的庄重感。
《西湖漫笔》写得最美的也是文章的主要部分，就是六月烟雨中西湖的"绿"。这也是区别于众多写西湖美景的文字。写"绿"实非易事，绿是抽象的色彩的概念。想当年朱自清写"梅雨潭的绿"，可能也感棘手，结果他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把绿比喻为"少妇的裙幅"、"温润的碧玉"，让你可视可触，感觉委婉浓烈。总之，朱自清在梅雨潭的绿面前，是竭尽全力使那种抽象具有了实际的质感。宗璞如今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但她写西湖的绿用的却非比喻而是直接的描写，这的确体现她非凡的才分。
雨中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真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
这里没有一连串的取譬，却同样把我们带进一个铺天盖地的绿色世界中。同样可视可感可触，且层次丰富，气氛浓郁。又譬如写："黄龙洞绿得幽，屏风山绿得野，九曲十八涧绿得闲"。文字极为简约，却传神尽意。这里我们看出，宗璞写"绿"，是靠着她准确的把握和精美的传达。严格选择用字，并使这些字富有表现力。她把文字建立在心灵对自然的细微观照上，所以能体贴入微，情致委婉。
《西湖漫笔》虽说是较早的文字，但已显示她写景文字的基本风格：重视客观对象的精微体察，描摹真切，情感内敛，语言简约隽永，尽量使你在客观的对象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审美的愉快。如果把她与徐志摩的散文比较一下，就更显示这种风格的差异。徐志摩是受西方浪漫派影响的一位诗人。他写散文似乎不重视客观对象的"参观"，而重视主观情感的投入和渲染。他不像宗璞须从叙述文字背后去体悟那情趣和韵致，他是直接的主观抒发。用词造句铺陈曲丽，色彩华艳。与之相比，宗璞则是客观冷静得多，文字也是素朴以求深蕴。例如她写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奔落的雪原》，也是这种风格。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世界风景一大奇观。面对如此雄阔壮丽千姿百态的大瀑布，她不是任情感如瀑布般奔泻，而是极其节制内敛。她态度从容，按照参观的次序，从不同落足点论述自己所见所闻，曲折有致地从不同角度展示瀑布的不同声色姿态。写它的奔腾，写它的跌落，写它的雄阔，写它的柔情，细微缜密，多姿多彩。她如实描绘，没有过分夸大形容，但文字生动准确。作者确是把瀑布写活了，写出了它的内在精神，是一首大自然的生命之曲。你可以从中吸取你人生的需要。这是在客观描述中，让你自己去领略的，作者避免直接的强加。
前面我们说过，宗璞的散文与传统靠近，尤其在山水游记方面，尤为突出。中国有悠久的山水游记的传统。一种是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官宦，在仕途遭阻，人生不得意的时候，往往寄情山水，从陶渊明、苏轼、柳宗元直至晚明袁宏道、张岱等，他们造成了中国寄情山水的深厚传统。另一种则是自郦道元的《水经注》直至明《徐霞客游记》这一路，他们则是自然地理风貌、风俗民情的实录记述。但只因其文字简洁优美，句型排比错落，显示了很高文学价值，成了中国游记的一种典范，影响深远。清人杨名时在《徐霞客游记·序》中曾说出这种游记的妙处："其所自记游迹，计日按程，凿凿有稽，文词繁委，要为道所亲历，不失质实详密之体；而形容物态，摹绘情景，时复雅丽自尝，足移人情"。宗璞的山水游记，实受这一派影响，即受客观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如《三峡散记》，计日按程，道所亲历，主观抒情文字极少。尤其后来的《热海游记》，文字老到，与《徐霞客游记》庶几近之。全文在记这自然地理风貌本色，语句简炼，风格俊逸——
自腾冲西南行约十八公里，山势渐险，chuan岩峭壁，几接青天。再往上走，赫然有一台在：台上有石栏这护："这就是大滚锅。"主人指点说。走上去，脚底都是热的。台上水气蒸腾，迷茫间见一大池，池面约有十余平米，池水翻滚，真如座在旺火上滚开的大锅。站定了细看，见水色清白，一股股水流从池底翻上来，涌起数尺高，发出扑扑的声音，热风扑面，令人竦然。
与游记接近的宗璞另一些写景文字，如《紫藤萝瀑布》、《丁香结》、《好一朵木楼花》、《报秋》等，则显示了另一种文体风味。这些文章依然不重华采装饰，全文仅数百字，其特点是意蕴深厚，内涵丰富，眼前景心中意化而出之。在写景物同时，笔端深藏感情，往往是清丽的语言呈现精美的意象。通过暗示的意境，引起读者的联想与回味。
《紫藤萝瀑布》其实只写了两个意象，一是宏观总体的，就是盛开的紫藤萝一串一串一朵一朵聚集成的瀑布："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另一个则是微观个体的："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
紫藤萝开得恣肆风流，辉煌灿烂，但又端庄雅淑，耐得寂寞。不管是宏观的飞动闪光的瀑布，或是一朵张帆航行的船舱，都在读者心中造成充满生命的张力。
宗璞笔下经常出现的花，大凡是丁香、二月兰、玉簪、藤萝、木模等，作者表现了对这些平凡花草的特殊感兴。它们不富贵、不骄奢、不夺人耳目，但却有一份清白、高雅、坦诚、温馨，一种坚实的甚至抗争的生命力。花美在精神，精神是要人用心去感受。宗璞是从这些微小的生命中提炼出来那充盈其间的强大与伟力的。这使人联想起宗璞的气质和修养以及她的道德人生观念。她有儒家重实践的精神，崇尚现实，直面人生的欢欣与痛苦。她做人做文重精神不重外表，她美学观念也是："美文不在辞藻，如美人不在衣饰，而在天真烂漫舒卷自然之中，匠心存矣。"（《丁香结》代后记）这些即景抒情文章辉映着她本人的天性醇厚，心如璞玉。
二、抒情叙事散文的情感色彩
随着时代的前行，人生阅历的丰富深邃，宗璞散文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一批发自心灵深处的不能自已的文章，把她的散文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人过中年，人间的沧桑浮沉闻见亲历的逐渐多了起来。那些发生今日昨日、身前身后的让人惊然心动的变故，给作者的情感世界以巨大震撼。特别是当这些变故发生在自己的亲人挚友之中的时候，那文字间流动的哀痛之深沉，却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文学创作的意义了。可以看出，宗璞那一篇又一篇记载着离去的人们音容的文章，不是一般意义的散文创作，写这样的文字，是一种情感的欲罢不能的受苦的焚烧。这些文字不是以技巧的娴熟，形容的生动，词汇的精美为目标，它的精魂是不加雕饰的人间至情的倾诉。对着读者，更是对着自身。
宗璞的这些散文，写的多是死别。死亡是一种虚空，人的死去留给生者是永恒的悲痛。不可追寻，不可再期，是永远的黑暗中的沉落。宗璞写这类散文也以质朴无华的至情传达为其特点。她能够把浓烈的诀别的至情用不事雕琢的近于直白的文笔表达出来。她的表达那无尽的悲哀时，不使情感泛滥，表现理智而有节制。她的这类伤逝追怀的文字表明她的散文已告别一般人容易有的青春时代的渲染和华采，而有了更多的人生感悟的沉郁。
出现最早的是《柳信》，它还带有传统抒情散文的一些痕迹。其中有怀念母亲的文字，但最动人的情节却是通过家里一只大猫狮子的死亡来烘托的："这两个月，它天天坐在母亲房门外等，也没有等得见母亲回来，我没有问埋在哪里，无非是在这一派清冷荒凉之中罢了。我却格外清楚地知道，再没有母亲来安慰我了，再没有母亲许诺我要的一切了。"
《哭小弟》写于《柳信》后两年，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现在却轮到了小弟，他刚刚五十岁。小弟是作者最钟爱的弟弟，也是老父亲最器重的儿子。冯友兰先生在挽联中称赞这位儿子"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这位五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的飞机强度总工程师，毕业之后三十余年在外奔波，积劳成疾。宗璞在间断叙述了小弟弟身前身后之后，写了如下的话：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
至哀无文，宗璞这些话没有任何修饰，却非常感人。
宗璞为父亲冯友兰写过多篇散文。《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行文简洁严谨，雍容大方，而又不乏机趣。它是宗璞人生和文艺俱臻成熟的佳作。《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九十华诞会》等文记述了哲学前辈冯友兰先生晚年行状，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心的嘱托》、《三松堂断忆》则记述这位大师去世前后的经历，是关于冯友兰先生告别人间前后，写得最平易又最蕴有深情的文章。《心的嘱托》写："近年来，随着父亲身体日渐衰弱，我日益明白永远分离的日子在迫近，也知道必须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虽然明白，却免不了紧张恐惧。"《三松堂断忆》最后写："这么多年，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是从父亲卧房传来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说几句话。我怎样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得出来！"话都平易，然而却沉重得令人难以承受。
《三松堂断忆》中还记叙了冯先生生平诸多有意义的往事：青年时的一次豪饮，与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等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抗战期间过镇南关因耽于思考而手臂为城墙折断；六十年代，每于傍晚由作者陪父母包租大船荡舟昆明湖中，船在彩霞间飘动，绮然神仙中人等等，都以质朴的语言，平白的记叙，真实而传神地从平常生活侧面，把这位为世人所景仰的、而生平并不平凡的学者的个性品格作了传神的描绘。
宗璞随父居燕园数十年，关于这座名园她写过许多文章。这些文章不同程度地描写和表现了这个校园的人文鼎盛的风情。《霞落燕园》与这类文字不同，它从另一个角度——这是社会人生最让人伤怀的角度——写北京大学燕南园十六栋房主先后的辞世。它以记叙多于抒情的笔调，写人生离散的浓厚悲哀。它蕴有深深的伤感，但却举重若轻地在文字传达上予以淡化，让人从文字以外四处迷漫的不可弥补的失落中，感到沉重的哀伤。这是散文的大家风范。
她从容地挨家叙述这数十年间发生的死别。最早离去的是汤用彤先生，写汤先生的去世用的是这样的叙述："记得曾见一介兄从后角门进来，臂上挂着一根手杖，我当时想，杨先生再也用不着它了。"物在人亡，对于死者无一句直接哀悼的话，却以极平淡来写极沉痛。紧接着写三位自杀的老先生："一张大字报杀害了物理系饶毓泰先生，他在五十一号住处投环身亡。数年后剪伯赞先生夫妇同时自尽，在六十四号。"宗璞没有正面去交待他们因何走此绝路的。她用的也是极冷静的笔墨和语气写人间的残酷，时势的暴虐，死亡的无情。但却找不到一句激烈的言辞。她只是在翦先生夫妇双双自杀时作了非常温和的评述："夫妇能同心走此绝路，一生到最后还有一同赴死的知己，人世间仿佛还有一点温馨"。要是人间的温馨只能从这样惨烈的死亡得到证实，这也许是长长的历史的无边暗黑的年代。而作者在这里硬是不用一句正面的抨击，她懂得避俗，懂得含而不露，引而不发，懂得让读者自己去体味。
接着的叙述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死亡，一篇短文，四千字多一点，写了十多位著名的学者巨星的无一例外的死亡。要是没有娴熟的技巧和表现力，没有精到的构思和安排，写起来难免沉闷平滞，但是宗璞却把这些写得疏朗有致，平淡中见曲折。而且各位先生晚年或临终前的表现也多有插叙，如王力先生要求夫妇合葬及墓碑上的赠内诗；朱光潜先生病中烦恼突然拒绝出席香港大学授勋典礼；冯定先生告诉小偷"下回请你从门里进来"等等细节，往往三言两语便把人的一生写活了。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宗璞这篇散文所达到的是文艺创作的炉火纯青的境界。
宗璞散文最能打动人的地方产生于她的不事雕琢的真情。以《三幅画》为例，它的开头完全看不到常见的那种扑面而来的矫情和形容的泛滥，而是非常自然平白的叙说："戌辰龙年前夕，往荣宝斋去取裱的字画。在手提包里翻了一遍，不见取物字据。其实原字据已莫名其妙地不知去向了，代替的是张挂失条。而这挂失条也不见了。业务员见我懊恼的样子，说，拿去吧，找着以后寄回来就行了"。这开头，说不凡也可以，说平常也可以，但却是真实质朴造出来的艺术效果，说是"造"也许委曲了作者，她也许压根儿就不"造"，而是非常亲切的过程的叙述。作者所要取的，是汪曾祺的字画，她说，她原先不知道汪曾祺擅长丹青，只知他不只是写戏并能演戏；不只写小说，散文，还善诗。当她得到第一幅、第二幅画后如获至宝。在心满意足不再心存妄想时，"不料秋末冬初时，汪兄忽又寄来第三幅画。这是一幅水仙花。长长的挺秀的叶子，顶上几瓣素白的花，叶用蓝而不用绿，花就纸色不另涂白，只觉一般清灵之气，自纸上透出。一行小字：为纪念陈澄莱而作，寄与宗璞"。这水仙的清白秀雅，这一行小字，点燃这清清淡淡的一篇散文，也点燃了画家的心，散文家的心。它"造"出了真正的浓烈。
那爱水仙的人已经屈死多年，留下的是那日离去也是永别的"别忘了换水"的嘱咐，以及从窗中见她摆手的最后一面。陈澄莱是作者的挚友。作为生死之交，宗璞在写她时笔下并没有讳言她的缺点，例如她的脆弱，以及那无与伦比的心底的那一点固执，等等。那些年头死很容易，她最后选择北方冬日原野上一轮冷月照着的其寒彻骨的井水。宗璞在她死去十多年后写了《水仙辞》悼念她。如今汪曾祺又有赠画，这在宗璞心中引发了感动。《三幅画》应该看作是《水仙辞》的真正续篇，是两位文友为纪念共同的含冤而去的死者的不曾忘却的思念而作的。从《水仙辞》到《三幅画》，可以悟到宗璞在这些文字中，充溢了她的散文的无所不在的真魂：对亘古绵延的人性和人情的寻觅及其自然的表现。
宗璞的长处是能够用冲淡表现浓郁，把炽烈掩藏起来，而传达的却是更为持久的炽烈。读她的这些散文如面对一杯清茶，淡淡的绿色中，飘散着浓酽的清苦。近作《星期三的晚餐》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散文特色。文章从病中住院在亲友送的饭食中，老友立雕夫妇"承包"了星期三的晚餐起："因为星期三不能探视，就需要花言巧语才能进到病房。每次立雕都很有兴致地形容他的胜利。后来我的身体渐好，便到楼下去'接饭'。见到提着饭盒沿着通道走来，总要微惊，原来我们都是老人了。"这个"微惊"便是形容的节制。要是我们从朱自清的散文中看到的是略带感伤的"背影"，则此刻，宗璞的"原来我们都是老人了"这种"正面观察"，却连那种感伤也被掩藏了起来。
但是我们却从她的叙述中感到了真正的人情温暖以及时光流逝的感怀。开头和结尾她都用"活着真好"来传达这种人间友爱的眷恋，"我若不痊愈，是无天理""怎舍得离开这个世界呢"。这些看似淡远的话却有战胜感伤，超越感伤的情感的沉淀。宗璞的散文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的确到达了一个纯净和沉郁相结合的练达。
三、近期散文的文化性
散文这种体式最合作者个性。在上述我们阅读到的宗璞的游记、写景以及叙事、抒情等文章中，已感受到一位知识女性的气质与笔韵。在这些作品中，这种特殊品质还只是一种在体式中的渗透和溶解。近几年来，她则写了不少直接以知识、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文化性散文。这是宗璞在散文创作中的突破，也是作家对于散文领域拓展所作的贡献。对于这位我们业已熟知的作家来说，则是她的作家文人心态的全面和完整的体现。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呈现出繁采多样的景观。散文创作也打破了五六十年代那种单一模式。这个时期的有些作家（应该说多为知识作家）如萧乾、汪曾祺、王蒙、林斤澜等，从人生的过往经历和知识贮备，也从身边世事和环境中，牵动了他们长期积蓄的文化底蕴，一批充满理趣也充满情趣的散文、小品和随笔随之出现，这也是情理中事。
这类充满文化气氛的作品（传统为笔记散文）在中国源流悠远而盛于明清。其内容或记逸人行状，或记奇闻异事，举几天文地理，民情风俗，科技医药，宦海浮沉，街谈巷议均可入文。五四时期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诸人在晚明袁宏道、张岱、归有光等散文风韵基础上又融入西欧主要是英国随笔的谐趣。一时间这类散文小品盛行于世，成为五四散文中成就最高，实力最雄的品类。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重性灵，富理趣，不论是晚明、五四或是当今八十年代，这类作品是在个性意识比较张扬，心清比较疏淡的背景下产生。林斤澜曾论及这类作品的好处，精辟地指出这类作品的三大特性：一是不端架子。他说，"笔记的作者，大有载道君子，立志丈夫，明理仁人。有大事业在做着、写点笔记是消闲，随手拈来，不免把载道、立志、明理的大题目放松了，由着性情变化文字"；二是不矫情，写法上白描为主，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三是不作无味言语，本是由性情顺情趣的东西，若语言无味，写它作甚。
此类文章摆脱了载道明理、匡时济世的重负，由着性情写一点轻松洒脱的文字。手法和语言是白描，但要写得有趣耐读，别有一番疏放清雅。所以写这类文字并不容易。首先需要旷达处世的姿态，宽松自由的心境，才能从内里透出闲逸和淡远的情怀韵味。再就需要丰富的学识修养。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姑且不论，五四以后的周作人、林语堂等写小品的名家，他们都是文化根基雄厚并且学贯中西的一辈人。他们主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草木虫鱼无所不谈，林语堂晚年还在报刊设《无所不谈》专栏，采撷的主题非常宽泛，如果没有广博的学识做基础，就很难做到"无所不谈"。这类文章，表面平淡冲和但却深沉有味，感情绝不轻浅，只是笔法上求清淡，所以要求有深厚老到的语言文字的功力。
宗璞具有优厚的文化学识条件。随着岁月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她越来越进入旷达疏淡的人生。张抗抗在《宗璞小记》对宗璞的这种成熟人生作过很好的诠释："不见她高谈阔论好为人师，亦无莫测高深的名人气派……她不为身边的那名利之争所动所累，她几十年静静地安之于燕园"。从宗璞的创作总体看，近来这类文化性散文和读书随笔产量大增。这类作品与传统小品文最为接近。《风庐茶事》、《酒和方便面》等，内容涉及茶和酒，这与五四散文如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相近，字里行间充满着雅韵逸致。这里的喝茶、饮酒也许是一种形式，一种文化人才能找到的那份感觉。
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五义》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因因的。"
这是出自宗璞之手的《风庐茶事》中一段，与周作人的《喝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相比，也许不及后者的名士风十足，但我们不难找到它们间相维系的那份生于同一深厚文化母体的"感觉"。
发表于1992年的《从粥疗谈起》也是名篇。先从自己多病，得到一本旧书《粥疗法》谈起。然后从喝粥引出陆游一首食粥诗。从这首诗中引出张来《宛丘集》中一篇《粥记》。而这位张来又是"苏学士之徒"，又考证出苏东坡原来也嗜粥。他说："夜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出新，利隔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最后又引出陆游另一首内容与苏学士差不多的诗："粥香可爱贫方党，睡味无穷老始知……"宗璞的旁征博引，使我们如入花阵，乐不知返。阅读此文，由于丰富的知识与清淡的人生感兴，而产生丰盈的愉悦感。那种在清茶淡饭中寻求固在本味，一种甘于淡泊人生的气度也给人以启发。全文娓娓道来，平易如诉家常。但文理结构却精致而匀称，行文走笔中表现出游刃有余的闲雅情趣。譬如她在写自己多病得夫弟赠送《粥疗法》一书之后，极其自如的出现这么几句话："不过此书的命运和我家多数小册子一样，在乃兄管理下，不久就不见踪影，又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只要读过宗璞《恨书》《卖书》两文，聆听这番议论，禁不住有那心领神会的一笑，因为"乃兄"是他们家"图书馆长"，据说"负书行路也在百里之上"了。可恨书籍成山，常常急用之书找不到就成了他的责任。这里本与"粥疗"无关，只是信手写来，轻灵洒脱，使文章顿生情趣。
这里提到的《恨书》、《卖书》二文，分别写于1985年和1989年。是写家中藏书之多带来的烦恼。邓拓说："闭户遍读家藏书"谓是人生一乐。邓拓写的是书生独有的一桩乐事。可宗璞写的却是书生之忧、书生之累。宗璞这类散文虽说是文化意蕴丰富，却又离不开日常生活的烦忧牵绊，普通人世的苦乐悲欢。她在儒雅情趣之中，并不自矜清高，而且自然流露出一种与平民生活相通的民间本色。
这类散文大都平实自然，都从自己生活经历，从身边闻见世事人情中拈拾而出。宗璞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生活了几十年，那里的一树一石，一桥一水，已与作者融在一起难以分开。那花晨月夕，四时风光也早已进入她的散文世界。燕园内不论是年耆学者或莘莘学子，她都默默倾注了感情。近年来，她又连续发表了《燕园石寻》《燕园树寻》《燕园碑寻》《燕园墓寻》《燕园桥寻》系列文章。使原本就美丽和特具魅力的这座名园，因她的散文的渲染而更显出历史、文化的渊源和社会人文荟萃的品格。
这里只举《燕园碑寻》一文为例加以印证。"碑寻"一共写了燕园六处碑石。不仅记载碑刻的内容，而且考证它们的来历，如燕南园进口处和一、六院之间赫然矗立两对龟驮石碑，一处是清代皇帝为纪念花儿匠而立的名录碑，一对是为四川巡抚杭爱立的井有康熙亲笔碑文。其他还有乾隆御碑和明末清初画家蓝瑛梅花碑等。尤其是1989年新立的一座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更有不平凡的意义。碑文由冯友兰先生撰写，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集一代几位名家之美，实属难得。尤其碑文内容，不论就思想和文采而言均美伦无比。宗璞文中辑录碑文内容时融进了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议论，更显出她认知深刻，襟怀博大，也使散文的历史文化内蕴更富光辉。
也许我们有必要再重复说明宗璞的深厚文化背景，以及她的学者（外国文学研究）与作家的双重实践，使她在写《行走的人——关于〈关于罗丹——日记择抄〉》《无尽意趣在"石头"——为王蒙〈红楼梦启示录〉写》这样的序文或随笔，以及她在国外访问期间所写有关作家的访问游记，譬如《写故事人的故事——访勃朗特姊妹的故居》、《他的心在荒原——关于托马斯·哈代》等，这些文章除叙述、描写外，还穿插宗璞自己对作家作品相知相识的议论。这些议论，无疑是学术的，但又是艺术的。因为它出自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之手。正是由于这样一身而兼学者作家的特殊身分，使宗璞能在名家蜂起的多彩文坛，闪射出她的独特光彩。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阎纯德 主编
贺抒玉
阎纯德
文学是迷人的，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职业不同的人执著地去追求呢？文学也是艰辛的，不然，又为什么坚持下来而有成就的人毕竟是少数呢？世界上最高的山，最长的河都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唯有文学的高峰是无止境的，因为这是最能体现人类独特性和创造性才能的领域。
如此精彩的话出自谁之口？贺抒玉。谁为贺抒玉？——陕西女作家！
西北的女作家屈指可数，而贺抒玉仿佛是中国西北的彩虹。这彩虹，不是偶然的天象，而是日月运行、时代前进的表现。
解放后四十多年，整整十年她没有创作。在那昏暗的日子里，1970年，她带着孩子和全家的衣物，到陕西户县尖山脚下当社员。灾难摧残着人，也考验着人。她常常在痛苦中思索，在思索中痛苦。做诚实的作家，这是她的信条，否则宁可沉默。直到共和国第二次解放，她才再次获得创作的生命，作品的题材、内容、精神，也有了新的高度、新的开拓，艺术风格有了发展，臻于成熟。如果说，"文化革命"前她是默默无闻的，而"四人帮"覆灭后，却是文坛上颇为引人注目、活跃的女作家。
贺抒玉学习创作始于四十年代，但她真正的文学生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
她说过："文学的道路对于我是艰苦的，文学的种子在我心中萌发的过程是漫长的。"几乎所有作家的"道路"都不尽相同，而这"道路"又几乎决定着作家作品的内容风格和成就的大小。这条道路是作家自己走的，但是由社会铺筑的，是社会驱赶着作家走不同的路，贺抒玉走的是自己的路……
陕北本是苦地方，
十年就有九年荒。
——陕北民谣
在中国历史上，陕北是屡屡发生农民起义的圣地。
狂风常年卷着塞外的滚滚黄沙，呼啸着，无情地袭击塞北的黄土高原。灾害连年，加之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得那里的百姓世世代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8年12月21日，贺抒玉（原名贺鸿钧）就诞生在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举起"闯王"旗的盘龙山下的米脂县城内一户富有的书香之家。
她出生在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当刘志丹、谢子长、李子洲在陕北大地播下火种的时候，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不到五岁，她就和长她一岁的姐姐上了学。家里虽富，但她的穿戴并不好。一件空筒棉袄是不能抵御塞外劲风的。她回忆说："刺骨的北风，飕飕溜进袖筒，钻进脖领，窜遍全身，冻得我时常缩着脖子，筒起双手……"所以，冬天就成了她最痛恨的季节。寒风冻木了她的手脚，有时忍不住在课堂上就哭了起来。小小的年龄还不知道用功，也不懂得羞愧，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她左耳进，右耳出。只有踢毽子、跳绳儿、捉迷藏，才能使她忘掉回家。"我考试背榜，小学降过级，回到家里，大哥哥大姐姐们嘲笑我：'丑妹子，一脊梁背那么多人，重不重？"'她回忆说。但到了小学三年级，她发现书里有一个极乐世界；这时，儿童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也便像能源一样，开始发出光和热来，四年级期中考试，她从榜上最后一名，一下子名列第一，还得到学校的奖励。
人，来到世上就如一张白纸，它需要社会不断在上面涂写各种文字。儿童时期的贺抒玉，最爱听哥哥姐姐讲故事、猜谜语、破字谜。尤其哥哥讲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飞檐走壁的故事，使得她如痴如迷。她家藏书不少，这为她寻找知识和智慧提供了方便。她在《我的路》中说："……自从和书交上了朋友，就自去书中寻求乐趣。每到寒暑假，天天早上起来，静坐在紧挨着窗户的炕上读书。从《昭君和番》、《三门街》、《水浒》、《三国演义》，直到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挨着往下看。我终于懂得，故事和书本，是最能启开儿时幻想的钥匙。"
是的，贺抒玉儿童时代对文学的爱好，就是从爱读书开始的。那时，父母亲清晨起来读书的情景，对她很有影响。每逢过年，大门上贴了鲜红的对联，挂上了红灯，那气氛使她对春节充满了向往。"在那缺少文化生活的小城里，过年的鞭炮声、秧歌、酒曲、唢呐以及灯笼、对联和年画"，都是她儿童时代最大的精神享受。她回忆说："我家大门口年年贴着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幼年的我根本不懂其意，只是年年看，就像庭院里架棚上吊着的串串葡萄一样印在了心里。直到后来，偶尔想起这两句对联，才觉得对写作的人不无参考价值。"
对于读书的爱好，可以说是母亲培养的。那时，母亲总是用"不爱读书，将来没出息"的话警告他们，并规定：谁爱学习，就让少干家务活，否则扫地、洗碗、下河洗衣等等便都落到谁身上。年幼的贺抒玉，觉得书里的世界五彩缤纷，比大门口的世界大多了，于是每天早早起床，便像个小大人似的读了起来。她说："母亲小时候，流尽了眼泪也未能争取到上学，而我多幸运，五岁就上学了。书，不仅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我的好老师。这，我得感谢母亲。"
贺抒玉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度过童年的。她的祖父是清末进士，重才不爱财，重视子弟们的文化积累。二伯父贺连城学识渊博，能写诗填词，又长于书法，担任过边区政府的教育厅副厅长。父亲贺辑五，一生刚直不阿，"五四"时期参加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一直为办教育清苦奋力，多年担任米脂东小的校长，还曾担任人民政权县政府教育科长，年轻时读过马列主义书籍，接受了革命思想，1941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员。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子女，曾对大女儿说："你是家里的带头羊，只要你跟共产党走，你的弟妹们就会跟着你走这条路。"贺抒玉的大姐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同进步青年一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初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了。母亲杜秀兰是一个城市贫民之女，从小寄人篱下，一贯反对封建压迫，追求社会进步，是旧社会为数不多的思想开明的妇女。她的文化是在丈夫的帮助下自学的，能读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时常一边做饭，一边看书，从中寻觅反抗的力量和人生的光明。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八路军高唱着"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的雄壮歌曲进驻米脂，杜秀兰出来做群众工作，在大会上讲演，参加抗日演出。一俟子女长大，参加了革命，她便毅然甩开家庭，也参加了革命。
1940年，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正式成立，不仅免交学费，每人每月还给一斗小米的津贴。翌年春，当桃花喜盈盈地爬上枝头的时候，贺抒玉和姐姐一起考进这所中学。母亲说："这是你们姐妹的福气，要不是共产党办起了这所学校，你们是上不了中学的。"
米脂中学的多数老师是从延安派来的，和学生十分融洽，完全是新型的师生关系。她的语文老师邢立斌（后为贵州省文联负责人）来自"鲁艺"文学系，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总是启发同学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中找材料写作文，课堂上总是宣读那些写得生活化、生动活泼、言之有物的文章。贺抒玉说："我的作文多次受到老师的夸奖，于是心中便张开了想象的翅膀。有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喜欢文学的女同学，在盘龙山下校门口，依着栏杆畅谈自己的未来。有的说，将来要成为丁玲式的作家；有的说，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当郭沫若；有的说，决心要做新中国的鲁迅……"也许，天真的姑娘们的口气太大了，但她们是真正的刚刚解放了的新女性，这些话是她们心境的真实而自然的流露。她多次讲，感谢米脂中学的许多老师的教育、培养，特别是语文老师，第一次启发她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写作素材，并把她推向文学的王国，去做文学的梦。
那段生活，她有不少难忘的回忆。在她的记忆中，第一篇得到老师赞赏的作文是描写她第一次参加新式婚礼的欢乐情景和感想。另一篇是《我的奶妈》，写奶妈的善良和勤劳。贺抒玉降生后没有奶吃，于是她从小吮吸着奶妈的乳汁长大；视奶妈为亲生母亲，是她永不变的感情。《我的奶妈》被校刊登载后，老师更是经常热情地鼓励她走文学的路。她在《我的路》里说："在老师的启示下，做文学的梦，就像插在少年心灵上一双缚丽的翅膀，载着大胆的幻想，去天空和大海邀游，用不着考虑达到彼岸的路途有多么遥远，因为，正是那可望不可即的迷人的向往，才激发出我对未来的渴望。"
人的成长和环境有关，谁也不能不受它的制约。
奶妈，在贺抒玉的生涯里是一个重要人物。奶妈给她的不仅是乳汁，更多的是善良、淳朴、勤劳——中国农民的高尚品质。贺抒玉那篇《我的奶妈》已经丢失，而奶妈的形象却时刻都活跃在她的心里。
奶妈家住在姬家姬半山腰一间经常剥落泥土的窑洞里。宽宽的无定河，流着穷人的眼泪，日夜哭诉着。奶妈家穷得一点土地都没有，丈夫给地主扛长工，有时到山里开荒，一家人受着生活的熬煎，过着极不顺心的日子。他们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糠炒面。可是一点点枣炒面，或从人家树下拣来的落蒂果子，都留给小抒玉。这颗伟大的慈母心，在贺抒玉的记忆和思想里，永远像宇宙中的恒星，闪耀着不灭的光辉，为她的生命播下同情和爱。贺抒五上学以后，每逢暑假，她便乘木船跨过暴涨的河水看望奶妈；寒假，她又踏过厚厚的冰床看望奶妈……她从没有忘记奶妈！那时，贺抒玉虽是小小的年纪，却知道为奶妈一家的不幸而不平，像懂事的大孩子，时常背着奶妈独自抹泪，甚至羡慕梁山泊的英雄好汉，能够杀富济贫。奶妈，像所有的母亲一样，以其善良抚育了她，塑造了她的同情心，培植了她对劳动人民深挚的爱。走上革命后，她一想起奶妈，便想起灾难深重的家乡人民，那种捐躯祖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坚贞信念，就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以后的创作，也有奶妈给她的营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里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中，不少人是从参加宣传工作、当演员开始起步的，贺抒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小学到中学，她和姐姐都是唱歌跳舞的积极分子。1944年高中一年级，她俩一块调入刚刚成立的绥德分区文工团当演员。那时剧团所演的节目，除了历史剧、"鲁艺"创作的剧目之外，还配合形势靠自己现编现演各种秧歌剧，上山下乡，经常一天三上台，三天一换防。贺抒玉又瘦又小，除了演小女孩、小男孩，还兼管服装和道具。虽然她只是个中学生，但那时却算个知识分子，领导十分重视他们，不断在现实斗争的实践里培养、锻炼他们。她说："我除了演戏和拉琴之外，主要工作便是和同学们一块写剧本。我们晚上演完戏，一回到住处，几个同志坐在炕上，便讨论起剧本来。小小的炕桌上，放着一盏麻油灯，把我们的身影和脑袋投射到圆形的窑顶上。尽管更深夜静，但我们年轻的肌体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我们把一天当两天从，心里倒挺快活。因为我们要从群众里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如抗属、基层干部、增产节约的模范、保卫边区的民兵等有意义的题材，一个个加工成小秧歌剧……"（1983年《飞天》第·8期《迷人而艰辛的事业》）"我是在对剧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写剧本的。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先做社会调查，发现突出的人物和事件，就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提炼加工。"当时剧团里成立了一个调查组，"鲁艺"的岳瑟是组长，贺抒玉为组员。在调查和写剧本的过程中，岳瑟介绍她读了许多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还教她背诵唐诗和宋词。那时，她和姐姐编写了小歌剧《喂鸡》，演出时姐姐演二媳妇，她演三媳妇，演出效果很好。她曾在子洲县周家圪崂深入生活，同乡下的大姑娘小媳妇拉家常，教她们文化。根据那里的生活，和创作组创作了歌剧《上冬学》，解放初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的干姐妹》，实际上也是她那段生活的实录。贺抒玉说，干姐妹比许还要真挚的友谊永远激动着她的心。缺吃少穿而又总对生活和未来充满爱和理想的家乡人民，他们心里的诗情画意、能歌善舞代代相传的习俗，他们的真诚与纯洁，像一条长长的流水，在她心底的河床里，从过去一直流到今天，形成她对农民、对家乡爱的源泉、写作的源头。
他们自编自演的小戏，在各地受到欢迎，得到好评。1946年，周扬曾到绥德，看了《喂鸡》等剧目，还在剧团里讲了话，热情地鼓励大家。由于他的推荐，不久，《喂鸡》便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出来。
战争岁月考验着每一个人。她作为一名小战士，随军转战，日夜兼程，顶风冒雪、爬山过垠，每天百十里的急行军，一连几天不睡觉的生活是难忘的。她景仰的英雄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行军休息时，她躺在山沟的土坡上，"枕着背包，望着一线蓝天，什么也不想，只盼望早日消灭敌人，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安居乐业的新中国。那时节，个人的兴趣爱好早已被挤到不显眼的角落，心中最强烈的感情和革命的需要是和谐一致的。"于是，少年人浪漫的文学梦，变成了艰苦的实际工作，但在胜利的向往里，依然奔腾着奇妙的浪花，闪耀着色彩，文学的种子却在生活里慢慢地承受着大地母亲爱的体温。他们集体创作了十几个剧本，凡演出有较好影响的，后来都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西北大区第一次文代会上，还演出了他们创作的大型歌剧《保卫村政权》，《陕西日报》连载后，也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战争，已经变为记忆，化为生活的诗情。
1948年，延安光复。贺抒玉随文工团调往延安，文工团被更名为西北文工团，她在创作组。不久，她作为女班的班长，跟随前总挺进新的解放区，进了城。
新的环境，新的生活，需要她去熟悉，去表现。没有广阔的视野，孤陋寡闻是写不出小说的。对工人，她不熟悉，对工矿企业不了解，于是她数次深入纺织厂和机器制造厂。1952年，秋风初起时，她从西安出发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当时没有火车，她同浩荡的车队行进，一点不感到荒凉和寂寞，更没有"西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的心清。
祁连山下，灯火闪烁，这座雄伟的石油城，使她兴奋、迷惑。她怀着一颗好奇的心，闯入了这个陌生而神奇的环境。
"我到过采油厂、炼油厂，接触了不少采油工、炼油工，也访问过工程技术人员，还穿过大戈壁，去看望过野外勘探队的姑娘们……"戈壁滩无边无际，一望千里，令人胸广心宽；那美丽的夜色，林立的井架和钻塔，使人产生无限豪情。在那里，她觉得自己年轻，懂得太少，时刻告诫自己，老老实实和工人一块生活，向他们学习。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酷寒里，她帮着师傅们搅拌泥浆、抬钻杆、拿工具、看报表，有时也上井架。在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斗争中，她也是一位战士。后来，她曾以谦虚朴实、吃苦肯干的铁人王进喜为模特，写过一个剧本。但这个剧本没有成功。她回忆说，那时"我自己太幼稚，虽然多次和王进喜同志谈话，但我不了解他，就像只看到矿区地面上的井架，而看不到蕴藏在地下的原油一样。"这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书，就是粮食。战争年代，贺抒玉主要读了几本苏联小说《毁灭》。《士敏土》、《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及《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读其他的书，一是没有，二是没有机会；1953年秋，她有幸到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了近两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第一次进北京的贺抒玉看到偌大的世界，那颐和园、故宫、天坛、万里长城——人类历史的灿烂明珠，强烈地吸引着她，激动着她，使她深深感到祖国的伟大。她兴奋地说："那是令人向往的难忘的日子。我像饥饿的孩子，贪婪地读了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面对人类知识的海洋，我感到自己的贫穷。"她深怕荒废了那段难得的宝贵时光，除了必要的参观和游览，她的脚步很少踏进行人拥挤的大街和商店，几乎整日都陶醉在读书的乐趣之中。
1955年，春风伴她回到古城西安，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筹办《延河》文学月刊的工作，从此做了编辑，从小说组长、编委直到副主编，一干就是几十年，但编辑工作使她进一步接近了文学。她多次说："编辑工作对我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每天，从许许多多的来稿中，不仅间接呼吸到了生活中的新鲜气息，而且认识了很多新的作者。"有的作者严肃认真，坚持不懈，有的出手不凡，才华横溢。每当她在初稿中发现新人或读到女作者的作品时，总是激动不已。她是一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好编辑，其品德和责任感，使她在培养作者方面做出了贡献。尤其1977年后，陕北涌现一批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延河》编辑部，在造就这些作家中是有成绩的，而这其中，也有贺抒玉的汗水。
"每当看到这些年轻的作者在创作上的突破和提高，我常常羡慕他们。"贺抒玉还说，在"读到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是自己熟悉的题材，便禁不住引起许多联想，按捺不住地也拿起笔来。"许多业余作者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写作的，对此，她怀有极大的敬意，甚至视他们为自己的老师。
她迷恋文学，在创作上有欢乐，也有苦恼。
她在《我的路》里说："热心的读者和周围的朋友们的鼓励，的北地区老作家们的关怀和期望，常常使我感到不能懈怠自己。他们热情的帮助和严格的要求，都变做鞭策我的力量。"她特别提到作家柳青、杜鹏程对她的关怀和鼓励，当然她爱人——作家李若冰对她的支持和影响也是促使她在创作上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柳青经常强调编辑部要多出人才，出成果，编辑在工作之余要勤于创作，多练笔，提高艺术鉴赏力；在他的支持下，《延河》编辑部实行了生活创作假制度，贺抒玉也由悄悄练笔，进而大胆地把小说拿出来发表。
人的一生，犹如漂流在长河里的小船，一帆风顺是不会有的，风浪、漩涡、暗礁、急流、险滩，不测风云也会突然袭来。贺抒玉正值创作激情高涨的时候，便遇上了谁也不能幸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她挂着"黑《延河》黑副主编"的大牌子，被拉出去游街、挨斗。红彤彤的太阳底下，一切都是黑暗的，她也深沉在痛苦之中。1970年1月，大地在严寒封锁之下，爱人去了干校，贺抒玉带着孩子和全家的衣物、书籍，下放到陕西户县尖山脚下一个生产队，当了三年社员，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之后，她回到古城西安，从此，断流了的《延河》又奔流了起来。
贺抒玉从事编辑工作后才正式发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但其间贻误了最宝贵的十年。所以，直至1982年，她只编了短篇小说集《女友集》（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和短篇小说散文集《琴姐集》（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她在《延河》、《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鸭绿江》、《文学家》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先后结集为散文集《爱的渴望》（与李若冰合著；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及中短篇小说集《命运交响曲》（1990年，华岳文艺出版社），此外还有不少作品被收入多种选集，如《婉蜒的山路》收入花城出版社的小说集《无雪的冬天》等。
1979年，她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80年《女友》获《鸭绿江》优秀短篇小说奖，翌年《琴姐》获《延河》优秀短篇小说奖。1994年与胞姐贺鸿训主编《青春的脚印》（陕西摄影出版社）。这些，全是她的业余之作。
我喜欢她这些质朴、亲切、清新、动人的作品。有的评论者把它们说成是陕北高原上的"兰花花"，实在是一个贴切动人的比喻。这些作品，写的全是她熟悉的人和事，山和水，是"使她动情的生活"。著名作家杜鹏程说，她的作品"质朴、清新"，从中"能明显地看到她的爱情、向往和追求"；又说："她的经历决定了她这样的人，对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她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某些作品中，把自己的激情和笔墨献给生活中的普通劳动者，用朴素细致的笔勾勒出一幅又一幅真切的图画，塑造活跃在农村普普通通的农民和干部——特别是各种类型的妇女形象，歌颂他们的纯朴优美的心灵，描写他们的献身精神，描写他们因时代变化而引起的心理变化，描写和封建习俗之间的冲突，等等。这样的作品今天读来，依然真切动人……她的长处不只是她和人民有血肉之情，还在于艺术个性和特色。她是那样亲近生活，关注普通人的命运；用淳朴笔调抒写淳朴的感情。作品真挚而细致，渗透着一种泥土气息和内在的热情。"（《读〈女友集〉——略谈贺抒玉的作品》1981年《文艺报》第十七期）杜鹏程简约而准确地对贺抒玉作品的风格特点及大部分作品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只要浏览过她的作品，都会同意这些看法是恰如其分的。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然后通过创作实践，认识生活，探索真理和人生。贺抒玉走的路确定了自己创作的内容和风格。她除了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和到北京学习之外，她的生活圈子没有离开过生她养她的陕西大地。那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风俗人情，生活的变化、社会的发展，都影响着、制约着她的创作及其风格。
贺抒玉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文化大革命"前和1977年后。但两个时期的内容及风格，还是一致的，只是后期的作品，其内容更为深厚、广阔，其技巧更为娴熟。
早期，她一共创作了二十余篇小说和散文，《我的干姐妹》、《赶脚老人》、《红梅》等，都是好作品。这里，我把《我的干姐妹》视为代表。这篇小说是她的处女作，写她真实的生活经历，文字细腻、质朴无华，干净利落，几乎没有多余的字句，感情真挚动人，初步显示了她的艺术风格。这篇小说塑造银姐和巧玲在人民刚刚掌权的社会里，要求进步，巧妙地与封建落后的旧传统、旧习惯进行斗争，顽强地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故事；同时，也写出她们对以红英为代表的人民军队的深情厚谊。当红英教了她们两个月的文化课就要离开的时候，她们提出要与她结拜成如同父同母生的干姐妹，还送红英一首情真意切的信天游："羊羔羔吃奶双圪膝膝跪，咱们结成了干姐妹。蒺藜花开黄腊腊，红英要走我灰塌塌。……"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叙述苦行云流水，在人物刻画上不事雕琢，作者采用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有白描，有对比，用笔朴素、自然、细致。作者是这样描写巧玲和银妞的："巧玲长得壮实，红脸蛋，短帽盖，圆脸盘，大眼睛，说起话来嘴厉声高，一点也不拘束。银妞说话声音很轻，又慢，老是眯着那对会说话的单眼皮眼睛，身子依着我，老是像说悄悄话，她那细细的像柳芽儿的眉毛和鸭蛋脸，虽没有巧玲壮实，倒很秀气。"人物的性格，就在这朴实的叙述中显露出来，字里行间不乏生动的细节描写，如写巧玲梳头："她用木梳子梳头的狠劲儿，好像头发不是长在自己头上似的。"只此一笔，其性格便跃然纸上。
这篇小说好像一首散发着朴素美的诗，读着它，仿佛跻身于作品的人物之中，又像徜徉在陕北大地，领受着那里的风土人情。但小说的结尾以浓郁的抒情之笔收束全篇，把读者领引到深深的美好回忆之中：
……离开我的十姐妹，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不会赞美她们那纯真、聪慧的心，也不会描绘她们那真挚的友情。但是，我心里铭刻着她们的歌声；我时常想起巧玲那散乱的短发和那清脆的口音；时常想起银妞那细细弯弯的眉毛和说话时总爱依偎着我的神情。我惦记着苗家圪崂的许多姐妹们，惦记着那清澈的小河，惦记着那一眼望不断的黄土高山……
作家创作上的变化，是和社会生活、历史的变化分不开的，是和作家思想深处的积累分不开的。穿过凄厉的风雨，经过十年痛苦的沉默与思考，贺抒玉的创作，从质到量，从广度到深度，都胜过了以前。在她的一批新作里，两篇获奖作品《女友》和《琴姐》就是代表。
《女友》是以1957-1958年大炼钢铁、大抓"右派"为背景落笔的，但写的是几个时代近四十年的故事。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出生活悲剧，当然悲剧完全是社会造成的。战争年代，艾米霞和袁峰在文工团里是一对相爱的充满青春活力的革命青年，但解放后，历史无情地把他们拆散：因袁峰被划成"右派"，他们离了婚。他们曾是美满的一对，袁峰是爱情的播种者，艾米霞是个幸福的收获者。但是，当袁峰被推进痛苦的深渊时，是艾米霞又给他添加了痛苦的内容。她失去了爱情，在漫长的岁月里才感到了心中的荒凉。二十多年，坎坷复坎坷，他们都在苦难的折磨之中生活、辗转。"文化革命"使袁峰倍受其害，他从死亡里活了过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都落实了政策，可是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虽然冰消了，雪化了，袁峰彻底平反，又回到C城，在报社干起老行当，但他和艾米霞的共同生活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历史报复了她一下，给她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她的灵魂在嚎啕！"她是在失去袁峰以后才真正懂得了爱情，才更强烈地爱上了袁峰。"可是时间和生活都是无法挽回的。
这是一出悲剧，无论是对袁峰、艾米霞，还是对社会。人们只能从中吸取教训，也许教训就是唯一的"补偿"，因为教训会使人变得聪明，使社会得到发展。
贺抒玉另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佳作是《琴姐》。杜鹏程评论说："这篇作品，不追求时髦，没有曲折的故事，也没有'爆炸性'的效果。她全力以赴塑造的依然是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写出了那勤劳、质朴的品格和内心的美以及她平凡的、值得人深思的感情和经历。从人物塑造，题材选择以及艺术风格来说，既保持了她的作品固有的优点和长处，又有了新的发展。"评论准确、得当。这个短篇反映生活的"真实和深切"，人物形象的"可爱和生动"，确属令人难忘的成功之作。
贺抒玉塑造了不少妇女形象，这是她创作上一个显著的成就。琴姐是一个典型。她不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子君或爱姑，也不是庐隐、泳女士（冯沅君），以至于老舍、巴金、曹禺笔下的女主人公，也不是白毛女或赵树理塑造的妇女形象。琴姐从苦难中跋涉出来，她属于自己的时代，属于中国辽阔的农村，到处可以看见。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就是这样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真真诚诚、"土里上气"的人物，为国家养儿育女、操持生活，背负着中华民族前进。
小说是通过许多平凡小事、生活细节来描写人物的。琴姐爱生活，是一位闲不住的人。自从她来到"我"家，每天一早就把大杂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开了个小菜园，一有空就松土、拔草、浇水。每次吃饭，一端起碗，她就想起了家乡的亲人，便说："你知道，咱家乡过年才吃顿好面；这大地方，天天是过年的茶饭。你的命好，早早就到这大地方，享上了社会主义的福。咱山圪崂，何年何月才看见社会主义呀！"她讲的是实话。琴姐善良、单纯，心直口快。当孩子在说笑中把稀饭吐了一地时，她板着脸说："造孽不！""你们知道庄稼是怎样来的？粮食是怎样打下的？"当孩子把面条例在桌上，她便揽起来用水洗净自己吃了，并说："我们山圪崂，怀抱娃娃也吃不到这么好的面食。"她批评我忘了过去，"把孩子惯坏了"。只有劳动人民，才有这样的感情。琴姐为了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尝尽了人间的辛酸，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倒她，三个儿子就是三只虎，在她心里比百万富翁还要满足。解放战争时，做军鞋全村数第一，她是望着晨光的升起而成长起来的。她曾说："年轻的时候，把世事想成金枝玉叶，谁知道只是一场梦！"她有过梦想，但历史没有让它变成现实。她从小就会剪窗花：喜鹊、鸽子、牡丹、菊花、五谷丰登，她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地生活了一世，最后似乎满足地告别了这个色彩变幻的大千世界。
这篇小说，作者有时写得幽默横生，有时写得凄婉沉痛。主人公没有神化，作者没有掩盖琴姐由旧社会带来的潜藏在意识深处的烙印。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多找了她二毛钱的那段故事处理，使琴姐的形象更加真实、饱满，有血有肉地活了起来。
没有风格，就没有艺术。贺抒玉是一位在创作上有风格的作家，而且她作品中那种朴实无华、清新淡雅、浓郁的乡土气息的艺术风格是一贯的。这种风格是她的艺术追求，是她特有的生活、气质、环境和历史形成的，它属于艺术创造，属于艺术之美。但她前期和1977年后的创作其深度、广度不同。她八十年代之后的创作很明显地溶进了她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思考，但它们不属于"伤痕"，用杜鹏程的话说："通过这些作品，你会思考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中一些使人深感不安的问题。"无疑，这就是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她没有一时"轰动"文坛所谓"爆炸性"的作品，但从文艺美学的意义上讲，她相当多的作品都是耐咀嚼和回味的，它们有生活和人生深刻的一面——"使自己变得美好些，使人类变得美好些，使明天变得美好些。"
一个作家，只要沉在生活里，艺术创造力就不会枯竭。贺抒玉的创作生命总是跟着时代的轮子运转。她不停地追求，因此她面前才有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而不是死胡同。1986年，我读了她两篇新作：短篇小说《晴朗的星期天》（1986年《延河》第三期）和中篇小说《隔山姐妹》（1986年《延河》第十期）。《晴朗的星期天》写一个刚张开理想、事业、青春、爱情风帆的省报青年记者刘才一天的生活——平平常常的生活。他是一个"凭本事吃饭，绝不寻门钻眼"的青年，单纯，充满了事业心。"青春的活力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刘才拥有这种资本。他刚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某县梁书记的感人形象在全省引起反响。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梁书记另一面的形象（实际上，这是本质，是真象）：他正积极走省里的门子，调大学刚刚落榜的儿子到省城工作。对此，刘才惊愕不已，自然，现实是一种清醒剂。他被讥为"井底之蛙，没有见过大天"。刘才憎恨两面派的"两面哲学"。然而同一个问题竟摆到他的面前：一个朋友，为调女朋友的弟弟到省城工作，求他去走关键人物梁书记的后门。诱惑和迷惑，信念和力量，铸成人生矛盾，苦苦折磨他。普通的一天，多么不普通的感触：上大学时，曾费尽心解过书本上许多难题，此刻，他才理解，最难解的题不在书本里，而在生活中。他无法预料生活的新课题。"但是，他相信只有潜入海底的水手才能真正懂得大海，如果他只是站在岸上观望和欣赏大海的魅力，那他只配做舞台上的歌手，而永远做不了大海中的水手；不，他要全身心地投入大海的怀抱里去！"这是结束，一个没有答案的结束。
普普通通的一天，当今社会"普普通通"的事——社会的沉疴！无孔不入的传染病，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机体。从这一点来讲，这是一个到处存在的大主题。这是值得深思的。刘才撕去了台历上旧的一页，他期待和思考着新的一天——那将是什么？
中篇小说《隔山姐妹》以浓重的抒情色彩写了一对同母异父姐妹不同的生活道路。在风云多变的社会生活中，各有其不幸。小说以姐姐惠娟染上肺癌后迎击死亡为主线展开情节。惠娟一家——轻浮的儿子、离婚的女儿，妹妹惠美一家，及小保姆，生活不同、地位不同、遭遇不同，但他们有的忠厚，有的善良，有的淳朴，每人个都是当代生活里有着不同思想、情绪的一员。像贺抒玉以前的作品那样，小说不是写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人们每天经历的"故事"，但它涉及了革命、家庭、婚姻、爱情、思想、事业和由于社会的变迁所引起的人们思想的变化，奋斗与创造，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共同绘成现代生活的画面。人道主义，亲情之爱是感人的。惠娟的丈夫长她十六岁，但她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夫爱、父爱、兄长之爱、同志之爱，几乎是人生全部的爱！""战场上，他是严厉的指挥官；家里，他是温厚的丈夫。她对他的爱和尊敬化作无尽的思念，咬着她的心。"惠美的丈夫吕林被打成右派，明知冤枉，还要轻生，这时惠美说："上刀山，下火海，我跟着你！这叫什么连累，既是夫妻，就该同安乐，共患难！"还有那一对母亲留下的银手镯和亲人之间所谓心灵感应——眼皮儿跳，都是中国传统里亲情之爱的象征。但生活里不永远只有爱，不永远只有鲜花。世界是矛盾的，社会是矛盾的组合。
"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军人，九死一生的英雄汉，最后咽下的竟是人生的苦酒。"（这是惠娟的丈夫——一位高级干部的归宿。）
"谁有你的命好，老头子还在台上，又是闲差，冬天跟老头子去南方，春暖花开再回来，多自在听！"（是说另一位高级干部，一个普通的存在。）
"能上一个台阶是一个台阶，他有了地位，你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人凭衣衫马凭鞍，婆姨凭的男子汉，这话一点也不假。不管到啥时代，女人就是凭男人。""我们院里许多女同志就怕他男人把官丢了，千方百计拉关系，为男人保官。……人在台上和台下完全是两回事。你放开缰绳让他跑，他还不到五十，再干上十年，准能升个厅局级干部！"（惠娟的这些话，也有代表性。）
"你讲了一辈子良心，生活也不会给你什么恩赐，陈旧的观念！"（惠娟儿子的话，又一代人的一种思想）
"……躲过了战场上敌人的明抢明炮，可是躲不过党内称为'同志'之间的阴谋暗算，冷枪冷箭。……"（政治生活中永远演不完的奸贼喜忠良的悲剧！）
"人，才能活几十年，这个打击，那个磨难，像推磨似地压抑着人们的兴致。幸福是短暂的，不幸和痛苦才是永恒的。"（生活，就这么沉重和残酷！）
小说把当代社会的缩影送到读者面前，让人们来一次再认识，认识别人，也认识自己。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社会，也许这才是多彩的生活。
贺抒玉没有用"意识流"，更没用"嬉皮式"，还是她那朴素、自然、淡雅的风格，然而同样表现了现代意识。心理描写，新的对话形式，纯清明亮的语言，抒情的调子，给她的创作带来新的成功，这是进步。
贺抒玉的作品，都记载着她在文学上虔诚的足迹。她在《琴姐集》的"后记"中说：
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不同的生活道路接近文学的。年轻的时候，常常以为文学是迷人的，待到跋涉一段之后，才尝到它的艰辛。然而一踏入这个领域，便有些身不由己，即使路途坎坷，也不肯回头。曾经在生活中激动过我的那些人和事，时常像泉水冒泡似的泛上心来，使自己难以安静。我便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被兴奋、苦恼、喜悦、焦虑种种情绪所左右，品尝着写作中的许多甘苦之味，而不肯释手。也许，就因为文学是一座高峻的无止境的山峰，才对肯于攀登的人有无穷的吸引力。
文学，是一项迷人的事业，但其中充满了艰辛。贺抒玉是一位执著的追求者，不肯在原地踏步，抱病写作，锲而不舍地走向那块美丽的绿洲，并带着自己的鲜花……
1984年5月28日
1994年12月21日修订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阎纯德 主编
柯岩
阎纯德
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在读者中的影响，是靠其作品建树的。
"在创作上，我永远不满足于一种形式，总想多尝试一些样式。我觉得，多掌握一种形式，就像一个战士多了一种武器……"我多次访问柯岩，她都这样说。
柯岩穿着干干净净色彩淡雅的衣裳，朴素、大方。她动作敏捷，一双大眼睛透着智慧。语言洗炼，有节奏，有条理。她的记忆力极强，一些中外名家诗词、名言，脱口而出。性格活泼，感情丰富，喜怒哀乐总是形之于色。柯岩，风度潇洒，而又平易近人，是一位普通人，又是一位名诗人、名作家。所以，一位作家对我说："柯岩，是我们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是的，中国文坛，如果说是一座百花园，那么柯岩的作品则是这花园中颇富特色、引人注目的花朵。
"柯岩"是笔名。关于这个笔名，柯岩解释道："我们中国的古代人把绿绿的小树称之为柯；岩呢，当然是大大的坚硬的石头。岩石上是很难长出村来的，因此，凡是能在岩石上成活的树，它的根须必须透过岩石的缝隙寻找泥土，把根深深地扎入大地，它的生命力必须加倍的顽强……我取它做我的笔名，因为我知道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决心终生根扎大地，终生奋力地攀登，从而使我的作品能像岩石上的小树那样富有生命力。"柯岩以坚实的创作实践，圆了自己起步时的文学梦，在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地位，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在儿童文学（诗歌和戏剧）、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及影视等领域里，她辛勤的劳动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因此，人们称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一位全能式的作家。
一
作家的成长，有许多条件，大概都受家庭或个人生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柯岩是满族人，原名冯恺，1929年7月14日出生于河南郑州一个铁路职工之家，原籍广东南海。那时，北伐革命失败才两年，残破的中国，到处是白色恐怖，一片黑暗。柯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当过小官吏，父亲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有反抗性格，为了反对封建婚姻，同家庭决裂，毅然出走，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顽强地挣扎着、生活着。他勤奋、刻苦，经过半工半读，个人奋斗，终于当上了铁路的技术员和工程师。他酷爱读书，喜欢文学，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点钱，往往都买了文学书籍。他爱才，崇拜知识，爱陆游的诗词，更尊崇他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他从来都鄙弃那些祸国殃民的豪门权贵，经常满腹牢骚地用愤懑的口吻嘲讽或谩骂那些不学无术、靠吹牛拍马往上爬的大小官吏。"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是他常常用来教育子女的名句之一。他的为人之道是："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这种清高自诩与桀傲不驯的人生态度就使得他的生活道路坎坷多挫，经常同上司不和，不断调动，被贬或失业。年轻时，他还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并翻译过法国当时风靡一时的樊德摩斯侦探小说……他这些富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主要在于对柯岩的影响。柯岩的母亲也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因自由恋爱而被赶出家门；她是一个粗通文字但艺术感极强的女子，渴望知识，梦想美好的未来，但艰难的生计压抑着她的热情和追求。除了偶尔背诵一些唐诗、宋词借以抒发情怀之外，就是把终生未竟之志寄托在儿女身上，经常对他们讲述各种她所尊崇的仁人志士、忠信孝梯的故事，盼望他们能奋发向上，学有专长。父母的为人、品格与爱好，在何岩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柯岩说："我从小喜欢文学，崇拜才能，尊重知识，追求精神生活，这些，同我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铁路上的职工像火车一样，不停地奔跑，永远不会停在一个站上。柯岩受着父亲的宠爱，他到哪里，总爱带着她。这样，柯岩从小就沿着铁路线，饱看了祖国不少锦绣河山和人民的苦难。
柯岩的童年是寂寞而空虚的。她天真地渴望着能在孩子的王国里自由玩耍，可是整天为衣食奔波的父母，为拿奖学金拚命读书的事哥和姐姐，都不能满足她单纯的要求。于是她常常一个人跑出去玩，受欺侮，挨打，流着泪在母亲面前诉苦。妈妈心疼女儿，不再让她出门，便答应给她讲故事。这样，她开始接触民间口头文学《木兰从军》、《白蛇传》、《路遥知马力》、《缺手姑娘》、《孟姜女哭长城》、《铸钟娘娘》等。这些故事，她是百听不厌，越听越爱听，有的故事已经讲几遍了，可是她还是缠着妈妈讲。妈妈心里的故事早已讲完，连《琵琶行》、《长恨歌》一类名篇都教她背会了，故事变成了车轱辘，整天重复着。爸爸可怜妈妈，就找来"少年文库"，让她读给女儿听。从此，五岁的柯岩，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个"稻草人"，她希望也像永明一样有个紫衣姐姐、美丽的大姐姐……
在柯岩贪婪地爱着世界上一切故事的时候，她到长辛店铁路职工子弟学校念书去了。她是班上最小的，却是学习最努力的。她觉得书里有许多许多可爱的人物在等着她，那美丽而有趣的故事可不能不知道。到二年级，书成了好朋友，她开始不加选择地阅读能弄到手的一切书籍，跳过不认识的字，目醉神迷，如饥似渴地追求着书里的故事和人物。《爱的教育》里的小主人公使她懂得了孩子原来不仅仅是父母的无偿的索取者，《小妇人》使她感受到友谊的温暖和力量，叶圣陶告诉她是非善恶，冰心让她的童心向往大海与诗意，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穷人和富人截然相反的形象，格林和安徒生给她描绘了神奇而美丽的世界……
后来，她到了湖北铁路职工子弟江岸扶轮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参加滇缅公路工程，她也到了云南。九岁十岁时，她一直在云南山青水秀的保山、下关上小学。柯岩兄弟妹妹十人，就靠父亲薪金收入生活。度日本来就很艰难，在民族灾难之时，更加重了这个普通公务人员的家庭负担。物价一日数涨，父亲经常失业……但不管生活怎样艰辛，母亲给人打毛衣、做针线、卖破烂，也要挣扎着供孩子们读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柯岩和姊妹们都拚命读书，力争考入公费学校，领取奖学金；那段时间，家里生活极其凄苦，父亲一失业，家里便要断顿，没有饭吃，她和母亲、姐姐常上街卖旧衣物，给人家打毛衣、缝袜子……不管如何苦，幼小的柯岩心里总燃烧着求知的火焰。在云南昏暗的小油灯下，她默默地读了不少书，歌德、海涅、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海明威、巴金、冰心、张天翼的作品及很多童话，都是她认识社会和生活最初的源泉。美与丑、崇高与卑鄙、诚实与虚伪，在她心海里有了径渭分界；人类同情心，正义感，光明与自由，大自然的美的根须都伸进了心田。甚至那些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也能使她崇拜英雄，渴望自己长大以后也能路见不平，杀富济贫。当时，她并不懂阶级压迫，但贫富悬殊的现实，使她的思想里朦胧地有了对旧社会的不满。至今她还记得那时背诵的民歌：
卖油娘子水搽头，
做鞋婆子赤脚走，
瓦木匠人没房住，
卖盐的老头喝淡粥，
织布娘，光脊梁，
种麦的人儿吃菜糠，
打席的，躺光床，
抬棺材的死路旁……
不平的歌，使她滋长了心中的不平。她每天手不释卷，同书中的人物相亲，而鄙弃同学中那些胸无大志，专讲吃喝打扮的阔家小姐和纨绔子弟。
柯岩小时候，性格泼辣，很像个男孩子。从小她就知道，如果不努力，得不到奖学金，或考不上公费学校，就要失学。因此，她像哥哥姐姐一样，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以至多次跳班成功。这时期，这位才十岁左右的小姑娘，文学的情愫已有表现——当父亲接到她的一封富有文学色彩的信后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家要出谢冰心了！"
十二岁后，柯岩先后在云南华侨中学、保山师范、昆明越秀中学、昆华女师等校读书。在昆华女师时，她每天盼着语文课，因为每堂课都使她学到了不少渴求的东西。那位女老师边背边写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蠢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位可敬的老师，不仅在写作和对文学的爱好上深深地影响了柯岩，而且在思想上，教育她爱国，爱伟大的祖国。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四位要求民主、反饥饿的爱国青年被打死，闻一多说："这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在这黑暗、恐怖的日子里，柯岩担任了昆华女师罢课委员会主席，整天和同学一起去西南联大，参加民主集会，跟大学生们共同发誓要为死者报仇。女师的学生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女，校方说她们罢课是受了共产党的操纵……而柯岩，由于受父亲的影响，认为无党无派最清高，还以为她积极参加这次民主运动，完全出于正义感，出于对国民党统治和黑暗现实所表示的强烈不满。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哥哥在重庆呆了一年，后跟难民辗转到湖北，那时所有的学校都过了考期，只好先到修道院学英文，到打字学校学打字，还在新闻讲习班学新闻；半年后入了冬季招生的希理达中学读最后一年中学。那时，柯岩对写作的钟情已显端倪，1947年在校刊上发表散文《我的同窗》，在《湖北日报》发表《夜》和《孤独》。在扬子江滨，她读书读到1948年，便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正式接触了戏剧艺术。翌年5月，苏州古城迎来了解放，十九岁的柯岩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来到北方，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从事剧本写作。
刚刚和平解放的北京，疮痍斑斑，城市要建设，人民要教育。公安部很快把成千上万的妓女集中起来，安排进八九个妇女生产教养院，给她们治病，并进行教育和改造。年轻的柯岩参加了这一工作。这些妓女，绝大部分都是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中被糟踏以后转卖到妓院的良家女子，她们过着非人的生活，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柯岩凭着对曹禺的《日出》、托尔斯泰的《复活》、清代小说《九尾龟》及翻译小说《亚玛》的了解，她热情地到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参与对妓女的改造工作。柯岩悲愤地听着她们愤怒的控诉，她们哭，柯岩也哭。她们那些悲惨的生活情景，时时折磨着柯岩的感情，强烈地震撼了她的灵魂。她虽然从小也经历过战争、贫穷、饥饿和痛苦，但从没有从阶级的观点去认识这人世的不平。当旧社会的脓疮以这样可怕的形式集中地展现在她的眼前时，她那天真的无党无派的要作纯粹的"艺术家"的幻想，就彻底地消溶在这血与泪的海洋里。柯岩说："公开剥削与公开卖淫，都是几千年人类社会里最可耻最无人性的行为。而共产党，却决心彻底消灭它们，这是多么光明、多么伟大的事业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拯救地狱里的奴隶！"于是，她提出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说"我也要加入这个行列，并为之奋斗终生！"她认为，这是做人的道理和应该走的光明大道，是对正义和真理的真正追求。
1950年，青年艺术剧院组织了"文化列车"，到群众中，为工人、铁道兵演出。1953年，她参加了赴朝鲜慰问团，接触了最可爱的人和英勇的朝鲜人民。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最初的这些年，柯者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生活，广泛接触群众，先后创作了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等分别演出的独幕剧《中朝人民血肉相连》及歌剧《争取早团圆》（1950年）、《相亲记》（1957年12月号《剧本》）、《娃娃店》（1957年）、〈双双和姥姥》（1959年）等，还写了快板、剧评、影评及一些散文和诗歌。
二
一个从冬天走出来的人，会更爱春天。
柯岩的童年，虽然不是一场恶梦，但她也备尝苦辛，更看到了黑暗，她幻想着春天，憧憬着美。解放后，孩子们欢乐而充实的生活使她羡慕，她对他们的一切都感兴趣，并为之吸引。
"给孩子写东西，对不熟悉儿童生活的人，是很难很难的事。"柯岩说，"我开始写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纯属一个偶然的机会。"但从她的经历和气质来看，首先在儿童文学上取得成就倒是生活的必然。
1953年，她二十四岁，已经同著名诗人贺敬之结婚。有一次，贺敬之皱着眉头写了一夜，却只有短短的几行，并有大量涂改，于是她惊讶了："你怎么了？什么东西这样难写？"
贺敬之多年来养成了自己的创作习惯，他轻易不用稿纸，而是酝酿呵，默诵呵，念念有词地写到小小的纸片上，只要一坐到桌前，构思就是成熟了，一夜烟雾缭绕，第二天准是硕果累累，创作出优美的诗篇。这一次，他是为了响应号召给孩子写东西，却没有想到给儿童写作却这么难！
是的，为孩子们写作，并非容易。儿童文学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它的特性。对儿童生活没有研究，即使是大作家，也不一定写得好。
柯岩看看贺敬之的稿纸，安慰他说："你睡去，我来试试。"说完，她便坐到桌子前。平时她对儿童的感情及对儿童生活的记忆，都像海潮一样在心里汹涌起来。这一天，她一共写了九首儿童诗。贺敬之起床后，半信半疑地读着，他的眼角渐渐出现了笑意："真奇怪！你什么时候积累的这些生活？也许，这和你的气质是相近的……"他很快帮助柯岩选了六首寄了出去。《人民文学》发表了其中三首，这就是1955年12月号上柯岩的《儿童诗三首》。
岁月的急流，在狂风暴雨中，已经走过许多顺利与坎坷的年头，但柯岩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步，却是难忘的。她说。"那天，那个平凡而又奇特的时刻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那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我被调到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组，开始了专门为儿童写作的生活。"她笑着说："那时，我写得那么多，可能我当时的创作生活正处在《沧浪诗话》里所说的'学诗有三节。第一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的阶段，但三首小诗却得到了刊物编辑和广大读者那样热情的关怀和鼓励。我们曾经处在一种多么美好的创作环境里——严肃、热情、直抒胸臆、无所顾忌……不是新社会，不是在党所培养的文学队伍里，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柯岩的儿童诗和儿童剧所以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是同她努力深入生活分不开的。她到生活里去，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是像一位探知大海奥秘的潜水员，一直沉到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为了解孩子们的生活、感情、年龄特征、思维及行动特点，她走遍了北京的各类学校和幼儿园：重点幼儿园、一般幼儿园、工厂、农村、街道的幼儿园、学校，专业学校、干部子弟学校，少年犯管教所，并在一些学校讲课，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和少先队辅导员，同不少学校、幼儿园的老师、保育员和教育机关、幼儿教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都是好朋友，从他们那里了解和学习了很多东西。因为孩子们是生活在成人中间的，因此，她除了深入学校、幼儿园外，还不断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努力使自己熟悉工农兵和各种各样的人，到过各个不同时期的农村、各类工厂、部队，去过新疆天山脚下、福建东海之滨、广西前线……多少年来，她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地，同时，也比较广泛地阅读各大名家及古今中外许多名著，并不断学习前辈及同辈儿童文学作家的艺术经验，对叶圣陶、张天翼、冰心、严文井、叶君健、陈伯吹、贺宜、金近、袁鹰、刘真、刘饶民、任溶溶、葛翠琳、杲向真……的许多佳作，她都能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此外，还努力学习理论，学习教育学、儿童心理学……不断丰富、提高自己。
柯岩说："大人给孩子反复讲简单的故事是多么沉重的苦役呵！因此我写作时，不但努力千方百计地使作品吸引孩子，而且希望有能让大人也喜欢读这些作品的艺术本领。"她对自己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要求很高，充分显示了她的艺术才华。
虽然，人们都曾有过辛酸或幸福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但要真正懂得孩子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心理世界，没有一番艰苦的深入生活和研究是办不到的。
在五六十年代，柯岩写了大量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儿童诗和戏剧，主要有儿童诗集《小兵的故事》、《大红花》、《最美的画册》、《讲给少先队员听》、《我对雷锋叔叔说》及诗剧合集《"小迷糊"阿姨》等。
柯岩的儿童诗有各种不同年龄的小读者。她对儿童的生活熟悉，对儿童年龄特征掌握得准确，使她天才的艺术表现力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她那鲜明、生动、具体的描绘，使得一些简单的故事骤然变得情趣盎然，许多色彩明丽的画面和人物构成一场场正在演着的戏剧，强烈地吸引着小读者的心。柯岩自己也说："我原来是学戏剧文学的。戏剧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好处。戏剧，它必须总是直接和对象交流，这样便养成了习惯，即使我写诗、写散文的时候，脑子里也老有我的读者对象。我学习着要使我的诗里有戏，戏里有诗，这样可能就有了一些特色。"柯岩的儿童诗，确实如此，具有戏的特色；这些诗，可以看，可以朗读，简直也可以演出；那声音、色彩、感情和场面，都同孩子们的爱好、性格交织在一起。小读者读她的这些诗，既有直接观感，又能驾起他们想象的翅膀飞翔。
儿童诗，是诗；是诗，就要有诗的特点。集中、概括、语言精炼、形象而含蓄，这些都是柯岩的儿童诗所具有的特点。
孩子们的生活里，每天都在产生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作者调动那些常见的素材，加以典型化，用诗的形式，以明快、清新、含蓄的语言，向小读者讲述各种曲折而生动的现实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强烈地吸引着天真的童心，连成人也被那些极富生活情趣的描述所引诱。
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发现诗，既要靠作家思想的深度，也要凭作家的灵感。这两个方面，柯岩兼而有之，因此才创作出那样优美的儿童诗。
孩子们来到世上，脑子里打满了问号，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知识，一切道德，都要靠教育、培养，父母、教育家（包括作家），整个社会都担负着对少年儿童教育的重任。柯岩，爱孩子。她通过自己的作品，用新思想、新道德、新品质，出色地尽了一位作家的责任。她的儿童诗表现了丰富多采的少年儿童生活：《小弟和小猫》教育孩子讲卫生，《坐火车》教育孩子要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守纪律，《"小迷糊"阿姨》要孩子克服缺点，《最美的画册》里有伟大首都许多美好的事物，孩子们心里都唱着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画册的首页是雨中的天安门，它"放射着永恒不灭的光明"，"一切美都从这里出发，一切美都回到这里集中，这光芒照遍我们广大的国土，它是中国人民最美的象征。"但画页还留着无数的空页，"等待小画家陆续补充"。《我和奶奶坝上转》，从奶奶的泪水里，孩子知道了大水"曾卷走了东邻王老爹，淹死了西舍李大妈，咱全家挨门讨饭多少年，直到解放才安下了家。"今昔对比，是对少年儿童教育的手段，他们只有懂得了历史，才能去发展历史。《爸爸的客人》有三首诗：《远方的客人叹的客人，是曾同爸爸一起过着悲惨、凄惶生活的放猪放牛娃，那遥远的黑夜里所发生的故事，使孩子更想念自己的学校，更热爱今天充满阳光的生活；《将军和小兵》，告诉孩子们要谦逊地生活，功而不居，才是人的美德；《什么时候？》写一群就要走向生活的学生，怀着彩色的理想，为了祖国，立志要迎接生活的风浪，孩子好像觉得也听见了呼呼的风响，风浪像已扑打到自己身上，憧憬着何时才能像他们一样奋飞，何时也来做爸爸的客人……《讲给少先队员听》的悲惨故事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贫穷的孩子玛丽和谢克，在饥寒交迫中跋涉，在屈辱和悲苦中失去了妈妈，这可以让孩子们懂得世界上另一个富国强国，也同样有人生悲剧、社会悲剧。
《小兵的故事》是柯岩儿童诗中的优秀之作，1980年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被评为一等奖。这组诗由《帽子的秘密》、《两个将军》、《"军医"和"护士"》三首饶有童趣的儿童诗组成。第一首描写一群渴望当海军的孩子的课外生活，哥哥得了妈妈奖励的一顶蓝帽子，可是帽檐老是掉下来，妈妈把它缝了又缝，但每次哥哥从外面回来，帽子总是坏。妈妈让弟弟侦察帽檐坏的秘密，结果当了"海军"的俘虏，由于他的勇敢精神，便也被准许参加"海军部队"。第二首写两个不同的将军——一个勇敢、淘气，一个"全大院大人个个夸"，两个不同的儿童形象，使孩子受到教育。第三首也十分真切地揭示了美丽的童心。《看球记》和《眼镜惹出了什么事情》是她儿童诗中的精品，前者写得生动、扣人心弦，后者写出了孩子的天真和追求。《我对雷锋叔叔说》里的几首诗，是诗人向孩子们讲述的"带着旧社会的创伤和血迹"的雷锋的故事，这些诗篇止住了孩子们的笑声，花朵似的小脸上流洒着热泪，爱和恨在他们心里同时萌生。
柯岩的儿童诗是一座诗的百花园，它像孩子们的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采，既有故事诗、叙事诗、抒情诗，也有寓言诗、风景诗、游戏诗。柯岩说："写儿童诗，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应该把每一首儿童诗当做一件艺术珍品来看待，当做一件非常严肃的战斗武器来对待。孩子们看了作品，从中受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受到美的教育，艺术的教育。"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在日常生活里发掘的诗意，经过认真的艺术构思，然后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进行创造。因此，她的笔被高洪波称为童话里的金钥匙，能打开神奇的大门。"这是一扇被生活的落叶和岁月的泥土掩埋的，每个人都穿行过的门。这是一扇通向那童年的梦幻、天真的憧憬和令人激动的绿色的回忆之门。沿着诗人的笔所启开的通道，我们的记忆复活了，梦幻重现了，憧憬再生了，一颗为生活的重茧包裹的心脏，像呼吸到了黎明时森林中清新的空气，竟然变得活泼而新鲜；思想像乘上飞速旋转的木马一样，产生了令人愉快的晕眩；然后，你会振作精神，大步走向属于你的生活和未来。"（《鹅背驮着的童话·微笑着的诗情》）这就是柯岩儿童诗的艺术魅力。
儿童文学作家，决非快餐部的厨师，儿童诗也不是诗歌园地中的简化版。儿童诗是通过形象思维来表现生活、又符合儿童年龄特点的诗。柯岩的儿童诗，抒情、优美、凝炼，构思新巧，充分注意了适合少年儿童年龄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他们的爱好：明丽的色彩，悦耳的声音，具体的描绘，鲜明的形象，生动的故事，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等等。
三
柯岩写了童话剧《我爱太阳》后，正当她在艺术上努力探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野蛮地闯进了她的生活，贺敬之进了"牛棚"，她同样也被定为"黑帮"、"反动权威"关了起来，家里撤下十一岁的女儿小风，六岁的儿子小雷。他们不会生活，但却被无情地推进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
当时，在社会教育学院集中的中央文艺单位全部所谓"牛鬼蛇神"，大都是文艺界的名人，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前辈见到刚刚三十多岁的柯岩，不禁拍着她的脑袋说："你来干什么？"柯岩苦笑着回答："不知道……"她不明白，也想不通这奇怪的"革命"。
时间，使人认识生活，认识人。一些到北京串联的人，专门要看柯岩。看管的人告诉他们："她是'黑帮'，不能见了……"这些"读者"，不但不信，而且非要见不可！一些红卫兵点名要批斗她，但是他们在下面却偷偷对她说："柯岩阿姨，我们是《"小迷糊"阿姨》的读者。您要保重！"贺敬之同许多文坛前辈一起被拉到文联大楼"示众"；台上，"黑帮"管理人员声嘶力竭地呼喊"打倒贺敬之"，而台下，上千名的"读者"（笔者也在其中）都哑然无声，脸上呈现出迷惑不解的神情，摇摇头，扬长而去，但心里却跳荡着《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的诗句，并为这位优秀诗人、剧作家担心、不平。
柯岩是一个工作狂，参加"运动"、深入生活、写作，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孩子，致使孩子对父母不亲。文革中，她和贺敬之成了一对"黑帮"，不仅不能照顾孩子，反而殃及了孩子。有一次柯岩请假出来买药，趁机偷着回家看看孩子，还没到家，便见一群孩子在围斗她的孩子。视此情景，她赶紧掏出"红宝书"对孩子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才救出孩子。她把孩子送到哥哥家，哥哥成了"现行反革命"，不能呆；把孩子送到妹妹家，妹夫是军人，孩子又被赶出来。文革，不仅对大人，连孩子的心灵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创伤。
柯岩从小就性情明朗，刚正不阿！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黑帮"、"反革命"。人家批斗她，喊"打倒'牛鬼蛇神"'，她也喊"打倒'牛鬼蛇神'"；人家说：你就是牛鬼蛇神"，她回答："我不是，谁是就打倒谁！"在批斗会上，她要发言，不批斗的时候，更要讲话，宣传自己的观点。因此，她被有些人认为是"死硬派"，态度最不好。
柯岩在监督下"劳动"——打扫厕所、扫地。有一次，当她扫地扫到大字报棚跟前时，她的眼睛突然亮了——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什么是黑帮，什么不是黑帮，革命与反革命界限的讲话。柯岩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妈妈一样，她哭了。回到"牛棚"，弄来笔墨纸张，不顾一切地竟写了一张"造反"大字报："我不是黑帮，不是反革命！根据总理说的'五不'，我什么都不是……"接着，她说明自己"不是"的理由，最后声明："从即日起，我退出'黑帮'小组。"她把行李一卷，真的离开了"黑帮"小院。那些被关押的老前辈，都暗自为她担心，但也由衷地欣赏她这种敢说敢做的"造反"精神，而通情达理的群众，也都认为她"反"得有理，不少人给了她热情的支持。
柯岩退出"黑帮"队伍后，在没完没了的动乱中观察、思考。她的心在这场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浩劫中，受着痛苦的熬煎。
她生着病，到街上去看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弥漫着谎言、谣言、诬蔑、报复、阴谋和疯狂，一切都颠倒了，父母、爱人、朋友、同志，似乎都不可信了，都成了"敌人"。她看到一篇传抄的陈毅同志的讲话，是江青扬言要保他时义正词严的答复："我不相信我们党才有十一个干净人！你们说要保我，我没有那么干净，也用不着你们保。我宁愿和全党同志一起挨斗！"这不要苟安的凛然正气和光明磊落的心胸，使得柯岩深为感动，也深受教育，当时，她在人堆里就嚎陶大哭起来。她觉得，我们的党还在，正义还在，革命还活着！老一辈革命家还在教我们怎样做人！
后来，在揪斗贺敬之最厉害的时候，她全家人到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名贴了几次大字报：《贺敬之不是反革命》、《贺敬之是好同志》。这是正义又一次向邪恶发出的挑战。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坛，无疑成了一片沙漠，没有绿叶，没有鲜花，中国变成了一个无文化艺术的国家。作家的笔变成了放猪棍、牧羊鞭，整整十年，柯岩没有写一个字，她一家同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日夜浸泡在磨难之中。
江青、姚文元亲自策划并最终亲笔划圈，把贺敬之送到首都钢铁厂去长期监督劳动，其实，这无异于无期徒刑。当时，他正患心脏病，柯岩也在生病。但命令却必须立即执行，立即弄了下去。
首钢，对贺敬之来说，该是何等亲昵的故土啊！1949年刚进城，接管首钢他就是那里的一名年轻的军代表。他曾和那里的工人心连心，肩并肩地斗争，从事建设；多少白天的劳动、多少深夜的谈心，使他们成了亲兄弟；今天，那里的许多优秀基层干部，就是刚解放时的积极分子。青年工人，读过他的诗（他的诗里，有首钢飞舞的钢花），老工人，看过他的歌剧《白毛女》；人们热爱他啊，我们的优秀诗人！
临去首钢，当时也身患重病，但仍在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的王震将军，闻讯后专门把贺敬之叫去，拉着他的手说："不要紧！我们不怕！他们给穿小鞋，我们不穿，我们穿草鞋……"还叮嘱："晚上，不要一个人出去，他们会让流氓打你的。他们是什么流氓手段都会使出来的……我们要团结工人，一起斗争，迎接胜利！但千万小心，不要吃了这种暗亏……"这是一位革命家对诗人多么深切的关心和爱护啊！
生活，教育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使群众懂得了从反面看人和事的道理。首钢的工人知道，凡是当时弄下来的干部，一定是好人，何况他们还熟悉的贺敬之呢？工人和干部都待贺敬之极好；在那里，他生了大叶性肺炎，在北京的医院里看急诊，呆了一天一夜，就是不给床位，让他躺在走廊地下。首钢的一些干部和工人知道了，都跑来看他，争着去为他奔走床位，并吧哒吧哒地为他掉眼泪，还一定要轮流守护他，好让柯岩去休息。工人阶级博大的胸怀和海一样的深情给了柯岩终生难忘的教育。
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柯岩一家住在小小的黑房子里，但是他们心里的希望，像朝阳一样，越升越高，他们经常想着周总理、人民群众和老一辈革命家。总理去世后，在天安门事件中，柯岩得到了更大的信心和力量。她和贺敬之，彼此支持着，搀扶着，鼓励着，跋涉过苦难的、没有真理的日子，终于从新中国一个最漫长而残酷的黑夜里走了出来，看到了黎明！
四
柯岩为孩子们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儿童诗和儿童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儿童文学史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十年浩劫，使千千万万儿童度过了没有文化、没有欢乐、愚昧而黑色的童年，柯岩也过了十年与文学绝缘的日月，她的笔被禁锢了，但是她的思想却与祖国和人民一起在凄风苦雨之中思索着、希冀着。这期间，她认识了许多原来不认识的生活和人，懂得了许多原来不了解或不真正了解的事物。柯岩说："这一切，都给我的创作做了准备。"
1976年10月，是春天之始，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柯岩就连续不断地发表长诗、短诗和诗剧；接着，她被调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到《诗刊》担任副主编，还任《儿童文学》编委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之后，她又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人生咨询》杂志主编、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诗神》、《女作家》、《儿童文学》等多种重要文学刊物的编委或顾问，并被聘为山东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她到《诗刊》后，这在她的创作道路上，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换，由于生活和要求方面的不同，这就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题材和形式。
整整十年，她失去了深入儿童生活的可能。随着社会的变迁，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少年儿童的思想、感情、性格、理想和爱好也在变化。柯岩曾说，她对现在的孩子是不够了解了。但是，为了了解祖国的未来，也必须全面了解祖国的现在，于是，她整天留在成人的沸腾的生活里，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各种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到各条战线去学习、采访，了解人和社会现状。除写了一首儿童长诗《我的爷爷》及抒情短诗集《周总理，你在哪里》（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外，她还写了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歌剧《记着呵，请记着……》（1979年《十月》杂志发表；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柯岩说："《沧浪诗话》讲，'学诗有三节……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我想，第一步，无知却有勇的肆笔阶段是必须的，但经过三十年的创作努力，我可能已进入'既识羞愧'的阶段了。我应该也必须从思想的角度考虑得更深一些，从艺术上要求自己更严一些……"前者，是她的谦虚；后者，却为实情。这些年，柯岩的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报告文学或散文，思想上都比以前更深沉，艺术更臻成熟、完美。
《周总理，你在哪里》，是时代的产物，像史诗一样震撼人心。这首诗并不长，但它却容纳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感情——对一位领袖人物的爱戴和深切怀念。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人们到处呼唤，到处寻觅我们的总理！
那山谷、大地，那松涛、大海，
都回答说："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
呵，总理，
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终于，"在这里"
——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人民的心里，
找到了我们的好总理。
当人民在灾难中熬过十年黑夜，在黎明之前，这位维系着国家和民族希望的领袖人物的突然离去，给人的是世纪的悲痛、失落，那种感情，语言几乎是难以表达的，但是柯岩以其泣鬼神的诗句吐露了民声。
没有好的构思，就不会写出好诗。柯岩的诗，是以构思新巧著称的；她的个几乎都是独辟蹊径，新人耳目，她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请允许……》、《我们该怎样回答》、《种子的梦》、《哭李季（三首）》等短诗及长诗《中国式的回答》（以上四首均收入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诗集《中国式的回答》）和《情诗三首》（1993年《中国风》第2期），就是其中的代表。
《中国式的回答》是以中国家喻户晓的张海迪为抒情对象的一首抒情长诗。诗人以诗的形象，为青少年谱写了一首生命之歌、青春之歌，以丰富的想象，回答了人生的价值、生命的真谛。面对挑战，"有人惊诧，有人愤怒；有人宽容，有人忧虑"，诗人用"对革命，对人生，无法朦胧"的"中国式的回答"，为我们举起了一面旗帜。
柯岩是一位感情丰富深邃的诗人，她似乎没有写过什么爱情诗。但我想如果写，她会一定会成为当代中国的"白朗宁"。1993年，终于读到她的《情诗三首》：《送信人》、《遥远的木楼》及《谜》。这三首情诗令人耳目一新。这三首是抒情诗，又是三首"叙事"的故事诗，哀婉、美丽、动人；那语言像是从回忆里流出的长长的小溪，纯洁、晶莹、朴素得像玉。这三首情诗的主人翁都是因革命事业和理想而遗失爱情的，虽有痛苦和遗憾，却又痛苦、遗憾得有价值。这三首诗以清新之风横扫诗坛情诗千篇一律的靡靡之音。
柯岩说："一个诗人写诗最重要的是人品气质和感情。如果一个诗人小肚鸡肠的，那诗准写不好，至于那些歪门邪道的、装腔作势的就更不用提了。"这话虽是平白、却是至理至情至真的"夫子之道"；这又像一个"怪圈"，谁能冲破它呢？！
诗言志。诗，是感情回声；诗，以情动人。柯岩的诗，几乎篇篇都葆有真切动人的感情，使读者受到强烈的感染。
五
柯岩的诗细腻而深沉，善于捕捉人们心中最朴素的感情和最普遍的事物，然后运用巧妙的艺术构思，将语言的珍珠结构成完善的诗篇。柯岩说："我的作品的调子同我的性格可能有关系。我喜欢调子明朗、色彩鲜明、热烈、深刻而激情的东西，不喜欢平淡无味的事物。当然，我也可以欣赏淡淡的晨雾，纤细的小花。"
柯岩是一位美的追求者，在她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美的光芒。她追求美：人格美、思想美、人情美和形式美！文如其人，我们可以从她的作品中看到她的思想，她的性格，也可以从她的思想和性格中看到作品的风格。人的"美"和作品"美"，在柯岩身上是统一的。
柯岩成功地写了不少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小说和影视文学，并均获大奖，被人们戏称为"全能冠军"。进入多种文学领域，尝试多种新式武器是她多年的愿望。随着时代的转折，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是她在创作上新的客观条件。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中，她积累了生活，也积累了爱和恨，这是她重新活跃在文坛上的主观条件。
生活，是创作的基础。柯岩说："只有作家有了广阔的生活的海洋，然后才能掀起大波巨浪。如果你的生活只是一条水沟，那么连漪涟也难泛起的。"
柯岩的爱好和兴趣都很广泛，无论是音乐，或是绘画，她都努力学习。多少年来，她一方面时时留心，处处观察生活，另一方面，在知识的深山里，又勤于涉猎，总是孜孜不倦地丰富自己。这些，便使她的创作往往奇峰突起，令人惊讶不已。她的报告文学和散文正是这样显赫于当今文坛的。
报告文学和散文集《奇异的书简》（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结集了她新时期文学最初几年的主要创作：《奇异的书简》、《追赶太阳的人》、《天涯何处无芳草》、《船长》、《东方的明珠》、《她爱——祖国的明天》、《美的追求者》和《岚山情思》、《在澄蓝碧绿之间》、《阳光与风雨谱写的歌》、《我们这支队伍》等，描绘了工人、教师、收税员、船长、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国际友人的严峻、奇异而又多彩的生活，揭示了人物的心灵美；这些作品，像一串明丽的珠贝，是报告文学和散文领域的收获。之后，又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癌症＃死亡》（198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及长篇报告文学《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1988年，百家出版社）。
评论家陈涌在《奇异的书简·序》里说："敏感、热情、瑰丽的想象、独创的构思，即使几次匆促的访问，几次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先进人物的调查，也往往使她深入到对象的灵魂，给我们带来许多诗意。这是构成她散文的特点，是使它不同于一般的记事的通讯报告的。"他还说，"我们从她的作品里往往看到一颗明丽的易感的心，看到她总是寻找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美好的事物，而且她的作品也首先因为这样才激动我们的。"无论是表现两位青年科学家成长和奋斗的《奇异的书简》，还是描写为祖国赢得荣誉的好干部的故事《船长》，描写青年画家遭遇和追求的心灵记录《美的追求者》，或是在友情里，表现对跨越高山、海洋、国境、种族界限，跨越时空，长存天地，永照人间的伟大爱的《岚山情思》……，她的才情和诗人的气质，在深沉的思想里，产生了多么感人的艺术力量！
柯岩的报告文学和散文，是一种美的艺术。它写人，给读者的不是一张无生命的剪纸，而是立体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雕像"——我们生活里的人。它写事，不是一张无选择的摄影，而是精选了那些最足以表现作品里的主人公的镜头。在她的作品里，既有洪流般的感情的倾泻，又有精雕细刻的细节描绘。读完《美的追求者》，谁也不会忘记"患难小友"的多情、"人"情、友情，它的不幸遭遇同样在读者的灵魂里留下了创伤。作者是通过极精的描写来完成这个任务的：
一个星期天，韩美林在棵大树边上吃饭……忽然，觉得有谁在拉他的衣袖而且热烘烘的。回头一看，是一只卷毛的小狗，很瘦，很脏，毛散乱地披着，眼睁睁地瞪着小韩的饭盒，看样子很饿。"一定也是个不走运的多余的'人'。"小韩苦笑了一下，把自己饭盒里的饭都倒给了它。小狗高高兴兴地给打了个滚儿。
当小韩挨批挨斗，遭到拳打脚踢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欢乐的叫声，从人丛中奔出一个生物，直扑到韩美林的怀里……一年不见了，它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痴情与爱恋。它是那样欢乐地叫着，一边狂喜地摇着尾巴，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舔他，用爪子一下一下地挠着韩美林的前胸；一边围着他四边奔跑，用身体替小韩遮挡向他打来的雨声、似的拳头……
多么细腻、传神的描写！写的是一条可爱的小狗，但表现的是人，使主人公的性格更加突出，主题更为显明（也表明人情不如狗）。
报告文学不是小说，但也一样需要塑造人物的典型形象。不同的是，小说可以虚构，而报告文学只能采撷生活里固有的真实事物，进行艺术加工，用艺术家的眼光，思想家的头脑，发现生活中的美和闪光的人……陈涌在说到柯岩的才能的特质时也说："她总是善于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现诗，她总是把诗和真实联结起来。"
柯岩是诗人，她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充满了诗情画意，是美的诗。
柯岩的报告文学是诗的报告二它有诗的语言，诗的热情，不是平淡的报道和描述。
柯岩的报告文学又是时代的报告，它迅速、及时、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我国新时期的火热斗争与生活，描写的是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
柯岩的报告文学是灵魂的镜子，是对美——美的人，美的事的沤歌。她曾说："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具有高度文化、高度人道主义、充分尊重人类科学和文明，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理想的人。为了把年轻一代教育成为既有文化、科学知识，又有好的道德品质，既有爱国主义，又有国际主义，一代比一代更健美，更先进，更具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必须倾注全部心血，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让他们得到最新最美的文化艺术，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比我们更完美、更健康……"柯岩的报告文学是深沉的；她在民族的苦难中呼唤真善美，以灵魂美、道德美、情操美陶冶人、震撼人，将伟大的人性推向人类最高的精神境界。无论是她的《奇异的书简》、《追赶太阳的人》、《船长》、《东方的明珠》，或是《癌症一死亡》等等，她都以诗情真情和东方文明的浩荡之气，机敏而厚实地在报告文学领域为我们塑造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美学理想。
六
1979年5月，柯岩随同周扬等人访问了"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回来后，用樱花和泪滴写出了《岚山情思》和《天涯何处无芳草》等名篇。同年10月，她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1月7日，她在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为新诗及其队伍说几句话》（后改题为《我们这支队伍》，收入《奇异的书简》），获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她预言"中国新文艺的复兴"，会在不远的将来必然到来。1980年6月，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应邀访问了西德，促进了两国的文学艺术交流，并有佳作《旅德诗抄》以飨读者。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柯岩说："培养、教育下一代是我们的义务。这两三年，我写的儿童文学少了，但我并未改变初衷，在今后不断深入、重新熟悉孩子们的生活的情况下，争取为他们写得多些，好些。"她没有食言，整整一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她创造了一位女作家写作生涯的高峰期，不仅实现了她为青少年写长篇的愿望，也在成人的文学领域有了新的突破。
1980年，她以极美的诗笔给小画家卜镝的画集题诗（曾发表在《诗刊》、《人民文学》、《朝花》等刊物上）作序，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这是她在八十年代第一个儿童节里献给孩子们的一份厚礼，也充分体现了她对孩子的那颗令人感动的爱心。
柯岩一直想创作一部反映青少年犯罪，并在劳动教养中自新成人，坚强生活的信念，踏上真正的人生——为祖国服务的道路的长篇小说。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她虽重病痊愈不久，还在严冬里到北京朝阳区工读学校深入生活，补充素材。
……当你跌倒的时候，朋友！
请不要失望，也不要叹息，
只要坚定地走下去，
相信生活是美丽的——
坚定的信念就是金色的钥匙……
这可以说是她创作这部长篇的动机，也是要献给青年人的思想。
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弘扬爱国主义的大型歌剧《记着呵，请记着……》。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柯岩儿童诗选》，精选了她的优秀的儿童诗歌，是她儿童诗的代表。1982年，外文出版社以英、法、德、俄、日五种文字出版了她的《童画诗情集》，这一年，还发表七场话剧《生者和死者的嘱托》（与罗英合著；《剧坛》第5期）。之后，她出版了题画诗集《月亮会不会搞错——题画诗百首》（1984年，新蕾出版社）及《春天的消息》（198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出版了儿童文学选《柯岩作品集》（1988年，明天出版社）、论文集《柯岩儿童论文集》（1991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1984年，群众出版社）、《他乡明月》（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篇小说集《道是无情》（1993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电视连续剧本《寻找回来的世界》、《仅次于上帝的人》（拍摄时更名为《红蜻蜒》）。还主编了"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革"丛书、"大墙丛书"及"北京建设者丛书"计千余万字。
描写工读学校生活、表现主人公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情操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是柯岩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这部成功的小说主要描写工读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矛盾、"斗争"和心灵世界；小说出版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继而又拍摄成同名电视连续剧上映，在读者与观众中影响深远，曾荣获飞天奖、金鹰奖、国家教委奖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1984年8月9日，丁玲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寻找回来的世界》致柯岩的信中说："这本书是一本好书，是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是一本写了一群好党员，一群好人，一群有美丽的心灵的书。这本书给人以信心，对党的信心，对人类的信心，对美好事业的信心……我就喜欢有这种气派的书。"又说："你不愧是一个诗人。当你在书中写到一些你所爱的人物时，特别是写他们的心理状况，写他们的那些高尚的情愫时，真是诗意浓郁，读来真是一种享受。"这部小说的主要笔墨着力于对于倩倩这个高尚、严肃、热诚的青年女教师形象的塑造。她追求美创造和谐的诗意世界，其富有人性感召力的性格，使她成为人生再造伟大工程的成功者。由于她和同事的艰苦工作，终使"伯爵"谢悦、"铜铁佛爷"赵建国，"吃生肉的"郭喜相、"小疯子"向秀儿、宋小丽等失足者冲出邪恶和疯狂，重获新生，那个正常的世界才被寻找回来。小说是成功的，不足之处诚如丁玲所云，似乎"网拉得太宽了些"，因此除了于倩情，其他人物如徐问、黄树林等人物形象稍嫌不够饱满，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中国式的"教育诗"。
1986年，柯岩应邀赴美国短期考查，采访，在那里即构思了另一部长篇小说《他乡明月》。1990年她再度赴美国补充生活，历时五年，终于成书。这部小说是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移民"的悲怆故事——两个歌舞团的年轻美貌的歌星紫薇和朵拉，为了报复团长对她们的打击，愤而出国。也许毫无思想准备的她们以为美国会是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生活的"天堂"，而弱肉强食的现实终于给她们开了一个悲剧式的玩笑。她们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她们尝尽了无奈的痛苦和艰辛。紫薇在婚姻失落中又遇台湾巨商，这几乎使她沉沦；而"心高气盛，性子刚烈"的朵拉，不甘心做家庭主妇，离开吉米后打工求学，最后成功。她们都经历过数次爱情纠葛，但遭际和最初对美好和善良的追求终使迷茫中的她们从"悟"中清醒；最终那一曲能使中国人记起母亲的嘱托、能给怯懦者以坚强，给勤奋者以收获的《母亲河》的歌唱，使得那么多中国人"泪流满面"、"心事重重"、"肝肠寸断"。朵拉（和她的恋人吴天亮、美国导师舒尔茨）上了飞机。飞机越升越高。"行程万里，好像离月亮也越来越近。哦，这究竟是他乡的明月呢，还是故乡的明月？""她就这样带着歌声、乡情，带着自己和那些离人的故事，向自己的祖国、故土飞去-"
柯岩在她的长篇小说、电视剧及中篇小说集和在她主编的《人生咨询》中奉献的是一颗同样的爱心。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尽管他们的思想方法、创作形式及其风格干差万别，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柯岩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先后获得多次全国少年儿童先进工作者、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及妇女先进工作者称号，以她的多种形式的文学创作组成了一个伟大爱的交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子孙万代最需要的精神光芒。
柯岩说，生活常常猛烈地撞击她的心，使她忍不住要哭、要笑、要歌、要唱，要呼唤，要呐喊，使她不能自己地投入生活的激流中。她还说："只要我拿起我的笔，我努力，我追求，我的愿望只是让我的作品像岩石上的小树一样，能给我们的人民贡献一份氧气，能给我们的生活投下一片绿荫……"为了"这个"，最近十年，她在心脏和肾病的折磨中为中国文学创造了一个奇迹。
她的身体垮了，却仍然那样乐观。"未来，多么美好呵！为了它，我要努力做人，努力作文！"她曾多次对我这样说。
柯岩，没有传奇的生涯，但她的创作才华，却像山泉一样，不可遏止地喷出来。她乐观、自信、热情，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生活给了她信念，她坚信这信念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
1980年7月14日初稿
1995年3月8日修订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阎纯德 主编
刘真
李杨扬
刘真在我国当代女作家群中，是极早亮起的一颗明星。近四十余年的风云变幻，她始终是读者心中重要的作家。五十年代，她的《好大娘》、《春大姐》引起人们的瞩目，六十年代她用《长长的流水》打动人心；那感人肺腑的《英雄的乐章》被打成修正主义文学典型，因而更增加了她的知名度；七十年代，中国大地刚刚解冻，她便创作出一批抒情散文，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小说《黑旗》，又一次震撼文坛。
她受过赞扬，赞扬她的文章有数十篇；遭过鞭打，鞭打她的文章也有十数篇。但她没有停下手中之笔，不仅写小说，也写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评论。只有一段时间不得不沉默，那就是文化浩劫的十年，她不能写，也不愿写。
《长长的流水》、《英雄的乐章》带着枷锁被囚禁在文化大革命的黑夜里，而刘真，却在历史的企盼中描绘着一个黎明……
一
1977年11月，《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知耕鸟》。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刘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它告诉我：刘真还活着。她在说："知道耕种的鸟啊！我好像久别世界，气死了好几年，刚刚又活了。"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消息！
不久，她的旧作又重见光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长长的流水》和《三座峰的骆驼》，《河北文学》重新刊登六十年代初受过重点批判的短篇小说《英雄的乐章》。她的新作散文们《山刺玫》、《寻找》、《渤海波涛》、《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彭总的故事》、《海边随想》、《再生的生命》等，短篇小说《黑旗》、《余音》、《她好像明白一点点》、《姑姑鸟》……从她的心中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来。读着这些作品，唤起我多年前的记忆，那时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的共鸣，今天又出现了。
先看看那些美丽的散文。在又有拿起笔写文章的权利的时候，刘真首先用它替人民表达郁积多年的爱和恨，而这爱和恨大部分是通过回忆来表现的。在《寻找》里，作者来到昔日的战场，望着昂首向上的顶峰，仿佛它在对白云说："要看战场吗？只剩下了一句话：那一切我们永远不会忘。"刘真在五六十年代，曾用不少笔墨写过去，为的是"永远不会忘"；她新的散文，又是一篇篇地写"过去"，但"永远不会忘"却有了新意。这新意的开拓，是十多年血的遭遇换来的。许多篇章，把革命战争中美好的人与事与"四人帮"时期阴暗丑陋的东西，对照而写，发人深省。在《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里，写了十来个小故事，读上两三句就催人泪下。她写彭总在战争年月"一有一点空，你就走家串户，没有哪一家的门坎，是你不迈的。你站在产妇的公婆面前，说呀说，说不要让初生婴儿的妈妈只喝米汤……砖壁村的父老，说你是细心的人，谁也亲近你。他们村里两口子打架，也撕扯着说：'走！找彭老总评理去'……敌人来进攻，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多么危险，你呀，副总司令，只要有一个百姓没撤走，你和你的战斗员是不许撤退的……"在刘真的笔下，无产阶级领袖没有救世主气味，而是地地道道的有血有肉的人民中的一员。可是时间倒流了，到了新中国成立的第十七个年头，党和政、军与民、干与群的关系统统颠倒了，彭总成了专政对象，被扔上大卡车，游街示众。刘真写道："你忙、你土，你没有留过头发，人家揪住你的耳朵……你被拳打脚踢，打倒，拉起来，又打。你鼻口流血，我们不能替你擦一把……"这些扎人心肺的描写，激起读者感情的波澜是怎么也平复不下去的。最后刘真喊出："闪电，暴雨，谷里的流水，向东，向北，这是砖壁人民的眼泪，要把你的骨灰冲起来，漂到八宝山去。对于战士和人民，这是多么可怜的安慰。不，敬爱的首长！我们的每一颗心，都是你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在这里，刘真用强烈鲜明的对比，用按捺不住的呐喊，表达出亿万人民的心声。
在刘真近期一些散文中，不仅能看到以往那种朴素真切、感情浓烈、语言幽默活泼的艺术风格，还看到了这一风格的发展。她多年埋藏在心底的情感，一旦机会到了，便一齐涌上笔端，把人们要说、要唱、要骂的，痛痛快快地表达出来。仿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左顾右盼，怕这怕那。她的思考又是通过形象表达，不矫揉造作，没有人为的痕迹，大胆泼辣，朴实自然。《知耕鸟》中的第一句"一只鸟儿有什么可说？因为碰上过。"一句话，立即抓住读者：这样坦白的意念，到底为什么呢？人们不禁往下看。在《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一开头便是"笔呀，不是笔吗？望着你，泪水糊住了眼睛。稿纸在等，一片洁白，却等来了孩子般的哭声。"这是作者动笔时再真实不过的情感流露。第七段："父老们警告我，要写，你就写真的，不写就罢，不能把彭老总做的好事，胡扯到别人身上去。谁有什么功劳，我们一清二楚"。这几句来自人民的语言，像金子一样闪光。刘真通过她运用自如的笔，把感情的热流，全部渗透到散文之中，传给我们。
刘真新时期的散文，常常流露出诗情诗意，迸发出诗一般美丽的语句。《寻找》有一段："姐妹河，亲爱的朋友！不要只管向前奔流不回头，请回头，站起来。背对背地站起来！像两面镜子，那一面，照照丑恶无比的'四人帮'，这一面，照照我们无产阶级的老英雄。尽管一看'四人帮'那狰狞丑恶的嘴脸，恨得我全身发抖，为了痛打这一伙落下水的恶狗，必须呀，必须把他们看清楚。"如果把这段一句一句地排列起来，不就是诗吗？句子短，节奏强，押韵，用丰富的想象，让河水站起来，变成两面镜子，让爱憎在镜中表现。刘真的散文又很像小说，文中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甚至带细节描写。有些散文里，对周总理、朱总、彭总、左权等革命领导人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都写得栩栩如生。在《寻找》中有一场动人的戏，"在一次军民联欢会上，县长说'欢迎朱总司令给咱们讲话。'在哗哗的掌声中，农民睁大了眼睛，一心要看看总司令。老同志健步走上台，讲话了。台下那位老大爷，惊奇得差一点跳起来：'哎呀呀！这不是帮我推碾子的，当兵的老汉吗？他就是总司令？……"短短一段，总司令与老百姓的关系逼真地表现出来，总司令的形象也扎根在读者心中。
生动的故事、鲜明的形象以及作者直接站出来痛快地抒发感情，三者巧妙地揉和在一起，诗句的迸发和人物对话中的口语融和得那么自然，使刘真散文富有巨大的魅力，这是她艺术气质的突出表现，也一定反映了她本人的性格特征。
透过一篇篇优美动人的散文，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刘真，也看到今天的刘真，沿着她艺术的脚印，我还要继续寻找。
刘真善写散文，更善写小说。在她众多的短篇小说中，有一类这样的作品，即饱含着对新社会强烈的爱，深刻地揭示出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一面。早在五十年代她就写过一篇，名叫《在我们村子里》，对农村中官僚主义作过深刻的反映。但她这方面的思考与才能，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没能得以表现，恐怕是有历史的原因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刘真的才能和思考得以施展，她在1979年10月号的《鸭绿江》上发表散文《死水》，其中有一段："眼睁睁地看着党的工作受损失，看见人民的疾苦不反映，人民要这样的共产党员干什么？倒不如死了好，少一个吃饭的，还能给人民减轻负担。活着，只顾自己，那不是变成寄生虫了吗？我越想越痛苦，就像我的灵魂上了绞刑架一样，我拼命挣扎着。"基于这种思想，她在一两年内，发愤写下几个短篇小说，篇篇份量都很重。这些小说不仅深刻地揭示文化大革命中的祸患，而且向历史的深度开掘，把一场又一场灾难的真相亮给人们，把一个又一个在新中国风风雨雨里产生的正反面人物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其中写得最多的是她所熟悉的农村和农民。《黑旗》（载1979年《上海文学》三月号）是在当时文坛上这类作品中出现较早的一篇，也是刘真的这类作品里的代表作。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盲目混战，险些把中华民族彻底毁掉。这种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仍然避免不了的一场空前的悲剧，是有它的序幕的。当我们从黑暗中挣扎出来，见到阳光的时候，严肃地找出十年动乱的历史原因，艺术地再现生活中的弊病，是有良心的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刘真发表《黑旗》就是出于这种责任感。
《黑旗》是从一个对于我国经济生活与社会心理发生深远影响的事件写起。那段历史，中国当代文学在《黑旗》以前，还很少有作家作认真的反映。那段历史，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有过痛苦的创伤。农村大跃进起来后，一些干部头脑发热，折腾起每一个人来快速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们还来不及搞清楚啥叫共产主义，英美是什么样子，就你争我抢，狂热地表态。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虚报成绩，说大话，榨干农民血汗讨好上级，瞎指挥的人步步高升，老老实实说真话，为人民群众着想顶上级的人被逼疯，被革职劳改，再经过文化革命中残酷的你争我斗，农民沦落到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的境地。
小说中的人物各式各样，不同的身分、经历、品质组成了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农村社会。县委米书记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带头人，骨子里却是个专横片面的封建长官。他的话就是圣旨，吹牛拍马在他那里吃得开。1958年全县的恐怖气氛就是他一手造成的。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也挨批挨斗挨坏人的打，才清醒过来。这种人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占据高位，他们是中国社会多年来盛行极左思潮的社会基础。罗萍从小当八路，后来当干部，是个老右倾，从省下放到公社，步步不得志，但一步也不肯后退。人家吹牛的数字像气泡一样往上涨，她关心农民半句假话也没有。为了农民的利益，她遭到众人的辩论也不屈服。上级给他们扣上黑旗，她把它当成布料，给穷孩子做成裤子和小帽。天大的压力顶在头上，她不畏惧。罗萍是一个真正与农民群众血肉相关的共产党员形象。中国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好干部和人民一道顽强地抵制黑风恶浪，才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浩劫后复苏过来。老实热情的公社书记丁尽忠，对待事业像闺女描花绣朵一样认真仔细。他不说违心话，不做亏心事，被逼疯逼傻。刘大伯是一个没有地位、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他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挣扎过来，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公社，他无职无权，但以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待邪恶势力。在愚弄人的环境里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为真理牺牲是烈士，现在说出点真理儿，就像个反革命。"刘大伯这样一个硬汉，经过历史的变迁，落到讨饭的境地。刘大伯就是千千万万劳动农民中的一个。他们勤劳朴实，直言不讳，敢做敢当。他们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社会主义农村不断向前的中流砥柱。
刘真饱含着对农民大众深厚的感情写成这篇小说。她曾说，我想说的话，一直憋在心中不能说，憋了多少年也痛苦了多少年，通过《黑旗》总算说出了一部分，透了一口气。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作，尽管作者很少出面，但我们在罗萍、李大伯、小冯等人身上又时时会感觉到作者的存在，这不仅仅是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喜爱和同情，而是刘真似乎就分身在这些人身上，却又不妨碍他们各有自己的性格。这恐怕只有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并且真正同他们共命运的人才能做到。对于米书记、刘大炮，甚至很少出现的人物，刘真都不是为他们画出一张张脸谱，推出一个个概念，也都是有血有肉的。刘真的新小说，发挥了她以往的艺术特长，就是在这样一个重大主题的严肃描写中，仍然透出劳动人民那种健康的诙谐、幽默、泼辣的情趣。
继《黑旗》之后，刘真又发表了《她好像明白一点点》（1979《清明》第二期）、《余音》（1980年《江城》一月号）、《姑姑鸟》（1989年《北方文学》四月号）等短篇小说，均把重心放在揭示历史的灾难给人们灵魂深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的创伤，特别是给朴实、善良的农民带来的苦难。刘真通过描写发生在农村干部、老大爷、大娘、女青年、小媳妇、四清工作队员中间的故事，阐明着一个值得认真探讨，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不能重演。
刘真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类，除了反映农村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小说以及题材广泛的抒情散文外，还有一类是反映战争岁月"小鬼"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品，创作于五六十年代，激动过不少人的心。作品多是描写战争环境里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友爱，无论是干部、战士、大爷、大娘还是天真活泼的小八路，尽管年龄、性别、职务、性格有很大差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和恨，崇高的感情把大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类作品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一个"真"字，仿佛许多作品使用了她自己的生活和经历，给人物注入了自己的性格，当然，那些完全从客观社会中提炼的人和事，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当真实可信的印象。一个"情"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漾溢着炽热的激情，储备了感染人的力量，像一篇篇撩人心弦的抒情诗。一个"敢"字，敢写情、写人性、敢抨击生活里的不良倾向，写起来锋芒毕露。真、情、敢，铸成刘真的特色。不是从革命深处走过来的人，《好大娘》、《我和小荣》写不了那么真切，没有像《好大娘》、《我和小荣》等许多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的革命经历，她的爱和恨不会那样鲜明，她更不会在打倒"四人帮"后，那么早就写出像《黑旗》那样的好作品。
一定要见一见刘真，这对研究她的创作将是极为重要的。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见到了刘真。她面孔清瘦黝黑，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却极有光彩。她的穿着朴素至极，可以说连半点打扮都没有。从她的目光中，从她的声音笑貌里，仿佛还能看到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中推着光头，爬山越岭，倔强勇敢，机智调皮的假小子，刘贞儿、刘清莲（刘真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印记，至于《黑旗》中与农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罗萍，与刘真本人的相似之处就更多了。
以后，我又见到她几次。在她那儿，听到许多难忘的故事，充实了我对这位作家——刘真的认识。
二
1930年1月26日，这是北方极寒冷的一天，在山东和河北交界的夏津县运河东岸的太平庄，刘真出生了。父母给她取名九儿。她的大哥是后来的作家晋驼，比她大二十岁，那时，刚读完师范，流亡东北。二哥在家乡小镇的杂货铺里当学徒。家里，除了父亲都是女人，祖母、母亲、嫂嫂和她。
这是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七十亩地，两头牛，还雇个长工，过着自给自足的庄户生活。吃的是玉米、高粱，穿的是家织土布。在这个封建社会的偏僻角落，女孩子六岁学纺线，十三岁会织布，读不上书。她们的文化生活几乎只有每年正月十五挤进人群观看踩高跷、跑旱船，要不就是听那两出从未变换过的《后娘打孩子》、《王大娘锯大缸》。偶尔见过路来村耍猴、说大鼓的民间艺人，孩子们是死追不放的。
可是刘真幸运，她比一般农村姑娘得到的更多，因为她有一个出身穷苦、勤劳、聪明、要强的母亲，她从小便从不识字的母亲那里得到了文化营养。一个个数不清的夜晚，小姑娘钻进被窝，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坐在女儿面前的炕头上，一只手飞快地摇动纺车，一只手拉出长长的棉线。她一边纺线，一边教女儿背诵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小九九"和"百家姓"。嗡嗡的纺车声，有时又牵动了母亲的思绪和幻想，她低声唱起《英雄的十二月》，讲述义和团起义的故事和梁山好汉的传说。民间歌谣、唱词故事渐渐为幼年的刘真展示出中国古代历史、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画面，中国文化，在这颗天真纯洁的心底留下了烙印。
太平庄离县城三十里，对天外的事情刘真渴望了解。她常常跑到运河堤岸上眺望，那一队队白帆给她带来过许多美丽的没有眉目的幻想。纤夫们在逆风中艰难地迈着步子，腰身几乎弯到沙滩，他们喊出的沉重悲凉的号子，不也是刘真幼时接触的文学艺术么！
1937年"七·七"事变，土匪拉伙抢夺，难民逃荒要饭，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村里的年轻人有的投入地主民团，有的当了土匪，而刘真的两个哥哥都参加了革命队伍。一年以后，当游击队指导员的二哥回来了，他带领群众支援抗战，为了照顾贫苦农民，他们把缴纳公粮的任务摊派到地主、富农和上中农身上。刘真的父母带头交了公粮。地主富农对他们的爱国行动恨之入骨，勾结日寇伪军放火烧了她家的房屋，逼得刘真全家老小四处流浪。
生活的变迁，使八岁的刘真突然长大了。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刘真和她最小的侄女被敌人抓住，凶残的伪军挥起皮鞭，刘真抱住四岁的侄女，用身子挡住她。鞭子打落了刘真的头发，脸上流着血，她一声不哭，就像挨打的是块木头。但仇恨的火焰却在胸中燃烧，她心里数着敌人的罪恶：一下、两下……一共十八下。她俩煎熬了一天，枪一响，敌人滚蛋了。两个女孩儿饥饿难忍，踩着一尺厚的大雪寻找亲人。在一个讨饭的男孩儿的帮助下，终于找到死里逃生的母亲。
从此，刘真小小的年纪懂得了爱和恨。
后来，党组织把刘真全家接到根据地，大人进了被服厂，给八路军做鞋做衣服，母亲和嫂子加入了共产党，刘真上了小学。妈妈看着女儿的书本，第一次露出欣慰的笑容，她说："这可好了，我不用担心你以后会受婆婆的气了。"
"你的小说中出现过许多天真可爱的小交通员、通信员、宣传员，一个个小八路，都有不平常的经历，活生生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这和你自己的生活一定很有关系！"
"是的，其中许多人物简直就是我自己啊。"刘真直率地告诉我。
1939年，九岁的刘真和两个比她大一点的侄女一起参加了冀南军区六分区宣传队。大同志给她取了个正式的名字刘清莲。穿起银灰色军装，戴着闪着红星的军帽，小姑娘正式成为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战士们像兄长一样体贴她们。夜晚行军，小姑娘一面走一面睡，常常是队伍拐了弯，一头碰在大树上才醒来。大同志怕她们掉进水井，用绳子拴住她们的腰，另一头捆在自己的胸膛上。到一处宿营，队长和指导员给她们铺上暖和的草窝，自己睡在冰凉的炕上。一有紧急情况，先给她们捆背包，系扣子，打绑腿。在大同志的督促下，刘真从未间断过文化学习，每天必须认识五个字，就是行军作战，也要利用休息时间写写划划。
1941年，刘真加入了朱德青年团。第二年部队精兵简政，她被送到地方上，剃去头发，当了小交通员。这时，十三岁的刘真已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这两年，华北平原极其艰难，大旱灾加上大"扫荡"，一片恐怖。敌人到处设炮楼挖封锁沟，大人跑联络很不方便，任务就由小交通员承担了。刘真夜间带路，把各处来的同志送往延安、太行山，完成了任务，常常是不管白天黑夜，卧地而睡。碰上敌人，她能编造许多故事，蒙骗过关。南来北往的行人哪里知道，这个衣衫褴楼的娃娃是个女孩，而且还是个身负重任的交通员呢。
由于叛徒的出卖，刘真和她的侄女被捕了。伪县长威胁大人说："不投降就杀掉孩子"。刘真的哥哥回信斩钉截铁："愿杀就杀，愿砍就砍，孩子我们不要了。"她母亲四十岁才生下刘真，小女儿简直就是她的命根子，但这时她没掉一滴泪，只是说："对待敌人，只能这样！"后来，游击队捉住伪县长的家属，才把被捕的同志和孩子换了回来。
不久，组织上决定送刘真去太行山学习。听到消息，她觉都睡不着了。两年来，她不知送走了多少同志，每一次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的去路，那日落时的云彩，在她看来就是美丽的太行山啊，这一次轮到自己了，整夜地快步飞走，哪里还知道累。过了京汉路，头一次望见山，她爬上房顶不下来，惊喜地叫着："我真的看到山了，像白云似的远山啊！"
来到太行山的涉县，上级通知她入抗日小学读书，她哪里懂得文化学习的重要，见大人都参加整风，也闹着跟了去。十个月的整风学习后，她还是被送去读书了。在太行联中豫北分校，学习了语文、政治、历史和数学。半年后，她被调回到"平原剧社"当演员，参加了《兄妹开荒》、《动员起来》和《二流子转变》等不少节目的演出。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刘真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接着，她又投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当打开古城邯郸时，小战士刘真第一次进了大城市，第一次见到电灯、电影、剧院，她嚷起来："噢，世界原来这么大？"。她坐在一栋大楼上对着扩音器，把新华日报刊登的各地胜利的消息广播给全体军民。作战科长说："我还以为是咱们电台的广播呢，闹了半天是你呀。"刘真美滋滋的，心想，电的能耐可真大，我一个人说话，全城都听到了。
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刘真和文工团的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转运战俘，护理伤员，掩埋烈士的遗体。部队来到河南，文工团在这个久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开展了宣传活动，他们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敌人，宣传政策，刘真常常担当演讲员。他们还演出《血泪仇》、《白毛女》、《兄妹开荒》，在《白毛女》中，刘真扮演贫农姑娘喜儿。团员人手少，需要多面手。刘真不但能唱歌会演戏，还学拉胡琴，在乐队里充当一名"乐师"
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部队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来到了当年红四军（第二野战军一二九师）的根据地——大别山。一别十九年，幸存下来的红军干部，很少有人能找到自己的亲人了。刘真亲眼见到，一位十三岁出来当红军的卫生部长，家园已成废墟，他费尽力气，才终于在山洞里找到了老母亲。十九年来，这位革命的母亲，铺盖野草树叶，依靠山林里的小毛栗子和儿子定能打日来的信念，坚强地活了下来。老人见到儿子泣不成声，但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不要管我。彻底打败敌人，再回来和他们算血债！"刘真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悲壮的场面，生活感染了她，教育了她，使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淮海战役后，打进了武汉，刘真随同部队进入这座中南的大城市。高楼下，到处睡着讨饭的大人孩子，多是破了产的农民。一些无家可归的少女，站在黑暗的墙角，被人喊作"野鸡"。汉口有个娱乐场叫"民众乐园"，里边五花八门，艺人的处境十分悲惨。有一次刘真和同伴来到这里，在挂着"怪人团"的牌子前停住了，她们好奇地走进屋。这是一间肮脏的小屋，炕上十来个孩子，被人弄得奇形怪状，有的头大身小，有的脑顶尖下巴大。每进一批观众，手执皮鞭的大汉就抽打这群怪人，逼他们笑、爬、跑。刘真目不忍睹，哭着跑了出来。她的感情像烈火炙伤了一样痛苦。大城市武汉，满目疮痍，还没有来得及荡涤的种种黑暗腐朽的场景，给刘真留下了极悲痛、愤恨的印象。
部队进入四川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敌人化整为零，穿起便衣，目夜残害老百姓。刘真在一个连队里，参加了川南和顺县狮子滩大大小小的剿匪战斗，在战斗中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九岁参加革命，在战争的风烟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刘真，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经历了太平年间人们所不可能经历的磨难。农民家庭、革命队伍、同志的情谊、敌人的残酷，陶冶了刘真的性格和世界观，也像一部历史的洪流，汇成她创作的源泉。
当有机会动笔写作的时侯，过去可歌可泣的生活首先涌到她的笔端。《好大娘》里描写一位革命的老妈妈，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照料战士们的生活。日本鬼子"大扫荡"，作品中的"我"（即小刘）和部队失去了联络，在敌人搜捕的时候，老妈妈舍生忘死地营救她，掩护她，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敌占区背出小刘，找到自己的队伍。《我和小荣》中的主人公就是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十五岁的小王，部队里的"小鬼"，出生入死地通过敌人封锁线传递文件的小交通员，一个是十二岁的女孩小荣，普通农民的女儿，也是个小联络员。这一对孩子既勇敢机智、乐观顽强，又天真纯洁、活泼可爱。在《核桃的秘密》里，作者索性给主人公起名叫刘贞儿，写这个小女孩一件不光彩的故事。在太行山八路军干部学校里学习。有一次偷吃了老百姓的生核桃，又苦又涩的黄水从嘴里流出，难受得真想哭。核桃的主人，一位老妈妈，听说是八路军学校里的一个小干部偷了她的核桃，不但不准别人责备，还特别带来四个熟了的核桃给她。这位老大娘相信共产党，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八路军。《弟弟》写一个叫长生的男孩子，向往革命，参加了八路军，在战斗中迅速成长，最后光荣牺牲。《英雄的乐章》着力描写的是在战斗中成长的英雄张玉克，他和"我"——清莲，从童年起就结成了朋友，在战争中，他们多次分别又会见，走过了少年、青年时代，结成深深的爱情，但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张玉克在解放的前夕，献出自己的生命。《长长的流水》通过小刘的回忆，讲述了"红小鬼"小刘与李大姐之间动人的革命情谊。倔强、调皮、有点自高自大的小刘，因为当过宣传员、交通员，被敌人逮捕过，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喜欢学习，在李大姐严厉亲切，以身作则的影响下，逐渐克服了自己的缺点。……这些以太行山区革命军民斗争为生活背景、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带着明显的自传痕迹的作品，是刘真前期生活的艺术再现。作品中的少年英雄，从宁死不屈的小赵，勇敢机智的小荣，到主人公"我"，都使人感到，不是作者自己就是和作者一起战斗过的伙伴。那些好大娘、好大姐、好领导不正是作者成长过程中，保护过她、哺育过她的人民群众和同志么？军民的鱼水情，战友的同志爱，革命者的崇高的思想品德，阶级敌人的残暴无耻，在刘真的作品中都得到充分反映。
粉碎"四人帮"，刘真又一次从黑暗中闯过来，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回太行山看望养育她的父老兄弟，她仿佛又回到难忘的过去，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散文像泉水般涌了出来，这些作品，同样有着当年太行山生活的印记。
太行山不但养育了刘真，而且浇灌了她的作品。
三
1941年，刘真刚会写字读书，就开始写日记，以后从未间断。1948年，写了两篇文艺通讯，一篇写的是野战部队通过黄泛区碰到五六里方圆一陷就到大腿根的泥泞地。刘伯承司令员已经跋涉过去了，可是二百辆拉着炮弹、子弹的马车，过不去了。刘司令员带头返回北岸，把弹药扛在肩上，大家齐心合力艰难地通过了牲口过不了的泥泞地带。这篇文章就叫《二百辆军械车》。另一篇描写大别山人民救护伤员的动人事迹。这两篇处女作印在《千里跃进大别山》文献上，这以后，为了配合斗争，刘真还写过一些小剧本。
1951年，刘真在一个师里任文工队队长。部队入朝作战后，上级为提高她的文化水平，艺术水平，派她到东北鲁艺文学院学习。她来到哈尔滨，在戏剧文学系进修。这时创作了第一篇小说《好大娘》，刊登在《东北文艺》上。这篇小说完示出刘真生活的厚度和创作才华，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它获得了1953年儿童文学三等奖。宋庆龄、邓颖超亲自发给她奖品，使刘真受到很大鼓舞。
一年后，刘真被鲁艺推荐到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进修。在这里，每一个学员都有一位老作家辅导。刘真的老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儿童文学作家严文并。刘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春大姐》、《我和小荣》都是经严老师看过，多次提出意见，再经过刘真多次修改写成的。提起严文井，刘真说："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难得的好老师。他读了我写的每篇文章，都一点一滴详细的提出意见。总是告诉我，叫我消化了他的意见，变成我自己思考出形象生动的语言以后，再改动作品。他从来不动手改我一个字，他说：'创作不能代替，这样才能把你锻炼得更会走路了，形成自己的风格'。实践证明，他说的多么对呀！他是多么懂得如何辅导问！"
《春大姐》描写的是农村青年的恋爱故事，突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说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十分激动地回忆起一个动人的故事："在修改《春大姐》时，我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就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写不好文中的一个媒婆。我参军以前还很小，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没做过地方工作，不熟悉媒婆们的生活细节，可是写不好细节，作品就会概念化。怎么办？严文井老师说，拿给老赵看看吧，他熟悉农村这一类人物。过了几天，严老师对我说；'老赵看了，他很高兴，说这是来自生活的作品，愿意和你详细谈谈。'就这样，二十三岁的我，竟站在老作家赵树理的面前了。他向我介绍了媒婆们如何耍花招骗人，还非常耐心地替我出主意，想办法，设计情节。他又说又笑，一直讲了半天，好像许多媒婆活灵活现地站在我面前……可是我还找不出适合的形象与细节。最后，还是赵老师替我创造了一个媒婆。他整整三天什么别的事情都没干，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修改这篇小说上。严文井老师说：'对于没有生活基础的作品，赵树理是不爱的，也不会这样做。你看，他努力做到和你的文字风格统一起来，还怕有破绽，叫你自己再改改，顺一顺。'赵树理老师的成全、爱护和他那无私的帮助，使我很感动，我永远也不能脱离生活来胡编烂造。"
文学讲习所三年的学习生活，在刘真的创作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她能够把多年丰富的生活素材变成白纸上的黑字，能够把自己头脑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用语言生动地刻画出来，她能用作品打动读者，感染群众，没有起码的文学修养，不会调动文学手段，是做不到的。这段时间，青年作者刘真有较好的条件读书、学习中外古典和现代文学、听取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特别宝贵的是在创作实践中能够得到十分具体的指导，亲身感受文学创作的规律。刘真说："文学讲习所三年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因为过去即使有自学的条件，我也不懂怎么自学才好，我那点文化水平太可怜了。"
1954年，刘真到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写出了《小藤篓的故事》、《核桃的秘密》和《在我们村子里》等短篇小说。《在我们村子里》描写土改后的一个村子，农会主席于保祥贪污腐化，又为村里的坏人李老相利用，把持了村里的政权。民兵队长王大发盲目拥护这些变了质的领导，更为村里的黑暗统治增加了力量。刘真的爱憎是分明的，她不间断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能在1956年就敏锐地觉察到农村斗争的复杂性，特别痛恨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丑陋的势力。虽然，她是不会赤裸裸地写那些反面的东西，但她会毫不客气地鞭打现实生活中邪恶的一面。
在江南，刘真始终怀念故乡和童年战斗的生活基地。1958年，她凋回河北，深入农村，在徐水担任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基层生活，使她很快就看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刘真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性格是说真话，作为共产党员作家，良心就是为党、为人民负责。"看到农村日益滋长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不良风气，她按捺不住了。一年前，她曾因《论鞭打》和《在我们村子里》这两篇揭露了阴暗面的作品，被打成直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遭到批判，1957年的教训使她深知，用笔来战斗是困难的，只能换来一顶又一顶大帽子，但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人民作家的责任感，驱使她不顾个人安危，向省委的两位书记反映了徐水的情况。虽然省委进行了调查，并且说："你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调查的结果，比你反映的还严重得多。"但她到底还是被认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而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下放到猪场去劳动。临走前，刘真得到的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在猪场改造好了，不再看阴暗面，不再反映问题了，再允许你去见人民。"
打击接踵而来，1959年，她应《人民文学哟稿，写了《英雄的乐章》的初稿，正准备修改，却被强行拿去在《蜜蜂》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英雄的乐章》成了修正主义文学的典型在全国展开批判。有的说："小说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乐章'"、是"私情的哀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赞歌"、宣传"温情、调和、投降"；有的说是"挂着歌颂的幌子制造悲剧"等等。那时，刘真连个被告都不如，她没有站在她这一面的读者，也没有为作品辩护的权利。与革命生死相依的女作家，被批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打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真此时眼泪向谁洒？她的痛苦连对母亲都无法说清楚。
在最苦闷的日子里，刘真回想起自己的历史，回想起许多一笔一划教她识字，教她懂道理的大同志，她是多么怀念那时的同志关系啊！一定要把那些好同志、那时的同志关系写出来，这就是刘真创作《长长的流水》的最初动机。
1963年夏天，周扬同志到天津，为刘真平了反。他对河北省文联的负责同志说："人家还没有发表的作品，你们就拿出去批判，这是不道德嘛！"并对刘真说："党需要你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尽快成熟起来，你是有才华的。"
捆绑在刘真身上的绳索松开了，她坐上南行的火车，到边疆云南去做了一次旅行。
云南是美丽长春的花园，千百年的大青树，色彩斑斓的孔雀群，兄弟民族的歌舞和生动热情的语言，"像涌入生命中的清新的水"，使刘真搁浅的小船，又扬起了征帆。她深入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写出《密密的大森林》、《对，我是景颇族》、《豆》三篇表现边疆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短篇小说，还写出《旅行日记》、《贵州山中一小城）、《边疆之夜》、《纺纱姑娘》、《大山里的歌声》、《两姐妹》、《边疆来信》、《过年的一天》、《回忆》等表现边疆风貌和少数民族人民丰富多彩生活的散文。
从边疆回来后，经过反复酝酿，重写了十五遍，改动了无数次，终于写成《长长的流水》。谈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说，它是受到童年时候的大同志的宝贵的启发，得到不少年幼的、年轻的、年老的读者的帮助，特别是严文井老师的指导而写成的。《长长的流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引起注目，得到普遍赞扬，这篇小说写得亲切、自然，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作品所表达的是革命时代，革命生活所独有的情感力量。
"艺术作品，各有各的风格，它代表作者的个性和思想作风。《长长的流水》是一篇抒情作品，尤其是写到自然环境的时候。这也不是生编硬造可以造出来的，这决定于当时的那种真实的环境，给予作者的真实美好的感受。太行山，是我生来第一次看到的山，清章河，是我第一次望见的山间流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块石头，都使童年的我，感到过无比的美丽、新奇。在那里，好像月亮星星也变了样子，更美了。这些印象，都是深刻在我的记忆中，终生不会忘记的。"
不管是写人，写自然，离开了生活实感，文艺作品就没有生命。刘真的全部创作都证明了她的这段话。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正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刘真被揪了回来，与河北省著名作家田间、梁斌等一起被批斗。
在那些苦难的日日夜夜，刘真的痛苦比任何时期都重，她被污辱，打耳光，把头往墙上撞，三个儿子流落街头……即使这样，她的信仰没有被焚毁，仍然坚强不屈，向党写了一份反对陈伯达的材料。结果可想而知，她险些被判处七年徒刑，被逼得患了初期精神分裂症。
1972年，刘真被分配到邯郸。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她到内蒙古边境采访，为给孩子写东西。10月，在内蒙草原写下《三座峰的骆驼》初稿后，却被"反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卷进去，再次成为批判对象。
难忘的1976年！这是"四人帮"垂死挣扎、最后覆灭的一年。从1月到10月，刘真和人民一起，投入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参与邯郸地区与"四人帮"代理人的复杂斗争。
严冬和高山都未能拦截春风的行程，刘真活跃起来，她的名字在各地报刊频繁出现。1979年她出席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主席。这些年，她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山刺玫》（198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英雄的乐章》（198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儿童文学《三座峰的骆驼》、《童年纪事）（1985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刘真儿童文学选》（中国青年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参天的大树——彭德怀的故事》（198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红围巾的旅行——彭总的故事》及中篇小说《万狗庄）（1984年《长城》）文学双月刊、《没有窗帘的家》（1986年《长城》）、《大家都很好的故事》（《长城》）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收入她的《春大姐》，"儿童文学卷"收了《长长的流水》、《我和小荣》，"散文卷"收入《大雁飞来了》等两篇，"报告文学卷"收录《一片叶子》。多家选集中收选了她的作品，多篇作品分别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及河北振兴奖。还有散文及报告文学已分别结集等待出版。
刘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她个性成长的经历十分耐人寻味。九岁便成了一名士兵，没有机会享受任何正规教育，残酷的战争铸就她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情感方式，以革命为名义的奋斗锻造她无私无畏的处世态度，而集体生活氛围又培养了她直率坦诚、热烈单纯的道德品格。责任感、创作欲，加之她特有的表现天才，使她成为一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她的文像她的人，不复杂、不难读，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折射着自己踩过的足迹，透着惊人的真善美的力量。然而，刘真的秉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和平年代，并没使她过上和平生活，她有过许多的不幸的遭遇。八十年代后，对于许多中国作家来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但刘真却又一次重新带上了"枷锁"。她的一篇题为《好一朵蔷薇花——"特号产品"王发英》一文（刊于《女子文学》1985年总第12期），引来了烧身官司，在法院决定受理此案之前，人民日报1987年12月16日第5版读者来信栏以大半版篇幅刊登了河北读者王发英来信，题为《作家刘真在〈女子文学〉撰文侮辱、诽谤我》，并加了编者按，明确态度："从读者反映的情况和记者了解的情况看，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包括有的作家），为了某种需要，利用手中的笔和掌握的刊物，打着写真人真事的幌子，进行着违背文艺创作原则，违背宪法、法律，甚至是犯罪的活动。……"还专发了记者的调查汇报。这一下，刘真陷入了深深的苦痛。她给笔者的信中写道："从北京到我的故乡烟台，许多人来信对我破口大骂，说我几十年来用作品欺骗了他们，说我是骗子。说把你判无期徒刑、判枪毙、千刀万剐了你，也解下了我们对你的仇恨。……在邯郸我的住处外街道上、理发店拒绝为我剪头发；走在大街小胡同，常有砖头瓦片向我头上飞来……"那时，一个生龙活虎的刘真一下子老了许多。她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办了离休手续，决定远飞他乡。这不能不说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悲哀。
从1990年赴澳大利亚一晃五年，刘真仍在写作，其中中篇小说《神农架的日本少女》发表在深圳的《黄河春秋》杂志上。在她已写就的作品中，有小说、纪实小说，还有回忆录。她说，今后只要活一天就写一天。1994年岁末，笔者又接到刘真寄自悉尼的信，她说："出来的日子越久，越是想念祖国、故乡和乡亲们，我所熟悉的每一棵树、每一条大路小路，和每一道墙壁的砖缝都在想，都思念……"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刘真在《童年纪事》"开场白"里的一段话："作家的劳动，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多少文化水儿的人的创作劳动，总像纤夫拉着沉重的货船在逆水而上。每写一篇，都像走着一条新航道，脚下道路的崎岖，江河的深浅，每走一步都要重新探索。不管难易，能迈步行走就算是幸运，最怕是船儿的搁浅，怎么也推不动，拉不起了。这样，一时间，作家的艺术生命就像是完结了，终止了。"
路，不管如何坎坷、崎岖，刘真走了过来，并向明天走去。她不停地开拓新生活，不停地去创作。她就像一位不畏艰险的纤夫，拉着长长的流水，流向花的原野，流向金色的季节……
1980年春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改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阎纯德 主编
葛翠琳
阎纯德
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这块沃土上，葛翠琳已经辛勤耕耘了40多年。她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中一位成绩卓著者。她的创作历程，同中国那些为好几代中国少年儿童所热爱的作家们一样，用爱的乳汁哺育了小读者对真善美的热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建造起人类亲情、民族情、爱国情的圣殿。
葛翠琳是一位换而不舍的追求者，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了一座美丽的精神家园。她的成就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一是文学活动，二者组成葛翠琳完美的功德形象。
一
葛翠琳于1930年2月25日（阴历正月二十七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偏僻的小村葛庄。曾用名葛翠林、葛琳、婴林，她用本名和葛翠林、葛林三者作为笔名发表和出版作品。
葛翠琳在《星光闪烁》里说："我的童年是贫困的，没有穿过一件合身的衣裳，没有见过一种从商店里买的玩具；我的童年是寂寞的，大人为了让孩子吃饱，日夜操劳东奔西走，没有精力顾及孩子；我的童年又是幸运的，一位爱好文学的老师，给我们读许多作家的文章，把我们幼小的心灵带进一个美好的境地，使我们了解了广阔的世界，知道了许多有趣的事物。"这回忆是人生最宝贵的一种印记，它可以使人百折不挠地奋进，敢于面对一切坎坷与不幸。
葛翠琳就降生在中国农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贫穷之家，这个家在物质上没有给她什么幸福，但她爱这个给她许多美好的记忆的家。那个偏僻的小村虽然很穷，却是大自然的宠儿。葛翠琳就在大自然里长大。她回忆说，那时候，"高粱杆剥开，做成马车、灯笼，河边抓把泥巴，捏成碾磨盆碗，柳条儿苇叶儿作笛子，葫芦瓢作船荷叶当伞……"（《绿叶的梦》）那些由大自然编织的生活是童话的故乡，是她童年的梦。
在她还不识字的时候，祖母就一边纺线一边给她讲民间传说，她心中最早的那些动人故事就是那架陪伴祖母一生的纺车给她纺出来的。老祖母纺了一生的线，直到死她都没有忘记用了八十年的纺车。那纺车就是葛翠琳读到的第一篇童话。双目失明的爷爷，不得不离开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私塾教育，但却在家里天天背诵古文，葛翠琳虽然听不懂，但却喜欢爷爷那种苍凉的有着十分强烈节奏的吟诵之声。葛翠琳说，爷爷的声音是她记忆里永存的苍凉纪念。
葛翠琳童年在乐亭县立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原来是一座古庙，侧殿是教室，院子里有躺倒的石碑、残缺的石龟石狮子、生锈的大钟和高大的松树、阴暗的大殿，空旷而荒凉的院子里杂草丛生。葛翠琳就从这里开始迈上读书生活的第一个台阶。这个学校有一个身材瘦小而清秀、性格温柔而善良的女老师，她教学生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背影》及外国儿童文学名著《万卡》和《爱的教育》。《小抄写员》。葛翠琳说：当老师读到最感人的地方时，"就停下来沉默着。这时候几十颗幼小的心灵，就和老师一起思索着，眼睛里含着泪水，回味着作品里的情景。我们的心离开了阴暗的教室，离开了荒凉偏僻的小镇，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童心就从那里一天天走向成熟。
每日，鸡一打鸣，天还不大亮，深沉的天空里还有星星眨眼睛，这时葛翠琳就背着书包往学校里跑。她回忆说："我快走，星儿也跟着我快走，我停住脚，星儿也站住不动。星星代替妈妈送我上学，我感到很快活。寂静的大街上，只有我的身影移动着。嚓，嚓……前边传来脚步声，小巷里又跑出几个人影来，小伙伴们呼唤着，追赶着，奔跑到学校。我们把星星关在门外，就坐在教室里摇晃着身子背诵课文……"这就是他们的晨读。她常常是小同学中到学校最早的一个。背诵课文，葛翠琳总是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虽然葛翠琳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充满了恐怖和苦难，但她的学校却是大自然的美丽童话。除了上课，老师还带他们采集各种鲜花和绿叶标本，并讲述关于它们的知识和趣闻。星期天，他们跑遍密密的树林、荒凉的坟地、杂草丛生的河边、画一样的田野、一道道土岗子，爬大树，钻林丛，笑声惊飞觅食的小鸟，"篮子里装满各种绿叶，嬉笑，打闹，把元宝树叶串成项链儿，用金黄色的兔丝于草做成戒指和手镯，豆角花挂在耳朵上，野菊花插满了小辫儿……"大自然里的许多事物，一起编制成葛翠琳的童年梦。
有一次下大雪，她到学校时同学还没到，她的手脚都冻僵了，她以为老师还没有起床，谁知老师早进了教室，还为学生生好了火。老师让她把那双冰凉的小手伸进她的衣袖，这使葛翠琳感动得流下泪来。等同学都来到教室，老师便为大家读起法国都德的著名小说《最后一课》。文中所讲的由于德国统治而不能学习祖国文字的那个不爱学习的小孩子的悔恨心情，使他们都感动得流下热泪。他们都想到自己的祖国，不是也在遭受日本鬼子的蹂躏吗？《最后一课》的悲剧故事不是正在中国大地演出吗？
晨读之后，同学们轮流讲演；他们一遍又一遍，讲演这样的内容：
"……外国人讥笑我们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不！我们几万万同跑将团结成一个巨人……"
"……外国人讥笑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不！中华民族将为自己的英雄儿女自豪，我们的国旗必定在全世界受到尊敬……"
"……外国人说中国的地图是一片桑叶，世界列强是蚕，正在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不！我们要振兴中华，使祖国日益强大，列强再不敢侵略我们祖国神圣的领土……"
后来她最喜欢的女老师到外乡教书去了。临走时老师把冰心的《南归》送给她。葛翠琳说，她没有礼物可送老师的，"只有把真挚的眼泪，滴落在她的怀里。"
葛翠琳是班上最用功的一个，也是班上功课最好的一个。那所小学是她走向人生的第一步，给她的印象极深，她回忆说："有一天下课铃响了，同学们涌出教室，玩跳房子、踢毽子、滚铁球、拍皮球，嬉笑打闹，一片喧哗。操场上僻静的角落里，围着一堆大同学，她们坐在跳高栏的旁边，聚精会神地读一本书。我好奇地跑过去，站在旁边听，立刻被那激动的声音吸引住了。书里讲一个东北孩子，到处流亡，如何怀念家乡，盼望抗战的胜利……听故事的同学热泪盈眶，念故事的同学哽咽着，时时中断了朗读。我低着头，止不住的泪水滴落在沙土上，仿佛校园里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只听见那个流亡的东北孩子诉说着祖国的苦难。突然，有同学惊慌地跑来，叫着：'日本宪兵查学来了，快，把书藏起来。'大家慌乱地把书埋在跳高栏旁边的沙坑里，有人还在上面踩了一个脚印儿。同学们站在老师身旁，望着日本宪兵和翻译官走进教室里进行检查，校园里一片寂静……"后来葛翠琳用小手曾数次翻遍沙坑，那本书终没有找到，既不知书名，也不知作者，但她找回了本能的爱国之心、正义感和同情怜悯之心，那个东北孩子一直在她的脑海里，日本宪兵搜查时的那种恐怖也一直在她脑海里。
一幕幕小学生活，那位女老师和那些小同学，那些不能忘怀的往事，都像闪烁的星光，这种天长地久的人生馈赠，一直保留到现在。
二
小学毕业后，葛翠琳到北京求学，因考试成绩优秀而得以进入北京崇慈女子中学免费学习。为了学习英文，她学习英文本《居里夫人传》。居里夫人的学习毅力，献身科学的精神，强烈的爱国之心，第一次在她面前竖起一块人生路标：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立志苦读理科，献身人类科学事业。然而，在共和国的黎明之前，年轻人的激情把她推入了迎接太阳升起的热烈人群之中——在北京崇慈女子中学毕业前夕，她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参加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回到中学里积极参与组织读书会，办图书馆，阅读各种进步图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组织理化实验小组，团结进步同学参加学运。
中国特殊的历史命运，终于把她同自然科学分开，高中毕业她考取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之后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她参加歌咏队，演戏，自编自演，开展各种文艺宣传活动，于是不知不觉，便和文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命运之舟终于也将她载入另一个港湾，使一个曾经立志要当科学家的少女由一个也曾经喜欢童话故事的孩子真正走进了童话之中——那里风和日丽，美丽的沙滩上戏要着无数天真的儿童少年。她爱那个港湾，因为她爱少年儿童，因为那里是人生的起点，从那里，孩子们可以高扬起真善美的风帆，将人生之舟驶向大海，怀着真善美的信念走向世界。
在那里，葛翠琳一呆就是一生。
她终于离开学校，走进了文艺界。1949年至1950年，她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北京《新民报》、《北京儿童报》等处发表了《千百万老师》、《灯下语》、《家信》等诗歌和散文。之后，她又发表了一些童话和剧本。五十年代葛翠琳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的活动，老作家曾给她许多帮助和指导，使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许多故事一下子都浮出了记忆的海面。那时她常去农村，"在秋天的场院里，严冬夜晚的热炕上，在夏季的瓜棚菜园里，春天青草吐芽的放牧场上；在热闹的小客店里，长途运输的大主上，在老农民小憩的茶桌旁……我听到许许多多的民间传说，这些故事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吸引我，感动我。"这时期，她搜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谜语、谚语和笑话等，这些富有魅力的动人民间文学，成了她创作的一个源泉。
1950年，老舍从美国回来，在北京市文联任主席；葛翠琳就担任老舍的业务秘书兼文联儿童文学组组长。老舍虽然是文化名人大文豪，却不能自主地处理文学艺术家们的事，往往要受治于人，生活、工作并不愉快。在这种背景下，葛翠琳虽理智和感情上都在老舍这一边，明知老舍是正确的，也没有"发言权"，工作难做，那些钉子一样的眼睛，使她有一种背受冷气袭击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