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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大玩家——李泽楷传奇
第一篇 香江俊彦出少年
1966年。那是深秋的11月8日，天气开始转冷，枯树秃枝，黄叶遍地，景色有点儿萧瑟，但在香港富豪李嘉诚的大宅内，却充满一片欢愉的气氛。李嘉诚之妻庄月明诞下了一个男婴。这个呱呱坠地的男婴就是34年后在香江叱咤风云的李泽楷。
第一章 家有严父
34年前，即1966年。深秋的11月8日，寒风渐起，枯树秃枝，黄叶遍地，景色有点儿萧瑟，但在香港富豪李嘉诚在深水湾的三层大宅内，却充满了欢声笑语，就连李家的工人们都喜形于色，因为这所本来就有点寂寞的大宅又添了一个新生的生命。
这一天，李嘉诚之妻庄月明诞下了一个男婴。两年前，李嘉诚已得一男，虽然庄月明一直希望这次能添上一位“千金”，但现在再得一子，也正好为李嘉诚添上左右两翼。兴奋的李嘉诚暂时抛开了繁重的工作，忙于进出医院照料妻子，以及回家为这个新生命的到来打点一切。
这个叭叭坠地的男婴就是34年后在香江叱咤风云的李泽楷。当年，李嘉诚只有38岁，但已是城中有名的富豪。李嘉诚以生产塑胶花起家，从创办长江实业，到后来收购和记黄埔，李嘉诚白手起家成为香港公认的“地产大王”，被人们誉为香港“超人”。而其时，他掌管的长江实业仍未上市。
逆境出雄才
李嘉诚绝对务实的作风，在芸芸有钱人中别树一帜。他凡事亲力亲为，从不爱夸耀自己的财富，言行低调，平日所穿的都不是什么名牌衣服，甚至能代表富豪身份的名贵手表，他都一概不爱，平日只戴电子胶表，且永远比别人调快15分钟，以示重视时间。但他对做善事绝不吝啬，动辄亿元。这种性格，多少也与他出身寒微同情穷人有关。很多认识李嘉诚的人都说，他是个不忘本的人。
事实上，正是这种能捱穷吃苦。不畏逆境困难的精神，才令李嘉诚有今天的成就，所以他怎么也不会忘掉那一段拼命奋斗的日子，以及从中领略到的意义。他甚至希望两个儿子也能像他一样，了解其中的真谛，不要含着金钥匙长大，不要靠运气，而是切切实实地去为自己将来的命运奋战不懈。
在20世纪60年代，李嘉诚已经凭着成立了10年的长江工业公司在塑胶业异军突起，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并在同行中赢得“塑胶花大王”的美称。这时的李嘉诚可谓事业爱惜两得意。1960年，李嘉诚凭着在塑胶业赚取的第一桶金开始进军地产业，在港岛东北角的柴湾兴建两栋面积共计12万平方英尺的工业大厦。1963年，李嘉诚与表妹庄月明喜结连理，并于婚后搬进他斥资63万港元买下的深水湾道79号三层花园别墅。1964年8月，李家的第一个儿子李泽钜出生，两年后，第二个儿子也来到人间，取名李泽楷.
创业何艰难
李嘉诚曾说：“我在创业初期，几乎百分之百不靠运气，而是靠工作靠辛苦靠工作能力赚钱。你必须对你的工作及事业有兴趣，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李嘉诚的童年可说是生不逢时，1938年，日军轰炸潮州，炸弹正落在李嘉诚的身边，他死里逃生，一年后，全家从汕头逃亡到香港。15岁那年，李嘉诚的父亲病故，自此，李嘉诚便挑起了全家的重担。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念书。因为老父的病，我便时常去买些有关医学的旧书来看。我的童年岁月很艰苦，苦在没有人可以倾诉。父亲过世前一天，他没有什么话要说，反过来问我，有什么事要跟他说。细想一下，觉得很悲伤，但我当时很自信地安慰他：我们一家一定会过得很好的！”
为了信守自己的承诺，李嘉诚很努力地工作，不用数年，已有小成。“我18岁已经当上经理，19岁当总经理，负责办公室和工厂的工作。在创业的时候，我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有时候做到晚上非常疲倦，而寓所晚上11点以后就没有电梯了，我经常走10层楼梯才回到家门。有时候，倦得不得了，我就想一定有一个办法，可以令自己走楼梯时会舒服一点。我就闭着眼睛，一边走，一边数，数够了楼梯级数，就睁开眼睛……”
这种勇往直前的个性，使李嘉诚在数十年间，从一无所有，发展至今天拥有庞大的上市王国，市值13400亿港元。经历逆境与顺境，李嘉诚深深体会到做人的意义，并非单是赚钱那样简单。
李嘉诚说：“在1957年，1958年，我初次赚到很多钱，但对是否快乐感到迷们，觉得不一定。后来想明白了，事业上应该多赚钱，有机会便用钱，用到好处去，这样赚钱，一生才有意义。当初我打工的时候，有很大压力，尤其是最初几年，要求知，要交学费，自己省得不得了，还要供弟妹上中小学直至大学，真的很辛苦。做生意头几年，也只有极少的资金，的确要面对很多问题。但我想，只要勤奋，肯去求知，肯去创新，对自己节俭，对别人慷慨，对朋友讲义气，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迟早会有所成就，生活无忧。当生意更上一层楼的时候，绝不能贪心，更不能贪得无厌！”
他又强调：“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即使侥幸略有所得，也必不能长久，正如俗语所说，刻薄成家，理无久享。”
李嘉诚亦曾坦言谈论为人与为商的共同成功之道：“除勤奋外，还要节俭（只是对自己，不是对别人吝啬）；要建立良好的信誉和人际关系，具有判断力也是成功的重要条件，凡事要充分了解，详细研究，掌握准确资料，自然能作出适当的判断。求知是最重要的环节，今天我仍然继续学习，尽量看新兴科技.财经.政治等有关报道，每天晚上还坚持看英文电视节目，温习英语。”
父亲的教诲
李嘉诚是个标准的严父，对两个儿子寄予厚望，即使为两个儿子起名，也含有深意。他说，长子名泽钜，是希望他有“钜大”之能。
据《说文解字》释：“矩，大刚也。”《史记》卷二十三《礼书》有记：‘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至。”张守节的《正义》亦指：“钜，刚铁也。钜，大刚也。”
至于次子李泽楷烈说是“楷模”的意思，即榜样模范。典范。《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有记：“士之楷模，国之核子也。”
两儿名字中间取一“泽”字，据李嘉诚说，这是按家族字辈而排的。
一个意为“刚钜”，一个意为“楷模”，寓示着李嘉诚对两个儿子各有要求，亦各有期盼。
小李泽楷的诞生“脚头”很好，这一年，李嘉诚乘着在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触发“五月风暴”的经济低迷时期，大举购入廉价而优质的地盘物业，成为一次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从此直奔他的“地产王国”而去。而这时，原来倾心倾力辅助丈夫事业的太太庄月明也渐渐退居幕后，相夫教子，全心全意为丈夫日渐壮大的事业王国培养接班人。
李泽楷出生的时候，李嘉诚在塑胶花行业中独领风骚，在地产界还属后起之秀，在香港商界巨子中仍然排不上号，可家族住宿的条件却已跻身富豪之列。李泽楷从小就生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尽管父亲仍在艰苦创业，奋力拼搏，但他与哥哥从小就没有衣食之忧，辍学之患。
由于李嘉诚的成功是在逆境中奋斗出来的，他深知优越的家庭条件并非全是好事。他在给予儿子良好的教育的同时，又不忘对其进行磨练。在两个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李嘉诚就常常带他们去看外面社会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在路边报摊看小女孩一边卖报纸一边温习功课的那种苦学态度。小小年纪的李泽楷也很懂事，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送来一件坦克车大玩具，几天后，他却用花纸把玩具包好，送给了一名游艇的帮工，原因是那名帮工没钱买玩具给快要过生日的儿子。
李嘉诚的理念，使他相信家庭教育对孩子十分重要，他说：“以往百分之九十九是教孩子做人的道理，现在有时会与他们谈论生意…但也有约三分之一是谈生意，三分之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因为世清才是大学问！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
“我经常教导他们，一生之中，最重的是守信。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自己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对人要守信用，对朋友要有义气，在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觉得一个‘义气’，实在是终身用得着的。”
“十几年前，我曾带两个孩子去旅游。一样的山色，一样的环境，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山色依旧，人可不同了。当你想起人生只是短短的旅程，便希望趁着有能力做事的时候，尽量在世上播下好的种子，这是值得的。成功之后，利用多余资金做我内心想做的善事，心安理得，方寸间自有天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李嘉诚喜欢每星期都带儿子出海玩，但仍不忘带些文言文书本，让孩子们面对大海朗读，希望他们在学好中文的同时，也要学好做人的道理。
少年好反叛
李泽楷在小时候与兄长一起被李嘉诚安排入读香港最优秀的名校圣保罗男女小学，在这所名校人读的学生父母大部分都非富则贵，许多学生上学都有私家车接送。由于圣保罗小学“二世祖”颇多，那时的李泽楷在学校里的表现并不突出，据一名校工回忆：“那时也知道他和李泽钜是李嘉诚的儿子，但在那里读书的官绅贵族子弟实在太多，他又不属于特别突出的一个，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深。”李泽楷和许多与他同龄的小朋友一样，最喜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与同学打乒乓球，他的一位校友描述他时说：“我都不记得他打得好不好，只是记得与他相熟的同学给他起了一个‘花名’（绰号）叫做‘你掷界’。”
两兄弟虽然同时间上学，但很少一起玩耍，可能是李泽楷较活跃，兄长则较文静，两人的兴趣不一样。李泽楷不单爱独立行事，且自小已显露出其反叛的性格，最爱拗气，颇具辩才。但他在家中却最为得宠。升上中学之后，他的作风更加大胆，不轻易屈服于权威之下。踏入中学时代，李泽楷与哥哥都直升上与圣保罗小学一脉相承的圣保罗中学。虽然李泽楷在香港读中学的日子不长，但连他的同学。老师都已经开始感受到他与大哥截然不同的反叛性格。
名校的老师对学生都非常严格，学生的自律性也很高，但李泽楷显然并不喜欢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读书的成绩也是普普通通。
在读中一（初一）的时候，有一天，李泽楷竟然相约同学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煮饭吃，把正在上语文课的曾念祖老师气得火冒三丈，最后他和共同犯事的同学都受到了罚坐垃圾桶的惩戒。‘那天老师一进入我们班的教室，就不停地骂，但是又不是骂我们班的同学，后来才知道他是刚刚被另一个低年级班的同学气的，我记得他还说，‘我不理会你是李嘉诚的儿子，犯了校规，我一样照罚’。”一位比李泽楷年长3岁的校友回忆道。
同学们都相信，李泽楷并不是饿了才在课室煮食，他这样做只是想挑战权威。
除了在名校读书，李嘉诚对儿子的培养还体现在其它各个方面。小小年纪的李泽楷，每晚与兄长李泽钜还要细听父亲李嘉诚娓娓道来从商之道，在李泽楷两兄弟还不满10岁的时候，李嘉诚就特地在长实的会议室配备“专席”，让两位公子出席董事会议，接受最早的商业训练。每当李泽楷有些什么不规矩的动作时，李嘉诚都会出言阻止：“Richard（李泽楷的洋名）。其实，李嘉诚并不计较他们听懂多少，重要的是商业氛围对他们的熏陶。就正如要培养一名音乐家，在襁褓之时就要让他听曲子；要造就一个航海家，在他学步之时就要让他到舢艇里颠簸。李嘉诚的良苦用心，的确可见一斑。不过，李泽楷却不大喜欢人们提到他这一段最早期的商业训练。他面对传媒谈到父亲对他的教育时，总是说父亲从不讲如何做生意，只是教育他如何做人，标准乃是孔孟之道。不过，有心人只要看看李泽楷在谈判桌上的英姿，也就能判断这种独特教育方式的成效了。
从3岁起，李泽楷每天放学回家，都有特别安排的外籍私人教师为他补习英文，原因是李嘉诚清楚地感受到英语这种国际语言在商场上的重要性，而他本人也深深地感受到“临老学吹打”的艰辛。李嘉诚一贯认为，温室里的幼苗不能茁壮成长，因此，在小李泽楷不满14岁的时候，李嘉诚就把他和大哥一起送到离香港万里之遥的美国求学，除了希望儿子能真正体验生活的磨练，还体现出他的深思熟虑。
资本大玩家——李泽楷传奇--第二章 留学美国
第二章 留学美国
进入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达成协议，由于对大陆的隔膜和受传媒片面宣传的影响，香港一度人心浮动，不少人准备移居国外，而地广人稀的北美地区成为香港移民最热衷的地点之
加拿大记者杜蒙特与范劳尔在其著作中描绘道：“加拿大各省在（香港）中国银行大厦附近一带纷纷设立办事处，全职的工作人员也忙着协助商人投资到他们的省份，每个星期天批加拿大商人和政府官员到香港来，物色投资家和富商。而大量加拿大律师和移民顾问亦替急于移民的商人办手续，收取可观的服务费……”
这一切，李嘉诚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他意识到，这是他的商业王国大举进军海外的天赐良机。在这个时候让他的两个儿子到美国读书，并加入加拿大籍，对他名正言顺地到北美投资非常有好处。而事实上，在1986年，李氏家族及和黄集团顺利通过合营公司Union Faith 投资32亿港元，成功购入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的股份就全靠两个儿子的加国国籍帮忙，因为按照加拿大商务法例，外国人是不能收购“经营健全”的能源企业的。生活独立
冒着“李家走资北美”的风言风语，李泽楷与哥哥来到美国这片陌生而辽阔的土地。对于父亲的安排，两兄弟无法抗拒，这时的李泽钜刚好中学毕业，而李泽楷还没在香港完成中学的学业。李嘉诚在向传媒解释这一做法的时候说道：“那时因为Victor（李泽钜的英文名字）考完会考将往美国准备考大学，所以就干脆把Richard都一起送过去，让他们两兄弟可以做个伴。”可是两兄弟在美国反而甚少来往。
小李泽楷刚开始并不理解父亲的苦心，这个自小娇生惯养，在温室中长大的富家公子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难关。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没有父母体贴入微的照顾，没有佣人随叫随到的服侍，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虽然，李泽楷自小学习英文，但因年纪尚轻，又没有语言环境的帮助，所以他的英文并不太好，到了美国后根本难以与人沟通。他曾形容他在刚被送往美国加州的Memo Park High School继续中学课程的时候，是他一生中最寂寞的日子，“好像在地狱一样”。
初到美国的时候，打电话回家与母亲谈心成了小泽楷每天晚上的必修课，母亲庄月明除了安慰他外，亦不忘提醒他们兄弟俩要多学中文，故此还规定他们兄弟二人每星期要用中文写信回家，看看他们的文字是否通顺，改正后更寄回给他们参考，真是用心良苦。
好在李泽楷从小就接受英文教育，而且也有点小聪明，在美国的学习很快就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充满自由空气和活泼阳光的土地上，没有人知道他是李嘉诚的儿子，没有人要求他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他开始渐渐喜欢上热情开朗的美利坚民族，更感受到没有了父亲“指手画脚”的可贵。
李泽楷开始学习独立，他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做起。尤其是一日三餐，总不能全在外面吃，所以，年纪轻轻的李泽楷，便要亲自下厨。他学会了自己煮饭。炒蛋，因为自己喜欢与法国菜，就跟着电视台的烹饪节目学习各种法国菜式。据香港传媒报道，李泽楷回到香港后，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行政事务总署署长刘李丽娟就曾到李泽楷的大宅做客，由他亲自下厨煮法国菜，菜式虽然不很特别，化味道部十分地道。
太子也兼职
在美国读书的日子，李泽楷甚少向人透露自己的身份，即使父亲李嘉诚的生意愈做愈大名满世界时他还是希望与平常人一样，拒绝高人一等与众不同。
虽然李嘉诚每年都给儿子寄去足够生活无忧的生活费，但李泽楷日渐受到美国新一代思潮的影响，对家里的“接济”越发不以为然。尤其是上大学后，目睹大部分同学和朋友，不论是出身富家还是平民，都有很强的独立意识，耳濡目染，他越来越希望可以自己赚钱。自食其力。
于是，李泽楷瞒着父母，在放学后跑到学校附近的麦当劳餐厅当兼职。在麦当劳，他仅仅是做一个最低层的收款员，白天上课、夜晚打工的日子的确不容易，特别是受主管的气，最令他觉得难受。现在，他自己身为领导一个大集团的老板，也深知作为员工的艰辛。每到圣诞节，他都会特地为员工挑选礼物，并亲自出席各个分公司的圣诞晚会。他这些“亲民”的做法恐怕都是得益于那间麦当劳餐厅。
随着学业越来越忙，李泽楷再也没有时间在晚上兼职，只是利用假日到一个高尔夫球场做球童。打高尔夫球是他的父亲李嘉诚最钟爱而且天天都要做的运动，但李泽楷到现在仍然不讳言最讨厌别人打高尔夫球，这是因为他当年做球童的时候常常背负沉重的球棒袋，结果拉伤了右边肩膀的筋骨。到现在，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在站起或者坐下的时候，经常都会有拉一拉右边胳膊的小动作。
对于做球童的生涯，李泽楷并不感到辛苦，反而觉得从中学到了不少灵活变通的道理，并为日后经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对做生意萌生了一种无师自通的哲学。他相信，商人最好的老师，就是经商本身，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李泽楷回想在美国兼职的那段日子，也曾提到他的“经验之谈”。他指出，在麦当劳卖汉堡包的经历，对他用处不算很大，因为卖汉堡包没有变化，全部都是划一地做，难以靠自己的随机应变赚更多收入。他举例说，你总不能降低汉堡包的售价来争取更多生意吧！
而当球童就不同了，在球场内，球童多，客人少，竞争很大，这份工作要有相当的进取精神和灵敏的观察力才可干得好，所以可学到的东西确实很多。他说：“这份工作的收入全靠“贴士”，所以你要有所选择。你想做一整天拿到许多‘贴士’，结果一天下来会累得筋疲力尽……所以你要小心地选择客人，从而使自己可以不必做太多工作，但又确保多获‘贴士’。他更逻辑地指出，拾球虽是一项极好的收入来源，但当中的窍门要你自己去摸索。去决定。从当球童到升读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工程系，这段日子李泽楷都过着简朴的生活，弃豪宅而住普通洋房。
结缘高科技
1983年，17岁的李泽楷进入大哥李泽拒就读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自己喜爱的计算机工程。这显然不是出于父亲的意思。李泽镇听从父亲的安排，念土木工程系，如果从家族事业的角度考虑，李泽楷应该读商科。法律等适宜管理综合企业的专业，并与李泽级的建筑专业互补相辅。况且在当时的香港，电脑并未完全普及，计算机工程专业更谈不上热门。虽然当时的李嘉诚并不明白小儿子的选择，但他还是尊重他的决定。
有一次，李嘉诚到美国探望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那一天正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骑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右穿插。李嘉诚心想：“这有多么危险。”再仔细一看，原来正是儿子李泽楷！早期的留学生涯锻炼了李泽楷独立的性格，而在硅谷发源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历，则奠定了他今天的科技创业之路。
美国斯坦福大学建校于1885年，是全美排名第四的高等学府，用加州的天气来比喻斯坦福学生的冒险精神再合适不过——不管今天的雨下得多大，明天又会阳光普照。斯坦福的校园是硅谷的第一站，高科技和创业精神是这所大学最突出的特色，而这也恰恰在日后的李泽楷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一走进斯坦福的校园，就不断有学生踏着滚轴飞轮擦身而过。在斯坦福，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各种新奇的东西：在计算机实验室，你可以看到欢喜佛；教学楼过道里，你会碰到一个独自漫游的机器人；实验室里，研究生会戴着特殊的眼镜，摆弄只有他自己才看得到的三维桌面；教室里会有教授高谈阔论为什么人们应该礼貌地对待计算机。
在那里没有人理会你干什么，也没有人介意别人怎样看自己。斯坦福少了美国东岸名校那份严肃，却多了一份西岸拓荒者独有的率直和自我。斯坦福吸引了超级学术精英和全美甚至全球最聪明的学生。在校园里，光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30多位。只要看一看计算机科学大楼前那块刻着捐款人名单的金匾，就可以知道从斯坦福走出了些什么样的企业家和人才：网络之最COSCO，最受好莱坞青睐的SGI和一串著名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家：Reddemins 和Donal Dvalentlne。
除了良好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环境，斯坦福最具特色的是弥漫整个校园的创业精神——美国之梦的典型象征。在大学校园里，到处都贴着教人如何创业的大字报，而学生们日常的话题也离不开创业。李泽楷的同门师兄杨致远就是在这里创办了世界闻名的Yahoo！（雅虎）搜索引擎。
像杨致远靠“吃脑”赚到超过340亿美元身家的人，在斯坦福多不胜数，像William Hewlett和David Packard，即惠普电脑的创办人，也是斯坦福最广为人知的创业传奇人物。在数不完的创业神话的带动之下，校园内外创意之风盛行，只要一有新点子或者新发明，就有师生在学校附近自组公司，几十人的有，几个人的也有。而世界闻明的硅谷就是在这样的斯坦福文化下孕育出来的。
斯坦福自由创新的创业精神令李泽楷感到新鲜和振奋，这与他以前所接触到的父亲那套商业操作手法有了明显的区别。他意识到，不仅仅是盖一座大厦能赚钱，一块电脑芯片或者一个电脑软件，只要是带上一点小小的发明外加上一个具有创意的包装，也可能赚到更多的钱，而且投入更低，速度更快。
李泽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计算机工程。
卫星拆装战
在斯坦福读书的日子可能是李泽楷到目前为止生活得最轻松和最愉快的时期，斯坦福的学习氛围很轻松，教授们都愿意给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由发展。在斯坦福大学的名教授当中，对李泽楷影响最深的，可说是Jim Clark。
Jim Clark早在1981年任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时，已设计了能绘制立体图案（3D）的计算机芯片。一年后，他一边教书，一边创办了举世知名的Silicon Gmphics 公司（SGI），不久，该公司发展为设计高性能计算机的主要供货商，在同行中长期占有领导地位。Jim Clark也由此身价暴涨，并离开斯坦福大学，于1994年再与人合作创办网景（Netscape)浏览器公司，遂成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强劲对手。李泽楷曾表示，他非常欣赏Jim Clark，认为他是一个劲度十足而且了得的人。
在斯坦福，李泽楷真正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和斯坦福的其他学生一样，他对任何新鲜的东西都充满了兴趣。
有一次，丹佛市政府把一个已经废弃的人造卫星送给丹佛大学，李泽楷就自告奋勇跑到丹佛去和那儿的学生一起研究。
这是李泽楷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卫星。面前的庞然大物令他感到新奇。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但是，怎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整个卫星的结构和每一个零件的功能呢？李泽楷灵机一动：何不把整个卫星拆散！
当时，这个卫星放在那里已经有好几天了，而且还引来了许多像李泽楷这样的好奇者，不过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提出如此疯狂的建设。他的“狂想’得到了那里的学生的一致附和，而丹佛大学的教授们则提出了一个条件——拆散后一定要把卫星恢复原状。
机会难逢！李泽楷与丹佛的一群学生完全投入到这一场“卫星拆装战”。除了吃饭，他们就与卫星为伴。下山容易上山难，把拆散的卫星再装回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轻易。虽然，校方并没有规定时限，但在深夜，实验室里依然光明如昼。那段日子，李泽楷连续数天几乎是不眠不休。
终于，一伙人把卫星恢复了原状。
李泽楷清楚地记得，这期间虽然大家都很辛苦，但却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合作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承认，这次难忘的学习经历或多或少都有助于他日后创办卫星电视。
李泽楷在斯坦福读书的日子平淡但又富有生气，身边的同学们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李嘉诚的儿子。他读书没有大哥勤奋，但成绩也不算很差。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也相当低调。当年与他同宿舍的同学TOdd Bonner曾说：“他并不希望自己与众不同，我们能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他一点不像富家子。”这位Todd Bonner后来加入李泽楷创办的盈科集团，成为集团的高级副总裁。
而据另一位斯坦福的香港校友描述：“她那时候的确很低调，课余活动都不算很活跃，在学校宿舍住了一段日子就搬出去了。”据传闻，李泽楷在斯坦福最广为人知的，反而是他与ball场（舞场）名媛姚乐碧的绯闻，不少在李泽楷后几届的香港学生都听说过，而且传闻是由女孩子采取主动的。这段绯闻最后不了了之，而李泽楷现在也不愿在人前提到这段桃花史。
资本大玩家——李泽楷传奇--第二篇 卖卫视一鸣惊人
第二篇 卖卫视一鸣惊人
“小超人”威名席卷香江，李泽楷把没有可观利润的卫视卖了个好价，赢得各界赞赏。《财富》杂志在1993年曾将李泽楷誉为亚洲一颗年轻的新星。从账面上计算，他用了两年时间经营卫视，卖卫视一役，已赚了8．25亿美元，也就是一年赚4．12亿美元（约32．17亿港元）。即使是一间业绩良好的上市公司，也未必有如此可观的利润，可见李泽楷的财技高超，“绝对是吃大茶饭之材料”。
第一章 初出茅庐
1987年，21岁的李泽楷大学毕业，取得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他没有像哥哥一样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也没有选择进入相关的行业工作。从李泽楷迈入大学的门槛开始，他已经决定要走自己的路。李嘉诚对儿子的不羁也给予了足够的宽容。李泽楷去了加拿大，随即加入父亲李嘉诚有份投资的加拿大投资顾问公司哥顿资金公司（GOnlon C＠ital），成为该公司最年轻的执行董事（早在1983年，李嘉诚已安排两个儿子入籍加拿大）。李泽楷对于自己的决定，曾解释说：“我没有干这一行（计算机工程），因为这一行有学问的人太多了，很难赚到快钱。”
经商第一步
哥顿资金公司原本是加拿大十大机构投资经纪公司之一，也是加拿大与美国机构投资者交易的主要证券交易商，由富商占美·康纳查创办。康纳查是一个出色的生意人，在他的管理下，哥顿经营得有声有色。
哥顿的全盛时期，是在1980年代，由于该公司的投资策略富有创意，所以它的业务发展，在当时来说，可算在同业领先。在过去十多年中，哥顿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额，有7年高居榜首。
当年，惠顾哥顿的客户，都是些机构性投资者，例如退休基金、互惠基金和大公司等。而该公司在多伦多康特利尔、温哥华。卡尔加里。纽约、巴黎和伦敦均设有办事处，资本额达1．5亿加元（约合1．125亿美元）
哥顿的买卖，每单成交额最低是10万股，在安排企业上市时，它可以包揽所有股票，使客户的信。心倍增。据悉，在全盛时期，哥顿在市场上纵横无阻，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净收益每年都有大幅增长，而税后边际利润的增幅，亦常常超过30％。
加入哥顿，虽然是李泽楷经商的起步，但他营运的技巧并不像个新手，且一开始就并非单一性地进行，他希望快速地展开其多元化的投资，以购入股权使自己的资产增值，而‘卫科”的胚胎，亦在这时形成。
1989年，就是李泽楷加入哥顿后两年，他正式透过加拿大盈科有限公司，增持哥顿公司的股权至15％，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
返港谋发展
1990年1月1日，李泽楷的母亲庄月明女士突发心脏病于香港嘉肋撒医院逝世，享年59岁。正当李泽楷要在加拿大大展拳脚之际，这个噩耗对当时只有21岁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自小李泽楷与母亲的感情就十分好，就是李泽楷身在海外，也经常打电话向母亲倾诉心事。惊闻噩耗，无论工作如何繁忙，也顾不了那么多，李泽楷立即放下所有的事务，从加拿大返港奔丧。
丧礼过后，他好不容易才收拾起悲伤的心情，考虑是返回加国，还是留在香港陪伴父亲。也许是不想让悲伤的老父失望，也许是厌倦了异国的生活，也许认为在父亲的公司里更可大展拳脚，李泽楷答应了李嘉诚的要求，选择回香港工作。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李嘉诚的商业帝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李嘉诚领导的商业帝国如日中天，据1998年5月美国的《财富》杂志称，李嘉诚拥有25亿美元资产，居世界富豪第26位，列世界华人富豪榜首，被誉为‘香港超人’。
而他所领导的长和系长江实业集团和和记黄埔集团则占据了香港大部分的地产业务。除长实.和黄外，李氏家族亦通过上述两间公司控制香港电灯公司，向港岛区和部分离岛居民供应电力，与负责九龙和新界区的中电分庭抗礼。
以1992年11月26日股市收盘价计算，长和系三间上市公司——长实.和黄.港灯的市值总和为1324亿港元，约占全港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1％。以盈利计算，全系主力旗舰长江实业1992年财政年度的税后纯利为“60亿港元，在全港十大盈利最佳的上市公司中名列第二（第一为盈利80亿港元的汇丰控股八旗下的和黄盈利40余亿港元，港灯约30亿港元，扣除三间公司权益的重叠部分，再扣除全资私有公司嘉宏的盈利，长和系盈利达100亿港元以上。
作为世界华人首富的李嘉诚，以其超人盖世的伟迹而蜚声海内外。但超人也是人，随着超人步入花甲之年，其庞大的产业由谁来继承变得日益令人关注。
李嘉诚曾多次公开声称，他素来不主张古老的家族性统治，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一套，公司的首脑应该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而非父传子承，这样方可保持活力。“如果我的儿子不行，我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我不在乎是家族内还是家族外的人秉掌大权。”
话虽如此，李嘉诚在培养两位儿子上仍然是煞费苦心，远谋深虑。李超人是血肉之躯，在接班人问题上，他表现出来的“亲情难舍”也是人之常情。舆论也认为，庞大的李氏帝国，是李嘉诚白手创建的，他安排儿子接班，无可厚非。
大儿子李泽钜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结构工程硕士学位后，被父亲安排进入长江实业集团。李泽矩也不负父望，在投资万博豪园、分拆长江实业等一系列战役中均表现出超人气魄。至1999年1月，李嘉诚非常放心地把长实集团董事总经理一职交捧给李泽钜。
按照李嘉诚的想法，大儿子领导长实，小儿子执掌和黄，刚刚好。于是，李泽楷答应回港发展后，李嘉诚立即安排他进入和记黄埔集团。
李嘉诚并不以为小儿子的实习期已经结束，只安排李泽楷做和黄的一个小职员，跟随和黄大班。行政总裁马世民及和黄董事霍建宁学艺。马世民则安排李泽楷到旗下的和记通讯公司工作，这与李泽楷喜爱的计算机工程基本对口。
最初的日子，李泽楷向父亲抱怨薪水太低，还不如加拿大的十分之一，是集团内薪水最低的，甚至不如清洁工。父亲则说：“你不是，我才是全集团最低的！”李嘉诚从集团支取的薪金是5000港元。
经过父亲一段短时间的亲自观察，李泽楷随即升为和黄的资金管理委员会董事，当时，这个委员会是由和黄大班马世民管辖的。李泽楷加入不久，便策动了一宗30亿美元的美国垃圾债券收购大买卖，引起商界的极大关注。
当时，长实．和黄及李嘉诚本人宣布，将向美国哥伦比亚储蓄及信贷公司收购一批总值3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垃圾债券，各占一半股权。垃圾债券息率虽高但风险亦极高，因此李泽楷在策划这宗交易时异常小心。
他获得卖方同意，只须付一成订金，如果债券价格跌逾一成，卖方就要以原价购回。换言之，买方是封了亏本的门，长实。和黄及李氏家族最多亏1．5亿美元本金（约合12亿港元），赚则可以赚到尽。
可惜，当地机构最后觉得条件木合，认为这样的条件对和黄过分优惠，不予批准，计划告吹。但此事已令年仅24岁的李泽楷技惊四座。
首仗未能成功，磨刀霍霍的李泽楷，便埋头于另一宗大项目——投资额高达4亿美元（约合31亿多港元）的卫星电视。
和黄大班马世民回忆说：“他当时很年轻，很有热诚，有活力，有时却表现得很早熟，而且渴望证明自己有能力做成一些事情。”
资本大玩家——李泽楷传奇--第二章 大显身手
第二章 大显身手
在卫星电视出现之前，香港已有两家无线电视台，即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无线台”和亚洲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亚洲台”，两大电视台属下分别拥有粤语和英语各一个频道。两台历史悠久，竞争激烈，期间曾冒出个“佳视台”，但开播后第三年，就被两强逐出竞技场。事实证明，在香港这样一块弹丸之地，仅能容纳两家免费的无线电视台。有鉴于西方有线电视的发展，以及当时香港电讯的垄断地位，港府计划设立第二电讯网络，并于1988年正式予以批准。第二电讯网络将提供有线电视和其他非专利电讯服务（如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
创办卫星电视
已经拥有非专利电讯业务的和黄集团捷足先登，迅速与英国大东电报局后港中信公司等集团组成新财团，力争第二电讯网络经营权。李嘉诚看好的是电视行业的广阔前景，有线电视实行向用户的收费制，与免费的无线台冲突不大。
李嘉诚双管齐下，一手欲夺第二电讯网，一手发射卫星覆盖亚洲。
1988年2月24日，和黄。中信。大东合组的亚洲卫星公司成立，宣布投资发射操作经营第一枚专为亚洲提供电讯服务的人造卫星，计划利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送入东南亚上空同步轨道。
1989年初，港府初步选定有实绩的和黄为第二电讯网的经营者。另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是香港另两大富商包玉刚的九龙仓与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合组的新财团。
1989年国内风波发生后，香港再度爆发信心危机。港府要求的投资承担最低限是55亿港元，方可取得有线电视经营牌照。和黄集团的其他高层，对是否在港重点投资举棋不定。结果，港府转手把牌照给了九仓有线传播公司。
包氏女婿九仓有线董事局主席吴光正，踌躇满志地向新闻界表示，香港市民将可在1991年1月，享有有线电视共20个台的节目服务。到1995年，可提供32个频道。公司最高可提供59个频道。
然而，李氏家族并未退出角逐。
按亚洲卫星公司与中国航天部的原有协议，“亚洲卫星～号”人造卫星，于1990年4月7日成功发射上天。据当时的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区某执行董事透露，连同购买卫星。送入轨道以及保险费在内，成本总计1．2亿美元（约合9．3亿港元），三家公司各占三分之一股权。
“亚洲卫星一号”的原用途是以电话服务为主，由和记通讯负责经营。该卫星共有24个转发器，全部出租年租金约2．5亿美元。而当时整个卫星的使用率还很低，李嘉诚“移花接木”，把未尽其用的卫星改用在刚刚起步的电视计划上。
这时候，李泽楷正赶上卫星广播有限公司（后简称卫视）成立，李嘉诚家族与和记黄埔各占一半股权。卫视将向亚洲卫星公司所拥有的“亚洲卫星一号”租用线路，其中和黄又占有该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
当年，卫星电视在香港绝对是一个全新概念，李泽楷挑起这根大梁，挑战大，压力更大，而且各方舆论均一致认为，在香港办卫视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事业，无法成功。不过，李泽楷却有不同的看法，大学时代的经历，令李泽楷对卫星电视抱有浓厚的兴趣，卫视刚刚成立，负担和束缚都比较少。这一切都正合李泽楷的心意。他甚至相信搞卫星电视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充分发挥，大展拳脚。
李嘉诚也认为，是试试这个小儿子实力的时候了。于是，李泽楷被任命为卫视的董事兼副主席。
李泽楷对自己第一个“BB”十分紧张，他下定决心，此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除了亲自动手招聘人才，更连安装卫星天线的细节和宣传策划之类都要亲力亲为。每天早上6时，他陪父亲游泳后便赶返公司，8时整与员工开例会，往往工作至晚上11、12时多才下班，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
1990年6月26日，李泽楷以和黄资金管理委员会董事经理的身份，宣布和黄正式考虑发展卫星电视，初步投资额约为4亿美元。
大战吴光正
1990年8月，李嘉诚说服港府，放宽香港有关限制卫星电视发展的条例。新条例规定，者使用碟型无线收看卫星电视，只要不涉及商业用途（指向用户收费等）或再行转播（指向无线台。有线台有偿提供服务），便无须申请批准及领取牌照。条例又规定，只接驳一部电视机的独立卫星碟型无线可豁免领牌；若一座大厦共有卫星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则需持牌公司安装和操作。
据统计，全港至少有15万座大厦符合安装卫星天线标准。这对九仓的有线电视是个莫大的威胁。
烽烟四起，很难确认是谁最先挑起战火。李泽楷不准许九龙仓集团在长实系兴建和管理的大型屋村、大厦楼宇安装有线电视；吴光正则禁止安装卫星天线的持牌公司进入该家族所控制的大厦安装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
显然，这两位商界才俊都有靠山。吴光正的靠山是岳父——香江船王包玉刚。可这段时期，包玉刚几乎在商场上销声匿迹。不久以后包玉刚逝世，人们才知道他早几年已身患绝症。李泽楷的靠山自然是其父。
1990年12月，卫星电视正式获得营业牌照，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
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是无线、亚视。有线等三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三家的大股东皆有来头，无线有利氏家族、影视大王邵逸夫；亚视有李泽楷的世叔伯林伯欣家族。父亲的好友郑裕彤家族；有线则有包玉刚与郭炳湘。在商言商，在重大利益上谁都不肯做谦谦君子。
“亚洲卫星一号”覆盖面从地中海至西太平洋，可为30多个亚欧国家和地区提供电视电讯服务。但卫视的主要市场在香港。当时大部分香港华人，不仅不愿看国语节目，甚至连听都听不懂。不许播粤语节目，等于丧失了香港市场。
李泽楷频频出入港府，要求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李氏父子还轮番上阵，借助传媒，指责港府的规定非常荒谬：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电视台，却不准许播放本地话的节目，此乃无稽之谈……
期间，李泽楷委托一间独立的公关公司搞了一次民意调查，接近百分之百的卫视用户都赞成播放粤语节目（外籍用户则希望再增加英语节目）。李泽楷将调查结果呈交港府的文康广播科广播事务管理局，作为修改条例的参考。
和黄.九仓大斗法，到了1991年中达到白炽化。双方的比拼，基本上和黄处于攻势，九仓处于守势——吴光正竭力敦促港府，维持有利于自己的条例。而李氏父子则攻其“死穴”，既要港府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还要求准许向用户收取费用。
九仓向传媒坦言道：“根据我们多年的调查，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只能容纳一个收费电视，两个只会造成恶性竞争，两败俱伤。”
对九仓的＂善意警告”，李泽楷充耳不闻，欲置敌手于“死地”。其势之锐，足以令并非等闲之辈的吴光正胆战心惊。九仓董事吴天海感叹道：“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收费，九仓肯定放弃（有线电视计划）无疑。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播放广东话节目，观众的节目选择将大增，对有线电视影响巨大。除非政府在其他方面给予补偿，如克专利权税等，否则几仓打退堂鼓的机会也大于一切。”
九仓采取哀兵之术，以争取公众舆论和港府有关官员的同情。李泽楷丝毫不动恻隐之心，仍穷追不舍。据港府的态度，有可能放宽粤语节目的限制，但只维持一家收费电视。
九仓计划竞投的有线电视及第二网络预算投资额达55亿港元，而和黄的卫星电视计划，投资也达30亿港元以上。两大财团数十亿投资的竞争，为了自保及克敌，哪能不竭尽全力！李泽楷力撼吴光正，已初步达到预期目的。一位评论家说：“李泽楷采取的是得寸进尺的战术，欲借五百，则开口一千，否则借五百部要打折。”
卫视上轨道
1991年3月23日，卫星广播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李嘉诚任主席，李泽楷和马世民为执行副主席。李嘉诚虽然看重儿子，但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他特意找来曾任香港电视总经理多年的陈庆祥任卫视的行政总裁，辅助李泽楷。
1991年4月，卫视开始试播；到年底，卫视已正常利用5个频道播放节目。
李泽楷雄心勃勃，目标直指香江传播大王。名义上，李嘉诚是主席，但李泽楷实际上统揽卫视的管理大权。也许是心高气盛，少年得志，他的一些言行也引起与和黄高层间的一些摩擦。据说，和黄大班马世民就与李泽楷有隙。马世民作风低调，看不惯李泽楷好出风头，心里总是认为李泽楷是"太子爷”，有名无实；而李泽楷也经常不满马世民做事保守，事事掣肘。
据和黄的职员反映，李泽楷似乎不把他的上司和太傅放在眼里，弄得马世民颇为难堪。有一次，马世民相约李泽楷商讨公司决策，而李泽楷因与下属谈话忘记了时间，让马世民呆等了一个多小时，令他火冒三丈。后来李泽楷全力经营卫星电视，马世民则专心管理和黄的业务，双方井水不犯河水，两人的关系反倒变得融洽起来。
马世民也曾公开表明他与李泽楷的关系：“RiChard两年前来和黄工作初期，显得有点brUtal（蛮横）……他急于表现自己，初期我们的关系并不matey（融洽）……后来Richard 专心卫视，我们感情反而增进。”
不过，有传马世民后来离开和黄，与李泽楷的不和甚有关系。
1991年5月，卫星电视正式启播，覆盖面不仅包括亚洲冲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更远至中东等地。
免费电视与收费电视一样，收视率是衡量一个电视台成功与否的标准。而电视要吸引人，关键是节目。李泽楷考虑到以卫视当时的实力，自制节目投资回报周期长，效果未必能与拥有多年电视节目制作经验的无线和亚视相比，风险很大。于是，李泽楷确定，卫视的主攻目标是新闻节目，而其他大部分节目向境外电视商购买。这其实也是北美许多电视台的运作手法，但在当时的香港电视业却鲜有尝试者。而事实上，这种方式确能起到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效果。近年，香港亚视进行内部改革，也逐渐转向采取这种路线。
李泽楷“用他人的钱赚钱”的招数，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向国际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和MTV等买片，以少量的现金加一份卫视盈利(比例分红）的方式成交；他为Star Plus的娱乐频道选购节目，尽量购买质优价廉的节目，如在美国已经重播多次的《San Barbara》，以及美国田间肥皂剧《Hill Street Blues》等。对这类在国外的过时热门剧，他大量购买。
启播初期，卫视的战绩算是不俗，不少屋苑住户都采用了卫视的服务。两年后，卫视已覆盖逾50个国家，家庭用户以几何级数增长。
虽有此成绩，但卫视日常运作支出庞大，与赚取盈利还有一段距离。不过，李泽楷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还是那样废寝忘食。那段时间，李泽楷几乎完全泡在电视里。中环和记大厦李泽楷的办公室，有一道电视幕墙，由24台电视机组成。他可以同时看多个友台的节目和自己的卫视台，以便能及时捕捉灵感，并发现卫视的差错。在回到山顶独居的寓所后，他还不休息，独个儿面对5台电视机，收看卫星电视5个台的节目，看看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善。
从工作能力可以证明，李泽楷的表现，全不像个新太行的小伙子，就是在重要的决策上，也不逊色于经验丰富的前辈。
论收视率，卫视在香港地区只能望无线和亚视两位大哥的项背。卫视的优势在于收视面，它可24小时不停地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送节目。节目质量及收视面，成为其广告经营的基础。
很多大型机构如万国宝通、大通、法国国家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公司（简称BNP百富勤）。国泰航空等，亦成为卫视创立时期的广告大客户。其中不少大公司更与卫视签订长期合约，成为其稳定的广告客户。
从1991年底全面开播，到1993年中为止，不到对个月的时间内，卫视的广告收入是3．6亿美元，而维持5个频道的年费用为0．8亿美元（未计前期投资等费用），经营态势良好。
由于李嘉诚有广泛的国际商业关系，有人认为李泽楷实际上是靠父荫庇来招揽广告的。李泽楷对此不以为然，他说父亲只拉回了4000万美元的广告，像可口可乐。麦当劳、雀巢索尼。富士等超大型集团，它们不会把香港的一名富豪放在眼里。
李泽楷并不满足现有的业绩。他仍为敦促港府放宽限制而努力。李泽楷使出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第一手就是争取与高层人上搞好关系。199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见李嘉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还有李嘉诚的两位公子李泽楷和李泽镇。同年，新任港督彭定康出席香港葵涌的四号货柜码头公司第2000万个货柜庆贺仪式。受到长实集团的隆重欢迎，李泽楷更把握良机施展外交手腕，在适当时机向彭定康进言。另一手，他又大打民意牌，在报章刊登漫画广告，讽刺港府的无理限制，同时将“盼望开播粤语节目”的大众呼声，以民意测验结果的方式呈交给港府。
皇天不负有心人。1992年7月2日，港府颁布新的电视广播条例，宣布卫视自1993年10月底起，可开播粤语节目；卫视不可独立经营收费电视，但可透过收费电视（即指九龙仓的有线电视）的频道，经营收费的卫视节目。
港府的新条例，为解决卫视、有线旷日持久的纷争奠定了基础。
1993年2月9日，由于李嘉诚委派前来辅政的行政总裁陈庆祥离职，李泽楷正式聘请新西兰电视前总监孟德德加入卫视任总裁。李泽楷于是进一步推广‘路通天地线’计划，推动卫视与九龙仓的有线电视结盟。李泽楷。吴光正这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1993年6月7日，两大财团达成协议：卫视与有线的重叠业务结盟，实行“天地共存”！前嫌冰释，握手言和，在传播业大展拳脚的美好前景展现在李泽楷面前，人们都认为，李泽楷成为香港最年轻的传播大王已不是梦想！
谁会想到，这时李泽楷的目标已经设得更远。更高！
力战国际老姜
虽然卫星电视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在香港亦有一定的客户，但主要的收视仍是来自印度及中东等地区，加上启播时间尚短，故其实际收益不大，这是可以理解的。1993年年中，李嘉诚决定对整体的经营策略作重大调整，收缩通讯和传播业的投资，把资源放回他的地产、码头以及其他在中国的生意，并对海外巨大的投资进行减磅。
李泽楷考虑到卫视初现规模，深信具有一定的增值潜力，于是决定将心血结晶出售，以证明自己的投资眼光。
这个心高气傲的小伙子要向世人宣示自己的才华与能力！
当时，已有多位买家对卫视感兴趣，然而，李泽楷只看中一个，他就是早已有意染指香港电视事业的澳洲传媒大王默多克。
由默多克建立的传媒王国，可说财雄势大，他拥有两个世界级的大电影公司，包括二十世纪福克斯及米高梅，其出品的电影雄霸欧亚市场，为默多克带来极其丰厚的财富。然而，他的眼光却放在中国。他认为中国的电视市场将会是一块大肥肉，所以计划透过香港，进军中国大陆。
当时，默多克已入股香港的《输华早报》及《华侨日报》，并打算收购香港无线电视，原因是得悉该公司正要发展卫星广播，但据香港的电视条例，非香港永久居民的人士，持有本地电视台的股权不可超过一成，若外国人要成为香港电视台的主要股东，必须得到广播事务管理局和行政局批准。
默多克治购无线的计划告吹后，至同年7月，他把目标转向卫视，表示有意收购。因卫视的观众群属于世界性的，不限于香港，故不受上述法例限制。与此同时，英国的比雅逊集团也表示有兴趣收购卫视。李泽楷左右逢源，经过仔细考虑后，还是看中了默多克，遂于7月底，单刀赴会，亲自与对方议价。
人说姜越老越辣，但也有谓初生之犊不畏虎，李泽楷与默多克讲价的过程，正是一个初生之犊力战一个国际老姜的典型战例。表面看来，李泽楷出道不久，经验有限，可能不敌，但事实上，他却艺高人胆大，且以快打慢，最后凯旋荣归。
1993年7月23日，默多克在其私人游艇Morning Glory号上与李泽楷见面。李泽楷只带了一位私人顾问即飞往地中海登船赴会，进入船舱内的只有李泽楷一人，他与默多克单对单闭门密谈了两个多小时，其私人顾问则只能在门外苦苦等候。
当舱门打开时，只见李泽楷信。已十足地步出，因为一切已成定局，原来默多克愿意出价5．25亿美元（约合41亿港元），购入卫视63．6％的股权。余下卫视股份，默多克亦会在两年后购入，故整个卫视的售价是9．5亿美元，较李嘉诚等两年来约1．25亿美元的总投资额高出7倍多！
李泽楷不但胜了这一仗，而且胜得非常漂亮，据说，年纪轻轻的他表现得相当有礼及镇定，与老姜默多克交锋，处处占尽先机，谈到关键处，他更大方得体地表示自己的工作实在太忙，并已准备了私人飞机等候，随时可以飞返，所以谈得好固然成功，如果议价不理想便立刻离开，木会多远留一刻，这迫使默多克不得不立即作出决定。
默多克买了卫视后，李泽楷为父亲及和黄赚了一大笔，但根据合约规定，李泽楷在7年内不能再涉足电视行业。
7月26日，新闻集团正式宣布：以5．25亿美元向和黄和李氏家族购入卫星广播有限公司63．6％的股权，一半以现金支付，一半以新闻集团的股份支付。
而在另一项未涉及默多克的独立交易中，和黄及李氏家族将各占一半股权的综艺产权，按成本0．64美元售予改组后的卫星广播。
和黄及李氏家族在这两项交易中，各获15亿港元的非经常胜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