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鸣笑了笑。他习惯于用笑来回答生客。他并非没有主见，而是怕找麻烦。因为生活中专门有一批人靠找碴整人活着。他们善于在干净的地方发现污点。再把污点放大数百倍，乌黑一片地涂在你的脸上……
老马又来问他了：
“哎，老弟，你是极左分子吗？是靠小汇报过日子，还是靠勤劳、实干和能力生活的人？你是不是也想拿个小本子把我的话都记下来？”
“我希望咱们谈点别的。”常鸣微笑着说。
“噢！”老马张大嘴朗朗地笑了，指着常鸣说，“老弟，我头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正派人！你准打心眼儿里就憎恶林彪那种人，你决不会为了往上爬而陷害好人。对不对？嘿！我的眼睛可厉害呢……当然，有时我也会把人看错，那就是每天围着我转的几个非常的革命派。他们过去和我要好，我信以为真，不分彼此。后来整我最厉害的恰恰就是他们几个。他们搞我的主要罪状是十年前我在电台演唱过一些外国民歌。按照他们给我定罪的逻辑：产生那些民歌的国家。只要现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他们就说我宣传资本主义；如果现在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呢，而我也唱过不少的革命歌曲呢，嘿，他们提也不提。或者说我是为了宣传封资修故意设置的障人耳目的红色挡箭牌。然后，他们又在我身上找一些缺点，无限上纲，或者胡乱给你歪曲。比如有一次歌舞团举行庆祝新年的基会。我平时很少喝酒--你知道，歌唱演员是不适宜喝酒的。那天大家逼我喝，我喝了两盅就醉得不成样子了，这就成了我运动中的一条罪状。他们说我对现实不满，借酒滋愁。再比如，有一次我下乡演出，街上有个女人卖咸花生，我买了几角钱的吃，他们就说我支持资本主义……诸如此类，全都拉在一起。你想想，老弟，我又宣传封资修，又支持资本主义，又对社会主义不满，我成什么人了？于是他们搞我，所用的办法你根本想不到。他们知道我有说梦话的习惯，每晚在我床边安排一个人，守着我，就象守灵似的，手里还拿个小本本，专门记我的梦话。他们说，一个人的梦话最能反映他灵魂深处的东西。据他们说，一次我在梦里叫了一声‘火’，转天就足足审了我四个小时，问我要烧什么？他们就这么搞我！如果有可能，他们会在我的肛门上也安装一个窃听器，连放屁的声音也要分析分析呢！老弟，你不要笑，他们办的愚蠢的事多着哪！这是革命派吗？我只能称他们做‘非常革命派’。就这样，他们‘非常革命’地挤进领导班子。现在呢，落实政策了，当权派恢复了职务；我也被落实了。你想想他们能高兴吗？他们怎么肯把一个关在笼里的鸟儿放了呢？他们整天什么也不干，摆弄人、折磨人已经成了一种嗜好。这也是他们用来表现自己‘非常革命’最便当、最省力气的方式。但落实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不能公开对抗，就暗地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复辟行动’。我猜他们的小本子上又记得满满的了。因为他们不断抛给我的眼神等于告诉我了。谁知道，现在有些人拚命叫喊‘复辟’、‘回潮’，安什么心？自然报上也这么说，咱就不好议论了。我受不了这种精神负担，只要一激动，晚上准失眠。这纯粹是给他们记录梦话时搞的。这样下去，身体非叫他们弄垮了不可，所以我要赶快离开他们。正巧听说这里的歌舞团需要独唱演员，我就跑来联系。我要到这里来好好为牧民们唱一唱，我要让自己的歌声在草原上飘荡。多年来，我唱不了歌，喉咙里好难受呀！”老马的眼睛在灯光里亮晃晃。他好象在克制自己，泪水汪在眼眶里，没有落下来。他对常鸣说，“你那里怎么样，有没有这种‘非常革命派’呢？”
“臭虫跳蚤哪儿没有？有人的地方就有，否则它们就活不了。它们是靠吃人血活着的。”常鸣愤懑地说。显然他给马长春的遭遇激发起来。
马长春听了非常激动。痛苦的人受不了的往往是同情。他睁大眼，泪珠双双掉下来。他叫着：
“说得对，老弟。我猜想你也是个受害者，对不对？不过，你年轻。不会象我这样，给他们害得这样苦！”
常鸣默然了。他和马长春不同，他从不肯把内心的苦楚对人讲，而能够把生活中的种种感受锤炼成思想。此刻他胸膛里充满有力的情感，神情刚强又凝重。他说：“受害的何止你我。重要的是党、国家、人民，是青年一代……”他一时要说的话太多，不免停顿下来。
“对！”马长春跳起来，大手一把抓着常鸣的胳膊，连声叫：“好，好，好，说得好！”他冲动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厚厚的嘴唇抖索不止，惊讶地望着这个不大熟识、貌不惊人的青年人。他觉得这青年人非同一般，感情深沉，朴实又成熟，内心的东西似乎很丰富。还有一个很开阔的精神境界，比自己显得厚重得多。“老弟，你好象比我看得开、看得远些。我……”
常鸣瞅了马长春一眼。他知道，一个人大痛苦了，常常会跳不出自己的圈子。在这点上，他有过更深的体会，便不禁间g：
“搞你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实告诉你吧！最凶的两个都是我的学生！”马长春变得怒气冲冲，嗓门大而明亮。声音撞在四面墙上，发出嗡嗡的回p。
这里的故事想必又曲折又令人气忿和伤心。马长春抓起桌上的杯子，把半杯水两大口喝下去，又点上烟，狠狠吸了一阵子，扬起头刚刚要讲这段事，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两个姑娘，一看模样就知是内地来的知识青年。一个胖胖的，另一个苗条又俊俏，年龄都不过二十四五岁。这两个姑娘一听说脸儿红红的大高个子就是她们要找的大名鼎鼎的马长春时，便笑嘻嘻又非常热情地请他去楼上作客。经过简短的对话，才知道她们是盟里从各个旗县临时抽调上来的理论学习班的学员，就住在招待所的二楼。她们从招待所服务员那里得知歌唱家马长春今天刚到，就住在这间房子里，立即来邀请。当然是想听听马长春的演唱了。
“您只要为我们唱一支歌就成。我们要求不高，就是太想听您的歌了！”胖姑娘说。
“您要是不唱，来作客我们也同样欢迎！”俊俏的姑娘微笑着说。
她俩的态度真诚又恳切，还含着一种敬意。即令是倔犟的人也不好推辞呢！一个真正给过人精神力量与美的感受的艺术家，自然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这种尊重对于现在的马长春来说就非比寻常了。这等于是马长春的价值的一种见证，还等于告诉他，人们还记得他，没忘了他。
“你们别这么客气！”马长春顿时显得很受感动，兴奋极了。他摇着肥厚的大手，说：“你们想听我的歌，只要招呼一声‘老马，来呀，唱吧！’我就来了！”
两个姑娘都欢喜地笑起来。她们殷勤地为老马把房门打开。
老马激动地在原地转了两圈。他好象要拿什么东西又忘了似的。突然他拍了拍自己的前额，说：“原来在这儿--”跟着蹿到桌前，抓起烟盒，又掏出一支烟递给常鸣。常鸣笑了：
“我说过，我不吸烟。”
“呵，我真是忘性比记性大。哎，老弟！你也来吧！我刚才听眼务员说，你明天就走了。差一天咱们此生也许就根本不会认识了，真是‘有缘千里能相会’。我应该给你留下一点歌声作为纪念，你听了我的歌会更了解我……”
常鸣也很想听到他的歌，高兴地一同去了。当他们走在走廊上，老马突然站住对常鸣说：
“老弟，我想求你点事。”
“什么事？”
“请你替我买几片安眠药、我今天太激动了，晚上肯定会失眠。药店就在大门口往右边五十米远的地方，我怕一会儿药店下班了。”
“可以。”常鸣答应他。。
马长春掏出钱，常鸣客气不要，马长春把钱使劲塞进常鸣的衣兜里。
“请你快去快回来吧！歌唱家不应该等听众请，应当主动地去邀请听众！好，我们一会儿见！”
马长春说罢，随那两个姑娘上楼。常鸣往大门口走去，耳听他们上楼的脚步声、姑娘们清脆的笑声和马长春宏亮的大嗓门：
“你们向往北京吧！好，我先给你们唱一支《北京赞歌》……”
小药店已下班关门了。常鸣向一个路人打听还有哪个地方售药。这个路人倒挺有办法，他叫常鸣去医院看病，就可以买到药。
“这儿有两所大医院，晚间都有值班的。一所是盟医院，，另一所是旗医院。盟医院比较近。你看见前面那个亮着碘钨灯的地方了吧！打那儿往西拐，只过两个小路口就到了。”
常鸣找到这所医院。这是座平顶的、白色的、漂亮的建筑物，在夜色中依然能显出这些特点。院子很大，一些影影绰绰、辨认不出名目的花儿在重重暗影中散发出浓郁的芬芳。两盏蛋青色筒形的壁灯在楼门口两旁放着柔和的光。几乎没有人，静极了。
他走到楼门口，见壁灯下贴着一张大红纸的感谢信。
他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正要推开门走进去，却忽然全身微微一震，停住了。这张感谢信的题目是“感谢我的救命恩人白惠同志”。他忙看了信的内容。上边说：前不久一个夜晚，牧民布合（写这封公开的感谢信的人）从马上掉下来，被经过的一辆拖拉机把腿轧坏了，流血过多，昏死过去。开拖拉机的司机把他送到这儿来抢救，必须赶紧输血。他是“Ｏ”型血，急诊室的“Ｏ”型血暂时没了。在医院值班的几个工作人员中，只有一个临时在这儿学习技术的赤脚医生白惠是“Ｏ”型血。她立即给布会输了二百CC，但还不够。据说这个“白惠”很瘦弱，身子又虚。在这牧民的生死关头，她坚持又献出了一百CC。布仑得救了。布会对这个赤脚医生的感激心情用了一连串“救命恩人”的字眼来表达还嫌不够……
感谢信上对白惠所用的代人称是“她”，而不是“他”，无疑这个白惠是女的。
“白惠？难道是她？会有这样巧？她难道支边到这里来了？”常鸣想着，跟着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对，这上面写着的是‘白惠’，而她是‘白慧’。音同字不同，不是她！”他推开门走进急诊值班室。
值班的是个蒙古族的女医生，四十多岁，脸盘短而宽，皮肤黝黑而滋润，会说汉语，态度很和气。她听说常鸣因买不到安眠药而来看病，便咧开薄薄的嘴唇笑了笑，给常鸣开了一张取药单。
“你直接到走廊东头的小窗回去取吧！不用挂号了。”
常鸣谢过她，走到走廊东头。这儿有个小小的玻璃窗口。玻璃是磨砂的，窗口是半圆形的，里面点着灯，窗口很明亮。常鸣把取药单递进去：“多少钱？”
他从窗口往里看，桌前坐着一位工作人员，穿白大褂，戴白布的无檐帽和挺大的纱布口罩，正在低头看报纸，看样子是个女护士。她没抬头，而伸出一只手熟练地接过药单并放在眼前铺开。忽然，她的眼睛仿佛在药单上停住了。长长的眼睫毛惊跳了一下，猛然抬起头来。
常鸣简直不能相信，在这自布帽和大口罩中间一段白白的脸上，一双非常熟悉的、细长的眼睛睁得极大，极其惊讶地直对着他。这正是白慧！太意外了的巧合使双方都惊呆了！
常鸣就象触了电似的，浑身一抖。他猛转过身，药也没取就离开了窗口。他大步走到楼门口时，只听后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赶上来。他赶紧推开玻璃大门走出去。刚刚下了两磴台阶，身后边响起二个痛苦的乞求似的哀叫声：
“常鸣，你先停一下……”
常鸣在台阶中间站住了。役口头，却看见白慧的影子清晰地印在他的脚旁。
“你……你好吗？”白慧说。她站在台阶上边，两只手好象不知该放在哪儿而合抱在胸前。
“嗯。”常鸣的冷冷的声音。
“你来做什么？”
“办事。”
“你，你住在哪儿？”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随后便是沉默。这是一种尴尬、紧张和可怕的沉默。白慧见常鸣的右脚又下了一磴台阶，她就象要去抓住断了缆绳、很快就要被风浪带走的小船似的，急切地往前走了两步，两条瘦瘦的胳臂伸向前，声音哀颤：
“常鸣，你真的永远也不能原谅我吗？”
常鸣给这痛彻心肺的呼声打动了，慢慢扭过头来。当转过半张脸的时候，忽然又下狠心似地重新转回头去，坚定地迈着大步走了。
他走了，没听见身后发出任何声音，即便有任何声音也不会使他再回转身来。就这样，他回到招待所，没上楼，而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锁上门，关了灯，一个人在黑暗中来回走着。在一个很高的空间里，响着马长春动听的、充满情感的歌声，这支歌他从来没有听到过；
迎接你，美丽的朝霞，
因为你是太阳的翅膀。
你是驱逐黑暗的利剑，
你是诛灭妖魔的钢枪。
你不怕鸟云遮掩你的身影，
你不怕黑夜吞没你的容光；
那是短暂的，转瞬即逝，
明天早晨，就是你的希望。
你在赢得光明的天空中，
你在争得胜利的大地上；
你还是五彩缤纷的画笔，
把人间，把生活变成瑰丽的画廊……
这歌声一忽儿变得温和又深沉，好象一条雪白的云带飞远了，一直飞到他白天在敖包山顶极目所望的地方。一忽儿又带着激昂的节奏，象飞泉落人谷底那样在耳边轰响。在他心中激起无限的、刚毅的力量，唤起对生活饱满的信心与热望。使他一个人在屋里再也呆不住了。他打开门，跑上楼，一头闯进那充盈着歌声和笑声的房间里。
马长春惊奇地望着常鸣脸上的泪光和冲动的表情，莫名其妙地睁大眼睛。跟着，他大步走到常鸣面前感动地叫道：“老弟，我说你为什么半天没来呢！原来你一直在门外偷听我的歌！我知道，你受感动了！你刚刚听到的这支歌正是我自己作的。老弟你呀，原来是我的知音l”他一双大手紧紧拢着常鸣的肩膀，大颗大颗的泪珠不住涌出来……
当晚，马长春由于过分激动，又没有安眠药，怎么也睡不着了，索性滔滔不绝和常鸣大谈起来。常鸣的脑袋都快炸了，哪里听得进去别人的话。马长春还总问他：
“怎么？老弟，你睡着了吗？”
直到后半夜，马长春实在太疲乏了，说着说着，字儿渐9咬不清楚，跟着放出鼾声。声音在胸膛里如同拉凤箱。
常鸣却通宵未曾合眼。
在夜的黑暗中反复而交替地出现两个人的面容，一个是白慧，一个是他的妈妈。一会儿是几个月里他和白慧相爱时的种种细节，一会儿是二十年中妈妈种种慈爱的音容。这是两种不同的情感，互相不能替代，一样的牵肠挂肚。然而，当妈妈临终时遍体鳞伤的惨相浮现在眼前时，这两种情感竟化做战场上相对的刀枪，铿铿碰撞，发出嘈杂震耳的轰鸣……一会儿又是白慧的哀求：“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一会儿又是妈妈临终的遗恨：“这些法西斯！”……
“妈妈，我应该不应该原谅她呢？”他心中嘶哑地叫着这个声音。
谁来回答他？
几年前，当他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曾打过自己的妈妈，断然和她一刀两断。他没赴约去东大河大湾渡口的大钟下与她会面，从此两人再没见过。然而，情感的丝缕最难切断，时时还牵扯着他的心。他冷静下来，却想不明白这样一个心地纯洁、诚挚认真的姑娘怎么会去打人？难道她给自己的印象是一种假象？不，如果这样，她就不会承认那一切……
随着政治斗争的反复与深化，随着善于思考的常鸣对这斗争的性质和本质看得愈来愈清，他渐渐认识到白慧是被某些阴谋家欺骗和利用的人，他开始从这一点上原谅她了；甚至产生一种帮助她廓清迷雾、悔过前非、摆脱痛苦的恢弘而正义的激情。他想去找她--尽管并不知白慧早已离开城市--可是每每此时，死去的妈妈便好象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立刻迈不开步子了。是呵，怎么能去原谅一个打过自己妈妈的人呢？妈妈在九泉之下要恨死自己呀！
他在理智上原谅了她，感情上却做不到。
前年，那两个不明身分的人找他调查白慧，使他对白慧有了新的看法。这两个人怎么知道他与白慧的关系呢？白慧在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那个瘦瘦的外调人员嘱咐他“不要再和白慧接触了”呢？当时，虽然他由于感情的缘故，出证否认白慧打过自己的妈妈，但事后他对白慧发生怀疑，甚至产生一些很坏的猜想。可是这些猜想却不能与白慧曾给他那些美好的印象重迭一起，统一起来。他留恋着无限温馨的往事，尽管他猜疑这往事可能是一个可怕的骗局。
这样，今天在医院意外碰到白慧时，他便再次拒绝了她。
现在，想起刚才那一幕，想起白慧那痛彻心肺的哀求声，想起那份赞美她的感谢信，种种猜疑就象投进热水里的冰块，顷刻融化和消失。虽然那个外调人员的话仍象一个噪音干扰着他，却很微弱，给心中重新卷起来的情感的浪涛声吞没了。他又开始同情她、可怜她了S尤其是那痛苦的哀求声深深打动他，总在耳边萦回。到底他该怎么去做呢？
第二天一早，他告别了马长春，走向车站。远远见红旗拖拉机厂的几位领导和同志在等候他，汽车也停在那里。
忽然，他觉得，好象有什么东西要远远地把他拉走，或者有什么东西在后边牵住他。他猛然妞过身，直朝昨晚那座医院走去。他走着，走着，眼前又出现妈妈临终时悲惨的形容。这幻象太逼真了。而且十分固执地挡在他面前。他停住了，直条条地足足站了几分钟。最后他下了决心似地硬转回身，迈着大步重新奔向车站。
他上了车。拖拉机厂来送行的几位同志见他神情恍惚，以为他生了病，请他多留两天，他却执意要走。
车开了。直走出很远的地方，他还扒着车窗朝这边看，仿佛要看到什么人在这边出现。
他哪里知道，昨夜，一个姑娘孤零零在这里站了个通宵，天明时才离去，就象当年那个风雪之夜在东大河大湾渡口等待过他一样。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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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意外的相遇象投来的一块大石头，在白慧心中激起轩然大波。给岁月沉淀到心底的沉重的东西，又都重新翻上来，混扰一起，一时难以平静下去了。
几年前，她就是带着这些沉甸甸的东西到这儿来的。
她要在这里好好干一番。首先她认为应当这么做，还要以此对自己证明自己是好人；更为了远避那些摆脱不开的矛盾和痛苦……这样，新生活就在她的面前展开了。壮丽的草原，辽阔的天空，弥漫着奶茶香味的小毡房，酷烈的风寒和扬起长鬃飞奔的骏马，以及这在建设中的朝气蓬勃的景象，使白慧耳目一新，宛如一股清凉的水，冲淡了拥塞在心中的那些事。原先她脑袋里好象给绳索紧紧缠着，打了许多死结，箍得很疼。在这儿一下子都松开了。
这儿也有斗争。但较多的时间里只是她一个人坐在牧场隆起的草坡上。羊群在远边吃草，除去柔和的羊叫声和悉悉索索的啃草声，草原那么静。当微风歇憩下来的时候，耳朵会静得发响……纷乱的思绪便沉落下来，静止了，得以细细分辨。即使有斗争，也是冷静的、理性的、从容不迫的。她从家里带来不少书，特别是那些经典著作叫她翻了不知多少遍。趴在有弹性的青草地上，手捧着书，嘴里咬着一朵洁白的矢车菊的花茎。茎中苦涩的汁水流进口中，她不觉得。没人打．扰她，常常是从晨起到日暮，直把身子下的草都压平了。她懂得了某些原来不懂的东西，发现了某些自己原以为是正确的东西恰恰是荒谬的。还发现报纸上某些文章所阐述的思想非常可疑。后来，林彪事件发生了，证实了她的某些怀疑是有理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使她迫切想从书里弄明白。
真理是事物的原则与法则，不是某人某事的详尽的注解，因此它不会一下子就跳到眼前。别有企图的解释巧妙地歪曲它。在人们确认出它的真正面目之前，往往给凶气恶氛扰得忽隐忽现。
白慧在没有认清它的时候，怀疑自己；在看见它的时候，更感到一种痛苦的内疚。这又成了一种反作用力，使她的工作做得更好，非常好。每年旗里评选先进人物时，她是不需要讨论就一致通过的当然的一名。后来，旗里由于缺乏医生，就派她到锡林郭勒盟医院学习半年，做了一名赤脚医生。这个工作无形中使她得到许多安慰。她到处为人治病，解除痛苦；在接生时，为别人的家庭双手捧来幸福。她看着人家病愈后康复的、感激的笑容，便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温暖的手抚慰着她的心。当一个病危的生命因她设法获得新生时，少有的笑意就出现在她的嘴角上。她仿佛在默默地黩一种罪过。
于是，她整天斜背一个鼓鼓囊囊的十字包，骑着一匹短腿的栗色蒙古马在草原奔来奔去。哪里发生病痛，哪里便是她奔往的目标。无论路途遥远，还是风沙骤起，都不能使她退缩。她好象去消除自己的苦痛似的。冬天的草原上，雪坑隐藏在雪被下边，很少有人迹，却常常有她那匹蒙古马驰过的蹄痕。一个给她从死亡边缘抢救过来的斯琴妈妈，送给她一件金黄色的蒙古袍子。她换上这种装束，头上缠着天蓝色的绸巾，脚上穿半高跟的软马靴，显得英俊极了。坐骑上那副漂亮的镀铝马鞍也是人家送给她的。人们用香喷喷、浓褐色的奶茶迎接她，用马头琴抑扬的琴音赞扬她……她从这崇高的工作中感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获得了生活的勇气。空荡的心也一点点充实起来。
她在这里所收到的来信大多是爸爸和杜莹莹寄来的，间或还收到郝建国的来信。她通常在马背上读这些底
她从爸爸的来信中看出来，爸爸的落实工作进行得很慢，直到前年才落实，已不在原厂工作而调到机械工业局当一名“顾问”，没有实职。爸爸仍象往常一样，很少谈到自己。但他的落实总是令人高兴的事，为白慧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为什么不给爸爸安排实际工作，而叫他仅仅做一名有也可、没有也可的顾问呢？爸爸是怎样想的呢？她曾去信问爸爸，爸爸回信却不说。她又写信请杜莹莹帮她打听一下爸爸的情况究竟如何。杜莹莹没有认真帮她去做，多半忽视了这件事。或者由于杜莹莹非常忙，有些自顾不暇。她每天忙于家务，学习日语，其余时间在谈恋爱。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杜莹莹并役告诉白慧追求她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之前，白慧经常收到郝建国的来信。一开始就表达了自已强烈的爱慕之情，要求做朋友。他称赞白慧在那“横扫一切的时代里表现出的勇敢和坚定性。”也埋怨白慧后来“莫名其妙地消沉下去了。”他说他“一直喜欢”白慧，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在其他女孩子身上少见的硬气劲儿”。他很希望“有一个坚强的生活伴侣，一起战斗而不是一起摆弄油盐酱醋。”还希望白慧“回到斗争的漩涡中来，重新体会斗争的快乐与幸福”，并在每封信里都切盼白慧“立即回信”给他。
当时白慧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中，好象一个叫火烫伤的人，伤这未愈，看见一棵毫无危险的燃烧的火柴杆，也赶忙躲开。再说她从没喜欢过郝建国。她对这个精明强悍、机敏健谈的青年，只有过赞佩之情，或者说仅仅是一种好感而已。现在呢？郝建国在她心中的形象已经不那样完美了。虽然她还不能对郝建国做出明确判断，却好象从一件美丽的瓷器上发现一条裂纹似的，看上去已很不舒服。她口信对郝建国说自己只想在这里好好学习和锻炼，不想回城市，更不想交朋友，只想“独身”，“那样更自由”。由此而引来郝建国长篇大论的议论，表白，发问，以及各种形式的“劝降书”，她却没再给郝建国回信。
后来，杜莹莹来信透露她的追求者也是郝建国，而且流露出她对郝建国的赞佩与倾慕，并要求白慧替她“分析分析”，“出出主意”。这时，白慧偶然还会收到郝建国的信，她便对郝建国产生恶感。难道郝建国的感情是“多弹头”的吗？她猜不透郝建国是怎么想的。一方面想把这件事告诉杜莹莹；一方面又怕杜莹莹知道后难过，因为杜莹莹真的喜欢郝建国，因此她给杜莹莹的回信只说“这件事只能由你自己考虑和决定，不过应长期考验和观察，尽管是老同学、老朋友。朋友和伴侣的条件要求是决不一样的。”她下决心再不去曾理郝建国。她确实抱有“独身主义”的念头了。
杜莹莹的来信还含蓄地问到她“有没有碰到称心的人？”白慧看了这些关心的话，不由得从鼻腔里冷冷地哼出声来，那颗受过重创的心中便翻起一个小小的、苦涩的浪头。每当此时，她都要驱马，迎着风，在草原上尽情驰骋一番……
常鸣从未来过信。他们自从那桩可怕的事情揭开后，谁也不知道谁如何了。在她刚刚来到草原上时，还曾给常鸣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寄。她手里捏着写好的信盼望邮递员快来；邮递员到了，她却躲开了。信留在自己手里，到现在纸都搁黄了。然后，那些沉浸在爱的甘甜中的日子，包括所有细节，她一点也不曾忘掉。经过的事就象一幅连着一幅的珍贵而迷人的图画珍藏在她心底，偶尔也会象流光一样从眼前一掠而过。那河口道三十六号的亭子间，小圆桌，爬满藤叶的窗洞，以及月光中分外恬静的小槐树林，大街上双双的影子；还有常鸣的种种形象--站在船板上湿淋淋的、病中的、侃侃而谈时的，他的声音、动作、笑貌，说过的话，都象刻在她的心上一样。特别是那充满爱和幸福的目光，常常对她一闪一闪……但这一切再不会回到她身边了，不属于她了。仿佛给一阵凶猛的风暴吹去了……
有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大大惊动了她，是郝建国寄来的。
信上提到了运动初期他们在校门口打那个女教师的事！居然还提到了常鸣！
据郝建国说，“常鸣去到学校找你，吵闹着要揪你，说你打了他母亲，要和你算账。这小子蛮不说理，充满对你的仇恨。我呢？也不客气，否定了这件事。我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我把他驳得无话可说，他才走了。不过，你别害怕；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必追问、打听，更不要对旁人说，反正这儿有我，谁也怎么不了你。我永远和自己的老朋友站在一起，你自管放心好了。我只是不明白，这小子怎么知道你打过他的母亲？”并嘱咐她“你如果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尽管给我来信好了。不要对旁人说，更不要对杜莹莹说。”
这封信搅得白慧整天胡思乱想，冷静思考之后，却觉得郝建国所说的这件事有些细节是不可信的。因为常鸣既不是那种人，也不会那样做，何况事隔数年，常鸣为什么当时不来揪她呢？但其中也有可信的根由，郝建国并不认识常鸣呀！后来，她想到，此事她只对杜莹莹说过，是不是杜莹莹与郝建国谈恋爱；关系密切，告诉他了。郝建国为什么不叫自己对杜莹莹说呢？她便没给郝建国回信，而去信问杜莹莹；此后她回去探亲时也找到杜莹莹问过。杜莹莹回答得含含糊糊，只说一句：“别理他，神经病……”
白慧便意识到这件事不大真实可信。
这件非真非假的事却弄得她又矛盾，又苦恼。一会儿她怀疑到郝建国的品行。一会儿又怀疑常鸣当真这样做过。此外还勾起那桩往事，叫她总去想……
岁月的尘埃层层覆盖，生活的浪潮慢慢冲刷。过去的事总会逐渐淡薄下来，但她那桩往事、那桩罪过在她心中并没淡漠，而是沉甸甸地落入心底。
日久天长，表面总算平静了，有时连条波纹也没有。
这次相遇太意外、太突然了！她重新失去平衡。无论怎样努力也稳定不住了，因为常鸣仍不能原谅自己。这表明她依旧是个不能原谅、不可饶恕的人……
往后的日子难过了。
那些沉重的东西再沉不到心底，而在中间悬晃着。偶然碰到什么有关的事，那东西就在心里边来回懂得发响。
外边在搞落实政策了。老干部、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对的，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另一方面，便更深地感到一种内疚。外边又搞“反复辟”、“反回潮”了，这些张牙舞爪的理论完全可以把她那个自认为的罪过解释得合情合理。完全可以从中找到安慰。但不知为什么，这些理论对于她愈来愈显得无力了，好象失效的药膏，于事无补。她如同一个破皮球，单靠打气是打不起来了。
有一次，知识青年的代表聚在盟里开会，她碰到了马英。马英是和她一起分配到草原上来的。但不在一个旗里，距离很远，再说两人以前有隔膜，从来没有来往。马英在牧场中的一个奶厂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出席整个自治区知识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她与白慧见面亲热极了，还象运动前在学校团委工作时那样。白慧也是一样。旧友重逢，可以享受到一种温暖的情谊。谁也不想再碰一碰曾经隔在她们中间那堵看不见的、令人烦恼的墙，因此，两人都没谈到郝建国。
闭会那天，各旗代表纷纷返回去。白慧与马英骑马上了草原，并骑高高兴兴地走了一段路。将要分手时，两人激动地在马背上紧紧握了手。草原的太阳把马英黑黑的小脸儿晒得更黑了，身子却显得比以前健壮得多，简直象一只立在马背上的矫健的小鹰。马英忽然带着一股冲动劲儿止不住地说出了心里的话：
“白慧，你干得这么好，我真高兴极了！以后咱俩经常通信，互相勉励；咱们就来做草原上第一代有知识的新牧民吧！这儿天地这样广阔，真能大干一气哪！白慧，说心里话，我过去确实对你有些看法。你，郝建国和一些人在运动初期有些做法太过激了。现在看，确确实实是上了林彪他们的当！不知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当然，这不能说你是故意那样做的。我也犯过‘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错误呀！那时，咱们太单纯，只靠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热情。似乎觉得干得愈过激就愈革命，幼稚地以为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是为了‘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会有错，哪知道有些做法恰恰背离了毛主席的一贯教导。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真是复杂极了，今后咱们真得擦亮眼睛，多学习、多思考。别看草原上地大人稀，斗争也很复杂，再说，难道现在就没有林彪那种坏人？哎，白慧，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白慧听着，点着头。马英亲热地拍了一下她的胳膊说：
“你记得，运动初期在校门口你打过一个女教师吗？她叫徐爱华，是第四中学的外语教师。我在第四中学上初中时，她是我的老师。她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可以说，除去对我的生活照顾之外，她真比我妈妈还关心我。而且她关心的不是我一个人，所以，你当时打她那一下时，我在你后边拉了你一下，但没拉住……”
白慧完全听呆了。因为她清楚记得，那天她砸下木枪时，有人拉了一下但没拉住。她一直不知是谁。尔后，她幻想过那只手把她拉住了，如果真是那样，一切恶果都会免除。现在她才知道，那只手竟是马英的。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在事情转折时，好的可能总是有的，但没起到决定作用。它只能使人更加惋惜，追悔不及。白慧怀着这种心情听马英接着说：
“她要是还活着就好了，可惜叫第四中学那帮极左派折腾死了。真可惜！你要是知道她是个多么好的老教师，准会后悔的。不过后悔也没用，应当记住教训呵！”
随后马英又说了一些话，白慧一句也没听见。马英走了，渐渐走远．一边还不住扭过身子，双手拢在嘴边喊着：
“白慧，有时间你来看我呀！听见了吗？”
白意机械地举起一只手，和马英打招呼。她全身猛烈地打颤，以致坐下的马不安地挪动着身体。她张开嘴回答不出声音来，一种咕噜咕噜的声音在喉咙里响着。
她骑马往回走，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最后她趴在了马背上，双手抱着马脖子，脸颊贴在光溜溜、长发一般的马鬃上，心中哀叫道：
“你呀，你呀，为啥你总和我没完？总找到我头上来呢！”
这之后，她的身体变得挺糟糕，脸也瘦了，颧骨明显地突出来。幸好她向来不爱说话，脸上没多少表情，别人看不出她的心事。
旗卫生部的领导见她身体不好，让她暂时不要在草原上奔波，她不干，坚持出诊。
有一次，她在马背上昏了，栽倒下来，躺卧在一大片嫩黄的贞洁花里。那匹灵通人性的栗色马用潮湿的嘴唇吻她的头发，把她弄醒。她爬上马背回来了。袍子沾满土，额角破了。领导想让她休息一段时间，却犟不过这个相当倔强的姑娘，就想个法儿，再次把她送到盟医院学习进修，以免她四出奔跑出什么事儿。她已经是第三次来盟医院学习了，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挺喜欢她。这次来，依然还是那么不言不语，工作起来带着一种忘我、甚至献身的精神。她向来不提条件，没有要求；但这次很反常，她提出两个条件，而且很古怪。一是不值夜班，二是不在小窗口售药。不值夜班情有可原，因为她身体不好。为什么要求不在小窗口售药呢？这里迪奇怪的原因，只能是永远保留在人们心中的一个问号。
一天，白慧所在旗来了个办事的人，给她捎来两封信。她猜想准是爸爸和杜莹莹的信接过一看，确实有一封是杜莹莹寄来的；另一封不是爸爸的，竟又是郝建国的。郝建国自从寄来那封有关常鸣的信之后，已经相当长的时间没给她写信了，不知又有什么事。
她先打开郝建国的信。信上首先祝贺白慧的爸爸升任为机械工业局第一把手，然后把自己不平凡的近况告诉她：他已经被结合到学校的领导班子里，做了副书记，还在区教育局党委内挂职。白慧对这些并无兴趣，而且感觉郝建国象一杯许久未动过的水，变味了。再看下面的内容，又是老调重弹，自我表白，要求做朋友。但在他前几年来信中的那股热情，却一点也没有了。他说“这几年，我遇到那么多人，最理想的还只有你。咱们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不能不现实一些，搞独身主义要自讨苦吃的！”并且在这封信里，第一次告诉白慧，他与杜莹莹交过朋友，目前却正“面临‘散伙’的绝境”。他说他发觉“杜莹莹这个人软弱无能，没有思想，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既无理想也不实际，整天有口白馒头吃就能长得挺胖。在这个充满斗争的时代里，她只是个无用的人。几年来，我因为心眼几太软，一直将就她。但我仔细一想，十分可怕，如果真和她生活在一起，非把我毁了不可！”可是他又说杜莹莹背着他，‘和一个地毯厂的工人关系挺不错，因此他感到自己被“甩了”，“很苦恼”，希望白慧能“同情”他，尽快答应他的要求。他保证一年之内在城里给白慧找个理想的工作，“不用再在大草原上受罪了！”并要求白慧“立即回信答复”。
信上所署的日期是今年一月份，不知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寄到。
白慧把这张信纸扔在一边，再看杜莹莹的一封。杜莹莹的信主要是骂郝建国欺骗她的感情。郝建国原先挤命追求她，向她表达得“又明确又具体”。当她一心去爱郝建国时，郝建国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教父”，她好象是个“教徒”，“无论什么事都必须对他说”。还不准杜莹莹和别人接触。杜莹莹一切都顺从他了，他现在却象“没那回事一样”，甚至冷淡她。杜莹莹开始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郝建国正在追求另外一个名叫杨敏的女孩子。杨敏的爸爸也是部队干部，职位比杜莹莹的爸爸的职位高得多，杨敏长得“个子挺高，相当漂亮，皮肤非常白，是市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挺出名，可是听说杨敏不喜欢他。”杜莹莹说，她现在才发觉郝建国并不爱她，爱的只是她爸爸的职位和名誉。而且她逐渐认清“这个人毫无感情，自私自利，是个政治上爬杆的猴子，伪君子，整天钻营，恨不得一天升一级。目前他为了甩掉我，到处给我造舆论，说我背着他交了一个朋友，抛弃了他。他多可恨！还自命什么革命者呢。呸！他不配！”“不知怎么回事，我再细细一琢磨，对他的印象就与以前完全两样了。他说话总那么单调，总是用一种吓唬人的腔调。以前我并不觉得，也许他变了。你说说，他究竟哪点可爱呢？我还听说，前一度他到处打听你有朋友没有，是否还要打你的算盘？因为你爸爸当了局领导……嘿，谁知道他是什么人，摸不透！”
在这封信上还告诉白慧说，她近日去探望过一次白慧的爸爸。“我见伯父精神并不很好。伯父是去年提升为正局长的，是不是又被当做右倾翻案的代表人物了？过两天我打算到伯父的单位去一趟，看看有没有轰他的大字报。好人总受欺侮，真倒霉！你要是有时间就回来看看你的老爸爸吧！你都快一年半没回来了，是不是打算在草原上安家落户了？”
白慧掐指算算，自从去年三月份回去一趟，真有一年半没回去了。应该回去瞧瞧爸爸。爸爸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和帮助，还不断地有那么多精神压力。她每次回到家，住不上多少天就返回来了，好象她怕在那座城市里碰到什么似的……
于是，她向领导请了探亲假。
这时是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初。正值中华民族的历史、党的历史上一个极其严重的大转折的关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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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大道上奔驰。扬起来的灰黄色的尘沙在车身上蒙了厚厚的一层。远看象一只从干土里钻出来的大甲虫。窗玻璃也挂上一层上，污污涂徐，坐在车里看不清窗外的景物。
长途车把人搞疲乏了，可是一些坐惯了这种车的人，照样休息得很好。不管靠在椅背上的脑袋给车子颠簸得怎样摇摆晃动，也能睡熟，甚至还打出鼾声来。
白慧坐在车上。她穿一件质地又粗又硬的劳动布的外衣，这件外衣的肩身都挺大，支楞楞的，穿在身上倒挺舒服。她敞着衣领，露出里面松软的灰羊毛衣和白衬衫。短辫依然梳得光溜溜，辫梢垂在肩上。她座位下的空档处塞了一个大帆布袋子，装满带给爸爸吃的当地出产的土豆。挎包里还塞着几袋奶粉，也是带回去给爸爸补养的。她一直没闭眼，有时望着窗外。今几阴天，整整一路没见阳光。天空象一块大铅块压在头上，使人感到憋气，车上的人或都有此同感。人人脸上都是阴沉沉的。
一块重重的大铅块压在所有人的头上与心上。是呵，这正是那个时刻人们共同的感觉。
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失去了三位伟大的缔造者和奠基人：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而正是需要他们的权威、思想、智慧与决策的时刻失去了他们。中国未来方向的指针由谁来拨动？它的前景是光明还是黑暗的？它以五十年来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与生命赢来的革命果实，是否会断送在魔鬼的手中？数月来，发生了一连串违背人们意愿的沉重的事件。黑浊的恶浪掀起来了，漫天的狂凤刮起来了，暗中作怪的妖魔在关键时刻要现出狰狞的面目了……
多灾多难的祖国又面临着一次兴亡、一次抉择和一次决定性的、严酷的斗争。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民群众是不会让祖国给几个倒行逆施的人拉向倒退，拉回到封建时代去的。人民在沉默中感叹着、警惕着、注视着、准备着……
二十世纪，一些小的政治变迁都攸关着人们的生活和一切。国家的命运更与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人们对政治敏感得多了，即便在偏远的、人烟疏落的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们也是一样，连草原的空气也有政治了。白慧在那里就听到不少消息。那些盛传的有关江青等人丑恶行为的传说，使她听了觉得害怕，不敢相信，不敢议论，甚至不敢听，却又偏偏希望能多听到一些。这种心理只有她自己知道。因为早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而引起大流血的时代里，她曾对江青产生过怀疑。但她一直不敢往深处想，似乎这种怀疑与猜想是大逆不道的。可是后来--尤其在周总理逝世后极度的悲痛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使她对这些人的怀疑不可避免地渐渐加深了
人们的政治态度是鲜明的，在压力下又必须沉默，所以压抑得难受。难受得象车窗外阴云笼罩下的灰蒙蒙的草原。草原也好象喘不过气来似的。
汽车到了张家口，白慧换乘火车。火车开了一段路，忽然就象换了一个新天地似的：云破日出，大放光明，车厢里分外明亮。她对面坐着一位老者，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大约有六十余岁，清瘤的面孔上带几颗灰色的老年痣。下巴一绺银须。披一件黑大衣，戴着花镜低头正在读报。报纸给突然射进来的阳光照得雪亮。老者情不自禁地感叹一声，抬起头对白慧意味深长地说；
“李白有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都说是名句，我可不大喜欢。还是常说的那句民谚：‘乌云遮不住太阳’说得好。你瞧，太阳破云而出，有多好！来，咱们把窗子打开，让太阳照得更强烈些，晒晒这张报纸。这报纸有些怪味，潮烘烘的，很不好闻呢！”
白慧感到老者的话里有双关的意思，也略能领略一点儿。她对那老者点点头，表示同意。两人便一齐打开窗子，扶着窗框向外眺望。阳光温暖地照在脸上；风吹纱帘，在鬓旁轻轻拂动。两人没再说话，都给窗外一片雄浑而开阔的景色吸引住了。
青森森的大山矗立眼前。起伏的山峦从眼前跑过，好象掀动着的绿色巨浪。山顶云雾弥漫，而峭拔的峰巅又钻破云雾，在明亮的天幕上显出它峻健的神姿。灰白色的长城宛如一条长龙，纵横婉蜒，起落于谷壑，腾越于同奋，直向远处蓝蓝的群山中伸展而去（虽然它历尽铁蹄狼烟，风剥雨蚀，早已残破不整。然而它依然巍峨地屹立着……）
“它是人间的奇迹。是不是？”老者指着高处的长城，用苍哑的声音感触万千地说：“它正是咱中华民族的象征，咱们的骄傲。它是在非人能够想象的困难上建造起来的，因此它不容易被摧毁呢！”
白慧或许没有好好读过中国历史。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形象正象这座长城。它包含着非凡的智慧、胆气和想象，包含着无比的勇敢、勤劳、毅力和神奇的创造力。它是人类的奇迹，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重复它。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摧垮它。那些嘲弄和无视它的小丑终究要可卑地死在它的足旁。它仿佛有大自然那种永世不竭的充沛的元气，而永存于天地之间……五千年来华夏文化中所凝结起来的民族精神，在五十年来党的斗争中复活了，变得生气勃勃。谁想伸出肮脏的脑袋来碰一碰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触一触我们伟大的党，就叫他来撞一撞我们这座钢铁般的万里长城吧！
白慧没想到，在这次回家途中，会有如此激动的感受。
车到站了。白慧到家了，那老者还要继续前行。两人握手告别，白慧提着行李下车。
她很疲乏。可是一呼吸到故乡温柔的气息，精神又立刻抖擞起来。她一步一步地把帆布包从身后挪到脚前。
“要帮忙吗？”
一个胖胖的战士问她，她客气地谢绝了。她还是老脾气：一切都靠自己来做，不叫别人帮助，哪怕自己做起来很困难。这时，忽有一个金属般嘹亮的声音传到耳边。
“哎呀，白慧！”
原来是郝建国！白慧直起腰板时，郝建国已经站在她面前。郝建国依然戴着那顶绿军帽，手里提一个黑色的公事包。他眼里露出惊讶的表情，打量着白慧。一瞬间，白慧觉得他看上去有种说不出来的异样和别扭的感觉。八九年间，虽然白慧回来探亲时，也曾见过他几面，但从未象这次变化这样大。他的嘴好象长了些，眼睛的距离更窄了，仿佛要合为一只。不知是他的模样变了，还是原先就这副样子，连他显露出的那种精明、世故和老练的神情都使白慧觉得不舒服；再加上那两封信引起她的恶感，少年时代他给她的那些良好的印象一点也没了，好象天亮时，曾在月光下的那些诗意毫不存在了。
“刚回来的吗？没人接站？你稍等等，我送你回家。”郝建国说。
“不用。你忙你的去吧！”
郝建国怔了一下，忽问。
“我给你那封信收到了吗？”
“没有。”白慧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回答他。
郝建国又怔了一下，敏锐的目光在白慧脸上打了一个转儿，又问：
“我请你回信，你为什么不回信？”
“我没时间。”
白慧说完这句冷淡的话，突然怔住了，因为她发觉郝建国已经狡黠地获知她收到了那封信。她很尴尬，同时心中被惹起一种反感和厌恶的情绪。郝建国感到了白慧这种情绪，立即来打破这很容易僵化的局面。
“你回来太好了！同学们都挺想你，尤其是你的老伙伴杜莹莹，她也不知道你今天回来吧。哎，你等等，我是来送一个朋友的。他的车很快就开，我过去和他打个招呼就来，还是我送你回去吧！我骑车来的，可以帮你驮东西。”
“不用：不用！”
“你等会儿吧，我还有话跟你说。”说着，他把公事包往白慧怀里一塞。“你先替我拿着。”转身跑去了。
白慧拿着他的公事包，不得不等他。郝建国的小聪明更加引起白慧的憎厌。白慧真想把他的公事包扔了，自己走掉。
郝建国跑到那边一节车厢门前。他送的是一个女孩子，高个子，长得非常漂亮，看样子最多不过二十二、三岁，皮肤雪白，头发乌黑而光滑，卡着一个银灰色珠光有机玻璃的发卡。她穿着式样时髦的薄黑呢外衣，背一个深红色崭新的皮包，上边电镀的卡子、锁扣、提把，熠熠闪亮。这可能就是杜莹莹信里说到的那个舞蹈演员。她和郝建国说话时，神气挺傲慢，动作姿态都很美，只是略有些做作。郝建国显得规矩而拘谨，脸上掬着笑容。他一边和那女孩子说话，还不时何白慧这边瞧两眼，看看白慧是否在注意他们。白慧忙移开目光，装做没瞧见。
不一会儿，站台的铃响了，车开了。那边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多保重！问伯父好！”跟着，急匆匆的脚步声跑近，郝建国回来了。白慧不等他开口，把包儿塞给他，说：
“不用你送了。我坐公共汽车回去！”
“我刚送一个亲戚，叫你多等了。你别急，我路上还有话跟你说呢！”
“改天说吧！”
“不，我想摘重要的先和你简单说几旬。”
“什么事？”
“就是我在信里提到的，要求和你做朋友。哎，白慧．你先别这样，听我说。我确确实实渴望有你这样一个朋友，在困难时互相鼓励、支持和战斗。目前的形势更加强了我这种渴望。这些天发生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我什么也不知道！”白慧确实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她不想答理他。
“算了吧！你怎么能不知道。你别对我这样冷淡好不好？我们又没什么仇。你听我说。眼前这些事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说不定就要出乱子，打内战。白慧，这些年来我们从没有好好谈过。你不知道我的情况，不了解我的思想，我多需要一个知音呀，我相信你是能理解我的……”他急急切切地说，好象他有足够的把握能说眼对方，只是没有充裕的时间，“一两句话没法儿说明白。你愿意找个时间咱们好好谈谈吗？、谈上半天或一天。到我家来……”
“行了。我没兴趣了解别人，我只想快回去了。”白慧不耐烦地拦住他下边的话，极其平淡地说；“你也该回去了。”
郝建国碰了钉子。他先怔了一下，跟着在白慧冷冰冰的脸上找到答案。他恼羞成怒，脸色即刻变得非常难看，鼻孔哼笑出两声，发狠地说：、，
“你要是不想和我好，就全说明自！--。、，；
“什么意思？”
“你的事当我不知道吗？”
“什么事，你少胡扯！”
郝建国的唇边露出一条嘲弄、恼恨、带妒意的笑痕，并用一种酸溜溜、挖苦的口气问她：
“你那位‘常先生’可好呀？”
白慧听了，呆住了。可是她立刻明白郝建国说的是谁，是什么事。郝建国却见她的表情有些异常，细长的眼睛瞪得发圆了，目光可怕。郝建国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心里有些发慌，忙说：
“我早就听说那人总缠着你。我怕你上当。你想想，你和他有私仇，他能和你好吗？他是想把你的感情全调动出来，再甩掉你，好对你施加报复。再说他是牛鬼蛇神的儿子，你要跟他在一起，有个风吹草动，连你也得跟着一块倒霉。那次杜莹莹把这件事告诉给我，我一听大吃一惊，立即写信给你，本想跟你说明白，但信里不好直说。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现在和他还有联系吗？”
白慧完全清楚了，郝建国那封信所说的常鸣去找她“算账”的事完全是假造的。那封信曾给她带来那么多苦恼、猜疑和不眠之夜原来都是他--他的私欲和卑鄙的手段造成的。她的脸颊气得发红，嘴唇直抖，再也抑制不住似地猛然朝他大叫一声：
“你走开！卑鄙！可耻！”
郝建国吓了一跳。他睁大眼看着白慧由于极度忿恨而涨得通红的脸。白慧的脸从来没有这么红过。他吃惊，还有几分奇怪和不解。但他觉得，如果再说下去，白慧有可能给他扇来一个耳光。他左右膘了两眼，发现附近有人投来好奇的、感兴趣的目光。他瞧了瞧地上沉重的大帆布袋子，打了个表示遗憾的手势，装出一副平静自如的神气说：
“噢！我还有事，不能送你回去了。咱们改天见吧！”
说罢，他急匆匆地走了。白慧呆呆地站了半天，才开始往站口挪动那只帆布袋子。
六点多钟，她到了家。
这次她回来之前没有通知爸爸，也没告诉杜莹莹。在她的想象中，爸爸是愁闷的，所以她希望自己突然回来，会给爸爸带来意外的高兴。
她站在家门口。面前便是她从小天天进进出出的门。门上陈旧的油漆颜色和每一块痕迹，都是非常熟悉的。于是一股甜蜜的、带点伤感味儿的生活暖流，一下子攫住了她。她眼睛立刻模糊了；抬起手敲了敲门，跟着听到爸爸从里边走来的脚步声、问话声和开门的声音。她心想爸爸准是那副严肃和忧虑重重的样子。这些年来，她每次回到家见到爸爸时，爸爸总是这副样子。
门开了，没想到爸爸露出惊讶表情的前一瞬竟是笑眯眯的。
她扑到爸爸的怀里哭起来。
“这是怎么啦？小慧，快进来，快进来。”爸爸说着，拉着她走进去。
她没来得及走进房间，站在过道又趴在爸爸的肩上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好象她受了多少委屈似的，当她感到爸爸结实的肩头已经露出瘦棱棱的尖儿时，哭得更伤心了。就象小孩子那样双肩止不住地往上一抽一抽。她很少对爸爸这么哭过，况且已经是这么大的姑娘了。
爸爸的大手抚着她的头、辫子和后背。自己的眼睛也潮湿了，鼻子一阵阵发酸，仿佛也要把憋在心里的一大块东西哭出来似的。但他是个坚强的男人，眼泪向来很吝啬。
“好了，好了，快去洗洗脸，歇一歇，你还没吃饭吧！”爸爸的声音压得很低，似乎只有低音才能保持声调的平稳。爸爸把自意推到脸盆边，拿来香皂、热水和手巾给她。“把脸上那些没用的东西洗掉。”爸爸用一种温和的教训的口气说。
白慧洗着脸，不觉之间，从镜子里发现爸爸总是笑眯眯的，笑得挺特别，而且是在偷偷地笑，这显然不是为了故意哄女儿高兴。以往每次她回来，爸爸也不是这种样子。这次好象有件愉快的事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就跑到脸上来。
“小慧，你先歇歇，我去买点吃的。”爸爸说，一边在过道把饭盒、塑料袋、小锅都塞进一个挺大的草篮子里。
白慧跑到爸爸跟前：
“爸爸，您别去。我随便吃点什么都行。”
她哭过的两眼红红的。刷洗净的小脸湿淋淋地闪着柔和的光，散着香皂的香味。
“不，今天非吃好的不可。”爸爸花白的眉毛跳动了一下，激动地说：“有伴你想不到的好事。真的！你没听说吧！好，晚上我在饭桌上告诉你！爸爸今天又要好好请请你了！”
这句话爸爸许久没说了。白慧感到有什么重大的事发生了。她猜不着，也决不会猜到。这属于那种非得请人告诉才会明白的事情。
“爸爸，您能不能先露一点儿给我？”
爸爸摇摇手，可是有股喜悦的激情在他的嘴角上跳跃，差一点说出来，但还是闭住了嘴巴。那股喜悦的激情就从他眼里闪耀出来。保密喜讯也是一种幸福。爸爸带着这种心情和表情赶忙出去了，仿佛再不走就要泄密了。
她联想到刚才在车站上郝建国说的什么“这些天发生的事”，心想：
“肯定不是一般的事，是大事……”
她一个人在两间屋里转一转。对于远方归来的人，家里的一切都是醉人的。她两只脚踩在地面上觉得软软的，好象踩在厚厚的毯子上一样，脸颊一阵阵发热，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屋内收拾得干干净净，陈设如旧，东西都放在原来的地方。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爸爸房间的墙壁上多了三张照片，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的，装在一个肩长的金边镜框里；框子上插了一朵洁白而精致的小花……
她自己的房间还是老样子。床上铺了一条新洗过的罩单，很平整，好象爸爸知道她要回来，特意为她收拾和布置好的。忽然，她急扭过头，妈妈的照片仍在那里。她的眼睛湿润了
“妈妈，您听见爸爸说了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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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似乎已经下了决心，非到晚饭桌上才能告诉她。既然爸爸高兴这么做，就依着他吧：白慧耐心等待着。
爸爸叫白慧帮他把过道的饭桌抬进自己的房间。今儿买来的菜好丰富！有肉、有鱼、有虾，花花绿绿摆满桌子。中间还放了两瓶酒，一瓶是特曲，另一瓶是通化产的葡萄酒。这两瓶琼汁玉液配上华美的瓶签便使晚宴变得不一般了。爸爸向来是不喝酒的。看样子他今天请客。饭桌四边摆了五把椅子，桌上还配了五双红漆筷子，五个蓝色的酒盅、素自的羹勺和小圆碟儿。他简直要开一个小型的“国宴”呀！
“都谁来？”白慧问。
“你都认识。”爸爸含笑说，可是一句也不多说。
白慧在灶上煮饭，心里仍猜测着那桩不知道的事。外边有人敲门，爸爸把来客请进来。白慧一看，头一个又胖又大又结实，精神十足地挺着胸脯。那神气象摔跤场上的优胜者，右手提着一个大蓝布兜子。白慧一眼就认出是李叔叔。他是原先爸爸厂里的同事，装配车间的一个组长；爸爸叫他大老李。白慧上去和他打招呼、握手，互相问候。
后边跟着又进来两个瘦瘦的男人。一个卸了顶，高个子，细长腰，戴副银丝边的圆眼镜；衣着整洁，气质文弱，进门后就先摘下眼镜，掏出一块手绢擦镜片。另一个瘦矮，头发差不多全白了，脸上满是很深的皱纹，好象龟裂开的泥片片；右腿有点瘸。但他显得最活泼，进来就用哑嗓子朝爸爸喊道：
“老白，今儿非把你灌醉了，否则我们可不走！”
这两个瘦男人看见白慧，都现出惊喜神情。有点瘸的瘦男人说：
“哎呀，是小慧！长成大姑娘啦！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白慧听出来，这人认得自己，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了。她回答：
“刚到”
“老白，你可是大喜临门呀，高兴的事全都一唿喇往你身上跑呀！”
大家都爽朗又开心地笑起来。爸爸对白慧说：
“你怎么不叫人呢？你忘了他们吗？”
白慧有些尴尬地站着。她确实记不起来了。爸爸嗔怪地对她说：
“这是张伯伯呀！那是冯总呀！你这孩子，怎么忘性这么大！才几年呀！”
白慧恍然大悟。原来有点肩的瘦男人是张伯伯，张副厂长。另一位是冯总工程师。他俩也都是爸爸原先的同事，又是好朋友。他俩和大老李十多年前都是她家的常客。这些年象绝了交似的，不见他们来了。真是变化太大了呀！冯总原先是满头黑发，总梳个整齐又油亮的分头。如今歇了顶呢！变化最大的是张伯伯，他的头发给时光漂得这么白，脸上的皱纹比爸爸的还要深，有的皱纹简直可以夹住小纸片儿。在白慧的记忆中他的腿并不瘸呀！大老李还是老样子，所以一见面就认出来了。她忙向张伯伯和冯总招呼。
“瞧，时光不饶人，变化真不小呀！连小慧都认不出我来了！”张伯伯感慨地说。忽然他又振奋地说：“我人老，心可一点儿也不老呢！它象春天的花朵，又开开喽！”
大家在笑声中进了爸爸的房间。大老李说：“你们瞧，我说老白今天准摆得琳琅满目吧！老白，你的酒可预备得不足。这点酒连我都准不醉，拿什么灌你？不过，你别着急，瞧我的
……这是一瓶、两瓶、三瓶！”他说着，一边把三大瓶亮晃晃的“芦台春”放在桌上。
“大老李，看样子，你还真想把我灌醉了：”爸爸笑着说。
“老白！”大老李说：“你可别这么说，今儿谁不喝痛快了也不行！我活了四十多年，还没见到象今天这么出奇的事呢：所有人，不管会喝不会喝，都抢着买酒，跟白给不要钱似的。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力气，才抢来这三瓶？！今儿都得尽兴，包括冯总在内！”
冯总摇着手，笑眯眯地说：
“能者多劳，能者多劳！”
张伯伯朝他嚷道：
“干什么，冯总？还没上阵就‘鸣金收兵’了？来，你要看见我今儿带来的酒菜，保管你不用灌，自己就拿起一瓶酒往嘴里倒！”
“噢，什么酒菜？”爸爸问。
张伯伯叫大家猜，谁也猜不对。冯总嘟囔着说：
“老张真行，他和我来了一道儿，居然有件什么宝贝连我也没告诉。我猜准不一般！”
张伯伯把自己带来的一个手提包放在桌边，拉开拉链，手伸进去，同时故作神秘地说：“你们可别怕。它们现在是咱的俘虏了！”说着从包里往外一种。原来是一条麻绳串绑着四个青灰色、又肥又大的活螃蟹。所有的螃蟹爪子都在空中活动着。“瞧吧，个个顶盖儿肥，不多不少，正是它们四个！”
大家都纵声大笑，呼好喊妙；冯总傻气地拍起手来。大老李叫着：
“有了它们四个下酒，今儿更痛快了！你怎么样，冯总？”
“我喝，我喝……”冯总笑得流出眼泪。他摘下镜子用手绢擦眼角。
“来，小慧，你把它们放在锅里蒸蒸，可得蒸熟了呀！”
“小心点，别叫钳子夹着。”
“没事。冯总，你还怕它们吗？早叫我挂得牢牢的啦！”
这些话里的双关意思，白慧听不出来。她拿去蒸了。不一会儿，螃蟹蒸熟，红得象四个压扁了的大柿子，冒着热气儿，放在一只大盘子里，四边洒上姜末，端上来了。白慧把它摆在饭桌中间。这时酒盅里斟满了酒。酒、螃蟹和菜的味道与爸爸等几个人吐出的烟味混在一起，浓郁的香气直往大家的鼻孔里钻。大家坐好，就要开宴了！
“爸爸……”白慧等着爸爸来揭开谜底，她亮闪闪的目光期待又好奇地望着爸爸。
爸爸的表情忽然变得非常庄重又严肃。他好象没听见白慧的招呼而站起身来，端起酒盅，郑重地对大家说：
“来，咱们前三盘，敬给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他们的愿望实现了！”
屋里的气氛顿时好象被爸爸的神情渲染了一样，变得异常庄重。大家都起身面对着墙上三位中国革命巨人的照片端起酒盅，大老李另拿一只水碗，把酒瓶的嘴儿朝下“咕噜咕噜”地倒满，然后豪爽地端起来。随后便是饮酒、斟酒、再饮酒和撂下酒盅的声音。白慧自小很少喝过酒，也连伙三小盅，因为这三盅是敬给她热爱、怀念和已经离开了她的人。热辣辣的酒从喉咙一直流到胃里。她扭头恰好看见张伯伯的眼角淌出一滴热泪，在灯光下分外明亮，顺着眼角一条很深的皱纹流下来。再看爸爸、冯总、大老李的眼睛也是亮晶晶的。数月来始终保留在她心里的说不出的难过的情感，此刻被激发出来，泪水滴滴咯咯地落在地上。大家坐下来沉默着，仿佛都在想心事。突然，张伯伯叫起来：
“怎么？该高高兴兴啦！这是喜事，咱们为什么还别别扭扭的？来，先吃我的……什么我的！吃它们四个。下筷子，不！吃这个不能下筷子，动手吧：来呀，大家动手，把他们碎尸万段！”
张伯伯的话，立刻改变了屋里的气氛。
白慧觉得好象有一种由衷的喜悦和痛畅的情绪回到这几个人身上。他们的脸上满是开心和轻松的笑容了。众人一齐动手吃螃蟹，响起一阵折断螃蟹骨壳的清脆的声音。
“来，小慧，你为什么怔着，快吃呀l”大老李咬着一只螃蟹爪，心急地说。
“小慧，你说吧！你吃‘谁’？张伯伯给你拿。”
“吃‘谁’？‘谁’？”白慧不解其意。
“怎么，你不懂吗？”张伯伯奇怪地看着她。
她的确不明白。爸爸笑了，说：
“老张，她还不知道这件事呢！她在边远的草原上工作，这才到家。我答应在饭桌上告诉她，一直没来得及说……”
“哎呀，老白，你真沉得住气！”大老李接过话说。“来，小慧，我告诉你，那几个王八蛋……”
张伯伯伸手捂住大老李的嘴，抢着说：
“大老李，你别说，我来告诉小慧……”
“要不，我来……”冯总想插嘴，但他的嘴太慢了，插不进来。
大家都争着说，急得站起身来，几双手一齐比划着，好象要打架似的。筷子掉在汤碗里了，酒瓶碰得象醉汉那样晃来晃去。白慧惊奇地看着这几位长辈，他们兴奋得简直象小孩子一样了。
“还是我来说吧！”爸爸说。
大家想了想便一致表示赞同。这件天大的喜事还是由爸爸讲给女儿。
“他们……他们……”爸爸激动得声音直打颤，“完了，垮台了！彻底地垮台了！
“谁？”白慧问，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他！他！他！”张伯伯指着大盘子里支离破碎的四只螃蟹。
“哎呀，这么说她还是不知道呀！”大老李给酒烧红了脸显得分外急躁。他大声、痛快、解气地叫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个工八蛋完蛋了！”
这消息真是从天而降！真好象翻天覆地那样巨大！这时，几位长辈都直盯着白慧。尤其是冯总的亮闪闪的一双圆眼镜片一动不动地正对着她，想重新感受一下听到这个消息时表现出来的无比惊讶和狂喜的心情。白慧完全听呆了，她直楞楞地望着爸爸。爸爸用粗糙的手背抹眼睛。说：
“是的，孩子，是真的！在咱们城市里，大概没人不知道这件事了。顶多再有两三天就要大庆祝喽！”
“庆祝，庆祝，大庆祝！”张伯伯激动地嚷着，“所有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人们都要跑上街头大庆祝喽！今儿咱们先提前庆祝庆祝。来，小慧i你吃哪个？吃江青吧！好，这个就是她！张伯伯夹给你，就这个。”同时，中点咔嚓一声，一个还剩下五只爪子、一只钳子的大螃蟹扔进白慧的碟子里。张伯伯接着说：“你知道画家齐白石吧！他在日寇侵华时期，曾画了一张。《螃蟹图》，上面画着几只大螃蟹，题道‘看尔横行到几时？’用来骂那些在中华大地上到处横行的日寇。现在我们也借用这句话骂骂这四个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的横行霸道的罪魁！‘看尔横行到几时？’到时候喽！爪子都没了，看你们还怎么横行！？”
白慧眼盯着这个怪模怪样、残缺不全的玩意儿，耳听张伯伯高兴地叫道：
“你呀，冯总，你来哪个？怎么不动手呢？你连死螃蟹也怕呀！”
“不怕，我不怕……”冯总拘谨义乐陶陶地说。
“给他个带钳子的。”大老李吃着、叫着。
“不，老张，你不能怨怪冯总。”爸爸说，“是他们的手太狠、太毒、太残酷了！冯总要是一切都弄明白了，就不会怕了！”
张伯伯听了，沉一下，突然把筷子往桌上“啪”地一指。说：
“说得对，老白！是他们太残酷了。十年来他们打击陷害了多少人？冤死、屈死、弄死多少人？老一辈革命家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里、在敌人的牢狱里没死，不少人却死在他们手里。这些人都是中国革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呀！叫他们活活给折磨死了，弄死了。他们真比国民党还凶狠哪！中外反动派没做到的事，他们全做了！可是他们还把自己打扮成最革命的。好象除他们之外，都是反革命。他们用诡辩论偷换辩证法，用野蛮代替文明。想用……”
爸爸接过话，把早已成熟的、从来没表达过的思想说出来：
“想用法西斯来改造我们的党！总理是怎么死的？是他们迫害死的。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疯狂迫害总理。还疯狂地镇压群众！他们把谎言装在刺刀上逼着人家相信和屈从。他们窃用毛主席的权威，歪曲党一贯的政策。用耸人听闻的字眼儿冒想、抱负，没有知识。有的有工作做，但没有事业心。满脑子实用主义。他们无知得可怕，无知得可怜，却又自以为是，甚至还挺狂妄！更有的少数青年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标准，纯粹变成一副铁石心肠。他们打人时，一双手举起棒子砸下来，竟然毫不迟疑，就象打一块土疙瘩。瞧，你们瞧--”他站起来，离开座位往后倒了两步，捋起右腿的裤筒，露出膝盖给大家看。这膝盖变了形，中间瘪下去，一边突起个尖儿，几处皮肤鼓起了暗红色的肉棱子。看上去又可怕又叫人难受。“他们把我打成这样，还罚我站着。后来伤口化脓了，他们把我送到医院。你们猜，他们在路上对我说些什么？他们说‘给你治好了，接着再打！’他们的头头儿说，‘你这可是自己摔的。你要敢诬蔑革命造反派就打碎你的狗头！到那时，我就说你的脑袋是你自己撞墙撞碎的。’听听这话吧！他们凶狠，可他们也心虚，怕有一天找他们算账。国家有宪法、有法律，党有政策，凭什么任意打人，折磨人，杀人？再说，我从抗日战争时期就跟着党和毛主席，何罪之有？！看着吧，看他们今后有什么脸再见我，有什么脸见人！”他扭头对听得发呆了的白慧说：“你觉得我脾气变了吧！不，你张伯伯一直是这样的。好讲直理，不屈服。就是给他们押着的时候，棒子在身上飞舞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爸爸比我们还坚强。前几个月搞‘反右倾翻案风’时，你爸爸又差点叫他们搞下去。你爸爸跟他们斗，一点也不含糊呢！我们可不象冯总那样眼服帖帖，不过因此也招来不少皮肉之苦。他们真把你张伯伯打苦了……”他干哑的声音哽咽了。沉吟一会儿，抬起头来，显出一种顽强的神气。他瞧瞧白慧，又露出慈祥爱抚的笑颜，转而对白慧的爸爸说：“你这女儿是个好青年，绝对和那些人不一样。我相信，正派的青年是大多数的。他们经过十年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经过这次同阴谋家野心家的尖锐斗争，必然学懂不少真正的马列主义的道理，愚弄他们已经不容易了！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革命青年的大示成不是他们觉悟的最好的见证吗？我一想到那情景，就坚信祖国的将来大有希望，这些青年的前途也无限远大哪！老白，今儿应该高高兴兴嘛！为什么总提那些难受的事呢？应当往前看哪！来，来，来，同志们，咱们向小慧敬一杯，预祝咱们祖国的青年一代幸福，大有作为！来呀，小慧，别怔着呀！端起酒盅喝吧！你们的将来多好，我们多么羡慕你呀！”
张伯伯满脸皱纹舒展开了。他满怀着真挚的情感招呼大家，一边把蓝色的小酒盅端到白慧面前。在大家的呼唤中，白慧慢慢地、下意识地端起酒盅。忽然，她觉得这些围聚过来的酒盅在她眼前亮晃晃地旋转起来。跟着，饭桌，人，周围的一切，连同脚下的地面也旋转起来。自己的脑袋象个大铁球，控制不住地左右一摆。当地一声，她的酒盅从手里落到桌子上，酒溅得四处都是。
大家都吃一惊，见白慧的脸色刷自，非常难看。爸爸带着一点微醺说：
“她没喝过酒。开始时那三盅喝下去，我都不大行了，何况她？小慧，你到屋里躺会儿去吧！”
白慧直楞楞地站起来，离开饭桌往自己的房间走去。她耳朵里响着大老李对她说话的声音，但只有声音，没有字和内容。
庆祝胜利的聚餐进行到深夜才散。
桌上还剩不少酒，留给明日再尽兴。这种兴奋是一时发泄不尽的，而且是几代人此生总也忘不了的。
除去酒，饭菜也余下不少。唯有那几只螃蟹，只剩下一堆碎屑、爪尖和四个光光的带点腥味的骨壳了。
爸爸嘱咐大老李把张伯伯和冯总分别送回家。因为他俩走起路来都象踩着球儿似的。大老李把冯总的眼镜摘下来，放在自己的衣兜里。冯总用不着眼镜了，他就象一棵藤蔓依附在大老李粗壮的躯干上。三人走到过道。张伯伯居然还挺清醒，他把手指头竖在嘴唇前发出“嘘嘘”两声。
“轻点，别把小慧吵醒，她准睡了。”
“放心吧！吵不醒。她还不醉成一摊？”大老李好象大舌头那样，字儿咬不清楚了，“老白，你不用管她，明天早晨醒来，给她再来上小……小半盅，回口酒就好了。叫她多睡会儿吧！心里高兴，睡，睡得也踏实……”
爸爸送走客人，关上门。浑身带着美滋滋的心情和酒意，踩着不大平稳的步子，走到女儿房间。他有一肚子话想对女儿倾泄出来。如果一开口，恐怕一连三天三夜也说不尽。生活可以改变、甚至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十年来的生活把这个寡言的人几乎变成了哑巴，几天来的巨变又要把他改变成另一种闭不上嘴巴的人。当他迈进女儿房间的门坎时还拿不定主意：到底叫女儿好好睡一睡？还是把她叫醒，先将自己那些在心里憋不住的话摘些主要的对女儿说一说……可是，他发现女儿并不在屋里。
“她到哪儿去了？”
他走到过道叫了两声。厨房和盥洗室的门都是开着的，里面没人。他诧异地想：“深更半夜，她总不会出去吧！”随后里里外外转了两圈，喊了几声，仍然听不到回答。他觉得挺奇怪，再一次走进女儿房间，只见女儿床上的罩单十分平整，没有躺过的痕迹。于是，种种没有答案的问号开始跑进脑袋里，和酒后混沌不清的感觉乱轰轰地搅在一起。无意间，他发现在白慧妈妈照片前的地面上有一小片散落的水滴样的湿痕。
“这是什么？噢？泪水吗……”
他心里掠过一个朦胧的、莫名的、不祥的感觉，慌忙在屋内寻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迹象。女儿从外地带回来的提包放在墙角，那件劳动布的外衣还搭在椅子背上，看来她没有远去。可是忽然，床头小柜上放着一两张白色的信纸似的东西，蓦地闯进了他的眼帘。他跑过去一看，果然是两张信纸，一张是打开的，写满了字；另一张折好的。他抓起来，先看那张打开的。正是女儿写给他的。刹那间，脑袋里酒的迷惑力全部消失--他万万想不到是这样一封信。
爸爸！亲爱的爸爸！
我只能最后一次这样称呼您了！说实话，我还不配这
样称呼您呢：我不配做您的女儿，我辜负了您和妈妈对我
的希望，辜负了党，我是个有罪的人！
这一切您是不知道的。我从来没有对您说过。我在运
动初期亲手打过一个人，一个好人，一个为党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工作的女教师。她已经死了。虽然不是我亲手致
死的，但我曾经那么狠地打了她。她无论活着，还是死
了，都是不能宽恕我的。我是有罪的！
然而，我那时确确实实真心为了革命，把自己这种做
法当做真诚的革命行动来做的。我心里没有半点瑕疵。
（我只请求您在这一点上理解我）此后，我后悔！我痛苦！
我知道自己错了，可是现实并不否定我。没有人找到我头
上来，好象这件事并没那么严重，只要不当作一回事．照
样可以过得挺好的。我可不行！如果现实不叫我负责，法
律不叫我负责，我却负有心理上、道义上的责任！我是有
罪的！然而我又一直不明白：一个人为革命怎么会做出损
害革命的事？他一颗纯洁而真诚的心怎么会跌入罪恶的深
渊，无以自拔？虽然我也想到过，我可能上了某些政治骗
子的当，但我没有能力彻底弄明白这一切。现在我才全都
明白了。原来我做了那几个最卑鄙、最阴险的野心家、阴
谋家的炮灰。吃了他们的迷魂药，被他们引入歧途。我受
了利用的愚弄，而且给他们利用过后，丢弃一旁，不理不
睬，我叫他们害得好苦呀！
我还悔恨自己。我想过怎样洗清那罪过、那耻辱和肮
脏的污点。我想了整整十年，但没有办法！当今天一切都
真相大白时，那污点就变得更清楚、更脏、甚至更大了！
我有什么脸再见您、张伯伯这些好人？！您、张伯伯知道
了这件事，肯定会憎恨我、骂我、看不起我！我所痛苦的，
正因为我不想当这种人，而我做这件事时，也不是为了要
做这种人呀……到底我该怎么向人们表白自己：一个黑色
的污点我也不想要，但偏偏沾上它又洗刷不掉，我到底该
怎么办呀！到底应该怨谁？怨我吗？还是怨那些骗子？怨
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反正我完了！
我走了……我决定了。
至于我去哪里，我不愿意告诉您，您也不必再找我，
就只当您没有这个女儿吧！妈妈白生了我，您白白哺养了
我！
您恨我吧！您可千万别想我呀……
如果人有两条生命多好！我情愿死掉以前那耻辱的一
条。让另一条生命重新开始，好好开始！但可惜人只有一
条生命……
再见，我的好爸爸！我多想做您和妈妈的名副其实的
好女儿呀！
小慧
下边注着一行字：
另有一封信，是给常鸣同志的。他住在河口道三十六
号。请您叫杜莹莹给他送去。杜莹莹会把您所不知道的这
个人的情况告诉您的。
爸爸读信时，身子东倒西歪，两只脚不断地变换位置才保持住站立的姿势。现在他心里充满可怕的感觉。尽管他对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一点也不明白，但现在不是弄清原因的时候。他就象疯了一样飞快跑出大门，一路好几次撞在门框上、走廊的墙壁上、楼梯的栏杆上；然后他站在漆黑的街心放声呼喊。这声音在静静的深夜分外地响--
“小慧，小慧！你在哪儿，你快回来呀！快回来呀！”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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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清早。
北方的晚秋难得有这样好的天气。天上无云，象无风的海面，蓝得那样纯净和深远。阳光充满天地之间。鸟儿一群群在天空飞，翅膀闪着光。清爽的风把太阳的暖意送到所有打开的窗子里。真给人这样一种感觉：是不是春天抢先地回来了？
今天，天没亮，整个城市就被雷鸣般的鼓号声惊醒。人们都起了早，兴致勃勃地从家里走出来。很快，大街小巷聚满了准备游行的队伍。红旗和人混成一片。没有人来调动，没有人统一组织，也没有人下令，游行到处开始了。
今天是已经公开了的秘密正式公开的第一夫，是历史性的大喜日子，是全民族欢天喜地的一天。中华大地又一次象重新获得解放那样，自由自在地大口呼吸着……
常鸣穿着一身平平整整的蓝制服，推一辆擦得挺干净的自行车正从院里往外走。车上电镀的部分都在愉快地闪着光亮Z车把正中插一杆自制的苇子秆儿的三角形红色小纸旗。他上衣的领扣儿扣着，显得很郑重。里边的衬衫露出一圈雪”白的领口。他眉宇间分外舒展，身上带一种如释重负一般的异常畅快的情绪。
他刚走到大门口。迎面走来一个圆胖脸儿、梳短发的姑娘。这姑娘看看门牌，又打量一下他。便问：
“请问你是常鸣吗？”
“是呵，你是谁，有事吗？”他答道，并莫解地瞧着这左眼有点斜视的姑娘。
“我叫杜莹莹。你记得十年前我借给你一件绿褂子穿。那次你……。
“记得。”常鸣立即回答道。他记得这件十年前的事就象记着昨天的事一样，“你……”
“白慧托我给你捎来一封信。”她说着，从制服上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常鸣。
常鸣显出一阵轻微的激动。他忙支好车梯，接过信看，没有信封，只是张白色的信纸折叠成一个十宇花）L的菱形的小纸块。头一次，白慧给他的信，就叠成这个样子。他微微抖颤的手打开信笺，一边问：
“她回来了吗？”
杜莹莹没说话。常鸣发现杜莹莹的双眼哭过似的，眼皮都红肿起来了。常鸣感到事情有些不好，便问：
“怎么？”
“白慧失踪了！”
“失踪？”常鸣觉得脑袋里“轰”地一响，脸上充满惊讶的表情，“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的事……”
“怎么会呢？为什么？为了什么？”
“你看看这封信吧！也许在这上面会告诉你的。她以前跟我说过，她对你……说真的，她对你……”杜莹莹哽咽了，泪水从红红的眼眶里重新涌出来。
常鸣急切地看着这张信纸。原来上边只有不多的几句话。
常鸣：
你一共两次没有原谅我。我知道你现在仍然不能原谅
我，我也决不请你原谅我了！
我现在可以对你说两句心里的话。因为我再不用顾虑
你看过信会怎样想……我多么爱你！原来--如果没有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