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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受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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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曾在《时代周刊》封面上被描绘为“冬天的雄狮”，饱经风霜的、如今已成为精力充沛的新教标志的葛培理作了精心斟酌的证道，理所当然，它包含着基督教救恩福音的纯正金言。然后，布什的任务就是概括在面对这一邪恶的灾难时全国的忧伤和国家的自我意识。他出色地做到了，他说：“上帝的神迹并不都是我们所寻找的。我们从悲惨的事件中懂得，他的旨意不总是我们的。然而，无论是在家中或在这座大教堂里，出于个人苦难所做的祷告都会被知道、听见和理解。”他的语调节奏从容不迫，有安神定心的效果。随后他意释了整个《圣经·新约》中最受人喜爱的章节之一——罗马书8∶38~39：
鉴于我们有了保证：“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有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愿他保佑死去的灵魂。愿他安抚我们。原他永远引导我们的国家。愿上帝保佑美国。
为了能在电视上更好地看到这次仪式的全过程而将入场券送给别人的演讲稿撰写人弗鲁姆如是描述道：“在那个仪式上，全国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布什。几个小时后又看到了一次，而这一次的接触是完全没有‘剧本’的。”弗鲁姆说的是布什去曼哈顿世贸中心被破坏的现场的视察，他使用工人的手提扩音器对消防队员和营救人员发表的令人惊奇的讲话——全国的电视新闻节目都反复地播放了他的讲话。在美国历史上，它应该会被认为是一次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之间最伟大的对话之一。当总统试着用那个无法有效扩大他的声音的扩音器说话时，一些坐在一辆毁坏的消防车上的消防队员对总统喊道：“我们听不见你！”
布什将扩音器从脸前移开，对他们喊道：“但我能听到你们，我能听见你们。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听到了你们。而那些撞毁这些高楼的人很快就会听到我们所有人的声音。”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一个看上去优柔寡断、几乎困惑不解的总统转变为一个自信、坚强和受欢迎的领导，他领导的是三天前的早晨在仇恨的袭击中深受伤害和震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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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很快就得知，有些愤怒的美国人对他们当中的穆斯林和一些恰巧戴着头巾的非穆斯林采取了一些报复袭击。他立即做出立场鲜明的反应。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所有宗教信仰者的总统，而不只是基督徒的总统，布什视察了首都华盛顿的伊斯兰中心，以打消那些惶恐不安和困惑不解的在首都的美国和外国穆斯林们的疑虑。他告诉他们：“恐怖（行为）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那绝不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和平。这些恐怖分子不代表和平。他们代表邪恶和战争。”
回首来看，布什在这个关键时刻向美国穆斯林伸出手去则毫无疑问是基督教徒应有的行为。虽然有些美国穆斯林似乎颂扬“9·11”袭击事件，然而绝大多数穆斯林并非如此。如果义愤填膺的美国人只是因为海外的穆斯林——或者甚至是美国公民中的穆斯林——策划了这次恐怖袭击，而就把矛头指向无辜的拥有同一信仰的穆斯林，那是绝对不公正的。
许多美国穆斯林的领袖都对总统前往首都华盛顿的清真寺表示感激，此行很可能也阻止了美国人对长相类似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恐怖分子的人作出更多的报复。许多穆斯林注意到，在2000年大选中，布什远比他的民主党对手副总统阿尔·戈尔获得了更多的穆斯林选票。与有些观察家可能预料的相反，许多美国的穆斯林感到，白宫有这样一位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总统，即使他是基督徒，也比一名更有世俗观点的总统更令人宽心。伊斯兰自由市场研究基金会主席赛义德·哈立德·萨夫里如是说：“我见过几次总统，我尊重他的宗教信仰，他没有试图将其强加于任何人。我认为信奉穆斯林的人们会更愿意白宫里有个敬畏上帝的人。”
布什也许是出于他的天性讲这番话的。不管他在与基督徒的亲密交流中可能觉得伊斯兰教真正的本性是什么，但作为美国总统，他不能公开赞成以基督教神学观点来看美国任何其他宗教的本质。他于2003年末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他对一名新闻记者提出的有些狡猾的问题的回答也是同样无懈可击的。那些经常挑衅和不敬的英国记者急于竭力难倒这位美国总统。一名英国记者提问前圆滑地先说，有些基督徒认为伊斯兰教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是不一样的，布什总统的观点是什么？布什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崇拜同一个上帝。”
在这种场合，布什也只能这样回答，即使有许多观察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会辩称伊斯兰教概念中万能的神与基督教观点的上帝是绝对不一致的。华盛顿的一位爱打趣的人士如是说：“总统不是神学总司令。”如果布什对他私下里曾考虑过的关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确实存在至关重要的信仰区别进行解释的话，那实际上就等于他在利用美国政府首席执行官的权力发表宗教声明。难以想像政教分离的大墙能出现更明显的缺口。
其实，早在2003年11月伦敦之行之前，布什就已远远超出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范畴扩展了他的“信仰”观念。有些福音派新教教徒很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布什公开阐述的自认为真正的“信仰”是否依然和典型的基督教新教神学相一致？2003年8月，在休斯敦的大能中心，有柯比乔恩·考德威尔牧师在场，布什就他的基于信仰的理念解释道：
我不谈论某一宗教。我相信上帝可以借着诸多宗教来做工，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当我谈到信仰时，我说的是所有的宗教信仰，因为有个普世的呼召，而这一主要的、普世的呼召就是去爱你的邻居。它贯穿了所有的信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布什现在持的“信仰”观点似乎将上帝恩典的概念变得更加宽广、表面上更为宽容，而这正是当布什正在经历信仰再觉醒时巴巴拉·布什的观点，这也有悖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持有的福音派的基督教观点，即人只有通过基督才能来到上帝面前。情况果真如此吗，还是由于政治压力要求他对美国宗教界表示出更包容的态度而产生这一印象呢？当然，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答案，而与那些和布什有多年紧密交往的基督徒的谈话表明，布什没有改变他正统的新教观点，即必须信仰基督才能获得基督教的救赎和救恩。而他似乎确实放宽的是他对“信仰”的定义。他的更详细的解释将信仰转变为一种集各种宗教美德于一体的普遍信念，再附加上人人需要采纳的最佳为人准则，即爱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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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受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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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之后，布什心中倒是有一点似乎更明确了，那就是“邪恶”和“作恶的人”的概念。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被列入了邪恶的类别，而萨达姆·侯赛因后来也被越来越频繁地列入了此类别，布什一直将这种邪恶暗示为一种道德上的绝对界定（moral absolute）。2003年2月7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总统祷告早餐会上，布什似乎认为信仰——实际上是任何宗教信仰——能够提供人们识别善恶的能力。他热情地谈及大部分美国人丝毫不存在偏执，尽管发生了一些孤立的反穆斯林事件。他说，这也是许多美国人信仰的产物。随后，他又补充道：
同时，信仰还向我们展示了善良的现实和邪恶的现实。今世的一些行为和选择有着永恒的后果。无论在哪里，“瞄准”和杀害无辜的人们，残酷和憎恨，奴役和压迫，总是错误的。无论在哪里，仁慈和公正，保护他人的生命和为朋友付出生命，总是正确的。
布什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它把世界上最险恶的和潜在的最危险的政权分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是于2001年11月被推翻的，但在美国政府，尤其是国防部，已经有一个想要搅乱伊拉克的强烈势头。毕竟，伊拉克曾于1990年入侵过科威特；1993年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科威特时，伊拉克曾经阴谋暗杀他；而且有文件记载，它制造和使用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对付它的外国敌人甚至自己的国民。与此同时，在东亚有国家正在试图开发核武器，尽管它曾在1994年对美国和国际社会承诺过不这么做。
2002年，布什的讲稿撰写人为他准备关键的国情咨文时，他们想出了一个将在全世界引起反响的短语：“邪恶轴心”。布什总统用它来特指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在演讲中，布什如是告诉参众两院的议员:
这类国家和它们的恐怖主义同伙构成了邪恶的轴心，图谋武装起来威胁世界和平。这些政权妄图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而构成了日趋严重的极大危险。他们可能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这些武器，对他们发泄仇恨提供相应的手段。他们可能攻击我们的盟友或妄图胁迫美国。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漠视不理的代价都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将审慎从事，但时不我待。当险情迭起时，我不会消极等待。当危险日益迫近时，我不会袖手旁观。美利坚合众国绝不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上毁灭性最大的武器来威胁我们。
实际上，给伊拉克的政权贴上“邪恶轴心”成员的标签，以及将注意力集中到它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和表面意图上，布什在告诉世人，对伊拉克倒计时的时钟已经启动。
在2002年的多数时间里，美国外交全力促使联合国谴责伊拉克和通过一项安理会决议，迫使伊拉克允许核察人员的检查和公开其武器计划的运作情况。但当事态清楚表明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日益抵制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时，布什发觉自己越来越被欧洲唯一可依赖的同盟者——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所吸引。
这两个人经常见面——在戴维营、在亚速尔群岛、在华盛顿——每一次会晤都增进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并发现他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在2003年3月美英联军进攻伊拉克前的紧张的一个月里，他们俩相互了解得那么深，以至工作上似乎也出现了某种分工。有魅力、头脑犀利灵活、有言辞天赋的布莱尔将向全世界交代一个为什么美英联军攻打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最充分的理由——实际上，他演“好警察”。而耿直、好斗、言辞不如布莱尔的布什则演“坏警察”，下达简要的最后通牒的人，两人小组中发号施令的家伙。
布莱尔和布什于2002年末和2003年初会晤时，很可能他们有时一起做祷告。对此两个人都没有竭力予以否认或认可。以下事实有一定的启示性：布什于2003年末访问伦敦时，一名新闻记者问布什，他和布莱尔相处得那么好是否是因为他们俩都有坚定的信仰，布什总统的回答是：“我想是的。托尼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要知道，我和托尼关系的关键是他跟你讲真话，他会说出他的看法，而且，他说到做到。所以我信任他。”
到2003年11月的那次伦敦会晤时，英美军队已经在伊拉克待了8个月。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没有被发现，虽然每当有人问起时，布什依然表现得信心十足。在打败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之后的数月中，布什又半公开地向得克萨斯州亲密的基督教朋友表达了他对萨达姆早晚会被抓获的默默的信心，尽管萨达姆在数月中屡次成功地从美军搜捕他的罗网中脱逃。当伊拉克领导人于2003年12月被捕获之时，布什向美国和全世界宣布萨达姆将“面临——他曾剥夺了数百万人的——公正”，并表示热爱自由的伊拉克人民“选择了胜方”。他在结束这段五分钟的电视讲话时说：“愿上帝保佑伊拉克的人民，愿上帝保佑美国。”毫无疑问，在此全过程中，他更依赖一天多次的祷告以及在早晚读经灵修。那些于2001～2003年接近布什的人说，在处理“9·11”后美国面临挑战的过程中，他日趋坚强、镇定、稳健，思想更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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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期间，布什用两种方式在外交事务上展现了他的信仰：
决心为非洲控制艾滋病计划提供大量的美国政府资金；
开辟一个现在被称为“布什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战线，即大力推动中东地区阿拉伯穆斯林走向民主。
布什在他2003年国情咨文中宣布，他要在未来的5年内向国会申请追加150亿美元用于非洲防治艾滋病的项目。此前，他已多次表达对非洲艾滋病形势的关注，但这次资金申请的巨大数额却震惊了几乎所有人。近乎可以肯定，布什是在回应一个公开的基督徒的良心召唤，以一种领袖的姿态来引领人们对整个非洲大陆艾滋病受害者困境的关注。布什在2003年7月的非洲之行中去了乌干达，那里的政府和宗教组织倡导节欲的联手行动已大幅减少了艾滋病病毒的病例。布什在当地的一家艾滋病诊所如是说：“我认为上帝叫我们参加战斗。我们有责任去帮助有难的邻居、处于危机中的兄弟姐妹。”《达拉斯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的评论员威廉·麦肯齐说，那些话将布什归入新教“义务—职责”一派，“它的根源可以追溯至从卫斯理（循道会的创建者）到改良运动的领袖们如约翰·卡尔文。我不是说布什先生是那样看自己的。我怀疑他用许多时间去研究不同神学家的理论。他的信仰是一个实用的、出于本能的信仰”。
尽管自由派中布什的批评者们很少或根本没注意他关于非洲艾滋病的咨文，但在有些观察家的眼中，这对一位保守的共和党总统来说却是一种激进和不寻常的倡议。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上，乔治·梅森法学院的彼得·伯科维茨教授撰写的一篇题为“不激进的儿子布什不是自由派喜欢痛恨的那种喷烟吐火的极端保守主义者”的专栏文章。在接受《女子居家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的采访时，布什如是解释说：“你不该害怕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圣经》谈论爱和怜悯……譬如说，它们确实支撑着我对艾滋病政策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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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受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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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激增的热忱也支撑着布什以下的信念。在2003年初的一次两院联合会议上，他首次道出了这一信念：自由不是美国或任何特定政府馈赠给人民的，它来自上帝本身。他还说：“我们珍视的自由不是美国赋予世界的恩赐，它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恩赐。”
在欧洲，一些报纸有它们对此的习惯性的语无伦次，把布什说成是沉迷于宗教，通过神学的透镜指导他的外交政策的人。但反而是，自由是上帝的恩赐这一概念在布什对鼓励中东民主政策的详述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现在就说布什推动中东民主的策略是他任期中最具深远意义的外交政策策略为时尚早，但到2003年底，情况开始显得如此。
布什2003年11月访问伦敦期间，详尽而比较清晰地阐述了他的民主概念。他遇到大批英国人游行示威反对伊拉克战争。有些英国报刊也对多届美国总统有时不合英语语法的讲话表现出它们一贯的蔑视态度。但在伦敦白金汉宫的皇家宴会厅，布什在他发表的雄辩、条理清晰的讲话里，以多种方式推崇他支持自由的论点。在谈到美国和东道国英国时，他说：
我们外交政策的方向由我们两国最深邃的信念所决定。我们珍视我们的民权，因而我们支持他人的人权。我们肯定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尊严，因而贫困、压迫、饥馑和疾病迫使我们采取行动。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在世界中共同承担着超越力量平衡和简单追求利益的使命。我们寻求自由的推进及其带来的和平。我们两国此时此刻正为了要在那遥远的土地上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而坚定立场并作出牺牲。美国对不列颠的儿女们的理想主义和勇敢精神表示敬意。
布什随后又补充了与之密切相关的论点，以解释他的政府当前推动中东尽快走向民主制度和实行民主的努力。
我们以推进大中东地区的自由进程，帮助终止给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带来苦难和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危险的专政制度和激进主义的循环。
那个地区的利害关系实在是太重大了。如果中东依旧是个自由无法繁荣的地方，那它仍然将是一个停滞不前、充满仇视和输出暴力的地区。正如我们在双子楼废墟所目睹的，地图上的任何距离都将无法保护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大中东能够投入已经伸展到世界多处的民主变革，那个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生活将会改善，冲突和恐惧将会在源头被制止。
历史的进展有待时日。鉴于我们自己的民主发展循序而进，而且有时还动荡不安，我们对其他国家必须有耐心。中东国家还得走一段路。
我们目前正在推行一个不同的进程……在中东实行自由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我们将坚持不渝地挑战改革的敌人，并与恐怖的盟友针锋相对。我们对中东地区的朋友将有标准更高的期待，我们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履行我们的责任以完成已经着手的民主化的工作。布什离开伦敦前，接受了英国一家小报《太阳报》（Sun）的采访。该报经常严厉批评托尼·布莱尔，当然也批评美国。布什在采访中再次表达了他对自由起源的看法：“成百上千的改革人士孤注一掷地追求自由。自由……不是美国赋予世界的恩赐，也不是大不列颠赋予世界的恩赐；自由是全能者赋予世上众人的恩赐。”
在访谈中，布什还像他多次在别处所做的那样，对那些对自由具有他视为精英式的傲慢的人持有异议。他们错误地断言，某些民族、社会或文化团体生来就要么不赞赏自由，要么不为其身体力行。
他们(精英们)可能会说，喏，你别指望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会变得自由，那接着我们可就会有一个有趣的、富有哲理性的问题可以争论了，因为我相信自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如果人们曾受到像萨达姆·侯赛因（对待别人）那样的酷刑和虐待，那么，他们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去接受自由。
布什的观点，认为自由是人类本性与生俱来的欲望，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于神学的立场。然而，它显然源于他对人类的景况——人人有罪——以及上帝救赎和改变人类计划的理解。按布什的理解，这救赎和改变人类的过程将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个人信仰——照他的观点，基督教为好；还有就是要铲除对享受社会自由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由的残酷障碍物。我们将看到，其他总统也深刻考虑过政府在改变普通百姓条件中的作用，但几乎没有一位总统对此的理解是如此本质地从其自身的基督教经历和领悟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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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遗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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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脱离宗教而生存或被管理。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而我……有道德上的义务作为榜样来拥护它。
——托马斯·杰斐逊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皮尤研究基金会注意到人们因乔治·W布什在初选阶段直截了当地表明信仰基督教而就他的候选人身份发生争议，为此它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以搞清美国人对谋求总统职位者拥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持何种见解。此次调查表明，高达70%的人希望他们的总统“笃信宗教”，尽管有大约50%的人说，如果总统在公开场合过多表达自己的信仰，他们会感到不舒服。在布什任职总统期间进行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约有58%的美国人认为，他公开信奉宗教的程度“接近恰如其分”。有趣的是，那些认为这位总统没有充分表达自己信仰的人居然比认为他过多表达自己信仰的人多出了一倍。美国政治舞台真是众口难调。
欧洲人和其他外国访客常常对美国人民的宗教热情感到惊异。令他们备感困惑的是，自打民意调查问世以来，共有90%以上的美国人表示信仰上帝，或至少信奉某个能够指导其生活的“更为强大的力量”。他们还对每逢周日全美国有1/3的人可能在做礼拜这一现象感到惊讶。多年的民意调查发现，70%～8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为了确定美国人之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福音派基督徒，调查提出了更为明确的问题，所得出的数字在25%~40%之间。
“福音派”一词很难定义。与某人是否是个“福音派”相关的问题经常集中在他是否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Gods Word），或许还聚焦在《圣经》是否“绝对正确”上（这又是一个复杂的术语），以及他们是否认为基督徒应通过祈祷做出信奉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的救主（Savior）和生命的主（Lord）的个人承诺。
然而，美国的主流报纸、期刊和杂志并不怎么反映美国内地“宗教热忱”的情况。流行文娱节目也没有表达出一个虔诚的美国的印象。好莱坞、强势媒体、学术中心和重要的金融基础机构多半是由放弃有组织的宗教，或至少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所控制。正如社会学家彼得·伯格曾经说过那样，“美国是由精英瑞典人（即认为宗教大概都是骗人鬼话的，世故的世俗知识分子）治理的印度人（即渴望表达宗教信仰的人们）的国度”。占据这个国家文化界顶层的那些人多半是些世俗人物，而美国的平民百姓则依然我行我素，去教堂做礼拜、捐助慈善团体、继续遵循十诫或登山宝训等似乎已过时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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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选举似乎如实地为这一文化上的二元分野涂上了栩栩如生的色彩。当选举分析家们将那些投乔治·W布什票的县涂为红色，将那些投副总统阿尔·戈尔票的县涂为蓝色时，呈现出一幅对比鲜明的格局。从地理位置来看，红色各县确实处在这个国家的内地，而蓝色各县则集中于东、西海岸和中西部的大城市之内及其周围。形形色色的评论员对这一明显的全国性分界线时或发表有趣的评论。例如，“红色”美国人更倾向于收听乡村音乐，或乐于观看全国汽车比赛协会所举办的车赛；“蓝色”美国人则可能更清楚在电视剧《欲望都市》的最新一集中，谁和谁上过床。
与此同时，态度严谨的民意调查家们还注意到某种更加奇怪的事情：“红色”美国人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明显多于“蓝色”美国人。具体而言，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礼拜的美国人要比一心一意待在家中阅读周日报纸的美国人——事实上这些人几乎不去或从来不去教堂或犹太教会堂做礼拜——把选票投给乔治·W布什的可能性大一倍。在美国，这种支持或厌恶宗教的现象已经成为探讨美国“文化战争”景观的一部分。
自从大城市开始在新繁荣发展的美洲殖民地上出现，整体而言，受教育程度高于乡村或小城镇同胞的城市居民对于从海外渗入这个国家或不时在美洲本土自发产生的新观念，持更为开放的态度，这或许是真实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尽管存在着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分野——这在当今时代无疑强化了——从19世纪初算起，到美国来的每一个观察敏锐的外国访客无不对宗教在美国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印象深刻。
不首先求助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考虑这一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托克维尔最先生动地描述了美国普通百姓的信仰习俗如何有力地影响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在社会中的彼此关系，以及如何超脱于共和政体的政治现实之外。托克维尔写道：
就基督教对人的心灵持有的影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美国；此外，就基督教的效用及其符合人性的特点而言，不可能有比地球上这个最开明和最自由的国度所最深刻感受的基督教影响更好的例子了。托克维尔关于美国宗教基础的论述被如此频繁地引用，以致某些分析家有可能怀疑他这些观察有偏执之嫌。其实另一位法国人，阿希尔·缪拉，于1833年也发表了近乎一致的结论：
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拥有对宗教如此虔诚的人民，以致他们在外国人眼里显得太过分了。在美国，宗教社团的数量多得着实令人惊叹，社团里的人们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散发《圣经》；散发小册子；鼓励发行宗教期刊；劝化、教育未开化的人并使其皈依；使传道士成家；照顾他们的遗孀和孤儿；宣讲、弘扬、净化、维护、改良这一信仰；建造小教堂、资助会众、支持神学院；向海员、黑人和荡妇传道并劝其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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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类情结都带有家长式的作风及几分优越感。但这类情结在美国创建时期就存在了，而且从一开始便成为贯穿总统制的永恒主题。只要历史学家研究美国最初几十年的历史，有关美国创建者“信奉基督教”（与信奉自然神论、不可知论、一位论等相比）的程度的争论无疑会继续下去。但是，只要不对任何形态的宗教信仰彻底地抱有偏见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出，所有创建者其实无不认为美国的建立是与符合《圣经》的世界观紧密相连的，而基督教——不管个人是否相信其信条——是他们所认可的。诺厄·韦伯斯特——他的名字在过去两个世纪一直同一部杰出的英语词典相联系——曾断然宣称《圣经》是“世界上最具共和思想的书籍”。他还说：“我们的公民应当及早明白，纯正共和主义原则的真正源泉是《圣经》，尤其是《新约全书》，或是基督教。”
在《独立宣言》的56位签署者之中，有些人是自然神论者，或按今天对这一术语的理解甚至是不可知论者，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即基督教经典教义的信奉者，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个或那个教会的积极教友。其中许多人曾在传道士、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威瑟斯庞门下就读。此君曾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者”。从威瑟斯庞门下共涌现出1位美国总统、28位美国参议员、3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3位司法部长、1位国务卿、2位美国高级外交使节和数10名大陆军军官。
1776年5月17日，威瑟斯庞作了美国历史上其中一次最为出名，当然也最具影响的布道演说。在演说时，他引用了《圣经》中以色列人与统治他们的国王之间的矛盾，以此来支持殖民者反对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三世。威瑟斯庞的这篇布道词曾反复印制并分发到殖民地各处数以百计的长老会教堂。这篇演说最为重要的主题或许该是“天道的教义”。威瑟斯庞说，上帝的旨意是借着自然灾害、战争、政治斗争以及影响并经常磨炼个人与国家的所有其他各类的动荡来显明的。威瑟斯庞指出，抗击英国暴政斗争的进程表明，天意正在帮助美国争取自由的斗争。不仅如此，甚至在知悉乔治·W布什这个名字之前数百年，威瑟斯庞便在详尽阐述自由源于上帝之手的观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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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遗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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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神学家、作家、前美国驻外大使迈克尔·诺瓦克在《凭借双翼：美国立国的谦卑信仰与常理》(On Two Wings:Humble Faith and Common Sense at the American Founding)一书中对美国独立斗争的神学和哲学内核作精妙分析时所指出的那样：“威瑟斯庞的论点的内涵是：自由是上帝的恩赐，上帝创造万物的目的就是要它们甜美地、自由地、无忧无虑地达成愿望。”威瑟斯庞的原话是这样的：
因此，在困难艰苦时期，唯有在既有信仰和又有信念的人们之中，我们才可期望找到未堕落的爱国者、合格的公民和不可战胜的士兵。愿上帝保佑美国土地上的纯正宗教和公民自由两者牢不可分，愿上帝让试图摧毁这两者的非正义者结果反倒维护和建立了它们。
诺瓦克指出，殖民者顺应天意公开反抗英国人的依据主要来自《旧约全书》，即《希伯来圣经》，以及其中关于一个民族与上帝订立盟约的观念。据诺瓦克所述，在独立战争时期为证明殖民地暴动是正当的布道演说所使用的《圣经》经文有大约3/5出自《旧约全书》。
然而，为了避免人们误以为只有新教神职人员将天道与自由之道相联系，我们可以引用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话。他写道：“而且当这些自由的唯一坚实基础，即这个民族心目中关于这些自由是上帝恩赐的信念，被破坏殆尽时，一个国家的这些自由还会被认为是牢固的吗？”杰斐逊并非基督徒，而是自然神论者。但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他对上帝如何处理人类事务的理解却与威瑟斯庞那样正统的基督教新教神职人员的观点不谋而合。
美国的创建者不愿在论述天意的著作中使用基督教术语是有充分理由的。例如，他们宁愿把上帝称作造物主（Creator）、立法者（Lawgiver）、审判者（Judge）、上天（Providence）、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至高无上的存在（Supreme Being）。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深恐基督教各派之间发生的神学争论会损害那个更为重要的观念，即无论那些号称是全能上帝（Almighty）的信徒的人干出何种蠢事，全能上帝依然要美国人互相团结、共同努力。对于这个观念，下列三种人也都能接受：像威瑟斯庞那样，信仰主要源于新教和清教传统的那类人；如杰斐逊那样，完全不是正统的基督徒的那类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位论派教徒，即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昆西·亚当斯那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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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叶是欧洲启蒙运动的许多观念被美国受过教育的人们广泛接受的时期。但是，这也是紧随第一次“大觉醒”而至的时代——18世纪30年代末因来访的英格兰人乔治·怀特菲尔德和土生土长的乔纳森·爱德华兹的传道而在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掀起的福音热潮。尽管欧洲的知识界与神职人员矛盾重重，但在美洲诸殖民地，启蒙思想似乎与基督教信仰关系甚佳而共存。
因此，在《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发表后那艰难的几个月中，由大陆会议颁布法令，将1776年12月11日定为各殖民地的禁食悔改日。法令规定：“所有公共团体及个人都要尊崇和仰望上帝，因为他是万事的至上处理者和各国命运的主宰者。”
国父乔治·华盛顿在公开表明信仰时，显得相当超然物外。他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一座圣公会教堂做礼拜，但从不在那儿领圣餐。他当然拒绝接受加尔文宗关于人性本恶的概念，而威瑟斯庞以及他之前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对此教义却深信不疑。华盛顿相信人性善良是与生俱来的。这绝非基督教的概念。然而，他依然坚定地信奉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作为大陆军总司令，他严禁使用亵渎语言和酗酒，并命令他的军官都要把向官兵们宣读祷告文作为一天的开始。他于1776年7月发布命令，要求军官们为自己的部队配备随军牧师。
他向基督教的所有派别展示广博的同情，与许多不同新教团体的领袖互通信函并敦促他们和谐相处。在军中，他试图减少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对天主教的敌视。
尽管如此，那时仍有许多虔诚的新教徒——无论是俗人还是神职人员——对华盛顿的信仰持怀疑态度。他是不是自然神论者？或无神论者（但愿不是）？为什么他不明确说出他究竟相信基督教福音的哪些内容？没有人能够否认他那无私的爱国主义，以及在拒绝因领导这个初创国家而应获得的奖赏和荣誉时所表现出来的赤诚胸襟。在别的国家，人们可能把他推崇为国王，或至少是独裁者。
因此，1789年4月30日在纽约市的联邦大厅举行美国首任总统就职典礼时，许多人都很纳闷，他将如何处理就职宣誓这一问题。他们本不该心生疑惑。华盛顿把右手放在《圣经》上，道出了“忠实履行合众国总统职责”的誓言，然后出人意料地撇开讲稿，说出了一句话：“我宣誓，上帝助我。”接着他躬身来亲吻《圣经》。虽然华盛顿不在圣公会教堂领圣餐，更不是加尔文宗的信徒，但他懂得象征性地向基督教的仪式和准则表示忠诚的重要意义。
但是，华盛顿在就职典礼上的举动并不仅仅是个仪式。正如他在就职演说时明确表明的那样，他相信美国与天命订有正式的盟约。华盛顿坚信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并将它的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认为，与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人更应认清这一点。他在1792年3月11日给约翰·阿姆斯特朗的信中写道：
我确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比美国人民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如果美国人民忘却了上帝的大能在我们革命时期的多次彰显，或是他们未能认为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护，我会悲哀痛苦的。华盛顿又一次表达出这样的见解，因为他知道和他一起密谋反英的盟友几乎毫无二致地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坚信宗教信仰——显然，他清楚这信仰就是基督教——对美国未来的和谐至关重要。在其被称为《告别演说》的一段被多次引用的文字中，这一信念得到了明确表述。在这篇虽被广为散发却从未宣读过的演说中，华盛顿写道：
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国民性格和习俗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支柱……我们还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认为道德没有宗教也能维持。尽管良好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意识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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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革命的真正开拓者托马斯·杰斐逊并未以如此直白的方式就这一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在宗教效用上，他却与华盛顿持有相同的见解。尽管他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表示强烈反感，他还是允许每个周日都将国会大厦用来举行国内最大规模的礼拜仪式。
伊桑·艾伦牧师曾亲笔记下一件小事，手稿现存于国会图书馆。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周日的早晨，在任总统杰斐逊的一位友人看到他腋下夹着一册红色大开本祷言书在外面行走。这位友人问他到哪里去。
“去教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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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遗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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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先生，你去教堂？教堂的话你可是一个字都不信。”
“先生，还没有哪个国家是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存在或被治理的。也不可能有。基督教是有史以来赋予人类的最好的宗教，我作为这个国家的总执法官，有义务以我的表率支持基督教。早安，先生。”
有趣的是，杰斐逊并不否认对他不信基督教的指责。人们对他的指责五花八门，从无神论者到自然神论者，或介于二者之间的什么论者，但他却乐于以基督徒自居。他常说他反对“基督教的腐化”，坚称自己而非他人对这一信仰的理解才是正确的。1815年离开白宫后，他出版了《拿撒勒的耶稣的生平和品行》(The Life and Morals of Jesus of Nazareth），即《杰斐逊圣经》(Jefferson Bible）一书。该书既收入了他在任时所做的笔记，还收入了被删除神迹奇事内容后重新组合的福音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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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并不是唯一极其重视基督教实用价值的非正统基督教徒，或自然神论者，或一位论派教徒。1809～1817年间担任第4任总统，与他人合著过《联邦党人文集》的詹姆斯·麦迪逊，是宗教自由的重要鼓吹者（始于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州），也是一位去教堂做礼拜的新教圣公会教友，但他以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持怀疑态度而知名。然而，就连麦迪逊也在1809年就职典礼上说，他相信“全能的上帝的权柄支配着各国的命运”。
甚至美国伟大的发明家、平民斗士和多方面的非正统思想家（当然也不是任何一类的福音派基督徒）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写道：“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有自由的能力。当各国走向腐败和邪恶时，它们就更需要智者。”
美国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不是自然神论者，而是一位论派教徒，或按他自己的说法，大概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派的普通基督徒。他曾这样说过：“不要问我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属于加尔文宗还是属于阿米尼乌斯教派。只要他们是基督教徒，我就愿意和他们所有人一起当信徒。”最初，他就读哈佛学院是为了将来成为一名全职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但在发现疑惑渐渐渗入自己的信念之后，便改学了法律。
亚当斯这一见解一直被大量引用：除非美国公民的道德行为以基督教的信条为引导，否则美国将难以维持自由体制。他写道：“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一个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的，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
首位入住白宫的总统约翰·亚当斯曾下令在正式的餐厅刻上下述祷言：我祈求上帝将最好的祝福赐予
这座屋子
和以后居住在这里的每个人
但愿唯有诚实睿智的人永远在这屋檐下治理！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死于同一天，即1826年7月4日，这一天也恰好是杰斐逊编写的《独立宣言》被签署50周年的日子。亚当斯的儿子，1825～1829年担任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华盛顿时并不定期到教堂做礼拜，因为他抱怨那里没有他所属的独立公理会的教堂。在一些记载中，这对父子一直被称作一位论派教徒。如果确实如此，那他所信仰的也应该是接近正统新教教义的一种。他每天阅读三章《圣经》——布什阅读的《一载圣经》的进度大约也是每天三章——并且每晚就寝前都要背诵一篇孩童时从母亲那里学来的祷文：
现在我要躺下睡觉，
求主保守我的灵魂；
如果醒前我要死去，
求主取走我的灵魂。
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继任者是安德鲁·杰克逊——另一个每日勤奋阅读《圣经》的人——每天也要看三章到五章。杰克逊在晚年对基督教信仰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醒悟，他宣布饶恕自己所有的敌人。临终前，他用新教虔诚的语言说：“死亡对我绝不恐怖……同神圣的救主相比，我的种种痛苦算得了什么？一旦受到召唤，我将甘心离去。”
从19世纪初至亚伯拉罕·林肯的整个时期，所有总统都曾表示自己有某种形式的基督教信仰，尽管他们不都是教会的教友。有些总统比较虔诚，每天都要阅读《圣经》并祷告。而加尔文宗信徒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甚至虔诚到礼拜天不允许在白宫做任何工作的地步。
尽管忠实于他妻子所信奉的长老会教义，波尔克与许多美国总统一样，对在生活中牧养自己的神职人员也特别忠心。虽然他有长老会的背景，由于和约翰·B麦克费林牧师的友情和受其布道的影响，波尔克却更为认同循道会的教义。临终前一周，波尔克被正式接纳为循道会的教友。威廉·麦金利、乔治·W布什和他是美国总统中仅有的三位循道会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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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仰始终是个难解之谜。这位卓尔不群的美国英雄人物在其成年时不是任何教会的教友，对美国基督教不同传统的各种神学观点确实一直持有怀疑态度。他曾说：“从思想上讲，我不能毫无保留地赞成冗长而复杂的教义和教理。”然而，矛盾的是，林肯却沉醉于《圣经》（以及莎士比亚）的文字与故事之中，并牢记母亲南茜·汉克斯·林肯对他在基督教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诲。
林肯就任总统后之所以不让自己依附于任何教会，原因之一就是不想因自己属于某个宗派而有可能给一个已经在奴隶制问题上严重分裂的国家带来更大的分裂。不过，他还是像几位继任总统，包括乔治·W布什那样，在举行就职典礼的当天上午参加了拉法耶特广场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的崇拜。纽约大街长老会教堂举行每周祷告会时，林肯还喜欢趁机溜进长老会牧师菲尼亚斯·格利的书房。因为通向主堂的门开着，他可以听到人们在说些什么，同时又不致被人看到和引起可能出现的小题大做。
林肯总是站着祷告。有一次，这座长老会教堂的一位教友问他为什么站着。他答道：“我的将军们来白宫时，见到他们的总司令走进椭圆形办公室都要起立。那么，我向我的总司令起立致敬难道不合适吗？”
格利不仅是林肯的朋友和牧养人，他还是一位为人代祷的战士。林肯曾用比喻而非直白的方式说：“我曾多次被强烈的负罪感驱使而屈膝祷告。我的智慧似乎不够日常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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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遗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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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林肯在多方面的极度谦卑和从不张扬所持基督教信仰的意愿使其吸引了几乎所有文化和时代的人们。人们常常引述他在反驳那位真心希望上帝将站在联邦一边的牧师时所说的话。林肯答道：“我不关心这一点，因为我知道主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但是，令我始终焦虑并为之祷告的是，我和国家是否站在主的一边。”他的连任总统就职演说被永久刻在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中的一块石碑上，它不仅多处引用了《圣经》，而且还充分阐述了深刻的基督教人生观。在谈及几乎毁掉这个国家的奴隶制时，林肯提到了黑人和白人、主人和奴隶：
双方读的是同样的《圣经》并向同一位上帝祷告，每一方都求助上帝反对另一方。看来奇怪的是，人们竟敢祈求正义的上帝帮助他们自他人脸上的汗水拧得他们的面包。但我们别指责，免得被人指责。双方的祷告都不可能被应许。任何一方的祷告也从未被完全应许过。全能的上帝自有其旨意。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充满使人犯罪的事。这些事是免不了的，但那使人犯罪的有祸了！
林肯在连任总统就职演说中也谈及美国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天意（即上帝的旨意）的作用，在不到100年前威瑟斯庞首先对这一观点做过极其充分的阐述。林肯在演说中讲道：
如果我们设想，按上帝的旨意，美国的奴隶制度乃是在所不免的众罪之一，但他定意消除已持续了他所指定的时间的这个制度时，引发了这一场恐怖的南北战争，降灾于那些罪因其而来的人身上。我们该就此断定，上帝的这一旨意违背了我们作为永生上帝的信徒一直归因于他的神性吗？我们诚挚盼望，我们热切祈祷，希望这场天谴的战争迅速结束。然而，即使上帝定意让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直到250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直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战争中的流血所偿还，我们也应相信3000年前《圣经》所说的：“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最后，众所周知，他发出道义召唤,应以基本的人道原则对待几乎已被征服的敌人，即仍在战斗的南方邦联军队：
我们不以恶待任何人，而以仁爱与众相处，并应随着上帝向我们揭示正义而坚持正义，让我们全力以赴地完成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医治国家的创伤、照料承受战争灾难的人和孤儿遗孀，并尽全力在我们之间及与各国间实现和维持公义而持久的和平。
有些人认为，其实林肯根本不是一位基督教的信奉者，但林肯本人所言却有悖这一说法。对教义公式化深表厌恶的确使他远离当时的大多数教会——除了华盛顿的长老会教堂，因为他同该教堂的牧师是在一起祷告的密友。有一件事林肯确实违背了基督教的所有传统。那是在1863年，他邀请一位巫师进白宫行法术，目的是让他的妻子玛丽·托德·林肯能如她认为那般联系上一位过世的亲戚。林肯后来嘲讽说，在那间屋里听见的怪异嗓音听上去“很像我的内阁成员在胡言乱语”。
但是，同年7月葛底斯堡发生死亡士兵达6万人的大屠杀后，林肯在视察战场时看来获得一种深刻的体验：上帝通过残酷的南北战争向人们作启示。林肯1865年4月遭刺客枪杀前不久，他曾对来自伊利诺依州的一位牧师说：“离开斯普林菲尔德来华盛顿出席1861年的总统就职典礼时，我曾请求人们为我祷告。那时我不是基督徒。在安葬我的儿子（威利，幼年夭折）——我一生中最严酷的考验时——我还不是基督教徒。但是，当我来到葛底斯堡看见成千上万名士兵的坟墓时，在彼时彼地，我就把我的心献给了基督。现在我能说，我确实热爱这位救主。”
林肯在视察葛底斯堡战场与不到两年后去世之间的那个短暂时期内可能持有哪种特定的基督教神学认识其实并不重要。具有重要意义的当属他于1863年末签署的感恩节公告，从而使一个最初在早期清教徒中创造的庆典活动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久性节日。但是，为历代美国人和外国人所铭记和喜爱的《葛底斯堡演说》却在展现林肯认为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何为美国的意图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竟然也能记住《葛底斯堡演说》的原文全文，并乐于在美国人面前当场吟诵。这篇演说的结尾清楚地表明，林肯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美国继续“在上帝庇佑下”，顺从上帝的旨意和一如他可能会诠释的那样，这个国家是继续指引世界其他地区争取自由的灯塔。他说：
毋宁说，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献身于烈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未竟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献身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从这些光荣的烈士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为之彻底献身的事业；我们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烈士白白牺牲，要使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许多人注意到，林肯正好死于受难节那一天，就好像基督教的赎罪祭，他的死似乎是为欧洲和美国白人给美国黑人造成的苦难赎罪。在福特剧场，杀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正埋伏以待；歌剧开始后林肯才到，他正侧向妻子低语。有一种记载说，“他告诉她，战争已经结束，他现在想带她到东方去旅游。他们要游览巴勒斯坦，去参观客西马尼和卡瓦利，想走走耶路撒冷的街道”，接着一声枪响，林肯的生命被谋杀了。
林肯之后，白宫主人的信仰五花八门，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拉瑟福德·海斯是最早让他的基督徒生活成为公众焦点的美国总统（1877～1881年）。他常到首都华盛顿的方德里循道会教堂做礼拜（20世纪90年代在任期间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也如此）。海斯妻子所坐镇的白宫禁止吸烟、饮酒和打牌。某些爱打趣的人曾给她起了个“柠檬水露西”的绰号。
随后，另两位在任期间分别于1881年和1901年遭到暗杀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和威廉·麦金利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899年，麦金利说:“我相信基督的神性，并认为基督教是世界文明最强大的因素。”麦金利是个热忱的循道会信徒。中弹后看到刺客被拽走时，他说：“对他别太过分，小伙子们。”在临终前最后一次苏醒时，他说：“再见了，大家再见。这是上帝的旨意。愿他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得以成就。”
麦金利的副总统和继任者、真正的美国英雄人物西奥多·罗斯福一直被说成是一个“强身基督徒”。但由于他拒绝因信称义的教义，竭力推崇靠行为得胜的观点，当时或当今福音派的信徒就肯定不会认可这个阳刚男子。他说：“我相信雅各书中有关善行的福音——‘只是你们要行道，不是单单听道。’”罗斯福还是一个坚信应到教堂做礼拜的人。他在首都华盛顿时，去的是恩典归正会教堂。
罗斯福离任时，美国人或因一时对白宫的宗教态度感到厌倦，决定选择霍华德·塔夫脱，而不是直言不讳的基要主义基督教徒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担任总统。塔夫脱是个不折不扣的一位论派信徒。他说：“我相信上帝，但不相信基督的神性，而且在正统教义中还有我不赞同的其他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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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遗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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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塔夫脱的继任者、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的身上，钟摆却回到更具传统色彩的各种上帝庇佑下的美国全球性使命的观念。威尔逊也能做到言简意赅，尽管他可能不经常如此。这位认真的加尔文宗信徒说：“我相信天意，如果不信，我会发疯的。”他曾就此多次有力地表明他的这一信念：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富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是一个宗教意识不太强的人，但他仍然在1933年以祷告形式结束了他的就职演说：“在这次奉献国家的典礼上，我们谦卑地祈求上帝的祝福。愿他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愿他在未来的日子里带领我。”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煎熬中，罗斯福经常阅读《圣经》并必然多次求助于祈祷。
罗斯福的副总统和继任者哈里·杜鲁门是个率直的浸礼会信徒。他不赞成展示自己的宗教信仰，却在口袋里随身带着自己的祈祷文。它的开头是：“全能永恒的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帮我为人正义，帮我思考正义的事，帮我采取正义的行动，就因为是正义的。让我在诸事中真诚、诚实和正直。”设立全国祈祷日的国会联合决议案就是杜鲁门在1952年签署的。后来里根总统于1988年签署该提案使之成为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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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50年代，影响全美的保守新教在国会参众两院也都有所反映。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国会批准在国旗《效忠誓言》中加上短语“在上帝庇佑下的一个国家”，并在硬币上加印“我们信赖上帝”的字样。
人们常斥责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墨守成规、缺乏想像,由于当时对全球共产主义以及核战争的惧怕，许多人的生活变得狭隘而紧张。但是，这个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传统的新教宗派重视《圣经》权威或至少还能坚持正统的神学观点的最后阶段。
即使如此，美国出现变化的条件在1960年还是成熟了。这一年，美国人民将约翰·F肯尼迪而不是经验丰富但缺少激情的政坛风云人物理查德·M尼克松选为总统。肯尼迪给这个或许有些疲惫的国家带来的不仅是他的才华、清新、年轻和机敏，还有美国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首席行政长官的全新体验。
美国的新教领袖们在1960年大选前便大声疾呼他们的担忧，生怕肯尼迪当选后梵蒂冈将会主导这个国家的各项事务。他们的担忧显然没有充分的理由。肯尼迪可能是一名纯正的天主教徒，但在执政期间，他的信仰并没有把他的生活与世俗难以抵挡的种种诱惑相隔绝——其实是融合，也未让他以一种与基督教世界观相符的眼光看待邪恶的存在。
在某些方面，肯尼迪可能是首位拥有世俗和人本主义世界观的美国总统。他不相信邪恶的存在，并认为世上任何需要完成的使命都能通过博大的人类理想和献身的勇气来完成。
肯尼迪的豪言壮语受到了那代人的欢迎，因为他们相信人类是万物之首，天下事只要想到就能做到。彼得·克里福特写了一本有趣的书叫《天堂与地狱之间》（Between Heaven and Hell），书中有一段富于想像力的对话发生在肯尼迪和两位世界著名的文学家之间，这两位文学家正好死于肯尼迪遇刺那天。他们就是天才的英国基督徒作家CS刘易斯和英国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赫胥黎还尝试过致幻剂、印度教和新时代宇宙论。在克里福特的书中，肯尼迪显得很实际和现实，但他对属灵的事情缺乏洞察力。
直到肯尼迪于1963年11月遇刺之时，美国一直奋力与一大堆复杂而矛盾的观念相妥协。回顾以往，20世纪60年代初最杰出的事业当属小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为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道德运动。那场运动拨动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弦，他们乐于在1964年把一位保证将继续落实约翰·F肯尼迪所赞同的那些权利的政坛领袖林登·贝恩斯·约翰逊选为总统。
但是，民权抗议活动却转化为黑人权力游行，反战进军也转化为谋求颠覆美国生活核心制度的更具虚无色彩甚至更为阴险的号召。性革命、尝试毒品与新纪元世界观的体验都破坏了美国文化的结构，或许令以往任何时代的全国大动荡都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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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又一次一位明确反对这种状况的领导人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时，或许本有机会重新思考美国历史上的每一代人都曾面对的美国与天意的一些概念。然而，虽然同布道家葛培理友情甚笃，但尼克松却是一个矛盾和复杂的人。他虽然有基督教贵格会的背景，但在任职期间，无论是在首都华盛顿，还是在国内的其他地方，他都没有参加过公谊会，亦称贵格会的崇拜活动。
即便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尼克松依然因水门丑闻而名誉扫地。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的基督教领袖们未能就总统诚信危机发表有分量的意见，从而使人们提出了基督教新教教会作为美国公共生活见证作用等令人惶惑的问题。如果尼克松的基督教福音派友人都不能阻止他为所欲为，那么他们的友情究竟又有何意义？
到20世纪70年代末，耶稣运动已深深地渗透到美国文化之中。这场运动使一位公开而不辩解地宣称自己“重生”的南方浸礼会民主党人——无疑是在福音派基督徒的帮助下——上台掌权。这使华盛顿的老牌记者们急匆匆地打电话给居住在美国内地的远房亲戚们，以搞清楚“重生”一词的含义。吉米·卡特的信仰无疑是纯正的。他在首都华盛顿时为一座浸礼会教堂的主日学校宣讲教义，在官方的招待会上滴酒不沾，因此特工处给他的代号是“执事”。1987年，卡特回顾自己的总统生涯时对一位采访者说：当时这个国家正在找个公开承诺秉承真理，诚实正直和恪守有关和平、人权，减轻苦难的道德价值观的人。我提出了这些在我自己的性格与行为方式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卡特在1976年当选总统时，对国民心态所作的评估无疑是正确的。水门丑闻后，美国人乐于将一个竭力公开遵守道德和真理标准的人选进白宫。
但到1980年时，不论是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时过境迁。卡特似乎无法有效应对当时的危机，如1978年伊朗扣押美国人质事件和象征冷战遏制政策明显失败的1979年苏联好像为扩大影响而入侵阿富汗。卡特看上去备受道德问题的困扰。他表示，1979年美国的石油危机“从道德意义上看就等于是一场战争”。
在1980年这个选举年中，美国人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一位乐观地相信美国拥有美好的前途同时又的确是基督教徒的人选，即罗纳德·里根。“我始终坚信凡事都有某种天意的安排，”里根说，“除了相信这是上帝为我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我解释不清楚我是怎么当选或我为什么会置身此职。”
尽管里根在任职期间不去教堂做礼拜，并因此遭到福音派支持者的批评，但他不知怎的却使许多美国人重拾了天意仍在左右美国命运的信念。然而，他极为认同福音派新教的教义，并像有关对其生平的最新研究所逐渐明确表明的那样，他的属灵信念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激励他谴责共产主义的压制本性。
1981年遭遇刺杀事件后，里根当时的反应最生动地说明了他的信仰情结。里根的枪伤逐渐得到恢复时，他最亲密的神职朋友、前橄榄球运动员唐·穆默牧师曾问他是否摆正了与上帝的关系。里根给予肯定回答后，穆默问他是如何知道的。里根答道：“我有一位救主。”对福音派基督徒而言，这是尽善尽美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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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遗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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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相信，美国在世界上拥有一个连续不断和至关重要的使命，而白宫的主人只是这场上帝导演的戏剧中的小角色。这一联想无疑与他在好莱坞的演艺生涯相吻合。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已经使用自从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温思罗普于1640年首次使用之后在美国历史上回荡至今的修辞——“山巅之城”。里根在1974年的一次讲演中直接引用了温思罗普的话：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像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所承担的这项使命中虚伪地对待我们的上帝，并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现在这样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世人谈论的趣闻和笑柄。
乔治·HW布什于1988年接替里根时，并没有对里根的见解作出明确表述。确实有些人认为，导致老布什1992年大选失利的原因是由于他未能就美国人民的未来制定任何“高瞻远瞩的宏伟目标”。这“目标问题”竟成了——当然是不公平地——人们对老布什全然不愿以大胆和振奋人心的言论表明心迹的嘲讽。
老布什对祈祷和教会的坚定支持的必要性无疑是很清楚的。1991年元月准备发动海湾战争时，也就是在战争打响和正式宣布解放伊拉克的敌对行动启动前，老布什曾邀请葛培理牧师到白宫祈祷。葛培理在老布什任职期间曾多次来白宫小住，他一直与布什家族保持多年前就已建立的私人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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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比尔·克林顿能走马上任当上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凭借“希望”一词的隐喻。他原籍阿肯色州希望市，在竞选活动中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这一主题：来自希望之城的人将给美国带来希望。克林顿是南方浸礼会的教友，但他仍然到首都华盛顿的方德里循道会教堂做礼拜；这个新教教会比华盛顿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大多数南方浸礼会持更开明的政治见解。
虽然克林顿熟知《圣经》和基督教神学，并善于从基督教的视角分辨出许多道德立场的细微差别，但荒谬的是，他居然在第二任期内同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发生了偷情的丑闻。他可以自如地运用基督教福音派的言辞，尤其在非洲裔美国人的教会中似乎宾至如归。虽然身为民主党人并显然在某些问题上持开明态度，但为获得保守福音派的支持，他做出了重大努力。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国福音派教会联合会副会长里奇·奇齐克说，在克林顿两任期间内，他至少有8张与克林顿总统会晤的照片，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同乔治·W布什见过一次面。
对此有若干可能的解释。小布什的确同著名的福音派领袖会晤过数次，例如监狱团契的查尔斯·科尔森、爱家协会的詹姆斯·多布森和CBN“700俱乐部”的帕特·罗伯逊。但他在“培养”潜在的支持者方面，不像克林顿那样积极主动。这可能是因为这类支持者不大可能不投他的票，所以就不值得花费精力始终如一地向他们伸出公关之手了。
但是，对于小布什小心不被人过于经常地看到自己同保守的福音派人士在一起这一点，可能还有更为微妙的其他解释。首先，让别人无端认为自己受基督教保守人士的掌控并不符合他的利益。其次，小布什其实属于一个新教的主流宗派。他原本可以在任何时候轻易地加入一个独立的福音派教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可能发觉，自己更喜欢对基督教的信仰作灵活和通俗的诠释，而不是刻板的讲解。
一位密切关注小布什宗教信仰的观察人士对此有一个简单得多的解释。他在提到已故英国作家CS刘易斯有关“返璞归真的基督教”［刘易斯所著《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一书及其多种文字的译本已售出数百万册］的概念时曾说：“我认为他是白宫的第一位‘返璞归真的基督徒’。我认为他相信的是基督教的实质，而对那些非实质性的内容不感兴趣。”这位观察人士的观点是：与以往历届信仰认真的总统不同，小布什对效忠宗派并无真正的兴趣。这一点可从他去的教堂看出来：在首都华盛顿时，他去拉法耶特广场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休假期间去戴维营的小教堂（那里的牧师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分属不同教派的牧师轮流担任）；在旅途中，他可以去路过的任何教堂，但保安措施的干扰太多。
小布什还有一些甚至分属不同宗派的神职人员朋友，他通过电话和邀请他们到白宫、戴维营或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农场做客以保持联系。
那些在“9·11”事件发生前后对他作过密切观察的人士说，他比以前更镇定、更稳重，或许不像以前那样爱开玩笑。白宫顾问、布什的助手凯伦·休斯回忆道：自始至终他都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坚强和无畏。他非常稳重，非常坚毅。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每天我们都被告知有可能发生另一场袭击，或许目标就是白宫。他知道生命就是“一项暂时的任务”。“9·11”之后，他更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直很自律，现在更是如此。他非常非常坚定。
但是，对于这种坚定的态度和小布什频繁使用“邪恶”和“邪恶者”这两个词语，尽管许多美国人听到后觉得很舒服，却令其他人感到困惑。《今日自由思想》（Freethought Today）是总部设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摆脱宗教基金会”的刊物，该刊编辑安妮·劳里·盖洛说：“他负有一项宗教使命。而且你不能把宗教同他的尚武精神相分离。他坚信有正义的战争。”实际上，尽管小布什确实把“邪恶”一词用在他认为对本国人民极尽镇压之能事以及支持恐怖主义并威胁美国的一些政权上，但他从未使用“正义的战争”这一词语来描述美国针对任何敌手的军事行动。
或许奇怪的是，小布什的信仰却遭到了某些本来可能被认为支持他的机构的批评。首都华盛顿的天主教信息办公室主任约翰·麦克洛斯基神父把这位总统描绘为“一个全然不成熟的基督教徒”，其信仰“肤浅”。麦克洛斯基的理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应该读过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或者应该了解卡尔西顿会议和基督教历史上其他重大事件的意义。但是，另一位罗马天主教徒、《危机》杂志的编辑迪尔·赫德森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至今，所有被我带去会见总统的人都被他征服了。征服人们的是他对信仰的态度单纯，没有浮夸的言论。乔治·W布什的信仰态度可以说处于基督教主流宗派和保守福音派之间。”
深受大家喜爱的基督徒歌手迈克尔·W史密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总统的信仰是支撑他的基础，是他在危急时刻的稳定力量。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镇定、自信和专注的个性都不改变。他将坚持不懈和能保持乐观归功于他与上帝的关系。他将自由视为上帝赐予每个人的权利，并将美国看作是将这一自由带给被压迫人民的世界领袖。鼓励他的是他愿意人们认为他是那种激励他们尽全力的人，我喜欢这一点。他认为，即使你在公司逐步被提升为董事长，但如果这不能给你带来安宁，那也就没那么重要。让我高兴的是，我们有很多共识。我们可以坐上几个小时，谈论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乔治·W布什真的能够坐下来，花上一些时间，同一位与治国方略毫无关系的音乐家轻松交谈的话，那么，这也可以证实那位观察人士关于乔治·W布什可能是入主白宫的第一位“返璞归真的基督徒”的判断是不错的。这肯定会打消许多愿意让他们的总统和他们有点相像的美国普通基督徒的疑虑。但是，美国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罢，当然都不想让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完全像他们”。他们希望他与众不同，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和平与繁荣和朝着不仅造福于美国人民并使整个世界受益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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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遗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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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乔治·W布什任职总统时的成效，这里并不是适合作出全面评价的地方。毕竟我们一直关注的是他的信仰，并试图在一种特定的背景下讨论，这种特定的背景不但包含了布什本人的个性发展，而且还含有两个多世纪以来在美国的领袖中有关信仰的先例。
当然，一些在信仰上与布什看法相近的人对布什本人和他任职美国总统期间的行为已经十分赞赏。福音传道人詹姆斯·罗比森就说：“我认为这个人注定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这一点我确信无疑。我认为，他将立场坚定地把我们带入正确的方向，把国家建立在正确的原则上。”
乔治·W布什是不是一位伟大的总统，这个问题将有待历史来回答。当问到他是怎样一名好基督徒，他的行为有多么正直时，那么最终的审判官当然是上帝了。然而，抛开乔治·W布什的人品和缺点不谈，从某种显著的程度上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个人信仰，即基督教信仰或甚至说他的循道宗信仰，当作引导这个国家的北极星了。总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令人瞩目的信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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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连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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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和信仰是支撑我的力量。我在任职总统的暴风雨中获得了宁静。
——乔治·W布什无疑，乔治·W布什第一任期的决定性时刻就是纽约和华盛顿遭到的“9·11”恐怖袭击，而他的总统任期肯定会因为美国对这一袭击的回应——先攻打阿富汗，后攻打伊拉克——而被历史所记忆。批评家和反战活跃分子普遍将这位总统开战的决定归咎于他的宗教信仰，而实际上布什从来没有使用过任何一种神学论据为他攻打伊拉克作辩护，他也没有在讨论这一决定时提到他的个人宗教信仰。布什曾短暂——不明智地——在2001年使用了圣战(crusade)这个词来形容美国的反恐战争，但很快就停用了这个具有某种暗示的词，因为它会使人联想起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国王们对中东穆斯林发动的战争。尽管如此，很明显的是，在2003年3月20日决定向伊拉克派兵前的那些时日里,他的信仰给了他主要力量。自那时以来，这一信仰在他的演讲中、记者招待会上和政策决定中便十分显而易见，以至于使自由主义者和拥护政教分离的人们忧虑不安，但这却得到了基督教保守派人士的认可。无论人们的政治观点如何，有一点可能没有什么争议，那就是对于在1999年衣阿华竞选总统的辩论会上将“耶稣基督”称为自己最喜爱的哲学家而震惊全国的布什来说，他始终在他的连任期内毫不后悔地——批评家们会说是傲慢地甚至是不辩解地——活出了他的信仰。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在其著作《攻击计划》(Plan of Attack)中极其详细地描述了做出下令攻打伊拉克决定的过程。他在一次CBS新闻节目的采访中说，他曾问过总统是否曾经征求过他父亲乔治·HW布什的意见，因为老布什在1991年作为总统发动了对伊拉克的第一次战争。据伍德沃德说，布什的回答是“没有”。伍德沃德接着说：“然后他为此作了辩解。接着他说的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是这么说他父亲的：‘他不是一位适合向其求得指点的父亲。他不是一位适合到他那里向其求得力量的父亲。’接着他又说：‘我呼求的是一位在更高之处的父亲。’”
在伍德沃德的这本书中，他引用了布什形容自己在2003年3月19日上午的思想过程，当时布什总统向汤米·弗兰克斯将军下达了执行打击伊拉克计划的实施令。
我情绪波动。我边转着圈走，边祷告。我祷告我们的部队能安全，祈求全能的主保护他们，让生命的损失降至最小……进入这一时期，我祈祷上帝赐我力量去行他的旨意……我当然不会以上帝的名义为战争辩护。得明白这一点。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我祷告我在尽可能地做一名行使上帝旨意的最好使者。当然，我也祈求上帝赐我力量并赦免我。
尽管布什未曾为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和攻打伊拉克的行为作过任何神学上的辩护，但他却为他的政府在全世界为人类追求自由周密地制定了神学上的辩解，而且在他整个第一任期内以各种形式多次重申了这一点。在亚利桑那州坦普市举行的2004年总统竞选活动的第三次辩论会上，他解释说：我相信上帝愿意每个人都有自由。这就是我相信的。而且这是我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阿富汗，我相信那里的自由是来自全能主的恩赐。我无法问你们形容我看着自由在行进时会感到多大的激励。因此我做决定所依据的原则是我的组成部分之一。宗教就是我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2004年的竞选过程中，布什还详尽阐述了他对自由来源的思考。2004年10月，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自由正在这个世界上行进。我相信中东地区的每个人都渴望生活在自由之中。我相信中东的妇女想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我相信做母亲和父亲的想在一个自由和平的世界里养育他们的孩子。这些我都相信，因为自由不是美国对世界的恩赐，自由是全能的上帝给世上每一个男女的恩赐。
2004年春天，当总统竞选活动仍处于早期阶段时，布什政府因几张公开的照片而遭到严重打击，这几张照片显示了美国的男女军人们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对虐囚行为的谴责是全球性的，布什总统在阿拉伯地区电视节目中对这些犯人及其家属所蒙受的羞辱表示道歉。然而，阿布格莱布丑闻也暗暗地使人们对布什总统提出的以下观念产生了疑问：美国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国家，贯穿美国的历史，它时常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在世界事务中履行上帝旨意的国家。
2004年5月6日，时值第53个年度祈祷日，也是阿布格莱布丑闻达到最高潮的那一周，布什在对福音派基督徒的演讲中涉及以下问题，即上帝是否在历史上站在某个特定的国家的一边。
美国人不会擅自将上帝的意愿等同与我们自己的任何意愿。上帝的旨意高于任何人或任何由人组建的国家。上帝行使他的旨意。他在每个文化和每个部落中找出他的儿女。人类的每项事业都将终结，而他的国度却没有尽头。我们的本分、我们的呼召就是在我们所能知道的上帝计划的前提下将我们的心灵和行为与他的计划相一致。一颗谦卑的心不是一颗冷漠的心。面对不公正、残忍和罪恶的现象，我们不能无动于衷。虽然上帝不会站在任何国家的一边，但我们知道他站在公义的一边。而这就是美国的最深沉的力量,从我们建国那一刻起，我们已经选择了公义作为我们的目标。
作为一个国家，当我们忽略这个目标，我们最大的失败就出现了：奴隶制、种族隔离和每一个否定生命价值和尊严的错误行为。当我们为自己的公民、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忠实地履行公义的事业时，我们最美好的时刻就来临了。
对于阿布格莱布事件来说，这不算是一种“神学上的”道歉，但它至少为以下问题提供了部分的解释：一个把根基建立在基督教原则上并拥有如此众多基督教信徒的国家怎能让如此丑恶可耻的事件发生呢？
随着2004年总统竞选活动的推进，美国的宗教界保守派人士开始确信，布什比前几届的白宫总统更加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位总统签署了一项国会议案，宣布所谓的“半生产堕胎”(partial birth abortion)为不合法，他还赞成一项宪法修正案，这项修正案将婚姻定义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2004年，布什说他将否决任何企图放宽对干细胞用于科学研究限制的国会议案。事实上，多数观察家都同意，布什在2004年大选中赢得了普选的多数票就是因为他得到了美国宗教界保守派人士的热情支持。
冗长乏味的竞选活动给布什阐明他对于信仰的想法提供了许多机会，他也确实这么做了。2004年10月于坦普市举行的第三次总统竞选辩论会上，布什曾说起阿富汗的自由，其间有关信仰的话题出现了好几次。布什被直截了当地问到他的信仰在他做政策决定时起了什么作用，辩论会的主持人还特别提及布什在过去被问到有关发动战争的决定时曾说自己请教过一位更高的权威。对此，布什解释说：
我的信仰在我的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我在回答那个问题时，我对那个人说的意思其实是，我经常祷告。而且我确实是这么做的。我的信仰是非常——它是非常个人化的。我为祈求力量而祷告。我为祈求智慧而祷告。我为我们处在危难中的士兵祷告。我为我的家庭祷告。我为我年幼的女儿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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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连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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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点我铭记在心，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可以随己意去敬拜或不去敬拜。无论你选择敬拜一位全能者还是不这么选择，你同样都是美国人。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犹太教徒或穆斯林，你同样也都是美国人。美国伟大的地方就是让你有权利以你视为合适的方式去敬拜。祷告和信仰是支撑我的力量。我在任职总统的暴风雨中获得了宁静。我喜爱全国各地的人民为我和我的家庭祷告的做法。有个人一次问我：“嘿，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就是感觉到了。”
信仰是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从来没有想把我的宗教强加于别人。但当我做决定时，我依据的是原则。而这原则出自于我的本质。我相信我们应该像爱自己一样地爱我们的邻居。这一点通过基于信仰的倡议在公共政策中得到了展现，我们派出了同情的队伍来帮助治愈受伤害的人们。
2004年6月，布什在“信仰与社区倡议全国大会”上对白宫的听众说：
我完全明白保持政教分离的重要性。我不想让政府成为教会，同时也不想让教会成为政府。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共识。
但我的确相信，对于群体而言，我们应该允许他们有机会获得社会福利津贴，只要他们没有仅仅因为某些人有不同信仰就要求他们改变宗教信仰或将他们排除在外。就是说，我们既能实现政教分离，同时也能实现我们的社会目标：让美国成为一个充满希望和爱的地方。如果你无法实践你的信仰，这就很难成为一种以信仰为基础的计划。这里向你传递的信息是，我们正在改变美国的文化。
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布什曾对基督教期刊的8名作家和编辑谈了同样的题目。布什在白宫和他们会面，他说：这里的文化需要改变。我这么称呼它——让人们能明白我所谈的——是要将文化从那种所谓“如果感觉好就干，如果你有了问题就怪别人”的文化改变成我们每个人都懂得我们对自己生活中所作的决定负有责任的文化。我把它称为负责任的时代。我做得克萨斯州州长时，我这么说过。其实自打我从政以来我一直这么说。这也是我当初从政的理由之一。政府不可能单独改变文化。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明白这一点。但我可以成为文化变革的声援者。
改变文化——这当然就是布什在1994年首次决定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前告诉卡尔·罗夫他参选的主要理由。然而，人们如何看出“文化的改变”呢？对此，也许可以从下面的事实来判断：美国宗教保守派人士中的绝大多数在2004年11月投了布什的票，另外，在投票出口处对选民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道德问题”是人们头脑中最优先考虑的问题，而这两方面的现象表明：为数众多的美国人支持这一改变文化的事业，尽管没有办法真正证明它是成功的。
事实上，主流媒体已经做出判断，认为布什很可能是美国空前绝后的最富宗教色彩的总统。2003年3月10日的《新闻周刊》宣称：“这位总统——这任总统——是当代最坚定的‘以信仰为基础’的总统，建立、支撑和引导这一事业的是他对上帝在世间和灵界的大能的信任。”(即使如此，许多应该是世俗的记者细微地调整了他们对布什信仰的性质所作的判断。)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劳丽·古德斯塔恩敏锐观察到的那样，布什并“不像他的一些对手描绘的那样是一个竭力鼓吹《圣经》的基要主义者”。其实很显然，他比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支持他的福音派信徒更愿意接受普世基督教的思想。在华盛顿，他经常去位于拉法耶特广场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做礼拜，从白宫开车到那里只需一分钟。虽然自1977年和劳拉结婚后布什就一直是联合循道会的正式成员,但在任职期间在选择去哪个教堂方面他却是最不拘一格的美国总统之一。圣约翰教堂的牧师受华盛顿圣公会教区的管辖，这是一个自由化的教区，它公开接受同性恋的婚姻。它投票支持对新罕布什尔州尤津·罗宾逊主教的任命，罗宾逊是一名同性恋者。圣公会教区的大概是许多、也可能是所有的牧师以及众多的信徒都与布什总统在此问题上的个人信念相左，他们不同意布什所认为的有必要通过投票宪法法案来定义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
在布什和其他宗教群体的信徒的关系方面，他曾和犹太教徒及锡克教徒在一起祷告，这一点远远超出了美国福音派信徒正常能接受的限度。美国的锡克教群体深受这种姿态的鼓舞，当时是2001年，正值他们应邀访问白宫，而此前不久一名锡克教徒被枪击致死，因为那名枪手误认为他是恐怖分子奥萨马·本·拉登的追随者。
布什一直公开表示对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敬佩，尽管教皇反对攻打伊拉克。在战争开始前，这位教皇甚至还向白宫遣派密使以试图阻止这场战争。当教皇于2005年4月去世时，布什总统同两名前总统——他的父亲老布什和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一道参加了在罗马的葬礼。（卡特总统也被邀请但却拒绝前往，因为布什要求前总统们的夫人不能随行。）一名接近总统而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士评论说：“我认为当总统在2002年第一次会见这位‘圣父’时，他很受感动。”这位白宫的近距离观察家又说：“我认为如果你问总统谁是过去五百年中伟大的人物，他会说是（已故的）教皇。他在罗马时几乎说不出话来。这不仅是因为总统面对的是人性的伟大，而且是面见一名伟大的基督徒。他（布什）有着极其大公(catholicity)的灵魂。”
乘坐空军一号从教皇的葬礼飞回时，布什总统就这次罗马之行对随行的记者团显得出乎意料的坦率。他说，这是他“总统任职期间的亮点之一”。他反思地说起葬礼仪式、人群的规模，以及约翰·保罗二世对每一个他接触过的人的影响。接着他开始不寻常地谈起他个人：
我认为，随着信心愈加成熟，在信仰历程中会不断遇到疑问。而且你会不断遇到问题。我的信心是坚定的。《圣经》说过，你得随时与上帝的话语相连从而在历程中帮助你。上帝行事的方式是奥妙的，而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如果我们的眼睛是睁开的，心灵是敞开的，我们就会被赋予能力看出上帝在做工。而今天，你可以分析和查看——这被抬起的灵柩，有阳光照在上面——你用什么方式去看都行。我却觉得，这是为一个特殊的人举行特殊仪式的一个特殊时刻。它帮助增强了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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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连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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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布什还在其他一些时候谈到了他的信仰对他任职总统的影响，这并非说在制定政策方面的影响有多大，而是在他行使极其繁重公职时的个人行为方面。2004年5月，在接受宗教期刊编辑的那一次采访时,他谈到了人们告诉他他们在为他祷告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提起与大众的见面活动，就是会见站在安全绳后面热切等候的普通美国人的时候，他说道：当我握着那些手的时候，我敢说每两个或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对我说：“总统先生，我们全家都为你祷告。”你知道，他们说的不是“祝你好运，我希望你去彻底击败你的对手或去做别的”，而是“我们全家都为你祷告”。而我承认，我在安全绳处会见时不会花很长时间。我只能告诉你我所听到的。而这对我的总统工作起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支持作用。
布什告诉同一群编辑，他一直喜爱奥斯瓦德·钱伯斯的著作——他的灵修书《竭诚为主》是一本基督教的经典作品；他还告诉他们，他阅读了一本由前参议院牧师劳埃德·奥吉尔维写的灵修书，以及他的祷告习惯。布什说：“人们问：‘你什么时候祷告？’我随时随刻都在祷告。随时随刻。你不需要在教堂里祷告，我认为不需要。无论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我的意思是，你就祷告。这就是我。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拉选票。我只是和你们分享我的经历。”
总统还告诉宗教杂志的编辑们，他最喜爱的美国总统是亚伯拉罕·林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一种伟大的异象，就是希望”。
这是个有预见性的观察。随着总统竞选活动中言谈的升温，布什在国内外的政治对手对他的讽刺挖苦也在升温。其实，这种达到白热化的诬蔑诽谤也是攻击布什本人的。由于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处于困难且持久的状态，所以也许在预料之中的是，带领这个国家卷入战争的总统会成为这种强烈抵制行为的目标。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布什总统反对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论据最初主要基于相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除非对其先采取军事行动排除危机，否则萨达姆很可能会使用这些武器。反战的批评家们充分利用美国缺乏指控伊拉克拥有这种武器的证据来反对布什。不过到了2004年大选时，布什所谈伊拉克的主题已经是如何在那里扩展民主制度的问题了。布什于2005年1月底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呼吁在全世界行民主，当时他所想的可能就是接下来不久要举行的伊拉克大选。在国会山的就职典礼上，他告诉美国民众：
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和平的最大希望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自由。如今，美国最切身的利益和我们最深沉的信念已经结合在一起。自建国之日起，我们就宣告了，世上的每一个男女都拥有权利，都拥有尊严和无比的价值，因为他们都具有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形象。
此外，布什还在演说中强调，选择民主还是专制，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决定。
我们将在每个统治者和每个国家面前坚持不懈地阐明这一选择：在压制和自由之间做出的乃是道德选择，压制总是错误的，而自由则是永远正确的。美国不会谎称：被囚禁的持不同政见者就喜爱他们的枷锁，妇女就愿意被羞辱和奴役，或者，任何人都渴望生活在恶势力的肆虐中。不过，布什接着说道，这种道德的决定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它完全出于基督教的理由。他说，公众的利益依赖的是“正直、对别人的宽容和我们自己生命中良心的支配”。所有这些素质，他说，都可以从人的品格本质中找到。接着，在一段开创先例的文字中，布什创造了历史，他成了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伊斯兰教的圣书《古兰经》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他说：“品格的殿堂是建立在家庭中的，是由有准则的社会支撑的，它在我们国民的生活中是由西奈山的真理、‘登山宝训’、《古兰经》的话语和我们人民的各种信仰维持的。”
这样，以一种似乎矛盾的方式，美国当代历史上最著名的福音派基督徒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成了最积极的普世教会主义的总统。其实这并不矛盾。前面提到的那位白宫观察家所说的布什灵魂的“大公”不仅是“罗马天主教”的意思，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公”，是对众多不同宗教传统的一种不存先入之见的态度。总统对这些宗教编辑又说：
作为总统，我的任务就是确保人们明白，在这个国家你可以选择任何方式来敬拜。而且我还要将此向前推进一步。即使你不相信上帝，你也可以是一名爱国者。你可以为你的国家增光，并像你的邻居一样爱国。
通过愿意和锡克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新教信徒和天主教徒一起祷告，通过在不同场合表达始终拥护各种信仰的人们，布什已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在新教教会中，他似乎对热心的福音派信徒和自由的礼拜仪式信徒也能同样自如地相处。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布什不但对自己非常坚定的信仰很自在，而且还很自然地谈论它。
我认为一个人的信仰可以帮助他在噪音、压力、声音——所有在华盛顿发生的现象——中保持观察问题的视角。一个人的信仰可以帮助你保持远见。其实是帮助让你的远见清晰——使它成为真正的远见……我在祷告中祈求的事情之一就是求上帝的光尽可能地照透我，无论（我这个）窗玻璃多么不透明。
我有时处在一个欺骗和困惑的世界里，处在一个政治上暗箭伤人的世界里，所以我非常注意在此过程中恰当地利用信仰。你不能伪装你的信仰，你也不能利用你的信仰肤浅地试图获取选票，否则的话你将受到最终的谴责。因此，让信仰在某个人的身上起作用的最好方式就是，像我说的那样，让那光照透而不是试图防御或改变或把我的工作与传道人的工作相混淆。
将隐喻和句法可能甚至还有各种概念以相当杂乱的方式混合在一起——这就是布什的表达特征。尽管如此，这里有一点却是清楚的：乔治·W布什守住了他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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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信仰能够改变生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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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W布什的证道
乔治·W布什演讲于第二浸信会教堂，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999年3月7日。
我们都被信仰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信仰能够帮助改变一个急需改变的文化。
——乔治·W布什
我今天站在这里，备感荣幸，但我必须坦白，回到60年代初，我想大概是在1961或者1962年——我做梦都想不到我会站在这里。
我初次见到第二浸礼会教堂是在我母亲说了下面这段话之后：“儿子，我不想让你开车走伍德威街；快来飓风了。”那是卡洛斯飓风。当然，我还是上了车，上了伍德威街。然后我就看到这座教堂的屋顶被风刮跑了。我那时做梦都想不到我会来到教堂里面，而且我向你们保证，我做梦都想不到我会作为你们的州长来到这里。
成为得克萨斯州的州长是很大的荣幸，我要感谢你们欢迎我来到这个极其重要的教堂。
我忘不了有一次，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去教堂，当时教堂周围插着旗子。那个年轻人问他母亲：“母亲，那些旗子是干吗的？”她说：“哦，那是为了纪念所有在服军役时牺牲的年轻人。”他说：“哦，是在哪一场——是9点的崇拜还是11点的？”
面对在座的全体浸礼会教友，我作为一名循道会的信徒也深感荣幸。看了受洗仪式后我认识到，在我们教派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比如，我们是点水礼；你们是浸礼。就像那次浸礼会的传道人起身说：“我要每个，每个想让自己的灵魂洗得像雪一样白的人，站起来。”大家一跃而起，但有一个人除外。
他（传道人）说：“你为什么没有站起来？”
他说：“哦，我的灵魂已经在循道会教堂洗过了。”
他（传道人）说：“不，不，你的灵魂在循道会教堂没有洗过。你的灵魂被干洗了。”
但和我们的共同之处相比，我们之间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而那正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谈论的事。
你和我之所以在这儿，就是因为我们都相信信仰能改变生命。我们知道信仰可以改变得克萨斯州，我们也知道信仰可以帮助改变我们的文化。信仰是生活的框架，它给予影响我们所作所为的灵与心。每一天它都给予我们希望。信仰给予我们意志去纠正错误，去保护我们的家庭，去将价值观教给我们的孩子。信仰给予我们良心，使我们诚实，即使身边没有人看着。
而且,信仰能改变生命。我自己就有亲身体会，因为信仰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在教会里长大，但我并没有一直行在上帝的路上。在生命行进中的某一刻我曾感到空虚。所以，是巧合，也许不是巧合，我和伟大的葛培理度过了一个周末，而通过和他的交谈以及受到他的启发，我作了自我反省并重新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
通过基督，我和上帝的关系给了我生命的意义和方向。我的信仰使得我的个人生活还有政治生活有了极大的不同。我每天都在作决定。有的容易，有的不那么容易。跟你们一样，我也有忧虑。我担心我的家庭。我担心由于政治而把她们置于一个毫无隐私的境地。
我祷告。我祈求上帝的引导。我祈求上帝赐我耐心。我17岁的双胞胎女儿认为我确实需要祈求耐心。我还祈求和平。我坚定地相信代人祈祷的力量，而且我知道，没有这种力量我就干不了我的工作。
我有疑惑的时刻，有自豪的时刻，也有希望的时刻。而我的信仰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因为我有一种宁静的感觉，知道《圣经》的告诫,“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乃是生命的引导。在这个忙乱的世界里，相信上帝的计划超越所有人的计划的信念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安慰。
我相信宗教和政治的分离。宗教不是政治，而政治当然也不是宗教。一旦教会进入了政治领域，它就要冒失去自己使命的风险，这使命就是，传授上帝的话语。政治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世界，是一个民意调查的世界。而教会是建立在上帝话语的绝对原则上的，不是建立在人的话语上的。
但我想明确一点：我们将欢迎，我们应该欢迎有信仰的人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基督教信徒进入这一舞台是绝对需要的。正像你们的信仰帮助你们决定如何生活，你们对政治的参与也会帮助决定我们的民主运转得有多好。民主运转得有多好完全取决于那些愿意参与的人们的素质。
有幸的是，我们伟大的州，得克萨斯州，因为有众多有信仰的人而得蒙祝福,他们愿意参与，愿意让人们听见他们的声音，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帮助有需要的邻居。是这样的，由于有信仰的人参与了我们的社会，信仰就在改变得克萨斯州。我们认识到，政府的计划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是这样的，政府能提供资金，但它不能把希望放入我们的心中、将目的性注入我们的生活。它不能填充我们每天从中汲取力量的属灵之井。唯有信仰才能做到。
因此，作为本州的州长，我的使命之一就是运用法律和政策释放出得克萨斯州人的同情心，这些法律和政策对教堂、犹太教会堂、清真寺和信奉各种信仰的人说：“我们要你们以希望别人如何爱你们自己的方式去爱你们的邻居。我们需要你们的参与。”
我们正看到我们的信仰在得克萨斯州的见证。有一队队小规模的同情之军在转变得克萨斯州——一次一个心灵、一个灵魂、一颗良心。在这支同情之军中我们有一些伟大的训练军士，其中之一就是刚介绍过我的爱德·杨。还有柯比乔恩·考德威尔、托尼·埃文斯，还有我的一个朋友蒂丽·伯根，我叫她阿林顿的特雷莎嬷嬷。不是我这么叫她的，是阿林顿人这么叫的。
我们基于信仰的法律——顺便说,这是被共和党和民主党所共同拥护的——就是消除政府的障碍以便有信仰的人响应呼吁。无论是以家庭模式帮助回归社会，还是帮助单身的青少年母亲，还是以基于信仰的计划帮助吸毒者康复治疗，总之，凡是基于信仰的倡议，得克萨斯州都走在我们国家的前列。
在确定信仰能否改变生命方面，政府所做的最大胆的试验也许当属将整个一所监狱交给查尔斯·洽克·科尔森“心灵改变事工”这件事。这个试验就在不远的得克萨斯州的福特本德县进行。得克萨斯州正在改变做法,而不再一味地延续惯用的、效果不佳的监狱改造计划。我们在求助于《圣经》，尝试含义深刻的东西。我们说：“我们为何不最先改变我们的心灵，然后再改变生活。”
有许多志愿者在监狱里帮忙。而关键的考验之一却是，在监狱外是否有志愿者欢迎这些犯人。我们有基督教的良师益友愿意给予帮助，他们中有许多人就来自本教堂。所以我今天早上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从我们共同的心底表示对你们的感谢，其中有琳达·莉金、老厄尔·尼科尔斯和鲍伯·贝尔，他们做了所有的良师益友的协调工作。感谢你们所做的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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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信仰能够改变生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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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事也许你们不会惊讶，作为这一试验的成果，该监狱的监狱文化已经改变了。生活变得更加文明。人与人之间彼此更为尊重，并且有了希望的感觉。有个犯人叫詹姆斯·彼得森，他在听到自己在完成事工(心灵改变)前就将被释放的消息时特别心烦意乱，因此就写信给假释委员会要求他们继续让他留在狱中。在信中他说道，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到外面的世界，和女儿在一起，但他知道，并且他的家人也知道，他会因继续从事事工而获益。
他写道：“这是上帝的计划。他真的在狱中运行，而且他将我放在了这一计划的中心。我感到留在这里完成我报名时做的承诺是一种荣誉。”
假释委员会从惊讶中恢复过来，他们同意了他的要求。一周前，詹姆斯·彼得森走出了监狱，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一个经历改变的人、一个有工作的人、一个有着新生活态度的人、一个拥有基督徒良师益友的人，这位良师益友对他说：“詹姆斯弟兄，我们能怎样帮你？”
我的希望是，这一计划能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减少反复犯罪现象和改变得克萨斯州的途径就是首先改变人的心灵。
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经常看到周围的需要。我们时常听到呼求，但我们却没有为此做什么。我想我下面要向你们举的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有一名传道人正站着讲话——不仅是讲话，而是讲道，突然一个小伙子在证道过程中冒出来说：“使用我，上帝，使用我。”而传道人却没有理会他。
下一次，这位传道人又来证道，那个小伙子又从那里冒出来说：“使用我，上帝，使用我。”崇拜结束后，传道人从讲道台上下来。他说：“小伙子，上帝听见了你的呼声。他要你在下个礼拜天以前将教堂所有的长椅刮掉旧漆并刷上新漆。”
下一个星期天，这名传道人又在证道。那个小伙子冒出来说：“使用我，上帝，使用我。但只是在顾问的职位方面。”
我们的社会已拥有太多的顾问。我们需要的是干事的人，就像本教堂那些遵循使徒保罗的教导“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的人们。我要感谢数以千计的志愿者，他们是本教堂许多“伸展事工”的生命力，这些事工提供了收容、衣物、食品、咨询服务、儿童照料、文化课程、指导、辅导及查经等，并为成千上万的得克萨斯州人带来了希望。你们证明了我所知道的，这就是，遍及得克萨斯州各地最好的福利计划不是存在于政府的行政中，而是存在于教堂和犹太教会堂的院墙内，我们对你们所担当的使命表示感谢。
信仰是改变人的一种大能的工具，而且它正是我们面对得克萨斯州如今遇到的最大挑战所需要的工具。这一挑战就是我们如何改变那种“感觉好就干”以及“你要是有问题就埋怨别人”的文化。表明我们文化失败的警告牌随处可见。男人和男孩做了父亲却不负责任，而说：“嘿，他们不是我的问题。他们是你们的问题。”今年得克萨斯州的新生儿中将会有近1/3是非婚生子女。全得克萨斯州中最艰难的工作——最艰难的工作——就是单身女人养育孩子。
毒品在摧毁我们州的邻里，酒精对我们许多年轻人来说太具诱惑力。目前仍有太多的人依赖福利制度生存，而这种制度已经掏空了我们州的很多人的灵魂，耗尽了他们的精神。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国家有许多人醒悟到变革的需要。而许多人正在寻找行动的正确方针。
稍早前我曾提到来自达拉斯的托尼·埃文斯。当我们在得克萨斯州格林威尔为许多教堂被烧的事件悲叹时，我听到了他在那里的演讲。他说，我们如今在社会中遇到的问题就好像他遇到的他家卧室墙上的裂缝问题一样。他叫来了油漆工，油漆工把裂缝漆上了。在一两周里，墙看上去挺好。而接着墙上出现了曲折的缝隙，裂缝又回来了。
因此托尼决定换一个新的油漆工。这个人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说：“先生，我检查了坏损的地方。问题不是你墙上的裂缝。实际上是你房子的地基移动了。你需要做的是先修好地基，那裂缝自然就没了。”
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在社会中做的事。我们需要先修好地基，而信仰可以给予帮助。
我的梦想就是开创我称之为“负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每一个得克萨斯州人都明白，我们要对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的决定负责，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确保家人优先于自己的事业，我们有责任以我们希望别人爱我们的方式去爱我们的邻居，我们要对我们所居住的社区负责。
政府能够提供帮助。政府能够帮助开创负责的时代。毕竟我们可以通过法案。我们可以通过那样的法案，就像我们在“少年法规”中所规定的：“如果你违反了法律，你将要承担后果。”少年法规清楚地说道：“我们要使你对你所做的决定负责。”这是一种保守的方式。顺便说一下，这是一种同情的做法，即告诉我们的年轻人自律和爱是结伴而行的。
但政府做不到的是——看来这是过去30年的空指望——政府无法使人们彼此相爱。我真希望我们能做到。我愿意签署那样的法案。或者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需要花多少钱就能使人们彼此相爱，我们就通过并乐意通过那个预算——“爱的预算”。然而事情的真相是，爱不是来自政府。它来自品行端正的得克萨斯州人的心与灵。
文化是通过一次次的同情行为而改变的。这就是文化变革的方式，而少了我们哪一个人的参与都不行。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家庭和公共机构领域提倡优良的价值观。我们必须毫不畏惧地教育我们的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孩子说：“要胸怀大志，上好学，不要使用毒品，不要酗酒，要记住婚前杜绝性行为是光荣的而不是羞耻的。”
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孩子最基本的价值观——不是由宗派决定的价值观，而是经住了时间考验的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家庭的重要性。你有义务爱你的邻居。为一天诚实的工资干一天诚实的工作。不要撒谎，不要欺骗，不要偷盗。要尊重别人，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还要记住，是你要对你生活中做的决定负责。
是的，我知道我给得克萨斯州和我们在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描绘了一幅相当艰难的画面，但我要告诫你们，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你知道，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过一次文化变革，所以我知道它可以再变革一次，为大家带来更美好的一天。而且我知道，信仰能够带领我们的路程，因为它超越了所有的界限。所有上帝的儿女都有这样心与灵的旅程，它超越了人种、种族特点和教义。信仰为我们以一种得体和文明的方式彼此相待提供了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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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信仰能够改变生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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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当劳拉和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深深理解了一种观点。如果你从来没去过以色列，我极力主张你去。那是一种极好的经历！
首先，那里的历史是有意思的。想像一下和阿里埃勒·沙龙一起坐直升机在西岸上空飞翔的情景。他指着说：“我19岁时在这儿战斗过。我23岁时就在此打过一仗。”从直升机看下去，令我惊讶的是，以色列是那么小，特别是和得克萨斯州这里的几个县相比。
它的政治也是有意思的，但这次旅行最重要的部分却是我们大家所拥有的宗教体验。我所在的代表团由4名州长组成——两名天主教徒、一名摩门教徒和一名循道会信徒。另外还有一名外邦人（非犹太人），剩下的都是我的犹太朋友。
我们都去了加利利海，在那里耶稣曾讲了著名的登山宝训。我们站的地方正是耶稣讲登山宝训的地方。当时正赶上日落，我们往下看着加利利海，代表团中有个人说：“州长们念一段圣经吧？”因此，3名州长先开始念，最后念完了。我决定不念圣经。我选择念“奇妙恩典”，这是我最喜爱的赞美诗。
过后，我们上了一架直升机回到了特拉维夫，准备去机场。不过我们还有一系列的祝酒仪式。
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在加利利海，其中的一名犹太人和一名外邦人下到海中跪在一起祷告，他们拉着手并将他们的手一起放在加利利海中。当我们祝酒时，那名基督徒伙伴站了起来并说：“我要把我和这位名叫卢的朋友的一段经历与大家分享。”接着他描述了他俩——犹太人和外邦人——跪在那里的情景。从他的口中唱出了他在少年时就知道的一首赞美诗——他说他有很长时间没唱这首诗歌了，但他唱得字字不差。我想把这首赞美诗念给你们听：
时辰正临近，
先知久远有预言，
众人共聚一处——
羊群都归于大牧者。
犹太人与外邦人，
远方各处来相聚，
围着圣坛跪拜——
一位共同的主。
我们同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被信仰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信仰能够改变生命。信仰能够改变得克萨斯州。信仰能够帮助改变一个急需改变的文化。
感谢你们让我在此发言。愿上帝祝福你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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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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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短时间内组织人力将乔治·W布什总统生平有关属灵的历程翻译成中文。我衷心感谢该出版社编译中心主任许春山先生给予翻译的热情支持。此外，我由衷地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颜可维先生，最初是他牵头将拙作介绍给许春山先生的。
对傅夏霖女士，我再表示谢意也不为过。是她首先倡议和安排出版拙作的中文版，并监督翻译的全过程。最可贵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是她精确地润饰了译文。我感到庆幸，傅夏霖女士参与了中文版在中国的问世，因为她在编辑和出版拙作原文版中起了核心的作用。她在沉重的压力下，每日长时间埋头工作，对出版事宜给予了无法衡量的帮助。
我还非常感激姚敏先生和王青山先生在译文上付出的努力。姚先生熟悉宗教词汇，他和傅女士一起费时地逐行逐字检查译文。在编辑后期阶段，邹德孜教授、张卫族教授和许宏先生欣然同意助一臂之力。他们在出版期限逼近的巨大压力下的辛勤努力使译文的质量锦上添花。
在出版事宜中给予大力鼎助的还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高明秀小姐，我对她也表示由衷的赞赏。
艾克敏博士
美国，弗吉尼亚州，2006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