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长期酗酒的人能变得有节制的话，他就能体会到这种节制所产生的近似属灵意义上的改变。从临床医学的意义上说，布什并不是一名酒精中毒病人；所以说，他所经历的不是一种由某个明确的疾病所支配的生活方式的中断，而是一次相当惊人的自律行为，是布什做出的重新确定生命方向的决定。布什的一生因遇见布莱斯特和葛培理及参加CBS的聚会而开始改变，如今这一决定又转而让这些属灵影响有了真正的力量。
几乎可以肯定，布什戒酒所表现出的最有意义的方面，就是他做出了一劳永逸的决定，即使和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也不去做人人都认为属于他天性的那件事，即允许酒神巴克斯的魔法夜复一夜、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塑造他的个性了。布什在经过了上述的经历后，对基督教信仰的真谛有了一种极为有效的认识。虽然在过去那些年的每个日子里，他的思想和灵魂也一直从《圣经》中汲取基督教的真理，但现在，摆脱了那种长期严重受酒精控制的习惯，他可以自由地、比当初想像的更强有力地活出那些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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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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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劳拉·布什多次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布什有什么似乎最擅长的事的话，那就是把握时机。1986年的下半年是老布什经历考验的时期，他当时正在组建一班人马，目的是为了1988年的总统竞选。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1988年当选总统时的出谋划策者是李·阿特沃特，这是个决不留情的政治人物，在被致命的癌症折磨期间，他对早年所做的一些肮脏的政治骗局作了深刻的忏悔。
布什被委派在老布什的竞选活动中担当高级顾问的角色。而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其实是竞选活动中的“忠诚的强制执行者”。布什在把家人迁往华盛顿市之前，能够将自己生意上的事务保持一种“待机”状态。1984年，在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工业凄凉下滑期间，遭到重创的布什勘探归入了光谱7的翼下，光谱7是一家石油投资基金公司，它在数月后也遇到了麻烦。布什当时就努力想让得克萨斯州更有实力的公司“哈肯能源”（Harken Energy）帮助光谱7摆脱困境，并说服了这家专门收购挣扎中的能源公司的公司将光谱7收入它的麾下。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哈肯有副总统的儿子在其董事会中，而布什则获得了财务支持迁到了华盛顿市。
布什和阿特沃特的工作关系紧密，配合得也不错。但年轻的布什又和1988年老布什竞选活动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拉近了关系，这个人就是道格·威德，他是26本书的作者、激发人心的演说家和神召会 (Assemblies of God)的委任牧师。威德被吸收到老布什的竞选班子是因为他和美国的福音派圈子有着紧密的关系。在1980年和1984年的选举中给罗纳德·里根投下可观票数的这一群人，对老布什却怀有矛盾的感情。所以老布什需要威德来巩固与福音派人群的关系。
据威德说，对于他给布什介绍的所有福音派人物，布什很快就和他们搞得非常融洽。他了解他们的语言，而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他的信仰经历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布什肯定比他的父亲更熟悉福音派的基督教神学。据说，布什有一次和老布什以及其他竞选活动顾问在一起开会，会议中提到了福音派信徒认为一名基督徒是如何进入天堂的议题。据传，老布什哼哼哈哈地说了各种美德，布什打断了他，说了大意如下的话，“你进天堂是因为你重生了，爸”。
威德和布什走遍了全国各地邀集福音派选民支持老布什，他们首先努力确保老布什在宗教保守派里的主要对手、基督教广播员帕特·罗伯逊不会在福音派共和党人中间获得优势，然后试图确保美国的福音派圈子在大选投票来临之时不至于坐守不前，在此期间他们还讨论了大量基督教和属灵方面的问题。在2月份，当布什的父亲在衣阿华核心会议的预选中排第三位即排在参议员鲍勃·多尔和帕特·罗伯逊之后的时候，威德和布什在那个晚上一起祷告并念《圣经》给他听。在此过程中，布什学到了关于日后将成为他自己竞选总统时那个重要政治基础的群体的宝贵功课。2000年大选时期，威德在PBS《前线》(Frontline)节目中发言时描绘了他在12年前所观察到的布什：
当布什和福音派基督徒相遇时，他们在几分钟内就知道他是自己人。而对于大多数总统候选人，他们不得不提些问题、进行观察、试图找出共同的特性以后才能说：“哦，他有点像是属于我们的，他只是不知道而已”或“他是属于我们的，但他不懂得我们的文化。”而对于布什，他们知道他是真的（基督徒）。在没有给这个亚文化本身做出全面定义的情况下，而且也不可能在几秒钟内做出说明，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反正他们知道。
威德还观察到，布什那尚未成熟但迅速增强的信仰，在他面临政治竞选活动中一个持久的挑战即性诱惑时是多么的坚定。一名有吸引力的女竞选活动职员在某段时间明显盯上了这位英俊且拥有政治权力的候选人的儿子。布什十分唐突地拒绝了她，以至于她向竞选活动中另一位知名的共和党人物抱怨说，她受到了伤害。据威德说，当这位知名的公众人物传达这名女士的不满时，布什并没有悔悟的意思。据传他当时说：“太好了。我已经结婚了，不感兴趣，这事结束了。我希望她感觉很差,行了，很高兴她明白了。”当然，布什确实对这位女士很严厉，但他也表现出内心刚强的一面，这种刚强还将在很久以后的不同环境中显露了出来。
不过，布什还得罪别的人，这正符合他是老布什好斗之子的名声。他经常用几句话打发记者，并充当阻挡别人接近他父亲的看门人。多年后当布什正暗自准备2000年的总统竞选时，有一名记者和布什激烈争吵了起来。这名记者就告诉年轻的布什：“如果是你爸爸的话，他从来都不会那么好斗，他太彬彬有礼了。”然而发人深省的是，布什在他1999年的自传《重责未了》中以一种自责的态度记述了这段故事。
布什担心当竞选活动结束、父亲如愿进入了椭圆形办公室后，他自己将变得怎样，因此他请威德写一份备忘录，总结一下对历史上的总统子女的研究。威德所写的44页11章的备忘录一点都不令人鼓舞。酗酒、自杀和精神崩溃的问题以惊人的频率困扰着美国两百年历史中的总统后代们。威德的记述后来成了一本资料翔实而有趣的书，书名叫《总统的后代们》（All the Presidents Children）。
当然，老布什以令人信服的53%的选票赢得了1988年的大选。这次的胜利应部分归功于一本介绍这位副总统的畅销书，该书是威德为在1988年初出版而写的，书名叫《乔治·布什：正直之士》，目的是要说服福音派的选民，老布什确实是他们中的一员，尽管他看起来或说起话来不像一名南方或中西部的基督教保守派人士。在大选过后并准备就职后的教堂仪式之时，老布什表明他对基督教的信念一点都不比他“重生的”儿子逊色。在老布什给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致牧师的公开信”中，他对华盛顿的圣公会主教在国家首都的宏伟大教堂里主持教堂仪式表示感谢。接着他又说：
我们将联合起来，赞美上帝将他的祝福赐予了我们国家，并在我们面临未来的挑战时祈求他的带领。
敬拜上帝是我个人生活的基础。我们的家庭努力通过参加教会的生活来坚定我们的信仰。我特别高兴的是，美国建国二百周年庆典将以祈求上帝引导我们面对的新开始而结束。
当钟声在元月22日响彻大地时，愿它那欢乐的声音表达我们对上帝赐福的欣喜，也同样表达我们在全民族中寻求友好和平的新承诺。真诚地，乔治·布什。
这是一个人对他的基督教信仰的一种真诚、自发的表达；而正是这个人，直到此刻为止当请他谈论任何个人问题特别是个人信仰上的问题时，他时常好像很不自在。就这些文字而言，老布什不是作为一名政治胜利者为到场的记者可以写文章给后代而讲的,他是作为布什家族的族长把对代代相传的信仰的信念重申了一遍。老布什在实质上是家族精神遗产的一部分，而这一遗产已经包括了他的儿子。在大选前那忙碌的数月中，布什为他父亲动员到大量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从而显示了他的政治能力，他做到这一点，不仅是通过威德给他提供的关系，而且也是由于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经历和保守的福音派信徒有着明显的共鸣。布什还显示了出色的政治直觉、才华和决断能力，这些在后来的近20年间从多方面给威德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在大选结束后，布什面临着或许更大的挑战：如何显示，除了为父亲提供政治建议或赢得政治同盟以外，他还能干别的事。他已42岁，而且刚刚对一直敬重但忽视多年的信仰作了重新的承诺。然而他在学术、商业或选举政治方面都还没有任何建树。现在正是时候看一下布什能否给得克萨斯人留下印象，让他们知道他不仅会开玩笑说大话或熟练地实施成功的政治战略，而且还能做更多的事情。他在几个重要的方面确实已成熟了，但如果他的信仰是有价值的话，他就得回到得克萨斯州那真实而粗犷的世界里去活出他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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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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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某些重大的方面有了改变。……他的整个人都发生了转变……耶稣进入了他的生命。
——默塞·雷诺兹当某个人被选为总统后，人们可以不太费力地弄清他是如何达到这个位置的。到那时就很清楚了，他当选总统的跳板就是先前的一个特定的竞选公职；而且如果他在这之前没有在某项事业中达到一定的知名度，他是不可能被选进位置的。一些政治高官，包括某些总统，似乎在他们的额头上都印着政治志向的标记。而1989年时的乔治·W布什可不是这样的。
当布什的父亲坐上了国家CEO宝座的时候，布什在事业和他可察觉的能力上没有一点苗头使人想到他能当个高官，更别说登上国家的最高职位了。毫无疑问，布什性格爽直，善于和人打交道，他有记人名的惊人记忆，还有一个著名的姓氏。但他有总统风度吗？认为布什在他父亲刚当上4年一届的总统后仅11年就会进驻椭圆形办公室的提法，当时即使是布什最亲密的朋友也会感到好笑的。
然而，布什是真的对政治感兴趣。他毕竟在1978年竞选过美国国会议员。但他对那次的失败可能感到苦涩，不过他确实从那次竞选中学到了一些有用的教训。（其中一个教训就是：要想赢得美国乡村地区的选票，就一定不能让你的对手把你描绘成一个衣着讲究、精通世故的城里人。）他和李·阿特沃特成了好朋友,而后者是个政治天才，他在老布什1988年的成功的竞选活动中担当着主要的责任。布什在他父亲竞选总统的活动中也很活跃。他还认识了一位年轻有为的政治专家卡尔·罗夫，并非常愿意和他在一起，罗夫从90年代起就在布什的政治职业中起着关键性的——有人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喜欢给人起绰号的布什有一天决定，罗夫应该有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绰号“大粪花”。
另一方面，和许多先前的总统不一样的是，布什没做过律师，不是成功的商人，不是作家或院士，也不是退役的高级军官，而且从未当选过任何地方、州或联邦政府级别的任何官职。实际上，他未曾做过任何意义重大的事情。连罗纳德·里根还是一名杰出的演员，在1964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之前还做过电影演员协会的主席。里根在企业演说圈相当知名，甚至他的对手都不得不承认，他在进入州政府一级的重要政治舞台以前就已经在公共活动中有一定声望了。
布什当然意识到自己缺乏成就。一些得克萨斯州的朋友建议利用他的有利地位去竞选1990年该州的州长，布什明智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被人看作是利用他父亲的总统的名义去做这件事。而且如果他竞选失败了，他也不愿意让他父亲遇到难堪。从华盛顿市回来并住进达拉斯北部的一所舒适住宅后，布什很快认识到，如果他想有什么政治前途的话，他就得马上有所作为才行。
一个机会很快就在1989年的春天出现了。布什决定组织一个联合体从埃迪·蔡尔斯手中买下得克萨斯州的牧人棒球队；埃迪是老布什的朋友，也是一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拥有该球队的控股权。据说，有许多潜在的买主已经和蔡尔斯在交涉，但蔡尔斯却想看看布什能组织一个什么样的联合体；因为他对老布什非常钦佩并认为布什有能力组织一个联合体把球队成功买下。
蔡尔斯的判断是正确的：布什协助组织了一个由得克萨斯州的富人组成的联合体，并最终支付了7500万美元将球队买下。布什自己则投入了606301美元，大约占了他当时净资产的1/3。这笔交易一经签字，布什就成了该联合体的执行责任合伙人并拥有20万美元的薪水。他成了牧人队的对外面孔，和媒体打交道，解决管理上的问题。这次的买卖后来证明是一次赢利很大的交易。当几年后牧人队的经营权出售时，布什的股份竟然涨到了约1500万美元。
牧人队雇用布什是值得的。他帮助安排发行了一次债券以筹集资金建造一座新的最先进的露天体育场，就是阿林顿棒球场，它是在1994年开业的。迈克·瑞利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也是牧人队的共同拥有人，他说道：“发行债券的选举、这座棒球场、筹集资金的办法——这些都是乔治的主意。他在整个事情中起到了四分位的（指挥）作用，但从来没有将功劳归于自己。”
布什在生意场上建立的关系不但很及时（因为他已回到达拉斯，需要一份新工作），而且也是天意。“它解决了我在得克萨斯州的最大问题。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布什对一名长岛《今日新闻报》(Newsday)的记者如此说，“我的问题就是‘这小子干过什么吗？’”当然，布什这里所说的“问题”指的就是这一政治不利因素：他除了是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的长子以外，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公共生活中没什么名气。假如布什将来还想再次竞选公职的话，那么众所周知的他在牧人队所担任的管理角色至少也会起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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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点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布什毕生痴迷美国的国球棒球，他最爱看这项比赛，坐在运动员休息处的后面，给人签名留念，与球员闲聊，并且认识球场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从卖热狗的到场地管理员。
甚至布什的基督教信仰也起了作用，尽管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期间，一名对他严重不满的评论家莫莉·艾文斯在她的《灌木：乔治·W布什短暂而愉快的政治生涯》（Shrub: The Short but Happy Political Life of George W Bush）一书中抱怨说：
事实上牧人队发财了。布什没有让牧人队的球探用传统方式从全国各地的中学和大学中预测棒球人才；他敦促人才顾问与基督徒球员签约，而不愿用那些极端自我有损体育名声的球员。牧人队的经理约翰尼·欧茨就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他正是布什挑选基督徒球员的一个例子。
然而，布什身上仍然还有年轻时遗留的毛病。他依旧抽烟，也没有戒除美国南方农民那种爱嚼烟叶并把烟叶吐在泡沫塑料杯里的习惯。他的语言通常还很粗俗，他那种直爽和外表自以为是的公众形象可能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属灵的成分。不过，他的心灵深处正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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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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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在城里的时候，布什和劳拉几乎每周都要去教堂。1977年结婚后，布什就随劳拉加入了联合循道会，从此他们就一直是虔诚的会员。1989年，布什和劳拉迁入了他们在达拉斯位于诺尔伍德街上的新居，那时他们一直去海兰帕克联合循道会教堂。1995年，马克·克雷格牧师成了该教堂的主任牧师并与布什结为朋友，他们的友情一直到布什进驻奥斯汀州长官邸以后还在继续。
布什和劳拉成为联合循道会会员这件事是布什在属灵方面产生兴趣和追求的重要源头，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联合循道会绝不属于宗教保守派，它是美国新教的一个主流支派，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已存在于这个国家。几十年来，联合循道会的领导阶层在政治和神学领域通常是属中间偏自由的。但它像美国圣公会（老布什童年的部分时期是在该教派中成长的）一样，也是一个观点多样的统一体。联合循道会的有些组织在神学、政治和社会政策方面持偏自由的态度；而另一些组织在神学上比较保守，属于福音派，他们更加赞同保守基督教的观点。
循道宗创始人是约翰·卫斯理（1703～1791），他与美国当代最伟大的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是同代人。18世纪上半叶，大西洋两岸掀起的传播新教福音派教义的高潮应归功于他们。爱德华兹的属灵根基深深地建立在清教徒虔诚派的教义上，他是坚定的加尔文宗（强调上帝对灵魂是否得救的预定）的信徒。而卫斯理和他的跟随者却相信救恩是面向全人类的，任何人只要通过自愿的行为，即有意识地选择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就能够得救。
“循道宗信徒”这个词最早是和卫斯理及他在牛津大学的一群好友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1730年试图建立一些原则，或称“道”，即通过祷告、查经、团契及生活方式来过圣洁的生活。
卫斯理对摩拉维亚教友会一所教堂的走访是他人生中决定性的事件，这件事后来也影响了循道宗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自摩拉维亚（今捷克共和国的部分地区）的这群虔诚的基督徒是复兴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对传教的热情让他们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都建立了教会。］1738年5月24日，卫斯理在伦敦奥尔多斯盖特出席了摩拉维亚教会信徒的聚会，当他听到人们诵读马丁·路德为圣徒保罗给罗马人的信所作的序言时，他经历了深刻的内心悔改，即信了主。卫斯理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约在9点差一刻，当他讲解上帝是借人们相信基督而改变他们心灵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心中奇妙地感到了温暖。我觉得我确实相信基督，且唯有相信基督才能得救；我得到了一种确据，就是他取走了我的罪，甚至我的，而救我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
完全准确地说，布什在1999年12月衣阿华州辩论会上有关基督—哲学家的讲述完全与两个半多世纪前英美新教的传统相一致，这种传统的出现要比美国基督教保守派人士在政治领域开始发挥作用的时间早得多。
然而，从英美两地发展起来的循道宗，它远不仅仅只注重虔诚。美国早期的循道宗信徒在奴隶解放运动中和在向美国黑人基督徒提供他们可以认同的教会方面都起到了主要作用。当今美国黑人基督教的主要支派——黑人循道宗圣公会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其直接原因就是早期的循道宗信徒在奴隶和做过奴隶的黑人中积极传播福音。循道宗教会强调要为穷人发展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国工业迅猛发展的艰难岁月，循道会还在这段时期为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做了顽强的斗争。1757年，卫斯理本人曾说：“我热爱穷人，因为在他们许多人的身上我发现有纯粹、真心的仁慈，没有掩饰、愚蠢和伪善。”1791年时，88岁高龄的卫斯理还要带着募集箱走在伦敦街头，为帮助伦敦穷人的各项计划募捐，这大概就是早期“基于信仰的倡议”的例子吧。
循道宗在美国发展很快，在天主教教徒的人数超过它之前，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它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宗派。直到20世纪70年代，循道会一直是全美最大的新教教会。循道宗信徒曾支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由于战争结束以后，国际和平理想主义的蓬勃发展以及当时人们对国内社会改革——有时称“社会福音”——的重视，从而使美国循道宗在社会和政治态度上开始走入更为自由的路线。循道会在1954年同意将圣职授予女性，后来又批准成立了现在的联合循道会，该教会是在1968年由美国循道宗的两个主要分会——福音联合教友会与循道会合并而成的。
循道会采用的是主教制，这种制度可以一直追溯到最早的循道宗信徒，也包括卫斯理本人；他们都忠实地把自己看作是圣公会的一部分。然而个别循道会教堂在神学观点、崇拜形式，甚至对社会和政治观点的选择上要比英国圣公会所属的美国圣公会更加宽松。个别美国循道会教堂是坚定的福音派，因而它们强调个人的悔改和敬虔的基督徒生活。同时有些教堂也以同样的热情与美国主流宗派一样相信教会应该投身于社会工作。
布什和劳拉在1989～1995年之间所去的海兰帕克联合循道会教堂就是这样的教堂。布什照例在教堂的各个委员会中十分活跃，尤其在一项被称为卫斯理兰金社区中心的计划，该计划旨在帮助达拉斯的低收入、主要是墨西哥裔的家庭。卫斯理兰金创立于1902年，它可以为大约1500名成人及儿童提供服务，服务的内容应有尽有：婴儿日托、成人电脑入门和老人娱乐活动等。海兰帕克教堂在卫斯理兰金的运作和对其财政资助方面都起了核心作用。
布什是卫斯理兰金的主要参与者。如今依然是海兰帕克教堂主任牧师的马克·克雷格就说：“他太重要了，他和他夫人他们俩。我认为他的心一直倾注在这个社区上，当然他夫人也是如此。”据克雷格说，劳拉在教会组织的联合循道宗妇女运动中也十分活跃。
作为得克萨斯州牧人棒球队的共同拥有人，虽然布什在公开场合越来越令人瞩目,但据克雷格说，布什夫妇并不想在海兰帕克引起人们的注意。克雷格说道：“他和教堂的其他会员一样。他和劳拉就是这样，一起来教堂，做崇拜，很守信，帮助教堂，也帮助别人，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从教堂过去的历史和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他从来没有想自己出风头。”克雷格还说，布什在金钱方面对卫斯理兰金中心的贡献是“慷慨的”。
布什是在90年代初的某个时间戒烟的，这是他在1986年明确决定放弃以酗酒为主的生活方式中的最后一个嗜好。默塞·雷诺兹是布什生意上的朋友，他在80年代初就认识布什了；雷诺兹说，他对布什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感到震惊。他回忆道：
我看得出来他在某些重大的方面有了改变。他比以前更关心他人了，也好像对别人有了真正的关注。他戒了酒，并似乎更专心于他的家庭。他已开始研读《圣经》……他的整个人都发生了转变，就像耶稣进入了他的生命。圣灵接管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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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布什的牧师来说，他看似是个普通人，但他毕竟还是总统的儿子；这位总统在1991年元月把国家带入了一场从伊拉克占领者手中解放科威特的战争。这就是说，布什和世界最高级别政治事务的距离也只有一两个电话那么近。在1991年的晚秋，布什被召去处理白宫的一个越来越麻烦的问题。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苏努努由于他生硬粗暴的管理风格激怒了某些内阁成员和几名高级雇员。苏努努还挤走了道格·威德，威德是布什多年的合伙人，而他与美国福音派的关系对老布什在1988年竞选总统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布什以“强制执行者”的身份被召到白宫来，他父亲显然也同意，目的是确保苏努努在不闹事的情况下立刻走人。结果这件事办成了，苏努努于1991年12月3日辞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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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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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年，即1992年是老布什的总统竞选年，布什则从牧人队那里抽出身来帮助把竞选活动高速运转起来。但连布什的活力、干劲和顽强也没有使这次竞选获得成功。罗斯·佩罗特也是个得克萨斯州人，这位瘦而结实的亿万富翁加入了政治争斗。因为他在11月份总统大选中获得了全国103亿选民19%的选票，从而确保了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赢得了胜利。虽然布什在他父亲的竞选活动中十分卖力，但据一些观察家说，老布什似乎对竞选有点不太上心，就好像对政治事务厌烦了似的。有一个场景充满了辛酸的滋味：在1992年竞选的最后一天，飞回首都华盛顿的空军一号波音707上有个乡村音乐小组“橡树岭的男孩”，他们曾支持老布什的再次竞选并在白宫演出过，当时他们给疲倦的竞选班子先表演了一些轻松的曲子，然后很快转入了福音歌曲，当他们唱起“奇妙恩典”(Amazing Grace) 这首歌的时候，老布什和布什两人的眼里都浸满了泪水。
布什家族又流了更多的眼泪，因为他们的女族长多萝西·沃克·布什在老布什竞选活动结束不久于1992年11月19日去世，享年91岁。她在布什家族的三代人中一直是家族属灵的磐石，直到最后，她那异想天开的幽默感又获得了胜利：送葬的人被要求不要穿黑色而要穿亮色的服装——从而反映出基督徒相信死亡就是进入了永恒的欢乐和脱离了痛苦。
布什似乎拥护这种乐观的态度，因为他没有让祖母的去世降低他生活中的乐趣。仅过了两个月，也就是在1993年的元月，布什实现了他在成人以后作为一名跑步爱好者一直追求的目标：他参加了休斯敦的马拉松比赛，作为首次参赛者（毕竟已46岁了），他跑完全程的成绩还相当不错：3小时4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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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在政治上的朋友、以绰号“大粪花”知名的卡尔·罗夫，他的头脑里有了另一种跑步竞赛，他要布什竞选1994年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布什说，他首次认真地考虑竞选州长是在1993年5月，当他看到了共和党候选人凯·贝利·赫切森在赢得美国参议员席位时所展现出的辉煌胜利的时候。那是一次特殊的换位选举，因为空出该参议员席位的劳埃德·本特森被克林顿总统指定为财政部长了。布什在达拉斯阿纳多尔酒店的讲台上介绍得胜的赫切森时，观众里年轻的共和党活跃分子们就喊叫起来：“竞选州长！”
然而，从多方面看，这都是一场艰苦的战斗。现任州长安·理查兹是一位当地受拥戴的女名人，她是一位机智、时常又很尖刻的发言人。1992年7月在纽约市民主党大会期间，理查兹拿在职总统乔治·HW布什作为笑料说出了最臭名昭著的讽刺的话。“可怜的乔治，”她慢吞吞地说道，目的是要把妙语抖出来，“这也由不得他呀……他出生时嘴里就有了一只银脚。”理查兹的这句话是由“嘴里含着银勺”（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即“出生于富贵家庭”的意思）和“把脚放在嘴里”（put ones foot in ones mouth，即“讲话很不得体”的意思）合成的。她以这种方式来让大家想起老布什的两个易受攻击之处：他的家庭背景和经常讲话时出笑话。
这是一种卑鄙的贬低行为，它刺痛了布什家族。一些得克萨斯州人后来推测，这件事是推动布什和她竞选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政治分析家卡尔·罗夫辨认出它不是家族的清算报复，而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一直由民主党在众议院、参议院和州长竞选中占有牢固和压倒多数优势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的高潮出现了。罗夫已经看到，布什的信念以罗夫几乎肯定没有料到的方式正在发展和深化。
罗夫还记得1993年的那些谈话，那是在为布什竞选活动作筹划的早期：
如果你像我一样在1993年听见他在少年犯罪法律体制、教育和福利改革等问题上的言论，那你听到的观点和一般的政治候选人通常讲的话完全不同。如果（他们）谈论像少年犯罪法律体制改革这样的问题，就会说：“你得找出作恶的年轻人，然后把他们关起来。”相反，（布什）谈论的是，我们应如何拯救这一代年轻人，要让他们知道爱和处分两者是共存的。当他谈及福利改革时，他说的是，基本上我们把人们置于了一种无奈和绝望的生活，而不是帮助他们发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潜力。当他谈及教育改革时，他说的是，我们不应丢下任何孩子不管，我们对待富人和穷人有不平等的地方，每个孩子都是值得尊重和关心的，每个孩子都有取得巨大成就的可能，而我们的社会呢，正在作一些决定推开他们不管。（布什的这些言论）我都听见了，因为它们明显地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肯定具有更深的价值观，而且所有这些东西都来自同一种观点，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流露，那么清楚，那么毫无保留。我的意思是，要站出来竞选并说我们有必要以教导他们知道爱和处分是共存的来拯救这一代年轻的孩子。……作为一名政治候选人，在那里用爱这个字似乎有点古怪。
据罗夫所说，直到布什认真对待竞选这一国家重要政治官职之时，他的信仰其实在引导他通过一种视角来看待政治，这种视角就是既要认真保持保守的政治信念，又要以社会良心的表现来软化这种信念。这种观点，布什从那时起就几乎对它持有专有权了，它被称作“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对布什来说，这种观点虽然有一些对哲学和政治原则进行理论改造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尝试：出于直觉地用大家认可的政治哲学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个人信仰，即基督徒应该总是努力帮助弱者。
1993年，罗夫让布什坐下来，并非常直率地请他把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的理由写下来。罗夫曾说，他要是还保存着那张黄色的超长簿记纸就好了。他还记得，布什当时潦草地写道：“我想参加竞选的主要理由是要推动一种文化变革，将60年代那种我行我素的文化变为人人对社会负责的文化。”在这方面，布什清楚明白地表达了他对东岸自由主义者的心态那已有20年之久的厌恶心理，即在他看来，他们在面对生活困苦的人时有内疚的心态。它还包含了布什的一种观念：借着信仰，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改变自己的命运，或通过有坚定信仰的人的帮助来改变。在自传中，布什是这样描写竞选活动的：“我最操心的就是如何改变这种文化，一种我所形容的‘我行我素，有了问题怪别人’的文化。”
虽然布什是在这些信念的强烈推动下决定竞选的，但即使是他的家族也怀疑他是否能取代安·理查兹，因为当布什宣布参加竞选时，她的支持率已升到了58%。巴巴拉·布什坦率地告诉她儿子，他斗不过理查兹。甚至来自米德兰的布什多年的好友和基督徒伙伴唐·埃文斯也怀疑过，但他把这些疑虑藏在了心里，义无反顾地支持布什的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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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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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布什的妹妹多萝也怀疑，她那很难约束并以有时好斗著称的哥哥能不能在公共场合保持不发脾气。当然，民主党人也有这种考虑，所以他们试图用多种方式逼他心里失去平衡。理查兹的竞选班子用了侮辱性的词“shrub（灌木）”，意思是“little bush（低矮的灌木，和‘小布什’的英文一样）”来激怒他，而理查兹本人则用了一些自己的刻薄辞藻来刺激他，比如她在提及布什时曾用“卑鄙那类的”一词。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1994年的竞选活动中，布什没有上钩，也没有沉不住气。他在竞选活动中推出了自律和简明的政纲：侵权法改革、教育改革、少年犯罪法律体制的改革以及福利改革。布什在和葛培理海边散步9年之后，在布罗德穆尔酒店作出了今后不再饮酒决定的8年之后，已经学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毫无疑问，这是布什作为跟从基督的门徒所取得的成果，现在每天祷告和阅读《圣经》已成为他根深蒂固的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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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布什以令人瞩目的54%的选票击败了安·理查兹。这是20年内得克萨斯州最大的一次州长竞选的胜利，也是美国南北战争后南部重建以来老大党在该州仅有的第二次胜利。
1995年在奥斯汀的就职典礼上，首先是教堂仪式，仪式中唱了一首由查尔斯·卫斯理写的赞美诗“重责未了”（A Charge to Keep），这是布什最喜欢的赞美诗之一。布什都背得出歌词，因为这首歌他在循道会教堂这么多年来已唱过很多遍了：我有重责未了，
荣耀上帝，
拯救永远不死的灵魂，
让它与天相配。
服侍当今的时代，
完成我的恩召；
愿尽我所有的力量，
成就我主的旨意！
自从布什首次宣誓就职得克萨斯州州长以来，他多次提起这首歌和它那感人的歌词，还有现在挂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幅画，这幅画的名称和歌名一样，它是受这首歌的启发而画的。在《重责未了》这本书的背面，也印上了这幅画：一名决心坚定的骑士，跑在另两名骑士的前面，他在一条窄道上催马上山。这名骑士的脸还有些像布什本人。1995年4月，这位新州长就这幅画给他的职员发了一份备忘录：
当你进入我办公室的时候，请你看一眼这幅美丽的画，它上面有一名决心坚定的骑士似乎正在一条崎岖的山道上策马向上。这就是我们。对我来说，查尔斯·卫斯理带给我们的“我们事奉的那一位比我们都大”的教诲，给这幅画增添了完美的活力。
接着，备忘录摘用了布什的自传：“‘重责未了’这首歌呼召我们达到最高和最好的境界，它说的是目标和方向。许多赞美诗集都在它上面附上《圣经》哥林多前书4∶2：‘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位新当选的州长并不是要求他的州政府成员公开表示赞同他基督教信仰中的任何部分。但布什却表明，他的某些政治信念正来源于他的信仰，即使把这一点落在文字上他也不会感到局促不安。
快到举行布什就职典礼的时候，巴巴拉·布什递给她儿子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他父亲给他的一封信和普雷斯科特·布什当年送给老布什的链扣，这对链扣是1943年6月老布什获得空军飞行徽章时得到的礼物。在信中老布什说，他现在要将他这件“最珍贵的东西”传给他的长子。他在信的结尾写道：“你所给我们的远超过了我们应得到的。你为我们做出了牺牲，你给了我们从不动摇的忠诚和关爱。现在该轮到我们了。我们爱你。爱你的爸爸。”
葛培理为宣誓就职典礼做了祈祷，并提到了布什的“母亲和父亲为我们大家所树立的道德与属灵的榜样”。布什将手放在一本《圣经》上做的宣誓，这本《圣经》曾属于得克萨斯州的传奇英雄山姆·休斯敦。接着，布什利用他10分钟的就职演说向得克萨斯州的听众介绍了他的文化改革目标，这一目标和他写给卡尔·罗夫的内容是一致的。他说：“在过去30年里，我们的文化已经持续地用集体的内疚感代替了个人的职责。这种情况必须结束。得克萨斯州所寻求的新自由必须和更新的个人责任相称。”
有些人将布什的这篇演说理解为是对比尔·克林顿名誉的一种巧妙攻击，攻击他甚至在成为总统以前（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两年多后才暴露）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就缺乏自制。也许情况正是如此。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篇演说是一个战斗号召，至少在得克萨斯州是这样，它号召人们着手将美国文化从总体上推向一个不同的方向，从而远离布什和许多保守派人士认为的早在30年前就存在的那条错误路线。不过有一点不必奇怪，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随波逐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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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国政治的普遍看法之一是：保守派由于不愿动用政府资源作为首选方式来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不关心贫困人员,自由派才是下层社会的真正保护者。“有同情心的保守派”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广泛使用是因为，保守派试图反驳这一认为他们对贫困人员的状况缺乏同情的看法。布什使用“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来形容他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就是动员那些有信仰基础的社会公共机构去做大量艰苦的工作，而有些人则认为这一用语是他们最先发明的。其实这一用语最早是由老布什的助手们在他1988年竞选总统期间开始使用的，他们把它作为一句竞选口号来形容他们的候选人对社会政策的态度；布什在他第一届州长任职期间（1995～1999年）就开始一直使用它。这一用语描绘了布什的努力：就是试图将一种有同情心的社会哲学（它明显受影响于布什对基督教慈善工作的理解）与一种需要人们在个人及社会活动中保持自律的保守观点进行紧密配合。布什在《重责未了》中写道：
这种哲学已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这几个词出自我几年前与一名记者的一次讨论。这名记者试图把我归类。我告诉他：“我是个保守派人士。”他争辩道：“但您做的事却不同。坚持让每个孩子受教育和不丢弃任何孩子，这种想法通常和保守派人士是没有关联的。”我回答道：“那你就称我为一名有同情心的保守派人士吧。”我们都忘了那次谈话的确切日期，但从那次谈话中产生了我哲学体系中现在的这个品名。我没有发明这一用语，但我采用了它，并将它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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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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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通过对教会实施的帮助贫困者计划的观察和参与，肯定已经从中吸取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原理。但在任职州长的早期，布什和一个来自学术界的人有数次会晤，此人似乎凭直觉就知道布什相信什么，并能用极大的说服力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马文·奥拉斯基，一名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在信仰和意识形态上有自己独特有趣的探索经历。
奥拉斯基出生于犹太家庭，受教于耶鲁大学，早期效忠于马克思主义。（他常嘲弄地说：“13岁接受了成年礼，14岁成了无神论者。”）实际上，他曾一度是持美国共产党党员证的党员。然而，在他通过阅读俄文《圣经·新约》以提高俄语水平之后，他开始怀疑列宁对宗教的尖锐批判是否真有根据，同时他发现自己已被基督教的信仰强烈吸引。在奥拉斯基自70年代心灵改变以来的许多年中，他一直是一名活跃的教会会员，最近一直去位于奥斯汀的保守的救世主长老会教堂。
奥拉斯基曾对美国早几代人处理像贫困这样棘手的社会问题的方法做过调查研究，在此过程中他洞悉了美国式的“同情”。他的研究使他坚信，社会福利的征集和使用如果不与介入福利享用人生活的努力相结合的话，那么就是最崇高的计划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奥拉斯基认为，个人职责的概念远比“应得的”概念有价值得多，从这一意义上看他正好表达了布什凭直觉获得的观点。奥拉斯基曾对合众国际社通讯社（News service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说：“我们必须激发人们脱离贫困，而且我们应该用引导和辅导的方式去激发他们。”
布什第一次遇见奥拉斯基是在1993年，而奥拉斯基的观点也在州长的思想中得到了加强，这就是自由转保守的作家及时事评论家大卫·霍勒维兹的观点。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引起了那种出于内疚感的和以号召大量使用政府福利为基础的社会政策。据奥拉斯基的看法，这种社会政策必然会让一个有永久依赖性的下层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罗夫发现了霍勒维兹和另一名在60年代颇具影响的社会问题揭露者迈伦·麦格内特，他敦促布什读读他们的著作。罗夫非常赞同麦格内特的观点，后者的著作《梦与噩梦》（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加强了罗夫的一种看法，也是布什认同的。这就是：60年代美国灾难性的错误文化思想之一就是将社会视为“受害者”的巨大泥潭。罗夫还安排麦格内特飞到得克萨斯州并会晤了布什和州长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他的欢迎是热情的。
在布什任职州长的头两年，奥拉斯基频繁地与这位新当选的州长见面。奥拉斯基在《美式同情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一书中着重阐述了当代福利体制的失败和社会工作中信仰成分的重要性，该书一出来就受到共和党众议院发言人牛特·吉格里奇的热情称赞，说它是党内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的必读之书。奥拉斯基不仅帮助布什明确阐述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哲学体系（他也选择赞同这一哲学体系），而且还确定了先是在得克萨斯州后来在布什政府任期在全国被称作的“基于信仰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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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社会理论的模式促使布什采取基于信仰的倡议的行动，而是一个名叫青少年挑战的组织遇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为了要在得克萨斯州实施一项世界范围内的吸毒与酗酒者的康复计划，他们要续办组织的州许可证。尽管名称如此，但组织中的工作却是由成年人和青少年共同来做的。该组织的创建人叫大卫·威尔克森，他是一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牧师，曾在50年代末开始倡导对纽约市的青少年团伙进行基督教的牧养事工。威尔克森是一名五旬节派教会的牧师，他的时代广场教堂如今既注重海外传教又强调帮助纽约市的穷人，他提倡通过集中祷告、严密监护和咨询会晤的方式来帮助海洛因成瘾者戒除毒瘾。
让布什恼火的是州毒品与酒精处递交的一份49页的报告，报告列举了得克萨斯州青少年挑战中心的一系列技术性违规行为。所谓的违规行为有的存在着潜在的严重性（例如医疗急救人员的培训不足），但其他的却相当轻微，结果布什嘲笑这些所谓的违规行为是“从磨损的地毯到撕破的浴帘”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让布什特别生气的是这种官僚主义的吹毛求疵，它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在得克萨斯州，如同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已经十分成功的青少年挑战计划所带来的实际效果；这项计划就是劝导受害男女脱离对酒精和毒品的依赖并为他们在戒瘾后安排有成果的生活。（青少年挑战的网站，wwwteenchallengecom，提供的独立和学术性的研究显示了它们在吸毒与酗酒者康复方面有高达86%的成功率。）
作为回应，这位州长建议对管理康复计划的州法做几处改动。其中最重要的改动就是：对于任何以信仰为主要手段来改变成瘾者和青少年罪犯的行为及生活方式的机构，应保护它们免遭州政府的干涉或让它们免于州政府的监督。
布什还通过引进一项以信仰为基础的改造犯人的计划在监狱改革方面提出了引人注目的倡议，这项计划是由监狱团契这一基督教组织倡导的，该组织的创建人就是水门事件中的重罪犯查尔斯·“恰克”·科尔森，他曾一度被称作“尼克松的打手”。这位尼克松的前助手，曾被老布什在1974年写给他儿子们的信中痛斥过的人，在70年代中期戏剧性地信奉了基督教之后，发展了一项在世界范围内针对犯人的事工。
监狱团契在巴西的改造计划之一就是使圣保罗那所著名的危险监狱休麦塔监狱的情况有所改善，原因是这项计划引进了一套高强度但却是自愿参加的基督教教导与团契方案。从而，监狱团契发展了这项计划在美国监狱中的版本——心灵改变自由倡议。这项计划目前已在以下4个州的监狱中得到实施：得克萨斯、堪萨斯、明尼苏达和衣阿华。作为州长，布什迈出了冒险的一步，他同意在休斯敦附近的卡罗尔范斯监狱进行一项试验计划。布什对心灵改变极其感兴趣，他在这项计划进行的第一年就访问了这所监狱，他在镜头前开着玩笑并和一些参与者唱起了“奇妙恩典”。他告诉观看的记者：“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犯错误。”
这项自愿参加的计划需要犯人作出以下的承诺：全程参与一项日常程序，它包括工作、学习、基督教团契、教导以及个人灵修，并要在18个月的期间除每天睡眠之外专心执行这一程序。监狱团契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对这项计划进行了研究，研究报告在2003年6月公布于众，它说，完成这项计划的犯人在重新犯罪率上比一般监狱的犯人低了50%。这项计划取得的这种成绩激励了那些支持布什总统信仰倡议的人们。它似乎表明，如果执行认真的话，那么用自律和以信仰为主的方法来对付犯罪这一主要社会问题，由此产生的效果要比任何现有的州和联邦监狱的计划强得多。然而，一些批评家却争辩说，那份报告还显示，对于那些中途退出该计划的犯人，他们被重新囚禁的几率竟然比一般监狱的犯人要高。实际上，要是完成了计划的全过程，而且计划起了作用，你的状态会有改善；但要是试一下后就半途而废，你的情况可能会更糟。
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全盘社会计划就是他首次试验引导政府与那些似乎能有效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以信仰为基础的机构进行合作。虽然布什试图鼓励得克萨斯州议会通过的新发展项目大多数是明显保守的，但正像一些主流记者注意到的那样，当这位州长已接近他第二任的尾声之时，人们依然很难将他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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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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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上就有一篇深刻的报道，当2000年初布什正在奋力竞选总统时，美国的几家报纸也转载了它。这篇报道是这么总结布什的州长生涯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很难给布什归类，有时候他那种对问题持脚踩两只船的做法可能看上去似是而非。”该报的一则长篇文章涉及了布什许多生活方面的新内容，它指出，这位州长曾经签署过一份议案，允许得克萨斯州人隐蔽地携带武器，而同时他又把携带手枪的许可年龄升到了21岁。这篇文章还说，布什并没有支持加利福尼亚州的187号提议，该提议不同意为非法移民的子女提供教育；他曾签署过一份议案，保证任何成绩在班里名列前10%的中学毕业生都能够进入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他确实加强了对堕胎的限制，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但他在那时却全然没有站出来支持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也许是因为据一些和布什家族关系密切的人士说劳拉·布什主张人工流产的合法性，尽管她对外从未这么说过，而且据说巴巴拉·布什也确实持这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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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政策领域，布什的信仰在卡拉·法耶·塔克的案子上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塔克是一名被判有罪的女杀人犯，她在等候死刑期间经历了被大多数观察家认为的对基督教信仰真诚的、根深蒂固的归附，她也对自己的罪行深为悔恨。塔克受到了美国电视与文字记者以及许多外国记者的广泛的采访。由于她的个性有感染力而且长得也很吸引人，所以她的案子似乎特别打动人。在等候死刑期间，她还和监狱的牧师结了婚。像基督教广播网（CBN）的“700俱乐部”这样的基督教新闻组织就认为她在认罪、悔改和相信基督以后，个人生命充分体现了上帝恩典的救赎大能，她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帕特·罗伯逊是CBN的创建人，也是美国保守派基督徒中最直言不讳的人物之一，他冒着有失声望的风险呼吁布什州长中止塔克的死刑。另外，来自海外的呼声也源源不断，其中就包括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塔克的支持者们表示，布什应该比多数人更能领会到，基督徒见证的大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他曾经时常谈起——后来还众所周知地谈到——基督是如何改变他自己的生命的。
甚至道格·威德也加入了进来，他联系了布什并表明，如果执行塔克的死刑，那么这件事会引起福音派基督徒选民的不满，虽然他们一般是赞成死刑的，但这一次他们可能会认为，卡拉·法耶·塔克的案子正是政府应该施行怜悯的案子。
然而，布什顶住了这些要求赦免的呼吁，死刑照样在1998年2月初执行了。在布什的自传中，他用了15页的篇幅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命令停止执行死刑，从这15页中人们可以看到，布什的决定在许多基督徒中激起了反对的浪潮，而这对他的震动有多大。虽然布什一方面重申他支持死刑，同时也承认他的一个女儿在知道了案情后表示反对他的立场，但他还是对呼吁暂缓塔克死刑的那些人在道义上的合理性表示理解。他写道：“我在福音派圈子里的很多朋友都对此十分关心。他们相信，卡拉·法耶·塔克是体现信仰的救赎大能的活见证，而且他们一直为她祷告。我能感到他们的悲痛。”布什还写道：“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有许多人，虽然在其他方面很赞赏布什，但后来也变得十分担忧。在和《交谈》（TALK）杂志（现已不再出版）的保守派记者塔克·卡尔森的对话中，据卡尔森说，布什曾经模仿卡拉·法耶·塔克在有线新闻电视网（CNN）中接受拉里·金的采访时好像在祈求赦免的样子。（实际上，在CNN的节目里，塔克根本没有直接地请求赦免。）记者塔克·卡尔森坚持说，他和布什的对话确实是像当初描绘的那样发生的。
如果布什真的嘲笑过卡拉·法耶·塔克，那么他为何这么做的原因就不清楚了。然而，布什对于他为什么不能以基督徒的同情心赦免塔克的解释倒是颇具说服力和有意思的。在布什自传对此争议事件的长篇回顾中,他用了不少篇幅来引用塔克为自己的生命辩护的言词。布什引用她的话道：“我不能把我夺走的生命还回来。但如果允许的话，我能帮助拯救生命。那是唯一真正的偿还。”布什承认，塔克的这些话是“令人信服的”。但在自传中，他提供了自己没有被这些言辞说服的理由。这对信仰其他宗教并担心基督教可能因州长是虔诚的基督徒而在法律上获得不公平的优势的人们来说，布什的这一解释应该是一种安慰。布什写道：“如果我认可卡拉·法耶·塔克因信仰已成为一名改变的人这一说法的话，那么如果一名穆斯林或犹太教徒——或一名男基督徒——使用同样的言辞为自己辩护的话，得克萨斯州又该如何应对呢？”很有道理。根据在公共场合应为所有宗教信仰保持一个公平环境的原则，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宗教，还是无宗教信仰，都不应该在法律上有任何优势。
奇怪的是，卡拉·法耶·塔克事件竟成了某些布什的反对者批评他的基督教信仰的把柄了，特别是在布什成为总统以后。一些批评者声称，耶稣基督在《圣经·新约》中的教诲以及耶稣自己被不公正处死的事实都表明，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反对死刑。在布什任职州长期间，得克萨斯州处死的犯人比别的州都要多；许多人就利用这件事作为证据而断言，布什的基督教信仰是不纯正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同样是这些批评者又在此时似乎拒绝接受《圣经·新约》在任何其他政治领域，无论国内或国外，是判断事物有效标准的权威。这些以如此不一致的方式应用基督教经文的人们，他们的诚实性绝对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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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州长时的个人信仰生活而言，布什继续和劳拉及女儿们去一所联合循道会教堂。现在去的是位于奥斯汀西部的塔里汤恩联合循道会堂。该教堂的主任牧师是吉姆·梅菲尔德博士，他是个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的有才华的诗人，于1988年迁入塔里汤恩。
梅菲尔德说，布什和他的家人定时来塔里汤恩教堂，“他非常定时”，虽然他的女儿们有时候不来。最初，作为一名牧师，梅菲尔德不太确定应该如何处理与州长的关系。他对布什说：“当你进入教堂大门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你是作为乔治·布什、上帝的孩子进来的，而不是带着‘州长’的标记进来的。”州长欣然同意了这种说法。“他说：‘正是如此，’我们对此的看法立刻达成了一致，”梅菲尔德说道，“而且马上就显出他就是那样的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布什还对梅菲尔德表达了谢意，因为这位牧师始终尽力避免发生让州长为难的事情。
梅菲尔德说，他在2000年圣诞夜那天特别受感动，当时布什州长已是当选总统，他来教堂参加最后一次崇拜，那天他还是圣餐服务人员之一。在拥挤的教堂会众中，一个4岁的女孩正坐在牧师旁边，牧师就开始和她说话。这个小女孩认识布什，也知道他就要离开奥斯汀了。小女孩叫埃莉娜，她说：“我想我们该告诉他别走了。”
“我说：‘真的吗？’”梅菲尔德记得是这么回应的。
“是的，我喜欢他，”埃莉娜回答道，“他跟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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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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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去州长办公室拜访过几次，布什和他也说过话。梅菲尔德是一名无党派人士，但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他更偏向前者，他有时候直率地就各类问题发表个人的政治观点，但他说他们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冲突过。梅菲尔德尽管并不完全反对极刑本身，但却感到得克萨斯州执行的死刑过多，就此他向布什表达过他的担忧。梅菲尔德说，他们就此的对话“不是情绪上对抗的”那种。
有一次梅菲尔德去拜访布什，布什指着他办公室里那幅《重责未了》的画解释说，这里的“重责”并不意味着他要在短时间内去干许多事，而是要意识到自己有着来自上面托付的责任。接着布什还引用了整篇对他十分宝贵的赞美诗。然后他又指向办公室里的另一幅画，在画中，得克萨斯州的英雄山姆·休斯敦身穿古罗马托加袍站立在庞贝城的废墟上。布什解释说：“哦，我挂这幅画就是要提醒我：我和他就一瓶酒之差。”他告诉梅菲尔德，彻罗基人（北美印第安人）都知道休斯敦是个大酒鬼。
对于布什既是基督徒又是政治领袖的双重身份，梅菲尔德总结了他对此的看法，他说：
我逐渐看得很清楚，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和一名州长，他对自己有一种敏锐的了解，而且就马丁·路德在讨论王子角色时谈到的有关公职与本人之间（的结合）而言，他几乎是体现这种结合的典范。当我向他提起路德的思想时，他很感兴趣，而后我叫人给他寄了一些路德有关这一题目的著作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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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当得克萨斯州州长第一任期结束之前，他成功地“央求”了少数裔社区中的许多人，这些社区通常都会全体投民主党的票。在政治上改为支持布什的人群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群之一就是西班牙语裔社区；在布什竞选第二任州长时，该社区49%的人投了他的票，这是老大党候选人获得该社区最多选票的一次。布什在1998年以69%︰31%的压倒性优势击败了他的民主党对手加里·莫罗，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同时也告诉世人，虽然布什常被人低估，但他却是共和党里获得惊人成功的选票获得者。
布什的这次胜利，以及他弟弟杰布在第二次竞选中成功当选佛罗里达州州长，这些都暗示：虽然族长老布什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败北，但布什家族已准备好要重返美国的政治舞台。1998年全年，人们一直在谈论布什可能要在2000年竞选总统，许多共和党的支持者在199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都站出来慷慨资助布什。
然而，在1999年第二任州长的就职典礼上，在布什身上发生了意义深远的事情。对于这次在奥斯汀市中心第一联合循道会堂的典礼仪式而言，布什本人从属灵的意义上将它形容为他生命到此时为止的“决定性的时刻”。当时证道的是马克·克雷格牧师，他来自达拉斯，他在证道时意识到不但有再次当选的州长，而且还有整个布什王朝在场（杰布缺席，他刚在佛罗里达州当选和就职，正忙于组阁）。面对着牧师、在教堂前三排就座的有美国前总统和他的夫人巴巴拉，有州长的双胞胎女儿巴巴拉和詹娜，布什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夫人及孩子，还有一大群布什家族的亲戚。
“我听过带有大能的证道、启迪心灵的证道，而听得太多的却是乏味的证道，”布什后来写道，“但这次证道深入人心、‘抓住’了我并改变了我的生命。”克雷格讲的是，人们需要将生命中的每一刻都看作是一种挑战，并应以深厚的责任感使用这每一刻。他说，一天只有不可倒流的86400秒：“不使用它们就失去了它们。”接着，他好像在直接对布什讲话，他把州长的再次当选说成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终结”。克雷格接着说，各处的人民都在“渴望领导，渴望有伦理和道德勇气的领袖。……美国需要有道德勇气按照正确的理由去做正确事情的领袖”。
仪式结束后，巴巴拉·布什走近布什说，克雷格是在直接对他讲话。布什表示：“这次证道是直接对我的心灵和生命讲的。”克雷格曾谈到需要“按照正确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情”。现在布什又补充道：“牧师好像在挑战我去做更多的事情。”
布什相信，在马克·克雷格牧师证道的时候，是全能上帝通过牧师在对他讲话并鼓励他竞选美国总统。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左右斟酌这一决定，考虑的不仅是其中的政治挑战，而且对他的整个家庭来说意味着是一生的改变。克雷格在反复思考了1999年元月的这次证道时说，他相信这是他做过的“最出色的一次证道”。
我想，在我内心深处我是希望发生某种事情。我认为，他正处在生命的关键时刻，此时他正在寻找方向。我称它为神秘的时刻，因为你能从前第一夫人的眼中看出来。你能看到她在对她儿子低语，你也能看见他眼中的微弱闪光和一些泪水。证道之后，人们走上前来说道：“你知道吗，他要竞选了。”我的意思是说，在场的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某件事情要发生了！
确实发生了。但布什对后来要发生的事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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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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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跟着耶稣行走时，有信仰的人们就会与你同行。
——乔治·W布什马克·克雷格牧师在布什第二任州长就职典礼的那天早晨的证道对促使布什决定竞选总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在布什通向这个里程碑的过程中，他还受到与其他几位牧师之间重要友谊的影响，他们同样鼓励布什向这个方向努力。虽然，这些牧师的政治观点和宗派背景有着天壤之别，但是，无论是间接或直接地，他们都向布什表露了本质上相同的使命：这是对他生命的召唤，就是召唤他走上国家的最高职位。没有他们的指引、劝说和祷告，美国第43届总统很可能就不是乔治·W布什。作为布什十分信赖的朋友和私人顾问，他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单单说服他去竞选总统。事实上，当布什政府面临历史性的和空前的考验时，他们对布什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
看来，没有哪一位近期的美国总统像布什这样寻求牧师的劝导和培养与他们的友情，即使他已经稳坐白宫后也如此。确实，过去执政的其他美国总统也曾请教过著名的牧师。葛培理牧师至少是8位前总统的亲密朋友，他们大多数都曾邀请过他在白宫过夜。在总统中，葛培理也许和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关系最密切，他在白宫和在约翰逊得克萨斯州佩德纳尔斯的农场里与他一起祷告并对他进行劝导。在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他也和葛培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由于年龄的增长，这位著名的福音传道人很难与布什保持他和过去白宫主人们那种频繁、亲密的交往。据布什身边的助手卡尔·罗夫讲，虽然布什在州长任期里和葛培理有过多次谈话，但是，只有少数几次是面谈，多数都在电话里。
布什在基督教牧师中选择朋友也不同于他的白宫前任和大多数美国的政要。他曾经持有并依然保持着几乎令人吃惊的普世基督教合一的做法。当然，就像他在《重责未了》中表明的那样，他成长于一个圣公会教徒的家庭，而父母却多年来也去长老会的教堂。他曾经在休斯敦做过圣公会的祭坛侍童，1977年结婚后，就转去循道会教堂。其实，在他成为得克萨斯州州长之前，由于家庭的显赫名声使他结识了很多有着不同背景的基督教牧师，事实上，他现在的基督徒朋友中有些是从老布什那里接过来的。
而布什与克雷格牧师之间的友情却是他自己建立的，那是在他来奥斯汀之前在达拉斯的日子里，即他和劳拉去克雷格的海兰帕克联合循道会堂做礼拜的时候。这种友情超越了正常教牧的范畴，它从布什的两次州长任期一直延续到他的总统任期。自称很少答应去外边布道的克雷格在布什邀请他在自己第二次担任得克萨斯州长宣誓前的教堂早崇拜证道时，他破了一次例。两年后的2001年1月，他又破例了，这次他被邀请在布什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之前证道。克雷格被邀请在白宫对面拉斐特广场上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也以“总统教堂”著称——做一次“说教”，即低调的和鼓舞人心的证道。
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许多其他基督徒朋友一样，克雷格和他的全家作为总统的特殊朋友和家庭成员，被邀请出席参加总统的就职典礼和当天的几场招待会。之后，通过偶尔的电话交谈，他和身处白宫的布什总统保持着联络。当布什还在得克萨斯州的时候，克雷格就已经以多种方式触动了布什的内心，尤其是在2000年艰辛的竞选活动期间和11月大选之后等待佛罗里达有争议选票结果的数周那情感跌宕起伏的时期。但是，克雷格绝不是唯一在布什还是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就与这位未来的总统发展基督徒友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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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什寻求上帝的启示是否应该竞选总统的时候，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一位牧师是詹姆斯·罗比森牧师，一位得克萨斯州的福音传道者。他是一个被人强奸的女人的孩子，被一位浸信会的牧师抚养到5岁。在20世纪70年代，原先是南方浸信会教友的罗比森是一名充满活力的福音传道人，但他说，辛苦的工作、盛名和诱惑使他“耗尽了自己”。他的教会事工似乎稍微改变了方向，展开并跨越了宗教派别的界限。罗比森相信基督徒可以听见上帝对他们内心的讲话，但他们所听到的应与《圣经》相符。
基于他和罗纳德·里根的关系以及对里根在1980年总统竞选中的政治上需要的评估，罗比森断定里根将会选择老布什作为他的竞选搭档。老布什当时对罗比森的预言非常吃惊。罗比森在1992年初次见到布什，但是，他说那时他并没发现布什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属灵动力。而布什成为州长后，两个人又重新建立了联系。罗比森说，这次他被布什关于自己人生转变的见证中的真诚和力量打动了。
据卡尔·罗夫讲，在1998～1999年期间，罗比森曾帮忙为布什安排了一系列在教堂举行的祷告会，使州长有机会结识了郊区超大教堂和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市中心区的非洲裔美国人会众的领袖。罗比森回忆道：“当时我还在州长官邸安排了一次。那天晚上祷告会后，我见到了卡尔·罗夫，他说：‘州长走出（你的那些祷告会）时看起来好像内心发出了平安的‘光环’，请你继续这样做下去。’”
罗比森说，布什在1998年底告诉他，他正在为竞选总统祷告。1999年，布什两次出席了罗比森的每日电视节目《与詹姆斯和贝蒂·罗比森的今日生活》（Life Today with James and Betty Robison），当时这个福音传道人在电视上为布什祷告。按照罗比森的说法，布什对此表示感激，而且在随后1999～2000年的总统竞选期间，他们频繁地通电话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罗比森回忆说：“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就是在每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之前，我们通过电话一起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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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年初，也就是在布什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之前，罗比森安排的祷告会中有一次是在托尼·埃文斯博士的教堂举行的。埃文斯是达拉斯拥有6000名成员的橡树崖圣经团契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是非洲裔美国人，时常为基督徒的“守信者”（Promise Keepers）运动的全国聚会作演讲，他也是“都市选择”（Urban Alternative）的创始人和主席，都市选择是个全国性的机构，旨在通过教会让美国的城市经历属灵的复兴。
托尼·埃文斯第一次见到布什是在1996年得克萨斯州的格林威尔。当时，美国南方个别地区小镇中的教堂——多数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教堂——看似是故意被人纵火烧毁的，而格林威尔正是其中的小镇之一。在得克萨斯州享有盛名的充满激情的演讲者埃文斯和当时的州长布什，都被邀请在对损坏或者毁坏的教堂表示支持的教会聚会上致词。当埃文斯在讲演中谈到教会是任何社区中传递援助的最好的社会来源时，埃文斯深深地打动了布什。埃文斯回忆道：“他后来和我分享道：是我的讲话激发了他作为得克萨斯州州长提出基于信仰倡议的计划的。”
罗夫确认了埃文斯的叙述，说布什总统后来几次提到了埃文斯那天的致词给他留下了深邃的印象。罗夫回忆说，布什还在多个场合引用了埃文斯在格林威尔的讲话：“在每个街角都有一个地方，它们知道如何在邻里间提供帮助，在那里你可以求得帮助，那些地方就叫教堂。”埃文斯邀请布什在他的达拉斯教堂作演讲，当布什最初告诉埃文斯他将要竞选入主白宫时，埃文斯与他进行了讨论并一起祷告。后来埃文斯回忆道：“首先，他想知道上帝是否认可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其次，他想了解从牧师的角度看应该对什么问题加以注意。”
埃文斯坦率地承认：“多数非洲裔美国人不投共和党的票，但当他们一旦见到他（布什），听到他讲话时，他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文斯支持布什政府推行的基于信仰倡议的计划，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说，总统“干得棒极了”。他补充说：“他在任职期间灵性已有了长进。”尽管布什迁入了首都华盛顿，但他还保持着与埃文斯的友情，多次邀请埃文斯到白宫并和他一起祷告。总统也回到过得克萨斯州在埃文斯教堂的重要活动场合上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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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总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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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斯并不是布什任州长时期与他建立了热情和亲密的关系，并多次被邀请去白宫做客的唯一的非洲裔美国人牧师。另外一位就是柯比乔恩·考德威尔牧师。他是一位杰出的、有魅力的而且非常风趣的牧师，他掌管着美国最大的循道会教堂，就是位于休斯敦的温莎庄联合循道会堂。考德威尔是毕业于沃顿商学院的MBA研究生，沃顿商学院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著名商业学校。20世纪70年代末，当他在华尔街的事业向迅速致富发展时，他感到有种轻微的推动力要他放弃商业事业并转做专职牧师。在南方循道会大学他用3年的时间完成了4年的神学课程后，先在达拉斯和休斯敦附近的教堂任助理牧师，后担任温莎庄教堂的牧师职务。
考德威尔的证道和个人风格融合了《圣经》、积极肯定的话语以及鼓舞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讲的都是通过信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改变生活的人们。他号召听众和读者要通过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信心来明白信心是什么。在他的畅销书《完美成就的福音》（The Gospel of Good Success）中，他写道：
你也有无形的桥梁，等待着扶持你跨越你的现今和上帝对你最佳前程的异象之间的看似无底的深渊。但是你永远看不见这些桥梁，更何况走过它们，除非你有信心和勇气走上你的信心之旅。那些渴望完全救恩的人是凭信心行走的，而不仅是凭看到的。像印第安娜·琼斯和兰斯洛特爵士一样，你可获得不可能获得的，跨越不可跨越的，战胜不可战胜的。但是第一步就是信心。
信心有了行动就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每一个巨大的成就都是信心之旅的结果：一步步向上帝为你向往的将来所赐的异象跋涉。无论是那些穿山越岭、跨越大陆和海洋，最终跨越月球的探险家的异象，还是那些使21世纪的商业和工业革命化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异象，相信上帝的大能是实现异象的先决条件。
信心之旅是能够使你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像火箭似的发射到未开发的崭新世界的一段旅程。通过将你的期望调整到与上帝对你将来的愿望相一致以及充满信心和顺从地走向这个异象，你就会发现不可能的事情会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变成可能。
布什如此钦佩考德威尔在他的循道会教堂和休斯敦郊外名为大能中心的社会服务中心所做的一切，以至于他在2003年9月曾经到那里，在地处原先的凯玛特商场的中心的开业10周年典礼上演讲。这座在破败地区的商场建筑被改造得可以容纳一所私立基督教学校、休斯敦社区大学的分校、小公司的办公区、一家药房、一所美发厅、一个面向妇女儿童的联邦福利办公室以及该地区唯一的一家银行。
当考德威尔把布什介绍给听众——休斯敦非洲裔美国人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富人的很不寻常的混合群体，他们都曾经为这个中心和其他事业捐了数量可观的资金——的时候，很明显，两人之间有一种亲密甚至相互逗乐的关系。在谈及布什在1973年的几个月里帮助第五区低收入的非洲裔年轻人的时候，考德威尔说：“这个人确实为这些人做了教牧工作。”听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总统演讲时，他形容考德威尔是他如此亲密的朋友，以至于在2000年总统竞选的几次辩论会之前，他都可以请考德威尔与他在电话里一起祷告。布什还特别提到了考德威尔的教堂，说他特别感激教会会众的多次祷告。“我感觉到它们，而且这意义重大，”他说，“通过信仰改变人生的能力是大于一切的资源。”随后布什补充了一段几乎成为老生常谈的话：他的信仰能够改变人的心灵，通过改变人的心灵去改变社会的观点。为了强调政府做不到而他认为教会和以信仰为基础的机构能做到的社会改革，他说：“顺便提一下，从我在政府任职以来，我一直都在追寻那个议案——那个说你要去爱别人的议案。”
从某种意义上讲，总统参加这个教堂社会服务中心的纪念庆典可能是布什做回报的方式。在2000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布什接受共和党提名他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演讲之前，尽管考德威尔不是共和党人，但正是他在大会播放介绍布什传记性的录像之前作了介绍。当时，考德威尔也非常清楚，共和党在非洲裔美国人社团的名声，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极坏的名声”。事后，他这样解释了参加费城大会的原因：最初当布什总统邀请我在大会上介绍他的时候，我不是震惊就是惊讶，因为我不是共和党人呀！但是，如果我告诉他，“对不起，我不想介绍你”，那么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个共和党人。可是，我不是一个看标签的人，而是一个关注实质的人，对我来讲，只是一个共和党的标签并不足以成为我拒绝他的理由。
事实上，在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考德威尔在堕胎、“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以及枪支管制等关键问题上，与布什的意见相左。
但是，两者的政见分歧并未阻碍他们深厚的个人情谊。从2001年1月起，考德威尔多次在白宫过夜，在许多白宫内幕人员的眼里，他和布什的关系可能是自后者入主白宫以来保持的最亲密的属灵友谊。有趣的是，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考德威尔是唯一一个不愿与我私下谈论布什个人信仰的亲近的属灵朋友，而且，总统在我可以采访的和总统关系密切的朋友和亲属的名单上刻意地遗漏了考德威尔。当我向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求证，这是否因为布什成为总统后，考德威尔是他最亲密的祷告朋友，那位官员点头表示同意。
布什总统显然想保护这个牧师免遭他的教堂的和休斯敦非洲裔美国人社团的一些成员的批评：说他身为民主党人却和一个共和党人交往甚密。罗夫回忆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布什与得克萨斯州超大教会的著名非洲裔牧师和白人牧师在休斯敦做祷告，其中一位白人牧师建议应该向大众宣传此事，其理由是展示与非洲裔牧师一起做祷告可以给布什带来政治上的亮点。罗夫说，当时布什的回答是：“不，不可以。你负责属灵的事，政治的事我来管。”
几乎可以肯定地讲，像考德威尔和埃文斯这样的人愿意冒着被攻击的风险与一个共和党总统为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知道，布什尽全力不让人们误解他试图利用与他们的关系捞取政治资本。布什尤其要避免人们怀疑他与考德威尔的友情是一种讨好非洲裔美国人的手段。虽然这位白宫官员承认，至今，布什对他的许多属灵上的友谊和交往一直保持隐秘，但此官员也同意，柯比乔恩·考德威尔可能是布什最亲密的牧师朋友。
尽管布什有这些防备，但是考德威尔还是经受了批评，这批评虽然是另一种的，但却源于他和总统间的亲密关系。考德威尔在2001年1月在首都华盛顿布什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做了祷告，他因此遭到了攻击。考德威尔并没有做一番常规通用的祷告，而是以圣灵降临教派的方式祷告，祈求保佑布什总统和第一夫人劳拉：“我们宣布并声明，敌对他们的任何武器都不会成功。”这番祷告本来几乎可以被所有的人接受，若不是他讲了这样的祷告结束语：“以超乎万名之名，耶稣基督，让所有同意的人说阿门。”事后，他对一位宗教新闻社（Religion News Service）的记者说：“确实有你应该公开明确表态的那一刻，我一直都是以耶稣的名义祷告的，现在也没必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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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总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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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期间结交的牧师朋友的圈子远不止克雷格、考德威尔和埃文斯。实际上，他与休斯敦、达拉斯和奥斯汀的大型白人教会及非洲裔美国人教会的牧师都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以至于他们有时还邀请布什去他们的教堂讲道。布什最出色的讲道之一就是1999年3月7日在伍德威街的休斯敦第二浸信会堂的巨大主堂的讲道。此前的星期二，他已经表明将在星期日公布他将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探讨他是否应该参加总统竞选的问题。这个教堂的主任牧师——一位受人欢迎的、快活友善且看上去身体健康的爱德·杨牧师——却在得知布什将于星期日公布计划时几乎犯了心脏病。随后，精明的杨把布什请到了教堂大楼顶层他自己宽敞的个人办公室兼阅览室，布什刚在一把舒适的扶手椅上落座就马上对这位震惊不已的牧师开诚布公地说道，“我相信我受到召唤去竞选总统”，杨说，他那时脑子里的警钟马上响了起来，他明确表示，如果布什打算利用教堂的讲坛公布一个政治计划，那么就将收回讲道邀请。布什向他重申：他没有这样的打算。
布什这番讲道非常精巧地、几乎是经典地表达了他的信仰要点，以及他认为信仰应如何与政治生活相结合的想法。（此证道全文见本书附录。）在善意地开了个关于循道会的洗礼方式(点水)与浸信会的洗礼方式(全身浸在水中)的区别的玩笑后，布什便对听众敞开了心扉，他说：你和我之所以在这儿,就是因为我们都相信信仰能改变生命。我们知道信仰可以改变得克萨斯州，我们也知道信仰可以帮助改变我们的文化。信仰是生活的框架，它给予影响我们所作所为的灵与心。每一天它都给予我们希望。信仰给予我们意志去纠正错误，去保护我们的家庭，去将价值观教给我们的孩子。信仰给予我们良心，使我们诚实，即使身边没有人看着。而且,信仰能改变生命。我自己就有亲身体会，因为信仰改变了我的生命。
布什简要地提到了1985年他和葛培理在肯尼邦克波特那次众所周知的会面。他还谈到了在得克萨斯州实施的各种信仰倡议，包括监狱团契的“心灵改变”的监狱事工。他再三强调，他坚信政府那些改善社会状况的计划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转变人与人之间的态度，他说：
但政府做不到的是——看来这是过去30年的空指望——政府无法使人们彼此相爱。我真希望我们能做到。我愿意签署那样的法案。或者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需要花多少钱就能使人们彼此相爱，我们就通过并乐意通过那个预算——“爱的预算”。然而事情的真相是，爱不是来自政府。它来自品行端正的得克萨斯州人的心与灵。文化是通过一次次的同情行为而改变的。这就是文化变革的方式，而少了我们哪一个人的参与都不行。当然，这再一次重申了布什对信仰、基于信仰的社会变化和文化转变的看法，这些看法来自于他和奥拉斯基、麦格内特以及他的得克萨斯州的牧师朋友们的会谈。
另外，在一个不寻常的离题中，布什将他谈话的焦点转到了几个月前对以色列的出访。尽管它不是布什在1999年3月讲道的主题，可是他的评论早就预示了他的政府日后对待以色列的政策是什么。当时他说：“我们同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被信仰的力量团结在一起。”
1998年12月，布什访问以色列的时候，美国政治观察家几乎没有人怀疑他会正式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但他那个时候正处于不同寻常的中间阶段：他已经以绝对的多数重新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但就职典礼——和马克·克雷格牧师的关键的布道——将在州选举的两个月后才举行。尽管作为州长，布什已经访问过墨西哥，而且在1975年也去过中国，但是，特别是与另一名共和党的总统职位的竞争者参议员约翰·麦克恩相比，布什还是外交事务上的新手。如果布什要成为美国总统，他需要增加知识，最好是通过直接的经验。出访常年纷争不断的中东地区便是个显而易见的选择。
1998年感恩节的假期期间，布什和劳拉飞抵罗马，在那里与他们的一个正和学校访问团一起访问罗马的女儿会合。3个共和党的州长——马萨诸塞州的保罗·切卢奇、蒙大拿州的马克·拉奇科特和犹他州的迈克·莱维特，几名工作人员以及几位布什的美国犹太人朋友和布什一家聚齐后，就向以色列进发了。这次旅行是由美国的全国犹太人联合会赞助的，这个联合会是一个倾向共和党的强烈支持以色列当时的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保守派政策的游说组织。他们到达以色列后最先的一项活动就是11月30日在耶路撒冷与内塔尼亚胡共进晚餐。代表团也见到了总统埃泽尔·魏兹曼、国防部长伊扎克·莫迪凯以及反对党工党的领袖们。
这次行程的亮点之一是代表团员乘坐直升机对约旦河西岸——许多以色列人有意使用了《圣经·旧约》中的地名称其为朱迪亚和撒玛利亚——的巡视，由当时的外交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带领。当直升机低空飞过朱迪亚的山丘时，在25年以色列国防军职业生涯中荣升为少将军衔的“阿勒克”（阿里埃勒·沙龙的昵称）得意地指出，这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他才十几岁时当兵打过仗的地方。
布什事后说，他就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对以色列的国土如此之小感到惊讶。然而，比深入了解这个面积虽小但政治意义很大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经过晚宴以及与沙龙在飞机上的交谈，他好像与沙龙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在代表团即将返回特拉维夫之前，沙龙与这些美国人道别的时候，一个以色列的陪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布什热情地握着沙龙的手预言道：“你知道，阿勒克，我可能成为美国总统，你也可能成为以色列总理。”根据这位观察者的说法，沙龙一边大笑着一边回答说，他这个在以色列政界有争议的人物当该国的总理是很不大可能的。（对沙龙有争议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沙龙由于一场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被迫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在这起事件中，当时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武装在贝鲁特的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屠杀了许多巴勒斯坦平民，而当时控制着贝鲁特绝大部分地域的以色列军队却在一边袖手旁观没有出手制止那起杀戮。）然而，沙龙确实在2001年2月的一次特别选举中当选为以色列总理。
著名的以色列新闻记者乌里·丹，沙龙多年的好朋友,有时候也是沙龙的代言人，他回忆道，1998年12月1日的晚上，在沙龙带着美国客人在直升机上巡视西岸之后，他接到了沙龙的电话。丹问道，西岸之行怎么样？
沙龙回答：“非同一般！对我来讲有个好机会把我们的想法解释给一个重要的美国人士听，他想了解我们的安全问题以及我们对领土的依恋。我不知道在本世纪的最后25年里，以色列的领导人中还有哪一个急于为这个国家的权利去‘布道’的。”沙龙这席话表明了两个要点。首先，他把3位美国州长中的一位确定为“重要的美国人士”，也就是布什；其次，身为以色列高级官员的沙龙，正在为以色列为何需要保护《圣经》所说的核心地带朱迪亚和撒玛利亚做了有成效的、保守的和以色列民族主义式的辩论。他认为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急于为这项使命作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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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总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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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丹的叙述，布什对沙龙给他们看的土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是个绝好的听众，而且问了“详细全面的问题”。这位记者说，布什对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实现的成就表达了明显的钦佩。他还对沙龙说：“如果你笃信《圣经》像我一样笃信《圣经》，那么你就知道非凡的事情会发生的。”
很显然，在1998年最后几个星期的那3天里，一个未来的美国总统和一个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之间非常有意义的私人友谊成长了起来。2001年2月，总统就职典礼的几个星期后，在沙龙战胜了工党和它的联盟取得决定性的竞选胜利后，布什是最先给沙龙打电话的外国领导人中的一个，布什对沙龙说：“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不是总统，你也还不是总理。”
在沙龙当选后的一个月，他处理完组阁任命的复杂程序后，便开始了对华盛顿的首次官方访问。乌里·丹当时也在场，沙龙还将他介绍给了布什总统。丹回忆道：“我采访报道了所有对美国的出访。在此之前，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和以色列总理之间存在像他们这样的可信性和诚实性。我那时就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那是他们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
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布什总统在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各种交往中非常令人侧目地支持以色列政府。虽然，布什是第一个公开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观念的美国总统(在2002年6月的讲话中)，但是他一直坚定地拒绝邀请前巴勒斯坦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到白宫访问。沙龙过去也同样拒绝与阿拉法特握手，并坚称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如同和一个恐怖主义的杀人犯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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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在成为总统之前没有公开陈述过他对以色列的见解，当了总统，他也一直小心避免使人认为由于他的个人基督教信仰而在阿以冲突中可能更加同情以色列之嫌。哈里·杜鲁门之后的其他美国总统，也不时表达过他们对以色列国家本身的存在具有很强烈的情感反应。
例如，尽管杜鲁门或许不是一名福音派教徒，但他曾经多次提到他在主日学校的课堂上学到的《圣经》里的以色列国。他有时把自己想成波斯国王居鲁士，他使遭受放逐的犹太人能够返回耶路撒冷并重建他们在那里的神殿。实际上在1948年5月，尽管面对国务院的强烈反对，杜鲁门还是作出了承认新建的以色列国的决定，这反映了他出于直觉的信念：以色列就道义上说应以一个主权国的形式存在于中东。
生长于贵格会教徒家庭的理查德·尼克松对以色列也有一种基于道义的责任感，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期间，这种责任感得以表露。虽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想暂缓美国对在两条战线上处境极其困难的以色列军队给予军援，但尼克松却更倾向一个全面积极的计划，把尽可能多的军备尽快空运至以色列。此外，当1973年11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威胁将动用苏空降师去解救被沙龙将军渡过苏伊士运河并插入的、以军包围着的埃及第三军的时候，尼克松命令全球的美军力量进入戒备状态。如果苏联试图在中东进行危及以色列安全的军事干涉，就会发现自己是在与美国开战，这种暗示性的威胁迫使苏联放弃了初衷。
自称是重生基督徒的民主党前总统吉米·卡特也对《圣经》历史很感兴趣,他认为以色列的未来对世界具有深远意义。但他认为自己应该充当有时简直是死敌的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中间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它们签署一项和平协议。实际上，卡特作为总统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确实做到了那一点：像助产士那样帮助埃及和以色列在1979年签署了戴维营和平协议。
罗纳德·里根对“末世”事件的基督教解释非常感兴趣，它预言了哈米吉多顿的最后大战中以色列会和一个与世界的独裁者联盟的军队展开关乎以色列存亡的决战。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目的是通过挫败巴勒斯坦解放阵线(PLO)的努力来根除恐怖分子对以色列北部的火箭袭击，从而使美国处于出面制止以色列的压力之下。当年的里根政府发现不得不介入磋商一项协议，允许PLO毫发无伤地从贝鲁特撤到突尼斯，同时要求以色列军队阶段性撤军至黎巴嫩的最南部。
到了老布什的总统任期，由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继续扩展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许多以色列人反对“定居”这种称法），美以两国的关系冷淡了许多。
比尔·克林顿缓解了双方的关系，他做到这一点是通过与以色列领导人的热情友好，又使美国犹太选民相信，他虽然是个坚定的民主党人，但对于使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的敌意和恐怖分子袭击时能保持强大的措施他总是支持的。按照接触过克林顿的福音派新教会的教徒们的说法，克林顿对《圣经》上教导的各种问题，从战争与和平到死刑的处罚到同性恋婚姻，具有广泛的认识。他似乎并不拥有的是一个足够坚定的基于《圣经》的道德信念来引导他在个人方面做出与他的实际行为不同的表现。
与克林顿相比，布什多年来在不同方面都以《圣经》的教义调整自己的行为，包括以色列问题。尽管一些包括福音派教徒在内的基督徒认为《圣经》对当今以色列国的重建是沉默的，但另外一些人，特别是美国人，坚信“外邦人”（《圣经》的称法，指非犹太人）在道义上有义务去支持和保护现代的以色列国。鉴于合理的外交原因，布什总统不能公开阐述他对以色列的可能被认为是神学上的观点。但是，一位坚定的基督徒的私人朋友，很了解布什对很多问题的观点，他坚称总统确实对以色列的存在持《圣经》意义上的赞同的个人观点。布什对以色列的亲和力是与他对上帝的信念相关联的，他相信上帝通过历史来运转，而且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犹太人民的爱。他的这种亲和力并非基于关于末世发生过程的任何预言性的描述。明白布什的这一属灵观点是重要的，因为他强烈的基督教信仰使他惹上了与美国犹太人的麻烦，此事的报道遮盖了布什1998年出访以色列的报道。1993年，在他第一次竞选州长之前，他对一个记者讲过关于他和母亲争论什么样的人能进入天堂的故事。这是复述过多次的故事，关于巴巴拉·布什给葛培理牧师打电话请他定夺她和布什的神学争论的故事。然而，在1993年的复述中，布什说的不是“重生”而是“基督徒”，也就是说只有基督徒能进入天堂。这个含义是清楚的，也是不受欢迎的：上帝很可能会把非基督徒拒之于天堂大门外。
在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里，巴巴拉和她儿子辩论的焦点是什么构成了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谈的是“重生”，而不是与印度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信徒或佛教徒相对立的“基督徒”。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时的基督徒愿意用“重生”指对耶稣基督做过个人承诺的人，而且承诺得越公开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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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总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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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所有的版本里，葛培理都是电话里的请教对象，他在电话里首先肯定了布什基于《圣经》关于进入天堂的条件的贴切理解，但他还是巧妙地劝告道，不应以此来作为判断他人的依据。1998年末这场关于布什立场的争论是由山姆·豪·威尔霍夫科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大约8000字的文章引起的:“根据布什的回忆，葛培理说：‘从个人角度上讲，我同意乔治的说法；《新约》一直是我的指南。但我要警告你们两位：不要扮演上帝的角色，你们俩是谁啊，想当上帝？’”
布什在1998年12月初从以色列回来后，他发现记者们对那个故事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对他就以色列的总体认识。在1998年12月4日奥斯汀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布什尝试平息这场风波。他解释道：“我的信仰告诉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世主是我的救赎，而且我坚信不疑。州长的角色不是决定谁该进天堂。我相信是上帝决定谁该进天堂，而不是乔治·W布什。”
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脱身。反诽谤联盟的理事亚伯拉罕·福克斯曼要求——并得到了——布什澄清他立场的书面道歉。布什在1998年12月8日的道歉信中写道：
我从来都无意去评判他人的信仰。关于天堂的判定不属于政治领域，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们是由更高的权威掌控的。作为一名基督徒在谈及我自己的个人信仰时，我绝对无意暗示对任何其他信仰有任何蔑视或诋毁。在4年的州长任期里，我确立了一个积极的基调，它表现了我对所有信仰、所有背景和所有行业和地位的个人的尊敬。
福克斯曼后来说他接受了道歉，而且认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了”。
布什这么说，几乎毫无疑问没有掩饰。像许多虔诚的基督跟从者一样，他看来没有让他自己的信念,即对耶稣基督作出个人承诺,成为与其他信仰的信徒保持良好关系的障碍。在当总统之前，布什看来从未压抑自己去表达对犹太人民的强烈友情。
布什1999年3月在休斯敦第二浸信会教堂的讲道中，同时在《重责未了》中都讲到一个故事，他说在赴以色列的旅行中，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友爱深深地打动了他。当时，代表团走访了加利利海和八福山，传说耶稣就曾在这里讲的登山宝训。在布什对这次游览——以色列旅程的最后一次社交活动——的回忆中，代表团的一名外邦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跪在加利利海边，握住代表团里的一名犹太人的手，将他们握紧的手一起放进海里，并一起祷告。布什描述了那个外邦人在讲完这个故事后是怎样情不自禁地唱起一首古老圣歌的情形。《重责未了》中全文引用了此歌的歌词，而且歌词看来几乎是布什对犹太人的强烈同情心的共鸣，歌词是这样的：时辰正临近，
先知久远有预言，
众人共聚一处——
羊群都归于大牧者。
犹太人与外邦人，
远方各处来相聚，
围着圣坛跪拜——
一位共同的主。
总之，看来布什认识到犹太教徒和外邦人之间，更具体地说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在信仰和见解上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看来他和大多数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一样对犹太人民有出于直觉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来自他们各自信仰的共根性及共享的宗教经文。许多犹太人还不能接受美国基督徒的这种亲和感，可以理解，他们还记得在过去不太久远的时期，在欧洲，一些对他们迫害最深的人也曾自豪地称自己为基督徒。但至少在美国，在不同与较早时代的近几十年里，如果基督教福音派与其前身有显著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犹太人的深厚同情和对以色列国的有力支持。看来布什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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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期，布什开始了十年之久的转变，即他的行为比较符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认为的一种基督徒应有的行为，他对犹太民族的认同只是这种转变的成分之一。1986年，他突然之间戒了酒，几年后，他又放弃了吸烟和咀嚼烟草。他的语言依然可以被宽容地称为是“丰富多彩的”，而且甚至在总统竞选期间，当有人冒犯他的时候，他有时还会说出咒骂的话。但在其他方面，他正表现出精神上的慷慨宽容和深深打动了密切关注他的人们的个人行为。
阿黛尔·马戈是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艺术画廊的拥有者，她的家连续四代都居住在此。马戈在布什任州长的时候就与布什和劳拉关系不错，这是因为劳拉对埃尔帕索（她母亲的故乡）和得克萨斯州其他地方的艺术计划很有兴趣。身为虔诚的浸信会教徒的马戈一家与布什一家的友谊相当亲密，曾被邀请到奥斯汀的州长官邸和后来的白宫做客。在布什家里看到的事情让他们感动。例如，布什一家很不寻常地关心他们的女管家——叫玛丽亚的单亲母亲——和她女儿的生活与幸福。马戈说：“在官邸（他们家的）姑娘和她一起玩。玛丽亚告诉我，他们出钱把（她女儿）亚里克斯送到奥斯汀的一所私人的圣公会学校。（布什一家）从不说此事。他们说得很少。”
马戈自己家的女管家本人也在白宫住了几晚，与总统全家共进晚餐。马戈说：“进餐时，他们要祈祷，布什祷告时是多么得问心无愧、毫无顾忌，这一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有这种自我贬低的幽默。他并不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得。这属于他们的人生道路，这一人生道路就是他们的一切。”［在这里“人生道路”（walk）是新教福音派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以耶稣为榜样来生活。］在2000年参加总统竞选期间，布什在信仰网（Beliefnetcom）上接受采访时，他本人谈到了“人生道路”。“当被问到我的宗教信仰时……我铭记在心的是要走那条人生道路，”他说道，“那是我作为总统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当你跟着耶稣行走时，有信仰的人们就会与你同行。”
布什夫妇的其他亲友也有类似的评价。布什对他多年的朋友忠心不渝，这一特点倒并不一定和他的信仰有关，但他表现出有这一特点。阿黛尔·马戈对此颇有感触，布什当选总统后，他与任州长的时候、在得克萨斯州牧人队做合伙人的时候和甚至更早的时候认识的朋友继续交往。“他们不忘朋友，”马戈说，“不是那种他们高升了就去结交更重要的朋友了。在我住的地方我们不去投票，要投就投民主党的。但是他让大家明白，他是全得克萨斯州的州长，愿意花时间与不认识他的人们交往。他花时间在极普通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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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总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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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0年总统竞选进行的时候，得克萨斯州一些是坚定基督徒的朋友们注意到布什的信仰似乎比以往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位得克萨斯州的女士(她不愿意透露姓名)，她与布什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当她最初成为劳拉朋友的大学时代，她回忆道：“在总统竞选时期，布什信仰的极大显露使我们的关系更紧密了。我开始观察到可能自始至终一直都存在的东西。我一眼就认出了：看来他的信仰正在变得更加深刻，当然也非常真实。他热爱上帝的话语（指《圣经》），而且他的祷告生活很丰富。”
劳拉的这位朋友开始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给他们寄一些鼓励的短信，信中有《圣经》的经句。在总统竞选期间，她一直没收到任何回复，但当她和丈夫被邀请到白宫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庆典活动时，新就职的总统走到她身边深深拥抱了她。他说：“在竞选期间，你一直非常鼓励我，我现在到白宫了，你还得一如既往呀。”
布什的信仰不断被表现出来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在通往白宫的路上他的信仰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像所有的总统竞选那样，竞选活动本身使人筋疲力尽，而布什还发现自己始终面临着挑战和需要作出能力之外的努力。在预选期间与共和党其他候选人的激烈对话有时很尖锐，但还没有到残酷的程度。但在着手2000年大选时，布什面临阿尔·戈尔的挑战，压力陡然增加。在那些日子里，他经常打电话给得克萨斯州的牧师朋友们，特别是给詹姆斯·罗比森和柯比乔恩·考德威尔。考德威尔说，几乎与布什的每次谈话都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按照在竞选期间有时跟随布什的唐·埃文斯的说法，布什差不多总是在床边放着他的《圣经》——这个习惯最早是他妈妈在他20多岁的时候发现的。埃文斯说道：“我和他（住同一家酒店）的那些夜晚，当我往床边看的时候，它就在那里。而他就天天都律己地阅读《圣经》。”
后来出任白宫新闻主管的竞选期间的新闻发言人凯伦·休斯也观察到同样的情况，她和竞选助手以色列·艾尔南德斯在竞选期间几乎天天和布什在一起。她回忆道：“我很早就知道他每天都读圣经。在竞选期间，他有时就会说起他那天早晨读过的经文。他交替阅读《一载圣经》和奥斯瓦德·钱伯斯写的《竭诚为主》（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有时，他还从他那本（钱伯斯写的）灵修书中复印一页给我。正是在竞选期间，我意识到了他的信仰对他来讲有多么得重要。”
这个评论可能比休斯认识到的更具有启迪意义。身为州长新闻秘书的休斯很清楚，布什与许多得克萨斯州的主要牧师之间有着牢固的友谊，他与像唐·埃文斯那样的长期查经的朋友之间有着亲密的私人友情。她也知道那些自带午餐在州长官邸举行的查经班，也知道有些虔诚基督徒的职员们时常给布什一些《圣经》中的鼓励经节。但她似乎没注意到的是布什的那种“火线信仰”，它最初是在布什竞选期间表现出来的，而后在美国受到“9·11”袭击的时候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但是，大选没能对自2000年春季以来进行的政治竞赛提供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因此布什先要面临的就是11月7日大选后令人非常难熬的日子。这些难熬的日子将要持续34天，直到最高法院最终通过反对对佛罗里达州有争议的选票再一次进行人工统计的裁决。最高法院由9名终身大法官组成，其中5名赞成此裁决，4名反对，从而反映了它的争议性。尽管如此，裁决的通过证实了布什获得了当选下届总统足够的选举人团 (Electoral College)的票数。他的胜利取决于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而与他并不是全美选民多数票的获得者无关。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是由选举人团的投票决定的，而不是由是否获得过半数的全民投票决定的。各州的全民投票决定了该州在选举人团的代表应投哪名候选人的票。因此，只要总统候选人在某个州获得过半数该州的全民投票，那个州所有选举人团的票数都属于他了。这一有争议而复杂的选举过程意味着，即使候选人在全国没有获得过半数的全民投票，他也有可能因得到足够的选举人团的票数而获胜。2000年的大选正是如此。
在这一段又长又不明朗的时期——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和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同样都十分受折磨——可以说，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布什陷入了两难之中：是要像有望被宣布获胜而表现出总统般的气派；还是要显得谦卑和谦虚，等候裁决。劳拉大学时的那位朋友记得，自11月7日到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的12月12日那段不明朗的日子，她遇到了布什，而且“对他当时的自恃和沉着大为惊讶”。她也观察到劳拉同样表现出超凡的镇静，在确认她丈夫已经赢得了大选之前，她不愿讨论甚至像就职典礼上的服装这样的问题。
一些朋友注意到，布什夫妇对他们落选的可能性似乎表现得泰然自若。在获悉布什可能进入白宫后，布什那位用《圣经》鼓励他的得克萨斯州朋友把《圣经》里一段合适的经文交给了布什，经文摘自腓立比书2∶16：“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她又补充了一句：“看起来你很快会被授予一个现世的冠冕。”布什显出爽朗的笑容。几天后，当CBS电视台新闻采访小组结束了他们对现已被证实的2000年大选获胜者的采访后，在小组拆卸设备时，她走进州长的官邸并这样祝贺他：“圣诞快乐！总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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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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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美国是个珍视和期待个人责任的地方。鼓励责任……是对良心的呼唤。
——乔治·W布什在2000年11～12月期间，选举后那不明朗的34天的考验想必使乔治·W布什想到一切政治权势的脆弱性。这一考验无疑迫使布什犹如千百万美国人一样，跪下祷告，他们担忧的是如果他的对手当选总统这个国家将走向何方。布什历来说，他从不为“赢得”竞选祷告，也不为要在某个特定的政治斗争中取胜而祷告。他在2000年大选前接受《20/20》新闻脱口秀的采访时告诉老牌女记者巴巴拉·沃尔特斯：“我不为得选票祷告，也不为股市上涨祷告。我是为力量、耐心、爱和理解祷告。”但他一定做了这样的祷告：他也许不会当选，他要是当选的话，靠着上帝的恩典，他能担当起此重任。
在《重责未了》中，布什很清晰地指出，他把整个政治生涯视为他的信仰之路。他写道：“如果我不相信有那能超越所有人的计划的上帝的计划，那我就成不了州长了。”并补充说：“我确实从来没有刻意对自己生活中的各个步骤进行过策划，也肯定从未为了达到更高的官职而参加某个官职的竞选。”布什的批评者和对手们对此不会有争议，他们把他的职业生涯看作是一连贯的幸运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他运气好、生在一个卓越而成功的美国政治家族。布什任总统以来，他明智地从未试图推测上帝特意“召唤”他做总统的旨意。但是，很可能从任期开始，他就将总统视为完成上帝旨意的途径，即使他自己对上帝的旨意毫不知情。他持有的这种信念与美国及世界各地千百万将生命奉献给上帝旨意的基督徒没有任何区别，即使他们中也没有几个清楚地知道那些具体的旨意是什么。
布什确保从就职典礼之日起随后的日子里，所有可能的牧师祝福和礼拜仪式都安排妥当。在就职那天所有的公共庆祝仪式之前在拉斐特广场圣约翰圣公会堂举行的崇拜仪式上，布什请了马克·克雷格牧师“说教”。据某知情者说，这位尚未就职的总统独自在教堂里祈祷了半个小时，作好了宣誓就职的精神准备。
随后，在国会山的就职仪式现场，除了柯比乔恩·考德威尔牧师的仪式结束祝福祷告外，还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牧师也做了祷告，他是代替他病弱的父亲葛培理博士来的，葛培理数十年来一直是总统就职典礼上的必要角色。
布什的就职演说既意味深长又言简意赅，只有15分钟，是几十年来最短的就职演说之一。他呼吁在美国政治中开创一个文明的新时代，呼吁美国领导全球的自由事业。当数千名参加仪式的群众在一月份那潮湿寒冷的天气中打寒战的时候，他呼吁美国人要为“一个公正的、充满机会的统一国家”去尽力。他说，这是他们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有比我们自身更大的大能者带领我们，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平等的我们，我们对团结并带领我们前进的原则充满信心”。他间接地提到了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倡议，那是他在竞选中已经宣布的也是他在得克萨斯州实验过的社会计划。他说，政府有它重要的作用，并补充道：“有些需求和伤痛是如此深切，以至于只能对良师益友的抚摩或牧师的祷告有反应。教会和慈善团体、犹太教会堂和清真寺都将它们的仁爱给予了我们的社区，它们在我们的计划和法律中将得到受尊敬的地位。”
在布什的演说中，他也提出了需要呼吁人民关注个人责任的主题，这是他渴望转变美国文化的一个关键成分。他说道：“最佳的美国是个珍视和期待个人责任的地方。鼓励责任并不是寻找替罪羊，是对良心的呼唤。”在总结他的演说时，他引用了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和弗吉尼亚政治家约翰·佩奇的一段谈话。杰斐逊问道：“我们知道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你不认为有个天使驾驭着旋风指挥着这场暴风雨吗？”布什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个故事的作者不是我们，而是将时间和永恒充满他的旨意的那一位。然而，他的旨意在我们的义务中得以实现，而我们的义务在相互的服务中得以履行。”
一返回白宫，甚至在下午和晚上的庆典之前，布什总统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号召全国人民将第二天即星期日作为祷告感恩日。接着还有一次教会崇拜活动，这次的地点是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由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牧师证道。与布什本人的普世基督教合一背景——圣公会、长老会和循道会——相一致，华盛顿地区的资深循道会会督费尔顿·E梅牧师也在场，同时还有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犹太教的拉比也被邀请。没有一名看到这些情景的观察者会有疑问,即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W布什是严肃地对待他的基督教信仰的，并欢迎各种美国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人们同他一起赞美对待信仰的这种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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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执政初期的白宫以常叫比萨饼外卖和深夜的政策研讨会而声名狼藉，因为当时共和党对国家首都已统治了12年，而那些对华盛顿不熟悉甚至对总的政治体系也不熟悉的年轻下僚对政策的优先性还搞不清。布什总统，如同他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农场里可能使用链锯切割林下灌木那样，生硬地停止了这种随随便便的习惯。在白宫里无论何处何时，男的都要穿西装外套打领带，女的则是职业套装或连衣裙。作为对自己的约束，布什甚至都不允许自己不穿西装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如果他在完成了一天的正式工作回到白宫的私人住处时还需要亲自返回办公室取文件的话，他为了走回西翼区的椭圆形办公室这几步路还要重新换上西装，回到私人住处后再换回休闲服。
与前任总统的另一个鲜明对照就是布什总统极端强调准时性。他的前任曾经在1993年让老布什在交接权力时等候，而且2001年1月20日布什进入白宫部门进行正式交接仪式时，他也迟到了。布什曾经简短地评论道：“迟到无礼。”
其他的文明举止也同样得到倡导。大家很快就知道了，布什开会时，如果记者或其他工作人员的手机骤响，他会非常恼怒。2003年底，一名白宫西翼的接待员对认为整个白宫实行的是近似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正规礼仪的评论作了如下回应：“是从最高层做起的。”事实上，尽管这些礼仪并不具体地与布什的个人宗教信仰有关，但他自己生活中对祷告和查经的自律仿佛也渗透到了每一个与他一起在白宫工作的人的工作习惯之中了。
内阁会议经常都是由祷告开始，通常由总统指定的内阁部长做祷告。当然，布什的第一内阁中有几个成员是非常虔敬的甚至是直言不讳的福音派教徒，从司法部长约翰·阿斯克罗夫特到商务部长唐·埃文斯。在白宫进餐的开始，同样也是由布什总统或者他邀请的某人做祈福祷告的。尽管如此，一位在总统任职早期到克劳福德农场的访客也注意到，布什努力不使非基督教客人尴尬。一名犹太职员也有类似经历：布什总统请他以自己的信仰习惯做餐前祷告，而他就自然得体地做了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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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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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的犹太职员们当然很快就意识到很多福音派基督徒占据了白宫的重要位置。例如前国家安全顾问、现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这位乔治亚州一名非洲裔长老会牧师的女儿，就公开地申明自己的基督教见证。她的信仰源于作为牧师子女的自幼熏陶，但这却曾处于生活中的次要地位，而处于重要地位的则是一名一流的前苏联和俄罗斯事务的专家和具有音乐会演奏水平的钢琴家。几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她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超市里遇到了一位也是非洲裔美国人的陌生人，当时赖斯在该校已晋升到了高级的学术和行政的职位，那位陌生人问赖斯是否愿意在即将举办的教会野餐上弹钢琴。她答应了，从而发现自己被长老会的教会生活吸引回去了。赖斯在首都华盛顿地区的教会里对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的复兴作了见证，并在每年一月末或二月初的总统祷告早餐会上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参与者。她与布什和劳拉多年的密友关系至少部分是源于他们共同的信仰。
2001年新一届的乔治·W布什政府明确表示，鼓励白宫雇员在工作场所——包括白宫和部分白宫雇员所使用的相邻的旧行政办公大楼——组织查经班和祷告小组。据一位白宫高级雇员讲，2003年底，在白宫和旧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和会议室，每星期有7个不同的查经班或祷告团契在活动。他说，500位白宫雇员中大约有200人都以某种方式参加这些聚会。很少有哪一届政府如此主动地、公开地鼓励其雇员中的查经班和团契。
在布什领导的白宫里，虽然有持各种神学观的犹太人——从犹太教改革派到正统派——占据了很高的职位，但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在一个明显基督教化的政府里工作。戴维·弗鲁姆，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徒，也是布什总统新任政府第一年的一名演讲撰稿人，在早期就发现了这一点。弗鲁姆回忆起，他进入白宫谈他未来的工作时听到的第一句话真的就是：“查经时没见到你。”其实，这不是对弗鲁姆而是对陪他一起进入大楼的人——总统演讲的主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说的。毕业于可能是全美最好的私立福音派大学惠顿大学的格尔森是白宫内的基督教活动的常客。可是，弗鲁姆误认为这句话是针对他的，他说，那话着实令他不安，并说它确实让像他那样的“非基督徒感到惊惶”。但弗鲁姆克服了他最初的惊惶，并逐渐赞赏随布什而来帮助他制定并执行他的政策的福音派信徒。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后，弗鲁姆评论道：布什白宫的福音派信徒是白宫里最温和的人，他们最有耐心、最不好争论。他们人数众多，足以决定白宫的基调，而结果却是我很少在办公室听到大嗓门的愤怒声——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次像电影里的白宫镜头：用手指着对方对质的情景。
然而布什很清楚，如果他断然坚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他就会面临两难的境地，因为他已不仅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更不仅是一名共和党党内竞争总统候选人的被提名者，他现在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一方面，他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顺应美国一些保守派基督徒的热情，以便继续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他还需要消除持有其他各种信仰的美国人的顾虑——比如那些最显著的群体，犹太人和穆斯林，以及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世俗论者，让他们知道他不会把总统职位作为一个欺小凌弱的讲坛，向美国人灌输他自己的那种基督教保守主义信仰。实际上，怀疑布什想要打破政教分离的围墙或认为他可能已经做到此事的“鼓声”从未完全平息过，尽管布什强烈表明他没有意向去做任何这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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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以来的每位美国总统一样，布什也参加每年仲冬一月末或二月初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的总统祷告早餐会。该祷告会是个盛大的活动，有来自全国各州的男女、海外的基督徒、外国政府的来访者、驻美国的外交官以及许多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总人数约有四五千人。演讲者从特雷莎嬷嬷（1993年，与克林顿总统一起)这样的著名人物，到完全不出名的基督教专业人士，他们的生活体现出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和纯粹的无私事业。
作为祷告早餐会程序的组成部分，每一任美国总统都要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而且他们也都这么做了。里根和老布什的演讲倾向于使早餐会具有明快的气氛，比较短小精悍，讲述自己信仰历程中的轶事。有一年，克林顿在演讲的开场白中说起他与希拉里在前一天晚上探讨他该讲什么，这意味着，准备好祷告早餐会上的演讲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折磨他几个月的重要事情。但是，布什在2001年2月首次出席祷告早餐会时深知自己需要出言小心谨慎，因此发表了经过精雕细琢的有关他信仰的演讲。事实上，他的话听起来似乎是对自己出席这一场合进行的辩解：
美国的《宪法》禁止在任命和选举公职时考虑宗教因素，其实本该如此。美国总统既为有各种信仰的人民服务，也为那些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民服务。但我意识到，在为人民服务方面我的信仰能帮助我，信仰教人谦卑。正像劳拉常说的，我有时也需要服一份剂量的谦卑。
这是我们国家承认超越我们能力的大能者、超越我们影响力的影响力、超越我们智慧的具有引导性智慧的一天。美国人民的性格刚强而自信，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勉为其难地说出自己对上天的依赖。
我们的国家是由伟大和英明的人物创建的，他们善于使用谦恭、赞美和祈求的语言。纵观我们的历史，无论是在危急的时刻还是有分歧的时候，我们总是求助于祷告。因而，由于这样的祈祷，我们的国家从许多严重的邪恶和不公中被解脱了出来。
我们不能认为自己知道我们造物主的每个设计，或断言拥有特权获得他的偏爱。然而，我们应该停顿一下，承认谁是过去多年来我们的伸援者和来年我们的希望。
显然布什在力图将自己归入近似“公共宗教”（civic religion）传统的美国总统的基督教，它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一次提出的。艾森豪威尔在表明他自己对信仰的赞同时，说了如下的名言：“信仰对美国人民有益，我不在乎是什么信仰。”
布什在祷告早餐演讲中的谨慎可能部分缘于对他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笨拙的演讲风格和不时出现的发音及语法错误的苛刻批评甚至奚落。2001年3月29日，同样是在希尔顿饭店举行的第57届广播电视通讯记者联合会的宴会上，布什在一个使听众大为开心的演讲里公开嘲弄自己，这么做可能是为了缓和批评者的不快或减弱自身的窘境。当他提及几本让大家广泛注意他的口误的书籍中的一本时，他自嘲地说道：这是书中说的，而且我确实这么说过。（笑声）“我知道人类和鱼可以和平共处。”（笑声），嘿，这话让你停下来去思考啦。（笑声和掌声）谁都可以讲一句条理分明的话，但像这样的话，那可就让人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境界了。（笑声）
我确实在新罕布什尔州这么说过：“我赞同保护，那是你竞选总统时要做的，你必须保护。”（笑声）我现在一点都不清楚我当时在那儿说的是什么意思。（笑声和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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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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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肯定的是，布什在谈论“同情的保守主义”的话题时确实知道他讲的是什么。2001年初，布什的言行就好像他认为作为总统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一种“同情的保守主义”的发展方式，以至于他改变美国文化方向的长远目标即可以实施。2001年2月，他任命约翰·迪伊尤利奥——智囊团曼哈顿政策研究所的一位前成员——为新成立的基于信仰的倡议的办公室的主管。布什的目标既雄心勃勃又十分简单：将成功的基于信仰的倡议融入到一个应对从少女怀孕到沉溺于毒品以及贫困等最艰难的美国社会问题的全面计划中去。他的理念，也是他在得克萨斯州实验过的，是联邦政府应该在财政资金和组织上向看来在应对某些社会问题方面取得明显效果的由教堂、犹太教会堂或是清真寺经营的公共机构提供支持。
迪伊尤利奥在达拉斯一次面对拥有强大势力的全国福音教派联合会——一个不归属现有的新教组织（如南方浸信会联会或主流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全国性教会的组织——的演讲中，有力地阐明了他的论点。他援引了盖洛普民意调查组织和其他研究机构的数据，它们显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非洲裔美国人，都相信宗教信仰可以帮助解决美国目前绝大部分或所有社会问题。他还指出“慈善选择”（Charitable Choice）这一法律条款已经向有宗教性而非世俗性世界观的宗教慈善机构提供了联邦资金。该条款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为制定福利改革法律所做努力的组成部分并获得两党的强烈支持，由克林顿总统于1996年签署生效。此外，迪伊尤利奥还指出，慈善选择条款免除了宗教机构必须雇用与机构核心信仰不同的人员的规定，即使它们接受联邦资金。迪伊尤利奥声称，这一先例还可将联邦资助应用于如布什总统设想的扩大基于信仰基础上的社会服务上。
从一开始，布什的基于信仰的倡议就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挠。有些宗教界的保守人物担心由于教堂、犹太教会堂和清真寺能轻易获得政府拨款而可能变得堕落。一些激进的宗教分离派组织，如“美国方式的人民”（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或“团结为政教分离的美国人”（Americans United for Separation Church and State），也担心总统的想法会导致宗教成为政府资金分配上的一个因素。有些批评者，包括出名的同性恋者，感到惊恐，担心那些申请联邦财政支助的宗教组织可继续在雇用操作上对同性恋性生活的反对。2001年初，国会正为制定一项能满足所有表达的差异很大的观点的议案而艰苦努力之际，甚至一些福音派组织也对计划提出了批评。
吉姆·沃利斯是福音派刊物《旅居者》（Sojourners）的创刊编辑。编辑部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旅居者》既主张政府对社会服务的有力支持，又批评先前的共和党政府在许多问题上的做法，其中包括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共和党对待福利的态度。它原先支持国会正在力争的基于信仰的计划。但是最终，沃利斯对此不再抱有希望，他认为推动基于信仰的倡议的努力将紧缩现有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基金。在这一方面，沃利斯与许多主张更多政府参与应对社会问题的世俗主义拥护者的观点一致。2003年7月，在迪伊尤利奥开始工作的两年多后，沃利斯说道：
好心人感到被出卖，难以承受和压力大，因为他们要面对噩梦般日益增加的需求和逐渐萎缩的资源。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基于信仰的社会倡议不能取代良好的社会政策。
与此同时，迪伊尤利奥被国会山的某些人认为生硬粗暴、难以共事，并被白宫的一些跟他打交道的人认为，即使他不是不忠实也是个怪人。迪伊尤利奥于2001年8月辞职，工作时间还不到7个月。他的继任者吉姆·托伟是个比较易于相处的人，继任之前的7年里，他一直是特雷莎嬷嬷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另译“博济会”）的华盛顿地区的主要协调人。
托伟于2003年春参加了波士顿基督圣公会教堂的活动，强调了基于信仰的计划中的另外一部分工作，即政府要为修缮和保存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建筑提供资金。基督圣公会教堂又名老北教堂，它是因美国革命战争英雄保尔·里维尔骑马报信而闻名。内政部部长盖尔·诺顿于2003年宣布联邦政府将出资317万美元用于修缮恢复该教堂。其他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建筑物符合接受此项资助条件的有罗得岛州纽波特的图鲁犹太教会堂和巴尔的摩的一座罗马天主教大教堂。托伟在谈到政府决定支持修缮基督圣公会教堂时说：“总统在此的要点是，这不是资助教会，这是在拯救国宝。”反对者则抱怨这些教堂现在依然用于宗教活动，因而暗示国家支助宗教机构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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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入主白宫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启动基于信仰的社会活动计划的努力似乎占据了政府大量的精力。但是，他在远离众目所瞩时也不声张地努力与美国的犹太社团建立良好关系，这一有政治意义的团体传统上倾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甚至有时是压倒多数地支持。2001年5月，布什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讲话表露了他对以色列的感情，这种感情很可能让一些听众吃惊。他直率地对他们讲：我是一个基督教徒，但是我与诗篇作者同样相信，以色列的耶和华神既没瞌睡也未深睡。了解我的政府不应该很困难，我们将为我们的原则大声疾呼；我们将支持世界上我们的朋友，其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就是以色列国……它是一个小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威胁之中。我在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告诉他们，我的政府最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就是以色列的安全。（掌声）我的政府将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反对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也将追求所有以色列人民祈求的和平。
布什对以色列的支持很快就超出了言语上的表态。从他的任期一开始，总统就继续拒绝会见巴勒斯坦当局主席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一反克林顿执政期间巴勒斯坦领导人来到白宫竟多达20多次的势头。2003年犹太新年的“敬畏的十天”期间，布什会晤犹太人领袖时明确表示，如果他与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在关于以色列政府采取的行动上看法不一，他宁愿私下与沙龙交谈而不让美国政府官员公开表示不满。这一点与他父亲时期政府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譬如在遇到以色列采取令美国人感到恼怒的行动时。老布什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对那时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拒绝直接或间接地同巴勒斯坦人打交道如此恼怒，以至于在那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故意宣布了白宫总机的电话号码。其实，贝克就是想明确表示他认为在建立中东和平上以色列是那时的主要障碍。
但在2001年和2002年，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了危险的武装冲突，以色列军队包围了位于约旦河西岸拉马拉的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总部时，布什与沙龙的公开友谊显然保护了这位以色列总理免受美国的外交压力。2002年，以色列的坦克包围了阿拉法特的拉马拉总部后，据明尼苏达州的拉比乔纳森·金斯伯格透露，布什直接打电话给沙龙抱怨说，美国政府正在试图“边缘化”阿拉法特，而虎视眈眈的以色列军事压力却“再一次”将他“变成英雄和殉难者”。
布什支持以色列的姿态，更多是受与沙龙之间出于直觉的友谊和对美国的一个民主联盟本能支持的影响呢，还是他本身深厚的基督教信仰产生的对以色列的更深层的道德义务及对《圣经》的尊崇？这肯定无法得知。但我于2003年10月访问以色列时，一些以色列人曾经亲口对我说，布什是“以色列最好的美国总统”朋友。2002年6月，许多巴勒斯坦人对布什总统宣布支持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国共存的巴勒斯坦国的讲话非常愤怒而不是振奋。他的讲话宣布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新建议——过去的美国政府从未公开支持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必须符合巴勒斯坦人为自己选择一个新领导人的要求。其实，华盛顿所谓的支持巴勒斯坦国是有条件的，即阿拉法特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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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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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拉比怀着一位共和党的支持者应有的热情讲述了他与其他一些犹太教的改革派、保守派和正统派拉比与布什总统的会晤情况。但另一些与布什会晤的犹太领袖们对他经常表述的支持以色列国防和保护全世界犹太人的承诺意识都兴奋不已。2003年在和拉比们的一次会晤中，布什热情洋溢、有说服力地表示了他对全球各种反犹太主义的表现的担忧，之后一位与会者的话着实令布什目瞪口呆。这位与会者说：“总统先生，我没投你的票，但我现在认为如果1938年时你是总统的话，那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以色列总理沙龙是首批与新政府布什总统会晤的外国来访者之一。他于2001年2月布什赢得大选后一个月就来到华盛顿，那是在不寻常的环境下相识的两个朋友的一次热情欢快的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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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那次会晤之前不到一个月，布什迈出的重要一步就是结识了另一位外国领导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最初的迹象显示，两人见面的气氛友好，但并不显得像哥儿们那样亲密。作为社会主义者和被认为在许多社会见解上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布莱尔毕竟是布什的前任和意识形态的对手——前总统克林顿——的亲密朋友。布莱尔过去经常对朋友讲，他如何欣赏克林顿，特别是他在处理政治事务上的机敏和有时卓越的才智。据说，布莱尔和克林顿经常数小时地通电话来探讨于1998年当政的布莱尔政府的早期的主题。布莱尔将此称之为政治的“第三条道路”——一种假设的中间地带，一边是传统而有损信誉的社会主义思想，另一边是冷漠、刻板的保守主义。
布莱尔于2001年2月抵达美国时，他受到了不寻常的优待，被安排在戴维营与总统会谈，只有为数不多的来访外国领导人享受如此款待。尽管如此，他们俩在首次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暗示出两人之间有些拘谨，虽然表面上显得热诚。总统说，他们愉快地进行了“几次正式会谈”，并在戴维营内走了一圈。一位记者问总统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比如在“信仰、体育或音乐”上有什么共同兴趣；这问题问得可能比记者自己意识到的更有洞察力。布什多少有些不假思索地说，他们都用高露洁牙膏，而且他们都喜欢在戴维营的健身房里锻炼。
其实，在这次英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面中，发生了意义更为深远的事情。布莱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学牛津大学时成了基督徒，此时他亲眼见证了布什基督教信仰的真实和不矫揉造作。尽管在此次访问中，他们好像没有在一起祷告或读《圣经》，但在只有他们的夫人在场的私人晚餐上，他们确实做了饭前祷告。事实上，布什过去已经非常明确表示不管谁来白宫、戴维营或克劳福德农场做客，他都要做饭前祷告。当然，布莱尔夫妇到戴维营做客时也会这样。因为那是一顿只有两对夫妇的私人晚餐，所以我们无从得知是谁做的饭前祷告，但有祷告谢饭是无疑的，也许就在那一刻有种东西在两个男人的关系上扎了根。
看来通过这次访问，布莱尔认定他可以在深层次上信任布什，这种感觉确实得到了回报。两年后，美国即将攻打伊拉克时，英国首相坚定不移地站在美国一边，尽管这对他在英国未来的政治生涯中有很大的风险。他和布什同样认为，伊拉克是中东地区一个危险和无法预料的对手。但人们还是不能回避这样的感觉：布什向布莱尔灌输了从他的宗教信仰里产生的这种信念毅力。
布莱尔毕竟在学生时代，即在他成年后成为基督徒之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曾经苦苦求索过。他娶了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为妻，并经常和她一起参加罗马天主教的弥撒，然而他不在那里领圣餐，因为他没有正式加入天主教。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开始后，英国电视新闻记者直截了当地问布莱尔，在2003年出访美国时，是否和布什一起做过祷告？布莱尔牵强地予以否认，并在镜头前顿显慌乱。当一名英国记者问布莱尔关于信仰的问题时，他那倔强的公共关系主管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作了著名的回答：“我们不搞‘上帝’那一套。”但是对白宫近距离的观察家，特别是对那些关注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观察家而言，看来布莱尔的基督教信仰因与他那大西洋彼岸的同行会晤而有了奇特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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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第一年将他花在外交政策上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墨西哥，当然这是“9·11”之前的事情。当时墨西哥的总统比森特·福克斯是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就见过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和福克斯在信仰理念或宗教见解上怀有共识，但布什那种凭直觉处世的方式，似乎使他对与墨西哥的关系高度重视。当然，解决墨美两国常年不断的非法移民的紧张局势对两国关系而言都是令人满意的硕果。但如果墨西哥允许美国石油公司去那儿开采石油呢？布什对保守的阿拉伯国家丝毫没有他父亲政府内的一些人曾表露出的那种富有感情的亲和力。他八成会赞同与先前经常流露出对来自“北方巨人”有怨恨情绪的邻居和睦相处的。
实际上，墨西哥的石油蕴藏量明显比美国大得多，如果能得到精心开发，墨西哥能够使整个北美地区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甚至在忙于应付伊拉克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事务持续危机之时，布什在他第一届任期的后两年依旧致力于改善与墨西哥的关系，表现出的积极态度使许多美国保守人士忧心忡忡。具体而言，他主张给予在美国的墨西哥工人合法的身份，那些人实际上是“非法移民”，但他们稳定的工作表现和完税情况已使其成为美国经济繁荣的关键部分。他脑子里是否想着美国今后在墨西哥石油方面能获得潜在利益？他明智地没有说这是或不是他的想法，但有可能就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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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竞选活动的过程中，布什在一次演讲中犯过一次出名的英语语言上的错误，他说他的政治对手和批评家有时“错误地低估了他”。（“misunderestimated”，他将misunderstand“误解”和underestimate“低估”错误地合成了。）这话肯定没错。但奇怪的是，那些观察家低估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外交技巧的倾向却成了对布什也应该是对美国强有力的因素。这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又直接与他的信仰有关。
2001年6月，布什与大国领导人、俄罗斯的精明律己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第一次冗长的会议。这个持续了两个小时的会谈是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城堡内进行的，这是一个亲西方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
当两人出来并在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媒体时，布什的言辞让一些批评家听后认为，他对驻前东德的克格勃官员普京不仅感情用事，而且简直是幼稚无比。“我正视着这个人的眼睛，”总统对哑然失色的媒体讲道，“我觉得他非常坦率，值得信赖。我们的对话非常之好，我可以感知他的内心。”电视评论员克里斯·马修曾嘲弄地讲，即使是超人也不拥有像总统坚称的那样的感知能力。
布什的感知远远不止当时为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他和普京在对美国和俄罗斯就双边和全球观点问题进入实质性会谈之前的“热身”交谈中，普京向布什透露，他脖子上戴着他母亲送给他的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十字架，而且十字架背后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普京对布什说，他办公室里的一场火灾曾烧毁了他的许多私人物品。但他派了一名消防队员回去再一次寻找这个对他来讲无比重要的十字架。消防队员服从命令，将它寻找回来之后，普京就一直戴着它。布什听了随后说了一句话。这个故事我听到过不同的版本，但这句话的要点是，“那么你已接近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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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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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布什回应了普京的某种思想感情，一丝童年的信仰使得这位严肃的俄罗斯领导人从感情层面上——从表面来看也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因信任这位美国总统而讲了这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这种纯属个人间的亲和力很快就结出了政治硕果。5个月后，在阿富汗战争初期，美国轰炸机和运输机请求俄罗斯允许它们飞经它的领空前往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反塔利班基地时，普京否决了他的军事顾问的意见，同意了美国的请求并命令自己的军队不得由于美国军队提高警戒状态而采取相应的戒备状态。
2001年12月，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协议，这是美国和前苏联为限制双方开发对弹道导弹的防御于1973年签订的协议。尽管对美国的决定不满，但普京，又是凭直觉，似乎知道美国行动的动机并非出于企图在战略核武器上取得压倒俄罗斯的优势，而是意在发展美国的防御系统以期最终能有效地针对来自某些“无赖”国家的导弹袭击。
普京怎么知道他可以相信布什呢？他毕竟一定听到了他自己的更为“现实的”俄罗斯分析家的抗议声，他们或许指出，布什是美国大企业的极端保守的工具和强国俄罗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是，在普京和布什之间产生了某种心照不宣的东西。几乎可以肯定，布什的信仰以及他对普京腼腆地承认自己的信仰所表露的热情回应起了主要作用。
2003年与白宫高级官员的交谈清晰表明，布什当时完全知道普京显然极力想要把国内更多的政治力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位熟知总统心计的官员讲：“他知道普京想干什么。”隐含的意思是：如果普京从政治极权主义发展到专政，或者欺侮邻国，那么布什对俄罗斯总统意图的完全不同的评价将使他们信仰上的联系黯然失色。
在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和友谊上，布什的基督教信仰并不是只在普京这一事件中似乎起了作用。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件事是最令人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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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受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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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向我们展示了善良的现实和邪恶的现实。无论在哪里，“瞄准”和杀害无辜的人们，残酷和憎恨，奴役和压迫，总是错误的。无论在哪里，仁慈和公正，保护他人的生命和为朋友付出生命，总是正确的。
—— 乔治·W布什戴维·弗鲁姆——加拿大出生的正统派犹太教徒、演讲撰稿人——逐渐发现他非常钦佩布什的领导能力，尽管他对这位得克萨斯州人怀有天生的文化上的猜疑。弗鲁姆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插曲作了如下的概括：
布什不是一名才智不足的人。反之，他属于人们非常不熟悉的一种才智双全的人。他经常张口结舌，有时记忆不佳，但他的远见宏伟而清晰。当他意识到新的可能的事时，他有勇气为此采取行动——这是一种不像人们认为的在政治上那么寻常的美德。布什的这种勇气的一个生动例子出现在他2002年初访问中国期间。他任期的第一年因为发生在南中国海上空的一架美国侦察机和一架中国战斗机相撞这一起令人不安的事件而黯然失色。这个事件以美国赔款和中国退还美国的飞机而结束，而在解决问题之后不久，总统对一个采访者说，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台湾将得到美国的援助，而美国将提供“帮助台湾保护自己的一切力量”。这似乎脱离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特意制定的“战略性模棱两可”的政策，该政策是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同中国打交道时一贯采取的指导方针。该政策以前既没有明确表明美国将采取干预行动解救大陆攻击下的台湾，但也没有明确表明不介入。
布什看上去支持台湾的立场倾向被2003年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华盛顿的初访抵消了。温总理站在他身边时，布什说，美国不支持台湾当局准备在2004年3月大选前举行的公民投票。北京已经宣称，台湾的“公投”是带有政治煽动性的，它暗示了台湾进一步脱离中国大陆走向独立的行动。国会许多保守人士批评布什的讲话，认为它似乎表明美国屈服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吓。
然而，在2002年初，即2001年初美国间谍飞机事件和2003年12月温家宝访问华盛顿之间，布什以总统身份首次出访北京。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与他本人的基督教信仰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即中国的宗教问题。在这一次在对培养精英的清华大学的学生的演讲中，布什毫不含糊地主张宗教自由的美德，他不单使用了抽象的术语，还断言它对中国具有深刻的价值。也有报道说，在这次访问和与中国即将离任的江泽民主席见面的其他场合里，布什也直接与江主席谈论了他自己的信仰。
布什对全球宗教自由的关注使他对华盛顿宗教自由活动分子对世界各地抑制基督教自由的关注高度敏感。他对一些华盛顿人权活动分子说，聆听他们的关注帮助他明白，总统在支持世界各地受折磨和受迫害的人们的事业中多么至关重要。尽管在就职初期还未广泛阅读和通晓基督教历史，但布什逐渐了解了为无权无势的群体的利益执行政策的典例，正如19世纪初期的杰出英国政治家威廉姆·威尔伯福斯所做的。此外，在许多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时，他继续以各种方式公开显示他的个人信仰。据报道，马其顿总统鲍里斯·特拉伊科夫拉斯基于2001年访问美国时，布什在白宫与他一起做了几分钟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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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布什信仰的最说明问题而又最鲜为人知的情况来自白宫内部。我从两个互不相干的来源听到了此事：一名白宫信使在没有预先通报就进入了椭圆形办公室去递送一份极其重要的公文时，未看到总统的身影，只有他的一双鞋从桌后露出。原来这位美国总统正趴在地上做祷告。
布什对采访者谈论他的祈祷生活时并不羞怯。布什在2003年被《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布里·休姆采访时说：“我每天都祷告，而且不管在哪儿。我的意思是，我在床上祷告，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祷告。我经常在圣灵的引领下祷告。信仰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在他宣誓就职12天后，首次参加全国祷告早餐会时，他曾如是讲到祷告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
我们的国家是由伟大和英明的人物创建的，他们善于使用谦恭、赞美和祈求的语言。纵观我们的历史，无论是在危急的时刻还是有分歧的时候，我们总是求助于祷告。因而，由于这样的祈祷，我们的国家从许多严重的邪恶和不公中被解脱了出来。
一年多后，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年度西班牙裔全国祷告早餐会上，布什还阐述了他认为祷告是国家传统的理念，而后他还在不同的论坛上多次重复这一点：“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他说道，“有信仰的美国人一直求助于祷告——为智慧和决心而祈祷，为怜悯和力量而祈祷，为正义的承诺和为宽容的精神而祈祷。”
将布什的白宫描述为祈祷温床的说法来自一个不太可能的来源——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贾斯廷·韦布。“没有人比乔治·W布什跪下祈祷的时间更多，”他从华盛顿报道称，“布什政府在祷告声中运作。祈祷聚会不分昼夜。看见白宫工作人员手持《圣经》匆忙穿经楼道已是见怪不怪了。”
当然，布什并不将他积极的基督教信仰实践限定于祈祷。他每日的灵修包括阅读《一载圣经》(这是一本将《圣经》的经文分为365段，以便读者在一年内读完整本《圣经》的书)，其他更为传统的《圣经》和灵修书的每日段落。他最喜欢的作家有《竭诚为主》的作者奥斯瓦尔德·钱伯斯，著名的南方浸礼会的教师和演讲家查尔斯·斯坦利，他有时甚至还阅读著名的英国浸礼会布道者查尔斯·斯珀基翁的著作。斯珀基翁的布道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伦敦劳动阶层中成千上万的人皈依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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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对布什生活的信仰输入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改变他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了。布什的朋友默塞·雷诺兹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注意到布什的重要变化。而詹姆斯·罗比森牧师于1992年初次相识布什时对当时的布什并没有非常深的印象，至少在基督教信仰成熟程度方面。然而，罗比森承认，当他见到连任的得克萨斯州州长时，布什确实比仅仅几年前他见到的那个布什要成熟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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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受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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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入主白宫后在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理上部分体现了他信仰的成熟。他是保守的，但并不是那种可预言的、冷漠的保守。例如，在同性恋问题上，他一再表明他的观点，婚姻是上帝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设计的制度。但是，他并未像许多美国的福音派人士常做的那样，宣称反对同性恋者的性活动。其实他在地方立法机构是否应通过允许同性恋者民事结合的问题上有意地保持沉默，包括福音派基督徒在内的保守人士会说他沉默得过分。他曾经在讲话中引用马太福音7∶3里耶稣的警告而说道：“我铭记在心我们都是罪人，我提醒那些自己眼中有梁木却仍试图去除他们邻居眼中的刺的人。”随后，他又补充道：“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应尊重每一个人，欢迎那些心灵美好的人以及成为一个欢迎人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全国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里奇·劳里对布什看似回避美国保守人士十分关注的许多问题的做法不怎么满意，他写道：
里根在国防和经济界保守人士中所起的作用，布什也可能正在宗教界保守人士中起着同样的作用。布什是宗教保守派相似的改头换面的代表，基本理念虽然相同，但形式上却更合人意。布什总统任命了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国务院官员迈克尔·格斯特出任罗马尼亚大使，以及也是同性恋的乔·奥尼尔医学博士掌管白宫防治艾滋病办公室。布什也不阻碍其他有才干的同性恋者在政府中担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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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政府的头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尽管对他的支持率相当高，但是，显然他在领导方面看来尚未在国民意识中留下显著的印象。基于信仰的倡议似乎陷入了国会的争吵之中，由于佛蒙特州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杰福兹变节成为民主党人，民主党又在参议院占了上风。
布什于2001年8月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农场休假时，他发表了一个关于干细胞的重要讲话。一些科学家已经宣布人类胚胎里干细胞的研究有希望给一些美国现在依然非常可怕的不可治愈的疾病，如早老性痴呆病、婴儿糖尿病以及各种形式的肌肉瘫痪症，找到一种治疗方法。问题是为了获取这样的胚胎，必然带来堕胎和婴儿生命的毁灭。布什受到了公开和私下的游说劝说，公开的来自媒体，私下的来自他为了了解此项研究的得失曾咨询过的白宫里的一些专家和道德学家。支持干细胞研究的游说者认为，此项研究很可能会解决目前医学界面临的棘手问题；而那些反对堕胎尊重生命的活动分子认为，继续干细胞的研究可能会导致全国堕胎量的上升，或许会产生一个令人可怕的胚胎交易新市场。
在布什阐明他决定如何进行的电视讲话中，他展示了所罗门王般的智慧。一方面，前任总统有多积极公开表态尊重生命，布什也如此。他说：“我也坚信人的生命是创造者赐予我们的神圣恩惠。我担心那种贬低生命的文化，我相信作为你们的总统，我有促进和鼓励在美国和全世界各地对生命尊重的重要义务。”另一方面布什也说到，将允许对已经提取的堕胎儿的干细胞继续进行研究，而联邦政府也将在资金上大力支持更多的成人干细胞的研究，即从病人自身提取的干细胞。从几方面看，这一做法双方都不满意。尊重生命的罗马天主教教徒批评它依然给赞同堕胎敞开了大门(因为没有对已经堕胎的胎儿的研究关闭大门)。支持科学的游说者则认为，布什已经屈服于宗教保守派或“纯粹尊重生命的人”的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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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夏季刚刚结束，布什的民意支持率在慢慢攀升，虽然主导媒体似乎认为他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是个和蔼的笨手笨脚者，而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是个效果也不怎么样的领导人。布什度假结束，9月11日上午，他正在访问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的埃玛·E布克小学，以期推动一项教育改革计划。就在他坐在一班小学生中，给他们念一篇课文时，他遭遇了几十年来不曾降临美国的最严重的危机。当白宫办公室主任安德鲁·卡德在他耳边低语，告诉他两架民用客机已经撞毁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大厦时，所有的照相机和摄像机都捕捉到了布什震惊、惊恐、几乎是困惑不解的表情。更糟的消息是，它们显然是针对美国的精心策划的袭击的一部分。
随后的几个小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既一片混乱又无法理解。谁犯下了这滔天罪行？为什么？美国总统在哪里？不回华盛顿去处理这一危机，而是乘坐空军一号在国内飞来飞去？总统到底在干什么？
随后情况才明朗，特工组织作出了不让布什立即飞返华盛顿的决定，因为他们接到的一份报告说总统的座机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事实上，总统最后在那天快结束时坚持不愿再远离国家的首都，即使对总统专机的威胁依然存在。
许多人认为布什第一次对国内和世界发表的关于袭击事件的讲话分量不够。他的话表达了对袭击受难者家属的悲伤和同情，但是没有美国人最想听到的那种话——愤怒、义愤以及对袭击给予充分回击的决心。这是一个新的珍珠港事件，言辞需要与事件的恐怖性和严重性匹配。总统对着摄像机说道：“这是各行各业的美国人为争取公正与和平的决心而团结起来的一天。”按白宫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的看法，这些言辞不是“一个战争的演说。它只是一个匆忙撰写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讲话”。
许多人同意上述的观点。美国人正注视着他们的总司令是否有像前任几位总统那样的直觉，唤起与普通美国老百姓的联系。罗纳德·里根似乎有这种直觉的联系，约翰·F肯尼迪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有过，在该危机前20年，发生偷袭珍珠港事件时，富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也有过，他把珍珠港袭击无与伦比地描绘为“这是个遗臭万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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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没有等待很久，一个崭新、精神高度集中、沉着、耐心、有总统气度的布什就出现了。9月14日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纪念仪式首次清楚地显示，布什很可能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经受最猛烈攻击时最合适的领袖。他主持了一个由新教徒、天主教徒以及穆斯林的阿訇全都参加的多宗教仪式。它在有些人的眼里危险地接近过分的普世教会合一。许多人认为布什的讲话表露出令人难忘的沉着自若和坚定决心，却丝毫未对袭击进行报复的叫嚣。弗鲁姆和格尔森及其他人回想起他们接到布什关于撰写演讲稿的相当具体的指示：“他(布什)对他的撰稿人交代清楚，他不会使用复仇和愤怒的字眼。当他随口说的时候，他再三意释罗马书12∶21中的《圣经》戒律：‘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