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帕人生”上的小人儿
对于人生，早已有了许多种比喻。
我想，人生也是可以比做一块画布的。有人的一生如巨幅的画布，其上所展现的情形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人的一生充满了泼墨式的，大写意式的浪漫，或充满了起伏跌宕的戏剧性。看他们的人生画布，好比看连环画。
但大多数人的人生画布是小幅的。我的人生画布就属于大多数人中的一例。我曾与朋友们戏称之为“手帕人生”。是的，我也就是在这么大的尺寸中，以写实的，有时甚至是以工笔的画法，相当认真地一层层涂抹我的寻常人生。我的人生画布上太缺乏浪漫色彩，更没什么戏剧性，内容简明甚是单调。我的童年和少年，其实也就根本不怎么值得回忆，更不值得写出来供人看。
又，我觉得，童年是人生画布的底色。底色上即使勾勒出了影影绰绰的人形，却往往属于“点彩”派、“印象”派的那一种。远看或还辨得清轮廓，近看则就与底色模糊成一片了。毕竟，那轮廓的边缘，与底色融得太平贴，并不能从底色上凸现出来……
我觉得，少年是人生画布上关于人的首次白描。此时画布上一个少年的眉目略清。他的表情已能默默无言地预示着他未来的性情和品格。甚至，已有几分先天性的因素含蓄在他的眼里，预示着他未来的命运了……
分析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的画布，皆证明着这么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人生的画布上，尤其符合此一种普遍性。那“手帕”上的小人儿有我今天的影子。
我自己这么认为……
笔
它是黑色的，笔身粗大，外观笨拙。全裸的笔尖，旋拧的笔帽。胶皮笔囊没有夹管，吸墨水时，捏一下，鼓起缓慢。墨水吸得太足，写字常常“呕吐”，弄脏纸和手。
这种老式产品，十五年前就被淘汰了。如今，要寻找它的一个“同类”，不比寻找一件马褂容易。若坏了，任何修笔铺都无法修配，人家肯定会劝你干脆扔掉，买支新的。
我使用它，已经二十多年了。笔尖劈过，断过，被我磨齐了，也磨短了。笔道很粗，写一个笔划多的字，大稿纸的两个格子也容不下。已不能再用它写作，只能写便笺或信封。笔帽倘非胶布缠着，早就四分五裂。笔囊几年前就硬化，被我取消，权当蘸水笔用。笔杆换过了，用火烤着硬“安”上的。“安”是“安”上了，却不可能再拧下来。
它是母亲给我买的。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钢笔。那一年，我升入小学五年级了。学校规定，每星期有两堂钢笔字课。某些作业，要求学生必须用钢笔完成。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有了一支崭新的钢笔。有的同学甚至两支。我却没有钢笔可用，连支旧的也没有。我只有蘸水钢笔。每次完成钢笔作业，右手总被墨水染蓝。染蓝了的手又将作业本弄脏。我常因此而感到委屈。我真羡慕我的同学们，做梦都想得到一支崭新的钢笔。
一天，我终于哭闹起来，折断了那支蘸水笔，逼着母亲非立刻给买一支吸水笔不可。
母亲对我说：“孩子，妈妈不是答应过你，等你爸爸寄回钱来，一定给你买支吸水笔吗？”
我不停止哭闹，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去给我借钱买！……”
母亲叹了口气，为难地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这月买粮的钱，是向邻居借的。交房费的钱，也是向邻居借的。给你妹妹看病，还是向邻居借的钱。为了今天给你买一支吸水笔，你就非逼着妈妈再去向邻居借钱么？叫妈妈怎么向邻居张得开口啊？……”
我却不管母亲好不好意思再向邻居张口借钱，哭闹得更凶。母亲心烦了，打了我两巴掌。我赌气哭着跑出了家门……
那天下雨。我在雨中游荡了大半日不回家，衣服淋湿了，头脑也淋得平静了，心中不免后悔自责起来。是啊，家里生活困难，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每月寄回几十元钱过日子，母亲不得不经常向邻居开口借钱。母亲是个很顾脸面的人，每次走向邻居家借钱，都需鼓起一番勇气。我怎么能为了买一支吸水笔，就那样为难母亲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对不起母亲了。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靠自己挣钱买一支钢笔。这个念头一产生，我就冒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夫们推上坡，可讨得五分钱或一角钱。
我走到那座大桥下，等待许久。不见有手推车来。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到一棵树下躲雨。雨点噼噼啪啪地抽打着肥大的杨树叶，冲刷着马路。马路上不见一个行人的影子，只有公共汽车偶尔驶来驶往。几根电线杆子远处，就迷迷蒙蒙地看不清楚什么了。
我正感到沮丧，想离开雨又太大，等下去肚子又饿，忽然发现了一辆手推车，装载着几层高高的木箱子，遮盖着雨布。拉车人在大雨中缓慢地、一步步地朝这里拉来。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弯得很低，上身几乎俯得与地面平行了，两条裤腿都挽到膝盖以上，双臂拼力压住车把，每迈一步，似乎都使出了浑身的劲。那人没穿雨衣，头上戴顶草帽。由于他上身俯得太低，无法看见他的脸，也不知他是个老头还是个小伙儿。
他刚将车拉到大桥坡下，我便从树下一跃而出，大声问：“要帮一把吗？”
他应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应的是什么，明白是正需要我“帮一把”的意思，就赶快绕到车后，一点也不隐藏力气地推起来。车上不知拉的何物，非常沉重。还未推到半坡，我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双腿发软，气喘吁吁。那时我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钱并非容易挣到的。即或一角钱，也是并非容易挣到的。我空着肚子呢。又推了几步，实在推不动了，产生了“偷劲”的念头。反正拉车人是看不见我的！我刚刚松懈了一点力气，就觉得车轮分明顺坡倒转。不行！不容我“偷劲”。那拉车人，也肯定是凭着最后一点力气在坚持，在顽强地向坡上拉。我不忍心“偷劲”了。我咬紧牙关，憋足一股力气，发出一个孩子用力时的哼唷声，一步接一步，机械地向前迈动步子。
车轮忽然转动得迅速起来。我这才知道，已经将车推上了坡，开始下坡了。手推车飞快地朝坡下冲，那拉车人身子太轻，压不住车把，反被车把将身子悬起来，双腿离了地面，控制不住车的方向。幸亏车的方向并未偏往马路中间，始终贴着人行道边，一直滑到坡底才缓缓停下。
我一直跟在车后跑，车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车人刚转过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声说：“给钱！……”
那拉车人呆呆地望着我，一动不动，也不掏钱，也不说话。
我仰起脸看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来是母亲！
雨水，混合着汗水，从母亲憔悴的脸上直往下淌。母亲的衣服完全淋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显出了她那瘦削的两肩的轮廓。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望着母亲，母亲望着我，我们母子完全怔住了。
就在那一天，我得到了那支钢笔，梦寐以求的钢笔。
母亲将它放在我手中时，满怀期望地说：“孩子，你要用功读书啊！你要是不用功读书，就太对不起妈妈了啊！……”
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一刻都没有忘记过母亲满怀期望对我说的这番话。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母亲变成老太婆了。那支笔，也可以说早已完成它的使用价值和历史使命了。但我，却要永远保存它，永远珍视它，永远不抛弃它。
现在的五年级学生，是不会再因家里买不起一支钢笔而哭闹了；现在的母亲们，也是不会再为给孩子买一支钢笔而去冒着大雨拉车了。我们发展着的生活，正在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消除着贫困。成熟在贫困之中的有益的东西，将会存留在下一代心里。
母亲，母亲，我永远感激您当年为我买了那支老式的廉价的钢笔……
我和橘皮的往事
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
其实，校办工厂并非是今天的新事物。当年我的小学母校就有校办工厂。不过规模很小罢了。专从民间收集橘皮，烘干了，碾成粉，送到药厂去。所得加工费，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
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去那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可以治什么病，尤其对平喘和减缓支气管炎有良效。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困扰，经常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气喘得厉害。看着母亲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的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里难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这么多这么多橘皮，我何不替母亲带回家一点儿呢？
当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
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几片干橘皮。
母亲喝了一阵子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地减少了，起码我觉着是那样。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儿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从哪儿弄的干橘皮？我撒谎，骗母亲，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给的。母亲就抚摸我的头，用微笑表达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儿欣慰。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也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无法洗刷掉的耻辱，也足以使一个孩子从此永无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们互相攻讦之时，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自小就是贼！”——那贼的罪名，却往往仅由于一块橡皮，半截铅笔。那贼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即使往后别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的内心里，也是铭刻下了。这一种刻痕，往往扭曲了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啊！……
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
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
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讲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
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觉察出了我的异常处境。
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
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
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她以前对我从不曾偏爱过，以后也不曾。在她眼里，以前和以后，我都只不过是她的四十几名学生中的一个，最普通最寻常的一个……
但是，从此，在我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依然像以前那么严厉，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视镜……
在“文革”中，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已自杀了……
以后我受过许多险恶的伤害。但她使我永远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像她那样的好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过年”的断想
我曾问儿子：“是不是经常盼着自己快快长大？”
他摇头，断然地回答：“不！”
我也曾郑重地问过他的小朋友们同样的话，他们都摇头断然地回答并不盼着自己快快长大。说长大了多没意思呀。现在才是小学生，每天上学就够累了。长大了每天上班岂不更累了？连过年过节都会变成一件累事儿。多没劲啊！瞧你们大人，年节前忙忙碌碌的。年节还没过完往往就开始抱怨——仿佛是为别人忙碌为别人过的……
是的，生活在无忧无虑环境之中的孩子是不会盼着自己快快长大的。他们本能地推迟对任何一种责任感的承担。而一个穷人家庭里的孩子，却会像盼着穿上一件衣服似的，盼着自己早一天长大。他们或她们，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为家庭承担起某种责任。《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不是曾这么夸奖过女儿么——
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从童年起，就是一个早当家的穷人的孩子。
有时候瞧着自己的儿子，在心里默默地问我自己——我十二岁的时候，真的每天要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到很远的地方去抬水吗？真的每个月要拉着小板车买一次煤和烧柴吗？那加在一起可是五六百斤啊！在做饭时，真的能将北方熬粥的直径两尺的大铁锅端起来吗？在买了粮后，真的能扛着二三十斤重的粮袋子，走一站多远回到家里吗？……
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残存在记忆之中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情形都是真的。而又当然是真的。不是梦……
由于家里穷，我小时候顶不愿过年过节。因为年节一定要过，总得有过年过节的一份钱。不管多少，不比平时的月份多点儿钱，那年那节可怎么个过法呢？但远在万里之外的四川工作的父亲，每个月寄回家里的钱，仅够维持最贫寒的生活。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体恤父亲。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这位父亲活得太累太累，一个人挣钱，要养活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大家子七口人。他何尝不愿每年都让我们——他的子女，过年过节时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节的饭菜呢？我们的身体年年长，他的工资却并不年年长。他总不能将自己的肉割下来，血灌起来，逢年过节寄回家啊。如果他是可以那样的，我想他一定会那样。而实际上，我们也等于是靠他的血汗哺养着……
穷孩子们的母亲，逢年过节时是尤其令人怜悯的。这时候，人与鸟兽相比，便显出了人的无奈。鸟兽的生活是无年节之分的，故它们的母亲也就无须在乎某些日子将来临时，惶惶不安地日夜想着自己格外应尽的什么义务。
我讨厌过年过节，完全是因为看不得母亲不得不向邻居借钱时必须鼓起勇气又实在鼓不起多大勇气的样子。那时母亲的样子最使我心里暗暗难过。我们的邻居也都是些穷人家。穷人家向穷人家借钱，尤其逢年过节，大概是最不情愿的事之一。但年节客观地横现在日子里，不借钱则打发不过去。当然，不将年节当成年节，也是可以的。但那样一来，母亲又会觉得太对不起她的儿女们。借钱之前也是愁，借钱之后仍是愁。借了总得还的。总不能等我们都长大了，都挣钱了再还。母亲不敢多借。即或是过春节，一般总借二十元。有时邻居们会善良地问够不够？母亲总说：“够！够……”许多年的春节，我们家都是靠母亲借的二十来元过的。二十来元过春节，今天仿佛是不可思议之事。当年也真难为了母亲……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大约是我上初中一年级十四岁那一年，我坚决地对母亲说：“妈，今天春节，你不要再向邻居们借钱了！”
母亲叹口气说：“不借可怎么过呢？”
我说：“像平常日子一样过呗！”
母亲说：“那怎么行！你想得开，还有你弟弟妹妹们呢！”
我将家中环视一遍，又说：“那就把咱家这对破箱子卖了吧！”
那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买的一对箱子。
见母亲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买更新的，更好的！”
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帮我将那一对破箱子捆在一只小爬犁上，拉到街市去卖。从下午等到天黑，没人买。我浑身冻透了，双脚冻僵了，后来终于冻哭了。我哭着喊：“谁买这一对儿箱子啊……”
我将两只没人买的破箱子又拖回了家。一进家门，我扑入母亲怀中，失声大哭……
母亲也落泪了。母亲安慰我：“没人买更好，妈还舍不得卖呢……”
母亲告诉我——她估计我卖不掉，已借了十元钱。不过不是向同院的邻居借的。而是从城市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从前的老邻居借的。向我出生以前的一家老邻居借的……
如今，我真想哪一年的春节，和父母弟弟妹妹聚在一起，过一次春节。而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牙全掉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嚼不动了，只有看着的份儿。弟弟妹妹们都已成家了，做了父母了。往往针对我的想法说——“哥你又何必分什么年节呢！你什么时候高兴团聚，什么时候便当是咱们的年节呗！”
是啊，毕竟的，生活都好过些，年节的意义，对大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现在也就不太把年当年，把节当节了。正如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便是有所准备地过年过节，多半也是为了儿女高兴……
我的小学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教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的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们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两眼涌出泪水，转身就走。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儿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间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啊？我知道你们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没有值得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标有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
老师又问：“哪一课？”
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
“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
“看过几遍了？”
“两遍。”
“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述给我们听。”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我被老师叫起后，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
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述到哪里，就讲述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的妈妈要离开家……”
当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对我十分羡慕。
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他没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当他的某一方面“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并且受到夸奖，他心里自然充满骄傲。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到讲那一堂新课时，照例先把我叫起，让我首先讲述给同学们听。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一名学生，喜爱我这样一名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而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予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着我匮乏的虚荣心。后来，老师的这一语文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我们班听过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她洗去。
我见她那样子，很难过，流泪了。
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
她惨然地苦笑了，说：“有你这样一个学生，有你这样一句话，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愿了！走吧，以后别再来看老师了，记住老师曾多么喜爱你就行！”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不久，她跳楼自杀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还是我小学母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她在同学们中组织起了全市小学校的第一个“故事小组”和第一个“小记者委员会”。我小学时不是个好学生，经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除了语文成绩较好，算术、音乐、体育都仅是个“中等”生，直到五年级才入了队。还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多次力争下有幸戴上了红领巾。也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力争下才成为“故事小组”和“小记者委员会”的成员。对此，我的班主任老师很有意见，认为她所偏爱的是一个坏学生。我逃学并非因为我不爱学习。那时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学，是校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也跟母亲一样，早晨离家，晚上才归，全日制，就苦了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得给他们做饭吃，收拾屋子和担水，他们还常常哭着哀求我在家陪他们。将六岁、四岁、两岁的小弟小妹撇在家里，我常常于心不忍，便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班主任老师从来也没有到我家进行过家访，因而不体谅我也就情有可原，认为我是一个坏学生更理所当然。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还因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体面，不是过于肥大就是过于短小，不仅破，而且脏，衣襟几乎天天带着锅底灰和做饭时弄上的油污。在小学没有一个和我要好过的同学。
语文老师是我小学时期在学校里的唯一的一个朋友。
我至今不忘她。永远都难忘。
不仅因为她是我小学时期唯一关心过我喜爱过我的一位老师，不仅因为她给予了我唯一的树立起自豪感的机会和方式，还因她将我向文学的道路上推进了一步——由听故事到讲故事。
语文老师牵着我的手，重新把我带回了学校，重新带到教员室，让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给我理发。
语文教员室里的几位老师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她。
一位男老师对她说：“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曲老师因为这个学生都对你有意见了，你一点儿不知道？”
她笑笑，什么也未回答。
她一会儿用剪刀剪，一会儿用推子推，将我的头发剪剪推推摆弄了半天，总算“大功告成”。
她歉意地说：“老师没理过发，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给你理了个小平头，你可别生老师的气呀！”
教员室没面镜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头发却短得不能再短了。哪里是“小平头”，分明是被剃了一个不彻底的秃头。虮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被剪掉剃平。
我并未生她的气。
随后她又拿起她的脸盆，领我到锅炉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热水，兑一盆温水，给我洗头，洗了三遍。
只有母亲才如此认真地给我洗过头。
我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脸盆里。
她给我洗好头，再次把我领回教员室，脱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无法洗掉的污迹。她身材娇小，毛坎肩是绿色的，套在我身上尽管不伦不类，却并不显得肥大。
教员室里的另外几位老师，瞅着我和她，一个个摇头不止，忍俊不禁。
她说：“走吧，现在我可以送你回到你们班级去了！”
她带我走进我们班级的教室后，同学们顿时哄笑起来。大冬天的，我竟剃了个秃头，棉衣外还罩了件绿坎肩，模样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气了，严厉地喝问我的同学们：“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哄笑一个同学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耻的行为！如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谁再敢哄笑我就把谁赶出教室！”
这话她一定是随口而出的，绝不会有任何针对我的班主任老师的意思。
我看到班主任老师的脸一下子拉长了。
班主任老师也对同学们呵斥：“不许笑！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师的话，更加使我感到被当众侮辱，而且我听出来了，班主任老师的话中，分明包含着针对语文老师的不满成分。
语文老师听没听出来，我却无法知道。我未看出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她对班主任老师说：“曲老师，就让梁绍生上课吧！”
班主任老师拖长语调回答：“你对他这么尽心尽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市教育局卫生检查团到我们班检查卫生时，没因为我们班有我这样一个剃了秃头，棉袄外套件绿色毛坎肩的学生而贴在我们教室门上一面黄旗或黑旗。他们只是觉得我滑稽古怪，惹他们发笑而已……
从那时起直至我小学毕业，我们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的关系一直不融和。我知道这一点。我们班级的所有同学也都知道这一点，而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于我这个学生导致的。几年来，我在一位关心我的老师和一位讨厌我的老师之间，处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力不胜任地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码的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对于一个小学生的心理，无异于扭曲，对我以后的性格形成不良影响，使我如今不可救药地成了一个忧郁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铭记语文老师对我的教诲，学习努力起来，成绩渐好。
班主任老师却不知为什么对我愈发冷漠无情了。
四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和算术破天荒第一遭拿了“双百”，而且《中国少年报》选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广播电台“红领巾”节目也广播了我的一篇作文，还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写在“儿童电影院”的宣传栏上。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了，许多老师也对我和蔼可亲了。
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了我的语文老师，充分肯定了在我这个一度被视为坏学生的转变和进步过程中，她所付出的种种心血，号召全校老师向她那样对每一个学生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
受到表扬有时对一个人不是好事。
在她没有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前，许多师生都公认，我的“转变和进步”，与她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在她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后，某些老师竟认为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了。“文革”期间，有一张攻击她的大字报，赫赫醒目的标题即是——“看机会主义者××是怎样在教育战线进行投机和沽名钓誉的！”
而我们班的几乎所有同学，都不知掌握了什么证据，断定我那三篇给自己带来荣誉的作文，是语文老师替我写的。于是流言传播，闹得全校沸沸扬扬。
四年二班梁绍生，
是个逃学精，
老师替他写作文，
《少年报》上登，
真该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学，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在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包围着我讥骂。
班主任老师亲眼目睹过我被凌辱的情形，没制止。
班主任老师对我冷漠无情到视而不见的地步。她教算术。在她讲课时，连扫也不扫我一眼了。她提问或者叫同学在黑板上解答算术题时，无论我将手举得多高，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课堂上，同学们做题，她坐在讲课桌前批改作业本。教室里静悄悄的。
“梁绍生！”她突然大声叫我的名字。
我吓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来。
全体同学都停了笔。
“到前边来！”班主任老师的语调中隐含着一股火气。
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讲桌前。
“作业为什么没写完？”
“写完了。”
“当面撒谎！你明明没写完！”
“我写完了。中间空了一页。”
我的作业本中夹着印废了的一页，破了许多小洞，我写作业时随手翻过去了，写完作业后却忘了扯下来。
我低声下气地向她承认是我的过错。
她不说什么，翻过那一页，下一页竟仍是空页。
我万没想到我写作业时翻得匆忙，会连空两页。
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谎！撒谎！当面撒谎！你明明是没有完成作业！”
我默默地翻过了第二页空页，作业本上展现出我接着做完了的作业。
她的脸倏地红了：“你为什么连空两页？想要捉弄我一下是不是？！”
我垂下头，讷讷地回答：“不是。”
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这个用意！你别以为你现在是个出了名的学生了，还有一位在学校里红得发紫的老师护着你，托着你，拼命往高处抬举你，我就不敢批评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你的小学鉴定还得我写呢！”
我被彻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语文老师！我爱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亲近的人！我觉得她像我的母亲一样，我内心里是视她为我的第二个母亲的！
我突然抓起了讲台桌上的红墨水瓶。班主任以为我要打在她脸上，吃惊地远远躲开我，喝道：“梁绍生，你要干什么？！”
我并不想将墨水瓶打在她脸上，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是一个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是会愤怒的！
我将墨水瓶使劲摔到墙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墙壁上出现了一片“血”迹！
我接着又将粉笔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笔尽断，四处滚去。
教室里长久的一阵鸦雀无声，直至下课铃响。
那天放学后，我在学校大门外守候着语文老师回家。她走出学校时，我叫了她一声。
她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
我垂下头去，低声说：“我要跟您走一段路。”
她沉思地瞧了我片刻，一笑，说：“好吧，我们一块儿走。”
我们便默默地向前走。
她忽然问：“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吧？”
我说：“老师，我想转学。”
她站住，看着我，又问：“为什么？”
我说：“我不喜欢我们班级！在我们班级我没有朋友，曲老师讨厌我！要不请求您把我调到您当班主任的四班吧！”我说着想哭。
“那怎么行？不行！”她语气非常坚决，“以后你再也不许提这样的请求！”
我也非常坚决地说：“那我就只有转学了！”眼泪涌出了眼眶。
她说：“我不许你转学。”
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
她一把扯住我，说：“别跑。你感到孤独是不是？老师也常常感到孤独啊！你的孤独是穷困带来的，老师的孤独……是另外的原因带来的。你转到其他学校也许照样会感到孤独的。我们一个孤独的老师和一个孤独的学生不是更应该在一所学校里吗？转学后你肯定会想念老师，老师也肯定会想念你的。孤独对一个人不见得是坏事……这一点你以后会明白的。再说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应该主动去接近同学们，而不应该对所有的同学都充满敌意，怀疑所有的同学心里都想欺负你……”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已成泉下之人近二十年了。我只有在这篇纪实性的文字中，表达我对她虔诚的怀念。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谄富媚权的心态！
而嫌贫谄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过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
时间即“上帝”
少年时读过高尔基的一篇散文——《 时间 》。高尔基在文中表现出了对时间的无比敬畏。不，不仅是敬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其恐惧的心理。是的。是那样。因为高尔基确乎在他的散文中用了“恐惧”一词。他写道——夜不能眠，在一片寂静中听钟表之声嘀哒，顿觉毛骨悚然，陷于恐惧……
少年的我读这一篇散文时是何等的困惑不解啊！怎么，写过激情澎湃的《 海燕 》的高尔基，竟会写出《 时间 》那般沮丧的东西呢？
步入中年后，我也经常对时间心生无比的敬畏。我对生死的问题比较地能想得开，所以对时间并无恐惧。
我对时间另有一些思考。
有神论者认为一位万能的神化的“上帝”是存在的。
无论神论者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上帝”。起码可以成为主宰自己精神境界的“上帝”。
我的理念倾向于无神论。
但，某种万能的，你想像其寻常便很寻常，你想像其神秘便很神秘的伟力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什么呢？
我认为它就是时间。
我认为时间即“上帝”。
它的伟力不因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其意志可谓永恒，但用一百年挖掉了两座大山又如何？用一千年填平了一片大海又如何？因为时间完全可以再用一百年堆出两座更高的山来；完全可以再用一千年“造”出一片更广阔的海域来。甚至，可以在短短的几天内便依赖地壳的改变完成它的“杰作”。那时，后人早已忘了移山的愚公曾在时间的流程中存在过；也早已忘了精卫曾在时间的流程中存在过。而时间依然年轻。
只有一样事物是有计算单位但无限的，那就是时间。
“经受时间的考验”这一句话，细细想来，是人的一厢情愿——因为事实上，宇宙间没有任何事物能真正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一千年以后金字塔和长城也许成为传说，珠峰会怎样很难预见。
归根到底我要阐明的意思是——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计算的单位；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涂上了人性的色彩；因为有了人，时间才变得宝贵；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它自己的简史；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一切的意义……
而在时间相对于人的一切意义中，我认为，首要的意义乃是——因为有了时间，人才思考活着的意义；因为在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式中，独有人进行这样的思考，人类才有创造的成就。
人类是最理解时间真谛，也是最接近着时间这一位“上帝”的。
每个具体的人亦如此。
连小孩子都会显出“时间来不及了！”的忐忑不安或“时间多着呢！”的从容自信。
决定着人的心情的诸事，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十之八九皆与时间发生密切关系。
人类赋予了冷冰冰的时间以人性的色彩；反过来，具有了人性色彩的时间，最终是以人性的标准“考验”着人类的状态——那么：
谁能说和平不是人性的概念？
谁能说民主不是人性的概念？
谁能说平等和博爱不是时间要求于人类的？
人啊，敬畏时间呢，因为，它比一位神化的“上帝”对我们更宽容；也比一位神化的“上帝”对我们更严厉。
人敬畏它的好处是——无论自己手握多么至高无上的权杖，都不会幼稚地幻想自己是众生的“上帝”。因为也许，恰在人这么得意着的某个日子，时间离开了他的生命……
让我迟钝
我从小是一个敏感的孩子。这主要体现在自尊心方面。但我又是一个在自尊心方面容易并且经常受伤的孩子。一个穷孩子要维护住自己的自尊心，像一只麻雀要孵化成功一枚孔雀蛋一样难。
青少年时期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拥有友情。明白了这一个道理之后我便是一个不乏友情的少年了。我少年时期的友情都是用友善换来的。它的一部分牢固地延绵至今。
我感激文学。文学对中学时期的我最重要最有益的影响那便是——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中接受了人性教育。我的中学的最后一年发生“文革”。我对自己较为满意的是——我虽是“红五类”、“红卫兵”，但我在“文革”中与任何“红卫兵”的劣迹无涉。我没有以“革命”的名义歧视过任何人，更没有以“革命”的名义伤害过任何人。恰恰相反，我以我当年仅能表现的方式，暗中有时甚至是公开地同情过遭到这样那样政治厄运的人。
“文革”对我最大的也最深刻的影响是——促使我以中学生的头脑思考政治。无论是知青的六年多里，亦或是“工农兵学员”的三年多里，我都是一名对“四人帮”的专制采取抵牾态度的青年。这一点使我那样一名默默无闻的知识青年，竟有幸与一些“另册”知识分子建立了友情。这也同时是成为作家的我，后来为什么不能成为“纯粹为文学”的作家，某些作品总难免具有政治色彩的原因。
成为作家的我依然是敏感的。我曾相信成为作家的我，是足以有能力来朝自认为更好的方面培养自己的人格了。我曾说过——人格非人的外衣，也非人的皮肤，而是人的质量的一方面。
我承认我对关乎自己人格的事，以及别人对自己人格的评价是敏感的。正因为这样，我承认——我常常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换取别人对我的人格的赞许和肯定。这一点从好的方面讲，渐渐形成了我做人的某些原则。那些原则本身绝对没什么问题；从不好的方面讲，任何人刻意而求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不自然的。
我承认，我对文学和作家这一职业，曾一度心怀相当神圣的理解。因为文学曾对我有过那么良好的影响。这一种越来越不切实际的理解，很费了一番“思想周折”才归于客观的“平常心”。
我承认，恰恰是在我成为作家以后，所受的伤害是最多的。从一九八二年我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以后，我几乎不间断地在友情和人格两方面受伤。原因诸多，有时因我的笔；有时因我的性格；有时那原因完完全全起于别人方面。我也冒犯过别人，故我对因此而受的伤害甘愿承担。
我承认，每当我被严重地误解时，我总会产生辩白的念头……
我承认，每当我受了过分的伤害，我总会产生“以牙还牙”的冲动……
我承认，每当我遭到辱骂和攻击时，即使表面不以为然，心头已积隐恨……
我承认，我很自慰地承认，后来我渐渐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
我承认，即使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的我，也很难真的无动于衷……因为我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并不等于我的妻儿、亲友，以及一切关爱着我的人也同时具有。一想到他们和她们也许同时受到伤害，我常打算做出激烈的反应。我的笔使我不无这种能力。它在作为武器时也肯定是够锐利的……
但是近来我逐渐形成了另一种决心，那就是——从我写这篇文章的此时此刻起，我要求自己对于一切公开的辱骂、攻击、蓄意的合谋的伤害，不再做丝毫的反应。不再敏感，而要迟钝，而要麻木。这也是一种刻意。这一种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不太自然的。这与所谓表现气度无关，而与珍惜所剩的生命有关。所以即使也是一种刻意，即使也是不太自然的，却是必须如此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敏感，和一个人血管里的血，大脑中的脑细胞，和一个人的所有生命能动性一样，也是有限量的。生命像烟一样，不可能活一天附加一天。生命是一个一直到零的减法过程。
我觉得，我的敏感已大不如前。我的精力状况和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
我的精力正在一天天变得颓萎。
我的敏感“水平”正在一天天下降。
我只能而且必须极其“节省”地运用它。
故我要公开地发一个毒誓，从此时此刻起直至我死，我坚决地对一切伤害不再做出丝毫的反应。我也坚决地对一切误解不再做出任何辩白——今天以前的反应不包括在内。比如对吴戈其人的攻击所做的反应。它可能在今天以后见诸报刊，已无法撤消。
如果我竟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让我死于非命——患癌的可能性不包括在内。我们都知道，癌症是与遗传基因有关的。
我既发此毒誓，那么恭请一切报刊，万勿再就辱骂和攻击性、贬低性内容对我进行采访；倘明知我发此毒誓还一味企图从我口中讨个说法，显然便是不人道的了。
我既发此毒誓，那么恭请一切报刊放心，凡登载涉及我的文章，无论攻击性多么强，无论辱骂的话语多么恶劣，皆可毫无顾虑。我将一概地保持绝对沉默。近一时期我深受被采访之苦，远比对我的文字伤害更使我身心受损。而实际上，我的誓言其实早已悄悄生效——我基本做到了无论怎样“启发”，坚决地不对任何误解进行辩白；坚决地不对任何攻击、辱骂、贬低和人格侵犯说出一句反击性的话——今日《光明日报》一名女记者对我进行的采访又当例外。其中有对一件事的辩白，我经考虑认为是必要的。
那么，以后，我的敏感将仅仅体现在如下方面：
对感情的敏感反应——包括亲情、友情、同情。
对社会和时代现象的敏感反应……
对想像与虚构能力的职业性的敏感反应……
对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对修辞之职业水平的敏感反应……
对自己责无旁贷的种种义务的敏感反应……
我真的认为我的敏感将渐成我生命的微量元素，它是必须节省使用的了。倘在以上方面我仍能保持着它，我觉得对于我就已经是不容易之事了。
我预先做一个与鲁迅先生截然相反的声明：我死之际将不带走对一个世人的嫌恶和憎恨。因为归根结底，我们人类也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我们既然公认每一种动物的习性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那么自己的同类也何妨如此？
我将严格恪守我的誓言至死不悔。倘我竟不能，我甘愿遭世人唾弃和嘲笑！
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他死十几年了。
一个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军队的人。一个解放后兢兢业业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个“右派”。一个至死也未得到“平反”的人。一个至死虔诚地认为自己可能对党对人民有罪，并且毫无怨言地接受改造和惩罚的人——尽管他也许根本不知那“罪”到底是什么。
上帝说：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相信上帝的人无可辩白。
因为上帝是不会错的——人的辩白则是罪上之罪。
大概正是基于这种宗教逻辑，他从不替自己辩白。
如果他活到了“平反”那一日，他定会震惊于上帝也会犯错误的吧？
他是我接近过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
“右派”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要推翻社会主义”——我的中学政治课本上是这么写着的。我的中学政治老师也是这么教育我的。
所以在“文革”中，仍戴着“右派”帽子或已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遭到严酷批斗时，我虽常常不免被那种种批斗方式的严酷所惊悸，却隐藏起一个少年的仁慈，丝毫也不流露。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大荒。是在兵团举办的一次创作学习班上。
一天，吃早饭时，我发现多了一位形销骨立、面容枯槁憔悴的老者，奇怪地问坐在身旁的人：“那是谁？”
“杨方。”
“也是参加创作学习班的？”
“嗯。”
“老作家？”
“老右派。”
“那……”
“他当过编辑，让他来帮着看看稿，边改造边利用嘛！”
我不由得又朝他多看几眼。创作学习班，成员大多数是知青，饭桌上也在高谈阔论小说之类。杨方一言不发，连目光也不旁视，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饭。满口牙残缺不全，吃得极慢极慢。他那一张刀条脸，瘦得不能再瘦。两腮塌陷，颧骨高突，一双眼睛深深地隐蔽在眼窝里。面色青绿。每一嚼动，青绿的皱纹纵横的面皮便一紧一弛。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峰各有长长的两束，无羁地飞扬着，箭竖着。仿佛除了剪断，是别无他法使其倒顺的。
我离开饭堂时，见他那一桌只剩了他自己，仍极慢极慢地吃着，仍瞅定一部分桌面，目不旁视。分明由于牙齿不健，连一个烧饼还未吃完。他不但吃得极慢，也吃得极小心，一手颤抖地端着碗接在口下，可能惟恐烧饼掉下的酥皮儿落在桌上，被人指责浪费农民血汗。
回到宿舍，听别人讲，我才知道，他原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由于在“反右”斗争中说了些“错话”，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当时，那些“错话”的性质也并不很严重。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结果不严重也便严重了。“右派”的帽子不给他戴上给谁戴上呢？成了“右派”，自然也就被从革命军队中“清洗”而出，发配到了哈尔滨，后来据说改造得好，表现“老实”，调到了黑龙江出版社。“文革”中，遭第二次清洗，又被从黑龙江出版社逐出，发配到北大荒，在四师接受第二番改造，当一名注“另册”的农场职工。
别人还告诉我，他是好几本书的责任编辑，其中包括《苦菜花》和《迎春花》。当年这两本书是“大毒草”。所以那与其说是他的成绩，莫如说更是他的“罪行”。后来我曾特意重翻那两本书，却见印在书上的责任编辑并不是他。或者是人云亦云，造成误传；或者因为他成了“右派”，在那两本书还不是“大毒草”的年月，不便印上他的名字。
他一个人住在我们隔壁的小房间。不是出于照顾，而是因为他通宵达旦地咳嗽。和他住在一个房间的人，是根本无法睡觉的。除了每天吃三顿饭的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而在吃饭时见到的他，一如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他患有肺气肿，正值严冬，从住处到食堂，一两分钟的路，他也不得不戴着口罩。还患有神经性颤抖症，使人总担心他吃饭时端不住碗。还患有胃溃疡——都是“改造”的成果。
有天吃午饭，半个馒头从他手中掉到地上，被他捡起，已粘了不少土。他想剥皮，刚剥下一小块，却不敢往桌上放，不知如何是好。拿着半个脏馒头，吃不得，不吃又不行的样子。
我恰巧坐在他身旁，从他手中夺下了那半个脏馒头，又掰了半个馒头给他。
“不，不，我……还是吃了那半个脏的吧……”
我随手将那半个脏馒头抛进了剩饭桶。
同桌的伙伴们的目光都是赞许的。
惟他自己，满脸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们同屋的三个知青，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时，常听到他在隔壁一阵阵剧烈的咳嗽。那咳嗽之声剧烈得连我们都替他喘不上气来。白天能听到，晚上也能听到。只要他在咳嗽，我们便知他在看我们的稿子。而一到夜晚，他每每咳嗽得更剧烈。
还有点人味儿的人，谁能不心疼这样一位为我们做“嫁衣裳”的老者呢？其实他当年还不算老，也许才五十五六岁，可看上去已衰弱得像七十来岁的人了。
他看稿极认真，从不在任何人的稿上乱勾乱画。连个符号也不记。连一页纸的纸角也不折。稿旁放一个小本，一切都记在小本上。如——P多少多少，第几行，有一个什么什么字错了……
一视同仁。
对于那些稿面非常清洁的稿子，他更是格外显出一份儿对作者的尊重。看前，总是要用湿毛巾擦擦手，怕将稿面弄脏，或留下他的指印。
他谈稿子更认真。对一个不恰当的词，一个不真实的情节，一个概念化的细节，一句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对话，他总要预先替你设想出几种修改方案，与你谈时，极谦恭地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许改一改更好。我想出了几种改法，咱们共同商量，看确定哪一种方案更好？”
其实他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修改方案。他并不希望你立刻接受，而希望你在经过比较之后，自己选择那最佳的方案。你一时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也不急。更不和你争辩。耐心地听你谈完自己的想法，然后婉言劝你再去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他的意见，十之八九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
他的谦恭，常常使我们在他面前，更加心疼他那体弱多病的身体。而在他，那绝非虚伪。那是发自内心里的虔诚。因为他仿佛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右派”，一个确乎有“罪”的人，一个被“改造”着的人，一个不过被临时“利用”一下的人。而这种“利用”，又仿佛对他意味着是一种抬举，一种恩典，一次“赎罪”的小小的机会。他以他的全部虔诚，搭上他那衰弱之极的身体，回报这种抬举，这种恩典，这一次小小的“赎罪”的机会……
他是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我当年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第一篇小说《向导》，是在他与我长谈了三次之后才定稿的。
那一次创作学习班上，有个骄傲的小子，和他大吵大嚷，骂他“臭右派，装模作样假充内行”！他一言不发，默默地挨骂。我们大家气坏了，将那小子骗到郊野，狠揍了一顿。
我们都从内心里开始尊敬他。
有天夜里，同屋的一个伙伴醒了，把我们也都捅醒，说：“老杨怎么不咳嗽了？”
在那个年月，我们不能像如今一样，对我们所尊敬的文学界长者称“老师”一样，称他“杨老师”——这样的称呼也会使他自己惊恐的。我们只能叫他“老杨”。
我们都匆匆披上衣服闯入他的屋里——椅子翻在地上，他倒在地上，桌上是稿子，手中是笔……
他脸色铁灰……
那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立即将他背往师部卫生院……
那一次，如若不是我们发现得早，他便死了。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
后来每年一次的创作学习班上，只要他的身体能撑得住，总会前去辅导。像辅导我们那一期学员一样虔诚……
如今，许多经他辅导过的当年的知青，都走上了文学道路。
一九七五年，我在复旦大学，得知他病故了。
我们离开了北大荒。
他埋在了北大荒。
我是没法儿忘了他的。
一缅怀起他，我对那过去了的历史充满悸怖——它使好人无端变成“罪人”，竟是那么随便！那么轻而易举！并且连同无罪之人的无罪的意识，都一块儿奸污了！
是以追记此文，寄托我对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的大的哀思！
“克隆”一个我
结婚以后，对于做父亲，我心理上一直是挺忄西惶的。说穿了是怕承担起那一份儿责任。因为此前做哥哥，做弟弟，做儿子的责任，早已使我忧患多多。由于我的坚决，妻忍痛割爱。“舍弃”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妻深知我极愿有一个女儿，如今每每口出谴言：“那头胎必是女儿无疑。”
起初只当玩笑，不以为然。后来渐渐地竟有了罪过感。甚至，数次梦见我那“女儿”—— 一岁多的一个小裸孩儿，亦灵亦拙地朝我爬过来，其声甜甜怨怨地叫我“爸……”
妻知我陷于认真后，劝我：“想开点儿。如果对得起那女儿了，眼前这个大儿子不就不存在了吗？”
话倒是有理，可心内从此平添了一份惆怅。我的罪过感源于这样一种心理——那已然是一个小生命了啊！竟由于我的坚决，我的意志，便没有了出生的权利！我是谁？我是上帝吗？上帝即使真的存在，他漠视生命权利的做法也是该诅咒的啊！那小生命倘若出生，该在这世界上演绎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的意志，对于“她”是“不可抗力”。一个凡夫俗子以仿佛上帝般的“不可抗力”，吾语即出便灭绝了一个一旦出生可以编织童年、少年、青年、老年四篇漫长故事的小生命，难道还不是罪过吗？姑且不论那故事精彩或平庸。事实上，在我看来，人的出生本身即奇迹。我破坏了一个奇迹。它永不能再次发生。我极其憎恶我曾经“上帝”过一次……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儿子的爱深受影响。事实上我做了父亲以后，一直视父亲的责任为我人生最主要的责任之一。
我关心他的心脏是否健康。
也关心他的心灵是否健康。
我希望他将来成为这样一个男人——为人处事有原则。善良，富有同情心。不沾染任何纨绔的习气。
有时电视里播映某部打动人心的专题片，我必将他唤来，命他坐我身旁一道看。当然的，他往往并不情愿，但不敢违抗。他早已领教我此时是相当严厉的。
我欣慰的是，他的老师们都这么评价他：“这孩子特实诚。”
我做人有恪守的原则。
我当然只能按照我以为好的原则要求我的儿子。我希望他在做人的某些方面像我。
我惭愧的是——自从他升入初二以后，我在学习方面一点儿也辅导不了他了。
高一期末考试前，我郑重地对他说：“爸爸已经看到你刻苦用功的状态了，那么分数就顺其自然吧。如果你面对某一科的试卷头脑发蒙，全做不上来，我主张你干脆交白卷。谁也没理由责备自己刻苦用功了的儿子。因为这种责备是可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