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纽约路特莱基公司出版谢尔顿·H·哈里斯（Sheldin·H·Harris）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1995年3月17日《纽约时报》发表尼克拉·克利斯托夫的《日本残酷的战争暴行--揭露恐怖》，揭露日本有关731部队的以活人做实验以及美国为获得资料进行的掩盖。2004年，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生丹尼尔巴伦布莱特(DanielBarenblatt)的著作《人性的瘟疫：轴心国日本的细菌战和秘密而有计划的种族屠杀》问世，该书以通俗的方式来叙述日军在华细菌战的历史。这是他近十年的研究结果，也是欧美学者探讨这段悲惨历史事件的第三本英文专著。
细菌战诉讼带来的研究
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调查从1991年就已经开始。按照调查人员的职业分类来看，可分为民间调查、学者调查、律师调查、新闻调查等。
民间调查。1991年，日本静冈县中学历史教师森正孝到义乌崇山村调查之后，又会同松井英介医生多次到中国调查，并在日本成立了"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从此揭开中日民间细菌战调查的序幕。此后，中国浙江、湖南两省的义乌、丽水、衢州、宁波、江山、
常德等地，甚至内蒙古、山东的细菌战受害者都成立了细菌战调查会，积极开展调查至今。
学者调查。浙江师范大学的张世欣教授调查后编著了《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受害索赔，崇山人的正当权利》；衢州市防疫站邱明轩调查后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并撰写了《细菌战与隐患》一书有待出版；浙江大学历史系丁晓强教授调查后撰写了《日军对浙江的炭疽攻击》、《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等论文。此外，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教授、原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黄可泰、山东省临沂市文史委的崔维志处长、美国学者哈里斯等人都曾经对侵华日军细菌战进行过实地调查并在文章和著作中体现。
律师调查。从1995年12月开始，在王选陪同下，日本律师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郎等人，中国律师楼献、管建强等人都到浙江、湖南等地进行诉讼的调查、取证，为日本法院一审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事实的认定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新闻调查。湖南记者刘雅玲从1997年开始对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进行跟踪报导，出版了《细菌战受害大诉讼》（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一书；新华社记者谭进1998年起在海内外媒体上，通过文字、图片形式对浙江、湖南、山东、云南等地细菌战的受害史实进行了揭露；山东电视台、湖南经视共同制作了大型纪录片《未审之讼》；中央电视台编导郭岭梅则通过跟踪采访，制作了纪录片《不只是731》，向海内外人士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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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大学生的调查
作者: 南香红
综观到目前为止的细菌战研究，可以说较之以往是冰山揭开了一角，但也仅仅是一角而已。我们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对细菌部队的建制、实验、作战等简单的描述和重复上，而对诸如各大细菌部队之间的关系，细菌部队与整个侵华日军的关系，细菌战在日军侵华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细菌战对中国造成的军事、社会、经济、环境危害的估计等更为重要的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细菌战研究专家郭成周也认为细菌战受害总人数，被用来进行人体实验的总人数，细菌战实施"种族灭绝"的危害性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就像一个个黑洞，中国需要去修补六十年前的那段历史。这是需要用脚"走出来"的历史，一家一户，一个一个的受害人。当一个地区的调查展开的时候，历史细节的缺失就会显露出来，而当一个地区完全没有调查时，这一地区的历史就处在茫然的黑暗中。
2003年，王选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细菌战资料。克林顿在2000年卸职美国总统前签署了"日本帝国情报公开法案"，美国将搜集到的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的600万份文件与情报资料解密公开，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日本战争犯罪的文件，如在中国的战争掠夺、"三光"政策、毒气战、奴役劳工、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等内容。
王选是第一个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资料的中国人。她在600万份资料中查找了一个多月。她说："在档案馆里，查看这段历史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而日本的学者每天都有十几个，双休日时占到查档人数的一半。他们对历史的负责和关心，常让作为中国人的我，为身边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而伤心。中国的学者为什么不来？这些档案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呀，每年有那么多的留学生，有那么多到美国访问的学者，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这个？我努力每天多看点、多写点、多复印点，可我一个人所能做的实在有限。"
"为什么美国能把这段历史整理得这么清楚、完整？甚至日本的学者，他们对细菌战的历史调查工作都比我们做得多？而我们很多国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是断裂的，这很不应该。"王选说，"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学者去调查'死亡工厂'，去证明那些受害者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进而去关注、保护和纪念受害者。"
王选将搜集到有关日军二战暴行的1500页的资料目录。复印了三套，回国后分别送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历史系。她希望这些史料为中国学者研究提供一个线索。整整4000多页的资料都是王选自己掏钱，自己花时间去复印的。
大学生的调查
从2001年至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历史专业研究生和其他院校的师生先后赴浙江、湖南、山东、河北参加了七次细菌战调查和诉讼活动。
参加调查的有张启祥、许书宏（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丁晓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晓青、潘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李涵（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员）。
大学生的费用是王选个人资助的，王选带着并教他们调查。张启祥、许书宏是南师大的研究生，他们第一次到乡间，学历史的第一次知道有细菌战受害者。
张连红说，调查是一件苦差事，并且在学术界一向被轻视。中国人大而化之，喜欢推算，但历史事实不是可以按比例推算出来的，因此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日本人质疑中国的说法，比如南京大屠杀的中方所说的死亡人数。
哈里斯的调查
2002年3月1日，美国《死亡工厂》的作者谢尔顿·哈里斯，MichaelFranzblau医生、美国实验医学专家MartinFurmanski应王选邀请来到中国浙江省金华、衢州、义乌调查。
此时哈里斯已七十多岁，身患癌症，强撑着来到中国。他在自己的《死亡工厂》一书中写到对中国这一地区的细菌战攻击，但他只到过中国的北方，没有来过浙江和湖南。在这次实地考察后，哈里斯重新补充了他的《死亡工厂》，并将它再版。五个月后，哈里斯去世。这时中国的细菌战诉讼一审刚刚败诉。
同行的两位医生，都是读过哈里斯的《死亡工厂》的，他们想实地考察，从医学的角度证实当地的"烂脚病"和细菌武器攻击之间的关系。
细菌战：一场没有结束的战争
日本记者近藤昭二说："细菌战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至今还在研究细菌武器，日本政府去年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许日本自卫队做细菌武器的实验。一些国家在细菌武器研究上的投入，已经高达几兆亿日元。而且现在研究的细菌武器危害更大，是没有疫苗可对付的细菌。因此，我调查当年细菌战的真相，并且出庭作证，目的是为了世界永久和平。180名中国原告到日本诉讼，我想除了民族的尊严外，也是为了告诫后人，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细菌武器--战后六十年仍无法根除的损伤。细菌还在污染着中国的大地，疫病有再次重返人间的可能，大批的当年受害者，还在风烛残年忍受着痛苦。
以下是哈里斯和与他同行的两位医学专家2002年3月间看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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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没有结束的战争
作者: 南香红
3月4日下午在达雅畈镇书房巷上街121号，生于1920年1月8日的八十三岁的陈崇文亮开了他溃烂的伤口。血和脓还在往外流，肌肉坏死，腐肉一小块一小块地掉下来，溃疡处烂到最后只剩下了骨头与筋头。溃烂一辈子都没能治愈，时好时坏，结痂、流脓、溃烂反复发作。他被伤病的痛苦折磨逾六十年，晚景凄凉。他说，日本人来后第二个月，他和他母亲就得了病。他的母亲五个月后就因烂脚而死。而他曾在金华中心医院开过刀。伤口愈合过，不过现在又犯了。
像陈崇文一样的人，在浙江受过日军细菌攻击的地方还有一批。时间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时间没能抚慰伤口，时间没有让记忆淡化，时间也没能将老人们带入新的生活，他们还生活在悲惨的过去，生活在受到细菌攻击的那一天。
浙江丽水市都连区碧湖镇农民徐丙翠嘴唇、牙床全部烂掉，仅剩下三颗牙齿，半个世纪以来她只能喝稀饭，菜得捣成泥状才能下咽，嘴成了一个洞，说话再也没人能听懂；江山市农民江昌友至死都大睁着一双眼睛，他从二十一岁感染了炭疽，双腿腐烂，整天痛得浑身颤抖，住在一间又黑又潮的老屋里，腐臭的味道让全村人躲得远远的。
活着，整日饱受伤痛折磨，死去，死了都不能瞑目。这就是中国受害者的现实生存。
细菌武器--人类至今无法应对的邪恶。对于日本的细菌战推行者来说，细菌武器是"小国对付大国有效的、制胜的武器"。鼠疫以其传染和死亡之烈为人惊悚；炭疽菌以其迅速繁殖，使人丧失劳动能力，并且永世不灭而让人胆寒。所有这些都是针对平民的谋杀。
从参与细菌战攻击的日军指挥官之一泽田茂中将战后公开的日记中人们得知，这位虽然在战役中下令对中国平民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人，却对实施细菌战心存疑虑。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明确表示了反对(实施细菌战)的理由，这将在中日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接着他又写道，"以这些山野田间的百姓的性命为代价，什么好处也不会有。"
泽田茂当年一直质疑细菌战的大规模、无分别地对一切生灵的杀戮。日军所到之地，细菌横扫之后，所有的生灵都横遭厄运，对于占领方来说，一片被污染的焦土并不是一件好事。
据日本防卫厅资料，日军也受到了细菌武器的伤害，战役后期，日军13军疫病人数突增为前期的五六倍，至战役结束，达10000人。
2000年，克林顿政府为检验美国大城市在生物武器攻击下的防御能力，举办了一系列演习，演习的结果是现代城市不堪细菌武器的攻击，人们在挟持着现代技术并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慌乱和不知所措。美国中西部大城市丹佛在假想的鼠疫攻击下，不到一个星期，丹佛以及整个科罗拉多州的卫生医疗体系临近崩溃，大传染病爆发，所有的医疗资源都告急，社会公共卫生系统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于是只好提前结束演习。迄今为止，对生物武器的攻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能够有办法抵御，能够保证国民无虞。美国这次慌乱就是一例。
但是细菌武器的危害远没有像原子武器一样得到世界的认同，对于六十年前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恶还没有在事实层面上调查清楚，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承认细菌战犯罪，细菌战犯罪的最核心的秘密还被日本政府深深锁闭着。细菌战还继续上演着揭露与掩盖的较量。
细菌武器--人类至今仍没有完全认识的武器。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伦理学史》第53章中，提出了一个被国际（包括中国和日本的）社会一直忽视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细菌战对于人类伦理和道德的挑战。这种对社会集体伦理道德的伤害因为一直被抵赖、被掩盖、被忽略、被遗忘，而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修复，所以它所涉及的一切直指今天的人类生活。
《医学伦理学史》这样写道：
比起纳粹医生在二战中的行径来，日本医生在1932至1945年间所犯下的暴行在邪恶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类似纽伦堡那样的审判。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与石井达成了一笔交易：赦免石井及其相关人员，以换取他们在实验中获取的资料。由于美国人的包庇，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写进1946至1948年由美国主持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日程。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日本医生，包括石井本人，远没有受到指控或遭到鄙弃，反而得到了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庇护。靠着在"死亡工厂"进行的人体实验所获得的资料，在战后的日本，这些医生中的许多人得以在日本皇家健康研究所和一些医学院校里担任高级研究员和管理官员的职务，继续从事这个令人崇敬的职业。
无论如何，日本人的生物战计划和人体实验仍然是"被遗忘的暴行"，更准确地说，是被加害者抵赖、被同谋者掩盖、被国际社会忽略的暴行。日本政府从来没有认真地面对历史，反而对战争和战争犯罪采取了"三不政策"：不承认侵略，不忏悔不道歉，不对受害者做出赔偿。美国政府从未正式地承认曾经包庇日本医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更未为此道歉和赔偿。
尽管这些医学暴行与现代医学以及生命伦理学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但长期以来，东亚医学伦理学界乃至整个国际医学伦理学界对此却关注甚少。这与西方对纳粹医学暴行的大量历史和伦理研究相比，反差尤为强烈。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在日本，甚至在中国，都被认为与当代医学和医学伦理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还没有发表过任何对日本医生的暴行进行深入系统伦理研究的中文成果。医学伦理学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医学院校都是一门必修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材多达数十种。然而，在这些教材中，对这个问题几乎都没有讨论，大多甚至提都没提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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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遗留了什么问题
作者: 南香红
细菌战对于人类伦理的伤害的命题在事隔六十年后才被提出来本身就大有深意。认识的缺位导致了整个世界对细菌战的集体冷漠，细菌战被定位为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犯罪，而没有上升到反人类的高度，于是整个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就细菌战形成共识，人们没能意识到这种杀戮方式一天得不到清算，恶魔就随时随地有重返人间的可能。
追问和思考虽然晚了六十年，但每一个诘问都深沉有力：
是何种历史、社会文化和医学环境导致了"死亡工厂"的建立并且让医生们放弃了反抗？
这些暴行给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尤其是东亚（包括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界提出了何种挑战？
借鉴相类似的德国经验，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我们为什么要重提过去的暴行？
美国人在评价这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时为何如此偏袒？
能否用"那是战争时期"的观点来为此种暴行辩护并证明医生的行为正当？
"医乃仁术"是东亚医学伦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当医学在日本人的"死亡工厂"里成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隶后，这显然违背了"医乃仁术"这条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古老的东亚医学伦理学准则。
历史表明，最可怕的暴力莫过于国家和集体暴力，而日本医生的非人道试验是20世纪国家和集体暴力的典型例子。这不仅是某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施暴的例子，更是某些人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另外一些人的例子。国家和集体暴力在世界许多地方存在，包括中国。将日本医生的人体实验暴行视为国家和集体暴力的一个典型例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总体上了解所有反人类的国家和集体暴力，当然也包括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种种国家和集体暴力。
在中国，细菌战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一场持续了六十年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战争。
血淋淋的现实，让王选产生了一个关于赔偿基金的想法。细菌战诉讼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使诉讼胜诉，也仅仅是解决那一小部分人的问题。福冈劳工案在上诉到福冈高等法院以后获得了胜诉，这是一个全面的胜诉：即日本公司要道歉和赔偿，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很鼓舞人心的一次胜利。当然，这次胜诉也涉及到赔偿的问题，日本公司只会向提起诉讼的劳工进行赔偿，而不可能向全部劳工进行赔偿。那么建立一个赔偿基金就显得尤为重要。即希望通过一种途径，制定一个一揽子解决计划，日本政府和企业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一个赔偿基金，向中国所有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赔偿。当然，这里需要对受害者的身份进行事实和法律上的确认。
中日战争遗留了什么问题
承认事实，但不赔偿不道歉，这是日本政府一贯以来的态度。细菌战诉讼是这样的结果，几乎所有的对日诉讼都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日本法庭的判决理由有三：
一是"国家无答责"。日本政府主张细菌战诉讼辩护团基于的细菌战违反《关于陆战的
法规、惯例的条约》（即《海牙条约》）和《关于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窒息性气体、毒性气体或类似气体以及细菌学手段的协定》（即《日内瓦协定》），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缔结的协定，个人不能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也就是说，作为个人，国际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有提出救济的权力。而作为日本的国家的责任，因为1947年日本才有《国家赔偿法》，而细菌战发生在1947年之前，所以不用赔偿。
二是时壁。日本政府认为："根据日本民法的规定，如果自从发生非法行为起经过二十年，赔偿请愿权应在法律上作废（即二十年忌避期）。"而细菌战发生到诉讼，已经过了二十年期限。
三是日本和亚洲（包括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
这三条理由成了日本政府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什么诉讼它都可以躲在这三条理由筑就的堡垒里。
原告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对日本政府的理由进行了驳斥，他说，我们是站在超越时空的正义的公平的立场，期待着有良心和勇气的判决。但判决并没有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最高目标，这不仅使我们大失所望，而且激起了原告以及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恨。他认为"法庭使用陈旧的法律理论并固执已见，缺乏以正义、公平为依据的主见"。
诉讼团在再次确定上诉之前制定了努力的目标。
第一、通过胜诉告慰受害者的在天之灵，恢复其被践踏的尊严，同时唤起日本政府的反省。通过使其真诚的谢罪和实施对受害者个人的赔偿，恢复中国以及亚洲人民对日本的信赖，这才是谋求和平、实现友好关系的条件；通过公开审判，可以弄清楚过去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同时，通过旁听者和传媒的对外宣传，纠正错误的历史认识；通过法庭做出的有良心和勇气的判决，可以认识日本司法的健全性和法庭的正义性。一旦（日本）国家司法机关经过证据调查对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认定，这一认定就具有绝对的权威，以后任何人也不能否定、歪曲和掩盖事实真相。
日本为什么可以不道歉不赔偿，为什么可以不理会亚洲人民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的呼声？
细菌战一审判决败诉后，世界的各大媒体都发出了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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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要求赔偿的权利
作者: 南香红
2002年8月29日《朝日新闻》发表题为《不去正视历史就能解决问题吗》的社论，社论说：
通过国家对731部队细菌战诉讼所持的态度，再次深深的感到我们日本人必须马上停止无视过去历史事实的行为。
围绕731部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大陆实施的细菌战，东京地方法院在驳回了中国的原告们要求日本国政府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的同时，在判决中也将细菌战作为历史事实给予了认定。这在司法判决上尚属首次。
然而奇怪的是，对于731部队是否展开了细菌战的问题，政府却既没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将事实是否存在问题搁置起来，在诉讼中始终坚持了日本没有赔偿责任的法律意见。
直到现在政府还在国会中坚持："没有能够证实具体活动情况的资料"，对有关731部队的问题装做不知道。
但是，对于并不遥远的过去的重大问题，国家放置不理是不能允许的，不澄清事实，是对国民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样的话，不仅周边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对日本不信任。
2002年8月29日《琉球新闻》的社论说：
在由细菌战的被害者直接提起的诉讼中给予承认还是首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次的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存在对上述事实进行否定、歪曲、隐瞒的动向，所以这次判决就显得更为重要。"该谢罪的就要谢罪，该赔偿的就要赔偿"，这才是承担战争责任的正确方法。
2002年9月11日，美国《时代》杂志评论说：
在否认几十年后，日本终于开始承认731部队犯下的暴行。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岩田针对1940年至1942年细菌战中180名中国受害者提交的诉讼，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结果。
北大历史系徐勇梳理了中日问题，他说，上个世纪的80年代，国内还没有提到战争遗留问题这个概念，那时候是一片友好的声音，好像战争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
直到90年代遗留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1995年讨论进一步深入，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劳工问题等等日军在中国广泛地区的战争犯罪才得以揭开。
中日战争究竟遗留了什么问题？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阐述，他认为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是对战争性质的评判。1945年12月，日本众议院通过《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其中确认日本发动战争"违反了国际法规，犯下了残虐的刑事犯罪"。1951年，日本政府与美国等国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之第11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这表明，关于战争的性质所属问题当初已经得到解决。
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即开始涌动否认战争侵略性质的暗潮。1972年，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言论首次出现；1978年，东条英机等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灵牌被秘密摆进靖国神社，并受时任首相的福田纠夫参拜；八十年代发生教科书事件；进入九十年代，随着"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立和《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出版，日本右翼朝野合流，在历史认识方面明显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逆流。于是，基于史实认证的战争性质的评判，成为战争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日本是侵略还是"进出"或"进入"、是"解放亚洲"
还是建立日本殖民地统治、东京审判是否公正等问题，成为战争性质评判的焦点问题。
第二是战争责任的清算。按照国际法实施的一般形式，东京审判理应完成战争责任的清算。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清算并没有完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战时受害者在日本提出的战争赔偿诉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民清算日本战争责任的要求。这种要求得到了日本正义人士的积极支持。中国政府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下，多次督促日本政府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却未得到日本政府的积极回应。于是，中国人民战争受害事实的认证和对加害者的清算，又成为战争遗留问题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荣维木认为，战争遗留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而不论是战争性质的判别还是战争责任的清算，都缘于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搞清历史，在历史事实一致的基础上，争论的双方才能够有对话的前提。
个人永远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人权，这是人类文明的标尺。
中国人有没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中国对日民间诉讼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难题：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具不具备法律基础？换言之，从国际法上讲，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可不可以对日索赔？日本政府抛出的不道歉不赔偿的理由是否可以行得通？
前往法庭作证的中国法学专家管建强在法庭上提出"民间的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具备法律基础"。有人认为这是中国首次彻底地从法学角度看待民间对日索赔。王选为管建强所做
的研究和出庭作证流下了眼泪。她觉得自己终于有了来自中国国内的学者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直指对日索赔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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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日本就是不谢罪
作者: 南香红
管建强在法庭的发言为一个半小时。首先是原告诉讼团向他提问，接着是日本方面律师提问。日本律师的第一个问题就问："中国是否放弃了民间索赔的权利？"管建强的回答非常简短："当然没有！"
管建强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几十万字的法律专著，管建强曾在日本留学，研究方向是国际法。管建强在广泛研究国际法的基础上，从三个层面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第一个层面，中国从大局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曾声明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但政府放弃不等于全部放弃，并未包含民间也放弃了此权利。1995年3月，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国家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发表了"在日中共同声明中所放弃的是国家间的赔偿，并不包括个人的赔偿请求，个人赔偿请求是公民的权利，政府不应予以干涉"的讲话。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民众有要求赔偿的的权力，中国和日本之间，只是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而历史发展到1945年后，世界上大多数的战后条约都把国家赔偿权与民间赔偿权划分开了，国家赔偿权不包括民间赔偿权，这已是惯例。
第二个层面，根据我国宪法，政府如果要代表民间放弃赔偿权，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但全国人大从未通过这样的决议。
第三个层面，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个人基本权利的维护，有些权利比如公民个人的战争索赔权，是没人可以剥夺的。"没人可以剥夺这种权利！"管建强的声音掷地有声。
让王选感慨的是，国内以往谈到民间对日索赔，往往从政治上谈得多，从民族感情上谈得多，大道理多，但很少有学者真正从法学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而事实上，民间对日索赔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法理上的依据。王选说，她曾在国内找过不少法学界学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意义不大，劝她放弃。
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结果宣布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就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以惨无人道的手段，大量实验和使用细菌化学武器，残害中国人民，这是铁的事实。日方应采取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段历史。"
日本律师荻野淳也从法理层面上支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他分析：《海牙陆战条约》规定应该保护平民受害者的个人权利。细菌战是违反人道的，不能根据一般交战的状况来定，在法律上需要有特别的对待；关于国家对个人的赔偿，在战前日本一般都由行政法院作出。虽然相关的法律在1947年前没有，但审理的案例还是有的；中国在1972年签定友好条约的时候，并不清楚中国受细菌战攻击的实际情况，因为真相一直是被掩盖着的，细菌战应该给予特殊的对待。
日本就是不谢罪
"为什么日本可以如此暧昧地对待战争责任、赔偿问题，一边撂着，一边还能不断地发展经济呢？"共同社社会部记者问日本一桥大学历史学者吉田裕教授。
"那还不是从美苏冷战得的最大好处。美国为了抢先把日本拉进自己的阵营，说服有关国家，让它们放弃对日赔偿要求。"吉田裕教授一语说破了其中原委。
和日本态度相反的是德国。在世界的面前，德国弯下膝盖脆在地上谢罪。备受苦难的犹太人不仅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而且也得到了赔偿。尽管如此，追讨纳粹战争责任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2000年3月，德国、奥地利和瑞士银行建立了名为"忘记、责任、未来"的赔偿基金，向犹太人和受害劳工进行一揽子赔偿。基金由德国政府和西门子、奔驰等大企业共同出资100亿马克。
日本，你为什么不谢罪？
不仅仅是谢罪，日本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让亚洲震惊：教科书事件、出兵海外、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东京审判......
"德国人谢罪不完全是来自德国内在的反省力量，战后欧洲的格局使德国不可能不谢罪，而战后日本所处的冷战格局注定日本不可能谢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歌说。
德国谢罪的内在力量是战后德国急于复归欧洲，外在原因是德国被冷战格局分割。战后德国的第一届政府就急于回到英美法的政治格局中，而且这一届政府的组成多是纳粹成员，因此回归就意味着付出更大更多的努力，1950年，西德的军队合法化，这标志着西德与西欧和解。
而对于日本来说，内在自省的力量始终是弱小的，而苏美的冷战，美国的支持使得谢罪没有了必要。
而冷战格局的肇始是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庭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共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其间共开庭818次，法庭记录4.8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也是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
这次审判确认了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性质，从国际法的高度上判定了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结论性地将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即将"战时或战前对非武装人民的屠杀、种族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的行为等"规定为犯罪。这就使战争犯罪所不能包括的一切反人道罪行，都不能逃脱正义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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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东京审判的意义
作者: 南香红
东京审判的意义是重大的，其正面意义也是不能否定的。但对于细菌战隐瞒和对于细菌战战犯的放纵则使这次审判的公正性受到巨大的冲击。将人做为实验的豚鼠，灭绝式的对平民的杀害，驱使人类无法应对的恶疫为杀戮武器......种种罪恶竟然一并放过，为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的是美国掌握这一秘密的、惨绝人寰的武器，并将它用于朝鲜和越南战争。面对中国和亚洲的数百万的死难者，谁、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这样做？就是上帝也没有这样的权利，这是世间的最大不公正。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规定："我们盟国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俘虏的人在内，将处以法律的严厉制裁。"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根据盟国最高委员会决定，正式颁布了关于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并由麦克阿瑟正式任命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高等法院院长韦勃爵士为首席法官，美国的J.B.基南被指派为检察长。其他十名法官由中国、苏联等十个国家的法官出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前一天，进行了最后一次隆重彩排。这次彩排中的冲突正好泄露了谁在主导着这次审判。
冲突由法官们的座次安排引发。中间是庭长韦勃，他的左右手安排了美、英法官。庭长韦勃宣布说："排列次序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韦勃还补充道，"这是经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认为应该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座次，次序是美、中、英、苏……但韦勃对于中国法官的抗议置之不理。
梅汝璈愤而脱下黑丝绒法袍："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她应有的席位竟会降低到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看到梅汝璈要甩手而去，韦勃急忙拦住他，表示和其他人再商议。很快，韦勃回来了，他表示照原来的安排彩排，正式开庭的安排再讨论。梅汝璈依然拒绝，他的理由是彩排即有各国媒体的采访，照片登出去，对中国的国格有损。当再去商量的韦勃第三次来到梅汝璈面前时，他盯着梅汝璈说："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座位之争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东京审判为美英所控制的事实。中国国内正在内战之中，国民政府所能提供的法庭证据微乎其微，侵略战争的伤口没有力量去医治，战争的受害情况也无暇顾及，中国的法官们只能依靠盟军提供的材料向法庭提供证据。国民政府派出的官员在法庭上作证，除了只能说"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之外，空言无凭，差点被轰下去。细菌战犯罪只提出了一次，前后不到十分钟就被压了下去。
东京审判还放弃了对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追究。当时的国际社会认为裕仁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必须严惩。盟军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天皇裕仁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双方对会谈始终讳莫如深，三十年后的裕仁说："当时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永不透露。"
1月7日，韦勃亲自讯问东条英机：是谁就开战问题向天皇进言？除了你还有谁？然而，韦勃讯问东条英机的第二天，便正式宣布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至于头一晚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在天皇制的国家里，东条英机有力量发动战争吗？日本的天皇难道就没有战争责任吗？尽管后来美国的学者们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天皇发布了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命令，但他还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东条英机这一只替罪羊，为今后留下了许多政治后患。战争责任没有得到完全彻底的清算，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和民众拒绝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忏悔。美国和日本达成了某些交易，日本"上了美国的船"。东京审判之后，只对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理和判决，对已经逮捕的其他90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这些战争嫌疑犯再次回到社会，继续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影响。
东京审判是美国主宰下的"公正"，对中国人来说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中日之间的"结"，日本与亚洲的"结"自此结下了。而解开这个结也并不只是中日之间的事。
这里，不得一提一件几十年前的旧事。
1951年9月4日，美国召集48个同盟国在旧金山召开了与日媾和会议。参加会议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条约的内容，拒绝签字；南斯拉夫、印度、缅甸受到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议；日本最大的侵略战争受害国朝鲜、中国没有受到邀请。
《旧金山和约》中有关日本战争赔偿的主要规定第五章第14条的有关内容如下："缔约方认为日本国应该对于战争期间由日本国给同盟国造成的损害以及灾难作出赔偿。然而，缔约方认为目前日本的资源不足以为其维持可行的经济，并同时为履行它其他的责任，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之后，第14条非常轻微地规定了日本的战争损害赔偿：在曾被日本占领的地区，日本用人力、日本国及日本人和协助日本的当地人在当地的财产，赔偿当地关于战争损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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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战争赔偿解决
作者: 南香红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第14条：同盟国放弃对于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实施战争所导致的所有的赔偿要求、放弃同盟国及其国民的其他要求和同盟国对于占领直接军事费用的要求。
条约的第26条规定：如果日本与任何一国达成优惠于本条约中规定的战争赔偿解决，日本必须以同等优惠条件与本条约缔约国达成战争赔偿解决。
8日在美国的调停下，除苏联、波兰、捷克拒绝接受外，其他国家签署了《与日媾和条约》，即《旧金山和约》。
2000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近五十年之后，美国政府解密了1951年旧金山与日媾和会议上的一些外交文件。
一个惊人的秘密透露出来。2001年9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研究美日关系的美国学者史迪文（StevenClemons）的发现：日本和荷兰的私下协议，表面上放弃了赔偿的荷兰，实际上秘密得到了日本政府一千万美金的"表示同情和歉意"款。
史迪文从当年的外交文件和信件里发现了这个秘密，就在签约的数日之前，荷兰代表曾威胁要退出，因为根据条约的内容，荷兰国民将失去作为受害者个人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战争期间，东印度群岛数万荷兰侨民的财产被日本军队占领当地后接踵而来的日本企业强占。这些荷兰侨民在母国有相当的政治势力，他们要求日本赔偿。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了说服参会的同盟国接受美国政府的政策，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已费尽口舌，他担心随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会说"不"，于是就私下里调停日本和荷兰。
9月7日与签约当天9月8日的上午，在杜勒斯的安排下，与会荷兰政府代表外交部长斯蒂克（D.U.Sticker）与日本政府代表首相吉田茂交换了有关战争赔偿条件的秘密信件，这些信件是当时交易的直接证据。
信件中，吉田茂向荷兰承诺：荷兰政府参加《旧金山和约》后，其国民不会因之失去个人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和约》生效后，荷兰国民还可以要求战争赔偿。
1956年，荷兰政府果然代表其受害国民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日本就开始推托推委，荷兰态度强硬不依不饶。美国再次出面调停，"提醒"日本，兑现承诺。于是日本向荷兰支付了一千万美金的赔款。
这个结果昭示《旧金山和约》的另外四十七个签署国，包括美国，都可以像荷兰一样拥有国民个人向日本索要战争赔偿的权利。
因为条约中的第26条规定，如果日本与任何一国达成优惠于本条约中规定的战争赔偿解决，日本必须以同等优惠条件与本条约缔约国达成战争赔偿解决。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秘密公开，世界哗然。9月8日，美国和世界各地和平组织、人权团体，围住在美国参加《旧金山和约》五十周年庆祝会的日本外相和美国国务卿，进行抗议。
这一事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日本没有理由再说国家无答责，再说日本和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已经解决。
亚洲的慰安妇、劳工、大轰炸、细菌战等等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们追讨权利和尊严的道路上的障碍又搬除了一大块。
但一个问题显而易见，对于美国在战后六十年的所作所为，应该怎样什么程度地追究其责任？
日本的一部分人士开始认识到日本的问题：日本的经济可以发展，日本人可以带着他们精良的产品走向世界，但在亚洲，他们会越来越多地遇到阻力。
"六七年以前，我带了两位日本企业的人去浙江了解市场情况。在杭州吃饭谈商务时，刚一入座，一个中国人就向着日本人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说：'我老家在山东，是抗日根据地，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家五口人。'另一位朋友接着问：我看你们现在的日本人都彬彬有礼的，可是为什么侵略中国时，无恶不作？杀人放火、强奸妇女……冷不防的话题，我在中间挡也来不及。一位日本人反倒觉得对我有点过意不去，一边说，现在已经好多了呢。七八十年代，刚到中国来做生意的时候，走到哪里，都要被人说，说起来还要厉害，真是不好受。"王选向记者讲了这个故事。
日本记者近藤昭二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经历，1997年7月25日，他和三名日本电视记者在常德市老城区鸡鹅巷采访，一位在街上摆烟摊的老人走上来大声说："谁是翻译，给我转告一句话！"王选应声上前。"你告诉他们，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原先在我们这里烧杀掳抢做尽了坏事，现在日本首相还在参拜靖国神社，又在伤害中国人，他们放明白些，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了。"王选一时不知怎样把这话翻译给近藤。多年在中国调查细菌战的近藤早已明白老人的话，五十五岁的他半响无语，垂手而立。王选忙解释，近藤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一直帮助中国人打细菌战官司。老人听了，向近藤道歉，说，你是好人，中国人感谢你。近藤眼圈一红，毫不掩饰地当众哭了。
在日本，像近藤这样的揭露日本战争罪行并帮助各国受害者打官司的记者、律师、学者及和平人士被有些人骂作"卖国者"，经常受到右翼的攻击甚至遇到威胁。近藤的子女在日本上学都要请保镖专门护送。但是在这些人自己看来，他们是真正的"根本意义上的爱国者"。他们认为，日本只有解决了战争的遗留问题，才能被亚洲和世界人民所接纳。因此日本才有了"战后补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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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细菌战纪念馆
作者: 南香红
没有道歉和赔偿，在亚洲人民的心中，战争就永远都不会成为过去。
细菌战纪念馆
这是一个古老的祠堂，偌大的天井，偌大的屋宇，檐下是粗壮的雕梁，木头黯哑的颜色无声地说着它的历史久远，给人以肃穆庄严之感。在大门的右侧，是受害者的陈述书，左侧是义乌细菌战死亡者名单。一个个的名字用黑体字整齐地排列在一块石壁上，沿祠堂的四壁，贴满了日军细菌战暴行、细菌战诉讼、受害者控诉的图片和文字说明。
这是义乌崇山的曲江祠。祠堂正在建设当中。细菌战原告团成员71岁的王锦悌负责祠堂的修复工作。这里将成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念馆的主体建筑。
在祠堂的东厢房里，一些白发老人在忙碌，他们在修曲江祠宗谱。王希琦，一名义乌中学的退休教师说，曲江祠就是王氏的老根，由此发出去的村有56个，总人口1.1万人，都姓王。老祖是山西太原人，五代十国时迁到山东，然后又迁到义乌来的。现存的王氏宗谱是民国十四年乙丑年（1925）重修的，这次修宗谱会把姓王的男丁女丁都写上去，并且要把死于细菌战的人特别标示出来，以宗谱的形式记载细菌战。
修谱的人都很认真，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做自己的事，中国农村宗族的力量很强大，抗日战争的破坏和后来的社会变迁压制了这种力量，现在这种力量又释放了出来。
这个古老的祠堂是未来的细菌战纪念馆的中心建筑，义乌市政府已经划出300亩土地建设和平公园，其中44亩为细菌战纪念馆，公园的设计已交给上海同济大学。
这是中国的第一座细菌战纪念馆。今年4月，王选在义乌谈到了未来的纪念馆。下面是王选的一段讲话。
纪念馆是我的一个理想。是我未来要做好的事，我在义乌不停地讲，告诉义乌人要把纪念馆建成什么样子和规模。我想让它成为世界一流的。
义乌人，或者并不是全体义乌人，还没有意识到义乌已经是一个国际城市了。中国古代的长安还没有那么多外国人做生意呢，而义乌每天有1万个外国人来做生意，这就是资源，我们不能浪费了。义乌人从不浪费任何资源的。
纪念馆一定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政府应该组织人到华盛顿、洛杉矶去参观一个犹太人的纪念馆。我相信，只要造好这个纪念馆，日本人就反省认罪了。
每一个到华盛顿去的人，都会去看犹太人纪念馆，有这个纪念馆在那里，德国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国际舆论都认同，他就不得不承认。你们做生意的人都明白做事要有个关节点，就如人的肚脐眼，纪念馆就是关节点、肚脐眼。
犹太人纪念馆就是犹太人的宣传部，犹太人把这个宣传部摆到白宫附近，犹太人能在美国的首都建一个大屠杀纪念馆出来，这就是成功，就是有想法，有魄力。
只要我们让世界知道，日本就无法对抗了。我们的声音太小了。诉讼不会永远进行下去，总会有结束的一天，但在诉讼中挖掘整理出来的历史，会永远地留下去。中国人可以宽恕日本，但一个前提就是他认错！
生命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不可能有比失去生命更损失惨重的了，难道世界上还有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吗？赔几个钱人也活不回来。
我们就是要把细菌战变成一个世界常识，我们可以看看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的事说给全世界，看德国受到多大的舆论压力，日本就是没有这样的压力，因为世界不知道！
我们就是要造这样的一个纪念馆，把事实都摆进去，让国际的舆论都赞同，认可，都是一个声音，那时候日本人就来找你反省了。
这个纪念馆就是中国人反细菌战的宣传部。我们要超越国家和民族，让世界看到这是对人类的犯罪，中国人是在替人类声讨，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因为纵容和漠视这种犯罪的结果，是有一天悲剧会重新降临。
我们要让世界记住。
编后美国的学者哈里斯说过："假如中国有两个王选，就足以让日本沉没。"从这样的话里，我们读到了王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止属于王选，更属于王选代表的中国普通民众，他们执著而强韧的力量正是鲁迅先生所表彰的"中国的脊梁"。而为王选这样的"中国的脊梁"树碑立传应该是我们《人生中国丛书》着眼着力的重点。
本书详细介绍了细菌战诉讼近十年的艰辛历程的沉重背景，王选是这一背景上最为浓墨
重彩的一笔。书中的王选，仆仆风尘，坚强而有个性，有直逼人心的英爽之气，置身于古今奇女子之列可无愧色。她是一位有正义感且勇敢行动的人，她的奋斗与维护民族利益紧紧交织在一起，她给人以正气与榜样的力量。
本书在逼近王选和逼近细菌战的交互交代中，将我们民族经受屈辱和还历史清白的抗争，一点点地展示出来。最终，传达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成了如何正确面对历史的观念教育。如书中所说："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正是这样的态度，让我知道，想法比做法更重要。而王选，不仅想到了，而且做到了。这是王选价值之所在，也是本书价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