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明指出，现行的法律包括国际法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上是有很多障碍的。比如按现有的法律，期限问题、个人权力能否成为国际法的申请主体等等都是空白。这让辩护团有了很多思考，很多问题都在突破，很多问题已经超越法庭而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课题。
而这些法律问题的突破，将代表着人类越来越尊重个体的权利，法律越来越走向人性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正如细菌战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所说：细菌战诉讼最终推动的是日本政治和社会进步。
亲历老兵复原历史
从细菌战诉讼开始，日本细菌战揭露会、辩护团、王选等就开始了寻找当年731老兵的工作，这是一群进入风烛残年的人。和中国的战争经历者一样，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而在不久的将来，五年、十年，这些人就会辞世而去，带着他们珍贵的记忆。
但是在日本，更多的731老兵遵守着当年的封口令。
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老兵，战后成立了一个由原队员组成的叫做"清风会"的战友会，战友会每年都会在风景名胜之地举行活动，对于不热衷于活动的当年老兵，战友会会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压力和警告。
1644部队绘画兵石田甚太郞因为细菌实验残酷的记忆就"像幻影一般追逐着"他，所以数十年中离群索居，性情乖戾，并一直以贩鱼为生，从不参加战友会。"战前我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留着长发的、现代派的插图装饰画家。但是战后我未再重操画笔，像和尚一般剃了个光头，悄然度日。这一切都是为了躲避'南京幻影'的追逐。"石田老人去世前说。
但是"那些人"从来没有忘记他，每年都会有对他颇为"担心"的人给他寄些信来。老人将这些信一封封地积攒下来。"战败以后日本军虽然解散了，但军内原先所有的'长官命令绝对服从'等级制度，直到如今依然存续在士兵们的内心深处。他以自己的死来换取真相的公开，选择了一条背叛长官的道路。我深信，在战时的南京不断目睹了日本医学人员的组织性犯罪行为的他，在战后从不参加以军医为中心的战友会的活动，这也是他对此的全力抵抗和抗议的行为。"石田老人的孙女说。
无人知道当年做过"魔鬼"的人到了晚年内心有着什么样的挣扎。"当年的731老兵有3000人，现在已经有2000人死掉了。揭露会找到了300人，他们当中只有100人开了口，但其中大多数又不愿意出庭作证，有的拿出了材料，但不让讲出自己的姓名。"王选说。
2000年11月15日，法庭第17次开庭，两位细菌部队的老兵筱塚良雄、松本正一在法庭上做证。他们的声音被永久地纪录下来，被各种媒体传播到全世界。处于烟障中的历史展现出了从来没有过的清晰和生动，任何掩饰帷幕都在这诉说面前变得透明。深深的忏悔陈列在两位日本老人的每一条皱纹里--这是日本人的脸，这张脸因为忏悔而善良无比。
上个世纪30年代末，筱塚良雄作为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来到中国哈尔滨的731平房区，一开始他在731部队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刷洗培养细菌的器皿、准备活体解剖的用具等。1940年5月开始，筱塚良雄开始被安排参加"跳蚤增殖工作，这项工作在田中、筱田班管理的一座被称为"四方楼"的三楼暗室内进行，在这个暗室中的架子上，排列着许多类似石油罐的罐子，罐子里面有很多黑老鼠，这些黑老鼠是跳蚤的饵食。他的工作主要是确认罐子里的老鼠是否死了，如果老鼠死在罐中了就要把它拿出来，然后放进去活的老鼠。那年8月末，他们把跳蚤从稻壳中分离出来。这些跳蚤被大量地生产出来后，由731部队的航空班运往南京。
筱塚良雄证言
直到今天我都记得自己最初参加活体解剖一个中国男人的事情。在解剖这个中国男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以前曾经给他做过采血实验。他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看到他瞪着我，只好把眼光转到别的地方。感染了鼠疫菌的他，脸色和身体完全变黑了。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特别班的人把他赤裸裸地放在担架上，送到我们所在的解剖室。他被放在解剖台上，班长命令我给他洗身，我用橡皮管冲洗他的身体，再用硬板刷子刷洗他的身体。现在我还记得当我要用硬板刷子刷洗他的脸部时，我非常犹豫。拿着解剖刀的班副催我快点干，我就闭上眼睛刷洗了这个男人的脸部。当班里的人员用听诊器在这个男人的胸部，还能够听到他的心脏跳动的时候，解剖就开始了。这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对五个中国男人进行了活体解剖。当我活活解剖了三个中国人后，班长对我说，你终于"是一个有用的人了"。
我们叫受害者为"圆木"。我们不愿承认自己在夺取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让自己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砍树一样。
日本人更想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甚至一名和平运动者，但我不能让这段历史残留在黑暗中。
松本博，南京1644部队卫生兵，1943年入伍，接受六个月的卫生兵训练后到南京1644部队看管在押的"实验材料"。7号楼是1644部队的中心建筑，四楼房间按"松"、"竹"、"梅"等字样编号排列，尽头有处置室和焚烧炉。松本负责"松"字室。"松"室里放有七个像鸟笼一样的的笼子，长、高、宽各一米，一个笼子关一根"圆木"。所有的人入笼后一律裸体，为的是防止他们自杀。因笼子很小，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既不能伸腿，也不能站立。笼子里有个罐子当便器，每天倒一次。笼子底部是五寸方材，用螺栓固定，每当"圆木"伸手取陶制食罐时，螺栓就一点点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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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松本博证言
作者: 南香红
松本博证言
"圆木"关入笼子两三天后，就开始注射细菌，军医来注射，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圆木"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
我见这些人年龄比我还年轻，如同孩子，他们对我没有攻击的表现，我也表示一点点意思。我不吸烟，有时悄悄把配给自己的烟给他们吸，如果被上司发现是要受严厉处罚的。他们很是理解，为了不让烟飘出去，一点点吸，然后吐到便器内，另外，不能大家一起吸，一个人吸完后轮下一个人。
当然，这些人总会一天天衰弱下去，根据菌种的不同，进行三四个月的观察，军官或军医判断生菌已经在"圆木"体内发生作用后就实行采血。
采血的日子给"圆木"戴上黑头巾，带到处置室，让其躺在处置台上，手脚都用皮带固定，然后在头巾上滴几滴麻醉剂，让他数一、二、三，一会就发出鼾声睡过去。接着给大腿消毒，军医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一头是大口的瓶子，采血就这样开始。
最初，血汩汩地向外流，以后血流慢慢变细，"圆木"遂产生很厉害的痉挛，连固定身体的床都嘎吱嘎吱地响动。更残忍的是，这时会有人穿着皮靴去踩"圆木"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采血这才结束。采后的血放到哪里，也许是培养室，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这级士兵不可能知道的。一个人的血液大体有四到六杯左右，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烟从烟筒冒出，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臭味是闻得到的，油也滴在外面的马路上。剩下的骨灰在军官学校对面挖坑埋掉。
松本在这里服役十个月，亲见有四五十人被全部采血，以人体作为细菌制造器，然后"收获"污染的血液，再用这血去培养更多的细菌。
原731航空班队员八十岁的松本正一直接参与了多次细菌的飞机撒播。航空班班长是石井四郞的女婿增田美保，先后有八名飞行员参加细菌对中国的攻击。这些人后来或因飞机失事而死，或因感染了细菌而死，只有松本正一活了下来，并把战时的许多照片保留至今。这一天他向法庭提供了一个多小时的证词。
松本正一证言
1940年夏秋，我被派往杭州，航空班有三分之二的人乘97式重型轰炸机、97式单引擎轻型轰炸机从哈尔滨来到杭州。干部们把这次行动叫作"杭州作战"，用的是国民党在笕桥的机场。
1940年秋，增田美保驾单引擎97式轰炸机，卫生兵今村为轰炸手，把两箱染过鼠疫的跳蚤放在机下撒布到衢州。"衢州作战"只有一箱撒布成功，另一箱撒不出去，在途中把箱子扔了。后来在"宁波作战"中吸取了这次教训，把装有跳蚤的箱子做成小的流线状，把跳蚤分装在五层扁平的箱子里，投下时靠电磁石打开箱子的前后方，靠风使箱子里的跳蚤飞出落下。
有一次在攻击作战时，准备将染过鼠疫的跳蚤用飞机撒布下来，但箱子后部打不开，里面的跳蚤成漩涡状落不下来，只好返回。可是飞机在机场停稳后，箱子突然打开，大量跳蚤飞了出来，于是急忙进行消毒处理，结果连飞机都烧掉了。
1941年秋后，我在南京待了大约六个月，我所在的航空班去了30多人，所有的97式单引擎和同型的双引擎轰炸机都去了。另外山口班队员也来了很多，与在南京的南京1644部队合流。我记得南京细菌攻击进行了三次。平泽驾97式单引擎轰炸机，把从哈尔滨搬来的鼠疫跳蚤撒在了湖南常德的街上，后来听说效果不错。
1945年8月，我又回到哈尔滨，11月前后，长官命令部队转移，航空班可以马上离开，因此让我们销毁证据。我们把机要库、宿舍、破飞机全部烧掉。
从活体解剖、细菌制造到细菌攻击，几个亲历的老兵将一幅幅历史的场景复原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1931年到1945年发生在中国的真实而黑暗的历史。没有这样的复原和讲述，谁能够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没有这场细菌战诉讼，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世间大恶面对人性的审判？
在这种时候，法律的判决已经不重要了，在讲述的那一刻，已经有了判决，这判决永远都无法更改和抹杀，因为这是人类良知的判决。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
8月6日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特殊的日子，这是日本的受难日。这一天广岛受到了原子弹的袭击。8月9日，又一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日本人几十年来一直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向世界言说。
原子武器在瞬间将这两座城市夷为平地。但在长崎市的浦上教堂一尊女神的雕像却神奇地保存了下来，1976年日本将这尊雕像送给了联合国。这尊被命名为"长崎天使"的女神眼
睛望着没有目标的远方，成为见证过原子武器杀戮的象征。
8月6日是王选的生日。王选觉得她的出生和原子弹爆炸日同一天，是一种冥冥中的安排。"在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日本都在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日本人用各种方式向世界讲，自己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有一年的8月6日，王选在广岛参加一个纪念活动，她在发言中说：8月6日是日本民族的受难日，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对中国人来说，这一天也是受难日？1940年8月6日，日军开始对中国的浙江进行细菌战攻击！中国受细菌战之害的人远远高于广岛的原子弹，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一百万人死于细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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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问问我们自己
作者: 南香红
8月6日，一个黑色的灾难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发明了两种骇人听闻的杀戮方式：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原子武器是瞬间的毁灭，细菌武器是长久的对所有生命，包括人类、动物、植物等一切生命的慢性的灭绝。但是当今世界没有人不知道原子武器的危害，但细菌武器的危害为大多数人所未知；原子武器受害者的声音为世界所闻，细菌武器的受害者却被整个世界所忽略。
1996年12月王选在美国演讲，她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我们整整沉默了五十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肮脏而屈辱的中国人，那些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经在地球上尊严地活过。"
中国人为什么整整沉默了半个世纪之久？当中国人试着向世界诉说的时候，才发现整个世界对这段悲惨历史的淡忘和漠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早已过去的旧事，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细菌武器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人们全然不知其中的残酷和可怕。不仅仅是世界，还有中国人自己。除了那些战争亲历者和受害者，更多的人对于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大黑暗，也所知甚少。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中国人需要让世界倾听，但是中国人怎么才能让世界倾听？怎样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应该问问我们自己
2001年12月5日，王选带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吴世根和731老兵筱塚良雄参加在香港举办的"日军暴行见证会"。一次在报告会上，有人问日本律师："如果我们的官司一审输了，二审又输了，我们还应该告吗？"
王选一把抢过话筒："这个问题不要问日本人，应该问我们中国人。中国是受难者，讨不讨公道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很多人说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官司，我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知道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人说我们是弱势群体，我问你，什么叫强什么叫弱？手里有正义就是强大的，邪恶才是弱者，他们心虚才不敢出来认错。"
中国20多个省受到细菌战攻击，100万人死于细菌战，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数字。但是相对于中国受难的情况来说，细菌战受难者诉说的声音还是太微弱，可以诉说的渠道还是太少。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是个国际性的民间组织，由世界各地五十个草根基层团体联合组成，成立于1994年，宗旨是保存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历史真相。
当王选知道了史维会时，就找到了史维会的电话号码，将电话打到了美国："我是王选，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我们在和日本打细菌战的官司。我们掌握大量日本细菌战的证据，你们史维会开会，怎么不叫上我们？"
就这样，王选和史维会取得联系，为中国受害者在世界上发出声音打开了一条通道。
1998年10月12日至18日，史维会在多伦多召开第三届大会，王选作为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的中国原告代表参加大会，并就中国细菌战受害和细菌战诉讼作了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认识王选。闻黎明说：
王选在这个会上并不是中心人物。当时对日民间索赔问题在北美的呼声很高，但影响最大的是慰安妇。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和韩国的几个慰安妇。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张纯如和她写的书《南京大屠杀》。
王选的个子很小，双肩背着一个大包，见了人就说细菌战，不管别人爱不爱听，说完了就从她的大包里拿出材料分发，也不管别人要不要。有的材料是油印的，很简陋。她用英语、日语、中文在众多的陌生人里自己介绍自己。
每见一个人她都毫不吝惜地重新说一遍，每一次讲都很激动，充满激情。她的语言能力使她无论什么人都能说上话。
来参加史维会会议的有中国内地和台湾两岸政府人士，有来自美国、日本的和平人士，有战争的受害者，来自中国、韩国的慰安妇、劳工，还有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会议涉及了两岸三地，在有些问题上大家还有分歧，但对待历史的大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都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
1998年被看成是中日关系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时中日关系从友善到出现了恶化的苗头。
闻黎明说："我们觉得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诉讼。王选和中国的原告们在走一条没有底的路，细菌战诉讼开始已一年多，基本上是处于无依无靠孤军奋战的状态。但他们自己不觉得。"
1998年，史维会邀请以土屋公献为团长的"日本暴行见证报告团"前往多伦多、温哥华、纽约、华盛顿、旧金山举行报告会，王选带着筱塚良雄等侵华老兵前往作证。
报告团从芝加哥进入美国时，王选带着的日本老兵筱塚良雄、东史郞等被美国海关以不欢迎战争罪犯为由拒绝入境。虽然一再申诉他们来美国是揭露战争犯罪的证人，但还是不能入境。
王选在这次报告会上是一名演讲者，也是一名组织者联络者，还是一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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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创造奇迹
作者: 南香红
创造奇迹
在王选的努力下，史维会带着"被遗忘的浩劫"图片展来到中国，在义乌、丽水、宁波、衢州、江山、常德之间传递展出。中国的受害地又将自己有的图片加进去。
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说：这是一场持久战，从目前情况来说我们是弱者，我们就是要一边打官司一边扩大影响，让对峙的双方力量能够变化，你动员了更多的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日本政府才会害怕，才会重视。
王选说：
一开始我被允许去大学演讲时，谁也不知道细菌战，我就使劲讲啊讲，讲到大家稍微有点感觉为止。……2000年4月，我到南京，去了荣1644部队细菌战基地。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大型的现代化医院，里头还保留着几栋过去的旧建筑。我和几位一起去的同伴想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被门卫拦住不让进。于是，像喜剧里发生的情节那样，我的同伴和我走过几个街区，绕到这座医院的后面，见没有人看门，我们就进去了，认出了当时的一些建筑，进入当年的"副楼"，一层一层寻旧，那里已经改为资料储存室，没有发现任何南京1644部队及它过去的痕迹。
南京大屠杀以美丽的仪式被纪念，还有一座纪念馆，收藏着震撼人心的大屠杀的实物。但是南京没有细菌战受害者的纪念仪式和纪念物。一天晚上，我在南京市区外的南京师范大学新校园给300多名学生演讲。学生们第一次听说荣1644部队和它在南京犯下的暴行，非常震惊。不知多少学生和我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到过相关的知识。
可是今天就有这么多人知道南京的细菌战了。我们创造了奇迹。
中国在细菌战受害半个世纪后终于有了自己的纪念日。
宁波是10月27日，这是宁波被鼠疫菌攻击的日子；
江山是8月18日，日军的霍乱投放到江山的日子；
常德是11月4日，鼠疫撒播日。
王选的家乡崇山村是11月18日，这是日军烧毁村庄的日子。
1998年12月21日，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细菌战诉讼第六次开庭时，王选将中国崇山村纪念大会的情景，作为法庭陈述，带给了日本的法官和民众们。
11月18日，义乌的四十六个乡镇的人们集中在崇山村。来自美国、日本、中国浙江、湖南的受害者、受害者联络会、调查会和和平人士寻着当年日军撒播鼠疫、放火焚村的路线，走进日军进行鼠疫患者活体解剖的林山寺祭奠亡灵。随着亲历者的讲述，人们仿佛听到了当年被剖腹解剖的冤魂的悲惨哀告。沉淀了56年的血泪记忆一下子复活了。
这是五十六年来崇山村死难者的灵魂第一次得到祭奠，第一次被更多的人关注。这也是义乌四十六个乡镇1070名死难者第一次被人们集体回忆，他们生前是极普通的农民、市民，是生活得安安静静、无声无息、平安自足的生命，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名字也不为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死五十六年来没有被提及，没有人想到他们应该拥有的生命的尊严。现在他们的名字被用大大的黑体字书写，镌刻在石碑上，他们以另外一种形式在五十六年后得到重生。
"田野小道上，抬着花圈追悼者的队伍望不到头，组成这个队伍的是跨越国家、民族、年代的人们的身影。写着受害村镇名字的花圈挽联在风中飘抖颤动，这个景象是永驻我心中的记忆。"王选在法庭上的描述理性而又动情，把发生在中国一个小村子的民众对往昔受害的追忆，对死亡者的祭奠，对自己寻找自己权利和尊严的强烈愿望带到日本的法庭。王选的发言有了一种象征，王选的形象有了某种抽象而形而上的意义，这个发言已经不是发自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而是众多灵魂在言说。
一个中国农民一生当中的十分钟
王晋华，崇山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今年七十岁了，十一年前王晋华参加诉讼的时候才六十岁。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赤着脚刚刚从地里割麦子回来。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很瘦，脸被太阳晒得黑红透亮。生活的艰难从他的衣着和家里的摆设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妻子几年前中风瘫痪，丧失了劳动能力。王晋华在种完地之后，要回家给妻子做饭，晚上给义乌的乡镇企业糊纸盒补贴家用，或者将蔬菜挑到镇上去卖。就是这样的一个从没出过门的中国普通农民，穿上了鞋子--一双下田从不舍得穿的黄色解放鞋，1997年8月11日向日本法庭递交诉状的时候，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讲述自己家族在细菌战中的悲惨遭遇。
王晋华家的遭遇在崇山村具有典型意义。
日本军队细菌战攻击义乌的时候，王晋华只有七岁。当时他的四十岁的伯伯在义乌火车站做搬运工，感染鼠疫发着烧回到了崇山村的家。伯伯是家里第一个死的，接着伯母感染而死，死时只有三十八岁。九岁的堂兄也死了。伯伯一家人在五天之内全部死光。1942年11月，王晋华的叔叔王樟高也染了病，无奈之下去塔下洲找到在那里做酿酒生意的爷爷，希望找医生医治。但崇山村流行怪病的消息早为塔下洲所知，人们拒绝叔叔进入村子。爷爷无奈只好背着叔叔到一个破庙里住，当晚叔叔就死在破庙里。鼠疫没有放过塔下洲，叔叔带去的疫病引起了塔下洲鼠疫流行，结果一个村死了1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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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一生中的十分钟
作者: 南香红
王晋华因为寄养在姑姑家，逃过了一劫。而同样寄养在亲戚家里的王晋荣却死了，起因竟是为了一口吃的。当时奶奶去寄养的亲戚家里看他，亲戚拿给奶奶一点点心吃，而没有给在跟前的王晋荣，晋荣就认为亲戚对他不好，一定要缠着奶奶带他回去。结果回来后三天就受感染而死。
当时崇山村人都希望逃到附近的亲戚家里去，但逃得晚了就去不了了。邻村的人都拒绝崇山村的人进入。王晋华父亲家族兄弟三支，最后只剩下父亲这一支。
王选在崇山村插队的时候，王晋华做大队长。王晋华只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去过一次上海，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义乌。这一次他被选为到日本出庭的代表，要办出国护照。"费了好大的力气的。"他说。他还特地去照了一次像。这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动静。
临出去的前几天，他突然不想去了，家里种的小稻要灌水了，再不灌水就要晒干了，再加上想到要坐飞机，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他害怕了。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找到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说："我不去了，换个人吧。"王培根说："换人怎么能来得及？田里的小稻是你一家的生计，但诉讼是全村人的大事，哪个轻哪个重还想不清？"
王晋华出不起路费，钱是筹来的。就这样他们从义乌转到上海，从上海到东京，跟在王选身后，就像一群惊惶失措的小鸡跟着母鸡。
"平生第一次到法庭啊，紧张得就听见自己的心怦怦跳！"在向法庭递交完诉状后，又到日本总理府内阁亚洲司外事审议室去请愿。"当时我们要求出来接见的日本官儿向他们的首相桥本龙太郞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被允许讲两分钟。在这两分钟里，我要把我们村里的整个受害情况说出来。王选在我身边用眼神鼓励我，有王选在我就不怕了，我知道就是我讲错了，她也不会翻译出来。"
接着王选带着他们到日本一些城市去演讲，每到一处都是王选将他们崇山村的话翻译成日语。
在日本六个城市的巡回作证揭露中，王晋华感受到了日本两种力量的对抗和角力。一部分人是承认历史并愿意作出承担的。另一部分人是坚决不承认历史的。在金泽，一个出了很多731部队老兵的城市，王晋华在向日本市民揭露细菌战暴行，有一些人就开着车放着高音喇叭来捣乱，喇叭的声音压倒了演讲的声音。
在另一个城市名古屋，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向王晋华跪下了，他举着父亲的穿着日军军装的照片，向王晋华道歉。他的父亲曾经在中国杀过人。两种力量的较量让王晋华明白了：中国人责任重大，这段历史必须进行清算。
东京地方法院审理的第一阶段是听取原告代表对受害情况的陈述，这些战争的亲历者和遗属们都六七十岁了，没有文化，平时不但没有上过法庭，有的人连远门都没有出过。让他们在法庭上大胆地发出声音，并且用准确的语言在规定时间内表达清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有大量的陈述书需要写，有大量的帮助、培养、训练要做。王选希望中国农民在日本法庭上的形象是有理有据，条理清晰，沉稳而有智慧的。
2001年12月26日，法庭第27次开庭，也是一审最后一次开庭，王晋华又来到日本。这一次他被安排了十分钟的法庭陈述。讲稿是事先写好的，他也反复练了很多遍。
"法庭里很静，很严肃，真的是掉下一根针都能听见，我的对面就是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我要从座位上走下去，站到证人席上，做十分钟的法庭陈述。"王晋华说，"我开始讲话。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我看到听众席上的人都很认真地听我说。我的眼前出现了崇山村死气沉沉连鸡叫声都绝了的情景，我想起小时候听到鬼子这两个字就心惊肉跳，听到鬼子来了就躲到地里的生活。我记起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不敢穿白的红的衣服，怕太显眼招鬼子。想到我一个个死于鼠疫的亲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乡，谁请你们来了？真是欺人太甚！我感到了愤怒。我突然明白我是带着愤怒来日本的，今天我要把这个愤怒吐出去，我就不怕他们了。"
记者在崇山村采访，一个满脸皱纹的黑瘦的老人走上来，递过来一张名片：
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崇山代表
王锦悌
住址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邮编：322000
电话：（0571）5791×××
记者发现，崇山村有名片的农民不在少数。他们见到记者或者关心细菌战诉讼的人就会主动走上前，递上一张名片，然后端着一张充满笑意和谦卑的脸，眼睛望着你，等着你发问。
王选称他们为"世界名人"，他们长着一张世界人都认识的脸。王锦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名人"，他多次到日本出庭、演讲。
在他的家乡上崇山村，他是最积极的调查分子。今年七十一岁的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名重炮炮击距离测量员。现在他的炮兵才能用在细菌战的调查和细菌战纪念馆的修建上。
在上崇山村村头的山墙上，立着一块红色琉璃瓦的牌坊，上面是崇山村细菌战受害图。被日军焚毁的房屋，黑色字体书写的死难者名单。图旁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青山绿水犹记悲剧；下联是：立志图强不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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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不用日本人的钱
作者: 南香红
在村庄最显眼的位置上，村子最高处房屋的青黑色为基调的飞檐下，刷着一块鲜红的标语，上面写着九个黑色的大字：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这些，都是这个七十一岁老人的杰作，是他写给崇山村、写给中国和世界的名片。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说出这句话的王锦悌很谦卑，笑起来黑洞洞没有牙的嘴让他看起来更苍老。他生活得很贫困，大儿子智残，每天呆坐在门口，家徒四壁。但是从他空荡荡的堂屋里一眼望出去，就是那块鲜红鲜红的标语。细菌战诉讼让这个贫寒而普通的老人身上有了别样的气质：硬骨、尊严！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战争受害者的个人权利从来没有得到过关注和伸张。个人权利和战争的苦难感受长期处于被漠视状态。细菌战诉讼让他们发现自己有权力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个人从来没有那么重要过。
义乌原告的觉悟之高，出乎记者的想象。在他们的语言表达里，你总能听到尊严、和平、人类这样的远非一个普通农民经常会讲的话。
这是一种觉悟，这种觉悟是从"我"出发的，而不是外在强加的，它是一种油然的喷发和表达，它出自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一种力量，是中国民间稀少的珍贵的力量。
原告团秘书何必会把这种力量称为中国乡间的人权革命。他说，这场诉讼是场跨世纪的大诉讼，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大政治事件，诉讼带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一场发生在中国乡间、普通百姓当中的人权革命。涉及的内容是民主、法制，个人的权力和尊严。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跨越的一个过程。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长久的。
王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带着中国的农民自己去争取权利，让细菌战受害者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她引导中国的老百姓走向国际，这样的工作在中国少有人做，而王选做了。她走到农民的家里，向农民们动员；她站在田野里，大声地宣讲和鼓动；她带着农民进城，到日本，到美国，到世界上更多的地方，让他们在世界面前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王选超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
王选带给中国知识界的冲击是长久而深远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距离太远，做具体琐碎事的人不多，投身这样的事业的人更少。
我们不能总用日本人的钱
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悖论，王选常常被人问：到日本和日本人打官司，官司能不能打赢？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国家都放弃赔偿了，为什么还要打？
中国农村的老太太见了日本人就浑身发抖，她们的怀疑是根本的，发自内心的。她们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黑暗的日子。王选看到了，心里很难过。为了日本人的傲慢，王选和日本人争吵。王选也在做百姓的抚慰工作，那些她插队时常去家里玩的亲戚、老乡，见到了王选就安定下情绪来，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但相信王选，王选的话让他们放心。
"打了那么久，又不赔，就不要打了嘛！"好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对细菌战诉讼意义的认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打官司磨出来的，不去打这个官司，不把中国人的苦难拿到世界拿到人类历史上去进行比较，怎么会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王选说。
在多次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后，王选会变得不耐烦："你问这样的话就是无知！谁是输赢的最终评判者？仅仅是日本法官吗？因为注定要输，我们就可以不打吗？！"
但是打下去谈何容易？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8年，40多次开庭，每一个原告到日本出庭一次的费用大约是1万元人民币。义乌的细菌战诉讼全部都是民间自发行为，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原告出庭要自己掏费用或者到社会上去找赞助。
王选和王培根在义乌动员了他们所能动员的全部资源，学生、朋友、部下，年年都要去做筹资的工作。"年年如此，大家都受不了了，一开始大家给钱痛快，后来也就难了。"
这笔数字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就连王选的母亲都受不了了，一开始王选回国经常住在母亲家里，后来母亲对王选说："你不要住我这里了，你住一个月，电话费就要3000多块，我怎么能受得了？"
2003年11月，王选应一家网络公司之邀到宁波商谈捐款，可结果是现场筹款不足2000元。本来按计划将与100位企业家具体商谈筹款事宜，并商讨成立一个日常性的机构来处理各方捐款的，谁知到现场的企业家寥寥无几。开设在《浙江日报》的捐款账户的进账虽然有1万多元，但其中的1000多元是宁海中学的数百名学生积攒的零花钱。
一次王培根和王选在义乌筹钱，到了一家单位的三层楼前，王培根说："我上不去了，实在不行了。"他的严重的哮喘犯了，三层楼都是畏途。王选架着他上了三楼，要了1.8万元，给三个原告凑了路费。
王培根记得，第一次筹款筹集到的是7万2千元，这是从200户（个人或工商企业）集来的。几个人分了工，一家家地跑，50块、100块。"凑一个人的飞机票是很难的。"王培根说。如果情况好，一次筹集10多万元，但这也就是一次去日本开庭的花费。
尽管很艰难，王选还是给原告团讲，我们不能总用日本人的钱。日本提供的赞助也是市民团体的人到处化缘来的，诉讼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总依赖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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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到联合国去
作者: 南香红
2005年7月19日，二审宣判，需要更多的原告和支援者去日本，王选在4月底就前往义乌筹钱。此次的目的是组织一个50人的声援团，前往日本。为了让义乌人能够痛快地前往日本声援，声援团被设计成声援之后变成日本经济考察团。组织者们用心良苦，如果只是声援，可能组织的难度就更大一些。
一个人去日本的费用是1万元，剩余的部分赞助给原告们。原告们多数是农民，他们的费用必须靠社会捐助。
《浙中新报》、科普协会等单位，请来了义乌各行业协会的会长、大企业家，金华市人大主任参加，义乌市的副市长特别强调自己不是以政府的身份出席的。义乌市府很支持，但不便于出面。
"这场抗战现在到了最后时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就看在我这么多年辛苦奔忙的分上，请大家帮帮忙。你们作为声援团去日本，是代表中国商界的态度的，你们去，我会觉得有支撑。"王选先作了一个动员。
"看在我王选这么多年辛苦奔忙的分上……"这话让人感到某种酸楚。会场有了片刻的沉默。王选开始讲形势，先说这次可能还是败诉。会场一下子变得很静。
王选接着说："这次败诉，我们就到联合国去。因为细菌战是掩盖着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拿到联合国就是要让联合国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事实。我们要自己整理出这段历史，我们自己不搞别人怎么能知道，怎么会同情？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他们广岛原子弹受害，整理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钱多文化高，更重要的是他们重视，搞得好。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声音。……细菌战是历史的真实，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件，只有我们的声音传达出去，被听到了，第二步才能去讨回公道。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使命，要拿出义乌人的形象。我们这件事就跟打仗一样，我们手里没有先进的武器，但我们在创造条件，在拼！仗不可能一下打赢，要一步步来，打官司也一样。……日本人赔款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不重要，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尊严。……现在是大家出力出钱的时候了。"王选再一次重复这句话。
《浙中新报》的总编当场表态：当百姓的媒体为百姓说话，义乌的诉讼我们义不容辞。参加声援出钱的企业，我们会用专门的版面来宣传企业的品牌和形象。
接着金华市人大主任发言，他说："我不方便去，但我会让我的老婆去。对我来说细菌战是国耻家难，切肤之痛。"在细菌战当中，他的家里9天之内死了6口人。最后家里的死人都没有人埋葬。
原告张曙发言说："我们条件不高，带着方便面去就行了。为了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们不站出来对不起祖先，对不起民族。这一次我们一家6口人去。老婆、4个孙儿孙女，我要让子孙去受教育。"
张曙退休了，没什么钱，已经到日本出过三次庭了，每次都是自己筹钱。花了有3万多元。他说："没钱我们可以节约，吃饭可以带方便面，可以带义乌的土特产去吃。日本的盒饭我算了一下值人民币五六十元一个，为什么要花那个钱，在义乌我五六十元买什么不好？这次全家6口要一个房间就够了，可以睡在地下。节约我们自己节约，但民族的尊严不能节约。就是日本真的赔钱了，我也不要，我要把它捐出去建纪念馆、办学校，好让中国超过日本。"
张曙是原告里最仗义疏财的人。他的两个儿子经济条件尚可，每次去日本出庭，他就向儿子要。他从儿子处要来的钱，不仅仅用于到日本出庭，还为原告团办许多事，材料的复印打印，或赞助更困难的原告。湖南、江西的原告到义乌来都住在他的家里，吃饭大家一起凑钱。
一次接待日本律师辩护团，送别的时候，张曙拿出3万多元买了礼物送给律师们，表达对他们的谢意。他说，这是给王选一个面子，也是给中国人一个面子。
主持会议的人希望到场的行业协会会长表态，但表态的人很少。不知道是不习惯说话，还是不喜欢当场表达，还是不愿意捐款。只有一个企业家说愿意捐款，愿意去参加声援团。
记者问王培根，这次估计能筹到多少，王想了想说：一定要趁热打铁，明天就让何必会去落实，要不然过了时候就凉了。
诉讼8年，40多次开庭，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才有可能让中国有150人次的受害者到日本的法庭进行申诉、作证。
王选式的孤独
我24日一早6点动身从姬路家到东京，睡一濑事务所一楼桌子上。26日一早回家。31日再从姬路去东京，参加辩护团会议，查资料，访问议员，会见学者，帮助一濑审阅已经收到的中国证人的证词等。夜间的便宜长途汽车票回去时就没有座位了，所以我订了往返票。从神户出发，单程4300日元，加上姬路到神户的路费一共5000日圆多一些。坐一个晚上。这样来回旅费差不多11000日元。坐新干线来回要3万日元。3万日元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在家里的伙食费，我家一个月房租的一半。太贵了，我无力负担。
这是王选写给朋友的一封电子邮件的内容。王选的家在日本的姬路市，每一次开庭就是在日本，她也要从姬路到东京。东京的住宿太贵，晚上就睡在一濑律师事务所一楼的办公桌上。一濑夫妇的卧室在楼上。回姬路的时候，通常是坐晚上的不直达的车，这样可以省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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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王选式的孤独
作者: 南香红
其实王选到底在10年的诉讼中投入多少钱，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成百次往来于日本中国，往来于姬路--东京，王选用的全部是自己的钱，没有用过原告团化缘来的钱，也没有用过日本人的钱。
这几年王选丈夫的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公司从十多个员工缩到两个员工，从经常在外面吃饭到自己在家里做。在上海，他们还分期付款供着房和车。
有人替她算过，10年来，仅来来往往的交通费用，大概有100多万元人民币之巨。王选是一个不喜欢提钱的人，但这几年王选丈夫的生意不好，可能手头感觉到了紧张。
"五十多岁了，还睡别人的办公桌，我有时候想我为什么会混到这样？"有一次王选对记者说，"有人说，王选，你真的很傻。我说，我觉得我傻得很值。如果一个国家，连几个傻得想了解自己国家历史的人都没有，那我们活着跟无头苍蝇有什么区别？"
五十多岁了还睡别人的桌子是王选的窘境，也是所有参加细菌战诉讼人的窘境，是中国民间力量的窘境。
何必会，是原告团的秘书。所谓秘书，就是一个细菌战诉讼的义务写手。一次作为记者的他到崇山村采访，被一个病榻上的叫金祖池的老人拉住。
金祖池是崇山村细菌战调查的一枝笔，原黄埔军校的学员。他从一开始就参加细菌战调查，细菌战崇山村原告的所有诉状都是他一手写成的。1999年他重病在身不行了，他在床上拿出一枝笔，拉住何必会的手说："这枝笔，就送给你了。""当时我没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嘱托，是责任，接了这枝笔，就再也逃不掉了。"何必会说。
民间搞细菌战调查的几乎全部都是老人。浙江的、湖南常德的，他们在退休之后，骑着自行车，在乡间村里一家一户地走访，记录下一个又一个的受难故事，记下一个又一个死亡者的名字。这些调查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暮年，而且体弱多病。八十二岁的调查员王仲喜分管着两个生产队的调查，当他完成他的调查，将登记表交出时，老人说："我不行了，可能要昏倒"。现在他因高血压、心脏病，再也不能去调查了。
何必会接下了义乌的一枝笔，再也不能摆脱了，沉重的现实让他越陷越深。于是他介入了调查，看到了烂脚病，看到了现实的人间地狱。这枝笔现在在他的手上，他辞了记者工作，细菌战诉讼团的秘书，所有的文书、所有的新闻稿都由他来写。他由初听细菌战、烂脚病的恍若隔世，觉得那是一件很远很陌生的事到被血淋淋的现实所触动，生活全部被改变。
"你只要做这件事，生活就会被改变，就要奉献。"今年四十岁的何必会的生活，在人人做生意挣着大钱的义乌，显得很寒酸，一家人靠他夫人开的一个小饭馆卖新疆大盘鸡生活。这个小吃店完全成了细菌战原告们的"据点"，每一次到日本都在这里集中、吃饭、出发。"我只能把为家庭挣钱的事放在第二位。"何必会说。
中日双方有着大量的需要翻译的东西。首先是中方向法庭提交的材料，必须翻译成日文。诉讼的法律文件不是一般人可以翻译的，它必须由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并且懂日文的人进行翻译。这样的人在中国帮助王选做的，只有刘惠明律师和管建强教授，这些都是免费的劳动，他们需要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挤出一块时间来做。王选一般是先找懂日文的大学生、研究生翻译，再让刘和管进行校正。就这样，还有大量的文书资料堆在王选的家里无法翻译。
"按要求，６月末，所有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词，全部要翻译成日文提交法庭。"王选又开始写邮件向各位请求帮助。她这样安排：
需要翻译的有：
①一审判决书
②第二次起诉诉状
以上由刘惠明律师负责审稿修订。
③第一准备书面(第一次开庭的书面准备材料)
由管建强教授负责审稿修订。
第2、3、4、5准备书面已由浙江大学翻译完毕，还未审稿修订。
以上完成审稿修订的文件全部上网公开。
所有翻译费用全部由义乌社会集资承担。不知王培根是否已将最近的一笔翻译款子5000人民币汇入对方账号？请大力协助。
1997年，常德在陈玉芳主持下，希望成立一个"日本侵华战争常德受害者调查协会"，设想是不仅止于细菌战，而是把日军在常德的烧杀抢掳等暴行和常德会战一起进行调查。他们向市委市政府打了报告，然后在常德民政局进行了登记，常德的宣传部长还同意当协会的首届名誉会长，并经市政协主席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将协会挂靠在常德市政协。
12月10日是协会成立的日子，大家都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一个自己的民间组织了。130多与会者进入会场才发现不对，明明是成立大会，但挂标语却变成了筹备大会。原来，有关部门出面干预，要求调查协会解散，公章、登记证书等上交。11日，公安部门正式发出《常德市日本侵华战争常德受害者调查协会自行解散》的要情通报。
成立一个民间组织一直都是王选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希望有这样一个民间组织，在这个组织之下成立一个基金会，所有有意于搞清细菌战历史的民间资金汇拢起来，赞助那些有志于调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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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缺少学术后援
作者: 南香红
"哈里斯说，中国如果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人，就足以让日本沉没。但是中国不可能有第二个王选。因为中国没有出现王选的体制，王选的出现纯粹是个人的、偶尔的、不可再造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