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
第1节：作者自序
作者: 南香红
王选的八年抗战
作者自序
我是被王选感动的N个人之一。
王选的目标是感动世界。
在认识王选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六十年前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我的印象里虽然有一点模糊的关于731部队的残暴，但对于细菌武器对中国的攻击，我的知识是零。
某种程度上说，这不能怪我，因为在我所受的教育的知识体系里，有关细菌战与细菌武器的知识是零。在我所能接触到书籍里，也几乎见不到这样的叙述。
后来我知道，这样的感受和经历不止我一个人，2005年7月7日我所写的关于细菌战的报道在《南方周末》以特刊的方式登载出来，在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大多数的人都在惊呼：世间竟有这样的事，怎么以前会不知道！
王选，这个为细菌战奔走呼号了十年的女人，在她四十二岁的时候才知道了细菌战，她也发出惊呼：我怎么到现在才知道，是谁抹去了我知道的权力？
没有人知道了那样的恶行而不心惊肉跳，没有人知道了那样的人间极罪而能忘却，没有人知道了那样的人性之恶而不胆寒。
什么是最有效的杀戮方式？让整个人类，让人类生存的地球遭受致命的打击，人类最怕什么？
所有的人都会回答：核战争。
在过去了六十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凭借科学的力量，发明了原子武器。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长崎爆炸，蘑菇云升起的瞬间，人类永远记住了这最骇人听闻最匪夷所思的杀戮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发明了另一种残酷的杀人方式，它有足以毁灭人类一百次的力量，它可以将清泉变成毒汁，将甜美的空气变成毒气，将丰腴的大地变成焦土，它可以让恶疫四处流窜，让一个人在毫无知觉中杀死自己最亲最爱的人。它可以永远地把死亡种到山川河流里，在某一时刻，恶疫突然再起，卷走懵然不知的无辜生命。
它，就是细菌武器。不幸的是，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灭绝人性的武器，在中国的大地上被广泛使用，污染了中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土地，造成了不少于一百万人的死亡。但是更不幸的是在战争过去六十年后，这残酷的历史才刚刚被揭露出来，极少数的人才得以听说这种杀戮方式，而更多的人瞪大了眼睛惊诧地说："真有这样的事？这不是真的！"
细菌武器和原子武器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骇人听闻的人类最残酷的杀戮方式。而两者不同的是，原子武器是瞬间的毁灭，它挟持着巨大的能量，毫不掩饰地张扬着它的暴力；细菌武器是隐蔽的，无声无息的，长久的对所有生命包括人类、动物、植物等地球上所有以生命方式存在的物种的慢性灭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原子武器是定位的，预先设制的毁灭，细菌武器是无边无际的漫延，植物、动物、人反反复复传递的死亡。
原子武器的危害已为人类所认识，但细菌武器的危害为大多数人所未知。因此原子武器的受害者的声音为世界所闻，细菌武器的受害者却被整个世界所忽略，承受着日复一日的煎熬。这是世界的不公平，也是世界的大阴暗。在这个充满恐核声音的世界上，人们远远不知另一种更恐怖的事物：细菌武器。
一百万人的死亡，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景!一百万人的死亡，人类历史上谁还听说过这种规模的屠杀!那些死于细菌战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妇女和儿童、青年和老人，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哀告和悲苦，那些死于鼠疫的蜷曲着的黑色身体，曾经有过怎样的辗转挣扎!
世间竟有这样的事，世间怎能允许有这样的事：主谋与实施这惨绝人寰的屠杀的所有战犯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接受正义的审判，他们安然地逃脱了他们的罪责，在芸芸众生中恬然度日。
战争过去了六十年，这桩人类文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揭露出来的原因，有日、美的联合掩盖，有细菌武器的隐蔽性，也有世人对这段历史的模糊和淡忘。
一个民族的集体忘却。这里面有日本人的抵赖，有美国人的掩盖，更有中国人的冷漠和忘却，或者说是集体的无知无觉。
我们丢掉了历史，我们失去了历史感，我们漂荡在现世生活的河流里，忘记了过去。
终于生活于乡野之间的受难者发出了追讨正义的呐喊，冲破了岁月的尘封，这呐喊来自于半个世纪的历史深处，这呐喊表明历史的不灭不死。这呐喊得到了日本、美国、世界有良知的人的呼应，尽管各国的人们出发点不同，所经历的情感不同，但存大同而去小异，从事细菌战揭露的人不计个人得失，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生活。这是人类大善，这种善在人类的大恶面前形成了一股凛然之气。
我因为职业的关系见识了奔走呼号的王选们。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将这一人间极罪说给每一个可能接触到的人听，他们相信，只要你听了，就不会不为所动。
他们达到了目的。因为乡野民间的参与，他们复活了一段历史，他们补上了历史的一页，他们成了历史的证人，他们让历史生动。"我要让历史活着"，他们本身就是历史。
这是一批有道德责任感的中国人。"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但背过身去是容易做人的，不背过身去就需要道德勇气，有的时候，是需要付出牺牲的代价的。在和平的环境里，在战争远去的大背景下，在人人追逐快乐生活的时代，不背过身去就意味着在铁屋子里、在没有路的黑暗的旷野上，荷戟彷徨，孤独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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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为什么要告
作者: 南香红
他们不仅仅是为中国的受难者追讨正义，他们是为了整个人类。因为，不知细菌战就不知人类之残忍，不知细菌战就不知人性之恶。细菌战不仅是对中国人的罪行，而是对全人类的罪行。人类不能够对此罪恶放纵与漠视，人类不能走自我毁灭的道路。
因为他们的呼喊和努力，从而暗示了一种重新书写历史的可能性。
从战争的发生到今天为止，细菌战并没有成为过去。六十年前的炭疽还存活在中国的大地上；鼠疫还藏匿在老鼠身上，随时都有回归人类的可能；六十年前腐烂的伤口今天还在流着鲜艳的脓血，记忆里的恶魔并没有走远，时时惊破残梦。
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细菌战还被反复掩盖着，因此也被反复揭露着，掩盖和揭露进行的角力和较量，就是六十年前的战争的延续，是历史活生生的今天的上演。细菌武器还在不断地研制开发，并被秘密地用于屠杀。
人类至今仍没有对付细菌武器的能力。而对于日复一日、一浪高过一浪的细菌武器的秘密开发，人类仍没有找到有效的扼制方法。更重要的是，很多的人仍然对细菌武器的杀伤力懵然不知，也许在某一个恬然的睡梦里，有一个疯狂的人想毁灭地球，毁灭人类，于是一夜之间恶疫四起，空气、河流、大地充满了肮脏的病菌......
这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故作姿态。因为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因为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无数的给人类带来无尽劫难的疯子。也因为人们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的麻木和冷漠。
2005年7月19日，呼喊奔走的王选们在日本第二次败诉。日本法庭再次承认了日本军队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但是仍然不道歉，不赔偿。
八年诉讼，等于又一个八年抗战。抗战八年胜利初现，如今的八年抗战之后，胜利还在远方。
胜利会到来吗？细菌战诉讼会不会仅仅是一场官司，随着官司的结束，而被人们再次忘却？或者人们只知道了细菌战诉讼，而忽略了一段历史，忽略了这段历史所包涵的深义？
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实际上是替王选们发出声音。我所有的工作是希望它能将人类正义的声音扩大出去，让罪恶彰显在阳光之下，让人类之善高高飘扬。
这是一个记者所能做的。
我们为什么要告
历史将记住这一时刻和这些人。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庭，来自中国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原告第四十一次站在这里。王选、王晋华。东京地方法庭没有任何变化，还是八年前的样子，但八年的岁月在站在这里的人身上划下了深深的刻痕。
八年前，一身青衣的王选站在这里，向法官向日本政府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受害者的声音。现在的王选已经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中年。八年前中国农民王晋华古铜色的脸上充满悲愤地讲述着自己家族的悲剧故事，如今的他也已经皱纹纵横，满头华发。
岁月改变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原告，还有站在法庭上的日本辩护团律师们：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郞、鬼束忠则、西村政治、荻野淳......他们都付出了人生最华美成熟的时段。还有高高在座的法官们、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们，八年前在这个法庭上的法官和被告代表，如今已经不知何去，新的面孔面对着一个老话题。
八年，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时间；八年，大和和中华两个民族在六十年前侵略与抗争的血与火的较量的长度。如今在这个静默而严肃的法庭上，为了六十年前的那段历史真象，中国和日本再一次角逐，这一次的角逐也是整整一个八年。
"历史是看得见的。"王选说，"在这抗争的八年中，我这个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人，摸到了历史的沟壑与脉络，摸到了中国人流淌在六十年前至今都没有干涸的鲜血和眼泪。"
八年的岁月可以改变很多，但依然不能改变一个结果：中国的原告败诉，日本政府拒绝赔偿和道歉。巨石激浪，中国原告当庭抗诉，再一次向更高的法庭控告日本政府。
"败诉"，这一结果早在2005年3月王选就已经预计到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肯定是不会认错和道歉的。那么经历了两年准备八年诉讼之后，我们还告不告？不告，我们为什么要退？告，我们为什么要告？"
2005年5月16日，王选来到义乌崇山村--她的家乡、细菌战诉讼发起的地方，来到原告中间，向原告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败诉了，我们还告不告？"
那一天，在义乌江湾镇曲江王家祠堂里，面对着父老乡亲王选大声地说：我们坚持到了今天，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赔几个钱吗？我们义乌人看不上那几个钱，我们义乌人只要上街摆几个摊，那些钱都挣回来了。你们说对不对？我们要道歉，要谢罪，要承认事实！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中日友好，是为日本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是为了日本人好，是为了人类。所以就是败诉了，我们立即到联合国去申诉。1995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中国人的斗志不能懈。军队最怕的就是懈，心散了战斗力就没有了。
细菌战是历史的真实，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件，只有我们的声音传达出去，被听到了，第二步才能去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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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永远没有败诉
作者: 南香红
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尊严，你们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
下面坐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六十年前战争的亲历者和受害者的遗属。他们大声而坚决地应和："对！对！对！"
从老人们胸腔里发出的沉浊的声音在古老祠堂的雕花木梁间回绕，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它好像是从历史深处发出的，愈老而弥坚。
今天，王选把这个声音带到了东京地方法庭，也把一种屡败屡诉的意志带到了法庭。历时十年的细菌战诉讼二审判决在法官的匆匆宣判下结束，新一轮的较量再度开始。正义还没有回到正义者手中，受害者的屈辱还没有得到伸张。正义，还在等待中。
永远没有败诉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庭经过二十八次开庭宣布了一审判决的结果是：承认原告所指认的细菌战加害事实，但驳回原告赔偿、道歉的诉讼请求。
"很多人的认识就是简单的直接的败诉。国内媒体的报道也都以'败诉'作为标题。但是日本的媒体报道就有所不同。当时，日本的各大媒体也对此判决几乎全部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大标题是'法院首次认定二战期间日军曾经在中国战场使用过细菌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惨重的灾难；全面认定了原告方提出的受害申诉，日本政府对此有国家责任'，小标题是'驳回原告要求'。接着也有大报发表社论呼吁日本及时解决历史责任问题。"王选说，"两相比较，就比出了对这场诉讼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和判断的差距。"
"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王选大声疾呼。
1997年8月11日，中国的108名细菌战受害者将一纸诉状递到日本东京地方法庭。1998年2月16日法庭进行了第一次开庭。接着是一审败诉，原告们申请二审，二审再次败诉。但是在这一次次的败诉下，是一段被淹没和有意掩盖于历史迷雾下的真相的一再显现--细菌战，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一页历史大白于天下。
中国的原告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所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法庭描述六十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什么，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干了什么。鼠疫、霍乱、炭疽，这些人类社会为之恐惧的恶疫是怎样在中国被人造出来散播到人群当中。他们要向法庭证明那些让人类毁灭的恶疫是由日军撒播的细菌引起的。他们还要向法庭证明，那些由战争带来的恶疫，是怎样地残酷，撒播这些恶疫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怎样的一种犯罪！
可那是发生在六十年前的事情。在这件事发生后，日本和美国竭力并成功地将之掩盖了近半个世纪。因此想证明这一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原告们在幽冥昏暗的现实与历史中摸索，将散乱的历史碎片一点点地拼凑起来，把千万条线索一段段地连接起来，将一片片鲜活的细节填补在历史的图景上。在细菌战诉讼的过程中，来自中国浙江、湖南的原告们将自己家乡的受害情况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详尽地描绘出来，写成了一部活生生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
中国细菌战原告们向法庭提交了苏联、美国、中国、日本四个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大量历史资料。其中有数千页美国国家档案资料，包括战后日军细菌战罪犯作为交换向美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及证明美国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美国官方文件。这些证明和文件是前所未闻的，是第一次披露于世。
这些材料，有让人只要看一眼就会为之震惊的力量。那一天，辩护团律师一濑敬一郞向法庭递交这些证据，当一件件的文件向法庭递交上去，人们看到那些文件迅速地向上长着，最后竟然达到了一人多高。
中国许多重要的战时防疫文献都是用毛笔书写或手工刻油印的。它们从前在中国各地的图书馆里灰尘满面，没有人知道它们记载着人类文明史上的极大罪恶。今天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先人以毛笔手抄，一字一句都跃动着执着而不屈的灵性。古老的文明对抗大量杀伤性化学细菌武器时的挣扎跃然纸上。
但是在所有证据材料中，最富有独特史料价值和人性魅力的是28幅原告本人和志愿调查者手绘的受害地地图、辩护团摄制的180名原告的肖像、每位原告自己书写或经人帮助完成的受害申述书。这些都是活的，有热度、有血性的，他们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生命力量。
一万个过去从不为人所知的人留下了姓名。在原告团向法庭提供的长长的受害者名单上，一个个在六十年前悲惨地死去的人，在今天以这种形式活过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是曾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过的生命，他们就那么悲惨地寂灭了，一直以来没有人替他们喊出冤声。
为了争取法庭对日军细菌战事实作出认定，使之成为不争的史实，诉讼团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举证：原日军731等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加害行为、受害的发生、加害与被害的因果关系、原告们受到的伤害、细菌战的残酷性以及日本政府的掩盖。由十八名中日专家、当事人出庭作证，他们是：
松村高夫（日本庆应大学社会史教授）、吉见义明（日本中央大学近现代史教授），证明细菌战的发生、细菌战与日本侵略的关系；
辛培林（中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教授），证明细菌战被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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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细菌战历史事实
作者: 南香红
篠塚良雄（原日军731部队柄泽班、细菌制造者），亲自进行过人体实验和细菌制造；
松本证一（原日军731部队航空班飞行员），亲自驾机向中国撒细菌；
上田信（日本立教大学中国社会史教授）、聂莉莉（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证明细菌战的残酷和对人性、人类社会毁灭性的打击；
黄可泰（中国医师，负责宁波的调查）、邱明轩（中国医师，负责衢州、江山的调查），证明原告们受到的损害；
中村明子（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近藤昭二（日本记者），证明原告受害和细菌战的直接关系。
另外还有24名原告多次在法庭上生动描述了自己和周边乡亲们的受害情况。
"一旦（日本）国家司法机关经过证据调查对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认定，这一认定就具有绝对的权威，以后任何人也不能否定、歪曲和掩盖事实真相。"细菌战诉讼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在判决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而王选说：
法庭在没有原告方受害的直接医学鉴定、间接法律公证的情况下，对如此纷繁复杂且年代久远的事实作出全面认定，使之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法的角度来说是大胆的义举。可以说，法官们最终作为人，听取了被强权出卖和压抑的弱者的呼喊，站到了原告一边。
这虽然是民间提起的诉讼，但它不仅是受害者及其亲属多年压抑心理的一次表述，更是中国公民为世界和平、为人权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理性斗争，这意味着国人认识的一次提升。由于这次诉讼，使一些参与过细菌战的日本老兵，能够公开站出来揭露当年日军暴行，谴责侵略战争的罪恶，向受害者跪地谢罪，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承认细菌战，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重要的是已经打开了"死亡工厂"的盖子，揭开了日本细菌战的黑幕，让公众了解了事实真相，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受害者的声音，这也是一种胜利。
因此，日本有媒体称"细菌战诉讼拧掉了日本人脑袋里的螺丝钉"。日本媒体报道中特别强调判决"首次"的意义：首次认定细菌战历史事实！
"在日本，日军曾经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细菌武器作为重大历史事实从来不入史，历史教科书中无须记载，连文部省审查制度的'删改'都挨不上，老百姓几乎都不知道。判决打破了强权的封锁，通过日本各大报社的报道，将这一段历史传达到日本各家各户。事实上，之后在日本出版的一些严肃书籍中，已有专家学者在引用判决中的关于细菌战的内容陈述。"这是王选从日本带回来的信息，"细菌战诉讼也因之具有了一个超越自身存在的意义。"
但是这只是冰山一角……细菌战造成的损害极其复杂，不是单凭想像就能明白的。而且对于包括细菌战在内的侵略所造成的损害还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目前所知的还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历史大部分还沉没在冰海中。
追寻历史真相的人们战争过去近半个世纪后，人们才真正反思战争。
追寻历史真相，揭露被掩盖了的历史。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慰安妇、劳工奴役，战争并没有过去。只不过中国的反思比日本、美国晚了整整十五年。王选是1992年才知道日军侵华期间使用了细菌武器，那一年她四十岁。"当时我就气得跳起来，我怎么会在四十岁才知道这件事？是谁设置了历史的雾障？"
王选认为谁也无权剥夺她知道的权力，更何况她的家人就有死于细菌战的。她说：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下巴只有房间的窗子高。那是上海的一间法式房子，我父亲和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街景，父亲说着我的叔叔。
我第一次知道了日本人放鼠疫。当时我并不知道鼠疫是什么，我只记得父亲的那张脸，那是一张极度痛苦的脸，父亲想说出十三岁的叔叔死时的情景，但就是说不下去。
父亲再也没有说过这件事，但我知道了鼠疫是世界上最惨的一种死法。
同样，在日本，一个历史学教师也有同样的疑问。
森正孝是日本静冈中学的历史教师，当他看到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报道后感到非常震惊，他觉得自己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历史这门课便教不下去。只不过他发出疑问比王选早了十多年。
1980年暑假，森正孝来到了中国，他想在战争发生地寻找真相。此后他十三次自费到中国调查，拍摄了六部纪录片《侵略》。《侵略》制成拷贝450多份在日本全国各地播放，观众达250余万人。更重要的是，森正孝在中国发现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存在，发现了细菌战的恶徒。于是他开始集中于细菌战的调查。他寻着日军撒播细菌的路线，来到了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看到了受细菌战之害到现在仍不能愈合的伤口。
"我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这是王选向追问她的媒体的回答。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森正孝回到日本，发起了"日本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汇集日本600多名律师、教师、记者、医生、艺术家、学者和侵华老兵开始到中国调查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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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寻找森正孝
作者: 南香红
而王选开始寻找森正孝。
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在中国国内是一片中日友好的声音，好像战争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没有人想到和提到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第教授徐勇说，"而此时，日本国内一些人开始反思战争，追寻历史的真相，揭露被掩盖了的历史。中国比日本晚了整整十五年。直到90年代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1995年讨论进一步深入，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劳工问题等等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的战争犯罪才得以揭开。"
80年代的日本，不仅仅只有一个森正孝。
1981年日本学者常石敬一从第二任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军医少将等发表的《消逝的细菌战部队》的报告中，查明在活性出血热研究中所使用的"猿"，实际上是用中国人进行人体模型实验。这一发现无异于石破天惊。
1981年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在给《赤旗报》星期天版写连载小说《死器》时，采访了31名原731部队的成员，意外的发现让森村诚一万分震惊，为此他写下了长篇报告《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为了证明这些让人震惊的事情的真实性，不仅仅取得了原731部队成员的供述，还查阅了原731部队干部的询问资料在内的美军的资料、哈巴罗夫斯克军事裁判的记录和原731部队干部的医学学术论文，将731部队令人震惊的恶行"实况作了详细描述，使731部队的存在成为世人皆知"。《恶魔的饱食》一书在日本销售300万册，以其惊人的影响在日本民众面前揭开了731的黑幕。
森村诚一为此遭到了威胁和指责，有人劝解森村诚一不要冒政治风险，不如去写纯推理小说。
"一个作家应该关注社会问题，以反省历史来揭露社会弊端，追求人生真谛，这才是我的写作目的，是我生存的意义。……我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追踪战后731的足迹，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狂热的可怕和民族优越感的实质，不使此类错误重犯，在人类已经建立起来的和平基石上添上一块小小的石头。"森村诚一说。之后他和美国第一个揭露美日细菌武器交易的记者J.W.鲍威尔取得联系，获得了《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的翻译权，并继续写出《恶魔的饱食》（续）和《恶魔的饱食》（第三部）。
森村诚一的贡献是对日本公民进行了一次731部队的普及教育。这支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犯下极大罪恶的细菌部队，在战后销声匿迹地隐藏起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甚至忘记了它的存在。
从日本政府来讲，从战争结束的那一天起，就有意让这支部队隐匿起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为只有他们清楚，这支部队一旦为世人所知对日本政府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后果。
家永三郞，日本东京大家教授，日本皇太子（后来的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1945年受日本文部省之任编纂历史教科书《国家的历程》，1952年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教科书中，家永三郞写到了731部队。"日军在哈尔滨郊外设立了被称为731的细菌部队，他们用抓到的数千中国人和一些别国人做活人细菌实验并加以虐杀，这种残忍的勾当直到苏联参战才停止。"尽管记载是如此的简单而粗略，文部省也不允许在教科书里出现731部队。文部省对此的批语是"731写进教科书为时尚早，全文删掉。"
另外，家永三郞被指责为"对民族爱得不够"，"把战争写得太阴暗，要写国民拼命支持战争的光辉形象"，要把"侵略"换成"武力进出"，修改多达290处。
家永三郞拍案而起，1965年6月12日将文部省告上法庭，诉其违宪。"审定制度违反了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精神"，并且审定给作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要求赔偿损害。
1966年，家永三郞的《新日本史》再审还是通不过，家永三郞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第二次诉讼。他要求法院必须澄清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日军暴行、侵略中国等八个历史问题。
"最近，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已经出笼登场，文部省站在肯定论的立场上妄图使战争光明化，并禁止我将战争写成黑暗的战争，给我的精神是沉痛的打击。在法治主义的名目下，国家本身违背宪法，这说明国家的无法状态。"家永三郞说，"我这样做是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最高利益。"
从1965年到1997年的长达三十二年的时间里，家永三郞面对的是强大的日本政府，面对的是日本否定侵略战争的势力和思潮。虽然他身为日本知名历史学者，但仍然势单力薄。为了历史的真相，他屡败屡诉。地方法院的一审败诉，二审败诉、三审败诉，家永三郞立即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是家永三郞在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对中国女性施暴这两点胜诉，家永三郞不服，再一次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修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日本侵略中国"、"日军暴行"等4处属于文部省滥用处理决定权，属于违法，赔偿家永三郞40万日元损失，但裁定文部省审定合法。
1997年8月11日，中国的细菌战原告们走上了日本法庭，开始了又一桩跨世纪的马拉松式的为了历史真相的诉讼。这是历史的偶合，一个诉讼完结，另一个诉讼开始，但这一历史的偶合充满了象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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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细菌战再诉讼
作者: 南香红
32年当中，经历了无数的开庭，家永三郞已经从一个睿智的中年知识分子变成了八十三岁的老人。但三十二年来他始终站立在法庭上，以挑战的姿态面对强大的日本政府。在等到最终判决的时候，他已重病缠身。当他拄着拐杖出现在为他胜诉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有的人都起立为他长时间鼓掌。他说，他仍不满意这个判决，但他不可能第四次上诉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和精力了，但他决不会放弃战斗，直到生命的终结。
2002年8月27日，历时七年的中国细菌战诉讼败诉，之后的11月29日，八十九岁的家永三郞与世长辞。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为坚持历史真相而同日本政府斗争了四十载的史学家平静地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中国的细菌战再诉讼又一次开庭。
中日双方战后半个世纪为了历史真相的再一次纠纷对于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来说，并不能脱离干系。
1980年10月，美国记者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长篇报道《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第一个向美国人揭开了日美之间关于细菌武器的交易，以及在这种卑鄙的交易下美国替日本掩盖细菌战罪恶的事实。
美国记者鲍威尔是在中国上海长大的，他亲眼目睹过日军在宁波实施的细菌战。1945年他接管父亲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中国周报》。后因为《中国周报》上曾转载过新华社的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鲍威尔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受到长达七年的审讯。这件事反而促使他继续深入进行日本细菌战的研究，于是有了他的破冰之作《一段被隐瞒的历史》。文章发表后，美国著名电视调查节目《六十分钟》采访了他，这个节目在美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一下使鲍威尔所揭露的事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但这些只是一个开始。它还不足以让整个事件显露出来，也不足以让人们认识到其中的全部黑暗。因为这黑暗是彻底的，超出正常人想象的，就是所有人的想象都加起来，也不足以描绘完整的图景。
不只是王选、森正孝，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当听到"人体试验"、"人造鼠疫、霍乱、炭疽"的时候，都长时间地瞪大眼，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然后发出疑问：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美国人丹尼尔是1993年从BBC和NBC知道731部队的，他把他看到的新闻报道讲给周围人听，但没有人相信，人们说"太离奇了，不可能是真的"。
如果不是真的见到，丹尼尔也不敢最终肯定，这样残忍的事真的有过。
"2002年我终于见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实例，这位妇女的脸烂掉了一半，生活完全毁掉了。"丹尼尔说，"这么惊人的恶行，竟然六十多年无人提起，造恶者竟然没有一个受到惩罚，这是人们不相信的最主要原因。"
王选，还原历史真相的未来人1995年，有三个义乌崇山村的农民，写信给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道歉和赔偿。"当时我弟弟拿了剪下的报道给我，一副非常郑重的样子，就像是说一件大事。"王选说，"看了报道，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崇山，我的家乡！"
王选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三个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反绑在树桩上，脚上戴着脚镣。中间的那个男孩只有二十来岁，剃过光头，头上长出青青而茁壮的小茬，整个脸饱满而健康，他的脸倾向镜头，正视镜头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满好奇。和旁边两个垂头丧气的健壮的成年男人比较，他显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
王选看到这张照片就哭了，"在从东京加姬路的家里坐新干线的三个小时里，我脑子里不断出现那目光，这么健康的一个生命，就要拿去做活体实验！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王选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报纸上说到的两个日本人森正孝和松井英介，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崇山人，我有义务。只有我能把崇山话翻译成日语。"
1995年，王选找到了森正孝。
一个假日，森正孝和松井英介乘坐新干线来考察王选，"我去车站接他们，当他俩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历史的存在，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是历史的大规律轮回到了我身上。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我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
王选成了揭露会调查团的一名翻译。
王选和森正孝合在了一起，两股来自交战双方国家的、想知道历史真相的力量汇合在了一起。
来自日本、美国的揭露力量在逐渐强大，731和细菌战所包裹和封锁的铁甲在一点一点地剥蚀。但是，我们还看不到其核心的内容，因为它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中国。实际的制造细菌战武器的地方，直接的受害者，直接的细菌武器攻击作战的证据，所有这一切必须到中国寻找。
而一说到中国，问题就来了。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才来？为什么才刚刚过了半个世纪，历史就变得模糊不清？为什么中国人的追讨公平的行为会到现在才出现？为什么对中国人的侵害，中国人反而要到日本去打这场官司？"王选说，"1997年8月起，我随着国内来的细菌战、毒气战等受害幸存者，在日本从南跑到北，参加各地和平运动组织为他们举行的证言集会，有数十次。日本人比较缄默，不太在公开场合发言，会场即兴的问题很少。到会的绝大多数又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思想观点立场都差不多，有点像是自己人给自己人上课。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地方被问了几次：'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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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时间的障碍
作者: 南香红
这么问的人，还一定是圈外人。每当这时侯，主持会议或在场的日本和平运动人士似乎是觉得这么问不够友善或是有弦外之音，总是作为日本人先作出"正确"回答。比如说：我们日本人应该想的是我们自身的责任，不应该问中国人这样的问题。好心为我们挡了。但是善意并不能替代理性的思考。王选向记者讲了一段故事，故事中提问者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日本人想知道的，也是许许多多中国人想问的问题。
"有一回，在名古屋的一个集会，有个年轻人坐在靠前的座位，一脸的思考，听得很认真，然后也问了这个问题。我看他不太高兴自己的问题被挡了回去，想听听中国人的真实想法。就接着日本和平运动哥们儿的话茬，就细菌战这个问题，从中国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中日关系的由来，日本政府战时战后的掩盖，近年日本军方重要证据的发现等几个方面向他作了解释。但是我承认在这些条件的前提下，这个问题依然是存在的。我对他说，'你的问题问得很好，我们中国人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他听了眼睛亮亮的。"
我们中国人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悲剧，我们自己都对六十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说不清楚。关于日本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制造大量细菌开设死亡工厂的事实，我们还远远没有搞清楚；我们对日军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细菌攻击，在中国二十多个省进行细菌战致使平民死亡的数字、范围也没有搞清楚；我们对细菌战造成的平民伤害和损失的情景远远没有一个细致的描述，因此，我们只知道细菌战是一种极恶的犯罪，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犯罪，在人类文明史、人类战争史上我们还不能将它准确地定性，完整地描述。我们给别人留下了"篡改、隐瞒和抹杀"的空间。无论是从细菌战的揭露、调查与研究还是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上，我们都远远地落后于日本、美国。
日本政府拒绝谢罪和赔偿的法律理由有三条，其中的一条是"诉讼时效"。原告的日本律师和支持诉讼的和平运动人士们称其为"时壁"。
时间的障碍。中国人现在才来控告，来晚了，已经过了诉讼的有效时间。你们来晚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早你们干什么去了？
"时间本是看不见的，以'壁'称之，别开生面。是'壁'当然可以越，也可以破。有人说：日本人喜欢使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王选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那年出生的人，今年满一个花甲。这六十年的时光与它带走的和带来的，也似横亘在这场结束了的战争与面临着拖延至今未决的战争遗留问题的当代人之间的'时壁'。"
王选在《未来人》中写道：
六十年的时间使中日两国错开了空间与时间。于是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人的意识和情感，形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时壁"，影响着两个国家几代人就战争遗留问题的沟通。"两国之间历史问题政治化的现状，又新墙围旧壁，雪上添霜，造成需要畅通的同步对话更为困难，束缚了研究以及思想的发展，拖住了历史问题解决的后腿。在中国，不少人一讲到历史问题，就回到过去，一去而不返，留在"时壁"那头了。对于他们来说，"日本鬼子"就是日本人。实际上，现在和我们比邻相居的日本人，大多数并没有到中国来打过仗。他们中也有人热心来和中国人就历史问题对话，到了我们中间，有时就被处理成一个好不容易自己送上门来的鬼子，必须经受枪林弹雨的洗礼。可是能够理解中国人的心情，坚持如此考验到最后的日本人还是少见。
事实上，中日两国缺乏一个对话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历史事实。慰安妇、劳工、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这些曾发生在六十年的事实的大轮廓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缺乏细节去填充它。因为没有细节，历史就显得空泛而缺乏真实性。而这其中的"细节，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生命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的经历、命运和个性感受。只有当一个个的生命连接成历史的时候，历史才是充实而确信的，生动而鲜活的。中日两国只有在对基本历史事实达成一致认识的时候，才有可能坐下来和平地、理性地谈历史责任问题。现在原告和被告之间余下的唯一争论点是：细菌战责任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或应该怎样解决。如果事实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双方的立场已经非常接近。
但是我们缺乏的就是事实。细节决定成败，我们缺乏历史拐点上的细节。
"以'时壁'墙之厚之高，也挡不住有志者。"这是王选的志向。她说：
90年代初，有一部美国好莱坞科幻电影《回到未来》在日本很风行。影片中，主人公坐上了一位物理学家发明的时间机器，回到了过去。在过去的世界里，他根据现在的经验，试图去防止一些事情在当时的发生，然后又坐上时间机器回到现在，也就是过去的未来。
对于过去来说，我们都是未来的人。我们虽然不能像科幻影片中的主人公那样回到过去，阻止今天看来不该有的历史在当时发生，但是对于未来来说，我们身处的现在不就是过去吗？改变现在，也就改变了未来。我们应该拿起勇气和决心，解决面临着的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具有跨越时空的思想和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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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731在行动
作者: 南香红
八年的时间，每次出庭的中国原告都有所不同，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出庭，41次法庭对峙，她的面孔次次出现，她就是王选。
有很多很多次，中国的原告们没有力量从中国赶来开庭，她来了，只有她一个中国人，站在法庭上，面对着满庭的日本人。8年的诉讼41次出庭，她独自一人的有18次。
十八次，整个法庭上只有王选一个中国人。"王选心里肯定不好受，太孤单了。中国人都不来，就你来煽风点火。"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说。律师是日本的律师，法庭是日本的法庭，总是只有一个人，王选怕法官看不起原告团，她总是希望下面坐满了中国人，她知道，这样法官的态度就会有所不同，她在日本尽量地说服在日的留学生去旁听，有时候她也会抱怨："中国人好像只有我王选一个爱国似的……那么大的中国，让我一个女的去和日本人斗，中国男人都干什么去了！"
王选有资格这样抱怨。的确中国之大，只有一个王选。
731在行动
1940年6月日本陆军本部正式讨论了细菌武器的使用问题，并发布了开始细菌作战的命令。命令是以"天皇大陆指第690号"命令发出的。所谓"大陆指"就是根据"大陆命"这一天皇命令，参谋部长提出的有关作战的具体指标。
6月5号，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的荒尾兴功、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南京1644部队长代理增田知贞在一起进行了关于细菌战实施的协商。协商的结果是，决定以浙江省的主要城市为攻击目标。
作战方法是用飞机散布菌液和空投感染鼠疫的跳蚤。
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作令[关东军作战命令]丙第659号"。
8月6日，一列重兵押送的火车从731部队的平房出发，开往杭州。火车上装着"空投炸弹700发、汽车20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鼠疫跳蚤"。
这是一支轻装前行的特别行动队。由石井四郞只带了100个队员，前往杭州和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20名队员汇合。石井四郞是行动的总负责人。
日军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其中，宁波是中国东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是蒋介石的家乡，1940年宁波有26万人口，水陆交通发达。抗日战争期间，宁波港承担着外援物资进口任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衢州和金华县是从浙江通往江西的浙赣铁路上的要地。1935年，国民政府在衢州东建成衢州机场，后又经两次扩建，衢州机场成为中国东南各省中最大的军用机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衢州设立空军第十三总站，下辖三个机场。衢州城内也是重要的驻兵之地。日军在此实施细菌战的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从宁波港口进来的国外战争物资援助，切断中国的铁路运输动脉。
9月18日攻击开始，浙江省的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衢州等六个城市遭到了细菌攻击。攻击直到11月25日才结束。日军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对支那派遣军和关东军发布了"大陆指第781号"命令，下达了于11月末结束作战的指令。
在长达三个多月的细菌攻击中，宁波等六地受到了反复的多种形式的细菌攻击，这正是石井和他的研究人员反复实验过的方法，这一次在实战攻击中都用到了。在衢州，特别行动队采取的是投撒带菌的麦子和谷粒；在宁波，采取的是在宁波城内或周围撒播带菌的谷物和棉絮；在金华，731部队的飞机在县城扔下炸弹，炸弹撞击地面爆炸后施放出一股淡黄色的烟；在玉山，石井实施了在普通居民中施放细菌的计划，他们把病原体投入居民的水池、水井里，甚至将几百个做成米糕的甜点心、水果等放在居民的门口、树旁，做出一副日军匆匆离去遗忘了的样子，骗取当地缺少粮食的居民食用，而这些"食品"里都注入了大量的伤寒和副伤寒菌。而石井的研究者也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对于副伤寒是最有效的"。
就目前已知的情况，日军从1940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一直都在进行着对中国的细菌战攻击。
1941年9月，日军陆军参谋总长再次发布"大陆指"，对洞庭湖附近的湖南常德进行细菌战。常德是中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这一次命令要求以造成常德居民间鼠疫流行的方式阻断中国军队的交通。这次参战的还是731部队和1644部队。参加作战人员的总数约100名。
11月4日晨5点30分，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从江西南昌机场起飞，6点50分到达常德。但是这一天常德"大雾"，于是增田美保只好降低高度。飞机的两个机翼下面，携带着两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鼠疫跳蚤。
事情没有预想的顺利，飞机一侧盒子未完全打开，掉在了洞庭湖里，飞机另一侧的盒子则完全打开，"谷子36公斤"撒在了常德。"谷子"是鼠疫跳蚤的秘密代号。
后来发现的《井本日记》清楚地显示了这次攻击的结果："11月6日，常德附近出现中毒流行。11月20日前后，出现来势凶猛的'鼠疫'流行"。
日军根据收集的情报认为攻击获得极大的成功，中国派遣高级参谋宫野下年大佐提供的报告是："以常德为中心的'鼠疫'极为猖獗"。于是部队士气高涨，对"圆木"（用于细菌实验的中国人）极有信心，主要的细菌武器也首选鼠疫，并希望获得30万只老鼠，以增加鼠疫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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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黑死病"袭击
作者: 南香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