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储蓄？什么是投资？什么是消费？什么是财富？当今社会已经对这些最基本的概念越来越生疏，这些生活中每天都在频繁使用的词语，人们却往往懒于深究。如果把令人头晕眼花的货币概念放在一边，回归到经济最原始的状态，一切将会一目了然。
在原始社会中，假如一个猎人使用简陋的梭镖来打猎，他每天必须捕获至少3只野兔才能够维持生存，而且他不得不紧追野兔奔跑，体力消耗很大，而收获的猎物却不多。不久，他从同伴那里发现使用弓箭打猎，能够远距离射杀猎物，不仅增加了隐蔽性，提高了捕猎效率，而且不必急速奔跑，节省了大量体力。如果运气不错，还能够射杀到麋鹿，美美地吃上一顿大餐。
这个猎人决定自己也要做弓箭，不过这需要不短的时间。他首先要翻山越岭去寻找坚韧轻便的木材，再将伐来的木材阴干，使木质紧密，然后把木材制成弓。他还必须找来弹性极好的牛筋，反复砸结实，用来做弓弦。最后，他还得花一定的时间制作许多支箭。最后算下来，猎人发现要完成狩猎工具的技术升级，起码需要5天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他无法再去打猎，总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吧，因此，猎人起早贪黑拼命打猎，等终于积累了15只兔子，足够5天的食物，他才能够开始制造弓箭的工作。
保证猎人5天不用打猎还能生存的15只兔子，就是猎人的“储蓄”，而制造弓箭就是猎人的“投资”。“投资”是为了获得效率更高的捕猎成果，前提则是必须有足够的“储蓄”。
果然，猎人的“投资”获得了可观的回报，使用弓箭使他每天能够打到5只以上的兔子，运气好时，还能打来一只麋鹿。除了吃饱肚子，猎人还能拿多余的猎物去交换急需的衣服，这时，他就开始了“消费”。因此，消费的本质是一种交换！消费的前提是猎人必须有剩余的储蓄。
最终，猎人除了留下足够的食物，必要的弓箭改良“投资”，必须的生活用品“消费”之外，还剩余了更多的猎物，这就是猎人积累出来的“财富”。猎物不能长期存放，因此猎人需要找到一种可以长期储藏财富的手段，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在市场交易中，猎人发现金银备受大家喜爱，所有的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商品换成金银，既能够长期储存，又便于切割、携带、计算，大家都追捧的商品就成了“通货”。通货的最大特点就是随时想出手都有人抢着要，所以“流动性”最好。金银于是满足了猎人对储藏财富的一切要求，这就是长期保存、随时兑换、方便易用。
金银从发现、开采、冶炼到制造，同样需要付出劳动，因此，金银这种特殊的通货在市场交易中，与其他的劳动成果一起进行交换，这种交换是一种诚实劳动的交换。金银在交易中的神奇作用在于，它将不同性质商品的复杂兑换，抽象为纯粹简单的数字比值，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促进了社会分工。金银逐渐成为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诚实货币”，担当起交易媒介、价值尺度、财富储藏的功能。
如果金银的制造人，在通货中掺假，以次充好，用掺假的金银在市场上交换别人诚实的劳动成果，那么此人就是在欺诈！这种货币，就是欺诈的货币！如果被市场发现，制造假金银的人就将遭人暴打。如果此人是政府，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在市场参与者们无法反抗的情况下，大家不甘心被欺诈，于是以欺诈对欺诈，商品质量会恶化，交易秩序陷于混乱。货币作为财富储藏的功能弱化，长期储蓄的意愿瓦解，短期行为盛行，投机之风乍起，社会浮躁弥漫。货币本是财富的契约，摧毁货币价值，就是摧毁社会财富公平的契约，其最终结果就是市场交易成本上升，阻碍经济发展，窒息财富创造。
美元背后的资产，以债务的白条取代了诚实的黄金，这从根本上扰乱了市场经济，瓦解了社会公平，加速了贫富分化，腐蚀了道德基础！
当债务变成了货币，这种“画兔充饥”的白条就会充斥银行系统，所谓的“储蓄”，不再是人们诚实劳动的成果积累，而是现在并不存在，将来也未必存在的“兔子”。猎人又怎么可能饿着肚子去进行制作弓箭的“投资”？又哪里会有真正的储蓄来进行诚实交换的“消费”呢？
美债帝国自身的储蓄越来越不足，既要透支消费，还想借钱投资。它所赖以增长的经济模式，不过是将别人的储蓄“借来”，一边享受着更高的生活品质，一边对金融资产进行着“钱生钱”的快速投资。美债作为借用别国储蓄的凭证，美国人从未认真打算偿还，当“美债白条”对猎人进行货币贬值时，手持白条的猎人的真实储蓄，将被逐步剥夺。
美债作为核心资产，被植入到世界各国的货币体系之内。当美债输入德国、日本和法国，这些国家的真实储蓄则流向了美国。当美元对各国货币大幅贬值时，这些储蓄遭到了洗劫。德国人和日本人发现后，他们只有哑忍，因为他们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法国人发现后，戴高乐暴怒，发誓要挤垮美元体系；最终欧洲人都搞明白后，大发石油横财的中东人顶了上去；当中东人的储蓄被吸得差不多时，美国又将美债这一“储蓄吸血”的针管，插进了乍富还穷的中国人身上。
2008年金融危机后，伯南克狂印钞票，这既不可能增加美国人的“真实储蓄”，也不可能促进市场的“真实消费”，更谈不上进行“真实的投资”。毕竟，印钞票不能凭空创造出“猎人的兔子”。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那些已经把真实储蓄借给了美国的国家，遭到重大的储蓄损失。
1976年全世界持有的美国国债为900亿美元，而2011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5万亿美元！在短短35年之内就增加了50倍！这样的资产，还会有人相信能够保值吗？那么再过35年，这个数字又会是多少呢？以这样的货币储备为抵押，各国又将创造多少本国货币呢？社会真实的储蓄，在货币的膨胀中不断被稀释和转移，最终更多的储蓄被积聚到1％的人手中。
当美债帝国“吸血”成瘾之后，自身经济的造血功能却被弱化。借来的外国储蓄的主要部分，并没有被花在美国的实体经济中，以强化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改善贸易逆差，而是被用于史无前例的金融财富创造。在华尔街获得惊人暴利的同时，留下的却是竞争力衰落的工业经济，收入萎缩的中产阶级，大幅增加的贫困人口，负债过度的国家与社会。一切靠负债消费所带来的繁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觉，当债务无法持续的时候，繁荣也将成为过眼云烟。
20世纪70年代初，美债帝国圈禁了黄金，废掉了固定汇率，绑定了石油定价，但美元却远未收服人心。对美元的不信任，导致人们争先恐后地拥有黄金、白银、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通货膨胀如燎原的烈火，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债帝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
【“SDR替代账户”：不流血的金融政变】
当美元背后的抵押资产由沉甸甸的黄金，变成了轻飘飘的美债，所有的美元持有人都产生了一种“财富失重”的本能反应。美债的源头就是美国的财政赤字，而美国人对赤字问题长期的“善意忽视”，早已伤透了欧洲人的心。
伴随着财政赤字出现的后遗症，就是美元超发所导致的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从1958年到1964年，虽然美国财政与国际收支逆差的问题逐渐暴露，但美国人仍然持有巨额的黄金储备，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依旧，因此通胀几乎为零。1964年，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因为此时外国人手中持有的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在随后的四年里，美国通胀上升到2％。1968年，当拱卫美国黄金储备的战略防线“黄金互助总库”彻底崩溃后，通胀升至4％。当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之后，从1972年到1978年，通胀飙升至10％，到1979年，通胀达到了惊人的14％！
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石油价格暴涨了10倍以上，作为欧美经济最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原料，石油的价格飙升，导致了整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列车严重脱轨。美元超发是火，石油暴涨是风，浮动汇率是油，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上浇油，通胀与衰退以燎原之势席卷全球。
拔掉了黄金这根货币的定海神针，世界经济体系立刻乾坤颠倒，乱成了一锅粥。
难以治愈的长期高通胀，扭曲了人们的经济思维，颠覆了社会的财富观念。负债经营不再是个坏主意，因为通胀在不断稀释偿债的压力；透支消费很快成为风行的潮流，享受现在的货币购买力，因为货币还会烂下去；储蓄者成为了愚蠢的倒霉蛋，勤俭节约的人变成了不识时务的老古董；诚实努力的传统遭到摒弃，投机暴富的行为广为社会传颂；一切长期规划显得不合时宜，所有短期行为渐成主流。高通胀瓦解了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摧毁着美国立国的实业精神。
当美元贬值与通货膨胀大行其道时，资本逐利的天性使得资金更多地流入了投机领域，以博取快速收益，而远离漫长、艰苦和充满风险的实业投资。从1947年到1973年，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为3％，而从1973年到1979年，却大幅下跌到了0.8％。通货膨胀，永远是生产力的天敌！
在国际上，美元虽然绑定了石油定价，但在美元贬值的高通胀时代，甚至连中东石油输出国，都不愿再持有美元资产。欧洲人早就表现出对美元的不耐烦，日本人暗暗地准备腾挪美元资产。到1979年，全世界已经到了抛弃美元的危险边缘。
1979年8月，石油国家发出严厉警告，它们正在认真考虑放弃石油以美元定价，转而采用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这一消息无疑令美国惊恐万分，如果石油定价放弃了美元，那么美债帝国将面临土崩瓦解的巨大危险。在全世界早已严重过剩的美元，还会有谁会愿意继续持有？美元信心的崩盘，会造成一切非美元的东西疯涨，恶性通货膨胀将无法收拾。
在德国人主导下刚刚建立起来的欧洲货币体系（EMS）在美元贬值的惊涛骇浪中，成了货币稳定的一个孤岛，随时面临被投机大潮吞没的危险。德国总理施密特已经暴躁到了极点，他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人，美国长期以来对美元宽松政策的“善意忽视”和无所作为，德国人受够了！欧洲也受够了！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安东尼·所罗门，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惊呼：“目前，美国在国际外汇市场中面临着绝对极端危险的情况……美元饱受巨大压力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几乎普遍认为，美国与德国在汇率政策上会发生严重冲突，两国的合作已经破裂。美国方面希望美元汇率保持稳定或升值，然而德国却希望或预期美元汇率将贬值……大量雪崩式的私人资金早就异常紧张，随时准备逃离美元。美元面临的压力很可能越过临界点……依照目前的外汇市场局势和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美国面对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战术问题，而是局势有可能迅速恶化，演变为一次全面爆发的毁灭性危机。”
在这次战后美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中，美联储甚至已经预感到大厦将倾的真实恐惧。面对全世界一片抛弃美元的声浪，美国紧急制定出“营救美元”的后备方案，这就是通过IMF搞出的以特别提款权（SDR）置换美元的计划。如果到了全世界共同放弃美元的最后关头，IMF将出面号召所有国家，用手中的美元外汇储备在IMF的“SDR替代账户”（SDR Substitution Account）中兑换为SDR。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用SDR来全面替代美元，再用回笼后的美元，投资美国国债。
美国人这一计划相当于美元“通电下野”，放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化解世人对美元的愤怒。然而，美债帝国的实际统治大权仍然牢牢地握在美国人的手中！以前，各国的美元储备，除了购买美债，还有其他的投资选择，SDR改革后，IMF将各国交出的美元储备，可以全部购买美国围债。这样一来，SDR只是一张皮，里子仍然是美债，换汤不换药！美元本位制在名号上变成了“SDR本位制”，货币发行的抵押品却依旧是美国国债。最后，美国国债将成为世界统一货币背后的真正资产，永远不必偿还了！
1979年，世界货币面临一个重大的拐点。如果不紧急遏制通货膨胀，美元就非常可能“通电下野”，而猛然启动世界货币SDR，火候却尚未成熟。1944年美元摄政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值美元如日中天之际，美国黄金储备天下第一，国力军力之盛，古今罕见。在如此强大的背景下，美国都不敢贸然废掉黄金的帝位，而是采取了徐图缓进，“挟黄金以令诸侯”的策略，终于收服了世界各国货币。如今，美债帝国摇摇欲坠，美元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国内，经济凋敝，失业高企，通胀肆虐。在国际上，欧洲反骨已现，日本跃跃欲试，中东亲欧仇美，俄罗斯虎视眈眈，没有足够的国际支持，美元“通电下野”易，SDR号令群雄难！
此时，美债帝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对通货膨胀痛下杀手，先稳定美元信心，一切再从长计议。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尽管这套方案最终没有实施，但是作为美元崩溃时的备用方案，却早已在1980年前后预备好了。
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SDR替代账户”的概念，再度在国际上抛头露面。世界各国对美元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愤怒，已经不亚于1979年美元所遭遇的窘境。对于美元储备庞大的亚洲国家，如何摆脱美元困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美国此时再度提出“SDR替代账户”方案，声称是为了提供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解决之道，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其实，新瓶里装的不过是旧酒。
到目前为止，IMF仅仅是各国货币储备集中起来的一个资产池，它的规模有限，主要是向受援国提供别国“过剩”的流动性，以解燃眉之急。换句话说，IMF只能利用现有的资金，而无法创造信用。因此，IMF还不是全世界的“最后贷款人”，离世界中央银行的定位尚有关键差距。未来不能排除IMF可能将SDR的“一篮子”货币，演变为类似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概念，同时担当起“世界汇率警察”的职能，重新恢复固定汇率制度。如果再赋予IMF创造信用的功能，它就俨然变成了一个放大版的“欧洲中央银行”。再往下走，恐怕就是SDR升格为“世界欧元”了。各国的货币主权将被迫上交给IMF。
这将是一场不流血的国际金融政变！
【新自由主义，1％的富人的呐喊】
石油美元是一把双刃剑，高油价在强化美元的国际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美国工业经济的停滞。美国实体经济在全球市场中地位，在欧洲和日本的激烈竞争之下正在节节败退。公司利润不断萎缩，生产率的增长陷于停滞，高通胀带来资本结构的恶化。美国的工业实力遭到了战后最严重的削弱。美元危机进一步导致华尔街主导世界财富分配的机制日渐弱化，到197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份额，已经降到了1922年以来的最低点。
1％的富人决定必须彻底改变游戏规则，让财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们倾斜。以洛克菲勒家族为核心的美国统治精英们，决定从根本上颠覆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对富人们财富扩张的种种限制。
20世纪70年代中，约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一书，其中，洛克菲勒明确提出了必须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改革，削减政府权力，“将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尽最大可能地转到私人部门手中”。在书中，洛克菲勒刻意选择了一些经济案例，凸现出政府对金融、商业的管制毫无必要，对社会福利的支持则是在浪费钱财，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润的公司，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金融体系，才是美国发展的动力源泉。80年代里根总统有一句名言：“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此话正是洛克菲勒该书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没有这个思想觉悟，里根恐怕也不会被金权集团所选中。
“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思想，吹响了美国媒体轮番攻击政府的冲锋号，低效、无能、浪费、赤字、通胀的帽子铺天盖地，政府一下子成了经济衰退的元凶。1％的富人巧借美国百姓对通胀和失业的不满之火，准备烧掉政府对金融业与跨国公司的监管枷锁。说白了，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对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碍了1％的富人攫取更多财富的自由，他们要的是一片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在这里，政府不能约束富人对穷人们的财富压榨，但有义务防止穷人们起来反抗。
1976年，“第二次美国革命”进入了实施阶段。在洛克菲勒资助下的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堪称是向美国政府输送高级干部的“中组部”。在“三边委员会”的支持下，毫不起眼的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当选为总统。没有背景的总统，往往更听话，特别是需要推出重大政策改变时，更需要这样的弱势总统。结果，卡特还没进白宫，大佬们已经将26名“三边委员会”的骨干安插到了政府的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连面都没见过。卡特的整个外交政策和主要的国内政策，基本上全盘来自“三边委员会”。正是在卡特的任内，政府开始解除对金融业的管制，大量金融创新开始涌现。里根当选总统后，更誓言将解除管制和私有化作为执政的重心。金融革命正是爆发在里根时代，结果是金权革了政府的命！
在学术界，“第二次美国革命”的精神被丰富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主义，不折不扣地体现了1％的富人的主要诉求。
货币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本身就是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资助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货币主义所形成的货币政策，对1％的富人的贡献良多。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被派去亲自调教里根总统，同时，也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开小灶”，1％的富人需要在思想和行动上，统一协调美英两国的金融巨变。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他认为“通货膨胀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货币现象”，反通胀的核心就是紧缩货币供应。美元是1％的富人统治世界和分配财富的核心工具，必须毫不犹豫地坚决捍卫。为此，美元大幅加息和升值是必要的。因为富人们的主要财富形式都是金融资产，强势美元是稳定的金融市场的前提条件。因此，强势美元符合美国1％的富人的核心利益。
与货币主义遥相呼应的就是强烈呼吁减税和削减福利的供应学派。他们声称，只要大幅减税，美国经济就会“神奇”地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削减福利则会迫使工人失去懒惰的依赖，努力工作增加生产。其实，减税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1％的富人，而削减福利的受害者，则显然是99％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在整个供应学派鼎盛的80年代，人们最终也没有看到“神奇”的生产力爆发，放眼美国，到处是德国货和日本货，美国的工业经济却再也没有恢复70年代初的国际竞争力。
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都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强烈要求私有化。有了这些理论基础，美国的统治精英们准备从几个方向入手，重新夺回财富的分配大权。
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革，必须强调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优先，在公司利润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工人的实际收入要削减，否则富人的收入就上不去；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干预，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削弱，以便腾出巨大的经济资源，供1％的富人重新进行财富分配；政府支持工会联盟的传统必须打破，工会组织保护着工人的福利和待遇，不削弱工会的力量，就难以压低工人的收入，财富再分配就无法进行；金融机构的势力必须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其投入大量资金重振工业体系，强化与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实力，不如用金融繁荣取代工业复兴，进入所谓“后工业时代”；重新梳理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确保前者获得明显优势；废除法律对公司合并与收购的种种限制，让金融部门从中获得暴利；强化中央银行的权力，确保物价稳定，以便繁荣金融市场；重建与外围国家的贸易关系，加速经济资源向中心国家的转移。
1％的富人已经打好了算盘：紧缩货币反通胀，经济必然陷入衰退，失业人口将大幅增加，这正是迫使工人接受更低收入的良机；紧缩货币还会导致美元升值，这会加速工业企业向其他低成本州的转移，从而有效地削弱传统工业中势力强大的工会组织，减少工人罢工的损失，降低大公司的经营成本；紧缩货币，还将迫使利率飙升，拥有大量资本的富人们，将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紧缩货币的同时，还要大规模减税，经济衰退和税收减少同时并发，政府财政必然出现巨大的赤字，只得依赖发行国债来弥补亏空，于是国债承销将为金融部门带来惊人的超额利润；紧缩货币，将使美元重新稳定，欧洲美元网流，金融市场繁荣，企业并购活跃，金融部门收益暴涨。经过这样一番布局，社会财富的分配将明显有利于1％的富人。
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从紧缩货币，强化美元的地位入手。此时，美联储主席的位置就显得格外重要。保罗·沃尔克正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沃尔克的货币“化疗”，美债帝国转危为安】
1979年10月6日，刚上任两个月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在美联储大厦召集了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商议如何对通胀动刀子。沃尔克乃是洛克菲勒帐下的悍将，发迹于洛家旗下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今天JP摩根大通的前身），后被洛家重臣罗伯特·罗萨（Robert Roosa）看中，选拔到财政部进行历练。这个罗萨正是60年代使用美债套牢欧洲美元储备的总设计师，欧洲人被迫接受美国国债而不是黄金作为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选择，罗萨堪称是美债帝国的奠基功臣之一。在罗萨的调教下，沃尔克曾在尼克松时代担任财政部副部长，亲手策划并参与了废除黄金的“政变”。大功告成之后，沃尔克被洛家提拔到纽约美联储银行行长的关键位置，掌握着美联储的“兵权”。
为了有效阻击通货膨胀，沃尔克决定从根本上改变美联储控制美元货币供应的方法，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Ml），而不再以利率来间接调控货币。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就是按住Ml的增长，放开利率，无论利率飙升到何种程度，也绝不动摇，这种治疗方法更像直接杀死癌细胞的“化疗”，很酷、很暴力。而控制利率，则是通过对联邦基金利率（Fed Fund）的调整，用资金成本来影响商业银行信用扩张的意愿，间接调整货币供应的总量，它的思路就是按住利率，放开货币，信用扩张顺其自然。间接控制好比吃中药，重在调养，靠激发经济的内在机能来发挥功效。直接控制货币供应的好处就是见效快，力道猛，不过，由于利率将出现剧烈波动，对经济的副作用很大。
为什么传统的利率控制手段会失效呢？其根源还是美元的过量超发！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和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意味着美国不断地印刷美元输出到海外，套购别国物资，支付成本庞大的海外军事基地运转和越南战争费用，结果形成了一股惊人的欧洲美元投机势力，其规模从1973年的3150亿美元，迅速膨胀到1987年的4万亿美元！这些游荡在海外的“无根”美元，演变为一种超越主权边疆的“金融异度空间”。它们虽然存储于主权国家的金融体系之内，但其内在的扩张驱动力，则脱离了各国经济增长对信用扩张的需求，而主要体现为跨国投机资本对追逐利润的贪婪。它们在国家之间横冲直撞，它们不受任何主权国家中央银行的监管，它们迅速地自我繁衍在一个独立的金融空间之中。
这是20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国际金融格局嬗变！
正是由于欧洲美元的存在，美国的银行体系在70年代发生了巨变。在正统的部分准备金制度下，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将10％左右的存款“冻结”为准备金，这些准备金可以存于中央银行，也可以由银行自己保管，以应付储蓄者提取资金的不时之需。当银行进行放贷时，准备金率对其信用扩张形成了制约。但是，当欧洲美元可以方便和低成本地借到，银行的放贷就不再受制于居民存款和准备金的束缚，它们往往先放贷，再从欧洲美元市场借钱补足准备金的要求或满足储户的提款，这就是所谓“管理负债”（Managed Liabilities）的金融创新。
美联储在欧洲美元的冲击下，突然发现传统的利率政策无法约束货币供应的扩张，源源不断的美元从海外涌入美国的银行体系，银行根本不差钱！
当沃尔克明白了利率政策为什么会失效之后，便将全部的注意力转向了货币供应，特别是Ml的增长。所谓的Ml，就是居民手中的现金和他们在银行的支票账户（Checking Account）中存款的总和。支票账户在美国非常普及，人们一般将很快要花掉的钱存于支票账户中，例如房租、按揭还款、水电气费用和日常生活开支等。所以，Ml代表着人们即将消费的货币总量，它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加直接。
沃尔克设计了一个通胀“化疗”方案，他将Ml的增长目标锁定在4％～6.5％之间，以“高能货币”为调控手段，如果投机需求导致的信贷扩张，超过了Ml的控制目标值，美联储将收缩“高能货币”，导致银行拆借资金紧张，联邦基金利率将自动上升，遏制投机信贷扩张。当Ml增长回落到目标区后，利率也将自动滑落。
为了加大力度，沃尔克同时宣布将再贴现率从11％提高到12％，对银行的欧洲美元借款、大额定期储蓄和其他“管理负债”的小把戏，通通要求执行8％的准备金率。
当第一个疗程结束后，沃尔克发现，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从11.5％飙升到14％，投机信贷仍在加速扩张，到1980年1月，通胀已经高达17％！从2月到4月，联邦基金利率继续飙升到18％，银行对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同步上升到20％！
结果，沃尔克“化疗”的第一个疗程非但没有杀死通胀，反而把经济搞得奄奄一息了。
1980年第二季度，美国的GNP暴跌了9.4％，失业率从6.1％上升到7.5％。货币供应Ml的增长目标原计划是锁定在4％～6.5％的区间之内，此时却已突破了15％！
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沃尔克百思不得其解。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欧洲美元上。飙升的美国利率，对海外的“金融异度空间”产生了强大的套利刺激，海量的欧洲美元涌入，不仅填补了“化疗”造成的货币短缺，突破了Ml的上限，而且加快了货币的流动速度，刺激了通胀的加剧。
通胀不仅取决于货币规模，还受货币流动速度的巨大影响，而货币流动速度的变化，远非教科书中设想的那样简单。这就好比美军的快速投放能力，使100万的军队能在各个战区中快速调动，从而发挥500万军队的战斗力。货币流动速度加快，将使一美元发挥几美元的作用。对欧洲美元的加速涌入所导致的货币流动速度的突变，沃尔克显然没有预料到。
当联邦基金利率达到18％的惊人水平时，所有负债的人面临着灭顶之灾，他们不得不加快偿债速度，银行的资产在偿债的同时自动缩减，与之相对应的货币供应Ml开始逐步下降。
关键的时刻来到了。只要沃尔克坚持下去，18％的利率好比超大剂量的“化疗”，持续足够的时间后，将对通胀癌细胞产生致命的杀伤力，从而消灭通胀预期，Ml的持续下降最终会导致利率的下降。不过，此时经济体在剧烈的痛苦中扭曲翻转，民众在声嘶力竭地呼救，政治家们开始破口大骂。美国议员发出了严厉警告：“沃尔克，你将是被游街示众、惨遭暴打的首要人物！”
这是一场豪赌！敢不敢继续下注！如果6个月内还不见效，沃尔克就将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可悲的主席，颜面丧尽，信用无存，最终必然惨遭社会鞭挞，永世不得超生。
沃尔克的手软了，信用开始放松。
此时，任何畏缩都将被市场超级放大，美联储反通胀的决心被解读为“不过尔尔”，于是整个市场的通胀预期立刻翻转过来，投机心理再度咸鱼翻身！在随后的两个月里，联邦基金利率大幅下挫了一半，降到了9％，在通胀仍高达11％的情况下，长期和短期利率都跌到了负利率的水平。
市场中的信用扩张再度沸腾了，美联储顿时失去了控制！
到1980年夏，经济在信用扩张中快速复苏，通货膨胀卷土重来。货币供应Ml的增长居然突破了22.8％，两倍于通货膨胀。沃尔克“化疗”的第一个疗程彻底失败了。
反通胀，亡经济；不反通胀，则亡美元！权衡利弊之后，沃尔克再度立下了反通胀的决心。
从1980年秋开始，直到1982年夏，沃尔克第二次启动了反通胀的“化疗”。1980年9月25日，沃尔克将再贴现率再次提高到11％，联邦利率回升到14％。卡特总统的连任梦想，成了沃尔克斩杀通胀的第一个刀下之鬼。
整整一年的高利率政策，使得美元的汇率开始大幅飙升，特别是沃尔克启动了第二次“化疗”之后，市场开始相信这个拼命三郎是玩真的了。此时，在沃尔克的威逼利诱之下，德国和日本开始降低利率。为了进一步强化美元升值的预期，沃尔克在1981年5月，再度紧缩货币供应，从5月到11月，Ml的增长率第一次降到了零，而联邦利率则攀升到了19％！欧洲美元加速回流，美元升值加速。这一次欧洲美元却没有引发货币供应总量的剧烈膨胀，因为已经没人敢贷款了。
此后一年中，美元汇率飙升了34％！
沃尔克的第二轮“化疗”，不仅继续紧缩货币供应，维持了高利率，更开辟了“升值反通胀”的第二战场。美国的进口占GNP的比例大约为7％，升值所产生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效应，本来不应该影响美国整体物价的水平太多，不过，沃尔克已经搞明白了反通胀的本质，就是打心理战！在超高利率的环境中，人们对进口商品价格的下跌，将会产生错综复杂的心理变化。偿债的人越来越多，货币供应开增长几乎为零，此时，进口物价的下跌，会让人们开始相信物价的进一步上涨恐怕有点悬。这时的汇率升值，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力！
美联储对此的综合测算是，当美元升值10％，将导致通胀下跌1.5％，其中一半可能源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下跌，另一半则是纯粹的心理作用。而34％的美元升值，将使通胀下跌5.1％。从1980年到1982年，美国通胀从13.5％降到了6.1％，在这7.4％的降幅中，美元升值贡献了大约2/3。
沃尔克第二轮“化疗”的思路是，坚守货币供应的目标，维持高利率，迫使人们偿债，减少Ml；同时，高利率导致欧洲美元回流，强化美元升值预期，迫使德国与日本降息，导致美元剧烈升值；在货币供应减少和高利率的“货币负压”之下，汇率升值产生的物价下跌效应，将被市场心理高倍放大，最终逆转了通胀预期。
不过，里根总统开始实施的大幅减税、巨额赤字、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供应学派的经济理论，都让沃尔克担心，反通胀战争胜利所赢得的宝贵机遇，恐怕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借来的繁荣】
里根时代的经济繁荣，归根到底是从三个方面进行“透支”所得到的，这就是向未来借，向外国储蓄借，同时“抢”第三世界的低廉原材料。
从1979年秋月到1982年夏，在近3年的时间里，沃尔克以宗教般的狂热，抡起货币大棒砸碎了通胀预期，同时也将实体经济砸成了深度脑震荡。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剧烈升值了50％！这是现代经济史上，主要国家最剧烈的货币地震！结果，美国的工业经济遭到了灭顶之灾。失业率飙升至10.8％，重化工业被砸断了脊梁骨，钢铁工业近三分之一的工人被裁员，汽车工厂纷纷倒闭，装备制造的生产线被大量闲置，石油化工业大幅压缩规模，矿山遭到废弃，连农业产品也失去了国际竞争力。
供应学派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只要政府减税，降低工人福利，工业生产力的奇迹就会自动发生。5年过去了，人们连“奇迹”的影子也没看见，美国满大街跑着更多的日本汽车，工厂里用着更先进的德国设备，商店货架上摆满了便宜的亚洲消费品。最后，工业就业的回升，靠的还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工订单。号称与政府干预经济不共戴天的供应学派，结果居然靠着战后最激烈的政府财政赤字，才踉踉跄跄地爬出深度衰退的泥沼。
从1983年到1988年，是里根时代经济神话的黄金时期。认真审视之后，人们会发现里根的经济繁荣是向未来“借来的”。在这段时间里，美国财政赤字每年都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占GNP的比重高于5％。美国国内净储蓄率从70年代的6.5％降到2.5％，巨额财政赤字是吞噬国内储蓄的元凶。一个国家的净储蓄，就是“猎人的兔子”，它是消费与投资的前提。消费，就是猎人把储蓄的一部分兔子，拿去与别人进行交换；投资，则是猎人为制造弓箭所耗费掉的其他储蓄。美国二战结束以来，净投资一直占GNP的7％，成功的投资将带来更高效率的产出，所以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后劲。但在里根执政的8年中，美国的净投资占GNP的比重下降到仅剩5％。供应学派曾信心满满地保证，他们的政策将提高美国的储蓄率，增加净投资，这显然是吹破了牛皮！
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全部的私人和公共负债总额为3.87万亿美元，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变成了10万亿！
由于国内储蓄不足，为了维持美国社会的生活水平，里根政府不仅向未来大举透支，同时也向海外借入巨额的外国储蓄，其规模达到美国总储蓄的14％！美国以开放国内市场为条件，要求日本与德国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形式，把它们创造出来的储蓄借给美国。1984年，外国购买的美国固定收益类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的金额跳升了3倍，达到374亿美元。日本在一年里流向美国的资本就达到惊人的500亿美元的规模！
美国学者调侃道，美国80年代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这就是出口美国国债！
外国资本的流入，强化了美元升值，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刺激了美国消费，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结果，美国的经常账户在1980年时尚有盈余，从1984年开始美国每年赤字高达1000亿美元，狂涨到GNP的3％！美国工业被迫大规模向外转移，创造国民财富的核心实业资产遭到了根本性的削弱。
向未来借钱，向外国人借钱，而借来的钱主要不是用于工业经济的再投资，而是被华尔街拿来制造一个快速膨胀的金融资产大泡沫。美国长期资本的工业投资被大量放弃，1983～1984年的出口增长仅为以前经济复苏时期的一半，而进口则是过去的两倍。难怪美国的媒体评论道：“供应学派的‘奇迹’终于出现了：这就是外国人提供了大量的商品和大部分资金。如果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政策是‘花钱和高税收’，那么80年代就是‘花钱和高负债’。”
在沃尔克控制住了通胀之后，美国经济开始了5％的强劲复苏，不过，美国工业的就业再也没能恢复到70年代的水平。1985～1986年，美国的工业设备利用率再度出现下滑。
就在美国工业经济一蹶不振的时代，华尔街却喜获丰收。沃尔克从1982年夏到年底的半年里，连续7次降低再贴现率，联邦基准利率也从14％直落到8.8％。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开始进入大牛市。从1982年到1987年，华尔街的股票市场暴涨了200％！金融创造财富的神话开始在美国大行其道。
1984年是美国金融巨变的转折年，国内资本开始从银行向债券市场大规模转移，国际资本流入则由欧洲转向了亚洲。到1985年，沃尔克发现美国的货币供应再度开始爆炸性膨胀，但是美国的通胀率却从1984年的4.4％，降到了1985年的3.5％。由于大量金融创新的出现，Ml作为通胀的指标已经越来越不准确了。银行业在1984年底，开始大规模进入货币市场，支票账户中含有利息的成分在显著增加，这表明资金倾向于“投资”而非“消费”，Ml的膨胀已经不能说明“消费者立刻准备花钱”的冲动在积聚。因此，美联储从1984年开始，悄悄地废弃了以Ml增长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导向。
1984年以来的货币供应膨胀，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信贷扩张需求的轨道，而越来越多地反映为金融创新所刺激出来的金融交易需求。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股票市值占GNP的比重通常在8％～20％之间，而到了1986年，这一比重剧烈攀升到了100％！这个现象说明，信用扩张已经摆脱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而成为金融资产自我膨胀的必然结果。美债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元从此成为“源于金融交易，为了金融交易，服从于金融交易”的工具。
金融全球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债务的全球化，它导致了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和规模都远大于实体财富，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资产，由于缺乏财富的对应物，其实只是巨大的债务。金融市场的畸形繁荣，其本质就是债务驱动下的金融资产自我膨胀。80年代之前，美国私人、非金融类企业与政府的总债务，占GNP的比重大约为140％，80年代中则一举突破了165％，这是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负债水平！1980年美国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63％，到1999年，这一比率上升到90％，企业债务的上升势头也大体如此，而国债膨胀则更为惊人。与此同时，美国的贫困人口却从1979年的2400万，增长到1988年的3200万。
在欧洲美元的互动下，银行体系的表外资产业务空前繁荣，利率掉期、货币互换、信用担保、浮动利率按揭、资产证券化、杠杆收购、金融产品的期货与期权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仅在1982年，银行体系中就有高达2300亿美元的储蓄，流向了繁荣的债券市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中过度借贷的“刹车系统”，却渐渐失灵，系统性风险与日俱增。
在沃尔克发动的反通胀战争中，“阵亡”的还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亚、刚果、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全都不幸地落入了美元的“债务陷阱”之中。20世纪70年代，石油暴涨所带来的滚滚石油美元，从中东再度回流到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异度空间”。在“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战略中，如何重新分配国际财富是一个1％的富人关注的重大问题，第三世界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向发达国家转移原材料，这是必须实现的战略目标。
有了石油美元这笔横财，国际银行家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大规模放贷，因为它们迫切需要进口价格高昂的石油，但美英银行开出的条件是，贷款利率必须随着伦敦银行拆借利率（LIBOR）而浮动。
美国和英国联手进行的高利率“化疗”反通胀，获得了一石数鸟的美妙效果。第三世界的美元债务国在80年代初，突然遭遇到利息高达20％的“高利贷伏击”，而它们赖以偿还美元债务的原材料出口，却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中面临着价格暴跌的夹击，于是，这些国家纷纷陷入破产境地。IMF作为美元的“国际债务警察”被推上了逼债的第一线，当代“夏洛克们”要从第三世界国家身上，割下鲜血淋漓的数倍“鲜肉”。IMF给第三世界美元债务国开的药方，不过是华尔街大夫们早就准备好的“泻药”，越吃身体垮得越快。IMF要求债务国削减进口到极限程度，财政预算缩水到勉强度日的水平，货币贬值到出口原料跳楼甩卖的低廉，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向发达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转移。经过IMF的债务重组，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时的美元债务仅为4300亿美元，到1987年却欠下了当代“夏洛克们”高达1.3万亿美元的新债务，这还不包括已经支付的6580亿美元的本息。第三世界国家遭到了远比两次世界大战损失总和还要高得多的惨重损失。
1987年，世界原材料的价格居然跌回到1932年的水平！从80年代初开始的原材料价格低迷，持续了整整20年！直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繁荣，才扭转了这一趋势。
近30年来，1％的富豪从美国中产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身上，获得了现代经济史上闻所未闻的“鲜肉丰收”，世界财富的分配颠覆了20世纪前70年的规律，加速向极少数人集中。2011年9月开始迅速蔓延全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99％的穷人意识到了“金权天下”对他们切身利益所造成的长期伤害，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准备以自己的方式要求社会财富的重新合理分配。
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使美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最大的债务国。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惊人战争消耗，将大英帝国从世界债权霸主的王位上给拽了下来，美国正是利用新兴债权国的威力，迫使欧洲债务国接受了美元霸权。新自由主义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就重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全球债权与债务关系的大逆转。当英国变成债务国之后，大英帝国衰落了，而美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之后，反而霸权更加稳固。这表明债务取代了债权而成为统治世界的新权杖，也意味着投资已经让位于负债，变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开启了一个债务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险时代。
【美元的冰火两重天】
1985年，当沃尔克最终将通胀降到了3.5％，美元已经基本摆脱了1979年世界范围的美元危机。高油价与美元绑定的货币战略，支撑住了摇摇欲坠的美债帝国，将美元从失去黄金的信心恐慌中解救出来，美国经济则付出了恶性通胀和严重衰退的沉重代价。更为糟糕的是，苏联这个石油出口大户，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增强了与美国进行“星球大战”的军事实力。稳住了美元的霸权基础后，美国就腾出手来准备收拾苏联了。
1981～1984年，苏联政府出口赚取硬通货的唯一手段就是石油出口。1975年，苏联石油产量为9310万吨，到1983年增长到1.3亿吨，然而70年代末以来，苏联过度开采石油导致了后续生产能力的匮乏。1985年，苏联石油开采量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下滑，由于开采费用的增加与资金不足的问题，导致了石油产量下降了1200万吨，此刻，正好碰上了美国征服通货膨胀的关键时间点。
早在1981年3月26日，里根总统在私人日记中就提到了如何利用苏联的经济状况及其对西方贷款的依赖，对苏联经济进行致命打击的问题。1982年11月，里根总统签发了一项有关国家安全的指示（NSDT-66），明确提出了给苏联经济造成损失的秘密任务。1985年3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给美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发去的秘密电文中提到，“国务卿对国务院正在进行的石油价格暴跌将造成何种影响的研究报告，极端感兴趣”。此前一个月，沙特国王刚到过华盛顿，里根总统与他探讨了“石油与经济的关系”这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9月，美国开始对沙特施加压力，要求沙特大幅增加石油产量，将油价压倒20美元以下。1986年4月，副总统老布什亲自来到沙特首都利雅得，告诫沙特国王“市场力量（而不是欧佩克组织）才是设定石油价格和产量的最好办法”。此话翻译过来就是，强烈暗示沙特全力增加石油供应，压垮世界油价。
当沙特开足马力铆劲儿生产，“市场力量”使石油价格从35美元一桶，直线掉到了1986年春的10美元以下。结果，苏联的出口崩溃了，西方的借贷渠道关闭了，粮食进口没了着落，城市食品供应配额紧张，贪污走后门猖獗，苏联民众反政府的情绪日益高涨。同时，石油作为绑住东欧各国的援助纽带断裂了，导致东欧各国在巨额西方债务的压力下离心离德，经济崩溃加速，终于诱发了苏东集团的解体。
战后美国和西方的工业经济基础严重依赖石油供应，石油价格低廉，则带来经济增长与市场繁荣，石油价格飞涨，经济就会陷入通货膨胀和发展停滞。沃尔克用货币手段达到的反通胀成果，只有在1986年石油价格暴跌的强化之下，才获得了持久的效果。
通胀在1986年降到了2％，利率随之深度回落。华尔街沸腾了。
不过，就在美国股市和债券市场一片繁荣之时，一股巨大的货币火山岩浆正在金融市场的表象之下，悄悄地聚集起爆炸性的喷发力量。
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升值幅度，已经远远脱离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在强势美元的冲击下，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工业经济受到了难以愈合的伤害，美国制造业的产量至少需要扩大30％才能使经济重新平衡，但强势美元挡住了经济平衡的道路。当大量海外热钱在美元高汇率的吸引下涌进美国之后，华尔街的金融资产泡沫迅速膨胀。廉价的信用如同便宜的石油，使得美国的消费者尽情享受着负债的快乐。美国的企业在垃圾债券、杠杆收购这类新兴金融工具的刺激下，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大兼并热潮。80年代仅垃圾债的发行就达到了1700亿美元的惊人数字。
企业杠杆收购的致命问题，就在于用债务置换了企业多年辛苦积淀出来的资本金。大萧条以来，美国企业的资本构成中，从未达到过如此之高的负债水平。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美国政府无法遏制的财政赤字，这既是美元霸权的福音，同时也是它的诅咒。既然美国选择了一条债务货币的道路，既然债务已经成为了美债帝国的权力之根，财政赤字就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盈余将赎回债务，从而瓦解这种权力的基础，那么人们怎么可能去指望美国财政会真正走向节俭和负责呢？
1979年英国放开了外汇管制，日本在1980年跟进了这一政策。由于英国是欧洲美元的最大市场，而日本拥有快速增加的美元储备，这两个国家放开了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闸门，世界金融市场从此更加风云变幻，暗潮涌动。美国的储蓄不足，而日本的储蓄过剩，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问题在80年代已经暴露无疑。
沃尔克明白过高的美元估值最终必然以美元暴跌来回到经济的基本面，危险之处在于，必须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预备好经济的降落伞，他希望看到美元最终能够软着陆。1986年，美国的经济又到了衰退的边缘，可是华盛顿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时，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已经换成了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他是美国统治精英集团中的后起之秀，贝克家族与洛克菲勒石油帝国有着四代的交情，同时还与布什家族渊源深厚。尽管他以前在竞选中曾反对过里根，却仍被里根委以重任。贝克明白美元必须贬值的道理，但却不愿正视沃尔克最悲观的预言，那就是美元会再现1978年遭到世界疯狂抛售的噩梦。如果出现这种最悲观的形势，沃克尔的降落伞就是被迫加息，阻止美元的自由落体。而加息正是贝克的大忌，他领教过沃尔克反通胀时断然加息的疯狂，那将是又一场经济的浩劫。他的铁杆兄弟副总统老布什，已经决定参加1988年的总统竞选，经济衰退将毁掉老布什的前程，同时他也将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贝克决心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实现美元的有序贬值。
为此，贝克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方案：首先，建立一种类似放大版的欧洲汇率机制（ERM），让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在10％～15％之间浮动，希望用这个法子迫使其他国家拱卫美元汇率，避免可能出现的崩盘局面。然后，建立一套协调各国经济政策的机制，消除美国经济与欧洲和日本之间的不平衡。换句话说，贝克异想天开地希望搞出一个比欧元区更大更复杂的货币体系。经历过欧洲货币联盟曲折进程的各国中央银行家们，莫不暗暗摇头，更何况，贝克是想建立一个由5国集团财政部长牵头、中央银行家们打下手的世界货币联盟，这更是天方夜谭，沃尔克等人当然无法认同。因为一旦绑定各国汇率，货币政策就必须围着汇率转，中央银行就必须承诺利率政策需要服务于汇率变化，中央银行家们岂能俯首听命于财政部长的指挥？
1985年9月15日，强势的贝克干脆甩开了央行行长们，召集5国财长进行秘密会议，讨论美国提出的方案，这就是一周后达成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这个协议并未明确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要求，贝克要的只是美元贬值的趋势。央行行长们如释重负。结果，贝克的“广场协议”本身就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影响力，一周之后，美元就对马克贬值了12％，对日元贬值了8％，到1986年1月，美元贬值了大约20％。
贝克初战告捷，信心大振。1986年1月，贝克再接再厉，为了保护美元贬值的成果，力劝德国和日本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并和美国同时降息。贝克的如意算盘是，大家共同降息，美元不会反弹，而且经济都能受益。财政刺激则是指望德国和日本增加对美国的进口，实现美国经济的再平衡。贝克的财政刺激方案被当场拒绝，德国人声称这不是逼迫我们搞通胀吗，德国可以忍受9％的高失业，但历史的惨痛教训让德国绝不会容忍通货膨胀。
碰壁之后，贝克转回来要求沃尔克降息，被沃尔克断然拒绝。结果，贝克利用美联储两位理事换届的机会，为老布什安插进“自己人”，招聘条件就是“敢不敢对沃尔克说不”。经过换届之后，里根－老布什在美联储的人马超过了沃尔克。在1986年2月24日的美联储会议上，沃尔克突然遭到“逼宫”。多数理事建议将再贴现率从7.5％降到7％，沃尔克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异常愤怒，竟然摔门而去，这是美联储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次“政变”。眼看要闹到彻底翻脸的程度，贝克也吃了一惊，他可不是想“废掉”沃尔克，只是希望用“兵谏”的方式，迫使沃尔克就范。他知道沃尔克在华尔街的分量，要是公开闹翻，第二天股票和国债市场就会崩盘，而其他中央银行将坐视美元摔下山崖，到那时，贝克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贝克只得妥协，沃尔克虽然面上没说什么，但对这次“政变”恨到了骨子里。
“广场协议”后，美元的贬值并没有使美国经济软着陆，美元承受的贬值压力骤然增加，沃尔克担心的美元暴跌已经呈现出明显迹象。1986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显示，外国中央银行已经停止了美债购买，海外私人资本流入也在萎缩。美国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已经出现红色警报。
贝克开始焦虑起来，德国人远比日本人难搞定，他们坚决不肯搞财政刺激，贝克只得提出以美国减少财政赤字作为交换条件，顽固的德国人仍然不为所动。美元在市场密布的贬值阴云中大幅下挫，结果击穿了德国苦心经营起来的“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保护伞，德国企业面对美元的狂贬，惊恐万状，纷纷停止了投资，德国经济增长的势头顷刻间崩溃。
万般无奈之下，德国人只得接受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贝克要求各国将利率降到美国的利率水平之下，以形成一个对美元自由落体的防护网。当然，作为对价，贝克承诺将美国财政赤字缩小到GNP的2.3％。对于贝克的承诺，沃尔克相当不以为然，“你明明知道你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那时就会失信于人。为什么不说一个模棱两可的数字呢？”贝克私下承认这一点，但既然里根总统公开表态要实现2.3％的减赤目标，他不可能公开唱反调。美国自然没能兑现这一承诺，因为在表态的时候，贝克就不打算去认真对待它。对“卢浮宫协议”，英国人的点评最到位，“这就是‘广场协议’的直系后代，那时我们都认为美元应该贬值，现在，我们都同意美元需要稳定”。
“卢浮宫协议”之后，美元继续下挫，各国央行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来阻挡劈头盖脸砸来的美元抛单，到1987年9月，各国已经吃进了令人窒息的700亿美元！事实上，它们只得印刷本币来购买美元。央行们号称独立性的核心理由，就是拒绝为政府赤字而印钞票，但它们此刻却正在为美国政府的赤字而狂印钞票。
即便是这样，也没能挡住美元崩溃所引发的1987年全球股灾。
【格林斯潘：金融市场的最后拯救人】
沃尔克走了，因为未来的总统老布什觉得他靠不住。在1987年6月，沃尔克知趣地提出辞职，放弃要求再度连任会带来的尴尬。格林斯潘来了，他的圆滑让人觉得他可能会比沃尔克更听话，华尔街喜欢他，华盛顿也接受他，格林斯潘更像一位老练的政治家，而不像沃尔克那样不食人间烟火。沃尔克上任时正赶上美元崩溃的重大危机，算得上是临危受命，格林斯潘就职时再度碰上了美元失控的危机，8年时间历史正好走完一个轮回，美元当年疯涨上去，如今正在狂跌下来。
贝克此时已是惊弓之鸟，在1987年9月30日的世界银行和IMF年会上，贝克出人意料地提出用包括黄金在内的商品价格来作为通胀指标，以减低汇率动荡之苦，老布什的竞选团队中也有不少人建议重新考虑黄金的货币化问题。很显然，当美元失控时，固定汇率和坚挺货币的好处会让政治家们有所心动。英国财政大臣的发言更令央行行长们大跌眼镜，他竟然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永久而可调整的汇率机制”。以黄金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财政部为权力中枢的机制，央行们只是配角，而欧洲汇率机制（ERM）将汇率大权逐渐移交给了央行，到了欧元时代，欧洲中央银行更是完成了货币集权，英国财政大臣的建议是布雷顿森林的路子，央行们岂能答应？
当美国贸易逆差远超预期的报告出来后，连最配合美债帝国的日本人也开始疯狂抛售美元资产，美国30年国债收益率应声突破10％的心理大关。此时，国债收益已接近股票收益的4倍！
焦头烂额的贝克最大的希望就是其他国家降低利率，并推动经济刺激，给美元留出喘息的空间。而美国的利率最好不变，高度负债的经济和严重泡沫化的股市，经不起加息的刺激。顽固的德国最令贝克头痛，他们非但不愿刺激经济，反而准备加息，甚至给贝克支招，美国“应该来一次衰退”，这样就解决失衡的问题了。贝克气得险些背过气去。
1987年10月18日（星期日），满脑子想着如何迫使德国人就范的贝克，在全国电视节目中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美国不会“坐视那些贸易盈余国家加息，挤压全球经济增长的希望，他们还想期望美国也跟进”。这话被市场解读成“卢浮宫协议”的合作面临破裂，德国和日本加息而美国不跟进，那么美元必然加速暴跌。这样一来，谁还敢持有美债资产？大家狂抛美债，美债收益率将急升，股票回报的吸引力将荡然无存！
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刮起了股票暴跌的风潮，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崩盘事件。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重挫了508.32点，跌幅达22.6％！创下自1941年以来单日跌幅的最高纪录。6.5小时之内，纽约股指损失5000亿美元，其价值相当于美国GNP的1/8。这次股市暴跌横扫整个世界，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悉尼、香港、新加坡等地股市均受到强烈冲击，股票跌幅多达10％以上。股市暴跌狂潮在西方各国股民中引起巨大恐慌，许多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赤贫，数以千计的人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这一天被金融界称为“黑色星期一”，《纽约时报》称其为“华尔街历史上最坏的日子”。
格林斯潘刚上任就碰上这等重大危机，他深知所有人都会将他与沃尔克作比较，扬威立万的时机到了！他果断宣布“为履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责，美联储为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今天重申将保证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这句话实际上是表明中央银行准备动用印钞机来挽救股票市场，这一声明意味着美联储不仅是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人，而且也成了金融市场的最后拯救者。
股票市场暂时稳住了恐慌情绪，但由于美联储的救市行为导致了美国的长短期利率齐降，这样就加大了与德国利率的差距，美元将面临更大的下跌压力。全世界都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德国，德国人会出手拯救美元和世界股票市场吗？
10月22日，德国央行照常开会。行长波尔若无其事地首先发表观点，“贝克闯了祸，我们只是应对而已”，这就为会议定了调。接下去，各位理事们慢条斯理地分析德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几乎没有过多关注全球的股市灾难。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德国财长斯托登伯急得两眼直冒火，当他被邀请发言时，他极力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股灾前）加息是错误的”，斯托登伯被全球股灾震惊了，经常参加国际会议让他对别国的焦虑感同身受。但波尔不为所动，他不相信政府能够决定市场。最终，德国央行宣布不减息，甚至暗示在一定情况下还会加息。
全球股市大失所望，贝克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终于领教了德国央行坚如磐石的独立性！就算天塌地陷，只要德国央行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没人能撼动他们的决心。相比之下，格林斯潘好说话得多了。
同一天，德国央行的声明立刻触发了美元新的暴跌，欧洲汇率机制也陷入了危机。不过情况很快就稳定下来，原来日本人在美国股票暴跌时，以每天20亿美元的惊人胃口狂扫市场，美元暂时获得了支撑。然而，美国长短期债券的利率与国际市场水平的差距仍在扩大，这就如同一把高悬的利剑始终悬在美元汇率的头上，国际投机者们仍像秃鹫一般盘旋在病弱的美元的上空。从理论上说，中央银行并没有直接操纵外汇市场的职责，作为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格林斯潘应该对市场多空双方的厮杀袖手旁观。美国经常指责别国试图操纵汇率，但当有人敢在美元的头上动土时，美联储将毫不犹豫地操起屠刀。
1987年底，在美元危机仍在加速恶化的情况下，格林斯潘决定发动一场“美元空头绞杀战”，总攻时间定在1988年1月4日星期一，趁着各国的外汇交易员们刚回到交易席前，就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次格林斯潘亲自出马组织，日本和德国央行同意联手行动，纽约美联储银行成为主要操盘手。格林斯潘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扭转市场对美元下跌的预期。国际外汇交易市场每天有高达6400亿美元的交易量，中央银行如果与市场硬性对抗，那几十或几百亿美元的干预资金将很快被市场所吞没。格林斯潘知道，在外汇交易的战场上，最重要的制胜之道是心理战。在恰当的时机高调出手，以泰山压顶的气势，打垮最主要的美元空头，促使羊群效应逆转，所谓兵败如山倒，剩下的工作将由市场自动解决。
1月4日星期一，亚洲市场即将开盘，刚过完节的外汇交易员们还处在假日的慵懒之中，他们的大脑对市场走向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明确的判断，美元似乎仍然会在疲软中下滑。此刻，纽约还是周日的晚上，纽约美联储银行的外汇交易员们密切关注着海外市场的动向，“就像赛马场的赛门在开启之前，躁动的马匹紧张地感受着周边的任何异动，那将是它们开始飞奔的信号”。
等到市场正式开盘，纽约美联储银行的交易员立刻给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银行打电话询价，亚洲的外汇交易员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接到过纽约美联储银行外汇交易员的直接询价，而且不管美元是什么价，见货通吃！这说明今天行情非同寻常，很可能是各国央行联手的重大行动。格林斯潘要的就是这种高调出击，先声夺人，震慑市场。美联储的埋单涌动而出，势头越来越猛，在外汇期货与现货上同时发力，间歇式地不断推高美元。亚洲市场的美元大空头们很快感觉到大事不妙，他们立刻拔腿飞奔，夺路而逃。外汇市场中的中小散户不明就里，只见空头大户正在败退，一时间外汇市场人仰马翻，乱成一片。紧接着，各大媒体开始竞相报道外汇市场中美元的强劲反弹，进一步放大了格林斯潘期待的市场心理震撼力，羊群效应顿时逆转过来。欧洲和美国市场顺势扩大战果，美元空头被杀得血流成河。周一、周二仅仅两个交易日下来，国际外汇市场中的美元空单就近乎绝迹。美元两天之内对日元劲升了8.3％，对马克反弹高达10.4％。纽约股市大幅飙升4％，美国30年国债价格同时大幅上涨。
后来，美联储透露，格林斯潘在外汇期货市场布下的奇兵是一种“创新”。格林斯潘在美元保卫战中，以正合、以奇胜的战略，加上心理战、舆论战、诱空陷阱、主攻亚洲市场的战术，均取得重大成功。各国央行实际投入的干预资金出人意料的微乎其微，总共不到40亿美元，其中日本央行可能出了10亿，德国央行大约8亿，美联储仅为6.85亿。以如此之低的成本，取得如此之大的效果，可谓各国央行干预外汇市场以来，最为骄人的战绩。
在这次美元保卫战中，格林斯潘比沃尔克高明的地方体现得淋漓尽致。格林斯潘根本不用加息保美元的笨办法，而是动用了外汇期货这一战略空军力量，在美元空头的后方进行狂轰滥炸，并在外汇、股票、债券几大战场协同作战，取得了低成本高收益的奇佳战果。如果说沃尔克打的是耗资靡费、伤亡惨重的越南战争，那么格林斯潘进行的则是精确打击、非接触作战的海湾战争。从此，强化美元地位的战略战术，不再是靠传统的加息，而是在外汇、期货、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媒体、评级机构、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进行高度协同的“超限战”。2011年5月，就在世界普遍看衰美元，看多黄金之时，美国突然发动了新的一场美元保卫战，再度体现了这一战略的精髓。
但是，格林斯潘的美元保卫战也暴露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还算不算是自由市场经济？央行作为外汇市场的裁判员，本该对多空双方的博弈作壁上观，维持市场秩序，现在居然直接下场，而且是抱着足球直接撞进了一方的球门。
所谓操纵汇率，格林斯潘当获头奖！
【信息革命，何以短命？】
从里根到老布什，整个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负债扩张的基础之上。资产膨胀带来了债务膨胀，而偿还债务的资金最终还是源于实体经济。当实体经济无法再提供足够的现金流，而外国储蓄借入也面临干涸之时，资产泡沫的破裂将凸显出原先被繁荣所掩盖的丑陋负债。经济衰退就成为难以逃避的宿命。
1990年日本股市崩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美国最重要的外国储蓄来源被切断了。德国正忙着国家统一，国内资金被调入东德地区恢复经济，无力再输出更多的储蓄。这对严重依赖外国储蓄的美债帝国，可谓是祸不单行。
美国公司的负债膨胀速度，大幅超过了设备和工厂等有形资产的增长，导致公司净资产从1980年占GNP的94.5％，降到了1988年仅占74.3％，有形资产所能创造的利润，已经无法支撑巨额债务。当资产泡沫破裂后，公司债务本息偿还的压力翻了一倍。公司倒闭和违约的比例较1953～1980年间增加了2.5倍！2000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市场，陷入失去流动性的严冬。商业地产惨不忍睹，普通房地产一片哀鸿，1万亿美元的按揭抵押证券市场险遭灭顶之灾。过度透支的消费者被迫紧缩开支，加速偿还债务。房地产缩水、消费贷款拖延、公司债务违约，导致银行体系险象环生，近1/4的银行已处在弥留之际，它们控制下的75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令美联储夜夜惊魂。更为致命的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达到了令世界瞠目的4000亿美元，占到GNP的6.5％！一个曾经无比强大的工业国，变成了在世界市场上逐步丧失竞争力的“经济病人”；一个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变成了没有外国储蓄输血就难以生活自理的“经济瘫痪”；一个曾经让99％的普通人通过勤奋工作就有富裕生活希望的中产阶级天堂，变成了只有1％靠投机冒险巧取豪夺的金融家才拥有特权的乐园。
这就是美债帝国自80年代转型为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所留下的全部遗产！
格林斯潘面对的正是战后首次出现的债务内爆型经济衰退，这仅是此类危机发展的早期阶段，比起2008年远为深重的债务危机，不知道要简单多少倍！毕竟此时美国的总负债规模只占GDP的180％，远比1929年的300％，和2008年的350％要小得多。
降低负债，使企业和消费者能够重新轻装上阵，是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尽管如此，1990～1991年的衰退，比战后其他衰退来得更复杂，恢复期更漫长。1990年的房地产价格，直到10年后才逐渐恢复。整个经济景气，直到90年代中才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而这次经济繁荣的动力，就是令人充满遐想的信息革命时代。
人类的科技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积累，当分散的各个领域的技术突破逐渐向共同的焦点汇集时，将会突如其来地形成巨大的生产力爆发。信息技术的爆炸同样如此。二战之后半导体的出现，拉开了信息革命的帷幕。1958年集成电路的发明，将计算机推向了信息革命的中心，微处理器、网络、卫星、光纤、激光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在通信领域形成了汇聚效应，并奠定了互联网技术的基础。当1995年第一个图形浏览器“网景”出现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信息革命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这一进程非常类似于战后石油化工对工业化所产生的重大推动，石油与化学工业分别在不同的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当成千上万的技术突破在中东发现廉价石油的汇聚效应之下，立刻引发了石油化工产业的爆发，从根本上突破了工业能源与原材料的瓶颈，带来了欧美日战后经济20年的持续繁荣。
从美国100多年的生产率数据上，可以明显发现这两次重大技术革命对经济产出的巨大影响。1889～2000年的111年间，美国经历了三次生产率高涨的时段：第一次是1917～1927年，生产率增长为3.8％；第二次是1948～1973年，生产率增长为2.8％；第三次是1995～2000年，生产率增长了为2.4％。三次生产力爆发的间隔，大致为20～25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
无论是石油化工，还是信息技术，都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石油化工所创造出的各种新材料，改变了人类所能触摸到的几乎一切物质，而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则提供了人脑所能感知到的近乎无限的体验。两者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突破了原有的供应瓶颈，催生了一系列新的产业，渗透到传统领域的各个角落，创造出社会普遍接受的新的产品和服务，当它们为其他产业提供原料、设备或服务时，将极大地提高这些产业的生产效率，当它们形成新的产业时，又都以超高的速度增长。它们牵动着经济各个层面的神经，它们汇集起众多科技领域的发明，它们对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形成了永久而不可逆转的影响。
不过，石油化工对世界繁荣的持续推动力延续了整整20年，而信息技术为经济增长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似乎只维持了短短的5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者形成了如此巨大的落差呢？
原因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战后经济繁荣的20年中，世界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维持着稳定的汇率制度和货币内在的价值，各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国内储蓄之上，投资和消费相对平衡。无国界的庞大资本所形成的“金融异度空间”规模尚小，投机资本实力未成气候。投资是踏踏实实地促进着发明创造、改进技术、节约原料、降低能耗的努力，经济繁荣建立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的基础之上。这种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中，创造出巨大而真实的社会财富。在相对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下，穷人与富人，统治精英和中产阶级，能够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形成了社会均衡的生产与消费，使得经济繁荣能够长期维持。石油化工业的20年扩张，对工业经济繁荣所产生的持续推动作用，正是得益于此。
1980年之后，美国与英国率先进行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投资推动的健康发展模式，被债务驱动的脆弱增长模式所替代。美元的长期超发，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异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生长出一批贪婪而巨大的金融怪兽，它们具有超级饥饿的逐利胃口，实体经济的正常回报，根本难以满足它们快速自我膨胀的贪欲。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用钱生钱，以巨大的泡沫置换有形的资产，以高倍杠杆豪夺社会财富。它们打破了产业正常的生长周期，它们用“金融激素”催生尚未成熟的技术果实，它们不顾行业协调增长的经济逻辑，它们赚钱的要诀就是一切都要快、再快、更快。
信息技术的不幸，就是在远不成熟的阶段，遭遇到了资本疯狂的过度投资，在信息技术仍在逐步向其他行业渗透，尚未形成可观效益的时候，就在自身产业链中形成了无法产生足够回报的严重过剩。过度投资形成了不可挽回的储蓄浪费，泡沫破裂的贻害覆盖了信息革命的光辉。拔苗助长的恶果，将信息时代的良好前景推后了不止10年。
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之后，美债帝国又祭出了更大的房地产泡沫，一个远比1990～1991年债务泡沫大得多的金融危机，又将信息革命的复苏推向了更遥远的将来。
经济终究要发展，技术革命还将星火燎原。不过，在债务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之下，下一个繁荣也将是短命的昙花一现！
第八章 亢龙有悔，中国模式3.0的升级
【本章导读】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中国工业化走的是苏联的道路，也就是“中国模式1.0”的时代。中国学习苏联计划经济十分认真，但由于底子太差，人的脑子太活，人口素质也达不到严格计划经济的要求，最终没有僵化到无法变通的程度。结果，苏联师傅从僵化变成了僵尸。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突然发现西方如同极乐世界一般，一切思想都是那么新颖，一切产品都是如此先进，一切制度都是合情合理，一切文化都时尚而新潮，他们后悔从前拜错了师傅，所以才落后。现在好了，国门打开了，他们决心以西方为师，特别是以美国模式为最终的“彼岸”，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中国模式2.0”的探索。他们毫不犹豫地扑入了水深浪急的全球化洪流，向着“彼岸”奋力游去。越是接近“彼岸”，越是心情激动，仿佛到了那片新大陆，一切困难都将自动消失。
突然，2008年的金融海啸将“彼岸”给淹没了，美国师傅也掉进水里艰难挣扎。退潮后，“彼岸”上到处是“占领华尔街”的抗议人潮。怎么办？知识精英们犹豫了，一些人坚持继续游向“彼岸”，他们幻想着游到那里时，一切都会恢复从前的完美。更多人的则开始往回游，他们发现“回头是岸”才是更好的选择，他们在艰险的全球化大潮跋涉中，逐渐辨清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航标，他们决心要开启一种全新的探索历程。
当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师傅都趴下后，中国这个勤奋努力的学生：突然发现失去前进方向的失落和焦虑。在过去的170年里，中国当惯了学生，从来没有当先生的思想准备。不过，现实已经把中国推到了世界潮流的最前端，经济萧条中的美国，债务危机下的欧洲，以及亚洲的贸易伙伴，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瞅着中国的钱袋子，指望着中国再度启动经济刺激政策，拯救世界于水火。
这一次，中国的道路选择，将影响世界的经济版图！中国的模式，会引起所有国家的关注，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近代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历史也许会把中国的选择称为：“中国模式3.0”。
【“折腾”中的艰难起步】
被西方称为30年“中国奇迹”的原点，其实是一个严重老化而脆弱不堪的工业化基础。
工业化技术扩散的红利，曾在20世纪50年代使中国快速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但随后的20年却基本在吃老本和政治动荡中停滞不前。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严重失调的痼疾，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巨大落差，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被美国“经济流放”、与苏联交恶之后的中国工业化，丧失了获得廉价快速的技术扩散的渠道。仅靠中国短短30年的自身技术积累，在封闭的环境中，无论中国人有多么聪明和勤奋，也不可能赶上西方200年的工业化沉淀。这种沉淀，不仅仅体现在工业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储备、生产组织、基础设施、设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的整个工业体系，以及与工业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法律规范、科研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健保的社会服务体系，特别重要的还有农业基础。缺乏综合体系的保证，单枪匹马搞工业化，就如同大炼钢铁，不顾协调其他行业一样，不仅后劲不足，而且后患无穷。新兴国家工业化的挫折，往往是只看到了工业本身，而没有看到工业化背后所需要的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在经济“撞上高墙”之后，只得回头再补课。
改革开放之初，制约工业化最大的瓶颈就是农业。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不仅需要提供自身和城市人口所需的粮食，而且在石油化工突破之前，还必须提供轻工业的主要原材料。这两座大山压在农业的身上，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如果积累比例达到25％以上，农业经济将被窒息，工业化也会瘫痪。而从1970年以后的整整10年里，积累率年年超过30％，到1978年再次上马“洋跃进”时，积累率竟然达到了36.5％，接近三年大跃进的水平（39％）！
所谓积累，就是前面讲过的猎人的故事里，为了制造弓箭所投入的“兔子”资源，如果这一比例太高，储蓄不足将迫使猎人只能饿着肚子干活。而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1957年以来，基本上一直处在严重透支的状态下。而且过度投资，也造成了农村因缺乏足够的储蓄来交换工业消费品，严重压抑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市场繁荣。再加上扭曲的价格制度，使得农民的劳动成果无法获得合理的消费品补偿，大大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搞活农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乃是生死攸关的考验！
1979年，为了扭转长期对农业的欠债，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了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粮食提高了30.5％，棉花提高了25％，油脂油料提高了38.7％，同年又对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进行提价。此后6年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几乎年年上涨，农民收入获得了历史性的提高。同时，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正式启动，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农产品的销售自主权。“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政策，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农民的生产热情获得了充分释放，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农民纯收入得到快速提升。迅猛提高的农村消费能力，强烈地刺激着轻工业的繁荣，市场供应日益充足，短缺经济的魔咒被打破了。
1978年开始的“洋跃进”的疯狂势头，在1981年终于受到遏制。重工业的投资被压缩了，经济资源开始向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倾斜，积累比例掉到了30％以下。到1984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逐渐协调过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佳状态。农民代表着中国80％的人口，改革的第一炮，就是让农民直接获得利益，在农业增长的刺激下，轻工业开始获得发展动力，农村与城市同步繁荣，让老百姓真正获得实实在在好处的改革，赢得了民心的真诚拥戴。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重工业“投资饥渴症”的痼疾再现，全民所有制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84年又开始猛增到21.8％，1985年则达到39.3％，集体所有制的投资膨胀更为猛烈。在产销两旺的兴奋中，工业企业的工资奖金开始滥发，银行信贷逐渐失控，1984年第四季度信贷规模同比增加了164％，奖金增长了1倍！由于政策上对农业过去长期亏欠的补偿，使得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积累与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财政赤字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大量的赤字导致了严重的货币超发，1983～1988年，货币发行量增长了2.5～3倍！这直接导致了1988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反通胀，还是放开物价？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在货币严重超发的情况下，放开物价，这就好比对已经被两位数的物价上涨吓成惊弓之鸟的老百姓，吹响了挤提银行存款、疯狂抢购商品的“集结号”！
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是真实生产力的死敌。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社会财富的契约！当人们付出诚实的劳动时，拿到的是货币这一社会公认的财富契约，人们相信未来当他们需要时，可以拿着这张契约去兑换相同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他们相信市场上那些从未谋面的“交易对手”不会违约，货币这一财富的契约，将千千万万的市场参与者，紧紧维系在“互不相识，但彼此信任”的框架之内。稳定的货币，使全社会交易成本下降，促进社会分工，激发财富创造。破坏货币的价值，就是在破坏财富契约的诚信，无异于瓦解整个社会相互信任的基础！货币贬值最终将增加市场的交易成本，打击财富的创造。
通货膨胀，使货币蜕变为欺诈的工具，财富的契约，变成了赖账的凭证。在市场中玩欺诈的手段，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欺诈，诚信之风将荡然无存，投机取巧会大行其道，长远的规划被短期行为取代，谨慎储蓄被无节制的透支所替换。社会普遍的浮躁之风，正是通货膨胀所催生的必然结果。
任何公平与诚实的社会，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都应该是零！无论什么人，无论用什么样的借口来主张通货膨胀，他们都是诚实货币的破坏者，都是货币道德底线的践踏者。
在这一点上，德国中央银行反通胀的“顽固与执拗”，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也堪称各国的楷模。
很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通胀，这是因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在提高，但这决不是合乎逻辑的解释。从前不要钱的东西进入市场，它在产生货币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商品供应，这种匹配的货币化进程，不应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价格。货币超发的现象，主要源于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和金融资产膨胀的货币化。
1988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主要根源是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的根源在于低效率、高浪费和重复建设的老毛病。中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圈，每当追求高速发展时，经济的协调性必会出毛病，最后是欲速则不达。而降低增长欲望时，经济发展反而会更健康更快速。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工业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超出了计划经济制定者的认知极限。经济过热和紧急冷却的不断“折腾”，反复说明了旧体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
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生命会自寻出路”（Life Finds a Way！）。就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陷入沼泽，不得不艰难跋涉之时，在中国经济雷达的屏幕上，一个从来不曾引人注目的新亮点，开始悄然闪烁着日渐耀眼的光芒。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火箭——农村工业化】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爆炸性增长源于两级火箭推动的话，那么农村工业化则承担了一级火箭的重任。
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经济在国家经济资源的倾斜政策中，获得了罕见的资本积累。50年代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靠的是苏联的技术和资本输入，而80年代农村的工业化，则发端于城市工业化的扩散。在农村进行工业化，这是工业革命200年来，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创举。中国的农村既是人口众多、广袤贫穷的土地，又是充满巨大生机和爆发潜力的神奇之地。中国革命正是从农村起步，最终形成了燎原之火，“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一令西方匪夷所思的战略，居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实，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现实，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在农村，中国的命运也就必然与农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古代，没有农民参与的武装反抗，就不可能有王朝的更迭；在近代，没有农民参与的革命，就不会是彻底的革命；在经济建设中，没有大多数农民获得实质利益的发展，都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增长。忽视农村，它将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发展阻力；而重视农村，它将会成为一个无法遏制的动力源泉。中国发展之根在农村，中国力量之源也在农村。这个简单至极的“大道”，也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初始动力。
计划经济由于无法深入、透彻和全面地理解工业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因此其计划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合理，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内在矛盾，又使这些不合理被高倍放大，这使得国营工业在市场中只能占据着“大城市和交通线”，而留出了巨大的市场腹地空缺，造成了所谓的“短缺经济”现象。
当农村获得了微薄的资本积累后，机制灵活和市场嗅觉灵敏的乡镇企业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利用城市工业淘汰的二手设备，国营企业退休但仍富有“余热”的技术人员，瞄准巨大的消费市场空白，迅速开动生产机器，以低廉的价格、品质欠佳的产品快速占领了消费品的部分市场份额。
这些企业大者数百人，小到几个人，固定资产多数不过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在正统的经济统计中，它们不过和个体户的规模相当，堪称市场经济中的“游击队”。它们素质低，装备差，资金弱，人数少，更缺乏银行贷款的“空军支援”，与国营工业的“国军”相比，简直寒酸得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令人眼镜大跌的是，堂堂的“国军”居然打不过“游击队”，数百万乡镇企业以蚂蚁雄兵的态势，在市场的各个领域中逐步蚕食“国军”的销售份额。在市场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酿酒、服装、纺织、化工等行业全面开花，逐渐形成了中国经济板块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力量。
“游击队”取胜的主要法宝在于“战略战术灵活”。在战略上，“游击队”进入的领域都是投资少、见效快、回报率高、有一定资源优势、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的行业。在战术上，“游击队”的经营管理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实用性和高效率，经营者能够根据市场及时作出各种决策。企业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没有人员编制约束和招工指标的限制，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在用工制度方面，一般有合同工、临时工和聘用工，非生产性人员少而精。职工干得好就留，干不好就回家。企业可以选择职工，职工也可以选择企业。在分配制度方面，工资一般都由企业自己确定，多数与生产和效益挂钩，工资水平按贡献大小并随企业盈利状况而浮动，报酬能高能低，职工收入拉开了档次，多劳多得，注重效益，充分调动了职工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游击队”依托着本乡本土的大力支持，土地资源充足，劳动力成本低廉，与当地政府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稳固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
1980～1996年的大约16年中，农村工业化创造了惊人规模的1.3亿个工作机会，占到农业就业的1/3，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一半，实现出口6008亿元，总产值高达1.8万亿元！在1980～1988年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镇企业的贡献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镇企业提供的电风扇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尼绒占52.1％。到1997年，乡镇企业缴纳税金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7.7％，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8％。凡是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也是地方财政收入较好的地方。除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外，乡镇企业也承担起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重任，从资金上支持当地农业的发展。1978年至1997年乡镇企业以工建农、补农累计736.6亿元，农村工业化对农业的反哺作用巨大。
在农村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农民收入中约1/3来源于乡镇企业。在这个阶段中，农民收入几乎每5年翻一番，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最高曾超过50％，一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90年代中，农村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量，农村的富裕和新增购买力，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以家用电器和日用消费品为中心，爆发了一场持续10余年的消费革命。与人们的感觉相反，不是城市繁荣带动了农村，而是上亿农民通过一种独特的模式，加入了工业化的洪流，他们通过更高的生产率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当农村以这笔惊人的新增“储蓄”与城市进行交换时，刺激了城市以更新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更多的生产资料、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快的能源与电力增长来满足这种需求。农村工业化的成功，远远超出了计划经济者的预期。
与此同时，城市的工业化也在发生痛苦而剧烈的嬗变，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日趋深入。经过1989～1991年短暂的调整阶段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再度点燃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激情，这一次，市场经济全面取代了计划经济，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加速了城市工业化的步伐，资本市场的崛起，开始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金融燃料”。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遭遇了暂时的逆风。
此时，农村工业化一级火箭的助推作用也已经逐渐耗尽了燃料。当短缺经济成为过去，当国际竞争开始在中国进行强大的渗透时，农村工业化的弱点日渐暴露，企业在规模、技术、资金、人才、信息、渠道、体制等方面的困难，变得越来越缺少回旋余地。“游击战”的经验已经过去，无边界的资本、技术、信息的“立体战”时代开始来临。
在缺乏新的火箭助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农村工业化的生产率的提高已达极限，农民新增的可用于与城市交换的“储蓄”已开始萎缩，而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尚未突破新的极限。在双方无法实现更大规模的交换时，中国的消费市场开始快速冷却，企业利润出现萎缩。商品交易的疲软，导致了货币供应的疲软。此时，金融交易还远未成为货币供应的主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与经济萧条的浓雾，开始弥漫在中国经济的上空，亚洲经济危机无疑恶化了中国周边的贸易条件，使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