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
英帝国庞大的殖民体系在战争中为英国提供了近乎无限的信用透支权力，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为英军提供各种资源、粮食和原材料，还包括英军在埃及和印度作战的成本，连美军在当地的费用也被算在英国头上，还有印度军队在海外协助英军作战的费用等。他们认购英国国债，并积累了大量英镑储备，这也是英国能够挺住战争消耗而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英国的殖民地体系和其他贸易伙伴向英国提供物资，换回英镑储备，而英国和盟国则消耗美元储备向美国购买军火，其结果是战后英镑在各国储备中的总规模比美元储备高出一倍。从表面上看，英镑比美元储备规模更大，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货币，但这些储备中2/3都集中在英镑区之内，而且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下。
英镑区国家大量积累英镑，并非由于英镑更有价值，而是英国战时冻结了他们将英镑兑换成其他货币的选择。由于美元的存在，使得英镑时刻面临被英镑区国家抛售的巨大威胁。在一战之前，英国的海外资产远远高于它的负债，因此英镑价值的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的英国，净对外负债已高达150亿美元，6倍于它的黄金与外汇储备！如果英镑一旦解除冻结外汇，各国将争先恐后地把英镑储备兑换成美元，英镑会立刻面临灾难式的价值雪崩。
英国本该继续冻结外国的英镑储备，然后用英国本土的出口来逐步偿还这些外债，这样既可以拉动英国的就业，脱离战后衰退的阴影，又可以稳定英镑价值，最重要的就是维系住英镑区的存在，只要有这个经济根据地，日后再度崛起并非不可能。而解除冻结，则英镑区将会纷纷投靠美元，不仅帮助美国扩大出口，强化美元区的势力范围，而且英镑区将从根本上陷入土崩瓦解、万劫不复的境地。
二战刚结束，凯恩斯作为英国经济的核心大脑，代表英国赴美谈判战后贷款问题，却对这一事关英镑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判断失误，中了美国设下的圈套，从而亲手埋葬了英镑200年的霸权。
美国人向凯恩斯提出，美国可以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另外算上加拿大可以提供的12.5亿美元，总共50亿美元。但条件是：英国必须在1947年7月15日之前，解冻外国的英镑储备！
超级自负的凯恩斯，原以为美国和英国既是盟国，又是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兄弟，美国定会慷慨地放宽贷款条件，自己则准备了宏韬大略，准备和美国人大谈未来英美共同主宰世界的美妙设想，却全然没有防备美国提出了这样“相煎何太急”的条件。凯恩斯确实不懂美国的政治权谋，他竟然答应了！
英国《经济学家》在评论凯恩斯的这笔贷款时，尖刻地指出：“这个国家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共产主义者们的理论，即摧毁英国以及英国在世界上所代表的一切，是美国政策有预谋、有意识的目的。但对于目前的证据可以这样解读：如果每次给予援助都附加条件，使英国陷入一种不可逃脱的必然，即不得不再度请求更多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只能以英国进一步自我贬低和自我削弱才能获得。那么，结果显然就是共产主义们者所推测的那样。”[16]
果然，1947年7月15日，英镑的霸权彻底崩溃了[17]。战后，英国本指望依靠英镑区重新崛起，但是，美国人不会给英帝国死灰复燃的机会了。
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难以撼动的强大的英镑霸权，却被美国只用了37.5亿美元贷款的蝇头小利就轻易摧毁了。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美国对英国这个曾经在一个战壕里滚过的同盟国，而且还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为了权力都能如此痛下杀手，其他国家还能够存有任何幻想吗？
【参考文献】
[1] Liaquat Ahamed，Lords of Finance，The Penguin Press，New York，2009. P427．
[2] British Empire，Wikipedia．
[3] 《货币战争》第五章．
[4] Liaquat Ahamed，Lords of Finance，The Penguin Press，New York，2009. P448．
[5] Ron Chernow，The Warburgs，The Twenty Century Odyssey of a Remarkable Jewish Family，Random House，New York，1993. Chapter 27．
[6]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3．
[7] Ron Chernow，The Warburgs，The Twenty Century Odyssey of a Remarkable Jewish Family，Random House，New York，1993. Chapter 27．
[8] Michael Hudson，America's Protectionist Takeoff 1815-1914，The Neglected American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Garland Publishing，Inc.，New York & London，1975．
[9] Ibid．
[10] 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rdern Finance，Grove Press，New York，1990. p462-463．
[11] Armand Hammer，Hammer，G.P. Putnam's Sons，New York，1987，Chapter 16．
[12] Ibid．
[13]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3．
[14] Ibid．
[15] Economist 1945．
[16] Ibid．
[17] Barry Eichengreen，Exorbitant Privileg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40-41．
第三章 货币冷战，拒绝美元就是拒绝和平
【本章导读】
苏联拒绝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冷战的结果，而恰恰是冷战的原因。
罗斯福在二战中，对英镑东山再起的忌惮，远胜于对卢布扩张的担忧。为了在战后为美国创造最有利的国际环境，罗斯福决心打破世界上所有的贸易壁垒，彻底铲除各自割据的货币区域，解放英法控制下的殖民地原材料基地，贯通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供应，吸纳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建立起一个以美国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以美元为货币金融的基础，以统一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罗斯福去世后，美国的冷战鼻祖们推翻了他的大政方针，步步紧逼，迫使斯大林最终拒绝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转而建立起自己的卢布帝国，从而拉开了冷战序幕。
卢布在列宁的新经济时代，建立了金汇兑本位制，号称金卢布。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卢布演变成了“计划本位制”，它不再是一种主动参与商品交易的媒介，而是被动计量计划经济下“物物交换”的周转量。
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赶超西方工业强国的10年计划，恰如中国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技术扩散，以及由农村提供的原始积累，将不可能获得成功。而在当时能够提供西方技术扩散的国家，只有一战中战败的德国。实际上，苏联正是在德国军方的支持和资助下，才得以学习和借鉴了现代先进的工业技术。
战后，苏联携强大的军威和国力，在世界各地与美元进行了激烈的货币流通域大战。直到60年代中，由于苏联自身经济的停滞，卢布才逐渐与美元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美国发现了一种强大的经济武器，这就是石油贸易。美国在80年代中，正是有效地使用了石油这把致命的“美元匕首”，才一刀插进了卢布帝国的心窝。
【斯大林拒绝美元，凯南起草冷战檄文】
〖布雷顿森林体系只不过是“华尔街的分店”。[1]
——苏联代表，1947年联合国大会〗
1946年2月，莫斯科的天气寒冷而干燥，严重的流感四处蔓延。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也染上了风寒，高烧、牙痛、药物副作用，搞得凯南虚弱不堪。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不在，大使馆的大事小情都由凯南临时主持，他不得不强撑着病体，打理各种事务。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处理来自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往来电报。
2月22日，卧病在床的凯南让秘书将华盛顿的来电送到他的卧室，在翻看来电时，有一封由国务院转发财政部的电报引起了他的注意。财政部的官员对苏联迟迟不肯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章程条款似乎感觉越来越焦虑，希望美国大使馆能尽快搞清楚克林姆林宫的真实意图[2]。
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苏联人也派出了代表团，而且当时对新的世界货币体系表示出了很高的热情。在1944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刊物上，苏联人认为：“苏联对这种战后合作感兴趣，这是因为这样的合作让美国得以推动并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进程，使我们能够沿着社会经济获得更大发展的道路上快步前行。与此同时，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也对发展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同样感兴趣，因为苏联能够从这些国家购买并消费大量的剩余制成品。苏联总是严格履行它的义务，这是人所共知的。”发表在1944年《计划经济》的一篇文章，同样说明了苏联的态度，“我们国家正从国外进口货物并出口我们的产品。战后，我们与外国的贸易量将大大增加。因此，苏联认同资本主义货币的稳定和其他国家经济生活的恢复。基金组织（IMF）的短期信贷，以及世界银行的长期信贷的推动作用，将有助于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苏联与其他国家对此同样感兴趣”[3]。
苏联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初始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搞明白罗斯福的美元大战略的精神实质。
在罗斯福看来，布雷顿森林建立的其实是一个美元王朝，虽然仍保留黄金的名义地位，但美元将成为世界货币权力的实际主宰。世界各国未来将采用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储备，而将本国的货币发行建立在美元储备的基础之上。正如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所看透的那样，这一制度从设计上必然导致各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命运，将由华尔街来掌握。罗斯福认为，对这个王朝的主要潜在威胁，并不是来自战后经济破落的苏联，而是那个随时可能僵尸乍起的大英帝国。
自1933年上台以来，罗斯福任内的主要时间都在与经济危机进行殊死搏杀，他最有切肤之痛的感受，就是美国长达12年的经济大萧条和1000多万人的失业噩梦。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摧毁了欧洲经济的同时，美国经济飙升了90％，未来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庞大的就业人口的命运，将系于战后世界贸易的繁荣。为此，他决心打破世界上所有的贸易壁垒，彻底铲除各自割据的货币区域，解放英法控制下的殖民地原材料基地，贯通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供应，吸纳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建立起一个以美国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以美元为货币金融的基础，以统一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
罗斯福坚信，伺机卷土重来的英帝国是美国战略的主要障碍，而经济被战争几乎完全摧毁的苏联，完全不同于英国。苏联没有海外的殖民地体系，工业远不足以和美国竞争，农业更是美国农产品的巨大市场，在对外投资方面，苏联也不构成任何威胁。经过战争磨合，罗斯福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世界级领袖，并没有颠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即时冲动；相反，罗斯福对丘吉尔的狭窄气量和小动作频频的做法并不感冒。为此，美国对苏联进行必要的政治妥协和经济援助，将苏联纳入美国的世界体系，是符合美国终极战略目标的。
美国的银行家们认为，美苏在地球的两端分别占据了辽阔的大陆，在彼此并无竞争的地区控制着庞大的资源，这一现象必须被看做未来历史进程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力量。苏联政府和美国金融家们都对维护有管理的金本位有着持久的兴趣，这是因为美国和苏联都拥有最多的黄金储备，而且又都是潜在的最大黄金生产国。尽管苏联的经济是受国家控制的，但它并不是一个扩张主义论者。与英国相比，苏联绝对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出口和国际投资计划。苏联的巨大内需将导致其资源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要，而不是用于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渗透[4]。
但凯南和美国的多数政治家远没有罗斯福的战略眼光和气魄。罗斯福在1945年4月战争胜利的前夕病逝，打断了美国既定的战略规划。一直生活在伟大总统阴影里的副总统杜鲁门，终于“被扶正”，他敏感而偏执，尤其忌讳别人将他的政策与罗斯福相比较，他异常强烈地想展示自己的果断与自信。杜鲁门不仅换掉了所有让他感到罗斯福存在的白宫内饰，而且连带着换掉了坚持罗斯福战略的官员。
凯南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欧洲的盟军最高决策圈里，美国人对英国人始终怀有深刻的防范，对苏联人反而更友好；为什么反对苏联的最激进的巴顿将军，会屡屡受到美国军方高层的排挤。
更让凯南愤愤不平的是，美国对于苏联的援助，远远好过对英国的。就在战争尚未结束的8月13日，美国军方没等总统下令，就停止了向英国运送军需品；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在没有事先征询英国的情况下，就单方面终止了《租借法案》对英国的援助，并开始进行清算，留在英国的物资折算为5.32亿美元的债务，仍在途中的物资又让英国人多欠了1.18亿，英国马上需要偿还的美国租借债务比英国的外汇储备还要多，逼得英国立刻陷入了严酷的经济困境。而美国对苏联则是非常宽容，一直到战争早已结束的10月底，美国仍向苏联提供了高达2.5亿美元的援助。
最让凯南看不惯的就是美国财政部的亲苏政策。1943年6月，美国财政部就向苏联提出，在未来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给予苏联7.63亿美元的份额，后来谈到了12亿美元。美国开始的份额是25亿，英国大约是一半，苏联和中国排第三和第四。财政部长摩根索向罗斯福提议，给苏联战后的援助贷款高达60亿美元，偿还期为30年，利息仅为2.5％，这比英国凯恩斯谈下来的丧权辱国的37.5亿美元援英贷款，好得实在是太多了。后来，摩根索的手下，布雷顿森林方案的美国主谈代表怀特，在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偿还期为35年，利息降到2％。
正因为想不通美国政府的亲苏倾向，凯南曾屡次三番上书，痛陈不能寄希望于苏联，断定苏联的本质必然是扩张性的。但是，在罗斯福当政的时期，凯南的意见就是短视和肤浅的代名词，当然不会受到重视。
不过，杜鲁门时代国际战略思想的转变，为凯南带来了发迹的历史性机遇。
在1945年2月，由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巨头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中，斯大林提出东欧地区应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丘吉尔事前已跑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做了一笔交易，即英国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则认可英国在希腊的特权，因为地中海是英帝国的海上生命线，而东欧则是苏联的安全缓冲区。当罗斯福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英国这么干，显然是为了维持英帝国的庞大体系，而苏联将东欧置于保护之下，将会形成另外一股割据势力。如此一来，罗斯福摧毁货币割据，建立世界统一大市场的理想，岂不是要毁于一旦？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波兰的问题上，英美当然希望波兰由亲西方的政府当权，但苏联解放并占据着波兰，斯大林要求波兰政府必须听命于苏联。双方最后的妥协就是，斯大林承诺在波兰政府中，安插一些亲西方的官员，代表西方的声音。罗斯福虽然觉得不满意，但勉强可以接受，毕竟理想与现实还是有区别的。只要苏联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就是最终的赢家，为此，作一些局部妥协还是有必要的。
麻烦在于罗斯福死后，杜鲁门想翻案。没了罗斯福的威望震慑，反对美国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的声音开始出现，杜鲁门绝对不想变成第二个张伯伦，他决定必须要对苏联强硬。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开始放风，将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和波兰与东欧问题扯在了一起。斯大林开始警惕起来，这不是出尔反尔吗？难道罗斯福一死，美国的政策要变？斯大林拒绝了杜鲁门，并指出美国的要求与雅尔塔决议的精神相矛盾。当然，斯大林并不想把问题搞僵，最后建议将波兰亲西方的官员名额再增加了几个。杜鲁门不情愿地答应了。
但是，随后苏美在土耳其、伊朗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的争执，让斯大林对美国的最终意图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苏联原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诸多疑惑，现在重新开始发酵。“在对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讨论中，苏联人表示出了对怀特计划的忧虑，这个计划据称提出了在近期废除对贸易、货币的所有限制。在他们看来非常明显的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战后，这样一条道路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不可能采用的。因为如果不采用国家调节措施的话，它们的经济独立就会遭受严重的威胁。”苏联代表明确表示：“他们之所以参加这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并不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对于美国和英国的出口更加安全。”斯大林终于看到，美国在为推行自由贸易而施加的压力，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东欧甚至苏联的经济控制权抓在美国的手中。苏联并没有拒绝加入IMF，“只是想告诉美国官员，莫斯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协定的条款”。
苏联正在等待和观望美国的态度。
2月22日，美国财政部发给凯南的电报，正是希望了解苏联拖延加入IMF的真实动机[5]。而凯南则利用这个机会，奋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下长达8000字的电报，将他多年来对苏联的个人消极判断，升华到“汉贼不两立”的理论高度，为杜鲁门拒绝做“张伯伦第二”的急迫政治姿态提供了思想弹药，在华盛顿突变的政治气氛中赢得了一片叫好声。凯南也从此一炮走红，被后人称为“冷战鼻祖”。
苏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非但没看到美国的援助贷款，却等来了丘吉尔的“铁幕演讲”。失望之余，苏联声明拒绝加入IMF和世界银行，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分道扬镳。
美国试图用货币和贸易的手段，将苏联纳入美元帝国的梦想终于破灭了。一场延绵40余年，耗资8万亿美元，数十万生命遭断送，数百万家庭被分裂的冷战，拉开了序幕。
从此，苏联选择了与美元王朝分庭抗礼，着手建立起了自己的卢布帝国。
【金卢布与新经济政策】
沙俄的金融史，就是一部卢布长期贬值，通货膨胀反复肆虐的历史。
从17世纪直到19世纪末，卢布从铜币变成银币，从银币改为纸币，再从纸币最后确定为金币。每一次货币改革都是为了应付上一次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1897年沙俄金本位的建立，使金卢布成为世界最坚挺的5大货币之一，并成功地挺过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和1905～1906年俄国革命的两次冲击。一战的爆发迫使沙俄放弃了金本位，沙俄在一战中总共烧了670亿卢布，其中25％通过税收筹集，29％由长期贷款支持，英国对沙俄的贷款占了重要份额，但十月革命之后，英国的贷款被苏俄政府拒绝偿还，这也是英国后来欠美国战争债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国债融资了23％，剩下的部分就只有求助印钞票了。从1914年到1917年，沙俄货币流通量增加了15倍，物价也上涨了15倍！
从1914年沙俄参加一战开始直到1921年，俄国持续卷入了长达7年的战争，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西方14国与国内叛军联手，武装进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占领了苏俄的大片领土，致使苏俄国内最重要的粮食和燃料来源被切断。苏维埃境内工厂停工，人民挨饿，物资匮乏，新生政权岌岌可危。为了取得战争胜利，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维持着450万红军的庞大规模。要支持耗资巨大的战争，苏维埃政权一方面开始发行自己的苏维埃卢布，一方面必须借助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措施：这包括所有农村的粮食，除留下口粮外，其余必须上交国家来支援战争；城市居民的食品、日用品、消费品，全部由国家配额供应；有能力的公民必须参加义务劳动；对工商业进行全部国有化等措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工农业的几乎所有产品，全部实施了配额发放。
3年国内战争打下来，严重超发的苏维埃卢布已经彻底失去了信用。从1913年到1921年，俄国的物价总共上涨了4.9万倍！在最严重的时期，苏维埃卢布曾到了每小时贬值5％的骇人听闻的程度。
1921年，当苏俄终于取得了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面对的却是国内经济严重萧条，商品奇缺，饥荒遍地，卢布接近崩溃的危机边缘。美国人哈默用第一手的资料见证了这一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一年，年仅23岁的哈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他一路上看到的苏联满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铁路运输几乎瘫痪，公共交通拥挤肮脏；人们穿着褴褛，饥肠辘辘；商店空空荡荡，街头稀稀落落。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原本充满了对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和激情，自告奋勇前来帮助当地人民治疗流行的斑疹伤寒，可是现实就像一盆冰水，兜头浇醒了他的梦想。
哈默到莫斯科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大量美元，他本以为应该不愁吃喝，但在莫斯科却发现他的美元完全没有用武之地。由于1920年政府下令关闭了国家银行，所有银行业务通通转到了财政部，正规的金融体系不复存在了。哈默想买些东西，可他不能支付美元，于是他被带到财政部去换代用券。哈默拿到的是一张价值10美元的大纸，上面印着若干小额的代用券，需要买东西时，就撕下一张支付。哈默在莫斯科街头转了半天，除了纽扣、鞋带和小贩们叫卖的苹果外，根本买不到什么东西。又累又饿的哈默回到了旅馆，等待他的是成群的老鼠和小虫子，还有就是油腻肮脏的床和被子。旅馆不提供饭菜，他只得去领取食品供应卡。拿着这些食品卡可以到国营供应点去领取点面包、肉和蔬菜，前提是如果有货的话。当哈默来到食品点，结果发现上百人在排队，所谓的食品，只有看似是泥土和锯末混合做成的黑面包和几个发了霉的土豆。
这就是首都莫斯科的当时的生活状况！
当哈默来到乌拉尔地区的时候，简直被惊呆了。严重的旱灾使当地的粮食几乎绝收，成千上万的农民蜂拥到铁路沿线，他们见火车就上，连车顶都挤满了人。孩子们饿成了皮包骨，由于吃了无法消化的草和树叶，肚子胀得鼓鼓的。在叶卡捷琳堡车站，被病饿夺去生命的尸体在候车室里堆积成山。他们被运到附近的公墓进行掩埋，尸体身上的衣服被扒了下来，因为浪费了太可惜。野狗和乌鸦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都吃得肥肥胖胖。让哈默非常困惑的是，乌拉尔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他亲眼看到仓库里堆放着大量的贵重原材料，如白金、宝石和皮毛，还有大量优质的石棉矿，守着巨大宝藏的地区，为何被饥荒逼得走投无路。哈默骨子里的商业基因立刻迸发出财富的火花，他向当地政府建议，由他的公司在美国购买价值100万美元的粮食，运到当地救灾，作为回报，当地将原材料特产作为交换，由他运回美国销售，当地苏维埃政府立刻答应下来。
当哈默回到莫斯科筹措“粮食换原材料”的交易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已经开始启动了。商人允许从事自由贸易，农民可以在交完税之后出售余粮，小企业重新还给私营业主，外国人被鼓励进行投资。后来，哈默的粮食交易拯救了大批灾民的事迹传到了列宁的耳朵里，作为一个典型样板，列宁接见并鼓励哈默作为第一个美国商人，拿下乌拉尔石棉矿的开采权[6]。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莫斯科的市场上就像变戏法一样，各种商品纷纷摆上了货架，除了种类繁多的食品和美味之外，上等的法国葡萄酒，纯正的哈瓦那雪茄，质量上乘的英国毛料，价格不菲的法国香水，在鳞次栉比的柜台里争奇斗艳。
要推行新经济政策，促进贸易大发展，稳定的货币是基本的前提。人民已经失去信心的苏维埃卢布，显然无法承载新经济政策的重托。苏俄决心进行货币制度的重大改革。1921年10月，俄罗斯苏维埃国家银行重新组建，1923年更名为苏联国家银行，重新搭起了中央银行的架子。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稳定货币，就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富实力，而当时无论是工农业生产能力，还是国内储蓄、外汇和黄金，都不可能重建人民对货币稳定的信心。
正在这一危难时刻，本来穷得叮当响的苏维埃政权，却突然发了一笔横财。
原来俄国十月革命后，盘踞在西伯利亚的沙皇军队，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率领下向莫斯科进军，旋风般地攻占了沙皇政府中央银行国库所在地喀山，夺取了价值8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随后在进兵莫斯科时兵败如山倒，最后裹挟着这批黄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逃窜。时值冬季，西伯利亚的严寒彻底摧毁了这支败军的士气，刚跑到伊尔库茨克就哗变了。在败军中，还有大量的中欧国家的雇佣兵，他们为了活命和安全回国，愿意跟苏维埃政府达成协议，将高尔察克和那批黄金交给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则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让他们从海参崴坐船回欧洲[7]。
最后，苏维埃拿到了大约价值5000万英镑的黄金。当时1英镑约合10两白银，这可是一笔相当于5亿两白银的巨款！当年日本人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勒索了2.3亿两白银，在英国部分换成黄金后，就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体系。这笔巨额黄金储备，为苏维埃政府成功地稳定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英美法德等国在热那亚召开的经济会议上，苏俄也派出了代表团。英国推行的金汇兑本位制，将外汇和黄金一起作为货币储备来发行各国货币的思想，显然影响了俄国人的思路。1922年10月11日，人民委员会授权国家银行，以不少于25％的黄金和外汇为货币储备，发行名为“切尔文”的银行券。尽管苏联严重缺乏外汇，但这并不妨碍金汇兑本位制的建立。每一个切尔文的含金量为7.74234克，相当于沙俄时代的10个金卢布[8]。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以前发行的已严重贬值的旧卢布也同时流通，政府定期公布切尔文与纸卢布的比价。
人们常说“劣币驱逐良币”，但这个结论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如果当人民别无选择时，才会出现劣币盛行的局面。所谓别无选择，就是政府强制人民无法选择，而当政权控制力衰退而无力执法时，则必然出现市场只愿接受良币而拒收劣币的情况。例如，当国民党在1949年下半年大溃败的时刻，南方各省民众拒绝接受国民政府的金圆券，而自动开始流通袁大头。当政府决心维护人民的利益，主动推出稳定的良币，那么劣币就会消失得更快。
1923年初，切尔文在整个苏俄的货币流通总量中仅占3％，到1924年2月已逐渐增加到83.6％。随着切尔文作为法定通货的地位日渐稳固，苏维埃政府下令停止旧卢布的流通，财政部发行国债回收旧币。1924年苏联发行了新卢布，货币改革完成，切尔文为计账货币，新卢布为流通货币，1切尔文等于10个新卢布。
苏联新的金卢布诞生了！
稳定的金卢布，很快就剿灭了横行肆虐的恶性通货膨胀，大大加速了商品贸易的发展，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苏联的发展模式之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挽救了1921年的政权信心危机，避免了工农联盟的崩溃，受到了广大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商人和外国投资人的普遍支持，生产和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苏维埃政权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得到了巩固。农业耕种面积从1921年时的1.48亿英亩增加到1927年的2.22英亩，粮食产量翻了一番，煤产量也翻了一倍多，纺织产品增长4倍。1927年苏联的经济终于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
不过，在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却引发了一场根本性的争论，最后演变成激烈的权力斗争。
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从本质上看，都是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边界条件下，求取经济最大产出和合理分配的艺术。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外部环境下，经济产出和分配又必须体现不同的优先和侧重。经济政策的选择，主要体现了国家和政府的意志，无论是英国的霸权建立、美国的工业崛起，还是德国的经济赶超，都明显地突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力。其实，世界从来不曾有过绝对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那种以独立个体自发形成的经济环境在现实世界中并不真正存在，所谓的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国家市场经济。
苏联当时面临的发展模式选择就是，继续发展市场经济，还是走向计划经济。
直到1926年，苏联人口的82％仍然是农业人口，劳动力中从事工业的比例仅为7％～8％，这让以工人阶级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布尔什维克，情何以堪！以美国和英国人的眼光看，苏联只是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如巴西和阿根廷，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差距为50～100年[9]。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纲领不容于整个世界的统治阶层。继1918年以来，外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就是家常便饭，苏联想正常发展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
怎样在非正常状态下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从而有效地保证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呢？苏联形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应该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是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方略。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兼顾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反对将农业当做“国内的殖民地”，以牺牲农民利益来获得工业高速发展所必需的原始积累。
另一派认为：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围困，要在一国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军事工业所需要的基础。他们从过去西方进行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的教训中得出，未来的战争将不可避免，而当时的重工业几乎没有在新经济政策中获得明显的进展，如果不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强大的重工业。因此，必须放弃新经济政策，采用以五年计划为核心的高速工业化的模式。
从后来的历史事实来看，如果没有工业化的加速进行，苏联必然无法抵挡纳粹德国的强大攻击，结果只能是苏维埃政权垮台，苏联成为德国的占领区。以苏联的资源为后盾，德国的战争实力将进一步强化。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乃至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恐怕都将面目全非。也许英国政府将流亡海外，美国不得不据守南北美洲，中国会长期被日本占领。
最后，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战略成为了苏联的发展模式。他提出，苏联要在10年内赶超西方工业强国。从微观的角度看，苏联工业的发展效率比较低下，但从宏观的视野来观察，苏联工业化可谓突飞猛进。三个五年计划下来，苏联已建立起了飞机、汽车、拖拉机、钢铁、化学和国防工业的强大工业体系，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需要强调的是，苏联工业崛起的时间之短，规模之大，是世界经济史上没有先例的，而且这是在完全依靠本国资源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外部环境中，所实现的惊人飞跃。还在战争爆发前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年产飞机就高达4000架，战争期间则达到惊人的年产3万架的规模。连德国工业的强大制造能力也渐渐抵挡不住不断增长的苏联工业实力，在军事生产能力方面，苏联已接近美国的实力。
但是，苏联的工业化成就是何等的惊人，其潜在的隐患也就同样之可怕。
任何经济发展的投资都必须由储蓄来提供，苏联工业化之前既没有足够的国内储蓄，也没有可借用的外国储蓄，唯一能够提供资本积累的就是占国家经济主要部分的农业。高速工业化向农民索取了劳动力和食物，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却导致轻工业无法向农民提供消费产品来交换他们的粮食。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和城市，使得农民必须提供更多的粮食，而自己能保留的部分却更小。同时，还要养活日益庞大的红军，农民的境况日益恶化。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土地的农民可以拒绝这样的不平等交换，而要求合理的价格，情况也正是这样发生的。1923～1927年，工业产品的价格大大高过农产品价格，导致农民不愿向国家卖粮。1927年，农民卖出的粮食只占收获总量的13％，而在1913年，这一比例是26％。这样，农民保持了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工业化的积累却断了来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认定传统的农业模式不足以支持工业化的积累需求，必须搞强制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土地、生产工具和牲畜公有化，迫使农民生产并忍受更低的生活水平。结果是农民宁愿杀掉牲畜，也不愿无偿地交给集体农庄。从1928～1933年的集体农庄推行期，苏联的耕牛从3070万头，下降到1960万头，羊从1.46亿只剧减到5000万只，马从3350万匹降到1660万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10]。从此之后，一直到苏联解体，农业成了苏联的心腹大患，在如此辽阔的领土上，苏联的粮食却经常养不活自己的人口。一个沙俄时代的粮食主要出口国，在苏联的中后期却日益变成了一个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后，苏联粮食进口的规模已严重威胁到苏联政治经济的稳定。最终，粮食危机成为商品短缺、特权丛生、民众不满、贸易失衡和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
【德国给力，苏联工业化加速】
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除了巨大的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复杂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组织管理、综合的配套设备、各类专业的人才，工业革命对世界各国的渗透速度、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这些国家在20世纪的命运。
仅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而且是被西方国家进行严密经济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在7年国际国内战争的严重摧残之后，经济刚刚才有了些起色，工业基础仅有沙俄时代残留的一些几乎废弃的工业设备和早已落伍的技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10年之内，居然要赶上西方发达的工业国，斯大林是不是疯了？
20年代初，当哈默在苏联开始石棉矿承包冒险时，他不能想象俄国的工业技术和设备落后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一生当中还从来没有见过用这样陈旧的办法来采矿的。工人们用笨拙的手钻开凿矿石，通常大约需要三天才能钻出一个足以安放炸药的洞来。炸碎的矿石是装在筐里用人背上高处台阶的，在那里工人们坐成一排一排的，用小锤将石头敲碎。矿石经过清洗后，就由农民用小车把它们运到10里外的火车站。”原始的手工开矿代表了当时苏联普遍的工业水平，这与现代工业相距何止千里之遥！哈默首先进行的就是设备更新，他带来了发电机，从美国引进了气动钻，用捣碎机取代了小榔头，机械化的操作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新闻。他用电锯取代传统的木锯，几分钟就完成了从前一整天才能完成的伐树锯板的工作，方圆50里的俄国人都来看热闹，他们拖来自家的木头，就想亲眼看看“餐刀切奶油”般的电锯究竟藏着什么古怪。
技术扩散首先是设备引进，其次是人才培养。哈默引进了福特公司生产的拖拉机，他找来福特公司的工程师对俄国人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使用拖拉机来抽水、锯木、驱动发电机和耕地。当他们的50台拖拉机浩浩荡荡地从港口开向市中心时，引发了极大的恐慌，俄国人以为是美国和英国的坦克开始入侵了。后来，当得知是耕地用的拖拉机后，成千上万的农民沿途围观这些从美国运来的新奇玩意儿。
难怪列宁说，俄国的工业比西方落后50～100年。
1927年的苏联经济，大致相当于中国1953年的水平。中国50年代由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工业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对于一个农业国而言，工业的技术和设备，以及它们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是神奇而不可思议的，学习和使用这些技术设备就已经需要消化吸收相当长的时间，更不用说去生产制造这些复杂的工业设备。这不仅需要深厚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大规模生产的实践经验，以及组织管理生产的能力。如果没有当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24亿美元贷款，和苏联援华派出的18000多名专家，带着全部工厂的所有机器设备的图纸，历时13年手把手地传授中国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们，中国能在10年时间里就奠定钢铁冶金、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机械加工、汽车造船、电子工业、飞机制造等重工业的基础吗？苏联这种工业技术扩散式的援助，其意义在于帮助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工业造血功能，这远比24亿美元甚至100亿美元的现金援助意义重大得多！
同样的道理，以苏联20年代中期的基础来看，斯大林的10年内赶超西方工业国家的目标，如果没有外国技术的大规模扩散，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么是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呢？
答案就是一战后，无时无刻不在准备推翻《凡尔赛条约》的不公平待遇，一雪前耻的德国。
早在20年代初，德国军方就对《凡尔赛条约》对德军的种种限定视为奇耻大辱，德国不能发展空军、海军，不能拥有坦克、大口径火炮和反坦克炮等重型装备，陆军被限制在10万人的规模。德意志民族与生俱来的傲慢在战败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的煎熬下，必然形成强烈地反叛意志。而德国军方和军火工业巨头们，正是这种反叛意志的直接体现。但是他们明白，英法的实力在当时占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明着对抗显然行不通，但暗地里，德国一刻也没有停止尝试“曲线救国”的办法。这时，苏联就成了最好的伙伴。
1922年在热那亚经济会议上，英国主导的国际联盟正在努力向世界各国央行推销诺曼发明的金汇兑本位制，德国和苏联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参加了热那亚会议。不过，战败的德国只有听从发落的份儿，而苏联更是不入流的异类，这两个国际社会的“孤儿”在会议上插不上嘴，倍感“同是天涯沦落人”，惺惺相惜。苏德在此次会议中，签订了苏德《拉帕罗条约》（Treaty of Rapallo），相互取消彼此的战争赔偿要求，全面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建立紧密的贸易同盟[11]。英法为之震惊。
德国很快就成为苏联最大的贸易伙伴。
德国备受英法的压制，又面对波兰强烈的敌意，与苏联交好不仅在贸易上可互蒙其利，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也有削弱波兰、减轻英法压力的重要作用。
被后人称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塞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就是坚持与苏联建立军事与工业合作的始作俑者。塞克特在一战后，事实上成为了德国军队的灵魂，尽管德军的参谋本部被英法强令废除，但塞克特以兵务局的名义，将参谋本部这一德军超强战斗力的精髓保留了下来。在国防军10万人数的限制下，他的应对之道是将每一名士兵都变成未来军队的种子，每一名军官都具备未来将军和元帅的能力，一旦开动战争机器，这10万人立刻就能培训和组建百万大军。二战中的许多名将，如隆美尔、伯克、龙德斯泰特等元帅都出自塞克特的帐下。后来，他还曾到中国，成为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提出了影响蒋介石一生的三大建军思想：军队为统治权力的基础，军队的威力在于素质的优良，军队的作战潜能源自军官团的培养。
事实上，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塞克特的10万精锐的国防军，确实是政权能否巩固的决定性因素。就连希特勒上台后想稳固纳粹的权力，都不得不与国防军合作，甚至剿灭自己一手扶植的冲锋队。正是因为希特勒不信任也无法最终控制国防军，才组建了纳粹自己的党卫军来制衡国防军的势力。
塞克特是这样判断苏德《拉帕罗条约》的，“尽管（与苏联的贸易）对德国很有好处，但它（条约）的经济价值并非主要方面，政治意义才是关键所在。苏德关系的进展，是和平迄今为止，德国所取得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权力增长。这种关系的进展，在一般情况下从经济合作开始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苏德）合作的力量在于，这种经济互动将为未来的政治和军事的合作铺平道路。”[12]
1921年初，塞克特在国防军中组建了代号为“R小组”的部门，由亲信冯·施莱歇尔（1932任德国总理，并成为希特勒和纳粹的领路人）负责，专门与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主席格拉辛对接，建立德国对苏联军事工业的秘密援助。1921年9月，苏德双方代表在施莱歇尔的公寓中开始了秘密会谈，双方就德国对苏联军事工业进行金融和技术的援助达成了实施细节的一致。当然，苏联方面也必须回报德国国防军，这就是允许德国军方在苏联境内建立军事工业所需的兵工厂和训练基地。
随后，施莱歇尔代表德国军方成立了若干家壳公司（其中最有名的就是GEFU），这些公司负责德国军方向苏联军事工业提供的第一笔7500万马克的资金援助。1922年3月，第一批德国军工专家来到苏联。一个月之后，德国容克飞机公司在莫斯科郊区的菲力地区，开始建设现代飞机制造厂；克虏伯军火公司在苏联南部动工兴建重型火炮生产企业。随后，德国军方的飞行训练学校、坦克测试学院、化学武器生产厂、潜艇建设基地，陆续在苏联境内开始兴建[13]。
大批德国军工技术专家被派往苏联，手把手地帮助苏联工程师们建立起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化学制品等一系列制造工厂。这些工厂的建成投产，一方面使苏联获得了极端宝贵的先进工业技术的扩散，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工业的工程师，同时学到了德国工业精细化的生产管理技能，大大缩短了苏联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另一方面，这些工厂使德国得以在实践中测试各种新的技术和发明，生产《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各种重型装备和军用飞机，维持德国军事技术的世界领先水准不至落伍。德国在苏联的掩护下，在长达5年的军事工业合作中，逃避了英法巡视员对德国军事工业是否符合《凡尔赛条约》要求的检查。
在1922～1927年历时5年多苏德军事工业合作的蜜月期里，也正是苏联国内争论工业化道路的关键时期。正是在德国军事工业的帮助下，苏联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设备、经验和人才。当苏联在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只需将这些宝贵的工业技术扩散加以几十倍地放大，工业化的车轮就会隆隆地滚动起来。
【卢布帝国的扩张】
〖莫斯科对参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和削减其控制之下地区的贸易壁垒的拒绝，不是冷战的结果，而是其原因。[14]
——加迪斯〗
战后，美国将苏联与东欧纳入美元帝国版图的梦想破灭了。敬酒不吃吃罚酒，美国决定将苏联和东欧地区判处“经济流放”和政治军事遏制的“无期徒刑”。当1947年美国开始对欧洲实施“美元化战略”的时候，苏联与东欧被变相拒绝了。
“马歇尔计划”本质上就是通过该计划替代德国的战争赔偿，在实现以美国金融势力集团主宰欧洲重建的同时，严重打击苏联经济的重建进程。《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可以用德国的机器设备、工业企业、汽车、轮船、原材料等形式来支付，而当时苏联受到的战争损失极其严重，几乎丧失了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因此德国的战争赔偿将成为苏联经济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就是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代之以美国向欧洲提供金融援助。虽然表面上该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开放，但“马歇尔计划”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等条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从而“被迫”将苏联和东欧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苏联则通过在德国大规模拆卸重工业设备，席卷一切值钱的东西，“抢回了”大约6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人没有忘记工业技术扩散中最具创造力的财富——人才，虽然美国人抢先下手弄走了德国最优秀的120名火箭专家，但苏联仍然成功地截留住了剩下的3500名工程师和优秀技术工人，这些人正是苏联引以为豪的导弹事业的核心骨干。
在没有美元的援助下，苏联依靠自身的努力经过短短的5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复苏，1950年的工业产值就超过了战前水平。随着经济实力的康复，面对美国的“经济流放”政策，苏联开始了“挖墙脚”的反击战。从50年代初，苏联对一系列美元帝国版图中最薄弱的地区展开了经济攻势。
对于美元帝国而言，苏联每次向另一个地区或国家扩张其经济势力，美国就会失去另外一个正常的市场。
新中国的建立，使得美国丧失了太平洋西岸最大的一块美元占领区。50年代初，苏联大规模对华援助，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将会大大加速，从而形成了对美元帝国的潜在威胁。
同时，苏联在中东的英镑区也开始发动颠覆性的进攻。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使英法在埃及的势力受到美国的严重削弱，美国对英法一切旨在恢复帝国殖民体系的企图，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严厉的制裁。但在打击英法之后，美元还没来得及进入，卢布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了进来。到1958年，苏联已经在埃及、叙利亚和也门打入了卢布的楔子。
对于埃及而言，卢布援助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埃及制订了自己的五年计划，涵盖了整个现代经济的各个领域，只要埃及需要，苏联就会提供帮助。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联不是搞慈善。既然美国通过布雷顿体系，建立起美元帝国，为了打破美元区的封锁，苏联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卢布帝国。经济援助的核心，就是扩张卢布的势力范围，蚕食美元区的势力。因此，苏联对埃及提供的是卢布长期贷款，价值1.78亿美元，时限长达12年，利息仅为2.5％，比西方商业贷款低一半[15]。为了占领北非的卢布桥头堡，苏联可谓不惜代价。在埃及的沙漠中，苏联现代化的石油钻井已经开始生产，未来为埃及兴建的石油精炼厂的计划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从经济上将埃及纳入卢布区，苏联还为埃及的主要出口创汇拳头产品棉花，敞开了国内市场的大门，而此时埃及的棉花出口正被西方拒之门外，这对埃及可谓是雪中送炭。不仅如此，苏联还送来了埃及正急缺的粮食和燃油。埃及人觉得并不吃亏，它得到了宝贵的技术扩散，苏联的出口市场，急缺的重要物资，同时赢得了苏联的政治军事保护。
苏联对埃及棉花的进口价大大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使得西方市场对于埃及变得失去了诱惑力。在大量囤积棉花之后，苏联拥有着抛售棉花扰乱西方市场、骚扰美元帝国正常经济秩序的能量。美国扛着维持世界市场秩序的负担，而苏联的市场游击战，搞得美国无比抓狂。高价收购的棉花，再由高价出售的工业设备利润加以弥补，苏联的经济小算盘打得并不亚于美国。
在叙利亚，苏联的工程师们开始忙着测量整个国家，为未来援建的飞机制造厂选址。苏联的石油专家们已经在为东北沙漠地区的石油开采作最后准备。更令中东人开心的是，苏联准备在该地区安装核反应堆，为将来的核电厂提供大笔卢布贷款[16]。
不仅苏联在行动，而且东欧国家也在紧跟苏联的卢布扩张战略。捷克为埃及建设了非洲最大的军火生产体系，在开罗近郊铺开了非洲最大的陶瓷生产企业的工地。在也门，苏联的工程师们正在建设红海最大的现代化港口，这是也门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公共工程。在苏联的协调下，中国也没闲着，帮助修建了贯穿也门萨那至荷台达的公路。
在约旦，则爆发了卢布与美元的直接对抗。自英镑的势力于1957年撤出之后，美元则了留下来。但是美国对这么小的约旦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始终举棋不定。而对于苏联而言，苍蝇肉也是肉，只要能撬开美元区在中东的任何一块领地，就意味着卢布能够多一个滩头阵地，未来总有机会将这些分散的卢布根据地连成一大片卢布区。约旦自己有个雄伟的工业化梦想，而圆这个梦的钥匙就是一个连通全国的交通大动脉。就在美国犹豫之际，南斯拉夫和波兰带着卢布杀了进来，约旦在苦等漫长的美国审批援助贷款的流程中，最终耗尽了耐心。卢布区再下一城。
亚洲在美元与卢布的争霸中，地位举足轻重。亚洲不仅地域辽阔，人口多达世界的四分之一，而且还有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欧洲殖民地体系，其资源种类丰富，原材料富甲天下，既是美国防范英镑区死灰复燃的战略重点地区，又是抗拒苏联卢布经济渗透的前沿阵地。美国从战后重建开始，对亚洲地区可谓不惜血本，已大举砸进10亿美元的援助巨款。美国不仅提供经济援助，而且向亚洲国家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紧紧绑在美元区之内。到20世纪50年代中，亚洲成了名副其实的美元占领区。难怪国民党撤离大陆后，美国发出“谁丢掉了中国”的惊呼，其实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谁丢掉了美元帝国的中国版图”。
当苏联人缓过战争恢复阶段的经济困难之后，50年代中开始在亚洲地区大举发动卢布攻势。仅仅在1955～1958年的三年中，苏联就向7个亚洲中立国大举投入6.5亿美元的卢布援助[17]，这还不包括向中国156个重点工程投入的3亿美元，其三年投入的经济资源已接近美国十年总投入的3/4。从中国到北朝鲜，从东南亚到阿富汗，到处都是苏联专家和工程师们的身影。
中立的印度，成为美元与卢布在亚洲争雄的主战场。尽管苏联投入的资金规模不及美国的一半，但苏联成功的卢布影响力运作却大大抵消了美元的实力。在印度最大的比莱钢铁公司，计划完工后的钢产量将达到100万吨，占印度全国钢产量的1/5，雇员人数高达5万人，这也是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扛鼎之作。美国人出钱最多，但给印度人的印象却是苏联人是这项工程的主要功臣。原因在于，大批苏联工程师进驻工地现场，他们不像美国专家那样对艰苦的生活条件牢骚满腹，工资待遇只有美国人的一半，但他们却热情耐心地帮助印度同行们尽快掌握和消化技术难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工程师并不是根据合同要求，仅仅提供咨询建议，而是直接上手与印度人一起干具体的工程细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在突破美元围困的攻势中，调动了最大的潜力和主动精神。
卢布并不仅限在欧亚非发动了对美元的“反围剿”作战，而且还将“黑手”直接插到了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自从门罗宣言之后，中南美洲被美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对美国后院下手较晚，同时也更隐蔽。为了不激烈地刺激美国，在更多的情况下，苏联的意志是通过捷克与波兰援助来体现的。1958年，当智利总统准备善意出访美国寻求更多市场机会时，美国却冷冷地甩下一句，即将开始对铜制品的进口恢复高关税，而铜却是智利贸易的生命线。美国不讲情面，迫使智利总统取消了访美计划。智利的贸易面临巨大的危机，此时，苏联与东德出现得恰到好处，他们大量购买智利的铜制品，并暗示更多的订单还在后面。虽然苏联并没有承诺未来一定会采购，但已经在智利激起了巨大的苏联热潮。这是苏联玩影响力杠杆的高明之举。
当阿根廷迫切需要1500万桶石油，而又囊中羞涩没有美元向美国采购时，又是苏联扮演了扶危救困的白马王子，它不仅答应出售石油给阿根廷，而且还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没有美元？不要紧，苏联接受原材料支付，而阿根廷正愁原材料卖不动呢。苏联简直成了阿根廷的大救星。
阿根廷的邻居乌拉圭正面临经济破产，它最大的出口产品羊毛，被美国对羊毛的特殊高关税逼得无路可走。同时，美国在粮食市场的倾销，害得乌拉圭的农业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乌拉圭急需的石油、现代工业设备和交通基础设施，却由于没有美元而无法购买。乌拉圭痛斥美国人搞鬼，在即将大选之际，美国试图扳倒现任政府，换上更加亲美的人来掌权。苏联人此刻又如观音菩萨般降临了，它先是采购了1800万美元的羊毛，支付的不是卢布而是硬通货英镑，接着又卖给乌拉圭125万桶石油以解燃煤之急，而且还是低于国际市场价[18]。乌拉圭人举国欢呼苏联人够义气。
紧接着，在巴西再度上演了一出大戏：大选前，巴西首要出口商品咖啡突然滞销，库存大量积压，外汇收支急剧恶化。咖啡对于巴西，正如铜对于智利，羊毛对于乌拉圭的意义一样。而这些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如果中南美洲哪个国家的总统不听话，美国只需通过经济手段，就足以使该国经济急剧恶化，在大选中败下阵来。但苏联进来这么一搅和，美国的好戏纷纷砸了场子。巴西与其他中南美国的国家一样，富有各种农产品和原材料，但缺乏石油和美元，一旦贸易收支逆差，国内经济顿感窒息。苏联还是老办法，石油换巴西的咖啡、可可、棉花和原材料，一举扭转了巴西的经济困境。而此时巴西甚至尚未与苏联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自此以后，巴西开始对苏联热情高涨。
外交的目的，就是扩大一国的势力范围。而所谓的势力范围，就是该国货币能够到达的流通域极限，在此范围内能够有效地影响当地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关系中，从来不存在单纯的政治影响力，有的只是以政治面目体现出的经济影响力，也就是货币的实力！
经济援助和卢布外交，已成为苏联对付美元帝国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粮食困局，高速工业化的恶果】
卢布对美元最具冲击力的时期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战后成功而迅速的经济复苏，为卢布版图的大规模扩张创造了条件。但是，苏联经济的好景却不长，进入60年代后，苏联的经济增长逐渐乏力，制约了卢布的扩张势头。美元与卢布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80年代美元则开始发动了决定性的反攻。
苏联经济首先暴露出问题的领域就是农业。一个占地球陆地面积高达1/6的庞大帝国，仅有不到三亿的人口，居然在60年代以后的大多数年份，不得不依赖越来越多的粮食进口才能养活自己，这的确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俄国并非无法自给自足，事实上，俄国直到20世纪初，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占据了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45％。而苏联1980年以后，却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占世界粮食进口总额的16.4％[19]。60年代中期是苏联粮食问题开始恶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的确，20世纪30～50年代是苏联经济发展的黄金30年，倾全国之力搞工业化获得了非凡的成功。用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来概括就是，“苏联在他上台的时候仅仅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在他去世之际却是一个装备了原子弹的世界超级大国”。但是，极度的倾斜发展必然隐藏了极度的增长隐患。
曾任俄罗斯政府代总理的盖达尔，曾这样概括苏联的农业问题，“集体化，剥夺农民迁徙、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的自由，强迫从事无偿劳动，必须依靠个人副业养家糊口，这一切都无异于恢复了农奴制。差别仅仅在于，国家并非充当了农奴主之一，而是变成了唯一的老爷。在拥有监控和实施暴力的现代手段的条件下，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坚信，较之对工业基础建设投资的增长，农村所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所有这一切都突破了农业社会特有的向农民索取资源的最大限度，而将资金从农村向城市实行再分配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如果农村的劳动是强制性的，如果劳动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劳役地租，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恢复俄罗斯文学中所描绘的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前的劳动道德标准。”[20]
“只有傻子才爱干活”，正是这种苏联农村劳动道德标准的真实写照，人在为自己和自己家人干活时的热情与为公家打工所表现出的慢怠，已经在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中反复地被验证了。懒惰懈怠的工作态度，二等公民的社会待遇，微薄的收入水平，迫使农村人口中最具文化、最有能力、最身强力壮的劳动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奔向城市生活，这种“鲤鱼跳龙门”的冲动和压力，使得农村丧失了最具生产力的精华。
在工业革命时代，一个国家最关键的发展，要看工业技术扩散的规模，而进行工业技术扩散的核心要素，就是人才。只有人的创造性参与，才能将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整合成最终的产品。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它成功地关注了工业技术扩散的效应；而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却忽视了农业增长同样需要技术扩散，而实施农业技术扩散的，必须是同工业人才同等优质的农业人才，才可能产生同样的投资效益。大批农业人才的流失，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造成了苏联农业问题无法用加大投资来缓解的困窘。
在美国或西欧，农场主与城市人口之间，并无阶层地位上的差距，也并不存在收入上的明显鸿沟，选择从事农业或者定居城市，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生活志趣偏好，因此，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素质使之能够承载资本高投入所期待的高回报。
当苏联政府明白过来不能再继续剥削农业时，工业的积累也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苏联政府从60年代初开始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从1960年农业投资占苏联经济总投资的14.3％，增加到1980年的20.1％，由于经济总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的投资规模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比例，都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水平，但苏联的粮食却在多数年份无法满足国内需求。1960年，苏联尚可出口部分粮食，而到1970年却不得不进口220万吨，到1982年剧增到2940万吨，1984年更达到4600万吨！
正如安德罗波夫在60年代所说：“农业尤其糟糕，今后再也不能容忍连国家都养不活、年年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粮食的情况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要饿着肚子过日子了。”1963年，由于农业歉收，苏联的外汇又严重不足，苏联不得不出售372.2吨黄金，在国际市场上买粮食。苏联一次就损失了黄金储备的近1/3，赫鲁晓夫视之为奇耻大辱。到1965年，苏联不得不再次出售了335.3吨黄金来购买粮食，这回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再往后就越来越麻木了。
为什么苏联的粮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亏空呢？导致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就是30年代的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使得人们的工资收入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对于食品供应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也随之提高，特别是对于肉、蛋、奶等高营养价值食品的追求，导致更多的粮食被畜牧业的饲料所挤占，这使得粮食短缺问题更加恶化。
60年代中，国营商店的平价肉就失去了踪影；70年代初，各大城市排队等待购买食品的现象日益普及；80年代连凭票供应的食品也难以搞到。这一切，严重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再加上分配中出现的各种特权现象，更加重了大众的不满情绪。
一方面，苏联工业化造成农业经济长期不振，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另一方面，畸形工业化挤压了轻工业部门的资源，难以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产品，无法换回外汇。结果，为了缓解粮食短缺的危机，苏联不得不主要依靠出口石油来换得硬通货。
终于，苏联将自己的经济软肋暴露给了虎视眈眈伺机下手的美国。
【石油峰值，苏联跌向深渊】
苏联历来是石油和黄金的主要生产大国，由于黄金的年生产量不足以支撑缺口越来越大的粮食逆差，石油于是成为苏联的最后一条换取外国粮食的希望之路。没想到这条路却是一条美元伏兵埋下绊马索的绝路！
苏联的工业和农业都严重依赖石油，这使得苏联原有油田的生产能力仅能满足国内和援助卢布区内卫星国们的需求，所以无法大规模出口创汇。
1960年西伯利亚大油田的发现，就成为苏联通往粮食富足和政治稳定的美梦的起点。在整个70年代，西伯利亚的石油如同上帝的恩赐，将源源不断的财富塞进了苏联的国库。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严重震撼了国际市场，美元严重贬值加速了黄金和石油价格的飞涨。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更使得石油价格如脱缰野马一般狂飙直上。苏联就如同中了头奖的暴发户，花不完的银子，享不尽的荣华。石油美元暂时填补了粮食赤字的巨大亏空。在预期油价未来将无限美好的幻觉中，苏联开始了与美国进行核武器的对峙，强化军备竞赛，进而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沼。
70年代是卢布最后一次与美元势均力敌的较量。当美国收服了沙特等石油输出国，定好了石油美元的基本国策，然后采用了高利率撒手锏，制伏了通货通胀和美元危机两只猛虎之后，美元的困难终于扛了过去。
美国终于腾出手来，准备收拾卢布了。
1977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给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即将来到的苏联石油危机》[The Impending Soviet Oil Crisis（ER 77-10147）]，在备忘录中，CIA指出“苏联石油产出的峰值将于80年代初来到，在下一个十年（指80年代）中，苏联会发现它自己的石油产量，非但不足以向东欧和西方提供目前规模的出口，而且还不得不与欧佩克国家竞争自身的石油供应。这标志着目前的情形（指苏联石油贸易巨额顺差）将发生逆转，对西方的石油出口占据了苏联40％的硬通货收入。”备忘录明确提出：“当石油产量停止增长，甚至在此之前，苏联的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关系就将受到深远的影响。”[21]
CIA的备忘录依据的是石油峰值理论。“石油峰值”说源于1949年美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发现的矿物资源存在着所谓“钟形曲线”的规律。哈伯特认为，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1956年，哈伯特大胆预言美国石油产量将在1967～1971年达到峰值，以后便会下降。当时美国的石油工业蒸蒸日上，他的这一言论引来很多的批判和嘲笑，但后来美国的确于1970年达到石油峰值，历史证明了他预测的正确性。
正是由于70年代初美国石油峰值的到来，才使中东两次石油禁运对美国经济产业强大的杀伤力，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的想象。如果以美国市场经济的高度弹性尚且难以抗拒石油短缺所造成的巨大冲击，那么苏联封闭而僵化的经济体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将必然会面临更加沉重的打击。特别是由于石油出口对于苏联粮食供应的重要影响，可能使石油成为一种严重破坏苏联政治稳定的战略武器。
重要的不是“石油峰值”理论是否正确，而是美国业已认识到该理论不仅能够影响市场预期，而且这种预期能为美国所利用，去实现自身重大的战略目的。
80年代初，当里根政府上台后，CIA备忘录明显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思路，这就是利用石油战略来打击苏联脆弱的经济平衡和政治稳定。
1979年，苏联为了取得从陆地进入印度洋与美争霸的道路，同时为了获得波斯湾丰富的石油资源，悍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一周之内即控制了阿富汗全国主要城市及交通干线，切断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伊朗边境上的主要通道。面对苏军强大的压力，中东各产油国无不心惊胆战，它们开始急速调整与美国的关系。
198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秘密访问沙特。凯西曾在二战中从事对德国的经济战工作，成效斐然。双方开始策划如何利用石油武器对付苏联。
1985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在历史上首次开始下降，美国等待已久的苏联“石油峰值”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美国的授意下，沙特宣布石油开采规模扩大两倍以上，立刻引发了石油价格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暴跌，苏联石油出口创汇的收入随即跌入了深渊。对东欧各国的石油援助无法持续，外债深重的东欧马上陷入了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苏联数千万吨的粮食进口希望化为泡影，社会食品的极度短缺加剧了人民对政府的愤怒；已大规模铺开的新建设摊子，由于没有外汇难以进口外国的设备而陷入瘫痪，再加上阿富汗战争的巨大消耗，财政收支严重恶化；为支持新建设所借来的大规模外债，苏联陷入了难以偿还的窘境；军工复合体为了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所急需的资金，突然没了着落，导致军方不满情绪激增。
苏联在内忧外患、债台高筑、财政濒危、众叛亲离的险恶环境之下，已经滑向了全面的政权危机的边缘。
【美元痛下石油匕首，卢布含恨魂归西天】
1971年之后，美元的本位制已经从名义上的黄金转向了实质上的美国国债，而卢布则是从30年代开始一直采用了黄金名义下的“计划本位制”。
在美元的世界里，一切经济活动的本质，都是由一系列交易所组成，而交易的发生，就是货币与商品换手的过程。因此，货币深深地植入了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正是商品交易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
在早期的简单交易中，买卖双方基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交易规模的扩大与货币的增长同步发生。此时，金钱呈现“刚性”特质，金钱的背后代表着已经存在的商品，其主要形态就是金银。随着交易距离的扩大，买卖双方出于对运输和方便性的考虑，逐渐接受了赊账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商业信用，即交易已经发生，金钱尚未支付。商业信用起到了替代金钱促成交易的作用，这种延期支付的体现形式就是商业汇票。随着商业信用规模的扩大，商业汇票与金钱共同形成了促进商品交易的货币供应，货币日益体现出“弹性”特点。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时代——商业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的主要特征。
工业革命的兴起标志着资本主义第二个时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来临。工业技术带来了商品生产的爆炸式增长，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周期长、规模大，为争夺资源和市场所爆发的战争，产生了对货币的更大需求，工业信用、国家信用、商业信用与金钱一同构成了更大规模的货币供应，来促进工业时代巨大的商品交易过程。由于工业与国家信用都是一种未来支付的承诺，而且时间比商业信用跨度更大，因此，货币供应中的“债务成分”更加突出。
但是，苏联所建立的计划经济模式，从制度上否定了私有制，也就间接排斥了商品交易的理念。卢布的需求，不再源于交易，而是计划的产物。
如果由国家来统一制订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计划，这种计划足够精确，而且足以涵盖所有经济活动细节的话，那么，生产部门所创造的一切产品，将正好满足消费领域的需求，经济活动将如时钟一般精确无误。货币的本质就是促进交易，如果交易各方所需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事先都已被全部计算清楚了，那么交易的本质就成了以物易物，货币仅仅是统计交易发生的计量单位。
基于计划经济的理念，卢布是严格根据经济活动的事先计划，由国家银行创造并直接被塞进经济运转的链条中，不是作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记录者而存在的。卢布所统计的只是产品周转的总量。
从发行的角度来看，卢布是一种典型的“计划本位”制货币。
30年代初，当苏联完成计划经济模式后，在金融领域首先废除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实施了银行直接信用，因为商业信用是企业之间的“私下交易”行为，这种交易所产生的信用扩张效应，干扰了计划经济对产品周转的精确计算。同时，政府废除了旧经济组织之间的商业票据流通，使得国家银行成为企业非现金结算的唯一机构，这是考虑到从前的商业票据结算组织在票据清算过程中，将迫使企业沉淀相当的资金用于结算准备，这些散落在计划之外的货币，同样会干扰经济时钟的准确运转。1931年，国内各经济部门的资金陆续集中到国家银行的清算账户上，国家银行正是用这笔钱进行了73％的短期贷款。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货币与银行的功能大大萎缩，形成了“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苏联除了国家银行之外，只保留了四家长期投资的专业银行，央行基本上成为一个超级出纳，负责货币发行、短期贷款、结算等简单业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银行体系对国民经济长期投资增加1倍，短期贷款增加1.4倍，结果，工业生产量同期增长1.3倍，商品交易总额增加1.4倍。卢布与经济的时钟基本同步。
可是，随着经济体系的进化，产业类别逐渐增多，相互关系日益复杂，计划的难度呈几何倍数地迅速飙升。苏联的国家计委仅仅为最重要的产品作出计划，也至少要制作2000种产品的复杂平衡计划表，其他下属部门则据此再计算出20000种产品的详细计划，然后逐级下达[22]。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数层出不穷，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千奇百怪，计划的制订者们根本无法为经济活动的所有细节提供相应的预测，更谈不上监督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了。而企业关注的焦点只是完成计划，缺乏改善工艺、提高质量、增加利润和强化竞争力的基本动机。
在斯大林时代，计划就是法律，完不成计划的后果与犯法无异，处罚、判刑，甚至枪毙都有可能，因此，计划执行的纪律性有着相当的保障。但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政府的权威性下降，计划的执行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时钟的运转变得越来越不准确。
计划失效，不仅体现在计划本身的难以执行到位，更在于对经济内生的进化特质无法作出事先有效的人为安排。
麻烦的是，生产计划虽然频繁地出现难以完成的局面，而卢布却严格按照计划在进行投放。于是，经济活动中未完成的计划，体现为产品和服务的短缺，而货币供应根据计划的“精确扩张”，则产生了缺少实物对应的卢布过剩。苏联的通货膨胀，在初期并非以物价上涨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更主要的是以物资短缺为特征。从表面上看，苏联人的收入水平在增长，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钱却买不到所需要的食品和消费品。同时，苏联缺乏金融市场的各种投资产品，使得过剩的卢布形成了更大的政治负担。
卢布的“计划本位”制与计划失效之间的矛盾，形成了苏联货币危机难以治愈的病根。
美元作为世界范围流通的货币，使美国得以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国际贸易结算大部分采用美元，迫使苏联和卢布区国家必须出口石油和原材料，才能获得硬通货，以进口粮食和西方的技术设备。
美国在1985年苏联石油产量下跌之际，刻意压低世界石油价格，人为制造苏联外汇短缺，迫使卢布区国家向西方大举借债来满足进口需求。进口的刚性需求体现在，如果削减进口粮食，则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政权危机；如果停止进口外国设备，就会拉大与西方的技术差距，从根本上削弱卢布区的经济潜力。更重要的是，苏联和东欧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是源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竞争力，而是靠不断新建项目扩大生产规模所形成的膨胀力，大型项目需要引进庞大的国外进口设备，停止进口就意味着无法承受的巨大的投资浪费。即便是到了苏联财政穷途末路的1989年底，未完工工程的规模仍达到1809亿卢布，这些未完工工程在国家深刻的财政和货币危机的背景下，吞噬了财政收入的4/5。
苏联的石油收入危机，迅速波及粮食进口和财政平衡，财政赤字又引发外债困难和经济萎缩，进而导致苏联对卢布区国家的外援减少，促使各国内部的离心力增强。
美国对付苏联的“石油匕首”，正好一刀扎在卢布的要害上，甚至连美国自己都没想到效果会如此之好。
1988年，美国在苏联石油产量再度下滑之际，故技重施，这一次产生的却是致命的后果。
1988年，苏联和东欧的外债总额已达到2060亿美元，其总规模已达到即使不增加新的外债，仅仅是债务成本也会导致债务总规模的不断攀升。到1990年，为偿还外债本息，苏联就不得不耗尽能源出口的全部所得。
苏联丧失了石油援助的魔棒，自身深陷粮食危机，硬通货告罄，再也无力维持需要紧急救助的卢布区其他国家。树倒猢狲散，苏联苦心经营半个世纪的经互会解体了，与之同时崩溃的是苏联的半个对外贸易市场。卫星国们纷纷改嫁西方。
在经济危机之下的政治改革，弱化了中央集权的向心力，加速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原本高度一体化的内部经济所形成的统一市场，为苏联提供了经济周转总额的半壁江山，随着各国相继独立，连接苏联整体的经济血脉被人为割断，国内市场陷于瘫痪，经济最终彻底崩溃。
苏联，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在饱受内在经济病痛的折磨中，在美元破坏性的外部打击之下，终于土崩瓦解了。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