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晌午，彭神回到泉边，正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发现带来的两块又黑又硬的老玉米疙瘩变成了一碗香喷喷、热腾腾的雪白大米饭，上面还盖着好几块鲜美的娃娃鱼（即“鲵”）肉呢。在这以后，天天如此从未间断。这到底是谁干的呢？彭神惊讶不已，决心想弄他个水落石出。
第二天，他把饭篓子挂好后就不声不响地躲在附近的树丛背后观察动静。过了一个时辰，只见一位步履轻盈姿态万千的美貌姑娘走了过来，取出饭篓里的玉米疙瘩，换上加了大鱼大肉的白米饭，并重新把它挂回原处。
这一切都被彭神看得清清楚楚。他惊喜万分，冲了过去想拉住姑娘问个究竟。可是一阵狂风吹来，彭神躲闪不及，姑娘则乘此机会化做一只白鹤，直冲九天云霄。被眼前景象惊呆了的彭神，只拾到一根鹤毛。他怏怏不乐地回到洞口，发现洞门已经关上，再也打不开了。
从此，彭神日夜思念白鹤仙女，弄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回到家里，只是呆呆地盯着放在枕头边的那根鹤毛发愣。
一天，彭神打猎回家，当他一脚跨进房间时，发现那根鹤毛竟闪了三道红光，又打了三个滚，变成一本书。他赶紧上前捡起那本书，翻开来看，只见那上面印着一首短诗：
“天灵灵，地灵灵，各界神仙听分明，白鹤仙女是我妻，寨长小姐快进门。”
念到这里，眼前出现了一位姑娘，彭神以为是自己日思夜想白鹤仙女来了，高兴得不得了，赶紧跑到她跟前。仔细一瞧，不禁大失所望，原来那姑娘是寨长的独生女，名叫卡列古，是个又难看又讨人厌的丑八怪。彭神拉长了脸，没好气地问她：
“你来干什么！”
卡列古听到彭神声色俱厉的生硬问话后，就反问了一句：
“难道不是你叫我来的吗？我倒要问问你，到底叫我来干什么？”
这时彭神才想起刚才自己念的那首诗中有“寨长小姐快进门”七个字，原来她就是应了这句话才出现在眼前的。彭神被她这么一问，竟尴尬得哑口无言半天也找不出话来回答。其实卡列古老早就对彭神有意。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向他表白就是了。如今天赐良机，她怎肯轻易地放过呢？于是撒开“撒拉裙”，又是唱又是跳，在彭神面前转悠起来，她一边转来转去一边眉目传神，尽其卖弄风骚之能事，口中还不住地喊着要跟彭神成亲。
彭神被眼前这场不可收拾的局面弄得很窘，他又气又急，可又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幸好一阵风吹来，把他手中的书刮到了下一页，彭神制止不住自己的嘴，顺着那第二首诗念了起来：
“天灵灵，地灵员，各界神仙听分明，彭神小姐若婚配，小姐性命要归阴。”
诗句一念完，卡列古就双手捧着肚子歇斯底里大发作似的大喊大叫嚷嚷肚子疼，并重重地倒在地上。又是一阵风，那书跟着又翻到印有第三首诗的那一页上，彭神又不觉念了起来：
“天灵灵，地灵灵，各界神仙听分明，白鹤仙女找不见，寨长小姐转回程。”
话音一落，那位疯疯癫癫的寨长小姐就像被风拷走了似的无影无踪了。
卡列古经过这番折腾后，成天躲在家里生闷气。她不吃不喝语无伦次，差不多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寨长为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好亲自出马盘问女儿，到底碰到了什么人，遇见了什么麻烦。经长时间的耐心盘查，小姐终于说出了所经历的一切。
寨长听完小姐诉说之后，不禁火冒三丈，他立刻命令手下人赶快把彭神给抓来，逼着他跟自己女儿结婚。
被抓到寨长跟前的彭神，向在场的所有人声明：自己已与白鹤仙女订了终身，所以不能跟卡列古成亲。寨长听到彭神已跟白鹤仙女订婚，心里就琢磨起来：要是真的有白鹤仙女，那无论如何也得想法把她弄到手当小老婆才过瘾。于是他对彭神说：
“限你三天，把白鹤仙女带来见我！到时候要是交不出人，那么你和你老娘的人头可就得给我留下，好让我把它剁成肉酱喂狗。”
彭神无奈，只好天天守候在白鹤洞前，等待白鹤仙女。三天过去了，仍不见白鹤仙女的影子，洞门依旧紧闭着。到了第四天，寨长又派人把彭神抓来，说他欺骗寨长老爷，要按老规矩处以死刑。彭神分辩说：
“寨长老爷，我和白鹤仙女订过婚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您要是不相信，我这里有一本书，这本书可以为我作证。”
寨长接过书翻开来一看，第一首诗就展现在他面前，他好奇地轻声念了一遍。刚一念完，卡列古就跑到他跟前，寨长小姐使出全身解数百般挑逗，她撒开裙子唱啊跳啊，嘴里还念念有词，说是要跟寨长成亲。寨长被她搅得走投无路狼狈得不得了。这时一阵风吹来，书被翻到第二页，第二首诗映入了寨长的眼帘，寨长下意识地念了第二首诗，诗一念完，卡列古就大喊肚子疼，躺在地上不停打滚，像杀猪般地又是喊叫又是蹬腿。寨长又被她弄得焦头烂额叫苦不迭，只好试着翻到下一页，看看第三首诗是怎么写的。当他嘟囔着念完第三首诗时，卡列古也随之销影匿迹，不知到哪儿去了。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寨长，这时候才松了一口气。他想，这都是那本书作弄了自己，让自己丢脸，不禁大怒，于是顺手就把书扔进了炉灶。谁知那本书并没有被烧着，反而轻悠悠地飘了起来，随着风化做一根鹤毛，飘呀飘地飘到门外，越飘越远了。
寨长一看鹤毛飘走，就急忙追了出去，他追了又追，可是始终撵不上鹤毛。彭神也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白鹤洞前，突然眼前一阵发黑，只觉得天旋地转，站立不稳，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了。正在这时候，洞门大开，白鹤仙女跑了出来，蹲在他跟前，用扇子轻轻朝他脸上扇了几下，彭神这才醒过来，看到眼面前的美丽姑娘正是他苦苦思念的心上人，他高兴万分，翻身站了起来，紧紧抓住白鹤仙女的手，不肯放下。可是他很快又焦急起来，对白鹤仙女说：
“要是我不把你交给寨长，那我娘和我的人头就得落地，死在寨长的刀斧之下……”
白鹤仙女听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安慰他说：
“不要紧，不要紧，你尽管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是彭神怎么能放心得下呢？最使他犹豫的是白鹤仙女要他陪着去见寨长，她见彭神十分为难的样子，就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彭神马上转忧为喜，放心地走了。
来到寨长家门口，白鹤仙女趁彭神敲门的工夫，摇身一变，成了个又矮又胖，长相极丑，走路蹒跚的老太婆。寨长见状吓了一跳，忙喊人把彭神和老丐婆轰出去，关上大门，发誓再也不想见白鹤仙女了。
回到林子里，白鹤仙女又恢复到她原来的姣美模样，两个人高高兴兴地手携进入洞中，庆幸重逢，并决定在四月初八那天结婚。
为了避免寨长再来捣乱破坏，娶亲时，白鹤仙女特地在头上搭了一块红绸帕，把整个脸蛋都遮得不让别人看清新娘是谁。从那以后，土家族人娶媳妇时，新娘要用红绸帕盖头，并相沿成习传流至今。
通过上面所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1）风俗习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往往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密切相关，是这些方式、信仰、观念等在人类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2）民风民俗大都“事出有因”有源有流，有其自身产生、发展、传播、改变甚至消亡的过程。
（3）一种风习，可以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也可以是几个民族共有的。它可以相互影响、传播或融合为一。这一风习或受本民族文化的不断影响，逐渐改变形式，甚至转化为另一民族的习俗；它还可以一分为二（或二以上），成为另一种（或几种）既相近似却又有差异的新风习。
（4）多数神话、传说或故事，往往只是一种民间文学，而不是什么民俗源流。硬把它说成是“源流”，易造成误导，甚至会造成诸如走不必要的弯路、树立毫无根据的“新说法”，使人们耗费许多精力、时间去分析、辨伪、澄清……给民俗研究工作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这种做法应是从事民俗工作的大忌。
附 附录三中华文化的象征——龙
令华夏民众自豪的神物——龙，究竟出自什么民族之手？这一课题已探讨了上百年，却迄今仍无定论。笔者认为龙形象的塑造恐与东夷有着密切的关系。
下面就让我们来谈谈龙的形成这一饶有趣味的热门话题。
“飞鳞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是古人对被神化了的龙的描述。我国是龙的故乡，华夏之胄常以“龙的传人”自诩；封建帝王甚至以龙自居，自命为“真龙天子”，于是皇帝的一切都与龙挂上了钩：“龙心”、“龙颜”、“龙恩”、“龙袍”、“龙床”、“潜龙邸”……这种备受尊敬、变幻莫测、威严灵活、神通广大的想象出来的动物，到底是什么民族以何种动物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呢？作为研究课题，业已前前后后探讨了近百年，说法多达十余种，着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章太炎先生等也参与了对它的考证，作了解释，然而时至今日各执一词，仍没有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圆满结论。
自从蜚声海内外的“华夏第一龙”被发现，人们终于能亲眼目睹完成于6400多年前的古人手制原龙图形，它为我们探索这一亘古疑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现就龙的起源、形成以及原龙创制等问题，阐述笔者的初步推测于后。
一、龙的形象应源于鳄
龙究竟为何物？古今说法多歧。或说龙是一种水物，是虫、是蛇、是蟒、是蜥蜴、是鳄、是恐龙，或说龙源于马、源于河马、源于水牛、源于猪、源于狗……然而其大多数都与龙的原始形象相去甚远，显然是后人的臆测、附会或出于对某种动物（如马、牛、猪、狗等）的偏爱，美化而硬扯上去的。说蜥蜴是“石龙子”，也是将它与龙的形象进行联系而产生的认识，正如中医把蚯蚓称做“土龙”一样，不能认为它就是龙的原型。
龙源于鳄，这应是接近事实的认识。不过说它源于扬子鳄，笔者对此持异议。因为从距今4000多年前随葬用鳄鱼骨板的出土地点在黄河流域的山东临朐县而不是长江流域。看来上古时期黄河乃至华北一带的气候，很有可能与长江流域相差不大，那里也曾是水资源丰富、植被茂密、温暖湿润，是极宜于鳄类动物生长繁衍的地方。据专家分析：“测量了蚌龙身体各个部位的比例关系，结果也发现其数据与鳄鱼类身体比例关系基本一致。此外，蚌龙眼眶和鼻端向上突起的特点，也与鳄鱼类适应水面生活所进化的特征相符。”《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第416页称：山东临朐县朱封龙山文化墓葬（前2500—前2000年）中，曾出土过两处“鳄鱼骨板数十片”。笔者认为这一考古发现为证实龙的最初造型源于鳄鱼的推断，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延续，因此它也是东夷人的遗存。
以鳄鱼骨板随葬，足以证实当时人们对鳄的信仰，把它看做是灵物，说明鳄就是东夷人心目中的龙（随葬鳄鱼骨板比蚌龙迟1900～2400年），是能上天通神的吉祥物。
又据《龙与中国文化》第103～104页称：“出现于漳水流域的原龙纹是以鳄鱼为原型的，而濮阳西水坡遗址所属的仰韶文化后冈类型与商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濮阳马庄发现了先商文化遗址，这进一步证实了以上论断。商代龙纹虽由许多原龙纹化合而成，但古老宗教观念的积淀使商人依然将鳄视作龙的正统原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商人心目中鳄与龙的密切关系。”商、濮、氐羌、秦等都源自东夷，其文化应是同源或至少曾有过融合，有相似之处。
《世界各民族神话大观》第556页指出：“有关那伽（东南亚民间信仰中的九头蛇神）的观念，主要来源于对鳄的敬奉。从历史角度来看，对那伽的崇拜较之对龙的崇拜尤为古老。”据高炜等《关于陶寺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3年第6期）一文称：山西襄汾陶寺彩绘蟠龙陶盘上的龙纹“从身、尾、目的形状和它口吐长信的特征看，很像蛇，但从方头、巨口、露齿看，又与鳄鱼接近，就整体看，可谓似蛇非蛇，似鳄非鳄。蟠龙的模特儿，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综合体”。
陶寺陶盘是距今3900±70年的遗物，它晚于蚌龙3500多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人们按各自的信仰习惯需要，对龙进行“变革”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于是历经数千载之后的龙，变成了“似蛇非蛇，似鳄非鳄”的蟠龙。在那以后又经过4000多年，龙的形象继续不断地加工、改造，到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龙已成为集蛇躯、兽足、马首、鬣尾、鹿角、鹰爪、鱼鳞于一身的奇异动物，不仅与原龙形象大相径庭，与蟠龙比较亦面目全非了。
有的学者认为蚌龙“颈长而曲、体长而弯，似蟒蛇奔驰状，而鳄鱼颈短，不能弯曲，躯扁平……椎体为凹形，与蚌龙相去甚远。龙的头部也不像鳄鱼首而像马，两肢比鳄鱼的四肢长，很像兽脚鹰爪……”说“从蚌壳龙整个形态来看”，它很像王充《论衡》中所说的“马首蛇尾”，“属马蛇之类”，是“在蟒蛇上添上两足并换上马的头”。既然是从它的“整个形象来看”，那就应该把它与一完整而不是拼凑的动物比较，怎能将“马首蛇尾”或“蟒蛇添上两足，并换上马的头”那样的“组合式动物”与之比较呢？要说它的头像马，那么它的眼眶、鼻端却向上长，况且比马头更像龙的还有又称“龙落子”的海马。若将它与一完整而不是拼凑成的动物相比，那么又有哪种动物能比鳄鱼更像它的呢？
再者，我们说的是古人以鳄为原型进行创作塑造，并没有说他们按原形纹丝不差地模仿。当时为了迎合人们希望龙是雄健有力并能飞速奔驰直跃天庭的神物这一原始宗教信仰需要起见，又怎能不让它头向上扬，颈细而曲，体长且弯，并像海马那样头角峥嵘而矫健呢？为什么不能让它的脚爪长得更长些，以适应腾飞呢？人们常说龙是人类想象出来的动物，但在创造龙形象的初期，总还需要有个依据，即以人们心目中最敬畏的动物作为造型模特儿，并进行适当的神化加工，这才符合人类思维发展和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
还有，上古时期黄淮中下游地区的随葬动物骨骼中，多鹿、牛、羊、猪等兽骨和龟甲，而未见有用马骨的。这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当时的马尚未被驯化”，实际上驯化猪、狗等比马要危险得多，因此这一说法缺乏说服力。较大的可能性是当时人们出于对数字禁忌的原始信仰，认为马、驴、骡等奇蹄动物，故不能用于占卜、巫术等宗教信仰活动中。
生活在我国西北部的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裕固、土、保安等民族，都有忌吃圆蹄动物（指马、驴、骡等）肉的习俗，据说这是因为吃了这些动物的肉，死后不能升天，或来世要变牲畜的信念支配所致。普米族也有此俗，认为这些动物的肉不干净，吃了会遭祖先嫌弃。
《民族大百科全书》第94页记载，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扶余人风俗，“遇战亦祭天，杀牛，以蹄占吉凶”。牛蹄是偶蹄，用于占卜很可能是从其左右两趾燃烧后变形或开裂程度等判断吉凶。猪、羊、鹿等动物也是偶蹄，故也可用于占卜。
《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第303页记载，距今5000多年前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墓地的随葬品中就有猪蹄。唯独马、驴、骡等奇蹄动物因无法用于占卜，故随葬动物中见不到马骨（不包含青铜器时代以后时期）。既然马连作随葬品都不够格，那么它的头又怎能安在原始时期的至尊动物——龙的身上呢？
二、龙——濮人的杰作
龙源自东夷。说得再明确一些，应是源自东夷之一的百濮之民。
也许会有人对龙的作者是濮人这一见解提出异议，认为濮阳西水坡属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是汉文化，故原龙是汉文化产物而不是东夷文化。作者也应该是汉族先民，不是也不可能是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对此，笔者持不同见解。其理由如下：
（一）鳄鱼骨
髓葬是龙山文化山东临朐县朱封的古墓属龙山文化墓葬。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延续，因此它与大汶口文化一样，也应该是东夷文化。由于世代生息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东夷，长期与华夏民族相处，文化互相传播，互受影响，致使河南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之间出现相似现象，这是很自然的。《辞海》指出：“解放后经调查研究，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内除包括仰韶文化遗存外，还有龙山文化遗物。”
一种文化可以是一个民族独创，也可以是几个民族的共创。仅只是由于西水坡是仰韶文化遗址，就武断地认为那里的一切只能是汉族先民遗存的认识，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濮阳西水坡遗址所属的仰韶文化后冈类型与龙山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濮阳马庄现已发现了先商文化遗址……”
商文化与濮文化都属东夷文化。
在本书开始部分曾提及“仰韶文化沿黄河和渭水向西传播，红山文化沿长城以北草原向西发展。这两支文化逐渐延伸到河湟洮水和渭水河流域，相互交错，产生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甘肃仰韶文化”。这就是说，所谓的甘肃仰韶文化并非单纯的华夏文化，它是由华夏民族与氐羌系、濮系等民族先民们共同创造的文化。既然甘肃仰韶文化如此，谁又敢说中原文化是不折不扣的华夏文化？许多事实证明，中原文化本来就是由华夏、东夷等几个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
（二）出土原龙的濮阳是濮人故里
濮阳在黄河南。据记载，濮人的主要疆域在黄河中游至江汉平原这一广大地区。隋代山东有濮州，现今河南有濮阳县，东汉时那里曾建有濮阳郡，这些都是古代濮水流经的互相接壤的郡县。濮人居住地，取“濮”字命名其水名或地名的实例，四川、云南也有，如重庆合川有濮湖，云南永昌郡有濮水（即今澜沧江）等，均已在前面提到，无须再述。
（三）墓主人身材高大
据称，西水坡墓主为壮年男性，身长1.84米。从大汶口早中期遗址的人骨架上看，濮人先民即构成东夷之一的大汶口文化居民，有身材高大（男子平均为1.72米），头颅人为使之变形和凿齿（即拔牙）等特点。以上都说明墓主及其族人很可能是濮人。
有的学者以传说濮阳是颛顼（即黄帝之孙高阳氏）所居之地作为根据，说“墓主可能是颛顼部落之人”，并以墓主右侧有蚌虎，史籍记载颛顼葬于濮城外，且有嫔妃陪葬等为依据，作出墓主“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颛顼之冢”的推断。
以传说作为推断依据，本来就难以置信。为把蚌龙源于蟒的假说能以成立起见，有的学者说：“为了适应本氏族部落成员的心理，首领们便开始重新塑造龙。因蟒蛇奔走如飞，像他们熟悉的野马（仰韶文化未发现有养马遗迹，当时野马尚未驯服）一样，于是以马头代替令人害怕的蟒蛇头，并添上兽类的足和爪。黄帝部落集团就这样创造了华夏第一龙。”这些话是否妥当暂且不管，退一万步说，即使所说的都有道理，那么最关键的是从时间上看，黄帝纪元从伏羲算起，至今也不过5000年，可是西水坡遗址却比它要早1000多年，这又该作何解释？因此上述推断恐很难站住脚。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龙的原形应源于鳄。其创造者很可能是濮人先民。不过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面所说的龙，是具有龙的基本特征的，为人们一致公认的龙，而不是指似龙非龙的图腾动物，或者是早期的龙形象。
比如，几年前在辽西葫芦岛塔山乡发现的距今约8000多年前的“土龙”，即是一例。这种龙身体修长，鸭嘴，鱼尾，呈飞腾状。据1996年6月15日《四川侨报》题为《辽西发现八千年前龙图腾》一文称：“位于辽西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杨家洼子村……在相距7米的两个探方内，距地表分别为50～60厘米深度，考古人员揭露出两条鸭嘴飞龙，修长体，鱼形尾，形体有别姿态各异。1号飞龙昂首挺身、扬尾，呈奔腾状，长1.2米，2号飞龙高昂展翅，轻盈飞翔，长0.9米。两龙均系在灰褐色土面上，用米黄色土堆塑而成，故称为土龙。”“经专家根据地层和伴随出土的陶石器进行考证，两条土龙皆为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存，因而确认为土龙的时代距今约八千年。”从这两条土龙的长相来看，它们是一种能上天入海的神奇动物。其特征明确地显示了8000多年前先民们就已赋予他们所崇拜的图腾物以能上天下海和足以震慑并战胜一切敌人，保护本民族居民生活平安无病无灾的特异神力。龙，无疑是当时当地居民们的原始宗教信仰产物。创造这种早期龙的民族，很可能是肃慎系先民。随着民族西迁，早期龙也同时被带进关内，又经过漫长岁月的民族融合，衍生出身躯修长，长有鱼尾，且具有昂首挺身，扬尾奔腾的非凡气概为基本体形和内在气质，加上鳄的凶猛威武躯壳，终于塑造出流传数千载而无大变化的中华文化之传世力作——龙。因此，应该说，东夷文化孕育和塑造了龙的形象，而华夏文化则继承、发展了它，使之更具有威武雄壮的典型外形，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我中华民族的雄奇伟大的精神风貌与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拼搏气势。
当本文结束不久，有幸从2000年10月24日的《重庆晚报》上获悉，贵州发现了一种外观与中华龙十分相似的恐龙化石。如果报道属实，那么龙的形象问题已迎刃而解无可争辩了。现将此报道摘录于后：
2000年10月24日《重庆晚报》刊出赵德运《中华龙，地球上曾有过》一文称：“据新华社消息，2000年8月中国贵州省中部关岭县新铺乡，发现一座恐龙化石公墓。发掘出了一些巨型化石，有的重达数吨，长达6米。最为奇特的是有一些化石就是中华民族崇拜的龙的形状。有马头、牛鼻、鹿角、蛇身、鹰爪、鱼鳞六大特征。据研究证实是属于一种海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