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一个重要发明是戴维·伊斯顿（1917— ）设计的“政治系统”理论，通过简化现实来帮助我们理解政治，但有时也会脱离实际。把复杂的实体看作系统的思想来自生物学。生物体是复杂的和高度整合的。心脏、两肺、血液、消化道和大脑执行各自的功能以维持动物的生存。拿走一个器官，动物就要死亡。损坏一个器官，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就会改变运作的方式以尽力补偿和维持生命。系统思想的关键在于：你不能改变哪怕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改变一个组成部分也将改变其他所有部分。
政治系统论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就像反馈环一样运作，有点像生物系统。按照伊斯顿的模型（见图2—3），公民的需求即“输入”，为政府的决策者所认知，他们将其变为政府的决定和行动，即“输出”。这些输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产生影响，不论公民喜欢还是不喜欢。公民重新表达他们的要求，这就是连接系统的关键的“反馈”，它可能改变先前的决定。但“转换过程”如何运行却不得而知，即所谓的“黑箱”。
在有些情况下，政治系统的方法是符合实际的。在越战期间，对部队征兵的反馈是非常消极的。尼克松政府为平息年轻人的怒火于1973年终止了征兵制，全部改为志愿军。最近，一些靠联邦政府巨额拨款救助的、濒临破产的大公司却给高管们发放高额奖金，这引发了公民和国会的愤怒。奥巴马政府把医疗改革视作非常重要和必需的举措，但是约半数美国人反对，这点在2010年选举时被共和党诟病。20世纪80年代，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产生了通货膨胀和失业。法国人民特别是商业公司怨声载道，密特朗遂将他的政策从社会主义改回到资本主义。在这些例子中，反馈环生效了。
图2—3 政治系统模型
资料来源：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32。
但在其他情形下，系统模型则达不到预期效果。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真的适合系统模型吗？独裁者对老百姓的需求到底关注多少？的确，那里也总是有一些公民的输入和反馈。希特勒的将军们试图谋杀他，这也是一种反馈。工人通过怠工来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他们希望拥有更多的消费品，通过半心半意的工作，把他们的要求传达给政府。政府迟早会作出改革。在原苏联，戈尔巴乔夫政权开始的（拙劣）改革最终导致了体制的瓦解。
系统模型如何解释越南战争呢？是美国人要求政府送50万军人去那里打仗吗？不，事实恰恰相反：林登·约翰逊靠反战纲领在1964年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系统模型的确显示公众的反战情绪是怎样毁掉了约翰逊的声望，以致他放弃谋求1968年的竞选连任。反馈环的确产生了作用，但只是在出兵越南的决定作出很长时间以后。系统模型能够解释水门丑闻吗？是美国公民让尼克松总统在民主党总部安放窃听器吗？不是的，但1973年当掩盖的细节被披露时，反馈环就开始起作用了，民众对众议院施压并促其成立一个弹劾小组来调查此事。
很明显，系统模型还存在一些问题，而且看起来是在转换过程的“黑箱”中。很多发生在政府体制内部的事情，并非由公民提议，也几乎与他们的愿望无关。美国民众很少关心吸烟带来的健康影响。只有当医学统计专家的分析显示吸烟与肺癌之间的有力关联，才促使国会命令在烟壳上印上警告并且叫停了电视上的烟草广告。实际上只是联邦官僚机构中的少数专家在推动反烟草运动，而不是公民大众。
系统模型本质上是对现状的静态的、有偏差的反映，并且无法应对剧烈变化。这也是政治学家对苏联的解体感到诧异的原因之一。系统不是被用来瓦解的，而是被认为能够持续自我纠错的。
关键概念 ◇ 模型：简化现实
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它是社会科学家发展出来用于整理资料、创立理论和进行预测的。一个好的模型应该符合现实同时是对现实的简化，因为一个和现实世界同样复杂的模型是无助于我们了解现实世界的。然而，在简化现实的过程中，模型存在过于简化的风险。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人类智力的有限性。我们不能一下子处理所有有用的信息，我们必须选出重要的而忽略掉剩余部分。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可能会让政治研究变得没有血肉，并且忽略许多要点。因此，当我们碰到政治模型时，或者我们自己设计模型时，最好先停下一会儿问一问这个模型是否离现实太远。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放弃或更换它。不要因为现实不符合模型而置之不顾。
我们可以修正一下系统模型使之能更好地反映现实。如图2—4所示，我们在逻辑上并没有改变什么。这里有着同样的反馈环：输出转化为输入。但我们把政府的“转换过程”放在前面。我们认为是它而不是公民创制了大多数的决定。公众只是在事后才作出反应。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例子：2003年（公众）高度支持，但2006年就醒悟和不满了。
图2—4 修正的政治系统模型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些伊斯顿自己后来设想的东西。在“黑箱”里面发生的要比外部需求的简单过程复杂得多。伊斯顿把来自政府不同部分的压力——政府主要是与自己进行对话从而形成简短的反馈循环——称为“内部输入”。当然，这两个改变使我们的模型变得更为复杂，但这也反映了现实的复杂性。系统模型，像政治科学中的所有模型一样，必须有保留地接受。
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这个粗略的概念来自黑格尔，他认为两个世纪以前，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文化和政治——被打包在一起，并使所有社会按照同一个方向变动。黑格尔设想这个过程的根本原因是精神上的，但马克思认为那应该是经济的：“伴随蒸汽机和发电机而来的是它们自己的哲学。”你无法拥有一个现代经济的封建社会，至少不会长久。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这个原因是文化的，明确地说是新教的兴起。其他人还强调教育、通信和中产阶级的发展等因素，但大家都同意它的发生是包裹在一起的。今天的现代化理论把这个过程看作复杂的、多原因的，并且很难按照外部指导来修正。我们没有发明国家，它们是自己发展出来的，这一点在伊拉克被忽视了。
大多数人同意工业化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它的经济、文化、通信和政治也都发生了变化。给这种理论以新生的是西摩·马丁·李普塞特1960年出版的《政治人》一书出色的第二章。李普塞特把国家划分为两类，不是“稳定的民主制”（如加拿大和挪威）就是“不稳定的民主制和独裁制”（如西班牙和南斯拉夫）。除了极少数例外，稳定的民主制比不稳定的民主制和独裁制拥有更多的财富、工业、医生、汽车、教育和城市居民。一句话，它们工业化程度更高。李普塞特提供了一个解释：工业化国家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民主制的基础。李普塞特综合了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参见本章前面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晚近的研究倾向于加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贫穷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有着分界线，但那不是密不透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低于5 000美元的国家很少实行民主制。如果它们想要建立民主制度，通常以失败告终，并往往被军事政变所推翻。然而，人均GDP超过6 000美元的国家大都实行民主制。当它们建立了民主制度后，通常都会持久。当墨西哥达到人均8 000美元时，它为第一次民主选举作好了准备，结果是比森特·福克斯在2000年当选总统。这种财富—民主关系的一个有趣例外是印度，它的人均GDP还不到3 000美元，却建立并维持了民主制，或许是其创立者国大党的资历和权威的原因吧。对每个理论来说，都会有反例的。
现代化理论对折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动乱和不稳定也有一定的洞察力。那是因为它们只现代化了一两个方面——通常是经济和军事——而其余部分如宗教和社会结构仍是传统的。两者产生了冲突，传统部分憎恨并反对现代部分。这有助于解释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沙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高涨。如果现代化理论是对的话，只要当它们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它们就将稳定并实现民主化。
理性选择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一种由数学家最先发明的途径在政治科学领域迅速发展，这就是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对文化和发展基本不感兴趣，认为个人只要知道相关行为者的利益就通常能够预知政治行为，因为他们会理性地选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美国总统候选人摆出对问题的姿态时，他们要算计什么会给他们最好的回报。他们会想，“很多人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很多人也需要国防方面强大的领导力。我最好只批评在伊拉克的‘错误’，同时要求强大的‘国家安全’”。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这些含糊其辞的话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深思熟虑的。
北京高档购物中心的顾客可以在巨大屏幕上观看2010世界杯足球赛。（AFP/Getty Images）
理性选择理论家激怒了一些其他的政治科学家。一个研究日本官僚制的人声称，你无须研究日本的语言、文化或历史，你所要知道的全部就是，他们的职业利益会告诉你他们将怎样作决定。美国一位著名的研究日本的专家对这种随便的、肤浅的捷径大发脾气，并公开指责理性选择理论。更为谦逊的理性选择理论家沉迷于匈牙利语言和文化，但仍然得出结论说匈牙利政党拼凑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选举系统，正作出理性选择以使自己在议会席位上取得优势。
很多理性选择理论家放弃了原先自以为是的姿态。少数人甚至已经称自己为“新制度主义者”（见下一部分），因为他们的所有理性选择都是在这样或那样的制度背景下作出的，例如美国国会。理性选择理论并没有成为一个支配性的范式——没有一个理论是这样，也没有一个像这样——但它的贡献在于提醒我们政客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这一点为很多别的理论所忽略。
关键概念 ◇ 政治如游戏（博弈）
有些理性选择思想家认同一个数学分支——博弈论，它把政治决策看作桌上游戏。古巴导弹危机的“游戏”会让几个人扮演肯尼迪总统，他必须权衡是否轰炸古巴。其他人要扮演赫鲁晓夫，他要权衡到底是坚持行事还是收回前言。观察游戏中玩家的互动能给予我们领悟和警示，即在危机决策中什么行为会出错。如果你“玩完”了古巴导弹危机“游戏”并且发现十次当中有三次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你就能够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论文。
博弈论认为构建一个合适的“游戏”可以解释为什么政策结果常常不可预见，却并非偶然发生的。博弈能够展示决策者是如何考虑的。我们认识到他们的抉择是多么的不容易或不简单。博弈甚至可以被数字化并输入电脑。博弈论的最大弱点在于，它有赖于对双方决策者的预期的正确估计，但这只有仔细检查历史纪录后才能非常接近。我们知道古巴导弹危机是怎么解决的，因此我们调整我们的“游戏”使它得出同样的结果。博弈理论只是又一个系统化和阐明历史的有效方式（这并非坏事）。
新制度主义
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科学开始重新发现制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正式宣布为“新制度主义”。它的关键在于政府结构——立法机构、政党、官僚制等——有自己的生命，而且塑造那些生活在其中并从中获益的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制度不是对社会力量的简单反映（本章开头关于制度重要性的讨论包含了一个新制度主义者的论点）。例如，立法者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久以前设立的规则而且数十年来不断得到加强。一旦你知道了这些复杂的规则（有些是不成文的），你就能够看出政治人物是怎样按照逻辑在规则下努力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就像你经常能够预测棒球击球手将会短打一样。这并不神秘，只是他们玩的游戏的逻辑而已。保存和增进制度成了政治人物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制度即使过时或者无效也会运转。苏维埃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大都腐败而无能，但他们能够持续是因为他们保障了成员的工作和特权。
新制度主义是一个合理的途径，在当下的研究中颇受欢迎，政治科学由此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它回到了二战前，有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新见解。但它或许还不是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模式，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一个能够始终如一地解释和预测政治行为的范式。每隔数十年，政治科学就会迎来一个新范式，通常是从别的学科借鉴过来的，这会引发更多的关注和兴趣。它的倡导者会夸大它的解释和预测能力。经过检验和批评，该模式通常逐渐式微并被其他理论思潮所替代。政治科学倾向于紧跟潮流。几个这样的循环往复之后，我们不再期望会有突破性的理论出现。政治是难以捉摸的，难以为我们的心智结构所控制。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对政治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戏剧性保持开放的头脑。
关键术语
描述性的 规范性的 现实主义 社会契约 市民社会 原初状态 公意 时代精神 无产阶级 布尔乔亚 上层建筑 左派 制度 实证主义 行为主义 后行为主义命题 国内生产总值 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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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Stephen K., and J. Donald Moon, eds. What Is Political Theo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4.
* * *
描述性的：解释是什么。
规范性的：解释应该是什么。
现实主义：对待世界如其所是而非如我们所愿，通常聚焦于权力。
社会契约：一种理论，认为个人加入并保持公民社会就好像他们是签了契约似的。
市民社会：开化之后的人类社会。现代用法称作“公民社会”，指的是介于家庭和政府之间的社会组织。
原初状态：人类开化之前。
公意：卢梭关于共同体中每个人愿望的理论。
时代精神：黑格尔的理论，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与众不同的精神，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无产阶级：马克思对产业工人阶级的称呼。
布尔乔亚：作形容词用，来源于法语，指的是城市居民。后来和现在的用法，通常指中产阶级。
上层建筑：马克思的术语，指建立在经济之上的所有东西（法律、艺术和政治等）。
左派：热衷于激进的社会变革以提高穷人的地位和状况。
制度：政府正式的结构，例如美国国会。
实证主义：一种认为社会被科学研究并且随着知识的增进而不断进步的理论。
行为主义：对实际的人类行为进行经验研究而不是抽象的或猜测的理论。
后行为主义：在政治研究中，综合了传统主义的、行为主义的和其他技术的方法。
命题：最重要的观点或主张，需要论据来证明。
国内生产总值：一国一年产出的全部产品和劳务，常见的表述是人均GDP。
范式：被一个学科按接受的做研究的模式或方法。
第3章 政治意识形态
华盛顿的罗斯福纪念公园展示了罗斯福强调帮助贫穷公民，它是一个现代自由主义的例子。（William Manning/Corbis）
思考题
是否存在摒弃意识形态的完全的实用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是怎样转变成美国的保守主义的?
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有多接近？
列宁使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什么变化？
为什么民族主义会成为最强烈的意识形态？
法西斯主义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什么是伊斯兰主义？为什么说它很危险？
意识形态还能吸引今天的学生吗？
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可能消亡吗？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所讨论的有关政治的理论引起了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思考。意识形态常常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之上，但是却被简化和通俗化为说服大众、构建政治运动和赢得选举的工具。意识形态可以被称为廉价的理论。这种现象在至少有两党竞争的美国政坛上是十分常见的。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者，但他们却是相当意识形态化的。比如，近来共和党谴责民主党的医疗保健和财政改革是“自由主义”。但是，可能只有少数的共和党人知道他们所反对的实际上是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的亚当·斯密的关于政府不要插手经济的警示性观点。另一方面，民主党强调政府应在应对金融危机、贫困、医疗、房屋赎回权等问题上发挥作用。他们是与古典自由主义者大相径庭的现代自由主义者。意识形态在实用主义的美国依然非常盛行。
何为意识形态？
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个信念，即相信事物会变得更加美好，它基本上是一套改造社会的蓝图。正如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所言：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文字幻象，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最终手段”。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于政治科学，它不是以平和的、理性的态度来理解政治系统，而是承诺要改变政治系统（古典保守主义或许是个例外，它努力使系统不至于转变得太快）。理论家是拙劣的政治学者，因为他们混淆了意识形态语言中的“应该”（Should）、“应然”（ought）与政治科学中的“实然”（is）。
在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与“运动”、“政党”或是“革命”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奋斗并承受牺牲，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象。美国人有时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他们看重的是调和与实用主义，无法理解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拥有的巨大能量。我们往往忘记了，两个世纪前的美国人也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为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潘恩笔下关于自由、自治的激情所感染——打败了强大的、装备精良的英国人和从德国招募的黑森雇佣兵（他们并没有卷入战争的合适理由）。现在，我们被伊斯兰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弄得晕头转向。
意识形态从不按其拥护者所宣称的那样精确地运行。某些是丑恶的失败尝试。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包括一定的满怀希望的思考，但是经常在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理论家宣称他们可以使世界变得完美，然而现实是非常不完美的。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确对19世纪的经济增长贡献良多，但是它仍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不平等和周期性的经济萧条，现在，它已经被改造成为当代自由主义。所有的意识形态，当用其实际表现来衡量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它们应该加入其他补充性内容。
主要的意识形态
古典自由主义
按照耶鲁大学的沃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的说法，1776年应被称为“意识形态诞生之年”，这并非只针对美国革命而言。在那一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为古典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斯密认为，国家的真正财富不是金银的总量增加，而是其国民创造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他驳斥了早期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观念，后者认为国家富裕的标准是金币的数量。西班牙通过对“新世界”的掠夺获得了大量贵金属，但国家却变得越来越贫穷。在路易十四之前的法国，也一直都遵循着重商主义的政策，通过实行计划、垄断补助、津贴、关税和其他形式的贸易管制来实现政府对经济的监管。
斯密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不是实现繁荣的途径。政府干预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如果你给予一个企业以制造某类产品的垄断权，你就取消了竞争，取消了它以更低价格来制造新产品的动力。经济将由此走向停滞。如果你以关税来保护国内企业，你就取消了国内制造商生产更好、更便宜产品的动力。把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让经济自行运转（法文是laissez-faire），才会真正地促进繁荣。
没有政府监管的自由竞争是否会造成混乱？斯密说，不会的，市场自身会规制经济的运行。有效率的生产商会取得发展，而无效率的生产商被自然淘汰。供给和需求决定着价格，这要比任何政府官员都灵。在自由市场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约束、修正着经济运行。如果人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某类产品，厂商就会增加产量，新厂商也会进入该领域，国外生产者也会带来他们的产品，抑或三者兼有。“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数个体的理性计算——在宏观上对经济进行调节而不需要政府的帮助。
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为“自由主义”，它来自拉丁语中的“自由”（liber）一词：社会应当尽量从政府干预中摆脱出来。托马斯·杰斐逊恰当地总结道：“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美国人把古典自由主义视为在水中游弋的鸭子，它很适合充满激情的、热爱自由的人的需要，这使他们拥有足够的扩展空间。经济领域之外的自由同样适合美国人，政府也不应该干预宗教信仰、出版和言论自由。
或许你会认为，这里所谈论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今天美国人所称的“保守主义”。这是正确的。在19世纪晚期，自由主义开始转变成为“现代自由主义”，我们叫它保守主义，以下要对它进行讨论。为使术语更为直接，应该把前述斯密的思想称为“古典自由主义”，以与现代自由主义相区别。
经典论述 ◇ 意识形态的起源
许多意识形态植根于第2章所讨论的政治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他强调个人的权利、财产和理性。共产主义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强调一个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艺术、音乐、建筑、治国方略、法律等，都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内在理性的具体表达。
不过，哲学家的理念在此被简单化和大众化了。理论家需要的是行动的计划，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例如，马克思使经济成为决定一切的内在理性。大多数意识形态都有着经济方面的内涵，因为经济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列宁在此后又把他的理论应用于一个马克思曾表示怀疑的落后国家。毛泽东则把列宁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并使其与现实更加契合。
一种意识形态逐渐衍生出其他的意识形态（见图3—1）。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我们能够看到它是如何向“左”推衍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分支；同时，也能够看到如何向“右”推衍出保守主义的分支。
图3—1 相互关联的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思想家和出现的时期
古典保守主义
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把18世纪晚期诞生的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叫作“古典保守主义”，因为它与现代保守主义存在着诸多分歧。伯克了解斯密的理论，赞同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体系。他同样反对派遣军队去镇压美国殖民地的起义，毕竟，美国人只是想从英国那里重新获得失去的自由。就此而言，伯克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不过伯克强烈反对的是，以革命方式将自由主义理念应用于法国。在那里，受哲学家卢梭和美国革命新传播的潘恩思想的影响，自由主义变成了激进主义。事情通常如此，适用于某地的某种意识形态，应用于另一不同环境时就会发生扭曲。把自由主义用于美国是容易的。一旦英国人和他们的托利党（Tory）同情者被清除，就没有什么障碍了。但是在法国，一个庞大的贵族阶层和受国家支持的罗马天主教会将失去很多东西。革命者试图用断头台来解决问题，并废除了所有的既定制度。
伯克警告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自由主义使人类理性有了太多的自信。但其实人们只是部分理性的，他们同样具有非理性的激情。为控制人类的非理性，社会经年累月地演化、发展出传统、制度及道德标准，如君主制和教会。伯克认为，将这些全部打碎，人类的非理性冲动就将导致无序和混乱，反过来又将产生比革命者推翻的更坏的专制。在他于1792年写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预言法国将要陷入军事独裁。结果1799年，拿破仑便上台了。
伯克指出，现存的制度和传统不可能都是糟糕的，因为它们是千百年来屡次试错的结果。人们对它们已经习惯了。最好的方式是予以维持或“保留”（“保守主义”由此而得名）。它们虽然不完美，但是有用。这并不是说，事情就应该永远不变。当然应当改变，但只能是渐变，让人民有一段适应的时间。他写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变革的手段，也就没有保守的手段。”
从以下意义上来说，伯克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使我们发现了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他看到了制度与生物体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长、调适。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革命易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社会无法在瞬间按照人类理性的命令得以重建。尽管伯克的思想被称为“反意识形态的”——它要扑灭席卷法国的激进主义浪潮——但仍具有巨大的力量。他对信仰、传统、道德的强调，为现代保守主义者所继承。他对运用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怀疑，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一位政治学者）那里引起共鸣。她发现，左派总是预期事情会变得更好，然而事实是，暴力颠覆使事情变得更糟。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潮中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关键概念 ◇ 意识形态的分类
意识形态可以进行分类——也许是过度地简化——就像1789年法国国民会议里从左至右的光谱式排列那样。当时，为使持相似政见的代表聚合在一起，同时避免强硬的政治家间形成互斗，在半圆形的座位里，保守派（支持君主制）坐在发言席的右侧，激进派（主张全盘抛弃旧制度并渴望自由、平等、共和）坐在发言席的左侧，持折中态度的人（只支持一定程度的变革）坐在他们中间。
自此，我们把他们的意识形态继承人叫作“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即使其具体的观点已经发生改变。现在，左派热衷于平等、福利项目、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右派强调个人的原初状态和私有经济行为。中间派则把二者的观点予以综合和折中。稍微有些倾向性的人被称为“中左派”或“中右派”。瑞典的政党就很像这么一个从左至右的光谱：一个小的共产党，一个大的社会民主党，中等规模的中间党（以前的农民党）、自由党、基督教联盟和保守党。
现代自由主义
斯密初创的古典自由主义又如何呢？到了19世纪晚期，情况已经很明显，自由市场并不像斯密所想的那样可以自我约束。竞争是不完全的，厂商倾向于操纵市场——斯密自己也曾予以警告过。市场中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趋势：垄断。经济体系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处于可怕的贫穷境地的下层民众（狄更斯曾经有过描述）。阶级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遗传性的：上层阶级的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与此相关的权利也使他们一帆风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尤其伤害了穷人和工人阶级。自由放任的社会出现了不少问题。
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托马斯·格林（Thomas Hill Green）对自由主义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当经济增长驱除了自由时，情形又当如何？古典自由主义者对“契约”（在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下，由取得共识的政党达成的协议）非常重视：如果你不同意，就无须接受它。但是如果两个政党的谈判权力是相当不平等的，就像一个富有的老板和一个贫穷的求职者那样，又当如何？后者果真拥有接受或拒绝一份工资非常低的工作的自由选择权利吗？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任其发展好了，工资会自动达到一个合适的标准。但是如果工资低于最低生活线呢？格林认为，这时政府就应该参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是在“侵犯自由”，而是在保护弱者。不再是完全消极意义的“表象性自由”（freedom from），而是应该有某种程度的积极的“指向性自由”（freedom to）——格林称之为“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政府的干预是为了确保拥有足够的自由。
古典自由主义把政府从市场中驱除出去，现代自由主义又将政府引了回来，这一次是为了保护公民，使之避免经济体系中某些时刻存在的不公平。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对工资和工作时间进行立法、组织工会的权利、具有失业与健康保险、改善受教育的机会。为此，在富人和工人之间，他们更愿意对前者课以重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20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威尔逊、罗斯福和奥巴马的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一支今天仍然存在，那就是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强调。
现代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的其他分支呢？那些拥护斯密创造的“最小政府”教义的人呢？他们仍然很活跃，只是我们改称之为“保守主义者”（在欧洲，他们仍然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这更让美国人感到困惑）。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那里受惠良多。他主张，自由市场仍然是最好的路径，斯密原初的教义是正确的，政府的干预无论在何处都会把事情弄糟。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试图在20世纪80年代复兴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结果是复杂的，但大部分尝试并不成功。
现代保守主义同样从伯克那里继承了对传统的关注，特别是在宗教领域。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希望在公立学校中引进祈祷仪式，用立法制止流产，支持创办私立和教会学校。他们依然一以贯之地反对妇女和同性恋者的特别权利。所以说，现代保守主义者是斯密经济学思想和伯克传统主义观念的混合体。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尽管自由主义（古典的变异）占据了19世纪思潮的主流，但一股针对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潮流也影响深远。与格林不同，一些批判者不相信少许的改良就已足够，他们要求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者，其思想领袖就是马克思（在第2章中已经讨论了其复杂的理论）。马克思的作品不是学者风格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革命。在他发展出宣告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之前，他就对一直对布尔乔亚心存憎恶。马克思理论的最初纲要出现于1848年《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大致可以这样来概括：“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参与组织了欧洲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应当被无产阶级所推翻的庞大论著。紧接着就是社会主义的降临，那是一个公正的、产品极大丰富、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然后，在工业化生产水平达到相当高度的某一阶段，社会主义将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一个完美的、没有警察、货币，甚至没有政府的社会。商品是如此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不再有私有财产，也就无须警察的存在。由于政府只是一个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当阶级分化消失后，政府也无存在之必要，它将“逐步消亡”。
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雕像，位于德国柏林市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Dallas and John Heaton/Corbis）
社会民主主义
在20世纪初，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s, SPD）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马克思并没有过多考虑欧洲大陆的政党和工会，他相信资产阶级政府会轻易地镇压它们，它们至多只是激烈的革命行动的训练场。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了胜利，其成员在议会和地方政府的选举中获胜，其工会开始赢得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一些人于是认为，工人阶级无须革命就能达成目标。既然有了选票，还要子弹干吗？
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发展了这种观点。他在《进化论社会主义》（1901）一书中指出了无产阶级真正需要的目标，并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崩溃和革命的理论是不正确的。改良为无产阶级赢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它同样可以产生社会主义。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正，伯恩施坦得到了“修正主义者”之名，从一开始就遭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贬斥。在命运多舛的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代，社会民主党放弃了武装斗争，与自由派和天主教徒一起努力拯救民主制度。虽然遭到纳粹的迫害，但它在二战后重又复兴，并在1959年与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样，在实质上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当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调整了他们的位置后，发现自己可以赢得越来越多的选民。他们转变成为“中左”性质的政党，不再要求进行革命。
那么，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代表着什么呢？他们已经放弃了企业国有化主张。在瑞典，只剩下10％的企业属于国有，并且保守主义者在很早以前就试图使它们避免走下坡路，创造新的失业。瑞典社会民主党首相帕尔梅（Olof Palme）声称，“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是增加产量，在新的市场中赢得成功，为雇员提供好的工作，它们必须无所畏惧。在社民党执政的这些年中，瑞典的企业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增长”。取代企业国有化的是，社民党人运用福利手段来改善民众的生存环境：失业和医疗保险、数量庞大的救济金，以及食品和住房补贴。社民党政府变成了福利国家。对于他们来说，称之为福利主义似乎比社会主义更为贴切。
缺陷在于——事情总有那么一点不如意之处——福利国家耗资巨大。为了支付这些福利手段，税收增加了。在丹麦和瑞典，税收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这正是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警告过的。在这些税收压力下，不久你就无法自由地选择如何生活。在福利方面，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社民党人是非常接近的。我们的民主党左翼，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欧洲社民党的中间派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
共产主义
当社民党人变成改良主义者和福利主义者时，少数的正统社会主义者仍与马克思保持一致，成为共产主义者。在这种转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一位俄国知识分子——列宁。他使马克思主义发生几大重要的转变，创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另一名称。
帝国主义 在19世纪，许多俄国知识分子憎恶沙皇制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可以推翻该制度的理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只适用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落后的俄国，那里资本主义才刚刚开始。大部分时间在瑞士流亡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造，以使其适用于落后的俄国。他提出“经济帝国主义”的理论，这是一套从德国革命者罗莎·卢森堡和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 A. Hobson）那里借用过来的学说。这些思想家们都在困惑，为什么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答案在于，资本主义通过在海外殖民地扩张，剥削那里的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新的市场，使自身得以成功地转化了。通过变成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就赢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期。国内市场不能完全吸纳资本主义的产品，所以它必须拓展海外市场。从殖民地得到数量巨大的利润后，母国就能够多支付一些给工人阶级，使他们走向改良而不是革命。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之路是不平衡的。某些国家，如英国和德国，经济高度发达，但是那些刚刚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国家，如西班牙和俄国，则是脆弱的。在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整体上处于被剥削的境地。那里，革命的狂潮能够燃起光明，它们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因此，革命将会在落后的国家爆发，然后波及发达国家。帝国主义国家高度依赖于殖民地，一旦割断与殖民地的联系，它们必将瓦解。列宁更进一步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主宰全球经济而激发的冲突的结果。
列宁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从单个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转向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这使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转变成为被剥削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
组织 列宁真正的贡献是他对组织的关注。面对沙皇秘密警察的尾随跟踪，列宁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可能像其他政党那样庞大、公开、努力赢得选举，相反，它必须是小规模的、秘密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在统一的指挥下被严密地组织起来。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围绕这一问题而发生分裂。在党的布鲁塞尔大会上，列宁在党内赢得足够的支持，得到51位代表中的33票。列宁把他的派别叫作“布尔什维克”（俄语的“大多数”），而反对者——那些拥护温和路线、要求政党公开化的人——叫作“孟什维克”（俄语的“少数”）。1918年，布尔什维克把党名改为“共产党”。
列宁对组织的关注赢得了回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陷于一片混乱。1917年3月，一批温和主义者从沙皇那里夺取了权力，但是他们无力统治这个国家。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精明地操控了主要城市中兴起的议会（俄文为“苏维埃”），从温和派那里夺取了政权。通过一场残酷的内战并巩固权力之后，列宁呼吁全世界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加入一个莫斯科控制下的新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或称“第三国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分裂了，它们的左翼加入共产国际，并于1920—1921年转变成为共产党。自此，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充满了敌意。
苏联的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呢？他们总是在唱着马克思主义的高调，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他们实际上背离了此种意识形态，只是用它来装点门面而已。苏联从未把其社会定义为共产主义社会——后者即将到来，这是他们的奋斗目标。是西方人把它们的国家叫作“共产主义”国家。1961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鲁莽地对“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作出预言，宣称到1980年就可以实现。但是结果相反，在1991年底，整个帝国瓦解了。
毛泽东主义和铁托主义 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总结说，中国共产党必须植根于贫苦农民和游击战争之中，这是与斯大林领导权的决裂。通过几十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掌握了中国的政治权力。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铁托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发展出一种稳健和自由的共产主义。尽管铁托的政党在斯大林名义下与德国作战，斯大林却无法完全控制铁托，于是在1948年将南斯拉夫驱逐出共产主义阵营。在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共产党全面改革了它们的制度，主要的做法是分权、非官僚化和工人自治管理，它们希望找到一个位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中间地带”。南斯拉夫于20世纪80年代遭遇了严重的经济问题。铁托主义或许是对试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中间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个警告。二者的结合并不稳定，并且只是在铁托的领导下才能得以进行。1980年铁托去世后，国家立即开始出现分裂，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血流遍地的内战场所。
民族主义
在所有的意识形态中，真正的胜利者——在今天仍居主导地位的——就是民族主义，对于国家的伟大和统一的一种夸大信念。民族主义通常在国家被外国侵略者占领和压迫时爆发出来。在古巴、巴勒斯坦、伊拉克、越南，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一片喧嚣的是：“我们不再被别人所统治！”民族主义的胜利也感染了所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就这一意义而言，美国的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而中国的共产主义也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
民族主义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君主，他们宣称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鼓吹自己王国的伟大和统一。民族国家脱胎于主权的概念。民族主义只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才出现，它植根于“人民”并强化了作为法国人的情感，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的、先进的群体，注定要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当欧洲的保守主义者试图在1792年侵略法国时，“武装起来的民族”在瓦尔密阻止了他们，激情洋溢的志愿者战胜了职业军人。充满煽动性的《马赛曲》（法国国歌）就出现在那一年。拿破仑的军团没有传播开法国大革命的激进自由主义，却使民族主义弥漫整个欧洲。被征服的欧洲国家迅速开始憎恨傲慢的法国占领者。当西班牙人、德国人、俄国人开始驱逐法国人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的基础是对外国占领象征的憎恶，像英国的红斗篷、拿破仑的军团或欧洲的殖民地。它唤醒了19世纪的欧洲，并于20世纪传播到世界范围内的欧洲殖民地。现在，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最为密集。
19世纪中期，全欧洲的思想家——尤其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把“民族”定义为绝对的人类价值，将其视为所有善的根源。意大利作家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所唤醒的自由并非个人的自由——那仅仅是自由主义——而是民族的自由。通过使自己从属于民族，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比如他认为，教育就必须反复灌输民族感情，把个人主义从人们的内心中驱逐出去。
当某一群体稳定地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设想有一个敌人或“他者”可以藐视、斗争时，民族主义就诞生了。在20世纪，就是印度人、阿尔及利亚人或印度尼西亚人起来对抗英、法、荷兰等国的殖民政权，为独立而战。民族主义者相信，被别人统治是绝对错误的。因此，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不愿被穆斯林统治，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不愿被以色列人统治，车臣人不愿被俄罗斯人统治。即便是某些加拿大人，出于对美国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担忧，也转向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一大难题在于，它可能造成经济上的孤立。“我们不能让外国人主宰我们的经济！”民族主义者高嚷着这些口号。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与前述意识形态不同的是，民族主义依赖于激情的渲染。从属于另一个民族的担忧似乎占据了我们心灵的中心。但是我们要斗争、要杀戮的其他族群又当如何？
地区性民族主义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地区性民族主义。它要求从既有的民族中分离出来，组成其成员所言的真正的民族。魁北克试图从加拿大分裂出来，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法国的科西嘉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都是如此。他们的信念，都建立在憎恨外人统治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