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玄宗虽然“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据《汉书》记载，大臣孔光休假回家，与家人闲谈，家人问长乐宫温室殿有什么树木，孔光默然不语。后来就用温室树代表朝廷的机密要闻。翰林院虽然是侍奉皇帝的艺文娱乐机构，但它位居禁宫之内，如果以李白这样一副醉态，难免不会在醉后泄露宫禁中的秘密。所以玄宗虽然很赏识他，也曾因为他“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但终究因为李白的种种表现“非廊庙器”，故而“优诏罢遣之”（孟《本事诗》）并“惜而逐之”。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遭到了他人的诋毁诽谤，李白却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不改文人狂傲自许的本色：“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为酒中八仙人。”（《新唐书·文艺列传》）杜甫曾有诗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中八仙歌》）后世往往用这首诗来称赞李白傲岸不群、藐视权贵的气魄，但这样的言行举止在具体的政治环境、政治实践中实非益事。
所以李白的个性决定了虽然他有跟皇帝接近的机会，但显然，李白没有及时地抓住这个机遇，或者说，以李白的个性、实际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玄宗心目中的位置、在宫廷中的实际地位，都不可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也不具备实现这个巨大理想的可能性。
玄宗其实对李白相当不错，他一看李白在长安宫中的确很难立足，于是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赐给李白不少金银盘费，送他回家。史书记载四个字：“赐金放还”。
这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下台方式，玄宗没有贬斥他，没有谴责他，没有把他赶出长安，而是保全了李白作为一个文人的体面与尊严。这一举动使李白入京、在京、离京的整个过程呈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儿、文学色彩、浪漫色彩，使这整个过程更加符合李白的气质，这是一个典型的李白式的离开，而不是一个不称职官员的离任，这与同期前后张九龄等政治家的被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甚至可以说，玄宗从不曾按照一个官员的标准来要求、看待李白，从对李白的欣赏、选拔、任用到离开，与其说是政治标准，倒不如说是文人、文学的标准。李白最终安静而体面地离开了长安，这种离开方式反而使他获得了更为巨大的文学声誉。但是李白的政治名声并未因此而获得加强，伴随着他离开长安，世人对他的认识更清楚了，李白的本质就是一个旷世的大文人，大诗人。
多年以来，不少读者都认为，李白不仅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出色的文学才华，而且也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李白之所以被迫离开长安，其主要原因在于黑暗消极的政治环境。现在，通过这几章的叙述、分析，我们大体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李白怀抱着宏伟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觐见唐玄宗，渴望实现政治抱负，然而朝廷与玄宗却始终以文学的眼光来接纳李白，为他安排了适合文学角色的职位，于是，李白在长安宫廷也只能发挥其文学才华，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误会与错位，也是李白在长安政治失意的体制性原因。李白固然文才超绝，拥有超凡的政治理想，但是李白本人是否真的具有天才的政治才能，值得质疑。根据李白在长安的种种表现来看，他似乎并不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个人素质。李白离开长安，当然有整体社会政治环境的大背景——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原因——但是李白自身的主观因素也不可忽略。
离开长安后，李白继续他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性格没有变，他张扬的个性也没有变，他对政治的理解依然是那么天真。对李白而言，长安的政治失败并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的期许，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他并不曾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命运面前的错位与误会，这导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贸然加入永王李的军队，造成重大的个人悲剧。
安史之乱之后的契机
李白在长安郁郁不得志，天宝三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生活。“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迎来了又一次政治机遇——仙风道骨的李白竟然加入了永王李的军队。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李白的命运会在这里发生哪些改变？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李白，这次能够如愿以偿吗？
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怀着失意的痛苦离开了长安，他的政治理想遭受到重大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这次挫折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然而，不谙政治风云的李白非但没能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反而给年届五旬的他找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与灾难！——“安史之乱”期间，李白应邀参加永王李的军队，但没过多久，李的军队就被朝廷的军队消灭，李被杀，李白也因谋逆之罪被投入监狱。
那么，李白为什么要加入永王的军队呢？要想弄清楚李白参军的前后经过，还得从天宝三载李白离开长安之后说起。
李、杜相会之谜
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离开了长安，他浪漫的政治理想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时的李白只好选择漫游。就在这次漫游中，李白结识了两位重要的朋友，也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四十四岁的李白离开西京长安，一路东行，来到汴州（今开封市东南，古称梁州）、宋州（今商丘市南）。此时他的心情非常复杂，也很痛苦，《行路难》其二非常典型地表露了他此时的心境：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烂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道路像青天一样宽广，却唯独没有我的出路！我羞于和长安的浪荡子弟同流合污，过着斗鸡走狗的无赖生活。我不愿弹剑诉说痛苦，谄媚权贵求得赏识。淮阴市井小人嘲笑韩信怯懦，汉朝公卿忌妒贾谊才能，自古贤才多遭人嫉恨！你看燕昭王多么器重郭隗、邹衍，剧辛、乐毅才因此效忠他。如今燕昭王的白骨与衰草一起腐烂，还有谁像他一样修筑黄金台倾心以待贤士呢？像我这样愿意报效朝廷的人自然没有人能够赏识！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又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回顾了当初的心境：
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
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
我的剑术虽然不能与万人抗衡，文章却得到播扬四海的名声。然而这些都不足称道，我唱着《五噫歌》离开长安。当我要离去的时候，心中无限悲慨，泪水沾湿了帽子的缨带。
对于此刻的李白来说，虽然依旧沉浸在失意的痛苦中，但无意间又为文学史抒写了一段佳话。在这里，李白遇到了盛唐诗坛又一个重要的诗人——三十三岁的杜甫，他正为料理家事而奔走梁宋之间。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在文坛刚刚崭露头角，而李白此时不仅诗文名声卓著，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资本，二人的名声、地位尚不可同日而语。杜甫由衷地推崇甚至崇拜李白。两人一见如故，同饮共醉，携手游赏，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杜甫曾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记录了他们深厚的友谊：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
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
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
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
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这首诗写得情浓意切：我们彼此亲如兄弟，喝醉酒后盖一条被子睡觉，白天里一起携手同游，一同去幽静之处寻访隐士范十。在晚照的残影中听见棒槌捣衣的声响，荒废的古城上空满是厚厚的云层。长久以来我都喜欢吟诵屈原的《橘颂》诗，不曾想过讨要吴中的菰菜羹。自己一直想要立志为国效力，可今天来拜访了隐士，就不愿再讨论什么功名富贵，这优哉游哉的隐居生活也很安适啊！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李白与杜甫的情谊非常深厚。令人高兴的是，盛唐的另一位大诗人高适也正在梁宋之地漫游，三个人此刻都是政治失意者：李白刚刚被排挤出长安，杜甫刚刚经历了科场失败，高适也不过一介布衣。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于是三人相约漫游梁宋，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
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
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
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
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
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
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
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
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绿池，空馀汴水东流海。
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
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辉。
歌且谣，意方远。
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诗人乘舟离开长安，沿波涛汹涌的黄河东下。他对酒作歌，排解忧愁。浩荡的水流迷失了旧国的痕迹，自己的退路又在何方呢？不如及时行乐，登楼赏景吧。梁园的五月如秋天一样清凉，玉盘中的杨梅已经备好，吴地的食盐如雪花一样洁白。就让我们开怀畅饮，好好享受人生，不要学伯夷、叔齐那样孤高自赏。信陵君、梁孝王、枚乘、司马相如等历史人物早已烟消云散，只有汴水年年东流。现实的重重阻碍使自己的理想不得施展，而快乐生活似乎也不能久长，想到这里，眼泪沾满了衣裳。还是抓紧时间及时享乐吧……诗的最后，李白却终于隐忍不住，大发感慨：不如做东晋宰相谢安，虽然隐居东山，但只要天下苍生瞩望，立刻出山也并不算晚吧！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复杂的思想状态：既看透世事艰辛决意及时行乐，又不甘心碌碌无为了却此生。诗人时而表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时而又想做东晋宰相谢安，结束隐居生活，为天下苍生谋福。其实李白的内心并未真正忘怀自己的政治理想，即便在颓废至极、欢饮达旦的时刻，心中仍然不能忘怀世事，仍然还有济世救民的热望。他有着非凡的自信，以为凭借着自己的才能，迟早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而这也正是李白性格的可贵之处，虽然他离开长安，遭遇了巨大的政治挫折，但他内心的理想却没有泯灭，并没有因此而随波逐流。
长安的创伤
与高适、杜甫告别之后，李白奔赴齐州临淄郡（今山东济南），请紫极宫道士高如贵为他授道，又请安陵（今河北景县附近）道士盖寰为他书写真，李白从此成为一名正式的道士。所谓道就是道士的凭证，拥有道就意味着成为有“文凭”的正式道士。李白离开长安之后，虽然东游梁宋，与杜甫、高适漫游欢歌，但其直接的目的还是要去齐州接受高如贵的道，要去获得道士“文凭”，这也是他离开长安后第一个确定的目标。他在《奉赠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毕归北海》一诗中写道：
道隐不可见，灵书藏洞天。
吾师四万劫，历世递相传。
别杖留青竹，行歌蹑紫烟。
离心无远近，长在玉京悬。
李白离开长安，经历了政治上的一次失败，就想在疏狂的生活中，在道教当中寻找一线安慰。这一时期的李白，思想上有及时行乐的一面，有求仙访道的一面，有裘马轻狂的一面，有企图归隐的一面，还有不肯服输，希望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一面。他是要通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来麻痹自己，为自己寻求一个政治以外新的精神支点，接受道就是这个新支点之一。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当中，道教、儒家、任侠、纵横家的成分多少都有一些，呈现出混杂多元的思想状态。换言之，李白的身份由庙堂而江湖，这种转变使他的精神活动更趋于多元、丰富。长安政治失意对李白而言当然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但对于他的思想、诗歌创作而言却反而是一次难得的锻造、成熟机遇。
既然在齐州已经成为正式的道士，那当然少不了作一次真正的游仙之旅。李白准备南下吴越，遍游浙东名山，于是有了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在这首诗当中，他梦想着漫游吴越的仙境：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是一首留别东鲁朋友的诗，是一首遨游东南的寄梦诗，也是一首典型的游仙诗。它如此真实地反映了李白当时的思想情感。诗中有名山、有白鹿、有仙人，诗人希望通过仙境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描绘了天姥山的奇景，赞美了仙界的光明，展现出一个五彩缤纷的神仙世界。诗人抒写大梦方醒之时人生如梦的感慨，抒写漫游天地的自由境界。整首诗感慨深沉激烈，内容丰富曲折，形象辉煌流丽，形式自由解放，表现了李白诗歌雄奇、奔放、壮丽的艺术特色，别有一种英豪之气流贯其间，展现了盛唐的时代精神。李白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想为国效命却不得其门而入，他想摆脱功名仕途却无法真正忘怀，尽管他拼命地要在梦游天姥的这一场大梦里面沉醉自己，然而睡梦也总有惊醒的时刻，梦醒时分的诗人止不住大喝一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长安的政治悲剧是如此之深地伤害了浪漫诗人的心灵世界！我们读李白的诗，感觉痛快淋漓，洗尽愁怨，但对李白自己来说，写这些诗的时候又是多么的痛苦！
牢骚不断的江南之旅
李白当然不会只在梦里游江南，天宝六载前后，他一路南下，畅游扬州、金陵、丹阳、吴郡、会稽，所到之处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如《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全诗怀古伤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长安的无比眷恋。诗人感慨凤去台空，江水自流，感慨东吴、东晋风流人物终成古丘，感慨金陵古都优美壮丽的景色，透露出壮志难酬的苦闷情怀。整首诗起落自如，收放有致，工丽之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
在《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一诗中，李白抒发了对时局安危的忧虑：
晋室昔横溃，永嘉遂南奔。
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
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
哲匠感颓运，云鹏忽飞翻。
……
想像东山姿，缅怀右军言。
可见李白在漫游中一刻也没有忘记对唐王朝的关怀。他是苦闷的，却依然关心着国家，他不管怎样解脱自己，就是不能忘怀国计民生，就是不能忘却自己的政治追求，始终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而当这种忧国忧民之心不能通过自己的作为得以疏解时，他怀才不遇的苦闷就更为浓烈，这些都化作对社会昏暗政治的揭露，对奸人当道的极度愤慨：
鱼目亦笑我，请与明月同。
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
……
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
……
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
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
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斗鸡者获得皇帝的宠信，杀人者成为君王的将军，真正的志士才子却不为世所用。最可恨的是，得志小人嘲笑才高志雄的诗人，骏逸的良马被压抑不能前行，跛脚的驴子却春风得意。这种颠倒黑白的现实令诗人悲愤难当。诗人不得不从先贤的身上寻找精神支柱——即便如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曾遭受理想的挫折，自己的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诗人自比严陵、韩信，进一步申明自己傲岸不屈的高洁人格和豁达气度。“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这正是李白参透世事之后磊落胸怀的展现。
天宝九载，李白从金陵奔赴浔阳（今江西九江），又从浔阳北上经过唐州方城县（今河南方城县），去造访隐居石门山（今河南南阳一带）的老朋友元丹丘。他希望通过求仙访道获得心灵暂时的休憩，这一时期他留下了不少求仙诗：
丹丘遥相呼，顾我忽而哂。
遂造穷谷间，始知静者闲。
（《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
松风清瑶瑟，溪月湛芳樽。
安居偶佳赏，丹心期此论。
（《闻丹丘子于城北山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
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
然而，游仙访道终究无法使李白摆脱内心深层的痛苦。
终于，李白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北游幽燕，入幕边军，建功立业，实现政治抱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算起来，从天宝三年到天宝十一年，李白的游历踪迹所至遍及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他一方面想借助游赏山水、栖身宗教来解脱内心的痛苦，另一方面也是想再次寻找可能的政治机遇。但是根据当时的朝政局势，他想再次进入长安直接觐见玄宗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想到边塞从军也许不失为一条入仕捷径。这其实也是盛唐许多文人谋求仕途、实现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李白于是在天宝十一年前后行经邯郸、清漳、临等地，寻求入幕的机会。然而幽州的情形令他大吃一惊，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地节度使的安禄山此时正在秣马厉兵，图谋造反，其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幽州早已成为虎狼啸聚的险境。李白不得不离开幽州，南返魏州。他后来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追忆当时的情形：
十月到幽州，戈若罗星。
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
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
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
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
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
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
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
我眼看安禄山将要谋反，却苦于没有进谏圣上的机会，只好趁着大乱未至早早隐居起来。我的内心多么悲愤，却敢怒不敢言！遥想燕昭王重用贤臣良将，现在我这样的千里马却无人顾念，空自腾跃，即便是乐毅再生，也会奔亡而去啊。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李白离开魏州，南返宋州（今河南商丘）、曹南（今河南定陶），一路南下安徽宣城，游历敬亭山、宛溪。此间曾与他的族叔、校书郎李云登宣城谢楼作歌，写下了著名的《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诗歌的开首让我们想起李白的另两句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都在感慨时光如流水，人生如朝露。但是对年过半百的李白来说，“弃我去者”的绝对不仅仅是时光，烦扰诗人的也绝不仅仅是人生的短暂。对李白而言，这两句诗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更有着对往日蹉跎与辉煌人生的无限追念。
今日的李白为何烦忧多多？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从天宝三年离开长安后，李白漫游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一直在寻求新的政治机遇，然而却一直没有恰当的机会。当他北游邯郸、幽州，想要在边关建功立业时，却察觉到安禄山的谋反动向。所以此时李白的烦忧，并不仅仅是个人得失的烦忧，更是对国家将遭涂炭、百姓将遭祸患的烦忧，是明知国家危在旦夕却无所作为的烦忧，是对普天之下豪杰之士报国无门的巨大烦忧。这个“昨日不可留”和“今日多烦忧”代表了盛唐由盛而衰之际，知识分子普遍的呐喊与呼唤，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现实既然有如此之多的烦恼与忧愁，还不如在这天高气爽的秋天，乘着万里长风，望着远飞的大雁，在高楼上畅畅快快地喝个痛快吧！诗人想要借助酒的力量使自己从那激愤难耐的心绪中摆脱出来。酒会使李白沉醉麻痹，暂且忘却烦恼与忧愁，酒也会使他重新燃烧起生活的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此处所谓酣高楼，就是要借助酒兴，开始将全诗的情绪由无限的消沉、烦忧转向无比的高昂、自信。
李白一生，最自信的就是文章事业。他自诩写诗“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海”，写文章“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蓬莱”两句诗其实就是这种自信的充分表现。有人认为，“蓬莱”是以道家藏书之蓬莱山比喻汉代国家图书馆东观，“蓬莱文章”就是指汉代散文；有人则认为“蓬莱”比喻李云所担任的秘书省校书郎职务，“蓬莱文章”是借指李云所写的诗文。“建安骨”则是指汉魏时期“建安文学”的刚健风骨。“小谢”指南朝著名诗人谢，他曾在宣州担任太守，修筑起这座谢楼。这两句诗的表层意思是说诗人与李云一同吟唱着汉魏以来的优秀诗文，品味谢的优美诗篇；深层意思则是以汉魏诗文和谢诗歌自比。
诗写到此时，诗人的兴致与自信达到了最高潮。他说：“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他不愧是一位“诗仙”，竟要和朋友一起飞上那九重青天，将皎洁的明月揽入怀中。这里的月并不是实际的景观，而是作者心中的明月，是诗人的天真烂漫之语，是典型的李白式的诗歌语言。
然而，“诗仙”的情思虽然可以飞到明月的身边，但毕竟不是仙，酒醒之后毕竟还要生活在现实当中，毕竟还要面对昨日的种种失落，今日的种种烦忧。但浪漫的诗人并不甘于在污浊的现实中沉沦、颓废，他要用三尺宝刀砍断如滚滚长江水的满怀愁绪，要再次借助美酒永远消除内心的忧愁。这两句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传诵人口，就在于它典型地刻画出诗人那种绝不屈服于环境的压制，竭力要摆脱人生痛苦的雄放气概，后世有多少备受压抑的能人志士都曾借助这样的诗篇宣泄内心的不平。从诗歌的结构上来说，也完成了由豪壮的高潮向消沉低潮的过渡。
李白扬言从此将不再混迹于令人伤心的是是非非之地，而将驾一叶扁舟，披散长发，像春秋越国的大功臣范蠡那样，侍君之功成之后便隐居身退。但是我们知道，李白并没有侍君之功成，他恰恰是侍君之功不成却要散发，要弄扁舟，这是为什么？其实，唐代知识分子隐逸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博取更高的清誉，更广泛的声誉，以便引起当朝者的注意，走所谓的“终南捷径”。而唐代统治阶层之所以广诏隐士，无非想说明，连不问时世的隐士都应诏出山，岂不说明自己的朝政真是天下归心吗？
所以，李白功业未成却要散发弄扁舟的含义主要有二。首先，这是一种不满现存秩序的牢骚之语，那就是：既然当朝者天下无道，我也不愿意仰人鼻息，受人桎梏，不如去自由世界里无拘无束地潇洒一生。其次，这也是一种暗示，那就是：如果当朝者果真要使天下归心，就应该将隐于山林的贤能之士诏回朝廷，为国家效力。所以这个结尾的实质并不消沉，在狂傲狂放的姿态下面隐藏的依然是积极的入世精神。而这，正是盛唐时代文化的精神，也是盛唐知识分子典型的性格特征，李白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是对这种时代性格最典型的反映。事实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分析，这首诗写完后不到两年，“安史之乱”爆发，诗人参加了朝廷平叛的军队，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精忠报国之路。
纵观全诗，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纵横捭阖，气象万千，在波澜壮阔的诗篇中展现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精神风采与艺术个性，展现出盛唐知识分子在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所特有的心路历程，不愧是流传千古的伟大绝唱。
奔亡道中的忧国之思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的发起者安禄山，出身于营州柳城，即现在辽宁朝阳。他因平定契丹，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同伙史思明本是胡人出身，后因到长安奏事，博得了唐玄宗的欢心，被赐名思明，官至平卢兵马使。安禄山野心极大，他多次来到长安觐见玄宗，通过种种手段赢得玄宗的信任，并在长安、宫廷中安插耳目，对日益腐败的朝政真相了如指掌，逐渐生发起兵灭唐的谋反之心。经过长达十年秘密的准备，安禄山认为已具备了灭唐的力量。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声称奉密旨讨伐奸臣杨国忠，起兵范阳，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军队十五万人，南下直取洛阳、长安。唐玄宗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叛乱，军事上毫无准备，当叛乱的战鼓震动大明宫的时候，他才匆忙布置防御。一时间大唐王朝狼烟四起，战火弥漫，百姓逃亡，生灵涂炭。
此时，怀有安邦治国之志的李白希望自己能向皇帝献上灭胡之计，拯救危亡的局面，于是携妻子宗氏奔赴长安。同时派门人武谔奔赴东鲁照顾自己的子女。在北行的途中，他写下《奔亡道中五首》，记录了人们在战争中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哀痛及自身的处境：
苏武天山上，田横海岛边。
万重关塞断，何日是归年。
（其一）
亭伯去安在，李陵降未归。
愁容变海色，短服改胡衣。
（其二）
谈笑三军却，交游七贵疏。
仍留一只箭，未射鲁连书。
（其三）
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
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
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
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
（其四）
淼淼望湖水，青青芦叶齐。
归心落何处，日没大江西。
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
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
（其五）
这五首诗是我们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李白行踪最重要的材料之一，通过研究他的行踪，我们对李白参加永王李军队的缘由就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在这些诗中，李白先后引用涉及苏武、田横、崔、李陵、鲁仲连等很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诉说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表达了自己遭逢国家变乱之时的思想情感。
当时，唐朝的守城将士战死的战死，投降的投降，李白像当年被困匈奴的苏武、被困海岛的田横，也被困在沦陷区内。他与妻子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装，趁着茫茫的月色，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长安，显然，他奔走的方向与众多逃亡人的方向恰恰相反。自己所面临的情势虽然万分危急，但李白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到达长安，觐见玄宗，献上自己的灭敌大计。战国时燕将据守齐国聊城，齐国攻克不下，齐人鲁仲连射一箭书信入聊城，燕将见信之后自杀，聊城不攻自破。李白将自己比做鲁仲连，认为自己尚有救国良策，希望能够为玄宗所用。但是，还没等李白到达长安，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奔亡道中五首》（其四）来看，李白的立足点在函谷关内（西），诗的意思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被安史乱军占领，所以洛阳之水、嵩山如同边疆的易水、燕山。自己本想效法申包胥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可是现在函谷关以东尽为敌军所得，形势万分危急。李白不得不从华山经商洛大道转道江南，又经溧阳、杭州、金陵，隐居庐山屏风叠，静观形势的变化。
在逃亡过程中，李白还写下《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猛虎行》、《扶风豪士歌》等诗歌，记录了战争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
太白昼经天，颓阳掩馀照。
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
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
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
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
（《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
战端起始之时，安史叛军铁蹄横扫中原，国土沦丧，将士捐躯。这首诗表现了民众在大难来临之时混乱甚至于绝望的心理。诗中呈现的不再是浪漫主义的浓墨重彩，而是严峻的现实主义的惨淡颜色；融入画面的也不仅是诗人怀才不遇的郁闷，而是广大下层民众盼望早日平定叛乱、返回家园的共同思想感情。李白此时的笔触已经完全脱离了个人的感伤忧愤，而伸向广阔的现实世界，集中反映国家和人民的苦难。这样的诗作，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可比肩于杜甫的“三吏”、“三别”。
李白一方面描绘战争带给国家民众的深重灾难，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人生的迷茫。他从过去“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满怀激情逐渐转向怀才不遇的悲叹、深沉哀婉的思考：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
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
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颠倒。
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
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
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
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
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
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
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
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
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
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
昨日方为宣城客，掣铃交通二千石。
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
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
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
萧曹曾作沛中吏，攀龙附凤当有时。
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茫茫愁杀人。
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飞梁尘。
丈夫相见且为乐，槌牛挝鼓会众宾。
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
（《猛虎行》）
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春，李白因避“安史之乱”，离开宣城奔赴剡中，途遇书法家张旭于溧阳，因作此诗。这首诗先写乱军攻陷洛阳，国家多难、生灵涂炭的惨景；接着借张良、韩信故事，抒发自己身遭乱世，却不能为君主所用，只能南窜避难的感慨；末两句说他要学《庄子》中的任公子用粗绳装上大钩，以五十头牛作为诱饵在东海钓大鱼，意指要做一番大事业。诗中的主人公为国家的残破、为人民的苦难、为自己报国无门而慷慨悲歌，毫不掩饰地将一颗久经压抑的赤子之心呈现给我们。
诗中不仅有感性的抒情，也有对战局理性的分析。诗人指责玄宗临阵弃将怒杀高仙芝，一味听从杨国忠的错误意见，迫使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导致潼关失守，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趋于恶化。李白当然渴望立刻投笔从戎、报效祖国，可是长安被逐的经历使他怀疑，玄宗、朝廷究竟会不会听信、采纳他的平乱之策，只好暂时收起这颗火热的报国之心。显然，当国家处在危亡的关头，自己却报国无门的时候，诗人是极其痛苦的。李白虽然依旧在庐山隐居，但他的心，他的目光一直都在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变化，随时都在等待时机，出山为国效命。
痛心裂腑的重大失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