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营川附近休整的初期，南面的东北军在蒋介石的重压下，曾派出过两个团的骑兵向我们寻衅。遵照上级的批示，我们没有予以反击，而是向其喊话，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兄弟们调转枪口打死蒋介石卖国贼”等。此后，他们没有再向我们进犯，我们也没有打他们，相互之间处于一种互不侵犯的状态。
那段时间里，双方虽然对峙，但是不打了。这一时期里，军团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统战工作。我们白天就用各种方式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晚上有时还开联欢会。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奉中央的命令，经常换穿便衣，坐上牛车，进出我们团的驻地，去东北军那里开展工作。那段时间，我们和朱瑞的接触比较多。他告诉我们，如果东北军要来我们驻地联欢，就欢迎他们来，但暂时不要到他们那里去。后来发展到双方部队直接联欢。当时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上层展开，部队除担任警戒，同东北军对峙外，主要是进行联欢。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尽量和东北军的下层交朋友，但我们也不放松对他们的戒备。不久，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就同东北军的一个师长签订了停战协议，这是我们当时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和抗日救国宣传的第一个成果。
宁夏地处黄土高原，夏季气候炎热`干燥，中午特别热，早晚却很凉，晚上要盖棉被`早晨要穿棉袄，有“早穿棉袄午披纱”的说法。黄土高原上普遍缺水，尽管我们驻扎的平川里有一条清水河，可这条河在流经同心城以下区域的过程中，溶解了大量红色岩层，使河水变苦，不能饮用。居民大都靠挖井，冬季将雪储入井中，就吃这样的水。
七营川一带村庄稀疏，人烟稀少。村子里既脏又乱，很少有座像样的房子，大多是破壁残垣。老百姓很穷，绝大多数穿得破破烂烂的，这里土地贫瘠，盐碱遍地，小麦产量很低，每亩地年产百把斤。见到这种情况，战士们都很气愤，说是马家军把老百姓害苦了。
我们的驻地是回民聚居区，根本没有猪肉吃，有时买点牛肉`羊肉吃，能买到鸡时就吃鸡。主食是麦子`玉米和土豆，蔬菜不多，但夏天有西瓜。生活很艰苦，因为缺水，很少洗澡。
这里是新开辟的区域。起初回民对我们不了解，有逃跑的，经过我们慢慢地做工作，就都回来了。我们团的七营`五营和三营住的村子都是回民村，做不好回民的工作，连脚都站不住。野战军专门向各部队宣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住清真寺；二`不准吃猪肉；三`不准在回民区筹款，不打回民的土豪。部队里掀起了尊重回民`尊重回教和帮助回民的热潮。比如有的村庄吃水困难，要到十里以外的山沟里去挑水，我们就开展挑水运动，积极帮助回族同胞挑水。
当时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除对南面的东北军进行警戒和开展抗日宣传之外，就是开展群众工作。这些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帮助当地回民建立回民政权，并依靠回民去摧毁清水河一带的反动武装，争取把马鸿逵统治下的群众统统解放出来 ；二是帮助回民群众种地`收庄稼，如早晨出操后去帮助群众抬肥`施肥，麦子成熟后帮着群众割麦子`搞秋种等；三是帮助回民群众搞好环境卫生。这里的道路全是坑坑洼洼，一下雨就成为一片汪洋。老百姓家的牛`羊圈很简陋，厕所很少，居民随地大小便。由于卫生极差，一到夏天，苍蝇`蚊子
就多得不得了，爬得到处都是，看了都叫人害怕。炕上的臭虫之多，晚上咬得人没法睡觉。一开始我和梁兴初一起睡在炕上，后来就不得不找人借了块门板，睡在门板上。为了帮助回民群众搞好环境卫生，我们就帮助村民修筑道路，整理牛`羊圈，修建厕所，灭蚊蝇`臭虫。回民群众的房子大都破旧不堪，一下雨就漏，我们就不断帮助他们修理房子。这样，我们所驻地区的卫生状况都有了较大的改变。
同时，我们强调人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顶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吃猪肉，不准说“猪”字，不准接近回族妇女。
这样一来，群众对我们也就特别好。回民是很讲感情和义气的，他们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是真正的回民军队。他们把我们长征时期经过时送给他们的几面旗都挂了出来，还请我们洗澡，请我们吃全羊，把我们当作了自己的家人。
至于部队本身，由于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任务，我们就强调干部`战士学文化。由各个连队的文书当教员，用树枝作笔，大地作纸，坚持每天写字`识字。
那时，我和梁兴初都有马，每天早晨起来我们俩都要在川里骑马跑上一段时间，借以练习骑术，锻炼身体。
七`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
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旬的一天，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召集团以上干部，到一军团军团部驻地豫旺堡开会。我和梁兴初骑马跑了七`八里路，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会场。会场设在豫旺堡城外的草地上，军团部临时搭了一个台子作为主度台。
下午，一军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约三`四百人齐集在那里，一起开会。彭德怀首先在会上讲话，然后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也分别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都很短，主要是动员红军继续向西南行进，沿西（宁）兰（州）公路两侧进至靖远`固宁`会宁`静宁一带，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负责筹集资财和粮食`蔬菜，迎接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
会议开完，又演出节目。看完演出，一军团军团部招待大家在一起会餐。那个时候吃的东西比较困难，军团供给部花了很大的力量，买了十头羊`一条牛和两头猪，做了红烧猪肉`炖牛肉和红烧羊肉，还有大米饭，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
会餐开始时，已是午夜时分，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我们个个都是饥肠漉漉。月光下，看见一担一担猪肉`牛肉`羊肉和米饭挑向会场。这时大家都饿了，我们一军团的干部就拿着盆子，拥上去打了饭菜就吃。因为这是在一军团的驻地，十五军团的干部是客，他们在一旁等着，比较客气。结果一军团的干部一下子就把饭菜差不多快抢吃光了。眼看着十五军团的干部没有多少吃的了，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就发了脾气，说：“军团的干部太不像话了！你们就不能照顾一下十五军团的干部吗？这样抢吃像话吗？”聂荣臻这样当着十五军团干部的面，当场给一军团干部的这一顿批评，使得我们再也不好意思吃下去了，于是不少人就迅速离开会场，饭没有吃完就走了。我也是刚吃了半碗饭，就同梁兴初一起骑马回到自己的驻地，天已快亮了。当时我们两人也是一肚子气。一天一晚没有睡觉，饭也没有吃好，肚子饿着，又挨了个大批评。这是这次会议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事后想起来，我们也认为聂荣臻的批评是正确的，当时确实也是不像话。月光下也看不清楚是谁带的头，反正就这么一拥而上。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只顾自己，不顾友邻的充分表现。
尽管在会上挨了一顿批，但会后大家情绪还是很高，都说这下可好了，等二`四方面军来了，我们就可以把甘肃`宁夏`陕西的大片地区建成巩固的根据地。
九月底`十月初，西北已是晚秋季节，当时下筹备冬衣，准备向西进发，然后，我们翻过六盘山，来到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甘肃静宁`会宁`定西一带，这时候前面的部队已和红二`红四方面军见了面。十月九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军总部会师，十月二十二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了，红军的力量增强了。不出毛主席所料，整整一年，四方面军又北上和我们会合了。
我们二师当时住在界石铺是一个比较大的镇子，师部住镇上，我们二团住乡下。师长杨得志则带着部队在前面，负责向一样，梁兴初带着两个连去前面担任警戒，我则带着其它队伍在后面。
我们在界石铺附近驻了下来。这是一个汉人较多的地区，我们又开始打土豪，以筹集资金`粮食`物资`布匹和药品。之后，我们杀猪宰羊，准备欢迎二`四方面军的队伍。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我们这些团的干部，既没有见到朱德总司令，也没有见到张国焘`徐向前`刘伯承`贺龙和任弼时等领导。来到我们师部的，是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的同志。在师部，我们见到了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萧华还把师部住的房子，包括他自己的房子都让了出来，并请包括甘泗淇在内的二方面军政治部的同志一起吃了顿饭。萧华把我也找了去作陪，一起吃了一顿。那顿饭全部是羊肉，有十几道菜，做得特别好。我们还把已经准备好的慰问品，送给了与我们见面的二方面军的每个指战员。
第二天，红二方面军的部队继续向西北前进，我们就在原地掩护，在驻地组织部队夹道欢迎和欢送。看到他们过来，我们就鼓掌`呼喊口号和端茶送水，并帮着他们抬伤员和招呼落伍掉队的同志。二方面军的部队一共过了两天，等他们过完后，我们便回到宁夏的同心城，就在同心城住下来了。
以后我们才逐渐知道，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自阿坝同红一方面军分手南下后，在“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鼓舞下，开始部队士气很高，因为大家都不习惯藏族地区的生活条件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欢雪山和草原。一开始，南下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进展挺顺利，但正当红四方面军节节胜利，张国焘踌躇满志地再次来到成都附近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时，蒋介石已经集中了八十个团二十万人马在那里等着他们。这一战，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重新向北撤回甘孜。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二`红六军团来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七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在甘孜开会，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和朱德`刘伯承一起坚持北上抗日，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意见。七月十四日，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陕北。
八`九月份，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来到兰州以南地区。这时红四方面军内部又发生了一声争论：张国焘主张渡过黄河，进占甘北，然后西进新疆，打通同苏联的联系；陈昌浩则主张在甘南建立根据地，以作为陕甘宁苏区的延伸。争论的最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同意下，张国焘作出了组建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的决定。这个决定，使红四方面军遭受到了空前惨重的损失。
西渡黄河的决定作出后，还有三万五千余人的红四方面军即开始渡河西征。但当包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在内的五军`九军`三十军两万余人，在靖远的虎豹口渡过黄河以后，国民党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冲了过来，把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分成了两半，致使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四军和三十一军未能渡过黄河，被阻隔在黄河东岸。
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西渡黄河后，于十一月十一日正式组成西路军，但很快就被马家军切断了同主力红军的联系。由于西路军是孤军西进，情况越来越危急。最后终于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张掖`武威地区被马家军围攻，全军覆没。马家军骑兵凶猛膘悍，能骑善射。西路军被包围，弹尽粮绝，悲壮失败。后来只有少部分同志化装潜行，历尽千难万险，回到了陕北。
所以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同我们会师时，实际上只剩下四军和三十一军两个军，合计一万余人。相比之下，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遭遇的困难，相对要小一点，人员损失也比较少一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的领导下，在静宁与一方面军会师时，队伍约两万人。
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
——山城堡战役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在陕甘宁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就有了四`五万人，这对蒋介石的震动极大。他急调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的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共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根据地，并亲临西安坐镇指挥，以图把红军消灭于甘肃`宁夏地区。
追逼我们最紧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胡宗南所率的四个师，已经进占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哨马营`保牛堡一带，对陕甘宁根据地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主力应迅速向山城堡靠拢，集中全力，准备在山城堡地区打好对胡宗南部队的这一仗。中央军委指出，打好这一仗，对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否则敌人会以为我们可欺，将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山城堡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由一军团`十五军团和四方面军的部队担任主攻，二方面军负责打援。
从军团部领受任务回来，杨得志`萧华将敌我情况向各团领导作了详尽的传达，并告诉我们，红二师将由西南向东北进发，担任山城堡战役的主攻任务。师里决定，由四团和五团在前面主攻，二团作为预备队在后面跟进。任务明确后，队伍迅速北上。经过四天的夜行军，进入了山城堡以西地区，利用山联塬，塬联沟的地形，隐蔽在沟里，决心打好这一仗。
十一月中下旬的西北高原相当寒冷，经常下雪。我们天天艰难地行进在雪地上，天冷，我们的棉衣单薄，沿途村子稀少，有时一夜行军七八十里，竟然连一个庄子都看不见。这里是沙漠地区的边缘，每年都被沙漠吞噬掉一些村庄和窑洞，老百姓害怕沙漠，大多搬走了，有的空窑洞还很大，一个窑洞就可以住上百把人。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大村子，全团人都住下了。但由于村子里没有人，我们自己带粮食，带菜，和着雪做饭吃。
部队虽然顶风冒雪，忍饥挨冻，长途行军来到山城堡附近，但大家的士气非常旺盛，决心要以打好这一仗的实际行动，来庆祝三大主力军的胜利会师。
经过侦察我们了解到，胡宗南的部队是从湖南起程，经过湖北兼程北上，当时刚刚到达山城堡一带。这里人烟稀少，收集粮食困难，水源也缺乏，所以他们也是人困马乏，面临的困难并不比我们少。不过他们比我们有利的，是上有飞机`下有汽车可以帮助运输，但靠汽车运输毕竟有限。而我们，地形熟悉，又东靠陕北根据地，有可靠的后勤保证。况且我们到山城堡附近时已休息了几天，可以以逸待劳。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们各参战部队完成了对山城堡的包围。当天下午，首先开始肃清外围，并逐渐向山城堡向山城堡镇内压缩。黄昏时分，外围基本肃清，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进行猛烈攻击。经过一夜苦战，到天快亮时，山城堡被攻了下来。接着，部队开始分割包围，干净彻底地消灭了山城堡及附近的敌人。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共消灭胡宗南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的两个团，同时其它方向进攻的敌人也被红二十八军击退。不过，我们部队的伤亡也不小，二师五团政委陈雄同志就是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的。
在山城堡战斗打响的当天晚上，我们二团奉命没有动作。第二天早晨接到命令，要我们团进到山城堡以北，防止残敌向宁夏方向逃窜，同时警戒并阻击可能从甜水堡方向来增援的马家军，以掩护进攻部队最后解决山城堡的战斗。因敌人的增援部队未来，我们二团这次没有打上仗。
经山城堡一战的沉重打击后，胡宗南部的主力向西撤退，蒋介石精心部署的整个进攻计划被粉碎。山城堡战斗后，部队回到陕北边境的桂家口进行休整。这时，三大主力红军已占领了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相交的一大片地区，约有三十多个县。这一大片地区里，到处都驻有我们的队伍，真是人欢马叫，好一片兴旺景象。
部队休整期间，朱德`彭德怀`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召集三个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开会，庆祝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次战斗——山城堡战斗的胜利。参加会议的各位领导都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气氛十分热烈。
我们团一级干部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是师政委萧华回来向我们传达的。据萧华说，在会上，朱德总司令非常高兴，热情洋溢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致以亲切的问候，而张国焘则不大吭声，只是在表面上对大家应付一下。
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以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部队干部`战士的士气。根据地的老百姓也都非常高兴。
山城堡战斗实际上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战，战斗的胜利，对国内和平的实现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九`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电话命令我们二团继续向宁夏前进。次日凌晨四时，我们全团按照师部的命令，作为前卫开始向宁夏甜水堡前进，准备消灭驻扎在甜水堡的敌人。
那一天，梁兴初带着尖兵连走在前面，我带着团部和其它各连在后面跟进。我们走得很快，到天亮时已走了四十多里路。师部随后来了没有也不知道。到上午十一点，我们已在途中休息了两次，可一看后面，师部还是没有来。因为没有接到别的命令，虽然我们的心里有些疑惑，还是命令部队继续前走。
当我们走到离甜水堡还有十几里路的地方，突然师部派来了一个骑兵，送来了师部的一封信，要我们向后撤回原地。至于为什么要后撤，信上没有说明，我们也不知道。这时梁兴初带着尖兵连已在前面跑得很远了，离我们大约有好几里路了。我们团没有骑兵，我只好自己骑着马去追上梁兴初，把梁兴初及其尖兵连找了回来。一路上，我们俩都在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回原驻地的路上，我们正好经过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部的所在地。我和梁兴初就跑上去找三十一军的军首长，想问问情况，当时三十一军军长是萧克，政委是周纯全，他们住在一个土窑洞里。虽然我们过去并不相识，但他们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萧`周二人告诉我们，现在不要北上了，要南下，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了，所以部队要南下去支援张`杨。
听到蒋介石被抓起来的消息，我和梁兴初不知道该有多么高兴。当时，萧克`周纯全要留我们俩吃饭，我们说什么也不吃，只想着赶紧回去。跟蒋介石打了近十年仗，没有抓住他，这一下可把他抓住了，大家那个高兴呀，真是没法说！心里一高兴，走路也不觉得累，平时行军走上十里`八里就要休息一次，这一下也不休息了，一阵风似地跑回了师部。
在师部，杨得志`萧华`邓华告诉我们，十二月初蒋介石由洛阳亲赴西安，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剿共”，并且决定如张学良`杨虎城不听命令就解除他们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张`杨于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发动“西安事变”，拘捕了蒋介石，之后他们电请红军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住蒋介石后的善后事宜。对此，中央已作出紧急部署，令红军南下，支援张`杨的部队，防备国民党亲日派的乘机进攻。他们还解释说，师里在清晨接到军团的电话后，还没来得及通知，我们就已经走了，只好派一个骑兵通讯员去通知我们。现在队伍回来了，很好。他们让我们就在附近休息一下，明天就向南往庆阳前进。
从师部回来，我和梁兴初决定召开全团排以上干部会议，把“西安事变”的消息简要地告诉大家。我们把干部集合在一小块草坪上开会，梁兴初首先讲话，他一开口就告诉大家，蒋介石在西安被活捉了。大家一听都怔住了，整个会场静得鸦雀无声，不过看得出来，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高兴。片刻之后，才有人回过神来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梁兴初说：“请政委给你们讲。”
接着我告诉大家，刚才团长和我到师部，师首长告诉我们不再向北前进，而要转而向南，向西安前进，因为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双十二”。我解释说，“双十二”就是十二月十二日两个“十二”的意思。接着，他们又问是怎么捉住蒋介石的。我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怎么告诉你们哪？这是好消息，我们大家都高兴。现在部队要向西安前进，去支援张`杨对蒋介石作战。我们抗日的力量大了，形势也大有好转，不过形势究竟怎么好转，要看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文件才知道，你们不要再问了，上级有了指示，我们会场告诉你们的。但目前我们就知道这么多。”我要求在会议结束以后，各连都要向全体战士传达会议所谈的情况，以鼓舞斗志和提高士气。
最后，我向各连布置了南下西安要注意的事项。南下可能要急行军，昼行夜宿，要注意做以下的四项工作：一`要做好巩固队伍的工作，减少掉队，防止逃亡；二`由于南下经过的地方都是新地区，而且是张`杨的地区，要特别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努力扩大红军的影响；三`要把东北军`西北军看作友邻部队，要向他们明确表示，红军是来支援他们的；四`可以在新区适当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个别地吸收一些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以充实部队的实力。
十二月十三日，二师开始向庆阳前进。我们二团由北上时的前卫，变成了全师的后卫。
一路上，部队情绪极高，大家一边走，一边议论，猜测全国形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但高兴之余，大家也存有一些疑虑。因为红军就那么多，根据地也只剩下陕甘宁一个，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大得多，抓住了蒋介石，内战是不是能就此停止？我们和东北军`西北军究竟能不能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些都还没有把握，对此不能盲目乐观。另外，究竟是如何抓住蒋介石的，在什么地方抓的，张学良抓蒋介石同我们党和红军有什么关系，没有人清楚，都纷纷乱猜。至于抓到蒋介石以后应当怎样处理，大家的议论就更多了。总的来说，大家一致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认为这是一种正义的行动，至于抓起来以后怎样处理，大多数人主张枪毙了他，也有不少人主张把蒋介石长期关起来，只有少数人主张逼蒋介石抗日后放了他。
对“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估计，大家也是议论纷纷。一种估计是，事变后我们和张`杨的部队联合在一起，可以把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在内的整个西北联合起来，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以对抗国民党的部队。另一种估计是，把蒋介石扣起来以后，亲日派何应钦乘机调兵进攻张`杨的部队和红军，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第三种估计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下属军官意见不一致，导致张`杨部队内部分裂。还有一种最坏的估计，就是张`杨可能会在国民党亲日派部队的进攻下失败，像当年的十九路军一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并且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议。但事变不久，他们就在蒋介石的重兵压迫下失败了，十九路军被编散。
当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种结果是，内战就此停止，团结蒋介石一致抗日。这种分析的根据是，除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外，还要看到全国各个阶层`各爱国人士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救亡图存，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民心不可侮，中华民族一定会走向进步，抗日救亡一定能实现。当然，也有人提醒说，张学良`杨虎城是不会替共产党说话的，而且我们也指挥不了他们，所以要谨慎，要提高警惕。
这时，一军团政治部来了批示，要求我们按照中央所发表的新闻报导，向部队进行宣传解释，并搜集各种反映，向上级汇报，以便编发统一的宣传解释材料。军团政治部还向我们通报说，中央已先后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参加谈判。
向部队干部`战士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有：我们党历来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内的全国各党各派各民族阶层，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以拯救中华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救亡图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个责任就担在我们党和红军身上，我们要以 实际行动，影响东北军`西北军，影响全国的军队和人民；这次“西安事变”处理的好坏，是关系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大事，大家要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不要没有根据地乱猜瞎想，至于对蒋介石怎么处理，我们要等待中央的决定，中央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执行。
军团政治部要求各部队把上述这些内容编成教材，对所属部队进行系统的正面教育，作为我们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第一课。
当时我们团以上干部还知道，“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内部也是一片混乱。何应钦`汪精卫`张群等亲日派主张投降日本，何应钦已与日本签订了出卖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何梅协定》，
在得知蒋介石被扣后的第二天，何应钦就自封为国民党军队的代理总司令，并在河南组织了总指挥部，加紧调兵遣将，组成所谓的“讨逆军”，准备进攻红军及张`杨的部队。一时间，国民党的大军云集郑州`潼关一线，随时准备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何应钦还在洛阳集中了大批飞机，准备用来轰炸渭南和侦察西北，其目的就是想乘机夺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以进一步和日本妥协。
国民党内的另一派，就是宋美龄`宋子文`孙科等蒋介石的亲属。他们认为只要一开打，蒋介石就非死不可，因此竭力主张首先要把蒋介石救出去。
还有其它各省的军阀队伍，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山东的韩复榘，各有各的想法，各人的态度也不一样。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捞一把。
当然，国民党内也有主张抗日的，如宋哲元`马占山`傅作义等。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向平津`冀东`察哈尔`热河`绥远步步进逼。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远见卓识，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安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当前的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间派在动摇中。”对此，中央认为，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
周恩来在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详细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并代表中共和红军与张`杨及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经过一系列艰苦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以“领袖人格”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并发出撤兵的手谕。之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挽救中华民族`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张`杨二人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虎城全家遭杀害，张学良在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被扣留，失去自由长达五十余年。
此时，我们部队继续南下，走到离庆阳不远的地方时，前面伟来消息，说前卫部队已经在庆阳同东北军会合了。庆阳是甘南比较重要的一个县城，驻有东北军的一个团。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认为以后和东北军大概是不会再打仗了。
部队一面南下，一面开始进行一系列针对东北军`西北军教育。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还专门为此作了一个指示，大意是：越往南走，和东北军`西北军接触的机会就越多，他要求我们，第一`要注意部队的军容风纪，着装要整洁，队列要整齐；第二`要有礼貌，同级别干部要互相敬礼，遇见对方的上级，要先敬礼，后握手问好，走时要告别；第三`队伍行进时，遇到友军要主动让路，领队人员要主动和对方打招呼；第四`态度要热情`诚恳`友好；第五`对方请我们吃饭，一律婉言谢绝，如坚持要请就去，但要注意礼尚往来，有来有往，送东西也是如此。对聂荣臻的这些指示，我们向全团排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我们还对如何落实这些指示，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等我们来到庆阳，见到驻守在那里的东北军时，感到他们的态度非常友好，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为我们烧好了水，等着在那里接待我们。当时庆阳还是由东北军来防守，我们只是经过那里，按规定不住庆阳城内。为表示谢意，我和梁兴初专门到城北东北军部队的团部去拜访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我们是经过这里的最后一批队伍，在我们后面就再也没有队伍了。
从庆阳出来，再走两天，就到了甘肃和陕西交界处的宁县。这时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并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洛阳。与此同时，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也已开始撤往潼关。
我们队伍在宁县附近接到命令，要部队暂时停下来休整待命。部队休整期间，师部住在离宁县县城大约三十里地的早胜镇。早胜镇地处塬上，比较繁华，大约有八`九百户人家。师部决定，我们二团住在宁县县城里，并负责和县政府取得联系。
宁县县城是建在塬下的沟里，穷得不得了，只有破破烂烂的一条街，一共不到两百户人家。县政府设在一个窑洞里，里面没有多少人。宁县的县长是个浙江人，穿着件旧长袍子，带着个老婆，一看就知道是个穿县长。不过这个县长挺精明，像一个小政客。我们进去时，他正蹲在窑洞里。看见我们进去，一开始他吓得要死，后来看我们并无恶意，才平静下来。我告诉他，我们部队要暂时住在县里一段时间，请他多帮助。他听了之后不住地说：“好呀，你们住在这里，欢迎你们！只是我们这里穷得什么也没有，招待不周，还请你们原谅。”
我跟他说，我们只是住在城里，不干涉他的事务，他管他的县务，我们管我们的队伍，只是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粮食`烧草和马料，其它的事情我们自己负责解决。对我们的要求，他满口答应。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县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后来得知这个县长还抽鸦片烟。
后来，那个县长请我们吃了顿饭。过了两天，我们想，按照要礼尚往来的规定，得回请他们。于是我又去县政府对县长说：“今天一来是看看你们，二来是我们队伍住在这里，有什么违反纪律之处，请向我们提出，我们一定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再就是请你到我们那里吃顿饭，请你的夫人也去。”县长听后非常高兴。那一顿饭，我们搞了十几个菜，并请他们喝了点酒。
接着，师政治部就来了电话，说准备派民运科长到县城来和县长直接联系，因为早胜镇属宁县管辖，许多事情还得通过县政府来解决，要我们带他去见县长，介绍一下。以后这个民运科长就住在县政府内，有关的一切事情都通过他去办理，我们就不再插手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在他的纵容下，何应钦等人又重新调集了二十多个师，进逼西安。随后，我们也奉命继续从宁县南下，经陕西的旬邑和淳化，到达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地区，准备协同东北军`西北军迎战何应钦部队，这里已离西安不远了。三原地区，除西安外，是陕西最好的地区之一，渭河两岸土壤肥沃，人烟稠密，农业发达，盛产小麦和棉花，有“八百里秦川”之称，就在这个地区，我们渡过了一九三七年的元旦和春节。
利用在这里休整待命之机，我们开展了扩兵活动，各个部队都派出了扩兵小组，在自己的驻地周围开展工作。我们二团由梁兴初留在团里照顾部队，我则带着一排人到富平至临潼一带扩兵。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就扩到了三百多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贫农`雇农，也有少数学生。我们整个一军团扩了几千人。这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抗日情绪的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团结抗日，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的最大心愿。
正当我们在三原地区欢度春节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调一批干部去延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军政大学学习，为形势的发展培养和储存干部。抗大原名红大，驻保安瓦窑堡，一九三七年一月初，随党中央进驻延安而迁往延安。命令下来后，大家踊跃报名，都不想错过这个学习机会，但结果还是军事干部被批准的多，政治干部被批准的少。二师师长杨得志被调去学习，黄永胜又调来二师当师长，接替了杨得志。二团团长梁兴初也被调去学习，四团副团长季广顺调到二团当了团长。我要求去延安学习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留在部队继续工作。这时红一军团的代理军团长是左权，政委仍是聂荣臻，政治部主任则由邓小平接替，朱瑞调延安学习。
我扩兵回来不久，就欢送梁兴初去延安学习，那个时候干部调动很简单，一个命令下来，说走，集中到军团部就走了。那天，我叫人买了两只鸡，买了点肉，还买了点酒，请梁兴初好好吃了一顿饭，就算欢送他走了，至于黄永胜来，杨得志走，我们都没有到师部去参与欢迎和欢送。
十`宁县整训——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前中共中央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会上虽未对中共中央的建议作出明确表示，但却确定了将武装“剿共”改为“和平统一”`适当扩大民主的政策，表示可以跟共产党进行谈判。这标志着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至此，国共合作初步形成，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鉴于这一形势变化，中央决定，进驻三原地区的红军队伍撤回原驻地。于是，经过七天行军，我们二团回到了甘肃的宁县县城。一军团的三个师，一师驻正宁县，二师驻宁县，四师驻旬邑县，军团部则住在宫和镇这个较大的镇子里。
回到宁县时，除沿途人民热烈欢迎我们之外，县政府`保安团`商会及地主`士绅也都出来欢迎我们，他们的态度跟过去大不一样，对我们都挺友好。这一变化，使我们十分直接地感受到，十年内战停止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变。亲眼目睹这一转变，使大家兴奋不已。
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抗日战争，中央决定红军各部队进行集中整训，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好各方面的准备。我们团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在所驻的宁县进行整训。以后这个阶段应当说是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首先是抗战的思想准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以后，中央曾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陆续发出了许多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一九三七年五初，毛主席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相继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央的这些指示`教育材料和毛主席的报告，即成为我们进行思想准备工作的重要学习材料。在整训中，我们全团指战员通过反复学习讨论，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克服了若干怀疑`抵触`盲目乐观情绪和“左”倾主义倾向，增强了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解。
在这一过程中，一军团政治部还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编成了系统的教材，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讲起，讲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再讲一九三一年日本策画的吞并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讲一九三三年日军侵占热河全省的事件，最后讲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变成“满州国”第二的阴谋，说明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了我们半个中国，如不奋起反抗，亡国灭种的惨祸即将面临到我们的头上。通过对这个教材的学习，更加激发了全团指战员的民族仇恨，增强了他们把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是抗战的组织准备。为促成全国抗战，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提出，将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番号`编制统一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为适应这一变化，中央决定对部队进行一次统一的相应教育。但对内强调：番号`名称着装可以变，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坚持共产党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绝对不能变。特区政府的一套独立制度不能变。当然，对一些政策作了相应的改变。如在土地政策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的口号，代替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以抗日累进税代替过去提出的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主张。
为增强党内团结，整训期间，我们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活动。记得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红一`红四方面军联合在红一军团军团部驻地宫和镇开了一次两个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大会，我们二团是我和季广顺两个人参加了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军团部临时搭了个草棚，我们就在这个棚子里开会。
任弼时专程由延安代表中央到宫和镇来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其他领导还有杨尚昆`聂荣臻`左权`袁国平等。会议首先由任弼时作报告。他系统地谈了张国焘的错误，讲了懋功会议`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上张国焘同中央的分歧，讲了张国焘怎样阻止红军北上，怎样拉队伍南下，讲了张国焘在被迫北上后，又怎样力主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以致西路军遭到失败，大部分同志被杀害，枪支被缴械，队伍被消灭，仅剩下少数同志一个一个地分散回到陕北苏区。在系统谈了张国焘的错误后，任弼时又强调要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分开。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全体干部英勇奋战的精神，强调一`四两个方面军团结的重大意义。
任弼时的报告后，接着发言的主要是四方面军同志，其中以王新亭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他发言中批判揭露材料最多，我们一方面军的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只是一般性地表了表态。
会议前后历时十天左右，张国焘本人没有到会，批判是背靠背的。会后，中央还将张国焘的错误传达到了全体干部和党员。最后，中央为争取和教育张国焘，给予了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至于张国焘最后只身逃出边区，投入国民党的怀抱，那只是他个人的问题了。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除派遣部分干部去延安抗大等学校学习军政理论之外，各部队对在职干部的学习也都抓得很紧。由于我们这些干部特别缺乏军事理论知识，除了系统学习军政理论外，还把毛主席在抗大所讲的战略战术问题，向我们作了传达，以帮助我们深入学习军事理论。
在部队的军事训练上，则主要是强调对战士进行队列战术的教育，有计划地开展军事训练。同时，在部队开展以识字和算术为主要内容的学文化活动，由各个连队的文书兼文化教员。
邓小平就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问题，尤其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抓得很紧，有时还进行测验。一次邓小平给红一军团每个团以上干部发了一份试卷，上面有十几个问题，要求大家写出答案，由他亲自一一批改。记得那次考试我得了九十五分。另外，邓小平还要求大家写日记，把每天做了此什么事都写出来，一是可以帮助记事，二是可以借此来提高文化水平。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了许多年。可惜的是，我写的那些日记，后来在战争年代中都散失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军团还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参赛的有一师`二师`四师和军团直属队。那时一师的师长是杨成武，政委是邓华，二师师长是黄永胜，政委是萧华，四师师长是李天佑，政委是杨勇。二师选了五团为代表，由萧华亲自带队参赛。
运动会大概开了半个来月，一共分军事`政治`体育三大项目。先是军事技术比赛，如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爬障碍`修工事`过独木桥等。然后是体育比赛，包括篮球`排球`跑步`跳高`跳远等。最后是政治测验。每天晚上，各参赛队还进行唱歌和演节目比赛。在这次运动会上，由于一师的杨成武`邓华`特别是邓华抓得很紧，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结果一师在大部分项目中得了第一，总分也是第一，二师全面败下阵来。二师本来是一军团的主力，各方面工作一直都是走在前面的，这一次败阵，弄得二师的同志都很不高兴。萧华好胜要强，这时候一看二师成绩不好，就认为是裁判不公正。于是，在开会总结发奖的前一天晚上，私自把五团带回了驻地。对此，军团聂荣臻政委`邓小平主任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萧华。
后来萧华被调去延安学习，邓华调到二师当了政委。邓华要求严格，以身作则，什么事情都从自己做起，从师司令部`政治部做起，他每天都亲自到操场去和大家一起参加训练。有个小青年干事，跳木马跳不过去，他就帮助推着跳过去，这一下，大家都紧张起来了。军事技术`体育运动`政治等几大项目，很快的就都上去了。黄永胜对军事训练抓得也很紧，天天亲自带着部队演习`下操，亲自到场检查，部队很快就变了样。
通过整训，部队的军容风纪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几个月下来，各个部队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讲卫生`讲整洁`讲礼貌`讲文明。当时，部队的住地比较宽裕，生活条件比较好，活动也比较多，真是有面目一新的感觉。
这个时期，部队大大的巩固了，那些在直罗镇战斗被俘后参加红军的原东北军战士，大多经过正规训练，基础比较好，军事上都有一手。因此，在政治上得到提高以后，许多原东北军战士被提拔当了班长`排长，甚至有当副连长的。当然，也有极少数原东北军战士开了小差，甚至有个别带枪逃跑，被抓回来枪毙了的，那个时候部队里有条规定，凡是带枪开小差的，抓回来一律枪毙。
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我们二团在宁县一共进行了六个月的整训。这是我参加红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休整，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以前我们都是三天两头地打仗，甚至有一天打两三仗的。从我参加红军以来，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休整半年不动的，这是形势空前大好的一个标志。从山城堡战斗以后，部队就再也没有打过仗。战士们体力强壮，情绪饱满，虎劲很大，部队巩固，朝气蓬勃。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整训，为即将到来的抗日出征，从各方面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抗日出征的准备阶段。
第五章`抗日战争（一）建设苏北根据地
一`三原改编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北平城郊宛平县芦沟桥的中国守军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芦沟桥的枪声打响了，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中共中央于七月八日发出《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央军委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作“抗日先锋，跟日军决一死战”。红军前敌总指挥命令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地区，休整待命，准备开赴华北前线。
八月上旬，遵照总指挥的命令，我们从宁县出发，按照上一次去三原的路线，又来到三原地区，休整待命。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日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政策。会上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保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然后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走。通过这次会议，明确了我军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所必需实行的军事战略转变。
洛川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了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必需进行的政治`军事战略的转变。因此，洛川会议决议传达到三原地区以后，我们普遍进行了深入学习，力求很好领会会议的精神实质。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发出整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根据命令，由原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由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O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每个师的编制人数为一万五千人左右。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共辖三四三`三四四两个旅，一军团改编为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孙毅；十五军团改编为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参谋长陈漫远，政训处主任崔田民。我所在的二师改编为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黄永胜，副团长兼政训处主任邓华（实际为政委），参谋长彭明治，四师改编为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十二师的四团改编为一营，营长姓刘，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五团改编为二营，营长曾国华；我所在的二团改编为三营，梁兴初以后回来当了营长。
由于部队改编，各级干部通通都降一级使用——师长改任团长，团长改任营长，营长改任连长，连长改任排长。由于我在二团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哈达铺整编来到二团以后，就一直在二团工作，因此这次三原改编中，组织上没有要我去三营任教导员，而是把我调任六八五团政训处副主任兼组织股长。当时六八五团的宣传股长是王辉球，民运股长是曾思玉。
二师接到改编命令后，即在三原驻地召开了八路军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全师三千多人全体到会。大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军团的决定，宣布了部队改编后的番号和对各级干部的任命，特别强调要在部队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工作制度，保持红军的本质，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坚决拒绝和自觉抵制国民党军队的那一套。
会后要求大家立即换装，要大家脱下身上所穿的红军军装，改穿国民党军队的制服。我看到，许多人都将八角帽和红五星帽微珍藏在自己的包袱中，准备留作永久的纪念。经过一段时间教育，虽然极少数的同志还有点抵触情绪，但是绝大部分同志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一致认为只有国共两党团结抗日，才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
红军时期从此结束了。三原改编，正式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开始。从这一天起，我们这些以前的红军战士，便身着八路军军服`投身到了抗日战争的峰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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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采用的是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因此部队不设政委，政治部（处）也改称为政训处，。其后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命令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任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政委，政训处也恢复为政治部（处）。编者注
二`首战平型关
“七七事变”的爆发，成为我国全面抗战的起点。日本帝国主义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开始，日本侵略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七月底，日军攻陷北平与天津，之后，日军又以平津地区为基地，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中国军队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八月中旬，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企图攻占上海，并夺取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由于华北战局十分危急，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我们没有改编完全就绪，就在三原地区誓师出征。出征前，八路军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会议向我们传达说，当时侵华日军成立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兵力已增至三十余万人。敌人沿着三线南下，采取大迂回的进攻态势，意在攻占太原，进而完成夺取华北五省的企图。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华北战局已陷于混乱状态，因此中央军委要求我们立即开赴山西前线，支持友军作战。中央军委强调，我们不负担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不打硬仗，而是要坚持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深入到敌后，广泛地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敌人，使敌人不能顺利南下。要设想在敌人占领整个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当时进入山西的日军，正兵分两路直攻太原。两路日军，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进攻平型关，如果这两个关失守，太原必然沦陷。中央决定，八路军立即兵分两路迎战日军，一二九师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驰援平型关。
八月底，六八五团从三原出发，日夜兼程，赶到黄河边韩城的芝川镇集结，准备渡河后，继续西进至侯马，改乘阎锡山派来的火车北上。河边的船只早就准备好了，只用了两个小时，我们全团的三千多人就渡过了黄河。
渡河以后，部队继续前进，又走了二`三十里路，在天还没有完全黑时，部队来到离侯马不远的地方驻了下来，准备在侯马改乘阎锡山派来的火车北上。侯马地处晋西南，平型关地处晋东北，从侯马到平型关，几乎要穿越整个的山西省。因此，在到达侯马之后，各个部队除忙于计算人数`分配车厢外，还准备了大量的干粮，并带了不少的咸菜和油`盐及调料，我们整整忙了两天。
到达侯马附近的第二天晚上，我刚刚从下面部队回到团部，罗荣桓和萧华就骑马来到了我们的驻地。当晚，他俩召集团里的几个领导开了个小型会议，就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桌上点着一盏油灯。会议的重点是批评黄永胜，主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罗荣桓当场宣布将黄永胜调师部另行分配工作，由杨得志来接任六八五团的团长。我当时对这个调动不理解，但因刚到团部，不了解情况，在会上就没有发言。会议一直开到了十二点左右，最后黄永胜表示，调动工作是常事，我服从组织决定。第二天他就走了。队伍由邓华带领到了侯马，又调来了陈正湘和萧远久两位副团长。这时梁兴初也从抗大学习回来了，当了三营营长。
经过两天的准备后，部队从侯马上了火车。我们全团三个营加团直属队，一共坐了五列火车。每列车只有少数几个客车厢，大部分是闷罐车。在这些闷罐子车里，干部`战士一排一排地按次序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坐下以后，便不能随便乱动了。我这是第一次坐火车，绝大多数人也是第一次，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阎锡山修的铁路，铁轨比较窄，火车比较小，和省外的不相通。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阎锡山要搞独立王国的野心。九月九日上午，火车开动后，一直沿同蒲路北上。火车停下来的第一站是临汾，第二站是赵城，走了一天才到达霍州。到霍州时正好碰上下大雨，从车厢里可以看到汾河里的水流很急。
从霍州到介休，铁路所走的大都是山区，两边的山很陡。由于山势陡峭`路轨狭窄，一下大雨，两边的泥石流就冲下来把铁路压住，让火车无法开行。那一段铁路，我们常常是乘火车走几里，就得下来把铁轨上的泥石铲掉，然后再上火车往前走。由于火车头的马力不足，有时上坡时还得叫我们下去推。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但我们就硬是推起了火车，就这样，从霍州到介休，连修路带推车，一`二百里的路，我们走了一天一夜，到九月十一日下午才到达介休。
到介休以后，路就好走了，天也晴了。九月十二日，我们经平遥`祁县，来到了同蒲路与正太路相交的榆次县。九月十三日继续乘火车北上，途经太原城时，天已黑了，远远望去，只见到城内一片灯光。我们在太原站停了约几个小时，就又继续北上。以后，再经阳曲`忻州到达原平。在原平我们下了火车。部队集结起来后，迅速沿着公路向平型关急进。我们相继经阳明堡`代县`繁峙，一路急行军来到了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命。
九月二十四日，团长杨得志去师部接受命令，并由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带领去侦察平型关的地形和前面的敌情。回来后，他召集了干部会议，对领受的任务和观察到的情况进行了传达和介绍。我们得知，平型关位于古长城上，关内关外群山重叠，地势十分险要。从平型关东北口到灵丘县南部的东河南镇，是一条狭窄的谷道，其间从关沟至东河南镇长十三公里的地段，地形最为险要，而在这十三公里长的地段内，两侧高地十分便于我军隐蔽部署兵力，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
杨得志传达说，林彪`聂荣臻已决心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出敌不意，伏击正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第五师团（即板垣师团）的第二十一旅团，以配合友军作战。林彪还指定由三四三旅的六八五团`六八六团和三四四旅的六八七团担任主要突击力量。在师长林彪带领大家侦察地形的同时，就已划分好了突击区域，明确了各个团的任务。
我们六八五团的任务是：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敌先头部队。由于平型关正面有国民党部队七个军约二十万人在防守，因此我们从后面截断敌人以后，就向平型关攻击前进，争取把敌人消灭在灵丘和平型关之间的山沟里。
师部命令我们团于九月二十五日凌晨前到达指定地点，把包括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在内的火力阵地筑好，完成各项战斗准备。同是，为保证这次战斗的突然性，师部要求各个参战部队一定要注意保密，保持高度的隐蔽性。
接着，政委邓华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战斗，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也是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同日军进行的第一次战斗。日军侵华以来，所看见的都是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因而气焰十分嚣张。我们这次一定要给予他们迎头的痛击，要打得勇敢顽强，敢于同敌人拼刺刀`白刃相搏，打出我军的威风来。这次战斗，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地形险要，而且林彪`聂荣臻等师首长亲自带领各团领导干部在前沿阵地作了详尽侦察，选择了最有利的地形，对整个战斗作了周密的部署。其次，我们所采取的战术是伏击战`运动战，突然袭击，这对我们来说是拿手好戏，而对敌人来说，由于他们一直没有同我们作过战，对我们这套拿手好戏还缺乏经验。再就是，作战地点是在中国，对地形，我们比他们熟悉，爬山也比他们行。他们的装备笨重，靠的是坐汽车，而我们是轻装，靠的是两条腿，在山区要比他们轻便灵活得多。
邓华还特别强调：我们六八五团在这次战斗中一定要打好，不能落后于其它兄弟部队，要打出红军主力部队的威风来。最后，他还要求我和政治处的几个股长，立即分别到各营去帮助进行战斗动员。
根据邓华指示，我于当晚到了二营，找到营长曾国华`教导员刘振球，共同商量，然后集合全营指战员进行战前动员。为保证消息不被走露，我们在动员会前规定这次动员会上不准喊口号，不准有火光，不准鼓掌等。
接着，由我进行战前的政治动员。我首先把自己刚刚了解到的情况，向全营指战员作了传达，之后向他们提出了坚决打好这一仗的几点要求。然后，曾国华向全营指战员宣布了出发路线`联络口号`口令等。曾国华宣布完，部队立即出发。根据邓华的指示，我在这次战斗中随二营行动。
当天晚上，天下着倾盆大雨，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为了相互照应和联络，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把自己白色的洗脸手巾，绑在左手臂上作为联络信号。我们冒雨前进，个个淋得像个落汤鸡，全身都是泥巴，好在山路并不太难走，路面有碎石子，走起来还不算很滑。
我们整整走了一夜，到九月二十五日拂晓，终于在规定时间之内来到指定地点，在公路南侧的山背后埋伏了下来。等部队埋伏好了以后，我爬到山顶上往下观察，看到山下是一条深深的沟，沟两侧的山既高又陡。深沟里，一条从东北向西南的公路，直通平型关。那时只给团长`副团长配备望远镜，我是政治部的副主任，没有望远镜，但从山顶也可以看见，公路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既没有人，也没有汽车，只是隐隐约约听到灵丘方向有炮声，证明板垣师团正在沿着这条公路前进。
我们在埋伏地点等了两个多小时，仍然没有见到日军的队伍，包括营里几个干部在内的许多人有点着急，担心我们会扑空。为此，曾国华跑到团里，去问杨得志和邓华敌人怎么还不来。杨得志叫他不要着急，要好好掌握队伍，特别是要把火力点布置好，掌握发突击的时机，准备一声令下，就开始攻击。杨得志还告诉曾国华，有什么事情，团部会派通讯员给各营传达，叫他以后不要再往团部跑。
等到八点左右，我们终于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汽车马达声，接着又隐隐约约在山下的公路上看见了汽车的影子。一会儿，就看见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过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惊叹：啊，这么多呀！看起来可能有一百多辆，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挂着一面太阳旗，一字长蛇阵的汽车后面，还跟着一大批马车。汽车车厢里，身上穿著黄大衣`头上戴着钢盔`手里拿着上了刺刀的枪的日军士兵，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坐着，每辆车有一个排的样子，约三十多人。日军的汽车一辆挨着一辆，走得很慢。
见到日军的这种阵势，我们又是第一次拦截车阵，不少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于是都来问：“汽车好打吗？”曾国华说：“好打，他们在车上没有准备，我们一打枪，他们就连车都下不来了。”大家一听高兴了，说：“是呀，我们突然一打，就能叫他们连下车都来不及。”
眼看着从我们面前过了几十辆车以后，林彪从指挥阵地上给杨得志来了电话，命令队伍出击。接到林彪的命令，团部立即吹起了冲锋号。顿时，我们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起开火，各个部队像猛虎一样冲下山去。我也随着二营冲下山去。
下山时，正好经过师的指挥阵地，我看到林彪正手拿着一个大望远镜，在那里边看边指挥队伍出击。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师指挥部离我们六八五团的指挥阵地并不远。
我们这猛一开火，立刻就把日军打得懵头转向，一时间弄不清是从哪里打来的枪。车是开不动了，他们慌慌张张地想从车上下来，有的就在车上向我们还击，下了车的，就凭借车辆向我们回击。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我们这迎头一击，很快就封闭了敌人前进的道路，把日军的一百多辆汽车和二百多辆马车，全部堵塞在公路中间四`五里路的范围内，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这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我亲眼见到二营五连冲在最前面，连长曾宪生，指挥沉着，利用地形地物，一直冲到沟里的公路上，两只队伍搅在一起，都分不清了。日军想往上跑，而我们则从山上往下压。结果他们不少人就利用公路上的汽车和辎重作掩护，或用自己携带的铁锹，在公路两旁迅速为自己挖个单人掩体，单个作战。
那些单兵作战的日本兵非常顽强，拼命抵抗，你不过去，他不开枪，你一过去，他就开枪。为消灭他们，我们只好分散开来，用手榴弹`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去打。就这样，这场混战一直打到中午时分，枪声才基本停止。此时，活着的敌人已没剩下几个。
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还真厉害，日本兵都是被我们打死的，一个投降的也没有，以前我们打国民党军队，一打就俘虏多少，这次却一个也没有俘虏到，都是一个一个地拼刺刀，我们一个坑一个坑地搜索前进。
这一仗，我们同日军基本上是打了一场哑吧仗，双方都是闷声不响地拼刺刀`拼手榴弹，一直到把包围起来的日军全都消灭。因为我们和日本人之间的语言不通，打起仗来，只听见他们哇啦哇啦乱叫，不知道他们究竟讲的是什么。同样，我们喊“缴枪不杀”，他们也听不懂，再加上枪声`炮声`手榴弹声搅在一起，喊什么都听不清。
战斗结束后大家分析，这次战斗之所以没能抓来一个俘虏，除日本帝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欺骗教育外，语言不通，无法开展攻心战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敌人基本被消灭后，我跟随着二营在战场上搜索残敌。这时，聂荣臻突然来到了公路上，见到我就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你负责找人把汽车上的东西，全都搬到我们来的那个沟里去。”
我表示当时执行这一任务有困难，因为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部队正在搜索残存的敌人，抽不出人来。聂荣臻就说：“那你就叫机关的同志和伙夫来搬，另外到附近村子里去找一些老百姓来帮着搬，无论是枪支`弹药`物资`衣服`食品`罐头等等，统统都要搬走，然后等待命令，放火把汽车都烧了，我们要这些汽车没有用，开不走。”我说：“好，执行命令！”他又强调说：“这个地段就归你负责了，要快。”
我立即派通讯员先去找来团政治处的人，派他们到处去动员`集合人员来搬东西，不到两个小时就把汽车里的东西都搬完了。
正在这个时候，天上来了一架日军的飞机。也许是因为闹不清情况，分不清敌我，这架飞机既没有扫射，也没有扔炸弹，只是绕了几个圈，侦察一下就走了。
等敌人飞机走后，我就带领几个人把汽车都给烧了。烧汽车很简单，用刺刀把油箱一捅，划根火柴，马上就能把汽车烧成了一片火海。那些马车我们没有烧，因为正好利用它们来拉缴获的东西。
我们从车上搬下的东西还真不少，堆在那里有一大堆，其中有三八式步枪和轻`重机枪，有一箱一箱的弹药，还有日本大衣`钢盔`鞋等等。吃的东西中，数饼干最多，都是用塑料袋包装得好好的。牛肉罐头也不少，大的有几十斤重，中的有五`六斤重，最小的也有一`两斤重，一个大罐头就够一班人吃的。还有糖，东西还真不少。
到下午两三点钟，东西搬完了，枪声也不响了，队伍撤回到了山上，准备着日军的增援部队来到。上山不久，就听说由于六八七团的堵截，日军的增援部队没有能够过来。平型关战斗胜利结束。
打完仗开饭时，几乎全团战士都美滋滋的吃了一顿饼干加牛肉罐头。大家一边吃还一边高兴地说：以前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现在这个日本的运输大队长也不错嘛！当时吃不完的就交给了各个连队管生活的司务长，司务长可忙开了，动员大家把东西搬上马车就往附近的村子里撤，一路上就像长蛇阵似的，真够热闹。缴获的枪就由战士们分头背上，准备换装。
当天下午，我们清理战场，掩埋牺牲同志的尸体，及时把伤员运往后方医院，进一步搜检战利品。这时我们看到一些死了的日本兵，身上都带有护身符，是求神保佑他们不死。可这些护身符并没能保佑他们，最后他们还是无谓地死在这侵华战场上，家中的妻儿老小依然日夜盼望他们能回国团聚，真是可悲又可叹。
平型关一战，我们共消灭了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有说消灭了三千多，我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缴获步枪一千余支`机枪二十余挺，马车二百余辆，烧毁汽车一百余辆。
这一仗打下来，我们的伤亡也很大，仅六八五团就伤亡二百多，其中以二营五连伤亡为最重。五连因为是冲在最前面，拼刺刀也拼得最厉害，最后共伤亡了六`七十个，一个连差不多损失了多一半。最令人痛惜的是五连连长曾宪生，他在同敌人肉搏中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曾宪生是一个著名的战斗英雄，壮烈牺牲时才二十多岁，真是英勇顽强。
也有经不起考验的人。平型关战斗之前，就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时任一一五师参谋长的周昆，奉命去洛阳国民党政府第一战区领取一一五师的第一次军饷，这个周昆竟然见利忘义，将领到的三万银元贪为已有，携款私逃，脱离部队，成了一名可耻的逃兵。以后周昆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心和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同时也极大地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在郑律成所作的《八路军军歌》中，就有“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歌词，给平型关战斗很高的赞誉。这首歌，一时成为部队指战员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流传军内外。
平型关战斗，是一一五师领导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正确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的结果，是林彪等正确指挥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一五师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将永远载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册！
三`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之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却南下突破了国民党的内长城防线。与此同时，平`津方向的敌人也经卢沟桥`涞源`上寨等地，直逼平型关南侧之繁峙，阎锡山的几个军随之全线崩溃，向太原退却。由于正面的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使整个战场形势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并把我们置于了日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之中。根据中央军委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总部决定我们向五台山区纵深撤退，在那里休整待命。
撤退后，我们利用这个休整机会，进行了平型关战斗的总结。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战斗打得好，打得顽强。所以能够打胜，大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地形侦察细致，所选的伏击地点十分有利于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第二`正面有阎锡山的部队挡住了敌人的主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我们能够从后面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第三`保密条件好，战场周围的老百姓是绝对拥护我们`帮助我们的。在群众的帮助`带领下，我们可以毫无声息地从各条山沟通往我们预定的伏击点，而日军只能通行在两面毫无掩护的公路大道上。
第四`日军的行进全部依靠车辆，我们一发动突然袭击，他们一时之间下不了车，一个手榴弹扔在汽车上，他们马上就死伤一大堆。这一有利情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熟悉伏击战，习惯于打伏击战，而且林彪指挥伏击战很有经验。过去我们在江西打了很多仗，都采取的是这种办法。在直罗镇消灭东北军一O九师时也是用的这个办法。这种办法对我们来说是老一套，常用，但对日军来说却很新，他们没有尝过这样的滋味。
尤其好笑的是平型关战斗后，日军方面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这个林彪，在平型关偷偷摸摸地打，这不算，应当公开布置一个阵地，从正面来打。这封信后来被林彪送到了中央，成了当时的一个笑话。
后来，我们打山西午城镇时，也曾捡到过这样的信。信是铅印好了的，说你们八路军要打仗，应该从正面来，不准在后面偷偷摸摸地打。，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怎么打仗还要你来规定！
在民主总结平型关战斗经验的同时，大家还对一些具体的战术进一步作了研究。例如怎样打汽车，怎样打汽车前面的摩托车部队，还有飞机来了怎么办等等。大家认为，在战斗进行中，如果来了飞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它，因为这时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敌人是不敢随便扫射`随便乱扔炸弹的。
在总结中大家都谈到一个现象，就是平型关战斗确实没有抓到一个活着的日军这件事。大家都说，这些小日本还真够顽强，你就是把他杀了，他也是不投降`不缴枪。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认为，双方语言不通是个主要问题，语言不通，就无法展开攻心战术。于是，在这次短暂的休整时间内，各部队掀起了一个学日文的高潮。
邓华给我们派来一个日语教员，名叫张秀珂，黑龙江人，是流亡学生，也是著名女作家肖红的弟弟。张秀珂以后一直给我当秘书，直到一九三八年冬。张秀珂来了以后，我们在邓华的带领下，先集中了各营的教导员`各连的指导员，以及团政治处的全体同志，大家坐在一个大草棚里，先学字母，然后学几句战场上常用的简单日语。
记得当时学的主要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没收你们私人的财务”`“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你们为什么到中国来，我们并没有到你们日本去”等几句。唉，就这几句话，我们就学了整整一个星期！当时我们是反复地学`反复地念，念不准确，教员就一个一个纠正。大家的决心很大，认为学日文是战斗的需要，非学不可。平型关战斗，我们在军事上的许多特长都发挥出来了，可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才影响了战斗的进一步胜利。
平型关战斗中，我们曾缴获了日本人的几十匹马。这种马很大`很好看，不过我们全部交给了一一五师的骑兵连。从那以后，我们在行军中经常可以看到，林彪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日本的大洋马，带着一个骑兵排穿越我们的部队往前走，先到宿营地去工作。聂荣臻有时和他在一起，有时不在。战士们见到林彪`聂荣臻都很高兴，因为是他们领导我们打了胜仗。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了五台山顶。五台山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山高三千零五十六米，周边长二百五十公里。五台山的峰顶平坦宽阔，好像是土筑成的一个平台，所以称之为五台山。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山上共有寺庙四`五十座。这些寺庙大都建筑壮观，金璧辉煌，寺内的彩画精美，塑像雕刻栩栩如生。一般情况下，寺庙里香烛很多，香气撩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的这样漂亮的寺庙。
在五台山顶上，我碰到了黄克诚同志，当时他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带着一个警卫员两匹马来我们这里检查工作，同邓华一起住在一座庙里。邓华要我同他一起向黄克诚汇报了团里的工作。
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延安新华总社的一个记者来拍电影，要六八五团重演一次平型关战斗。为此，杨得志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天，终于第二天趁有太阳时拍成了电影。
我们在五台山期间，华北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日战争开始后，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的短短几个月内，华北日军即占领了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四省大部和山东省一部，控制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对此，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二日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又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军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多打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中国。”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来支持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根据总部的决定，我们六八五团当时的任务，是随一一五师主力前去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由于晋西南地区既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也是陕甘宁边区联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纽带，因此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要。
这时，日军板垣师团已占领太原，阎锡山的部队在全线崩溃后，已渡过黄河，来到陕西宜川的丘陵地区。由于太原沦陷，山西省其它没有沦陷的地区因得不到指令，大都各自为主，乱成一团。我们接到一一五师师部的命令，要六八五团在五台山的豆村休整一个星期，以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接到休整命令，杨得志和邓化便想趁机进行一次党内的组织纪律教育，要我起草一份教材。可真把我难住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参考材料，加上我很长时间没写这种文件了，但杨得志和邓华的命令只有坚决执行。当晚，我费尽了心思，用了一个通宵写了一个“党员组织纪律教育十八条”。内容主要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支部组织分工和支部生活：党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必须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个人生命等，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天亮后，我将这份草稿交给杨得志和邓华修改后，立即油印发给全团各连进行教育，并规定全团党员必须在一周时间内学完。
就在我们快离开五台山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命令，要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带一批干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把黄永胜留下了，邓华和陈正湘也留下了，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六八五团二营曾国华也留下了，要杨得志`萧远久和我带着六八五团的一营`三营和团直属队南下。这样，六八五团就在五台山分了家。我们赶紧叫司务员买了几只老母鸡，准备了点酒菜，我把政治处王辉球`曾思玉等几个股长都找了来，一起为邓华送行。这一顿送行酒，我们一直吃到天快亮的时候。次日天刚亮，我们出发了，邓华也就留下了。
之后，我们六八五团从豆村出发，经五台`盂县`寿阳一路南下，到达了石拐镇。这天，杨得志告诉我，要我带领政治处的全体同志，跟随六八六团政委杨勇到晋南去扩兵，这样，我和杨得志在石拐镇分了手，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专职任务就是扩兵，不再管部队的工作了。
从石拐镇出来，我带着团政治处的同志随左权`杨勇一起，经沁源`安泽到达临汾。在临汾附近，我们见到了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杨尚昆决定，杨勇留在临汾，在这一带扩兵，要我去运城地区，找运城特委的同志联系。于是，我们又来到了运城。
运城位于晋西南的三角地带，因为西傍黄河，历史上又将其称之为河东。在运城境内，海拔千米的中条山（太行山支脉）横亘在东南部，像只卧虎似地保卫着这块富绕的盆地。据介绍，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历史名人迭出，上至传说中的舜`禹`成汤，下到名将关羽`薛仁贵等人的故乡，都在这里。
我们来到运城时，阎锡山的运城行政公署还在城里，我们的党还没有公开，是秘密的。运城的特委书记名叫张稼夫，他已得到北方局的指示，要特委把扩兵工作视为地方党和部队的共同任务。所以他们全力进行协助，出了很多的力，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运城行署下辖十几个县，我们的扩兵工作就在这十几个县里进行。我把政治处的人分成相应的小组，分别派到各个县，我自己则留在运城城内扩兵，居中协调指挥。宣传股长王辉球带了一个组到河津，民运干事石瑛带了一个组到夏县，组织股长曾思玉带了一个组到临猗，还有一个保卫股长带一个小组到万荣。
扩兵期间，我们到处召开大会，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通过宣传，使广大群众知道中国抗战的形势已十分险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还用各种事例向群众说明，日军所到之处，祖国的大好河山为日军铁蹄所践踏，到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我们号召有志热血男儿奋起参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救亡图存，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山西，赶出华北，赶出全中国。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地方有名望的人士`抗日进步人士进行统战工作，要求他们齐心协力，同仇敌慨，团结自救，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运城扩兵期间，我带着技术书记杨永松和一个警卫班，住在城里一座已经停课的中学校内。除了具体负责城里扩兵工作外，我还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跑几十里地去各地检查扩兵工作，听取有关扩兵情况的汇报。
各县扩来的新兵，多了就直接送到临汾团部，少了则先在运城集中，然后由运城转送临汾。一般来说，每半个月我们送一次新兵去临汾团部，交给杨得志。我们在运城搞的这次扩兵，一直搞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年底。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我们扩到了一千多人，其中有包括个别学生在内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的所谓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些中学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到了部队以后，我们都相应地给他们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由于原先曾国华带领的二营留在了五台山，一直没有归队，以后萧华以曾国华这个营为主力，到了天津以南`济南市以北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创抗日根据地。这次新扩的一千多人来到团里之后，杨得志就把他们编成一个新二营，并任命周长胜为营长，蔡元兴为教导员，同时从一营`三营中抽调人员去担任各班`排`连长。新二营的人员是比较充实的，就是枪不够。其实当时我们发现了阎锡山在那里封存的一窑洞枪`炮以及鸦片，而且窑洞没人看守，但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我们没有动这些武器。这样，新二营的武器问题，就只能依靠战斗来解决了。
经过这次扩兵，我们六八五团不仅重新健全了三个营的建制而且全团有了将近四千人，应当说已经很满员了。
平型关战斗后，一一五师的两个旅就分开了，三四三旅由师部率领，先到晋南后到晋西，准备创建晋南根据地；三四四旅则在徐海东`黄克诚的率领下，转到了晋东南，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晋西南这次扩兵，我们一一五师师部`三四三旅旅部和六八五团`六八六团都在驻地附近扩大队伍，共扩到了三`四千人。这些新扩大的人员除了补充老部队外，师部又将其余的人加上晋西南原有的地方武装，编成了一个补充团，并任命陈士榘为团长。这样，三四三旅在原来两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一个团，等于扩大了三分之一。
一九三七年年底，扩兵任务告一段落后，我们全部人员收兵回到临汾，六八五团团部住在汾河以西一个叫苏家村的村子里。在这里，我们渡过了一九三八年的元旦。
在我们去运城扩兵期间，团里只有团长杨得志和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在家。由于团里没有了政治干部，罗荣桓派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唐亮来团里协助主持政治工作。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后，中央军委又任命罗荣桓为一一五师政委。我回到团部后，唐亮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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