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铜镜、带钩与铜灯的普遍应用
在古代，最初人们是用陶盆盛水以鉴容，因此，盆又称为鉴。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开始用青铜来制作镜子。多为圆形，正面微凸，光洁明亮，用以鉴容。背面中间有钮，用以系绳悬挂。周围铸有纹饰，富有艺术性。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铜镜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四面商代晚期的铜镜。圆形，有的背面铸有叶脉纹、连珠纹等纹饰，中央有半环形钮，制作粗糙。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铜镜发现也很少，说明在青铜礼器发达的时期，青铜生活日用品的生产是不发达的。
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青铜礼器衰落了，而铜镜等日常生活使用的青铜器的生产大为发展起来，并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例如在湖南长沙发掘的战国时期的楚墓，约四分之一都随葬有铜镜。楚国的铜镜主要有山字纹镜、蟠螭纹镜、四兽纹镜等；往往以细密的羽状纹作为地纹，含锡较高，制作十分精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铜镜可以作为中原地区的代表，工艺十分精湛，有金银错镜、镶玉嵌琉璃镜、镜面与镜背分别用含锡量不同的青铜制成的复合镜等。此外还有武士骑马持剑与野兽搏斗的狩猎纹镜等，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十分生动。
秦汉以后，铜镜继续发展，出现了铸有铭文的铜镜，尤其是透光镜(即当光线照射到铜镜正面时，能反射出镜背面纹饰的大致图像)的出现，反映了制镜工艺的高度水平。隋唐时期铜镜制作工艺达到了高峰，如瑞兽葡萄镜、月宫镜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明清时期玻璃镜开始流行，取代了铜镜，成为主要的鉴容用器。
在日常生活用品中，铜带钩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普遍的使用。铜带钩是革带(腰带)上的带釦(扣)，一般为琵琶形。前端较细，作成钩首，多呈兽首形。钩身微曲。后端粗圆，背面有圆钮。钩首与圆钮分别扣入革带两端的孔中，用以束腰。考古发现，中原地区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铜带钩，时代早于周边地区的发现，说明带钩首先是中原地区发明的，而不是北方鲜卑族的创制。战国时期的带钩以铜带钩为主，此外，还有金带钩、银带钩、铁带钩与玉带钩等，有的制作非常精致，不仅实用，而且是精美的装饰品。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包金嵌玉银带钩，长18.4厘米，呈琵琶形，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的浮雕兽首，上面嵌有三个白玉玦，两端的玉玦中心又各嵌有一颗料珠，钩首用白玉制成，十分精美，代表着战国时期工艺技巧的高度水平。秦汉时期带钩广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带钩衰落，被铰具(带扣)所代替。
在日用品中，青铜灯在战国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内盛油脂或蜡烛，点燃用以照明。其形状多仿陶豆，但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许多造型复杂生动的精品。例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连盏树形灯、银首人形灯等。其中银首人形灯，高66.4厘米。中间是一个站立的身着长袍的男子，头系银质，两眼嵌宝石，面部表情愉悦恬静。右手握一条螭龙，螭龙口衔一个高高的灯柱，柱顶为灯盘。灯柱上又有螭龙蟠绕，并有一只猴子在攀援。左手亦握住一条螭龙，螭口托住另一个矮灯的灯盘。造型生动，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战国时期除铜灯以外，还有陶灯与玉灯等。秦汉时期青铜灯更为盛行，著名的有河北满城西汉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等。
第六节 玺印、符节的出现与使用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玺印，但目前在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废除了奴隶制的世官世禄制度，官吏改由各诸侯国君来任命，任命需要授予凭证，因此，作为官吏身分与权力凭证的官玺也就随之产生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私人之间交往增多，也需要代表个人身分与信誉的凭证，因此，私人玺印也得以出现。总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之下，作为公私凭证的玺印发展起来了。战国玺印主要用青铜铸造，此外还有玉、银、琥珀、琉璃、骨、角、陶印等。印面形状多为方形，还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曲尺形等。印上有小钮，多为鼻钮，以备穿系，以便将印佩在身上。印文有朱文(阳文)、白文(阴文)两种，章法布局，古朴巧妙，又是优秀的艺术品。玺印在战国时期主要是用来钤印于封泥之上，用来封缄简牍或物件，防止私拆，并作信验。此外也钤印于帛上或陶器的湿坯上，或烙在马匹身上。官玺个体较大，一般边长在二厘米以上，印文多为地名和官名。例如“乐阴司寇”、“司马之玺”、“夏屋都司徒”、“上谷疆丞”等。私玺较官玺个小，常见边长1.5厘米者。一般为姓和名，例如“王买”等。此外还有吉语玺和肖形玺。吉语玺的印文有“出入大吉”、“忠信”、“敬事”、“昌”等。肖形玺印文为各种动物(虎、鹿等)或人的形状，简括生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一般官吏及私人的印只能称为印，从此，一般的印通称为印了。秦汉至宋元时期，印章材质仍以青铜为主。明代以后，石印发展起来。治印包括印文、边款、印钮的雕刻，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名家辈出，如明代的文彭、何震，清代的程邃、丁敬、邓石如、赵之谦，现代的齐白石等。
战国时期出现的符节是传达王命的凭证，它反映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符，一般指兵符，是调兵遣将的凭证。大多用青铜制成，多为虎形。从中脊剖分为二，一半留在国君手中，一半由军队的将领保存。发兵时，使节必须持有国君手中的一半虎符，前往与将领手中的一半相对，合验“符合”，方为有效。战国时期著名的魏国信陵君让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就是虎符功能的具体例证。实物遗存如战国末年秦国的新郪虎符，上有错金铭文四行40字：“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fan凡〕燧事，虽毋会符，行殹(也)。”节，一般是通行的凭证，亦用青铜铸成。例如1957年及1960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包括车节与舟节，均呈长方弧形，作仿竹节之状。车节长29.3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九行147字。共发现三枚，原应有五枚，恰好合成一个圆竹筒形。舟节长31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九行164字。共发现二枚，原亦为五枚，合成一个圆竹筒形。它们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发给鄂君启的用车或船运输货物的免税凭证。详细规定了商队车船的数目及通行路线，反映了楚王对封君牟利的限制，也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达。
第七节 丰富多彩的丝织品
战国时期，丝织业有了新的发展，尤以齐国和鲁国最为发达。齐国女工的纺织技巧很有名，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丝织品“冠戴衣履天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由于楚国地下保存条件较好，所以在考古工作中以楚国地区的发现最多。在湖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经常出土丝织品。尤其是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发掘的战国中期的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堪称为丝绸宝库，可以作为战国时期丝织品的典型代表。该墓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有纱、绢、绨、罗、锦、绣、绮、绦和组，质地精良，保存完好。其中以绢最多，最稀的绢每平方厘米经线50根、纬线20根；最细密的绢，每平方厘米经线164根、纬线64根。共出土了衣着16件(绵袍八件、单衣三件、夹衣一件、单裙二件、绵袴一件、帽一件)、丝衾(被子)三床等。在衣被上用朱红、绛红、金黄、棕黄、茶褐、浅绿、深赭、茄紫等色织出或绣出对称的蟠龙、凤鸟、神兽、舞人及几何形图案，色彩十分绚丽。例如其中一件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长165厘米，袖展158厘米，袖宽45厘米，腰宽59厘米，下摆宽69厘米。为交领、右衽、直裾式。两袖平直，宽袖口。袍面是凤鸟纹及花卉纹绣的浅黄色绢，袍里是深黄色绢，内絮丝绵。领外缘为田猎纹绦，内缘中部及大襟上部内侧为龙凤纹绦，内缘两侧为凤鸟菱形纹锦，袖和下摆缘为大菱形纹锦，实为一件精美的工艺美术珍品。
不仅如此，战国时期丝织业的发展为汉代丝织业的繁荣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第八节 发达的漆器工艺
战国时期漆器工艺有了巨大发展，考古工作中在当时楚、齐、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域内均有发现，说明漆器的产量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此时漆器的品种大增，门类齐全。有床、箱、案、几等日用家具，耳杯、豆、盘等饮食器具，盒、奁〔lian帘〕等妆奁器，鼎、豆、壶、钫〔fang方〕等仿铜礼器，鼓、瑟、笙等乐器，甲胄、盾、弓、剑牍、戈矛的竹木柲等武器，车、肩舆等交通工具，以及棺、虎座飞鸟、镇墓兽等随葬品。说明此时漆器已经逐渐应用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标志着人们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时漆器的胎骨仍以木胎为主，但薄板胎显著增多，并且出现了竹(蔑)胎与夹纻胎。夹纻胎用多层麻布或缯帛制成，轻巧牢固，易于漆液的渗透与粘附；夹纻胎的发明是漆器工艺的一大进步。此外还发现有在铜器、陶器或皮革制品上髹漆的制品。此时镶嵌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突出表现在漆器表面贴嵌金箔、银箔或铜片的工艺。金箔等被剪成各种花纹图案，上面有的并有针刺纹饰，富丽堂皇。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在器物上加镶用铜或银制成的扣箍，称为釦〔kou扣〕器。除了有加固作用之外，还使器物更加美观。此外还在漆器上附加铜铺首、盖、足、鋬等金属附件。
此时普遍在漆器上用红、黄、蓝、绿、黑、金、银等色绘出繁缛的云纹、涡形纹、菱形几何纹、蟠螭纹及鸟兽纹等，十分华丽。并且在漆器上往往有漆书、针刻或烙印戳记的文字，其内容有官府或私人作坊名称、工匠姓名或使用者的姓名等，为研究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南方地区由于自然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保存完好的漆器较多，其中有许多精品。例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狩猎乐舞神怪龙蛇纹漆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漆盒，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虎座鸟鼓架，湖南长沙五里牌406号楚墓出土的皮革胎漆盾等。尤以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彩漆木雕小座屏堪称为稀世珍品。高15厘米，宽51.8厘米，厚三厘米。由扁平底座及长方形屏面组成，镂空透雕鸾凤、鹿、蛇、蛙等，表现鸾凤与蛇搏斗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寓意深远。以黑漆为地，饰以硃红、灰绿、金、银等彩色漆绘，颇为艳丽。又如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左尹邵□墓)出土的彩绘车马人物漆奁，器外壁以黑漆为地，其上用橘红、土黄、棕褐及青色等绘出贵族乘车出行及迎宾的场面。共绘有26人、车4辆、马10匹等。有的静止，有的奔跑，天上有飞鸟，地上有摇曳的树木，是罕见的漆画作品。
第九节 列国都城的进一步发展
在上述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中我们已经一并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等国的都城，现在在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秦都咸阳、赵都邯郸、韩都新郑与燕下都。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这里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秦都咸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遗址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以东15公里窑店渭河北岸，南北长约六公里，东西宽约四公里，南部一部分已被渭河冲毁。在城内中部偏北发现略呈长方形的夯土墙基，东西长约870米，南北宽约500米，可能是宫城的所在。在宫城内外已发现20余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1974年至1975年发掘的一号宫殿建筑基址，东西长177米，南北宽45米，现高6米。夯土筑成，呈凹字形阶梯状。其上依台逐层建筑木构房屋，组成多层的高大建筑。西半部上层正中为主体殿堂，周围及下层为卧室、盥洗室等，底层为回廊。出土了大量的龙纹、凤纹、几何纹空心砖，方格纹、米字纹、太阳纹铺地砖，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云纹、动物纹、变形夔纹等圆形瓦当以及陶排水管道等。室内地面和墙壁用草泥土分层涂抹，表面刷白色或红色。值得注意的是，在墙壁上发现了彩色壁画。有大红、朱红、黄、赭、石青、石绿、黑等色，其颜料为矿物质，至今仍很鲜明。在附近的三号宫殿遗址也发现了壁画，其内容有车马、仪仗、建筑、人物和麦穗等。这些宫殿遗址均发现有明显的火烧遗迹，与《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焚烧秦都咸阳的宫室、大火三月不灭的记载相吻合。此外，在宫城西面及城外西南部发现有铸铁、铸铜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赵国都城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区及其西南。赵自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从中牟(今河南汤阴)迁都邯郸，至公元前222年被秦始皇灭亡，一直都于邯郸。赵都邯郸由位于西南的宫城(俗称赵王城)及其东北的大城(廓城)组成。二者相距仅60余米。宫城由东、西、北三座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城垣夯筑。总面积达505万平方米。城墙残高八米，发现有陶排水槽等。城内有龙台、南将台、北将台等十余处夯土台基，系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以西城中部偏南的龙台最大，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5米，残高16米，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大的夯土台基。台基处出土有大量瓦片以及素面和三鹿纹、涡云纹等圆形瓦当。大城为居民区，西城墙长约6000米，南城墙长约4000米。1995年又钻探出东城墙与北城墙，估计全部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在城内发现有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西北隅有插箭岭、铸箭炉、梳妆楼、灵山等夯土台基。
韩哀侯三年(公元前375年)韩国兼并郑国后，迁都于新郑(原为郑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城及周围地区、洧〔wei伟〕水(双洎〔ji济〕河)与溱〔zhen真〕水(黄水河)交汇处。城依河而建，平面不大规整，南北最长达4500米，东西最宽约5000米，中部由一道南北向的隔墙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又称内城，在中部有一个南北长320米、东西宽500米的宫城遗址。在宫城及其以北发现许多夯土建筑基址。例如其中梳妆台基址，南北长135米，东西宽80米，高八米。在内城西北部阁老坟村北发现一处冷藏食物的地下建筑基址，为口部略大于底部的长方形竖穴，南北长8.7米，东西宽2.8—3米，深2.4—3.35米。室内地下有五口陶井，深2.5米左右，为储存家畜、家禽肉食的冷藏窖。东城又称外城，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等。在城内发现有春秋时期的贵族墓地，1923年在西城内东南部李家楼村曾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大型青铜礼器，前述精美的莲鹤方壶即出土于此。此外，1971年在东城内东南部的白庙范村发现一坑青铜兵器，出土戈、矛、剑等180件，其中170余件有铭文，是战国晚期兵器的一次重大发现。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包括上都蓟和下都武阳等。根据考古发现，蓟城大约位于今北京市外城的西北部，出土有兽面纹半圆形瓦当、陶井圈及燕国货币明刀等。燕下都武阳城的始建年代目前正在探讨之中，但战国晚期燕昭王时已很繁荣。城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从1930年起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次的调查与发掘。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八公里，南北宽约四一六公里，是战国都城遗址中最大的一座。中部有一道隔墙将其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又称内城，北部又有东西向的隔墙一道。东城北部有武阳台、张公台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城北又有老姆台等夯土建筑基址，这些是当时宫殿区之所在。其中武阳台最大，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残高达11米，分为上下两层。1966年在城内发现高达74.5厘米的建筑饰件青铜铺首衔环，可以想象当年建筑之巍峨。城内还出土有兽面纹、双鸟纹、双龙纹、山云纹等半圆形瓦当以及三角形蝉翼纹、黼黻〔fu扶〕纹脊瓦和垂脊瓦、大型圆筒形虎头状口的泄水管道等。在城内还发现有冶铁、铸造铜镜、钱币及武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内出土的陶器上有许多带有戳印铭文，大多为“陶攻(工)某”，有的字数较多，内容为年月、左(或右)陶尹、左(或右)陶倕〔chui垂〕某、敀〔po破〕某、左(或右)陶工某等，为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标记。此外，在内城西北隅的虚粮冢、九女台等处还发现有许多大型成排墓葬，地面上有高大的封土堆，有的业经考古发掘，是燕王及高级贵族墓葬之所在。西城内文化遗存较少，可能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廓城。
第十节 诸侯国君墓地的发现
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的墓地已有一些重要的发现，现择要予以介绍。
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现了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33年)曾侯乙的墓葬。开凿于小山上，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墓室为多边形，分为东、北、中、西四室。椁室四周填充木炭及青膏泥，使随葬品保存较为完好。曾国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国，但墓中却出土了上万件精美的器物。如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此外该墓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二件、升鼎九件、饲鼎九件、簋八件、簠四件、大尊缶一对、联禁大壶一对、鉴缶两套、尊盘一套两件、盥缶四件等。形体巨大，制作精致。例如其中的一对大尊缶，高达1.26米，腹径一米，重达327.5公斤。尊盘系用失蜡法铸造，十分繁缛而精美，堪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武器和车马器，其中有多戈戟、殳〔shu书〕和带矛车軎等。该墓出土的青铜器的总重量达10吨之巨，足以反映战国时期青铜产量之巨大。并且，此墓还出土有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成组的玉佩饰等，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此外，墓中还出土竹简240枚，上有墨书文字，详细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兵甲的情况。加上青铜礼器、乐器以及衣箱上的漆书文字等，总字数达12696字，是自西晋汲冢竹书出土以来先秦墓葬出土文字资料最多的一次，对历史学、音乐史、天文学史及古文字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1933年和1938年两次被盗掘的安徽寿县(现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战国晚期楚王墓，墓上有直径约200米、高约二米的封土堆。下为近方形土坑竖穴墓室，东西长41.2米，南北宽40.2米，东端有一条斜坡墓道。墓室中部为木构椁室，推测长约11米、宽约9米至10米。中间放置长约三米、宽约一米、高约一米的朱红色木棺。墓中出土文物4000余件，包括千余件青铜器。著名的有楚王熊璋剑、楚王熊肯鼎、楚王熊悍鼎及曾姬无恤壶等。其中楚王熊肯鼎，形体巨大，高59.7厘米，口径60.5厘米。又如楚王熊悍鼎，高53.6厘米，口径45.9厘米。盖上刻铭33字，器上刻铭31字，共计64字。其中有“楚王熊悍战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鐈〔qiao乔〕鼎，以供岁尝。”据研究此墓可能是卒于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熊悍的陵墓。
1950年至1951年发掘的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中期魏国的王陵，坐落在共山脚下的一个南北长135米、东西宽150米的高台地上，其上有三座大墓并排在一起，是魏王及王后的陵墓。其中以居中的二号墓(魏王墓)为最大。墓室正方形，上口长宽各为15米，深约17米。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为长方形，长9米，宽8.4米，高2米。棺置于椁室之中。椁室外面积砂积石，用以防止盗掘。墓口上建有夯土台，在台上建有享堂。享堂平面为正方形，每边长27.5米。经复原是一座七开间四角攒尖的瓦顶建筑。此外，在一号墓享堂东南部散水下面发现两个埋藏祭玉的小坑，其中出土有玉简册、玉圭和大玉璜等。这些说明此时墓祭已经产生。二号墓被盗严重。但一号墓出土了成套的仿铜的陶质礼器，有升鼎九件、簋二件、壶四件、鉴四件、盘一件及匜一件等，这说明传统的礼器制度已大为衰落。在一号墓的南墓道中发现有放置车马的墓室，表明自西周以来在大墓旁另建车马坑的制度已经改变。
1974年至1978年在河北平山发掘了战国中期中山国王的陵墓，其中以中山王□〔CUO错〕墓(一号墓)最为重要。墓上建有高大的封土与享堂。封土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2米，高约15米，呈三级台阶状。封土上面建有上覆瓦顶的享堂。封土南面有两座车马坑及一座船坑和一座杂殉坑。墓室为土坑竖穴，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南北长14.9米，东西宽13.5米，深8.2米。椁室两旁有藏器坑以放置随葬品。西边的藏器坑出土了青铜礼器正(列)鼎九件、簠四件及鬲、豆、壶等。其中最大的一件中山王铁足铜鼎，高51.5厘米，口径42.7厘米。腹部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的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同出的中山王□方壶，腹部刻铭450字；[(妾子)(上次下虫)]〔ci次〕壶，腹部刻铭182字。内容丰富，除记载了中山国的世系外，还记载了中山国参加公元前314年齐伐燕的战争，并且“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佚。该墓还出土了中山国特有的大型山字形铜仪仗用器及罕见的青铜兆域图版。图版为长方形，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一厘米。上面是错金银的中山王陵园平面图，图中还有铭文460字，包括中山王命营陵的诏书及各陵的位置及尺寸等。对研究战国时期王陵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墓中还出土了许多工艺水平极高的青铜制品，如错金银龙凤铜方案座、错银双翼神兽、错金银虎噬鹿器座、十五连盏树形铜灯、银首人形铜灯等，栩栩如生，极为生动。根据文献记载，中山国是北方鲜虞族建立的国家。墓中也出土了一些青铜帐构等反映游牧生活的制品。但大量的器物则与中原赵、魏文化一致，反映了战国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第十一节 简牍、帛书与帛画
1949年以来在楚、曾、秦等国的墓葬中，由于当地地下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了几批战国时期的简牍。主要有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几批竹简、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简、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竹简以及四川青川战国时期秦墓出土的木牍等。这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牍。简牍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使用的主要的书写材料，简是修治好的细长的竹片，牍是修治好的较宽的长方形薄木板(或竹版)，在上面用毛笔书写文书等。其中时代最早的是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33年)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共计240余枚，6686字。简长72厘米至75厘米，宽约一厘米。内容记载用于丧仪的车马兵甲，属于“遣策”一类。遣策即墓中随葬品的清单，是竹简中最常见的。例如湖南长沙仰天湖一号墓及湖北江陵望山二号墓出土的竹简，可与墓中随葬品相互对照。而在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组108支竹简，约600字，内容有“周公”、“先王”、“三代”等，反映了儒家的思想，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真正的书籍。此外，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又有记载墓主人患病期间进行占卜及祭祀祷告于神祇和祖先等的内容。荆门包山二号墓(左尹邵□墓)出土有字竹简278枚，共计12472字，内容有遣策、卜筮祭祷记录及文书三类。在祭祷简中记载了楚人先祖老僮、祝融和媸酓〔xiong熊〕(鬻熊)的先后世系，可与《史记·楚世家》相互印证。文书简中包括有狱讼、审理案件的记录，对了解楚国的司法制度有重要价值。青川木牍内容则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命丞相甘茂等修订的《为田律》等。
楚帛书，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书写于白色丝帛之上，长47厘米，宽38.7厘米。中间有墨书两段。一段8行，为正书；一段13行，方向相反。内容提到伏羲、女娲、共工、禹、契等，还涉及天象灾异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可能是数术性质的佚书。周围用彩色绘出12个神的形象，有的三头，有的鸟身等，旁边题有神名，与《尔雅·释天》12月名相合，分别代表一年中的12个月，按上夏、下冬、左春、右秋排列。每个神旁又附有一段关于本月宜忌的文字。整幅帛书总计共900余字。四角又绘有青、赤、白、黑四色植物枝叶图像。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除用简牍外，还用丝帛作为书写材料。根据《晏子》外篇第七：“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至迟在春秋齐桓公时已经有了帛书。但由于丝帛在地下不易保存，所以楚帛书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用丝帛书写的书籍，弥足珍贵。
楚帛画。已发现两件。一件为1946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画在白色丝帛上，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一个侧立的广袖细腰长髻女子合掌立于新月形物体之上，左上方有一龙一凤。另一件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之中，与上述楚帛书同出于一座墓。长37.5厘米，宽28厘米，上缘包裹着一根细竹条，上系有棕色丝绳。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与外棺中间的隔板上面，画面向上。上面绘有一个高冠长袍佩剑男子驭龙而行，龙作船行，下面有鱼，后面有鹤。据研究，帛画上的人物就是墓主人的肖像，帛画的内容是表示墓主人的灵魂在神灵动物的引导下飞升登遐，与当时流行的神仙思想有密切关系。这种帛画的性质是葬仪时使用的铭旌。这两幅帛画构图巧妙，形象简洁，线条流畅，代表了战国时期绘画达到的高度水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六章 商周时期边区的青铜文化
商周时期，中原周边地区在中原商、周王朝先进的青铜文化的影响之下，也陆续进入青铜时代。周边各族人民创造的青铜文化是中国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及朱开沟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布在北方燕山南北地区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及北京、天津等地区的一种地方性青铜文化，其时代大致属于夏商时期，碳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前1500年。考古学家因其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的下文化层，所以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根据《左传·昭公九年》的记载：“昔武王克商，……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夏家店下层文化可能是夏商时代燕毫族的古代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并已出现了仿中原的大型青铜礼器。例如1981年5月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公社头牌子大队敖包山前出土的一件青铜甗和两件青铜鼎。其中甗高达66厘米，口径41厘米，腹外饰有三道弦纹，腹内壁铸有铭文“贮墉”二字。其中一件鼎，圆形，颈部及三足上部均饰以兽面纹，高54厘米，口径38厘米。另一件鼎，亦为圆形，颈部及足部饰弦纹，高67厘米，口径37厘米。但它们的铸造工艺还比较原始，质地亦较粗糙。同时，夏家店下层文化还出土较多的青铜耳环、指环及杖首等，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此外，夏家店下层文化还经常发现制作精致的金耳环、玉璜、玉珠、玉管、玉牌、玛瑙珠与绿松石珠等装饰品。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磨制石铲、打制束腰石锄、石镐、石镰、石斧、石凿及细石器石镞、刮削器等。当时的聚落大多位于河流两岸的高地上；往往成组，由一个较大的聚落及其周围几个小的聚落组成。在聚落周围发现有用石块垒砌或用夯土筑成的围墙以及壕沟等防御设施。较大的聚落如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周长达500米以上，土筑围墙的门址还有用石块垒砌的遗迹。村内一般有数十座或百余座房屋，房屋有半地穴式的，也有用石块或土坯砌墙的，大多为圆形，直径约为二一三米。在聚落旁边有墓地，例如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墓地中有近千座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多有木或石质箱形葬具，脚端大多有小龛放置随葬品。其中大多为小型墓，但已经出现了少数随葬品丰富的大墓，随葬有表示身分的制作精致的石钺等，说明当时已经产生了贫富分化与阶级分化。大墓中并且随葬有精美的彩绘陶鬲、罐以及酒器爵、鬶等。陶胎多为橙红色，表面为黑色，并经磨光，上面用白色及红色绘出精美的云纹及兽面纹等。这些彩绘陶器上的兽面纹以及酒器爵、鬶的造型与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地出土者很相似。此外，夏家店下层文化还出土有卜骨，先钻出小圆窝，再加以烫灼。这些显然是受到了中原夏商文化的强烈影响。
再者，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燕山以南和以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文化面貌有所差别。燕山以北地区以夹砂灰陶为主，常见筒腹鬲、鼎、钵等，彩绘陶器较为发达。而燕山以南地区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常见鼓腹鬲、折肩罐、高圈足簋等。因此，目前考古学界或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为燕北与燕南两个类型。其中燕北类型可以再细分为几个类型。
在燕山以北辽宁西部的大凌河、小凌河流域，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出现的青铜文化是魏营子文化。这是因该文化首先于1970年在辽宁朝阳魏营子发现而命名，其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时期。魏营子遗址位于小凌河支流的一个河湾台地上，长约500米，宽约200米。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及红褐陶为主，大多为素面，部分饰绳纹，并有压印三角纹组成的带状纹。器类有口沿贴饰花边状堆纹的鬲、盆、鼎、甗、豆、罐等。发现有较大型的墓葬，如M710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3.25米，宽2.76米，内置木椁。出土有青铜銮、軎、当卢、圆形及长方形铜泡、梯形铜甲片、立雕羊头形车饰以及金臂钏、绿松石珠等。M7606出土有青铜胄等。1979年在喀左和尚沟A点墓地M1出土有青铜卣(内置海贝近百枚)、壶各一件及金钏两件等。喀左县小东沟村道虎沟墓葬出土有铜镜一件及铜耳环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魏营子文化发现了多处重要的青铜器埋藏，其中有的可能是窖藏，有的可能与祭祀有关。其特点是中原商周青铜器与北方当地青铜器共存。例如喀左小波汰沟发现青铜器14件，其中有典型中原青铜器鼎、簋、盘等，同出北方风格的铃首匙及饰有锯齿纹、粟点纹的器盖等。喀左马厂沟出土的匽侯盂说明魏营子类型与西周燕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喀左北洞一号出土铸有“亚微、孤竹、父丁”铭文的青铜罍等，说明魏营子文化可能是古代文献记载的孤竹国的文化遗存。
在燕山以南的北京、天津蓟县等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的青铜文化是张家园文化。这是因1965年首次在天津蓟县张家园发现而命名。其时代大致相当于晚商至西周中期。陶器以红褐色为主，大多饰绳纹。以高领鼓腹口沿带附加堆纹的鬲最具特色，此外有深腹盆、甑、钵及敛口瓮等。重要的发现有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晚期墓葬及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等。刘家河墓葬出土有中原式青铜方鼎、圆鼎、鬲、甗、爵、斝、卣、罍、瓿、盘、盉及铁刃铜钺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土了金笄、金臂钏、金箔及金耳环等众多的金制品。其中金耳环，上部弯成半月形，下部为扁圆形坠，高3.4厘米，坠部长径2.2厘米，重6.8克。经检验，含金量达85%。昌平白浮墓葬除出土青铜礼器及西周甲骨文之外，还出土了青铜铃首匕、鸟首刀、鸟首短剑、马首短剑及管銎戚等具有北方特色的武器。根据《礼记·乐记》记载，周武王伐纣以后，“封黄帝之后于蓟”。张家园文化有可能是早已居处于此地的轩辕黄帝族的遗存。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西周中晚期、春秋及战国时期分布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的燕山以北地区的一种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因其首先在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的上文化层发现而命名。碳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前300年。在内蒙古林西大井发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矿冶遗址，在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露天开采的矿坑40余个，出土有石镐、石锤等采掘工具。在五号采坑附近发现一排八座炼铜炉，出土有红陶鼓风管、炼渣与陶范，说明当时此地的青铜冶铸业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因此，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数量大增，生产工具有青铜斧、凿、刀、锥等，并具有显著的地方特点。例如铜斧为銎斧，中间为圆銎以安木柄，上下一侧或两侧为窄刃。武器中以青铜短剑最具特点，剑柄和剑首常铸有动物形纹饰，剑身有曲刃和直刃两种。青铜装饰品有铃形、鸟形、双尾形及连珠形铜饰，富于地方特点。特别是出现了许多仿照中原青铜礼器而铸造的青铜鼎、鬲、豆形器等，其器形也有显著的地方特点。例如鼎为敛口、浅圆腹，口沿两旁有半圆形小耳，底下为三个细长尖足。同时也发现有中原生产的青铜礼器鼎、簋等。这些都说明此时北方地区与中原青铜文化的联系已远较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密切。
此时的聚落大多坐落在河边的高地上，房屋仍有半地穴式的，但也有在地面上构筑的。墓地在村落旁边，有的用石块垒砌成棺或椁。此时，有的墓葬形制较大。例如1963年辽宁宁城南山根发现的101号墓，长3.8米，宽1.8—2.23米，深2.4米，用砾石垒砌成石椁，内置木棺。共出土青铜器500余件，其中有生产工具刀、斧、凿、锄等，武器有戈、矛、剑、镞、胄、盾等，车马器有銮、衔及铜泡等。青铜礼器既有当地铸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鼎、鬲、瓿、觚、豆形器、双联罐、勺等，又有中原制作的鼎、簋、簠等。此外还有铜镜及各种铜饰牌以及一件金环和两件金丝绕成的小环等。又如1985年发掘的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出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有：六连豆一件，通高15.6厘米。中间为一个圆盆，周围以六个高柄豆作足。还有青铜双联罐、四联罐、祖柄勺、双联剑鞘、祖首形铜杖首、兽形铜牌饰等。此外还出土了金牌饰、金丝环等。同出有中原青铜器许季姜簋及守门人方鬲等。上述说明它们都是贵族首领的墓葬。与一般的仅随葬几件陶器的小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此时北方地区的奴隶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据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是古代东胡族的文化。
1985年至1989年在北京延庆军都山南麓发现并发掘了几处春秋至战国初期的可能属于古代山戎族的墓地。其中以玉皇庙墓地规模最大，面积约220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407座。墓室大多为长方形竖穴。以小墓为主，也发现有少数大墓，其中以250号墓规模最大。死者为一位25岁的男性，两耳戴弹簧形黄金耳环，颈下佩戴半月形金璜，腰间佩带直刃青铜短剑及铜削。左侧置有青铜马具，右侧置有箭囊与箭。椁室内随葬有中原制作的青铜礼器鼎、敦、盘、匜、[釒和]等，以及当地制造的青铜双耳鍑〔fu父〕等。在墓葬的填土中埋祭有马、牛、羊、狗等。这可能是一个贵族首领的墓葬。整个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生产工具有刀、锛、凿、骨柄铜锥等，武器中以直刃青铜短剑最具特色，而且使用普遍，在上百座墓葬中都有出土。装饰品有铜耳环，铃形、人字形、连珠形坠饰等。从其文化面貌来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较为相似，同时与中原文化，尤其是燕、齐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开沟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因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的发掘而命名。其年代约当龙山文化至商代中期。朱开沟文化分为三期。第二期(约当夏代)开始出现小件铜器(针、锥、耳环、指环及臂钏等)。第三期(约当商代中期)，发现有长方形及方形的房址，例如F5002，长5.1米，宽5.6米，地表用白泥铺垫，并略经烧烤，中心偏东有圆形灶址。还发现有男女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子。陶器以具有地方特色的花边鬲、蛇纹鬲、带钮罐和三足瓮等为主，但也发现有与中原商代中期(二里岗期)类似的鬲、豆及云雷纹簋等。尤其重要的是，出土了类似中原商文化的兽面纹铜鼎、爵、直内戈以及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直柄直刃青铜短剑、环首刀和圆牌饰等。说明朱开沟文化既是内蒙古中南部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又与中原夏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时，在今陕西省东北部及山西省西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分布有李家崖文化，因1983年在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的发掘而命名。古城址位于无定河东岸，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面积达67000平方米。城墙用夯土及石块砌成，下宽2.6—3.25米，现存最高处达3.1米。城内发现有房址，如C区F1，略呈长方形，坐西北朝东南，前宽3.07米，进深2.95米。前面中部偏西有一个门道，居住面经夯打及烧烤，后部中间有矮墙，西北部可能是灶址。此外还发现有圆形、长方形袋状灰坑及瓮棺葬等。出土的陶器有花边鬲、豆、簋、甗、罐、盆、碗及三足瓮等。尤其是出土了一件石雕骷髅人像，为豆绿色砂岩，略呈梯形，上宽24厘米，下宽31厘米，残高42厘米，两面平雕骷髅人像，可能与祭祀有关。
在山西石楼、柳林、永和、隰县、灵石、忻州、保德、偏关以及陕西清涧、绥德等地发现了许多约当商代晚期的随葬青铜器的墓葬，其特点是中原商代青铜礼器与地方性的青铜武器铃首直刃剑、蛇首匕、马头刀等共存。例如1985年灵石旌介村发掘的两座竖穴土坑墓，其中二号墓为一椁两棺，男主人仰身直肢，女性侧身面向男子。填土中有一个殉葬人。随葬有铜爵十、觚四、卣一、罍一、鼎一、簋一以及戈11、矛19、兽头刀一、弓形器二及铃一件等。又如1971年保德林遮峪清理的一座墓葬，出土铜鼎二、铃豆(圈足内附有一个铜丸)二、卣一、瓿二以及铃首直刃短剑一、銎斧二、车軎二、铃二件和石琮二件、海贝112枚、铜贝109枚以及金弓形饰二件(含金量达95%，重215克)等。据研究，上述发现可能属于商代西北方国鬼方的遗存。
第二节 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四坝文化
寺洼文化、卡约文化、沙井文化
甘肃、青海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铜器，在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中已经发现了小件青铜器。例如1978年在甘肃东乡林家出土了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青铜刀及碎渣。铜刀经化验，含锡约6%—10%，其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740年。而在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齐家文化时期，小件铜器有了更多的发现。例如1957年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铜刀、锥、凿、环等23件。经化验，铜刀、锥含铜99.63%—99.87%，为红铜制品。其碳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1976年在青海贵南尕〔ga嘎〕马台遗址出土了齐家文化的铜镜，形制纹饰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者相近。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甘肃、青海地区的青铜文化已发现的主要有辛店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沙井文化。下面分别予以简介。
辛店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临洮辛店(甸)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肃黄河支流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中下游地区。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1991年以来发掘的青海乐都双二坪聚落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聚落周围有大型围墙与壕沟，内部发现有房址、窖穴与灰坑等，可能是辛店文化在湟水流域的一个活动中心。辛店文化彩陶发达，一般是在陶器表面先涂一层白色或红色的陶衣，然后在上面绘出黑色或红色花纹，有S形纹、涡形纹、双勾纹、平行纹、折线纹、犬形纹等。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彩陶罐，高19.6厘米，口径11.8厘米。胎为泥质红陶，侈口，敛颈，折腹，平底，颈部有双耳，肩部用黑彩绘出双勾纹(羊角形)纹饰。辛店文化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种植粟(小米)等，兼营畜牧业。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骨耜、石斧、石刀、石磨盘及石磨棒等。牲畜主要有羊、猪、牛、狗、马等。冶铜业也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甘肃临夏张家嘴出土了青铜容器的口颈部残片，说明此时已能生产大件容器。此外还发现有青铜生产工具凿、锥，武器矛、匕，装饰品铜扣、铜泡等。辛店文化陶鬲的形状与西周陶鬲接近，彩陶上的云雷纹与中原青铜器上的云雷纹相似，这些都说明辛店文化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已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四坝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山丹四坝滩发现而命名，分布于甘肃永昌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其时代约当夏代。其经济以畜牧业为主，有羊、牛、马、猪及狗等。兼营农业，生产工具有打制石斧、石锄、盘状器、石球及磨制的石刀等。在民乐东灰山、西灰山遗址中出土了炭化麦粒，在玉门市火烧沟墓葬中的大陶罐中贮藏有粟(小米)粒。其墓葬的形制与葬式多种多样，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及二次(乱骨)葬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以双耳彩陶罐、四耳带盖罐和腹耳壶为代表。彩陶豆、双耳彩陶尊、方鼎、长方形多子盒等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并且普遍发现陶埙〔xun勋〕。随葬青铜器也较为普遍，以火烧沟墓地最为突出，清理的312座墓葬中有106座随葬有青铜器，有斧、凿、钁、刀、镰、锥、针、锤、矛、匕首、镞、钏等。此外还出土了一些金、银、玉器、海贝以及玉石权杖头等，反映了贫富分化的社会现象。并且还发现了一些有人殉或人祭的墓葬，说明当时可能已经进入初期奴隶制社会。
寺洼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临洮寺洼山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肃兰州以东地区，其年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青铜武器发现较多，有戈、矛、刀、镞等。此外还发现有铜铃、铜镯及铜泡等。寺洼文化居民从事农业，但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在墓葬的随葬品中往往发现有羊、牛、马的残骸。马鞍口双耳陶罐是寺洼文化的典型器物，在陶器上还发现了一些刻画符号。此外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有殉葬人及陪葬的车马坑，说明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在寺洼文化中发现了盛骨灰的陶罐，说明当时已有火葬。根据古代文献中关于古代氐羌族实行火葬的记载，有的学者推测寺洼文化可能是古代氐羌族的文化。
卡约文化，又称为卡窑文化。因其首先发现于青海湟中卡约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其年代约为公元前900年至前600年间。卡约文化的居民以农业为主，生产工具主要是石铲、石斧、石刀及骨耜等。粟为主要粮食作物。此外还饲养家畜羊、狗、牛、马等。考古发现有方形半地穴式或地面式建筑房址。墓葬以二次葬为主，大多殉葬羊、狗等，少数以人殉葬。在青海循化苏志发现两个用夯土筑成坟丘的墓葬。坟丘呈椭圆形，长径分别为20米或24米，短径分别为16米或18米，高1.5米。两个坟丘内分别有16座或10座单人墓葬，这种特殊的葬制比较少见。卡约文化发现的铜器有斧、钺、刀、锥、镰、戈、矛、镞、环、铜泡及小件装饰品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63年在西宁鲍家寨西山根出土铜鬲一件，高15.4厘米，口径11.8厘米。侈口，敛颈，深腹，分裆袋足，实足根较高，口沿上有两个半圆形立耳，与郑州白家庄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鬲形制近似。
沙井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民勤沙井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张掖、武威至永登一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800年至前600年。发现的铜器有铜刀、三棱式铜镞、铜铃、铜扣以及各种装饰品，如鹿形饰、鹰头形饰、涡形纹是相饰、犬形纹饰牌、连珠形铜饰牌等。从其铜刀与铜镞的形制看，与中原青铜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70年代在永昌双湾尚家沟发现了一座沙井文化的城址，平面略呈三角形，南北长154米，东西最宽处为132米，城墙残高四米，城门向南。沙井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镞与骨镞等。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大多是在红色陶衣上，再绘以红彩的花纹。其中绘有鸟纹彩带的陶罐最具特色，鸟纹生动，栩栩如生。
第三节 四川及其邻近地区的巴蜀文化
商周时期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存在着发达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巴蜀文化。巴文化主要分布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地区，蜀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地区。巴蜀文化二者不仅自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中原青铜文化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与《尚书·牧誓》等古代文献记载蜀国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等是一致的。
巴族最早的发源地在湖北西部清江流域，以后主要活动于四川东部及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一带。西周时期建立巴国，国都在重庆等地；春秋时期比较强盛，与楚国关系密切，公元前611年巴人曾从楚师灭庸；战国时期衰落，公元前329年被秦国灭亡。巴文化的青铜武器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如扁茎、剑身较宽的柳叶形剑、空首折腰钺、圭形援直内戈、短骹〔qiao敲〕弓耳矛等。青铜炊食器有釜、甑、鍪〔mou谋〕等。青铜乐器以錞于及钲最为常见。青铜器上常以虎纹作为装饰。并且在青铜兵器、乐器及印章等之上也常铸有虎形、鸟形、手形、花蒂形等符号，这可能是古代巴族或蜀族的文字，但至今尚未破译，不能通识。巴文化在墓葬上的特点是船棺葬，即用长约五米的整段楠木雕凿成船形，尸体置于船舱之中，葬于沿江的山坡之上。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发现的巴国墓葬中出土了14件成套的青铜错金编钟与铜缶等，与战国中期楚国铜器相一致，反映巴文化与楚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蜀人最初活动于岷江上游的山区，以后逐渐向成都平原发展。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蜀与周王室联系密切，春秋时期蜀国强盛，战国时期衰落，公元前329年为秦所灭。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了一座巨大的修筑于商代的早期蜀国的城址。略呈梯形，北窄南宽，总面积约为2.6平方公里。城墙系用夯土筑成，东、西城墙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东城墙长1800余米，西城墙被鸭子河冲毁一部分，残存800余米，南城墙筑在马牧河拐弯处，长约210余米，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以鸭子河作为天然屏障。1986年又在城南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器物坑。一号坑长4.6米，宽3.5米，深1.6米。坑内埋有青铜器、金器、象牙、玉石器300余件以及大量的海贝及烧骨。二号坑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出土青铜器、金器等600余件。据研究这些物品可能是早期蜀王宗庙中的祭祀用器，在其灭亡时，被烧砸后埋入坑中。其中青铜礼器尊、罍、盘等与中原商代青铜礼器造型相似。青铜神像是建国以来的首次发现，其中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立人像，赤足站立于高座之上，通高2.62米，人像高1.72米，重180余公斤。身体修长，两臂抬起，双手握成圆圈，高冠，身穿左衽长袖深衣，上饰龙纹及兽面纹图案，可能是宗庙中主持祭祀的巫师的形象。再有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大型青铜面具，高65厘米，宽138厘米，两个眼球呈圆柱状，凸出约30厘米，长尖耳，十分奇特，可能是蜀王先祖蚕丛的神像。玉器有圭、璋、璧、琮等礼器及戈、矛、斧、凿等兵器和工具。金器有杖、面罩、虎及金箔等。例如一号坑出土的金杖长1.42米，金皮木芯，金皮重约500克，上面雕有人头、鸟、鱼、穗等图案。此外，早蜀文化的主要发现还有成都羊子山的一座祭坛基址，为正方形三级土台，高约10米，底部边长103.6米，台顶面积为31.6平方米。还有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大面积竹木建筑遗址。晚期蜀文化的主要发现有1980年在新都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期开明氏蜀王的大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五件青铜列鼎(最小的一件盖内铸铭“邵之饲鼎”)和豆、敦、缶以及编钟等的形制纹饰与楚国青铜器类似，显然受到了楚文化的重大影响。而出土的兵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援两侧均有短胡的戈、柳叶形短剑、空首折腰钺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枚铸有蜀国图形文字符号的方形印章以及大量成套的青铜工具等。
第四节 江西的吴城文化
吴城文化，因其首先在江西樟树吴城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于江西北部，其时代大致相当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或更晚，是一种发达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有刀、斧等。并发现有35件铸造铜斧、凿、刀等用的石范，与中原地区广泛使用的陶范不同。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墓室内有一棺一椁。椁室长8.22米，宽3.6米。棺长约2.34米，宽0.85米。墓中随葬有青铜器480余件，包括礼器、兵器与工具等。其中有些器物形体巨大，例如一件青铜甗，高达1.10米，重78公斤。一件大方鼎，高0.97米，重49.2公斤。一件四羊罍，腹径61厘米。其器形与纹饰均与中原商代晚期青铜器类似，说明它与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是，有些器物，例如青铜钺、短剑、单翼镞形器、半圆形凿、手斧等，则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并且在器物上还常见虎形立雕装饰。此外，墓中还出土了玉琮、玉璧、玉蛙、水晶套环、玛瑙套环羽人饰品以及几何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等300余件。据研究，墓葬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或较晚)，墓主人可能是当地古代方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吴城文化的陶器及石范上还发现有大量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大多每件器物上刻1—2个符号或文字，最多的在一件陶器上刻有12个符号或文字。据研究，其文字的形体结构可能受到商代甲骨文的影响，但至今大多不能认识，也可能是当地的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
第五节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广东、广西、福建与台湾在商周时期是古越人的居住区，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之下，也陆续进入了青铜时代。其青铜文化的特点是既有中原生产的青铜礼器，又有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而其青铜工具与兵器则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此外，最突出的特点是，西周，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有着发达的表面饰有几何形印纹的硬陶器，以罐为最多，还有豆、碗、盘等。此外尚有，有段或有肩石器，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下面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广东地区。1974年在信宜发现一件中原生产的西周中期青铜盉，表明此时已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1962年、1963年在清远发现两座春秋时期的墓葬。一号墓出土青铜鼎二件、簋一件及编钟一套(现存五件)等。二号墓出土青铜编钟一套七件、青铜罍一件及铜钺、矛、匕首、斧等。其中青铜罍是中原生产的；而青铜鼎则是当地制造的，特点是浅腹、三个细高足外撇，通称越式鼎。此外，刃部呈扇形、整体像靴形的铜钺，柄部铸成插腰站立人形的铜匕首等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另外，在肇庆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晚期的墓葬，随葬青铜器多达100余件，说明广东的青铜文化到战国时期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广西地区。1949年以来在武鸣、兴安、横县等地出土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卣及钟等，反映当时已与中原有了联系和交往。到了春秋时期，广西青铜文化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1971年恭城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铜鼎五件及尊、罍、编钟、钺、剑、戈、斧等33件。其中铜鼎既有中原生产的蟠虺纹鼎，又有当地制造的越式鼎。值得注意的是铜尊，形制为侈口垂腹式，是中原西周中晚期时常见的形制，而其纹饰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双蛇斗蛙纹等，说明这是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此外，铜钺也是扇形刃、靴形，与广东清远出土的类似。1974年在平乐银山岭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其中已经出现铁器，说明到了战国时期，广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
福建地区。目前发现较少。1974年在南安大盈发现了一批约为西周时期的铜戈、戚、矛、匕首、锛和铃等。戈的内部较长，后端呈凹弧形。铜铃及铜戚上所饰的纲状纹、曲折纹、波浪纹等，与当地几何纹印纹硬陶器上的纹饰一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在建瓯阳泽村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铜钟，高76.8厘米，重100.35公斤，形制纹饰与浙江、湖南出土者类似。此外，在福清东张遗址上层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其中一片上面饰有云雷纹。同出有几何印纹硬陶罐及原始瓷豆等。
台湾圆山文化晚期可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发现有青铜镞等。其有肩石斧及有段石锛等，与上述福建福清东张遗址出土的相类似，说明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圆山的古代居民也应是古越族的一支。由此可见台湾在商周时期与大陆已经有密切的联系，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六节 云南的青铜文化
根据1949年以来的考古发现，云南地区早在商代晚期、西周初期已经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青铜文化已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并有着强烈的地方特点。例如1975年在楚雄万家坝发掘的79座墓葬，普遍用青铜矛随葬。少数大型墓葬随葬有大量的青铜器。例如一号墓出土青铜器110件，其中有铜鼓一件。这种铜鼓与中原商代铜鼓形制不同，竖置，体如圆墩，上为圆形鼓面，束腰，中空无底。万家坝一号墓出土的这件春秋晚期的铜鼓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西南铜鼓。直至今天，这种铜鼓一直为西南地区各民族所使用，既是最具有特征的乐器，又是权力、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此外一号墓还出土了六件一套的羊角钮铜编钟，这也是西南地区特有的青铜乐器。此墓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工具，共计28套。每套由一件铜斧、一件长方形锄和一件方形锄组成。说明此时青铜工具已经普遍使用。又如23号墓，随葬青铜器577件，其中大部分是铜矛，此外还有钺、戈、剑、镞、臂甲和盾饰等，说明青铜武器的生产也是很发达的。此外还出土了锄、斧、凿等青铜生产工具及四面铜鼓。而大量的小墓，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一件随葬品，说明此时的贫富分化已很严重，阶级差别已很鲜明。
1961年在祥云大波那发掘的战国中期的墓葬，出土了一具长2米、宽0.62米、高0.64米的长方屋形铜棺。棺顶作两面坡形，棺身由七块铜板组成，由插销扣合，可以拆装。侧面铸有鹰、燕、虎等动物纹饰。随葬有铜鼓、铜钟、铜笙及铜葫芦笙，还有干栏式的铜房屋模型及猪、狗、鸡、羊、牛、马俑等。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了纯锡制成的手镯，这可能与云南富产锡矿有着一定的关系。
上述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工具和武器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铜锄体为长方形、方形或桃形，斧为靴形，矛多为中部起脊，钺为半月形刃，剑多为花蒂形剑格、圆柱茎上饰有缠缑〔gou勾〕纹等。但同时出土的铜戈及柳叶形剑等，与中原地区出土者形制相似，说明此时云南地区与中原青铜文化已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并受到中原青铜文化一定的影响。
战国中期楚威王时，派将军庄蹻〔jue决〕率兵攻取巴、黔中以西，到达云南滇池。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0年)秦国夺取了楚国的黔中郡，阻断了庄蹻的归路，于是庄蹻“以其众王滇”(《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后到了汉代，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晋宁石寨山滇王及其家族臣属墓出土的大批铜鼓、铜贮贝器、各种人形及动物形扣饰，形象地反映了滇人农业、畜牧、纺织、狩猎、战争、乐舞及祭祀活动的情景，说明此时滇文化已经取得了高度的发展及卓越的艺术成就。
辅文图片
春秋青铜禁(河南淅川出土)
商代铁刃青铜钺(河北藁城出土)
商代虎食人卣(传湖南安化出土)
商代司母戊鼎(河南安阳出土)
商代双面玉人(河南安阳出土)
商代原始瓷尊(河南郑州出土)
西周利簋(陕西临潼出土)
西周毛公鼎上(传陕西岐山出土)
春秋莲鹤方壶(河南新郑出土)
战国青铜尊盘(湖北随州出土)
春秋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出土)
战国曾侯乙青铜编钟(湖北随州出土)
战国凤鸟花卉纹绵袍(湖北江陵出土)
蜀文化青铜立人(四川广汉出土)
张家园文化金耳环(北京平谷出土)
春秋铜鼓(云南楚雄出土)
吴城文化青铜钺(江西新干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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