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躲债怀揣9元2角闯广东（2）
刘延林
黄老板让我去负责海丰机砖厂，说是当生产、经营厂长，实际是包工头，承包的条件非常简单明了，每销售出去一匹砖我提成2厘钱！就是说卖出去100匹砖我能得到2毛钱，只要我组织得好，产量高又卖得出去，一月下来我可以拿到三四百元，多的时候500多元。这个承包条件是再简单不过了，但也是够苛刻的，我必须拼命干，干得多我得到的就多，不过他得的是大头，我得的是零头，这没有办法，谁让我是打工仔呢？这正是打工仔与老板的区别！从那时起，我就在心里想：有朝一日我要当老板，我相信总会有这一天的。在海丰机砖厂，我已算“白领”，对一个打工仔可说是混得不错了。按理说，我完全可以只搞管理，但是我照样干活，不仅自己干，一年以后我和叶四妹结了婚，怀着孩子的妻子到了海丰，生了小孩就和我一起干。砖厂拉泥、打坯、搬砖操作、修理机器……这都是计件的，干一份有一份工资，我除了承包费，干活又有一笔收入，我想多挣钱、快挣钱，心里已萌发了新的打算。人就是怪，饿肚皮的时候，首先要的是吃的，能吃饱以后，又会有别的追求……
在海丰机砖厂，我仍然过着打工仔的简朴和艰苦的生活。两个年头，便在艰苦奋斗中打发过去了！这两年，我的收获是大的，对于机砖厂，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是行家里手，是专家了。就是到现在，到任何一家机砖厂去，不需要多少时间，更不必去亲自操作，只要转一转，看一看，一个厂的状况从生产到质量，我就可以说个八九不离十，说的意见还让人口服心服。
当然，我在这儿的两年，还不止学到了机砖厂的整套学问，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开放、搞活的思想和商品意识。
海丰，曾经是著名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我在小学的课本上、小人书中，早就读到过革命领袖彭湃的故事，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海丰又是先锋，这儿素来浓厚的商品观念，在商品经济中如鱼得水，尤其是搞得很活。我生活在其中，自然要受到熏陶和影响。
对于砖厂工人的管理、调遣，我觉得并不费劲儿，我从小就很少当“白丁”，细娃儿时我是孩子头，打泥巴仗我是“司令”，上小学当过班长，到河南去打工也要带个大徒弟，到广州砖厂打工没有几天我就当了班长，到了海丰机砖厂我又是工头、承包人……我所缺少的是经营头脑，做猪儿生意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恰好在海丰，给我补上了这一课。在我眼里，那儿的人，个个都精通生意，他们经营手段的灵活，不要说是内地的人了，已在广东待了几年的我，也吃惊得瞪着大眼睛……
我在海丰砖厂的两年，正值经济发展快的广东沿海修房造屋的旺盛时期，到处需要砖，机砖厂办得红红火火，效益十分可观。在海丰我又为黄老板创造了一大笔财富，我自己挣到的钱，虽然也算可观，但抵不上黄老板利润的零头。
重要的还不在我挣钱的多少，而是在那种环境中，当“白领”，搞承包，已远远不能满足我了，我早就希望着“更上一层楼”。
有位外国名人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套用这句话说：不想当老板的打工仔不会是出色的打工仔。我在肚子吃得饱了，还清了欠债，丢掉了压在头上的大包袱，手上又有了一笔钱之后，在心中酝酿了很久的计划，一下就迸发出来，再也抑止不住了：当老板！
计划终归是计划，要实施，要变为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我已不再是当年做猪儿生意那样的莽撞少年，我经过深思熟虑，多方考虑之后，决定向深圳特区靠拢。
在海丰，每天都有深圳的消息传来，深圳特区的各种优惠政策，深圳的发展机会，深圳过一条小河就是香港……像一块强磁铁吸引着我，我决定向特区方向发展，到特区去闯荡，我甚至预感到，我将要去的地方，就是我的未来、我的前途！
但是，正像我原来对广东一无所知一样，我只知道从海丰沿海边向西，可以到达深圳特区，除此我再也不知道别的什么了。我这人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哪怕刀山火海也不在乎。问题是，像香港电影中经常说的那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还要说服黄老板，虽然我是打工的，但我不能、也不愿不辞而别。
黄老板要挽留我，是意料中事，我可以说是他的“摇钱树”，但没有想到他是那样的坚决，开始不让走，后来说至少再帮他干一年……没有办法，这一次我又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不过这一次可不像前两次，单脚利手，而是要带着老婆孩子，那时我老婆刚生了小孩，我们就抱着初生的儿子，连夜徒步西行，第一站的目的地，是惠阳县的淡水镇，那儿的情况还不很清楚，一切都要到了以后再做安排。
南方冬天的夜晚，仍然是寒冷的，因为平常习惯了气温高，一旦温度降低便感到很冷。我们一家三口，为着还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前程，披星戴月，冒着寒风，深一脚浅一脚，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夜深了，路上再也见不到行人，不免有些胆怯，可偏偏我们走进了一片坟场，一座座坟包在荒草中，使人感到阴森可怖，寒风吹得荒草窸窸窣窣地响，我早已是一身冷汗。叶四妹吓得大气不敢出，紧紧地拉着我，我为了给她壮胆，大声说着话，但我听到她已被吓得哭了。我虽然不相信鬼神，但还是担惊受怕，特别是我心里很难受：我已是初为人父了，还让妻子来到这几千里外的地方受这种惊吓，我是一个男子汉啊！
这件事，使我一下子猛然感到肩上的担子好重啊！一个人的一生，不就是成家立业吗？我已“成家”，可是我的“业”呢？我必须奋斗，为早日立业而奋斗！
因为，我已经有个家……
有没有魄力放弃眼前的利益（1）
刘延林
穷不是理由。
为什么在同样的生存条件下，有的人穷，有的人不穷？
失学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失学后的消沉。
人，最大的障碍是自己。
我读过的课本中，有一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读这篇课文时，年纪还小，还不觉得什么。但是，从我失学起到现在，这么多年来，不仅没有忘记，反而觉得记得越来越清楚了，能整段整段地背出来。每次想到《我要读书》，就自然联想起自己的不幸遭遇：14岁因交不起学费、家庭经济困难失了学，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我要读书》这一课我所以记得住，因为它讲的好像和我的情况差不多。我曾经想过，哪一天我也来写一篇《我要读书》，讲讲我心里的话，让那些过着幸福生活的孩子们，知道还有不少和他们同龄的小朋友，因为贫穷进不了学校。想不到，我真的写了这本讲自己的书，如果我的身世、我走的路，能给别人点什么启发，那我是会非常高兴的。
失学的痛苦，干活的劳累，生活的贫困，都没有使我低头，我这人就是有这股子倔犟劲儿，从小到大有泪也朝肚子里流。因为生活告诉我，苦呀，穷呀，累呀，都得忍受，都得靠自己去奋斗，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们这些贫困山乡的孩子，几乎没有童年可言，与生俱来的是吃苦和劳累，这同我在乡村的露天电影里和书本上看到的孩子们的幸福童年是两样，在我幼小的心里产生了一连串问号，经常问父母亲、问老师、问熟悉的大人们，大家都说我是个爱发问、爱琢磨事儿的细娃儿。
我从电影里看到的小朋友，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服，坐在宽宽敞敞、亮亮堂堂的课堂上课，我就问老师：“咋个我们的教室是破庙？下雨天屋漏要戴斗笠上课？上学要自己带板凳？”“班上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为啥越来越少？”……后来我也成了“越来越少”中的一个──失学了。
直到近年，我的一位老师还同我谈起这些往事，说我“从小好问，比别的细娃儿想得多”。
我失学后就问过我父亲：“高玉宝不能读书，是因为受地主剥削，我们这儿早就没有地主了，咋个我还是读不起书呢？”
“这个……”父亲想了想说，“我们家里穷嘛！”
“穷！同样的条件，为啥有些人不穷，偏偏我们家穷呢？”我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现在想起来真是太难为老实巴交的父亲了。
“你的命不好！哎，我的命不好……”父亲咋个说得清楚这些深奥的道理哟，他额头上的汗都急出来了。
我本来还想问：“为啥别人命好，我们的命不好？”我打住了，不忍心再折磨父亲。这些问题，我虽然没有得到答案，但有一点我明白：问不问都一样，我不能再上学了，而且自己感到肩上有了一份责任——像所有的农民孩子，准备去挣工分，用劳动去换取粮食。
转眼间，我离开学校，开始独立生活，已经这么多年，但是，“为什么不能读书？为什么受穷？为什么我的命不好？”这些问题，我还时不时地想起。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随着我的成长和成熟，随着我的经济地位的变化，对这些问题已经很容易得到回答，对我已经不再是问题，但对那一段经历和留在我孩童心上的痛苦记忆，却永远抹不掉！
我不相信命运，但我不得不谈论命运。如果我甘心受穷，我的命运的确就是不好，我降生时，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贫困的农家，添一口人就多一张吃饭的嘴。父、母亲既不懂得“计划生育”事关国计民生的道理，也没有计划生育方面的知识，只有从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人口自然繁衍，也只有因家中添丁加口而叹息，承受新增的一份生活艰辛。
我来到人世上的第一声啼哭，向左邻右舍宣告：刘凡元家又多了一条小生命。尽管多了他一份负担，但按农业生产者的标准，父亲仍然带着几分自豪口气，向邻居们说：“是个带把的，长大好犁田。”生男孩，就意味着增加了一个“主要劳动力”。
父亲给我取名“延林”，大概不会有太多的讲究，顶多希望我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继承他的事业，连续他的“山林”吧。近年来，有人对我的名字发生了兴趣，做了考证和种种解释，可惜我父亲的“命”不好，在我将要度过贫困日子，开始发达的时候， 于1989年被食道癌夺走了生命，不然，我们可以请问他老人家，给我取这个名字有啥讲究？是不是有什么预见？等等。
有没有魄力放弃眼前的利益（2）
刘延林
不管有没有啥讲究，也不管有没有啥预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等待我的是贫穷。我5岁起，就开始背起背篼，拿着镰刀去打猪草、割牛草、喂猪、放牛是我的必修课，这便是农民孩子的劳动启蒙教育。至于我能跨进设在古庙“果子寺”的村小学读书，已是十来岁的事了。我正式进学校当了小学生，还是要做力所能及的农活的。我们不需要人讲就懂得这个道理：读书重要，填饱肚子更重要。从小就会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个顺口溜，现在更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没有“基础”啥也谈不到。
我们家那时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鸡屁股是我们的银行──靠养鸡下蛋，用蛋去换现钱称盐打油，要交学费什么的，就得卖鸡卖柴了。当然，不光是我们家这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乎没有活动的钱。我清楚地记得：邻居之间相互借盐、借油，是用一调羹计量；个把月才能“打牙祭”吃一顿肉；去买佐料时用2分钱要买一半酱油、一半醋。哪家“打牙祭”，那油香菜味会飘很远很远，馋得人流口水……
在这种经济条件下生活的我，当家里拿不出两元钱给我交学费时，我不需要多少考虑马上就停学外出谋生。我还有别的什么选择呢？
我离家远去打工的头天，照常到了学校。学校是一个温暖的集体，是每一个小孩子向往的地方，可是我却要离开它，到很远的地方去，再也见不到亲爱的老师、要好的同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像一只小鸟要偷偷地离群飞走，心里实在难受，还得强忍着……
多亏一个少年常有的幻想和好奇，将要去的陌生地方河南，对我充满各种神秘感，在我脑海里产生出许多想像……这样才冲淡了我离开老师、同学和失学的痛苦。
在上最后一节课时，我呆呆地坐着，心里像一团乱麻，几次都想痛哭一场，但我把眼泪强忍着，怕被老师、同学看见，甚至还要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
一个14岁的孩子，不管有多老成，也是装不像的。我的班主任，就是那位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傅老师，已经看出来了。放学后，他叫我留下，问我：“是不是有啥事情瞒着老师？有啥困难要老师帮助？”我说：“没有。”他一再追问，我一口咬定没有。
傅老师知道我这人好强，有股子犟脾气，他不再问了。我现在猜想，他是已经看出了我的心事。他从桌上的一堆书中，抽出一本小人书，然后对我说：“你爱看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你那本都被你翻破了，该换朝了，把这本送给你。”我接过书，他继续说：“延林呀，在学校有课堂，社会也是一个大课堂啊！只要肯学习，到处都可以学到东西，在生产劳动当中学的东西，是在学校的课堂上学不到的，你看人家高尔基，在社会大学中学习，成了苏联的文豪……”傅老师讲着，我静静地听着，这些话好像一句句都印在了我的心上，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傅老师送我出校门，已是黄昏时分，我沿着田间小路向家走去，我走了很远回头看，傅老师隐隐约约的身影，依然立在校门口，我转过了一道弯，不觉眼睛湿润了……
我开始赚钱了
刘延林
家乡，从小就在我脑子里刻下了贫穷的印象，
但穷乡亲淳朴的热情也令我终身难忘。
我回赠给乡亲们的第一件礼物是路，
便于行走的路。
有些人问我公司的徽记上那图案的含义：为什么用“川惠”两个字的汉语拼音缩写字，衬着一枚古钱币？
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我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人们：公司是以赚钱为首要目的的，让员工时刻不忘这一点。同时，我也要用这个图案提醒自己，没有钱万万不能，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有些人这样做，但不说，我就觉得多说一下有好处。
我永远记得：没有3毛钱就买不到一份盒饭，没有钱买火车票就得扒火车，就出不了火车站，没有钱还债就要挨债主的骂……
有了钱，就是另一样了。
不用说别的，我如果不是到广东打工，挣钱还清了债并有了积蓄，哪有钱结婚？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终身大事办得热闹、风光，但那是要用钱的，没有钱啥也谈不上！
1984年，到广东打工两年之后，我回广安老家完婚。我南下广东，带着一屁股一肋巴债，憋着一口气，出门躲债；短短两年后，我手里有了一笔钱，回乡做新郎，心头的高兴就不用说了，再不是出走时那样灰溜溜的，而是像川剧里唱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连走路也觉得脚下生风似的，轻轻快快。
我们在家乡举行的婚礼既简朴又热闹。这种改良了的传统婚礼没有吹吹打打和花轿，没有繁琐的拜天地拜祖宗，但家里请人择了良辰吉日，我们到乡政府领了“结婚证”，然后是请亲戚朋友喝喜酒。
农村到处都有业余厨师，他们的拿手戏是农村通行的“九大碗”。这种酒席以共有9样菜为名，凉菜、蒸菜、炒菜和汤，配置得当，经济实惠。喜酒亦称婚酒，酒是应当管够的，用大桶装着红苕烤的65度烧酒，尽客人们一醉方休。我的家乡，农民认为酒代表着一种豪爽气，别说结婚这样的终身大事了，其他事甚或没有事也要找个理由喝一通，还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等说法。结婚宴上，新郎当然成为众人进攻的目标，常常以把新郎灌得大醉为乐事。我们家乡的人敬酒，还总有那么多让你喝酒的理由来说，劝酒者一个个都是有真资格的说客：“感情深，一口吞。”——无论手上端的是杯是碗都来个底朝天；“好事成双”——一次喝两调羹，我们广安农村，喝酒用调羹……再加上猜拳、行令的高声吆喝，一挂一挂地放鞭炮，那气氛是再热烈不过了。
家乡，从小就在我脑子里印下了贫穷的印象，但穷乡亲淳朴的热情也令我终身难忘。
结婚那天，我喝了多少酒，我也不知道。我本来能喝，加上自己高兴就更能喝了。我硬是一桌桌挨个儿向亲友敬酒，喝得我头上发重，足下轻飘，不过我并没有被灌倒下，那是对我酒量的一次检验。我现在的酒量仍然不小，只是平常不大喝了，为了陪客增添喜气才喝，喝酒对我已有点纯应酬的味道。我对酒和烟等嗜好，向来认为是可以控制的。从前我抽烟很厉害，每天抽劣等烟也要几包，后来懂得了抽烟对健康的危害，说戒就戒了。我把对嗜好的克制，当做对自己毅力的锻炼。
农村结婚，是不讲究什么“度蜜月”的，不像许多现在的城市青年，到全国各地甚至到外国去“度蜜月”。我们婚后不久，我便要返回广东打工。
结婚，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一个人的独立，一个男子汉肩上挑起了家庭这副重担。我喜欢把人生比做爬山，从出生到结婚，人行的是一段平缓的山路，而结婚之后，一个男人便是挑着担子爬陡坡！
虽然我很不愿离开新婚的妻子，但为了生活不得不离开。
“新婚不如远别！”我是远离家乡去广东，那种心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离家的晚上，下了一夜雨，早晨雨停了，叶四妹送我到镇上搭汽车。我们几乎一夜没合眼，她几次流泪，虽经洗脸和修饰，仍然看得出眼睛有些肿，但出门时我们仍然要装得高高兴兴的样子，我们穿的都是结婚时置的新衣服，可是一出门踏上的便是一条稀泥巴路，新衣服上溅上了泥巴，不知叶四妹咋个想，我非常抱怨这条烂泥巴路……
这就是我从前每天上学走的那一条田坎路，平常也是坑坑洼洼，落雨天泥烂水滑，我每天打着光脚板走在这条路上。这条泥巴路就像我的生活道路，是一条多么难行的路啊！我离家后的日子，梦中梦得最多的就是自己艰难地走在这条路上；有时还梦见这条路变成了宽大平坦的大马路，自己在路上又蹦又跳，和小伙伴们在路上跑……
那年我流浪到福建时，曾经随一位打工朋友去过闽南厦门，那儿到处都是漂亮的小洋房，道路又平又宽，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朋友告诉我，那儿是侨乡，许多人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海外打工，挣了钱以后，总是要回乡盖楼房，为家乡修路造桥。我那时就在心里想：我如果将来挣到钱，也要为家乡修路造桥。几年以后，我来到广东打工，亲眼见到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深深体会到“要致富先修路”真是至理名言。而每次回四川广安，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在狭窄的公路上塞车，两相对比，让我清楚地看到：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差别，道路、通讯条件是很重要的一条。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有了钱后，我为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了学校前那条路，现在邻居们出工、赶场，小孩上学，再也不走烂泥巴小路了。
更重要的是，家乡的父老乡亲对外交往“有路可走”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
刘延林
想读书，并不是就能读书，正如想发财并非就
能发财。原因在哪儿？首先要找自己身上。
否则，只会找出一肚子牢骚。
我到了河南邓县后，在瓦窑上干活。没有过多久，少年人的好奇心和初到一个地方的新鲜感，渐渐消失，我感到了孤独，没有一起藏猫猫、打泥巴仗的小伙伴玩，每天和成年人在一起，干着做瓦坯、和泥巴那样的繁重活，还要装出大人的样子……我多么想念学校，想念老师和同学啊！尤其是每次看到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或三五一群打闹，唱着跳着路过时，我真羡慕，心想他们好幸福呀！一想到自己不能读书，就伤心，但不能落泪，我已是打工挣钱的人了，落泪是要被别人笑和看不起的。
每当这时，我都想大声高喊：我要读书！
我不能读书，除了命不好，家里穷，我还找不到别的回答和解释。“我要读书。”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傅老师送我的那本《我的大学》，它是我带在身边的惟一的一本书。
可能是我刚刚离开学校吧，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经常想的是“我要读书”。有时甚至突然产生幻觉：我有了钱读书，我回到了“果子寺”学校……猛然一惊回到现实中，我仍在瓦窑上干活。
我要读书，我有了钱就回到学校的想法，一年多之后，我在福州打工时，变得更为强烈，而且发展成想办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上学读书了。
在福州，我的生活相对安定，有了比较固定的工作，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人吃饱了肚子，就会想到别的东西，我吃饱了肚子就想读书，想办学校……我在建筑工地上，结识了一位厦门大学的学生，他是利用假期到工地做工挣学费的，他比我大两三岁，在一起挑砂浆、担砖头，我们成了好朋友。开学前夕，他约我同他一起去厦门玩，我高兴地答应了。
从他的口中，我第一次听到了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故事。到厦门后，他带我参观了风景优美的厦门大学，美丽的集美学校，建在波涛之中的陈嘉庚墓地，还有街道整洁如花园般的鼓浪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和这样漂亮的海滨城市，我更被陈嘉庚先生热心办学、发展华侨和家乡教育的生动事迹感动，陈嘉庚是厦门人民崇敬的英雄。
到厦门前，我想得很多的是：我要读书。到厦门之后，我想的已是让像我这样不能上学的孩子，能上学！从那时起，我便暗暗下了决心，除非我穷困一辈子，那没办法，一旦我有了钱，我一定要兴建学校，像陈嘉庚那样在家乡盖起漂亮的校园，像数学家何鲁那样帮助贫困学生……我在梦中不止一次梦到：在我亲手盖起的一座漂亮的学校里，小学生们在宽敞的教室上课，在鲜花遍地的院子里游戏……
想不到，后来我真的赚了钱，发了财，有了条件，把办学校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家乡果子村的田野上，盖起了一座四层楼的漂亮学校。
我经常在想，有美好愿望，有雄心壮志的人一定不是少数，但为了这些愿望和壮志，我们付出了多少呢？──我说的不是付出钱，是实实在在的有创造性的努力！
打工潮是一页悲壮的历史，但也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动作。
有多少人读懂了打工仔这本书？
有多少人当好了打工仔！
现在我的全家都住在广东省惠阳市淡水镇，而且全家人都会讲广东客家话。但我在任何地方都说我是四川人，孩子们也都会讲四川话，饮食和生活习惯依然是四川的，连厨师也是专门从四川聘请的，四川的朋友和领导到我家，感受是生活在四川，环境、氛围都是四川的。
不光在生活、环境方面反映出我的乡情，我办公司为给公司起名，很费了一番心思和周折。在许多的候选名字中，我自始至终坚持把公司冠上“川”字，“川”字一定要在前，所以开头办的公司是“川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后发展成为“川惠企业集团公司”。我申报公司名称时，办公司的还不是很多，报批手续不少，按惯例“惠”字排列在前，一些外省在惠阳办的大公司、国营的公司，都是这样，我一个私人老板硬要坚持把“川”字放在前，经办人不理解也不同意，我们争了起来。我的态度非常坚决，不用“川惠”宁可不办！本来，公司的名字，不过是个代号，我争的又不是要一个什么大吉大利的名儿，仅仅为了一个“川”字排列在前边，值得这样吗？恐怕不光是局外人不理解，连我公司的人也不明白我的心思，我固执、坚持，是因为对家乡的深情、挚爱！四川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比沿海的经济发展慢了一步，但四川是中国的第一大省，是“天府之国”。我这个四川人办的企业，特别是由一个曾经是打工仔的人办的企业，当然“川”字要排在前头，我这是在为四川百万打工仔争气！
打工仔，可以说是现今中国最没地位的阶层了。因为穷，出来打工，到经济发达地区找饭吃，这在有的人眼里好像是在乞讨，老板想要就要你，不想要就“炒鱿鱼”，工作无保障，生活也无保障，常常低三下四求人，干的也是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为了挣钱吃饱肚子，啥不干？说难听点叫你擦屁股也得去擦！
我敢说，当代中国的打工潮，是最悲壮的一页历史，当然也是一次大有作为的运动，作家、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大书特书，写出鸿篇巨制。
带着自发性和很大盲目性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打工者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什么保障，劳动条件很差，几乎谈不到劳动保护，更没有工人应有的地位，特别是在厂里干活，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为了便于控制，有的工人一进厂，身份证就被厂方收了起来，工厂的铁门紧锁，有保安把守；工资不仅低，还不能兑现，月月拖欠……这种状况在外资厂里更为突出，报纸上登的因失火、楼房倒塌，烧死、压死打工仔的事，惨不忍闻，这些我都亲自见过，有切身体会。
对于打工仔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也做过分析：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都是勤劳本分的农民，以出卖自己的劳动挣钱，他们远离家园，到举目无亲的异乡干活，在受别人的欺负、坑害后，迫使他们抱成团，结果既容易干出一些过火的事儿，还可能受坏人利用，造成治安问题。这样又在一些人中，形成偏见，视打工仔为祸水，有的执法人员也粗暴地对待打工仔，常有刁难甚至打骂的事，这更激起了打工仔的不满与反抗，形成社会问题……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2）
刘延林
据报纸登载，全国打工者有上千万人，而到广东沿海的也有五六百万，其中四川打工仔一二百万人，这么众多的人力，当然是推动沿海和特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这样大规模的打工潮流，发生一些问题也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重要的是，劳动力多的省份同需要劳动力的省份，从这些年的实践中研究、总结经验，拿出一套办法来，只要劳动输出和输入双方都加强组织管理，是可以把这个问题安排得更好些的。据说二三十年前，日本工业大发展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他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再说，组织、发动农民，我们中国是“专家”，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斗争，都是在发动和组织农民，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再次组织、发动农民，应当是轻车熟路……
我写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议论起“打工潮”，限于篇幅也许并没有说清道明，但是我是打工仔出身，身在其中，深知打工仔的酸、甜、苦、辣，有些想法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是非曲直，读者明鉴。
从四川到广东沿海的打工仔，人数以百万计，其中能人自然不少，我能从中冒出来，一是因为我憋着一口气──为四川打工仔争气，二是我赶上和抓住了机遇。
由于自己是打工仔出身，深知打工仔的甘苦，在我当了老板后，我非常理解和体谅打工仔。照说，从我当砖厂老板起，工厂的员工就是在为我打工，但我总是以他们为朋友，开初我同工人同吃、同住在简陋的工棚；办公司以后，我同员工同吃一锅饭，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只要我在家，总是和员工一起进餐，大家围桌而坐，说说笑笑，热热闹闹，兴趣一来，便拿酒加菜，碰上几杯。饭后茶余，和大家下象棋、搓麻将、摆龙门阵，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
我们公司的员工，吃、住是全包的，工资月月按时发，从不拖欠，年终按工作成绩，分别发“红包”。凡在公司工作半年以上的，每年有旅游假两周，工资当然照发，另发车费、生活费。员工的生日，按例由食堂加餐庆祝，对员工的困难、疾苦，总是尽量帮助。我还在当砖厂老板期间，两个年轻工人，工余外出玩耍，两人既无聊又无知，跑去爬高压电杆，结果双双触电，按说是场外事故，就是国营企业也不能按工伤待遇，我二话没说立即送医院抢救，医药费花了两三万元，保住了性命，其中一个严重者，截了下肢，我又给他一万多元，要他回原籍做小生意度过后半生。那时我才起步，几万元对我还是笔不小的数目。但我想，不管咋个说，他是在我厂里打工的四川乡亲，我虽然花了笔钱，他的生活有了着落，也算是对一个残疾人的安顿，别人说我心善、慷慨，我没想那么多，但这样做我感到心安。
我常对公司的员工说：“有钱大家赚，希望大家都发财、当老板。”从我公司出去的人，还真有几个当了老板呢！他们中有的人办申报手续等，还是我帮着办的。员工来去自愿，一直是我的用人原则，我永不能忘记海丰砖厂老板不开明，害得我走夜路担惊受怕。其实，人员流动能给公司带来活力和生气！
希望我的公司，成为培养老板的“学校”，从我们公司出去的员工，都能当老板。
我在这一点上很自信：我读懂了“打工仔”这本“书”……
下了一笔最大的赌注
刘延林
中国农民大多数不富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被传统观念束缚。
尤其是内地省份的农民。
有人对我说：“你拿几十万元回家修学校，拿几十万元在四川举办中小学生艺术节，是不是钱太多了！”
这证明，说这种话的人对我不了解，也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人致富以后，该怎么花手头的钱？我想我的花法是有意义的。
当我穷得丁当响的时候，我那位大徒弟同我分别时，把仅有的5分钱给了我。5分钱我捏得出了汗也舍不得花，现在钱多了，我还得考虑怎么花。虽然我认为，钱一个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但不当花的一毛不拔，该花的花得有意义再多也花。开初，我主要是用资金从物质上支援家乡，后来我感到那是固定不变的、有限的，惟有办教育、培养人才，才是百年大计。要改变贫穷山乡的面貌，就要靠一两代新人的努力。所以我舍得出钱为家乡修学校。在这里说这些话的主要原因，是我发现的确还有一些人，宁可将钱用于吃喝，也不用来办教育，办文化。
近年来，我常来往于沿海和四川内地，两地的差异看得比较清楚，我深深感到内地与沿海的差距，主要是观念上的差距。
我们家乡是传统的农业区，在人们的眼里尊重的是种庄稼的好把式，土里田里，犁牛打耙、栽秧打谷的能手，才是好样的。离开土地的事儿，做生意经商，离他们就远了。他们还是老的说法：“生意买卖眼前花，锄头落地是庄稼！”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标准的农民，他一辈子生活节俭，干农活是把好手，人也精明能干，可惜他没有赶上好的时光，赶上了一段也错过了，就因为他的观念跟不上。
不用说前些年了，直到现在，“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思想，仍然没有被一些人重视起来，更不用说实行了。他们靠土地生活，想的是把土地种好，靠的是五谷丰登。种地是最讲实在的，节气早一天晚一天，肥多一点少一点，庄稼就两样。他们除了庄稼，对外界的事儿了解得太少了。观念是旧的，思想被土地拴住了。
我见我们家乡人出门，总是把带的钱换成大钞票藏在内裤上的小口袋里，生怕外露；在沿海见到有些人，只有一张100元大钞票，他要换成散钱，装在屁股上裤包里，一看一大沓，不知有多少钱！在内地做生意，一般人有100元本钱，顶多做90元的生意，总留有一手，沿海这地方，有100元资本的人，他做的是200元甚至几百上千元的生意。这种差别反映出的是思想观念的差异。
沿海这些年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看除了前几年国家政策有些宽松、优惠的原因外，这些年这种政策优惠也和内地差不多了，主要还是沿海搞得活，譬如对投资者，先帮助你办起企业，给你优惠，帮你解决困难……总之开绿灯，企业办起来以后，税收等都是他们的，说白了就像钓鱼，先“喂窝子”嘛。你一开始要价太高、条件太苛刻，吓也把别人吓跑了，哪个敢来呢？近年来，资金的流向很能说明问题，沿海有大量资金来自内地，这很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因此，我一方面邀请家乡广安的行署、县、镇的领导来沿海考察；另一方面，在家乡办分公司，把沿海的观念、管理和先进技术引回内地。我把这看做是支援家乡的“软件”。
在同内地企业的接触和合作中，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国营企业的正规化、现代化管理以及规章、制度，很多是我的公司缺乏的，我现在的好多管理办法，都参考了国营企业的办法。如果把内地和沿海的长处结合起来，干事情的效果一定会更好。
我不断地向社会学习，从实践中获取知识和营养。我读的“书”，不仅是中国社会也包括外国社会。我先后到美国、日本、香港和澳门考察过，尤其是到美国考察，学到了不少东西，连我的别墅的布局，也受到美国人的住宅的启发，讲究实用、美观。
当然，在美国还学到了许多别的东西。我生活在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人们比较富裕，自己在这富裕的地方，也算是富裕者。但到美国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比别人确实差得远。物质生活上就不用说了，他们富裕得多。论国民的素质，用我们的话说是“精神文明”吧，我们也并不高。我在美国的街道上很少看见交通警，可是他们车那么多，交通秩序又很好，都能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这反映出人的素养高。我是经常开汽车的人，对塞车深有感受，不论从沿海到内地很多塞车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一处只要一停车，后面的车就争先恐后往前挤，常常是只要按顺序开，或者稍稍刹一脚就通的，结果一塞就半天；再有是我见到全国许多磁卡电话亭，完好的不多，损坏相当严重。在美国到处可见无人售货柜，是玻璃的，甚至商店的门窗也全是玻璃，不像我们用铝合金卷帘门，连美国人的住宅也见不到我们这儿的高围墙，铁笼子式的防盗网……
在美国考察中，美国教育发达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我想美国之所以发达，各方面都很先进，恐怕首先是它的教育发达，人民的文化水平高，人民的素质高。访问美国回来，更坚定了我为发展教育办学校尽一份力的思想。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意识到教育和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长远作用，能够有更多的人一同来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进学校读书，这希望还不仅是为了减少几个失学孩子，是着眼于让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发达。
只懂得稳，不可能创出大业
刘延林
发财不靠牢骚，不靠眼泪，只靠一样：实力。
实力哪里来？
自己实干。
随着我年龄的增大，社会经历多了，我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逐步加深，有了新的想法。
在学校的课堂上读书，学习基础知识，是很重要的，尤其对儿童和少年，这种学习等于为修建一座大楼打基础，基础当然是牢实好。我就因为读书少，基础差，工作起来经常感到非常吃力，同一件事总是要比别人花的力气多，要辛苦得多，我要比别人多用几倍甚至十倍的劲儿，因此我主张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从小进学校读书，打好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
同时，我也从切身体会中感到：学习还有另一个主要的方面，那就是“我的大学”──社会这个大课堂。
我自己就主要是在社会实践中学习的。我所学到的许多方面，是学校课堂里无法学到的。同样自己走过的这30年的道路，我的知识、我的能力、我的胆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固然失学对我是坏事，但能早日进入“我的大学”读社会这本“书”，又是件好事。我从14岁读到现在，我还要继续读下去，社会是一部谁也读不完的“书”！
我要管理好我的公司，除了招聘、网罗人才，也要求我自己要有多方面的知识，企业管理、财务会计、统计以及建筑、电子等技术知识……不要说学习了，有些我从前听也没听到过，全靠我在实践中学习。好在我这人领会什么都比较快，不单在管理、技术知识上懂得了不少，而且还弄通了几门技术，对机砖厂的一切，我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是“土专家”了；对建筑，从预算到施工、装修没人能“麻”得倒我；对运输、挖掘、装载机械的操作，我也会几样；我抽屉里还有“经济师”的本本……我的管理、技术知识和职称都是从实践中得到的。当然，实用性强一些，理论方面差些。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能凭从实践中得出的学问，把我的公司管理好，是对我的知识管不管用的最好说明。
在我的经历中，我有失误，甚至失败，也吃过亏、上过当，但从错误和挫折里学乖、学巧，成长、成熟起来。记得我在17岁那年，好不容易筹集到1000多元钱，决定买辆“嘉陵”摩托跑单帮。我身上揣着钱，就和伙伴一起冒冒失失地跑到重庆去买车，到了，摩托车厂的大门也进不去，看门老头就把我们打发了。走到街上一想，不对头，便动开了脑筋，我们去买了一条“大重九”香烟，送给了看门老头，这样进了厂找到供销科，用800多元买到摩托车。买到了车，我们才想到咋个弄回广安呢，扛是扛不到几百里的，推也推不回广安！我们两人是见也没见过几辆摩托车的人，没办法，我们找了个平坝子现学，在平坝子上鼓捣了一天，便上马路开回广安，当然一路上磕磕碰碰，好歹总算没有栽到山沟里，只是崭新的车，整得遍体鳞伤，别人以为买回去的是旧货呢。
就像开摩托车初期免不了摔跟头，磕磕碰碰，开久了就能从从容容驾驶一样，我的老板生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从社会大课堂我得到了最珍贵的东西，使我懂得了：生活不相信眼泪，相信实力！这是商品经济的竞争中，普遍的法则。“说不赢该输，打不赢该败”，国际上不也是这种“实力政策”吗！美国人到处指手画脚，充当国际警察，凭的就是有钱，财大气粗，打不过它，它就称霸！我开“猪儿摩托”做生意，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本钱小，经不起折腾，几下子就亏得破产了。现在当然不同了。淡水经济是以房地产带动起来的，1992、1993年被称为“淡水旋风”，这“旋风”没刮多久，因为整个经济的滑坡，房地产一落千丈，大多数搞房地产的公司，哪怕是实力雄厚的来自内地的国营公司，没有坚持多久，便挺不住垮下来，更不消说私人老板了。但我这个私人老板不仅挺住了，而且直到如今还站得稳，靠的是啥？就是实力！我说的实力，当然不光是资金雄厚，而是综合实力，经营决策呀，经营范围呀……说来也怪，你只要有实力，别人总愿意同你打交道，好事儿净找到你头上，你要是没实力嘛，只有越来越倒霉。这就是什么“马太效应”吧！
不要说国家、企业靠实力了，就是我当年打工，也是凭实力呀，力气差，没实力，干活都要输人一截，老板看不起，“炒鱿鱼”都先“炒”你！有力气的人，如果又肯动点脑筋，自然就成为打工仔的头儿，这是自然筛选出来的。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打工仔竞争也是激烈的。打工仔从全国各地涌到沿海，本来就是从一个个地方一批批结伴而来，各地生活、语言千差万别，加上年轻人火气大，文化又少，很容易发生摩擦，动不动拳脚相加，动起手来那就全靠实力了，没得抖摆！说不过认输，打不过低头！有时你是忍也忍不了，躲也躲不开，没有实力就要遭欺负。我打工时没少打架，甚至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至今手、脸还有伤疤……不过“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识”，我还真的在打架中结识了一些四川的和外省的朋友。
这些往事，我没有忘记，我也不忌讳，它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阶段，也是我事业的一个里程，是“我要读书”所读的“打工仔”这本书的重要内容。
在商言商，商场如战场，作为公司要经得起风浪，别的办法没有，只有凭实力！1994年广东省评选出私营企业100强，有幸我的公司是其中之一。
我相信这也是靠实力。
吃苦耐劳掩饰下的麻木不仁
刘延林
可怕的不是穷，是在吃苦耐劳掩饰下的麻木不仁。
广东这地方，供神非常普遍，尤其是商家。
我呢，什么也没有供。
我对给我看“风水”的人说：我穷的时候怎么解释？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连环画，也就是小人书，什么《三国演义》呀，《水浒》呀……拿起来就放不下，一口气就把一本书翻完。这些书里的故事，引起我许许多多幻想，甚至是胡思乱想，自己做梦也常常像书中的英雄人物，劫富济贫，杀敌立功，为民除害……我看的小人书，多半都是借别人的，或者在书摊上租的，自己的小人书不多，但我有一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我很喜欢看，经常拿出来翻。想不到，后来我也像高尔基那样，没钱进学校读书，只有向“社会大学”学习。
我想每个人所受的教育，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学校的课堂上向书本学习，一是到社会大学校中去向社会学习。
我在学校的学习时间太短了，连小学的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我主要在实践中向社会学习。很不幸，我在不该辍学的年龄，过早地踏进社会，但我也有幸正赶上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年代，所以我可以骄傲地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便是我的“大学”。如果说，我的失学是不幸，那么能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又是万幸！
许多朋友给我来信，希望我说说，“怎样从一个打工仔成了老板”？“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有没有什么背景”？
要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说比较复杂，但也可以说很简单。说它复杂，是因为要讲那么多前因后果、方方面面，要讲我的这段历史，甚至涉及到“机遇”、“运气”、“祖坟的龙脉”──在我有点儿名气之后，有人给我看相、算命，有人特别去看我家的祖坟、屋基的风水，所以，要是谈这些，恐怕说上几天，还是说不清，因为压根儿我就不相信什么风水、命运之类的事儿，就是现在到淡水我家里看，除了我的办公室有一张毛主席像，我没有供任何菩萨。广东这地方，供神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商店，差不多都供着财神，天天烧香献贡。客家人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一大早就要放鞭炮敬神，我不随俗，因为我不信鬼神。我常对人说，我穷得丁当响的时候，我落难的时候，怎么不来给我看风水、算命呀？我看呀，看相算命说你要发财、当官，多半是扯蛋，信不得的！要不是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命”再好又怎么样呢？全国人民都在受穷，你一个人能成仙？
我要回答这个问题，说简单，就一句话：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功，靠的是实践，靠的是在社会大学里学习，特别是赶上了改革开放。
我的历史，是用苦和干写的。和我的大多数同龄人比较，我吃的苦、受的累、经历的事要多得多。这就是我的“背景”、“秘诀”。
如我在本书前面所讲的，我一生同砖、瓦窑结了缘，生产砖和瓦，都要在露天坝顶着太阳和泥、打坯，在燃烧着的窑里搬砖、装坯，是“火热”的事业。在三百六十行中，是最劳累、最艰苦的行业，我就是从这个行业中干出来的。直到现在，我还有一座机砖厂，它是我的“根据地”，我靠机砖厂发家，至今仍是我的财源之一，我以自己是个同烂泥巴打交道的烧砖工而自豪。
1993年8月，我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办理赴美国考察的签证。
美国领事馆的一位办签证的官员，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能当总经理？”我确实年龄不算大，才29岁已有了我自己的企业集团公司，还是广东省级私营企业集团。不过这话也问得太怪了，我填的那一大摞各种表格就摆在他面前，明知故问不说，问得也绝，难怪别人说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中国通”啊！
我听他这样问，随口就回答道：“打工，打泥工！”我怕他听不懂这句客家话，又用普通话补充了一句：“烧砖窑！”
听我这样回答，美国人笑了笑，接着像聊天一样，问了几句别的。我看他挺客气也和气，不像传说的签证官那么可怕。
他很快给我签了证，签的是“多次出入境”。据说在同行的代表团中，对我是优待。美国人怎么看我，给我怎么签，我无所谓，但我对美国人说的是真话、实话，我是泥工，是烧砖窑的。
说起来也真有意思，我怎么一生都跟砖瓦窑结了缘呢？14岁就到河南邓县的瓦窑上干活；第二年再去邓县，是以“烧窑师父”身份去的，虽然最后“败走麦城”，但是烧过瓦窑了；1982年南下广东，就一直在广州、海丰机砖厂干活；后来到广东惠阳的淡水，还是从砖厂干起……
在太阳晒、炉火烤的“火热”事业中，我不光学到了机器制砖的一整套技术，更重要的是磨炼了我的意志，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学到了怎样做人……这些，都是课堂上、书本中没有的，只有在社会大学里才能学到。因此，我并不后悔没有足够的学校生活，这种不足，已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成倍的补偿。
我到广东，是因为欠债被迫出来的，是躲债！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一走了之，我一开始就是想出来挣钱还债，别人说我完了，骂我，是因为我还不起债，我就是要争这口气──把债还清！因此，从到广东打工的第一天起，我就尽可能地节俭，过的是最简单的生活；我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广东的冬天不冷，在砖窑火烤着还热呢，平常也用不着穿衣服，不论干活还是回到工棚，长年只穿一条裤衩；吃饭是自己买米在窑上煮，那是真正的“吃饭”——没有一点儿菜，顶多弄一点盐水……我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把钱全部积攒起来，凑成整数寄回家还债。第一个月“出粮”（广东话发工资），我就寄回家120元！在广州市郊的时候，我每月虽然还挣不到200元钱，但是除了买米我没有任何开销，多半用来还债。第二年到了海丰的机砖厂后，当了工头，挣的钱多了，我还是首先还债，这年我已把在家乡的欠债全部还清。家里来信说，人们对我的看法已经改变，不仅没有人再骂我，反而得到了别人的称赞，说我有骨气、有出息、能干……邻居中的青年人，向我家打听我的地址，纷纷到广东来投奔我。家乡实在太穷了，从在广州郊区开始，在海丰、在淡水，通过我找工作的乡亲，不下百人，我办起公司以后，几百名员工绝大多数都是四川人，特别是广安人。开初，我并没有想很多，也不懂有多大意义，反正是我找到了饭碗，有老乡来我尽量介绍，有饭大家吃嘛，自己当了老板，就尽力安排来求职的老乡。后来，听到一位四川省的领导人说：“贫困地区一家人中有一个出来打工，就意味着一户脱贫！”原来还有这么大的意义啊，几年来，在我公司打过工的四川老乡，先后也有数百人！我感到高兴，不仅自己摆脱了贫困，而且也为乡亲们脱贫尽了一份力。
还清了欠债，了却了一桩心事，乡亲们对我看法如何是一方面，重要的是我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卸下了思想上的包袱和压力，一身都感到轻松了。我虽然从小就在艰苦环境中生活，但也有我的欢乐，而我的最大欢乐，就是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的收获，改变了自己的处境，改变了自己的形象。
我们不是很爱说“争气”、“争光”吗，如何争？我认为：靠自己！只要能努力，只要会努力，终究会有收获。
我第一次尝到了收获的欢乐。
开拓事业，就必须创新
刘延林
父亲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家乡广安是我的第一个课堂。
所以我始终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照此做人，注定成功；开拓事业，就必须创新。
我的出身是世代农民家庭，从小受的是传统农民的教育和影响，这种农民观念，注定要影响我一生。但我不能完全被其束缚和限制，尤其在开拓事业上。
父亲刘凡元，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劳动一辈子，一直到1989年走完了他61年的路。他对农活样样精通，一生勤劳节俭。不管他怎样地勤巴苦作，还很难求得温饱。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是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村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他像大多数农民一样，每次都是积极分子。由于农业生产力低下，他苦苦耕耘了几十年，仍然无法抵抗天灾人祸，不能改变贫穷面貌。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他患了浮肿病，险些丧命；1976年广安大灾荒，他又一次被死神召唤……他活了下来但留下了病根，最终死于癌症。
作为传统农民的父亲，他对我们的教育也是传统的，包括“黄荆条子出好人”、“不打不成材”等等，我便是在父亲的这种严厉教育下度过的童年。父亲是“我的大学”的第一位教师。
由于我生活在传统的农民中间，懂得他们是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对待事物的“亲见主义者”，对他们说得再多再好，不如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这种观念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从小就讲实在和实干。这种实在、实干，使我一生受益，我的事业正是实干出来的。我相信，现在家乡的父老兄弟看得起我，并不光是因为我捐钱为家乡修路，盖学校，而是看重我的人品，尤其是我讲实在，试想：如果我出走广东后，一走了之，不把债还清，人们将对我怎样看？恐怕怎么解释也是无济于事的。
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也为了教育我公司的员工、有志气、讲实干，我特地请人写了一幅古语条幅，挂在我的办公室：“有志者，事竟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记者、作家们采访我时，常问我：“企业精神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把我公司的“企业精神”正式提出来，我还在酝酿、琢磨，希望更完整、确切，更符合实际。但上面这几句话，是我对自己和对员工的希望和要求。
从社会实践──“我的大学”里，我学会了我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忍耐！
在我开始砖瓦窑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时，年纪还小，身体也瘦弱，别的孩子在那种年龄，正背着书包上学，甚至还在爹娘面前撒娇呢！我不仅要忍受体力上的劳累，还要忍受精神上思念家乡和亲人的苦痛，我想哭都得背着人，一个人偷偷地落泪。这对一个少年，是需要很大的忍耐力和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的，我做到了。
在我流浪福建途中，饿得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时，偏偏卖盒饭、点心的小车从我面前过来过去，满嘴流口水……我照样能忍耐！
在我买“猪儿摩托”做生意失败以后，还不出别人的钱，债主想怎么奚落就怎么奚落，要咋个骂就咋个骂……我得忍耐！
在我到广东打工的初期，干的是又重又累的活，挣的钱却少得可怜，这还不说，更要看老板的脸色，稍不小心，或者老板看你不顺眼，就炒你的“鱿鱼”。最使我揪心的是，你到哪里都会看到，脏的活、臭的活、别人不愿干的活，就找打工仔干，我脑海中永远都记得这样的一幕：
一处下水道堵塞了，满街都是臭水，当地的清洁工人不闻不问，行人绕道走一边，最后有人在街上叫住两个扛铁锹的打工仔，一听口音便知是四川来的，他们没有找到固定工作，每天踯躅街头打“零天工”，生活得不到保障，饱一顿饿一顿，什么活他们都愿干。
雇他们的人说：“把这段下水道搞通，给你们20门(元)。”
两个打工仔相互望了望，嗫嚅地问：“一个人20元？”
“想得好！20门干不干？”那口气哪儿是在雇工，而是在施舍，在恩赐！
两个打工仔光着脚站在臭水中，整整干了一天，满身溅着污水，甚至头脸上也是脏水污泥……
这就是20元的代价。
要吃饱肚子就要挣钱，掏粪坑、冲厕所、钻下水道……干不干？不干可以但没有钱！为了钱不仅要下力，还要忍气吞声，这是我最受不了的，一开始打工心里就憋着一股气，暗下决心要争这口气，有朝一日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虽然干的是别人不愿干的粗活、下力的活，被别人瞧不起，但是，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我是用劳动挣钱，凭力气吃饭，我绝不自暴自弃，看不起自己，我还经常想着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当老板，甚至要超过这些人。不要看我嘴上啥也不说，咬着牙在忍受，可我心里从来没有服过，我绝不甘心自己一辈子受穷，永远低人一等，我也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你能干的事儿，你能当老板，我就不信我办不到！
外表上我在默默地承受、忍耐，心里却在想：我要拼命地干，我要干出个样儿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觉得受苦、受累和受气，对一个人是好事，尤其是对一个想取得成功的人还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磨难，“好事多磨嘛！”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我讲不出太多的道理，但我们都看过电视片《西游记》，唐僧去西天取经，硬是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八十难也不行。这个故事生动地证明了“好事多磨”，神仙都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凡人，特别是我这样的来自最底层，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民，要成功一番事业，不经受那么多的磨难，休想达到目的！
怎样对待艰难困苦
刘延林
要经受许许多多艰难困苦，怎样对待艰难困苦，都不是在学校的课堂上能学到的，要在社会上、要在奋斗中——在“我的大学”里才学得到。
如果说，“我的大学”的第一位教师是我的父亲，那么“我的大学”的第一个课堂，便是我的家乡广安。
我对家乡广安的认识和了解，原来因为年幼，文化知识浅等原因，知道得并不多。真正了解家乡，并在了解的基础上深深地爱家乡，是在我离开家乡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我多次还乡，一次次加深了对家乡的认识和了解。
当我在广东沿海为当老板而努力奋斗的几年，家乡的改革开放也在大步前进，尤其各级政府的领导观念已大变。因此我近几年回乡，每次都受到破格的接待，行署、县、镇的首长们给我讲述广安的历史，介绍广安的变化，文件、资料、书籍、报刊，当面送，邮政寄，广安的材料我可以说应有尽有。加上南方沿海和深圳特区，是经济发展的热点，广安的各级部门常有人来南方考察，或应我的邀请到沿海来，所以不断地给我带来家乡的情况和消息。我对家乡越来越了解。
这些年，我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家乡各级政府数次给我赠锦旗，书以“广安赤子，乡梓荣光”等等鼓励我。
随着与广安家乡的联系的密切，了解的情况不断增多，我对家乡的感情日深，时时关注着家乡建设的发展。出差去四川，时间再紧，哪怕只挤得出一两天，也要回广安走走、看看，每次几乎都是路上用的时间比在广安待的时间长，但我心里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安慰。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人们说的游子的感情！
“月是故乡明”，广安的月亮在我心中，的确比别处的月亮明啊！
我把家乡、把父老乡亲刻在心里，使我时时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无愧于他们的人。这种自觉的精神约束实际上也是一种传统的面子观念。我依然按传统美德的准则做人，因为在我心中留下了很多有口皆碑的形象。但在开拓事业创办实业上，我尽量不受其约束，因为在我眼里还没有人留下多少让人敬佩的实例。
认识广安，基本上就是认识了中国农村。
我有幸成为伟人邓小平的同乡，但我不仅仅是以此为荣，更多的是作为自己奋进的动力和精神支柱。
在一本名叫《地灵人杰金广安》的书中，是这样写的：
“广安，在这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巍巍华蓥横亘其间，滔滔渠江流经全境。四季如春，八节长青；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此处地灵生人杰，斯郡天宝蕴物华。
“广安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东，华蓥山脉中段西侧、长江二级支流渠江的中下游，东经106°32′—107°03′，北纬30°18′—30°50′。
“远在秦代以前，今广安地域属巴国。
“刘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分宕渠部分地区(今广安县城)新置始安县，取原来的始安城(古城)为名，属巴渠郡，此时开始在今广安境内建县……
“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在渠江县浓回镇的秀屏山下新置广安郡，属梓州路，取‘广土安辑’之义，广安由此得名。”
上面这段文字，说明广安与“天府之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美丽富饶，而且历史悠久，广安建县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另外，在《广安县志》上，还有更为生动具体的描绘：
“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薯葛。广安物产富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羽，坡池鳞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包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饭；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织之賨布汉斌有载，谓为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这是文人笔下的广安——一个美丽而又令人向往的地方，虽然都是赞美文字，但也不难看出，广安确是一个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地方，素有“金广安”之称。可惜，它终归是个农业县，很大程度上要“靠天吃饭”，所以虽经朝朝代代，人民仍然难得温饱！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1976年，一场天灾便弄得饥民遍野，四处逃荒……
当我1964年降生在这块土地后，从我记事起，伴着我的便是贫困。不论父母亲怎么勤巴苦做，连饥饿的威胁也逃不脱。在我下面，又添两个妹妹，家里的日子就更难熬了，以致我年龄稍稍大一点，便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那是1978年，我刚14岁！
从我的家庭状况，就可以看出那时广安农民生活的困境。
同全中国一样，广安农村落后面貌的改变，经济建设的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以如同谈到中国的发展变化一样，谈到广安的发展变化，就必然要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也是广安人。让我再引用一段《地灵人杰金广安》一书中，有关邓小平的记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是我国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人民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中建立了不朽功勋。邓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顽强的革命精神引导中国迅速地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父亲邓文明、母亲淡氏、继母夏氏。小平为长子，另有3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邓小平诞生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夕。童年时期的邓小平名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5岁进私塾读书，7岁入新式小学，后考入广安县立中学。1919年夏，于该校毕业后，抱着‘工业救国’的满腔热望，同几十位同学一起乘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赴法，希望能到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就这样，他开始走上了探索人生的漫漫长路。”
牌坊村是我去县城必经之路（1）
刘延林
邓小平以后的情况，大多数人都比较了解，尤其是1977年他复出以来的功勋业绩，全中国有口皆碑，全世界也是公认的。
我的家在恒升镇果子村，在协兴镇牌坊村东北数十里，牌坊村是我去县城必经之路。对邓小平的情况和家庭，我很小就从大人们的谈话中知道了。那年，我能买摩托做生意，就是因为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要不然是绝对干不成的，那时我每天骑着摩托车都要经过协兴乡，常常在小平旧居前停下来，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
小平旧居，如同所有的广安农民住房一样，四周是田地竹树，有水塘、有花草，在一种自然的美丽风景中。至于在人们中传说的住宅风水、龙脉如何好，邓小平旧居花坛上的铁树连续9年开花是祥瑞吉兆等等，我想都是出自人民群众，对他们敬仰的伟人、领袖的一种朴素感情和美好愿望吧。其实，应该说是时代造就了伟人邓小平。历史所以选择邓小平，当然还是因为小平自身的高素质、崇高品德，以及他那极其丰富的阅历。
关于小平对中国革命的丰功，对中国人民的伟绩，我觉得挂在小平旧居大门上那副对联是很好的概括。对联是这样写的：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首寿巨臂；
挽狂澜于既倒，斯君天宝蕴物华。治山秀水，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这对联是四川的著名老作家、四川作家协会主席马识途写的。我第一次读这副对联时，幸亏有位报社的总编同行，他给我做了详细的解释。我觉得对联写得好，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多次对别人说过：“要不是邓小平老人家，在全国搞改革开放，我可能只有在山村穷困一辈子，哪会有今天？我说我要争气，也包括作为广安老乡，为小平争气！”
我虽然文化底子浅，书上有不少字不认识，但我仍喜欢看书，特别是有关邓小平的书，我还看了不少。《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一出版，一直就有一本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听说出版了《邓小平画册》，我便立即去买了回来；长达20卷的《邓小平的生平、思想研究丛书》精装本刚发行，已经摆在了我的书架上……每次翻阅这些图书，我都有一种亲切感，都会有些新感受，都会受到新的鼓舞，都会又一次在心里提醒自己：要争气，要为小平争气！
还有两位广安人对我影响很大，我常想，同是广安人，他们能成为杰出人才，我为什么不能。
或许，从理论上看，这就叫各自选定“参照类型”，很能确定自身的走向。
广安这地方，真是“此处地灵生人杰”，历代出过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诞生过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奋斗的“华蓥山游击队”，大本营就在广安。我小时，在学校、在长辈摆的龙门阵中，就已听过许多华蓥山游击队的英雄故事，江姐、双枪老太婆……都是我们崇拜的英雄。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的先烈，也有好几位是广安人。
在广安籍的许多历史名人中，我要特别提到两位。
一位是大数学家何鲁。他是广安城南何家山人，出生在我之前整70年。据说何老先生风流倜傥，他是“自信人生二百年”的，以致他构思想写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国数学史》，还没来得及动笔，便过早地辞世了，他死于1972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像他那样刚直不阿的老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处境可想而知。乡人们跟我说起这位乡先贤，无不感到惋惜。
何鲁1903年到成都考机械学堂，年仅9岁，同考的多是20余岁的学生，结果他以第一名被录取，真是少年才俊！主考官称他是神童，据说清朝的四川总督召他进府，用满族的油茶之类食品招待，此事在成都传为一时之美谈。后来，何鲁考取官费留学法国攻读数学，在里昂大学也以学业优良而著称，学成归国已是著名数学家了。传说世界上的三大数学难题他能解两道半，还传说某外国的一家权威医院，要买他的脑袋，在他逝世后用于解剖，研究他为何那么聪明……传说终归是传说，我们不必去深究它的可靠性。但我最崇敬的是，何鲁不仅自己一生教书，为祖国培养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像钱三强、吴有训、赵宗尧等等出类拔萃的人士都出自他门下，华罗庚、严济慈等也得到过他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他自己还办学校，抗日战争时期，他分别在重庆和广安各办了一所“载英中学”，他的学校最特别的地方是，家境贫寒的学生，只要勤学，可以免交学费，甚至还可以得到生活补助费。由于得到何鲁的帮助完成了学业，现在还在大学里当教授的就有好几位。
旧社会靠教书为生的何鲁教授，经济能力是很有限的，他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兴办学校，实在难能可贵。
牌坊村是我去县城必经之路（2）
刘延林
我现在有了经济能力，能拿出几十万元在村里盖所小学，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自己没有钱无法上学，深受失学之苦，不愿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重演；同时还希望我们村里的小朋友，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都能够上学；再就是受何鲁老先生的影响，他并不富裕都办学，我有了钱更应该花在修学校上。我到处都看到“教育是百年大计”的话，一个社会能不能发展，首先看教育发不发达，能不能培养出一批批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在家乡修学校，培养人才，远比我拿钱、捐物支援家乡别的方面意义要大得多。
我愿意出钱在家乡建学校，还受到另一位著名人士的启发，他就是有名的爱国华侨领袖福建人陈嘉庚。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我已专门说到这位先驱。
我要特别提到的另一位广安人，是四川的军阀杨森。
杨森出生在我之前整80年，他的家龙台乡同我家相距10余里，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这位“川北王”的许多事儿。杨森是民国年间的著名将领，关于他的是非功过，自有人去评说，我是觉得这位广安的历史名人，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便在这儿说到他。
我这几年回广安，住的广安最好的县委招待所，便是杨森公馆的旧址。那儿曾有一个网球场，恐怕到现在许多广安人对网球也非常陌生吧，但在几十年前杨森便把网球等现代体育项目引回广安，说明他对推动广安和全川现代体育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此人很爱好体育，在广安兴办体育专科学校，修建大型体育场。
杨森除了在广安推动体育运动，还办学校，设图书馆，修广安花园，修筑了广安的第一条公路──县城至代市公路……据说广安的铁树也是杨森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运回去的。如今小平旧居的铁树，已连续多年开花，人们争相传颂，认为是好兆头。
这样一位军阀，居然也为家乡做了不少公益事业，广安至今受益！
影响自己的人（1）
刘延林
有些人，虽然经常见面，相识很久，可一旦分手后，也就忘记了。
但有的人，相交并不长，却终生难忘。
我少年时代就有这样一位忘年交，他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人才荟萃的广安当代名人中，我所以提到民国时期的军阀杨森，不仅因为，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阶段，功过参差，尚待人评说；他为广安家乡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老百姓至今仍然记得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和杨森的儿子杨汉翔先生，有一段奇缘：我们结识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中，他是一位遭遇不幸的青年知识分子，我是一个在贫困中挣扎的放牛娃，文化的差异、年龄的悬殊，都没有阻碍我们相交。
现在回想起来，这原本是一件平常的事儿，相识纯属偶然，不过对我有很大的意义，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不寻常的影响，确实没有料想到。
这事儿，得从“文化大革命”中的20世纪70年代说起。
那是我记事的时候，也就是我开始割草、放牛的时候。我们村里的田坎、土坡，铺满了我童年的脚印。我要把牛喂饱，草割满背篼，就要寻找草长得茂盛的地方，那只有到水边，因此我每天到村里的那条小河边放牛、割草。这条小河是我们果子村和山碑村的分界。不知道啥时候起，我同河对面的一个成年人熟悉了，因为每天他都在对面做活路。我不知他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的年龄身世。他穿的衣服和当地农民一样破旧，夏天穿条裤衩，肩上搭条擦汗毛巾，尽管他同农民一模一样，但我总觉得他又与众不同，到底有啥特别的地方，我又说不清楚……他就是杨汉翔先生，那时他大约30多岁。我才十来岁。我这人在小的时候便爱和大人打堆，他个子高高的，身体显得很瘦，干活倒很有力气，常见他干重活。庄稼人是凭力气吃饭的，有力气，在地里做活路的好把式，是乡里的行尊，受人敬重。可是人们对他却是两样，好像不冷不热的，为啥？儿童时代的我没有去想，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一点我感觉得很明显，生产队集体出工时，他常单独一处，不声不响地做活路，我们两个人隔着河摆龙门阵，他有说不完的话，我听得如痴如迷，手中割草的镰刀停了，甚至牛吃了地里的庄稼……背篼没有装满草，牛吃了庄稼，后果是可以想见的。杨先生给我讲的，都是从没有听到过的新鲜事儿，这些故事仿佛给我插上了翅膀，带着我离开山乡，飞向外边的世界，原来中国有那么大！世界有那么阔啊！他的讲述给我的童年幻想添彩加色，在我脑海中形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是我小小年纪便外出闯世界的催化剂，以致我14岁起便北去河南，接着南到福建，再闯广东。
那时，他在河对面挖土、挑粪，我在河这面割草、放牛，我有问不完的问题，他有摆不完的龙门阵，这种景况一直持续到我辍学外出谋生。有关杨汉翔先生的许多事儿，我是后来陆续知道的。
当时，只听到大人们说：
“杨汉翔是反动派大军阀杨森的儿子。”
“是遣返回乡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
“是阶级敌人！”
“是专政对象！”
……尽管他有那么多罪名，不知为啥，我看不出他是坏人；大家也不是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相反，农民待他都不错，还把他说得很神：
“杨汉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杨汉翔看书一目三行！一本书一会儿就看完了。”
杨先生确实多才多艺，虽然在大学学的是理科，但外语、文学都很好，写毛笔字、画图更有一套，在我们山村里，当然是不可多得的“秀才”。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落后的农村的财富，虽然那时“交白卷”、“读书无用论”泛滥，但那终究是肥皂泡泡，一现的昙花，连挖土的农民也知道，人是不能缺文化的，我想农民们之所以关照杨先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也弄不清，我们两人咋会谈得拢，成了“忘年交”？当时，我们所谈的具体内容是些啥，早已淡忘模糊了，可是杨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实际上是没有在课堂上教过我的老师，我深受他的教益，特别是对我的性格的形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影响自己的人（2）
刘延林
杨先生的乐观旷达，身处逆境长达一二十年，不自暴自弃，以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政治上的不幸，体力上的重负，生活上的清苦，非但没有把他压倒，反而磨炼了他的意志，再苦再累他也挺了过来。终于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人民迎来了明媚的春天，他的人生也有了转折：平反中他摘了“右派”帽子，落实政策后到小学代课，转为公办教师。杨先生敬业乐业，事业心很强，他当农民是地道农民，当老师是好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他教的学生的学习成绩明显提高……
杨先生在农村的岁月，生活的艰辛程度是不难想到的。一个单身男人，住在一间断墙残壁屋顶漏雨的破屋，一口烧饭的铁锅上，有游乡补锅匠用老办法补的二三十个补丁，农民们传说他吃饭是连碗也不洗的；为了生存，他去挑100多斤的担子，走10余里路，挣1毛脚力钱……他的遭遇，主要因为军阀父亲的连累。在讲阶级、阶级斗争的年代，别的不讲，光是他的家庭出身就够他受的。所以，不仅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受折磨，也蹉跎了恋爱婚姻，没能成立家庭，成年累月人影相吊茕茕孤身。在这种生活状况下，除了下力干活，只有寄情山水和能得到的书本……
少时的杨汉翔，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后来考入四川的大学学物理，他成了“右派”后，被遣送回原籍农村劳动，青年的他经受了人生的一次巨变：杨公馆的少年、青年学生、被监督劳动的“阶下囚”……但他处变不惊，正视现实，老老实实劳动，不乱说乱动。惟其如此，农民没有把他当“外人”，也就没有对他实质性的“专政”。由于他学识丰富，一向敬重文化的农民们，虽然口头上也跟着喊“读书无用”，广播里也宣传“白卷先生”，但大家对这样一位正牌的大学生，依然是另眼相看的，不仅生活上、政治上不为难他，反而多方关照他、同情他，上面来抓“阶级斗争”时极力敷衍。所以杨汉翔在农村被监督劳动的岁月，尽管生活艰苦，农活繁重，精神上却轻松愉快，体力劳动还锻炼了他的体质，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坏事变好事”吧！
随着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在小学教书成绩良好的杨汉翔，逐级提到乡和区中学，再到县的重点中学；由教师升校长、广安县副县长。后来担任县政协的副主席。
杨先生为广安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虽然，我和这些名人的出身、环境，大为不同，但都生长在广安这片土地上，我难道不应该也为家乡做点什么吗？
因此，当我十年奋斗，在广东创建了家业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广安家乡，想到那儿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烂水滑的路，想到自己上过的破庙里的学校。于是我分别为我家的恒升镇果子村和我妻子家所在的东岳乡三板村，各修了一条乡村公路，投资40万元在果子村盖了一所称得上现代化的小学……
我觉得，广安和沿海比较，相差最大的是观念，所以回广安办了“广东省川惠企业集团公司广安分公司”，修一座星级酒店，我想不光把资金带回去，还要把沿海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带回去，为推动广安建设的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影响自己的人（3）
刘延林
家庭没有忧患，会给事业上添很多精力。
什么是好老婆？
她不以得失贫富而改变对你的感情。
看来非得要谈谈家庭了。
我是非常看重家庭的，因为我出身农民。世代农民都以家庭为生活单元和生产单位，所以农民对家庭的依附最重，家庭观念最强。我如今虽然早已离开落后农村的生产和经济环境，置身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发达的经济环境之中，许多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惟家庭观念没有变。我很清楚，这不单是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更重要的，因为我是农民！在富人如林的广东沿海，由于致富后发生的家庭裂变，我亲眼见到的太多了。
我看重家庭，珍惜家庭。我有时一早出门，深夜才回家，连同老婆说话的时间也不多，更不用说同孩子们、同老人了，有时几天才见一面。虽然说为事业操劳，心里也是不安的，我必须尽到一个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因此，只要没有出差在外面，每逢星期日总要自己开车，陪太太和孩子们去饮早茶、陪他们去买他们喜欢的东西和食品。这是天伦之乐，只有在这时我才感到是真正的放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耗费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修建了别墅，筑起了一个称得上豪华、舒适的安乐窝。
除了生活波折让我确立了自己的家庭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夫妻间的理解，或者说，是真正的相依为命。
按现在的标准，我算恋爱得早的，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偏僻农村，早恋、早婚较为普遍，我们就不算什么了，待到几年后我们结婚时，是完全符合标准了。
我老婆——社会场合称“太太”，广东当地习惯叫“老板娘”叶明碧，亲朋邻里都亲切地叫她“叶四妹”，不过她可不是因为排行第四才有这个昵称，而是她出生在4月。叶四妹家住广安东岳乡三板村，走小路我们两家相距18里，我们的相识和农村男女青年的结合差不多——是经介绍相识的，介绍人是亲戚。人说四川人是“竹根亲，理不得”，一理都是亲戚，因为我伯父的女儿，是叶四妹的表嫂，我们早已相识，大家一撮合就那么回事儿啰！
叶四妹在那阵儿，绝对没有先见之明，会预见到日后我会发达，她能当老板娘。实在是她认为我有闯劲儿，农村那么多青年人，就我敢冲出去，不安于贫困，因为她也是不安贫守命的人，她也要用勤劳改变贫穷的处境。她家姊妹不少，本来农业的劳动生产力就低，吃饭的人一多，日子便更艰难了，她和我一样，从小就得劳动干农活，农村女孩个个都是吃得苦的劳动好手，我们俩的许多共同点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能吃苦耐劳和都不甘心受穷。现在看来，这正是我们恋爱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俩驾着爱的小舟，驶过了一个个险滩……
当我做猪儿生意亏本破了产，别人把我看扁的时候，是对我们爱情的第一次考验，她没有同我“吹”，是要顶住压力的。她对我的安慰，是我重整旗鼓的力量。
当我在海丰承包机砖厂当“工头”的时候，她刚生小孩一个月，便同我一样头顶太阳，拉坯、搬砖，相依为命，艰难地支撑着打工仔的小家庭，谱写着一曲劳动为生的夫妻对唱。
当我有了自己的砖厂，当了老板的时候，成了老板娘的叶四妹，却要背着孩子干活，学会骑自行车到数里外的集市买菜、做饭、管理内务，操持着工厂的里里外外，共同创造了我们最初的家业。
直到现在，她还在管教孩子，不使我为家务分心，协助我处理公司的事务。
……
因此，我很同意时下社会上流行的那句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定有一位贤惠的女人！
有记者问过叶四妹，当初她看中了我哪点？她认真地回答：“刘老二那会儿就与众不同……”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
刘延林
不要奢望思路和眼光能够超前多少，超多了反而不现实，能够超前一两步就足够了。
一旦发现机遇，有没有魄力放弃现有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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