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张其凡先生提出反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其一，称“均贫富”口号为曾巩炮制，这是无稽之谈。《隆平集》自宋以来就有人怀疑其作者，疑非曾巩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得出结论：“其出于依托，殆无疑义”。既然不能确定曾巩是否是《隆平集》的作者，就说曾巩在《隆平集》中炮制此口号以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是不足为据的。
其二，称《宋朝事实》和《宋史·樊知古传》的记载抄自《隆平集》，是不明史籍渊源所致。李攸撰作《宋朝事实》严谨可信。内容多取材于《国史》、《实录》、《会要》，其成书时间应与《隆平集》大致相近，说其有关口号记载抄自《隆平集》，是没有根据的。《宋史》一书所据主要为宋代国史，说其抄自《隆平集》，同样不知何据？元代史臣袁桷《清容集》卷四一称，元翰林院中不备《长编》、《长编纪事本末》、《隆平集》等书，可以推知元代修《宋史》时，未曾见到《隆平集》。再说，此次起义发生在樊知古任西川转运使时，因不能弭盗而逃，被贬官，终以惭死，不能说他与起义关系不大。
其三，称《长编》未记载“均贫富”口号，而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擅增”，是作者仅凭转抄材料而不细检原书之过。广雅书局本《长编纪事本末》该条下，光绪时廖廷相加：“案《长编》脱此条。”廖廷相在复校此书后指出：“以见存李氏《长编》校之，此书有而《长编》脱者一百四十余条。”故不能断言是杨仲良“擅增”。
其四，说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的记载也是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编造的，这本是揣测之语，并无确凿根据。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记载，冯京所说应为：“臣检实录，实有此事。”这段记载恰恰证明，冯京与王安石都承认，实录记载王小波起义是因搬取蜀物、置榷买场所致，与《渑水燕谈录》及《隆平集》记载相同。实录当指《太宗实录》，成书于真宗咸平元年（998）。其时王安石尚未出生，史官如何反对王安石变法呢？元祐党人范镇，反对王安石变法比曾巩更力，他所著《东斋记事》中赞赏知成都府事“张咏在蜀……均贫富矣”。可见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元祐党人并不反对“均贫富”，也不专用其语攻讦政敌。
总之，王小波起义发生在西川严重贫富不均之时，其提出“均贫富”口号是顺理成章之事。最早当见于《太宗实录》，李焘据以写入《长编》，李攸据以写入《宋朝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反驳是纠正了一些问题，但还是有许多疑问的确是很难解决的。如说此口号最早当见于《太宗实录》，那为什么现存《实录》及上述相关的一系列史籍中都不见其记载？李焘《长编》到底是后来“脱此条”，还是根本就没有记载此条？记载此口号的上述诸史籍的文字和内容，为什么如此相同，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差异？显然是互相转抄的结果，那就是说其有关口号内容的记载其出处的确非常狭窄。而《隆平集》记事多误，《渑水燕谈录》又大都为当时士大夫们道听途说之“谈议”，作为最早记载此次起义口号的两本北宋史料，确也很让人不放心。这后面几部书中的相关内容到底是根据何书？是如何转抄的？还是谜团丛生，不易解决。
第四十三章
起义首领李顺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坚持了一年多时间后，被残酷镇压，三万多名起义军战士英勇战死，八名首领被俘遇害。惟独李顺的下落不明，其结局到底如何？究竟死于何时，这一问题自成都被官军占领时起就不得而知，此后歧义丛生，一直没有弄清楚。
四川农民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宋廷，淳化五年（994）正月，宋太宗任命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军入川，镇压起义。二月初，起义军攻占成都创建政权的消息再次传到京城，朝廷为之震动，太宗又命诸路军马受王继恩节制，浩浩荡荡开进四川。由于起义军在战略调整上出现错误，使宋军入川后进军顺利，且一路上屠杀起义军与民众。起义军在川北的州县不断丢失而全线撤退，宋军尾追至成都。
当时成都驻有起义军十几万人，在李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但起义军毕竟缺乏大规模作战的训练和经验，五月七日，宋军突破坍塌的城墙，冲进城内，起义军经过街市内的浴血奋战，终不敌官兵，殉难者有三万多人，重要领导者八人被捕，后被宋军解往开封途中杀害。惟独李顺的下落，各种传说扑朔迷离。
首先，官军向朝廷报告“斩获贼首李顺首级”。据《宋会要辑稿·兵》载，淳化五年四月，王继恩派使者奏报：乱贼已平息，斩获李顺首级，并俘获其他首领。《宋朝事实》卷一七载，淳化五年五月，宋军破贼兵十余万，斩首三万级，俘获李顺及伪官甚众。《宋史·太宗纪》也说宋军在成都镇压起义后，俘获李顺，后杀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时人对其不验明正身，也不押送京都就处死的做法就已产生疑惑。王明清《挥尘后录》载，李顺之乱平定后，有军官张舜卿密奏说：“臣闻李顺已逃走，诸将所俘获的不是李顺。”太宗说：“讨平乱贼才几天，你怎么知道的？是妒忌众将之功，而想害他们吗？”太宗怒叱之，甚至想杀了他，最后免其官职。说明统治者不愿正视李顺逃脱的事实，宋太宗确认李顺已被捕杀，并定下调子，不允许有其他说法。但也正反映了当时的确可能存在这一事实：李顺并没有被官军俘获和被杀。所以如《东都事略》的记载就已比较模煳，其卷三云：淳化五年五月，“破贼十万，遂克成都，李顺之党并伏诛”。
其次，说李顺在成都陷落时，被乱兵杀害的可能性较大。杨升庵《全蜀艺文志》卷四五，有淳化五年时任西川随军转运使的工部郎中刘锡的一篇歌颂太宗的文字《至道圣德颂》，其中在述及宋军攻陷成都及李顺的最后下落时说：“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袅首。”刘锡是亲身参加了这场镇压起义军活动的官员，深悉内幕情况，所以他说李顺并没有为官军所俘获，应是有确凿根据的；然而说李顺在战乱中被杀，由于没有找到尸体和首级，也只能是一种猜测。
再有，说李顺在破城之时就已失踪，后去向不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云：在宋军进攻成都，即将破城之际，李顺忽然召来数千僧人，以菜饭招待，以念经祈福。又招儿童数千，皆就府第削发剃度，穿好僧衣。早晨天微亮之际，这些僧人分东西两门出去，一直到走完，李顺也不知去向，估计是剃度后混在僧人队伍中逃遁了。第二天，宋军入城，逮捕得一位有美髯之壮士，相貌颇似李顺，遂杀之，其实不是李顺。当时川人的确有传言，说李顺逃至荆渚一带，入一僧寺。
那么，李顺逃脱后的结局如何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禧元年（1017），判决广州居民李延志黥面发配安州。咸平年间，四川王均兵变，延志时居益州（今四川成都），与王均裨将崔麻胡较熟，兵变平定后，延志回广州。与当地怀勇许秀等饮酒，常谈及王小波故事，许秀怀疑他就是李顺，便到当地官府告发，又叫其他营卒来作证。官府把李延志逮捕并扭送到京都开封。御史审讯此案后认定，此李顺是假的。所以判李延志发配，许秀等杖嵴而遣回。开始，枢密院以为俘获真李顺，而向朝廷称贺。然而御中台审问的结果却不是，枢密院大臣还是趋向于以假当真，结案上报。知杂御史吕夷简反诘道：“可以这样欺骗朝廷吗？”最后以事实上奏，而忤大臣之意。
上述故事在《宋史·吕夷简传》中也有相同记载，就是说元禧年官府所抓捕的李延志，御史台审讯的结论是假李顺，为这事御史吕夷简与枢密使王钦若之间还产生过争执和矛盾。然而陆游《老学庵笔记》却说：“及真庙天禧初，（李）顺竟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陆游的文中并没有捕捉到的是“假李顺”之含意，吕夷简的“以为不可”应是不可公开杀害之意，因为早在淳化五年朝廷就宣布李顺已处极刑，此时若再“诛之于市”，无疑是不妥的，但可以秘密杀害，所以“即狱中杀之”。那么，《长编》与陆游哪个正确呢？不过它至少证实了李顺的确没有在淳化五年成都攻破后被官军俘杀。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说：仁宗景祐年间，有人报告李顺尚在广州，后被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年已七十多岁，推验正身，乃真李顺。于是用囚车押送京城，复审此案，皆得实情。朝廷因平蜀将士功赏已行，李顺也早已宣布斩首，所以不欲再公布此事，只在狱中暗中处死李顺，赏陈文琏升官二级。还说：文琏是泉州人，与自己认识，文琏家有李顺案卷，本末甚详。李顺虽失败了，人们还颇怀念，所以李顺得逃脱三十余年。
沈括治学较为严谨，有人还说他富有科学研究精神。他所处时代也较南宋诸书作者离李顺生平为近，且又称认识逮捕李顺的巡检使臣，估计沈括还可能看见过文琏家的有关案卷，否则不会说得如此凿凿有据。20世纪30年代，张荫麟先生就明白肯定沈括之说，指出：“盖沈识案中主要人物，而陆游但凭二百余年后父老之传说耳。”因此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沈括之说，就是主张李顺死于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
近年，也有学者认为陆游的“天禧说”更可靠。一者，沈括说李顺得逃脱三十余年，而从景祐元年上溯到淳化五年，足有四十年。二者，二人所记都从广州捕得嫌疑犯，押送京城后在狱中秘密处死，远离四川数千里外的广州，是不会在二十年时间里出现两桩李顺案的，估计是一件事记成两个时间。此假设如能成立，那天禧说较为可靠，当时吕夷简任知杂御史，王钦若为枢密使。如到景祐年间，吕夷简已为宰相，而王钦若早已作古。三者，《长编》所记是朝廷所玩弄的欺骗手段，意在以伪乱真，障蔽人们的眼睛，好把真相隐瞒过去。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宋真宗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一面否认捕获真李顺，判此案不过为诬告，故布疑阵；一面阴险地将这位农民领袖秘密杀害，所以李顺应死于天禧元年（1017）。
上述“天禧说”中，三十余年与四十年之差，并不是什么大疑问，关键是其一事二记之推测是否有理？为什么在二十年时间内，广州就不能发生一真一假两桩李顺案呢？总之，天禧说抑或景祐说，哪个更可信？似乎仍然难以下结论。
方腊身份及相关事迹方腊起义是北宋末年东南地区一次颇有规模的农民起义，数十万之众，坚持了半年多时间，然而它的余波一直延续了二十余年。由于史籍记载的歧义，有关起义首领方腊的一些事迹，至今没有完全搞清。
北宋徽宗时期，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朝政，穷奢极欲，赋役沉重。徽宗在六贼的怂恿下，更竭天下以自奉，大肆搜括民间奇花异石，以纲船运入都城开封，建筑宫殿苑圃，时称“花石纲”。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一带出产各种花石竹木，民众受害尤深，百姓忍无可忍，终于在宣和二年（1120）十月，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两浙苦花石纲已久，人民争起响应，聚众至数十万，攻破睦、歙、杭、处、衢、婺等州，声震东南。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设官分职。第二年，朝廷发兵十五万南下镇压。四月，方腊退守青溪帮源洞，因腹背受敌，战败被俘。八月，在京城被杀。这次起义，有一些细节问题，由于载籍歧异，存在不少疑点，这些疑点实为方腊起义中的关键问题。
一是方腊的出身与籍贯。南宋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还有方勺的《青溪寇轨》及所附洪迈《容斋逸史》等史籍，都记载“方腊家有漆园”。曾敏行《独醒杂志》说得最为详细：“方腊家有漆林之饶…”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腊数被困辱，因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其中方腊还自言：“吾家本中产”。如此看来，方腊至少属中小地主阶层。方勺《青溪寇轨》还明确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竭村居人”。《宋史·方腊传》也清楚载：“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
保存在《桂林方氏宗谱》中的元人徐直之、刘彭寿的两篇传记，即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即《方庚传》）和刘彭寿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载方腊为睦州青溪县万年乡地主方庚的“佣人”。还有，清人方象璜《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序》中称，方腊为方世熊家佣，方世熊为方庚的兄长。此外，歙县、淳安的方氏谱牒，也一般称方腊是“佣工”，是“桶匠”，如南宋的《甲戌谱》到近代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等。诸谱都载方腊为“歙人”，《山郭方氏宗谱》详细考察了方氏宗族的源流，认为方腊出于歙县柘源方氏。也就是说，方腊是徽州歙县人，而来睦州青溪县佣工。
有学者指出，家谱的记载一般是不太可信的，如上述《桂林方氏宗谱》中关于宋代事迹的记载矛盾百出，是不能作基本史料来用的。尤其是写《方庚传》的徐直之，他是方庚一个五世孙女的孙子，他记述方腊为方庚家的“佣人”，只是来源于他祖母在他幼年时的口述，并没有任何宋代的文献史料作依据。元人刘彭寿是当时的淳安县令，他是应方庚的六世孙、七世孙的要求而写《墓亭记》，既然要称道方庚之“忠烈”，自然主要根据家谱中原有的材料略加拔高而已，所述方腊事迹无非抄之家谱。
也有学者指出，方腊家有漆园的说法，以《独醒杂志》记载最为详尽，而此书“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该书：“盖以记录为主，不以考证为主。”所以对旧说错误之处“皆不辨而述之”。所以其有关方腊成分的记载，也是难以深信的。《宋史》方腊“世居县碣村”之言来自《青溪寇轨》，而后者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碣村居人”，其“居人”顾名思义并非指其籍贯。
两说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从史籍的作者方面来看，北宋末至南宋初的方勺、洪迈、陈均都异口同声地肯定方腊“家有漆园”，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对方徐直之、刘彭寿诸人都在离方腊起义已有二百余年之后的元代，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徐直之是以一些与方庚生前活动直接相关的原始材料作依据的，但我们毕竟没有看到这些原始材料。由此是否可以说，方腊为中产阶层的说法要略占上风呢？
二是方腊是否为摩尼教的首领。众多史籍都把方腊起义与妖魔鬼怪、旁门左道牵扯在一起，如《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诸史籍说：“腊以妖术诱之，数日之间，哨聚响应者至数万人。”《宋史·方腊传》其言“托左道以惑众”。“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诛”。《宋会要辑稿》也说：“方寇者，本狂愚无知之民，传习妖教，假神奇以惑众，遂谋僭道。”所载江东转运副使奏曰：“访闻贼徒虽多，全少器械，惟以人众为援……童子妇人在前，饰以丹黛，假为妖怪，以惊我师……又为长人服大衣，作机关以动，上执矛戟，旗帜饰以丹黛，为鬼神之貌，以惑官兵，皆不足畏。”此类记载，不一而足。
那么，方腊起义军的上述情况，到底是一般的鬼神迷信活动，还是用当时流行的摩尼教在组织起义呢？《宋会要辑稿·禁约》载，宣和年间，江浙一带诸州村民多学妖法，自称明教，又号吃菜事魔，各村建有斋堂或道场，其经文与道、佛诸教不同，人们夜聚晓散，时而结集社会，习以成风。这就是摩尼教，其敬摩尼为光明之神，或尊张角为教祖，提倡素食、戒酒、禁欲、裸葬等教规。如起义与此教有关，方腊就应该是摩尼教的首领。然而此点，宋代史籍记载相当含混，致使近代学者的看法也完全不同。
不少史学著作认为，方腊起义时盛传的“妖术”、“左道”应与当时的摩尼教有关。首先，起义队伍中不少将领都是摩尼教徒或首领，如教徒兰溪朱言、剡县仇道人裘日新、仙居吕师囊，还有郑魔王、方七佛、八大王、俞道安等人。其次，史籍中关于摩尼教的“妖法”记载，常与方腊起义有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说：“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陆游在《条对状》中这样说：“淮南谓之二桧之，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容斋逸史》说得最清楚：“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煸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庄绰《鸡肋篇》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当时，睦州一带确是吃菜事魔教秘密活动的重要地区，信教的人很多，所以方腊以宗教为掩护，组织起义队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有人认为方腊是青溪摩尼教首领，或称其为睦州一带的魔头，或称其是食菜事魔教的首领。
宋史专家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一文提出异议，认为方腊不可能是摩尼教的首领，甚至不可能是教徒。首先，许多史籍只是含煳其辞地说方腊“托左道以惑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素以治学严谨出名，也只说方腊“善妖术”。如果方腊果真是摩尼教首领，史籍不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方腊的身份职业也不允许他当摩尼教首领。按照教义，摩尼教徒不能积聚财产，且禁止结婚。如方腊为中产之家的漆园主，就不能为摩尼教首领。如方腊为一贫如洗的佣工，为了维持生活，须终岁勤劳，他也不可能有什么闲暇时间去进行传教活动。方腊有妻室、儿子，起义失败时一同为宋军俘获。再次，摩尼教主张断荤戒酒，而方腊起义伊始，就召集百余名骨干“椎牛酾酒”、“饮酒数行”，以发表著名的誓师演说，这些做法显然与摩尼教教规格格不入。由此，方腊起义所采用的“妖术”、“左道”之类，应是当时农村中流行的一些“星云神怪”、“役使鬼神”、“指挥阴兵”等迷信活动，或也利用了有关道教、佛教的一些活动。
当然如吕师囊、裘日新、郑魔王、俞道安等人，根据史料分析应是摩尼教的僧侣或首领，他们率领部分摩尼教徒参加了方腊起义，接受方腊的领导，作为起义军的几个方面军与官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但他们不是方腊起义军的主力，因此在整个战场上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这几支队伍参加起义军都较晚而先后不一，也使他们没能在对付官军的镇压方面，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所以，方腊起义只存在部分摩尼教徒参加的情况。
三是有无政治纲领及其口号的读法。有学者认为，方腊起义没有政治纲领，理由是在史料上没有发现其起义过程中提出过什么简明口号类的纲领。而史学界一般认为，方腊起义是利用了佛教《金刚经》的经文“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作为口号，表达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愿望，所以其政治纲领是“法平等”。
然而，史籍却如此记载起义者对这句口号的读法：《鸡肋篇》载，食菜事魔教“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就是说《金刚经》中的经文，教徒们读作“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法一改，意思就相反了，即认为佛法所谓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容斋逸史》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只是“其说经”，改为“其说不经”。而叶梦得《避暑录话》还谈到了如此读经的原因：“近世江浙有事魔吃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诵《金刚经》，其说皆与今佛者之言异，故或谓之《金刚禅》。”就是说，吃菜事魔教徒不是照本诵读佛经，而是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变动原意地诵读。所以，这只能说起义者在用佛经解释现实世界，而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口号。
有学者如此进行辩解：教徒们这样解释佛经，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佛经上所谓的“平等”，不过是欺骗，从现实社会中他们深深感受到等级的森严，人世的极不平等。所以将《金刚经》的改读，是对当时社会本质的揭露，也是对佛经的一种批判。起义农民在批判佛经的过程中，反映出他们向往一个真正“法平等”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正是他们奋斗的目标。所以，尽管起义首领方腊没有直接宣布“法平等”主张，但这一主张就从批判佛经的经文中折射出来，并指导着这次农民起义的实践。
也有学者提出，食菜事魔教的信仰者并不会误读佛经，《鸡肋篇》等史籍这样描述起义农民对佛经的错读，实是对方腊起义的诬蔑。
四是方腊起义失败被谁擒获。许多学者根据苏州灵岩山《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认为方腊就擒于韩世忠。碑文详细记载了方腊在青溪帮源洞被俘的经过：韩世忠时为王渊裨将，率军潜行溪谷间，询问村妇路径，终于到达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越险数里，直捣巢穴，先抓缚八大王，格杀数人后，遂擒获方腊，并缚俘以出。这段碑文收入《名臣碑传琬琰集》，与《容斋逸史》的记载也可相印证。后来，《宋史·韩世忠传》、《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以及《续资治通鉴》诸书都采用这一说法。
然而许多史籍却说方腊为陕西名将辛兴宗等捕获。《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宋史·徽宗纪》亦载：“忠州防御史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载，官军合围击败方腊起义军，在“翌日搜山”中“王禀、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徽宗皇帝》也说：王“禀寻及辛嗣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此“辛嗣宗”应是“辛兴宗”之误。应该说，载“辛兴宗擒方腊”的史籍并不少于载“韩世忠擒方腊”者，是否因为韩世忠以后成为中兴名将，后人便将此功往名将身上揽呢？然而《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又这样讲述：韩世忠率兵入洞“擒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洞口，掠为己功”。《续资治通鉴》也采此说法。当时辛兴宗为剿方腊官军的主将之一，而韩世忠只是裨将，那么是否主将在掠取裨将之功呢？
有学者根据《桂林方氏宗谱》所载徐直之的《方庚传》，认为方腊是为方庚所诱捕。其如是说：宣和三年四月，起义已大部被官军镇压，就是没有捕得方腊。不离方腊左右的方京，一次出洞寻食品，被方庚抓住，方庚以利诱之，使方京回去骗方腊，说：“刚出洞，就看到两个太阳在相斗，天象如此，不是在说圣公要东山再起嘛！”并请方腊出洞观看，方腊以为是真的，便走出帮源洞以观日影，方庚正埋伏了打手，将方腊生擒，献给官军。这简直就是一篇传奇小说的片断，你觉得可信吗？而清人方象璜的《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叙》是说，方庚奔命江淮，迎领官军，为韩世忠军向导，乃诱擒方腊，并其党羽。方庚本人在《上郑寺丞札子》中也说：“投身军前，为之乡导，大破贼徒，安复州县，立功非一。”这好像有一些可能，然也只是韩世忠军的向导，其作用有多大呢？
有学者根据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认为也可能是折可存捕获了方腊。铭文说：折可存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将士用命，方腊被擒，迁官武节大夫。有学者指出，据《宋史·杨震传》，杨震虽“从折可存讨方腊”，但折可存当时率军是在浙东一带镇压吕师囊等部，没有参加围剿帮源洞的战斗，所以铭文不可信，不如理解为：方腊起义被镇压后，折可存官升武节大夫。另外，《舆地纪胜》卷八说：“宣和初，腊陷睦州，命刘光世、姚步仲擒之，斩于都下。”似乎方腊是被刘光世、姚平仲二将擒获的。其实，查有关史籍可知，刘光世当时正率部攻打衢、信等州，俘获郑魔王，后又攻下龙游、兰溪、婺州等地。姚平仲也正率部征讨浙东一带，四月下旬才攻下浦江县。两将都不可能参加四月下旬围剿帮源洞的战斗。
此外，据《严州府志》等书记载，擒获方腊者，还有王马、余木杓、余宗德诸将，但也均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另有方腊就擒于宋江说，由于宋江是否投降官军都还存在疑问，所以此说更悬，且看另一专节的分析。
《容斋逸史》究竟是谁做的“容斋”是南宋著名学者洪迈的号，所著《容斋随笔》，史料价值颇高，历来为史家所重。《容斋逸史》记载了方腊起义过程中的两件重要史事，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容斋逸史》也是洪迈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开始，史学界有人怀疑它的可靠性，认为它可能是一部伪作。
《容斋逸史》是宋方勺《青溪寇轨》附载的两则文字。一则是记载方腊起义的始缘及其被官军镇压的经过，其中对方腊“漆园誓师”的演说与经过，描述得非常生动而具体。另一则是记载宋代摩尼教的有关情况及其与方腊起义的关系，其中对该教的一些教规和习俗进行了颇为详尽的介绍。如谈到其教“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人多者，则可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日嗜杀人，最为大害”。令人毛骨悚然。
怀疑论者认为，从未见洪迈使用过“容斋逸史”这个名称，他本人更没有提到过有这本著作，在他的《容斋随笔》和《夷坚志》中也找不到相关文字的记载。洪迈作为洪皓的儿子，又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学识博洽，论述弘富，历宋徽、钦、高、孝、光宗五朝，享年八十，在南宋时名声已很大，其议论、记事常为史家所采摘引用。然而，南宋以来许多历史著作记述方腊起义事迹，多引用方勺《泊宅编》的材料，《容斋逸史》中这些极其重要的记载却从未被转引过，或者说此书在南宋时竟无人知晓。再者，《容斋逸史》中方腊在“漆园誓师”的演说词，不像是一个普通佣工的口吻，倒像是士大夫的一篇政论。其后面谈到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密切关系，但在其鼓动起义的演说词中却毫无相关的宗教内容。誓师时还“椎牛酾酒”、“饮酒数行”，与其信奉的食菜事魔教的教规不符。此外，其中对某些基本史实也有说错，如写到方勺着《泊宅编》时，韩世忠“犹未知名”。实际上当时已是南宋绍兴年间，韩世忠已为战功显赫的中兴名将了。总之，从种种迹象看，《容斋逸史》不是洪迈的作品，既然作者是伪托的，其前一则史料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而其后一则史料其实主要是节录自南宋庄绰的《鸡肋篇》。
肯定论者指出，洪迈对方腊起义的有关史料是非常熟悉的，他不仅可以看到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还可从他兄长洪适那里得到此次起义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容斋逸史》历来被认为是研究方腊起义的珍贵史料，它是洪迈主要依据宋朝《国史·童贯传》所附《方腊传》等材料撰写的，有一定的史实根据，无须去怀疑它的真实性。如其中关于摩尼教的一则记载，与庄绰《鸡肋篇》中的记载几乎完全一样。洪迈的著述是经常被人采摘引用，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未被引用的著述就是伪作。其中说方腊“家有漆园”，也就是漆园主，而并非是一个普通佣工，所以有一定的文化，能说出一些颇有逻辑的政论性言词。当然并不排除其中参有士大夫作者的一些思想在内。如果方腊是佣工，他也不可能有余力去长期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秘密组织“贫乏农民”，“赈恤结纳之”，最后鼓动武装起义，这是当时东南地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与宋朝统治者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方勺《泊宅编》有三卷本、十卷本之分，主要是方勺遇事的随时记录，其中有些条目肯定作于北宋末年。当时韩世忠确实“犹未知名”，不能以此以为作者搞错了基本史实。总之，怀疑《容斋逸史》作者及其史料价值的证据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判定此书的真伪。
还有学者指出，《容斋逸史》既有可能是洪迈所撰，又有可能是其他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所撰，尚不能最后定论。从《容斋逸史》的有关内容分析，其作者必定是生活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到南宋末年，其间凡是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都有可能为其作者，所以它不是后人编造的伪作。当时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除洪迈外，还有刘元刚、唐廷瑞、庄圭复三人，其中刘元刚、唐廷瑞都曾撰《容斋杂着》一书。尤其是唐廷端，博洽多闻，还为徽州歙县人，和方腊同乡，又曾在建德府遂安县任主簿，这里也曾经是方腊起义军浴血奋战的地点之一，所以《容斋逸史》很可能是他的《容斋杂着》的部分内容。当然，洪迈一生著述极为丰富，今存的作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都散佚，所以也已无法确凿考证。其实，《容斋逸史》究竟是一部独立的著作，还是附于某一著作中的几卷或单篇文章？《容斋逸史》究竟是原作者自定的名称，还是《青溪寇轨》的编纂者擅自命名，或是在原名《逸史》上冠以原作者之号“容斋”？这些问题现在都难以一一搞清。
《容斋逸史》是研究宋代方腊起义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如果其真伪难定，作者不知，那么想破译上述方腊起义诸谜，自然就更难了。
官逼民反与宋江受招安《水浒传》以宋江为核心人物，演绎了一个个生动的官逼民反的故事，然而最后还是受了朝廷的招安，结局颇为悲哀。那么，历史上宋江是如何被招安的？招安后，他们是否跟从官军去征讨方腊起义？这些问题由于史料记载的错综复杂，矛盾百出，所以史学界也分歧很大，看法不一。
北宋徽宗时期，在方腊起义之前，北方山东、河北地区就爆发了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相传曾驻水泊梁山。后来声势发展壮大，他们采用流动战术，“转略十郡，官军不敢婴其锋”，对大宋王朝构成一定威胁。《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知毫州侯蒙上奏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诸地，官军数万都打不过他，宋江必有过人之才。今青溪方腊盗起，不如赦免其罪而加以招安，让他率军去讨伐方腊以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宋史·张叔夜传》载，张叔夜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时，派出间谍侦察起义军动向，宋江率军向海州进发，夺得十余条装载货物的官府大船，遂将其作为大本营。张叔夜招募了千名敢死队员，预先设下埋伏，然后派轻兵引诱起义军上岸作战，藏匿海边的壮卒乘机举火焚其船，起义军一看大本营起火，皆无斗志。此时敢死队伏兵再包围突袭其大本营，多名副将被官军擒获，损失惨重，宋江于是投降。上述相关历史资料，王称《东都事略》也有类似记载，应是主张宋江投降官军观点的主要根据。
主张宋江没有投降的学者认为，在北宋一代的官私案牍记载当中，全都没有说过宋江战败而投降宋王朝，也没有宋江这支起义军到过海州境内的说法，更没有宋江受招安后从征方腊的事迹。这些故事都是进入南宋后，人们才编造出来的，《东都事略》是南宋人写的，《宋史》是元朝人写的，皆不足信。
有学者指出，宋江起义已在北宋末年，所以南宋人写的有关史料应有可信度，同时也可找到北宋末的相关记载以作佐证。如《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八引《张叔夜家传·以病乞致仕宫观札子》说到他“出守海墟，会剧贼猝至，偶遣兵斩捕，贼势挫创，相与出降”。据说离海州城南十五里的沿海古战场，其附近还有一大冢，相传埋着当年战死的梁山好汉们，如今民众还称它为梁山好汉墓。还有《丹阳集·王登墓志铭》说：王师心任海州沐阳县尉时，“遇京东剧贼数千人浮海来寇，公适就养在邑，命引兵邀击境上，馘渠酋数十人，降其余众”。其“剧贼”虽都没有指名道姓，但在《文定集·王师心墓志铭》中，便明确写出是“河北剧贼宋江者”。所以，宋江战败投降官军的说法似乎是有确凿的史料根据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张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圆）墓志铭》。其载：“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公独修战守之备，以兵扼其冲，贼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呒然阳应，侦食尽，督兵鏖击，大破之。余众北走龟、蒙间，卒投戈请降……陛见赐对，上问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这段文字表明，宋江起义军曾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一带被蒋圆所率官军所打败，而后撤退转移，终“投戈请降”，受招安后，徽宗还在大殿接见了宋江。蒋圆死于建炎四年（1130），张守在绍兴五年（1135）为他写此墓志，其资料价值也颇引人注目。其中，说宋江投降与蒋圆在沂州大破其起义军有着直接关系，由于沂州之战离宋江受招安的时间可能较为接近，所以也不能说作者在捕风捉影，重要的是它为宋江受招安的又一个有力证据。
当时任元城县尉，后官至吏部侍郎的李若水所作《捕盗偶成》一诗，却如此描述宋江接受朝廷招安的经过，它也是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相关史料，特全引如下：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其中，朝廷是在宋江诸人“横行”齐魏大地而官军难于征服之时，才飞敕招安的。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招安后，授官拜爵，骑马入城，意气骄昂的样子跃然纸上，连民众看了都惊愕不已。就是说，宋江并不是在战败而迫不得已投降的情况下，再接受朝廷招安的。反过来说，如果宋江起义军已战败投降，也就不用朝廷“飞敕”招安了。所以，尽管宋江接受招安已无需怀疑，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宋江才接受招安的？还是让人颇费猜测。有学者以为，如果说一定要将宋江招安与海州战役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张叔夜也只能是担任了官府的说客，在与宋江谈判后，才取得上述结果。《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宋史·徽宗纪》也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那么，《宋史·张叔夜传》中有关宋江战败投降的描写就与此有明显的矛盾。
然而还有问题，有史料显示，宋江在宣和三年的五月，就是官军在镇压方腊起义军之后，又出兵镇压宋江，这时宋江被擒获。如《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串，宋江就擒”。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铭》中也说：折可存在平定方腊后，“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所以有学者提出，宋江等人在接受招安一段时间之后。再度反叛，所以官军在镇压方腊后，朝廷又颁布“捕草寇宋江”的命令，一个月后将宋江捕获。那么，这样的假设能成立吗？
下面再考察一下，宋江受招安后是否参加了征讨方腊的战斗。相关史料有四条：一是《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奸邪姓氏录》：“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据《宋会要辑稿》、《宋史·童贯传》等史料的记载，童贯是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任命为江浙诸路宣抚使，所统之兵为“陕西六路汉蕃精兵”，所派将官为“辛兴宗、杨惟忠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脚延兵，马公直统秦风兵，翼景统河东兵，刘延庆都统制诸路军马”。其中并无刘光世和宋江，据方勺《泊宅编》诸书所载，此时“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闻”。直到第二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因此，宋江绝对不可能在童贯出兵镇压方腊时，便挤入诸将行列。此外，方腊并没有攻“陷温、台、秀州”，“辛企宗”这个名字也搞错了，都证明这条史料是不可信的。
二是《三朝北盟会编》引《林泉野记》：“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败走，入青溪洞。光世遣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这条材料的前半段没有异议，刘光世确于宣和三年二三月间率军从江西向东进攻，一路攻下衢州、龙游、兰溪、婺州，是与王禀、辛兴宗、杨惟忠从镇江、秀州、杭州而来的东路军，与刘延庆、刘镇、杨可世从金陵、广德、宣州、歙州而来的西路军，都不同的“别将一军”。问题是后半段材料出现异议：有学者认为，宋江于二月在海州招安后，便随刘光世南下，有可能赶上参加围攻方腊帮源洞的战役。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刘光世这支部队没有绕道淮海，宋江如何随军南下呢？刘光世部后一直在衢、婺一带活动，没有参加围攻方腊帮源洞的战役，如果宋江真在刘的军中，也无法参加擒获方腊的战斗。而且“光世……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一语文理不通，如是“刘光世与杨可世并进”，那么“遣宋江”三字是后来硬加进去的。如是“刘光世与杨可世派遣的宋江并进”，那么，杨可世早就随童贯率军南下，宋江是什么时候加入这支军队的呢？疑问不少。
有学者提出，从海州宋江投降到方腊起义失败，前后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即使朝廷调宋江及其部下去增援江浙战场，要求他们在镇压方腊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而事实上在时间方面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这首先要由地方上报和朝廷批准，往返手续需要时间。批准以后，宋江部队必须整编，这也需要一段时间，再加上从海州行军到江浙，起码十天以上。这其中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根本无法完成。更何况皇朝对起义军的投降者历来十分猜忌，怎么会这么快就保留其原来统属和实力而让其行军出征呢？
三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在描述官军组织帮源洞围攻时的部署时说：“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与《宋会要辑稿·兵》中的有关文字相比，《宋会要》为“刘镇、杨可世、王涣、马公直率劲兵从间道夺贼门岭”。可见《纪事本末》是经过了修改，修改后产生了明显的毛病：原来王涣与马公直的地位差不多，现在却成了上下级“统领”关系；原来赵明与杨可世的职位也约相等，现在杨可世为后军主将，赵明却成了“裨将”；原来没有“宋江”的名字。现在却硬挤了进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呢？也有学者引用《宋会要辑稿·讨叛四》中的有关文字，来与该《纪事本末》的记载相互印证，而认为宋江在从征方腊军中是可能的。
四是《皇宋十朝纲要·徽宗》载：“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我们知道，辛兴宗是陕西名将，官任忠州防御史，为熙河兵主将，随童贯南下。而宋江刚受招安，怎么会有资格与他相提并论呢？尤其是前面我们已看到“五月丙申，宋江就擒”的记载，这又如何解释呢？如果说宋江四月份还在为官军出生入死地与方腊拼命，也不至于五月份官军就要“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了吧。再说，称宋江为“草寇”而不是“叛贼”，也说明此人没有投降过，也就是没有跟从官军征讨过方腊。而这里，又说六月份，宋江还出现在与官军共同剿灭方腊余部的战场上，真让人如入迷雾之中。当然，也有学者解释，这“六月”应是“三月”之误，四月宋江从征方腊后，朝廷仍对他不信任，所以最后杀了宋江。或说，宋江从征方腊后再度反叛，而折可存军是在宣和四年三月才把方腊余部完全讨平，然后才奉命“捕草寇宋江”，所以“宋江就擒”应在一年之后的“五月丙申”。
也有学者提出，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铭》的记载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如两宋时期任何历史记载中都没有人说过方腊是折可存擒获的，而铭文含义中却有此意。然后又说“不逾月继获”宋江，就是铭文把“俘腊取江”两件大功都加在折可存头上。折可存死于靖康元年（1126），享年三十一岁，那么在宣和三年，他仅二十六岁，无论以他的资历或地位，恐怕都不足以担得起“俘腊取江”之大任的，更不会受到“奉御笔”的特殊“荣宠”。由于范圭是折可存的女婿，所以其溢美之词也是不可信的。
问题的错纵复杂，真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有人便提出一个令人瞠目的假设：当时有两个“宋江”。一个“剧贼”宋江于宣和三年二月在海州接受朝廷招安，随官军从征方腊；一个“草寇”宋江没有投降官府，所以在剿灭方腊后，官军又与之交战一月，方得平定而擒获。这一降一战两个宋江，决非一人所能为的。当然，也许是有些农民军为了更好地鼓动群众，利用“宋江”的声望，打着他的旗号，在河北、山东一带继续活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此宋江”是“彼宋江”投降朝廷又镇压方腊之后，继续活动在北方的另一支农民军首领。这样的解释，你会认同吗？
梁山宋江三十六好汉《水浒传》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人们对其中一百零八将的名字也都能叫出一些。然而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实只有三十六好汉，宋江及其结拜兄弟聚义造反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起义军是否以梁山泊为根据地？他们又是哪些英雄？
《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说明宋江起义至少爆发于宣和元年（1119）之前，要使朝廷发诏招抚，说明起义已达一定规模，且呈现出有相当的力量，使官军围剿感到非常吃力。但是此时的具体情况，史载阙如，人们不得而知，现在只有小说家的传奇故事。不过，既称“山东盗”，说明这次起义的中心地区应在山东，而相传梁山泊聚义，应就在此起义初期。《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中谈到，作者曾路过梁山泊，坐舟遥见一峰，篙师介绍，此山就是当年宋江三十六好汉聚义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至今山下分赃台置有石座三十六所。山东《寿张县志》载，梁山在县治东南七十里，山上有宋江寨，即山冈上一小垣，周围村邑中风气强悍，圩寨甚多。
宣和二年十二月，“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闻”。此处称“京东贼”，而北宋京东路其实就是以山东地区为主，只在其西面包括今河南、江苏与山东交界的很少一些区域。其中，青州治今山东益都，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州治今山东鄄城，所以其基本活动范围还是在山东。可以说，起义军横扫青、齐、单、濮一带，势如破竹。但是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为蒋圆的伏兵所败。蒋圆虽然战胜宋江，却也“益其多才”，就是承认宋江确有不俗的才能。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此时称“淮南盗”，北宋的淮南路包括今江苏、安徽及河南南部的一些地区，淮阳军治今江苏邳县东，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说明起义军在运动战中有向南方发展的趋向，或者说是其战略方向有所转变。南下的一路上，也把官军打得晕头转向，所谓“转略十郡，官军不敢婴其锋”。但在海州沭阳战败，后又中张叔夜的埋伏，起义军估计损失不小，于是在张叔夜的说降下，宋江接受朝廷招安。
上述也只是一个大概的猜测。从短短几年时间中，宋江一伙横行河北、山东、淮南等一大片地区，说明其应以流动作战为主，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然而从在海州曾夺取官府大船作为大本营，说明其有水战的习惯，似乎完全可能在梁山泊一带活动过，上述有关地方志和口传史料也留下一定痕迹，但究竟规模如何？待了多长时间？恐怕也只能是历史之谜了。起义军受招安后，其前景就更说不清楚了。
那么，后人为什么对宋江起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如此感兴趣呢？梁山泊或称梁山泺，古称钜野泽，绵亘数百里，确为当时京东巨泽。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和《宋史》“蒲宗孟传”、“许几传”、“任谅传”等载，梁山泊在北宋就是著名的“盗薮”。整个北宋时期，梁山泊这一带的农民起义几乎史不绝书，如天禧中“盗寇所伏”，庆历中“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皇祐中“寇盗群起”，元祐中“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尤其是北宋末年，这里农民起义更是层出不穷，“梁山泺渔者，习艺为盗”，官府的镇压也极为残酷。《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应还要早于此年，有人以为他杀的就是宋江一伙之人，不知根据何在？可见人们把梁山泊作为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是有道理的。
最早记载宋江起义三十六好汉有关情况的，大概是南宋末年的那部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其描述宋江是从九天玄女庙中所得“天书”上看到这三十六人的姓名，他们是；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李进义、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浪里白条张顺、霹雳火秦明、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一直撞董平、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同、神行太保戴宗、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清、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拼命三郎石秀、火船工张岑、摸着云杜千、铁天王晁盖。最末一行还有：“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勐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这可说是世人最早有关宋江三十六好汉的整体记载，可能也应算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一个档案材料。
与其差不多时间的另一个资料，是宋末元初学者周密的《癸辛杂识》，其续集上收有宋末元初画家龚圣与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其序谓：宋江事迹见于街谈巷语，然不足采着。自己年少时钦佩其为人，想作一些画赞之类，但未见有关事实的记载，不敢轻易下笔。后看到《东都事略》中的《侯蒙传》，他曾奏盲“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诸语，才知宋江之辈真有非凡事迹存于当时。由是，龚圣与开始搜集有关资料，终于完成此三十六人画赞，人为一赞，估计参考过《宣和遗事》的记载。
所赞三十六好汉是：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儿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混江龙李俊、九文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急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赛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横、拼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枪班徐宁、扑天雕李应。
周密在此赞后评论道：上述都是相关群盗的记录，龚圣与既为各人作赞，又写序论之。这是为什么呢？就如太史公司马迁序游侠列传，而又为其中的奸雄立传，此虽免不了后世之讥，但司马迁还是有勇气首次为陈胜、吴广立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中的意义是相当深远的，读者当自能体察。说明这“宋江三十六人赞”，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然而，毕竟时间已过了百数十年，又经过了民间文学的加工，所以其中定会有经修饰而改动的地方。就以上述两张名单作一比较，也已有不少区别，如李进义与卢俊义，李海与李俊，关必胜与关胜，阮进与阮小二，朱同与朱仝，王雄与杨雄，张岑与张横。此外，《宣和遗事》中的公孙胜、林冲、杜千，《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解珍、解宝，都只此一家，就是说此时在民间的传说中至少已有近四十位英雄的名字。由此我们想到，这三十六人中除宋江外，哪些人的名字还能基本保持原貌呢？
我们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中看到宣和四年五、六月间，将军赵明与“招安巨寇”杨志“将先锋军”，随大将辛兴宗等北上抗辽的记载。《宋会要辑稿·兵》载，此时由童贯、蔡攸所统领的征辽大军中，杨志为东路军将军之一。后杨志还随种师道解救太原之围，均立有战功，受到过皇帝的嘉奖，皇帝御批：“当优与推恩”。说明“青面兽杨志”确有其人，他在招安后已成为宋王朝官军的大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元年（1127）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第二年十一月“泾原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吴玠袭叛贼史斌，斩之”。有人猜测此“史”姓好汉应是“九纹龙史进”，由于年月的荏苒，“史斌”已被民间修改为“史进”。这里称“叛贼”，可见史斌曾随宋江接受招安，已为宋将，建炎初乘国事动乱，再次起事，然而第二年就被镇压了。
此外，最出名的大概要算景阳冈打虎的武松了，两张名单上都有“行者武松”的名字，但在宋代有关史籍中却并不见其大名，更不用说其打虎事迹了。大约在元人的杂剧中，开始出现武松故事。如在《义侠记传奇》中写到，武松自幼与贾氏订婚，因逼上梁山而与之失散，后来宋江受了招安，诸英雄都得了官职，武松也找到了贾氏，由宋江等作主，两人结了婚。明朝中叶流行的水浒故事《菽园杂记》有一个情节，说官府曾经悬赏一千万贯捉拿武松，这个数目仅次于宋江，据称此说源自张叔夜招安时的梁山泺榜文。《宣和遗事》载，武松征方腊回来，因战伤残废。遂于杭州六和塔出家为僧。清朝时，有人说在杭州铁岭关附近掘地得石碣，上题“武松之墓”。有人认为此恐杭人附会为之，不然为何南宋无一人言之，历四百余年却有此异闻？反正武松在杭州的各种传说不少，以致抗战前夕，杜月笙、虞洽卿等人还在西湖秋瑾墓附近搞了个“宋义士武松之墓”。然而，武松是否确有其人，还很难说。
晁盖其人也同时见于上述两张名单，以“铁天王”为号，然而排名却颇后。前者排在最后，后者排在倒数第三，可能这比较接近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宣和遗事》中记载了晁盖、吴加亮等八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接着是官府追捕，郓城押司宋江星夜报信，叫晁盖逃走，八条好汉上梁山落草为寇。然后宋江杀阎婆惜，也上梁山入伙，后为众好汉之首领。可以说后来《水浒传》故事开张的骨架已经在这里具备，但是这一基本事迹是否历史真实，我们不得而知。还有晁盖是什么时候死的？当宋江三十六好汉横行齐魏时，他是否还在其中？我们还是不清楚。民间故事与《水浒传》中的晁盖，也有很多差别，但人们一般都认为晁盖是实有其人。如清朝初年，山东寿张县知县曹玉珂写的《过梁山记》就说：“晁（盖）、宋（江）皆有后于郓（城）。”至今山东郓城县西北晁庄村的晁姓人，都自称是晁盖后裔。然而翻开那里的《晁氏宗谱》，其记有九世祖“晁盍”，人们说他就是晁盖，因为造反，砍头入谱，所以把繁体字上的“艹”头去掉，就成为“盍”字了。这种说法能成立吗？
还有人以为，与西门庆共同害死武大郎的淫妇潘金莲，历史上也可能真有其人。她是山东阳谷人，阳谷潘氏自认是潘金莲的母系后裔。清初王世祯《香祖笔记》说：“阳谷西北有冢，俗称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记》，潘之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这样的记载，你相信吗？《水浒传》中，武松不是把潘金莲给杀了吗？怎么还会有潘的母系后裔呢？
当然，《水浒传》只是历史小说，那么其中包含有多少历史真实的成分呢？
辛弃疾诱杀赖文政这个故事说，南宋茶贩起义首领赖文政居然能用替身来避祸，最终逃脱官军的镇压。八百多年前的古人，且是一个茶贩，竟会采用如此诡秘的手段护身，不知是真是假。
第四十四章
辛弃疾宋代随着种茶、制茶经济的发展，饮茶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然而，官府通过茶叶专卖制度对茶农与茶商的剥削也日益加强，同时州县的“额外科扰”，巡捕的“邀求无厌”，胥吏的敲诈勒索，茶农茶贩们被压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因而时有群起反抗之举。南宋孝宗时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茶贩，经常聚集起几百上千人的队伍。其中一人担茶，两人“横刀揭斧”为保卫，进行武装贩茶，以对抗政府对茶叶的垄断。官府诬指为“茶寇”、“茶盗”，常派军队进行镇压，斗争异常激烈。
淳熙二年（1175）四月，湖北路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正式举起义旗，公开与官府进行殊死的战斗。这支约几百人队伍由湖北突入湖南，多次打败官军，六月转攻江西，在吉州永新县山区与官军进行游击战，依靠山谷丛林和民众的支持与官军周旋。不久又进入广东，岭南地区为之大震，朝廷接连派官兵堵截追杀，都遭失败。起义军又回兵江西永新山区，因这里已有民众基础，起义军如鱼得水，活动“诡秘莫测”。
七月，朝廷任用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进行镇压。辛弃疾派出敢死劲旅，深入山区搜捕，起义军在军事上陷于被动，伤亡较大，军心动摇。辛弃疾乘机派人到义军中进行劝降，很快把赖文政诱骗到江州，加以杀害，平定了这次起义。
不过，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却有与众不同的说法，他讲：“自古盗贼如黄巢、侬智高，败绩之后，皆能脱身。”赖文政起兵时已六十多岁，足智多谋，他早就估计成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暗中寻访相貌类己的替身，后得一个靠卖煎油饼为生的刘四，长相酷似自己，便一直带在身边执役。辛弃疾率精锐官军与义军角斗，义军力量不支而退败，赖文政率几个首领被迫到官军营垒请降，约定不日束兵投诚。回来后，赖文政对部下说：“看辛提刑的眼色，他必将杀我。”于是想趁夜逃遁，部下不同意。赖文政则说：“难道想割我首级？去投降也是死，不过先后数日罢了。”部下也不忍心下手，于是赖文政斩了刘四的首级，冒充是自己的头，派人献给官军，自己却乘乱逃走了。最后约有七百余人向官府投降，而被官军改编。辛弃疾始终不知其首级是赖文政替身的，以全胜向朝廷报捷。
如果罗大经所说属实，那么辛弃疾诱杀的竟是煎油饼的刘四，赖文政最终得以逃脱。古代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居然会采用如此诡秘的手段：用替身来避祸，真让人惊叹不已。不过，此说也只此孤证，很可能是当地民众出于对起义军的怀念而编造出来的，罗大经取于道听途说而已。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大宋王朝的全面解读赵廷美、卢多逊谋篡案此狱案是继宋初金匮之盟、斧声烛影两大疑案后的延续，到底是赵廷美、卢多逊阴谋篡位，还是宋太宗、赵普刻意谋害，以完成太宗皇位的一脉单传，从史书上我们已很难找到历史原本的答案，不过读者可以自己进行理性的判断。在这些疑案中，令人深感震撼的是：在皇位权力前面，即使是父子兄弟，人性也已完全泯灭。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有关传记等史书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宫中金明池、水心殿落成，宋太宗正准备召宗室成员泛舟游览。突然，有官员密告：秦王赵廷美欲于此时行刺皇上；若不得手，再诈称病于府第，候太宗车驾临省，再作乱以篡位。太宗听罢大怒道：“朕尚强壮，秦王何性急乃尔！”冷静一想，又不忍暴露其事，以败坏皇家宗室的名声。遂下诏罢去廷美的开封府尹官职，出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为掩人耳目，还赐给御弟裘衣、犀带、银钱、绢彩诸物，差枢密使曹彬代皇上给廷美饯行。同时，褒奖两位同告秦王阴谋的官员，如京使柴禹锡迁枢密副使，翰林副使杨守一迁枢密都承旨，也贬降了一批与廷美友善的官员。
此事一发，宰相赵普很快上密疏，告宰相卢多逊与秦王暗中交通诸事。太宗览奏章后，立即下诏将卢多逊及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等统统逮捕入狱，命翰林学士承旨李防等官员组成特别法庭，严加审理。案犯很快招供伏罪，卢多逊承认曾多次遣官以中书机要密告秦王府，去年还令属下传话给秦王说：“愿宫车（指太宗）早晏驾，尽心事大王（指秦王）。”廷美也回告之：“卿言正合我意。”并私赠卢多逊弓箭等物。还有秦王府小吏恣横不法诸事，法官们一一结案具状奏上。太宗再召文武大臣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74位官员联名奏议，要求对此大逆不道之案严惩不贷，宜行诛灭之刑以正朝章。最后，朝廷定案判决：削夺卢多逊官爵，并同其家属流放崖州（今海南岛）。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数人并斩首于都门之外，籍没家产，其亲属也流配海岛。赵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他的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朝中凡与廷美、多逊有关系的皇亲国戚、各级官员，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和贬黜，相关的势力被彻底扫尽。
其后，赵普又唆使知开封府李符上奏，谓廷美虽已谪居西京，但仍不思悔过，怨恨不已，应徙流远郡，以防他变。太宗见疏，遂降诏贬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雍熙元年（984），廷美至房州，太宗还派出亲信为房州地方官以日夜监视，廷美被软禁而没有行动自由，忧悸成疾而死，时年三十八岁。太宗听说，呜咽流涕着说：“廷美自少刚愎，长益凶恶。朕以同胞至亲，不忍置之于法，使居房陵，冀其思过。方欲推恩复旧，遽然殒逝，伤痛奈何！”其悲泣之情，感动左右。次年，卢多逊也病卒于海南岛，终年五十二岁。
此案从表面上看，有好些个官员一起告密，还有那么多官员共同审讯和朝堂集议，赵廷美与卢多逊欲政变谋篡似乎已属实无疑。其实该案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故事，绝非上述史书记载的如此简要和单纯。
宋太祖赵匡胤共有五兄弟，太祖是老二。老大光济和老五光赞早夭。老三光义，即宋太宗，比太祖小十二岁。老四廷美，比太祖小二十岁。三人是一胞同母之兄弟，若按其母杜太后的遗嘱，太祖应将其皇位传给弟弟光义，太宗也应将皇位传给弟弟廷美，再由廷美传给太祖之子，如此一直保持年长之君在位，赵家江山便能得以永固。
赵廷美在太祖时，历任诸地防御使、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侍中、京兆尹诸职。太宗即位后，也让廷美任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从征北汉，改秦王，表明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廷美也基本获得准皇储的地位。这一情况其实是太宗最为忧虑的心病。
宋太宗即位才四五年，太祖的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离世。秦王廷美见此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便忿忿而言太宗“有负兄恩”。此话传入太宗耳中，加上一班小人在旁又添油加酱，说秦王骄恣跋扈，将有篡位阴谋，不可不防。太宗本有心病和疑惑，如此一来，兄弟间的猜忌日益加深。
卢多逊，博学多谋，太祖时颇得信任，屡迁官爵，至拜参知政事（副相）。多逊与宰相赵普不和，每在朝中揭发其短，赵普自然记恨在心。多逊老父亲也曾在官场沉浮，深知其中三昧，时已退休在家，听说儿子与宰相赵普为仇，不禁长叹道：“赵普是开国元勋，小子无知，轻诋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反正我已不久于人世，能不亲历此难，还算是侥幸的。”然而，赵普不久因不法事被贬官出京。
太宗即位之初，卢多逊得拜相执政。赵普回京改任太子太保虚职，多逊仍多方阻毁，将赵普妹夫奏调广西边陲，战殁边事，令赵普恨得咬牙切齿。赵普之子承宗官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娶京城官员之女，来开封完婚，未满月，多逊又奏遣承宗归任，赵普敢怒不敢言。两人至此积怨成仇，彼此恨之入骨，不共戴天。
太平兴国六年（981），赵普密奏“金匮之盟”故事，重获太宗信任，再度拜相，且官爵地位在秦王廷美之上。赵普仰仗太宗的有所依托，权势一时更胜太祖当年。赵多次讽言要卢多逊引退，多逊虽觉不安，然终不肯就范。接着，就发生了上述大案。
“斧声烛影”的传说已令太宗有弑兄夺位之嫌疑，太宗即位后，太祖之二子又死得不明不白。此案中廷美被贬死房州，其实也始终未见显罪确情；都说是几个官员的密告，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有关属官、小吏和证人也都被斩首，来个死无对证。尤其是连太宗的长子楚王元佐都看不下去，为营救四叔而直接向父王申辩，因为他平时与四叔的关系不错，廷美的死讯传来，他受刺激而发疯，后竟纵火焚烧宫廷。太宗在廷美死后，还对他进行一系列的人身攻击：如《宋史·杜太后传》明载杜氏生五子，廷美位序老四。太宗却对宰相们说，廷美是乳母耿氏所生，以贬低廷美的出身，故意编派出谎言来掩饰自己逼死廷美之行径，甚至不惜向自己父亲的脸上泼脏水。这也让人怀疑太宗说“廷美自小刚愎，长益凶恶”，诸评价的真实性到底如何？这一连串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因已告诉了人们有关的隐情。
可以说，宋太宗亲自导演了这桩栽赃诬陷亲弟弟的冤狱的可能性非常大，《宋史·赵廷美传》将这一冤狱的主要责任归咎于赵普，实际上赵普不过是帮凶而已，他乘机除掉了对手卢多逊，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然而赵廷美是这一狱案的关键，廷美不死，太宗就难以传位给自己的嫡系子孙，元凶应是太宗。然而，史书上依然是赵廷美想抢班夺位，最后自取灭亡的记载，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冤情的痕迹。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当权者这方面的手段都是相当高明的，使后人根本找不到什么确凿的不利于他们的史证，因为其中的关键史实早已被篡改，许多事实真相都已随着历史的波涛而永远逝去。
名相寇准冤狱寇准寇准乃北宋名相，为人豪放而洒脱不拘，为官正直而气度不俗，敢于犯颜直谏，不畏强权，为世人敬仰。大家知道，北宋澶渊之盟前后，幸亏这位名相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坚持真宗亲征，宋军得以略挫辽军锐气，最后签订城下之盟。百年后就有宋人说：“当年若无寇准，天下已分南北矣！”如此一位功臣，最终却落得贬死岭南的下场。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悲惨结局？寇准自己的行为应承担多少责任？宋真宗、刘皇后及王钦若、丁谓诸人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太宗朝，寇准已为参知政事（副相）。一天，上朝奏事，寇准所言与太宗之意不合，太宗一怒而起，准备退朝回宫，寇准却上前牵住御衣，要皇帝冷静坐下，继续议事。过后，太宗细细回味其过程，不觉大加赞赏：“朕得寇准，犹李世民（唐太宗）之得魏征啊！”
真宗即位后的第七年，即景德元年（1004），寇准拜相执政。适逢辽国二十万大军南下侵边，来势汹汹，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举朝惊恐，主守主战，纷纷不决。寇准力排众议，坚决主战。某天早朝，参知政事王钦若提出请皇上驾幸金陵（今江苏南京）暂避，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皇上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意见，寇准厉声回道：“若采用此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还能保吗？何人为陛下画此策，臣请先斩此人祭旗，然后挥师北伐。”王钦若在一边听得面红耳赤，低头不敢作声。寇准又提名王钦若出判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去守前线重镇，王钦若没法推辞，只得上路，心中却记下这笔账。
在寇准的要求下，真宗同意御驾亲征，率军直抵澶州。皇帝亲临前线，士气大振，加上号令严明，将士用命，开仗之初就射杀辽军大将，略挫敌军锐气。但在真宗厌兵求和的懦弱态度促使下，没能按寇准的强硬主张坚持下去，终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以三十万岁币，换来北方边境的暂时平静。
正当真宗为此战“亲征”有所成果而感到庆幸，对寇准也敬重有加之时，王钦若经过深思熟虑，开始挑拨离间。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以为他对社稷有功呢？”真宗点头称是。钦若又道：“澶州一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寇准为有功，臣实不解。”真宗愕然，顿问何故。钦若答：“陛下贵为天子，却与外夷作城下之盟，此《春秋》所耻。寇准逼陛下亲征，犹如赌博，输钱将尽而孤注一掷，陛下乃寇准之孤注，逼陛下为如此危险之事，寇准何功之有！”几句话就把真宗说得面颊发青，闷郁不快，自尊心被扫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随之降格。
同时，寇准在战后有意无意居功自得的架势，也令真宗老大不快。自此，真宗待寇准日渐疏远。不久便罢去其相位，出知陕州。而王钦若却靠此类手段，再次被用为执政。此人貌状矮小，且颈项中有瘤，一幅怪样，时人称“瘿相”。
天禧元年（1017），全国正沉浸在“天书”、封禅等的迷信闹剧之中，寇准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其属下军官巡检朱能，伙同朝中宦官周怀政，伪造“天书”，想通过寇准上呈，以得皇上恩宠。寇准喜其附己，不辨真伪与忠奸，便忘乎所以地以地方长官的身份上奏朝廷，称有“天书”降干祐山中。一些大臣以为此乃奸臣妄诞，以蛊惑天聪，却不解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何以会一改初衷。然而真宗已入迷狂状态，宰相王旦也觉得应该让寇准奏上来，所以朝廷下诏令寇准马上回京奉上“天书”。
入朝临行前，有门生劝寇准说：“你若称病，推托不去，实为上策。若人京见驾，便揭发此天书乃奸人伪妄之作，尚可保全平生正直的名声，其为中策。若由此再人中书拜相，自堕志节，恐怕最为下策。”寇准听了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入京奉上“天书”。真宗大喜，正遇王旦离世，王钦若坐事罢职，天禧三年（1019），寇准再入中书为相。
寇准二度入相，丁谓也再任参知政事，寇准与丁谓原先关系不错，所以曾向宰执推荐过丁谓的才能。丁谓虽博学多才，然狡诈过人，善于揣摩奉迎，智谋而奸邪。某夕，中书用餐，寇准饮羹污须，丁谓殷勤至极，起身为他拂拭干净，哪料寇准并不领情，略带酒意地戏语道：“参政乃国家大臣，难道是为长官拂须的吗？”一句话将丁谓说得无地自容，面颊青一阵，红一阵，心中好不懊恼，由是暗怀敌意，伺机报复。
天禧四年（1020），真宗忽患风疾，病情时好时坏，不能上朝视政，事多决诸刘皇后，丁谓和知制诰钱惟演等人联合起来迎奉刘皇后。寇准和参知政事李迪等人却有后宫擅权的担忧，正好宦官周怀政此时向寇准传达了真宗要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一天入宫请安，寇准便向真宗说：“皇太子不负众望，愿陛下传以神器。”真宗点头称是。寇准既得皇上允准，便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此时寇准已觉丁谓奸佞，有意让杨亿代丁谓之职。然而，寇准一时酒后漏言，传入丁谓耳中，丁谓当即入诉刘皇后：“皇上稍有不适，即当痊愈，奈何令太子监国？寇准谏立太子，当有异图。”
此前，发生过刘氏宗人在蜀地不法事，真宗以皇后亲属之敌，便赦其罪。而寇准却偏提出要依法处置，所以与刘皇后早有芥蒂。此时寇准又站在太子立场上，想限制刘后之权，所以刘后早就想整一下这个寇老儿，便向真宗诬告，说寇准要太子监国将有异图，丁谓也在真宗面前极力诋毁寇准。而真宗不知是病体晕晕，还是出尔反尔，竟记不起自己曾允准过寇准的有关建议，便下诏罢去寇准的相位，以丁谓代之。
宦官周怀政在内廷颇有权势，前因伪造“天书”事，更恩宠有加。此次寇准欲令太子监国，怀政亦预谋其事。寇准因此被罢相，怀政亦遭斥责，并渐被疏离。怀政在忧恐略定之后，想挽回败局，便阴谋杀丁谓，废刘皇后，奉真宗为太上皇，立刻传位太子，并恢复寇准的相位。怀政与其弟怀信，潜召大臣杨崇勋、杨怀吉等人密谋，约以共同举事。不料，有人向丁谓告密，丁谓与枢密使曹利用计议后，入奏宫中。真宗立即下令逮捕有关诸犯，组成众大臣审理法庭，周怀政很快招供伏罪，被斩首示众。此案被牵连的有关官员、亲属有数十人，都被发配边远，寇准也因此被远贬，出知相州。
丁谓又揭发永兴军巡检朱能也是周怀政伪造“天书”的同党，朝廷接着便派使者去永兴军捉拿朱能等人，朱能自度不能免罪，竟然武装反抗，杀死使者，率军造反。最后在数路大军的围剿下，很快溃败，朱能自缢而亡。而寇准曾是朱能上司，且联手进奉“天书”，所以再坐朱能反叛之事，贬为道州司马。
不久，真宗驾崩，仁宗即位，才十三岁，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丁谓更是飞扬跋扈，与太后再次将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雷州半岛为广南最边远地区之一，与海南岛遥遥相望，自然环境相当恶劣，生活条件更是艰苦，将寇准这位六十余岁的老人谪放此地，无疑是要将其置诸死地。越年，寇准便病殁于雷州。
此冤狱中，奸臣王钦若的贬损、丁谓的诬害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寇准自己的行为也存在相当的阙失。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寇准居然与军官朱能、宦官周怀政联手，附和当时全国痴愚病狂的迷信闹剧，用“天书”下降当地的谎言和伪作来博取皇帝的宠信。这样，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为什么会一改初衷，最终也扮演了一个小丑的角色，而采用这种低级手段来博取相位呢？据说名臣张咏认为寇准有奇才，可惜学识不足。这一行为仅仅是学识不足的原因吗？或者说寇准为了再次入相掌权，而不择手段，哪怕利用奸人和做荒唐事。这就不是学识不足的问题，而是政治品质的问题了。有人说这是中国大多数政治家的一种习惯性思路，它是中国皇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所以毁坏自己的名誉或走向冤狱的结局，这都是宿命。那么，寇准到底属于哪一类性质的官员呢？
这案中宋真宗扮演的角色，最令人迷惑。明明是自己先有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也亲自同意了寇准的提议，最后居然出尔反尔，不但将寇准罢去相位，贬其出知小州，甚至还要差点追究太子的责任，幸亏参知政事李迪提醒道：“陛下有几个儿子，竟要这么做。”真宗这才觉悟，自己仅此一个继承人。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真宗晚年已病重而煳涂，许多诏旨实为刘皇后一人擅行，就是说寇准冤狱主要是刘皇后矫诏制造的。所以，在寇准早已被贬出京城，真宗还时或会问：“眼前为何久不见寇准？”左右不敢据实回答。总之，此案约在天禧四年之后所下的诏令，已很难分别哪些是真宗清醒时的旨意，哪些是刘皇后矫诏擅行的。在君主专制的中国，每到皇帝晚年，这样的宫中之谜，其实是经常性的节目。
包公断割牛舌案包拯立朝峭直刚毅，为官刚正不阿，似乎一生为民审冤，办了许多大案要案，被誉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大清官。但其有史可查的审案断案的故事极少，这个割牛舌案恐怕是其正史记载中惟一的断案文字，而就是这惟一的断案文字，也存在真伪的复杂问题。其中的蹊跷，真有点让人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宋史·包拯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案子：包公在知扬州天长县的任上，一天，有个农民哭丧着脸到县衙来告状，说是有人割掉了他家耕牛的舌头，请求缉拿凶手绳之以法。这种小案，一般官员往往是不屑一顾的，更何况此案很难查、出凶手，因为割牛舌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要查清可能非常麻烦。此案凶手也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无非是原告的仇家采用报复性手段，欲其倒霉罢了。所以包公考虑了一下，对原告说：“还是回家把牛杀了，然后卖牛肉赚回几个钱吧。”因为牛被割了舌头，吃食困难，估计也活不长了，不如杀了卖肉。农民以为包公不肯受理此案，也只有照此办了。
而当时宋朝法令有“禁杀耕牛”一条，所以很快有人来县衙控告该农民私杀耕牛。包公升堂，勐然喝问道：“大胆歹徒，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人家私杀耕牛！”那人一听，十分惊恐，以为事泄，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包公就是这样采用心理分析方法，把握作案人的下一步行为方式，不用任何侦察手段，就把疑案给轻松告破了。
无独有偶，《宋史·穆衍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基本相同的案子。是说穆衍在任华池县令时，也审断了一桩牛舌案，内容几乎与包公所断之案如出一辙，且审理过程与采用方法、断案结果也都一模一样。这就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有这样巧的事吗？两案都见于《宋史》，会不会其中一案是抄袭另一案呢？那么哪个是原创者，哪个是抄袭者呢？
有人推断，包公断案的故事不胜枚举，民间流传甚广，然而基本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后人杜撰的戏曲、文艺作品。查遍宋代所有可靠史料，真正属于断案的故事，且被记入正史的只此一个。既然包公断案的故事都是人们为了神化包公而杜撰的，那么，这个审牛舌案的故事会不会也是为了神化包公而抄来的呢？反之，如果说是《穆衍传》抄袭的话，就缺乏明确的动机，穆衍至哲宗时，累官以直秘阁为陕西转运使，后加直龙图阁、知庆州，谈不上有什么大政绩、大名声，其历史地位与包拯根本无法相比，后人应该不会为他去抄袭添彩。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包拯年长穆衍三十四岁，后者就算大器早成，少年及第进士，而任华池县令，这时包拯恐怕至少也已是监察御史了，多年前的神断牛舌案早已传为民间美谈，穆衍很有可能效仿包公断案。据包拯门人张田所编《包拯集》中附录的《国史本传》，其中也早已有此案的记载，可见元朝所修《宋史·包拯传》必有所本。此外，天长县在今安徽，而华池县在今甘肃华池县东南，两地相隔遥远，将一事二载或二事混为一谈的可能性都较小。两事虽然大同，却也存在小异，如包公是嘱原告农民“杀而鬻之”，而穆衍却只“命杀之”。据此，包公审牛舌案是可信的。
如果说两案都是历史事实，只是相隔在两地，相差了二三十年。那么说后案中罪犯是模仿作案，而穆衍想模仿包公的破案方法再次侥幸巧断此案，这都还说得过去。而最后罪犯模仿众人皆知的故事去县衙告发，实为自行投案，使得穆衍有机会再演一遍包公的角色，似乎让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愚蠢的罪犯吗？
总之，两案毕竟过于惊人地相似，历史会这样重新演绎吗？牛舌案在北宋是发生了一起还是两起？如果只有一起，那么谁是真正的断案者呢？又是谁在故意抄袭呢？
欧阳修“艳词”案欧阳修为北宋大文豪，得唐韩愈真传，发动古文运动，一改当时的浮靡文风。撰有《新五代史》、《新唐书》、《集古录》，有文集百余卷，著作等身，文辞严谨，正气凛然。然而，其词集中“艳词”、“情曲”不少，写得非常柔媚和女性化。这难道也是大文豪的作品吗？为什么如此不谐调？是否有人作伪呢？欧公还因此被牵连进一桩艳情案中，差点陷于牢狱之灾。
庆历五年（1045），以范仲淹为首的新政改革失败。作为言官的欧阳修，曾首论范仲淹之才能大用，一直站在新政大臣一边，积极支持其有关改革，此时又上疏范仲淹、韩琦等执政大臣不应被罢职，得罪了反对派大臣。加上此前论劾有关权贵的一系列奏章，早就引起政敌的嫉恨，也被很快罢去言官，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为河北都转运使。不久便陷入一桩“盗甥”罪案之中。
当初，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张龟正，没有子女。而张龟正病死时前妻生有一女张氏，七岁时无所依靠，便由其后母带回外婆家欧阳氏扶养。等到张氏十五岁成年，由欧阳修为媒，嫁给了族兄之子欧阳晟。欧阳晟自虔州司户任上罢官回家，发现其妻张氏与奴仆管家通奸，遂扭送张氏到开封府。知府杨日严在前知益州任上，欧阳修曾弹劾他贪赃枉法之事，此次接到案状，一看与欧阳修有关系，便暗下指使狱吏，想办法将案子牵连到欧阳修。
谏官钱明逸得到此消息，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奏劾欧阳修与张氏之间早有私通之情，且贪图其家财。证据之一是欧阳修写的“艳词”《望江南》：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间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旱留心，何况到如今。
在狱吏的刑讯下，张氏只得诬认还未结婚时，就与欧阳修通过情，此“艳词”就是当时欧阳修所作，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内情”。一位朝廷大臣居然如此腐败，案情似乎相当重大，朝廷遂派户部判官苏安世和宦官王昭明进行复审。二位复审官还算正直，不敢胡来，最后查明许多事情纯系诬陷和捏造。此审理结果使得朝中掌权的反对派大臣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最后仍以欧阳修用张氏嫁妆中的财产购置田地，而以欧阳氏的名义立田契的罪名，将欧阳修贬谪，降知滁州。苏安世等官员也受到贬降的处分。
上述是一般学者从史籍中读出的狱案故事，也有学者认为此案中欧阳修与张氏确有暧昧关系。如胡适就在《欧阳修的两次狱事》一文中说：“大概张氏一案不会出于无因。狱起时，欧公正三十九岁，他谪滁州后，即自号醉翁，外谪数年而头发皆白，此可见当日外界攻击之多了。”还有谭正壁的《恋张女欧阳修受劾》也持同样的看法，当然他们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只是一种猜疑而已。
那么，这首差点害欧阳修坐牢的《望江南》是其本人所作的吗？有人估计此“艳词”或出自谏官钱氏，其乃吴越国钱氏之后，因欧公《五代史·吴越世家》和《归田录》中多有贬毁吴越钱氏之词，揭露其烦苛淫侈之政，所以故意作此伪词诬诋欧阳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问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暖昧之谤。”所谓“暧昧之谤”，即上述欧阳修的政敌以《望江南》一词诬蔑他有“盗甥（张氏）”之疑的狱案。王灼以为，许多“艳词”都并非欧阳修所作，其词集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欧阳修自己的作品，其他都是好事者或群小的恶作剧。不过也有学者考证此艳词系欧公所作，储皖峰《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以为：“他（欧阳修）受了‘情’的支配，便投身于情网中了。他认定着‘人生自是有情痴’，他认定着‘办得黄金须买笑’，便在人群里面肆弄他的轻狂，结下了不少风流情债。”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累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诸要职。正直敢言，力求改革，是北宋文坛上的领袖人物，儒学大师。为文以韩愈为宗，反对浮靡的文风，倡导有内容的古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其文笔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人们从他的诗文中，看到的是一位严谨古朴的学者，正气凛然的贤臣。然而他文集中的一些词曲，却又让人们看到的是几个风流倜傥、柔媚动人的少男少女的影子。比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完全是在描绘温柔多情、活泼可爱的少妇对情郎的挑逗和欢爱。再如《鹧鸪天》：学画宫眉细细长，芙蓉出水斗新妆。
只知一笑能倾国，不信相看有断肠。
双黄鹄，两鸳鸯，迢迢云水恨难忘。
早知今日长相忆，不及从初莫作双。
也在描写少女倾城倾国之美貌，及男女情人们的相思之苦。这类男欢女爱、轻柔妩媚的小词，数量还不少，有的写得浅薄庸俗，情趣低下，有的写得大胆直率，有伤大雅，与上述道貌岸然的欧阳文忠公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于是，自南宋时候起，就有人出来为之辩解，认为这些“艳词”绝非出自欧阳修的手笔，而是一些小人别有用心的托名伪作。如南宋绍兴年间，曾憷编选《乐府雅词》在其“序”中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五载，江少虞也说：“公（欧阳修）不幸，晚为险人撰淫艳数曲附之，以成其毁。”
那么，这些“艳词”是什么人所伪作的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欧阳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蔡条的《西清诗话》则直接指出，其作伪的“仇人”、“小人”是刘辉。《名臣言行录》载：欧阳修“复知贡举，为下第刘辉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南宋末年，罗泌在整理欧阳修的词作，校订《近体乐府》时，也说：“元丰中，崔公度跋冯延巳《阳春录》，谓其问有误人《六一词》者。今柳三变词亦有杂之《平山集》中。则其浮艳者，殆亦非皆公少作也。”“公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今词之浅近者，前辈多谓是刘辉伪作。”
这“刘辉”又是怎样的人呢？刘辉原名几，字子道，后改字之道，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人。宋仁宗后期，他写文章“好为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气”，人称“太学体”。欧阳修正倡导文风改革，对此深恶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刘几前来应试，其文写得奇奇怪怪，似通非通，欧阳修在他的试卷上批上斗大一个“谬”字，毫不客气地将他刷下榜来。欧阳修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风为之一变。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再度主考，刘辉易名再试，并一改险怪文风，写得务实通畅，欧阳修读其文，大加赞赏，擢为状元。放榜后欧阳修才知，刘辉原来就是刘几。因为刘辉与欧阳修有这段瓜葛，好事者便把这作伪的“仇人”、“小人”附会为刘辉。
应该说这一附会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相反从刘辉的为人来看，似乎并不会做这样鄙劣之事。据有关记载，刘辉是一位诚实磊落、宽厚仁道之人士。进士及第后，授官大理评事，曾乞归侍养祖母。在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任上，祖母没，辞官归行丧礼。回家乡后，曾置田数百亩，作为救济族人中贫困人家之义田。又建住屋设义学，接待远方前来求学的士人。由于这些善行，官府改称其乡里日义荣社，名其学馆日义荣斋。如此善良之辈，会因一次考试落第而嫌恨，而写些“猥亵之词”嫁祸于欧公吗？所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虽说欧公艳词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但并不同意这“仇人”便是刘烊。更何况据考证，欧阳修的词集《近体乐府》编定时，欧阳修仍健在。这时刘辉如何作伪呢？
不过，欧公艳词即使不是刘辉伪作，也不排除有其他人伪作的可能。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欧阳修嘉祐知贡举时，为力革其浮文之弊，“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平日一些小有名气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不满之情向欧公报复，“因造为丑语”。可见当时落第的一些士人都有作伪的可能。南宋末年罗泌校订的欧阳修《近体乐府》就已相当混杂，估计混有冯延巳、柳永等人的作品，由于无法断定。罗泌不敢将有疑问的作品悉行删去。据后人考订，其中其实杂有白居易、吴融、韦庄、冯延巳、柳永、张先、晏殊、黄庭坚等人的作品，达二十七首之多。欧阳修的另一本词集《醉翁琴趣外编》凡六卷，不知何人所辑，收词二○二首，比《近体乐府》多八十三首。这八十三首词作中，有数首见于词总集《花间集》、《尊前集》和《乐府雅词》，有数首分别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和张先的《张子野词》等词集中。可见欧公词集的确有点混乱。
有学者认为，《醉翁琴趣外编》是欧阳修手辑，其中包括北宋民间流行的歌词，及冯延巳、晏殊、柳永、张先等词人的作品，当然也有自己的作品。编这样的集子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种风尚，用来让相识的官妓和家里的家妓们习唱，以便花问尊前遣兴娱宾。其中许多作品收入之时并未标出作者姓名，许多本为无名氏之作，但经南宋书商的数次编纂，又伪制苏轼之序，便署撰人为“文忠公欧阳修永叔”，刊印以广为流传。致使许多原为北宋无名氏的作品，后人都认作是欧公所作，如《望江南》、《醉蓬莱》诸艳词都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俚俗之词，而别有用心者甚至将其与欧公的“盗甥”案联系起来，进行诽谤。总之，《醉翁琴趣外编》中的七十余首艳词，均非欧阳修所作，他不过搜集编辑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欧公词集中可能有少数伪作，但说“庸俗”、“浮艳”者全属伪作，未免太过。其实，宋代许多文人都是既写雅诗，又作艳词，非独欧阳修为然。这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存在公、私两个部分，“志”和“情”的两个侧面。史料记载有欧阳修玩妓、赏妓，及为妓女作词等日常琐事，作为其真实生活的反映，欧阳修作些艳词也毫不为怪。其实写艳词，倒往往是词人真性情的流露，真生活的享受，何必讳言其事。此外，如确有人作艳词相诬，欧阳修的儿子、门生，岂有不辩之理？而恰恰是他们并未提出过这一问题。到南宋时有人提出怀疑，主要原因是理学逐渐盛行，士人们开始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尤其是道学家将这些“艳词”视为有害儒学文明之作，而百般贬责之。当然，欧阳修这一代儒宗的形象，怎么能和这些“柔媚娇艳”的词作联系在一起呢？由此为之诡辩，实乃一厢情愿。
总之，欧公艳词间或有他人伪作，不必疑其皆伪。当然哪些应为欧公真性情的反映，哪几篇又是他人伪托，哪些是南宋书商搞错，确实已难以断定。
第四十五章
苏轼与王安石乌台诗案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大宋王朝的风云人物、文学大家。在政坛上他们是相互对立的政敌，在文坛上却又有些惺惺相惜。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遭际了变法派官员的残酷迫害，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然而就是在遭贬谪的日子里，东坡却道经金陵去谒见了安石，据说两人握手言欢，同游唱和。两人关系到底如何？确令后人颇为难解。
元丰二年（1079）六月十八日，御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缉拿知州苏轼。苏轼这时刚由徐州改任湖州，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遭到一场凶狠的暴风雨袭击。堂堂一位太守，正坐公堂办事，就被两个狱卒像驱逐鸡犬一样，逮到城外的船上，押送汴京。
苏东坡这次受到四个变法派官员的弹劾：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先后四次上书，罪证是别人为苏东坡所刻的一部诗集，诸御史择其要害部分汇编成册，在神宗面前大进谗言，而导火线还在于苏轼到湖州上任后所上的《谢表》。罪名便是在“谢表”和“诗文”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新法肆意诋毁，无所忌惮。此案牵涉到东坡的许多作品，也牵涉到一些朋友，其后都受到不同的惩处。
在苏东坡的作品中，确有一些是攻击和嘲讽王安石变法的。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早在熙宁变法开始之初，苏轼就已表明了态度。写出《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先后两次，极论新法之不便，对新法进行了比较激烈而又全面的攻击。如要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等，以为“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借口批评商鞅，指责王安石“怀诈挟术，以欺其君”，诋毁新党中“新进小生”是“小人招权”，并把新法比作毒药。实行后“四海骚然，行路怨咨”，所以“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就是说新法将会招致国家的败亡。因此，他劝神宗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徐徐求进，积十年之功，何事不立。
苏东坡与反对变法的官员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曾巩、刘挚、刘恕、孙觉等人交往日深，成为反对派阵营中敢于从正面出击而直面敌人的一员勇将。如在送官员刘恕的诗中，东坡就直接攻击王安石，把他比作曹操、张汤，而把与王安石绝交的刘恕比作孔融、汲黯，褒贬反差强烈。在王安石提出科举新法，神宗下诏讨论时，东坡又独持异论，公开加以反对。开封府考试进士，苏轼主考，又发策问影射王安石变法独断专行，将败坏国事。后来司马光曾回忆说，与新党作战，苏轼最为勇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其父苏洵写《辨奸论》，对他有一定影响。
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也给苏轼以牙还牙般的回击。范缜曾推荐东坡担任谏官，如果推荐成功，那将对变法派十分不利。王安石就通过他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弹劾苏东坡在回四川奔父丧之时，多占船位，贩卖私盐和苏木。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诸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证据，并逮捕篙工水卒，进行刑讯穷治。但由于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调查很久，结果一无所获。苏轼对这种诬陷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但已感到在京压力的沉重，处境的困难，就坚决请求外补，朝廷批准他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抵达杭州上任。三年后移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再过三年，改知徐州。其间，王安石曾于熙宁七年罢相，次年复相，由于变法派内部倾轧，年余又再次罢相，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退居半山园。总之，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王安石已不在中枢执政。然而当政的变法派还是对东坡的讥嘲心存宿怨，决心要除掉苏轼，便上书攻击苏东坡包藏祸心，讪上骂下，嘲讽新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甚至要求将苏东坡正法，以正风俗民心。
苏东坡确有一些嘲讽新法的作品，表达了对某些问题的个人感慨和内心牢骚，其中往往夹杂着对人民的某些同情，及忧国忧民之情怀。而有些加在东坡身上的罪名，纯属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诬陷。如东坡《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有“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诸御史指斥为反对农田水利法。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宰相王琏居然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蛰龙，非造反而何？”可以说纯粹在捕风捉影，枉加罪名。
苏东坡从七月十八号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断受到审问和各种重刑折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变法派也只是为了加给苏轼一个“讥讽朝政”的罪名。最后，苏轼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供状”，承认了有关罪名，表示“甘服朝典”。由于写作而惹出这样的大祸，这是东坡所始料不及的。期间，诗人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屡次想自杀以结束生命。那么为什么神宗这时要惩治苏轼呢？当然对苏轼这样有影响的官员以文字攻击新法，他不无恼怒，但问题是苏轼反对新法的态度早已表明，嘲讽王安石的诗作也早已有过，为什么过了八九年，神宗才严惩苏轼？
同时，又是什么原因最后使神宗宽恕了苏东坡？据说此案也惊动了内宫，由于文才与名声，宫中上下也早知苏轼之名。尤其是仁宗曹皇后在病重之际还想到此事，神宗原想为了祖母病情的好转而进行一次大赦，曹太后却说：“当初仁宗主持科举，回宫曾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就指苏轼兄弟。现在你难道要把他杀掉吗？不需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神宗只得听命。
或说众臣的救助与说情，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大臣张方平、范镇曾上书援救。弟弟苏辙为恳求神宗免哥哥一死，上书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之罪。变法派官员中也有不同态度者，如宰相吴充就对神宗说：“曹操尚能容忍祢衡，陛下为什么不能容一苏轼呢？”王安石的弟弟、中书舍人王安礼也劝神宗不要杀苏轼。据说，连王安石也说了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的话，传到神宗的耳中，才最后决定宽恕苏轼。
或说还是太祖誓碑起了一定作用，神宗不敢开本朝杀士大夫的先例，怕被后人指责。此外，神宗也颇赏识东坡的才华。据说苏轼在狱中自感凶多吉少，便作《寄子由》二首以嘱托后事，其第二首写道：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其兄弟诀别之深情，使人读了凄然泪下，神宗读后也大动恻隐之心，加上本来并无杀意，所以最后的处分是：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场冤狱虽然结束了，但苏轼于其中所受的迫害与侮辱应是无法忘怀的。甚或后世士大夫提起这件诗案，都会谈虎色变。由于它是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那么苏轼与王安石是否进一步势不两立了呢？历史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东坡抵达黄州，过起谪居生活。这个富有理想、富有才华、更富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在困厄中艰难度日，其文学创作还走出了一个小高潮。四年后，神宗下诏：“苏轼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苏轼只得别离黄州，坐船上路。经过江州、高安诸地，道过金陵，通过几个朋友的斡旋与安排，在那里会见了王安石。
这是元丰七年（1084）的七月，艳阳高照，气候颇热。苏东坡在朋友的陪同下，上蒋山谒见王安石，已经六十四岁的王安石也热情接待了这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后辈。有的说是王安石野服乘驴到船上与苏轼相见，然后相游蒋山。十四年来，两人各处异地，未曾一晤。朝廷政坛也已今非昔比，主要是两人在政坛中的地位都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位过去曾经相互对立的政敌，如今抛却了从前的不愉快，开始握手言欢。东坡与安石同游数日，共览江山之胜，尽论文章学术，互作诗词唱和，甚或谈佛说禅，气氛相当融洽。
王安石对苏轼当然不无成见，不过也看好东坡的文学天才，爱读苏轼的诗文。如对东坡所作《钱氏表忠观碑》一文，认为“绝似西汉”，“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在读到东坡的诗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时，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读完苏轼在黄州所作《胜相院藏经记》后，称赞道：“子瞻，人中龙也！”所以在文坛上，王安石也是当时最了解苏轼的天份，并能给予高度评价的人物之一。
苏轼反对新法，对王安石的一些诗文也时有揶揄，如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轼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讥。但通过十几年来的观察，对王安石的个人人品，尤其是安石在文章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能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曾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当他读到王安石的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也赞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所以两人在文章学术方面应是同路人，仍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当时王安石大病初愈，就舍宅作寺，又约苏轼卜居秦淮河边，东坡也不无感激地在和安石的《北山》诗中说：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看来此次会见，两人在感情上有所沟通。王安石曾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在离开金陵后，曾写给王安石两封信。王安石也给东坡回了信，劝他“跋涉自爱”。但两人是否已尽释前嫌了呢？似乎也未必。王安石谢世后，由苏轼替朝廷撰写“制词”《王安石赠太傅》，南宋还是有人以为：“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尤其是制词中对王安石变法诸事避而不谈，说明苏轼对此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苏轼又作“制词”《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对吕惠卿是持谴责和否定的态度，有人以为也“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不过，元祐更化时，司马光欲全废新法，而苏东坡却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如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
总之，苏、王两人的关系，确实极为微妙，迷雾不少，令人无法看透。
史官为何以曹彬为“宋良将第一”
曹彬（931～999），字国华，真定灵寿（今河北正定）人。曹彬曾在后汉、后周为将，赵匡胤掌握禁军时，见曹彬为人中立不倚，不是公事，曹彬决不会登门造访，至于社交宴游，更是很少参与，因此对他很器重。宋太祖即位后，曾对曹彬说：“我过去总想和你亲近，你为何却老是疏远我呢？”曹彬说：“我为前朝旧臣，又是前朝近亲，忠于职守，常恐自己一不小心就获罪，哪里还敢随便结交呢？”随即，太祖升迁他为官省使，与王全斌、郭进率领骑兵进攻河东乐平县，招降了敌方将领王超、侯霸荣等一千八百多人，并且俘虏了敌方一千多人。不久敌方又派遣考进等率兵接战，曹彬率部连续三次击败了对方。干德初（963），辽州刚刚平定，河东召请契丹六万骑兵前来攻取平晋，曹彬与李继勋等率领将士严阵以待，大获全胜。
曹彬干德二年（964）冬天，讨伐蜀国，曹彬为都监。当地郡县被攻克后，将领们都打算用屠城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私愤，只有曹彬下令部下不得滥杀无辜，因此曹彬所到之处，民众都心悦诚服。太祖得知后，下诏褒奖了他。两川平定后，其他将领昼夜宴饮，纪律松散，部下士卒到处抢夺，蜀人为此特别苦垴。于是顷刻之间，蜀人在全师雄的率领下，拥兵十万，与宋王朝的军队对峙。曹彬与刘光毅率部在新繁击败了对方，蜀地最终才平定下来。战争结束后，许多将领大都夺取美女及金银珠宝，只有曹彬的车厢中全是书籍。等到返回京师，太祖认为曹彬廉洁谨慎，于是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入见太祖，辞让说：“征伐蜀地的将士都违法犯纪了，唯独我受到奖赏，恐怕不能服众。”太祖说：“你有大功，而不夸功，应当受到奖赏，不应该辞让。”
开宝八年（975），太祖派曹彬与南唐后主李煜作战。曹彬每每延缓进军的速度，希望李煜归服。十一月，曹彬又派人告谕李煜说：“形势发展到今天，所该珍惜的应该是全城人的生命安全，如果您能归顺宋王朝，这才是上策。”等到城快要被攻克时，曹彬忽然称病，所有的将领前来问候。曹彬说：“我的病并不是药物可以治好的，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地发誓，等到攻克城池的那天，不要滥杀一人，我的病自然就好了。”将领们都焚香为誓，许下了诺言。城池攻陷后，李煜率领他的臣属一百多人请罪，曹彬用宾客之礼加以款待，然后请李煜人宫改换衣装。左右的人悄悄对曹彬说：“李煜入宫后倘若有什么不测，怎么办？”曹彬答道：“李煜素来优柔寡断，既然已经投降了，肯定不会自杀。”李煜及其群臣，也因此得到保全。等到凯旋归来，入见太祖时，只称自己是“奉敕江南干事回”。当初，曹彬统兵攻伐李煜时，太祖许下诺言说等到攻克了李煜，定当封他为使相。副帅潘美庆贺，曹彬说：“不会如此，行军打仗，依靠的是天子的威望，遵循的是祖先的功德，才能成事，我有什么功劳呢？更何况使相是官位的极品！”潘美说：“这怎么说呢？”曹彬说：“太原还没有平定。”及平定李煜还朝后，太祖果然说：“本来应该封你为使相，但太原尚未平定，你稍微等待一下。”
太宗即位后，升曹彬为同平章事。太宗决议要征伐太原，召见曹彬问道：“后周世宗与太祖都亲往前线征战，为什么不能攻克？”曹彬回答道：“世宗时，史彦超在石岭关吃了败仗，军情动摇，因此只能班师回朝；太祖把军队驻扎在草原，刚好碰上多雨，士兵大多生病，所以只好中止。”太宗又说：“我打算征讨太原，您的意见如何？”曹彬答道：“以国家现在的实力，攻打太原这样一座孤城，就像摧枯拉朽一样，有什么不可以的。”太宗于是拿定了主意。太平兴国三年（978），曹彬随从太宗征伐太原，因有功又加封了侍中的职务。太平兴国八年曹彬，被弥德超诬陷，罢为太平军节度使。十多天后，太宗发觉这是诬陷，所以进封曹彬为鲁国公，对待他更加信用。
咸平二年（999），曹彬病重，太宗亲往探询，赏赐白金一万两。并问曹彬打算怎样安排后事，曹彬说：“我没有什么事可说，我的两个儿子颇有将才，如果我能举荐的话，他们两人都堪当将领。”太宗又问谁更有才干，他回答说：“曹璨不如曹玮。”这年六月，曹彬逝世。八月，太宗下诏让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以示殊荣。
所以史官评价道：“君子谓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为宋良将第一，岂无意哉？”
“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潘美有何功绩潘美（921～987），字仲询，大名（今河北大名）人。潘美年轻时曾对同乡人王密说：“后汉将亡，天下有改朝换代的征兆。大丈夫不在这个时候取得功名，获得富贵，碌碌无为与普通人同生死，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开宝三年（970），太祖征伐岭南，任潘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进攻富州，刘鋹长派遣将领率兵一万多人前来支持，与潘美相战，潘美大获全胜，乘胜攻克了贺州。这年十月，潘美率部又连续攻克昭、桂、连三州，而西江的各州也先后投降了宋王朝。于是接着进攻韶州。韶州是广州的北门，敌方在此聚集了十多万兵马。潘美挥兵进军，攻占韶州，消灭了敌人几万人。刘钱迫于形势，只好派遣他的大臣王圭前来请求和好，又派遣他的左仆射萧漼、中书舍人卓惟休上表求降。潘美把太祖的旨意告诉了敌人：如果敌方能战，就和他们战到最后；如果不能战，就让他们把守；不能把守，就劝他们投降；不愿投降，就让他们死；他们不死，就让他们逃亡，如果不符合这五个条件，就不要接受敌人其他的请求。
刘鋹只得派遣他的弟弟刘保兴率领士卒抵抗宋王朝的军队，潘美当即率部前往，来到距离广州城一百二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刘鋹拥兵十五万，环绕山谷，坚壁以待。潘美视察军情后，对其他将领说：“敌方使用竹木为栅栏，如果用火攻，对方必然溃乱，然后用精兵左右夹击，肯定会大获全胜。”因此潘美分别派兵几千人，每人手持两把火炬，秘密潜伏在栅栏旁边。等到天黑，一齐点火，火借风势，燃烧得特别旺盛，潘美挥兵急攻，刘鋹长大败，被斩几万人。于是潘美乘胜追击，长驱直入广州，并擒获刘铱，随即送往京师。
开宝七年（974），太祖商议征讨江南。九月，太祖派遣潘美与刘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又令潘美与曹彬同行，向秦淮方向进军。当时舟楫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潘美就下令说：“我接受诏令，率领几万强将精兵，旗开必胜，怎能被秦淮河水隔而停滞不前呢？”于是挥兵渡河，大败了南唐的军队。接着进逼金陵，李煜在金陵城中布防水、陆兵共计十万，潘美率兵袭击，大败对方。国主李煜感到非常危急，只好派遣徐铉前来请求不要急于攻城，太祖不答应，仍然诏令各方将领进攻，以促使李煜归附朝廷。李煜优柔寡断，潘美和大将曹彬日夜攻城并进，最终平定了南定。
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派遣将领征讨太原，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判太原行府事。平定并州后，接着征伐范阳，任命潘美为幽州行府事。等到班师回朝，太宗又任他兼领三交都部署，留守捍卫北部边境。三交在西北三百里之外，地名叫固军，这里地势险阻，是北部边境的咽喉。潘美派兵偷袭，因此据为宋有。又积粮屯兵于此，从此北部边境得以安宁。
为什么说李沆是“圣相”
李沆（hǎng）（947～1004），字太初，沼州肥乡（今河北肥乡）人。李沆年少好学，器度宏远，他的父亲李炳曾对人说：“我的这个儿子他日必定能够当上宰相。”太平兴国五年（980），李沆考中进士甲科，由此走上仕途。
淳化二年（991），李沆判吏部铨，某日陪侍太宗游宴，太宗对其熟视许久，说：“李沆风度端庄高雅，真有贵人之相！”第二年，便拜给事中、参知政事，后因事被罢。真宗即位，又迁其为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并于咸平初年（998），升任宰相。当时契丹侵犯边境，真宗赴边督战，命李沆留守京都，京都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真宗曾询问治理国家的关键，李沆回答说：“不要任用浮薄新进、喜欢生事邀功的人，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真宗又问具体指的是那些人，他说：“像梅询、曾致尧等就是。”
一个傍晚，真宗派使节持手诏告谕李沆，打算立刘氏为贵妃，李沆当使者的面把手诏烧掉，并让使者附带上奏说：“就说微臣李沆以为这件事行不通。”真宗最终取消了立刘氏为贵妃的念头。时间长了，真宗对李沆从来就没有密奏感到特别奇怪，便问李沆：“朝中大臣人人都有密奏，唯独你没有，这是为什么？”李沆回答：“我是宰相，公家的事就以公开讲，哪里用得上密奏？况且作为臣子而有密奏，不是谗臣就是佞臣，我特别憎恶这些人，怎么还能效法他们呢？”
当时，李继迁叛逆已久，实力日渐强大，企图谋取朔方。朝廷内外都认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是必争的战略要地，如果丧失，则周围的郡县都不能保全。真宗很疑惑，于是垂询李沆。李沆说：“李继迁一天不死，则灵州一天不能回归朝廷。倒不如给当地州将发密诏，让军民迁入内地，这样，李继迁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罢了。”由于议论各异，真宗没有采纳其策，没过多久灵州就陷没了，真宗于是对李沆更加信重。
李沆为宰相时，王旦为参知政事，西北边境战事非常频繁，王旦感叹道：“我们如何才能等到太平，享受优游无事的快乐呢？”李沆说：“稍微有点忧患，可以引起警戒。以后如果四方太平，朝廷未必就没有事了。”后来契丹主动请求和亲，王旦问他怎么样？李沆说：“好是好，然而边患没有了，恐怕皇上的奢侈之心就会产生了。”王旦以为不会如此。李沆又以境内四方的水旱盗贼之事上奏，王旦认为琐细小事不应当烦劳皇上。李沆正色说：“皇上年少，应当知道四方的艰难。要不然，血气方刚，不是留意于声色犬马，就是沉溺于土木、甲兵、祷祠之事。我老了，已看不到这个结局了，但这正是您日后之忧啊。”等到李沆死后，真宗以为契丹已和，西夏献纳款项，于是日渐骄奢，大搞封禅，大营宫殿，而且还起用佞臣王钦若、丁渭等。王旦方才大悟李沆的先见之明，于是叹道：“李沆真是贤圣之人啊！”当时的人也称李沆为“圣相”。
为什么说沈伦为官“清介醇谨”
沈伦（909～987），字顺宜，开封太康（今河南开封）人。太祖即位，沈伦自宋州观察推官召为户部郎中，奉旨出使吴越，上奏了十多件与民有利的事情，太祖均听纳了。归朝，道经扬、泗两州，恰逢饥荒，郡中长吏对沈伦说：“郡中的军用储粮尚有百多万斛，如果借贷给农民，到秋收后回收新粮，这样，公私都受利，不过，这件事只有由您上奏才行。”入朝，沈伦便把这件事悉数奏上。朝廷官员反对说：“现在以军粮赈济饥民，如果到时候回收不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沈伦回答道：“朝廷以军粮济民，必当招来祥瑞之气，导致五谷丰收，哪里还有什么水灾旱灾呢？这件事应当取决于皇上。”太祖当即命令发放军粮，以赈济百姓。
建隆四年（963），宋王朝征伐蜀国，沈伦被任为随军水陆转运使。蜀平后，大将王全斌、崔彦远进入成都，巧取强夺民家的玉帛子女，沈伦却独居佛寺，只吃素食，有人把珍异奇巧的宝物进献给他，都被他严词拒绝了。还朝，沈伦囊中所有，仅仅是几卷图书而已。太祖知道后，于是贬斥了王全斌等，以沈伦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
起初，沈伦居第简陋，但他淡然处之。当时的权贵大多违犯禁市，买来秦、陇间采伐的高大树木，营造自己的私人住宅，筹事情败露后，才向太祖启奏。沈伦因为母亲的缘故，也曾买了这样的木材营建佛寺，于是也向太祖上奏。太祖笑着说：“你哪儿犯禁令了？”又知道沈伦没有营造私第，便派遣中使按照指示，给沈伦营建私宅。沈伦又私下对使者说，但愿规模狭小一点，使者告诉太祖，太祖也就依从了沈伦的意见。
沈伦为官“清介醇谨”，还表现在他担任宰相的时候，如果遇到饥荒岁月，乡闾邻居向他借粮的，都会借给他们，累计超过了千斛，一年后，沈伦却把所有的借券都给焚烧了。
宋太宗为什么说“蒙正气量，我不如”
吕蒙正，字圣功，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吕蒙正以进士第一名的成绩登第。不久，即升迁为都官郎中，人为翰林学士，又升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着他讥讽说：“这就是参知政事吗？”蒙正假装没有听到，便走了过去。同僚为蒙正抱不平，于是诘问那位朝士的姓名，蒙正急忙阻止他们说：“假如一旦知道他的姓名，那么终身都不能忘怀，倒不如不知道更好。”当时的人由此都非常佩服他的度量。
李肪罢相，吕蒙正得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蒙正为人平和宽简，名望很高，以正道为己任，遇事敢言，讨论时政时，他认为有不妥处，会坚决地宣称不可以，太宗于是赞赏他没有隐讳。赵普作为开国元勋，而蒙正只是后进，二人共同担任相位，赵普也对蒙正颇为推许。
太宗曾经设宴，蒙正侍候左右，太宗对他说：“五代以来，生灵涂炭，当时都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太平日子了。而我鞠躬尽瘁，日理万机，达到今天这样的繁盛，于是知道兴衰治乱乃在于人事。”蒙正从席位上站起来说：“皇上所在的地方，各色人马都聚集在这里，因此特别繁盛。但我曾看到都城外不出几里的地方，因为饥寒交迫而死亡的人，实在不少，所以，并不是全国都这么繁盛。还望皇上更多地体察民情，这才是苍生的大幸。”太宗神色忽变，沉默了下来。蒙正却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席位，同僚都赞叹他直率。
有一次，太宗打算派遣使节出使契丹，诏谕中书挑选人才，吕蒙正推荐了一人，太宗不许。过了几天，太宗连续问了蒙正三次，蒙正三次都以这个人作答。太宗说：“您为什么这样偏执呢？”蒙正回答说：“我并不是偏执，大概是皇上您没有理解我。”接下来吕蒙正又说：“这个人可以出使，其他的人都不及他。我不想用谄媚之道，随便依从皇上您的意愿而耽误国家大事。”同僚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太宗退朝后对左右说：“蒙正气量，我不如。”于是用蒙正所推荐的那个人出使契丹，果然十分称职。
为什么说温仲舒与寇准并称“温寇”
温仲舒（944～1010），字秉阳，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977），温仲舒进士及第。端拱三年（989），被拜工部郎中、枢密直学士，知三班院。这年秋天，出现彗星，太宗以为不详，于是在别殿召见群臣商议。温仲舒上言，认为这是因为朝廷平定太原以来，战祸连年，黄河以北农桑废弃，而赋税却不断增加，因此民生凋敝，户口锐减。所以温仲舒劝谏太宗推恩保民。太宗深为赞赏，下令罢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赋税。
淳化四年（993），温仲舒出知秦州。秦州人口杂居，有羌、戎等少数民族，聚居在渭河以南。当时的大洛、小洛门寨出产木质优良的木材，都被这些少数民族所占据。朝廷每年派兵卒到此采伐树木供给京师，都必须先向这些少数民族献纳钱财，即便如此，还是经常遭到抢夺，甚至杀掠，因此成了大患。温仲舒到任后，马上在这些少数民族的关键部位部署兵力，并以恩威诚信告谕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因此许多部落纷纷献地，归附朝廷。不久，温仲舒又把他们的部落迁移到了渭河以北，并且创建军事基地，以限制他们的扩展。当地的民众很感激他的恩惠，把他绘成画像加以祭祀。
温仲舒为人敏于应酬。少年时与吕蒙正相交很厚，又是同年登第。温仲舒开始时仕途不畅，废弃多年，吕蒙正位居中书，极力引荐他。等到温仲舒被任用后，反而攻击吕蒙正，因此被人鄙薄。又因为温仲舒自从被拜右正言开始，到两度出任枢密使止，都与寇准同进，所以被当时的人并称为“温寇”。
为什么说陈恕是“宋人能吏之首”
陈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今江西南昌）人。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被任为大理评事，通判洪州。陈恕以洪州为自己家乡推辞。改任澧州。澧州自从唐末以来，都为节度藩镇共同管辖，当地官吏因为这种管理体制上的混乱，而大多作奸犯科，违法乱纪。陈恕到任后，除掉了这积淀已久的种种弊端，郡中的人都称他英明果决，因此以吏才闻于当时。后被召为河北东路营田制置使，太宗问他有关农战的情况，陈恕回答道：“古代的士兵都出自农民，没有敌人就耕田，有敌人来了就作战。现在的士兵都来自于招募，衣食供给都来自官府，如果让他们既要抵抗敌人，又要耕种田地，万一有什么变化，那就后悔莫及了。”太宗于是打消了让士兵耕作的念头。不久，陈恕知代州，入判吏部选事，拜盐铁使。陈恕很有计谋，将以前的弊病统统去掉，太宗非常器重他，在宫殿的柱壁亲笔题词“真盐铁陈恕”。随即被迁升为给事中、参知政事。
几个月以后，太宗与陈恕谈论，提到了户部使樊知古玩忽职守，不能完成本职工作。陈恕与樊知古交好，因此在聊天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樊知古，想让其严格履行他的职责。樊知古却向太宗陈诉，太宗知道是陈恕泄露了机密，盛怒之下，罢免了陈恕的官职，并出贬江陵府。在江陵府，陈恕大力揭发当地贪官污吏，而且流放、罢免了气节相当恶劣者，江陵府因此得到大治。
淳化四年（933），太宗听从魏羽、段惟一的请求，把三司分为十道，召陈恕为工部侍郎，充总计使，判左右计事，所有事务都令陈恕参预。陈恕认为这些部门过于庞杂，政令不能统一，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因此极力上言太宗。实践一年多后，果然证明陈恕的看法是正确的，太宗只好停罢了把三司分为十道的做法。真宗即位，加封陈恕户部侍郎，命他尽快把府库中有关钱物的数目呈交上去，陈恕却久不进献，真宗多次催促他，陈恕才加以进献，并对真宗解释说：“皇上年纪还轻，如果知道府库充实，担心会让您产生奢侈之心，我因此不敢进献。”真宗听后，对陈恕颇为嘉赏。
陈恕精通历史，颇识典故，精于吏治，并且为政深刻，别人不敢私下求他帮忙。他前后掌管国家的经济权柄十多年，忠于职守，强力干事，同僚畏服，有称职的美誉，因此被前史官人评为“宋人能吏之首”。
“杨无敌”说的是谁杨业，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年少时倜傥任侠，善于骑射，喜欢打猎，所获猎物常常是同伴的数倍。他曾经对同伴说：“我将来为将用兵，也会像老鹰、猎犬追击兔子、野鸡一样。”二十岁时事奉刘崇，被任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于当时。被升迁为建雄军节度使，又屡立战功，所向披靡，因此被称为“无敌”。
宋太宗征伐太原，很早就听说他的威名，打算用高价聘求他。不久，太原陷入危险境地，杨业劝谏他的主帅继元投降，以免生灵涂炭。继元投降后，太宗立即派人召见杨业。入见后，太宗特别高兴，任命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太宗以杨业素来熟悉边境事务，因此又迁升他为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有一次，契丹派兵侵入雁门关，杨业带领几千骑兵从西陉出发，沿着小路来到雁门关北边的关口，从背后勐击契丹兵卒，契丹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杨业因为战功又被升为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从此以后，契丹只要望见杨业的旌旗，就会主动引退。戍边的主要将领大多忌妒他，有的甚至暗地里向太宗上疏指斥杨业的不是，太宗看后都不予理睬，把它们封好后一同交付给杨业本人。
雍熙三年（986），宋王朝大举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潘美的副将，又以王侁、刘文裕率兵加以接济。各路军马相继攻下了云、应、寰、朔四州。不久，太宗下诏让四州的民众内迁，并令潘美等用军队护送。当时，契丹的国母萧氏，与大臣耶律汉宁等率兵十多万，再次攻陷了寰州。杨业于是对主帅潘美等说：“现在辽军气势很盛，应该避其锋锐。朝廷只是命令争取这几个州郡的民众，只要领兵从大石路出来，先派人秘密地告诉云州、朔州的守将，等到大军离开代州的时候，让云州的民众先出来。然后我们的军队进驻应州，契丹肯定会来阻挡，这样便可让朔州的民众出城。之后我们的军队直奔石碣谷，并派遣一千多名弓箭手守住谷口，用骑兵从中路支持，这样，三州的民众，便可万无一失了。”王优当即反对说：“率领几万精兵而如此惧怕敌人，肯定会遭人笑话，倒不如从雁门关的北川直接向敌方发动进攻。”刘文裕对王侁的意见表示赞同。杨业坚持认为这样不可以。王优便挑衅地说：“您向来被称为无敌，现在看见敌人气势嚣张，您却逗留不战，是不是有反叛之心呢？”杨业迫不得已，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主动请缨，担任前锋。将要出征的时候，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次出战肯定会不利，不过既然各位将领都以为我是贪生怕死而避让敌人，那么我就请求担任先锋，以表达我对朝廷的忠心。”接着又指着陈家谷口说：“您和各位将领应当在那个地方部署步兵和弓箭手，作为支持，等到我转战到这个地方，您就下令夹击敌人而营救我们，否则，我方将会全军覆没。”
潘美和王优于是率领士兵部署在陈家谷口。过了几个时辰，王倪派人登上托逻台了望，契丹佯装败走，王优想争战功，随即率领部下离开谷口。潘美不能制止，于是也令部队沿着灰河的西南方向行进了二十里。顷刻，王倪听说杨业战败，马上又挥兵逃遁。杨业孤军奋战，从中午战到傍晚，果然来到陈家谷口。杨业一看谷口空荡无人，抚膺大哭。只好率领部下再次全力出击，在自己身上有几十处伤口，士卒将尽的情况下，杨业还亲手杀了百来个敌人。后来，因为战马遭受重伤，不能前进而被敌人俘获，杨业的儿子延玉也英勇战死。杨业于是叹息说：“我为奸臣所追，以致战败，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呢？”因此绝食三天而死。杨业死后，太宗深为痛惜，并下诏褒奖。王优、刘文裕则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杨业为将忠烈武勇，颇有智谋，又能和士卒同甘苦，所以深受部下的爱戴。朔州战败后，他的部下还残存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和我一同战死也于事无补，倒不如各自逃命去吧。”部下泪流沾襟，却没有一个肯离去，因此没有一个生还的人。
第四十六章
宋太宗为什么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寇准（961～1023），字平准，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寇准年少英迈，通晓《春秋》三传，十九岁中进士第。太宗取士有一个习惯，中进士者必须当面考核，年纪太小的人往往会被斥退。寇准进士及第前，有人便教寇准增加年龄，寇准愤怒地说：“我正处进取之际，怎么能够欺君罔上呢？”中第后，被太宗授为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不久，擢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寇准曾在宫殿中上奏陈事，言语不合太宗的旨意，太宗愤怒地站了起来，寇准拉住太宗的龙袍，让太宗重新坐了下来，事情解决了，才让太宗离去。太宗事后非常嘉赏他，曾对左右说：“我得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淳化二年（991）春天，大闹旱灾，太宗召见近臣谈论时政得失，其他大臣都认为这是天命，唯独寇准认为这是刑罚不公平导致的。太宗极为生气，拂袖进入禁宫。顷刻，又召见寇准问其不平具体表现在哪里？寇准说：“陛下如果把二府之官召来，我便把这件事说出来。”太宗即令二府官员王沔入殿，寇准于是说：“不久前祖吉、王淮都违法受贿，祖吉受贿少而被诛，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受贿至千万，只是杖打一顿，仍然恢复了他的官职，这难道还公平吗？”太宗责问王沔，王沔叩头谢罪，因此太宗知道寇准可以大用。随即便拜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准与张逊一向不和。有一天，寇准与温仲舒同行，在路上碰到一位狂夫高呼寇准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张逊相友善，所以把这件事告诉了张逊，张逊立即向太宗禀奏。寇准让温仲舒作证，张逊则让王宾启奏，争执特别激烈，互揭短处，太宗发怒，贬谪了张逊，寇准也罢知青州。太宗素来器重寇准，寇准外任后，太宗颇为想念，常常郁郁不乐，曾对左右说：“寇准在青州还好吗？”左右回答道：“青州是一个好地方，应该不会很苦。”过了几天，又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左右揣知太宗想召还寇准，于是对太宗说：“陛下时刻不忘寇准，听说寇准每天纵酒，不知是否也在想念陛下？”太宗不语。第二年，仍拜寇准为参知政事。
至道元年（995），太宗又加封寇准给事中。当时太宗在位已经很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君，太宗颇为恼火，把冯拯贬斥到岭南，朝廷内外再也没有谁敢议论这事。寇准刚从青州召还，入见太宗，太宗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寇准：“我的诸多儿子中到底哪一位可以继承皇位？”寇准回答道：“陛下为天下选择未来的君主，与妇人、宦官谋议，这不可以；与亲信的大臣谋议，也不可以；这件事只有陛下您自己单独决定。”太宗沉思了许久，屏退左右，对寇准说：“襄王可以吗？”寇准说：“知子莫如父，陛下既然认为可以，愿立即决定。”太宗于是立襄王为皇太子。庙祭回来的路上，京师的人们夹道欢庆，说：“真是少年天子。”太宗听后不高兴，召见寇准说：“人心忽然之间全都归属太子，我将处于怎样的位置？”寇准称贺道：“这才是国家的福祉。”太宗才高兴起来。
至道二年（996），太宗在南郊祭天，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得加官晋爵。寇准平时看中的官员，大多得到了请要的官职。冯拯愤怒，上奏太宗寇准擅权专任，又上陈岭南官吏升迁不平的事实。广东转运使康戬也上言说吕端、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引荐，因此寇准得以胡作非为，败乱朝政。太宗于是引见寇准，并说到冯拯的上奏，寇准自我辩解。太宗说：“如果是廷辩，那么你便有失执政的大体。”寇准仍然力争不已，又拿了中书省的判决来到太宗面前，太宗更加不高兴，因而叹道：“鼠雀都能知道人的意思，何况是人呢？”因此谪寇准知邓州。
为什么说丁谓“几败国家”
丁谓（966～1037），字谓之，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丁谓年少时与孙何友善一同拿着文章去拜谒当时的文坛盟主王禹偁，王禹偁大为惊赏，认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间始有此作。所以当时人将他与孙何并称“孙丁”。淳化三年（992），丁谓登进士甲科，被任为大理评事、通判饶州。景德五年（1008），丁谓因防河有功，被封为权三司使，掌管财政大权。
大中祥符初（1008），真宗商议封禅泰山，未作出决定，真宗问丁谓经费是否够用，丁谓回答说有余，因此封禅之事得以最终确定。接着，真宗又准备修建玉清昭应宫，以存放“天书”。对此，许多官员上谏反对。真宗召见丁谓询问，丁谓说：“陛下拥有天下之富，建筑一宫侍奉上帝，用来祈祷陛下的后代。如果群臣中还有谁反对，就这样回答他。”宰相王旦秘密上疏劝谏，真宗如法回答，王旦再也不敢议论了。后来，祭祀汾阴，修建会灵观，再建景灵宫等，丁谓都担任了主要的角色，浪费了不少朝廷的财政开支。
真宗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事罢相，寇准再次入相。丁渭本来是寇准的门生，这时已当上参知政事，并且事奉寇准非常谨慎。有一次，同僚会餐，羹汤沾到了寇准的胡须上，丁谓立刻起身，来到寇准跟前仔细地把它擦干净。寇准很厌恶他的为人，便讥笑他说：“参知政事是朝廷的重臣，怎么能够为上司擦胡须呢？”丁谓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天禧四年（1120），寇准欲以太子监国，由于计划不太周密，被丁谓等告发寇准试图谋反，寇准因此被贬到岭南，丁谓最终爬上宰相的位置。
仁宗即位，丁谓又进封司徒兼侍中，为山陵使，寇准被再贬，并且凡与寇准友善的官僚，丁谓把他们全都逐出。由于仁宗年幼，政事大多取决于刘太后。丁谓于是私下勾结内侍雷允恭。这样，翰林学士拟订的制诰，雷允恭都先让丁谓过目，然后才进见。因此，二人狼狈为奸，肆无忌惮。随后，雷允恭为山陵都监，负责真宗陵殿修建，但因择地不当而受罪。丁谓极力庇护雷允恭，为刘太后所知，刘太后便与仁宗在承明殿召见大臣冯拯、曹利用等，并对他们说：“丁谓身为宰相，却与宦官交结。况且，丁谓以前依附雷允恭奏事，都说他与你们议定，因此奏章都得以批准。更为罪不可赦的是，负责营建真宗的陵殿，却擅自迁移地方，差点误了大事。”冯拯等上奏说幸亏太后与陛下发觉了丁谓等的奸邪之状，这真是国家的福祉，于是贬降丁谓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不久，丁谓作奸犯科的旧事一一败露，因此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因为丁谓而受牵连的官僚自参知政事任中正以下有十多人。
不过，丁谓为人机敏，有智谋，记忆力超人，几千字的文章，均能过目不忘。而且喜欢做诗为文，至于绘画、下棋、博戏、音乐等，无不精通。但是他的才智不用于正道，而是勾结小人，残害忠良，贪财贪权，贻误国家，所以史官评价他说：“党恶丑正，几败国家，（丁）谓其尤者哉。”
“鱼头参政”谓谁鲁宗道鲁宗道（966～1029），字贯之，亳州谯（今安徽亳县）人。年少丧父，寄养于外公家，他的几个舅舅都是习武之人，因此对鲁宗道颇为轻视。鲁宗道更加发奋读书，进士及第后，被任为濠州定远尉，调为海盐县令。海盐县的东南原来有港口，引导海水到城邑之下，年久岁深，港口被泥沙堵塞，失去了功效，鲁宗道因此征发县里的壮丁疏理，不久就完工了，人们得到了极大便利，而这个港口则被改名为“鲁公浦”。天禧元年（1017），擢为右正言。鲁宗道利用职务之便，对朝廷大事多有议论，真宗对他颇为厌烦。一天，真宗召见他，他乘机上言道：“陛下用我，难道只是想猎取纳谏的虚名吗？我自己对尸位素餐感到羞耻，还是请您罢免了我吧。”真宗对他安抚了许久。过了一段日子，在宫殿的墙壁上写下了“鲁直”的字样。随即授鲁宗道为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
仁宗即位后，迁鲁宗道为户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判吏部流内铨。他在任内精简办公程序，严厉惩罚为非作歹的官吏。当时，章献太后临朝执政，问鲁宗道说：“你认为唐代武后与高宗相比，谁更有能耐？”鲁宗道回答道：“武后是唐代的罪人，差不多断送了国家社稷。”章献太后沉默了许久。这时又有官员请为刘太后家立七庙，章献太后向辅臣征询意见，没有谁敢回答。鲁宗道站了出来，说：“如果为刘太后家立七庙，那么皇上又该如何处置呢？”章献太后觉得有道理，于是接纳了鲁宗道的意见。
仁宗在朝时，朝廷的高级官员多让自己的孩子在馆阁读书，鲁宗道不平地说：“馆阁应该培育天下英才，岂能只是纨袴子弟独受恩泽的地方。”枢密使曹利用此时恃权骄横，鲁宗道在仁宗面前屡屡指摘他。因此，皇帝国戚及朝廷高级官僚都很害怕他，把他视为“鱼头参政”，这是从他的姓中取得，而且还包含了他为官言事就像鱼头一样鲠直的含义。
鲁宗道为人刚正，嫉恶少容，遇事敢言，不拘小节。这还表现在他担任谕德时，有一次曾微服在外边的酒店饮酒，真宗有急事召见他，使者到他家等了许久，鲁宗道才从酒店回来。使者把情况告诉他后，又对他说：“如果真宗怪罪下来，我将如何回答？”鲁宗道对使者说：“你就实话实说。”使者又疑惑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您又当获罪。”鲁宗道又说：“饮酒是人之常情，而欺君却是滔天大罪。”真宗果然责问使者，使者就原原本本按照鲁宗道所说的做了回答。真宗又诘问鲁宗道，鲁宗道谢罪道：“有朋友从乡下赶来，我家贫困，没有酒食款待他，因此就请他去酒店了。”真宗因此认为他忠实，可以大用，曾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后来，太后临朝执政，鲁宗道因此被委以重任。
为什么说蔡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
蔡齐（988～1039），字子思，祖籍洛阳（今河南洛阳）。蔡齐以状元及第，真宗见他风神俊伟，举止端庄，于是对宰相寇准说状元得人。仁宗朝，蔡齐被召为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章献太后死后，留下遗嘱让杨太妃为皇太后，与仁宗共同裁定军国大事。朝廷百官都前往祝贺，唯独蔡齐让御史台的官员不要跟随而去，并且亲自去见宰相说：“陛下正值年富力强，周知天下情伪，如今刚刚亲自执掌政事，怎能让后妃们又相继称制执政呢？”于是否决了让杨太妃参预执政的遗嘱。这就是史官所说的蔡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
“神将”说的是谁高继勋（958～1035），字绍先，祖籍燕（今北京）。高琼不仅晓达军政，而且善于教子，他的儿子高继勋、高继宣、高继忠等在当时都很有名气，以高继勋最为有名。咸平三年（1000），王均在益州叛乱，高继勋以崇仪副使为益州兵马都监，提举西川诸州军巡检公事。招安使雷有终给高继勋分兵五百，让他进攻城东的二处大门，适逢叛贼进攻弥牟寨，高继勋引兵出战，在嘉州大败了敌方。雷有终又给继勋增派精兵再次进攻这二处大门，顷刻攻破，在城上飘扬起官兵的旗帜。雷有终于是领兵向天长门进发，王均派兵抵抗。战斗到傍晚时分，雷有终打算让军队稍为修整一下，高继勋进言道：“敌方气势窘迫，应该火速进攻，才不会丧失战机。”便亲自率领骑兵与敌方激战，高继勋身上多处负伤，鲜血流满了铠甲，战马也战死了，但他更换战马后又继续驰入敌阵，奋勇杀敌。这时，人内都知秦翰前来支持，敌军只好退保子城。当天夜间，敌军想趁机逃遁，被高继勋探知，设计全歼了在逃的敌军。
后来，高继勋徙屯岢岚军。契丹聚兵五万驻屯草城川，高继勋登高探望后，对军使贾宗说：“对方军队数量虽然众多，但战阵混乱，缺乏战斗力。我方士兵虽少，但可以以奇取胜。依据我的意见，先在山下埋伏士兵，敌方见我方势单力薄，必会急速进攻。我引诱他们向南行进，等到时机成熟，你们乘势前后夹击，敌军肯定大溃。”契丹军队果如高继勋所料，当被引诱到寒光岭的时候，宋军全力出击，契丹军队首尾不顾，死伤人数达一万多，余众只得狼狈逃窜。
高继勋性格谦让，胸有谋略，善于抚恤和驾驭部下，每战必胜。他在蜀地之时颇有威名，被当地人号为“神将”。
为什么尹洙说狄青是“良将才”
狄青（1008～1057），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初，赵元昊反叛朝廷，仁宋下诏挑选士卒守边，并任狄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当时的边将多次为叛军所败，所以守边士卒都很畏怯。狄青到任后，在四年之内，经过大小战役二十五次，攻破了金汤城、宥州等地，剿灭了咙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少数民族。又在桥子谷修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等城堡，于是控扼了边境的要害。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中，狄青每次出战，都是披头散发，带上铜面具，在敌阵当中来往穿梭，所向披靡，敌军没有能够抵挡的。
尹洙为经略判官时，狄青曾与他会面，二人在谈到军事战略时，尹洙连连称善，于是把狄青推荐给韩琦、范仲淹，并对他们说：“狄青是一名难得的良将”。韩琦、范仲淹见到狄青后，都颇为惊奇，对狄青特别照顾。范仲淹把《左氏春秋》赠送给他，并告诫他说：“为将不知古今，只是匹夫之勇罢了”。狄青因此折节读书，对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都很精熟，他的名气也就更加显著了。
宋代的军队有个规矩，士兵入伍之前都要在脸上刺字，以防他们逃跑，狄青出身行伍，当然也不例外，十多年后，狄青脸上的刺字仍然清晰可辨。这时，由于战功显赫，宋仁宗亲自赐药要狄青除去脸上的刺字，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以功提拔我，不注重门第，我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因为这脸上的刺字，我愿意保留下来，以激励士卒”。宋仁宗因此升他为枢密副使。皇祐四年（1052），广源州少数民族发动起义，在侬智高的率领下，攻陷邕州，又攻破沿江的九个州郡，进而包围广州，岭外一片战乱，狄青于是上表请战。起初，大将蒋偕、张忠都冒险轻进，为义军所杀，因此士气不振。狄青便告诫各路将领听自己指挥，不要轻易与义军发动正面战斗。广西钤辖陈曙趁狄青没有赶到，就率领八千步兵先行讨伐，在昆关惨败；殿直袁用等都落荒而逃。事后，狄青把陈曙、袁用等三十人按军法问斩，所以军中的纪律得以整肃。然后命令部下休整十天，得到侦探的消息后，狄青率领骑兵，出其不意，大败义军，追奔五十里，斩首几千人，生擒五百多人，招降七千二百个曾为依智高所胁迫的士兵，对他们进行了安抚。当时，义军的死尸中有个穿着金龙衣的，大家都认为侬智高已死，打算上奏朝廷，狄青说：“怎么知道这其中不是有诈呢？宁可相信侬智高逃掉，也不能欺骗朝廷以贪功受赏”。仁宗称赏他的功勋，因此拜他为枢密使。
狄青为人谨慎寡言，带兵打仗，赏罚分明，又能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所以士卒争相为他效劳。而且，狄青喜欢把军功推给别人。开始，与孙沔讨伐侬智高，谋略都出自狄青，等到义军平定后，他却把这些功劳归结给孙沔。孙沔原先只赞叹他勇敢，这时才佩服他的为人，认为自己远远不如狄青。尹洙因事被贬死后，狄青便全力救济他的家人，以报答尹洙的知遇之恩。
宋天子为什么说“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
张咏（946～1015），字复之，濮州鄄城（今山东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张咏进士及第，被授为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后出知益州，适逢李顺在西蜀发动农民起义，王继恩、上官正领兵征讨，故意拖延不进。张咏便激将上官正，劝勉他亲自率兵出击，又设盛宴为他饯行。喝酒喝到正浓的时候，张谅突然举起酒杯对军校们说：“你们蒙受朝廷厚恩，绝对不能推卸责任，这次出行，你们必须直捣义军的城堡，平定叛乱。如果久无战功，这便是你们死的地方。”上官正听了张谅这番指桑骂槐的话后，才决定深入叛军阵地，最后果然取得了胜利。王继恩由于驭下无方，他的部下经常有出城逃跑的，巡逻的官吏抓获这些逃跑的士兵，把他们交给张谅，为了免除与主帅王继恩产生矛盾，尽快地平息农民的起义，张咏当即把这些逃跑的士兵投入一口枯井，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这时，李顺的起义得到了许多农民的响应，张咏又令人四处发放文书，告谕老百姓归田耕作，不要为害作乱。而且，由于战乱频繁，谣言随之四起，当时就有人讹传，有一个白头老翁在中午过后，就会出来吃人家的小孩，因此益州一郡都处在紧张害怕当中，一到傍晚，路上就再也不见人影。不久，张谅把制造谣言的人缉拿归案，严刑处置后，民众的生活才逐渐平息下来。张咏为政，恩威并用，所以蜀民都很敬畏和爱戴他。
真宗即位，张谅被加封为左谏议大夫。咸平二年（999），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杭州头年粮食欠收，老百姓大多私自贩卖食盐来获取口粮，这些违反朝廷政令的人，被当地官府抓获了几百人，张咏放宽了对他们的处罚，把他们全放走了。下官疑惑地对他说，如果不严厉地处罚他们，恐怕无法禁止这类事件的再发生。张谅说：“钱塘郡十多万户人家，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占据了十分之八、九，如果不用卖盐所获的利润养活他们，一旦发动起义，那么祸患就更大了。等到秋天粮食收获后，再加以禁止。”随后，有一农民家的儿子与他的姐夫因为家财的分配问题而分别上诉。姐夫说岳父临终的时候，妻子的弟弟才三岁，因此让自己来掌管他家的财产，并且写了遗书，今后把财产的十分之三分给弟弟，十分之七留给自己。张咏看了遗书之后，说：“你妻子的父亲，是一位聪明人，因为儿子还小，所以托你抚养。如果把十分之七的财产留给儿子，那么他的儿子肯定已经死在你的手下了。”于是命令把财产的十分之七判决给儿子，把余下的十分之三判决给女婿，当时的人们都佩服他的明断。
咸平五年（1002），马知节从益州迁往延州，朝廷选择可以取代马知节的官吏。真宗认为张谅以前在西蜀政绩颇佳，因此又命他担任益州知州，还加封刑部侍郎、枢密直学士。碰巧转运使黄观上言褒美张谅的政绩，又派谢涛巡抚西蜀，真宗于是让他告谕张谅说：“得卿在蜀，吾无西顾之忧矣。”
“东州逸党”是怎么来的“东州逸党”指的是北宋初期活动于京东路诸州、军、监（今河南商丘、江苏徐州、宿迁等地区）的一个文人团体和文学流派。这些文人旷达豪放、任情不羁、经常交游，时称“东州逸党”。代表人物有范讽、张炎、石介、李冠、徐追等。“东州逸党”之名，最早见于宋代颜太初的一首长篇五言诗《东州逸党》，诗中对这个文学团体进行了讽刺和鞭挞。
这些文人之所以被称为“逸党人物”，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整日交游、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另外，认为这些人目无礼法、妄自尊大、行为放浪、创作粗俗、言不由衷，非但无益于世，而且有违道统。实际上，这些看法是极为偏颇的，这个诗人群体在当时应该是一个进步的诗人群体，他们大多官位不高（除范讽之外），但关心国计民生。他们性情大都旷达奔放、不拘细节、“喜豪放剧饮”不顾流俗。据说，有一次石延年、刘潜在京城酒楼对饮，京师王氏正好路过，上酒楼见二位豪饮，甚为诧异，而石、刘二人旁无他人，依旧谈笑风生，第二日便传出了酒楼二酒仙的佳话。这些诗人大多是山东省人，并且彼此关系密切。范讽是这个文人团体的代表人物，范讽年轻有为，做官很有政绩，不仅体恤百姓，还敢于谏言，不畏权要。在他知青州时，青州发生灾荒，他大胆发放前帝相王曾家中数千斛粮食以济灾民。他曾弹劾皇亲贵族、朝廷重臣钱惟演，认为他有不法之事，应当降官。仁宗不听，范讽于是恳请皇帝说：“如果皇帝您不听劝谏，我自己宁可辞官。”仁宗最终降职钱惟演。
逸党人物在当时豪放不羁、不顾流俗，极不合时宜，因此受到了一些保守派、卫道者的嘲讽和鞭挞，他们用“东州逸党”的称谓来贬低这些文人。“东州逸党”也就由此而来。
杨亿“首以词章擅天下，为时所宗”
大宋统一王朝创建之初，在诗坛上影响很大的是称之为西昆体的一个诗歌流派，杨亿就是这个诗派的领袖人物。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传说杨亿快要出生的时候，他身为县令的祖父，做梦梦见一个道士，道士告诉杨亿的祖父他是来谒拜的。没过几日，杨亿就出生了，奇怪的是婴儿的身上长满了毛，并且很长。过了几个月，就自然脱落了。小时候，杨亿就能说会道，母亲教他经诗，立刻便能诵背如流。十一岁的时候，杨亿的才识已被皇帝所闻，皇帝派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去考查杨亿的学识，张去华将杨亿送到都城，出诗赋五篇，杨亿下笔即成。宋太宗对杨亿的才华赞叹不已，杨亿也由此步入仕途。
景德年间，杨亿和一大批馆阁文人奉旨编修《册府元龟》，他们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吟诗酬唱。三年之后，修书完成，这些空暇时的诗作也由杨亿汇聚成集，并取名《西昆酬唱集》。此集一出，轰动了当时诗坛，这种含蓄、绵缈富丽的诗风令时人耳目一新。于是，西昆诗大为盛行，诗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亿作为西昆体的领袖诗人，他的诗作在这些文人雅士中是首屈一指的。虽然多数作品描写的是他们优越的生活和日常琐事，缺少真情实感、内容空洞，但西昆诗的艺术成就却是相当大的。杨亿主要师法李商隐，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如语言含蓄婉约、好用典故、诗词充满了香艳之感；笔法非常细腻，特别在描写物品上，在形式上达到了纯美之境。杨亿也写过一些咏史诗，借古喻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他的《汉武》诗，就是借汉武帝用尽方法寻求长生术，终究徒劳无益，难免一死的事情，实际上是对真宗求仙活动进行了讽喻。
杨亿在宋初的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所作的诗、词、文章被当时人纷纷传诵，竞相摹仿，而且西昆体对后来的宋代诗、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说李迪是“贤相”
李迪（971～1047），字复古，濮州（今山东鄄州）人。真宗、仁宗时期两度出任宰相，两度被罢。李迪为相正直敢言，不为利害祸福所动，与丁谓之徒势不两立，是宋初被人称颂的贤相之一。
当初，李迪步入仕途不久，真宗常常听说亳州盗贼猖獗，就命令李迪知毫州。到任之后，李迪明察暗访，摸清了敌情，又派遣骁勇善战的士兵擒贼，抓住盗贼之后，并斩首示众。不久，就平息了盗贼，亳州又是一片祥和、安宁之地了。李迪也曾多次劝谏真宗，有一次，真宗要在蝗旱的大灾之年大兴土木，李迪当面力谏，陈述利弊，真宗深深地信服了。还有一次，驻守陕西的边帅曹玮上疏，请求朝廷增兵固防，朝廷不同意增兵，他就辞了官职。真宗认为曹玮很懦怯，就问李迪：“有没有人可以代替曹玮？”李迪对陕西的驻兵和储粮情况十分熟悉，他给皇帝分析了当时的战势，又力陈曹玮谋略有余，非胆小之辈，并预言曹玮日后定能在边关大捷。皇帝觉得李迪言之有理，就向陕西增兵。后来，果如其言，曹玮打了胜仗。
李迪因与丁谓素来结怨而遭受排挤、迫害。虽然如此，他在皇帝面前仍旧据理力争，鞭挞丁谓擅权弄术，但皇帝听信谗言只将其贬至郓州。仁宗即位后，太后垂帘听政，丁谓得势，派人暗地里迫害李迪，几近致死。后来，王曾为相，丁谓垮台，李迪再次被起用。后又被吕夷简排挤陷害，再次罢相，贬官亳州。
元吴攻打延州时，宋军损失极为惨重，李迪请战，但仁宗不同意。李迪报国无门，积郁成疾，辞官告退，庆历七年（1047），他病逝家中。皇帝亲自为他篆碑：“遗直之碑”。
为什么说杜衍有“大臣之概”
宋真宗、仁宗时期，贤相辈出，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四人皆为当时贤相。
杜衍（928～1057），字世昌，山阴（浙江绍兴）人。祥符元年进士，初任平遥、干州的地方官，很有政绩。离任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依依不舍地送他到边境，无奈地感慨道：“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好太守啊？”后来，他以太常博士的身份提点河东路刑狱，依据事实平复了许多冤案。有一次，章献太后派遣使者安抚淮南，使者返回宫中后，章献太后先问杜衍的情况，使者把他的政绩报告给太后，太后听到后感叹地说道：“我知道这些已很久了。”
契丹与元吴在黄河之外交战，范仲淹安抚河东，欲要带兵跟从。杜衍认为不必带兵，他说：“契丹和元昊两国交战，肯定不会来侵扰我们的，我们的军队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妥。”范仲淹在皇帝面前，坚持己见，诋毁杜衍，而有大臣之概的杜衍并未因此与范仲淹结怨。
契丹人刘三嘏潜逃到朝廷避罪。很多大臣建议留下他并厚待他，以追问契丹的事情，连当时的谏官欧阳修也请求留下刘三嘏。皇帝征求杜衍的意见，杜衍缓缓地说：“中国历来以信守誓约而闻名天下，如果自己违背誓约，接纳叛国逃亡的人，这样不但毁了我们的名誉，并且这对朝廷是很不利的啊！何况刘三嘏还是契丹的近亲，他在此安身，定会招惹麻烦，并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早早遣送回契丹吧。”皇帝听从了杜衍的建议，将刘三嘏遣送回契丹。
杜衍为相，十分清廉，私产极少。他辞官后在南都居住了十几年，屋子十分简陋，出入随从仅仅有十几个人，他穿着也非常简朴，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为什么说晏殊为相“喜荐拔人物，乐善不倦”
大宋景德年间，江西临川出现了一位才识非凡的“神童”晏殊。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谥号“元献”，人们称他“晏元献”。仁宗时期，他曾数度出任宰相，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位少年得志的宰相之一。
晏殊小时候聪慧过人，七岁便能写得一手好文章。真宗景德元年（1004），当时任宰相的张知白安抚江南，发现了少年博学的晏殊，并且以神童的身份推荐给了朝廷。第二年，真宗殿取进士，小晏殊气度不凡、文章高妙、品性淳直，颇得真宗赏识，赐进士出身，伴在真宗身边。晏殊日益受到真宗的眷注，小小年纪便身居高位，担任要职。据说，真宗每当有头痛之事，就写在一块小纸上请教于他，足以看出真宗对他的器重。
晏殊不但自己做官，而且极喜荐拔人物，他所举者之人大多成就非凡，也证明了晏殊独具慧眼、善识贤才。
仁宗天圣五年，晏殊因用笏板击落随从牙齿，被贬官知宣州（今河南商丘）。到位之后，他大力兴办学校，还请了范仲淹教授学生。过了没多久，朝廷又将他召回做官，由于他很看重范仲淹的才识，就向朝廷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的仕途也由此开始，最终成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名相、一世之师。
晏殊一生喜荐拔人物，特别是他任宰相时期，更是利用朝廷重臣和文坛名士的有利身份，广揽天下有识之士，热情举荐、提携天下贤士，乐善不倦。因而“一时名士，多出其门”（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当时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富弼、欧阳修、韩琦……都得到了晏殊的大力提携。这些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还成了他的女婿。他们人人都成就非凡，范仲淹、富弼、韩琦都是当时被皇帝所倚重的贤相、名臣，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的一代文宗。仁宗对晏殊广揽贤士也十分高兴，认为人才会聚，国家才会治理得更好。而一些小人却妒忌晏殊，攻击他“胶固乱党”、“布满要路”。有一次，晏殊想提拔欧阳修做河北都转运，刚刚上奏皇帝，就遭到了谏官的反驳，他们要求将欧阳修留在朝廷，其实是害怕欧阳修担任要职，对他们不利。结果由于他们人多势众，欧阳修出任之事未被皇帝允许。
尽管在举荐、提拔人物时，屡遭挫败，但晏殊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仁宗庆历初年的改革，他是关键人物，因为新政重要人物的任用、提拔都与晏殊有很大的关系。一时间，天下名士会聚，聚合成了一股强劲的进步的政治势力，在新政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晏殊一生好贤，提携贤良众多，遍布台阁。欧阳修在为他写挽辞时道：“谋猷存二府，台阁遍诸生。”（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
宋仁宗时，韩琦为什么能“名重一时”
韩琦（1007～1075），字稚圭，相州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圣年间进士。仁宗时，任枢密副使、按抚使、枢密使等职，封仪国公。英宗即位后，封魏国公。神宗时，又官拜司空兼侍中。韩琦执政三世，两朝顾命，在立英宗、神宗两代皇帝的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韩琦以学士身份亲临边疆处理事务，年纪刚刚三十，天下之人都尊称他为“韩公”。他曾经与范仲淹共事，商讨防御西夏入侵的计策，时称“韩范”。在仁宗朝，为朝廷做了许多事，因而“名重一时”。
韩琦在任右司谏期间，敢于说话，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的宰相王曾说韩琦的谏言“切而不迂”，是说韩琦的话恳切而不迂腐。韩琦听到王曾的话后，更加自信。当时益、利两地闹饥荒，韩琦以体量安抚使的身份前去慰问，驱除贪官污吏，淘汰多余官员几百人，使一百九十万的饥民存活下来。
此后不久，韩琦升任枢密直学士，夏竦为副手。元吴谋反，占领了镇戍。韩琦在自己比较了解西北边境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攻守两个方案，并上奏朝廷。仁宗看过之后准备启用进攻策略，而许多大臣都不赞同。这时韩琦说：“元昊即使倾尽西夏一国之力，也只不过四五万人。如果我们让宋军分路进攻，说不定会碰上强敌，到时会因兵力不支而败。倘若所有的军队一起行进，趁着敌人攻城胜利之后存在的骄傲轻敌的心理，一鼓作气，一定能够大败西夏军。”于是朝廷就下诏令驻扎在鄜延、泾原的宋军一同出征。过了不久，元昊请求和解。细心的韩琦说：“没有盟约就来求和，这其中一定有诈。”就下令所有将士戒严，不可掉以轻心，西夏军果然在山外进犯。韩琦将军队交给大将任福，并命令他从怀远城出发到德胜寨，从敌军后方攻击敌人。如果不能战胜，就占据险要的地理位置，埋伏下来，切断敌军退路。任福临出发时，韩琦告诫再三，后来又传送檄文重申约定，说如有违背，即使打了胜仗，也要杀头。但是在两兵交战的过程中，任福还是被西夏军引诱，宋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全军覆没。虽然这次战争宋军失败，但责任不在韩琦，相反，韩琦在这次战役中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只是由于用人不当才造成失败。
韩琦与范仲淹呆在兵营，时间长了，声名大振，人心归顺。二人合力夺取横山，谋取河南。这时元昊向大宋称臣，韩琦也被召为枢密副使。后来元昊又凭借着契丹的支持，强行向宋朝索要钱财物品，贪得无厌。宰相晏殊怕战事再起，处处迁就元昊。韩琦认为宋朝廷不应该这么做，还罗列了朝廷中应该先采取的七项措施，如实行清政、招揽人才、收拢民心等，仁宗对此全部采纳。后来韩琦又扫平群盗，淘汰军营之中年老体弱者，讨回敌方所侵占的土地。接着又提出了对付西北边防的四项政策，主张“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韩琦的这些策略对于西北防御事务起了指导作用。
欧阳修曾称赞韩琦说：“临大事，决大议，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去世时六十八岁，谥号“忠献”，赠尚书令之职。
宋神宗时韩琦有何建言韩琦为官敢于直言，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仁宗说韩琦“性直”，王曾也曾说韩琦的话恳切但不迂腐。韩琦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神宗朝时也有许多建言。
契丹请求宋朝割代以北的土地，这时韩琦上疏给神宗，奏疏中说：据我观察，这几年来朝廷办事，很少考虑边境敌方。而敌国看到这种情况，心生疑虑，认为我宋朝在计划怎样收复燕南土地，所以他们就持先发制人的想法，挑起事端。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疑惑，原因有七个：高丽在北方向我北宋称臣，已经很久不来朝贡了，我们用商船引诱让高丽前来朝贡，契丹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认为北宋有什么计谋；强行夺取吐蕃的土地创建熙河，也会让契丹以为宋朝另有图谋；在西山上栽种大片榆树和柳树，希望树长的高大茂密以阻止骑兵；创立保甲制；建城池，筑高墙；发明弓和刀的新式样，大造战车；在河北设三十七个将领。契丹向来是北宋的敌国，因此起疑心，他们是不得不这样的。
接着，韩琦又指出要对外平定四方，首先必须治国安邦。而当时由于实行新政，主张新政的一派认为要从根本上治国，首先就是要聚敛财物，在百姓中大量征兵。这一错误的认识导致新政派采取的措施不当，实行青苗法、募役法，并且经常更改具体施行办法，让农民无心耕种，商人无法经商，连官吏都茫然不知所措，举国上下怨声载道。韩琦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新政派的错误主张。
这样韩琦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契丹求割地的两个原因：一是朝廷做事使契丹产生疑虑；二是新政使宋朝人心动摇，怨声载道，以致不能齐心对外。
同时，韩琦在奏疏最后提出了应对契丹的策略。他认为应当派使者到契丹，详细说明朝廷所做的事都属于治理国家的正常举措，并没有别的意图；边界仍按以前的约定不变；劝说契丹不要再生事端，别破坏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当然，以上只是韩琦提出的权宜之计。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爱惜民力，任用贤能之人，远离奸邪小人，这样定会使百姓顺服，边地军备充足。如果敌国毁约，宋朝也可凭借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收复失地。这也是韩琦在边境防御问题上“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处理宋与契丹关系上，富弼有何重要贡献富弼（1004～1083），字彦国，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是晏殊的女婿。仁宗时制科出身，任将作临丞，逐渐升直集贤院、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庆历二年（1042），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曾与范仲淹一起推行“庆历新政”，但因怕流言中伤，主动请求安抚河北。后来，富弼与文彦博同时拜相。英宗时，富弼为枢密使，封祁国公，又进封郑国公，因与王安石不和，出知河南，辞职后仍关心朝廷大事。
富弼曾奉使几次出使契丹，在处理宋与契丹的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彦博仁宗时，契丹在宋朝边境上驻扎军队，并派使臣萧英、刘六符到宋朝，请求割关南十县土地给契丹。宋朝廷中无人愿意接见契丹使臣，这时吕夷简就举荐说富弼可以担当此任。在接见中，富弼与契丹使臣萧英开怀畅谈，萧英很高兴，就偷偷地将契丹主想要什么告诉了富弼，并对富弼说：“如果宋朝廷认为可以，就答应，如果认为不行，就可以另用别的办法搪塞过去”。富弼把这些话详细上报仁宗，仁宗只允许增加给契丹的岁币，并与契丹联姻。
后来，富弼奉旨出使契丹。在面见契丹主时，他询问契丹要求割关南土地的原因。契丹主说是因为宋朝违反两国约定，堵塞雁门关，增加堤防的蓄水量，修治护城壕，增加军队人数。契丹还狂妄地说，“如果契丹请求割地不成功，就要举兵南下，攻打宋朝。”富弼也毫不示弱地回应说：“当初的澶渊之役，如果不是宋朝放过契丹军，那么契丹士兵就不会有活着回去的。现在宋朝有广阔的土地，数百万人的军队，并且朝廷法令严明，万众一心。如果契丹再要攻打宋朝，胜算的可能性很小，即便侥幸取胜，也会伤亡惨重。还不如两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宋朝每年送岁币给契丹。”契丹主听后，点头称是。富弼还向契丹主解释了宋朝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御元昊；修治护城壕，补充军队缺员等都属于国家的正常建设，没有违背两国约定。
第二天，契丹主邀请富弼一同打猎，又提及割地的事。富弼反复陈述说这样不行，又说：“契丹如果以得到关南土地为荣，那么宋朝一定会认为割让关南土地给契丹是一种耻辱，两国既然是友好国家，哪能让一国光荣，另一国受侮辱呢？”契丹主听后很受感动。
等到富弼再一次出使契丹时，契丹主答应宋朝增加给契丹的岁币，不再提割地的事。但宋朝向契丹送岁币必须说“献”或“纳”，富弼听后非常气愤，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尽管最终宋朝还是用了“纳”字，但富弼当时的做法还是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不辱使命。
富弼几次出使契丹劝和，避免了战争的爆发，在维持宋与契丹友好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说文彦博历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文彦博（1000～1092），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天圣年间进士，始任翼城知县，后来升为殿中侍御史。因为镇压贝州王则起义，当上宰相。任相期间，与庞籍商议裁减冗兵之事，卓有成效。又先后出制河南、大名、太原等州府，封潞国公。英宗时，任枢密使。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判河阳。文彦博在职有五十年，历任四朝，很有威望。
宋夏战争爆发后，文彦博向皇帝指出当时将权不专，军法不严的弊病，并得到仁宗的称赞和采纳。后来宋将刘平在与西夏作战中，被西夏军俘虏。黄德和趁机用金带买通了刘平的奴仆，诬陷说刘平向西夏投降了。刘平一家二百多人也因此全部被关押大牢，等候处置。朝廷命文彦博处理此案。文彦博经过仔细审查，终于查出了案情的真相。这时，黄德和的同党就声援黄德和，并请朝廷另派官员审理此案。文彦博坚决反对黄德和同党的做法，在朝廷派遣的官员到来之前，就将黄德和和被买通的刘平的奴仆一同处死。由此可见文彦博执法从严、行事果断的处事风格。
至和三年（1056），仁宗皇帝上朝时突然发病，被扶入寝宫休息。文彦博非常担心皇上的身体，就召来服侍皇上的宦官史志聪，询问皇上的病情，但史志聪说这是宫中的秘密，不可随便乱说。文彦博听后大怒，呵叱道：“你们这些人出入宫中禁地，却不让宰相知道天子的起居状况，这是什么意思？从现在开始，皇上的病情一定要如实禀告，如有不从，就军法处置。”还与大臣刘沆、富弼等人在大殿内留宿守候。史志聪对文彦博说：“以前没有大臣在大殿留宿的例子”，文彦博质问道：“这是议论有无先例的时候吗？”史志聪无言以对。开封府知府王素半夜来敲宫门，文彦博没让他进。等到第二天早上，王素说有禁卫兵告发都虞侯要谋反。听后刘沆就要逮捕都虞侯，而文彦博却召见都指挥使许怀德，仔细询问了都虞侯的情况。许怀德将都虞侯的情况告诉了文彦博，并自愿担保说都虞侯不会叛乱。文彦博当机立断，说：“这样看来，一定是这个士兵与都虞侯有仇，所以就诬陷都虞侯。既然这样就应当将这个士兵斩首，以此稳定众人之心”。于是就把后面的事交给刘沆处理，刘沆将诬陷都虞侯的士兵斩首，全国上下，人心大定。等到仁宗病好之后，文彦博等人才搬回各自的府第就寝。在仁宗生病期间，国家的安定很让人担忧，多亏了文彦博、富弼二人主持朝政，才维护了社稷的安宁。
文彦博继承父亲文洎的遗志，修理整治了唐朝时期的运输河道，增加了麟州的军饷储备。为相期间，文彦博曾与枢密使庞籍商议裁减冗兵八万人。朝中议论纷纷，担心这些人聚众谋反，皇上也有相同的疑虑。文彦博说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国家财政非常紧张，入不敷出，并说如果有什么不测，愿意以死谢罪。但在这项政策实施以后，被裁减的士兵都平静地回到家中，没有什么事发生。文彦博的这个措施节省了朝廷军费开支，意义重大。
作为一代名臣，文彦博声名远播，契丹使臣远远地看见文彦博，脸立刻都变了颜色，说文彦博是“天下异人”，羌族的首领温溪心也将心爱的名马赠送给文彦博，可见他们对文彦博的敬重程度之深。文彦博去世时九十二岁，追赠太师之职，谥号“忠烈”。
第四十七章
范仲淹诗、词、文成就如何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写得很出色，有《范文正公集》。虽然流传下来的篇数不多，但思想性强，感情深厚，富于感染力。
范仲淹的诗《江上渔者》，只有短短的四句，但作者巧妙运用对比，突出反映了渔民的疾苦。他的诗句“身甘一枝巢”，“富贵非我望”，反映出范仲淹对生活要求极为简单，能解决温饱就足够了，富贵对他来说乃是身外之物。
在范仲淹的词作中，《苏幕遮》十分引人注目。首句“碧云天，黄叶地”被元代王实甫化用在《西厢记》中，结句“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更是被广泛传颂。作者用哀婉缠绵的笔触，采用秋天凄美景色作映衬，深刻地描绘出羁旅行人的相思之情。另一首词《御街行》充满柔情，也是此类作品。宝元三年（1040），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抗击西夏。四年的军旅生活，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增加了他的人生感受，这集中体现在《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上阙写广漠萧瑟的边地风光，下阙客观地反映战士戍边生活的艰苦和久戍边关的思乡之情，抒写报国立功之志。词风悲凉苍劲，独树一帜，开拓了宋词新的审美境界，也打开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
范仲淹最为人称道的是散文《岳阳楼记》。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是为劝勉好友滕宗谅而作的，也是范仲淹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的集中体现。全篇先叙写创作缘由，点出“谪”这一关键字。而后写景，极写登楼之所见，既有细笔勾勒，又有浓墨渲染，对景致的刻画栩栩如生，接着写面对如此美好景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劝勉滕宗谅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处处以国家前途为重，从而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这既是范仲淹伟大人格的写照，也成为后代仁人志士用以自勉的格言。全文结构精巧，骈散结合，藻饰华美，颇具诗的韵味，被当时的古文家尹洙评为古文的“传奇体”。
“阎罗包老”说的是谁所谓“阎罗包老”是指北宋的包拯。
包拯（999～1062），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天圣（1023）进士。他早年因父母老迈坚决不做官，等父母去世后才出任地方官。先后做过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又知江宁（今江苏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等职。特别是在开封府任职时，他执法严峻、平冤狱、抑豪强，当时的贵戚宦官对他无不惮惧，把他比作“阎罗”，在京城内传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老百姓也称赞他的清廉，连妇女和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包待制”。
包拯是封建社会中有名的清官，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史书也多有记载。他在做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知县时，有一个人前来告状，说自己家养的牛被人偷割了舌头。包拯说：“你只管回去，把牛杀了吃。”时隔不久，又有一人前来告状，说牛的主人在家私自杀牛，包拯说：“为什么割断了牛的舌头又来告牛主人的状呢？”这个盗贼听了这话非常惊讶又十分叹服。
包拯虽做了大官，但衣服、日用、饮食和平民时一样简朴，为官也清廉。他在端州（今广东高要）为官，端砚非常有名，以前的官员往往借向朝廷贡奉之机向民间搜刮十倍于进贡所需的砚台，以便拿去巴结权贵，然而包拯除了完成进贡数目外，再无所取。他在临死前交待后人说：“后世子孙当官者，如果贪赃犯罪，不能让他回本家来；他死后也不允许把他埋进祖宗的坟地。如果有人不按我的意愿做，那么他就不是我的子孙。”从这里可见其为人，“阎罗包老”的称呼还是较为恰当的。
唐介因何被士大夫赞为“真御史”
唐介（1010～1069），字子方，江陵（今湖北江陵）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有人借钱给他赌博，他没要。擢第以后，历任平江令、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等职。他为人正直敢言，许多人都很怕他，每当他论及官吏缺失的时候，其他官员都安静地望着他，看他的风彩。在他任殿中侍御史一职的时候，启圣院制造了一辆龙凤车，皇宫大内拿出珠宝玉石给车子做修饰之物。唐介知道后说：“这是太宗神御所在之处，不可喧闹亵渎它；后宫里这些奇珍异宝浮靡的东西，不应该超过规定限制。”因此，给龙凤车加修饰的诏书立即被废除，官员张尧佐一下子被授予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唐介与包拯、吴奎等据理力争，又请中丞王举正留文武百官在朝廷上论争，张尧佐终于被罢去二使。不久，张尧佐再次被授予宣徽使、知河阳县。唐介知道这个消息后，对其他官员说：“这是要给张尧佐宣徽使一职，却假以河阳令作为名目罢了。”在其他官员都不出来反对的情况下，唐介挺身而出，一人抗议。宋仁宗不听，并告诉他说：“这是中书省的任命。”于是，唐介转而弹劾宰相文彦博，说文彦博未做宰相之前每天拿金银珠宝，通过太监送到后宫嫔妃手中，以求执政；现在他这么重用张尧佐，更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请皇上罢免文彦博而重用富弼为宰相。同时，谏官吴奎也弹劾文彦博，话语非常恳切率直。仁宗听了大怒，将唐介的奏折未看退回，并说打算将唐介贬往远地。唐介不但不惧反而说道：“臣忠心耿耿，义愤所激，就是被鼎镬煮了也不怕，难道还会对被贬有所推辞吗？”仁宗急忙召集人告诉唐介说：“你直言论事是你的职责，但你说文彦博是借助嫔妃的关系做了宰相，这从何说起呢？宰相的任用是有司决定的，你怎么能干预？”当时文彦博也在眼前，唐介责问他说：“文彦博应该自己反省，如果有这样的事，不可隐瞒。”结果文彦博磕头谢罪不已，仁宗怒气更盛，贬唐介为春州（今广东阳春）别驾，王举正为他说情，仁宗第二天命改置英州（今广东英德），并罢去文彦博相位，吴奎也得到重用。仁宗又担心唐介在路上死去，自己会担上杀直臣的罪名，就命中使护从唐介去英州。因为这件事，朝野都称赞唐介的直名，梅尧臣、李师中还专门做诗来赞美他，由此唐介“直声动天下”，士大夫说到真御史，一定说“唐子方”，而不敢称“唐介”这一名字。
欧阳修在史学、文学等方面有何贡献欧阳修在从政方面有很多建树，但他在史学、文学两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
宋朝自创建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文章体式仍旧延续着五代时的风气。这种五代余习的显著特点就是：精雕细刻，讲究对仗、对偶，文风绮靡不振。受这种风气影响，士子们做出来的文章都词气卑弱。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有心改变这种风气来振作士气，但是成就都不大。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奉召知贡举，当时的士子们依旧崇尚五代这种险怪奇涩的文章，并把这种文章风格称为“太学体”，欧阳修对这种文风坚决予以痛斥和压制，凡是做“太学体”这种文章的士子，都被罢黜。事后，先前那些气焰嚣张的轻薄之徒在欧阳修出来的时候，围住欧阳修的马头聚众闹事，结果就连街上巡逻的吏卒也无法平息这种骚乱。尽管如此，“太学体”还是被抵制下去了，五代以来的文风由此发生了改变。
欧阳修在随（今湖北随县）游览的时候，曾经得到一本唐韩愈的遗稿，读了之后对韩愈十分仰慕。他精心钻研韩愈的文章，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并下定决心一定要赶上韩愈，取得和韩愈古文运动一样伟大的成就。欧阳修写出来的文章具有自然天成、繁简合度的风格。他使用的语言简练明朗，平实而又畅达，在援引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常常能传达出人生的至理，所以能够打动人心。这种成就是别人难以达到的，所以天下的读书人都尊他为师，向他学习。
欧阳修还对史学有浓厚兴趣。史书载，凡是周代、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他都有所收集。他经常钻研它们，把成果和心得写在《集古录》一书中。此外，在做翰林学士时，欧阳修还奉诏撰写《唐书》，他执笔《唐书》的纪、志表等部分，并且还写了《五代史记》一书。他写的史书具有“法严词约”，与《春秋》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
苏轼对欧阳修很是敬重，他在文章里谈到了欧阳修在史学、文学两方面的成就，他说道：“欧阳修在谈论大道这方面就像韩愈，在论事方面就像陆贽，记事方面如同汉代司马迁，而他做的诗赋成就如同李白。”
作《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有何政绩与才能蔡襄（1012～1067），字君谟，是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举进士后，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等职。范仲淹被贬后，余靖上疏营救，尹洙请求有司将他与范仲淹一同贬往外地，欧阳修也写信责怪当时的司谏高若讷，说高若讷不知羞耻，这三人因此都被贬。蔡襄有感此事，作《四贤一不肖诗》，京都的人士都争相传写，卖书的人把这首诗拿到集市上去卖，还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当时恰好契丹的使者也在此地，这个使者也买了这首诗并带回了契丹，把诗陈列在幽州（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馆里。
蔡襄博学多才，他的书法是当时第一，宋仁宗特别喜欢他的字，曾经让蔡襄写过他自己作的《元舅陇西王碑》一文。后来，仁宗还诏令蔡襄写《温成后父碑》，蔡襄认为这是越职，没有奉诏。
蔡襄书法第一，人品也为人称道。《四贤一不肖诗》已表现出他正直敢言的一面，他对朋友也是讲究信义的，他的朋友如果死了，他就会不吃酒肉表示哀悼。蔡襄曾与朋友们在会灵东园饮酒，有一个人不小心射出箭来并误伤了人，这个人慌乱中指出是蔡襄所射。过几天，皇帝问蔡襄是否有这件事，蔡襄再三表示愧意和道歉，始终不曾为自己辩解一句。
蔡襄为政期间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庆历三年（1043），仁宗更用辅相，亲自提拔了余靖、欧阳修及王素等人为谏官，这三人同时荐举蔡襄，仁宗命蔡襄知谏院。当时国内正有旱蝗、日食和地震等灾异现象出现，蔡襄上疏说：“灾害的到来，都是因为人事方面做得不好。数年以来，这种天戒屡屡到来。推究这种灾害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君臣上下都有缺失。陛下的缺失之处在于号令不被百姓信服，恩泽没有施及百姓身上，而大臣们的缺失之处却在于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和谋略来矫正时弊，也未能尽到自己作为臣子的忠诚和职责。朝廷有不好的政策却不能矫正，百姓有疾苦而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陛下处理事情宽仁而不能决断，大臣们明哲保身而不能斥离佞臣，这些都是臣子们的罪过。”这个奏疏一出，所有的人都心生畏惧，蔡襄因而被召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一职。
在此期间，蔡襄在政治方面又有建树，保州（今河北保定）一带兵卒发生动乱，事后这些兵卒推出十几个懦弱胆小的人出来算作首恶，并把这十几个人杀了来求朝廷招抚。蔡襄提议道：“天下有兵百万，如果没有诛杀决断这样的命令，一定会成为兵卒们骄傲轻慢以至形成暴乱的祸源。今天保州的兵卒杀官吏，关闭了城门，不去讨伐他们，反而还要招安他们，不是要被所有人嘲笑吗？我恳求朝廷把这些兵卒召进城中，全部杀掉。”朝廷听从了蔡襄的建议。
蔡襄任知制诰一职的时候，三御史提议梁适应当罢官，蔡襄不同意。此后，每当有司部门在授予官职时有不恰当的地方，蔡襄都不写诏书。因此，皇帝对他更加礼遇，赐他母亲凤冠霞帔，又亲笔写下“君谟”二字派人给他送去表示恩宠，迁蔡襄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蔡襄精于吏事，谈笑之间就能明断是非，揭发奸邪隐秘之事，所以官吏们都不敢对他有任何欺瞒。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后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英宗时拜为端明殿学士。卒后朝廷赠吏部侍郎一职。因为有这些功绩，所以史臣评价说，蔡襄、王素、余靖都是昭陵贤御史。
仁宗、英宗时王安石有何建言与事迹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从小就酷爱读书，写的文章，读过的人都说精妙。曾巩把他的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也对他十分称赞。
王安石文章写得好，思想也常能出新，有志于矫世变俗，为此他曾上万言书，内容大致为：如今天下财力日益匮乏，民风民俗也日趋败坏，原因就在于朝廷没有创建法度，没有实行王安石先王的政策。实行先王的政策，就是实行先王政策的思想，那么我们实行变法改革就不至于惊世骇俗了。我恳请陛下能废除那些因循守旧的弊政，实行新法以跟上时代的变化。以后王安石登上相位实行的新法，思想依据都源于此书。
不久，王安石入直集贤院，在此以前，他一直拒绝做官，士大夫们以为他无意仕途，都想结识他，朝廷每次想要给他官做，也都担心他不接受。入直集贤院的第二年，朝廷任他做同修起居注，王安石又推辞了许多天才肯接受。不久，朝廷命王安石掌知制诰一职，负责纠察在京城中的所有刑狱，这以后他才不再辞官了。在此期间，他接手一个案子，一个少年得到一只斗鹑，被他同伴抢去，这个少年情急之下杀死了这个同伴。开封府判处这个少年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法律，这个被杀的人因为少年不给他斗鹑就动手抢去，属于强盗行为，少年追上去把他杀死，属于捕盗行为，因此即使死了人也不应判少年的罪。”王安石据此纠劾府司失职，府官不服，提出上诉，结果审刑、大理都认为府官判断的对，朝廷让王安石道歉，王安石认为自己无罪，坚决不肯。当时又有诏令说舍人院不能申请涂改文字，王安石争辩说：“如果像这样审理的话，那么舍人就不能再实行他的职权了，一切都得听从大臣的意思去做，立法不应该这样。如今懦弱的大臣不敢坚守陛下的法度，有权势的大臣则拿陛下的旨意任意下达命令，谏官、御史都不敢违逆这些大臣的意思，这种状况，实在令臣忧虑恐惧。”这番话语都是针对执政大臣而言的，王安石由此得罪了权贵，正赶上为母守丧，王安石辞官，整个英宗朝，王安石虽几次被召用，但屡辞不就。
什么叫新学新学，也称荆公新学。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后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的三年时间里，着有《淮南杂说》一书史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着《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王介甫临川集》）。这句评价已把王安石的《淮南杂说》与一代大儒孟子相提并论了。这是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开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1067）间，王安石居丧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在那里聚徒讲学。后来推行新政时，王安石与吕惠卿、王雱等人重新训释《诗》、《书》、《周礼》，先儒们所做的传注一概废而不用，终于在熙宁八年（1075）完成了《三经新义》，这部《三经新义》在学官中颂行，学官和士子们为了登科都不敢不用。《三经新义》的颁行标志着王安石学派的完成，当时称为新学，从此新学大行，不久即成为宋学中的最大学派。王安石后来被封荆国公，史称王荆公，因此他的新学也称荆公新学。
沈遘、沈辽、沈括各有什么特长沈遘、沈辽与沈括被合称为“沈氏三先生”。
沈遘（1028～1067），字文通，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为人博学通达，善于吏治，所到之处，令行禁止。百姓有因为贫穷而不能给亲人下葬的，沈遘给他们公钱办理丧事。他还帮几百个孤苦零丁的女子找了婆家，如果有人逼良家子弟作了倡优，沈遘就会派人把这些良家子弟夺回来，再还给他们的父母。沈遘待手下人十分仁慈，这些手下都愿意竭尽全力为他做事，闾巷里的是是非非，无论事情大小都能被沈遘的人了解到，所以一旦有案子出现，沈遘往往能当机立断。
沈辽（1032～1085），是沈遘的弟弟。沈辽在年幼时就挺拔不群，长大后爱好读书，并广泛结交朋友，为人不喜进取傲睨一世。他的文章自成一家，志趣高远，不同流俗。王安石过去很赏识他，曾给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两句，表达了对沈辽诗风的赞赏。后来，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沈辽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友情就日益生疏了。
沈辽在做地方官时，留连山水，更加傲睨人世，曾在齐山上建了房子。并起名“云巢”，许多好事的人都去游玩过。到了晚年，沈辽对自己不羁的生平很是后悔，改去了年轻时的所有陋习，杜门谢客，就连笔砚也终日染上灰尘。偶尔，沈辽还会作篇文章，雄奇峭丽，人们评价很高，但更善于写诗，当时曾巩、苏轼、黄庭坚都与他唱酬往来。
沈括（1031～1095），是沈遘的堂弟。多年辗转四方，担任地方低级官吏。虽然职位低微，沈括还是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在沭阳主簿任上，沈括整治了该县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使危害多年的沭水得到治理，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嘉祐八年（1063），沈括进士及第，除扬州司理参军。熙宁五年（1072），任太子中允、检正刑房公事的沈括又被任命为兼提举司天监，主持司天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任用卫朴编修了新历《奉元历》；在对天文仪器作了系统的研究后，又写出了《浑仪》、《浮漏》、《景表》等三篇论文，建议制造更精确的浑仪、浮漏和圭表，并于熙宁七年完成这些仪器的制造。
沈括还参与了王安石新法的系列活动，汴河水利就是沈括负责的项目之一，他通过实地考察，从治汴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说明了治汴工程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变法。此外，他还在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兼提举该路保甲时，就兴修防御设施、推行保甲法等问题提出过三十一项建议。沈括在熙宁七年九月受命兼管军器监，在近两年时间里，军器监生产的兵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提高，还重订了《九军阵法》，编成《修城法式条约》等。
沈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博闻强识，对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方面无所不通。他的著作很多，今存《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苏沈良方》以及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原有四十一卷，仅存十九卷）等。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将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形式写下的不朽著作，现存《梦溪笔谈》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门，分类系事，考辨精邃，共有六百零九条。它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而且是一部科技史资料汇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在史学、文学方面有何重要贡献司马光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在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编写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三百多万字，共分二百九十四卷，考异目录各三十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代五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跨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它网罗了众家之长，包括正史、别史、杂史三百多种，取材的广泛性是任何一部史书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但记载了政治史，还涉及到了经济、文化、天文等等，史料翔实，叙事客观准确，文字朴实生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书的编纂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开始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结束，历时十九年，可以说凝聚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在司马光领导下集体编写而成的。早在熙宁三年（1070）他还在京城时，就举荐了范祖禹同修；后来他退居洛阳，又聘请了刘恕、刘攽参预此事。他们分工合作，草拟初稿，最后由司马光定夺成篇。在编纂之前，他们还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就是先作从目，然后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勒定成书。这样的修史方法，既保证了全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保证了它在政治观点上的一致性。
修撰这样一部巨著，作为主编，工作量本来就大，加上司马光为人又谨慎细致，精益求精，因此工作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到了五更初，挑灯再干。相传，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贪睡，他专门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警枕”，入睡后只要稍稍一动，“警枕”就会翻滚，人也马上就醒了。他用这种方法提醒自己要珍惜每一寸时光，经过十几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他们终于在元丰七年十一月完成了这部巨著，这时的司马光已经累得发白齿落，完全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了。
司马光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的散文不事华藻、朴素通畅却能够寓情于辞、言之有物；诗歌则平实流畅，通俗易懂，也能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实。
为什么说吕公着是“守成之良相”
吕公着（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吕蒙正、父亲吕夷简都官至宰相。吕公着从小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所以父亲吕夷简大胆预言公着“他日必为公辅”。他通判颍州（今安徽富阳）时，得到了欧阳修的器重，不仅与他结为讲学之友，还向朝廷推荐他和王安石一起担任了谏官。后来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他中国有哪些有学行的士人，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吕公着。仁宗也对吕公着的恬退精神非常赞赏，任命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即位后，又加龙图阁直学士。后来英宗要追崇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有人就建议称“皇伯考”，吕公着进言表示反对，但是英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又贬斥了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吕诲等人。吕公着一气之下，坚决请求外放，英宗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南）。
神宗熙宁初年，吕公着知开封府。夏秋时节，大雨成灾，京城又发生了地震。他借机上疏，提醒神宗要提高警惕，认为只有君臣上下一心，才可以消除灾害；作为君主不能偏信独断、不能以先人之语为主，这样才能远离小人。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他极力反对；后来神宗要任用吕惠卿为御史，他又对神宗说：“吕惠卿确实有才，可是他是一个奸邪小人，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重用呢？”王安石本就生他的气，这次火上浇油，于是很快就把他贬到颍州。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派使臣迎接吕公着回朝。他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注意修德以安定百姓，而修德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即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请求增加谏官，广开言路。终于在元祐元年（1068），他升任宰相，与司马光一起辅政，废除新法。司马光去世后，他继续推行司马光的政策，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可专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出题也不准涉及佛学内容，并恢复了贤良方正科。
元祐三年，吕公着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只有四个人享受过这一殊荣，吕公着和他父亲吕夷简都位列其中。次年二月，吕公着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哭着对大臣们说：“国家真是不幸啊，司马相公已经过世了，现在连吕相公也去了！”非常悲伤。哲宗亲临赐奠，追赠他为太师、申国公，定谥号为“正献”。与司马光一样，吕公着身后也受到了党争风波的影响，哲宗绍圣初，他被削谥、毁碑，徽宗时也被列入了“元祐奸党碑”，直到南宋初年才得以平反。
在文学方面，苏轼有什么重要成就和贡献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大家，他才气横溢，在散文、诗、词等文体的创作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全才。一代文坛盟主欧阳修在他刚刚崭露头角时就断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宋神宗也曾称赞他是“天下奇才”。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在散文上用功最勤，成就最大。他现存各种体裁的散文四千多篇，大致可以分为议论文、记叙文、杂着几类。议论文中最重要的是史论和政论，如《思治论》、《六国论》、《教战守策》等。这种评史议政性质的文章，大都语言明快，气势雄浑，说理透彻，他尤其善于运用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深刻的哲理。记叙文包括碑传文、山水记等。他的碑传文善于运用描写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和细节刻画其个性，以《方山子传》为代表；山水游记除了描写景物和叙事抒情外，还特别喜欢议论，阐发哲理，名作如《喜雨亭记》、《石钟山记》等都是如此，而其中最著名的是《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两篇赋不仅抒发了作者的人生哲学，而且语言优美，富于诗情画意，不愧是宋代文赋中最出色的作品。除了议论文和记叙文外，书札、序跋和杂文，在苏轼的散文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类作品或记友情，或写抱负，都能夹叙夹议，挥洒自如，充分表现出了作者的个性和风趣。
在艺术上，苏轼的散文在前辈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和开拓。他的散文豪放自然、气势纵横，艺术手法多变，往往突破固定格局，使情景事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以议论见长，而且常常向思辨化的最高层次升华，尤其善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可以这样说，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除了以散文著称，苏轼也是一位博采众长、别开生面的大诗人。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敢于用诗歌来揭露时弊，在现存的二千七百多首诗中，社会政治诗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乌台诗案”以后，他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诗歌创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充分吸取了前代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的不同风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融豪放、雄浑、清新、典雅、婉约、朴实、幽默于一炉。他用诗歌来抒发对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的关心，用诗来表现山水风光的优美，用诗来表达对亲朋好友的深情厚谊。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是苏诗非常突出的艺术特色，在《百步洪》一诗中，他连用了七个比喻来形容水势的磅礴，奇思妙想，生动形象。在诗歌史上，苏轼是继李白、杜甫后的又一个高峰。
在词的创作上，苏轼以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来填词，在柳永发展长调慢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词的意境，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打破了“词言情”传统，开创了豪放的词风。苏轼用词来说爱言情、怀古、咏史、说理、谈禅，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什么叫蜀学宋代儒学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少派别，除了理学外，王安石创立的“新学”，以苏轼、苏辙兄弟为代表的蜀学都对当时或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学不仅与新学对峙，也曾经与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在宋代儒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蜀学的创立者是苏洵，完成者则是苏轼、苏辙兄弟。因为苏氏父子是蜀眉山人，因此这个学派被称为“蜀学”。嘉事占元年（1056），苏氏父子三人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次年，苏轼、苏辙中进士，蜀学才开始逐渐形成，苏洵着《六经论》阐述了他的观点。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临终前嘱咐苏辙继续完成《易传》。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到黄州，以后的几年中，苏辙也把所著的部分《易解》寄给兄长，可以说这部《易传》是苏氏父子三人的合作，也标志着蜀学学派的基本完成。除了《易传》外，苏轼还着有《论语说》，苏辙还有《老子解》、《孟子解》、《诗集传》、《春秋集解》等儒学著作。
三苏虽然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但他们却都认为为学最深处在于性命之学、经世之学，而“杂”是蜀学最突出的特点。他们公开接受佛学的影响，也讲求道教方术，三教合一的宗旨在他们的学说中体现得很明显，他们的理论中甚至还包括了纵横家的思想，思想成分十分驳杂。
高宗初即位时，李纲对军民大政有何建言及规划宋高宗即位后，任命了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但是他认为这两个人声望不高，于是又拜李纲为右相。这个任命遭到了御史中丞颜岐和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的反对。颜岐连续五次上奏章，他认为金人非常厌恶李纲，应该趁他还未到任把他罢免，高宗冷冷地反驳他：“恐怕朕做皇帝，也不是金人愿意看到的吧！”一句话使颜岐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退。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刚刚到任就向高宗上了十议书，提出了一系列抗金立国的建议：整顿朝政，维护朝廷纲纪；严惩叛徒，表彰忠臣烈士，以整顿士风；在对待金人入侵的问题上，一定要首先使自己强大起来，坚决抵抗金人的进攻，不能只想着乞和，投降卖国；要加强河北、河东地区的防务；要积极组织民间的武装力量，参加抗金斗争；要重视人才；修城池，整军器，造战船，加强军纪；严惩张邦昌等叛贼；反对迁都到建康等。他积极支持两河地区人民的抗金活动，筹划设置了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向高宗推荐了张所、傅亮，于是高宗封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北经制副使，又任命老将宗泽为开封府知府。他认为只要上下一心，就一定能够报仇雪耻。经过李纲的苦心经营，南宋政局逐渐稳定下来。
张浚为何使“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
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中居首功，高宗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张浚认为川陕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家应该从川陕开始加强治理，于是高宗又任命他为川陕宣抚制置使，并给予他先斩后奏的权力。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张浚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设立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开始经营川陕。他体察民情，罢斥奸吏，整顿军政，很快改变了当地各路军队彼此排斥、不肯相互援助的混乱状态，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局面也为之一新，但是后来由于他指挥失误，导致在与金兵的作战中大败，陕西的大部分地区都被金军占领。张浚痛定思痛，重用善于理财的刘子羽、长于作战的吴玠等贤才，又接受了刘子羽的建议，决定确保四川。他深入部队，自我检讨，逐渐安定了军心，使宋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恢复。金军统帅粘罕病危时，曾嘱咐部下，自从我进入中国，还从没有人敢阻挡，只有张浚能够与我对抗，我活着的时候，都无法攻取四川，我死了以后，你们更应该放弃攻打四川的念头。但兀术却不服气，在绍兴元年（1130）十月大举进攻和尚原，被吴玠痛击，大败而逃。川陕战局终于稳定下来，有力地支持了淮南军民的抗金斗争。
绍兴三年五月，张浚被召回临安，随后遭到宰相朱胜非、御史中丞辛炳等人的攻击，被逐出朝廷。次年春天，吴玠指挥守军在仙人关大破金军。张浚断定金军进攻四川失败后，一定会进攻江淮地区，就上疏高宗要求积极备战。不久，金伪齐联军果然向江淮发起进攻，于是高宗罢免了朱胜非，又下诏为张浚平反，重新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派他前往江淮前线督战。韩世忠、张浚部下将士见到张浚到来，勇气大增。兀术接到消息，大惊失色：“张浚已经被贬到岭南去了，怎么能在这个地方？”立刻撤兵。绍兴五年，张浚被任命为右丞相，他先是都督岳飞等将领镇压了洞庭湖杨公的起义军。次年，又督战江淮前线，再次挫败金齐联军，由此深得高宗信任，大小事情，都征求他的意见，下达给诸将的诏书，也往往让他草拟，而张浚也不断提醒高宗要报仇雪耻，鼓励高宗到前线督战以激将士。
秦桧当权后，张浚因为坚决反对议和，遭到了秦桧的迫害，诬蔑张浚为国贼，想除掉他。但是高宗毕竟念着张浚立下大功，所以他虽然谪居十多年，秦桧也始终没能得逞。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张浚始终没有忘记抗金救国大业，不断上疏抨击秦桧的卖国投降政策。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南侵，高宗又重新起用了张浚。他的复出使军队十分振奋，他不负众望，指挥军队连续击败金军。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被任命为枢密使，主持北伐。他派李显忠、邵宏渊于五月初率军渡过淮河，先后攻占了虹县（今安徽泗县）、灵璧宿州（今安徽宿县）等军事重镇。但由于李、邵两人失和，加上犒赏不公，宋军很快出现了大溃败，所幸金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代稳住了阵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符离之溃”。这场败仗使朝廷内主和派又占据了上风，七月，主和的汤思退被任命为右相，开始主持议和。因为金国的条件太苛刻，所以年底孝宗又改汤思退为左相，任张浚为右相，准备与金人再次开战。张浚赶到两淮积极备战，他招募山东、淮北忠义之士一万多补充建康、镇江的正规军，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战船，随时准备与金人一决雌雄。但最终孝宗还是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隆兴二年四月，孝宗召张浚回朝，罢去了他的相位。四个月后，张浚在离京途中病死，遗嘱说：“我曾担任宰相，却不能恢复中原，洗雪祖宗的耻辱，死后不配葬在祖宗的墓旁，葬在衡山下也就可以了。”
在抗金事业中，韩世忠有何战绩
第四十八章
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今陕西延安）人。他出身贫寒，勇武过人。十八岁时，韩世忠应募从国，参加了抵御西夏、镇压方腊起义、征辽等一系列战役。靖康年间，又多次与金人交战。高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御营左军流制。建炎二年（1128），他护送高宗到扬州后，又率部北上，在宗泽的指挥下与金军在河南一带作战。建炎三年春天，苗傅之变发生，韩世忠赶到平口与张浚等人商议勤王，他慷慨激昂地对张浚说：“今日之事，世忠愿与张浚以身担当，您就不要担心了！”这时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被扣留在临安作人质，幸而被宰相朱胜非设计救出，于是韩世忠正式打出勤王平叛的旗帜，联合张浚、刘光世等人，大败苗、刘叛军，高宗得以复辟。接着，韩世忠率军一路追到福建，直到把苗傅、刘正彦全部擒获。同年十月，金兀术率十万大军再次大举南侵，在江南大肆掠夺了一番，率兵北返，韩世忠奏高宗，请求在长江上进行截击。当时正是一年一度的上元节，到处张灯结彩，他带领八千水军，集中了一百多艘战船沿长江布防。三月，金兵先头部队退到镇江，遭到宋军的伏击，金将李选被迫投降，于是兀术下战书要与韩世忠决战。双方在江面上摆开阵势，守军战船如离弦的利箭，迅速冲向敌阵；梁夫人亲自擂鼓以激励宋军将士，杀得金兵丢盔弃甲，沿江溃退；韩世忠指挥宋军堵截，把金兵驱入了黄天荡，金兵成了瓮中之鳖，进不能战，退不能出；兀术只好向韩世忠求情，表示愿意归还所掠夺的珍宝并献上宝马，换取一条生路，被韩世忠严词拒绝：“还我两宫，复我疆士，则可以相全。”韩世忠以八千兵马将金军十万人堵在黄天荡长达四十八天，这就是著名的“黄天荡之战”。可惜后来金军开掘了一条连接江口的水渠逃入长江，又乘风纵火宋军船队，才得以退回江北。绍兴四年（1134），韩世忠被任命为建福建康、镇江、淮东宣抚使，驻扎镇江，金与伪齐联军分路入侵。他驻兵大仪（今江苏扬州西北）正逢朝廷派魏良臣使金经过此地，于是他佯装后撤，魏刚一出境，他马上集合部队，沿路设下十多处埋伏。金兵一进入伏击圈，就听战鼓轰鸣，伏兵四起，金兵猝不及防陷入一片沼泽地，人马践踏，生擒二百多人，死伤不计其数。随后，他又派部将董叹、解元、成闵等人在天长县、高邮军打败金军，最后迫使金齐联军退兵。绍兴六年，他被任命为武宁安仕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楚州在经过长年战乱后，早已是残破不堪。他亲自参加劳动，夫人梁氏也参加纺织，还积极招募流亡的百姓，发展工商业，很快楚州就成为一方重镇。在此期间，刘豫伪齐军队几次入侵，都被他击退，使淮东成为了保卫东南的重要屏障。史称他“在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
宗泽为什么说岳飞“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是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家里世代为农。据说岳飞出生时，有一只长得像鹄的大鸟在他家屋子上空飞旋鸣叫，家人就为他取了“飞”这个名字。岳飞还没有满月的时候，黄河决口，家乡突发大水，他的母亲姚氏抱着岳飞坐在大瓮中，竟然没有被淹死，人们都感到很惊奇。
岳飞从小就志向远大，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家里尽管贫穷，岳飞却努力读书，对《左氏春秋》和孙膑、吴起的兵法特别感兴趣。他天生具有神力，拜周同为师学习射箭，左右手都能够射箭。他的父亲教导他说：“你如果能为国家出力，一定要誓死报国。”
宣和四年（1122），岳飞应募被征。当时相州（今河南安阳）有陶俊、贾进和两个贼人作乱，岳飞请求主将给他百名骑兵来消灭贼人。岳飞先派兵丁伪装成商人混进贼人队伍，又派一百名士兵在山下设下埋伏，他自己率领几十人去诱敌，他假败逃走，贼人前来追赶，结果中了岳飞设下的埋伏，陶俊、贾进和这两个贼人头目都被抓获。
康王到相州，靠刘浩的引见，岳飞得到了康王的召见，康王命他去招安吉倩等贼人，结果吉倩等三百八十个贼人全部归降。康王命岳飞补承信郎一职。此后，岳飞先是以三百骑兵获得李固渡（今河北大名）战役的胜利，后又跟随刘浩解了东京（今河南开封）被围的局面，朝廷升任他做秉义郎，属于留守宗泽的下属。岳飞在此期间又取得了开德、曹州（今山东曹县）两个战役的胜利，宗泽为此大感惊奇，说：“你在勇智才艺方面，就连古代那些良将也不能超过啊。”
为什么说岳飞之死是千古奇冤宋金议和的事情决定下来后，秦桧担心岳飞不与自己同心，就开始设计陷害岳飞。
岳飞是各个将领中年纪最小的，但是创建的战功却超过了其他人，尤其是超过了韩世忠和张浚。金人攻打淮西的时候，张浚不敢发兵迎敌，岳飞却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发兵，从而解除了庐州（今安徽合肥）被围的困境，获得了皇帝的嘉奖，张浚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后来岳飞又平息了杨幺的叛乱，分别给张浚、韩世忠一艘楼船，上面兵械齐备，韩世忠十分高兴，张浚却更加嫉恨岳飞。
秦桧使用参政王次翁的计策，利用岳飞、韩世忠与张浚之间的矛盾来陷害岳飞和韩世忠。绍兴十一年（1141）五月，秦桧矫诏命张浚、岳飞前往楚州（今江苏淮安）视察韩世忠的部队，搜查韩世忠的错误和缺点，目的是让三大部将之间彼此离异反目。当岳飞看到韩世忠的部队阵容整齐时，不禁暗自称赞，而妒功嫉贤的张浚却认为高宗有意让他与岳飞分掌韩世忠的军队。岳飞当面斥责了张浚的不良用心，张浚因此对岳飞更加怀恨在心。回到杭州后，张浚反咬一口，诬告岳飞，这给想谋害岳飞的秦桧等人留下了口实，他们开始了谋害岳飞的阴谋。万俟卨首先发难，他捏造了岳飞的两大罪状：一是增援淮西时，违背圣旨；二是楚州之行，有意沮丧士气。要求朝廷将岳飞解职。与此同时，秦桧又指使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上章弹劾岳飞，岳飞有口难辩，只好向朝廷请求罢去自己枢密一职。但是秦桧余恨未消，又找到了王贵、王俊二人。这两人先前都在岳家军效力，后因怯战或行为不轨，受到岳飞责罚，因而心中不满。其中，王俊是岳家军中的副统制，是一个最惯于反复变诈、喜欢出卖同僚的人，外号“王雕儿”。他一意取得秦桧欢心，在张浚的威胁利诱下，他搞了一份《告首状》，诬告岳飞最倚重的部将张宪要到襄阳去造反。而王贵是岳家军的都统制，他与张宪本就不和，因此，对此诬告自然也是十分赞成。这年年底，秦桧亲自下令提审岳飞，先是派万俟卨抄了岳飞的家，搜走了高宗给岳飞的全部诏书，让岳飞无以自辩，后又令大理寺评事官元龟年将岳家军西征日期进行窜改，因此“临军征讨，误期三日，律当斩”这一罪名就成立了。岳飞被罢免了枢密副使后，韩世忠也罢去了枢密使之职，自此他杜门谢客，绝口不提论兵之事。然而，对于岳飞的冤祸，他是十分了然的，为此他特意去会见秦桧，质问他说：“王俊在《告首状》里告发的一些事体，究竟哪些是可靠的？”秦桧含煳地说：“飞子云与张宪书的内容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当即愤然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岳飞虽受尽各种酷刑，但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有谋反的念头和计划，并绝食以示反抗。万俟卨为此一筹莫展，这时有人提议再让王雕儿提供一些别的罪证，王俊因此又被拉来告发岳飞多次说过“反话”，在威逼利诱下，王俊、孙革等几个人又做假证，于是岳飞又蒙上大逆不道之罪。
这年十一月，秦桧等人判定岳飞两大罪状：一、据旁证称，岳飞曾说自己与宋太祖一样三十岁就封节度使，为大逆不道罪，当斩；二、金兵犯淮西时，高宗曾给岳飞十三道诏命，岳飞却没立即行动，犯“拥兵逗留”罪，当斩。绍兴十二年（1142）一月二十七日，时为除夕，岳飞父子及张宪遇害风波亭，岳飞临死前写有“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他相信自己的冤屈总有一天会得以昭雪，他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岳飞的冤狱纯系秦桧等人凭空捏造而成，所以史臣说，岳飞的死是千古奇冤。
为什么说刘锜“神机武略”威震敌国刘锜（1098～1162），字信叔，德顺军（今宁夏德隆）人，他的父亲曾为泸川军节度使。刘锜外表俊美，善于射箭，声如洪钟，在高俅的荐举下，朝廷特意授予他閤门祗侯一职，后历任陇右都护、宣抚司统制、江东路副总管、提举宿卫亲军、果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东京副留守、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侯等职。
绍兴十年（1140），金人撕毁盟约攻打南宋。金人攻陈（今河南淮阳）时，刘锜与知府事陈规商议对策，当时各个将领都说：“金兵是打不败的，我们还是让精兵杀出血路，保护老人小孩子回到江南去吧。”刘锜说：“东京（今河南开封）虽然失守了，但主要军队还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守城，怎么能弃而不顾呢？我心意已决，如果有人再说逃跑的话就把他斩首示众！”这时，将领中有一个外号叫“夜叉”的许清站起来慷慨地说道：“太尉刘锖奉命辅助守卫汴京（今河南开封），军卒家人也都跟随而来，如果现在躲避逃走，是很容易的事。然而逃跑时如果不管父母妻儿，我们心中不忍；如果我们带上他们一起逃跑，敌人要是进攻，我们又怎么能逃得了呢？还不如大家奋力一战，死中求生。”这个提议与刘锜的想法完全一致，刘镝非常高兴，命人把船击沉，表示义无反顾的决心，于是将士们都士气高涨，就连妇女们也帮着磨砺刀剑，人们呼喊着说：“平时人们都看不起我们八字军，今天我们将要为国家杀敌立功！”
当时，军队守备方面没有可凭借的地方，刘锜亲自指挥布防，六天以后才粗略布置完毕，这时金人已到城下。这一天，金人围攻顺昌（今安徽阜阳），因为刘锜预先在城外设下了埋伏，金军千户阿黑等两人被擒获，刘锜从他们嘴里知道了金人的情况，于是派一千多名士兵夜袭金军，杀死、俘虏金军无数人。金人不甘心，又派三路都统葛王率领三万士兵与龙虎大王的士兵汇合向顺昌城迫近，刘锜令士兵大开城门，金人反而怀疑有埋伏不敢进入。当时顺昌已被围四天，这天晚上，刘锜派勐将阎充招募士兵五百人夜袭金军大营，正赶上天要下雨，不时有闪电出现，刘锜的士兵见到有辫子的人就杀死，结果金人退兵十五里。刘锜又招募一百人去攻打金营，有闪电时士兵就出来杀金兵，没有闪电士兵就藏起来不动，金兵为此乱了阵脚，被杀得尸横遍野，只得再次退兵。
金兀术听到兵败的消息立即赶来，亲自指挥战斗。双方约好战斗时间，刘锜命人在颍河（今安徽颍上）下毒，用激将法让金兀术来渡颍河，又赶上暑热天气，金兵远道而来，疲惫不堪，纷纷下马喝颍河的水，因此金兵及马匹都中了毒，金兵人困马乏。刘锜的士兵在早晨凉爽时休息，在午后金兵无精打采时，突然杀出，奋不顾身，统制官赵撙、韩直身中数箭仍不肯停止战斗，金人大败，死了近一万人，金兀术的“铁浮图”、“拐子马”、“长胜军”等厉害阵式，都被刘锜破除。
这场战役，刘镝只有不超过二万的兵力，用于作战的只有五千人，而金兵却有几十万人，但刘镝屡出奇谋，终于以少胜多，打败了自恃无敌的金兀术。以后，金人对刘锜闻名丧胆，刘锜大名威震全国。
为什么说陈俊卿“居中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
陈俊卿（1113～1186），字应求，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宋枕孝宗时官至宰相，史称他“斥奸党，明公道”、“洎居中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为一朝名相。
高宗时，陈俊卿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弹劾了曾经依附秦桧、陷害忠良的韩仲通和不服从朝廷调遣的刘宝；汤思退专权，陈俊卿对高宗说：“宰相上不当天心，下不厌人望。”汤思退终于被罢免。
为了抵御金人的入侵，陈俊卿上疏高宗，极力推荐深得人心的张浚，最后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张浚守建康；接着陈俊卿又请求以军法惩处主张逃跑的内侍张去为，高宗称赞他有“仁者之勇”，升任他为权兵部侍郎。
孝宗即位以后，陈俊卿对孝宗说：“治国之要有三，用人、赏功、罚罪。”希望孝宗能够做到这三点。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失败，被汤思退、尹穑等人排挤出朝廷，陈俊卿也被迫辞官。乾道元年（1165），他又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外戚钱端礼私下派人对他说，如果陈俊卿帮他做了宰相，他一定会引荐陈俊卿共同执政。陈俊卿不仅当场拒绝了他，而且第二天就告诫孝宗应该谨守外戚不得干政的家法。孝宗在潜邸时的旧臣曾觌、龙大渊，倚仗皇宠，横行不法，陈俊卿向孝宗揭露了他们的恶行，于是孝宗把两人贬出朝廷，当时人人拍手称快。龙大渊死后，孝宗想把曾觌召回，被陈俊卿阻止了，他对孝宗说：“如果把曾觌召回，一定会大失人心。”曾觌任职期满以后，陈俊卿又建议孝宗任命他为浙东总管，始终让他远离朝廷。直到后来陈俊卿离开朝廷，曾觌才被召回。
隆兴四年十月，陈俊卿被任命为宰相。任相期间，他兢兢业业，为国家选拔人才。他向孝宗举荐了虞允文，认为他具有宰相之才。于是两人一同担任宰相。但后来他们政见不合，陈俊卿又自请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临行前，他还劝告孝宗要亲贤臣，远小人，修明政治以振兴国家。
淳熙十三年（1186）一月，陈俊卿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为什么说南渡直言之臣，辛次膺“宜为首称”
辛次膺（1092～1170），字起季，莱州（今山东莱州）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进士。后人推他为宋室南渡以后第一敢于直言的大臣，对他评价很高。
辛次膺的大胆直言，是不分对象的。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儿子在秘阁任职，辛次膺认为不妥，就上奏宋高宗：“带兵打仗，是韩世忠的功劳，与他的儿子有什么关系？石渠、东观，是国家藏书的地方，与武功又有什么关系？这个先例一开，恐怕会一发而不可收十。”并不因为韩世忠曾为国家立下大功，就有所迁就。秦桧帮他的妻兄王仲薤升官，他弹劾王仲薤曾经对金人卑躬屈膝，罪在不赦；又弹劾秦桧另一个妻兄王蝜；最后干脆将矛头指向了秦桧和高宗本人：“秦桧以权谋私，陛下纵容他这样做，国家的纲纪、大臣的责任何在？”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就算是外戚、皇室成员，只要陛下过分任用、宠信，我都一样能够弹劾他们。外戚、皇族尚且如此，难道大臣的亲戚，我反而不能弹劾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