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道：“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
赵普又故意问道：“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
赵匡胤答道：“吾欲收太原。”
赵普沉思了许久，说：“非臣所知也。”
赵匡胤忙问其缘由，赵普慷慨陈辞道：“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挡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
赵匡胤听罢，笑着对赵普说：“吾意正尔，姑试卿尔。”④赵匡胤雪夜访赵普，最终奠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决定先用兵江南诸小政权，待统一南方后，再北上灭北汉，夺回辽占据的蓟（治今天津蓟县）、幽（治今北京西南）、云（治今山西大同东）等16州之地。此后，宋廷密切注视江南诸政权的动向，设法寻找出兵的借口，捕捉战机。并积极储备粮草，招募精壮，修缮兵甲，操练兵士，随时准备兵进江南。早在建隆三年九月。占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危，临终前，嘱咐其子周保权，一旦发生变故，迫不得已时，可“自归朝廷”⑤，即投降宋朝。周行逢死后，盘据衡州（治今湖南衡阳）的张文表起兵，袭取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又欲攻占击保权所在的朗州（治今湖南常德），企图取而代之，独霸湘湖地区。周保权一面派杨师瑶率兵抵抗，一面派人北上向宋廷求援。
赵匡胤即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调集各路人马，会师于襄阳（今属湖北），以讨伐张文表为名，出兵湖南。
宋军进兵湖南，须途经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继冲控制下的南平政权。此前宋朝使臣卢怀忠已侦知南平虚实，认为“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即军队）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今属湖南），东距建康（今江苏南京），西迫巴蜀（今四川），北奉朝廷（指宋朝），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⑥。于是，赵匡胤又派使臣入南平，向高继冲提出宋军“假道”的要求。南平政权内部为此而争论不休，高继冲更是犹豫不决，束手无策，结果宋军未及南平同意，已兵临江陵（今属湖北）。高继冲见宋军压境，只得出城迎接。宋军不等他反应过来，其前锋已冲入城中，“分据冲要，布列街巷”⑦，就这样，宋军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平定荆南，得3州、17县、143500户。
宋军继续南下，进逼朗州。此时杨师瑶已击败张文表，平息了叛乱，因此周保权拒绝宋军入城。慕容延钊毫不理睬，依旧指挥大军攻入城中，生擒周保权。又镇压各处的反抗，迅速占领湖南，得14州、1临、66县、97388户。
宋占有荆湘，为统一南方开创了有利的局面，也直接威胁到盘据四川的后蜀政权。
后蜀皇帝孟昶对宋军南下，一举灭亡南平、楚政权十分恐惧。干德二年（964），他派使臣北上勾结北汉，请求发兵渡黄河南下，自己则出兵自四川北上，占据潼关（今属陕西）以西地区，“使中原表里受敌”，牵制宋军，解除对后蜀的直接威胁。孟昶此举，恰成为宋廷出兵的借口，赵匡胤笑道：“吾西讨有名矣。”⑧十一月。赵匡胤派6万人马，分两路伐蜀：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统领，自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南下，进攻剑门（今四川剑阁北）；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等统领，自归州（治今湖北秭归）逆长江西上，直攻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东）。孟昶即以其子孟元哲为元帅，与知枢密院王昭远指挥后蜀军队抵抗宋军进攻。不料，剑门一战，蜀军一触即溃，王昭远被俘。王全斌攻破蜀军防线，挥师进逼成都。孟昶见大势已去，被迫献城投降。不久，刘光义亦率兵抵达成都。至此，宋军前后仅用66天，即灭后蜀，而得州45、县158、户534039。
宋军平定巴蜀后，却大肆抢掠，屠杀后蜀降兵，激起四川百姓的反抗。三年，四川地区先后爆发上官进、全师进领导的蜀兵和百姓的反宋斗争。历时3年，方被宋军镇压平息。为安抚四川军民，赵匡胤下诏，将王全斌等将帅降职处罚，并肃正军纪，逐步稳定四川局势。
后蜀灭亡前后，占据岭南的南汉政权，正因刑罚严酷，滥杀无辜，加之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统治岌岌可危。大臣邵廷瑁认为宋军大举南下：南平、楚及后蜀诸国相继覆灭，宋朝“必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⑨，建议后主刘鋠与宋通好。刘鋠非但不采纳，反而以谋反罪将其处死。其后，赵匡胤也设法通过后唐劝说刘碹归顺宋朝，亦遭拒绝。宋开宝三年（970）九月，赵匡胤令潘美统行营前军，尹崇珂为副帅，领大军讨伐南汉。宋军自郴州（治今广东韶关），敲开南汉北边的大门。四年正月，宋军再克英州（治今广东英德），逼近广州。
面对接踵而至的失利，刘鋠竟孤注一掷，调集全国军队救援广州，又于城外编竹木为栅栏，以阻挡宋军的进攻。潘美施以火攻。他下令徵调数千民夫，每人手持两只火炬，待天黑以后，悄悄接近南汉军营。一声令下，万火齐发，刹那间，火光冲天，火借风势，广州城外一片火海，南汉后主抱头鼠窜。宋军趁势勐攻，杀死南汉兵士数万人，随即，破城而入。刘跟下令焚烧府库，正欲出逃海岛，适逢宋军追赶而至，束手就擒。宋军一鼓作气，继续攻占岭南各州县重镇，很快平定了岭南，得州60、县214、户170263。
南方诸割据政权中当属南唐最为强盛？然而五代末期，后周世宗三次亲征南唐，夺得江北、淮南14州、60县之地，与其划江为界，为此南唐君臣惊恐万状。自赵匡胤称帝后，南唐后主李煜便百般讨好宋朝，企图以此维持自己的割据小政权。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宋军在统一南方之初，也未与之宣战，但却与地处南唐东南的吴越政权结成军事同盟，以此钳制南唐，构成对它的包围形势。
灭亡南汉后，宋军进行休整。宋开宝七年（974），赵匡胤命曹彬、潘美为大将，统兵10万，自荆南乘战舰顺长江而下，开始了统一南唐的战争。
李煜自以为与宋结好而苟且偷安，军不设防，当宋军进入南唐辖境，沿江屯驻南唐兵士还以牛酒犒赏宋兵。及至发觉宋军翦灭南唐的意图，为时已晚。南唐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守将戈彦弃城而逃，兵卒不知所措。宋军沿江推进，只遇到一些小抵抗，便顺利到达位于金陵（今江苏南京）西南的重要渡口——采石矶（位今安徽马鞍山东北）。为使大军渡江作战，宋军采纳江南人樊若冰（一作水）的建议，将大船串联排列，于江上搭建一座浮桥，使江北的宋军得以跨越天堑，进入江南。还在宋军搭建浮桥时，就有消息传入金陵，可南唐君臣却以为长江自古无桥，宋军此举不过是儿戏罢了，丝毫不予理会。待得知浮桥架成，宋军已顺利渡江时，国都金陵已陷入包围之中。此时，宋廷又约吴越出兵夹击。吴越派兵攻克常州（今属江苏），于润州（治今江苏镇江）与宋军会师，合兵围攻金陵。
南唐后主李煜虽身处重兵围困之中，仍梦想保全自己的地位，便委派大臣徐铉前往开封（今属河南），恳求赵匡胤缓兵。赵匡胤按剑厉声呵斥道：“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⑩徐铉吓得魂不附体，仓皇退下。李煜见乞求不成，又欲殊死相拼，下令调集十几万军队急速救援，分别驻扎于金陵城内外。又令江西派兵增援，企图切断采石浮桥，阻截宋军后援，但均未奏效。
八年十一月，金陵被围已达一年，李煜再次派遣徐铉入见宋帝，恳请退兵，又遭赵匡胤断然拒绝。宋军在击败南唐援军及地方武装，并于金陵城下多次大败南唐兵后，终于攻陷城池。还在出兵南唐之前，赵匡胤曾专门召见曹彬、潘美等将帅，告诫道：“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因而宋军入城，秋毫无犯。后主李煜无计可施，只得投降。曹彬等令其写文书致南唐诸州县长官，命他们投降宋朝。诸州县多遵命而行，唯有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军校胡则杀刺史，据城固守，拒不从命。5个月后，被宋将曹翰攻破城防，死者数万人。宋朝彻底平定了南唐，得州19、军3、县180、户655060。
吴越王钱傲因出兵助宋进攻南唐，也曾得到宋帝的赞赏，得以“守太师，尚书令，益食邑”。及南唐灭亡，钱傲于开宝九年（976）偕子钱惟溶等入朝开封，觐见赵匡胤，并进献银绢、乳香、吴绫等物，其值数以亿万计，旨在恳请宋廷允许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朝中自宰相以下官员均向赵匡胤奏请扣留钱傲父子，乘机出兵夺取吴越之地。赵匡胤未作应允，依旧允许他们返回吴越。待钱傲父子等辞行之时，赵匡胤“取群臣留己章疏数十轴，封识遣傲，戒以途中密观。傲届途启视，皆留已不遣之章也”。钱傲读毕奏章，悲喜交加，既对宋帝感恩不尽，又对宋臣的上疏恐惧无比。此后，他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倾心竭力亲近宋廷，百般殷勤顺从。
与吴越相毗邻还有一处割据政权，即占据漳州（今属福建）、泉州（今属福建）一带的陈洪进。在江南诸政权中，以陈洪进的势力最为弱小。为保全自己，不为其他政权所兼并，陈洪进积极与宋朝交往、靠近，并请求加封，而被赵匡胤任命为节度使。其后，他一直向宋廷称臣纳贡，保持着和睦友好的关系。正因如此，宋廷像对待吴越一样，未派兵进剿陈洪进。不过，陈洪进还是从宋廷对待吴越王钱傲的态度上，觉察到其中的用心和意图。因此，当赵匡胤去世，赵光义（是为宋太宗）即位后，陈洪进惶恐不安。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陈洪进亲自入开封朝贡，并主动向赵光义献出漳、泉二州及所辖14县、151978户和兵士18727。赵光义授予陈洪进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
陈洪进的“纳土”，亦使先期到达开封城朝贡的吴越王钱傲坐卧不宁。在这种形势逼迫下，钱傲只好向赵光义请求罢免自己的吴越国王称号，解除天下兵马大元帅等官衔，并乞求允许自己返回吴越。但这一请求又遭到宋帝的拒绝。钱傲的谋臣崔仁冀告诉他：“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钱傲亦感到，仅去王号，免除官衔，而保留原有地位，绝非宋廷所能应允，况且此刻身处宋都，距吴越千里之遥，自己已被握于宋人手中，插翅难逃。他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效仿陈洪进，向赵光义献出吴越所辖13州、1军、86县、户550686和115036兵士。赵光义欣然接纳了钱傲的献地，亦给予优厚的待遇，封他为淮海国王，其子钱惟溶为淮南军节度使、钱惟治为镇国军节度使。
至“陈洪进纳土”、“吴越归土”，最终结束了自唐末以来，江南诸政权并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北宋亦完成其统一南方的战略，版图迅速扩大，国势日渐强盛。
注释①王僻《东都事略》卷一八《魏仁浦传》。
②《东都事略》卷二一《张永德传》。
③《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九。
⑦《长编》卷三。
⑥⑦《长编》卷四。
⑧《长编》卷五。
⑨《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
⑩《东都事略》卷二三《李煜传》。
《宋史》卷三《太祖纪三》。
《长编》卷一九。
第二十六章
征伐北汉宋朝创建后，其西北边尚有割据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北汉政权。它以太原为中心，尽管是“地狭产薄”①，国势并不强盛，然而由于依附于契丹族，得到了辽朝的扶植和保护，声势壮大，竟得以于五代后期的动荡局面中维持住自身的统治。宋廷在制定消除分裂割据，实现一统天下的战略时，不得不考虑到“太原（指北汉）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②，而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姑且先搁置北汉，而集中兵力翦除南方诸割据政权，以统一南方，完成第一步战略后，再北上灭亡北汉。
不过，由于北汉毗邻宋朝，威胁很大，因而赵匡胤曾一度设想先用兵太原。即使是统一的战略制定后，其主观愿望仍想寻找战机，一举消灭之。北汉自创建后，始终是“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③，国内统治极不稳定。宋开宝元年（968），北汉主刘承钧病亡，由其养子刘继恩继位为帝，此举立刻招致北汉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赵匡胤认为有机可乘，遂部署出兵征伐，令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等将领率兵北上。九月，宋军一路征战，屡败北汉军，直逼太原城下。北汉更陷入混乱，权臣郭无为谋杀了刚即位的刘继恩④，拥立其弟刘继元为北汉主。且火速派人向契丹求援，以解救太原之危难。辽穆宗迅速派兵入援，宋军腹背受敌，无功而还。
宋与北汉的初次交锋虽未达预期目的，但赵匡胤仍不肯罢休，依旧寻机出兵灭亡北汉。二年二月，他再次决定发兵，又作了周密的部署：令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侍卫步军指挥使党进为前军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曹彬为都监，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建雄军节度使赵赞为汾州路部署，统兵正面进攻北汉。又令彰德军节度使韩仲赞为北面都部署，彰义军节度使郭延义为副都部署，领兵北上防御辽军南下救援。各路人马由赵匡胤亲自统帅，自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北上。首战，李继勋于太原城下大败北汉军。赵匡胤随后亲临城下，仔细察看城池地形，认为可以引汾河水灌淹太原城，遂下令沿汾河修筑长堤。又于太原城外四周构筑营寨，部署兵力，以李继勋驻军城南，赵赞驻军城西，曹彬驻军城北，党进驻军城东。宋军将太原城团团围困后，随即北引汾河水灌城。
太原告急，求助辽帝，辽廷遂再次出兵入北汉救援。何继筠指挥宋军奋力截击，于阳曲（今山西太原北）击败辽军，斩首数千级，暂时阻止住辽军的南下。赵匡胤令兵士将所获辽军首级、铠甲陈列于太原城下，以示北汉君臣尽早投降。然而，辽军此次救援北汉，分兵二路：一路人援太原，一路则入侵宋境，以此分散、牵制宋军，达到救援的目的。韩仲赞虽于定州（今属河北）北与辽军交战获胜，但形势依然十分危急。赵匡胤令兵士连续勐攻太原，守城北汉兵拼死抵抗，宋军伤亡惨重，“诸军欲登城以死攻，上愍之，不允”⑤。赵匡胤见太原久攻不下，遂下令决堤，水淹太原城。辽军亦加紧攻势，宋朝边境频频告急。尽管太原城下已激战数十日，终未能攻陷，宋军疲惫不堪，且形势日趋严峻，无奈，赵匡胤只得下令撤军。临撤退时，他又下令将北汉境内数万百姓迁往山东，以削弱北汉实力。宋军撤离太原后，又分兵赴镇州（治今河北正定）、潞州镇守，并于河北广筑城池据点，以防御辽军南下。
此次战役的失利，表明宋朝尚不具备彻底消灭北汉的实力，因而，赵匡胤只得暂时放弃这一意图，按照既定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调兵遣将，集中兵力先统一南方。‘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宋朝消灭了南方诸割据政权，统一南方的大业已告结束。宋太宗赵光义便继续赵匡胤未竟事业，决定再度征伐北汉，实现统一天下的夙愿。四年，他派遣官员分赴国内各地，徵调粮草、军械，陆续运往太原行营，以备战争之用。随后又任命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彰信节度使刘遇、桂州观察使曹翰各配以卫府将帅，领兵四面进讨。又以侍卫马军都虞侯米信、侍卫步军都虞侯田重进并为行营指挥使，率领所辖马军、步军为后续；西上阎门使郭守文、顺州团练使梁迥负责监护。鉴于太祖征伐北汉，失利于辽军救援的教训，赵光义特任命云州观察使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专事阻击燕州（治今北京西南）、蓟州（治今天津蓟县）人援北汉的辽军。经过一番精心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二月，赵光义离开京城，指挥各路人马，浩浩荡荡进兵北汉。
三月，战争全面展开。首战，郭进率先攻克西龙门砦，俘获北汉将兵甚众。随后又于石岭关南大败辽军援兵。宋左飞龙使史业亦大败北汉鹰扬军。党项族拓蹬部首领，夏州节度使李继筠也率部东进，助宋进攻北汉，并分兵阻击辽军。北汉军队不敌宋军的勐烈进攻，连失重镇，节节败退。于宋军捷报频传之际，为防止辽军趁宋朝后方空虚入侵骚扰，以尽快消灭北汉，赵光义又以孟玄韶、则廷翰为兵马都钤辖，崔翰为总领马步军，一同驻守镇州，以增强御辽兵力。
四月，赵光义亲临前线，指挥宋军全线出击，对北汉发起强大攻势，先攻占岢岚军（今山西岢岚），俘获军使折令图；又克隆州，俘虏北汉招讨使李询等将；再克岚州（治今山西岚县北），斩杀北汉宪州刺史郭翊，擒获夔州节度使马延忠。很快，宋军便推进到太原城下。赵光义下诏，令北汉主刘继元献城投降，刘继元借城防拒守，不肯束手就擒。赵光义随即下令，命诸将领指挥兵士发射机石攻城，并于太原城外遍筑营寨，相连为城，将太原城团团围困，层层封锁。
五月，宋军首先进攻太原城西南，经过浴血奋战，攻陷羊马城，生擒北汉宣徽使范超。进而，又于城西北发起勐攻。在宋军的勐烈攻势下，北汉政权孤立无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太原城危在旦夕。北汉指挥使郭万超见大势已去，遂出城投降。宋帝诏令太原城守军投降，然而诏书传入城中，却未见有何动静。宋军便再度攻城，将士人人奋勇当先，攀援城墙，拼死杀敌，北汉兵士已难以抵挡，攻克太原城指日可待。刘继元深感覆灭将临，已无计可施，连夜派遣使臣出城，面见赵光义，表示愿意归顺宋朝。第二天，刘继元率北汉文武大臣，出城投降。至此北汉灭亡。
北宋削平北汉，又得10州、1军、40县、户35220，亦基本实现削平割据，一统天下的战略，更由此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社会局面和历史。此后，赵光义又命祠部郎中刘宝勋知太原府，调整更定原北汉所辖州县。并对投降的原北汉将校官吏给予优厚的赏赐和待遇，原北汉主刘继元授封为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为庆贺平定北汉大捷，赵光义特作《平晋诗》，令随从大臣和韵。遂又将自己于太原的行营更名为“平晋寺”，令匠人将己所作《平晋诗》刻石立于寺中，以示自己克复天下的志向和豪情，故而史称之“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⑥。
注释①《长编》卷四。
②《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九○。
④《宋史·太祖纪》则称，“北汉供奉官侯霸荣弑其主继恩”。
⑤《宋史》卷二《太祖纪》。
⑥《宋史》卷五《太宗纪》。
高梁河之役由契丹人创建的辽朝（亦称契丹国），因援助后唐节度使石敬塘称帝创建后晋，遂得以割占“幽云十六州（又称燕云十六州）”之地，为其染指中原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如平坻，步骑之便，较然可知”①，从而对中原构成极大威胁。
后周世宗柴荣（即郭荣）励精图治，亲统大军攻辽，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中的瀛州（治今河北河间）、莫州（治今河北任丘）、易州（治今河北易县）3州和瓦桥关（位今河北雄县西南）、益津关（位今河北霸县境）、淤口关（位今霸县东）等“三关”之地，威震契丹国。然而正当其实现统一北方的宏图战略时，不幸染病去世，十六州失地未能尽收。
北宋创建之初，辽朝正值国势强盛之时，且又与北汉结好，雄踞于北方。宋太祖赵匡胤与臣僚商讨削平南北方割据政权，统一天下的战略时，亦想统一幽云，然而又对辽朝存有重重忧虑，深感自身实力难与之相对抗，曾设想用赎买的办法，即用金帛与辽交换这一地区。为此，赵匡胤于宫内专门设置了一个封桩库，贮藏金帛财物。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讲：“石晋（指后晋皇帝石敬塘）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日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②此后，宋军出兵南方，翦灭割据政权时，赵匡胤十分留心聚敛财富，以充储封桩库，一则以此赎回幽云之地，二则用作武力收复时的军饷。然而此事后来未有结果，但赵匡胤却始终惦念着夺回北方这片土地。宋开宝九年（976），灭亡南唐，统一南方已成定局。捷报传入京城开封，群臣激昂，以为可喜可贺，奉表请加赵匡胤尊号为“一统太平”。赵匡胤婉言谢绝，认为：“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③不过，他终未及实现“一统天下”的夙愿，便在一天深夜，与其弟赵光义密谈时，于“烛影斧声”中突然逝去。
赵光义（后更名为炅，是为宋太宗）继位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出兵灭北汉。宋军曾一举击败由辽南院宰相耶律沙率领的援军。夺取太原（今属山西）之后，赵光义以为一统天下已万事俱备，错误地低估了辽军的实力，以一役的胜利而过于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便决定趁灭北汉之大捷，一举收复幽云之地。他不顾群臣的劝谏和反对，在未及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坚持出兵进攻燕京（今北京西南）。六月，赵光义开始部署北伐幽蓟，他先设置北面行营，作为攻辽的据点，“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④。并决定自己亲统各路人马，任命将帅分兵指挥。宋军自太原出发，一路无阻，顺利抵达北边重镇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因不熟北上路线，乃从当地百姓中募得百名向导。宋军的大举北伐，是辽未预料的，因而北上几乎未遇辽兵阻击。宋军进兵东易州（治今河北易县），辽刺史刘宇献城投降。赵光义留下千余名兵士守卫城池，又继续指挥宋军东进。后抵涿州（今属河北）城下，辽涿州判官刘厚德亦开城请降。宋军直至幽州（治今北京西南）城郊，方与辽军正式遭遇。宋军驻扎于城南，辽军则屯兵于城北，两军对峙，剑拔弩张。赵光义见辽军孤立无援，遂亲自率兵出击，经过一番激战，辽军不敌，大败而逃。
幽州城郊失利，燕京辽军随即积极备战，并向辽廷求援。宋辽争夺燕京的大战在即，赵光义亲临阵前部署，令定国节度使宋僵、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彰信节度使刘遇、定武节度使孟玄哲分兵从四面进攻燕京城，又以潘美知幽州，职掌府事。部署完毕，赵光义又将自己的行营移到城北，便于直接指挥各路兵马攻城。
在宋军强大的攻势下，燕京周围的诸多辽军据点及重镇纷纷倒戈，辽地方官吏相继率部投降。幽蓟之地本是汉人聚居地区，百姓亦不满契丹人的统治和欺凌，宋军的到来，使当地的汉人百姓欣喜若狂，纷纷“以牛酒犒师”⑤，支持宋军攻城。宋军将士受此激励，斗志愈发高昂，拼死杀敌，欲攻陷城池。七月，统领顺州（治今北京顺义）的辽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叛辽降宋。随后，辽知蓟州刘守恩亦开城降宋。至此，燕京城处于宋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一座孤城。城内辽军官兵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已无心固守城池，而城中汉人百姓更是“民怀二心”⑥，急切盼望宋军入城。在此有利形势下，赵光义更感胜利在望，他不顾一切，亲自乘坐于战车之上，每天都要到近城之处督军，指挥攻城。
宋军的大举北伐及燕京地区的危急局势，使辽廷大为震，辽景宗耶律贤立刻派大将耶律休哥火速赶往燕京救援。耶律休哥领命，率军直奔燕京，给宋军以措手不及。燕京城下，赵光义正全力指挥宋军攻城不止，不想辽军援兵突然来临，只好于阵前调兵遣将，仓促应敌。两军遂于城外高梁河（位今北京东南）展开激战。初战，宋军阵容齐整，将士顽强杀敌，令辽军兵将望而生畏，勉强抵挡住进攻。再战，耶律休哥于阵前观察到宋帝亦在宋军阵中指挥作战，随即命令辽军主力径直冲入宋军，直扑赵光义的卫队。这一突如其来的冲杀，立刻打乱了宋军的阵脚，赵光义也一时忙于应敌，顿时乱作一团。辽军趁势勐攻，宋军无力抵抗，顷刻溃不成军。辽兵于宋军阵中横冲直撞，刀噼斧砍，万余宋军兵将被杀，伤者无计其数。赵光义在众将士的护卫下，左突右冲，经过一番殊死拼杀，才得以突围脱险，撤退到涿州，“窃乘驴车逃去”⑦。宋军犹惊弓之鸟，沿途丢盔弃甲，损失军械物资“不可胜计”⑧。
宋军全线败退，辽军则乘胜追击，形势急转直下，不仅已占据的蓟、顺等重镇相继失守陷落，宋朝北边更是形势严峻。赵光义唯恐辽军尾随其后，长驱直入，特令孟玄酷屯兵驻守定州（今属河北）、崔彦进领兵屯守关南（指瓦桥关南）、潘美带兵屯驻河东三交口。对于北伐燕京中失职的将领一律贬职，原西京留守石守信贬为崇信军节度使，刘遇贬为宿州观察使。经此番举措方才得以稳定军心；缓解了紧张的形势。
不久，宋镇州都钤辖刘廷翰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大败南下追击的辽军。忻州（今属山西）、关南的朱军亦先后击退辽军的进进巳，杀死辽兵数万。五年，宋宣徽南院使潘美又于雁门（位今山西代县北）再败辽军。并于阵前斩杀辽驸马、侍中萧吐李，俘获辽都指挥使李重海，从而遏制了辽军南下的势头，稳定了北部边防。
此后，赵光义又对北疆的防御作了周密的安排，派出众多军队分别屯驻于关南、镇州、定州；徵调自京城开封至雄州（治今河北雄县）一线附近民夫，修筑直达北疆的驿道，以作为传递军情及调兵之用；又令禁军统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负责定州屯兵之事。这一系列安排旨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北部边防，其后边境局势确实相对安稳。
赵光义既稳定北疆防御，有效阻止辽军的南侵，但仍不忘前师之耻，依旧寻机北上征伐契丹。十一月，赵光义再度指挥宋军北伐。宋辽首战于关南，宋军大破辽军，赵光义遂任命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继续领兵征讨。再战，两军交锋于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宋军虽竭尽全力拼杀，终未获胜。二次北伐再度失利，使赵光义感到宋、辽两国势均力敌，夺取幽云之地绝非易事，不敢再贸然用兵，而改变策略，一面继续加强北部边防，委以保静军节度使刘遇、威塞军节度使曹翰为幽州东、西路部署，为信为定州都部署等；一面则“诏渤海琰府王助讨契丹”⑨，欲夹击辽朝。宋军自此基本处于守势中，除局部地区与辽发生战事，取得一些战绩外，再未有大规模的战争。
注释①《旧五代史》卷八九《桑维翰传》。
②《长编》卷一九。
③《长编》卷一七。
④⑤《宋史》卷四《太宗纪》。
⑥《辽史》卷八三《耶律学古传》。
⑦⑧《辽史》卷九《景宗纪》。
⑨《宋史》卷四《太宗纪》。
雍熙北伐辽干亨四年（982），辽景宗耶律贤病故，由其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时年12岁，改元统和。因耶律隆绪年幼，故耶律贤临终前遗诏由皇后、耶律隆绪生母萧燕燕（汉名绰）摄政。其后上尊号为承天皇太后。
耶律隆绪印萧燕燕本为辽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耶律贤即位后，册封其为皇后。史称她“习知军政”①。耶律隆绪初立，承天皇太后临朝称制，辽廷内部极不稳定，军政大权多握于宗室贵戚手中。且国主年幼，朝臣多怀观望的态度。南邻的宋朝不断窥视幽云之地，随时可能再度出兵北进，形势十分紧张。承天皇太后毅然启用守卫南京幽都府（今北京西南）有功的南院枢密使韩德让（后受赐姓名耶律德昌）总领宿卫事，后又兼政事令；任命于燕京（今北京西南）、瓦桥关（位今河北雄县西南）二度大败宋军的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兼南面行营总管，总领南面军务，许便宜从事；提升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为枢密副使，继而进为北院枢密使、都统。几位受宠重臣同心戮力，共同辅佐辽帝、太后，使辽朝政局很快得到控制，并迅速趋于稳定，国内各种矛盾亦得缓和。
然而，辽朝易主的消息传入宋朝，群臣却以为是北伐幽云的极好战机。知雄州贺令图等人上奏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②一心想收复幽云诸州的宋太宗赵炅（即赵光义），遂调兵遣将，决定再次发动对辽的大规模征战。宋雍熙三年（986）正月，部署宋军兵分三路北上。东路，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是为本路主将，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副将，又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统兵10万，出雄州（治今河北雄县），直进燕京；中路，以侍卫步军都指挥、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是为本路主将，统兵自定州（今属河北）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县北），直取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西路，以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是为本路主将，以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将。统兵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进攻山后诸州。待中、西两路宋军攻克各自的既定目标后，再与东路军会师，合围燕京。临发兵前，赵炅叮嘱曹彬：“潘美之师但先趣云（治今山西大同）、应（治今山西应县），卿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治今北京西南）。且持重缓行，不得贪利。彼闻大兵至，必悉众救范阳（今北京西南），不暇援山后矣。”③即要他统兵牵制辽军主力，掩护西路军进攻，待中、西路军得手后，集中兵力进攻燕幽。
三月，三路大军相继发兵，与辽军交战。战争伊始，宋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东路，曹彬率军与辽军首战于固安（今属河北）南，一举攻占城池，继而，兵进涿州（今属河北），再战又克，且于涿州城南大败辽军援兵。斩杀奚人宰相贺斯。中路，田重进率兵与辽军首战于飞狐北。大败辽军。再战，采用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监袁继忠计，伏兵刊飞狐南口，大教全胜，生擒辽骁将、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监军、康州刺史马君页（一作斌），副将、马军指挥使何万通及渤海军3000余人，斩自数千级，俘虏辽军兵士万余。田重进指挥宋军追击辽逃兵，长驱直入40里，迅速发兵攻飞狐，辽守将吕行德、张继从、刘知进等献城投降，宋廷遂改飞狐县为飞狐军。随后，田重进又挥师进围灵丘。西路，潘美、杨业率大军自西陉进兵辽境后，即与辽军相遇激战，辽军溃败而逃，宋军紧迫至寰州（治今山西朔县东），刺史赵彦辛出城投降。而后，西路军继续北进，包围朔州（治今山西朔县）。杨业之子、杨业军先锋将杨延昭（原名杨延朗）率兵攻战于朔州城下，激战中他臂中流矢，依然顽强厮杀，战斗不止，辽守将、节度副使赵希赞开城请降。宋军占据朔州，又进兵应州，宋将、节度副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慑于宋军兵威，亦献城请降。
四月，潘美、杨业率领西路军继续推进，再攻陷云州。田重进率中路军于飞狐北，两度重创辽军，斩杀两员辽将。进而挥师蔚州，辽守军牙校李存璋、许彦钦诛杀大将萧啜理，擒获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率城中吏民降宋。西、中二路宋军节节胜利，连克辽山后重镇，尽收要害之地，兵势大振。曹彬率东路军亦连下辽境州县，然而因其进兵过速，粮草不济，至涿州10日后，竟无粮供食，只得退兵雄州等待粮草。赵炅闻讯，十分恼怒道：“岂有敌人在前，后退军以援刍粟，失策之甚也。”④立刻派遣使臣前往军中，令曹彬速率兵沿白沟河与米信会师，而后按兵不动，养精蓄锐，以声援西路宋军，等潘美、杨业全部占据山后重镇，与田重进合师东进，三路会合共取幽州。命令虽已下达，然曹彬帐下诸将得知潘美、田重进两路军已累建战功，而自己尽管兵力精壮，却未能有所攻取，战绩平平，遂谋议蜂起，纷纷请求出战。曹彬见众将争功请战，不得已，乃下令携带有限的粮草再度进兵涿州。
时辽援军未至，耶律休哥力寡势单，不敢贸然出战，只于夜间派轻骑深入曹、米两军之间，斩杀流动于营外的零散体弱的宋军兵士，以恐吓宋兵；白天则布列精锐，虚张声势，使宋军忙于防御，疲惫不堪。时值五月，天气炎暑，宋军人马困乏，军中粮草又将告罄。耶律休哥又派兵设伏于林莽之中，截断宋军粮运。曹彬等宋将见粮草不济，令兵将移至白沟（今河北雄县北）驻守。一月之后，曹彬指挥宋军再度北进涿州。耶律休哥仍不断派遣轻骑沿途骚扰，抢夺宋军食粮，袭击离队落伍者，边战边退。宋军常顾此失彼，自顾不暇，只得收缩阵容，集结方阵而行。酷暑当头，沿途缺并少河，将兵干渴难忍，多就沼泽泥潭饮水，行进迟缓，四日方抵涿州。此时萧太后已亲统援军赶赴城下，兵势倍增。曹彬料难以制胜，便率兵冒雨后撤。萧太后指挥精锐紧追不舍。米信独自率领麾下300龙卫卒断后，被辽军重重包围，宋兵奋力拼杀，辽兵放箭，矢下如雨。米信殊死搏斗，射死辽兵多人，终因寡不敌众，龙卫卒多阵亡。宋军不敌辽军的进攻，便环列于粮草之外，边反击边撤退，等行至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时，终被耶律休哥所领辽军团团围困。日近黄昏，米信手执大刀，率随从骑士呼喊着冲向辽军，杀死数十人，辽军稍稍后退。米信随即带领百余骑冲出重围，曹彬亦在众将士护卫下，突围而去，其余兵将皆溃败而逃，死伤无计。突出重围后，曹彬、米信收拢散兵，连夜渡过拒马河，退守易州（治今河北易县）。辽军紧随其后，亦追击至易州东。耶律休哥侦知宋军于沙河边集结有数万之众，急令辽军前往攻击。宋军竟然望尘而逃，未及交战已溃不成军，以至为夺路逃生而相互挤撞坠落岸下或自相践踏而亡者过半，致使沙河水流阻断。
东路宋军的失利，使宋廷北伐战略难以实现，赵炅下令各路人马撤军，并召曹彬、崔彦进、米信等将返朝，令田重进屯守定州，潘美退守代州。进而又令潘美、杨业所部护卫，将云、应、朔、寰四州之民及吐浑部族分别迁入内地河东、京西地区。此时，辽萧太后与大臣耶律斜轸、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率领十余万大军，已攻陷寰州，形势危急。杨业认为，辽军兵势正盛，不可与战。朝廷亦只令迁徙4州之民，可先派人密告云、朔州守将，待我军出代州之日，各州民众即出城南下；我军行至应州，辽兵必定会来阻截，再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再派千名强驽手布阵于谷口，派骑兵于中途接应，那么四州之民可安然撤退。不料此议却遭到监军、西上阀门使、蔚州刺史王优的嘲讽，认为杨业领有数万精兵却如此怯懦，而当大张声势，直趋雁门关北。监军、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亦赞成此议。杨业坚持己见，不同意进兵。王优竟讥讽道：“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杨业无奈，说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土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他负气出征，临行前，哭泣着对潘美说：“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以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避敌，业当先死于死！”⑤他又指着陈家谷口，约潘美在此设伏，待自己引辽兵至此，即发步兵左右夹击。
杨业领兵出击。耶律斜轸闻业且至，即令辽军佯败而退，杨业指挥宋军紧追其后，遂误入伏击。等辽军伏兵出击，耶律斜轸与萧挞凛联兵夹攻，杨业难以抵挡，乃败退后撤，辽军穷追不舍。白杨业领兵出发后，潘美与王优等先是率杨部兵士于陈家谷口布阵设伏。自寅时至巳时，始终未见杨业踪影，王优命人登山颠托罗台嘹望，亦不见动静，竟以为辽军败走，他又欲借机争功，立即带兵离开谷口，追击辽兵。潘美见此情景。亦不能制，只得随同大队人马沿灰河进发。行进约20余里，忽然传闻杨业遇敌战败，宋军顿时紧张异常，潘美与王优等人不顾与杨业有约在先，竟率部迅速后撤。杨业孤军力战，自午时直杀至傍晚，边杀边退，终抵达陈家谷口。杨业于马上眺望谷口，指望得到接应，然而竟未见宋军一兵一卒，不禁捶胸失声大哭。他深知已无路可退，随即调转马头，率领帐下将士，再次冲向辽军。经过一番苦战拼杀，终因寡不敌众，人疲马乏，杨业帐下将士相继阵亡，其子杨延玉亦不幸身殁，他自己身上伤痕累累，只身一人陷入辽兵的团团围困之中。杨业于马上挺刀，依旧奋力杀敌不止，百余名辽兵死于其刀下，直至其马受创倒地，他才为辽军擒获。杨业被押禁于辽军营帐中，他叹息道：“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至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⑥遂绝食，三日而逝。
宋军北伐全线受挫，辽军乘胜大举进犯宋边，夺回为宋军攻占的缘边州县城池。赵炅无可奈何，只有对北伐失职的将领给予处罚：贬曹彬为右骁卫上将军；崔彦进为右武卫上将军，米信为右屯卫上将军；潘美则降官三级，改授检校太保；监军王优、刘文裕革除名籍，分别发配至金州（治今陕西安康）、登州（治今山东蓬莱）。对北伐之中阵亡的将士则给予赈抚，并赐其家眷三月口粮；特赠杨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眷布帛千匹，粟千石。同时，赵炅重新调整、部署北边戍守兵将，以阻止辽军南下。定州驻泊兵马都部署田重进率兵入辽境，攻下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杀死辽兵千余。缴获一批牛马辎重，暂时稳定了北疆局势。
是冬，萧太后再度统兵南下。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首战大败宋军于望都。宋瀛州兵马都部署刘廷让率兵迎敌，于君子馆与辽军交战，他分出精兵交予沧州都部署李继隆为殿后，缓急为援。时值严冬，天寒地冻，宋军弓驽手不能拉满弓驽。无法射杀辽兵，刘廷让所部遂为辽军重重包围。李继隆见状，非但不救援，反而引兵退守乐寿（今河北献县）。刘廷让孤立无援，虽奋力杀突围，终未成功，其先锋将贺令图被俘，高阳关部署杨重进阵亡，全军数万将士战死，刘廷让仅率效骑冒死杀出重围，得以生还。此战失利，致使河朔地区宋军戍兵毫无斗志。
辽军因此长驱直入，先后攻陷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祁州（治今河北无极，后移至安国）、德州（治今山东陵县）等州，杀戮宋朝官吏，掳获百姓，抢夺金帛财富，留下几座空城和一片焦土，遂满载而归。
此后，赵炅再不敢用兵北伐，宋廷对辽由攻势转为守势。注释①《辽史》卷七一《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②③④《宋史》卷二五六《曹彬传》。
⑤⑥《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
青城起义北宋创建后，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对“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①的土地兼并现象，不加任何限制，致使社会贫富不均，差距悬殊，“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椎之地”②。尽管如此，北宋政权仍将因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而造成的巨额支出转嫁到百姓头上，不断加重赋税的盘剥。故自宋初之后，农民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其中尤以四川地区最为突出。
茶马古道四川物产丰饶，自唐朝中叶以来，中原地区屡经战乱，官僚沃尓沃纷纷逃亡四川。他们疯狂搜刮掠夺，侵占田地，甚至将自己承担的赋税和徭役转交佃户承担。宋灭后蜀，又纵兵掳掠，并将后蜀府库贮存的金、银、铜、币、珠宝等“重货”和绢帛布匹等“轻货”运往京城，为此，强行徵调大量民夫，水陆并运，直延续10余年才运完，此举更加重了四川地区百姓的负担。宋廷又于四川设置“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禁止农民和商贩私下交易，豪强地主趁机“释贱贩贵”③，投机倒把，从中渔利，而使更多的农民丧失田地，商贩破产。不仅如此，宋廷还在四川推行茶叶专卖，严禁茶贩贩茶，而由官府以极低的价格从茶农手中收购，使茶农、茶贩无以为生，整个四川地区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四川大旱，百姓更是雪上加霜。而官府依旧“赋敛急迫”④，在天灾人祸的沉重压力下，青城（今四川都江堰市南）地区最终爆发了武装起义。
二月，因“贩茶失职”⑤的青城茶农王小波率百余众揭竿而起，他鲜明地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⑥、“均贫富”的主张，深得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贫民多来附者”⑦，仅10天之内，起义队伍便发展到万人。
起义军在王小波的带领下，一举攻占青城县。义军又乘胜转战于邛州（治今四川邛崃）、蜀州（治今四川崇庆）、眉州（治今四川眉山）等地，并攻占眉州彭山县，生擒县令齐元振。齐元振曾被宋廷标榜为“清白强于”，受宋帝亲诏嘉奖，然而他勾结豪强，贪婪残暴，勒索无厌，民愤极大。起义军处死齐元振，将他搜刮聚敛之财全部分发给贫苦百姓。这一举动在农民中引起极大的反响，附近各县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队伍不断扩大。十二月，王小波率领义军自彭山北上，攻打成都东南战略重镇江原县（今四川崇庆东南）。四川都巡检使张圯正驻守于此，乃亲自督阵，令驻扎江原的四川宋军主力拼死抵挡，两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王小波与义军奋勇杀敌，交战中其额部不幸中箭，仍带箭继续指挥战斗。义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终于攻克江原，打死张圮，夺取川西大战的胜利。然而不久，王小波因箭创甚重而牺牲。
王小波牺牲后，起义军遂推举其妻弟李顺继任义军首领。李顺原亦为青城县茶农，也是起义军中有威望的领导者之一。此后，他继续执行“均贫富”的纲领，利用江原大捷的有利形势，率领义军扩大战果。他下令召集乡里富人大姓，责令他们开具各自家中所藏钱财粟帛清单，呈报义军，“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⑧。与此同时，他于义军内部创建严格纪律，“录用才能，存抚善良，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⑨。李顺的这些举措，深得百姓称颂，起义军因此声势大振，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江原大捷后，成都周围各州县如临大敌，惊恐万状，轻易不敢与起义军交战。四年四月，李顺再率义军主力攻克蜀州，杀死宋军监军王亮等十余名官僚。随后又攻占邛州，处死知州桑保仲、通判王从式等一批贪官污吏。之后，义军再向成都门户新津（今四川成都西南）江口挺进。据守于此的宋巡检使郭允能率宋军向义军发起勐烈进攻，双方激烈交战。在义军强大的攻势下，宋军惨败而逃，郭允能被击毙，同巡检使毛俨徒步脱逃。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先后攻占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市）、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等重镇；一路则由李顺统领直逼成都。于成都城西郭门交战中，义军欲焚烧城门，失利，遂转而攻陷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彭州（治今四川彭州市）。起义军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农民的反抗斗志，纷纷加入义军，队伍很快壮大到数十万人。
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极大地震惊了宋朝的统治者。东上閤门使、知成都府吴元载滥用刑罚，民众积怨，且未能镇压王小波起义而遭革职。宋太宗改任东上閤门使郭载知成都。镇守成都的西川转运使樊知古与都巡检使郭延溶运？睿等将领更加强了成都府的防御，以抵挡农民起义军的进攻。
李顺率领起义军迅速攻占汉、彭二州之后，又突然回师成都。淳化五年正月，义军再度对成都发起勐攻，守城宋军难以招架。十六日，义军攻陷城池，郭载与樊知古带着万余残兵败将拼死突围，逃往梓州（治今四川三台）。起义军进驻成都后，创建大蜀政权，李顺称“大蜀王”，建年号“应运”，以吴蕴为中书令，计词、吴文赏为枢密使，地方官署设刺史、知州等职。义军脸上刺有“应运雄军”四字。大蜀政权还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玉”铁钱，供辖区内流通。政权创建后，大蜀军派兵四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⑩，很快控制了北至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南至巫峡的川峡大部分地区。其影响更超出了这个范围，秦陇地区由赵包率领的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和峡路数千名漕卒均闻讯准备响应。
宋太宗得知农民起义军向剑南（今四川剑阁以南）诸州进兵，遂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统兵自剑门入川，且委以“便宜决遣”，镇压起义军。二月初，太宗又闻成都失守，大为震惊，执意再增兵入川，又命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同为峡路随军转运使，工部郎中刘锡、职方员外郎周谓为陕府西至西川随军转运使，另以马步军都军头、勤州刺史王杲领兵趋剑门，崇仪使、带御器械尹元统兵由峡路入川，一切部署及行动均受王继恩节制。与此同时，太宗还多次下诏招抚，却又责令宋军严厉镇压，“尽加杀戮，不得存留”。李顺于成都创建政权后，分遣数千人，由杨广率领北攻剑门，以夺取川北门户。驻守剑门的都监、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指挥兵士出击御敌。正在这时，从成都败逃的监军、供奉官宿翰率部下投奔剑门，两支军队合击大蜀军。杨广所领部众人少力单，非但未能攻陷剑门，反而遭致惨败，伤亡几尽，仅300余人退回成都。李顺恐消息走露，惊扰军心，下令将逃回的将卒全部斩杀于东门外。剑门争夺战失利，使宋军一直担忧的入川栈道被打通，从而长驱直入。北攻剑门的同时。李顺又派遣相里贵率20万主力军前去围攻梓州。梓州战略地位远不及剑门重要，右谏议大夫，知梓州张雍仍做守城准备，训练城中3000余兵，又招募千余强勇，贮藏金帛，熔铜钟铸箭簇，伐木为竿，绞布为绳。都巡检、内殿崇班卢斌援救成都，未果退还，被张雍委以监护之任。大蜀军行至梓州城下，派老弱兵士佯攻，诱宋军出城。卢斌率兵突出城外，与大蜀军击战50余回合，大蜀军不敌，稍稍后退。不久，大蜀军又设云梯、冲东、火车连夜攻城，梓州城中兵民惊恐万状。张雍召集百余名敢死之士，自城上悄悄吊出城外，放火烧毁大蜀军攻城器械。尽管如此，大蜀军攻势更加勐烈，连续攻城长达80余日，城中守军人心涣散。正当梓州告危之时，王继恩派内殿崇班石知颐率数千人前来救援，大蜀军处于前后夹击的不利形势下，被迫撤兵，退回成都。梓州一役，大蜀政权不仅损失了数万兵士，更因战略进攻的失利，致使由攻势转为守势。
四月，王继恩率宋军自小剑门路入研口寨（位今四川剑周北），大蜀守军战败。宋军遂翻越青强岭，攻陷剑州（治今四川剑阁），控制入川要塞。随即，宋军连克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北）、绵州（治今四川绵阳）、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巴州（治今四川巴中）、逢州（治今四川仪陇南）等地，疯狂屠杀大蜀军民，并形成对成都的包围。五月，宋军尾随自梓州撤退的大蜀军，追至成都城下。成都城中十几万大蜀军在李顺等人的指挥下，沉着应战，战斗异常激烈。但终因寡不敌众，六日，宋军自坍塌城墙上突入城中，大蜀将士死者3万余人，城池陷落。太蜀政权的重要首瓴李顺、卫进、计词、吴文赏、李俊、徐师中、吴利涉等人被俘，后被宋军押往开封（今属河南）途中，于风翔（今属陕西）遭杀害。
成都陷落后，大蜀军民继续在四川各地顽强抗击宋朝官兵。宋将尹元统兵自峡路入川，“捕斩收集，久未得进”。即使是王继恩占据成都后，“郭门十里外犹为贼党所据”。在分布于各地的大蜀军中，有两支队伍声势较大：一支由中书令吴蕴率领。有十余万众，曾一度攻打眉州（治今四川眉山）长达百余日。得知成都失陷后，吴蕴遂放弃围城，仍活动在眉州一带，到处打击宋军，处置官僚沃尓沃。另一支为张余率领，有万余人，活动于川东地区，连续攻陷嘉州（治今四川乐山）、戎州（治今四川宜宾）、泸州（今属四川）、渝州（治今四川重庆）、涪州（治今四川涪陵）、忠州（治今四川忠县）、万州（治今四川万县）、开州（治今四川开县）8州，声势大震，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此后，张余乘胜率部进攻夔州（治今四川奉节白帝城），又分兵进攻施州（治今湖北恩施）。五月下旬，张余在围攻夔州中，受到如京使白继斌与巡检使解守颐所率宋军的两面夹击，损失惨重，不得不撤离，退回嘉州。
大蜀军民的反抗斗争，再度引起宋廷的不安。十一月，宋军对农民武装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镇压和围剿。王继恩派遣宿翰、都头梁继明统兵围攻吴蕴一部，大蜀军战败，吴蕴阵亡。眉、陵（治今四川仁寿）、简（治今四川简阳东）等州农民武装先后遭镇压。十二月，宿翰等又领兵自眉州直扑嘉州。大蜀政权知嘉州王文操献城投降，张余被俘，余部退往邛州（治今四川邛崃），不久亦为宋军所败。至道元年（995）二月，张余于嘉州遇害。此后，散布于各地的农民武装多转入崇山峻岭之中，继续坚持反抗斗争，虽宋朝官府镇压、招抚并举，未能翦除。二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率部众活动于邛蜀山区，且自称“邛南王”，兵进邛、蜀（治今四川崇庆）二州，未几亦遭镇压。其余地区的农民武装也坚持斗争长达数年之久，才陆续被宋军剿灭。
注释①《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
③⑤曾巩《隆平集》卷二○《王小波·李顺》。
④王傅东都事略》卷四二《石普传》。
⑥⑦《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⑧⑨⑩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
《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东都事略》卷一七《削平僭伪》
关于李顺下落，史载不一，或称城破时遇害，或称撤出成都，30年后于广州遇害。
《续遭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第二十七章
澶渊之盟北宋自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两度失利后，宋廷内部恐辽情绪日渐滋生。继而党项拓跋部首领继行叛宋臣辽，国内又爆发青州地区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外忧内患，今宋廷不得不重新调整内外策略。端拱二年（989），左十遗田锡在回答宋帝赵炅（宋太宗）询问边备之策时，即提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①未几，赵炅亦认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甩心，常须谨此。”②至此，宋廷“守内虚外”的内外策略已是基本定局。至后代，更有“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③之说，明确提出预防“内患”乃为关系社稷安危之首要大事，“守内虚外”遂成为宋朝的基本国策。
在此策略下，宋廷一改对辽朝的攻势，而代之以守势。辽帝耶律隆绪（辽圣宗）自大挫宋军攻势后，亦对宋朝采取攻势，先后攻占宋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束城、文安等沿边重镇。同时，辽廷又利用继迁的叛宋归附，对他大加册封，授予“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④，并应继迁之请，将契丹宗室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嫁之，结成联姻，而使党项拓跋势力与辽朝合成对宋朝的钳形攻势，首尾相应，夹困宋朝。面对此种形势，宋廷却一味消极防御，令宋军西起保州（治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姑海口，沿宋辽边境，利用河渠塘泊，筑堤蓄水，蜿蜒长达900余里，以为屏障。于沿边设置26寨、125军铺。布置兵士3000余人，使“部舟百艘，往来巡警”⑤，企图以此阻止辽军的长驱直入。但对于入侵宋境的辽军，宋廷竟然规定，“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⑥。宋廷旨在息事宁人，与辽和解。然而辽廷已从中清楚地看到宋朝的虚弱，遂进一步加紧入侵和挑衅，不断派兵深入宋境，掳掠人畜财物，屠杀百姓，毁坏民宅庄稼，宋霸州（治今河北霸县）、雄州（治今河北雄县）、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冀州（治今河北冀县）、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守名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等10余州军百姓惨遭涂炭。
宋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帝耶律隆绪及其母萧太后亲统辽军，以收复瓦桥关（位今雄县旧南关）一南10县为名，大举南下，采取避实就虚战术，绕开有宋军重兵把守的城池，一路挺进，迅速围攻定州（今属河北）。辽军的迅勐进攻，使宋军措手不及，北方州县纷纷告急，公文一夕数次频传开封（今属河南），宋廷上下为之大震。此时在位的宋帝赵恒（宋真宗）虽曾表示要亲自统兵抵御辽军入侵，但事到临头，又心虚胆怯，犹豫不决。臣僚意见纷纷，参知政事王钦若劝说赵恒迁都升州（治今江苏南京）以避战乱，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迁都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惟有宰相寇准力排众议，主张赵恒亲征北上。经过朝廷中主战派的力争，将王钦若调离，出镇天雄军府兼都部署，赵恒被迫同意北上。
临亲征北上前，宋廷又作了周密的部署，除倚重抗辽前线屡立战功，“勇于战斗，以名称相上下”⑦的杨延朗（杨业子，后更名延昭）、杨嗣外，又以天雄军都部署周莹为驾前贝冀路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为驾前邢洛路都部署。又令兵部尚书张齐贤兼青、淄、潍安抚使，权三司恒丁渭兼郓、齐、濮安抚使。诏令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王超等将领率兵赴宋帝临时驻扎之地，大将魏能、张凝、田敏统兵屯驻定州。还以山南东道节度、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鸳前东面排阵使，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为了防止党项拓跋部趁势侵扰宋疆，宋延义委任西凉府六谷吐蕃部落首领厮铎督为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巡检、西凉府六谷大首领，以牵扯党项。在完成了一系列的部署和安排后，赵恒才终于踏上北巡的征程。
南侵辽军号称20万，在耶律隆绪和萧太后的统领下，继续南下，又先后攻陷宋德清军（今河南清丰）、通利军（今河南浚县西北）等重镇，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城北。但辽军此番南侵，目的在于掠夺物资财富，并向宋廷炫耀武力，施加压力，因而在用兵进攻的同时，又不断向宋廷表示和谈的意图，以为试探。辽帝通过降将，原宋定州副都部署王继忠向宋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守将石普送去一封书信，表示须由宋廷首先提出议和。此信转到赵恒手中，赵恒亲笔手一书，答应王继忠所提条件，并委派閤阎门祗侯曹利用前往辽军给予明确答复。
辽军兵临重镇澶州城下，对宋都开封构成极大的威胁。宋军守城官兵坚守城池，以阻止辽军的继续南下。澶州前军西线宋军设伏驽射杀辽兵，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一作挞凛）率游骑攻城，中伏弩身亡，辽军士气受挫。宋帝赵恒自开封北上，一路顾望不前，进军迟缓，在寇准的一再催促下，才于十一月到达澶州南城。时澶州城跨黄河而建，故分为南、北二城，河上用船并联架设成一座浮桥，成为联系二城的信道。赵恒抵达南城后，即表示不愿过河，寇准又与禁军将领高琼再三劝说，高琼甚至用鞭子抽赶为宋帝抬轿的兵士，方才将赵恒请到北城。当赵恒登上北城城楼，召见抚慰诸将领时，宋军一片欢腾，“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⑧，士气为之大振。与此同时，宋军已有数十万人马集结于澶州一带，与辽军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辽军深感孤军深入，难以相持长久，急于和谈。而赵恒北上的真实目的并非武力驱逐辽军，而是指望通过和谈，不惜用金帛换取辽军的北撤，稍后到达澶州的宰相毕士安也力赞赵恒以重金厚赂辽军，以求双方议和。尽管此时澶州前线局势对宋军十分有利，但在宋帝及宋廷主和派的积极倡导下，一味忍辱议和，再度派遣曹利用作为使臣，向辽乞和。
曹利用受命出使，临行前向赵恒询问议和所许银绢之数，赵恒告诉他，如实在不得已，只要能议和，以百万银绢作为交换的条件也是可以的。寇准闻讯则叮嘱曹利用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则勿见准，准将斩汝。”⑨曹利用到辽军果真以30万银绢达成和议，待他返回澶州行宫入见宋帝时，赵恒正在进食。得知曹利用自辽军归来，赵恒迫不急待地想知道具体情况，便先让内侍询问应允辽帝多少银绢？曹利用推辞道：“此机事，当面奏。”后见推辞不成，他以“三指加颊”为示。内诗人内秉告：“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赵恒听罢，失声说道：“太多。”既而又道：“姑了事，亦可耳。”曹利用正站于门外，先闻宋帝抱怨太多，顿时惊慌失措。之后再听宋帝之语，他又转忧为喜。待他入见赵恒，又故作姿态，再三称罪，直至最后才说明与辽议和是以30万银绢成交。赵恒听罢，竟喜出望外，给予曹利用极丰厚的赏赐⑩。
十二月，宋辽经过几次交涉，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终于订立盟约。双方约定：宋辽维持原定疆界，两国约为兄弟之国，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且称萧太后为叔母；宋朝每年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双方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双方相互遣送对方的逃亡入境者，沿边城市只能依旧修葺城池，不得新增修筑城堡、开挖或改移河道；辽军北撤时，宋军不得在沿途邀击。澶州又称澶渊，故此盟约又称为“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订立之后，宋廷委任何成矩、李允则、杨延朗等强帅勇将分驻北疆沿边重镇，谨守边境。又“改威虏军日广信、静戎日安肃、破虏日信安、平戎日保定、宁边日永定、定远日永静、定羌日保德、平虏城日肃宁”，以示对辽的友好。此后，宋、辽之间长期并立，双方再未爆发大的战事，边境相对安宁，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使臣往来不断，“二方既定，中外略安”。
注释①《长编》卷三○。
②《长编》卷三二。
③《长编》卷一六三。
④《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
⑤噬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
⑥《长编》卷一五三。
⑦《长编》卷四八。
⑧《长编》卷五八。
⑨《涑水记闻》卷六。
⑩《长编》卷五八。
《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
庆历新政宋干兴元年（1022），宋帝赵恒卒，庙号真宗，其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时朝柄大权操纵于真宗刘皇后手中，她先后任用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等人为宰相，朝政率循旧章。依旧执行“守内虚外”的国策，致使内外矛盾不断发展，官僚冗滥，办事效率低下；军队将兵元员，作战能力低弱；朝廷费用入不敷出。为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宋廷靠增加赋税以充实府库，导致百姓生活贫困，怨声载道，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而辽又与西夏相呼应，严重威胁着宋朝北部赵祯像与西北部的边疆。北宋再度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卒，赵祯才实际控制朝政。此时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士兵暴动与农民起义相互交织，宋南京（今河南商丘）、京东、郑州（今属河南）、许州（治今河南许昌）、滑州（洽今河南县东）、解州（治今山西运城西南）、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清平军（今山东章丘）、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西）、建昌军（今江西南城）、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及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峡州（治今湖北宜昌）等地，先后爆发了各种形式的起义斗争，规模大小不等。其中有影响的反抗斗争包括庆历三年（1043）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虎翼军卒壬伦率众哗变，杀巡检使朱进，“转斗千余里”，“如履无人之境”①。同年，京西、陕西两路有张海、郭貌山领导的农民起义，于黄河至汉水流域间杀戮贪官污吏，“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②。又有荆湖南路瑶、汉百姓的起义，“平人惊惧，尽起为盗”③。此后，还有河北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王则领导的起义，等等。这一系列的反抗斗争极大地震动了北宋朝廷，不禁惊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④宋廷官僚多已看到社会潜伏的诸多危机，不断提出革新的倡议。
此前，地方官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着手进行局部的改革。大理寺丞郭咨与秘书丞孙琳于沼州肥乡县（今属河北）试行“千步方田法”，基本改变了当地“田赋不均，岁久莫能治”⑤的局面。而更多的官吏则指盼宋帝赵祯能革除积弊，消除危机，扭转局面。庆历三年，赵祯令枢密使吕夷简罢议军国大事，旋即擢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三人同以宰相执政，又以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为“兴致太平”，赵祯期望他们能尽快提出更张朝政的革新方案。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始入仕途。他对宋廷的种种弊端耳濡目染，身感不安。天圣三年（1025），他以文林郎充大理寺丞，即向赵祯上书，提出恩荫冗滥之弊。五年，再奏《上执政书》，抨击朝廷粉饰太平，兵久不用，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充，贤才乏匮等诸多弊政。希望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⑥。八年，他改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再度上疏请求裁并州县，减轻差役，以宽民力；但范仲淹的多次上疏，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依然因循守旧。不过他的主张与见解，越来越多地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称赞，“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⑦。欧阳修、富弼、余靖等一批有志青年官僚，纷纷支持范仲淹的革新倡议，不满吕夷简等人的墨守陈规。景韦占二年（1035），他升任权知开封府，又一次向宋帝极言更张之措，因反对吕夷简的擅权，而遭谪贬，出知饶州（治今汀西波阳）、润州（治今江西镇江）、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次年，他与尹洙、欧阳修等人又被吕夷简等权臣斥为“朋党”，宋廷上下官僚因此而咋舌，不敢言事。直至庆历初年，因内外交困，宰相吕夷简难以应付，在日益高涨的更张呼声中，宋帝赵祯乃重用范仲淹为宰相。
是年九月，赵祯诏辅臣于天章阁应对，范仲淹与富弼联名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又称《上十事疏》），提出一套革新的基本方案：一日明黜陟，提倡依官吏政绩决定升迁罢黜。二日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依据恩荫充官。三日精贡举，变更学校传习之业及科举取士之法，应“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四日择长官，重视对地方官吏的择选，而使政令下达，杜绝扰民。五日均公田，均定官所占职田的收入。六日厚农桑，主张重视农业生产，修复水利，以利财政收入。七日修武备，建议招募强壮之丁，以充京畿卫士，令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既可省兵费，又益京师防卫。八日减徭役，提出合并州县，以利减轻户少之州县百姓的赋役负担。九日覃恩信，要求朝廷及地方政府官员恪守职责，严格执行宋帝及朝廷所颁大赦等恩惠，以取信于民。十日重命令，即慎重订立条法，一经颁行，各级官吏必须照章遵守执行。此10项革新主张，大多在庆历三年五月至四年五月间，由赵祯下诏书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其间，富弼还上疏陈当世之务10余条和安边13策，韩琦亦前后上疏陈述15事，是为对“新政”的完善与补充。
范仲淹、富弼等人更张的核心是通过整顿吏治，以达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从三年十月起，宋廷即着手进行吏治的整顿，先是赵恒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长官共同择选各路转运使。范仲淹在选定转运使人选时，十分慎重，凡属庸碌无能之辈，一律免去，最后确定张昆之赴河北，王素赴淮南，沈邈赴京东，施昌言赴河东，李绚赴京西，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治绩。对此富弼尚存疑虑，担心免除庸才之职，会生悲泣之感。范仲淹则坚持认为，如若任其贪赃枉法，则本路百姓将受其盘剥。未几，赵恒又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共同选定各路转运使与提刑按察使。重新恢复设置各路转运使司判官。不久，再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商议并颁行“新定磨勘式”，以作为考核官员及官吏升迁的条法依据。十一月，宋廷更定“荫补法”，且下令限制职田数额。
庆历年间，以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为首的“新政”派，主要从整顿吏治人手，却因此触及了官僚地主的特权及利益，多数官僚恐仅此已更张过甚，不便于推行。部分守旧派官僚更是横加指责，百般刁难，暗地里甚至公开表示强烈的反对。集贤殿大学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章得象对“新政”极为不满，他支持部分御史台谏官，攻击和诽谤范仲淹等革新派及其新政，诬陷他们结为“朋党”，“欺罔擅权”，“怀奸不忠”。枢密使夏竦则令其女仆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皇帝草诏，诬蔑富弼要废赵祯，另立他帝。守旧势力的破坏与诋毁，令范仲淹等人难以安身，新政更难以推行。四年六月，范仲淹借“秋防”之名，离开朝廷，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亦宣抚河北。范、富二人出朝后，守旧派更是肆无忌惮，又编织各种罪名，将支持新政的官僚刘巽、王益柔、苏舜钦等10余人贬出朝廷。宋帝赵祯迫于压力，也向守旧派妥协，十一月，他下诏“戒朋党相讦，及按察恣为苛刻、文人肆言行怪者”⑧。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被罢相。二月，诏罢“京朝官用保任叙迁法”，又罢“荫补限年法”。三月，韩琦亦遭罢相。五月，欧阳修等人相继被贬朝，又罢各路转运使司判官。至于各路转运按察使，多以“苛刻”之罪名，或罢或贬，曾惩治贪官污吏卓有成效的江南东路转运使杨绂及其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等人，竟被诬为“江东三虎”⑨，遭到贬斥。
在守旧势力的陷害和打击下，新政官僚人人自危，“皆惧谗畏祸，不敢挺然当国家之事”⑩。守旧派官僚控制朝政后，基本废止了新政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旧推行“守内虚外”的国策。为解决朝廷庞大的开支，满足统治者的挥霍浪费，拼命盘剥搜刮，全然不顾百姓死活。结果朝廷府库仍旧亏空，社会矛盾继续激化。皇枯四年（1052），范仲淹病逝。此后不久，原参与新政的官僚又多被重新启用，至和二年（1055），富弼受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祐占元年（1056），韩琦任枢密使。三年，富弼改授昭文馆大学士，韩琦改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三年，富弼改授昭文殿大学士。五年，欧阳修升任枢密副使。尽管他们再度复官，却失去昔日新政时革新的锐气；并陷入守旧与保守之中，不再有“妄非”之举。不过“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可主张“更张”的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注释①《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二。
②《长编》卷一四三。
③《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九。
④《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四。
⑤《长编》卷一四四。
⑥《范文正公集》卷八。
⑦《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
⑧《宋史》卷十一《仁宗纪三》。
⑨《宋史》卷三五《杨纯传》。
⑩包拯《包孝肃奏议》卷一。
庆历兵变北宋创建后，采取“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收缴藩镇节度兵权于中央，“强干弱枝”，极大地加强禁军。又实行“养兵”政策，凡遇饥荒之年，即由官府派人赴灾区，招募大批强壮饥民充军入伍，以此防止饥民作乱。因此宋朝军队庞大，军费支出巨大。然而统治集团的腐败，加之官吏、军将肆意克扣军饷，随意役使兵士，亦引起下层军校和士兵的极度不满，时有反抗，进而发展为士兵暴动。宋真宗在位期间（998—1022），即发生了四川王均的兵变和宜州（治今广西宜山）陈进领导的士兵暴动。这些兵变虽遭到镇压，但将士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兵变愈演愈烈，且与农民起义交织一起，他们“陵侮朝廷”，“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招募徒众”，甚至，称王称朕，与朝廷抗礼”①，给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宋庆历三年（1043），京东安抚使陈执中，大肆搜刮民财，强令农民修筑青州（治今山东益都）城，百姓怨声载道。五月，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虎翼军卒王伦趁势纠集四五十名兵士发动兵变，杀巡检使朱进，直入青州境。陈执中遂遣巡检使傅永吉率官军抗击，王伦乃率众转攻淮南地区，先后活动于沂、密（治今山东诸城）、海（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泗（治今江苏盱眙北）、真（治今江苏仪征）、扬（今属江苏）诸州，转战千余里，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行至高邮军（今江苏高邮）时，已有部众二三百人，皆为贫苦百姓，他们于脸上刺“天降圣捷指挥”六字，以示必胜。
自宋初以来，淮南地区多年无警报，州县防卫怠懈，及闻王伦来攻，竟不知所措。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泰州（今属江苏）守臣不敢迎战。知高邮军晁仲约欲保全自家性命，张榜令富民向王伦所部赠送“金帛牛酒，使人迎劳”②。然而王伦率众转辗迁移，虽四处攻击官军，却未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致使势单力薄。
宋廷对王伦率众转战于淮南十分不安，唯恐其阻断汴河漕运，遂令傅永吉率官军追击王伦，于扬州山光寺南击败之。七月，王伦率残部转至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渡江南下，至江南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东北），为官军所俘，未几即遭杀害。
庆历七年（1047），宋宣毅军小校王则又于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兵变。王则，涿州（今属河北）人。其家境贫困，后因饥荒逃难至恩州，给人牧羊。之后参加宣毅军，升为小校。恩州、冀州（治今河北冀县）一带多信奉弥勒佛，王则便以宗教的形式，组织当地百姓，以《五龙经》、《滴泪经》及图谶诸书作宣传，声称“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③，以此号召民众反抗宋朝统治。随后，他以州吏张峦、卜吉为谋主，派人赴德州（治今山东陵县）、齐州（治今山东济南）等地发展信徒，约定庆历八年正月初一起兵，阻断澶州（治今河南濮阳）浮桥，于河北地区活动。但因其信徒潘方净向北京留守贾昌朝告密，王则不能再等待，遂仓促于庆历七年冬至日（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前兵变。
当日，知州张得一正率官僚祭拜天庆观，王则乘虚率众冲入府库。张得一闻变，逃入骁捷营，欲借军营保全其性命。王则夺得兵器、财物后，即领众人直扑骁捷营，放火焚烧营门，杀入营中，生擒张得一。兵马都监、内殿承制田斌率所部与王则军激烈巷战，战败出逃。王则攻入城中，令兵士关上城门。提点刑狱田京、任黄裳丢弃家眷，持府印自城上吊出城关。王则军杀通判董元亨，打开军资库，又得大批物资。随后，王则又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司理参军王奖、节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齐开、主簿王湙。且打开囚牢，释放囚徒，深得城中百姓的支持。
王则首战告捷，遂以“东平郡王”为号，建国号“安阳”，年号“得圣”。又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创建政权。称其居所为“中京”，居室等皆立名号。城中则以一楼为一州，上书州名，任命知州。而于城上依四个方向各置一总管。又改历法，以十二月为正月。凡年龄12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皆刺面日“义军破赵得胜”。而旗帜号令，皆以“佛”为称。
宋廷急令澶、孟（治今河南盂县南）、定（治今河北定县）诸州及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官军严加防守。又调集禁军十万，前往镇压。不久，赵祯以知开封府明镐为河北体量安抚使，督统诸军，进围恩州。恩州城民汪文庆、郭斌等人，自城上以箭系书信，射入明镐军营帐中，约为内应，且定以夜晚自城上垂下绳索，以接应官军入城。官军如约乘黑夜攀绳登城，数百人占据城墙，即焚烧城楼。王则等发现官军已入城，遂率众反击。官军先登城者，急欲争功，故砍断绳索，不令后继者入城。及战，官军无后继援兵，寡不敌众，只得与汪文庆等内应缒城而逃。
恩州地处南北交通要道，辽人入宋常经于此。王则得知辽朝派入宋使臣将途经附近，遂决定出兵劫持，以示抗辽。然而消息走露，明镐派殿侍安素于思州西门外设伏。深夜，王则派数百人出城袭击辽使，中伏，全部被官军俘虏。
恩州城池坚固，城墙高峻，官军屡攻不破。明镐令兵士于城南暗挖地道，而每天指挥官军佯攻北城，以分散其注意力。不久宋廷见恩州城久攻不下，又以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使，继续攻城。文彦博至恩州城下时，地道已挖，至城内。文彦博与明镐便自官军中挑选了一批精壮兵士，连夜由地道入城，向恩州发起勐攻。
官军入城后，遂占据城墙，王则率部众与官军激烈交战，且在牛身上绑草泼油，点燃后令火牛冲击官军。官军以枪刺牛鼻，迫使火牛掉头，又直冲王则军。王则军顿时大乱，官军趁势勐攻，王则军不敌，开东城门出逃。
阎门祗侯张絪于城外凭借城壕，迎击逃出城外的王则军，但未能奏效，自己亦被斩杀。王则军陷入官军重围之中，经一番殊死搏斗，王则军又败退，王则为总管王信所俘。其残部又退守城郊村舍。官军随即又团团围困村舍，王则残部依旧顽强抵抗，宁死不屈。唁军依仗人多势众，勐烈进攻，放火焚烧村舍。大火熊熊，王则残部仍无人投降，终于全部被烧死。
王则起兵前，曾派人赴河北、京东地区，联络10余州县信徒，起兵反宋。然王则提前起兵后，与10余州县中断联系。而未能得到及时响应。齐州禁军兵士马达、张青、张握等人得知王则起兵后，亦欲率众起事占据州城，以策应王则，然因部众泄密而遭镇压。
宋廷于王则兵变遭镇压后，即令各州“大索妖党”④，残酷镇压百姓，以巨于“被系者不可胜数”⑤。
王则兵变自庆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庆历八年闰五月失败，历时66天。其后，王则、张峦、卜吉等兵变首领被押解至开封遭杀害。
注释①《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七《弭盗门》。
②《范文正公集》卷一《年谱》。
③《宋史》卷一二九二《明镐传附王则传》。
④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一。
广西战事北宋时，广南西路多聚居溪峒蛮，其中尤以侬氏、黄氏、周氏、韦氏四大姓氏人多势众，各雄据一方，而广源州（今越南高平广渊）及西原州的蛮族势力最为强大。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宋承唐制，于其地多设置羁縻州，以其首领为长官。
侬氏世代居住于广源州。广源州地处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南）之西南，位于宋朝与交趾王朝之问，隶属邕州管辖，但因其距邕州较远，宋廷鞭长莫及。宋初以后，交趾（今越南）日渐强盛，因广源州地产黄金、丹砂，便不断向北蚕食，欲吞并此地。交趾派兵进击广源，俘虏其首领侬全福，且每年于此掠走大批金货，“赋敛无厌，州人愁苦”①。依全福被俘后，其妻另嫁，生子名智高。及侬智高长大成人，仍被部众推举为首领，遂率领部众反抗交趾的盘剥与奴役，曾一度于傥犹州创建政权，号“大历”。交趾对侬智高此举十分恼怒，便出兵北上，攻陷傥犹州，俘虏了侬智高。然交趾又欲笼络、收买侬智高，以为北上扩张之策，便释其罪，且委他为知广源州。但与交趾有深仇的侬智高，却不为之所动，依然与交趾时有抗争。及后，交趾又胁迫他归顺，又遭其断然拒绝，积怨日重。
宋皇枯事占元年（1049）九月，侬智高率部众攻陷安德州，于此建“南天国”，改元景瑞。他亦不满隶属宋邕州的地位，欲建割据政权，便率部众侵扰宋境，又向北攻击邕州横山寨。对侬智高的割据活动，首先感到不安的仍是交趾，一枚未过许久即发兵攻打侬智高。迫于交趾咄咄逼人的进攻与压力，侬智高不得已乃向宋廷请求内属。然而宋廷恐滋生边事，竟然拒绝侬智高的请求。侬智高既不得内属宋廷，又与交趾为仇，便凭借着广源地区川泽之土利，招募亡命之徒。又与广州进黄玮、黄师宓等人日夜谋划，人攻宋境。一日黄昏，侬智高令人焚毁所藏积储，而对部众声称：“生计穷，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必死。”②遂率部众人侵宋境。
宋皇枯四年（1052）五月，侬智高率部众5000人，沿郁江东下，破横山寨，进而攻陷广南西路重镇邕州，杀知州陈珙及广西都监张立，于此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自黄师宓以下官吏，皆授官，称宋廷官称。随后，侬智高率兵连克横州（治今广西横县）、贵州（治今广西贵县）、藤州（治今广西藤县）、梧州（今属广西）、封州（治今广东封开）、康州（治今广东德庆）、端州（治今广东肇庆）。其时，广南州县皆无防备，州县官吏畏懦，一旦仓促应战，竟不知所为，守将多弃城而遁，而宋军则一战即溃，死伤甚众。侬智高得以长驱直入，进围广州。
侬智高对广南地区的大举进犯，引起宋廷极大震动。宋帝赵祯下诏，令钤辖陈曙发兵征讨。侬智高率兵围攻广州，长达五六十日，城未能克，他却于城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此后侬智高又率兵进击贺州（治今广西贺县），又木克；乃转攻昭州（治今广西平乐西南），遂破城而入。昭州数千百姓逃入山谷间避难，侬智高令士卒放火，百姓全部遇难。宋廷又以孙沔为广南安抚使，令他平息侬智高叛乱。然而侬智高丝毫不受节制，继续进兵侵扰，宋帝赵祯深感忧虑。侬智高请求充任邕、桂节度使，赵祯甚至准备接受。参知政事梁适以为不可，若依侬智高之请，则岭南之地不属宋廷所有。适逢枢密副使狄青上表，请求征讨侬智高，赵祯委以狄青为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率兵进击侬智高。谏官韩绛认为狄青为武将，不宜专任其一人。赵祯为此征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庞籍，庞籍极力荐举狄青，且言：“号令不专，不如不派。”赵祯方消除疑虑，又下诏，将岭南诸军皆隶届狄青统领。
十月，侬智高兵进宾州（治今广西宾阳），知州弃城而逃。侬智高陷宾州城，又复入邕州。侬智高于广南的叛乱，使交趾感到有机可乘，竟向宋廷请求出兵，协助宋军平定侬智高之乱。宋帝赵祯急欲息事，遂应允交趾之请。经制广南西路、知桂州余靖亦认为交趾可信，乃于邕州、钦州（治今广西灵山西）屯积万人粮草，以备交趾所需。赵祯亦下诏，以缗钱3万赐交趾，作为军费，还许平叛之后再加以厚赏。狄青到达广南后，即传檄余靖不许借助交趾军队，随即又上奏朝廷：“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依）智高而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兵蛮夷，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请罢交趾助兵。”③赵祯罢交趾派兵助攻。狄青知侬智高叛军擅攀高履脸，宋兵不习山地作战；故交哉·必败，遂召当地少数族兵随从作战。
宋皇枯五年（1053）正月，狄青合孙沔、余靖所部自桂州进驻宾州（治今广西宾阳）。此前，军将蒋偕、张忠皆轻敌，结果与侬智高交战，皆兵败战死，军队士气受挫。狄青则严明军纪，统一号令，告诫诸将不得擅自与叛军接战，听候命令。广西钤辖陈曙趁狄青未至，率步卒8000进攻侬智高所部，果于昆仑关（今广西南宁东北）溃败。狄青闻讯，认为：“令之不齐，兵所以败。”④清晨，狄青于堂上召集诸将，将陈曙、殿直袁用等30名将领斩首。孙沔、余靖相顾惊愕，诸将皆两腿颤抖不已。
随后，狄青便按兵不动，且令将士休整10日，众人不知意图何在。侬智高派人侦探，回报称宋军不会马上用兵，侬智高遂怠懈。次日，狄青即集合军队，自己亲统前军，孙沔率军随后，余靖领兵殿后，发兵进击邕州。行至黄昏，即抵达昆仑关下。时值上元节（正月十五日），狄青于军中大设酒宴，款待将士。侬智高探报侦知，叛军亦不为备。是夜，大风雪。次日凌晨，宋军营帐竖大将旗，诸将环列于狄青营帐前，候命进击昆仑关。有军校来报，狄青已连夜率前军攻入昆仑关，令诸将速领所部过关集结。众得方知主帅已破关进击叛军。
狄青既入昆仑关，又率兵出归仁铺（今广西南宁东北），且于此部署军阵。侬智高指挥所部，倾巢出击，迎战宋军。宋军前锋将领孙节与叛军激战于山下，不幸阵亡，叛军由是气焰嚣张，孙沔等将领见叛军猖獗，不禁惊恐失色。狄青则沉着自若，手执白旗指挥蕃部骑兵，自左右两翼夹击叛军。叛军大败而逃。狄青率军追杀50里外，又斩首数千级，俘获500余，侬智高幕僚黄师宓、依建中、侬智中等57名官属被斩。叛军严重受挫，侬智高连夜焚烧邕州城池出逃，自合江口逃入大理国。
次日凌晨，狄青统军进入邕州城，缴获金帛巨万，各种牲畜数千，下令释放被侬智高胁迫、掳掠的百姓。又收敛叛军尸体，堆积于城北，内有一尸着金龙衣，众人皆以为是侬智高，欲上奏朝廷邀功。狄青则反对此举，告之众人：“安知非诈邪？宁失（依）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⑤二年后，侬智高死于大理国，在宋朝遣使迫索之下，大理国函其首送交宋知邕州萧注。
交趾欲借侬智高叛事侵蚀宋边的企图未能得逞，侬智高被镇压后，交趾便又寻机向宋境扩张，进行武装入侵，劫掠财富。宋嘉枯四年（1059），交趾兵扰钦州。次年，交趾与甲峒蛮合兵侵扰邕州。赵祯为此下诏，令广南西路诸州发兵征讨。此后，交趾对宋境的侵扰与劫掠始终不断，边境不得安宁。
宋熙宁九年（1075）九月，交趾再次发兵侵入宋广西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月，交趾则发兵6万，号称8万，分水陆两路，大举入攻宋广南西路。水军白海上（今北部湾）直进，攻占廉州（治今广西合浦）、钦州；步卒则进兵邕州。宋邕州知州苏缄闻讯，立即调集军队，共2800人，部署防务，以迎击来犯的交趾军队。
交趾为掩饰其扩张，兵进之处，遍布榜文，“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⑥。宋廷君臣对此愤慨已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亲自起草文告《讨交趾榜》，给予驳斥，且调兵赴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以援应广南西路宋军。
宋熙宁九年（1076）正月，交趾王李乾德率兵围攻邕州。知州苏缄率军队奋力抵抗，城破，苏缄令家人自尽，遂放火自焚，全城军民5800余人亦拒不投降，悉为交趾兵屠杀。
二月，宋廷任命宣徽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广南宣抚使；以天章阁待制赵离为招讨副使，统兵号称10万，南下讨伐交趾军队。宋帝赵顼同时下诏，令占城（今越南南部）、占腊（真腊，今柬埔寨）出兵合击交趾。宋廷又支钱5万缗予广南东路转运司，令修筑州军城濠，以防范交趾军入侵。
郭逵、赵离统兵南征至长沙（今属湖南），先遣军将领兵收复邕州、廉州。随后大军入广西，进兵广源州，交趾守将刘应纪献城投降。至九月，宋军收复广南西路全部失地。十一月，宋帝赵顼再次下诏，令宋军继续反击交趾军。在宋军打击下，交趾军节节败退，逃回交趾国。十二月，郭逵、赵率军进入交趾境内。李乾德于决里隘屯聚重兵，以阻截宋军进攻。宋军攻隘，交趾军以象军迎击，宋兵以强驽射象，以刀砍象鼻，击退象军的进攻，遂乘胜反击，大败交趾军，攻占决里隘。
决里隘失守，李乾德又令交趾兵于夹口隘设伏。宋军绕过夹口隘，越兜顶岭向南推进，相继攻陷桄榔、门州等重镇，直抵富良江（今红河）北岸，距交趾国都城交州（治今越南河内）仅90里。然因无船渡河，欲战不得，而与交趾军隔河相峙。郭逵设伏兵于北岸，仅以少量将兵隔河邀战。交趾兵见宋军兵微将寡，发兵数万过江来战。郭逵指挥宋军发起勐烈攻势，伏兵出击，与交趾军激烈交战。此战，交趾军死伤无计，其王子李洪直亦为宋兵所杀，大将阮合被生擒，李乾德损兵折将，走投无路，只得向宋廷奉表乞降。
其时，宋军随军兵夫30万人，负责运送军粮给养。时值酷暑，交趾又多瘴地，兵夫多染病，死者过半。郭逵因此被迫撤兵，而交趾国亦不敢窥测宋境，只得恢复每年入朝贡献方物，广南西路遂得安宁。
注释①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三。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③④⑤《宋史》卷二九○《狄青传》。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一。
第二十八章
熙河之役宋治平四年（西夏拱化五年，1067）正月，宋帝赵曙病故，谥号英宗，太子赵顼（劝旭）继位，是为宋神宗。其时，宋廷内忧外患，辽与西夏交相侵扰，赵顼急欲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朝廷有识之士亦希望富国强兵，革除朝政之弊逐渐成为潮流。
宋熙宁元年（1068），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入朝，上《平戎策》3篇。王韶（1030—1081），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早年因试制科未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故对宋夏关系及西夏扰边侵疆颇为熟知。他在《平戎策》中指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湟（治今青海乐都），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因而建议先招谕吐蕃确氏贵族，使率其部族居于河西，“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链接”①。赵顼对其所言颇感惊奇，令召其入官，详细询问治边方略，随即委他为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
蕃部首领俞龙珂的部众于青唐羌（吐蕃族的一支）诸部中势力最为强大，渭源羌（吐蕃族的一支）与西夏都竭力拉拢他，欲使之隶属于自己。宋秦凤路经略司诸将力主发兵先征讨俞龙珂部，王韶正巡视边境，遂亲率数骑人吐蕃境，直抵俞龙，珂帐下，向他申明成败大义，招谕其归顺宋廷。直交谈到深夜，索性留宿其帐中。次日凌晨，王韶将返回，俞龙珂等即遣其首领随王韶赴宋境。以后，俞龙珂又率其部众12万人内附。
宋熙宁二年（1069）十月，王韶主张修筑渭州（治今甘肃平凉）、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上下两城，以屯驻军队，安抚、招纳居住于洮州（治今甘肃临潭）、河州的叶蕃各部落。此议交泰凤路经略使李师中再议，李师中则以为不可，认为：“今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及令蕃部纳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胜军部族生疑。”因而他主张：“今不若先招抚青唐（今青海西宁）、武胜及洮、河诸族，则西蕃族必乞修城寨，因其所欲，量发兵筑城堡，以示断绝夏人抄略之患，部人必归心。”②李师中之议遭宋帝反对，遂下诏，罢免其经略使职。
王韶又主张“渭源至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③，请求官府贷钱为本。赵顼从其所请，下诏令秦风路经略司将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交子务钱交予王韶，且令他提举市易司。李师中又上奏以为不可。宋同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则力主王韶之议，遂削李师中职，贬为知舒州。另以窦舜卿接替，且派李若愚核实王韶募人耕种缘边土地情况。李若愚到边境，向王韶询问耕田所在，王韶无言以对。窦舜卿又查寻文簿，仅得垦田一顷，然而该地主人对此有诉讼，只得将地归还本人。为此，李若愚上奏朝廷，称王韶欺诈。王安石又将窦舜卿罢免，再改任韩缜。韩缜则附会此事，谎报耕田。于是王韶又升任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其后鄜延路（治今陕西延安）统帅郭逵亦上奏，称王韶贪污秦凤经略司所贷市易钱。王安石认为是无稽之谈，而将郭逵改任为镇泾原。正是在宰相王安石的全力支持下，王韶方得以排除众议，悉心经略河、湟，扭转了西部的战局。
赵顼决意收复河州、陇州（治今陕西陇县），下令筑古渭城为通远军，委王韶为知军事。宋熙宁四年（1071）八月，宋廷置洮河安抚司，令王韶为长官，开始经营河湟地区。熙宁五年（1072）七月，王韶率军进击河、湟地区吐蕃部，筑城渭源堡及乞神平。吐蕃蒙罗角、抹耳水巴等吐蕃部据守险要，以迎击宋军。宋军诸将欲于平坦之地布阵，与吐蕃军交战。王韶则认为：“贼不舍险来斗，则我师必徙归。今已入险地，当使险为吾有。”④乃指挥宋兵直趋抹邦山，居高临下，压敌军而阵。王韶告诫众将士：“敢言退者斩！”未几，吐蕃部兵向宋军阵营发起勐攻。宋军虽奋力抵抗，仍稍有后退。王韶见状，亲自挽弓，披挂上阵，指挥帐下卫兵迎击敌兵。吐蕃部兵大溃而逃，遂焚毁其庐帐。宋军大捷，洮西地区为之大震。
吐蕃瞎征部闻宋军来攻，即起兵援应蒙罗角、抹耳水巴部。方渡洮水，即遇溃败之兵，瞎征遂聚集溃兵，欲迎击宋军。王韶令其别将大张旗鼓，自竹牛岭进军，而自己则率兵悄悄越过武胜（今甘肃临洮）。王韶领兵进击，与瞎征首领瞎药所部遭遇，宋兵勇猛冲击，再大败之。随后，王韶令兵士于此筑武胜城，建成镇洮军。城成，瞎征集部兵来攻，宋军再击败之，且收降其部众2万，余众溃逃而去。王韶此次出击，屡败吐蕃部兵，拓地1200余里，收降吐蕃部众30余万口。宋廷论王韶之功，进为右正言、集贤殿修撰。不久，赵顼令镇洮军更名为熙州（治今甘肃临洮），且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四州以及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合为一路，置熙河路，治所设于熙州，王韶则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又进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然而其时河、洮、岷三州犹未收复。
宋熙宁六年（1073）二月，王韶统兵进击河州。于击败吐蕃兵后，占领河州。不久，宋军收降的吐蕃部众复又反叛，王韶立刻率兵返熙州平息叛乱。瞎征乘宋军大部撤离之机，重新占据河州。王韶闻讯，又领兵回击，攻克诃诺木藏城，穿越露骨山，南入洮州境。宋军进兵所经之地，山地崎岖，道路狭窄，马不能行。王韶遂令兵士下马步行，因此进军缓慢。瞎征认为有机可乘，遂留下部分兵士戍守河州，自己率兵尾随宋军，寻机进攻。王韶令宋军与之激战，终击退追兵，瞎征再度败逃，宋军又乘胜收复河州。九月，王韶率军又连续攻占岷州、宕州（治今甘肃岷县西南）二州，洮州、迭州（治今青海西宁）的吐蕃首领相继献城宋熙宁通宝降宋。此次王韶出兵连续行军54天，长途跋涉1800里，尽据河、岷、宕、洮、迭五州之地，斩首数千级，缴获牛、羊、马匹以万计。先后“招抚大小蕃族30余万帐”⑤，其所经营的河湟地区，幅员已达2000余里。宋廷为王韶所取得的胜利大为振奋，百官人朝向宋帝祝贺，赵顼甚至解下自己所佩玉带，赠予王安石，同时升任王韶为左谏议大夫、端明端学土。次年，又召王韶入朝，加资政殿学士，且赐第崇仁坊。
宋熙宁七年（1074）二月，宋知河州景思立与吐蕃部将青宜结鬼章战于踏白城，宋军不敌，战败，景思立亦为吐蕃兵所杀。青宜结鬼章遂率兵进围河州。一时间，吐蕃气焰复炽，吐蕃部将木征亦率兵围攻岷州。宋军处境极为危急，宋朝臣甚至主张放弃熙河路，赵顼也感到左右为难，而下诏告诫王韶坚守城池，持重勿出。
王韶返回熙河，行至兴平年（今属陕西），即闻景思立兵败，河州遭围攻，遂日夜兼程，急驰至熙州。熙州守将方部署城防，欲守城御敌。王韶入城，下令撤除城防，乃选精兵2万，与诸将商议进兵去向。诸将认为当进兵河州，夺回城池。王韶向众将分析道：“贼所以围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⑥遂领兵直奔定羌城，拔之。又击败吐蕃结河部，切断吐蕃与西夏国的信道。继而又兵进宁河，分兵令偏将统领出南山，彻底扫除吐蕃设于河州外围的援兵。瞎征正围攻河州，见援军相继为宋军击败，料河州难以破城，只得拔寨而去。围攻岷州的木征部，亦为宋将高遵裕击败。撤围而走。宋廷得知王韶击退吐蕃军，熙河路安然无羌，极为欣喜。
王韶还师熙州，随即派兵沿西山，绕至踏白城后，袭击集结于此处的瞎征部众，焚毁其8000余帐。瞎征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只得向宋军乞降，宋兵俘获瞎征，熙河路自此稍得安宁。
熙河之役为北宋建国以来，对外用兵的一次重大胜利，使北宋重新据有河湟之地。王韶亦因此再擢升为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未几，复召为枢密副使。然而，其后因与宰相王安石及赵顼有隙，遂罢职遭贬。
注释①《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②《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
③④《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
⑥《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熙宁新法宋帝赵祯庆历年间的“新政”失败后，守旧势力再度控制朝政，在“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下，宋朝统治集团依旧将“内忧”置于首要的地位，致使自宋初以来百年间的种种弊政不断加剧，尤其是“三冗三费”问题日趋严重。宋廷官僚机构在赵祯在位时已是极为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军功、进纳、胥吏出职等多种途径均可入仕。宋真宗时，文武百官约为9700员，至赵祯皇韦占年间（1049 ～1054），已增至17000余员，其中尚不包括未被差遣的京官、使臣及选人等。其后竟高达24000余员。宋初，全国总兵力约40余万，分为禁军、厢军、乡军、蕃军，之后为守卫京师之需，不断加强禁军，又以募兵养兵之制，防范饥民的骚乱，于是军队数量巨增，赵祯时，仅禁军即达80万人，总兵力高达140余万。冗官、冗兵，加之挥霍浪费，开支无度，又导致宋廷年度支出逐年勐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朝廷岁入2224余万余缗，当年尚有大半节余。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岁入15085余万缗，岁支出12677余万缗，尚余2407万缗。赵祯皇枯元年（1049），岁入12625余万缗，“而所出无余”①。到英宗赵曙治平二年（1065）时，岁入11613余万缗，岁支出12034余万缗，又有非常支出1152余万缗，当年即亏1573余万缗。朝廷收人逐年减少，而支出却有增无已，亏空数额逐年扩大，“累世所藏，几乎扫地”②。
为解决朝廷府库入不敷出的窘困境地，宋廷便采取搜刮盘剥百姓财富的办法，不断增加赋税徭役。赋税中除保留前代的“二税（田税）”外，又有“加耗”、义仓税、身丁税、杂变税、支移折变等诸多名目。徭役之外，尚有差役（职役），城市中则有“科配”。如此繁重的赋役已使社会中下层百姓难以应付，而宋廷又“不抑兼并”。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③。宋初以后，土地兼并亦不断加剧，“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④。这不仅使下层百姓丧失土地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又影响到朝廷赋税收入的增加，更使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地农民抗税、杀贪官污吏及豪强地主等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宋朝统治危机四伏。
边境局势亦风波不止。虽有“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再未发生大的战争，但西夏倚契丹为援，侵边不止，辽亦借西夏之势邀索不已。辽、夏两国自北、西北二方构成“犄角之势”，夹困宋朝，亦加重了宋朝统治者的“外忧”之感。
“外忧内患”与人不敷出更清楚地显现出宋朝的“积贫积弱”国势。为扭转这一局面，继“庆历新政”之后，又有一些官僚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某些变更。庆历八年（1048），陕西转运使李参为解决当地驻军粮草不足的困难，于百姓春荒之时，“令自度谷麦之人，予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⑤，即由官府借贷帮助生产。到皇祐占五年（1053），当地军粮已自给有余。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等曾改差役为募役，个别地区亦实行过令民户代官府养马，以解决军马之需。这些措施的实行，都收到一定的成效。
嘉枯八年（1063）三月，赵祯病逝，庙号仁宗，其继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皇帝的更替，给“庆历新政”后受沉闷保守的政治气氛压抑的改革派势力带来希望。面对仁宗遗留下的弊政，赵曙也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⑥的看法，流露出“更张”的意图。但仁宗的曹皇后此时以太后身伤垂帘听政，她认为“祖宗法度不易轻改”。对赵曙的言行极为不满，处处加以提防，甚至“权同处分军国事”。曹太后的党羽秉承其意图，亦与赵曙处处为难。一度太后与赵曙间矛盾重重，赵曙为之气恼，口出“太后待我无恩”⑦之语。后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的劝解，母子间的关系稍有缓和，曹太后遂还政于赵曙。但在此过程中，枢密使富弼未介入，恐赵曙执政于已不利，又对韩琦耿耿于怀，竟辞官而去。刚刚执政的赵曙原本身体多病，又见辅臣间如此勾心斗角，不禁忧虑重重，终未及有所作为，即于治平四年（1067）正月病故。其子年仅20岁的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赵顼“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⑧即位前，即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对真宗、仁宗之时的朝政弊端深感其危害，有意革除。及即位后，更欲有所作为，想效仿唐太宗，也希望自己的身边能有像魏征那样直言敢谏的辅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赵顼选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像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自幼随其父赴任而辗转南北，且百家诸子之书，无所不读。中进土第后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七年，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事。此后历任舒州（治今安徽潜山）通判、开封（今属河南）群牧司判官。嘉枯二年（1057），调任常州（今属江苏）知州。次年，调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未几，召为三司度支判官。多年在地方任官的经历，使他更多地接触和了解社会，尤其是对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深感忧虑，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宋朝的统治“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据此，王安石向宋帝赵祯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⑨，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改革，以彻底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万言书》中，王安石明确指出宋朝统治的时弊及改革之策。首先是吏治败坏，官吏多为“不才苟简贪鄙之人”、“奸悍无赖”之徒。学校传授仅“讲说章句而已”，实属“无补之学”。科举选士、恩荫任子而步入仕途者，不懂治世之道，“无用于世”，故需革除其弊端，从地方上选拔治世人才。其次，官吏侵渔百姓，尤其是下层官吏俸禄微薄，“委法受赂，侵牟百姓，往往而是”，故需发展生产增加财税收入，“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因此改弦更加迫在眉睫。王安石以历史为鉴，指出“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他疾呼道：“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王安石的此番改革主张，并来受到赵祯及在朝宰执的重视，奏书上呈，竟石沉大海。六年，王安石充任知制诰，仅负责为宋帝起草文书、诰令。虽然他的改革主张未被采用，却因此受到要求改革的士大夫们的推崇和敬重，引起社会的重视，王安石的声望日渐提高，企盼改革的士大夫将厚望寄托于他的身上，期待他登台执行，推行改革。
赵曙在位时，王安石感到变法尚未成熟，故借母亲病故，居丧金陵（今江苏南京），屡召不起，而于家中收徒讲学，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主张，这为其后的变法实际培养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此时尚未继位的太子赵顼却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极想与他当面交谈，商议治国之道。及赵顼即位之初，即于熙宁元年（1068），起用王安石充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便同年轻的宋帝赵顼一道议论治国之道，悉述自己改弦更张的主张，深得赵顼赏识，要求他“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⑩。与此同时，官僚集团中及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独负天下盛名的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不过，赵顼起初仍不敢重用他，而仍想得到富弼等一批旧僚老臣的支持。但当赵顼即位后召见富弼，商议治世之道时，得到的却是消极悲观的回答，不禁大失所望，遂于熙宁二年（1069），令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使改革得以推行，宋廷专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章悖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三年，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其“变风俗，立法度”思想的指导下，终于形成了宋帝赵顼熙宁年间的变法高潮。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旨在“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即富国强兵，以此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其为富国而推行的新法是以发展生产，充实朝廷府库为先，自理财入手，“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方面，陆续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新法。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等新法，以提高兵将的素质和军队的战斗力，改变对辽、西夏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为推进改革，培养人才，王安石对科举制度、中央及州县学校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颁行贡举新制，以经义取士；令太学实行“三舍法”，“取学行卓然尤异者”，“取旨除官”。王安石认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为统一思想，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以及《诗义》、《书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1075）颁行学校，作为教材，并以此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和选官的参考。其间，又重置武学，新建律学，改建太医局，以适应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所需。
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官僚所实行的变法虽是维护和加强宋朝的统治，但所行“新法”也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新法一提出，便遭致以两宫太后、皇亲国戚、老臣旧僚等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串通一气，共同指责、抨击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及其新法，甚至向宋帝赵顼施加压力，迫使废止新法，因而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自始至终都极为激烈。翰林学士司马光为首的一批朝廷内外官僚，更是不择手段诋毁改革派，造谣生事。判大名府韩琦为反对实行青苗法，上奏宋帝称此法是“官放息钱”，并谎称百姓亦不愿请贷青苗钱。赵顼看后，却认为“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王安石虽据理力争，仍无法解除赵顼的疑虑。且赵顼的动摇，已严重影响到改革的进行，王安石无奈，只好称病，请求辞职。赵顼虽对变法左右摇摆，但最终还是希望能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故只得挽留王安石继续执政。不过与改革之初的态度相比，赵顼对王安石的信任与支持已明显减弱，变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与危险。六年，免行法颁行后，皇亲国戚及宦官因其恣意勒索受到限制，再度掀起反对变法的高潮，赵顼也因此更摇摆不定，甚至亲自出面阻止免行法的实行。在此形势下，改革派官僚中也有人畏缩不前，附和守旧势力，抵制变法，排挤王安石。七年初，天下干旱，反对派利用天灾攻击变法，向赵顼上《流民图》，诬蔑“王安石变乱天下”，赵顼因此“流涕退，命安石议裁损之”。王安石感到新法难行，自己已无法继续执政，遂恳请辞官。四月，王安石被罢去宰相职，出任江宁府。
王安石辞相后，曾推举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但吕惠卿却未继续推行变法，而是标新立异，结果“民不胜其困”。更为甚者，他唯恐王安石复相，威胁自己的宰执地位，便于朝中处处争权，从不将韩绛放在眼里。吕惠卿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人士的极大不满，一时间，“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韩绛借机向赵顼请求召王安石返朝，恢复宰相之职，以继续推行变法。八年（1075）二月，赵顼采纳韩绛的建议，重新起用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接到诏令，立即赴开封就职。
王安石复相后，重又恢复新法，以期尽快富国强兵。可此时变法更是困难重重，改革派内部的分裂愈演愈烈，吕惠卿非但不支持和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寻机打击、诽谤。六月，王安石因患疾，赵顼为使其养病，特许他少预政事。然而吕惠卿却上奏称他“屡称病不治事，积事以委臣”，公开与王安石对抗。虽然十月间，吕惠卿遭御史以不法之名弹劾，出知陈州，权三司使章停也因受牵连遭贬，出知湖州。改革派内部的分裂已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变法已难以继续推行下去。王安石对此深感忧虑，尤其是昔日的变法同僚竟釜底抽薪，更使他忧心忡忡，自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被常出于交游之事”。不仅如此，赵顼亦不再重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经常不采纳他的建议，变法实际上已无法推行。九年初，王安石屡次上书，请求辞官。六月，其爱子王雾病故，使王安石受到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十月，赵顼接受请求，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出任江宁府。但他并未上任履职。十年六月，王安石又辞去江宁府一职，从此闲居。赵煦元事占元年（1086），以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执政，废除此前推行的新法。王安石闻讯悲愤不已，四月，郁然病逝。
注释①《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②《长编》卷一九八。
③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
④《长编》卷二七。
⑤《长编》卷一七四。
⑥《长编》卷二一。
⑦《宋史》卷二四二《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⑧《朱子语类》卷一三○。
⑨《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
⑩《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长编》卷二二○。
《长编》卷二二七。
《长编》卷二二○。
《宋会要辑稿·食货》。
《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八。
《长编》卷二五二。
《宋史》卷四七一《吕惠卿传》。
《长编》卷二六○。
《长编》卷二六五。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长编》卷二七八。
元丰改制赵顼熙宁年间（1068—1077）颁行的由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所倡导的新法，虽经历了与守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以及王安石的最终遭罢相，虽受到极大的冲击，但并未完全废止。王安石罢相出朝后，在赵顼的主持下，新法仍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推行。元丰元年（1078），赵顼曾以王安石为尚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仍有延续变法之意。直到元丰八年（1085），赵顼去世前，熙宁新法的主要措施仍在执行，部分内容又作了变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官制的改革。
自宋初以来，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采取分割相权的办法，军、财、民三权分立，使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权，又置副职与长官相互制约，以此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使皇帝得以独断专行。但因此造成官僚机构重叠，官署职掌纷繁，又相互交插。而机构既无定员，又无专职，出现众多徒有虚名却无职事的冗闲官署及官员。加之官、职、差遣分离的官僚体制，又造成莅其官位而不履其职的现象，官称与实际职掌往往相悖，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熙宁年间，王安石虽对一些闲散机构进行了调整，并新设一些机构，以利新法的推行，但未彻底改变官职分离、混乱的局面。且王安石主持变法，重在发展生产，提高军队战斗力对官僚机构的弊端也未过多涉及，仅认为各机构能复其职掌即可，故官制固有的问题依旧十分严重。赵顼对此深感不便，遂执意对官制进行改革。
熙宁十年（1077），赵顼诏令校勘《唐六典》，以此作为官制改革的参考和依据。元丰三年（1080），又诏令中书省详定官制。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硅、参知政事蔡确等人的协助下，赵顼着手改革官制。
宋初于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是为中枢最高官署，亦为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又称为政事堂，简称中书，又称中书门下内省。与枢密院分掌政、军大权，号称“二府”。中书门下长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为宰相之分散。其事权，又置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赵顼改制，罢中书门下，其职掌分归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三省不设中书令、侍中、尚书令，而以尚书左、右仆射为正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为左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为右相。恢复唐朝“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之制，实际权归中书，为右相所握。改参知政事为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同为副宰相。原宰相处理政务之所遂移至尚书省，改称都堂。
枢密院仍为最高军事机构，但废枢密使、副使，长官改为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同知枢密院事，同为执政。与三省长官合称为宰执，是为宋廷的最高宰辅官僚。
同年八月，赵顼下诏，令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使各机构有固定的职掌，有定编、定员，因而许多机构被裁减或合并。宋初置盐铁、废度、户部三部，合称“三司”，是为宋廷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赵顼撤销三司，将其大部职权归入户部与工部，又将审官院并入吏部，审刑院划归刑部。在此基础上，充实和加强了六部的职权。
赵顼改革官制的重要内容是“正名责实”，即改定“寄禄官”制度。宋初虽沿袭唐代三省六部制，然其官名仅为官阶之用，是为虚衔，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及序迁，因此称为“阶官”，亦称“寄禄官”。元丰改制，将原有的文官散阶由29阶改为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24阶，作为新的寄禄官阶，定为《元丰寄禄格》，此后官员升迁、领取俸禄，一律依照新定寄禄“以阶易官”。而原寄禄官阶中的三省六部官名，则恢复其实际的职掌，使官、职相符相称。
赵顼对官制所进行的改革，确实裁减、撤并了一些冗闲官员和冗散机构，这使得宋廷每年可节省2万缗的开支，赵顼因此而感到满意。但改革仅对机构设置作了某些调整，官职、差遣，相权分离，相互牵制的基本政策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依然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又使赵顼有些后悔。
在官制改革的同时，赵顼又从强兵入手，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亦对原有的兵制进行了局部的改革。为加强京城开封地区和西北边疆地的防御和战斗力，元丰二年（1073）十一月，先于开封府界试行“集教法”，即将开封府所属各县2800多名大保长集中于11处教场，每10人组成一个单位，由一名禁军教头负责操练，传习武艺。次年，待大保长们武艺学成后，宋廷又推行“团教法”，即将每一都保的保丁分为五团，每团分别由一名大保长担任教头，训练保丁，教授武艺。此举对维持地方治安，防范盗贼，协助地方官府捕盗，亦有积极作用。
四年，宋廷又改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永兴路、秦凤路等5路的义勇兵为保甲，随即将“集教法”与“团教法”推行于上述地区，经过一年多的严格训练，使多达69万余保丁掌握了一定的武艺。
熙宁年间推行的保马法，在元丰年间也作了一些变更。宋廷规定，城镇坊郭户家产及3000缗，乡村户家产及5000缗者，须养马一匹。如家产超过所定标准一倍者，则须增加养马一匹，但最多可养马3匹。这不同于由官府发给监马或给钱令养马户自行购养的保马法，而是将马交由拥有一定家产的物力户承养，故称物力户养马法，简称户马法。此法主要推行于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等地区，并收到一定的成效。元丰七年，宋廷又于京东和京西两地推行另一种养马法，规定每一都保须养马50匹，称为都保养马法。这两种养马法，与熙宁变法中的保马法相比，虽具体的做法有所区别，但基本内容都是交由民间养马，旨在扩大养马的范围，为军队提供更多的马匹。
与此同时，赵顼对宋朝军队的主力军——噤军的数量也作了调整，扩充了这支正规军队的编制，使总人数由熙宁间的56万余人，增加到61万余人。
不过，元丰年间所行新法中也有与熙宁新法相悖之处。为了增加朝廷收入，宋廷又借推行新法之机，随意敲诈勒索，原行免役法中规定，州县官府出钱募人充役，所需募役费用按户资产多募，划等级征收，内又分免役钱和助役钱。元丰年间再行募役法，则采取扩大免役钱、助役钱的征收范围的办法。两浙路即不按原法规定，以降低承担役钱的标准多收役钱。原定“坊郭户”家产不足二百千者，可以不交纳助役钱，此时则将征收助役钱的家产最低征收限额降至五十千，仪此一策，即使众多家资微薄的民户承担纳募役钱的义务，所以尽管“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①。到元丰七年，所征收的募役钱，竟比熙宁年间多收入三分之一。募役法当为便民之法，然而此时所行则又为扰民之举。
赵顼继王安石之后主持的元丰年间的改制与变法，目的仍是为了富国强兵。但他对改革的态度远不及王安石坚决，尤其是不敢触及权贵及大地主的利益。每遇守旧势力的反对，他即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甚至放弃改革，这使得新法无法贯彻始终，所以收效甚微。赵顼既避免触犯权势的利益，只能千方百计从百姓身上攫取财富。赵顼在位年间，宋廷每年征收二税、青苗、免役、市易等赋税达6000余万贯，比英宗嘉祐年间的3680余万贯增加了2300余万贯。赵顼还于宫中特设元丰库，储存岁入积剩钱物，仅元丰五年，元丰库即收进坊场各剩钱500万贯，常平钱800万贯。经过熙宁到元丰年间的变法与改革，朝廷收入确有很大的增加。基本扭转了英宗时入不敷出的亏空局面。不过，同时百姓所遭受的盘剥也更加严重了。
注释①《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元祐更化王安石主持变法时，由元老重臣和一些士大夫组成的守旧派因反对变法而多被逐出朝廷。赵顼即帝位之初，曾尊其母高氏为皇太后，其祖母曹氏为太皇太后，曹氏为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后代，高氏则为太宗时名将高琼的后代，两家均为高门贵族，她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强烈反对“改弦更张”。为了限制皇亲国戚的某些特权，王安石变法时曾制定了一些政策。熙宁二年（1069），颁定《裁宗室授官法》，规定“唯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孙，择其后各封国公，世世不绝，其余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三年，“再裁定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恩泽”①。这一举措对世代享受特权的皇亲国戚及其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宗子相率马首陈状，诉云：‘均是宗庙子孙，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即王安石）厉声曰：‘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尸’”。②太皇太后曹氏与皇太后高氏更是痛哭流涕地劝说赵顼：“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悉罢之。王安石变乱天下，怨之者甚众，不若暂出之于外。”③在王安石的一再解释和坚持下，赵顼才未采纳守旧派的意见，新法得以继续推行。
元丰八年（1085）三月。赵顼病逝，庙号神宗。皇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逾年改元“元枯”。是年赵煦尚不满10岁，赵顼时的宣仁太后高氏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她一主持朝政，立即起用反对熙宁新法的守旧势力，任命了一批守旧派的核心人物，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着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两人同为宰相。又以元老重臣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又任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等人，结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守旧派官僚集团。在宣仁太后“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的旨意下，司马光打着“以母（宣仁太后）改子（宋神宗）”的旗号，攻击熙宁新法。司马光首先将矛头对准王安石，诬蔑“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④。继而否定新法，指责变法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⑤。为了堵塞言路，进一步排挤和迫害变法派官僚，司马光令刘挚、王岩叟等人充任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要职，从而控制了专事监察纠劾百官的重要机构——御史台，让他们对变法派提出弹劾。由此掀起反对和废止变法的狂潮。
司马光首先废除免役法，而恢复旧有的差役法。元祐元年（1086）正月，他两次上奏阐述自己的主张，然而在对比二法利弊时，却又举不出免役法的弊端，或称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⑥，或云“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⑦，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实在无法，司马光又说：“凡法久则难变。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户虽愁苦，上户颇优便，常情议论已是非不一，若不于此时决志改之，恐异日遂为万世膏盲之疾，公家不得民力，贫民常苦，富民优矣。”为达此目的，他竟不惜哀求臣僚赞同此举，“光观欲作一文字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同心协力与赞成。如此行之，可以降久弊，苏疲民”⑧。司马光的行径，激起了朝中变法派官僚的不满和抵制。知枢密院事章悖说他“旬日之间，两人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未审因何违戾乃尔！”司马光称：“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足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⑨章悖则上疏奏说：“臣着详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马光以其所言异己，不为签出，盖非人人皆言免役为害，事理分明。”⑩造谣不成，司成光又称免役法实行后，“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取为资贼”。章悖指出：“自行法以来十五余年，未闻民间因纳免役钱有如此事。”尽管司马光竭尽造谣中伤之能势，可却被章悖“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这就招致守旧派的憎恨与报复，他们利用控制的台谏官对章惇进行攻击，直至将他罢官，贬出朝廷，出任知汝州，最后赋闲家居方才罢休。
在司马光等人的独断专横下，免役法终被废止，重行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秉承司马光旨意，令下仅5日，即在辖境内全面恢复差役法，具扰民之害远远胜熙宁之前。此后，司马光又提出其他新法均应废罢，这一论调不仅变法派官僚反对，就连守旧派官员也难以接受，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就曾公开表示不赞成司马光的这一做法，其他许多官员也都先后上书，表示对废止新法的异议。至于民间百姓更是不愿恢复旧法，“天下皆思雇役（即免役）而厌差役”。但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变司马光的作法，继元牛八年明令废罢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新法后，元韦占元年又继续罢止青苗法，免役法等。
在废止新法的同时，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变本加厉地迫害变法派及支持变法的官僚。除章悖外，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及一批官员先后遭排挤和打击，或贬或逐。守旧派罗织罪名，企图将他们置于死地。元枯四年（1089），守旧派将蔡确所作《东盖亭诗》引申评论，认为是讥讪宣仁太后，在此罪名之下，蔡确终被贬死于新州（治今广东新兴）。不仅如此，守旧派还将近百名变法派官员的名字分列于王安石、吕惠聊、蔡确的名下，冠以“亲党”之称，“榜之朝堂”，使他们永远不许重返仕途。这一系列的打击和迫害，令变法派官僚人心惶惶，被贬至建州（治今福建建瓯）的吕惠卿在谪籍9年之中，竟连一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因此患病，而受守旧诬蔑，指责自己悲戚愁叹。
守旧派对待新法和变法派可谓痛恨之极，但面对西夏的讹诈却又俯首贴耳。宋神宗时，宋廷大举发兵，两度征伐西夏，虽战场上失利，但战后，宋廷于宋夏边境要冲之地，建起塞门、安疆、葭芦、浮图、米脂等寨堡，从而加强了对西夏的防御工事，遏制西夏军队的进犯，也对西夏构成一定的威胁。神宗之后，西夏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元祐元年派使臣入宋，提出归还失地的要求。司马光和文彦博却不顾群臣反对，“只欲卑弱请和”，硬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4寨拱手送与西夏，以此换取一时的苟安。
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病重时，新法尚有部分未予废罢，为此他叹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他一面将废除新法的重任托付给吕公着，一面则抱病上奏，以求尽快悉废新法，“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也”。守旧派的倒行逆施，一意孤行，引起朝野人士的普遍不满，希望司马光等人能以社稷为重，悉心辅佐宋帝赵煦，但这均无济于事。司马光虽为相一年后即病逝，但执政的宣仁太后依旧推行废止新法，恢复旧法的举措。直至元祐八年（1093）九月病逝，在整整的8年之中，司马光及其后继者全部废除了熙宁年间颁行的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这些守旧派官僚除依附于宣仁太后，有恃无恐外，几乎无视小皇帝赵煦，引起他极大的不满。待宣仁太后病故，赵煦亲政，遂再度起用变法派。严厉打击守旧派官僚，“元祐更化”终遭罢止。
注释①《皇宋编年备要》卷一八。
②陆游《老学庵笔记》。
③《长编》卷二五二。
④《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七。
⑤《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六。
⑥《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
⑦《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
⑧参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⑨⑩《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
《长编》卷三六七。
《朱子语类》卷一三○。
苏辙《栾城集》卷四三。
《朱子语类》卷一三○。
《长编》卷三五五。
《长编》卷三九四。
第二十九章
洛蜀朔党争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赵顼病故，年仅10岁的幼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英宗的皇后、神宗赵顼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处理军国大事。她早就对熙宁新法不满，临朝称制后，立刻纠集和起用反对新法的守旧派官僚，在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着、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等元老重臣的主持下，不仅废罢了熙宁新法，又对变法派官员进行打击和迫害，或贬赵煦官出朝，或罢官免职，一时间保守势力气焰嚣张，变法派人人自危。然而，司马光等人的倒行逆施，不仅引起朝野变法派的反对，也激起守旧派内部一些官僚的不满，尤其是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①的一概否定新法的作法，曾招致守旧派官僚的反对。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在熙宁年间因反对并拒不执行新法，而被贬出朝，被司马光重新起用后，却不同意不加区别而一概废罢新法，建议“去其太甚者可矣”②。他认为推行青苗法“利国利民”，当继续实行。对于免役法，他更认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③。为此曾劝说司马光谨慎行事。但这一切非但未能引乾酪马光等人的重视，反而招惹不满。中书舍人苏轼也曾是一位新法激烈的反对者，复出后，亦不满司马光悉废新法，主张渐改，尤其反对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甚至提出用积存的3000万贯免役宽剩钱买田，实施给田募人充役之法，这与变法派的“给田募役”是一致的。在廷议役法时，他更是明确地表示支持免役法，当面告诉司马光“罢募役而复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④。尽管已惹怒了司马光，但苏轼依然抗争不已，“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⑤。就连吕公着也提出新法不宜全废，对其小的弊端应予以矫正而后复行。其他又如中书舍人范百禄、兵部尚书王存、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等一批为司马光所重用的守旧派官僚也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司马光的做法，或主张推行部分新法，甚至上疏陈述复行旧法的种种弊端。
不仅在废罢新法问题上，守旧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对待变法派官僚的态度上也绝非统一。范纯仁曾不满于对变法派的残酷打击与迫害，认为这样的做法会使“吾辈将不免矣”⑥。
尽管如此，以司马光为首的最顽固的守旧派势力却对此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他们把持着朝廷大权，继续废罢新法，复行旧法，排斥打击变法派官僚。为减少废罢新法的阻力，他们甚至不放过持不同政见的守旧派官僚，秘书省正字刘安世就曾数次上疏，弹劾范纯十二、王存、李常、盛陶等人。事实上，守旧派官僚中只有御史中丞刘挚、御史王岩叟及刘安世等人完全赞同并支持司马光的主张。守旧派内部的分歧随着新法的废罢而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一场朋党之争。
元事占元年（1086）九月，宰相司马光病逝，80余岁的文彦博以“班宰相之上”⑦揽政。又擢升尚书左丞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左丞，守旧派中的顽固势力继续拽政。但此时由于政见的不同及学术主张的分歧，已导致相互间的倾轧，开始分化为几个小集团，形成以崇政殿说书、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程颐及其门徒、左司谏朱光庭，殿中侍御史贾易等人为首的“洛党”；以中书舍人、知制浩、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殿中侍御史吕陶等人为首的“蜀党”；以永静东光（今河北东光）人刘挚，右谏议大夫梁焘、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刘安世，监察御史王岩叟为首的“朔党”。其中以把持朝政的“朔党”势力最为强大，三党之间明争暗斗，一场混战。
“洛党”首领程颐于元祐占元年以“布衣之士”为司马光、吕公着引荐入朝，后以崇政殿说书之职充任幼帝赵煦的老师，他以“师道”自居，向赵煦传授儒家正统思想，且又以“正色”训诫，主张一切复行“古礼”。司马光病故，他甚至反对朝臣于朝贺大赦之时，去吊唁司马光。他的此番言论惹起朝臣的不满，斥之为迂腐之论。苏轼更以他不近人情，所行非孔夫子之礼而屡加讥讽。朱光庭、贾易等人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而攻击苏轼讥讽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认为朝廷应以此追其罪责。苏轼同党吕陶、监察御史上官均遂反唇相讥，上疏论列朱光庭为程颐宣泄私忿，“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⑧。程颐与苏轼自此势不两立，两党间积怨日深。对此，无所偏倚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上疏言辞过于偏激。但身为朔党的王岩叟却公开偏袒程颐，这更激化了两党间的矛盾。
洛党与蜀党的争斗，其结果两败俱伤。元祐占四年（1089），苏轼辞官出朝，改任知杭州，程颐也被免去崇政殿说书一职，改充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而刘挚的朔党却“渔翁得利”从此独揽朝政。
是年，受谪贬而居住于安州（治今湖北安陆）的前任宰相蔡确作《东盖亭诗》十章，梁焘、刘安世将诗滥加引申评论，竟指责其讥汕宣仁太后高后，更诬陷道：“方今忠于确（蔡确）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为奸言者，多于敢正论之人；以此见确之气焰凶赫，根株牵连，贼化害政，为患滋大。”⑨高太后遂将蔡确自殿文殿学士贬为光禄卿，不久再贬为英州别驾，安置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也因未纠察蔡确而被改官。范纯仁为此而劝谏高太后：“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暖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勐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也。”⑩继而又与尚书左丞王存一同劝谏赵煦，退出后再度上疏，力陈不应治罪蔡确之由。然而范纯仁的力谏终未奏效，相反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却交章攻击他为蔡确之党，范纯仁遂力请免官辞职。次年，即罢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任知颍昌府。
六年，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与尚书右仆射刘挚同为宰相，然二人因争权多有不和。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依附于吕大防，交相上奏，以刘挚有“第往以俟休复”之语，意指“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又奏劾他与蔡确、章悖、梁焘等人交结，“为牢笼之计，以冀后祸”。高太后闻讯，对刘挚多有不满。刘挚上章自辩，其党人官僚也多为他辩解，高太后却认为：“垂帘之初，挚排斥奸邪，实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当为也。”刘挚因此而被罢相，出知郓州。郑雍、杨畏并未就此罢休，继续对他进行打击，于是刘挚又改任知大名府，改迁知青州。在刘挚为吕大防党人所弹劾时，王岩叟连续上奏为他辩护，结果被指责为刘挚同党，被罢官，出任知郑州，次年又受排挤，出任河阳府知府，不久，便死于任上。另一位同党，给事中朱光庭驳斥郑雍、杨畏的捕风捉影之论，“挚忠义自奋，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也因此被免官，出朝任知毫州。
起止于元祐年间的蜀洛朔党争，实际是守旧派官僚内部的一场争斗，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和意义，相反而造成了政局更大的混乱。
注释①《长编》卷三九四。
②③《范忠宣公集》卷一九。
④苏轼《东坡七集奏议》卷三。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
⑥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
⑦《宋史》卷一七《哲宗纪一》。
⑧《宋史》卷三四六《吕陶传》。
⑨《宋史》卷三四二《梁焘传》。
⑩《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
《宋史》卷三四○（刘挚传）。
绍圣绍述赵顼母高氏以太皇太后（宣仁太后）的身份辅佐朝政。她重新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废罢熙宁新法，恢复旧法，残酷打击、迫害变法派。司马光死后，吕大防、刘挚等守旧派官僚继续执政，他们依附于以太皇太后为代表的皇亲国戚，更有恃无恐，根本无视幼帝赵煦，“每赵顼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①。以至于臣僚每有奏事，均面对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而幼帝“只见臀背”②而已。赵煦虽极为不满，但亦无可奈何。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氏病故，赵煦开始亲政。他有志继述宋神宗赵顼在位时颁行的新法。而在守旧派执掌朝政时，不仅是受排挤的变法派官僚，就连守旧派内部的许多官僚都对刘挚等人的倒行逆施表示反对，心怀恢复新政的强烈要求，然而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更视皇帝亲政为扭转政局的契机，这与赵煦的意图完全一致，在共同的愿望下，君臣之间形成了一股“绍述先帝遗业”的潮流。赵煦一亲政，立即着手恢复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合称“熙丰新政”），并于次年四月下诏，改元“绍圣”。宋廷政局自此再度发生急遽的变化，故史称，“绍圣绍述”。
赵煦下令依照《唐六典》重新修订官制。随即又相继罢免原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等守旧派，即所谓“旧党”官僚的官职，门下侍郎苏辙劝说赵煦不可轻易变更元枯之政，不能复用变法派执政，赵煦大怒，罢免其官职。随后再贬吕大防为秘书监，刘挚为光禄卿、苏辙为少府监，对先期已罢贬的苏轼也不放过，又落职知英州，再谪贬惠州（治今广东惠阳东）。数月后，吕大防又“以监修史事贬秩，分司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安州（治今湖北安陆）居住”③。对于在元祐年让（1086—1093）追随守旧派，肆意诬蔑徘谤变法派及持不同政见官僚的礼部侍郎范祖禹、枢密都承旨刘安世等人也陆续罢官，贬逐出朝。与此同时，对于元枯更化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变法派官僚则给予极高的褒崇礼遇，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对蔡确追复右正议大夫，进而又特追复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赐谥号“忠怀”。重新起用原变法派的主要人物，委以资政殿学士章悖悖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曾布为同知枢密院事，原吏部尚书许将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蔡卞为尚书右丞。后又以曾布为知枢密院事，许将为中书侍郎，蔡卞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黄履为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林希为同知枢密院事。经过一系列的任免，基本清除了守旧派势力，组成了以宰相章悖为首的所谓“新党”的官僚集团，为“绍圣绍述”扫清了障碍。
以章悖为首的变法派掌握政权后，继续严厉打击守旧派，甚至连中间派也不放过。绍圣四年（1097），赵煦下诏，追贬吕公着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王岩叟为雷州别驾，又夺原同知枢密院事赵瞻、中书侍郎傅尧俞所赠谥号，降文彦博为太子少保。变法派仍感不足，继而又追贬吕大防为舒州团练副使，刘挚为鼎州团练副使，苏辙为化州别驾，梁焘为雷州别驾，范纯仁为武安军节度副使，统统流放岭南，分别安置于循州（治今广东龙川）。新州（治今广东新兴）、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化州（治今广东化州东北）、永州（今属湖南）等五州。原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亦被迫贬为光禄少卿，以太子少傅致仕的韩维不仅被迫夺官爵，还与其他30余人同遭贬官。为使打击守旧派的这场斗争成为世人之鉴，赵煦下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布告天下。余悉不问，议者亦勿复言。”④负责为起草眨黜元祐；群臣的中书舍人林希不仅用词“极其丑诋，”甚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⑤，欲以守旧派与太皇太后相互勾结，谋废宋帝的罪名，追废宣仁太后，诛杀守旧派官僚。此举因引起朝臣们的愤慨，加之赵煦的反对，才未扩大株连。
在打击守旧派的同时，宰相章悖等变法派逐步恢复新法。赵煦于改元“绍圣”的当月，即下诏令各路恢复元丰年间的免役法，随后又复行保甲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法，恢复设置提举常平官，以及义仓等。
到元符元年（1098），又将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等法分门别类，编为一书，名为《常平免役敕令》，作为推行新法的依据。在此期间，还重修《神宗实录》、《神宗国史》、《神宗帝纪》等记录神宗一朝政事和变法情况的史书，并将王安右所著《目录》载入《神宗实录》，又于宫中建成显漠阁，用以专门收藏《神宗御集》。以此为神宗赵顼及其熙宁新法正名。针对元韦占年间守旧派修改的科举和学校制度度，进行更改。
首先废罢进士科考习试诗赋，令只专习二经。赵煦还下诏令京师及地方学校官员，凡未经制科、进士和学校上舍生而人仕为官者，一律罢免。并且解除元祐年间习不许进士科考时引川王安石《字说》的禁令。又令蔡卞议定国子监三学及各州州学学制。
对于官吏的选拔升迁与贬黜，亦注重对其政绩的考核，赵煦亲政不久，即令监司每年督察州县地方长官的治绩，将其中有突出成绩者上报朝廷。绍圣三年，又令按照元丰改制所订职事官以行、守、试三等确定俸禄与官级。
历绍圣、元符年间，以章悖为首的变法派基本遵照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的内容推行新法，其间亦针对新法过去实施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改革和调整，因此“绍圣绍述”仅仅是依章行事，几乎无所创新。
在废罢旧法，恢复新法之时，章悖、曾布等宰执一反守旧派屈服妥协的对外政策，对西夏采取积极防御的措施，以“浇攻挠耕”之策迫使西夏军队处于被动的境地，而无法集结进犯宋疆。绍圣二年八月，宋廷终止与西夏关于订立两国疆界的谈判，采取进筑寨堡，拓土扩疆的战略，在泾原路、鄜延路、环庆路等西北沿边地区修筑了坚固的防御T事，先后建成寨堡50余处，使千里之地成为阻止西夏军队入侵的防线，元符元年十月，宋夏间爆发平夏城之役，宋军一举击败30万夏军，并且占据河东路西北、陕西路横山至天都山一线的战略要地。这一系列的战绩，不仅扭转了长期以来宋廷对西夏所处的消极被动的局面，也迫使西夏于次年“叩关”⑥求和。二年，变法派控制的朝廷再度发兵攻占吐蕃族占据下的青唐（今青海西宁），改青唐为鄯州，邈川（今青海乐都）为湟州。不久，吐蕃族大举反抗，宋将种朴阵亡，宋廷被迫放弃青唐撒退。
然而绍圣、元符年间的变法并未像王安石变法时那样，为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政局而认真贯彻执行。在赵煦亲政的六年中，变法派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打击守旧派及消除影响的斗争中，因此绍述最突出的一点是巩固了变法派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变法派内部又不断出现内讧和分裂。握有枢密院大权的曾布虽以变法派自居，但在王安石变法后期，曾上疏反对推行市易法，而与吕惠卿分裂。绍圣初年，他更千方百计阻挠吕惠卿回朝任职。其后又攻击章悖引用小人，专恣弄权，甚至借对守旧派官僚的罢贬，指责他是“报私怨”。
还别有用心地指责章悖和蔡卞于朝中培植党羽。而原来政见一致的章悖与蔡京、蔡卞兄弟。也因权势之争渐生积怨。变法派内部的相互倾轧，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严重影响了新法的深入推行。
元符三年（1100）正月，赵煦病逝，庙号哲宗。皇太后向氏为皇亲国戚中的守旧派势力，当权后即再度起用守旧派官僚，任用韩琦之子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悼等一批变法派官僚则相继被贬出朝。以继承神宗新法为宗旨的“绍圣绍述”遂告废止。
注释①《宋史》卷三四○《苏颂传》。
②蔡僚《铁围山丛谈》卷一。
③④《宋史》卷尸八《哲宗纪二》。
⑤《宋史》卷三四三《林希传》。
⑥《宋大诏令集》卷六三。
崇宁绍述年仅25岁的赵煦病逝后因无子，在选立帝位继承者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哲宗母向太后提议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异母之弟端王赵佶为帝。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悖则主张立哲宗异母长弟、申王赵佖为帝，或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为帝，反对立赵佶为帝，认为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①。支持向太后的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左丞蔡卞等人竟于朝廷上呵斥章惇：“听太后处分。”②向太后遂决策，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自己则“权同处分军国事”。
赵佶即位之初，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向太后手中。她早在当宋神宗赵顼皇后时，就曾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及其当权，即起用守旧派官僚，首先任用神宗时的著名守旧派代表人物韩琦之子、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又以资政殿大学士黄履为尚书右丞。四月，又擢升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礼部尚书李清臣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蒋之奇为同知枢密院事。十月，又以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其后，再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知枢密院事，礼部尚书范纯礼为尚书右丞。曾布也因投靠向太后亦被重用，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凡遭变法派罢贬的守旧派官僚，向太后都给予极高的礼遇。她下令对范纯十二等人“复官宫观”，将贬到岭南管制的苏轼等人徙往内地居住，又追复文彦博、王硅、司马光、吕公着、吕大防、刘挚等33人的官爵。
向太后对变法派则采取严厉打击、排斥的政策，罢免章悖的宰相之职，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后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蔡京被贬为知永兴军，蔡卞被罢官。
守旧派官僚借向太后的势力得以重操朝政，但这位年事已高的太后，与赵佶“同听政”仅半年多，即力不从心，还政赵佶。赵佶亲政后，面对朝廷中的守旧派势力和残存的变法派势力，遂打出调和对立两派的招牌，“时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下令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以示“邪正杂用”。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病故，守旧派失去后台，极善投机钻营的曾布随即见风使舵，不断窥试赵佶的意向，且“渐进‘绍述’之说”③，又改以变法派自居。韩忠彦虽与曾布同为宰相，但韩忠彦处理政务优柔寡断，故事务多由曾布决断，赵佶亦多召其问事。在曾布的劝说下，赵韦占决意恢复新法，遂下令又改次年年号为“崇宁”，以示遵崇宋神宗熙宁新法之意，再行新法。
崇宁元年（1102）二月，赵韦占依绍圣故事，以蔡确配享哲宗庙庭。五月，罢免韩忠彦左相之职，又降复太子太保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太师文彦博为太子太保，对其余守旧派官僚亦分别给予罢贬。赵佶甚至下诏，称“元枯诸臣各已削秩，白今无所复词，言者亦勿辄言”④。其后，又仿《唐六典》修定神宗所定官制。为了标榜“崇法熙宁”，赵佶特将供奉哲宗神位的景灵西宫宝庆殿更名为重光殿。在曾布为相期间，守旧派官僚或罢或贬，势力大为削弱。
元符三年曾被向太后罢贬的蔡京，后数次为台谏官以与宦官交相弹劾，直贬为提举洞霄宫，闲居杭州（今属浙江）。在杭州，他结交了在此访求珍奇书画的明金局供奉官、宫中大宦官童贯。此后一连数月，不分白天黑夜，蔡京始终陪伴童贯尽兴游玩，关系甚为密切。蔡京所画屏障、书画等物，均经童贯之手送入宫中，童贯还常附上吹棒蔡京之言论交给宋帝赵佶。赵佶酷爱书画，见蔡京所绘及童贯所奏，不禁好感于蔡京。崇宁元年，遂徙蔡京为知大名府。适逢宰相韩忠彦与曾布积怨日甚，韩忠彦欲借助蔡京之力，壮大自己权势，以排挤曾布，遂引荐蔡京入朝，复用为翰林学士承旨。赵佶为崇法熙宁新法，有意修订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蔡京党徒、起居舍人邓询武早就向赵佶建议，“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得知赵佶意图后，他又进言：“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于是作《爱莫助之图》，进献赵佶。其图如《史记》年表，旁列七行，分为左右，左日元丰，右日元韦占，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各为一行。左侧所列为能助绍述者，执政中唯列尚书右丞温益一人，其余官员姓名也不过三四人而已。右侧则列举在朝的辅相、公卿、各职事官，无一遗漏，多达百余人。此图意在显示朝中虽有百官，而能辅佐宋帝继述熙宁新法者却寥寥无几。赵佶将此图交付曾布，却揭去图中左侧所列的一个姓名。曾布见图，向赵佶询问所揭何人？赵佶答道：“蔡京也。询武谓非相比人不可，以与卿不同，故去之。”⑤曾布深知赵佶的用意，尽力迥避，推辞道：“询武既与臣所见异，臣安敢豫议？”⑥推辞不敢接受。以国朝次日，赵佶又将《爱莫助之图》交给温益，温益欣然接受，遂借图发挥，以国朝宰相非蔡京不可，而对不赞成者，则指责为异论，并请求记录异论者。尽管温益的言行为世人所厌恶，然而早有此意的赵佶仍执意重用蔡京，使之辅佐帝业，复行新法。是年五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韩忠彦最终被曾布排挤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任知大名府。蔡京随即被擢升为尚书左丞。邓洵武改充中书舍人。
重返朝廷后，蔡京并不满足于获得的官位，又欲登居宰相之位。他与独居相位的曾布在政见上多相左，遂寻机将他排挤出朝。曾布为巩固和确保自己的相位，发展个人势力，拟定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曾布之婿陈迪为陈佑甫之子，故二人是为亲家。蔡京以为时机到手，此议方提出，他立即上奏宋帝，冠以徇私之罪，且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⑦曾布当廷与蔡京争辩。两人争吵不休，曾布恼羞成怒，嗓音不觉提高了许多。在两旁的蔡京党徒温益见状，顿时呵叱道：“曾布，君前安得失礼！”⑧赵佶对曾布亦大为不悦，即废罢了他提出以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的请求。随后，御史台谏官又对曾布于朝廷上目无君主的无礼举止群起而攻之，以其任用亲信，培植党羽相弹劾。在蔡京及其党徒的攻击和排挤之下，曾布终被罢免宰相之职，贬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知润州。一月之后，蔡京即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次年，又改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蔡京凭借手中权柄，大力任用和培植党羽。为其效力的邓询武官至吏部尚书，温益改授中书侍郎。他仿熙宁新法时所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于都省（尚书省）设置讲议司，自己任提举讲议司，主持所谓变法之事。又以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10余人为僚属，凡属重大的政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每一项设置3人主管，负责本项政务的政策制定及实施等事务。同以前的新旧党人一样，蔡京之流亦不放过对守旧派官僚及政敌的制裁。蔡京人相逾月，赵佶下诏，严令禁止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入京师作官。随后又下诏，令中书省将元符三年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废罢新法的官僚姓名及各人的奏章，分作正、邪两大类，每类又各分正上、正中、正下和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分别记录在案。其中只有41人为正等，悉加旌擢，另有500余人为邪等，则降责有差。又定元祐占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总计120人为元枯奸党，由赵佶亲笔抄录姓名，刻石端礼门。为防止奸党串通作乱，规定受责降者不得同一州居住。此后又重定元枯及元符末奸党，与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总计达309人，以司马光为首，再刻石文德殿门。蔡京又亲自抄录，令各州郡镌刻成碑，称为“元祐党籍碑”。奸党名籍中，亦包括因反对拥立赵佶为帝，而被指责为“为臣不忠”的章悼，以及门下侍郎李清臣、尚书右丞张商英，尚书左丞陆佃等10名与蔡京政见相左的变法派。凡被列入党籍者，重者被编管、责降到边远地区，轻者则谪贬或闲居，非经特许，不得内徙。经过此番清党，“元韦占群臣贬窜死徙略尽”，可是蔡京“犹未惬意”，又“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⑨。赵佶也为此下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⑩甚至对已进士及第者，凡为元韦占上书属正等者，升入甲等；属邪等者，则一律取消进士出身。
为了彻底打击守旧派及政见不一者，清除他们的影响，赵佶下诏毁掉放置于景灵西宫中的吕公着、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的画像。诏令各地官府收缴并焚毁已刊行的苏轼、苏辙、苏过等人的文集。凡元符末年曾向朝廷上书的进士，虽未入奸党名籍，但所书内容有诋毁、诽谤新法者，由地方州郡将其遣送至州学。依据太学的三舍生规定，让他们自己学习。一年后，能“革心自新”者，准许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如仍坚持旧有立场及观点者，则流放到边远地区编管。赵佶还令皇亲宗子不许与元枯奸党成员的子孙结为婚姻。
为了自我标榜，蔡京之流打着变法派“新党”的旗号，为两位推行新法的先帝更改谥号，改神宗谥号为“体元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改哲宗谥号为“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在推行所谓的新法上，他们一面参照熙宁、元丰新政，一面肆意滥改，借机安插亲信党羽。更定官制时，蔡京改尚书左仆射为太宰，尚书右仆射为少宰，而他自称“公相”，总治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罢开封权知府，置府牧、府尹、府少尹之职。改定六部，以士、户、仪、兵、刑、工为称，并增加各部定员数额。又仿《唐六典》变更胥吏官称。令各路知州、通判官名中加入“主管学事”四个字。与此同时，其子蔡攸、蔡惰等子孙10人相继入朝，窃据高官要职。他还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相勾结，结成死党，左右朝政。宋初，凡皇帝下达诏令，均须交中书门下审议，而后命翰林学士撰书。至神宗熙宁年间，出现了诏令不交中书门下共议之事，其问即有权臣从中营私舞弊。蔡京执政后，唯恐群臣非议自己。遂在“绍述”的名义下，“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又罢科举选士之法，令州县学校均仿太学设置三舍考选之制。于城南另建辟雍外学，广招四方之士。令各地推行方田之法。对江、淮七路实行榷茶，而官自为市。彻底更定盐钞法，规定凡旧钞一律不准使用，商人须向榷货务出钱买盐钞，再凭盐钞去产盐地换盐，只许到指定的地点贩卖。
蔡京之流的所谓“新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真正的目的已绝非富国强兵，而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势，满足穷奢极欲的需求，故“未有一事合熙丰者”。这一违背熙宁法法宗旨的“变法”，也遭到了部分官僚的反对和抵制，但在蔡京之流的迫害和打击下，很快即被压制下去。更定盐钞法后，“富商巨贾尝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提点淮东刑狱章绰对此情景哀悯不已，遂上奏，称“改法误民”。蔡京见奏章勃然大怒，下令将他革职罢官。但仍余怒未消，又令人铸造“当十”大钱，以此“尽陷（章）縡诸弟”。
宋帝赵佶重用蔡京等人，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并以此为满足，统治愈发黑暗、腐朽。在“崇宁绍述”的幌子下，赵佶与蔡京之流完全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社会矛盾再度激化，统治进一步陷入危机之中。
注释①《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②《宋史》卷四七一《章悖传》。
③《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④《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⑤⑥《宋史》卷三二九《邓洵武传》。
⑦⑧《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⑨《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⑩《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徐梦梓《三朝北盟会编》卷四九。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第三十章
六贼当道蔡京北宋末年，蔡京身居高位，操纵并控制朝政。这位所谓的变法派，却是一位极善投机钻营，惯用权术的奸佞之臣。他于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元丰八年（1085），他投靠当时的变法派、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宋神宗赵顼病故后，守旧派上台，蔡京随即又倒向宰相司马光，为废罢新法，复行旧法而卖力。时任知开封府的蔡京秉承司马光的旨意，仅在5天的期限内，便将畿县已行的募役法改为差役法，司马光称赞道：“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亲政，废止“元祐更化”，蔡京因“挟邪坏法”，遭台谏官弹劾，屡屡罢贬。然而他又很快摇身一变又成了变法派。绍圣元年（1094），蔡京重返朝廷。适逢哲宗“绍述”熙宁新法，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悖欲废役法，复行募役，为此他专门设置机构评议两法，但久议未决，蔡京则对章惇建议道：“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蔡京乃以变法自居。蔡京反复无常，完全是为了谋取私欲，“十年间（蔡）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①。在绍圣年间，蔡京俨如一位坚定的变法派，对刘挚、梁焘、王岩叟等守旧派一再论诛弹贬，其目的是觊觎执政。但因与曾布有隙而未能如愿。哲宗去逝，向太后垂帘听政，再废新法，尽逐变法派官僚，蔡京于是再度受贬夺职。直至被赵佶再次起用，登上宰相之位。蔡京最后的上台，“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②。他极力发展和培植自己的势力，朝中遍布党羽。他不仅将自己的儿子蔡攸、蔡假、蔡惰、蔡行先后拉入朝中，官至大学士，等同执政，也对联姻亲家宋乔年、胡师文等人委以握兵之重，更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勖、李彦等人相互勾结，牢固地控制并操纵朝迁军政大事，排斥异己，无恶不作，时人称为“六贼”。
赵佶重用“六贼”，六贼则竭力迎合赵佶骄奢淫逸的需求，倡“丰亨豫大”之说，大肆挥霍，甚至进言：“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③一时间，君臣穷奢极侈，视财富如粪土，累朝所储一扫而光。为了粉饰太平，又制订礼乐，铸造九鼎，建造明堂，修筑方泽，广立道观，于城中大兴土木。赵俏、蔡京一伙以皇宫窄狭，又于城北新建延福宫。此后，又于城东北营建“艮岳”，方圆10余里，堆土成山，高达90尺，峰峦起伏，殿台亭阁遍布其间，山下散布池沼洲渚。赵佶终日于此纵情取乐。蔡京及其予蔡攸府宅不仅宏敞，园内林木参天，装饰精巧华丽。蔡京家中妻妾成群，每逢生日，各地官吏都要向他进献珍奇特产，称之为“生辰纲”。曾出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后迁武康军节度使的童贯，每得军需，皆充私藏，以至家中宝玉金币堆积如山。防御使朱勋在应奉局供职时，“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④，他在苏州有众多甲第、名园、田产，跨连郡邑，每年仅租税收入多达10万多石。官至宰相的王黼“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人其家。”⑤他于家中多蓄子女玉帛供其享乐，侍妾中有官封者即有18人之多。蔡京贪得无厌，已受仆肘俸禄，又提出增加所谓的“司空寄禄钱”。甚至公然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时人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贯，直秘阁。”一时间，蔡京等人第宅门庭若市，“输货僮佞以得美官者，不可胜数”⑥。
崇宁元年（1102），宋廷寸：杭州设置造作局，交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数千工匠，为皇室制造珠宝金玉之物，以供赏玩，而所用物料，悉由民间征敛。稍后，又于苏州（今属江苏）设应奉局和造作局，由朱勖主管。赵佶酷爱奇花异石。蔡京便令朱动密取江浙——带的珍异花石进奉。朱动初进黄杨3株，颇受赵佶喜爱。以后，进奉花石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增加。为了装点延福宫和艮岳，朱勖“豪夺渔取于民”。凡百姓家中一石一木稍有奇异之处，即率健卒闯入其家，用黄帕封弥，以为标志。一时拿不走的，就令该户人家看护，稍有不慎，就加以“大不恭”之罪，敲诈勒索。待搬运之时，则拆屋扒墙以运出，致使人户顷刻间倾家荡产。时人若有一物稍有特殊，则认为是不祥之兆，唯恐灾难降临。如于陡峻山颠、悬崖峭壁上有奇木异石，应奉局官员则必定督课役夫登攀取摘，不管死活。百姓被征为役夫者，非死即伤，中等人家因此破产，或卖儿女以供其所需。一次朱勖得到一块太湖石，高4丈，装载在一艘大船上，竟动用数千夫装运、拉纤。在运往开封的途中，所经州县为使船只顺利通过，有的只好拆毁水门、桥梁，甚至凿开城墙。待这块太湖石运到开封后，赵佶亲自赐名为“神运昭功石”。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每10艘编为一纲，称为“花石纲”。经常用数10艘船运送，以至运河中的花石纲船“舢舳由舻相衔”⑦。
花石纲船不足装运时，应奉局官只就截取各路运粮的船和商船。运送花石的船只竟多得堵塞运河河道，于是又“职道于海，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⑧。一块石头的运费可达30万贯，一竿竹子所费有高在50万贯者。
置局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酌宦官李彦“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动”。几根竹子便往往动用一部大车和数十头牛驴拉运。这些都责督百姓负责运送，一年四季，竟无空闲之时，致使“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⑨。
花石纲及搜刮到的花石竹木，除装点皇家苑囿外，更被蔡京之流用来装饰自家的庭院园林，垒石为山，疏泉为湖，穷极华侈。造作局、应奉局及地方州县官吏也借机巧取豪夺，侵吞百姓财富，中饱私囊，凡“尺寸之地，人口之味，莫不贡献”。
朝廷开支日益加大。宋神宗元丰年间左藏库月支约36万贯，这时已高达120万贯，府库空虚，财政危机自然转嫁到百姓头上。崇宁元年（1102），恢复榷茶法，于茶叶产地设官场专卖，禁止私相贸易。四年，罢官场后，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但须第官府“抽盘”，发给茶引。仅茶税一项收入就十分可观，政和元年（1111）以后，年茶税额400余万贯，其中每年抽100万贯作为“私奉”，供皇帝使用。蔡京说还更改盐钞法，规定盐商须向榷货务以钱易盐钞，凭盐钞去产地换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但钞法多变，商人以钱易钞后，未及换盐，钞法又变，又须贴钱领新钞，以至于数十万贯一夕废弃。宋廷还以卖盐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州县官员因此便强迫百姓按户等买盐。宣和元年（1119）前后，仅淮南、两浙地区的盐利就达2200万贯左右，成为宋廷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除此之处，他们又巧立名目增加赋税剥削。政和六年（1116），令宦官杨戬于京西路设置公田所称“西城所”，制定法律，追查百姓田契，往往辗转复查，直到田契所出无证可凭时，便以此为由增加赋税额。此法自汝州地区开始实行，渐及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地，凡“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一律括为“公田”，收归官府所有。而后强制租给百姓耕种，且确定租税额，即使田地被冲毁或淹没，租税却不准减少。横跨济（治今山东巨野）、郓（治今山东东平）数州，方圆数百里的筑山泺，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捕鱼人户定立租税，按船纳值。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加租钱10余万贯，遇水旱灾害，常赋可减免，而租钱绝不可少。杨戬死后，继任的另一位宦官李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⑩。更有甚者，李彦竟将鲁山（今属河南）全县括为公田，括田时令官吏焚毁百姓手中的田契，而后令田主承佃自己原来的土地，向官府纳租税。有胆敢上诉者，则施以重刑，因此致死者多达千万，而强占的所谓“公田”共有3、4万余顷，大批农民因此被夺去田产，流离失所。
赵佶、蔡京一伙为保障自己的巨额消费，不惜将地方仓贮钱谷搜罗一空，对各路每年向朝廷上缴的钱谷数额重新制定，较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又增加十几倍。不仅如此，宋廷还借“支移折变”敲诈勒索百姓。宋初因对辽、西夏用兵或有其他变故，官府常以此为由强迫百姓将应交本地官府的赋税送交到他地，是为支移。交纳赋税原有周定之物，官府以种种借口，令百姓折成其他钱物上缴，以代原定赋税，是为折变。这二项正赋以外的附加税十分扰民，支移，路途遥远，往返耽误农时，不支移则交“地里脚钱”。折变，则加重农民负担，利于官吏、商贾从中牟利。故“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至赵佶时，又令一向不征收“支移”的地区，加征地里脚钱，1斗粮竟加收56文，相当于元丰年间的正税额。西蜀地区原定税钱300文，折变绢一匹，几经折变后，竟增至23贯，增加七八十倍之多。此外，更巧立名目进行盘剥，如绢帛即有私买、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副燕山和买等项，米谷又有和籴、均籴、补发上供私籴等各日。名为预买，却不付钱，名为私籴，低价购买。
朝廷如此敲诈勒索，胥吏更是敲骨吸髓，在这种黑暗、腐朽的统治下，社会生产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众多的百姓倾家荡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们疾呼：“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⑩对赵佶及蔡京等“六贼”深恶痛绝，迫切盼望改变自身悲惨的境地。
注释①②《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③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政通鉴》卷一六。
④《宋史》卷四七○《朱动传》。
⑤《宋史》卷四七○《王黼传》。
⑥王傅《东都事略》卷一。
⑦《宋史》卷四七○《朱勋传》。
⑧方勺《青溪寇轨·容斋逸史》。
⑨《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附《李彦传》。
⑩《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二。
方腊起义方腊赵佶（宋徽宗）在位期间，重用蔡京等“六贼”，统治陷入极度的腐朽和黑暗之小。百姓倾家荡产，无以为生，他们对把持朝政的“六贼”“恨之如骨，欲食其肉”①。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
两浙路一直是北宋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每年提供数额巨大的财赋。赵佶即位后，先后于杭州（今属浙江）、苏州（今属江苏）设置造作局、应奉局，交由童贯、朱动等人主管，在他们大肆的搜刮、掠夺下，百姓的处境更加危难。宣和二年（11加年），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的领导下揭竿而起。
方腊（方十三）为青溪万年乡帮源洞地主、里正（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他有漆园，是为漆园主）。十月初九，他假托“得天符牒”，准备举兵。不料消息走露，被方有常发觉，派人报告官府。方腊得知后，立即率领农民冲入方有常家，杀死其家人40余口。他以帮源洞为据点，聚集附近的贫苦农民，号召举义旗，反抗宋朝的统治。随后，方腊召集百余人于漆园誓师，酒至数巡，他起身历数宋朝统治的罪恶，指出“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略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他告诉众人：“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②在方腊的号召下，远近农民纷纷响应，加入起义队伍，义军很快发展为上万人。
十一月初一，义军尊方腊为“圣公”，建元永乐，设置机构及官员，以方腊为相，将帅分为六等，以头扎红巾及其他各色头巾作为标志，创建起农民政权。
起义爆发后，两浙路提点刑狱张苑急报朝廷，而宰相王黼不以为然，反而严厉斥责张苑“张皇生事”。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两浙路制置使张建派兵马都监蔡遵、颜坦统精兵5000进剿青溪。方腊据险坚守，诱做深入，二十二日，于息坑（今浙江淳安西）斩杀蔡遵、颜坦。青溪县知县陈光弃城而逃，义军勐攻县城，俘虏县尉翁开。占领青溪后，方腊率2万义军转攻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睦州城防空虚，知州张徽言连夜逃遁。十二月初，方腊相继攻占睦州及所辖寿昌（今浙江建德西南）、分水（今浙江桐庐境内）、桐庐（今属浙江）、遂安（今浙江淳安境内）等县。“起义军以诛朱勖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③，所到之处，杀富济贫，深受百姓拥护。
不久，方腊率义军西进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全歼宋东南第三将、“病关索”郭师中所部，杀郭师中，占领歙州及所辖诸县。歙州战役后，方腊兵分三赂：一路北上攻宁国（今安徽宁国西南）、宣城（今属安徽）、广德（今属安徽），一路南下攻衢州，（治今浙江衢县）、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一路由方腊率领义军主力，直趋杭州。
杭州为两浙路首府，亦为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朱勖的造作局即设置于此，更聚集着大批官吏、富商、地主及其财富，因此也屯驻有重兵。赵佶见义军攻势迅勐，声势浩大，欲招安方腊，乃下诏称；“如能束身自归，或告言动息，捕致贼党，并特予免罪，一切不问。内稍有功绩，即优与推赏。”④义军不为所动，兵临杭州城下。攻城开始后，义军将领身先士卒，妇女和儿童也上阵助威。知杭州府赵霆弃城而逃。经过5天激战，十二月二十九日，攻陷杭州城，杀死两浙路制置使陈建，于城内捕捉官吏，发掘蔡京父坟墓，暴其骸骨。
义军连克重镇，诛杀贪官污吏，深得人心，也得到更多民众的响应。苏州石生，湖州归安县（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县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温州永嘉俞道安，永康县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人，纷纷率领当地农民参加起义。台州仙居县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西）裘日新（仇道人），衢州郑魔王等人领导当地摩尼教徒起兵响应，湖州（治今浙江吴兴）、常州（今属江苏）、秀州（治今浙江嘉兴）等地农民也聚集众人，准备攻打州县。一时间，反抗宋廷黑暗统治的浪潮迅勐高涨。
面对骤然壮大的农民起义军，赵佶一面下诏“罪己”，令撤销苏、杭造作局，停运花石纲，罢免朱劢父子兄弟官职。一面令童贯任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为两浙路制置使，调集京畿禁军和驻淮东、荆湖北路的军队，以及陕西六路汉、蕃精兵，约20余万，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宣和三年正月，童贯、谭稹统兵出发。临行前，赵佶亲自为童贯饯行，嘱咐道：“东面事尽付太傅，必有紧急，不得已，可径作御笔行下。”⑤童贯到达江南后，依赵佶事先的部置，派兵进驻金陵（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今属江苏）两大重镇，扼守江防。而后分兵两路：东路由谭稹、王禀等统领，欲经苏州、秀州，进攻杭州；一路由刘延庆、刘镇等统领，自宣州（治今安徽宣城）直进歙州。两路宋军约定合师于睦州。赵佶随后又派郭仲苟、姚仲平另统一军南下浙东，以为接应后援。
方腊占据杭州后，未采纳太学生吕将的建议，先进兵江宁（今江苏南京），抢占长江天险，阻止宋军过江增援，而是将主力调集到南面，进攻婺州、衙州。这一战略上的失误，给宋军的大举进剿提供了乘虚而人的有利时机，而义军自举兵以来在战场上的主动权亦由此而丧失。正值童贯统兵南下之时，方腊也正分兵南征北伐。北伐义军兵分两路：东路由方七佛领8万义军，一举攻克崇德县，进围秀州，又派一支队伍进入湖州境内。秀州统军王子武据城顽抗，义军攻城不下。正在激战之时，王禀所率东路军亦进到秀州城下。方七佛腹背受敌，他仍指挥义军于秀州旷野上与数倍于己的宋军拼死厮杀，方七佛身负重伤，所部9000余人阵亡，最后突围退守杭州城。西路由八大王率领，由歙州向江宁进发。二月初，连克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西南）、旌德县，进围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宋西路军总指挥刘延庆令刘镇移军广德救援，令杨可世率兵进驻宣州，以阻止义军北上。八天王率义军阻击杨可世所部，终因寡不敌众，3000义军阵亡，旌德县复为宋军占据。随后义军又遭刘镇所部围击，战败，宁国县城亦为宋军占据。宋军随即缩小对杭州的包围圈。
在此之前，方腊率领义军主力南征，相继攻陷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及开化、江山、常山等县。郑魔王统领一支义军进攻衢州，守城将领韩起弃城出逃，知州彭汝方被斩，衢州为义军占领。另一支义军队伍由洪载率领，亦攻占处州（治今浙江丽水西）。正当起义军节节胜利之时，方腊得知宋军大举进攻杭州，急令义军回师救援。义军将领吕将认为南线兵力分散，大部主力未及撤回，建议暂时放弃杭州城，而发兵直进宋军后方的金陵，再寻机攻取杭州。方腊仍未采纳建议，却与方七佛等率领义军坚守城池。
二月，宋军在完成对杭州城酌包围和进攻的布置之后，开始发起勐攻。初七日，义军首先于城北的清河堰阻击宋军的进攻。宋军轮番攻击，双方激战六天六夜，义军伤亡惨重。城中粮尽，难以固守，义军只得突围转移。方七佛领2万义军留于城中掩护方腊及其他义军出城，他与宋军直杀至深夜，又下令焚烧城中的官府、道观、寺庙、学宫等，最后突围出城时，仅存千余人。宋军实际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
起义军撤出杭州后，仍坚持在杭州以南地区抗击宋军。三月初，义军试图扭转局面，突然回师攻打杭州，但在宋军的反扑下，再度失利，方腊见久战未捷，遂转移睦州。三月中旬，宋军将领杨可世、刘镇各统所部合击由八大王统领的西路义军，义军不敌，被迫放弃歙州。随后，八大王又于歙州潘村指挥万余义军迎击宋军，又派万余义军绕到宋军后方出击，以夹击两支敌军。战斗异常激烈，至半夜，义军力不能支，后撤，1500余名将士阵亡。次日，义军又偷袭宁国县城，再次失利。至此，义军的西路军已无力抗击宋军，步步退守。宋军紧追不舍。
王禀占领杭州后，于三月初十自杭州向西进剿，连续攻占富阳、桐庐、睦州。是月底，宋廷再派刘光世率鄜延兵、张恩正率河东兵、姚平仲率泾原兵增援。四月初一，刘光世部进攻衢州，郑魔王统万余义军与宋军激战，2300多名义军将士阵亡，郑魔王被俘，衢州城陷落。初七日，刘光世再领兵东进婺州。自衢州退出酌义军乘城中宋军主力东进之机，发动反攻。守城将领叶处厚落水身亡，义军攻入城中。刘光世急速回师，衢州城重新落入宋军手中。十七日，宋军攻陷婺州。十九日，王禀指挥宋军攻占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青溪县。方腊被迫退守帮源洞。
宋东路军紧随义军之后，追至帮源。四月下旬，童贯又调集西路军，层层包围帮源洞山区，总兵力达20余万。此时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有20多万人，他们凭借险要的地势，四下设置陷阱和埋伏，准备殊死抵抗。宋军曾向门岭发起过攻击，但未能奏效。刘镇又领精锐自小路偷袭门岭。门岭失守，帮源洞被打开了一个门户。二十四日晨，宋军以“纵火为号”，分别由刘镇、王禀率部从两个方向进攻帮源洞。义军顽强抵抗，从清晨一直激战到深夜，有万余名义军战死，方腊退守到一个石洞中。二十六日，在原里正方有常之子方庚等人的带领下，宋军校韩世忠率一支人马勐攻义军据守的石洞。八大王指挥义军与宋兵殊死搏斗，7万多将士先后牺牲，方腊及其妻邵氏，子方毫、（二太子），丞相方肥，以及八大王等首领先后被俘，被解往杭州，又押解到都城开封。八月二十四日，方腊父子遭杀害。帮源洞攻破后，宋军对俘虏的义军将士及家属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死者无计。
“方腊虽就擒，而友党散走浙东，‘贼’势尚炽”。⑥起义军余部转移浙东后，与在这里坚持抗宋斗争的义军首领吕师囊、裘日新、霍成富等各支义军共同战斗。童贯派遣郭仲苟、刘光世、姚平仲等将领率部分兵进攻义军。郭仲荀进兵三界镇，裘日新组织义军迎击失利。姚平仲兵进义乌（今属浙江）等县，攻占裘日新的石洞，裘日新战死。刘光世一部进剿婺、衢等地的义军余部，致使浙东义军遭受巨大的损失。
闰五月初，宋廷以方腊义军已遭镇压，北方与辽战事正紧，下令将大部分宋军调往北方，仅留2．5万军队继续剿灭剩余的义军。下旬，方腊起义军余部在方五相公，方七佛率领下仍坚持斗争。宋军在姚平仲的统领下攻陷台州仙居境义军据点招贤等40余洞。六月，吕师囊率义军转移黄岩（今属浙江），宋将折可存追击至山区受阻。义军扼守断头山，凭借山势抵抗，宋军死伤甚众，多日不得前进。宋将杨震指挥兵士自山后包抄，义军战败，吕师囊等30余位首领遇害。七月，义军首领俞道安率义军，号称10万人，自永嘉（今属浙江）转战乐清（今属浙江）等地，并于乐清重创宋军，随即又攻打温州（今属浙江），攻城30多天未破，遂转入处州境内永康山谷中。十月，宋军进山围剿，俞道安战败牺牲。
尽管各支起义军相继被宋军镇压，但余众仍于两浙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杀官吏，捕官军，直至宣和四年，才基本被镇压下去。
注释①曾敏行《独醒杂志》。
②《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
③方勺《泊宅编》卷五。
④《宋会要辑稿·兵十》。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
⑥《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
黄淮义事政和元年（1111），赵佶任用宦官杨戬设置“西城括田所（西城所）”，京东地区百姓倍受其害，或赋税额巨增，或田产被括为公田，不服上诉则惨遭酷刑，冤死者数以千万计。方圆数百里的梁山泊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渔户依保甲法进行编制，并于渔船上刻立标志，禁止其他船只进入梁山泊。凡渔民人泊捕鱼、采摘莲藕等，一律定立赋税，按船只大小交纳税收。更有甚者，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租钱10余万贯，遇天灾常赋可减免，而租钱不减。百姓无以谋生，“相聚为盗”，奋起反抗宋廷的残酷剥削和压榨。
重和元年（1118年）、河北、京东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宣和元年（1119），以宋江等36人为首的农民于京东起义。他们活动于青州（治今山东临淄）、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之间，间或出入于京城开封附近。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贪官污吏和追剿的宋军，使州县官府一筹莫展。宋廷对宋江义军恨之人骨，称其为“京东贼”、“河北剧贼”。二年十一月，宋廷调歙州知州曾孝蕴为青州知州，令其专事镇压宋江的义军。但因此时两浙路方腊起义迅勐发展，曾孝蕴又改任睦州知州，参与镇压两浙地区农民起义。由于宋廷将大量的兵力投入江南，给宋江在河北、京东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他率领义军，“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①。赵佶见武力镇压宋江义军未能奏效；遂改用诱降、招安之策。中书侍郎侯蒙认为宋江“才必过人”，上书赵佶称：“今青溪盗起，不若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②随即受任为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降宋江。他未及赴任，即病亡。
宋廷的武力镇压和招安诱降都未能使宋江就范，相反义军声势愈发壮大，“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③。郓州（治今山东东平）及梁山泊地区成为宋江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不久，宋江率领义军南下，途经沂州（治今山东临沂）时，向知州蒋圆借道。蒋圆施以缓兵之计，义军过于轻信，未加提防。待蒋圆指挥宋军发起突然袭击时，起义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只得退回郓州等地。宋江重新集结力量，三年初，他再次统领义军南下，攻陷沂州、淮阳军（今江苏邳县东）。宋廷急令调兵遣将，讨伐宋江。宋江继续挥师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地区，给予当地官府及官吏、富商、地主沉重打击，而被诬为“淮南贼”。宋江义军在夺得大船10余艘后，转而向东北方向进军，驾船渡海，途经沐阳时，遭县尉王师心引兵邀战，义军迎战失利。二月，宋江义军又泛舟至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附近。海州知州张叔夜派奸细混入义军，侦得宋江义军动向，遂招募干余名亡命之徒，设伏于城郊。同时复令混入义军队伍的宋军士卒寻机焚烧义军船只，且又以少量宋军前去挑战。宋江等弃船登岸追杀，不幸中伏，宋江副将被俘，大部分义军接受张叔夜的招安，投降了宋廷。余部则撤退回京东地区。四年，武功大夫折可存在镇压方腊起义后，班师回朝，赵佶随即又令他“捕草寇宋江”。在宋军的追剿之下，起义军最终被镇压，宋江等36名义军首领接受朝廷招安，而被封官拜爵④。
宋江起义虽然失败了，京东地区，特别是梁山泊一带农、渔民的反抗斗争依然继续。直至宣和六年（1124），梁山泊起义的渔民受东平府知府蔡居厚诱骗而惨遭杀害，反抗斗争才稍得平息。
正值宋江起义失败之时，宋廷与金朝开始联合攻辽。灭辽后，赵佶及权臣蔡京一伙将原输辽的“岁币”再每年增加100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税钱”转输给金朝，以此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西南）以及顺（治今北京顺义）、檀（治今北京密云）、涿（今属河北）、易（治今河北易县）、蓟（治今天津蓟县）、景（治今河北遵化）等6州之地。宋朝得到燕京等地后，设官府，置官僚，同时派遣军队驻防，其中所需给养就近摊派到河北、山东、河东等地区百姓的头上，且令交纳时一律“支移”运送到燕京交予官府。这一规定给这些地区的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一石粮食从产地运至燕京，沿途盘费所需高达十几至二十几石，且往返路途遥远，费时费力，百姓为此怨声载道。此后，宰相王黼又将灭辽用兵时征发民夫充役的办法，改为征收免夫钱，并推行到全国。一次即搜刮免夫钱6200余万贯，竟相当于宋朝中期一年的税赋收入。宋廷规定，凡抗拒不交纳免夫钱者，一律依军法治罪，甚至连违期交纳者也将处以斩刑。为如数如期交纳免夫钱，州县官府及官吏对百姓逼督甚急，直至渴泽而渔，百姓被逼卖子鬻女，家破人亡。而宣和初年又遇连年灾荒，一时间饿殍遍野，死者相藉，黄淮地区百姓陷入更严酷的水深火热之中。
宣和五年（1123），河北、京东等路农民相继起义，反抗宋朝统治的斗争再度掀起高潮。这些起义，少则数百、数千人，多则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白昼横行”所到之处攻打州县，杀官吏，除地主，杀富济贫，或于崇山峻岭之中创建据点，聚众自保，寻机出击，致使“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⑤。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徐靖、沂州临沂武胡、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杨天王、郓州李太（李太子）、何子威、沂州徐进、水鼓山刘大郎、莒县（今属山东）徐大郎等领导当地农民的起义。而规模较大的又有河北路焰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张迪领导的起义。队伍发展多达数十万众，攻陷了一些州县城池，曾围攻漕州（治今河北浚县）长达5日之久，之后又攻打漕州，声势大震。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领导的起义军号“敢炽”，称10万人。河北高托山于望仙山组织当地农民举行起义，号称30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的青（治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沂等州一带。
宣和六年，赵佶以宦官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督率王渊、刘光世、杨惟忠、辛兴宗、韩世忠、张俊等将领，统兵镇压起义军。与此同时，宋廷又以诱降、招安之策，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赵佶下诏，称起义军如能自首，“一切不问”，对于首领自首，还“当议优与补受官资”。次年正月，赵佶又下诏“罪己”：“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⑥同时下令，免去部分赋役。以此缓和与农民起义军之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在宋廷武力镇压和诱降之下，部分农民起义军投降。张仙起义军于礌鼓山与宋军作战，战败后，张仙接受招安。贾进起义军曾拒绝宋廷多次劝降，并杀死每一次前来劝降的官吏，宋军将领辛昌宗带兵进剿，被义军打得全军覆没，但不久，也投靠宋廷。不过。更多的起义军坚持斗争。高托山领导的义军先后遭到杨惟忠、辛兴宗、王渊、韩世忠等所领宋军的追击：屡遭挫折，甚至高托山一度接受招安，但义军将士始终末放弃斗争，直到建炎二年（1128），这支义军仍活动在河北、京东地区，转而抗击金军。
注释①②王傅《东都事略》卷一○三《侯蒙传》。
③张守《昆陵集》卷一三《蒋圆墓志铭》。
④关于宋江投降的时间，一说为宣和三年，受张叔夜招安而降；一说为宣和四年，受折可存招安而降。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入七。
⑥《宋会要辑稿·兵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