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国内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朱熹的彻底否定和大力批判，其疯狂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我们只要浏览报刊上的几个标题，就会瞠目结舌。如“彻底批判朱熹的天理论”，“剥去朱熹伪科学的画皮”，“可恶的朱熹”，“戳穿朱熹的画皮”，“从神道碑看朱熹的丑恶嘴脸”，“朱熹丑史”，“朱熹《中庸章句》的反动实质”，“朱熹《四书集注》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朱熹在漳州地区的罪行”，“朱熹在浙江的罪恶活动”，“撕破朱熹在湖南的反动嘴脸”，“朱熹在崇安的罪恶活动调查”……
朱熹是一位古代的大思想家。如今在大学和社会科学院中，研究朱熹的学者不少。尤其是武夷山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重世界遗产，其文化方面主要就是以朱熹为首的闽学所留下的许多历史遗迹。学人们还成立了“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准备对朱熹理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期待它能取得可喜成果。宋朝的战争史杨业北征的兵败杨业是宋代抗辽名将，杨家将的第一代英雄“杨老令公”，千百年来，其事迹广为流传。他原为北汉大将，降宋后任右领军卫大将军、代州刺史，长期镇宋太宗守边关，屡立战功，在抗辽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太平兴国五年（980），契丹大军寇雁门关，他临危不惧，率麾下数百骑出战，大破十万辽师，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威震塞外，号“杨无敌”。此后，契丹望而生畏，每见杨业军旗即退兵而去。然而在雍熙北征中，杨业兵败罹难，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谁又是造成此难的罪魁祸首？民间与史载众说纷纭，史家也意见不一。
雍熙三年（986），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当时辽圣宗即位不久，才十余岁一个娃娃，其母萧太后当政，宠幸用事，宋太宗认为其“主幼国疑”，正是攻击它的大好时机。北伐军分兵三路：曹彬、米信率东路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张大声势向幽州（今北京，时为辽国南京）进发，牵制辽军主力；田重进率中路军由定州（今河北定县）进发，攻飞孤口（今河北涞源）；潘仁美、杨业率西路军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然后，中路军与西路军会合，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幽州，与辽军决战。
一开始，三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东路军一度攻占了涿州（今属河北）、歧沟关（在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西路军更是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兵锋直指桑干河。中路军也攻克了飞孤口、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与西路军遥相呼应。辽军主帅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草军需。
东路军终因粮草不济而后退，五月在歧沟关旋遭辽军主力围困迎击，惨败而奔逃，一路如惊弓之鸟，丢盔弃甲，死者过半，溃不成军。由于东路军失利，终致宋军进攻计划流产。当时，中、西两路军位置突出，辽国以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统帅，领兵十余万向两路宋军逼近。辽军先攻陷中路军所占的蔚州，潘仁美带兵应援又告失败，辽军乘胜攻下西路军所占的寰州。宋太宗明白已失去战争主动权，只得令诸路宋军后撤。但给西路军一个任务，即在放弃四州地盘时，要掩护当地居民迁往内地。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定州，西路军为掩护居民后撤而孤悬敌后，便成为辽军集中优势兵力主要追杀的目标。
七月，时西路军的应、寰二州已失守，辽军以十万人马盘踞寰州，军力强大而集中，宋军要撤出四州百姓已十分困难。西路军副帅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迎战，可佯攻应州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引出寰州辽军，并派人通知云、朔守将配合，趁机将民众撤离到石碣谷，再派数千强弩手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迷惑和打击敌人，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监军王优不同意，坚持出雁门关进兵寰州正面迎敌。杨业指出此举必败，王侁讥刺道：“杨将军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面对强敌却逗挠不前，莫非别有用意？”这时，主帅潘仁美在旁不置可否。杨业气愤道：“我并不怕死，主要是此去必定不利，不愿让士兵们白白送命。我原是北汉降将，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理应拼死疆场，只是想多立战功，以报效主恩。现在监军责我避敌，我只好挺身向前，先诸君而死了。”临行，杨业还抱败中能侥幸撤离之打算，恳请潘仁美派弓箭手扼守雁门关以西的陈家谷口，再派步兵从两翼接应，以期届时能挡住辽军的追击，救出后撤的宋军。
杨业挥泪出征，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军到，诱退至狼牙村，待宋军进村，辽军伏兵从四处杀出。宋军虽奋勇杀敌，终寡不敌众。溃败而撤。从中午苦战到傍晚，杨业且战且退，最后率领仅存的百余名将士冲出重围，赶到陈家谷口约定地点，只见谷口空无一人。杨业抚胸大哭，身上时已负伤数十处，为了使其他将士有可能退回中原，便令部下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分散突围还报天子。”将士们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愿意离去，仍然跟着杨业死战，又手刃敌兵数百人，最后全部殉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
杨业血战到最后时刻，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杨业身负重伤，自知壮志难酬，绝望之中，一头碰死于李陵碑上。这一说法于史无征，实为民间歌颂杨业的抗辽事业，而逐渐编造出来的。最后被元曲采用，进行提炼和渲染，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就是杨业最后撞李陵碑而死，被番兵将尸骨焚烧，把骨殖放在昊天塔内，派兵看守，最后由孟良与杨景将骨殖盗回。这一结局颇为壮烈，所以广为流传，但实不可信。
《宋史·杨业传》载，杨业“身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宋人记载，辗转抄袭，大体一致。我们再看《辽史》的记载，《圣宗本纪》中这样描写：杨业“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耶律奚低传》载“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被擒。可见其实际情况是，杨业最后被辽军俘获，宁死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只有《辽史·耶律斜轸传》说：“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既擒，三日死。”其中“但称死罪而已”似有乞降于辽之嫌疑。然而后面的“三日死”，就是说杨业绝食三日而死，足以说明这“乞降说”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杨业宁死不屈、为国尽节的精神也同样感动着辽国的军民，最能表明辽方同样对杨业怀有崇敬之情的事，是至迟于宋仁宗中期，辽国在自己境内的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境）为杨业修建了杨无敌庙。杨业死于山西朔县，何以庙却在密云之古北口？厉鹗《辽史十遗》卷十四谓：杨业“无敌忠义感动敌境，又何论古北口之非陈家谷也”。
神宗时刘敞与苏颂、哲宗时苏辙等人奉使契丹路过古北口时，都曾凭吊过此庙，且留下感人诗篇。刘敞《杨无敌庙》诗云：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等鸿毛。
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如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大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诗中对杨业的壮烈殉国极表惋惜，对迫害英雄的奸贼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宋史·杨业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东都事略》诸史籍都记载，老将军在被俘临死前曾叹息道：“主上待我甚厚，期望我讨贼抗敌以捍边，不料反为奸臣嫉恨，逼迫我率军赶赴死路，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耶！”那么，谁是迫害杨业的奸臣？谁是造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有人认为罪魁是王优。很明显，在杨业主张避开敌人锋芒，采用声东击西转移敌军主力，趁机掩护民众撤退的战略时，王优威逼杨业率军正面拒敌，导致宋军遭受伏击而溃退。后欲争战功，领兵离开陈谷口，沿马邑川行进。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不按约定率军在谷口接应，致使杨业身陷重围，孤立无援，战败殉国。
也有为王优辩护者，认为北伐前王优和杨业既无交情，也不存芥蒂，王优没有陷害杨业的动机。王优为后周枢密使王朴之子，入宋以后，曾从征江南和太原，征服河西也有战功。雍熙北伐作为西路军的监军，王优可能有些求胜心切，于是以为杨业畏懦不前，或可能以“逗挠不战”诸语激怒杨业，以求与辽军决战。况且王优也无通敌之嫌，故充其量也只是指挥有误，并非故意迫害杨业。
有人认为潘仁美难逃此责，尤其是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中，都把他作为人人痛恨的奸臣。潘仁美为赵宋勋臣，杨业只是个北汉降将，由此不完全信任杨业。尽管杨业战功累累，却屡遭他的嫉毁，多次抹杀杨业的功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说，杨业在边境领兵抗辽很有威望，“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此“主将”应指潘仁美。雍熙北伐初期，潘仁美又把战初攻克四州之功归为己有，根据《辽史》有关记载，只有云州是潘仁美率军攻下，其余三州都为杨业战功，但在宋人有关记载中却都是潘仁美的功劳。最后身为西路军主帅，王优应为他的下属，明知王优之策不妥，却不加可否，听之任之，实为默许。当杨业进军遭到辽军伏击时，更屯兵不援，甚至也没按事先约定在陈谷口伏兵接应，潘、王背信弃义地撤军先跑，实是将杨业置诸死地。《宋史·潘仁美传》亦记有潘“美好乘怒杀人”之脾性。潘仁美妒功忌能，完全有故意陷害的可能。
也有为潘仁美辩护者，认为宋代监军之权大于主帅，王优坚持要杨业出兵，潘仁美无权违抗。其实，潘仁美是个老成持重、屡立战功的骁将，与杨业共事七年，齐心协力，配合不可为不默契，他何必要在战场上陷害杨业呢？同时，潘仁美性格也较宽厚，如太祖初建宋时，入宫得周世宗子，赵普等大臣主张杀之，潘仁美不语，后言：“杀之有负世宗。”太祖便赐予为侄，潘仁美欣然领回家作养子。有如此心胸之人，为何要害共同浴血作战的同事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杨业兵败罪在宋太宗。当时辽国萧太后当政，重用其宠爱的大臣韩德让，这二人协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所以这一时期实为辽国历史上最为安稳发展的年代。就边境防务而言，辽国以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萧太后允许他“便宜行事”，总领南面行政军务，期间史称“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不知是宋朝边境情报系统有问题，还是宋太宗对辽国国情的估计完全错误。所以雍熙北伐完全是一次军事冒险行动，太宗急于雪耻第一次伐辽的失败，草率用兵。
太宗的临战指挥也颇为荒谬。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太宗的韬略远不及乃兄太祖，却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又十分强烈，为了做到“将从中御”（即武将出征在外仍需听从朝廷的命令），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令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要知道，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进行信息反馈，然后再要求中央给予适当的命令调整，其阵图指挥的荒谬性可以想见。太宗与真宗两朝阵图指挥最为盛行，而这两朝也是对辽作战一败再败的年代。
此次三路军的战略，一方面战线拉得过长，力量过于分散，一方面各路军离开较远，不能及时地进行有效的配合作战。尤其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不是迅速指示军队撤到有利位置，而是为了挽回战败的面子，要求将不能守住的地盘上的居民也要共同撤回，这不但对在战时迁徙的民众是灾难性的，同时必然会减缓军队撤退的进度，给敌人有利的进攻机遇。所以宋太宗最后要求西路军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击以掩护民众撤回之命令，实在是要求军队执行一项充满危险的军事行动，杨业的兵败兆始于此。
杨业与部下全部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叹息愤慨。太宗赠杨业太尉、大同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硕，赠官诸子。然后将王优除名，发配金州，而潘仁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
此外，杨业原名“重贵”，因在北汉刘崇手下为官，赐姓名“刘继业”。降宋之后，太宗让他复姓杨氏，名“业”。有的史载或称“杨继业”。杨业殉国的日期基本可以考实。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四年（986）七月丙子（七月初九），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以“不食三日而死”算，约为雍熙三年（986）七月十二日前后。然而有关杨业的生年，史籍中却没有确切记载，造成史界说法不一。《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他“幼事北汉”，《宋史·杨业传》和《东都事略》说他“弱冠事刘崇”。“幼事”约指少年，《礼记》：“二十日弱冠”。据《旧五代史·刘崇传》考察，刘知远是在天福七年（942）派其弟刘崇为麟州刺史，而此时杨业的家在麟州，估计就在这时投奔刘崇麾下。就是说公元942年时，杨业约十五至二十岁，也就是生于922至927年之间。而据山西代县杨氏族谱记载，说他享年五十九岁，就是生于公元928年。也有学者认为，杨业事刘崇应在其父杨信事后汉任麟州刺史时，也就是公元947至950年间，这样杨业应生于935年左右。然而这些说法都未被学界所公认，莫辨其是。那么，杨业在什么年纪殉国的？它也是一个谜。
畲太君的家世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北宋仁宗时期已经在民间流传开了。皇祐三年（1051），北宋文豪欧阳修就曾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永叔集》卷二十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大约从这时开始，杨家将的传奇故事在人们的传说中日益丰富，同时也产生许多谜团。杨业之妻畲太君，就是一个不见于正史的传奇人物，她的姓氏、身世、事迹令学界疑惑不解。
第七章
据小说戏曲及有些地方志描述，畲太君出身将门，性情敏慧，善于骑射，作战勇敢，曾帮助杨业立过军功。杨业兵败殉国之际，潘仁美、王优畏罪而欲掩盖事实，甚至捏造出杨业逞能，孤军深入，导致兵败身亡的谎言，蒙蔽宋太宗。杨六郎从战场回来，告之母亲实情，畲太君毫无畏惧地上书告御状，力辩丈夫苦战获死之由，终使宋太宗了解实情，处分了王、潘诸奸臣。太宗下诏褒恤，有谓：“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如果不是畲太君挺身敢告御状，甚至有的剧本还写畲太君大闹朝堂，得到一些正直大臣的帮助，则很可能杨老令公要屈死敌国，那些奸臣也会逍遥法外。
杨业殉国后，畲太君在家中训练子女、婢仆习武，组成杨门女将，时刻准备效力于国家。据说其武艺和战斗力要超过朝廷所统辖的正规禁军，后来，果然产生了杨排风英勇杀敌，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西征等感人故事。原来深居闺阁的柔弱女子，在杨家能训练成为驰骋疆场的战将，且出现这样一个女将团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畲太君的将门豪迈风范从中可见一斑。
然而上述事迹乃至畲太君为杨业之妻等基本史实，都不见于宋代正史，或宋代文人的有关笔记。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元代杂剧，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中，杨六郎自道：“母亲畲太君。”《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中也有“老身畲太君的便是”等台词。到清代方志和文人笔记中，开始出现杨业娶折德扆之女的说法。如乾隆《保德州志》（今山西保德县）卷八载：畲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宋纪说》日，杨业娶府州（今陕西府谷县）畲氏，称太君。其父折德康为麟州刺史，又迁火山军节度使，杨业为代州刺史，距离都不远，故两家缔姻。其他，如乾隆时毕沅的《关中金石记·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乾嘉时康基田的《晋乘搜略》、光绪时《岢岚州志》等也有类似记载。《晋乘搜略》还说：“岢岚州掘地得石，拭视为杨氏墓碣，载折太君事。”晚清李慈铭《苟学斋日记》甚至谓：“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不知是否真有此事。反正这些墓碣现都已不知下落，所以我们无法了解畲太君更多的事迹。
折德扆在《宋史》中有传。畲家原为云中（或称云州，今山西大同）大户，约五代动乱中迁居府州（陕西府谷县）。从五代后唐时起，太君祖父畲从远为府州刺史。从远抵抗辽兵有功，兼领朔州刺史、振武军节度使。后汉时，置永安军于府州，从远为节度使，又迁武胜节度使。太君父畲德康，后周时为府州防御使，屡挫北汉军的进攻，升永安军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周恭帝即位，德康自检校太尉加官太傅。入宋以后，仍任永安军节度使，曾率军破北汉诸城。干德二年（964）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有子畲御勋、畲御卿，应为畲太君的兄弟。先后袭爵知府州。畲御卿还率军征战北汉与辽、西夏，战功累累，淳化五年（994）授永安军节度使，次年，牺牲在抵抗辽军的战场上，时年三十八岁。其子惟正、惟昌、惟忠，先后袭知府州事，乃为畲太君的侄子辈。直到北宋后期，其后代畲克行袭位，守边三十年，善抚士卒，在抗击西夏战役中功勋卓著，谥武恭公。今陕西府谷孤山堡南有折克行墓，勒有《畲武恭公克行神道碑》。可见，畲氏为世代将门之家，世守府州。
光绪刊《山西通志》卷五十六，对杨畲婚事提出质疑，说：“按德扆守府州，屡败北汉兵，宋干德中卒，而业是时则为北汉将也。存以备考。”不妨认真考察一下：畲德扆于干祐三年（950）为后汉的府州团练使，时年三十四岁。如有女儿的话，约十六岁左右，亦可出嫁了。杨业这时二十岁出头，也在后汉刘崇部下为军官。如这时两家攀亲，可谓门当户对，没有什么可疑的。山西临县有七星庙，传说是杨业与太君喜结良缘之地，晋剧《七星庙》还用戏剧形式演绎此事。至北汉和后周对立，畲德康归后周而杨业跟北汉，岳父女婿分属两国，那是后来的事，也属不得已。
近代学者常征、余嘉锡、聂崇歧等人以大量的地方志资料进行考证，最后同意畲太君即折太君之记载，畲、折二音相近，西北有些地区“折”音如“蛇”，与“畲”差不多，所以畲、折一音之转而致误。虽然许多人赞同此说，但仍有人怀疑，因为《宋史》折德扆传中，仍不见其嫁女与杨业之记载，上述《山西通志》之质疑也颇有道理，一是两家门当户对的时间相当短促，二是届时三十四岁的折德康是否已有十六岁以上的女儿，三是两家如已结姻，岳父女婿又很快分属两国的情况也难以自圆其说。总之，由于正统史籍记载阙如，而主要靠清代地方志及一些文人笔记保留下一些北宋畲太君的痕迹，其可信度如何，确难判断。
杨延昭排行与称呼杨家将中除杨老令公外，就数其子杨延昭的名声最为如雷贯耳了。他智勇善战，在边防二十余年，军功卓著。史书载，契丹军屡为其败，“惮之而目为杨六郎”。今天晋西北宁武关周围各县，也遗存有好几处“杨六郎寨”，这些都是杨延昭生前率军活动的区域。据学者考证，延昭并非杨业的第六子，那么“杨六郎”的称呼是怎么产生的？是辽方还是宋方先有此称呼？其真实含义杨延昭又是什么？
杨延昭本名延朗，年幼时沉默寡言，喜为军阵之类游戏。杨业尝言：“此儿最像我。”成年即入军伍，跟从父亲征战，史载杨业生前，“每征行，必以从”。太平兴国中，补供奉官。雍熙北征，杨业率军攻打应州和朔州，延昭担任先锋，在朔州城下冲杀时，被流矢射中手臂，却愈战愈勇，杀敌无数。战后，授崇仪副使，出知景州。又迁崇仪使，知定远军。
咸平二年（999）冬，延昭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驻兵遂城。辽军在萧太后的统领下，长驱直入，宋军节节败退，遂城被围。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急攻数日，城小兵寡，众心危惧。延昭悉集城中壮丁，发给武器装备，登城顽强抵抗。会一夜寒流降温，延昭令士兵汲水灌到城墙之上，清晨该城变为冰城，城墙坚固熘滑，辽兵无法攀登，只得撤退而去。延昭乘机尾随出击，截获很多武器铠甲。以功拜莫州刺史。宋真宗高兴地说：“延昭为名将之后，治兵守边有父风，真应该称赞啊！”
景德元年（1004），契丹主与萧太后指挥二十万人马，大举南伐。宋廷没有坚决抵抗的勇气，最后与之签订澶渊之盟。这时，朝廷也只给杨延昭统帅刚满万人之军队，但延昭并不气馁，提出建议：敌顿澶渊，离境千里，虽人数多，且为骑兵，但人马疲乏，只需令诸军扼守要路，伏击掩杀，便可歼其大部，幽、易数州也可乘时袭取。可惜一味屈辱求和的宋真宗，并不理会这一建议，还特别下诏，令前线诸将按兵不动，使辽兵从容退回，且在途中再次掠劫。延昭只得率领部属单独行动，“抵辽境，破古城，俘获甚众”。真宗得知后，马上派人到前方监视延昭的行动，不许继续打下去。
此后，朝廷不断下令，明白警告杨延昭，他的官任是维持保州境内治安，不准越出边境与契丹发生冲突。不久官徙高阳关副都部署，戍守屯所，边境安然。延昭所得奉赐悉犒军，与部下同甘苦，身先士卒，号令严明。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忌惮之，称他为杨六郎。大中祥符七年（1014），延昭过世，享年57岁。没过多少年，杨家将的故事开始流传，延昭的智勇善战又被进一步传奇化，特别是其“杨六郎”的称呼，几乎家喻户晓。
杨业应有七个儿子，或者说杨延昭兄弟七人。《续资治通鉴长编》谓杨业殁后，太宗“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贵子二人”，共为七人。《宋史·杨业传》说杨业与其子杨延玉殁于陈家谷之役后，“朝廷录其子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也为七子，问题在于其兄弟的排行。按照中国古代严格的宗法制度所形成的规范，朝廷赠官必须服从长幼有序的原则，既然《长编》与《宋史》都将诸子的顺序以延朗“领衔”，那他分明应为长子。惟一的问题是牺牲的杨延玉，他与延朗，孰为老大，史书中没有交待。因为有可能老大牺牲后，由老二领衔。延朗即延昭，或称杨六郎，他在兄弟七人中并不排行老六，是可以肯定的。
宋末元初徐大焯着《烬余录》则说，契丹“犯寰，（杨）业出战，死之。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训，字供奉；四子延环、初名延朗、五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州，功加保州刺史。真宗时，与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屡有功，并授团训使。”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认为，上述“所载诸子次第，乃颇有据。史称延浦为次子，则延玉必为长子，延昭为六郎，则排行必第六，故其次序如此。民间之流传亦有不诬者，此类是也。”徐大焯把延朗、延昭判为二人，将延玉改为渊平，并未标明出自何处，而余嘉锡先生竟笃信不疑，殊使人不解。
《宋史·杨延昭传》开头就说：“延昭本名延朗，后改焉。”《东都事略·杨业传》也曾明白交代：“延朗下一字犯圣祖名，改延昭。”宋真宗时，迷信道教，尊道士赵玄朗为“圣祖”。大中祥符五年（1012）下诏：“圣祖名上日玄，下日朗，不得斥犯”。此年十一月，改地名朗州为鼎州（《长编》卷七十九）。就是说，杨延朗在五十五岁时不得已才改的名。这一点就足以否定徐大焯《烬余录》中所谓的延朗兄弟之排行。而其他元代杂剧和明代小说演义之类，也都将延昭、延朗分为二人，往往把延昭、延朗分别排为老四和老六，也是不可信的。
那么，杨延昭为什么被称为“杨六郎”呢？一般认为，这是延昭在杨氏宗法大家族中的排行，即在同一先祖的同辈兄弟中的排行。据史书记载，杨业有弟弟杨重勋，为麟州刺史。有学者指出，杨业之长子与其叔父之子一起排行的话，一般也不会排行老六。如据欧阳修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所载，重勋有子杨光康，系延昭之堂弟，所以在家族的大排数中，延昭也不居老六。当然，杨业是否还有其他兄弟、堂兄弟，我们不得而知。
《晋乘搜略》说延昭“小字（乳名）六郎”，恐怕也只是猜测之词。
《长编》、《宋史》、《隆平集》、《东都事略》等书说杨延昭是被契丹人称为杨六郎，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契丹风俗有关。或说古代往往以天上星宿比拟世间大人物，如唐代大臣狄仁杰，被誉为“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契丹称宋为“南国”、“南朝”，就有可能赞许杨延昭为“南斗”，而当时“南斗六星”已为习惯语，久之“六星”或昵称“六郎”，这样“杨六郎”的称呼就出现了，这和称杨业为“杨无敌”是同一意思。此说也谈不上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又是一种主观蠡测而已。
穆桂英与杨宗保杨家将中穆桂英之形象，也可说是家喻户晓。她不但貌美端庄，且武艺高强，曾挂帅率领宋军抗辽，保家卫国，是杨家将中之巾帼英雄。其夫杨宗保也是少年英雄，其武艺韬略更胜其父辈，指挥宋军，大破辽兵天门阵，给契丹以致命打击。然而，正史中却没有这一对夫妇的名字，宋人笔记中也没有其夫妇相关的事迹，她们是否为小说戏曲中虚构的人物，还是历史上真有其人？
小说戏曲中，穆桂英是穆羽的女儿。穆羽字洪举，河南人氏，做过汝州兵马统制。穆桂英从小在父亲的传授和熏陶下练习武艺，练得一手百发百中之箭，舞得一口威武有力之刀。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占据山东穆柯寨，为一寨之主。杨宗保率宋军抵抗辽兵，为了破辽军的天门阵，必须用“降龙木”做斧把的大斧，而这“降龙木”只有穆柯寨中生长有两株。穆桂英不同意借用此木，杨宗保便率孟良、焦赞诸将攻打穆柯寨。宗保在战穆桂英时，桂英卖个破绽拍马而走，宗保以为得胜便乘势追赶，不防被她用箭射中坐骑，翻身落马，被押回山寨。穆桂英倾慕宗保的英武刚强，亲解其缚，主动求爱，两人即日成婚。于是，穆桂英带上“降龙木”大斧，帮助杨家将大破辽兵的天门阵，取得抗战的胜利。
小说戏曲中，说杨延昭之子名宗保，宗保之子为文广，与正史不同。《宋史·杨延昭传》、《隆平集》等史籍，明明说延昭之子是杨文广，而没有杨宗保其人。如《隆平集》载：“诏录其子传永、德政、文广有差”，杨文广或是延昭的第三子。而明初宋濂的《杨氏家传》则说，延朗（即延昭）之子名充广，充广之子名贵迁，贵迁有三子，曰光震、光荣、光明。光震有子五人，曰文广、文真、文锡、文贵、文宣。按此说，文广为延昭的玄孙，中间隔了好几代，不知其所本。而文广与其曾祖充广，同用一个“广”字，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估计这家谱有伪造的嫌疑。总之，都不见杨宗保其人，应是小说家的虚构了。只有《烬余录》说：“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大概是沿袭宋元话本的说法。
小说戏曲在述说杨宗保攻打天门阵后的活动，有“兵征西夏”诸事，这和杨文广的事迹颇接近。《宋史·杨文广传》载：宋神宗熙宁初，杨文广任兴州防御使，在秦凤副都总管韩琦属下，筑城抵御西夏军马，在西夏军退却时，文广遣军追袭，斩获甚众，得诏书褒谕，曾长期领兵抗击西夏。后迁官定州路副都总管、步军都虞侯。熙宁七年（1074），辽人来争河东地界，双方在代州开会协议。文广献出阵图，并提出袭取幽燕的战策。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去世，朝廷“赠同州观察使”，这又与《烬余录》所说的杨宗保的官位同。有学者以为，杨宗保就是杨文广的影子，小说家将一人拆成父子两人，以增加杨家将故事的传奇色彩。
也有学者认为，既然杨延昭有三子，宗保有可能与文广是兄弟。《欧阳文忠公集·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云：其墓主“女四人，长适皇侄右屯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建安郡公宗保”。是说宋仁宗有宗室族弟赵宗保，恰与杨宗保同时，或因与皇家宗室同名，于是将杨宗保改为杨充广，或为杨传永。是否有此可能，不得而知。
最近更有一种令人瞠目的说法。是说前些年在洛阳新安县五头乡潼沟村出土一块北宋杨老令公的停灵碑，碑文有这样的记述：“北宋朝杨令公之丘陵也，有女孙杨宗保感祖之义，居庐于此，遂人道而为观焉。”于是，有人相信此碑所记，认为杨宗保是杨业的孙女，杨延昭的女儿（见《人民日报》1985年7月报道）。就是说杨宗保实有其人，但是位女性。那么，难道是后人把这位女性杜撰成一员威风凛凛的大将？其实，北宋时人们记事不可能出现“北宋朝”这样的名称，就是说这碑记绝不会是出自北宋时人的笔迹，至少是数百年后有人所作的一个追记，那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穆桂英的姓名与事迹，不见于宋人的有关史籍。但在雁门关南北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关于她的遗事传说，及与其事迹相关的一些地名。如山西繁峙县北三十里有穆桂英山；县西南有“木阁村”，据说“木阁”原是“穆柯”的转音。浑源县城南也有穆柯寨。并有穆桂英攻打浑源的传说。这些地方，正是宋辽边界的交错区域，当年许多战争在这一带展开。小说戏曲中的“山东穆柯寨”，如系指恒山或雁门山之东，就和这些地区颇为接近。
乾隆《保德州志》卷二载：“延昭子文广，娶慕容氏，善战。今州南慕塔村，尤其故地云。”该部方志中，断断续续地记述着杨家将事迹，往往与正史比较接近，而很少元明小说戏曲的影响，比较真实可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段记载，是杨文广娶慕容氏为妻，“慕容”二音相拼，也就是“穆”音。“慕容”氏转为“穆”氏，正如“折太君”转为“畲太君”。慕容氏为西北边地的鲜卑族姓，骑马“善战”也正是穆桂英的形象。杨家将长期在西北地区守边，其子孙中有娶鲜卑族女子也并不奇怪。由此，穆桂英或为杨文广的妻子，原姓“慕容”，为鲜卑族人。
宋濂的《杨氏家传》载，杨充广持节广西时，娶穆族女子为妻。穆族居桂、贵、湘交界地区，或称木族，其酋长自称木天王，以有田禾的山谷名柯，酋长居于有田禾的寨子名穆柯寨。查《宋史·杨文广传》，文广早年曾官任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这样的话，穆桂英也有可能是广西穆族或木族，有一些小说中就称“木桂英”。总之，在没有更直接的史料佐证之前，上述种种说法都只能是一种推测。
杨家将八贤王的轶事宋元以来，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百花纷呈，争奇斗妍。而在这些传奇故事中，总有一位相貌堂堂、正气凛然、仗义执言的八贤王，他机智地周旋于皇帝与杨家将之间，往往在皇帝偏袒奸臣的危急时刻能挺身而出，助杨家将一臂之力，帮杨家将摆脱困境，或将奸臣绳之以法。在《潘杨讼》、《寇准背靴》、《辕门斩子》等传统剧目中，八贤王虽只是一个配角，但起的作用却并不小。杨家将的故事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那么，这位八贤王是否有历史依据？他是哪一个历史人物的化身呢？
在小说戏曲中，八贤王首先在宋太宗率军进攻太原时，献上反间计，然后派使者说降了杨业。就是说杨家将由北汉降宋，八贤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七年后，杨业为奸臣所害，殉国疆场，畲太君或杨延昭到朝廷告御状，要求惩办罪魁，不料奸臣反咬一口，幸亏八贤王在旁相助，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后杨延昭为将，属下小校治事犯法，宋真宗在奸臣挑拨下要严办延昭，八贤王及时赶到，以延昭军功请朝廷从轻发落，终得真宗允准。不久边事告急，八贤王请得赦令，杨六郎重披战袍，招集兵将北上抗辽。最后，六郎率军大获全胜，班师回朝，并捉得奸臣，又在八王协助下，将奸臣正法。杨延昭病殁于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年间，八贤王时也旧疾复发，病重归天。
许多戏曲小说中，将八贤王的名字记为赵德芳。赵德芳为宋太祖的小儿子，《宋史·宗室传》载，赵德芳为太祖第四子，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诸职。太平兴国六年（981）病故，才二十三岁。这时，杨业归宋只有两年时间，杨延昭也才二十四岁，只是供奉官，随父从军。如果硬要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扯上关系，那最多在太宗进攻北汉时，说是他曾献过反间计以逼降杨业。当然，这也只能是于史无证的猜测。更让人不解的是，宋太宗曾追封德芳歧王，后改楚王，北宋末徽宗又改封秦王，此“八贤王”之称呼几乎与赵德芳毫无关系，那为什么戏曲小说中要说赵德芳是八贤王呢？
有人认为，八贤王或许是赵德芳的哥哥赵德昭的化身。《宋史·宗室传》等史籍载，赵德昭是宋太祖的第二子，由于其兄早夭，所以他曾被认为是皇位继承人。他聪明英武，喜愠不形于色，颇得太祖的信任，曾“赐金简一柄，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官任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职。太宗抢班即位后，虽封他为武功郡王，位列宰相之上，但内心对这位大侄子存有戒心，总是找机会进行排斥。太平兴国四年（979）出征幽州时，因战败而太宗失踪，有人提出立德昭为帝。太宗得知后更为不满，因小事就与德昭发脾气，德昭一气之下，自刎而亡。时杨业刚刚归顺宋朝，德昭应该不会与杨家将发生过什么关系。不过，人们对这位失去皇位又死于非命的皇子颇感同情，就让他化为公正无私的八贤王，其有“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的特权，正好用来上惩昏君、下打奸臣。问题是：赵德昭生前为武功郡王，死后曾追封魏王，后又改封燕王，如果以德昭为朝中公正力量的化身，那么为什么要用“八贤王”这个非常不恰当的称呼呢？
也有人认为八贤王当指宋太宗第八子，属元字辈的王族人物，如明代小说《北宋志传》中的“八王”。史载，宋太宗有九子，其第八子赵元俨确有“八大王”的称号。宋人笔记《谐史》中称他“生而颖悟，广颡丰颐，凛不可犯，名闻外夷，小儿夜啼，其家必惊之曰：‘八大王来也。’”太宗非常溺爱，每朝会宴集，多侍奉左右。真宗即位，封曹国公，进封广陵郡王、荣王。坐侍婢纵火，烧延宫中，降封端王，出居故驸马都尉石保吉府第。每见真宗，痛自引过，帝悯怜之，寻封彭王，进太保。仁宗即位，拜太尉、任尚书令兼中书令，屡封定王、镇王、孟王、荆王。平生寡嗜欲，惟喜欢读书，好为文章词句，颇善二王书法。问题是翻遍宋代史籍，都找不到这八大王与杨家将有关系的记载。
赵元俨生于雍熙二年（985），病亡于庆历四年（1044），享年六十岁。太宗攻取北汉之际，元俨还没出生，杨业殉国之时，他出生才一年，只是个婴儿，怎么可能助杨家一臂之力，以对付奸臣呢？他在杨延昭身后三十年病殁，比杨延昭要小二十七岁，就是和杨文广一个辈分，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小说戏曲中八贤王的形象。史载，仁宗少年即位，章献太后临朝，元俨自以为德高望重，恐为太后所忌，便深自沉晦，阖门不出，不预朝谒，以绝人事。这种做法似乎也不太像八贤王正气凛然、刚毅直言的性格。可以说，这八大王的生平与八贤王的故事相距甚远，也不会是杨家将故事中八贤王的原型。那么他的一些事迹，对构造八贤王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是否有影响？也不得而知。
京剧传统剧目《贺后骂殿》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贺后为宋太祖之皇后，因太祖死因不明，命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反遭太宗痛斥，德昭撞殿柱而亡。贺后又携次子德芳上殿，痛骂赵光义不仁。太宗只得向嫂嫂谢罪，赐其尚方宝剑，加封德芳为“八贤王”，贺后母子这才含泪而去。这大概是赵德芳封“八贤王”的由来，人们出于对其孤儿寡母的同情，便将赵德芳虚构为朝中正直力量的化身。以后又有《八大王开诏救忠臣》诸剧，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抗辽事业联系起来，留传民间，成为当时民族感情的一种寄托。总之，杨家将故事中的“八贤王”，他的出现增加了朝廷权力斗争的戏剧性冲突，满足了人们崇敬忠臣、惩处权奸的心理要求，完全符合中国王权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事迹、生平相对应、吻合的人物，八贤王是由朝廷宗室的一些轶闻，加上民众的有关情感渲染，再经过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艺术加工，融合而成的一个虚构人物。
宋朝大将曹彬曹彬是宋初名将，两宋其实名将不少，然而，独曹彬久负盛名，声誉最高。有宋一代，曹彬被誉为“勋业最隆、功冠群雄”的“本朝第一良将”，极为引人注目。后世对他也推崇有加，盛名一直不衰。那么，这位名声显赫的大将，究竞有哪些了不起的战绩军功，值得人们如此推崇呢？近有学者在考察了曹彬的生平战绩后，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其实非常平庸，实乃庸将负盛名，这是怎么回事？原因又何在呢？
曹彬字国华，是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父亲曹芸，为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可谓出身将门。据说他周岁时，父母以百玩之具布放床席之上，观其所取，他左手拿起武器戈，右手取祭祀用的俎豆，一会儿又抓住一官印，对其他东西看都不看，人们颇觉惊异。
后汉干祐时为成德军牙将，后周时补供奉官，迁河中都监。出为晋州兵马都监。入宋，迁客省使，以战功改左神武将军，俄兼枢密承旨。在太祖、太宗朝，他披坚执锐，平后蜀、攻太原、伐江南、征北汉、战契丹，南征北战，为北宋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深得君主宠信，官至枢密使、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
咸平二年（999）卒，享年六十九，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谥武惠，是宋代第一位死后全国举哀的武臣。且赠其妻高氏韩国夫人，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并与名相赵普一起配享太祖庙庭。可谓生荣死崇，地位显赫。
欧阳修《归田录》赞道：“曹武惠王彬。国朝名将，勋业之盛，无与为比。”李攸《宋朝事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宗锷《曹彬行状》，都称颂曹彬：“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将，称为第一。”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汉惟一赵充国，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将帅气象。”宋人有关称誉，不胜枚举。后世也对他推崇有加，盛名不衰。
20世纪80年代，学者张其凡在认真考察了曹彬生平及其战绩之后，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其实非常平庸，实乃庸将而负盛名，并对宋代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纵观曹彬一生，他所参加的军事活动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干德二年（964）十一月至次年正月的平定后蜀之战。曹彬以枢密承旨为都监，随刘光义军进蜀。在曹彬的严禁约束之下，这支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褒奖。然而在平定后蜀，留驻成都的日子里，诸将争功而竞相掳掠，民众还是大受侵扰。战后有谓“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于是受朝廷特赏，升为宣徽南院使，跻身大将之列。但此战他并非统帅，且后蜀政治腐败，已不堪一击，没有经历激烈战斗，更未见曹彬有什么奇计巧谋。总之，这次战役决无可夸口的战绩使他得以称为名将。
第二次是开宝七年（974）正月至次年十一月的平定江南之役。这次曹彬身为统帅，率军沿长江东下。包围其首府金陵（今南京）之时，曹彬称病，诸将来问候，又提出破城日不妄杀一人，以约束将士，禁止掳掠，众将许诺，使富庶的江南及首府金陵免遭战争洗劫。班师之时，曹彬船中只有图籍和衣衾而已，这一功勋为人称颂不已。献俘开封，官升枢密使。平定江南是曹彬一生最得意之战，然而此战是以强对弱，在南唐国势日颓之时，曹彬率十万大军，却打了一年多才把江南平定，尤其是围困首府金陵近十个月，才得以攻破。可以说治军不严，姑息太过，致使战争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主帅难辞其咎。
第三次是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至五月的平定北汉之役。宋初，曹彬曾经在他将麾下几次率军与北汉作战，取得过一些小胜。开宝二年（969）随太祖进攻太原，战败而回。此次是随太宗出征，虽然攻灭了北汉，但曹彬在其中并没有指挥战斗，自然也没有什么谋略和战绩可言。接着太宗乘胜北伐，结果与辽军高梁河一战，大败而回。
第四次是雍熙三年（986）正月至七月的北征攻辽战役。此战，曹彬统率约二十万人马为东路主力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向辽南京（幽州，今北京）进发。开局颇为顺利，曹彬率军很快攻占了歧沟关（今河北）和涿州（今属河北）等地。三月与辽军相持在涿水以北，十余天后，终因粮草不济，只得放弃前所攻占之地，退回雄州以便就粮。太宗得知消息后，认为指挥失策，令他与东路军副帅米信的军队集结，养精蓄锐，等待战机。此时，中、西路军捷报频传，东路军为了争回北征主力的面子，再度向涿州进发。因辽军以轻骑不断偷袭，曹彬命军队排成方阵行进，一边行军。一边在两边挖掘壕堑，以防敌骑侵袭。然而此举，使将士们疲惫不堪，从雄州到涿州百余里路，竟走了二十多天。大军到达涿州，发现辽国大军已埋伏于涿州东北，曹彬连忙决定撤退，而辽军精锐开始了全力追击。
五月，宋、辽主力激战于歧沟关。宋军逐渐被辽军包围，宋军只得以粮车环绕自卫，实成关门打狗之势。曹彬、米信趁夜色率部突围，渡拒马河时，遭到辽军袭击，溺死者不可胜计。曹彬率军溃退至易州（今河北易县），驻营沙河。听说追兵又至，宋军如惊弓之鸟，争过沙河，又死者过半，河水为之不流。残余宋军向高阳（今属河北）溃逃，又被辽军追上，一阵砍杀，死者数万，丢弃的兵甲高如山丘。至此，宋军主力伤亡惨重。损失十余万之众，导致全线崩溃，雍熙北征以惨败告终。这次战败使宋朝北部边防极大削弱，辽军乘胜南下，河朔震动。时议认为，北征输得如此惨烈，主要是将帅疏于韬略，指挥无方所致，其中曹彬之无能最为明显，不堪为帅，实为庸将。
总之，曹彬作为大将，既无指挥才能。也无神机韬略，更无出色战绩，往往指挥无方，应敌无谋，最多是一个谨小慎微、奉守军法、有仁人之心的庸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庸将得负盛名呢？其一，曹彬为人值得称道。廉洁俭朴，在其他将帅聚敛成风之时，他却身居陋宅，未尝修广，衣着素袍，安于俭德。出使吴越，不受馈赠。后不得不收，却上交朝廷。居朝俸入，常接济族人，非常难得。宽厚谦恭，心胸较为宽广，喜愠不形于色，对同僚和下属都能友好相处，遇小吏亦以礼，接人待物和气，不言人过，不记人嫌，不以富贵骄人，唯以谦恭自处，还常助人于危难之中。读书好学，每次出征，往往带大批书籍回来，勤奋求知，学识益广，能与朝士清谈终日，鸿儒硕士也常叹不如。这些人品与涵养，是他获得盛名的重要基础。
其二，曹彬后裔在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一直地位显赫。其女儿为真宗嫔妃，其孙女被选为仁宗皇后，英宗时为皇太后，神宗即位，又尊为太皇太后。其长子，官至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其他任节度使、宰执，乃至封王者有多人，其家族名望于北宋时一直隆盛。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士大夫自然多行称誉，在当时官修史书中，更是不吝褒奖。曹彬名声之鹊起，且久负盛誉之情况，可以想见。
其三，朝廷的推崇。宋朝皇帝的御将之道是不求其善战，必求其忠诚，以巩固赵氏江山。对能征善战、多有才干的将帅反而常常猜忌、防范，以尽力减除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由是，崇文抑武、压低武将的地位，用将但求忠诚循谨，不求有勇有谋，这些都成为大宋王朝的祖传家法。而曹彬为将忠实驯良，谨小慎微，这正是统治者最看中的优点，抬其为宋代第一良将，作为武臣的表率，完全符合最高当局的意愿。所以曹彬这样的庸将得以久负盛名，正是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我们看到，宋代真正可以称为名将的北宋狄青，遭猜忌而死；南宋岳飞遭构陷被害；南宋余玠，遭怀疑暴卒……名将都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是宋代统治者容不得善战名将的铁证。其结果，必然导致军政之不修，兵势之不振，武力之积弱，而屡战屡败，宋室由一统江山，至南宋偏安一隅，最后被蒙古军铲灭，这也叫自食其果吧。
上述主要是张其凡先生的一家之言，却也言之有据，论之成理。不过曹彬之久负盛名，主要还是在赞扬他严肃军纪，不滥杀无辜方面，尤其是江南一役，使城市与民众免遭战争洗劫之功，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称誉的。从这方面讲，他也有良将的成分，不是吗？
第八章
名将康保裔的结局康保裔是宋初名将，战功卓著。《宋史·忠义传》说他于成平年间在与辽军决战中以身殉国，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诸史中均言之凿凿。然而《宋史·路振传》却说他于成平中被契丹军俘获，《辽史·圣宗纪》中也有辽军擒俘康保裔的记载。总之，有关记载矛盾百出，不知孰是。
康保裔为河南洛阳人，谨厚好礼，善于骑射，飞弋引矢，百发百中。父亲康再遇，后周时任龙捷指挥使，随赵匡胤出征而战殁。保裔在后周为将也屡立战功，后继父官职，在石守信麾下，率军破泽州、攻广阳。宋太祖开宝年间，从众将于石岭关败契丹军，迁龙卫指挥使，领登州刺史。太宗端拱初（988），徙定州、天雄军驻泊部署，又迁高阳关副都部署，加侍卫马军都虞侯，领凉州观察使。身经百战，身披七十多处创伤。真宗即位，委以要职，任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军，后复任高阳关都部署，为边关大将。
咸平三年（1000），契丹兵大举南下，与宋军诸将战于河间一带。诸将向高阳关求援，康保裔挑选精锐部队，前往会战。康保裔率军到达前线，天色已暮，便与诸将约定次日清晨合师与敌决战。契丹连夜调兵遣将，布下重重包围。天色渐明，探子来报敌军步阵严密，人数众多，而友军并没有到达。左右见形势不利，都劝康保裔易甲换装，带部分人员飞马突围。保裔却坚决予以拒绝：“临难不求苟免，今天是我战死之日矣。”于是决意死战。一连两天的厮杀，双方伤亡惨重，土地都被战马践踏得陷深二尺。宋军救兵不至，终寡不敌众，弹尽矢绝，康保裔战死疆场。
消息传来，朝廷为之震惊，两天不行朝会，以示哀荣。真宗下诏：追赠侍中，赐白金五千两，恩加诸子官职，遣使慰问其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封为陈国太夫人，追封其妻为河东郡夫人。由于康保裔的忠勇精神和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史官们将他列于《宋史·忠义传》的卷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史籍笔记对此事也有详尽描述，究其史源，应都出自《真宗实录》。
然而，《辽史·圣宗纪》载：“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保）裔，获兵杖器甲无算。”如果说《辽史》有可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在战事的叙述中故意贬低宋军歪曲史实的话，那么，《宋史·路振传》亦载：“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这里不但说康保裔被契丹俘获，且真宗也知道此事，并曾派军队去追击。《宋史》中自己的一事二说，就足以使人产生疑问：康保裔究竟是战死疆场，还是被敌所俘？对此问题锲而不舍的学者，又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发现“康被擒，王师未有胜捷”等记载，似乎进一步找到了康保裔是被敌人俘获的蛛丝马迹。
《宋史·夏守赟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康保裔与贼战，没，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密诏（夏）守赟往察之。守斌变服入营中，廉问得状，还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其中“部曲畏诛”很值得玩味：如果按上述记载，说康保裔挑选精锐去会战，由于寡不敌众，战场上殉国的话，那么没有挑选上的“部曲”为什么要“畏诛”呢？康保裔战死不应该由留在高阳关的“部曲”承担责任，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康保裔如果降敌，反倒与这些部曲会有一定牵连，因为主将降敌，其部曲也会受到一定的猜疑。这样，“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就非常奇怪了：这些部曲为什么给自己下索套。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异”中有一段记载或能令人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夏守斌传云：守斌还，言保裔因送客，猝与敌遇，援兵不至，遂死。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就是说，康保裔只是偶然出关送客遇敌而战死。其中“援兵不至”，那就是高阳关中部曲们的责任了，主将在关外遇敌，部众居然不出援救。如果说是保裔投敌而去，那么这些部曲自然就没有责任，他们不跟主人投敌，似乎对大宋还是有功之臣。前引《宋史·路振传》说：“成平中，契丹犯高阳关”，也与此事背景暗中相合。
这样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就是说连康保裔是如何失踪的都存在两种说法：是在河间战场，还是在高阳关外送客？此后才是战死。还是投敌？在事情还如此不确切的情况下，朝廷对待此丧事为何会这样隆重？其一连串的赠官与赏赐，难道都建筑在捕风捉影之上吗？
有学者指出，宋在对辽战争中节节败退，丧权辱国，是宋真宗及其大臣们感到十分丢脸的事，为了掩盖宋军惨痛的败绩，摆脱大将投敌的难堪，朝廷便竭力把康保裔装扮成忠义之士，再对有关战事忠勇壮烈之场景进行加工与渲染，以掩人耳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以致造成有关之记载矛盾百出，扑朔迷离。
宋以后的史家也注意到了这些疑点，如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就认定是康保裔投敌。当然，这一认定也由于缺乏足够的史证而显得有点勉强，所以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宋初名将康保裔的结局，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只有等待新的史料的发现。
南宋将相张浚张浚是南宋初年一位主战派大臣，几度执政，几次率大军与金决战，兼为将相，权倾一时，颇为显赫。然而八百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褒之者誉之为抗战派英雄；贬之者斥之为害国之狗熊。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政和八年（1118），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历褒城令、太常寺主簿诸职。建炎元年（1127），赴行在南京，除枢密院编修官，擢殿中侍御史。建炎三年（1129），杭州发生苗刘之变，张浚以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同节制诸路军马驻守平江，遂联络吕颐浩、韩世忠诸路军马起兵勤王，一月后平叛，高宗复辟，有功而除知枢密院事，成为执政大臣。
张浚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建炎四年九月，合陕西五路兵马四十万人，与金兵会战于富平，诸路兵皆失利，关陕失陷。此后三年，退守四川，擢吴蚧为大将，每战辄胜，赵开为转运使，善于理财，刘子羽为上宾，颇有才略。人谓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绍兴四年（1134），遭御史弹劾而罢职奉祠。九月，伪齐入寇，十一月，复除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命岳飞进讨洞庭杨幺义军。绍兴六年，伪齐人寇，张浚督张俊、刘光世、杨沂中诸将击退之。绍兴七年，张浚“总中外之政”，部署淮西军不当，大将郦琼率四万人马叛降伪齐，张引咎辞职。
此后，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二十五年，或知州郡，或为贬黜。因坚持抗金立场，不附和议，其名愈高，“四方之士，莫不倾心，健将悍卒见之者必咨嗟太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大举南侵，朝廷复召张浚，及浚至而敌兵已破。官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老当益壮。孝宗即位，有恢复志，除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擢张浚为枢密使，督师八万北伐。终因将领不和，符离之战失利。次年四月，张浚由是解职，朝廷遂作求和之议。八月，去世。
肯定褒扬者，如宋高宗曾将张浚誉之为东晋之王导，多次谈到“张浚爱君爱国，出于诚心”。宋孝宗对张浚也“倚之如长城”，曾说：“今朝廷所恃惟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评论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诸事件中的表现时赞赏道：“自靖康后，纪纲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义，率诸将诛傅、正彦，乘舆返正，复论琼罪，而后国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儿灶妇，深山穷谷，裔夷绝域，皆闯公名，盎然归仰，忠义之感。实自此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上）杨万里《诚斋文集》更是对张浚赞不绝口：“身兼文武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出将入相，捐躯许国”，“忠义勋名，中兴第一”。
《宋史·张浚传》同样赞不绝口，认为富平之战虽败，但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势牵制东南，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江淮得以平安。并载金将粘罕临终时话：“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后“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绍兴末，“时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把张浚描绘为一个深得人望也颇有功绩的抗战派大臣。
现代一些学者的论着中，也时把张浚与岳飞并称为“抗金英雄”，或称为当时“朝野上下热烈拥护”的“抗战派的代表”等。
否定贬抑者，如当时太学生就说张浚“有中兴之心，无中兴之才”，“侈言诞计，专权误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数次战败后，宋高宗也稍有醒悟道：“朕宁亡国，不用张浚。”隆兴北伐前夕，曾告诫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齐东野语》）后果不出其所料。元人揭篌斯甚至说：“宋之不能中兴，由张浚之逐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也。”（王士稹《池北偶谈》卷九《李忠定公》）史学家王鸣盛《蛾术篇》卷六十，说张浚“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那么这又如何理解呢？
现代学者杨德泉指出，张浚于建炎中为御史时，亲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彦、黄潜善，首劾抗战派宰臣李纲，纲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罢相，浚犹论劾不已。建炎初，李纲入朝，首正张邦昌僭逆之罪，斩宋齐愈等从逆之臣，中外鼓舞。汪、黄却百般阻挠，而张浚首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还论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数事，于是李纲遂罢相奉祠。而张浚犹抨击不已，诬称靖康之祸，二帝被掳，皆李纲之罪，甚至直指为“国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于是李纲落职，责鄂州居住。所以史学家王鸣盛不平道：“人知沮纲而逐之者汪、黄也，而浚实沮抑之。史以汪人奸臣传，而曲誉浚，乌得为公论乎！”（《蛾术编》卷六十）此后。汪、黄把持朝政，培植私党，国事日非，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愤，而身居言职的张浚，对汪、黄误国之罪却“缄口不言”。原来，其御史之官乃黄潜善所提拔，后张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同时，张浚奏劾李纲时所论救者，多为伪臣叛党，所攻击者，如陈东、胡珵等抗战派人物，无一幸免。王鸣盛指出：“陈东力言汪、黄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东竟坐诛，东之死，浚有力焉。”（《蛾术编》）陈东既死，张浚又奏劾秘书省正字胡理曾笔削东书，“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于是胡理罢官，编管梧州。
曲端是南宋初年一位文武双全的爱国将领，他长于兵略，治军严明，屡与敌角，威名远播，最后却被张浚以“谋反”罪处死，实为南宋初年仅次于岳飞的一大冤案，激起军民的纷纷叛变，致使陕西五路全部落入金人之手。张浚初入陕，曾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曲端反对张浚进攻战略，即被收缴兵柄。当曲端直言张浚此战必败时，又被怀疑有“反心”。后果如曲端所料，富平一战大败，此时参谋王庶提出曲端写有“反诗”指斥皇上：“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张浚便入其罪名，将曲端捕进监狱，随即用火刑迫害致死，年仅四十一岁。其后，张浚还不敢向朝廷报告处死曲端的实情，也编造不出其“谋反”的证据。明人马贯感慨道：张浚之杀曲端，“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岳飞之见杀，百世之下，虽妇人亦知怜其冤。若曲端之见杀，及浚之屡败，史册事俱难掩，而中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而反谓其能雪仇复土，谬归以中兴之功。后世儒臣不加详察，误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与忠良之心必羞与之列矣！”（《野获编补遗》卷二）
秦桧之投降倡和，千载唾骂，其奸谋之所以得逞，除与宋高宗之投降政策不谋而合外，与张浚之称赞引荐也不无关系。秦桧第一次罢相后，高宗曾将其罪状揭榜朝堂，表示永不复用。但绍兴六年（1136）时，张浚为了排挤赵鼎，乃引荐秦桧为行宫留守，权赴尚书、枢密院参决庶事而召至行在，后又授秦桧枢密使。“而桧为枢密使，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于是赵鼎被挤出朝廷，张浚与秦桧共同执政，最后张浚因淮西军叛而罢相，秦桧遂得以重新执掌大权，南宋进入最为黑暗的历史时代。
绍兴七年（1137），张浚为相，部署江淮诸路兵马准备北伐，与诸将协商。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惟岳飞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三朝北盟会编》）后张浚又与岳飞讨论淮西军诸将问题，岳飞指出诸将都不合适，又引张浚恼恨。（后准西军叛，说明岳飞有先见之明。）高宗先命岳飞尽统淮西诸军以图中原，后出尔反尔又收回成命，岳飞遂乞解兵权，奔丧归庐山。张浚勃然大怒，“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纪》）。所以，首先给岳飞加此“并兵”、“要君”数端罪名者，张浚也。而后秦桧诬陷岳飞诸罪，实操张浚故技而已。数年后，岳飞冤狱成，韩世忠之辈犹能责问秦桧，而张浚于岳飞之死却不置一词。
张浚一生主要指挥了宋金之间三次大战役：即富平、淮西、符离三次大溃败。富平之战前，许多将领与官员都反对此战，张浚却一意孤行，集陕西诸路四十万人马，与敌决战，激战只半日，诸军皆溃，致使关陕全失，而金人缴获堆积如山。此战是宋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团决战，败得也最惨，说明张浚基本不懂军事，断送了关陕形势之地，中原永无恢复之期，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南宋书·高宗纪》谓：“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所谓减轻东线金军压力以保全江淮之说，实微乎其微，东南抗金主要靠岳飞、韩世忠等军的积极抵敌。
淮西之役，宋军还没开战就已败北，大将郦琼率所部精兵四万余人叛降刘豫，创造宋金战争史上又一次可耻记录。初，张浚谋北伐，淮西军帅刘光世持守论，而兵部尚书吕祉每有平戎之志，张浚遂欲罢刘光世兵柄，而以吕祉节制淮西诸军，以刘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有积隙。许多官员提出此人事安排非常危险，岳飞还明确告之：“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恐不足以服之。”（《齐东野语》）而张浚依然一意孤行，等看出事故端倪，密谋夺郦琼兵权并处其死刑，然而消息走漏，郦琼抢先叛变投敌，最终导致如此不堪之败局。
隆兴北伐，张浚为枢密使，集江淮兵八万，号称二十万，分两路挺进。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率军出定远；邵宏渊为副使，率军出盱眙。李显忠是陕西骁将，全家遭金军杀害，抗敌坚定，五月先克灵壁，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显忠派灵壁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后李显忠率军又克宿州，进入巷战，邵军才投入战斗。攻下重镇宿州，孝宗闻报深受鼓舞，升李显忠为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邵耻居李之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的节制，张浚居然迁就了邵的要求，使邵更有恃无恐。其后两将又在赏赐问题上发生矛盾，士兵一经挑唆，人心浮动。李显忠部很快遭到金军反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谓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战乎？”军心遂摇，无复斗志。“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此战也使“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齐东野语》）
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符离之溃”。此战中张浚为帅，非但不知用将，且指挥部远离前线而不达军情，人或以为是情况不利时能率先奔逃。如清人昭裢在作了有关考证之后说：“今考其出师颠末，富平之败，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离之溃，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间数百千里，安得使士卒奋勇而能保其不败哉？”（《啸亭杂录》）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桧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张浚三战三败，实从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人马贯说：“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野获编补遗》卷二）由此亦可推论，张浚一生倡言恢复，坚持抗战，实际无此能力，往往空富误国。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张浚“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福斯，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论者，就常以张浚“才智不足”、“志广才疏”为辞，替张浚开脱。如朱熹说：“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后高宗问张浚：秦桧可否继任相位？他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应该说对秦桧的本质似有所认识。现代学者虞云国的《细说宋朝》作如此评价：“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论者，却以为张浚的根本问题并非才智的长短，而是“心术”不正。即愚蠢固执而不纳善言，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如确“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那也可大量荐用一些忠义才能之士，但张浚却是一个专权自恣、以高明自许，不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杀人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野获编补遗》卷二）这一点，连为张浚作《行状》的朱熹也不否认：“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自为之意。”自己没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谓抗战，无非“欺世盗名”而已。
从上述分析来看，张浚一生似乎过失累累，劣迹斑斑，恶果昭昭，在抗金斗争中实无功勋而为害甚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他赞赏肯定呢？
金兵与“拐子马”
金兵的王牌部队“拐子马”，究竟是怎样的兵种？历来以为就是“连环马”，其实骑兵打仗，马怎么能连环呢？乾隆皇帝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现代专家只能重新寻找解释，最后大致定义为：左右翼骑兵。结果只是这么简单平常的一个军事术语，你相信吗？
绍兴十年（1140），岳飞由鄂州（今湖北武汉）率军北上，抗击金兀术统帅的南侵金军，七月在郾城（今属河南）遭遇金兵精锐的围攻。岳飞先命岳云率军迎敌，打垮敌骑的数次冲锋，大将杨再兴突入敌阵，杀敌近百，自己也中数十枪，但仍英勇奋战。金兀术见先头部队没有占到便宜，就命最为骁勇的拐子马，铁浮图投入战斗。岳飞令步兵上阵，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之类兵器，专噼马足。岳飞也亲率诸骑突出阵前，诸将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不能轻敌！”岳飞马鞭一挥，说：“非尔所知。”就跃马驰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敌骑应声倒地，箭无虚发。将士们见到统帅亲临战场杀敌，士气倍增，杀得敌骑人仰马翻，金兵尸横遍野。到天色昏暗之时，金军已一败涂地，狼狈溃逃。
郾城之战是宋军空前的大捷，宋廷也不得不在奖谕中作出极高评价。在平原旷野之中，能战胜金军最精锐的骑兵，尤其是打败了金兵神勇的“拐子马”、“铁浮图”，这确实令人鼓舞。那么，这“铁浮图”、“拐子马”到底是怎样的兵种呢？
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韦索”就是皮绳，三匹战骑为联，又全披重铠，应即连环马，或者说是“身穿铁甲的连环骑兵”，其整队冲锋时，就如一堵墙在前进那样，势不可挡。此说一出，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无不沿用，“拐子马”就是“连环马”的定义，也不胫而走。人们在描写此场战斗时，都按岳珂的说法，岳飞命步兵以麻扎刀入阵，无须仰视，只管低头砍马足。拐子马既相联，一马被砍跌倒，其他二马也都不能行进，或相继倒下，坐以待毙。在岳家军的奋战下，拐子马被成片砍倒，僵尸堆积如山丘。金兀术悲痛地大哭：“自起兵发来，皆靠它取胜，如今完了。”岳珂最后的结论是：“拐子马由是遂废。”
此后，章颖《南渡四将传》、元人《宋史·岳飞传》和明、清时《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及《说岳精忠全传》之类小说，都照抄岳珂的蓝本，或按此说行文，没有任何怀疑。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乾隆帝令其臣僚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根本不合使用骑兵的军事常识，遂写了一条“御批”，指出：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术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
乾隆的这段批驳，可谓切中要害，颇有说服力，但依然没能解释何为“拐子马”，只是说，可能当时宋人看到金军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遂以为是“拐子马”。
宋史专家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对此做了详尽考证。认为“拐子马”一词首次出现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的顺昌战役中，出自被金人强征入伍的河北汉人之口，其以为金军中有战斗力者，“止是两拐子马”。所以此词应是汉族语言而非女真语，北宋时人们的习惯用语中有“拐子”一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有“东西拐子马”之称，是指“大阵之左右翼”。如《东京梦华录》和《三朝北盟会要》中有“拐子城”一词，是指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这样，“拐子”就是“侧翼”之意，“两拐子”就指左右两翼，而“两拐子马”或“东西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铁浮图”是指重铠全装的金军铁骑，主要指金兀术的侍卫军等，又号“铁塔兵”，主要指其用铁盔甲防御严密，马背上还铺毡枕，它与“拐子马”是两个概念。最早对“铁浮图”作出错误解释的是顺昌战役时的顺昌府通判汪若海，他写了一个《札子》送呈朝廷，称金军的“铁浮图”：“三人为伍，以皮带相连”；而对金军拐子马的解释是对的：“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便把两者合一了，以此便以讹传讹。
那么，为什么南宋岳珂等人对“拐子马”的含义已毫不知情了呢？邓老的解释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或者说，它原是北方人的用语，南方人完全听不懂，如果说南宋初期还有一些北方移民南下，略懂一些北方的风俗，而到南宋中期以后，人们已茫然不知“拐子马”为何物了。
此外，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中还认为，金人自起兵以来，凡有拐子马参战都战无不胜，至岳飞才识破其弱点，用步兵砍其马足，大破其阵，从此拐子马便退出历史舞台。这些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郾城大战前的大仪镇战役和顺昌战役，岳家军并没有参加，宋军都采用了砍“拐子马”马足的战术，取得不错战果，尤其是顺昌大捷，金人“震惧丧魄”。而郾城大战二十余年之后，史籍中仍有金兵使用“拐子马”的记载。
说了半天，“拐子马”就是左右两翼骑兵。这么简单的答案，为什么古人居然会误解和附会了几百年？作为一个习惯用语，为什么知道的人这样少？使用的时间也这样的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拐子马”仅指左右两翼骑兵，那么只要是古代大规模战役，正面阵地以骑兵为主力，就有配置左右两翼骑兵以协同作战的需要，中国古代自战国开始，至清朝后期，都经常采取这一常用的骑兵战阵，为什么史书上单单称金军的两翼骑兵为“拐子马”呢？上述的这个简单解释可信吗？
十二道金牌的由来民族英雄岳飞和岳家军抗击金兵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岳飞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逼迫班师回朝的故事，也最令人扼腕痛惜，真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哪！不过，这十二道金牌是怎么回事知道吗？它的历史真实性又如何呢？
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飞率领岳家军挺进中原，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大败猖狂南侵的金兀术大军，接连取得郾城、颖昌大捷，破“拐子马”，可谓扫荡金兵，势如破竹，前锋已抵开封南郊的朱仙镇。收复北宋东京（即河南开封）已指日可待，战局发展鼓舞人心，南宋抗金战场面临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岳飞兴奋地准备乘胜北伐，渡过黄河，“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然而在七月二十日前后，一天之内，岳飞却接连收到十二道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措辞严峻，不容争辩地立召岳飞班师回朝。
此时，岳飞悲愤填膺，肝胆欲裂，眼看恢复中原的绝好时机白白丧失，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灰心和绝望，他不禁仰首长叹，顿足捶胸，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班师回朝之日，百姓遮道恸哭：“我们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打败金兵，如今官军退师，金兵再打回来，我辈哪还有活路？”岳飞也悲泣不已，取朝廷诏旨示之说：“我不得擅留。”此际，哭声震野，人心绝望，只得看着官军南退，部分民众跟着官军一同南撤。
所谓“金牌”，并非用黄金制造，它只是宋代邮驿传递制度的一种形式。宋代邮传一般分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步递要求日行二百里，马递要求日行三百里，急脚递要求日行四百里。宋神宗时期增设了金字牌递，或称金字牌急脚递，主要传递紧急诏旨和军事方面的特急件，要求日行五百里，为当时最快的马递邮传。金字牌用长尺余的木牌，涂上红漆，刻上“御前文字”数字，涂上金黄颜色，十分耀眼。遇到特急的机密军务，皇帝亲自发出金牌诏旨，连中书枢密院也不得预闻。传递时要求不分昼夜，鸣铃奔传，前铺闻铃，兵卒出铺等候，就道交接，不得入铺，以免耽搁。人们形容：“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
事实上，纸面规定的日行四五百里的速度往往是达不到的，这是由于道路条件和战争环境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上述临安到郾城之间大约有两千里路程，如按规定要求，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需要四天时间，但实际行程需十天以上。用金字牌递有关诏令和军事情报，一个来回，约需二十天以上。也就是说，都城临安的皇帝与前线郾城的岳飞，通一次信息就需二十余天的时间。
据有关史料推测，岳飞在郾城之战前夕，约七月五日给朝廷上一奏报，报告了军队的战况，说明“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时，乃金贼灭亡之日”，“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奏报过后十余天，朝廷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熬过了郾城、颖昌两场恶战之后，约十八日前后，却迎来了一道班师诏。就是说，高宗在七月八日前后，约正值郾城大战之际，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岳飞不愿舍弃大好的胜利进军形势，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就此班师回朝，一再告知朝廷“时不再来，机难轻失”。然而，只隔了两三天，就在一天之内收到高宗命令班师回朝的十二道金牌。
这里就产生这样几个疑问：高宗并没有收到岳飞十八日的奏章，也就是在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连发十二道金字牌递诏令？加上第一道班师诏，就是接连颁发了十三道班师诏令。皇帝用金字牌递发诏令，已说明其命令非常紧急。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估计其诏令内容不会有大的变动，那么如此频繁地发出同一道诏令有意义吗？岳飞生前在各地所收到的诏令御札，大都收录进岳珂后来所编的《金佗粹编》之中，其中虽也说岳飞“一日而奉金书字牌十有二”，但就是独独不见这十二道金牌的内容。连发十二道诏旨，为何连一道都没有保存下来呢？
有学者指出，在朝廷向岳飞发出令其班师回朝的金字牌诏旨的前后，抗金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是这次对金军南侵的抗击，多路人马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而岳家军一路血战北进，已有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时，朝廷又令张俊、杨沂中、王德诸部从前线后撤，使得岳家军孤军更突出在中原战场之上。在郾城、颍昌诸次战役之中，岳家军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也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实已很难独力支撑这一中线战局。或者可以说如不班师，岳家军便处于有可能被围丧师的危险境地。如邓广铭《岳飞传》指出的，岳家军已陷入孤军无援的境地，将“成为金军并力合击的惟一对象，如再奋力前进击敌，那就等于自行跳入赵构、秦桧所设下的陷阱”。所以这时只需一道金字牌急递诏令，岳飞只能听令回撤。否则，岳飞不但是违抗朝命，还有可能被金军围困而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援助，前景是惨淡的。
所以，高宗应该是没有必要连发这十二道金牌。从另一方面讲，这几乎一个小时就要发一道相同诏旨的局面出现，只是说明在外的将领是如何的不听诏令，似乎也有损大宋皇帝的尊严和威信，深通权术的宋高宗会这样做吗？何况，宋代应该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样，就让人们有些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过连续递发这十二道金牌的军令诏旨？这个让岳飞饮恨悲叹、壮志难酬的十二道金牌，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杜撰，以增添岳家军班师回朝的悲壮气氛。你怎么看这一问题呢？
韩世忠墓址在哪里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墓一直在苏州灵岩山，不知为什么民国以来学者们对其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应在湖州菁山，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及详尽的论证。也有学者依然坚持苏州说，同样着文进行了充分的反驳。在缺乏考古明证的前提下，问题的定论似乎还有些困难。
韩世忠像南宋爱国将领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今属陕西）人，一说绥德（今属陕西）人。他出身贫苦，十八岁从军，平西夏扰边，剿方腊起义，平苗刘之变，屡建战功，建炎三年（1129），授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次年春，以水师八千阻拦金兵十万渡江，与金兀术军相持于黄天荡（今江苏南京附近）四十余天，此役扫灭了金兵的嚣张气焰，颇为后世传诵。此后，在与金军的对峙中，时有捷报传来。如绍兴四年（1134），大破金兵于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时论以此役为中兴武功第一。统三万兵，扼守淮河达七、八年之久，使敌人望而却步，与岳飞同为“中兴名将”。反对议和，力图恢复，终不得遂其志，反而遭到猜忌。绍兴十一年（1141），与岳飞、张俊同时解除兵权。曾为岳飞冤狱叫屈，面诘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自此辞去官位，杜门谢客，不再言兵，常纵游西湖，怡养天年。六十三岁辞世，葬于苏州灵岩山。
苏州灵岩山西麓的韩墓，前面矗立着一座很有气势的“蕲王万字碑”。这是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追封韩世忠为蕲王时所树立，孝宗还亲题碑额“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十个大字。同时，命赵雄为墓碑撰文，令周必大书丹，二人都为当时俊才，官至相位，不论文或字都属上乘。特别是记述韩世忠生平的这篇碑文，有约一万四千字，恢宏的文章令人感慨，虽不免有宣扬“愚忠”的一面，但主要篇幅还是着力于抗金恢复，将韩蕲王的英武忠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据测，墓碑宽近九尺，连同龟趺底座在内高达三丈余。如此高大的雄碑，加上有万余字的碑文，这在国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人称天下之冠。加上周围地势开阔，其墓的气度的确不凡。
据有关记载，明弘治和清道光年间都对韩墓进行过修整。1939年6月，飓风吹倒了墓碑，碎了十余块。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当地灵岩寺主持妙真等僧人请工扶正，由于难复其原，只得分两段并做一排胶固。1949年之后，又对其进行修整加固，列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外表仍颇壮观。数百年来，谒韩墓者不知凡几，其中不少诗人名士借碑抒情，留下许多感人的诗作悼文。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在1928年至灵岩山拜谒韩墓。后作诗云：“不读蕲王万字碑，功名盖世复何为。”
然而，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对此墓是否为韩世忠真墓提出怀疑，认为充其量只是一座衣冠冢，韩世忠的遗骨并不在其中。由此，争论遂起，因证据不足，成为悬案。
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赵呜、培坤、金康《韩世忠墓址考辨》提出真的韩世忠墓应在浙江湖州市西南金鸡山之东麓的青山坞。其论据为：一是明《万历湖州府志》有“蕲王韩世忠墓菁山”的记载。菁山是山名，也是古集镇名，后改“青山”。因此坐落在青山坞的韩墓与文献记载相合。二是民众的口碑材料，当地老农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附近有一桥，名“韩家桥”，当地老农说，据传是韩府守墓家丁所造，而守墓家丁的后代，一直在这里生活到清同治年间。三是墓址气势非凡，金鸡山突兀于墓之西北，山嵴绵延一公里，呈龟龙状。韩墓所在地即为“龙首”右侧，居高临下，极目远眺，气吞山河。按“文左武右”，韩世忠为武将，葬之右侧，礼仪得当，也符合其蕲王之身份。四是墓的规格、形制，背高十米，直径二十五米，有坟祠痕迹。墓前一坪台，曾设有龟驮的墓碑、华表、牌楼、界碑和祭奠用的石桌、石凳等，现还存有石人、石马、石羊各二，排场不小。再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呈斜坡形，有明显的坟城迹象，是个顶边宽四十米，底边宽一百六十米，两边各长一百四十米的梯形坟城。总之，其墓阙之宏伟，气势之浩大，非“王”莫属。
再看苏州灵岩山韩墓，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一是碑高三丈，宋代任何一个皇帝的墓碑都未达到过三丈，韩世忠的墓制规格怎么能僭越犯上？所以，此墓碑必定是明清时所造。二是韩世忠卒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到孝宗追封蕲王，这一时期，苏州、镇江、扬州一带一直是宋金争夺的区域，韩墓不会葬于这战乱频仍的地方。相反，湖州地区是韩氏统兵后期的辖区，韩家在这里有相当基础，归葬于此较为合适。三是灵岩山地形较露，山不成龟龙之势，不是王墓的理想之地，远不及群山环抱的湖州菁山。四是有关韩世忠葬在灵岩山的记载文字甚少，只有清同治《苏州府志》一条史料。而菁山韩墓却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其编纂时间距韩世忠离世仅五十余年，可信度不言而喻。可以推测，由于韩世忠率军队在苏州一带驻屯多年，坚持抗金，奋勇杀敌，有关战役及其夫妇的轶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里的人民忘不了这位抗金英雄，为了永久的纪念，所以修筑了灵岩山韩墓。
但也有学者提出商榷，张志新、姚勤德《也谈韩世忠的墓址问题》指出，南宋嘉泰《吴兴志》不仅版本差，且也没有关于韩世忠墓的任何记载。又查明嘉靖《吴兴掌故集》、清乾隆《湖州府志》、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吴兴记》、光绪《乌程县志》等，均未见有载韩世忠墓的任何材料。所谓湖州菁山韩墓“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那么，为什么明万历《湖州府志》会有蕲王韩世忠墓在菁山的记载呢？在查阅了诸多吴兴的地方志乘后，初步推断是：万历《湖州府志》将清河郡王张俊之墓误载为蕲王韩世忠墓了。理由是：一、张俊与韩、岳同为南宋大将，还曾助秦桧陷害过岳飞，事迹昭昭，且同封为“王”。二、张俊之墓确在菁山，《吴兴掌故集》、乾隆《湖州府志》诸书都有载。三、万历《湖州府志》恰恰未载张俊墓，所谓民众口碑材料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等也都与张俊的身份相符，可见其误载的可能性很大。而明确说这是“韩世忠墓”的，也许只是少数人的误传。
最主要的还有墓葬的规模问题。宋代是比较讲究礼仪的，诸臣丧葬都需按《礼院例册》的有关规定进行，如：“诸一品、二品丧……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宋会要》也载：“勋戚大臣薨卒……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干德年间规定，一品礼“墓方园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宋史》卷一百二十二卷）菁山大墓既发现了石椁，墓上还设有石人、石马、石羊和众多的石制品，可见此墓的形制与宋代的礼例不符。华表、牌坊、石人、石马、石羊等的配列情况，在明清墓上较为多见，因此很可能是明清墓，而不是宋墓，就是说既不是韩世忠墓，也不是张浚墓。
至于所谓苏州灵岩山韩墓诸不合情理之处，并不能成立。一其墓碑由宋孝宗敕命所建，还亲笔题有碑额。实测碑高有五米三五，龟座高一米七，额高一米二，总高八米二五。与明代徐达墓神道碑差不多。问题是宋皇陵碑的高度，未能找到有关资料。但据有关情况估计不会比韩墓碑小，说韩世忠墓僭越制度，缺乏根据。二说苏州为当时的战乱地区是不对的。建炎四年（1130），金军在抗金力量的打击下开始北退。绍兴四年（1134），南宋诸路大军均有战绩，绍兴和议后疆域基本保持在淮河、秦岭一带。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亮大举南侵，也没有越过长江。三灵岩山成不成“龙”势，并没有一致的标准，不能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去判断。如《灵岩山志》对其山的形势就倍加称颂，明黄习远《韩蕲王墓诗》就称灵岩山有“龙脉”。四记载灵岩山韩墓的文字不少，如明洪武《苏州府志》、正德《姑苏志》、《吴邑志》、《吴中灵岩山志》、清《江南通志》等记载都非常详尽，有清以来，几乎没有一部苏州、吴县的地方志不载韩墓在灵岩山的。
韩墓神道碑碑体过高而龟趺显得较小，这与明清时代龟大碑矮，比较稳健的风格不同。碑文基本均已风化，字迹漫磨殆尽，说明碑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与明清诸墓文字清晰的碑体又不同。韩墓神道碑之边饰云纹比较古雅；碑额之夔龙显得短拙而简洁，雄浑而有力，与明清时代盘曲多鳞，细长天矫的风格不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韩墓碑不同于明清碑刻的显著特点。可以说，韩墓碑流传的序，有明显的宋代风格，《宋史·韩世忠传》又本之于碑文，可见其碑不可能是伪作。
最后，韩世忠为什么要葬在苏州？其直接原因就是碑文中所说：“敕葬于此”。即是宋高宗敕命将他葬在苏州灵岩山的。其间接原因，应与韩世忠领军长期居住苏州有关，韩府曾设置于苏州城内。那么其是不是衣冠冢呢？据《宋史》记载，韩世忠大葬时，“赐朝服，貂蝉冠，水银，龙脑以敛”。“敕命徐伸护其事，吴、长洲两县令奔走供役”等。韩墓不可能是衣冠冢，当时也没有建衣冠冢的制度。更不可能像某些学者推测的那样，为防备金人的其他人的破坏，而去建造这样一座巍伟的假墓。
学者的辩论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苏州灵岩山韩墓，这次辩论是否真的搞清了韩世忠墓址，似乎仍有待进一步作考古的判断。
大宋王朝的全面解读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有宋一朝，自公元960年至1279年，历时凡三百二十年，国祚之长，秦代以后，仅次于汉（四百零九年），超过了唐、元、明、清，约占封建社会历史的七分之一。其间，由于金国之南侵，宋朝又有了北宋（960～1126）和南宋（1127～1276）之分。前者以东京（今河南开封）为国都，后者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京城，所以，人们一般称宋为两宋。
宋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其存续的三百多年间，北、西部先后有契丹族创建的辽国、党项族创建的西夏、女真族创建的金国以及后来蒙古族创建的元朝等政权，与之对峙共存。辽、金统治者常称宋为“南朝”，而宋则往往称辽、金为“北朝”。所以，从整个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南北相互抗争、对峙和各兄弟民族互相影响、融合的时代。元人修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将宋、辽、金三史并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许多旧史家的笔下，宋朝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朝代，往往与秦朝并称，曰“孤秦陋宋”，并与“炎汉盛唐”形成鲜明的对比。宋之所以被称为“陋宋”，主要因为它军事上的孱弱无力及政治上的因循守旧。
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开国皇帝消极吸取了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这二百零五年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的历史教训的必然结果。在军事方面，为了彻底改变“方镇大重，君弱臣强”的状况，宋太祖于建国之初，首先将禁军的统兵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又通过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枢密院掌握了调兵权，同时还用文臣取代武将以为藩镇，并下令将各州的强兵升为禁军，使地方厢兵徒有虚名。宋朝皇帝又常常对司要职的武将频频调动，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尴尬局面，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除了建国之初统一了一些汉族割据政权外，宋朝的军事始终处于孱弱状态，不仅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复，而且外患频仍，辽、西夏、金和蒙元相继骚扰、蚕食、吞并宋地，最终导致宋朝的覆灭。
在政治方面，为了分散大臣的权力，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权的“二府”制，宰相是行政首脑，枢密使是军事长官，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的三司使则是财政方面的负责人。与此同时，中央又设有御史台和谏院，控制言论，弹劾大臣，最后的裁决权也归于皇帝。在地方上，各路设有漕司、宪司、仓司、帅司四个机构，其中前三司负有监察州、县官员的职责，通称为“监司”。州设知州，又设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使之互相监视、牵制。但是由于宋代官职名实分离、叠床架屋，导致了滥官充斥、工作效率低下的庞大的冗官体制。至于对外政策，由于开国之君全力防止内部政变，加上燕、云收复战的失利，所以在宋初实际上已形成“守内虚外”的指导思想，其后更是一直被奉为“祖宗之法”，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侵扰，基本上都是采取守势。宋代虽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也以敢说话而闻名于史。守内政策的奉行使得宋朝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汉、唐那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及边将、外戚或宦官专权的内乱。
与军事上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因循相反，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这是宋朝的优势所在。国内的政治统一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守内政策进一步优化了这个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农业、手工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宋代政府用租佃制代替了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大大提高了佃农的积极性。宋政府又鼓励农户开垦荒田，并注重农田水利的兴修，使耕地面积得以扩大，既增加了粮食产量，又增加了政府的田赋收入。
宋代的手工业规模也日渐扩大，分工更为细密，纺织、矿冶、造船业、造纸业、制盐业等都相当发达，还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著名城镇，如以产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以雕版印刷著名的建阳（今福建建阳）等。
宋代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朝的十多个发展到了四十多个，甚至出现了百万户的城市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还出现了“瓦子（歌舞场所）”，内有“勾栏”、酒肆、茶楼等娱乐场所，热闹非常。留传至今的著名宋画——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汴京城的繁华景象。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宋代出现，代替了铁钱在市场上的流通。
宋代的对外贸易较唐朝更为繁荣，北宋时就在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检查进出口船舶，并征收商税。当时的对外贸易以海上贸易为主，由海路与中国通商的除阿拉伯诸国外，还有日本、朝鲜、南洋群岛和印度各国。
宋代的文化也极为昌盛，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确如此，宋朝的科举使得大量读书人得以进入社会上层，在言论相对自由和文化事业相对发达的条件下，他们讲学论道，著书立说，热心于文化事业，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勃兴。
哲学上，不仅涌现出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王安石、李觏（gòu）、二程、朱熹、陆九渊、叶适等大家，还涌现出濂学、洛学、荆公新学、闽学等流派。
文学上，则有可与唐诗比肩的宋词。谈及散文，人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而宋诗也别具特色，具有含义理、重意念的特征。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白话小说的“话本”，也在宋朝现身。
此外，宋代的史学也非常发达。官修史书有政府组织专门机构修撰的起居注、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私家著述的质量也非常之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郑樵的《通志》等，而袁枢的“纪事本末体”则开创了史书的新体裁。
宋代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其中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在此时出现即为明证。另外，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了十一世纪我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成果，在世界科学史上亦具很高地位，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宋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央集权制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得到高度强化，同时也给元、明、清的统治者提供了模板。而它在文化上的兴盛可说是整个封建王朝中最为突出的。只有军事可说是最软弱的，没有一个王朝在如此强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下竟然出现这样一种几乎乏善可陈的军事状况。
陈桥驿“黄袍加身”是怎么回事陈桥驿“黄袍加身”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代周的陈桥兵变，这得从赵匡胤在后周末年慢慢发迹，最终掌握重要军权说起。
赵匡胤出身将门，家境优裕，从少年时代就独自走南闯北。后汉干佑元年（948），他投到枢密使郭威帐下当一名普通士兵，开始其戎马生涯。郭威创建后周，赵匡胤受到郭威养子柴荣的赏识。显德元年（954），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不久，赵匡胤因战功卓著，两年后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显德六年（959），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忽然从地中得一木牌，上书“点检做”，联系京师流传的“点检做天子”的谣言，世宗有些坐卧难安。回朝后，世宗身染重疾，开始安排后事。为防军事政变，他罢免了名位较高的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而代之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
此时的赵匡胤周围已聚集了一批高级将领，有他以拜把子的方式聚集的一批生死与共的号称“义社十兄弟”的铁哥们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yūn）等，又有不少身为禁军将领的好友如慕容延钊、韩令坤、高怀德等。此外，还有弟弟赵光义和亲信赵普等。
世宗死后，恭帝尚幼，赵匡胤军权在握，时机已经成熟。显德七年（960）春天，边境报称北汉勾结契丹联合进攻边境，后周宰相范质匆忙派赵匡胤率禁军北上御敌。一个号称通晓天相的军校苗训对人说起“日下复有一日”的异象。正月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临时驻扎。将士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说：“如今主上幼弱，我们拼死御敌，有谁知道？不如先拥立点检做天子，然后再北征也不迟。”于是，都押衙李处耘把将士意图报告给匡胤之弟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两人十分赞同。他们一面派人连夜赶赴汴京，向石守信、王审琦密报，以做内应，一面组织将士，加强守卫。次日黎明，众将士集结在赵匡胤的帐外，赵光义和赵普直闯进去。此时的赵匡胤酒醉才醒，睡眼惺忪地被请出来与大家相见。将校们大呼：“众将士无主，甘愿立太尉为天子。”还未等他答话，已有人把黄色的龙袍披在了他的身上。赵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必须听我的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子。”众将士一齐下马，答道：“唯命是听！”于是，他颁布入京后的纪律，率大军返回汴京。
城门早已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进城。时早朝未散，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闻变，想逃回家中召集人马进行抵抗，被军校王彦升紧追不舍，韩通全家遇害。宰相范质、王溥等被军士挟持来见赵匡胤，他们不得已跪地礼拜。当日，行禅让大礼，正愁没有禅让书，原后周翰林承旨陶榖（gǔ）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好的禅位诏。赵匡胤完成了禅让大礼，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宋，是为宋太祖。
第九章
宋太祖为什么“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
建隆三年（962）二月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对侍臣说：“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怎么样？”左右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五代时期，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不是在外拥有重兵的藩镇节度使，就是一些在中央典领禁军的宿将。而宋太祖自己就是以殿前都点检这一武将的身份发动兵变取代后周的，他当然越发明白这一点。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宋太祖定下了重文轻武的家法。建隆三年（962），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立了一块誓碑，其中有一条誓词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疏言事人”。有一次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朕欲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比不上一个武人。”所以，在宋太祖看来，任用文士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像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
宋太祖虽然出身武将，却酷爱读书。他随后周世宗攻打淮南时，有人告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一检查，发现只有书籍数千卷。世宗说：“你做将帅，应该致力于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答道：“臣承蒙陛下用为将帅，常怕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弄来很多书看，只是为了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罢了。”他曾作过一首咏日诗：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
字里行间充满了霸王之气。
太祖之所以说出“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的话来，不过是想告诫武臣们不要一门心思放在用兵上。太祖的一句话让近臣们惶惑不已，殊不知，这不过是太祖对武臣心存疑虑的外在表现。
宋王朝是怎样吞并荆、湘的宋朝创建时，政局与五代时相同，同时存在着很多割据政权，其中有表示臣附的南唐、吴越、泉漳、荆南、湖南，还有称帝的后蜀、南汉、北汉，即使不算上北方的辽·西北党项李氏、回鹘和西南的大理政权，光是汉族聚居地区，就有九国并存。宋初统治者在巩固政权的同时，继续进行着后周世宗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
建隆三年（962），湖南武平军（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病死，他十一岁的儿子周保权继任。周行逢病危的时候，召集将校，把儿子周保权托付给他们说：“我属下那些凶狠不听话的人，已经被我杀得差不多了，如今只剩下一个张文表。我一死，张文表一定会叛乱夺权。希望大家好好辅佐我的儿子，不要丢掉疆土。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带着全族人归附朝廷，千万别落入虎口啊。”
周行逢死后，张文表果然据衡州（今湖南衡阳）叛乱，并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潭州知留后廖简一直就没有把张文表放在心上，毫无防备。张文表兵临城下时，他正和宾客们饮酒作乐。探子来报说张文表已率兵前来，廖简却笑着对宾客说：“张文表不过是个黄口小儿，他来了我就立刻把他拿下。咱们接着喝，不必理他。”等张文表攻进府中，廖简已经醉得拉不开弓了，于是被张文表杀死，座中十余名宾客也没有一个幸免的。
占据潭州后，张文表向朗州进发，准备尽灭周氏。周保权慌了，修书上报朝廷，请求宋太祖派兵支持。这对宋太祖来说，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干德元年（963）正月，宋太祖以应湖南周保权请求的名义，起用老将慕容延钊率军南下，讨伐湖南叛将张文表，出兵的时候，授权慕容延钊以借道南征的名义，在途经江陵时先灭荆南。
二月初，宋军到达荆门（今属湖北），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派叔父、掌书记高保寅前往招待宋军并打探消息。当夜，慕容延钊在欢宴高保寅之际，派数千骑兵偷袭江陵。高继冲闻讯惊慌出迎，宋军迅速占领江陵，高继冲被迫投降，荆南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一个割据政权，宋朝得到了三州十七县。
宋军吞并荆南后，日夜兼程向南进发。二月中旬，宋军先锋丁德裕到了朗州城下。这时张文表已经被消灭，而宋军还继续进兵不止，周保权的牙将张从富等人担心朗州不保，相互联络坚守。张从富等人不仅将丁德裕拒于城门之外，还把桥梁全部拆除，沉掉船只，砍了好多树堵塞道路，摆出一副死守的架势。丁德裕因未受命攻城而退兵等候朝廷命令。三月，慕容延钊率兵到了朗州。城中军民惊慌出逃，宋军进入朗州。周保权年幼，弃城逃走时，被他手下的大将王瑞劫持，藏匿在长江三角洲南岸的寺庙中，最终被宋军擒获。赵匡胤对他不予追究，赐给他衣服、金带、鞍马、银钱，任命他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让他在京城居住。湖南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二个割据政权，宋朝得到了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
宋王朝是怎样收取后蜀的宋军迅速消灭了荆南、湖南，使西蜀后主孟昶十分惊恐，他企图与北汉联合攻宋。
西蜀皇帝孟昶的父亲孟知祥本是后唐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后自立为帝，孟知祥死后，孟昶即位，当时只有十六岁，由权臣赵季良、张知业等人执政。几年以后，孟昶找理由杀了这两人，开始亲政。契丹灭后晋之际，后晋秦州节度使何建、风州防御使石奉頵带着城池来投降，孟昶势力有所扩大，便有些骄傲起来。他任用王昭远、伊审征、韩保正、赵崇韬等分掌机要，总管内外兵权。他的母亲李氏劝他说：“我曾经见过后唐庄宗及你父亲打仗的情形，当时他们任命的将领都是有着赫赫战功的，所以兵士们才敬畏心服。现在你任命的王昭远，出身微贱，只不过从你小时一直在你身边罢了。至于韩保正等人，都是一些世家子弟，从来也不懂得用兵之事，一旦边疆告急，这些人怎么能领兵御敌呢？”但是孟昶不听李氏的劝告。
宋干德二年（964）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密使赵彦韬向宋告密，把孟昶写给部下刘钧的信献给赵匡胤，赵匡胤知道孟昶有进犯宋朝的意思，大喜。十一月，赵匡胤便以此为借口，命令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率主力南下，刘光义率偏师沿长江西上，征讨孟昶。孟昶急派王昭远、赵崇韬等统军北上迎敌。十二月末，王全斌军连续攻占兴州（今陕西略阳）、西县（今勉县西）、三泉（今宁强），俘虏蜀主将韩保正、李进，进至嘉川（今四川广元）。蜀军烧掉了栈道，退保葭萌（今昭化南）。宋军一面分兵修复栈道，一面派小股部队出敌背后，与主力合击蜀军，蜀军连连退却，最后退守剑门（今剑阁北）。
次年（965）正月初，宋军王全斌又以小部队由小路出剑门后，与宋军主力夹击剑门。孟昶见势大惊，急忙用金帛招募兵丁，并派自己的儿子蜀太子孟玄喆做统领前往救援。但孟玄喆素不习武，部将也都是庸碌无能之辈。孟玄喆离开成都时还携带大群姬妾、大批乐器及伶人，仍然每天从早到晚饮宴游戏，不理军机大事。而此时宋军已攻占剑门，俘虏了蜀军副统帅赵崇韬，并随即攻占剑州（今剑阁），俘虏蜀军统帅王昭远。孟玄喆此时刚刚抵达绵州（今绵阳），闻讯大惊，随即逃回成都，所过之处将村舍、粮仓焚烧一空。孟昶自知大势已去，派人请降，说：“我朝中内外亲人二百余口，还有老母亲年近七十，我请求能奉养老母，并让列祖列宗及蜀中百姓免于灾祸。”正月初九日，宋军于魏城（今绵阳东北）受降，宋得四十五州一百九十八县，割据一方的西蜀孟氏王朝至此灭亡。孟昶五月到开封，受封为秦国公，六月中旬就病死了。
全师雄兵变是怎么回事干德三年（965）正月宋朝灭蜀后，降宋的后蜀士兵备受歧视，每人十贯钱的治装费竟然也被无理克扣，加上平蜀的将士居功自恃，不仅私自打开府库，侵吞金银财宝，还掠人子女，抢夺百姓钱物，使得后蜀军民怨愤，人人思乱。就在同年的二月间，后蜀将士赴京到达绵州（今四川绵阳），发现守城的宋军不过百余人，其余都是降宋的蜀军，于是便抢夺库存武器叛乱。碰巧原后蜀文州（今甘肃文县）刺史全师雄也正携带家属赴京途经绵州，由于他曾担任过后蜀将领，在军中有相当高的威信，遂被乱军推举为主帅。
全师雄率军叛乱后，王全斌派朱光绪率军前往招抚，但朱光绪搜捕得全师雄家属后，不仅将其财产纳为己有，还纳其爱女为妾，将其他人全部杀死，全师雄遂绝了归降之念。
在进攻绵阳失利后，全师雄迅速转攻彭州（今四川彭县），并一再击败宋军，占领绵州。两川州县纷纷起兵响应，起义的军队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还委派官吏。这年七月，全师雄连续在新繁（今新都西）、郫县（今属四川）被宋军击败，退到灌口寨（今都江堰）。干德四年（966）六月，宋军攻占灌口，全师雄退守保金堂（今金堂西）。同年秋天，全师雄病死，谢行本继续领导兵变部队并退往铜川（今中堂西南），但是此后不久，就被宋军将领康延泽所破，这次反宋的兵变终于失败。
干德五年（967）初，宋太祖将激起兵变的主要将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全部召回京城，他们虽然取得了攻灭后蜀的首功，后又平定了全师雄兵变，但还是被剥夺军权，降职闲居。
宋王朝是怎样平定南唐的南唐原是南方割据势力中比较强大的一个。显德四年（957），后周世宗取其淮南十四州，使南唐顿成惊弓之鸟。宋朝创建后，南唐随即表示臣附。南唐中主李琛因为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隔江就是宋朝国境，遂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二月，迁都南昌（今属江西）。六月，李璟死于南昌，他二十五岁的儿子李煜在金陵即位，仍以金陵为都城，这就是南唐后主，史称李后主。
李煜李后主（937～978）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文学艺术家，工书善画，精通音律，诗词文赋无所不通，词成就尤其突出。他的词作清倩流丽（亡国后的词则风格深沉凝重），清人王鹏运在《半塘老人遗稿》中甚至称誉他说：“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然而李煜作为皇帝却庸儒无能，他对宋朝谨修臣节，曾两次遣使致函南汉劝其臣附，竭力想保持割据政局。宋朝平定南汉以后，李后主害怕宋军继而攻打南唐，当年不仅加倍进贡，还改国号为江南，进一步表示为宋朝属国以求保持割据现状。然而宋太祖消灭割据势力的决心并没有因此动摇，反而加紧了攻打南唐的准备。
宋太祖开宝七年（974）九月，赵匡胤下诏，要南唐后主李煜前来京师归降，李煜因害怕被扣留而称病不赴。十月，赵匡胤以曹彬、潘仁美为帅，自江陵顺流而下进攻南唐，水陆并进。宋军连续攻克池州（今安徽贵池）、铜陵、芜湖（今皆属安徽），到了金陵西南的重要渡口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在此之前，有一个叫樊若水的江南进士，因不受南唐重用，为了寻觅投靠宋朝的资本，在采石矶附近以钓鱼为名，往返于两岸，用丝绳精确地测量出了江面的宽度，并向宋朝提出了造船建浮桥以渡宋军的大胆建议，被宋太祖采纳。在造桥过程中，南唐君臣认为长江自古无桥，讥笑宋军是在做儿戏，根本不加重视。十一月中旬，宋军在采石矶建成浮桥，宋军主力得以渡江长驱南下，南唐国都金陵被宋军包围。
直至此时，李煜才大为着急。他派大臣徐铉到开封，恳求赵匡胤缓师。赵匡胤按剑厉声大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吓得徐铉惶恐而退。
开宝八年（975）初，宋军进攻金陵，再次击败城外的守军。李煜派兵逆流而上想夺取采石浮桥，被宋军击败。李煜又命镇守湖口（今属江西）的朱令赟统兵十万东下金陵抗击宋军。九月，朱令赞率舰、筏顺江大举东下，进至皖口（今安徽安庆西），被宋军击败而俘。金陵自春至冬，被困近一年，屡战屡败，粮尽援绝。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宋军攻占金陵，李后主肉袒出降，南唐灭亡，宋得十九州三军一百零八县。宋太祖任命李后主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辱封“违命侯”。太宗即位后，去违命侯，封陇西郡公。据王铚《默记》记载，因李煜做的“小楼昨夜又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句满含哀怨之情，使宋太宗衔恨在心。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七日李煜生日宴饮，宋太宗密遣其弟赵廷美进牵机药，李煜被毒，次日死于赐第，时年四十二岁。
宋王朝是怎样消灭北汉的北汉长期割据山西中部和北部，是一个小国。它最害怕中原出现一个强盛的王朝，因此，总是不遗余力地破坏宋的统一。宋朝创建后，北汉投靠辽国继续与宋朝为敌，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宋军虽然胜多败少，但是并没有多大进展。宋太祖在建国之初一直致力于消灭南方政权。开宝元年（968）七月，北汉皇帝刘钧死了，他的养子刘继恩即位。这个时候，宋朝已经消灭了荆南、湖南、后蜀三个南方割据政权，宋太祖认为刘钧新死，这是一个攻打北汉的极佳机会。八月，任命李继勋、党进为正副统帅进攻北汉。正当宋军进入北汉境内时，北汉发生内乱，刘继恩被杀，刘钧养子刘继元即位。十一月，辽军救援北汉，宋军被迫退回宋境。开宝二年（969）、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又曾两次率大军亲征，但第一次因夏雨连绵、疫病流行不得不班师回朝，第二次则因赵匡胤病故中途罢兵，所以两次都未能剿灭刘继元。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三年（978）迫使陈洪进“纳士”、吴越“归地”以后，决心消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赵炅任命潘仁美为主帅，另派郭进扼守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切断辽军的救援之路。四月，宋军围攻太原城。刘继元外援无望，粮道断绝。从春天围到夏天，宋军昼夜攻城，赵炅亲临城下督战，将士们勇气倍增，几万士兵轮番向城上射箭，每轮放箭都多达数百万枝。从被捕的俘虏口中得知，刘继元用十钱一枝的价格从百姓手中买箭，已经买了数百万只。赵炅笑着说：“此为我蓄之！”
五月，北汉的部将纷纷出城投降，太宗又“下诏劝降，刘继元无可奈何，只好奉表请降。宋朝终于消灭了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得十州一军四十一县。宋太宗赐给刘继元金带、银器等物品，授官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加封彭城郡公，以环卫官居京师。北汉从此灭亡。刘继元于雍熙三年（986）十二月任保康军（房州，今湖北房县）节度使，淳化二年（991）十二月去世。
“杯酒释兵权”是怎么回事宋太祖赵匡胤在宋朝统治稳定之后，马上开始实行收兵权的措施。首先是收回那些地位与自己相近的高级将领的兵权。建隆二年（961，即赵匡胤即位的第二年）春末，首先免除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同时还免去了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军职，令两人都出任节度使。这样，宋去掉了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由皇帝直接掌握禁军。
七月，赵匡胤又对自己的亲信和开国元勋下手。据说在一个秋天的傍晚，宋太祖赵匡胤布置了丰盛的筵席，召集开国功臣、指挥禁军的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张令铎、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等高级将领宴饮。酒过三巡，赵匡胤令左右退下，显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对在座的将领们说：“我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可是，这个皇帝很难当，远不如做节度使快活。我现在长年累月不敢睡上一个安稳觉啊！”石守信等人感到很奇怪，急问：“这是怎么回事呀？”赵匡胤回答说：“这不难明白，皇帝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石守信等听了这话，连忙离座叩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大局已定，谁还敢怀有二心哪！”赵匡胤接着说：“你们的忠心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是，人生在世，谁不贪想富贵荣华？如果有一天也有人把黄袍披在你的身上，你就是不干，也由不得你了！”在座的将领们都吓得满头大汗，他们知道受到猜忌，一边叩首，一边流泪，连连谢罪，请求赵匡胤指明一条出路。于是，赵匡胤开导道：“人生短暂，犹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不如多积攒钱财，多购置几处房产以留给子孙后代，自己过着儿孙绕膝、歌舞宴饮的日子颐养天年。这样，咱们君臣之间没有猜忌戒备，上下相安，岂不很好？”见赵匡胤交待得如此明白具体，第二天，石守信等人就上疏称病，请求解除他们的兵权。赵匡胤一一应允，仅保留每人的节度使官衔，但并不赴任，不过是有名无实的散官。从此，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也取消了，而总领禁军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宋太祖、宋太宗是怎样加强皇权的首先，集中兵权。宋太祖赵匡胤本身便是因为掌握了后周的兵权，最后才得了天下，因此，他深知兵权的重要性。他不仅于建隆二年（961）免除了殿前都点检等最高军职，同年七月又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干德四年（966），赵匡胤又命令各地选送精兵编入朝廷的禁军，地方遗留的老弱军人编为厢军，从而削弱地方节度使的兵权。中央朝廷的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握，并指派文臣代替地方的武将。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兵权都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其次，集中行政权。在中央，实行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权”的二府制。宰相（包括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行政首脑（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宰相之权），枢密使是军事长官，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的三司使（被称为计相）掌握财政。这样，使政、军、财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而对于地方上的府州，则由文官任州郡长官，且不得兼任多职，并另设可向皇帝直接奏事的通判以抑制知府、知州的职权。宋太宗还削弱节度使的权利。太平兴国二年（977），他命令节度使属下的支郡全部收归朝廷，节度使只领一府或一州。以后，更将其留在京城，使节度使终成宗室、将相大臣的虚衔。至道三年（997），宋太宗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各路设转运使，后又设提点刑狱，除负责转运财物、审理刑狱外，还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称为监司。
再次，集中财权。中央由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号称“计相”；又通过转运使、通判、主簿等把各级财政统一起来。干德二年（964），宋太祖命令各地财政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到朝廷。
最后，完善科举制度。严格科考制度，举人必须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使科举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直接效忠于皇帝，还增加了录取名额。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中，科举得官的学子就有近一万人。
宋太祖、宋太宗采取的上述措施，在北宋创建初期，对于防止藩镇割据，巩固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让他们预想不到的是，它也带来了军事力量削弱、官僚机构臃肿等副作用，埋下“积贫积弱”的祸根。
为什么说宋太祖是一个“创业垂统之君”
宋太祖赵匡胤，行伍出身。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乱世之中，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登上九五之尊的皇帝宝座，亲眼目睹了后晋、后汉、后周的灭亡过程。借鉴活生生的历史经验登上皇位后，一边对有功的军官们升官晋爵，安稳军心，另一方面，礼遇后周的皇帝、大臣，收拢民心。赵匡胤做事非常有魄力，后周节度使李筠、李重进叛乱，他都亲自率兵出征并一举平定，使后周许多节度使闻名生畏，全都俯首听令。等国家稍微稳定之后，赵匡胤又开始实行收兵权的措施，收回了慕容延钊、石守信等宿将、亲信的兵权。
兵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不用再担心“陈桥兵变”的事件重演了，赵匡胤便开始实行他统一全国的宏伟目标。从干德元年（963）起，到开宝八年（976）十一月，赵匡胤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先后扫平了荆南、湖南，夺取了后蜀，消灭了南汉，吞并了南唐。只有北汉，赵匡胤虽然两次亲征，但都无功而返。他的弟弟赵炅即位后，继续他的事业，消灭北汉，使泉漳纳土，吴越归地，使宋朝初步实现了统一。
赵匡胤喜欢自然行事，不喜欢装模作样。刚当上皇帝那会儿，还很喜欢微服私访。有大臣劝谏叫他不要轻易出去，他满不在乎地说：“要想当上皇帝，自然有天命。以前周世宗看到将领中有方脸大耳的就把人家给杀了，而我却天天陪在他身边，也没把我怎样嘛！”
赵匡胤还很节俭，宫里的帘子，全部都是青布做的，常穿的衣服也是洗了又洗的。攻破后蜀时，他看到孟昶用的便盆都用珠宝装饰，一把就打碎了，说：“你这个东西都用珠宝装饰，也不知你该用什么样的容器盛饭了。这样行事，不亡国还等什么呢？”魏国长公主衣饰翠羽，太祖不让她穿，对她说：“你做公主的一穿，宫闱亲戚争相仿效，京城翠羽的价钱就会上涨。小民逐利，捕捉伤生，便都由你而起。你生长富贵，怎能造此恶业之端呢？”
宋太祖赵匡胤不仅创建了宋朝，还于开国初收回了节度使的兵权，初步统一了国家，重法处置了贪赃枉法的贪官，就是州郡的长官也是他亲自委派，甚至诏令都一一过目。他重视农业，兴办教育，慎罚轻敛，使人民休养生息，国家安定太平。所以，赵匡胤在位虽然只有十七年时间，却是整个宋朝三百年基业的根基，是子孙后代的典范。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基本统一了南方，并为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强化了中央集权，彻底消灭了中唐以来造成地方割据的动乱因素。宋代以后再没有出现分裂割据局面，宋太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高梁河之战是怎么回事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记载，宋朝创建后就一直和辽（即契丹）通好。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讨伐北汉，辽朝遣使来问：“你们以什么名义讨伐北汉呢？”太宗回答说：“他们违背圣命，理当问罪。你们如果不支持他们，我们的和约就照旧，反之，就只有一战了。”但是，为了对抗宋朝，辽还是派了军队援助北汉。
事实上，自建国之日起，宋朝就认定辽国是宋在北方边境上的威胁。在宋太祖、宋太宗的心中，夺取后晋时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才能算是完成了统一大业。照宋太祖的意思，本想储备巨额资金向辽赎买，如果辽不同意就以这笔开支作为讨伐辽的军费，武力夺取燕、云等州。为此，宋太祖曾在经济上做了多年的准备。但是，宋太祖的宏伟战略没来得及实施就死了。宋太宗继续着太祖未竟的事业。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宋太宗灭北汉后，就想乘胜直取燕、云，众将都认为将士已经疲累，粮饷也不充足，不宜再行。唯独崔翰说：“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取之易。”宋太宗亦决意继续出兵。六月，宋军从太原直接进入燕京外围，辽的东易州（今河北涿州西南）刺史刘宇、涿州（今属河北）判官刘厚德等先后以城求降。七月初，宋军进至燕京（今北京）城南，后又四面把燕京包围了起来。
正在这时，辽景宗派大将耶律休哥率军赶到。宋辽两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展开大战。辽军耶律沙部战败退却，宋军乘胜追击，却遭到辽军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二部的左右夹击，而耶律沙部又率部反击，宋军大败，全线溃退，死者万余人。宋太宗自己也在中箭后随乱军往南逃，辽军穷追不舍，太宗因伤势过重不能骑马，直到涿州才乘上驴车幸免于难。辽军乘胜追击，到了满城、火山军等地反被宋军击败。这次攻辽战争才告一段落。
岐沟关之战是怎么回事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听信雄州（今属河北）知州贺令图等的进言，认为辽国皇帝辽圣宗年幼（年仅十二），承天太后（即萧太后）专权，宠臣韩德让掌权，内部不稳，是攻辽的好时机。本来宋太宗准备御驾亲征，但高梁河之战的狼狈逃跑记忆犹新，于是采纳大臣建议，命曹彬、崔彦进为统帅率东路军出高阳关，持重缓进，等待中、西路军到达后会攻燕京；又以田重进为主将率中路军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北），攻山后（今太行山西北）诸州；西路以潘仁美为主将，杨业为副将，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东进，然后一齐会师燕京。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宋朝的三路军节节胜利，中路军完成预定任务，攻占了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山后要地，西路军也很快攻下寰州（今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云州（今大同）、应州（今应县）等地，东路军则攻占了新城（今新城东）、固安（今属河北）、涿州等地。
然而东路军却并没有按预定计划缓进，而是在粮食转运困难的情况下，迅速进军，占领涿州，又以粮乏退回雄州。但东路军听到中、西路军胜利的消息后，急于争功，重又攻至涿州。时至五月，天气炎热，人困马乏，粮食又快没了，只好再次退兵。恰在这时，辽援军耶律抹支部赶到，与留守燕京的耶律休哥会合，趁机攻击从涿州南退的宋军，在岐沟关（今涿县西南）北追及宋军。宋军环粮车以自卫，大败后乘夜渡过巨马河（今河北南拒马河）。因宋军主力仓皇南逃，岐沟关城中只剩几万运粮军民，辽军不知虚实，因而未加强攻就退兵了，数万运粮军士与民夫得以顺利退回宋境。此战实际上主要是辽军追击溃退的宋军，并未发生重大战斗，史称“岐沟关之战”。
东路军的溃败影响到整个战局，于是，宋太宗命令各路撒军。结果中路军田重进全军而返，西路主力也已撒回，宋太宗又命令潘仁美、杨业保护云、应、朔、寰四州的百姓南撤。而此时辽的十万大军已向西勐攻，并攻下蔚州、寰州，给掩护百姓南撒的宋军以严重的威胁。宋西路军统帅潘仁美、监军王侁不听从副帅杨业的合理建议，迫令杨业在不利的形势下，前往朔州接应南撤的居民，杨业要求潘仁美在陈家谷口设下伏兵。等到杨业与辽军激战于朔州南，为辽军伏兵袭击，按预定战略退回陈家谷口时，潘仁美等却已违约率军逃走。杨业终于全军覆没，自己也在身负重伤后，为辽军所俘，绝食三日而死。西部战事也告结束。杨业子杨延昭（延朗）、孙杨文广后亦是抗辽名将，后世将杨家三代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故事，流传至今。
宋朝收复燕、云的战争再次大败，且损失惨重，宋太宗从此放弃攻辽，改而采取防御战略。
后来，辽军为了报复，又挥师南下，宋辽两军发生了多次战争，辽虽然小占优势，但得失大体相当。辽国深感连年战争，劳民伤财，于是也长期采用休民息兵的政策，宋辽边境因而得以相安数年。
为什么说宋太宗是一位贤君宋太宗即位后，立即实行完成统一大业的计划，继续实施消灭割据的政策。南唐灭亡之后，清源军（泉州）节度使陈洪进因与吴越素来不和，颇不自安，便在太平兴国二年（977）亲自入朝。太宗对他礼数优厚，但过了大半年也不放他回去。敏感的陈洪进意识到宋朝消灭割据的决心，便主动上表献上泉、漳十四县，史称泉、漳纳土。吴越的钱俶在太祖时颇受优遇，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再次入朝，恰逢陈洪进被迫纳土，他迫不得已上表献上了吴越国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
太平兴国四年，南方的割据局面彻底结束，宋太宗决心消灭北汉，他御驾亲征，于五月消灭了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接着，太宗决定乘灭北汉的余威，夺回后晋时割让给辽的燕、云地区。然而由于师老饷乏，加上战术上的失策，在决定性的战役高梁河之战中，宋军大败。雍熙三年（986），经过长期准备的伐辽战争也以失败告终。从此，宋太宗把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守，对辽采取守势。
太宗虽然使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士，并消灭了北汉，但在收复燕云的战争中却一再失利，所以他把精力转移到内政上来。措施之一，就是大开科举之门，据统计，太宗朝一共开科八次，共取进士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太宗朝不仅取士多，而且提升也快，进士出身是最受优待的，如吕蒙正和张齐贤，在登科七年后就已位至执政，十二年后吕蒙正则担任宰相之职，无怪乎宋人有“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指宰相府）”的说法。他又开始用文臣统兵，以文制武。宿将曹翰作了一首《退将诗》，中有两句云：“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武臣地位日渐下降的事实。太宗还命人遍访图书，组织人员校勘，又编修大书昭示太平。被清人称为宋朝四大书的《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前三部都是在太宗朝修成的。
宋太宗以仁慈节俭为宝，穿的衣服常常是洗了再洗的旧衣。他毁坏那些珍奇精巧的器物，辞却女色宴乐之献，也不喜欢出去守猎游玩。他注重农事，极力表彰敢于直言的大臣。据说有一次在宫廷宴会上，太宗早年担任开封府尹时的旧僚贾琰及判官窦偁都在座。贾琰花言巧语，极尽献媚取宠之能事。听着听着，窦偁再也忍不住了，拍案而起，指着贾琰说：“如此巧言令色，你不觉得羞耻吗？”一时间举座愕然，太宗只好宣布宴会结束。之后，窦偁被一再提升，直至参知政事。太宗对他说：“朕所以提升窦卿，乃因为当年窦卿敢于以公正之心当面指责贾琰的虚伪。朕是在表彰正直的大臣。”
史官评价宋太宗时说：“故帝之功，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考之太宗的所作所为，如此评价，不为溢美。
王小波起义是怎么回事淳化四年（993），四川大旱，官府却依然“赋敛急迫”，逼得广大农民失业，没有办法生存。宋朝政府又在那里设置“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贱价强行收购农民的布帛细绢。后来，又把茶叶也列入了专卖，使茶农和茶贩都面临破产和失业。
王小波原是永康军青城县（今都江堰市南）的茶农。淳化四年二月，王小波聚集失业茶农、破产农民等一百多人发动起义。他对起义的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因为这正好说出了农民们的心里话，所以，附近的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率领起义军随即攻下青城县城，挥军南下，同月又攻下彭山（今属四川），杀死了县令齐元振，因他平日贪赃枉法，爱钱如命，愤怒的农民甚至剖开他的肚子，塞进他搜刮来的钱财。一时间民心大快，参加起义的人数日益增多。
同年十二月，王小波率起义军从彭山北上，勐攻成都西南的交通重镇江原（今崇庆西南），与西川宋军主力展开了大战。当时宋西川都巡检使张圮正驻守江原，王小波率众奋战，冲锋在前，不幸中箭。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然指挥战斗，打败了宋军，并杀死张圮，取得了川西大战的胜利。可是王小波终因伤势过重而死。王小波死后，起义军推举他的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
李顺起义的战绩及结局如何起义军在李顺的领导下又接连攻下蜀州、邛州，杀死了知州桑佃绅、监军王亮等官吏十余人。李顺军又先后攻占永康（今四川崇州西北）、双流、新津等地，分兵驻守。在进攻成都失利后，起义军转而攻占汉州、彭州。
淳化五年（994）正月十六日，李顺起义军占领成都，创建大蜀政权，李顺称蜀王，建元应运。并发行了“应运通宝”、“应运元宝”新钱币，还实践了“均贫富”的口号，没收富人的财产分散给贫民。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起义军每占领一地，召集当地的“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此时起义队伍已经扩展到十几万人。以后，大蜀军四出扩大战果，所向无敌，一时间北到剑门关（今剑阁北），东到巫峡（今重庆、湖北接界处），全部都在农民政权的控制之下。
淳化五年正月下旬，宋太宗得知川西的严峻形势，立即命心腹宦官王继恩率兵入川镇压。二月初，宋军还未入川，起义军攻占成都并创建政权的消息再次传到开封，宋太宗大为震惊，加派兵力，分北路和东路攻蜀。
起义军在宋的大军入川前，曾派杨广率军北攻剑门以便占领川北的门户，但因人少力单，未能攻下。相反，却用了二十万大军，花费八十多天时间，围攻梓州这样一个没有多大战略意义的城市，最终没有攻下，反被宋军击溃。宋军于是顺利入川，直扑成都城下。五月六日，宋军攻占成都，李顺被俘，十余万大蜀军大多战死，被斩首者达三万。起义军余部又推举张余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转战云南、川东。至道二年（996）二月，张余在嘉州（今四川乐山）兵败牺牲，其他残部也相继为官府招降或消灭。李顺起义最终失败。
澶渊之盟是怎么回事咸平二年（999）冬，辽承天太后、圣宗亲率大军南下大举攻宋。宋名将杨延昭（杨业之子）被围困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杨延昭命令士兵乘夜色把水浇在城墙外侧，第二天水冻成冰，辽军无法靠近，未能攻城，于次年正月退兵。但，从此以后，辽军每年派兵南下入侵。
景德元年（1004），辽承天太后、圣宗又以收复被后周世宗占领的关南地区为名发动大规模战争。北方州县告急的文书一夕数次传至开封，宋廷朝野大为震惊。真宗平时常夸海口说，如果辽军来犯，他一定率兵亲征，可此时他却有些胆怯。参政知事王钦若请真宗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去避难，枢密院的副长官陈尧叟又让他到四川去躲风，只有宰相寇准陈明利害关系力请真宗立即亲征，鼓舞士气，打退辽军的进攻。真宗虽然同意亲征，却求和心切，还没离开京城，就派曹利用和辽将王继忠议和。十一月间，宋真宗才从京城开封北上，却一路顾望不前，行军迟缓，前进不到二百里到达韦城（今滑县东南）时又想南逃金陵。在寇准和禁军统帅高琼多次催促下，才渡过黄河，于十一月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记载，当真宗的黄龙旗插上澶州北城时，宋军欢呼，“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在此之前，辽军已进至澶州城下，主将萧挞览被宋军射死，而宋朝重兵驻守的定州（今河北定县）也威胁着辽军的后方。这时，宋朝的百万大军已至澶州近处，辽军顿感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于是也想议和退兵。十二月，双方订立盟约，规定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澶州的郡名为澶渊，所以这次盟约被称为“澶渊之盟”。从此，宋辽和平相处直至北宋末年。
为什么说宋真宗时“一国君臣如病狂”般崇道宋真宗澶渊之盟的结果，令宋真宗和寇准都自我感觉良好。真宗庆幸自己“亲征”的英明和“花钱消灾”政策的正确，对寇准也敬重有加。这让王钦若很是嫉妒。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澶渊之役陛下为什么不以为羞耻，反认为寇准有功于社稷呢？”真宗吃惊地问：“这话怎么讲？”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真宗听了很不高兴。王钦若又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钱快输光时，赌徒总是孤注一掷。而您当时就是寇准的孤注，够险的。”真宗的自尊心一下子扫除一空，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日渐消退，加上之前寇准用人不拘一格，也招来其他同僚的不满，而寇准自己在澶渊之盟后也颇有居功自得的架势，让真宗老大不快。景德三年（1006），寇准被罢去相位，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次日，王钦若就被再用为参政知事。
后来，真宗一想到澶渊之盟，就感到奇耻大辱。王钦若揣摩真宗不再愿意谈论兵事，故意对他说倘若攻取幽、燕，便可雪洗耻辱。真宗说：“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忍为此？可思其次。”王钦若这才托出本意：“只有封禅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国。”并称自古需有天瑞，帝王才可以封禅，但天瑞也可人为。真宗动心了。于是，一系列的闹剧开始了。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初三，承天门出现了天书。真宗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并大赦天下。
三月，真宗命朝臣讨论封禅事。封禅是祭天仪式，属于帝王代兴、天下太平以后封祀泰山昭告成功的大礼，秦始皇、汉武帝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后世帝王虽然都难免有封禅之心，却都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功业能否匹配，不敢贸然行事。宰相王旦等五次率文武百官等两万四千余人上表请求真宗封禅，三司使丁谓又称经费“大计有余”，真宗于是决定封禅。十月初四，封禅队伍以天书为前导，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十七天后到泰山脚下，斋戒三日，举行封禅礼，又大赦天下。十一月，还到曲阜拜谒了孔庙，赐钱三百万。封禅大典前后共五十七天。从此，天下争言符瑞，竞献赞颂，举国如痴如醉。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二十三日，真宗又西祀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汾阴后土祠建于汉武帝时，祭汾阴就是祭地神。此次西祀又持续了六十八天。
大中祥符五年，真宗对大臣说自己做了一个梦，说神仙传达玉皇之命“令先祖赵玄朗授你天书”。于是，真宗马上命天下避圣祖讳，并为他杜撰了名字赵玄朗，为圣祖上尊号“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配了号为“元天大圣后”的圣母。又在京师建造景灵宫，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官玉清宫昭应大殿供奉玉皇和圣祖塑像。
大中祥符六年，老子故里亳州（今安徽亳县）的官吏百姓等三千余人进京，请求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宫。次年正月，仍以天书前行，真宗率队从开封到亳州太清宫拜谒老子，一个月后才回开封。
天禧元年（1017）正月初一，真宗到玉清官向玉皇大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于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供军民烧香礼拜，全国人民都被卷入这一活动当中。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全国大兴土木营建道观。其中最大的是玉清昭应宫，共有二千六百一十座殿宇，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工人三四万人夜以继日耗时七年方才建成。次年，真宗又命令全国州县必须创建庆观供奉三清玉皇，总数在一千所以上。
与此同时，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命令王钦若等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经增补抄录了七藏，真宗重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这在道教史上倒是有重要的地位。
干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天书也随葬入陵，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天书闹剧。
王均兵变是怎么回事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宋朝廷对川蜀地区的政策也作了一些调整，减少了一些税赋徭役，但是，川蜀地区的人民依然人心未定，加上该地地方军政官员并未从全师雄兵变及王小波、李顺起义中吸取教训，还是过着享乐腐化、刻剥军民的生活，终于激起王均兵变，其时距离王小波、李顺起义不过五年。
真宗咸平三年（1000）正月初一，戍守益州（今四川成都）的神卫军指挥使王均所部发动兵变，占领益州，王均称帝，改元化顺，国号大蜀。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最初，益州的神卫军是由都虞侯王均、董福分领的。董福带兵很有一套，他所带领的军队供给充裕，而王均却喜欢饮酒赌博，军装都被拿去当酒钱赌资了。这个时候。兵马钤辖符昭寿和益州知州牛冕来阅兵，蜀地的人们都争着去观看，却发现两军的衣服新旧程度相差悬殊，王均的兵士又羞又愤，加上符昭寿素来骄恣侵虐，兵士们一直很讨厌他。正月初一，赵延顺等八人杀掉了符昭寿，拥王均为王。
蜀州知州牛冕逃往汉州（今四川广汉），汉州随即被王均攻陷，他们又逃往东川（今四川三台）。王均率兵攻打绵州、剑门，企图占据川北门户，但均未成功，只得退守益州。二月，王均又想向南发展，遭到蜀州知州杨怀忠部的阻击。不久，杨怀忠部又图谋再次攻入城内，孰料两军势力相当，杨怀忠只得退守鸡鸣原（今四川双流东），王均也闭门守城。
二月十六日，北巡到德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北）的宋真宗得知王均叛乱，立即从抗辽前线抽调负责督运粮草、曾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的前益州知州雷有终再任益州知州兼主帅，并抽调石普为副帅，率步骑八千，赶往川蜀镇压，以后又派宦官秦翰率军增援。
王均未能向外发展，困守益州城，没能引发群众参与斗争，兵变没能发展成起义。虽千方百计抗敌，然困守孤城，九月初不得不突围南逃，经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荣州（今四川荣县），到富顺蓝（今四川富顺县），正准备南渡沱江，进入当时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戎州（今四川宜宾）图发展，却被杨怀忠追上，仓促间还没来得及应战，王均就被杀了，兵变失败。川蜀地区又趋平静，宋朝对于川蜀的统治终于稳固。
第十章
为什么说宋仁宗“恭俭仁恕”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初名受益，是真宗的第六个儿子。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十四日生。宋仁宗在位时间四十一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一朝还算是宋朝的治世，除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仁宗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即便是对他的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不会挟愤报复。
有一次，仁宗对近臣说起昨天夜里肚子饿想吃烧羊肉，近臣问他为何不让人索取，他回答说：“我担心从此以后他们为防不备之需，每夜都要宰羊等着，这样不是杀生害物了吗？”
对于一些被判处死刑但是还有疑问的案件，仁宗总是命人重审，每年都要救活上千人。吏部在选人时，如果有谁一旦误判人死罪，一辈子也不能获得升迁。他常常告诫辅臣说：“我从未过分地责备过谁，更何况是滥用死刑呢？”
有一则轶闻尤其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犹恶深文”，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本来这诗完全可以视为反诗，知府抓了这个人，上报给仁宗，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可让他做个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可见仁宗的为政风格。
正是仁宗的这种仁恕宽容，才形成了当时“忠厚之政”的风气，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是什么造成宋仁宗时重大政治经济危机宋仁宗庆历初年，北宋王朝隐伏的危机终于慢慢地暴露出来，主要是被称为“三冗”的“冗官”、“冗兵”、“冗费”。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由于宋朝实行官职名称与职务分离的制度，且官员不问有没有才能均能按资历升迁，加上科举和其他途径进入仕途的人数日益增多，到景德年间（1004～1007）已有官员一万余位，而皇祐年间（1049～1054）更是多达两万余人。仁宗时期，出现了“州县不广于读史观天下前，而官五倍于旧”的局面。
宋初有军队二十二万，宋太祖时，由于加强军事集权，禁军数目不断增加，开宝年间（968～976）全国禁军连同厢军也不过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995～997）年间为六十六万余人，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达到九十一万，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竟扩充到一百二十五万多。一个国家养了如此多脱离生产的军队，不但影响农业生产，巨额的军费支出更是占国家收入的大部分。
所谓“冗费”是指皇帝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修建豪华的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
冗官、冗兵、冗费导致宋朝廷入不敷出，造成了政府重大的经济危机，而过度膨大的官僚队伍又使宋朝政治陷入濒临瘫痪的境地，仁宗之时，这所有的危机都已经暴露无遗。
北宋皇帝是怎样换取边境安宁的宋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真宗与辽朝在澶州订立“澶渊之盟”，规定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换取了北方边境的和平，并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
但是，到了仁宗时期，新兴于西北的夏（西夏）又成了宋朝边境上的另一威胁势力。宋仁宗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1038年10月31日），李元昊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在宋太宗时起兵反宋，后归附辽朝受封为夏国王、定难军节度使，宋朝曾多次派兵攻打，均以失败告终。真宗即位后李继迁表示愿意归附宋朝，宋朝任命他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名李保吉，但是李继迁还是不断侵扰宋，并攻占了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为西平府。景德元年李继迁死后，儿子李德明即位，先接受辽封为西平王，景德三年（1006）又与宋议和，被宋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李德明与宋朝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却积极发展势力，在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建城为兴州，并把它作为新首府准备称帝，可是，在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没来得及称帝就死了。宝元元年李德明的儿子元昊称帝，创建夏。从此，维持了三十年的和平政局被打破。
从宋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宋朝和夏分别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定川寨（今固原西北）展开三次大战，宋军三次都被打败，西夏军也死伤过半，双方都损失惨重。宋夏终于谋求妥协，庆历四年（1044）十月双方订立和约，西夏臣附于宋朝，宋朝每年“赐”银、绢、茶等大量财物，并开放边境贸易，宋夏关系又趋于缓和。
而辽朝看到宋朝正与西夏作战，无暇北顾，庆历二年九月，故意说要索取后周世宗所占关南十县，宋仁宗没办法，为了换取和平，只得答应每年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北宋皇帝信奉的是拿钱消灾的原则，纳银赐绢来换得边境的所谓“和平”。
庆历新政是怎么回事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仁宗初年刘太后执政时期，立朝已有七十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死后，仁宗亲政，真正掌握了大权。
庆历三年（10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此时，正值宋与西夏交战而连战皆败，而就在前一年，宋廷又刚刚被辽胁迫答应每年向其增纳银绢。内忧外患交相侵迫，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三月，吕夷简罢相，仁宗重新起用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议论时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们改革弊政，更新政局，多次督促他们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见《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全部被仁宗采纳。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意图改变从前即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能依资格选任的状况。同月末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即“明黜陟”），改变原先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等方法。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十一月下旬，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又对“恩荫”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即“均公田”），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庆历四年三月，改革科举制度（即“精贡举”），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为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取德才兼备人士的新制，力图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才是根本，尽管改革的措施都尽量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变革的幅度并不大，但还是限制了豪贵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部分利益，于是遭到权贵们的勐烈抨击。夏竦甚至指使婢女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是要废仁宗另立新帝。虽然仁宗并不相信，夏竦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此时范仲淹、富弼等人已深感政治形势险恶，不能自安于朝廷。正好这个时候西北地区局势紧张，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富弼、韩琦亦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至此，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全部调离中央朝廷，守旧派代表贾昌朝等掌握了朝政，这场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被称作“庆历新政”的改革最终失败。
为什么说宋英宗是一个明哲的皇帝英宗赵曙的在位时间可算是最短的，从治平元年（1064）到治平四年，只有短短四年，但《宋史·英宗本纪》却称他“以明哲之质，膺继统之命”，对英宗评价颇高。在众多的宗室弟子中，仁宗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赵曙，主要还是英宗自己的品性让仁宗最后把皇位放心地交给了他。事实证明，英宗的确是一位明哲之君。
英宗一直就以孝德闻名。他父亲濮安懿王死了以后，把所有的东西分给几个儿子，英宗却把他所得的那份全部送给了王府一些要离去的老佣人。
有一次，宗室中有人从他这儿借走了金带，最后却拿了铜带来还，主事的官员告诉他，英宗却说：“这就是我的那条带子呀！”
又有一回，英宗命殿前侍卫去卖一条值钱三十万的犀带，侍卫却把它丢了，英宗也不过问。
当初，仁宗下诏要册封英宗为皇太子，英宗一再推辞，上奏十余次没有得到应允才应召，离家之前告诫家人说：“好好守着咱们的屋子，一旦皇上有子嗣了，我就马上回来。”
即位后，一天，英宗对儿子赵顼（即后来的宋神宗）说：“咱们国家的旧制，士大夫的儿子如果娶了皇帝的女儿，全都提升行辈以避公婆之尊，这样不好。我每每想到这个，就睡不着。怎么能因为富贵的原因就不顾人伦长幼的次序呢？可以让有关部门把这个制度给废了。”没想到碰上生病，这件事没能做成。
为什么说宋神宗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宋神宗（1048～1085），名赵顼，原名仲铖，是英宗赵曙的长子，母亲是英宗高皇后。嘉祏八年（1063），赵顼授安州观察使，封兴国公。后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十二月立为皇太子，次年正月英宗驾崩，赵顼即位，时年二十岁。
神宗自幼好学，“日晏忘食”，害得英宗总是让内侍加以制止以免他劳累过度。赵顼特别注意衣冠整洁，讲究礼议，大热天也不用扇子。当太子时他就喜欢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治国理财思想非常赞同。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支持王安石发动熙宁变法，一是实行元丰改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力排众议，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揭开了变法的序幕。为了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别命令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并起用了吕惠卿、蔡确、曾布、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一年，新法陆续出台、实施，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但神宗不为所动，继续支持新政。熙宁三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高潮。宋神宗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他对王安石绝对的支持，保证了变法的成功，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次变法在前一阶段取得了胜利，但随着变法的逐渐深入，触及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变法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明显，反对派攻击愈加勐烈。宋神宗开始犹豫，并力图平衡两派关系，勉强维持新政。然而，以太皇太后为首的外戚也反对变法，神宗无奈，于熙宁七年二月罢王安石相。后虽又重新起用，却不太信任，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自求罢相，出知江宁府。
元丰年间（1078～1085），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富国强兵是熙宁变法的主线，并确使国用丰饶，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但神宗亲自主持下的元丰改革却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把重点放在了整顿冗官、强化军兵保甲上。元丰三年（1080）八月，神宗正式起动官制改革，诏令撒消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元丰五年，又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虽然这次改革局限性很大，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及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框架。
至于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元丰四年及元丰五年的两次对西夏的战争均大败，损失惨重，神宗力图雪耻强边的梦想彻底破灭。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病逝，在位十八年。
哲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宋哲宗（1077～1100），名赵煦，是神宗的第六个儿子。赵煦曾被授检校太尉、天平军节度使，封均国公。元丰五年（1082），迁开府仪同三司、彰武军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三月一日，神宗的母亲英宗高皇后垂帘听政，宣布立神宗第六子赵煦为皇太子。五日，神宗去世，赵煦即位，年仅十岁。
哲宗即位后，政权一直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手里。直到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十八岁的哲宗才亲政。亲政之初，哲宗就恢复免役法，复行青苗法、市易法等，在教育科举等方面也恢复了神宗时的制度。另外，哲宗还对西夏再次采取强硬政策，不仅在沿边诸路构筑了一道长达千余里的防御工事，又与西夏重开战事，并在元符元年（1098）的平夏城之役中取得了宋夏战争中少有的大胜利，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迫使西夏求和。
然而哲宗时期改革派重新上台后，却不遗余力地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士进行打击报复，苏轼、苏辙、吕大防、范祖禹等人先后遭到贬斥。而所谓的改革派主要成员热衷的是自己的权位，不仅主管军事的知枢密院事曾布对保甲等改革措施敷衍了事，执政章惇也与曾布貌合神离，严重影响了改革的进程。
哲宗的身体一直很糟糕，少年时便有咯血等疾病。元祐七年（1092），在高太后的安排下，哲宗娶了大他三岁的孟氏为妻。而对这桩婚事，哲宗并不乐意。所以，元祐八年高太后一死，孟后便被废黜，出居瑶华宫。
年少的哲宗初即位时，还是颇有一番抱负的，也起用了一些贤臣，使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到后来却假借绍述的名义，在政治上以牙还牙，务反前政，报复打击了很多无辜的官员，造成了“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亦敝”的局面。
什么叫元祐“更化”
“更化”即改制，改革的意思。
哲宗即位初期，英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帘执政。高太后出身将门，曾祖是宋初大将高琼，外高祖是太祖时的大将曹彬。神宗生前她就对变法改革持否定态度，只是因恪守宋朝家法才没有出面干预。高氏执政后，立即起用守旧派首领司马光，任命其为门下侍郎，吕公着为尚书左丞，参与朝政。
据《宋史纪事本末》载，神宗去世时，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更是夹道欢迎，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可见当时司马光在民间的呼声很高。
司马光执政后连续上札，有《乞开言路札子》、《乞去新法病民伤中者疏》、《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等，他把新法比作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变法派放出抵制的言论，援引孔子的话说：“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光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非子改父”，并以此作为废除新法的理论依据，新法于是被逐渐废除。七月，首废保甲团教。十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和保马法也相继被废。
元祐元年（1086）春，司马光、吕公着先后升任左、右相。废除新法的工作雷厉风行地展开，史称“元祐更化”。三月，司马光要求各州县五日内罢免役法。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不禁惊愕失声道：“连这都要废除吗？”许久，又说：“此法终不可罢！我和先帝讨论了两年才实行的，连细节都考虑到了。”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苏轼、苏辙等人也反对仓促废除，认为应进一步考察利弊。然而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八月，再罢青苗法。九月，司马光去世，废除新法的活动由右相吕公着继续进行。这时，新法其实已经废除得差不多了。
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给北宋后期政治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什么叫绍圣“绍述”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哲宗亲政。
哲宗在高太后生前就对她一味废罢新法、打击变法派不满。亲政后，哲宗一心想继承其父神宗的遗志推行新法，不久就恢复变法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职名。元祐九年二月，哲宗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李清臣在殿试发策时直接否定元祐政治，令绍圣之意呼之欲出。绍述是绍圣年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其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对哲宗而言，就是继承其父皇的遗志与事业。四月，哲宗改年号为绍圣，明确宣示要继承神宗的改革事业，不同意再行新法的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他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哲宗任命章惇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京、许将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各项新法先后恢复，还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作了一些改进，并采用了部分元柘时制定的法规。但是，变法派此时也开始打击守旧派，守旧派的重要官员如吕大防、刘挚、苏辙等先后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守旧派的首领司马光、吕公着不仅被追夺赠官和谥号，连哲宗当年为他们亲笔题写的碑额和奉敕撰写的碑文也被追毁。朔党成员韩维等三十人相继被贬官，蜀党首领苏轼被远贬于惠州（今属广东），又进而贬到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北）。洛党首领程颐也被贬往涪州（今重庆涪陵）。据《宋史·蔡卞传》记载，仅元符元年（1098）重新惩处的元事占旧党就达八百三十家之多。由此可见，在哲宗亲政时期，虽然他想绍述之本意是为了继承乃父的遗志，最终却演变成了激烈的党派之争，主要政事已不是集中精力改革，而是变为以打击守旧派为主，从而使北宋政权进一步地走向衰弱。
徽宗是怎样成为皇帝的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神宗皇帝的第十一子，母为神宗陈皇后。元丰五年（1082）十月生于宫中。第二年正月赐名为佶，十月授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哲宗即位后，封遂宁郡王。绍圣三年（1096），封端王。
元符三年（1100）九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哲宗病死。哲宗刘皇后本来生过一个儿子，但不久就夭折了。父死子立，哲宗没有儿子，皇室继立储君成了大事。神宗共有十四子，健在的五子依次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向太后（神宗皇后）哭着对宰相章惇等大臣说：“国家不幸，先帝无子，天下事要早点定下来。”章惇说，依照礼、律，应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向太后不同意，说：“神宗诸子中，申王虽然年长但是眼睛有残疾，接下来应该立端王。”章惇则对答道：“按年龄则申王居长，依礼律应是立哲宗同母弟简王。”向太后强调，她自己没有儿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乃十三子，没有僭越诸兄的道理，还是立端王最合适。章惇提出，赵佶轻佻，不宜君天下。知枢密院曾布乘机进言：“章惇根本就没有和我们商议，皇太后所说极为妥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跟着表示赞同太后圣旨。于是，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召端王赵佶进宫，即皇帝位。
为什么说徽宗是佞道昏君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继真宗之后又一位以崇奉道教的皇帝。他在位二十余年间，北宋的统治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但是以徽宗和蔡京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是积极改良政治，克服危机，而是变本加厉地排斥忠良，任用亲信，大建园林楼阁，纵情享乐，并狂热地崇奉道教，企图利用宗教迷信活动神化其统治，挽救行将灭亡的北宋王朝。
徽宗即位之初，便开始“兴道”，宠信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龙虎山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等上层道士。到了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他对道教的尊崇达到高潮。他效仿唐玄宗和宋真宗，编造所谓“天神托梦”的神话。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徽宗自称梦见太上老君，老君告谕他：“汝当宿命，当兴吾教。”从此，徽宗更加尊崇道教。
政和六年，左道录徐知常推荐道士林灵素来见徽宗。林灵素原名噩，温州人，本在佛门为僧，因不堪师傅的打骂，改作道士。他善幻术，为人机敏而能言，在徽宗面前自吹能“上知天上，中识人间，下知地府”。林灵素利用徽宗急欲神化自己的心理，对他说，上天有九霄，最高者为神霄，神霄府中有一位神霄玉清王，乃上帝之元子，号长生大帝君。徽宗即神霄玉清王转世，下降为人主。林灵素又称自己是神霄府仙卿，降临人世辅佐帝君。蔡京、童贯等大臣也是神霄府仙伯、仙吏，就连徽宗宠爱的贵妃刘氏也是上天“九华玉真安妃”。一番话听得徽宗大喜，立即赐林名为灵素，赏赐无数，命他随意出入宫禁，地位与大臣相似。只因后来林灵素太过恃宠跋扈，竟与太子争道，乃于宣和元年（1119）十一月遭贬斥，还故里后不久病死。
徽宗进行着一系列的扶植道教的活动，他大兴土木，除了为林灵素兴建上清宝箓宫外，又下令天下各州府所建的天宁万寿观也都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供长生大帝君及青华帝君之神位，耗费甚巨。徽宗还多次下诏在全国寻访有道异人，并规定道士可入州县学校培养，又比照政府官吏品级，设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徽宗又下诏全国搜访道书，并敕令编成《政和万寿道藏》，还亲自注解《道德经》、《南华真经》等书。
徽宗迷信道教，原想借助宗教神化自己，然而他溺信虚无，困竭民力，只能加速北宋的灭亡。当宋朝君臣崇道达到高潮时，金人已兵临城下，而昏庸的宋徽宗到这时犹自相信道教法术能抵御金兵。金兵围困汴京（今河南开封）后，兵部尚书孙缚仍迷信方士郭京能以“六甲法”生擒金兵二帅，结果郭京驱使“神兵”开城不战而溃，金兵却乘势登上城墙，加速了京师的陷落。徽、钦二宗连同北宋宗庙神器，府库蓄积，都被金兵掳去。这位“教主道君”皇帝作了囚徒，犹且身着紫色道袍，头戴逍遥巾，作道流打扮。
什么叫做“瘦金书”
“瘦金书”实为“瘦劲书”的美称，为宋徽宗赵佶所创，指的是北宋末年一种具有瘦细、劲挺特色的楷书。
宋徽宗赵佶在政治上虽然昏庸无能，在艺术上却是才华横溢，颇有建树的。他不但擅文辞，通音律，精鉴别，尤工于书画。清代王文治有诗赞曰：“不徒素练画秋鹰，笔态冲融似永兴（指虞世南）。善鉴工书俱第一，宣和天子太多能。”赵估的花鸟画超妙入神，栩栩如生；书法则正、行、草无所不工，而最有名的、最有特色的是他所独创的“瘦金书”，不但在宋朝独树一帜，也可以说亘古未有。
关于“瘦金书”的渊源，论述颇多。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云：“祐陵（赵佶）作黄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明朝陶宗仪在《书史会要》里则说：“……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所以从历代记载和书体本身看，赵佶的正书应是学褚遂良、薛稷一派的早期黄庭坚书体。不过，他善于运用，能糅合众家之长，使“散花天女舞瑶台”的褚派书体，参合薛稷的清新笔法，变得更为多姿。“瘦金书”不仅以瘦细挺劲得名，还有腴润飘逸之美。现存的瘦金书作品有《千字文》、《申霄玉清官碑》、《牡丹诗》等。
宋江起义是怎么回事徽宗君臣的黑暗统治，终于在政和、宣和之际激起了民众起义，其中以北方的宋江和南方的方腊规模最大。
宣和元年（1119），宋江于河北路起义。同年十二月，已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军，被称为“河北剧贼”，北宋王朝曾下诏招降。宋江未受招安，继续进行战斗，转战于京东各地，出没于青、济、郓、濮等州之间，又被称为“京东贼”。宣和二年冬，南方的方腊举行起义，且发展势头迅勐。亳州（今属安徽）侯蒙上疏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徽宗于是任命侯蒙为梁山泊附近的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安宋江，但侯蒙还没到任就死了。南宋时传说宋江起义军在梁山泊活动，可能就是这个时期。
不久，宋江力图向南方发展，途经沂州（今山东临沂）时向知州蒋圆借道，蒋圆乘机袭击，起义军猝不及防，损失不小，只好往北回撒，在龟蒙一带活动。
宣和三年初，宋江起义军在结集力量后，再次移军南下，并进入淮南路的楚州（今江苏淮安）一带，又被称为“淮南盗”。稍后，起义军在转向东北途经沭阳时，遭到县尉王师心军队袭击。二月，在海州（今连云港附近）遇知州张叔夜伏兵攻击，损失惨重，部分起义军向张叔夜投降。据《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宋江也于此时向张叔夜投降。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约在宣和四年夏季，折可存参与镇压方腊起义班师回朝后，又“奉御笔，捕草寇宋江”。
宋江究竟向何人投降，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只有李若水在宋江投降后的第二年写的《捕盗偶成》这首诗的前半部分里对这件事有所记述：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方腊起义是怎么回事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在今安徽、浙江地区。这一带受封建剥削特别严重。北宋的军粮、布帛、茶盐及金银等，都来自东南。崇宁元年（1102），北宋政府在苏、杭设置造作局，役使大批工匠，制造各种皇家奢侈品。崇宁四年，又设立应奉局。大肆搜刮民间财物。
方腊是两浙路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西部山区帮源洞的漆园主，也是“造作局”酷取的对象。宣和二年（1120）十月，他利用包括明教（摩尼教）在内的各种秘密宗教组织准备发动起义，却被帮源里正发觉，遂杀里正，在漆园誓师起义。十一月初一日，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署官命将，创建政权。方腊起义军迅速占领青溪县城，并随即攻占睦州（今浙江建德东）、歙州（今安徽歙县）。消息传到开封，宋徽宗立即派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童贯统领十万原准备攻辽的大军，迅速南下。与此同时，方腊起义军占领了杭州，但他没有听取太学生吕将关于先进军江宁，抢占长江天险以阻击宋军过江的建议，而是命主力南下，进攻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今浙江衢县）和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这一战略上的失策使宋官军得以乘虚而入，起义军陷入了被动局面。
宣和三年正月，宋官军首先抢占江宁、润州。二月，又攻占杭州。三、四月间，又陆续攻占衢州、婺州等地。四月中旬，方腊被迫退回西部山区帮源洞，但是在宋官军两路夹击下，起义军战败，方腊为当时还是宋军小军官的韩世忠所俘，起义最后失败。方腊被俘后被解送开封，八月下旬被杀害。
什么是“海上之盟”
北宋末年，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已是摇摇欲坠，但是，宋徽宗和蔡京、童贯统治集团还想乘辽朝衰亡之际，联金灭辽，收回五代后晋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
政和元年（1111），郑允中、童贯使辽。辽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深受童贯赏识，被童贯改名李良嗣，并带回开封。李良嗣上疏给徽宗，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腐败，并说女真（即后来于宋政和五年1115年建国的金朝）对辽恨之人骨，如能派使臣从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渡海到辽东与女真结盟，共灭辽朝，就可以谋取燕、云地区。徽宗听了大喜，赐李良嗣姓赵，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
宣和元年（1118），宋遣马政使金。次年，金遣粘木喝等使宋，商议结盟事务。宣和二年（1120），宋再遣赵良嗣、马政先后使金，金朝也多次遣使来宋，最后双方商定，两军夹攻辽国，金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等地，宋取辽的燕京析津府，灭辽后，燕、云地区归宋朝，而宋朝将原来纳给辽朝的岁币转给金朝。宋、金约定，不能与辽讲和。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之盟”。
宣和三年、宣和四年，宋数十万大军两次攻打辽南京（燕京，今北京），均被辽守军击败，辽南京由金军攻占。宣和五年四月，金朝将燕京及其所属九州中的西部六州归宋，但是，燕京居民大部已被金掳往东北做奴隶，宋所得的只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的残破不堪的一座空城。
第十一章
金是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南侵的金向宋移交燕京后，升平州（今河北卢龙）为南京，以降金辽将张觉为留守。宣和五年（1123）五月，张觉打出复辽的旗号据平州叛金。昏庸的宋徽宗竟想通过招降张觉获取用武力及金钱都没能从辽、金手上得到的平州地区，以高官厚禄对张觉进行招诱。六月初，张觉暗中降宋。但是，不久平州就为金军所得，张觉兵败逃往燕山府，宋朝给张觉的任命状全为金军所得。招纳叛亡破坏了宋金盟约，虽然宋朝随后就将张觉处死并将其头颅函送金朝，但是，张觉事件还是成了金太宗侵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辽天祚帝为金军所俘，辽的残余势力基本被扫除。十月，金太宗下诏攻宋。兵分两路，西路军以粘罕为主将，由大同府（今云州）南攻太原，东路军以斡离不为主将，自平州西攻燕山。
十一月，东路金军接连占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十二月，西路金军主帅粘罕派使者到太原见童贯，要宋朝把河东、河北地区割让给金，宋、金以黄河为界。童贯立即逃往开封。粘罕随即挥军南下，攻占朔州（今山西朔州）、代州（今代县）、忻州（今属山西），进围太原。同月，东路金军也已进至燕山府城下，宋朝守将、原辽将郭药师投降，并成为金军先锋，跟随金军南侵。
徽宗对金之南侵持什么态度金军进围太原，占领燕山的消息传到开封，北宋君臣慌作一团。《宋史纪事本末》载，徽宗立即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又诏宇文虚中来问：“现在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该怎么办呢？”宇文虚中回答道：“现在陛下应该先下诏罪己，改革各种弊端，等到人心天意掉头，就可以抵御外敌，任命将帅了。”于是徽宗忙令宇文虚中起草罪己诏书，承认自己任用非人，过听妄议，劳民伤财。并下令罢除了最为东南人民痛恨、成为方腊起义导火线的“花石纲”，同时罢除了内外制造局以及“西城所”的租课，命令把“西城所”掠夺来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业主，还把大晟府、行幸局和教坊、待诏额外人及艮岳宫的官吏等等也都罢除和裁减了。
不久，太常少卿李纲和门下侍郎吴敏商议说：“建牧的意思，不就是想让太子担负留守的职责吗？如今敌势猖獗，不把名号给太子就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吴敏问：“让他作监国行吗？”李纲认为还不行。吴敏把李纲的意见告诉徽宗，徽宗立即召李纲商议。李纲刺破臂膀以血书进谏，认为非常时期不可守常礼，必须把名位给皇太子，使他能够号召天下，收将士心，誓死抗敌，天下才能保全。徽宗急于逃往南方，这才不得已同意退位。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假装得病，跌倒在地，昏迷不醒，大臣们急忙灌药后，又装着醒过来，索要纸笔，用左手写道：“传位东宫。”经过几番辞让后，十二月，赵桓即皇帝位，这就是宋钦宗。而宋徽宗则自称道君皇帝，退居龙德宫。
宋钦宗是在什么背景下成为皇帝的宋钦宗赵桓（1100～1161），初名亶，是徽宗皇帝的长子。曾封韩国公，后又进封京兆郡王。大观二年（1108）正月，进封定王。政和五年（1115）二月，被立为皇太子。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在金军大肆南侵之际，赵桓被徽宗任命为开封牧。后来，徽宗又企图以太子“监国”名义，把抗金的重任交给他。为了尽快逃跑，在吴敏、李纲的近乎逼迫下，徽宗于十二月下旬被迫把皇位传给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次年，改元靖康。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东路金军在攻占庆源府（今河北赵县）、信德府（今河北邢台）后，又占领相州、浚州，黄河南岸的守军焚桥溃逃。初三日，消息传到开封，作为太上皇的徽宗立即于当天半夜出逃，百官也有一些偷偷逃走了。在这种情况下，钦宗也想南逃。在李纲的激励下，钦宗暂时安心，并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李纲对大臣们说：“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这才制止了钦宗的逃跑。
初七日，东路金军已迅速渡河南下，到达开封城下。开封军民在李纲的率领下，打退金军的多次进攻。金军损伤惨重，斡离不遣使入城，要求宋朝派出大臣与金议和。斡离不提出，只要宋朝同意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为人质，金军就可以退兵。钦宗求之不得，派九弟赵构、少宰张邦昌前往金军中谈判。二月初，各地勤王援兵赶到，钦宗不顾李纲先断金军粮草的建议，指挥宋军夜袭金军，大败。为了显示宋朝求和的诚意，钦宗将李纲罢职，并同意割让三镇。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及数万居民群起反对，钦宗不得已又恢复了李纲的职务并兼京城防御使，但却继续进行着割地求和的活动。主战的李纲等人的重新被起用，加上“勤王”援兵多达二十余万，这种种情况迫使斡离不考虑退兵，况且宋朝已经答应割地赔款，又以肃王赵枢代替了康王赵构，张邦昌也由少宰（次相）改为太宰（首相），满足了金军的要求，二月初十日，金军开始退兵。
“靖康之耻”是怎么回事靖康元年（1126）二月十七日，钦宗接到报告说金兵已经渡过黄河北归，亡国的威胁暂时没有了。当初，徽宗逃到镇江以后，以太上皇帝圣旨，将东南地区的“递角（报告）”、“纲运（物资）”和“勤王”的军队扣留，掌握东南地区的军、政、经济大权，企图重新上台当皇帝。钦宗为了维护帝位，贬逐并处死了徽宗的亲信王黼、李彦，随后又把徽宗身边的童贯、蔡攸、蔡京贬官，并下诏太上皇不得干预政事。
钦宗好不容易把内务处理好了，可是这时太原、河间、中山三镇拒不接受割地诏书，李纲等又坚持抗金，二月中旬，钦宗宣布废除割地议和的协议。
八月上旬，金太宗以宋废除割地和议为由，命斡离不、粘罕分率东、西路军第二次侵宋。粘罕率西路军围攻太原，太原军民在王禀的率领下，英勇抗击，坚守太原达八个月之久，然而终因粮尽援绝于九月初被金军攻破，王禀率军巷战兵败后投水自尽。而东路金军也再次越过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围攻真定（今河北正定），四十天后真定城破，守将刘翊兵败自杀。
太原、真定失守的消息传到开封，钦宗忙派康王赵构、刑部尚书王云為正、副使，前往金军讲和，再次表示同意割让三镇。此时东路金军已再次渡河南下，金使提出划河为界，这时，赵构、王云刚到磁州（今河北磁县），王云就被磁州城人民杀死，赵构慌忙退还相州。钦宗同意金军划河为界的条件，立即又派执政耿南仲、聂昌为正、副使前往议和。可是，闰十一月中旬，聂昌刚到达绛州，就被坚决反对割地的绛州人民杀死了，金使也仓惶逃往相州。这样，钦宗两次派出的人都未能完成议和使命。
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先后到达开封城下，多次攻城，均被开封军民击退。钦宗病急乱投医，竟相信术士郭京撒豆成兵的“六甲法”，说是只须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便可生擒敌帅，扫荡金军。二十五日，郭京命守城军民退下城头，驱“神兵”出宣化门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金军却乘机攻入开封城。
十二月初二日，宋钦宗奉上降表。靖康二年二月六日（1127年3月20日），金帅命钦宗在青城金军营中跪听金太宗诏书，宣布废除徽宗、钦宗二帝，北宋王朝至此灭亡。
四月，金军押着徽、钦二帝、皇后、妃嫔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北归，同行的还有外戚、宰执和其他在京大臣，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群众，共计十余万人。而金军押走的战利品包括金银绢帛、图书文物等，数目不可胜计。北宋徽、钦二帝，分别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和三十一年（1161）死于金朝。
宋高宗即位前干过哪些事宋高宗赵构（1107～1187），字德基，是宋徽宗的第九子。大观元年（1107）五月，生于开封大内。次年，封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十二月，进封康王。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兵临开封城下，在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遣使入城，要求宋割让太原（今山西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河北河间）三镇，并以宰相、亲王为人质，便可退兵。徽宗于是派赵构为使前往，少宰张邦昌同行。金帅斡离不把他留在军中半月余，赵构照样过得悠闲自在。二月，在各地勤王兵到之后，徽宗派姚平仲夜袭金军，金人责怪宋使，张邦昌吓得涕泗横流，赵构却不为所动，斡离不颇以为奇，便要求宋朝更换人质，钦宗遂以肃王赵枢代康王。八月，金军第二次南侵并攻陷太原、真定。十月，赵构又作为使臣前往斡离不营中求和。刚到磁州（今河北磁县），当地百姓便杀掉了与他同行的刑部尚书王云，而此时斡离不已率兵围攻开封了。赵构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知州汪伯彦的建议下，退到相州。
闰十一月，在开封被攻危急之际，钦宗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募兵勤王。十二月，赵构创建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此时金军早已攻占开封城墙，北宋处于存亡之间，钦宗再次以腊书诏令赵构率兵入援开封。赵构派少量部队南下汤阴（今属河南）作疑兵，自己却带着近万军队出北门，经临潭（今河北临漳西南），踏河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副元帅宗泽主张迅速南下解开封之围，然而赵构只派宗泽率数千兵马打着他的旗号南下，自己却逃往东平（今山东东平），继而又逃往济州（今山东巨野）。
宋高宗是怎样成为皇帝的靖康二年（1127）三月，金立张邦昌为伪楚政权皇帝的消息传来，汪伯彦劝赵构南下宿州（今安徽宿州），准备向江南逃跑，由于将士反对才最终没有逃成。宗泽在向开封进军的途中，得知金军已带着徽、钦二帝北上，便立即传檄四方，欲邀夺二帝，同时率军赶回大名，准备渡过黄河，拦截金兵归路。但是，其他勤王军马都没赶来，宗泽只得放弃组织各路宋军援救二帝的计划，转而上疏赵构，劝他即位，前往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兴王之地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重建宋王朝。
四月，金兵退后，伪楚皇帝张邦昌遭到开封军民的唾弃，以吕好问为首的一部分旧宋臣僚，也要张邦昌退位。勤王兵马此时也陆续赶来，一并声讨张邦昌。这个时候，宋徽宗的近属多被金军掳走，只有宋哲宗的廢后孟氏和在外的康王赵构幸免。张邦昌不得已，先把孟氏迎进宫内，让其垂帘听政。接着，又以孟太后的名义，布告中外，由赵构嗣位当皇帝。张邦昌不仅赶到南京把玉玺送给赵构，还当面向他认罪。赵构见时机成熟，遂于五月初一日（1127年6月12日）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这就是宋高宗，时年二十一岁。后来因建都（行在所）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高宗即位初期政治、军事形势如何宋高宗即位之初，首先将张邦昌贬官赐死。这个时候，南北军民抗金热情高涨，高宗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表面上装出一副“抗金”的姿态。他起用主战派李纲为宰相，又任宗泽为东京留守。但与此同时，他又任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与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
李纲上任后，积极布署抗金。建炎元年（1127）六月，入朝上“十议”，力主恢复中原。宗泽也提出“条画四事”，并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积极从事抗金军事部署。然而，高宗害怕抗金可能会招致金把徽、钦二帝送回来，从而影响自己的帝位，于是，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决意走避江南。当时，东京留守宗泽请高宗回开封，李纲也提出“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一慰都人之心”，但高宗根本听不进去。
八月，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欧阳彻等要求贬黄、汪而留用李纲，也遭到惨杀。十月，高宗逃到扬州（今属江苏）。同年十二月，金军开始第一次大举南侵，兵分东、西两路，分别由粘罕、娄室任主帅。建炎三年（1129）正月末，金军由徐、泗（今盱眙北）二州奔袭扬州，二月初金军临近扬州之际，高宗仓皇渡江逃到镇江，还没立稳脚跟，又逃往临安（今浙江杭州）。三月初，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迫使高宗把皇位让给他三岁的儿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四月初，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礼部侍郎张浚闻讯，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高宗复位，苗、刘二将被处死。
高宗在仓皇逃跑的同时，还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高宗逃到江宁（今江苏南京）时，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被扣留。同年八月，又派杜时亮到金军求和。然而，使臣还在途中，金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南侵已经开始。金军仍分东、西二路，西路攻陕入蜀，东路则越过长江追击高宗。十月，高宗从临安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十二月初，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并决定下海避敌。接到金军逼近临安的消息后，高宗又连忙坐船逃往定海（今浙江镇海），继而渡海到昌国（今浙江定海）。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军攻占明州，高宗逃到台州（今浙江临海），被金军追击，高宗被迫逃往温州。二月初，金军退回临安。宋将韩世忠、岳飞分别击退两路金军，加上其他战场的胜利，金军被迫北退。高宗这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结束了四个月的海上亡命生活。次年，高宗改元为绍兴元年（1131）。绍兴二年（1132），高宗把小朝廷迁回临安。
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绍兴二年（1132），宋军逐步形成了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绍兴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临安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
为什么说宋高宗“偷安忍耻，匿怨忘亲”
宋高宗即位之初，就重用主和派黄潜善和汪伯彦，让他们分别参与政务，执掌兵权，一开始就暴露出他放弃中原，偏安一隅的思想。建炎元年（1127）十月，高宗退至扬州，从此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他根本就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在给金朝的信中卑躬屈膝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又说：“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并尊无二上。”
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宋高宗在朝内猜忌武将，重用奸佞。高宗猜忌武将一方面是源于宋太祖以来防范武将的家法，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原因，就是高宗害怕将领们恢复中原后，迎回徽、钦二帝，钦宗将会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高宗当然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颇能说明问题。早在建炎元年八月时，太学生陈东等就因上疏请求高宗北伐，迎回徽、钦二帝而被斩首。而高宗虽然在口头上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却只是迎回了徽宗的灵柩和自己的生母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乡。
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对将帅们更是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绍兴四年（1140），岳飞等在郾城大败金军，并得到抗金义兵的热烈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高宗却接连下令要岳飞退兵回朝，迫使岳飞不得不将十年之功毁于一旦。而高宗为了除去心腹之患，献媚金人，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征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真可谓一针见血。
尽管高宗一心只想偷安于东南半壁江山，总是积极谋求与金议和，并多次与金达成和议，但金却并不满足，一次又一次撕毁和议，挥军南下。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又一次南犯失败，金朝发生内乱，南宋朝野纷纷要求北伐，高宗却坚持屈己称臣，维持和议。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军民的抗战声中，高宗再也难以维持了，只好宣布退位。此后，他以太上皇的名义赋闲二十余年，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病死。
伪楚政权、伪齐政权是怎样创建并灭亡的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朝在废宋徽宗、钦宗二帝后，决定另设傀儡政权以统治黄河以南原宋统治区。三月，金太宗下诏册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在开封登基为帝，定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张邦昌是宋东光（今属河北）人，从宣和元年（1119）起在宋朝执政，以少宰身份先后陪同赵构、赵枢使金，同为人质。他力主割地求和，后升任太宰。四月初，金军在册封他为伪楚皇帝后，撒军北回。然而，开封的民众并不承认这个金朝册封的皇帝，部分旧宋臣僚甚至胁迫张邦昌退位，加上勤王兵马陆续赶来，迫于形势，张邦昌迎廢后孟氏为宋太后，并主动将玉玺交给赵构，这样，金朝为统治黄河以南地区而设立的伪楚政权，实际上仅历时三十二天便自行消灭了。高宗赵构即位不到一个月，张邦昌就被赐死。
伪齐是金继伪楚政权后在黄河以南重建的又一个傀儡政权。金军进军南宋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消灭南宋。金军在渡江追击高宗没有抓获后，不得不北返，并决定在已经占领了的黄河以南地区创建傀儡政权。建炎四年（1129）九月，金朝立刘豫为皇帝，作为金的子皇帝，国号齐，史称伪齐，建都大名（今河北大名东），次年迁都汴京（即原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刘豫，字彦游，阜城（今河北交河）人，原任宋朝济南知府。后降金，先后任金京东、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总管，子刘麟任济南知府。伪齐实际控制区为原北宋的京东、京西两路及淮南路的大部分地区，绍兴元年（1131），金又将新占领的陕西诸路划为伪齐辖区。这样，伪齐成为南宋与金的缓冲地区。
伪齐政权创建后，对内镇压抗金活动，并对南宋开展诱降。宋将李成、徐文、孔彦舟等先后投降伪齐。绍兴三年（1133），刘豫派兵攻陷南宋河南的唐州（今河南唐河）、湖北的襄阳府等地。但第二年又被岳飞收复。同年九月，金、伪齐联合进攻南宋。名将韩世忠大败金军于扬州，金兵被迫撒退。
绍兴六年（1136），伪齐再次攻宋，在滁州附近的藕塘镇（今安徽定远东南）又被宋将杨沂打得落花流水，伪齐从此一蹶不振。伪齐的表现让金朝大为不满，加之主张建属国的金太宗去世，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伪齐被废，金设行台尚书省于汴州。刘豫降封为王，绍兴十六年（1146）死于金朝。
宋金是如何争夺川陕一带的建炎元年（1127）冬，金军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南宋，兵分东、西两路，东路由粘罕为主帅，负责率军追击宋高宗，西路则由大将娄室率军攻陕窥蜀。西路军很快占领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军进入长安、凤翔。这年春夏之交，高宗正从扬州渡江南逃，因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而颇受高宗青睐的原礼部侍郎张浚此时已入知枢密院事，他对高宗建议说，关陕地区非常重要，如果金军由陕入蜀，东南也将不保，愿意身任其事。于是，高宗任命他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赋予便宜处置之权，全力经略关陕。七月，张浚到任。建炎三年（1129）十月，张浚置司秦州（今甘肃天水），练兵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任用吴玠、吴璘两兄弟为统制。南宋与金在关陕展开的争夺战从此开始，从建炎四年（1130）到绍兴四年（1134）前后五年中，宋金之间的战争主要有三次，分别是富平之战、和尚原之战及仙人关之战。
建炎四年三月，进攻江南的战事一结束，金军就将战略进攻目标转向关陕。七月，金军将领宗弼从建康渡江到六合后，随即引兵往陕与娄室会合。九月，张浚误以为金军主力还滞留江淮，合熙河、秦凤、泾原、永兴、环庆五路军四十万，战马七万多匹，在渭水北富平丘陵地带与金军决战，金军反败为胜，宋军五路皆溃不成军，史称“富平之战”。张浚退守秦州，再退至兴州（今陕西略阳）。
金军乘富平之战的余威，尽夺关陇六路。张浚命吴玠扼守大散关东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控制由关陕入汉中的要塞。绍兴元年（1130）十月，金军为了夺取关中，进窥川蜀，发兵进攻和尚原。吴玠选派劲弓强弩，发箭如雨，连绵不断，金兵稍退后，吴玠又派军邀击，激战三日，大败金军，宗弼也狼狈逃走，这是南宋在陕西最后一道防线的保卫战，史称“和尚原之战”。
绍兴三年（1133）春，金军和伪齐联合攻陷宋金州（今陕西安康），吴玠率数千兵马自河池一天一夜賓士三百里，赶到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北）救援，他把黄桔扔给金军，开玩笑说：“大军远来，聊用解渴。”金将大为吃惊：“来何速也！”然而由于叛徒告密，饶风关失守，吴玠退守河池南的仙人关，筑垒号“杀金坪”，严阵以待。绍兴四年（1134）二月，金将率步骑十万进攻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吴玠兄弟以万人坚守，以长刀大斧砍杀金骑兵得胜，金军被迫退屯凤翔（今陕西凤翔），史称“仙人关之战”。吴玠乘胜收复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凤州镇）和陇州（今陕西陇县）。
这三次战役，对争夺陕西、保卫川蜀安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金军从此“乃不敢窥蜀”。
两河、两淮的主要抗金义军有哪些金军南侵黄河、长江流域的时候，两河、两淮义军纷纷起来抗击金军。两河指河北、河东。两河地区的抗金义军，主要有八字军、红巾军和五马山寨义军。
八字军原是河北招抚使张所派遣王彦率领的七千官军。建炎元年（1127）九月收复新乡（今河南新乡），被金军打败后退到共城县（今河南辉县）西太行山地区继续抗金，他们以战士面部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抗金的决心而得名。八字军是太行山义军中最有名的一支，附近各地人民纷纷响应起兵，人数达十万以上，势力扩展到并、汾、相、怀、卫、泽等地区。八字军在王彦的领导下，多次打败金军，并夺回无数被金军掠夺的河南人民。八字军后来归属宋东京留守宗泽，与宋军并肩作战，功勋卓著。
河北路中部还有一支著名的抗金义军，即五马山（今河北赞皇境内）寨义军，是由武翼大夫赵邦杰在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冬组建的。建炎二年（1128）二月，和尚洞（今河北正定西）义军首领马扩被俘后逃出至五马山寨，被推举为首领之一。这支武装一度发展到几十万人，给金兵以致命的打击，后被金军挞懒所率主力攻破。
河东地区的抗金义军也很活跃，活动在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地区的被称为“红巾军”，以头包红巾为标志。他们在一次袭击金兵大营的战斗中，几乎活捉金兵主帅粘罕（宗翰），可见力量之大。遇见有从金兵蹂躏下逃亡出来的穷苦人民，红巾军总是设法供给他们口粮，并护送难民安全出境。
两淮地区的抗金组织被统称为两淮山水寨，这是两淮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他们依山阻水，据险负固，与金军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时间从建炎三年（1129）金军自江北徐、泗进攻扬州开始，到绍兴四年（1134）金军北还为止。其中著名的山水寨为泰州缩头湖水寨。这支武装的领导人张荣是梁山泊（今山东梁山南）渔人，两宋之际他把好几百人聚集到了梁山泊，攻击金军，人称张敌万。建炎三年金军攻扬州时，张荣率部南下楚州（今淮安）鼍潭湖筑水寨抗金，所部万余人。建炎四年（1130），张荣率船队南下通州，转入缩头湖作水寨坚守。金将挞懒带兵来犯，张荣弃舟登陆，围攻金军，迫使金兵北退。
这些由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金义军，给金军以沉重的打击，后来他们大部分都主动与抗金名将宗泽联系，接受宗泽的领导，准备合力大举北伐，然而没有得到高宗的首肯。宗泽忧愤成疾病死后，由他招抚的抗金义军也纷纷离去了。
钟相、杨幺起义是怎么回事钟相、杨幺领导的洞庭湖农民起义，发生在建炎四年（1130）二月。当时，正是宋高宗创建政权不久。农民之所以会起来反抗，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南宋一创建，就打着抗金的名号，巧立各种苛捐杂税，军队的馈饷和朝廷的开支，都要由江南农民来承担，老百姓赋税特别重，简直无以聊生。与此同时，两宋之际残酷的战争破坏也使人民无法生存。建炎四年宋王朝招募了一个人数过万的流寇集团，他们在匪首孔彦舟的带领下，窜到洞庭湖区，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钟相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于建炎四年二月十七日，发动起义。
钟相，武陵县人（今湖南常德）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早在起义之前的二十多年，他就在武陵一带利用“左道”为农民治病，联络各方群众。他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吸引了很多群众。
二月二十一日，钟相在其故乡创建农民政权，定国号大楚，自称楚王，改元天载，立子钟子昂为太子。鼎（今湖南常德）、澧（今湖南澧县）、荆南（今湖北江陵）的群众首先加入进来，起义军势力很快扩充到洞庭湖周围的十九个县，军队也发展到四十余万人。
三月，宋朝廷以孔彦舟为荆南湖南北路捉杀使，派他前往鼎州镇压起义军。三月十六日，孔彦舟派兵突袭钟相大营，钟相大败，父子战败被俘后均被杀害。
钟相起义失败后，余部继续战斗，其中以杨幺、杨钦、杨华势力最大。绍兴三年（1133）四月，杨幺自号“天圣大王”，拥立钟相少子钟子仪为太子做领袖。杨幺是一位青年农民，原名杨太，当地农民都称最小的孩子为“么”，杨幺是一个十分亲热的称呼。十月，宋荆南府制置使王燮总领舟师，率兵到达鼎口，与杨幺起义军展开大战，官军被打得狼狈逃窜，死伤无数，只好奔返鼎州。十一月，王燮所部又在岳州之南的阳武口被起义军用车船打得落花流水。同年十二月，宋朝廷派人招安，杨幺不予理会，杀了使者。
绍兴五年（1135）南宋朝廷派抗金名将岳飞前往洞庭湖地区镇压起义军。几个月时间，就招降了不少起义军，杨钦也率所部三千人投降。岳飞对降兵给予优厚待遇，南宋朝廷又对洞庭湖起义军根据地减免赋税。同时，岳飞加紧对起义军进行围剿，在环湖周围多筑堡垒，堡堡相连，切断了起义军与陆上的联系。又命令士兵砍伐树木，堵塞湖中要道，以腐木乱草垫积湖中，使起义军的车船优势无法发挥。岳飞派牛皋等进攻杨幺水寨，众多起义军将领投降，杨幺投水而死。余部夏诚寨也被岳飞攻破，杨幺起义最后失败。
第十二章
什么叫绍兴和议宋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绍兴七年（1137），金熙宗在挞懒等人的支持下，废伪齐，采纳挞懒的建议，准备把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到被金朝放回的王伦带回的消息，喜出望外，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及群臣的反对，任秦桧为右相，于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代他拜接金人诏书，金将原伪齐统治区河南、陕西地区划给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贡银五十万两、绢五十万匹。
然而，绍兴九年（1139）七月，金朝主和的宗磐、宗隽以谋反罪被处死，八月，挞懒也以谋反罪被杀。主战派斡本、兀术等掌权。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朝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却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可悲的是，宋高宗并没有让抗金将领继续战斗，反而一心只想与金议和，保住他的半壁江山。为了向金表示他议和的决心，正在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金军即将崩溃的关键时刻，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下令岳飞班师回朝。他不仅收回张浚、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领的兵权，还将岳飞逮捕下狱。绍兴十一（1041）年十一月，南宋与金达成新的和约：南宋继续向金称臣，以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绍兴和议”。从此，宋、金在大体力量相当的情况下，维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局面。
